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根本所在



黑名单

周人创造出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和礼乐制的时候，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迷迷瞪瞪。南亚，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哈拉巴文明已与世长辞，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未来文明的主角雅利安人，正摸着石头渡过印度河。西亚，巴比伦国内乱作一团，犹太人则刚刚建立他们的希伯来王国。南欧，希腊人打完了特洛伊战争，却仍然停留在“尧舜时代”。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就像他们的巨石人像，只有脑袋没有身子。至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多数地方，要么荒无人烟，要么住着野蛮人。北美和大洋洲，则基本上是不毛之地。

可以比较的，是埃及和亚述。

埃及一统天下最早，比西周建立国家联盟早了两千年，比秦汉建立集权帝国则早了两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这跟周革殷命并不相同。周人是小鱼吃了大鱼，纳尔迈则是把两条鱼并在了一起。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如何安定人心，巩固政权。

纳尔迈的办法是两次加冕。他原本是上埃及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百合花为国徽。下埃及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蜜蜂为国徽。于是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但保护神，则仍是神鹰荷鲁斯。

这当然很聪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们不但给自己加冕，也给各路诸侯加冕，还授予诸侯们分封大夫的加冕权。结果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

更何况，这种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事，谁不会做？最后，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

再看亚述。

亚述也曾经是两河流域的“天下之王”，这是一位古亚述国王的原话。这位国王在世时，我们这边商汤灭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国则被希克索斯人所灭。不过古亚述这“天下之王”并没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伦。

但到我们的东周时期，亚述却突然空前强大。亚述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征服埃及，毁灭埃兰，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这个帝国横跨西亚和北非，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古老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此辽阔的领土，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亚述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周。

然而他们的办法却似乎只有一个：杀人。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亚述铭文中居然充斥着这样的句子：我像割草一样割下他们的头颅，我像踏板凳一样踏在巴比伦王的脖子上，谁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们的尸体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们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巴比伦城，还把灰烬作为纪念品带回去供在神庙里。

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而且不再复活。

历史的进程是残酷的。上了“文明毁灭黑名单”的还有古埃及、巴比伦、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赫梯、波斯、玛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种。

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罗马文明。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但“人亡政不息”，反倒波澜壮阔地发展为西方文明。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后发制人，勃然崛起，席卷全球。不难预测，未来世界将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

何以如此？

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不过，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

◎那克索斯的斯芬克斯，公元前560年，大理石，高2.25米。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没有翅膀就不能飞。但怎样飞翔，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伊斯兰文明此刻还没有产生，这里只说希腊和中华。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从《诗·小雅·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自得其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一忧一乐，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礼和乐，也是两只翅膀。

希腊呢？

希腊的翅膀，是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

与此同时，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么，它是什么？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境界高一点的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无论哪种，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体本位，个人优先。不是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而是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大江大海。

群体意识则相反。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比如家族和单位；个人的功过，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群体的荣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道理就在这里。

问题是，文化内核不同，又怎么样呢？

翅膀便不同。

希腊人（或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但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

这就有了艺术。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又回到自己。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

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很清楚，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我们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自欺”，而且是“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是《周易》说的，不能不认。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者“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中华史第二卷《国家》说过，进入国家时代后，原始时代的巫术和图腾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最后又都变成了哲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只不过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而且绕了一个弯。简单地说，就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神，或唯一的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方说，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者“灵了我才信”。信不信的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它的背后，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感兴趣的，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们真想要的，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有了中华文明的第三种精神，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它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

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线索也很清晰。

首先是忧患，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华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知行合一践于行。

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行。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艺术精神”。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德。总之，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

因此，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礼乐合一成于乐。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乐”，是音乐（艺术），也是快乐（审美）。但无论艺术还是审美，也无论其风格是温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虚静还是潇洒飘逸，都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也是和谐的。即便有戏剧冲突，亦无非忠与孝、仁与义、人情与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则总能平反，结局肯定大团圆。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还要自得其乐。

忧是出发点，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乐观），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周人，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春年少，心智洞开，遂演绎出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