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智慧——居卑处下　忍辱含垢

天下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的了——它柔弱到自己全无定型，遇圆则为圆，遇方便成方，随河床以蜿蜒，因峭壁而激荡；它柔弱到从不向任何人说“不”，它谁都可以舀取，谁都可以泼洒，谁都可以携带，谁都可以饮用。

俗话说“水遂人愿”，用来浇花它就使花儿鲜艳，用来灌田它就使禾苗茁壮，用来发电它就给家家送去光明，用来作饮料它就为人人解饥渴，用来沐浴它就帮人们清污涤秽……

俗话说“水往下流”，与人们喜欢“高攀”大不一样，水的本性喜欢居卑处下，总是从上方往下方滴，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与人们艳羡“高高在上”大不相同，水高高兴兴地从高山奔向低谷，它绝不长久停留在“显眼”的地方。

水也不像人那样喜欢“争功请赏”，它上天为甘霖，下地为润泽，遍育群生而不分亲疏，泽及万物而不求回报，工农业没有它就不能生产，动植物离开它就将干枯，可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如何“重要”，更不夸耀自己是如何“伟大”，它总是那样谦卑、退让、不争。

然而，天下又有什么东西比水更坚强更浩大的呢？正是因为它总往下方滴，坚硬的顽石才被它滴穿；正是因为它总往低处流，最后才汇成了汪洋大海；正是因为它柔软无比才使它斩之不断——“抽刀断水水更流”；正是因为它利物而不争才使万物离不开它——“没有水的地方就没有生命”。水的坚强不正是由于它的柔弱，它的浩大不正是由于它能处下吗？道理天下没有人不知道，可惜只有少数人才身体力行。

能趋下居卑水才能滴穿顽石，能承担全国屈辱的人才配为一国之君，能承担天下灾难的人才配为一国之王。

《左传》宣公十五年载伯宗的话说：“能容纳污水才能成为川泽，能隐藏毒蛇猛兽才能成为林薮，能承担错误忍受屈辱才能成为国君，这是自然与社会共同的规律。”

春秋时有一次晋国攻打楚国，长驱三舍（军中一舍等于三十里）仍不停止，楚国大夫请求反击，楚庄王说：“先君治理楚国的时候，晋国一直没有攻伐楚国，等到我为国君时晋楚两国就开始交战，这全是我一人的过错，怎么能烦劳大夫们呢？”大夫们听后反省说：“前辈大臣们辅助先君时，从没有发生晋楚两国交战的事，我们辅佐大王反而招致晋楚两国打仗，罪过全在我们大臣而不在大王，怎么能让大王一人承担责任呢？请大王下令我们反击吧。”楚庄王俯身而泣涕沾襟，起身则拜朝中大臣，那种场面谁见了都会感动。晋君听到这件事后对大臣们说：“楚国君臣争着为错误承担责任，楚王极受群臣拥戴，楚臣个个尽忠尽职，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轻易攻下的。”于是，晋军连夜班师回朝。楚王能受一国之垢，他才配称社稷之主。

古代如果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或重大的国策失误，皇帝就得向全国人民下一道“罪己诏”，表明自己主动承担全部罪责。春秋宋景公当政时，一次荧惑（即火星）正好在心宿这个地方出现，古人认为“荧惑在心”是大灾将至的预兆，宋景公十分恐惧，连忙召见负责天文的大臣子韦询问：“荧惑在心是什么原因呢？”子韦回答说：“荧惑在心是天将罚罪的前奏，心宿恰在我们宋国的分野之内，灾难可能快要降临在大王您头上，不过，可以将这次‘天罚’移于宰相。”宋景公说：“宰相是我的辅国大臣，让他来承受‘天罚’有失公平。”子韦又说：“还可将这次‘天罚’移于民众。”宋景公也不同意：“民众都替我而死尽了，我还有什么脸做国君呢？宁愿我一个人去受‘天罚’！”子韦又想出鬼点子说：“可以将‘天罚’移于年岁。”宋景公还是不同意：“年岁的好坏事关民众的死活，年岁饥荒民众必然大批死亡，作为国君却想着去杀害自己的人民以求自己活命，我还有什么资格作为一国之君呢？还有谁会把我当国君看待呢？荧惑在心是我的性命当尽，子韦再不要想歪点子了。”原来子韦是想试探一下宋景公的为人，听了宋景公这三番话后他北向而拜说：“祝贺大王！天处高而听卑，您刚才的三番话上天句句都听见了，大王有爱民之三言，上天必然赏大王三次，今夜荧惑肯定会迁徙三舍，大王可以延年益寿二十一岁。”宋景公半信半疑地问他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子韦回答说：“大王有爱民之三言，上天必定对您有三赏，荧惑星也必定迁徙三舍，星每舍行路七里，三七就是二十一里，大王可延年二十一岁，臣愿伏侍陛下观测天象，此星如不徙三舍我甘当死罪。”当天夜晚荧惑星果然迁徙三舍。

说了三次爱民的动人言辞而受到天三次赏赐当然是不足为信的传言，但只有能承担天下灾祸才配为天下之王却是不争的事实，水假如不能居卑处下怎么会形成长江大海，国君假如不能忍辱含垢又怎么配为一国之君？

（参见原第78章）

老子的智慧——静与动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以西方人惯有的傲慢，用极端轻蔑的语调把孔子狠狠奚落了一番，他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120页）。这里顺便说一下，西塞罗只是希腊哲学的复述者，虽是个一流的雄辩家，却是个三流的哲学家。连三流的西塞罗也比不上，在黑格尔眼中孔子简直就不入流了。黑格尔对老子好像还能稍假辞色，认为老子的哲学尽管“仍是停在初级的阶段”，但多少还能把握一点“纯粹抽象的本质”（同上，第129页）。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学者也总想给老子和黑格尔“牵线搭桥”，生搬硬套地说老子思想富于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好像这样一来就抬高老子的地位，这样一来我们老祖宗脸上似乎就有光彩。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如果说老子真的有什么“辩证法”的话，他的“辩证法”也不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就拿“静”与“动”这一对矛盾来说吧，老子有他自己独到而又精彩的见解。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黑格尔“辩证法”通常是这样讲“动”与“静”的：万事万物中“静”只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动”则是绝对的永恒的，任何事物都是通过矛盾运动而发生变化，矛盾双方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而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风平浪静，只有无休无止的动荡和斗争在等着我们。老子对此却有完全相反的看法，《老子》16章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他说自己从万物的生长发展中发现了这一特点：它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各自又回归到了原先的起点，这一过程叫作“返本归根”，而“返本归根”的“本”或“根”就是“静”。世界上的“有”（万事万物）生于“无”（道），“动”来于“静”，“静”是纷纭事物的本源与本性，所以他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回归本根就是回到了“静”，回到了“静”也就是回归了本性。回归“静”的本性是万事万物不变的法则（“常”），能认识这一法则便是“明”。我们不妨用一粒小麦作比方，它通过发芽、生长、成熟、归仓，又回到原来小麦“静”的形态。万物都默默地守着自己的本性，静静地吸取雨露精华，安享着各自天然的寿命，“静”是主宰和根本，“动”则是现象或表现，所以，“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老子》26章），“清静为天下正”（45章）。

立身处世当然要守母以存子或守本以舍末，因此我们应该“致虚极，守静笃”（16章），力戒精神的动荡浮躁，永远保持心境的虚静恬淡，这样才能做到“以静制动”，“宁静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