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母党专权

梁氏专权

李谅祚死，其子李秉常即位，是为夏惠宗。

秉常是李谅祚的长子，他的母亲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梁氏。当年李谅祚干掉没藏讹庞家族后，投桃报李，封梁氏为皇后，两人如胶似漆，感情好得不得了。之后，梁氏就给李谅祚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也就是秉常。现在李谅祚死了，秉常作为皇后所生的长子，自然会顺理成章地即位了。

秉常即位的时候只有七岁，还是个啥都不懂的孩子，梁氏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从此开启了西夏第二个母党专权时期。

梁太后摄政初始，就任命她的弟弟梁乙埋为国相，梁乙埋又给西夏朝廷来了次大换血，凡是重要职位，全选用自己梁家的人，于是乎母党梁氏一举掌握了西夏的朝政大权。

此情此景，与当初的没藏氏兄妹专权真是何其相似！可怜的西夏政权好不容易才摆脱没藏氏专权的阴影，紧接着又陷入了梁氏专权的泥潭，真可以算得上是国运多舛了。

当然了，梁氏专权与之前的没藏氏专权还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梁氏集团是汉人集团，一个汉人集团想要在一个党项族政权里站稳脚跟，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就必须努力获得西夏党项贵族的支持和拥护，而这又是很不容易的。

虽说梁太后手中有秉常这张王牌，可以利用秉常的名义发号施令，但是很明显，曹操那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效果有限，而且并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也就是说，梁太后必须找到别的牌，与“秉常牌”配合起来打才行。

梁太后想到了两张牌，第一张是行蕃礼。所谓蕃礼，通俗点来说就是党项族的礼仪。李元昊时期确立了蕃礼至高无上的地位，李谅祚亲政后，因为羡慕中原文化，加上与宋朝和解的需要，就改蕃礼为汉礼。现在梁太后要恢复蕃礼，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拉拢党项贵族，获得他们的支持。

可惜梁太后的小算盘打错了，她提出恢复蕃礼后，不仅西夏的汉族大臣坚决反对，就连一些党项族官员也不支持。

为什么党项族官员也不完全支持恢复蕃礼呢？这个问题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西夏前期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部封建化的历史。想当年李继迁开始创业的时候，其政权组织形式还比较原始，他奋斗了几十年，才使后来的西夏国稍具雏形，此后的李德明和李元昊都不同程度上推进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李谅祚改蕃礼为汉礼，也正是沿着这种轨迹走的。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不断地推进封建化，才能巩固新生的西夏政权，使西夏的国祚长久地延续下去，很多开明的党项大臣也都认同这样一条道路。现在梁太后要开倒车，自然不得人心，不反对她才不正常。

虽然有很多人反对，梁太后还是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强行恢复了蕃礼，真不知作为一个汉人，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梁太后的第二张牌是军事牌，也就是通过对宋朝主动发起战争来掠夺财物和人口，同时转移国内矛盾，与反对派一致对外。

通过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这一招在历史上也算古已有之，仅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很多朝代都用过这招，而且大多效果不错。但是梁太后走这一步却是一着不折不扣的臭棋。首先，夏宋双方实力悬殊，西夏对宋并无必胜的把握，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转移国内矛盾了，激化国内矛盾还差不多。其次，宋朝手中握有岁赐和和市的主动权，而岁赐和和市对西夏来讲至关重要，所以轻启战端，对西夏绝对弊大于利。

小打小闹

西夏乾道元年（宋熙宁元年，1068年）五月，西夏出兵与宋朝争夺筚篥城（又叫甘谷城）。此为梁太后掌权后与宋朝的第一战，此后，梁太后与梁乙埋又多次出兵进攻宋朝边境地区。而另一方面，宋朝人经过长期的战争磨炼，也早就摸清了西夏人的进攻套路、作战方法，对于如何抵抗西夏人的进攻也有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方法，因此虽然西夏多次出兵，但是并没有占到啥便宜。

与此同时，宋神宗下诏断绝了给西夏的岁赐，还下决心花大力气解决了一些不法商贩向西夏走私违禁物品的问题，态度十分强硬。

打仗占不了啥便宜，宋朝还断绝了岁赐，总体来讲西夏还是得不偿失，可就算这样，梁太后和梁乙埋似乎仍不打算停战讲和，对此我只能说，如若不是脑袋进了浆糊，是绝对做不出这种蠢事的。

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宋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梁太后派兵十万在距宋庆州不远的西夏境内开始修筑一个堡寨，名为闹讹堡。宋蕃部巡检李宗谅的耕地与此堡相近，他怕西夏人修好城后，以后会来抢自己的庄稼，所以先下手为强，自己率领一千多人开始进攻修城的夏军。

一千人打十万人，有个性，真有个性。

时任庆州知州的李复圭认为这是个打击西夏人的好机会，不可错过，所以东拼西凑了三千人，命偏将李信、刘甫等人领军，前去援助李宗谅。

一千人打十万人是愚蠢，三千人打十万人，也聪明不到哪儿去。

李信出兵时，李宗谅所部已被夏军击破，他本人也已经战死。当李信带兵来到闹讹堡前，准备攻城的时候，西夏人郁闷了：就修城这么几天工夫，都来了两拨宋朝人挑衅了，我们在自己的地盘上修城，招谁惹谁了？

看来宋朝人肯定是误会了，为了澄清误会，西夏人站在城头上大喊一声：“我们是来修城的，不是来和你们宋朝人打仗的（我自修堡，不与汉争）！”

李信哪儿管你这些，他不仅首先动武，而且持续挑衅，这下西夏人也急了：“你真要和我打吗（汝真欲战耶）？”

西夏人将部队分成两路，从侧面将宋军包围，就在所有人（包括李信自己）都以为宋军已经无力回天的时候，西夏将领又下令，“杀兵不杀将”，并主动把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放李信等人出去。

此战除李信等将领因夏军有意将其放回而逃出，其他宋军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宋军大败。

从这一战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梁太后和梁乙埋这些人如何喜欢发动战争，广大的西夏将士是极其厌恶战争的，他们在宋军刚来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不想打仗的态度，而且对宋军的再三挑衅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最后忍无可忍才发动反击，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放宋军将领一条生路，就是不想让冲突扩大化，避免恶化早已有裂痕的两国关系，可见这些西夏人的头脑还是相当清醒的。

西夏人头脑清醒，李复圭的头脑却仍然相当糊涂。李信大败逃回后，李复圭认为李信之败会拖累自己，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他无耻地杀了李信、刘甫等人，并再次派部将郭贵等人率军偷袭西夏的栏浪、金汤等城。当时这些城中并没有西夏军队驻守，只有一些老人和孩子，郭贵竟然下令将这些老幼全部斩杀。之后，李复圭以此为军功向朝廷报捷。

这一恶劣行为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史载“梁氏由此蓄怨”、“边衅大起矣”。夏宋之间的战争不再局限于小打小闹，开始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了。

战争升级

之后，梁太后集中全国兵力，分几路大军从宋朝环庆路攻入，四处转战。由于这次西夏兵势浩大，史称宋朝“陕右大振”。宋朝守边的姚兕、林广等将领虽多次战胜夏军，但夏军仍然死战不撤，他们杀了宋朝郭庆、高敏、魏庆宗等四五位大将，继续攻城略地。

就在宋朝上下拼命想退敌方法的时候，西夏主动撤军了，原来西夏的老对手吐蕃趁西夏远征在外，国内空虚，出兵深入夏境，大肆掳掠了一番，梁乙埋怕都城兴庆府有失，赶紧下令退军，宋朝这才算逃过此劫。

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宋熙宁四年，1071年）一月，梁乙埋听说宋朝在陕西五路新任命了42位将领，准备大举进攻西夏，以雪上次环庆被围之耻，便决定提前做好准备，在绥德城（宋朝得到绥州后，改其名为绥德城）以北修筑啰兀城，以此城来扼守横山要地。种谔认为，横山地区的西夏人早就想归顺大宋了，如果此时能出一支部队攻占啰兀城，那么西夏黄河以南的地方就将不保。他把这个想法告诉陕西安抚使韩绛，韩绛也很兴奋，认为这是个好计划，就命种谔率所部两万人马从绥德城出兵，进取啰兀城，沿途诸将皆受种谔节制。

梁乙埋虽然忙着修城，情报工作倒也做得不差，他及时侦察到了种谔的动向，率领夏军埋伏在铁冶沟（今山西横山县东），专等种谔到来。

名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种谔也不例外，他就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乖乖地钻进了夏军的包围圈，之后夏军合围，准备把宋军包了饺子。

宋军将士一看自己被包围，抵抗的决心就立马跑得无影无踪了，一个个惊慌失措，眼神中充满了绝望。身为主将，种谔很清楚现在的情况意味着什么，夏军的拿手好戏就是打埋伏，自己这些人恐怕要以死报国了。

正在这关键时刻，竟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宋宁州团练使刘阒率精骑前来支援种谔。这是个相当猛的猛人，夏军的箭嗖嗖地来射，他躲都不躲一下，带领部队四处冲杀。

宋军居然还有支援部队，这大大出乎了梁乙埋的意料，看到刘阒如此勇猛，梁乙埋决定放弃围歼宋军的计划，先撤。

梁乙埋一撤，种谔与刘阒刚好合并一处，包围了啰兀城。啰兀城守将、西夏都枢密使哆腊手中部队不多，只有三千人，这点兵力哪里是种谔的对手？宋军连胜五仗，哆腊被打成了惊弓之鸟，连天上刮的沙尘暴都以为是宋军进攻扬起的尘土，吓得弃城而逃，宋军轻而易举占领了啰兀城。

正如种谔分析的那样，啰兀城事关西夏横山地区的存亡，现在啰兀城丢了，就一定要夺回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梁太后下了决心，夺回啰兀城！

刚下定决心的梁太后就被泼了一盆凉水，没兵！原来梁太后对宋朝发动战争太过频繁，西夏人民不堪忍受这种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活，纷纷选择逃避兵役，梁太后几次在全国召集军队，却少有人响应。

找不到人，总不能自己亲自披挂上阵吧？再说就算自己亲自上，也起不到啥作用，梁太后一时犯起了愁。

不过很快梁太后想到了办法：向辽国求援。

小弟受了欺负，大哥你总得为我们出头吧？

西夏使臣到了辽国，辽道宗相当大方，答应发三十万大军相助，必替小弟出这口恶气。

可是辽国方面似乎是只见承诺不见行动，梁太后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辽国的大军。

不来也没关系，有您这句承诺就足够了。果然，西夏全国上下一听说辽国要发兵三十万相助，士气大振，这一次梁太后很轻易就召集齐了全国兵马，誓要夺回啰兀城。

再说宋朝这边。种谔攻取啰兀城后，知道西夏不会善罢甘休，为保啰兀城安全，他在啰兀城周围筑了永乐川、抚宁城、葭芦川等大大小小数个城寨，分别派兵戍守。

针对这种情况，梁太后确定了此次攻打啰兀城的战术：先攻占啰兀城周围的宋军城寨，最后总攻啰兀城。

不用说，指挥西夏这次军事行动的又是梁乙埋，对于这种事情他向来是很积极的。梁乙埋首先选择进攻抚宁城。抚宁城位于啰兀城南面，西夏若将抚宁城攻下，就能切断啰兀城与宋军大本营之间的联系，啰兀城也将成为西夏的囊中之物。

这一次，就连久经战阵、向来十分淡定的种谔也无法淡定了，据说他听说了夏军浩大的声势后，“茫然失措”，过了很久才回过神来。回过神来的种谔本打算写信召啰兀城守将燕达出兵救援抚宁城，可手却一直不停地抖，根本下不了笔，眼泪也止不住地流。

抚宁城是个小城，而且建于平原，无险可守，守军也只有一千多人，在西夏重兵的围攻之下，很快便失守了，城中的一千多宋军将士全部战死。

之后，宋军在啰兀城周围新建的几个堡寨都被夏军攻破，啰兀城成为了西夏重兵围困下的孤城。

啰兀城告急，韩绛急命庆州发兵相助，结果援军走到一半就出现了内讧，两千庆州兵在广锐都虞侯吴逵的带领下发动兵变，他们四处作乱，大肆掳掠，一时陕西大乱，连朝廷都惊动了。

这个时候保不保啰兀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平息兵乱，别让此次兵乱造成更大的损失。宋神宗无奈下诏，放弃啰兀城，城内宋军撤回宋朝境内。

撤？怎么撤？啰兀城被夏军围得像个铁桶一样，如何撤得出去？

不过，很快燕达发现城外的西夏军队似乎都撤了，他抓住机会，赶紧组织撤退。

于是乎，乐观的燕达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带着辎重走。

西夏军队虽然撤了，可他们既没打败仗，宋朝也无援军出现，撤得很是蹊跷。此时燕达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放弃辎重，轻装撤退，毕竟保命才是最重要的，可他却命令士兵保护着辎重撤退，实在是愚蠢至极。

果然，宋军撤出城后，梁乙埋派兵在宋军的必经之路上打埋伏，宋军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有时候，放弃就意味着拥有。

宋神宗的妥协

平心而论，夏宋啰兀城之战，双方应该算是打了个平手，宋朝夺取了西夏的啰兀城，西夏又夺了回来，双方损失相差不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场战争是发生在西夏境内的，这给西夏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耽误了西夏战争地区的春耕。这个问题是很致命的，毕竟没有了粮食，再老实的人也要造反。另外，因为梁太后屡次犯边，宋朝已经好几年没有给西夏岁赐了，这对西夏来讲也是一个很巨大的损失。西夏的综合国力毕竟无法和宋朝相比，再这么打下去，后果很严重。

所以在啰兀城之战后，梁太后及时派人到宋朝请和，希望两家能罢兵言和，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

宋神宗同意了。

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讲，宋神宗是不想同意与西夏讲和的。宋神宗是宋朝甚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思想、有抱负的皇帝，他即位的时候还不到20岁，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年纪。那时候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何宋朝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在外交上竟是如此懦弱，在军事上竟是如此不堪，不仅无法和辽国抗衡，就连西夏这样一个蕞尔小国，也常常把自己揍得体无完肤？

这当然不是他的错，是在他之前的几任皇帝共同“努力”的结果，学名叫“积贫积弱”。自身问题一大堆的宋王朝，自然不大可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长久的胜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一直以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西夏给自己造成的威胁的原因。

对于这些，宋神宗都明白，也都承认，但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太宗之后，真宗、仁宗、英宗几代对西夏采取的妥协退让的态度，太宗时期对李继迁好歹还算强硬，几次对其组织了军事围剿，虽说效果不怎么样，但好歹态度是端正的，也表明了对李继迁割据势力决不妥协的决心，可是从真宗开始，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先是真宗赐还了李继迁五州之地，之后又与李德明讲和，每年给人家岁赐，再后来岁赐越给越多，居然快赶上给辽国的岁赐了。

给岁赐也就罢了，如果西夏能像辽国一样，给了岁赐就老老实实，咱也就认了，可西夏就像一条永远也喂不饱的饿狼，给了它吃的，它还是要来抢，结果是钱花了，却没换来和平，宋朝仍然还要时刻防范西夏的侵扰，边境仍然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

这自然不是宋神宗想看到的，所以他即位后，对西夏表现出了异常强硬的态度，发誓要把西夏揍翻在地。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是有效果的，至少宋朝不再一直打败仗，有时候也能打打胜仗，这让他心里多少获得了点安慰。

但宋神宗绝不满足于此，他想要的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让西夏对宋的威胁永远成为过去时。

为此就必须调整政策，首先让宋朝自身变得强大起来，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在此之前必须先稳住西夏，别让这条饿狼闹得太凶。

所以宋神宗同意了梁太后的请和，虽然他心里很不情愿。

暂时的隐忍，只为最终的扬眉吐气。

如何才能让自身变得强大起来呢？宋神宗告诉我们：变法！

宋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给宋神宗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具体阐述了他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这与神宗想要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想法不谋而合，神宗在第二年即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

关于王安石变法，历来是有颇多争议的，有人说王安石是贤相，他的变法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拯救了江河日下的宋王朝；也有人说王安石是奸臣，他的变法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隐患，是他葬送了北宋。这个问题咱在这儿就不讨论了，毕竟咱这讲的是西夏史，不是宋史。我在这只说一点，那就是王安石变法对于北宋对付西夏，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首先，王安石变法增加了宋朝的财政收入，这为宋朝对付西夏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毕竟打仗是要花钱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仗就是打钱。后来元丰年间宋朝能够组织规模宏大的五路伐夏，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试想神宗手里若是没钱，他敢搞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吗？

其次，王安石变法中的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措施，都从不同方面改变了北宋军队的积弱程度。比如将兵法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保马法保证了军队战马的供应，军器监法保证了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王安石变法中的积极方面。

不过话说回来，王安石变法变的只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可要想彻底让西夏消停，只改变大政方针是不够的，还得改变战略战术，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宋神宗的第二大举措：开边！

说到北宋开边，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韶。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省）人，嘉祐年间进士，曾任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理参军，受到时任提点江西刑狱蔡挺的赏识。后来蔡挺调任庆州知州，王韶便随他到陕西了解沿边之事。正是在这一时期，王韶开始系统地调查沿边的情况，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边事的见解。

宋神宗即位后，王韶看出新天子想要励精图治、干出一番大事业，于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向神宗上《平戎策》，提出了自己的开边建议。

王韶的这篇《平戎策》，洋洋洒洒长达两千多字，块头可以算是相当大了。在这篇大块头的奏章中，王韶只讲了一个问题：经略河湟地区。

王韶认为，朝廷之所以一直没能制伏西夏，主要是战略战术有问题。长期以来，宋朝主要是在陕西一路对付西夏，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如此，这就使西夏人占尽了便宜。进攻的时候，他们可以集中兵力突破宋军防守的薄弱点；防守的时候，他们又有茫茫沙漠作为天然屏障，所以宋军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开辟第二战场，这样防守的时候两个战场可以相互协助，共同御敌；进攻的时候也可以几路出兵，使西夏腹背受敌，疲于奔命。长此以往，灭掉西夏指日可待，即使灭不掉西夏，宋朝也可以摆脱被动局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1943年5月，英美举行华盛顿会议，决定于1944年5月（后推迟到6月）在欧洲大陆实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从1944年6月6日开始，盟军在诺曼底这个弹丸之地投入了将近三百万兵力，最终成功登陆。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宣告了盟军在欧洲大陆第二战场的开辟，意味着纳粹德国从此陷入了两面作战，也敲响了轴心国的丧钟。

历史总是具有某种相似性的。夏宋此时的情况和上面提到的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即为明证。

在王韶眼里，最适合作为第二战场的地区，就是河湟一带。

河湟一带的吐蕃人自从唃厮啰死了以后就开始搞内讧，这是一个潜在的隐患，因为一旦西夏人趁着吐蕃内乱将其个个击破，夺取了河湟地区，那么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就不是西夏，而是宋朝了，所以河湟这一地区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方式方法嘛，王韶的意见也很明确，投降的就给胡萝卜，抵抗的就上大棒。总而言之，一定要得到河湟地区。

王韶的《平戎策》就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北宋朝廷炸开了锅，大臣们议论纷纷，支持者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宋神宗十分欣赏王韶的这一建议，他当即命王韶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专门负责开边事宜。

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王韶的开边准备工作却并非一帆风顺，比如他提出的开垦沿边闲田的建议就遭到了朝廷内守旧派的指责（不明白此事有何不妥，大概是因为王韶是个改革派吧，凡是改革派提出的就一定要反对，这就是守旧派的原则），幸好王安石力排众议，在宋神宗面前替他说尽了好话，王韶才可以继续他的开边工作。后来随着王安石变法的不断深入，朝廷贬了一些守旧派大臣的官，又设立洮河安抚司，命王韶主持安抚司的各项事宜，王韶这才算放开了手脚，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之后的几年里，王韶用极其辉煌的战绩向世人证明，开边是一项十分英明的决策。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王韶只带随从数人前往河湟吐蕃大首领俞龙珂的营帐，对其晓以利害，劝他归顺大宋，当天晚上王韶即留宿在俞龙珂的营帐里，以表诚意。俞龙珂大为感动，觉得王韶这哥们太够意思了，随即率部属十二万人归附宋朝。

熙宁五年（1072年）七月，王韶率军大败武胜城（今甘肃临洮）吐蕃首领瞎药，迫使其2万户部众投降。宋朝升武胜城为熙州，建熙河路，以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兼熙州知州。

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王韶采用闪电战的战术，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长驱直入，行程近两千里，杀敌数千，一举收复河州、岷州、洮州等五州之地，招降吐蕃部族30万户，河州吐蕃首领木征败逃。

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木征趁王韶回朝，率众包围河州。王韶闻听此事，火速返回熙州，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直攻木征大本营定羌城（今甘肃广河），木征连战连败，黔驴技穷，只好率其手下八十多位酋长向王韶投降。

短短几年时间里，王韶连战连捷，收复熙州、河州等六州土地，幅员两千多里，招降几十万户，如此功绩为北宋开国以来所未有。神宗心里乐开了花，他升王韶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又将自己身上的一条玉带赐给王安石，以表彰其力排众议坚决支持王韶开边的功劳。

母子之争

熙河开边对于宋朝来讲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历朝历代对神宗时期的这一次拓地行动无不表示肯定。但是，从事物的两面性来考虑，熙河开边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其中对宋朝损害最大的一点就是，把昔日共同对付西夏的重要盟友推向了西夏的怀抱。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当初西夏和北宋对于吐蕃都采取了拉拢的策略。吐蕃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以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决定傍宋朝这条粗腿，和宋朝共同对付西夏。可现在神宗尚未过河，居然开始拆桥了，这自然不能被广大的吐蕃人民所接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吐蕃那些未被宋朝打击和招抚的势力势必要重新寻找盟友，来帮助自己反抗宋朝的兼并，在当时的环境下，符合这一身份的，只有西夏（辽国离得太远，鞭长莫及）。

宋朝与吐蕃关系的变化没有逃过梁太后那敏锐的眼睛，很明显，宋朝对吐蕃的吞并是一种自断臂膀的行为，此时正是拉拢吐蕃的绝好时期，不可错过。

梁太后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宋熙宁五年，1072年）一月，梁太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吐蕃大首领董毡的儿子蔺逋比，实现了西夏与吐蕃自李继迁以来的首次联合。

西夏大安二年（1076年），满朝文武大臣强烈要求梁太后结束垂帘听政，让秉常亲政。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毕竟秉常已经16岁了，完全可以亲政，梁太后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所以尽管她心里极不情愿，还是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秉常虽然亲政，但是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名义上的亲政，朝政大权仍然掌握在梁氏家族手中，毕竟梁氏家族在朝中根深蒂固，很多重要的部门都有梁家的人，最重要的是，梁乙埋仍然是国相，他现在的权势正炙手可热呢。

尽管如此，梁太后似乎仍然不太放心，她把梁乙埋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侄女嫁给了秉常，并立为皇后，即后来的小梁太后。

此情此景，不过是当年没藏讹庞专权的翻版罢了，唯一不同的是，没藏讹庞的女儿嫁给谅祚的时候，没藏太后已经死了，梁乙埋的女儿嫁给秉常的时候，梁太后还活着。

这充分说明，秉常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亲政，要走比他父亲更长的路才行，毕竟当年谅祚只需要对付没藏讹庞一个人，现在的秉常却要对付梁太后与梁乙埋的组合，难度更大。

不过相比于自己的父亲，秉常还是有一定优势的，那就是谅祚当初是孤军奋战，身边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现在的秉常却有一大批大臣聚集在他周围，前面提到满朝大臣要求梁太后还政于秉常，即是这些人作用的充分证明。

各有各的优势和强项，这注定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西夏大安六年（1080年），第一回合较量开始。

一月，李秉常在亲信大臣以及皇族的支持下，下诏令全国从今以后停行番礼，改行汉礼。

当初改汉礼为番礼是梁太后亲自制定的决策，现在秉常要改过来，矛头自然直指梁太后。

哎，秉常毕竟还太年轻，根本不懂得韬光养晦的道理。此时的秉常实力还太弱小，根本无法和梁家相比，所以目前的正确策略应该是表面上努力装好孙子，暗地里偷偷发展自己的势力，等到实力达到可以翻脸的程度，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招制敌，自然大功告成，当年他爹就是这么干的。再看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数不胜数。远的不谈，隋朝时杨广与他哥杨勇争夺太子之位，杨广就在独孤皇后跟前装孙子（当然也在杨坚跟前装，但主要走的是夫人路线），把独孤皇后哄得那叫一个高兴。杨坚本人比较怕老婆，独孤皇后这枕头风一吹，杨坚就动了换太子的心思，加上杨勇的表现确实差劲，杨坚就废了杨勇的太子之位，改立杨广为太子。

安史之乱前，安禄山也没少在唐玄宗面前装孙子，唐玄宗一高兴，就让安禄山当上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20万重兵。后来安禄山翅膀硬了，自然不再认唐玄宗这个干爹，说反就反了。

铁一样的事实证明，装孙子这招可谓屡试不爽，实乃抢班夺权、对付大敌的不二选择。

现在的李秉常在实力不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出击，实在凶险，让人不得不替他捏一把汗。

果然，秉常此令一出，大臣中那些依附梁家的人就开始大唱反调，劝秉常别这么干。

梁太后更是气得不轻，心想，刚让你亲政你就不把老娘我放在眼里了，连我当初定下的规矩都敢改！

不过气归气，梁太后却并不冲动。很明显对方是来者不善，一上来就出杀招。没看到秉常的那些亲信全都撸起袖子上阵了吗？此时绝不能以硬碰硬。

梁太后决定来招软的，先对秉常好言相劝，看看对方有没有松口的可能。于是梁太后和梁乙埋轮番上阵，对秉常反复相劝，希望秉常能够回心转意，勿行汉礼。

秉常没答应。

秉常在实力不济的时候就敢向梁太后叫板，此时自然更不肯答应，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决一死战的势头，就连空气中似乎都充满了火药味。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梁太后要反击的时候，梁太后却让步了，她见劝秉常无效，索性不管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老实讲，如果硬碰硬的话，秉常未必会是梁太后的对手，梁太后不可能不明白这些，可她为何又退缩了呢？

我认为这正是梁太后的可怕之处。此时固然可以把秉常撂翻在地，然后自己继续垂帘听政，可仅凭这样一件小事就这么干，实在难以服众，搞不好会国内大乱，到时候自己就算赢了也是惨胜，实在划不来。

所以她选择了忍让：我惯着你，让你先跳吧，看你能跳多久！

第一回合，表面上秉常赢了，实际上他不仅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他正一步步朝梁太后给他挖好的陷阱走去。

可惜秉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一次的胜利让他觉得，敌人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看来自己高估了对手。

于是乎他打算再接再厉，争取早日把梁氏集团除掉，实现真正的亲政。

西夏大安七年（1081年），第二回合较量开始。

三月，秉常的心腹大臣李清向秉常建议，把西夏黄河以南的不毛之地归还宋朝，以改善两国关系，并可借助宋朝的力量来削弱梁家的势力。秉常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就打算派李清亲自去宋朝联系此事。

可惜这俩人保密工作没做好，此事被梁太后知道了，梁太后大怒，发誓要杀了李清，而且绝不轻饶秉常。她与自己的亲信兼面首（没想到梁太后也好这一口）罔萌讹商量了一下，决定诱杀李清。他们摆了一桌酒席，然后请李清来赴宴，李清哪里知道这是鸿门宴，傻乎乎地就去了，结果一进门就被周围冒出来的壮汉们五花大绑，之后就被梁太后杀了。

杀了李清后，梁太后一不做二不休，派人把秉常幽禁在兴庆府的木寨，距皇宫只有五里远，这样秉常有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就这样她还不放心，又命梁乙埋与罔萌讹等人拆了通往木寨的桥梁，让秉常从此再无翻身的可能。之后，梁太后历数秉常亲政后犯的种种错误，宣布再次垂帘听政。

第二回合，秉常完败，梁太后完胜。

上次秉常改行汉礼梁太后没动手，是因为那件事情太小，动手后很难服众，所以她才选择了暂时让步；此次秉常想主动割地给宋朝，此事若任由他胡来，那将是对西夏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自己及时阻止了这种悲剧的发生，满朝大臣应该没什么好说的了吧？

看来梁太后低估了支持秉常的那些大臣对秉常的忠诚程度，他们固然没有实力发兵讨伐梁太后，但拥兵自固还是没有问题的。梁乙埋几次以银牌（西夏最高规格的令牌）诏谕这些人归顺梁太后，可惜一个响应的都没有，一时间西夏国内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