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国——独尊儒术



公孙弘得到提拔表面上是靠儒学，但他是儒生也是文吏，吃得开的原因是他既懂政治又懂业务。

可疑的独尊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从此，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多年。

当然，秦制和秦政，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

这并不容易，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比如刘邦，是只要一看见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武帝尊儒，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欢的，据说是黄帝和老子，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不得不读老子书，尊其术”。

结果，闹出风波来了。

有一天，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要他给自己讲解《老子》。辕固却撇撇嘴说：那是家奴的书。

窦太后勃然大怒，下令让辕固到猪圈里去。景帝无奈，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尊儒岂不可疑？

当然。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纯儒。他迷信巫术，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大臣汲黯（读如急暗）就当面直言：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

同样，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是既贵黄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所谓“黄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

可见，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窦太后他们要的，也绝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否则，封建制倒是对的，郡县制反倒不对了。

这当然绝无可能。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汉战争之后，举国上下满目疮痍。城池毁灭，良田荒芜，人口锐减，民不聊生，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当时，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将相们甚至只能坐牛车。

于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厉行节俭，力求清静。因此到武帝继位，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田野里牛马成群，老百姓也人给家足，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都觉得丢人现眼了。

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尤其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诸侯王。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窜于各王国，摇唇鼓舌，兴风作浪。

对此，帝国岂能容忍！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前三个是法家，后两个是纵横家。

显然，罢黜百家，并非罢黜道家。其实就连法家，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只不过，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

看来，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真正要消灭的，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何况她喜欢清静，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

那么，独尊儒术，是真的吗？

是。不过，是独尊，不是独存。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

问题是，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而且，始皇的焚书，武帝的尊儒，动机和说法都一样：天下大乱，皆因思想自由，言论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又岂能再众说纷纭？

一统天下，就不能百家争鸣。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只不过，秦始皇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汉武帝却对了路。

儒学，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这倒是跟法家一样。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所以，法家之道为霸道，法家之政为苛政，法家之制为专制，法家之治为刑治。结果怎么样呢？秦帝国二世而亡。

儒家则不同，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也就是说，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也有人情味。这样的统治，人民能够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权就稳固。君主和人民都满意，就双赢。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而且，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

这就是三纲五常。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也许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问题在于，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张封建制的，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那么，汉帝国之所独尊，还可能是儒学吗？

新儒生

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不坑儒（所坑为术士）。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毁灭，而是垄断。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的对策，是出兵镇压。

二世闻言，脸都绿了。

叔孙通赶紧上前说：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罢了。

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叔孙通却回答：不说假话，还有命吗？

于是，叔孙通投奔项梁，后来又跟了刘邦。

改换门庭的叔孙通也改头换面。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服装，换成楚人的短衣。向刘邦推荐的人才，也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为非作歹之徒。总之，叔孙通在汉王刘邦军中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儒家。

如此这般地熬到刘邦称帝，叔孙通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汉高祖七年十月，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帝都长乐宫试行。原先不懂规矩的功臣元勋们，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刘邦也才真正尝到了当皇帝是什么滋味（故事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刘邦重赏叔孙通。

叔孙通却说：臣的学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都参与了朝仪的制定，愿陛下让他们也有用武之地。

刘邦又任命这些人为郎官。

前面说过，刘邦是讨厌儒生也讨厌儒家的，然而叔孙通却让他改变了看法。汉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刘邦甚至以最高规格（太牢）祭祀了孔子。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在此刻已经打下基础。

那么，叔孙通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时代变了，儒学也得与时俱进。过去为邦国服务，现在为帝国服务。邦国的君主都是贵族，此刻的元首却是平民。贵族是熟悉礼仪的。让平民皇帝刘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学，却并不容易。

所以，他必须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这两条叔孙通都有。他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用来打天下完全不行，用来治天下却长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权后，君臣父子之类的观念和制度不会没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过，必须投其所好，灵活变通。

所以，当刘邦南征北战时，叔孙通绝不温文尔雅。同样，刘邦问他朝仪难不难，他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后来排练，刘邦也认为不难。其实哪里不难，不过删繁就简，做了调整而已。

结果是皆大欢喜。原来那些质疑叔孙通的，也都改变态度，称他为“知当世之要务”的真圣人。

圣不圣，不好说。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孙弘也一样。

与董仲舒同时被武帝看中的公孙弘，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堪称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汉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对策，他提出的主张都很务实，却引经据典用儒学做装饰，汉武帝很受用。

公孙弘还有一招：遇到难办的事，总让直肠子汲黯先开口，自己跟进。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钉子，公孙弘就马上改口。次数多了，汲黯忍无可忍，在汉武帝面前当廷揭发公孙弘的背信弃义，斥责他不忠。

公孙弘却答：了解臣的认为忠，不了解的认为不忠。

汉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发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却用土布做被子，这是狡诈。

汉武帝又问公孙弘如何解释。公孙弘答：汲黯所言属实。臣官居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却用土布做被子，确实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陛下明察，满朝文武与臣关系最好的，莫过于汲黯。今日汲黯当廷责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认账。更何况，如果没有汲黯，陛下哪里知道这些？

结果，汉武帝更加看重公孙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这时他已经官居丞相。西汉的惯例，从来就是列侯才能为相，叫封侯拜相。公孙弘却开了一个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从公孙弘开始，先拜相后封侯的，却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

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仕途即前途

的确，董仲舒和公孙弘，是西汉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论家，他回答了“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公孙弘是行动派，他解决了“怎样才能儒术独尊”。

怎样才能呢？

垄断仕途。

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我们知道，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都由官员代理皇权。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

然而垄断仕途并不容易，因为高祖的权力机关原本是军政府。所谓“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维护军人的政权。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相让于儒生？

问题是，军人政治即贵族政治。如果帝国的官员永远都是勋贵们的子弟，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得慢慢来。

公孙弘的办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为平津侯的丞相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博士是秦汉帝国的学术官僚和技术官僚，任务是为皇帝充当顾问。他们虽无决策权和行政权，却常常列席御前会议，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

此时，研究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五经博士。五经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为儒家培养接班人。

公孙弘老谋深算。

五经博士是皇帝的顾问，也是太学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他们入学后，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不及格的退学。

这样一来，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权力机关，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

军人政府，开始转变为士人政府。

变化让最高统治者感到满意，博士弟子的名额也开始逐渐增加：武帝时五十，昭帝时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时千人，成帝时竟多达三千。

不难想象，每年上千儒生进入各级政府，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至少，独尊儒术已不再是空谈。

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也达成交易。

知识阶层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级贵族，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因为士的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艺，无产业。他们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没有皮，就动乱。

西汉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天下一统后，大批依附于各路诸侯的士人下岗待业，流落民间，不知所从。如不妥善安置，岂非又要冒出范增、陈平和蒯通来？

这当然很糟糕。

实际上，武帝登基后，首先要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士，就因为此类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乱国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现在好了。汉武帝和公孙弘告诉士人：帝国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则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读经，就能拜相封侯，荣华富贵，耀祖光宗。

显然，这是一种收买。

不过，帝国只收买儒生，却堪称高明。因为儒家是主张忠君爱国的。事实上，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参加造反。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赤眉、黄巾、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因此，尽管两千多年以来，王朝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同样，儒家虽不能绝对垄断仕途，却成功地将其他学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连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也很难挑战其老大地位。

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

是啊，儒家奉献知识忠诚，帝国开放官位俸禄；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但，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

的确，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然而在事实上，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

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翻脸不认人，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因此，这是另一种“焚坑事业”。

是的。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目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只不过，秦始皇威胁，汉武帝利诱；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汉武帝要人民只读一种书。结果，始皇失败，武帝成功。

然而汉武帝的成功，却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赏和罚。始皇用罚故焚书，武帝用赏故尊儒。但，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法家嘴脸。

受辱，还是去死

先看一份死亡名单：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下狱自杀。

元光四年，魏其侯窦婴被杀。

元朔二年，齐相主父偃被杀。

元狩四年，前将军李广自杀。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下狱自杀。

元狩六年，大司农颜异被杀。

元鼎二年，御史大夫张汤自杀。

元鼎二年，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

元鼎五年，丞相赵周下狱自杀。

天汉三年，御史大夫王卿自杀。

征和二年，丞相公孙贺下狱死。

征和三年，丞相刘屈氂下狱腰斩。

后元元年，御史大夫商丘成自杀。

以上十三人，都在汉武时期非正常死亡，其中丞相五人，御史大夫四人。不在名单中的，还有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以及新太子（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他们有的死于汉武帝的淫威，有的死于他的峻法。

比如李广。

长年在边疆保家卫国的李广，是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的。他曾经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也让匈奴长期不敢来犯。汉文帝甚至感叹他生不逢时。文帝说，李广如果生在高帝时代，封万户侯又算什么！

然而李广却被逼自杀。

李广实际上是被汉武帝害死的，尽管汉武帝并不负直接责任。元狩四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攻击匈奴，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很愿意争取最后的辉煌。

可是作为前将军，李广接到的命令，却是走东路与大军会合。这道奇怪的命令背后，其实另有原因。原来，汉武帝曾私下里告诫卫青：李广命数不好，是单数。孤星照命，让李广打头阵，恐怕不吉利。

汉武帝一句话，就断送了李广的前途。

正好卫青也有私心。他要把头功留给自己人，便把李广变成了当年的陈胜。由于东路难走，又没有向导，迷失了方向的李广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依律必须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甚至审判。

心中有愧的卫青倒是愿意为李广说情，李广却不肯配合。他说：我老了，无法再对簿公堂。于是拔刀自尽。消息传出，全军皆哭。老百姓听说，也都哭。

那么，李广为什么宁肯自杀，也不申诉？

因为帝国的法庭和监狱都太恐怖。想当年，绛侯周勃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时候，就曾心有余悸地说：我将兵百万，位极人臣，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

帝国的律法也极其苛严。比如云中太守魏尚，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却仅仅因为上报的杀敌数字与上交的敌人首级差了六个，便被下狱罚为苦力。武夫们多半没有文化，这样的差错谁不会有？帝国却不依不饶。

我们知道，魏尚时的皇帝是汉文帝，文帝可是以宽厚仁慈著称的。这时被调查的官员和将领，尚且只要一句话对不上号，便会被绳之以法，何况武帝时代？帝国的法官几乎都是酷吏，李广又哪里是对手？

所以，受审即受辱。

士可杀不可辱，李广选择了死。

选择受辱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遇难，是因为李陵。李陵是李广的长孙。李广自杀十九年后，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祁连山，奉命率步兵五千人吸引匈奴兵力，结果被八万人团团围住。李陵血战八天而救兵不到，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显然，李陵之败，是因为李广利指挥失当，救援不力。但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大舅子，当然不会被追究责任。相反，司马迁为李陵说公道话，却被视为别有用心。

于是，汉武帝将司马迁下狱法办。

司马迁被判处的是死刑。依照当时的律条，死刑可以用钱赎买，也可以用腐刑顶替。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钱，周围的人也不肯伸出援手。如果像李广那样去死，则《史记》无法完成。司马迁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腐刑。

腐刑又叫宫刑。受此刑者，男的割掉阴茎，女的破坏阴道。这当然极其残忍，也为任何男人和女人所无法忍受，因此在汉文帝时一度被废。不过，此刑很快又被帝国恢复，直到隋文帝开皇初年才被彻底废除。

可惜，司马迁遇到的不是隋文帝，而是汉武帝。他只能去承受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受刑之后，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坐立不安，汗流浃背，神情恍惚，一度仿佛变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这种痛苦，汉武帝知道吗？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知道，因为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要让你痛苦。更险恶的是，他的制度居然这样设计：要么去死，要么受辱。尊严和性命，只能二选一，除非你有足够多的钱。

请问，这是什么狗屁法制？

有此酷刑，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看来，法治也未必靠得住。如果那法是王法，治国的是帝王，法治也可能是专制，只不过“依法专制”而已。任何人权都不会有保障，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尊严。

德治和儒术，就更靠不住。

的确，司马迁是景仰孔子的。他称孔子为至圣，由衷地赞美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可惜，这位伟大的圣人即便再世，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国的统治者，哪怕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

更何况，汉武帝又何尝当真尊儒？在他那里真正吃得开的，甚至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笔吏。

又见秦政

刀笔吏的代表人物是张汤。

张汤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小时候，老鼠偷了他们家的肉。被父亲责打的张汤，挖地三尺将老鼠捉拿归案，而且鼠赃俱获。于是，小张汤升堂问案，读诉状，出证据，录口供，最后将老鼠验明正身就地正法。

这事让张汤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担任长安县丞（副县长）的张汤之父，便把儿子送去学习法律。学成之后，张汤成为专业法官，从基层法院的办事员做起，一直做到帝国的最高监察官员御史大夫。

与此同时，他也成为西汉著名的酷吏。

酷吏就是执法苛严的官吏，作风相反的则叫循吏。酷吏是老早就有的。吕后时有侯封，文景时有郅都，武帝时更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可谓于斯为盛。

这当然自有原因。

原因是复杂的，酷吏与酷吏也各不相同。比如王温舒死后家财万贯，尹齐的家产却不满五十金，张汤的则只够买五匹马。可见张汤和尹齐，虽然枉法，却不贪赃。他们是酷吏，同时也是清官。

事实上也有两个张汤：好官张汤和酷吏张汤（尽管两个张汤是同一个人）。好官张汤的故事和意义，我们到第四章再讲，这里只说酷吏张汤。

酷吏张汤的代表作，是颜异案。

颜异被害时的官职是大司农。大司农是九卿之一，即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部长，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物价、国库、土地、交通运输和盐铁专卖也都归他管。颜异得罪汉武帝，便是因为金融货币问题。

元狩六年，汉武帝和张汤发明了一种新货币，叫白鹿皮币。具体地说，就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水草，价值四十万。同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皇帝，必须用白鹿皮币垫着玉璧，才能行礼。

大司农颜异表示反对。因为一块苍玉才几千块钱，垫子倒要四十万，岂非本末倒置？

汉武帝很不高兴。

于是张汤将颜异下狱，判处死刑，罪名是腹诽。腹诽就是嘴上不说，心里诽谤。这种罪名，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就连这也不能成立。因为颜异不赞成白鹿皮币是公开的，并没有欺上瞒下，又何尝腹诽？

但，君臣意见不一原本正常。颜异作为财政大臣，对经济政策发表看法，不但合法，而且合情合理。要治他死罪，只能节外生枝，故意找茬。

然而证据居然被张汤找到。有一次，某人在颜异那里做客，谈话时对朝廷政策表示了不满。颜异当时什么都没说，只微微动了一下嘴唇。于是张汤起诉说：这就是腹诽。欺君罔上，心怀不轨，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汉武帝很满意。

显然，这不是法治，而是专制。或者说，以法制行专制。在这里，法制跟儒术一样，不过是装饰品。但，装饰既然是必需的，那就得有懂法律的人来做帮凶。

所谓“刀笔吏”便应运而生。

刀笔吏，就是帝国的司法官员。纸张发明前，法官和书吏录口供，做判决，都用笔写在竹简上。写错了或者要修改，就用刀削去重写。这些人掌握了刀和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削就怎么削，所以叫刀笔吏。

那么，刀笔吏有可能舞文弄法吗？

有。汉的律令，在刘邦时代不过约法三章，但到武帝时代却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1882款，案例13472个。这样繁多的法令，专业人员也看不完，更不用说不懂法律的其他官员和普通民众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帝国的司法被玩弄于刀笔小吏的股掌之间。他们想让你活，可以有一千条理由来开脱；想让你死，也有一万个案例可参照。

刀笔吏成了阎王爷，法治也就变成了人治。

这时，执法官员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就变得十分关键。比如董仲舒，恐怕是真有恻隐之心的。他曾经按照“亲亲相隐”等儒家伦理，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直到东晋时期，还有人援引董仲舒的判例为自己申冤。

但更重要的，还是最高统治者的倾向。

主张司法公正的，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宣帝曾下诏说，过去书吏执法，挖空心思给人妄加罪名，这是朕的不德。判决不公的结果，势必是恶人心存侥幸，好人无辜被戮，这绝不是朕愿意看到的。

汉宣帝这么说，当然事出有因。事实上汉武帝跟秦始皇一样，喜欢严刑峻法。他要实行的，则是铁血政策。于是在汉武帝的治下，又见秦政和秦吏。

比如杜周。

杜周比张汤还要恐怖。他担任帝国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廷尉）时，一年受理案件一千多件，每件大的牵涉到几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涉案总人数十六七万，下狱的二千石（省部级）官员不少于一百人。

这么多的案子，怎么办理呢？

很简单，汉武帝想打击排挤的，就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汉武帝打算放一马的，就慢慢帮他开脱。

胡亥和赵高，也不过如此吧？

这种作风，就连杜周的门客也看不下去。当时，帝国的法律都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叫三尺之法。因此门客说：大人的职责在主持正义，却不以三尺为准绳，专以上意为取舍，法官难道是这样做的吗？

杜周却嗤之以鼻。杜周说：什么法不法的！请问三尺之法从哪里来？告诉你，先帝肯定的就叫做律，今上认可的就叫做令。依法？你说说什么是法？

皇帝就是法。

那么，世上还有公道吗？

非儒非法非主流

主张天下要有公道的，是汲黯。

汲黯在武帝朝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是负责列侯封爵事宜的中央政府官员，位列九卿，相当于国务会议列席成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这就比公孙弘和张汤差得远。公孙弘和张汤在汲黯位列九卿时，都不过蕞尔小吏。但是后来，公孙弘担任了丞相（国务总理），张汤任御史大夫（副总理级）。一个拜相封侯，一个位在三公，只有汲黯原地踏步。

对此，汲黯很不以为然。他对汉武帝说：陛下用人怎么就像堆柴火，越是后来的就越是放在上面（成语“后来居上”的来历就在这里）！

汉武帝默然。

其实这两人后来居上，并不因为武帝要堆柴火，只因为他们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武帝要用儒术装点门面，公孙弘就子曰诗云；武帝要用刑法杀一儆百，张汤就深文周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然好戏连台。

实际上汉武帝也不得不如此。秦政苛，结果是天下溃而叛之。这就要独尊儒术，标榜仁政。汉政宽，结果是网漏吞舟之鱼。这就要重用酷吏，建立权威。

这在汉武帝，就叫齐头并进，两手都硬。

汲黯却左右开弓，反儒也反法。

在汲黯看来，儒法两家都不可取。新儒生大多口是心非，阿谀奉承，巧言令色，耍小聪明，公孙弘是代表。刀笔吏则舞文弄法，争强好胜，滥杀无辜，陷害忠良，张汤是代表。所以他既反对公孙弘，也反对张汤。

汲黯揭发公孙弘，前面已经说过。他对张汤，同样毫不留情。有一次，汲黯甚至当着武帝的面，痛骂职务还是廷尉的张汤：身为正卿，上不能富国，下不能安民，却擅改高皇帝约法，就不怕断子绝孙吗？

张汤的对策，是跟汲黯咬文嚼字，找茬。

结果汲黯忍无可忍。他说：难怪大家都讲不能让刀笔吏做高官。果然！果然！如果按张汤那一套办，只怕普天之下都不敢抬腿走路、正眼看人了！

公道什么的，当然也不会有。因为“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的张汤，名为整顿吏治，实为固宠弄权。

汲黯哪里知道，汉武帝并不怕这个。他要的也不是公道，而是霸道，只不过得装扮成王道。因此，他的用人观念跟汲黯不同，阶级观念也不同。

的确，汲黯的出身是很高贵的。他原本是卫国人，祖上世代都是卿大夫。这样的贵族，哪里看得起放猪出身的公孙弘、小吏出身的张汤？在他眼里，这都是小人。

然而汲黯没有想到，汉武帝必须用小人，因为帝国不是邦国。邦国是贵族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帝国则是平民的时代，也是小人的时代。这个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刘邦不就是小人吗？韩信和陈平不也是吗？

何况汉武帝还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从功臣勋贵们的手中夺权。这就不能靠贵族，得靠平民；不能靠君子，得靠小人。公孙弘和张汤确实出身卑贱，不讲原则，一味媚上，十足的小人。但，帝国要的就是这个。

保留贵族精神和君子之风的，便只有汲黯。

汲黯是表里如一的。他那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名言，就是当着汉武帝的面在朝堂所说。尽管当时满朝失色，汲黯却无怨无悔。他说，天子设立百官，难道是用来拍马屁的吗？就算有危险，又岂能让朝廷蒙辱？

难得的是，汉武帝对汲黯一让再让，礼遇有加。大将军卫青来，他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来，他帽子不戴就见了。汲黯进宫，汉武帝却一定正襟危坐。如果匆忙之间来不及整理衣冠，则会躲进帐中，以免不恭。

这是对汲黯人格的敬重。

为着这份敬重，我们也要对汉武帝表示敬意。

汲黯也值得敬重。元狩二年，为了接待前来投降的匈奴浑邪王，朝廷向民间借马，结果没凑够数。汉武帝认为长安县令办事不力，要开刀问斩。汲黯却挺身而出：长安令无罪！只要杀黯一人，就有马了。

汉武帝又默然。

汲黯说这话，是因为他当时担任右内史，是长安县令的长官。下属被问责，长官当然要承担领导责任。这在汲黯，就是一个高贵者应有的担当。

贵族精神，是要用生命来支持的。

其实汲黯担任右内史，是丞相公孙弘的阴谋诡计。因为右内史相当于首都市长，辖区内尽是高官权贵，很难治理。以汲黯之耿直，岂有不得罪人出点事的？

然而公孙弘的说法却冠冕堂皇：如此重任，非指派老成谋国、声望极高的大臣不可。

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岂非一目了然？

汉武帝当然也清楚。因此，尽管公孙弘和张汤恨死了汲黯，他自己也咬牙切齿，却终究没有对汲黯下毒手。看来，武帝起用小人，也是迫不得已，或者权宜之计。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敬重君子的。

有一次，中大夫庄助替汲黯请病假。

汉武帝问：你看汲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庄助说：谁都不能动摇。汉武帝说：是。他差不多可以算社稷之臣了。

社稷之臣，就是跟国家休戚与共的大臣。这可是连平定了所谓“诸吕之乱”的周勃也未曾得到的评价，却被汉武帝给了汲黯，而且是在汲黯当面顶撞了他之后。

汉武帝不愧为雄主。汲黯的存在，也许是一个异数，更非主流。但汉武的政治，却可以肯定是混合型的。在他那里，有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刑治，也有墨家主张的人治。尽管汲黯不被承认是墨家，又尽管他被认为是道家。

是的，大汉王朝并没有唯儒术而独尊。当时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武帝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