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口之战

1858年5月20日（清咸丰八年四月八日）上午8点，清朝直隶总督府外来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外国人。他们交给直隶总督谭廷襄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清朝守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天津守备重地大沽口炮台，让他们“护卫”特使进京，否则将以武力占领。这伙人便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的信使。他们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断然拒绝。清军炮击进犯大沽口的英法联军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没几年，贪婪的英、法等国不满足于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又相互勾结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由英法直接出兵、美俄暗中支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前期，他们在广东沿海大肆进攻。当他们发现这并不能使清朝政府屈服时，便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京津地区。5月初，英、法侵华军全权代表额尔金与葛罗率大小舰艇二十六艘、官兵约二千七百人，逼近天津。

由于清政府对英、法早有戒心，加强了津门重地大沽口一带的防务，配备轻重火炮五百余门，总兵力达一万三千多人。来势汹汹的英法联军自知如果开战占不了什么便宜，便派出了文章开头的那一队士兵，妄图恐吓守军交出炮台。结果却自取其辱，遭到中国方面的当头痛斥。

5月20日上午10点，英法联军悍然打响了第一炮，拉开了大沽口之战的序幕。清军当即予以还击。大沽口一带顿时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法舰“霰弹”号的螺旋桨在游弋中被中国军民事先布好的渔网缠住，无法动弹，成了炮台上清军的“活靶子”，一阵炮火袭来，法舰顿时变了形。还有些敌舰被白河上渔民施放的火筏阻挡，难以前进一步，连船上的帆都被引燃了。激战近两个小时，英法联军的三艘战舰当场沉没。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大海退潮引起白河河水猛退，联军舰艇顺势后撤，退出了守军火炮的有效射击范围。清军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却在距敌舰不远处力竭落水爆炸，未伤敌分毫。而敌舰的火炮由于性能远胜于清军，既打得远又打得准，屡屡命中清军炮台。纵然守军英勇顽强，也逐渐丧失了还击的能力。此战双方各有伤亡，但清军因准备不足、装备落后，加之主帅谭廷襄以及直隶提督张殿元、署天津镇总兵达年等逃跑，致使北、南炮台先后失陷，天津完全暴露在了英法联军面前。在敌人的武力威胁下，清廷被迫屈服，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求和，在天津与侵略者再度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天津条约》，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陆续撤出了津沽一线，京畿威胁暂告解除。胆战心惊的清政府为防备联军卷土重来，任命悍将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加强京津防务。

吸取了前战失利的教训，僧格林沁着力经营，经过细致的调查，提出了集中兵力、重点设防的总方针，进行积极防御。他亲自督办了以大沽沱口为重点的近海、沿海及侧翼的多重军事设施，还选调精兵强将充实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大沽重地的防守力量有了质的提高，官兵们士气高涨，要给来犯之敌以沉重的打击。

果然不出人所料，1859年6月（咸丰九年五月），英法联军又借“进京换约”之名，由英海军上将何伯率领大小舰艇21艘（其中英国17艘）、官兵约2000人再度来犯。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深水舰只正面袭击大沽炮台，以浅水炮艇开道越过横江障碍进攻，从而摧毁炮台，然后组织陆战队登陆占领，扫清武装进攻的障碍。

6月25日上午，十余艘联军舰只驶至清军在前面铺设的铁戗旁，先后用缆绳拉倒了十余架铁戗，然后放下浮标标记开辟通道。僧格林沁闻报，心知来者不善，但为避免扩大事端，他一面派人与英法侵略者交涉，一面命令各部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敌人开战，坚决予以还击！尸横遍地的大沽炮台阵地自兵临大沽海口以来，何伯就在极力收集大沽守军的情报。从各种途径得到的消息，正如他本人亲眼在望远镜中见到的一样，阵地上见不到几个士兵，根本不像是大战在即的样子。何伯放心了，当日下午1时30分，他下达了总攻击令后，便回舱喝咖啡去了。他满以为清军仍和去年一样经不起他的重炮轰击，要不了多久便可以从容登陆了。

殊不知何伯正中了僧格林沁的骄兵之计。局势紧张之初，僧格林沁便有所安排，他要求各守军注意伪装隐蔽，要做到炮台白天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守军隐于安全处，任凭联军如何试探决不暴露。何伯的贸然进攻，正中僧格林沁下怀。当闻报联军已进入预定水域时，僧格林沁哈哈一笑，高喊一声：“打！”只见各部守军从藏身之所鱼贯而出，迅速撤除了掩盖在火炮上的草帘，按早已计算好的角度、距离向敌舰猛烈开火。

英法联军猝不及防，完全笼罩在炮台守军的炮火之中，当即便有几艘军舰中弹起火。有艘企图抢滩登陆夺头功的炮艇被突如其来的炮火击毁了锅炉，无法动弹，紧接着又被一顿狠揍，冒着浓烟沉入了河底。不久又有一艘炮舰“庇护”号步其后尘。刚才还在舱室里悠闲地喝咖啡的何伯，此时站在旗舰“行鸟鸟”号的甲板上，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突然，一颗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正好落在他的旁边。只听“轰隆”一声，站在何伯身后的“行鸟鸟”号舰长当场毙命，何伯受了重伤，“行鸟鸟”号受损严重，无法指挥作战。

原来，清军采用了“擒贼先擒王”的战术，集中火力轰击联军指挥舰。无论何伯转移到哪艘船，只要升起旗舰标志旗，必定引来清军倾泻的炮弹。何伯无法，只得下令全线撤退。

不甘心失败的联军在零星炮火的掩护下再次组织陆战队强行登陆。早有准备的守军利用各种防御工事予以猛烈回击，一批批亡命之徒应声倒毙。激战至晚上，联军“术穷力尽”，无心恋战，抛下了上百具尸体狼狈逃回船上。没几天，英法联军的残兵败将便灰溜溜地南逃了。是役，清军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换取了击沉四舰、伤十余舰，毙伤英军464人、法军14人，生擒2人的巨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英法联军在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引起了英、法两国极大的震动。英、法上层统治阶级几乎都不相信这会是事实。为了报复，更为了在华攫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英、法两国再度任命侵华老手额尔金和葛罗为公使，带领一百二十多艘军舰和近三万陆军来华，试图进一步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

对英、法的报复，清政府早就有所准备，加强了大沽一带的兵力部署。但是，初尝胜果的清军中开始出现盲目乐观的情绪，僧格林沁也没有了上回的谨慎，甚至夸口说：“如果他们敢再来，我迎剿兜击，必胜无疑！”主帅轻敌，部众麻痹，战争尚未开始便潜伏了危机。

在大沽口以北，有一片荒地叫北塘，是保卫天津的门户之一。这里原有炮台，海边还敷设了地雷。但由于清政府曾选定北塘接待英法特使由陆路赴津，因此炮台和其他工事都遭废弃，驻军也撤走了。北塘成了不设防区域。僧格林沁布防时，认为北塘至天津的那片荒地于联军而言没什么利益可图，便主观地以为联军不会在北塘登陆，因此这里仅留了少量部队驻守。

英法联军探听到这一消息以后，却公然声称将在北塘登陆，故意让僧格林沁知道。自负的僧格林沁大手一挥，说：“洋人狡猾，故意放出消息骗我调兵北上，我才不上当呢！”在错误的判断下，他作出了弃守北塘、诱敌深人的部署，结果正中了联军的避实就虚之计。

1860年（咸丰十年）8月1日，英法联军由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俄国人带路，绕开重兵防守的大沽口，驶至北塘河口。由于北塘近似无人把守，联军未费一枪一弹即顺利登陆，占领北塘一带的废旧炮台，并站稳了脚跟。两天后，联军向清军发动了进攻。陆上作战，联军的火力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重武器都被抽调到大沽前沿布防，此时此地的清军官兵手中多只是弓箭和刀枪等冷兵器，根本无力阻挡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蜂拥而上的英法联军。

占到便宜的联军洋洋自得。12日，前往迎战的三千清骑兵全军覆没，新河、军粮城失陷；14日，唐儿沽（今塘沽）在激战两小时后被敌占领；18日，白河南岸的大小梁子亦告不守。至此大沽炮台陷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

一天清晨，大沽北炮台下来了一行洋人，为首的正是侵略军头子巴夏礼。他用马鞭指看炮台大叫大嚷，要守军赶快投降。回答他的是几声清脆的枪声和驻守炮台的直隶提督乐善的严词拒绝：“你们要炮台的话，就拿你们的命来换吧！”巴夏礼气急败坏，悻悻返回营中。

19、20两日，侵略军数百人由唐儿沽进至石缝炮台背后，填塞沟渠，作进攻准备，被清军击退。

21日清晨5时，联军兵分两路向大沽发起攻击。这是一场殊死的血战，清军将士奋不顾身地使用一切手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进行抵抗。他们如猛虎一般扑向冲上炮台的联军，用长矛，用大刀，用石头，甚至用牙齿顽强阻击，整个阵地都为鲜血所染红。

激战多时，联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海上舰艇亦纷纷发炮助战，而清军因腹背同时受敌，两线作战，人员本就不足，再加上战斗减员严重，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北岸炮台陆续失守，只剩下石缝炮台有一门大炮还在轰鸣。联军一个军官在望远镜中发现，这门大炮是由一个满脸鲜血的清军士兵操纵，他装好炮弹后便果断开炮，根本不管敌人的炮火就在自己耳边掠过，直至一枚炮弹正好击中他，整个炮台才完全沉寂下来。

据守南炮台的僧格林沁见大势难支，下令全军撤退；直隶总督恒福在巴夏礼的威胁下，交出南炮台及全部军火物资。英法联军付出了死伤三千多人的代价，最终占领了天津门户北塘、大沽。

清朝统治者的抵抗决心至此完全丧失，8月24日，联军轻松进占天津；9月3日，兵临北京城下。9月22日，咸丰皇帝狼狈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把北京城交给了以恭亲王奕讠斤为首的一群留守大臣。10月10日，众大臣“开门揖盗”。18、19日英法强盗在圆明园抢掠了一切可以抢掠的东西之后，纵火焚毁了这座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艺术宫殿，对人类文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奕讠斤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居间“斡旋”下，于24、25日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又一纸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

“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人们不要忘记这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法国大文豪雨果这样评价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