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智慧——不值得信任　才不被信任

关于社会治与乱这一问题，老子开出的药方就是“无为而治”。对此他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2章），“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爱民治国，能无为乎”（10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43章），“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48章）。他认为最好的政治就是“其政闷闷”（58章），在《老子》第60章还有个很形象的说法：“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什么说治大国像煎小鱼一样呢？煎小鱼翻动得越快就碎得越厉害，治大国法令变动越多百姓就越无所适从。政事省则民易治，法令简则社会安。统治者如果纵私欲而逞私智，行酷法而用重刑，人民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奋起反抗，国家要么死气沉沉要么动荡不安。他在第64章中说得就更绝了：“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有心于“治”则国不治，无心于“治”则国大治，他用十分机智的语言揭示了治国的逻辑悖论：治则不治，不治则治。你说怪吗？

一点也不怪。“无为而治”是他“自然无为”原则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逻辑推衍：“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37章），既然天道自然无为，君主也应以无为治国，“上德无为而无不为”（38章）。

他关注国家的治乱，同样也关心人民的祸福，在他看来这二者息息相关：当人民被盘剥得一贫如洗、被压迫得无以为生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这样必定导致社会剧烈的震荡，造成经济的长期停滞，致使国家由治变乱。统治者的贪婪、奢侈、奸诈和暴虐，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给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加速了他们自己的灭亡。

老子说“爱民治国”而不是说“治国爱民”，这四个字的顺序排列并非无心而是有意，他自觉地将人民的祸福放在国家的治乱之上，这不仅是由于“民”为“国”之本，“爱民”是“治国”的根本目的，而且不能“爱民”就不能“治国”，“爱民”也是“治国”的基本保证。实现“爱民治国”的唯一途径就是“无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

饱尝了被欺凌的屈辱，受够了贫穷的折磨，现当代的中国人十分迷恋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极度喜欢大张旗鼓的宣传，非常渴望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于长期动乱造成我国经济积贫积弱，由于吏治腐败使得民怨沸腾，大家相信只有砸碎旧世界才能迎来新社会，所以人人寄希望于暴力，深信“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就是在枪林弹雨中挨过来的：先是暴力推翻清王朝，接着是血雨腥风的军阀混战，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是三年内战，半个世纪的大动荡大破坏使国家脆弱的经济基础和古老的文明摧毁殆尽，1949年好不容易在隆隆炮声中迎来了新中国。

我们这些“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为了扔掉“一穷二白”的帽子，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建设高潮”，“大跃进”至今还叫许多人心惊胆战，“一年超英，三年赶美”，“砍树开林，大炼钢铁”，狂热折腾了好一阵子不仅没有“赶超英美”，不仅没有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反而让成千上万的人活活饿死；为了使“红色政权永不变色”，我们发动了一个又一个“革命运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真的叫人不寒而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许多当年的革命功臣被打成“革命罪人”，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成了“反动权威”，许多天才作家和艺术家含冤而死，学生跳出来揭发自己的恩师，恩爱夫妻相互攻讦检举，甚至儿女也与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和“一刀两断”，理性、文明、正义、良知统统遭到了践踏，政权非但没有巩固反而颠簸动荡，经济非但没有繁荣反而濒临崩溃。

“斗争”我们鼓动要“你死我活”，“生产”我们喊着要“热火朝天”，“宣传”我们主张要“大张旗鼓”，将这些特色体现得最为充分的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时的报纸电台不断“放卫星”，宣传机器天天制造“轰动效应”——今天某地水稻亩产20万斤，明天某地小麦亩产10万斤，某厂炼钢效率超过了美国，某厂产品质量让英国专家吃惊……就是全国大闹饥荒的时候，我们还在夸口人民的生活如倒吃甘蔗——节节甜，即使工厂停产田地撂荒的时候，我们照样在唱“处处莺歌燕舞”，照样在说“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天地无言而水流花开，大道无言而寒来暑往，我们为什么不效法大道呢？“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符合自然。

一直鼓吹斗争，长期崇尚暴力，召集一个又一个“会议”，发动一次又一次“运动”，掀起一波又一波“高潮”，想强国却耗尽了国力，想利民却成了扰民，因为这些做法有违大道，有违自然。

我们来看看大自然吧：狂风刮不了一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谁也没有见过春夏秋冬都酷热难熬，谁也没有见过一年到头都天寒地冻。是谁使它们成这个样子的呢？当然是天地。天地中的狂风暴雨尚且不能持久，何况社会中的狂热与暴力呢？天地反“常”，尽管为天为地却不能“久”，人类反“常”，尽管大吹大擂大喊大叫却不能“长”。这里的“常”就是“道”或“自然”。

因而，从事于“道”便与“道”同体，从事于“德”便与“德”同流，从事于“失”便与“失”沆瀣一气。

与“道”同体“道”也就乐于和他同在，与“德”同流“德”也就乐于和他同行，与“失”沆瀣一气便将“失去”一切——行为乖张就失去朋友，为政残暴就失去政权，愚弄百姓就会被百姓唾弃。

大家都食不果腹的时候，偏要说人民生活“节节高”，叫人如何不齿冷？大片田地都荒芜，到处庄稼都干死，偏要说今年粮食“大丰收”，叫农民如何不摇头？许多工人已经下岗，许多工厂已经停工，偏要说工业产值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年份，叫工人如何不叹气？执政者本身就诚信不足，叫人民如何去信任他？

春秋时晋文公对此似乎别有会心，他非常注意执政者的诚信，总害怕自己不讲诚信，招致属下和人民失去对政治和政府的信任。周襄王曾将“原”这个地方赐给晋文公，原地首领不久发动叛乱，晋文公兴兵讨伐叛军时与晋国大夫约定以三日为期，没想到三天过后原还是没有攻下来，原地叛军死也不投降，三日一到晋文公便下令撤军。晋军中的将领对晋文公说：“原地叛军已弹尽粮绝，再拖一两天就要请降了，何苦胜利在望时却退兵呢？”晋文公解释说：“我开始不知原地三日攻不下来，出兵时与大臣为约以三天为限，现在三天过了原地叛军仍未投降，此时要是还不罢兵就会失信于人，失去诚信而取得失地，我不干这种因小失大的蠢事。”晋文公的话传到原地百姓那里以后，原人都感叹说：“有这样讲诚信的君王，我们还不归附不是傻子吗？”他们很快就弃甲向晋文公请降。和原人一起叛乱的温地叛军听说后也随之投降了晋军。

今天有些人对曾为之奋斗的理想发生了“信仰危机”，对少数曾经十分信赖的领导也产生了“信任危机”，这怪得了谁呢？过多人为的“运动”违反了“无为之政”，过分的胡夸违反了“不言之教”，自己本身不值得信任，人们才不信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