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市场经济——茶马

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行茶马法，于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明洪武四年(1371)，产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茶马司初设令、丞。十五年改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三十年又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今青海西宁)。明初还曾设金牌信符，作为征发上述少数民族地区马匹的凭证。明朝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由于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统治者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并严禁私贩。以茶易马，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也以此作为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后来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民间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贸易。永乐时，明政府一度稍弛禁令，听凭商人与少数民族市马，但为时不久，又严加申禁，并恢复已废的洮州茶马司，设立甘肃茶马司于甘州(今甘肃张掖)。成化时，民间茶马贸易日趋频繁，巡茶御史屡出，茶多私运出境，而马至日少。于是弘治时被迫开放商营贸易，召商中茶。弘治三年(1490)出榜招商，给引于产茶地方收买茶叶，运赴指定茶马司，六分商卖，四分入官。此法一行，私茶出境一发不可遏止，好马尽入民间商人之手，而茶马司所得却只是中下等马匹；明朝官员将吏为了牟取私利，有的故意压低马价，以次茶充好茶，有的用私马替代番马，换取上等茶叶，致官营茶马贸易更加衰落。正德时宠信西藏番僧，特许西藏、青海喇嘛及其随从和商人例外携带私茶，明朝茶马贸易制度崩坏日甚。此后明廷虽时下禁私茶之令，又曾欲复金牌信符之制，但民间茶马贸易愈益兴盛，雅安、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等地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互市贸易的繁华场所。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内地与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