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新的战斗

收复金陵后，曾国藩常和人说的一段话就是：“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这就叫“功成身退”，它只有在古代中国君主独裁制度下才有市场，而且市场极大。凡不能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的人，都会不得好死。

“功成身退”对于当事人而言最无奈，对当事人的上司而言则最卑鄙。别人辛辛苦苦为你打下天地，天地一稳，你就卸磨杀驴，卑劣程度可以让人对人性彻底失去信心。

曾国藩一生修为的精华，在今人看来，只是把“功成身退”知行合一而已：知道功成身退是天之道，活命之本，马上就去做，而且尽心尽力，不留半点余地。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裁撤湘军，当时湘军和湘军的衍生淮军共计三十万人，但左宗棠的五万人已游离出去，他无法管理；分布在四川、广西、贵州的湘军，早就脱离了他的指挥，他也不必管。至于李鸿章的淮军，本来就是湘军的替补，不可能裁撤。他只能对自己直接指挥的十二万湘军，尤其是曾国荃指挥的五万人下手。

下手非常狠，在收复金陵一个月后，他就把曾国荃的五万人裁撤三分之二，由他指挥的则裁撤掉三分之二。曾国荃急吼吼地来找老哥，按这位军之骄子的看法，裁撤军队没有问题，但应循序渐进，不然会冷了兄弟们的心。

曾国藩平静地对老弟说：“这种事就要快，慢了就毫无效果。岂止是要裁兵，我还要拿了你的官职。“

曾国荃失声道：“老哥你疯了，北京那群鸟人正千方百计地想对付咱们，你竟然还自毁长城？！”

曾国藩不愠不火地说道：“既然咱没有不轨之心，那就应该让朝廷放心。裁撤湘军恐怕未必能让他们彻底放心。为什么呢？咱俩在南中国声望极高，这年头，有声望就是资本，再加上有官职在身，临时招兵都来得及。可如果咱俩有一人离职，那朝廷就会很高兴。我想了想，你离职比较现实，我是两江总督，朝廷暂时还离不开我。你先回家歇息去，等朝廷不再猜忌咱们，你再出来。这叫以退为进，既可以让朝廷消除对咱们的猜忌，也可以保全咱两兄弟。现在外面还有人散播谣言，说咱们功高盖主，迷恋权位，你只要一离开，谣言就不攻自破。”

曾国荃被老哥忽悠得晕头转向，一口应承下来。曾国藩连夜写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在报告了金陵的重建工作后，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说，曾国荃劳累过度，病重需要休息。

第二道奏折在两天后发出，主要是写曾国荃病重的：心神摇动，头晕目眩，站都站不稳，必须静养数月，希望朝廷恩准让他回家养病。

慈禧和奕訢商量了半天，觉得曾国荃病得很好，他们对曾国荃这时候生病很满意，同意让曾国荃离职休养，顺带表彰了曾国藩很识大体。

曾国藩被夸得热血沸腾，又把财权让了出去。两江总督管辖的区域很广，曾国藩说，我只管理两江（江苏、浙江）的赋税就可以。其实，浙江是左宗棠的地盘，他所能管理的只有江苏赋税。

慈禧太高兴了，下旨说，曾国藩是有史以来最识大体的功勋大臣。

曾国藩乐呵呵地写奏折说，这算什么，我已决定修复旗营。

所谓旗营，就是清王朝八旗兵驻扎在各地的营盘，太平军造反以来，旗营制度灰飞烟灭。曾国藩现在江苏各地恢复，热烈欢迎中央政府派来的八旗兵。八旗兵趾高气扬，对他们的再生父母——湘军——不理不睬，湘军将士愤愤不平。曾国藩传令各湘军单位：谁要是和八旗兵闹矛盾，我就裁了谁。

当兵的，尤其是当了多年兵的最怕解甲归田，因为他们只能打仗，不会别的。所以，他们就在忍气吞声中和八旗兵们其乐融融。

当然，曾国藩不是只会做讨好中央政府的面子工程，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明白“平定”的意义：剿平敌人不算胜利，只有“安定”了，才是完美的胜利。

安定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恢复乡试的贡院，太平天国在金陵多年，知识分子早忘了乡试是怎么回事，如今曾国藩重新给了他们一条通往光明道路的天梯，知识分子们对曾国藩是感激涕零。

第二件事是修浚秦淮河，秦淮河两岸是商业集中地，盖世繁华的象征，曾国藩下大力气恢复这个商业中心，让金陵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件事就是文化事业的重建，恢复被太平军取缔的各种书院，出版儒学大师们的文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情怀，他们都觉得对文化的传承有所亏欠，只要有机会有能力，必会做文化方面的建设。

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曾国藩完美无缺，在私生活上，更是亮点突出。曾国藩向来提倡节俭，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只认可在私生活上提倡节俭，节俭也只有在个人生活中才是美德。纵然已做了两江总督，无仗可打，没有任何大的支出，曾国藩也要求家人保持农家本色，他让全家的女人不能忘了织补，他的鞋子也是儿媳、女儿做的。有人曾不怀好意地问曾国藩：“节俭也是做给中央政府看的？”

曾国藩白了对方一眼：“是做给自己的内心看的。”

就在他在金陵干着自己喜欢的事业时，1865年5月末，接连而来的三道圣旨打破了他的平静，让他重新开启了下个战场的大门。

三道圣旨的核心内容一致：僧格林沁被捻军搞死了，曾国藩迅速带兵镇压捻军。

僧格林沁是大清王朝的一张王牌，沙场老手，战功一流，曾多次击溃太平军分支部队，想不到却死在捻军手里，让人不胜唏嘘。

捻军是活跃在安徽、江苏、河南、山东、湖北等地的流动武装，“捻”是一群、一股、一伙的意思。由这个称号可知，他们兵力有限。和太平军不同的是，他们都是骑兵，擅长运动战，只占领一两座不起眼的城池，作为根据地，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就是曾国藩所谓的“流寇”，看似力量弱小，但由于行踪极不靠谱，突然出现突然消失，所以特别难对付。

曾氏兄弟收复金陵后，慈禧觉得应该由中央政府军队取得一场大胜，压一压湘军的气焰。僧格林沁主动请缨，他仔细审视了一番，发现最合适的敌人就是“捻军”。因为捻军看上去弱小，又喜欢逃跑，而且他的兵团也以骑兵为主。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太平军老巢被攻陷，和太平军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的捻军失魂落魄，看上去更容易对付。

1864年年末，僧格林沁嗅着捻军的味道，在江苏、山东几出几入地拼死追踪。有时候一月之间，奔驰不下三四千里。捻军利用他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每日行军一二百里，拖着他绕圈子。僧格林沁累个半死，不但顾不上吃饭，连下马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如此卖力，却始终无法和捻军主力做决战，于是，僧格林沁得了狂躁症。1865年5月，僧格林沁终于在山东菏泽的高楼寨找到了捻军主力。其实，这是捻军首领赖文光故意让他找到的。

赖文光是个军事奇才，他把捻军最擅长的游击战和太平军擅长的千里奔袭的运动战结合为一，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战法。他用了近半年时间，牵着僧格林沁的鼻子跑来跑去，跑得僧格林沁五内俱焚，最后在高楼寨设下埋伏圈，引早就怒发冲冠、失去理智的僧格林沁进入包围圈，一番血战之后，僧格林沁被杀，他的骑兵团全部战死。

清政府唯一倚靠的军事力量灰飞烟灭，只好启用它最不愿意用的湘军。

接到最后一道圣旨的当晚，曾国藩穿着女儿缝制的布鞋，坐在椅背高高的太师椅里，毫无表情。

幕僚们在底下小声地议论，主题当然是僧格林沁的死。有知道内情的幕僚轻轻地说，曾公早就知道僧格林沁必败，僧格林沁最后一次追捻军进山东时，曾公就向中央政府指出，僧格林沁兵团转战经年，疲劳过度，应该到旷野之地歇息，养精蓄锐。可僧格林沁不听。你们也知道，僧格林沁这人傲慢无礼，始终认为咱们湘军不是科班出身，也瞧不起曾公，如今怎样……

幕僚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曾国藩仿佛没有听到，他陷入深重的沉思里。今时不同往日，他已经五十四岁，老了。他不想再出征。这段时间里，他总感觉到精力不济，那些年如影随形的锐气和意志力渐渐远离他，使他成为一个失魂落魄、毫无进取精神的老头。

有些时候，他认为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在他看来，人最应该修行的就是意志力，必须要时刻约束自己的意志以养精蓄锐，让自己的意志力免于分散和浪费，从而获得来自约束所产生的速度。但他发现，在过多的深思焦虑中，人往往约束不住自己的意志力。内心强大只是一种梦想，所以当意志力分散和浪费后，无论是思维速度还是行事速度，都会变得缓慢。这是个恶性循环，一旦人生的速度慢下来，所有事就会变得力不从心。

他几乎是从百无聊赖中醒转过来，听到了幕僚们讨论的声音，如滚滚春雷。他咳嗽了一声，厅堂里马上鸦雀无声。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我都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

幕僚们面面相觑。

曾国藩接着说：“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夜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本来，我就打算老死在金陵的。想不到又要我担当如此重任。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而我现在真是把它当作苦恼的处境。”

幕僚们接不上话，只能由曾国藩信马由缰地说。

“但时势如此，我绝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最后他以一个感叹句结束：“宦海真是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