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明遇上大清：“三矿徒”的投名状——入寇宣大

努尔哈赤时代，投降后金的汉官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努尔哈赤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女真人与汉人关系紧张，高度对立，受连带汉人也不受信任。努尔哈赤规定汉官不得乘马，死后其妻子儿女要成为女真人的奴隶。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即使是汉官积极性也不高。

皇太极上台后，一改他老爸的仇视汉人政策，积极笼络汉官，对汉人的态度也有相当大的改善，至少比努尔哈赤那时要好多了。以前汉官不受信任，汉人文官在后金更是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但皇太极很看重汉族文人，特别重用汉人文官，皇太极能有这个觉悟也得益于他自己的文化修养，因为他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一一个可以读懂汉文书籍的人。

后金汉人文官里最受重用也最有名的就是汉文程，当然还有很多，皇太极在崇祯二年（1629）特意设立了一个文馆，安排汉人文官轮番当值，做他的顾问。

皇太极对带着坚船利炮大批人口成建制投降的孔有德、耿仲明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投降后，皇太极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所领旧部驻守东京辽阳，保留原有编制，不分散，不拆分，自成一军。其余随来百姓安置在鞍山、盖州，不愿去的就近安置在辽阳。

崇祯七年（1634）五月初五，皇太极对后金军队编制重新调整，在八旗之外，又新设了两支新军，这就是都元帅孔有德的“天佑军”，总兵耿仲明所部隶属孔有德的“天佑军”；总兵尚可喜的“天助军”。为了避免混淆，专门为两支新军指定了旗帜颜色，与八旗相区别。

皇太极四月初十收编尚可喜，“三矿徒”凑齐。五月初五，皇太极就重新编定后金军队的战斗序列。五月十一日，皇太极责令他的心腹谋臣范文程给“三矿徒”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下达命令，令三人于五月十九日率领部队到沈阳集合听候调遣。先锋部队于五月二十日出发，主力大部队五月二十二日出发。这次皇太极的目标既不是关宁防线，也不是北京，而是明朝的另一个边防重地宣大——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

皇太极的一贯风格是不走寻常路，不攻关宁防线是实在啃不动，不去北京是不想跟明军主力搅在一起，尽管后金军不怎么怕明军，但被几十万人围着，心情也不会很愉快，而且，这次主要是为了抢劫，不是打仗。所以，皇太极这次还是尽量避开北京，开拓入关的新路线。

后金都元帅孔有德、总兵耿仲明、总兵尚可喜随八旗先锋部队于五月二十日第一批出发，后金大汗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率代善（努尔哈赤第二子）、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德格类（努尔哈赤第十子）、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豪格（皇太极长子）、岳托（代善长子）、硕托（代善二儿子）、萨哈廉（代善三儿子）等带领主力部队第二批出发。后金为这次西征动员了十万兵力，后金八旗精锐几乎倾巢出动。

崇祯七年（1634）七月初，后金军进入宣府地界。七月初八，皇太极下令大军兵分四路，分进合击，最终目的地指向大同。

贝勒德格类率领两蓝旗主力及从征的蒙古兵组成的东路军从独石口入塞。

独石口长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赤城县北，是明长城宣府镇上的一座重要关口。独石口长城在冀北山地与坝上草原的交界线上，是沽水入塞的山口，是由草原进入山地的隘口，更是明代宣府（都司）防区重点设防的关口。独石口素有“上谷咽喉，京师右臂”之称，因关口处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孤石而得名。

代善、萨哈廉、硕托父子三人率领两红旗及从征蒙古兵组成西路军，从得胜堡入塞。

得胜堡是明长城大同镇长城防线上的重要堡城。当年是为了防蒙古骑兵，现在又要面对女真骑兵。

贝勒阿济格、贝勒多尔衮、贝勒多铎同母三兄弟率领两白旗及从征蒙古兵从龙门口入塞，进攻宣府。

皇太极亲自率领两黄旗主力、新归附的汉军从尚方堡入塞。这一路的兵力最多，阵容也最为豪华，贝勒阿巴泰、贝勒豪格、“山东三矿徒”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在军中随同出征。

后金军四路分进合击，进展顺利，先后攻占代州、应州、朔州、灵丘。八月初，后金几路大军陆续抵达大同。

势如破竹的后金军在大同终于停止了前进，因为守在这里的是名将曹文诏。对曹文诏而言，这次守大同既是卫国也是保家，因为他就是大同人。

曹文诏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他是山西大同人，早年却在辽东从军。他跟过的领导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对，曹文诏也是关宁军出身，关宁铁骑是明朝最精锐的骑兵，曹文诏更是在战场上生动展示了关宁军彪悍的战斗力。

故事到曹文诏身上却有了转折，那就是关宁军的主力长期在关宁防线，那里才是他们的主战场，但令曹文诏大放异彩的地方却在关内。己巳之变，曹文诏随关宁军入关，因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出色表现，崇祯三年（1630）七月，曹文诏被提拔为延绥东路副总兵，带领一部关宁军入关征讨农民军。此后的几年几乎就是曹文诏的个人表演时间。在关内战场，曹文诏转战千里，逢战必胜，没有敌手，旌旗所向，敌人望风披靡。

在关内，曹文诏基本上是追着敌人打，各路农民军见了他都躲着走。那几年，山西、陕西的农民军十分活跃，各地频频告急，曹文诏就成了“救火队长”，忙着在山西、陕西到处救火。

眼看大功告成，后金打来了，曹文诏又奉命率军北上，再次到北部边防“救火”。

奉命“救火”的不只曹文诏，吴襄、吴三桂父子也奉命率兵入关增援。

当时，山西战局危急，但明朝更担心的是皇太极率军东进，威胁北京，再来一次兵临城下。上次北京城下的血战至今仍令京城百姓心有余悸。为了保卫北京，阻止敌人东进，朝廷下令昌平总兵陈洪范守居庸关，巡抚保定的都御史丁魁楚严守紫荆关、雁门关。

之前在大凌河之战作战不力被撤职的吴襄因入关平叛有功，加之上面有人，很快又被提干，升任宁远团练总兵。

八月，后金军逼近宣府，昌平告急。当时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的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傅宗龙。几乎明朝前线大帅都有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这两个头衔，从杨镐到熊廷弼再到傅宗龙都是如此。

危急时刻，傅宗龙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关宁军，急调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入关，屯驻关外前屯、中后所的关宁军多半被调入关内增援山西战场。

宁远总兵吴襄率领6000援兵入关，沿途掉队的不少，到了怀来，一数，还有5000兵。这时另一支关宁军在祖大弼、王应晖率领下进驻昌平，为宁远兵后援。

八月初九，尤世威派祖宽、杨国柱带兵进入大同。八月十二日，吴襄率军也来到大同，此时明军与后金军主力齐聚大同，关宁军与后金军在大同城外反复拉锯。虽然后金军占据上风，但明军打得也很顽强，吴襄所部一度陷入被动，但祖宽率领的关宁铁骑再次发威，打退后金军，双方在大同打了10多天，谁也没占到大便宜，基本打了一个平手。

八月下旬，后金军率先撤退，他们是来抢劫的，但关宁军挡在前面，他们进不去，抢不成，不愿打消耗战的皇太极选择主动退兵。

但来都来了，总要抢点再回去，后金军回军途中分兵四出，在张家口、万全、沙岭等地大肆抢掠，对后金军来说，这才是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跑了那么远的路，爬了那么多的山，可不是来跟关宁军玩骑兵分组对抗训练的，老婆孩子在家等着呢！不多抢点，回去怎么交代！八旗兵抢劫的劲头明显高过打仗，抢得热火朝天，闹得鸡飞狗跳，这些地方靠近京城，虽然皇太极没打算去北京，可崇祯不知道，眼看八旗兵步步逼近，朝廷不得不在八月下旬第二次征调关宁军入援。在崇祯心中也就关宁军还有战斗力，能跟八旗军正面交锋。祖大寿得令后不敢怠慢，第二批关宁军由祖大寿亲自带队入关增援。祖大寿率领4000名关宁军进驻密云，保卫北京。这次出兵，辽东总兵祖大寿还带上了“新兵”吴三桂，祖大寿的本意也许就是让吴三桂出来见见世面，历练历练，没承想，正是这个安排救了吴襄的命。

且说后金军抢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打包往回走。朝廷在发现后金军有撤退的迹象后，马上派兵追击，奉命追击的就是吴襄。吴襄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差事，后金军可不是那么好追的，他们最喜欢在撤退的路上打埋伏。但军令如山，又不敢不去，于是就在路上徘徊，尽管一路上小心翼翼，走到密云附近时，果然还是钻进了后金军的埋伏圈。恰巧吴三桂正跟着舅舅祖大寿在密云，听说父亲被围，吴三桂当场就带了几十个家丁冲了进去，硬是在万军丛中将吴襄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有名的吴三桂战场救父的故事。

后金军在山西一带转战两个月后，从容撤军而去。

崇祯八年（1635）九月，宁远团练总兵吴襄，因为在战场上行动迟缓畏敌怯战被再次撤职，这次问责风暴，很多大人物也丢了官帽，负有直接责任的宣大总督张宗衡被撤职；增援不力的蓟辽总督傅宗龙也被削职为民，遣送原籍，回家做老百姓。只有西协副将祖宽表现不错，被提升为援剿总兵。

从朝廷战后对几位指挥作战高官的处理上，就知道这又是一次灰头土脸的败仗。

宣大之战后，皇太极一度放松了对明朝的攻略，因为他要集中精力对付另一个劲敌，也是明朝在塞外的战友蒙古察哈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