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族——山越

汉末三国时期分布于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部分山区古越族后裔的通称。百越的一支（见越）。由于秦汉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山越已与汉人区别不大，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因逃避政府赋役而入山的汉人。所以山越虽以种族作称谓，但实际上是居于山地的南方土著，故亦称“山民”。以农业为主，种植谷物；山出铜铁，自铸兵甲。他们大分散、小聚居，好习武，以山险为依托，组成武装集团，其首领称“帅”，对于封建中央政权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东汉末年，孙氏初定江东，境内山越众多，分布极广。他们往往与各地的“宗部”（一种以宗族乡里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集团）联合起来，与之对抗，成为孙吴政权的心腹之患。汉建安三年（198），袁术遣人以印绶与丹阳（今安徽宣城）宗帅祖郎等，使之激动山越，大合兵众，图谋共攻孙策，反为孙策讨破。为了巩固政权和掠夺劳动力与兵源，孙权从建安五年掌权之时起，即分遣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孙权西征黄祖，正待破城之时，山越复起，严重威胁孙吴后方，迫使孙权撤兵。孙权东撤后，派吕范平鄱阳（今江西波阳东北）；程普讨乐安（今江西德兴东北）；太史慈领海昏（今江西永修西北）；以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充任山越活动最频繁地区的县令长，悉平各地山越。建安二十二年，陆逊建议孙权，克敌定乱非众不济，而山越依阻深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于是命陆逊征讨会稽、丹阳、新都三郡的山越，将俘获之人强者为兵，羸者补为民户，得精卒数万人。吴嘉禾三年（234），孙权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恪移书相邻四郡，令各保疆界，然后分兵扼诸险要之地，将山越分割包围。只修缮藩篱，不与交锋。待其谷物将熟，纵兵芟刈，以饥饿迫使山越出山求活。诸葛恪将其中精壮四万人选为兵士，余者迁至平地充作编户。经孙吴数十年的残酷征讨，江南绝大部分山越被迫出山，徙至平地，一部分用以补充兵源；一部分成为编户，调其租赋，或为私家佃客。大量山越出山，对于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也大大加速了山越自身的汉化过程。虽然直到南朝末年，甚至隋初史籍中仍有关于山越的零星记载，但绝大部分山越此时早已同汉人完全融合。

中国古代巴族的一支，板蛮的又一称谓。汉代规定巴族的渠帅罗、朴等七姓不输租赋，其余每户岁出“钱”口四十文，巴人呼赋为，故当时称之为贵人。人主要分布在巴郡阆中（今属四川）和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一带，沿渝水（今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居住。从事农业，长于狩猎，俗喜歌舞，敬信巫觋，骠勇善战。部落首领有王、侯、邑君、邑长之分。相传秦昭襄王时，白虎为患，人应募以白竹弩射虎有功，昭王乃刻石为盟，许其顷田不租，杀人者得以钱赎死。刘邦为汉王，发人定三秦，以功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人自秦汉以来屡享复除，故世号“白虎复夷”；又因作战以木板为盾，故又称“板蛮”；晋世又有“头虎子”之号。

东汉时，羌人数攻汉中，朝廷发人击败之，号为“神兵”。桓帝时，朝廷加重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更赋至重，又遭仆役楚，过于奴虏。有的嫁妻卖子，甚至自残躯体。他们被迫邑落相聚，多次掀起反抗斗争。中平五年（188），巴郡黄巾举义，人亦起兵攻占城邑，与之呼应。

汉末大乱，张鲁据汉中，诱说宕渠一带巴、首领杜、朴胡、袁约背叛益州牧刘璋归己，刘璋亦发汉昌（今四川巴中）人为兵以拒张鲁。张鲁在汉中推行五斗米道，人敬奉，故多迁往。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征张鲁，鲁一度败走巴中，依杜、朴胡等，后张鲁降操，“巴七姓夷王朴胡、邑侯杜”等亦率“民”、“巴夷”附操。操以胡为巴中太守，为巴西太守以拒刘备。后曹操放弃汉中，又将在汉中的“巴夷”、“民”全部迁至关陇地区。西晋末年，关西因战乱天灾频岁大饥，略阳、天水等六郡人民包括一部分原自汉中迁来的民共数万家流入梁、益（今四川）就食。这些流民后来在人首领李特领导下于蜀中起义，建立大成政权。

人在秦汉以前居住比较集中，文化特点亦比较鲜明，如船棺葬和各种特殊形制与纹饰的青铜器，都颇有地方特色，人的巴渝舞更深为刘邦赞赏，成为汉朝庙堂歌舞之一种。汉以后，人与汉族以及其他蛮人如廪君蛮、盘瓠蛮融合的进程日益加快。汉末魏晋时期，不仅在原人十分集中的宕渠地区呈现出“巴夷”（即廪君蛮）与“民”杂居的局面，而且在原廪君蛮比较集中的巴东郡和原盘瓠蛮集中的地区涪陵郡，也都有不少人杂居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