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卿，都是一个拥有独断权力的诸侯，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汉宣帝也曾经做出过类似的努力，但宣帝死后，汉代却并没有走出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困局，甚至出现了新的失衡。而社会上，贫富分化问题也愈加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当秦代结束了战国的局面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塑期。汉代创建时，已经没有了传统的富翁和贵族，而是进入了普遍的贫穷。加上秦汉王朝都特别注意防止旧势力再起，将以前的豪门贵族都迁到首都去定居，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富裕阶层的力量。

但随着帝国的复兴、财富的积聚，大的沃尓沃很快又出现了。

比如，四川地区依靠冶铁发财的就有卓氏和郑氏。汉武帝的理财能手之一孔仅出自南阳孔氏，而南阳孔氏直到三国两晋时期仍然发达。鲁地曹县的陃氏（冶铁），齐地的刀氏（煮盐和贸易），周地的师氏（贸易），宣曲的任氏（粮食贸易），边塞的桥氏（马匹贸易），关中的无盐氏（金融）、田氏、栗氏、杜氏，等等，财势都闻名于世。

这些商人有一个共同点：最初大都是依靠机遇和头脑起家，当大家都处于同一起点时，他们更善于发现新的工业和贸易机会，并坚决地投身其中，成为社会的佼佼者。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大都是最先进的工业部门，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和工业化规模优势脱颖而出。

然而不幸的是，西汉的大商人也和后世的商人一样，在他们富裕之后，立即和权力粘在了一起。他们从事的工商业成为皇帝觊觎的对象，汉武帝出于扩大财政收入的目的，将资源收归国有。这些人要么被皇权所淘汰，要么投靠皇权，个人的选择余地并不大。

而出于工业管理的需要，汉武帝也必须依靠一批有经验的大商人帮助他创建国有企业体系。于是这些商人立即变成政府的座上宾客。当汉武帝把地方官的财政贡献当作指标来考核时，这些人在地方官眼里也变得不可或缺。

在西汉政府创建时的限权设计中，只考虑了对军队、官员的限制，防止他们对皇权产生冲击。但皇帝很少过问官员和商人的勾结，只要皇权是稳定的，这些勾结行为就是可以谅解的。

如果政府的定位只是仲裁者，不是市场参与者的话，那么也许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可一旦政府成为参与者，缺乏限制的权力立即会借机大捞一票，这就是官商勾结得以产生的契机。

如果说西汉前期的富翁大都还靠市场起家，那么随着后来官商渠道的打通，贫富分化的问题愈加严重。在任何有权力垄断迹象的地方，就会产生不正常的巨富，而权力垄断最集中之处，就是土地。如武帝时期的丞相田鼢，他的住处比别人的都豪华，又占据着最好的土地；在集市上买的东西都堆在道路上，院子里极尽奢华，后房里塞着上百的女人。至于其他稀奇古怪、声色犬马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

元帝、成帝时期的丞相张禹是另一个例子。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将儒术当成治国术之后，西汉的儒者大多以通一两本书著称。张禹学过《易》和《论语》，官至丞相。但这位儒者却对地产抱有很大兴趣，积攒了四百顷最上等的土地。

到了哀帝时期，大司马师丹更是提到，现在富人官吏的财产已经达到数亿钱，而穷人却更加贫困。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师丹和王莽在哀帝刚即位时推行了限田令，诸侯王、列侯不得去封地之外占有土地，其余人的土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可以有二百人，列侯、公主的奴婢限于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的奴隶限于三十人。诏令给人们留了三年时间进行整改，三年后调查，如果有超过规定的，就要惩罚。

一时间鸡飞狗跳，土地、人口的价格大跌。然而随后，哀帝宠幸他的娘家人，赐给董贤二千顷土地，早已超过了限田令的额度。由于皇帝首先破坏了规矩，这次限田令不了了之。

人们突然发现，中央的命令并不需要全部执行，只需要敷衍一下，等它慢慢被遗忘就行了。

汉代的巨富还和另一社会状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加危险的后果。

汉代的人才流通机制非常孱弱，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容易形成社会的结块现象。这个结块现象在三国两晋时期达到高潮，而当时的所谓“世家大族”，大都在西汉时期就开始形成了。

皇帝为了加强人才的流通，避免阶层的固化，采用察举制来发现民间的人才。但是，一旦权力和利益结合之后，察举制就逐渐失效了。负责察举的官员选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或者关系户。随着人才上升的信道被官僚阶层和富裕阶层（这两者往往是合一的）所垄断，社会结块、贫富分化就更加严重了。

贫富分化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争论：为了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应该管制经济，还是放松经济？

这在《盐铁论》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争论的双方都看到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层严重的现象，也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采取的方式却是截然相反的。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的桑弘羊认为，既然现在有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政府更应该毫不犹豫地介入，花大力气整治这种现象。整治的措施包括：禁止富户擅自从事工商业，把工商业交给政府垄断经营，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许可证制。这样，政府控制了经济和财政收入，就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来调节民间的财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来赈济灾民。

而桑弘羊的反对者认为，如果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应该让政府退出工商业，让民间自由地进入这个行业，达到平均地利的效果。管制带来的不是民生，而是更严重的不平等。

桑弘羊的“社会主义”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人类对于这个理想已经试验了几千年，每一次试验都会发现：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这些经验是通过实践总结的，很难从形而上的辩论中获得。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几千年前和现在争论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几乎没有区别。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照贤良、文学的观点，政府减少管制，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

答案出乎意料：同样也解决不了。原因仍然在于集权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权。当官僚集团复杂化之后，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权，也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

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问题在集权体制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