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盛世卷——三百年间他第一

这个人就是范仲淹。他很清楚，要达到上面推论的结果，就必须得回到最初的原点——搞定阎文应，先把吕夷简在皇宫里的黑手砍掉。

这实在有难度，阎文应的罪证本就模棱两可啊，也正是因为这个，阎文应才敢、吕夷简也才敢强留在京城里。但不要脸的，永远都比不了不要命的。范仲淹的本质，就是在做任何事时，都要做到一个极致。他现在要不顾一切地参倒阎文应，所使用的招数就比那些台、谏官员强悍上百倍。

可以说是大宋三百余年里文官系统里所仅见。他绝食了。从上书弹劾阎文应那天开始，他就把自己的长子叫到了身边，告诉他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这次“吾不胜，必死之。”与奸相、阉党势不两立！然后绝食开始。就是要让皇帝明白。

不管有没有罪证，阎文应必须处罚，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你看着办吧。

在这种压力下，知谏院方面的姚仲孙也同时再次上奏，才把阎文应赶出了京都。结局很奇妙，出了京城的阎大太监没走多远，就死在了路上。这似乎有点耐人寻味，说死就死，正常死亡？如果一定要再找出点发问的理由，可以参照一下阎太监的发配地点——岭南。

北宋时期的岭南可不是现在的旅游胜地，其恶劣的程度可以直接发放死亡证明。从这时起，直到北宋亡国，官员的处罚除了直接砍头之外，发配岭南就是最严重的了。

事情截止到这里，言官与范仲淹已经胜利，他们既定的所有目标都已经达到。阎文应死了，吕夷简的宫中黑手也被斩断，那么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恢复正常工作了？就算要继续斗下去，也得讲究一下节奏，至少也要让年轻的皇帝有个喘息适应的机会吧。

赵祯也正是这样想的，他去举行郊祀大典之后，照例加恩百官，但这次有额外。他加封宰相吕夷简为申国公、参知政事王曾为沂国公。潜台词很明显，杀了阎文应朕有点抱歉，但朕还是很信任你的，吕夷简，你好好干，我很喜欢你。

这同时也是给朝臣们的一个信号，首相大人并没有失宠，这事儿结束了，再别揪着不放。别来烦我！可是这对范仲淹无效，再次重复一下前面说过的话，范仲淹不论做什么，都会达到一个极致。他已经认定了吕夷简是个奸邪，那就一定要把他扳倒，这其间绝对没什么斡旋、折扣可打，不是我死，就是他死！

但他绝不鲁莽，大宋三百余年间第一人做事是超级严谨、细致、入微、有理有据的。他要花巨大的精力来做一件事，这件事完成后，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会赞同他，那时就是吕夷简势力崩溃，身败名裂之时。

《百官图》，这是范仲淹精心绘制的，详细记载着近年以来，吕夷简当政之后，文武百官的升、迁、降、谪之路的列表。其中一一指出，哪些官员的升迁是正常的，哪些是吕大宰相一手遮天，强升暗降的。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大宋律法为准绳，清楚明白地挑明了一切。

陛下，只要您认字，只要您稍有一点点的公道之心，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再不采取措施，就得“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了！”到底是姓赵，还是姓吕？这个没有谋策定国之功如赵普、也没有挽危局扭乾坤重立江山之功如寇准的小小太平宰相，居然嚣张到了这步田地，陛下您不废了他，还等什么？

如上所说，完全成立，范仲淹百分之百地深信，只要这张图递上去，让皇帝看上十分钟，吕夷简的死期就到了。

但事实永远都出人意料，这样的重量级作品呈交了上去，只换回来了吕大宰相的八个字：“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这个小同志，是个只讲大话，不通世务，不切实际，只想搏出位争名利的人。之后这个《百官图》就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范仲淹气得都快爆炸了，我们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下，这个《百官图》是容易做出来的吗？先说一下得有怎样的心胸和抱负才会想做这件事，这几乎把现有的官场完全涵盖，把每一个同僚都扯了进来，揭老底、报出身，从根子上分出来三六九等，这得得罪多少人？！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得罪，还有办法再挽回吗？

这是决心，再说具体工作量，想一下范仲淹才刚刚回京，他就算已经到开封府上班了，可以充分利用手边的资源来了解官场，解剖官员，把每一个人的履历都弄到手，但那又得需要多少个工作时？最后还得咬紧牙关，拼着一身剐，才敢于把它交上去。

试想这一步步，是多么的不易、艰辛、勇敢、华丽，而且还那么的……影视啊。联想一下现代，我们每个人都看过了太多的反腐败、反黑恶的电影电视剧，那么多的黑帮、赃官不都是这样覆没的吗？比如，某个涉黑犯恶的大集团，多年横行霸道，没人敢管，终于有一位铁肩担道义的英模人物费尽心机收集证据，上交中央，然后黑恶势力曝光，就此完蛋。于是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各级领导泪花盈盈走上前来，对英模说，好样的，继续做，我们永远支持你……不都是这样的吗？为什么轮到范仲淹就不行了呢？！

为什么呢？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悲哀，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太黑暗，吕夷简太厚黑！而皇帝陛下……还没有清醒，那么他就得再去做。

有进无退，就事论事。不是说我迂阔、无实吗？好，我就要让你们都看到我到底怎样。范仲淹连夜赶写了一篇奏疏，里面具体论事，集中在四点上。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四、论推委。完全与现实朝政挂钩，与当时人物联系，直言无讳，让天下人都看到，我范仲淹不仅有胆，更有见识，一点都不迂阔。

而且在最末尾，他还加上了这样一句：“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

这是个典故，发生在西汉。张禹是成帝的宰相，非常得宠，可以在家里办公，得病了皇帝都要登门慰问。成帝的妈妈叫王政君（注意，与王昭君无关），汉朝的外戚权柄极大，从刘邦的吕皇后开始直到东汉末期的何太后，哪个都让自己的儿子、孙子发抖。其中这位王政君的抖动量超大，因为她的娘家侄儿就叫王莽。

王莽在几十年后崛起，篡夺汉朝江山，就是张禹做的好事。此人力保王家忠诚，在汉成帝期间，封王太后的哥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位列三公以上，并且把他的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同日封侯，史称“五侯”。王家就这样坐大，再也没法控制。

范仲淹举出这个例子来，用意非常明显。吕夷简就是宋朝的张禹，他现在不讲原则，胡乱任命，说不定哪里就藏着王莽，早晚有一天会血洗赵氏，毁掉宋朝天下！

这就没办法了，他已经不留后路，把吕夷简往死路里推，同时把自己也扔上了悬崖。你死我活，看来只有这个结果了。但是这次的结果更加出人意料，上次是《百官图》，这次是四项原则，哪一个都条条是道，有理有据，要想驳倒看来得花上八项原则，十六项原则那样的规模。

但郁闷的是吕夷简只回了12个字——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你说的那些我统统抹杀，拒不回答，因为你这样说话本身就错了。“越职言事”，你现在是开封府尹，不是知谏院的右司谏，朝廷有规矩，乱讲遭雷劈，先认清你自己的错误！

范仲淹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相反吕夷简在他心里面变得加倍恶劣。他看清了，这就是个政治流氓。对自己所提出的真材实料的证据完全避而不答，前后只用了20个字的官腔，就想把这些罪恶都遮过去。想得美，门都没有！

他再次拿起了笔，保持自己严肃认真的好素质，就事论事，根据吕夷简这次的12个字继续上书答辩。我是对的，道理、甚至真理都在我这边，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澄清，就算有人不懂，我也要把他们教育懂了。

这就是范仲淹的行为和他的想法。多么的坚贞、倔犟、可爱，但又幼稚啊。其实一句话就足以看到他的结局——你不是在课堂上，你是在官场上。这是谁说得对，谁就会胜利的地方吗？就是争一块豆腐，也是斗争，而要斗争就要有势力。

不过要说明的是，这时的范仲淹已经有他的势力了。那就是他的力量之源——道德人心。这个事必须得仔细地说明一下，范仲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一个潮流。更准确地说，他是让一些问题尖锐化、表面化的导火索。那就是宋朝文官们的平静中的分流。

宋朝的文官太幸福，从宋太宗开始就泡在蜜水里长大，而且水里的甜分还不断地增加，幸福啊，过了度就产生了副作用。文官们、士子们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追求更大的甜分，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宰相说怎样就怎样，一点出格过分的事和话都不说不做，一切只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另一派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向往着精神方面的崇高伟大，一切的言行思维，都向远古时代的无比清高的绝种人类靠拢，即“君子”们。

严格地说来，这些君子的向往者、跟随者们也要钱，至少是不拒绝钱，但他们把一些东西看得更高。比如，国家的兴旺要比个人的幸福优先，民众的思想教育要比个人的声色娱乐优先，甚至皇帝的品德操守、工作态度，要比自己的性命、全家全族的性命优先！

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任何代价。按理说，这的确是好的，没有异议的好。但有一点，怎样才能界定国家的兴旺、民众的思想、还有皇帝的品德是否优秀呢？“君子”们的标准就真的是绝对正确的吗？

这是个尖锐、实际的问题。简单点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世上真有个不变的、永恒的尺度吗？你真的相信自己永远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吗？如果不能，你凭什么去要求别人，甚至命令别人去服从？

那对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呢？

身在现代，以上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在进步，思维无永恒，可在宋朝仁宗景祐三年时，这些问题早就有了终极答案，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也就是他的势力，绝对坚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其信心的来源，就在于熟读的圣贤之书，以及自己优秀的个人品德操守。

我按照对的做了，所以只要你们与我不同，那么你们就是错的。就这么简单。这是不是显得很无聊，很幼稚，或者很霸道？不，一点都不，这些就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一样，是人类曾经的真理。

并且要强调一下，如果上面的思维状态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而不走样的话，那么宋朝就不会有所谓的南宋，北宋就会一直存在。它之所以灭亡了，就因为连这样的准则都没法坚持，后来的争斗根本就与对错无关，只与意气有关，只与恩怨有关！

好了，回到当时，我们来看一下范仲淹的势力都包括了哪些人，以及他们的结合方式。人，基本都很年轻，职务大部分都在馆、阁之间，比如，天章阁待制李绒、集贤院校理王质、秘书丞、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馆阁校勘欧阳修。

这都是些文学闲职的年轻人，共同的特点是学问好、才学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一起，除了举国科考制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追求分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词文章。比如，欧阳修，他进开封城没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这个小圈子，与他在文艺复兴之都——大宋西京洛阳钱氏沙龙里的显赫声名有关。

于是乎，这些了不起的年轻人们就都聚在了一起，每日里行风雅之文，忧天下万众之事，日子过得既轻松又神圣，直到他们的带头大哥范仲淹与黑恶势力交上了火。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之后才有吕大宰相的12字回批中的“……荐引朋党。”

朋党，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啊，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两个字，往远里说，把大宋的江山社稷给毁了；往近里说，你们把范仲淹直接废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孔、孟诸贤的圣人语录里并没有“祖宗家法”等内容，他们不该懂的什么都懂，而该懂的，却都不屑一顾。

“祖宗家法”，其中有言者无罪，但更有“异论相搅”。这一条不懂的话，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宋朝的官家们思维最核心的那部分是怎样运作的。

所以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就一直郁闷地生存、抗争、理想、破灭、继续抗争……直到沧桑到死。就像他们这时刚开始，就莫名其妙地遭受了第一次打击。

无论范仲淹怎样答辩、追问，吕夷简的12字箴言威力无穷，皇帝的处罚颁布——剥夺范仲淹京城一切官职，罢免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在当年的五月九日，被贬到饶州去做地方官。

……这就是失败了？我居然失败了？范仲淹悲愤交集，可是前思后想，却不允许自己去触摸最根本的那句话：“该死的，难道说皇帝也疯了吗？！”这句话被他紧紧地扼杀在潜意识里，他所有的力量、信念之来源，都建立在对皇帝的彻底忠诚之上。

皇帝就是神，怎么会存心捉弄他呢？但事到如今，一定有错的人，会是谁？范仲淹苦思冥想，四下张望，他要找出那个关键所在，就算是输了，也要再尽最后一次力。但他的朋友们比他还要激动，已经先一步行动了起来。

前面提到的那几位声名显赫的年轻人在皇帝认可的“荐引朋党”的罪名下主动站了出来，我们就是范仲淹的朋党，他是个贤人君子，与他为朋，幸也！

看着是很失礼、很违法，甚至可以说很欺君了，但是做得光明正大。因为我们是“行天下之正路”，就是要让朝里的奸邪，对，就是首相吕夷简，要让他看到，没有谁能一手遮天，压制所有的正义之声！

多么的正义啊，那么多的热血，一时之间万众瞩目，群情激昂，就算没造反，也把朝中的大佬们吓出了一身汗。请注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在这样的大场面里，欧阳修仍然是最为独特耀眼的一位大明星，原因就是他的招法实在是太匪夷所思，神妙莫测。就在大家全力以赴修理吕夷简的时候，他突然间转身往旁边冲，抓住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让所有人都记住，这是他的独门武功，招牌动作！

每当他不爽的时候，御史台、知谏院的兄台们就要小心，他指不定会抓住谁的脖子，来回狠抽大耳光。这回中招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欧阳修写了封私人信件过去，大骂他身为谏官，尤其就是以前范仲淹的那个位置，居然眼看着吕夷简这个大奸邪在朝廷里横行霸道，却闷声不响。试问你还是个读书人吗？

每天还恬着脸出入朝堂，与士大夫为伍，真不知羞耻二字怎么写！

高若讷懵了，紧跟着就勃然大怒，要知道高先生也不是好惹的，刚刚结束的倒阎文应事件中，他就是带头提起弹劾的人。那是多么的勇敢，刚过去没到三个月，正回味无穷呢，突然就变成个胆小鬼、无耻人了？毛头小子欧阳修，你才多大，见过多少牛人，办过多少牛事，居然敢这样说我？！

但愤怒归愤怒，高若讷是个知法守法的人。他没有写信回骂。嗯，聪明，个人认为他骂不过欧阳修。而是把欧阳大才子的原信上交，请皇帝亲自过目。

您看一下吧，有这么当官的吗？您的馆阁重地还能留着这样的人吗？于是欧阳修的大名脱颖而出，引起了皇帝以及大臣们的特殊关注，大家都想想，他这么杰出，我们怎样对待他？

以上种种，虽然热闹，但都不是这时的主流。重中之重，仍然在范仲淹的身上，他在钻牛角尖，他一定要把事儿弄懂，他不怕死，就怕糊涂，一定得把这件事是怎么失败的整清楚！于是他想来想去，目光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

没能扳倒吕夷简，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分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

当罪恶出现时，助纣为虐是错的，漠然视之同时也是错的，尤其是身有力量可以阻止的人，当做而不做，更是在犯罪！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确定了这个人，并且直接找上门去。他要当面质问，天理公道，朝廷法典，所有的真理都在我一边，你为什么不帮我？

就是这时，他问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宋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它是一代名臣范仲淹苦闷悲愤到了极点，忍无可忍才问出去的。痛心疾首，追问到底，他的临界点到了。这句话，和对方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伟大的蜕变，终于开始了。

“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王曾王大人，您身为宰相，理所应当弘扬士大夫之中的正气，可您袖手旁观，独善其身，您的盛德，在这方面有重大缺陷！

没错，这个能压制吕夷简的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娥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项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而到了那一步，范仲淹深信吕夷简就完蛋了，《百官图》上都是实据，根本就没法狡辩！但可恶的是，王曾偏偏躲在一边看笑话，从始至终不吭声。那好吧，我今登门拜访，请问您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是金口难开？！

这一次，他如愿了，王曾静静地凝视他，轻轻地说——“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

又是12个字，范仲淹一听，立即就呆住了。从字面上看，完全是答非所问，并没有回答王曾为什么要静观其败，无动于衷，可里面的含义却非常深邃，就看你是不是个聪明人，并且是不是个钻牛角尖的聪明人。

从字面上讲，应该这样翻译——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想让天下之恩惠皆归于己，那么相应的怨恨之情想推给谁？

它的深一层含义，却应该这样解读——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试问当家人，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漫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这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临行前，十里长亭仍旧有人来送他，那是携酒而来的王质，他举杯致意——“范君此行，尤为光耀！”

至此已经是三光了，从“极为”到“愈为”，再到现在的“尤为”，他的品德与意志逐年叠加，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君子道德人士们的一面旗帜。可是光阴似箭，范仲淹已经46岁了！一生至此，老之将至，成就何在？难道就只是一些虚幻的，于国于民都没什么用的圣贤光环吗？！

范仲淹凄然苦笑，再没有上两次的热血激昂——仲淹至此已经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羊，就当是我的祭品吧。说完上路，把多年以来的追求和京城都抛在脑后，他眼前的路，变得宽广光明，从今而始，忘身许国，要做实事！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当时正好有位辽国的使者进京，该仁兄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追星族？羡慕宋朝的风气文化？还是说看出这里的乐子，回国张扬一下？他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贴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御史台里的侍御史韩渎出面，奏请皇帝在朝堂之上树立一张榜，那就是有名的“朋党榜”，范仲淹的成分变复杂，一边是伟大的君子，一边是结党的小人，以他为典型，从此严禁结党营私，组建非法小集团。尤其是强调一点，绝不允许百官越职言事。

你们该是干嘛的，就只能去干什么，职务之外，不许乱操心！

至此总结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的奋斗应该说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范仲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他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这样轰轰烈烈的君子整风运动，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飘过宋朝的边境，就会发现它们分文不值。异族人已经野心膨胀，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兴衰关头了，还玩这些假招子有什么用？

虎狼屯于陛下，尚谈因果，愚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