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如何评价吴三桂的？如何客观的评价吴三桂？

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这是历史的魅力，一起来研究下“如何客观评价吴三桂”的话题，感受历史的心境。

1673年，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大清朝风雨飘摇。吴三桂一生，做过大事四件，抗清、降清、剿杀南明，最后又叛清，一辈子像是折返跑。历史是如何评价吴三桂的？如何客观的评价吴三桂？与其把吴三桂定性为极品渣男，倒不如说，他只是不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678年3月23日，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但6个多月后，就在重病中永远告别了他的“大周朝”，他本人也成了康熙“鸟生鱼汤”的背景板。事实上，三藩之乱从发生到结束，都谈不上“历史必然”，吴三桂不是必反，也不是必输，假如当年赢的是吴三桂，那么后世史书上对这个样本式的“大奸大恶之徒”，又会如何书写呢？

吴三桂一生，做过大事四件，抗清、降清、剿杀南明，最后又叛清，一辈子像是折返跑，经过这些折腾，收获盖棺论定的帽子两顶：“汉奸”与“反复无常”。但其实透析他的一生所为，与其把他定性为一个极品渣男，倒不如说，他只是一个不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一

先说吴三桂生平的第一件事，抗清。在引清军入关之前，吴三桂是崇祯朝著名的“忠臣孝子”。17岁那年，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猝然间被数万八旗军包围，主将祖大寿不敢出站，救父心切的吴三桂仅仅带着20名家丁就敢主动出击，最后竟安然把父亲从重围中救了回来。在那个大明朝对后金屡战屡败的时代，吴三桂以这次救父壮举成为当时举国最闻名的少年英雄，要知道，吴三桂此时正好与霍去病首次带兵出塞同岁，因此他的横空出世，让大明仿佛看到了救世主。

崇祯十四年（1641）的松山惨败之后，吴三桂已经成为大明朝在辽东最后的指望。当时的战略形势是，辽东大地上，遍地都是清军，仅剩吴三桂和宁远城孤悬关外，苦苦支撑。其间皇太极前后两次亲自写劝降信，给足了吴三桂面子，一边劝他审时度势，“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一边许以高官厚禄，“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

皇太极的姿态不可谓不低，心思不可谓不诚，信中对时局的分析也不可谓不透彻。如果吴三桂此时降清，也算是对大明朝仁至义尽了，毕竟谁又能对孤军苛责太多呢？可吴三桂非但不降，也没有率军逃入关内，反倒以劣势之军主动向清军发动进攻。在当时的大明朝，还能有谁比吴三桂更忠勇，更像一个孤臣？

二

再说第二件，降清，引清军入关，这应该也是吴三桂“汉奸”得名的主要原因吧。

当时的形势是，李自成兵困北京，吴三桂擒王未果，崇祯帝自缢殉国。如果你是吴三桂，你会怎么办？

放在吴三桂面前的无非两种选择，降李或降清。有人说，可以谁都不降啊，这就纯属书生之论了，吴三桂若这样做就是自取灭亡，不仅是两面受敌，而且是没有任何战略腹地和后勤补给的孤军。吴三桂既没有这么愚蠢，也没有这么愚忠，更何况，他所效忠的君父崇祯已死。

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降李就比降清更高尚了。清军固然是祸乱关外的鞑子，但李自成可是害死崇祯的“直接凶手”啊。考虑到帝制时代的伦理纲常，李自成才是大明朝的死敌，相比降清，降李更是罔顾君父大仇的不忠不孝之举。

吴三桂没有这么高尚，在闻讯崇祯身死的那一刻，吴三桂在崩溃中可能已陷入了“道德虚无主义”，他长久以来所秉持的忠君价值观已成了乱世飘萍。

所以，吴三桂最初选的是降李。但后来因为李自成那边的失误，其中自然也包括刘宗敏霸占陈圆圆的缘故，吴三桂又改主意了，最终决定降清。

关于吴三桂改主意降清，大体说来有三个批评，基本都没有什么过硬的道理。

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那是文学家的夸张和以偏概全，把吴三桂说成是一个超级情种难道不是一种褒奖吗？吴三桂降李本就是利益权衡计算后的无奈之举，他对大顺军毫无政治上的认同，陈圆圆被劫一事更是起了一种催化作用。更何况，吴三桂“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世上！”这句话真的有错吗？

说吴三桂反复无常，那是为骂而骂，全然脱离了历史情境。李治亭先生在《吴三桂大传》中说，“吴三桂处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他的心情既复杂而又动荡不定。心理上的、感情上的、性格上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他作出选择”。与其说吴三桂反复，为什么不去批评李自成、刘宗敏因小失大，最终把吴三桂推向了清朝一边呢？

再说，在那个时代，比吴三桂更反复、更无耻的大明臣子太多了，大多数文臣是闯军来则从闯，清军来则从清，短短一个多月就两次改换门庭，哪里有政治道德可言啊。而吴三桂至多只是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而已，他毕竟还没有降李啊。

说吴三桂是“汉奸”，这就是更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如前所述，吴三桂是清入关前明朝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对大明已是仁至义尽了，难道要和范文程、李开芳、洪承畴他们比吗？在某种基于民族主义的严苛定义下，吴三桂或许可以算得上“汉奸”，但试问，在清军入关之后，从北京到南京这一路闪电式的进军，除了史可法等寥寥几位忠臣，什么左良玉，什么江北四镇，什么东林复社，什么各地守土有责的文臣武将，哪个不是内战内行、党同伐异、一触即溃，最后大多都降清做了“汉奸”？而他们降清的缘由，又有哪个比得上吴三桂的情非得已和情有可原。你说钱谦益？嗯，跳河怕“水太凉了”和“舍不得柳如是”是降清的有力理由。

况且，吴三桂降清伊始，未必就是铁了心打算做“汉奸”，他一开始的想法很可能只是借清军入关消灭大顺军，而后南明以疆土酬谢，两国划黄河而治。吴三桂在所谓的“请降信”中，是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

事实上，当南明君臣听说了吴三桂借兵讨贼捷报频传之后，无不兴高采烈，“举手加庆”，把吴三桂看成了再造社稷的大英雄，把他比作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与郭、李“同功”。弘光帝朱由崧夸“三桂倡义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还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

三

吴三桂的第三件事，是剿杀南明。

如果说吴三桂一开始还存着光复大明的想法，那么随着时势的发展，特别是南明弘光政权的迅速溃败，以及大清铁骑南下时所表现出的赫赫军威，让吴三桂逐步绝了这个念头，甘心做大清朝的臣子。吴三桂的这一转变，部分出于时势的裹挟，部分出自他个人权欲与野心的计算。从这个角度而言，你可以说吴三桂是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他的效忠对象崇祯帝身亡后，他的忠明思想逐渐减退乃至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精密的利益计算和权欲膨胀。

既然是大清臣子，吴三桂参与剿杀南明政权其实也并无不妥，此一时彼一时罢了。事实上，吴三桂一开始的战争对象也主要是李自成的大顺军，从北京一路追杀到李自成在九宫山遇袭身亡。

吴三桂剿杀南明政权的主要战场是西南，特别是贵州和云南。我个人认为，吴三桂这一生最无法自圆其说，最厚黑或者说最接近无耻的事情就发生在他这段剿杀南明经历的尾声——逼死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

吴三桂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大清朝对他的要求，如附骨之疽地在缅甸擒获永历。至于说吴三桂没有对永历帝网开一面，这可能是对他要求过高了，如果是降清之初或许还有些可能。

按照清廷惯例，凡俘获或投诚的明宗室重要人员，一律解送北京，再做处置。吴三桂如果按照这样规则办事，后人本来也就无话可说。问题是，吴三桂竟然主动奏请朝廷，要求就地处决永历帝。他的理由是，从昆明至北京路途遥远，地方还不那么安静，万一途中被劫，谁也负不了这个重大责任。

李治亭先生在《吴三桂大传》中分析说，吴三桂主张就地处死永历。一来可以保全自己获得的功劳，二来可以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猜疑。

这些全部都是基于自身利害的计算。吴三桂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与其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作为前明旧臣，你可以竭力地击溃南明政权的最后希望，可以忠实地完成擒获永历帝的任务，这些还能推说是在其位谋其政的“职业行为”。但抓了永历帝，不求你将枪口抬高一寸，但你为何甘愿破坏既有规则，还要主动做加法？永历帝如果被押送到北京，虽然活命机会不大，但至少还可以多活一年半载吧。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记载了一个令人齿冷的细节。处死永历帝前，吴三桂主张拖出去砍头，这对一个帝王而言算是最没尊严的死法了吧。反倒是一位满洲将领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最终，吴三桂妥协了，用弓弦勒死了永历帝。

勒死永历父子后，吴三桂还命昆明知县亲运薪木至城北门外，将他们的尸体烧化，然后尸灰四扬，彻底消尸灭迹，只留下一块大骨带回去作证。

这件事，是吴三桂一生都无法洗脱的黑点，怎么黑都不过分。

四

最后一件事，三藩之乱。

吴三桂后来反清，于是又被戴上了反复无常的帽子。但我不得不说，这或许是一个黑点，但绝对言过其实了。

吴三桂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反”的。按照吴三桂的人生规划，他极可能并没有反清称帝的野心，他的目标是世守云贵，让他吴家的子孙后代一代代地承袭“平西王”。这并非没有先例，吴三桂一心想要仿效的就是他在剿杀南明时打过交道的云南沐王府，沐英就是被朱元璋任命后，世守云南的，《鹿鼎记》里的小郡主不就是这家的么。

康熙的撤藩决定有点“背信弃义”的意思，顺治爷和多尔衮多次表达过永不撤藩，吴家子子孙孙世袭王爵，与大清朝相始终的决心，这些还都写入了赐封的金册之中；退一步说，即使撤藩，康熙可以缓图之，如果待吴三桂等老一辈军人去世，趁第二代年轻，威望不重，再行撤藩，可能也就没有“三藩之乱”，吴三桂的罪名也就不会再加上一条“反复无常”了。

吴三桂起兵前，头戴方巾，身穿素服，在永历陵前，亲自酹酒，三呼再拜，恸哭不止。熟悉内情者自然会觉得吴三桂过于虚伪。但按照《吴三桂大传》一书的解释，吴三桂的眼泪并非全然不真诚，“三桂的这番举动，是对他降清后所作所为的自我否定。人往往在遭到重大挫折或失败时，才反躬自省，发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三桂的前程由于撤藩而毁弃，实为他一生中重大挫折，这才‘觉今是而昨非’，否定自己的过去，重新缔造未来”。

但试想，如果当初永历不是死于吴三桂之手，吴三桂此次起兵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借助反清复明力量上，都将会更加得心应手，更不会背上“虚伪”之名，这也是他自作自受了。

如果说吴三桂在起兵前的梦想只是让“平西王”世代相袭的话，起兵后他的政治野心显然大大膨胀，开始有了当皇帝、建立新朝的想法。就此，很多人建议吴三桂，应奉大明朝为正统，寻访明朝宗室，明确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这将会更充分地发动台湾郑经等“复明势力”，形成更强大的统一战线。但这一建议却被吴三桂以及他身边那些渴望做开国元勋的近臣们所否决。

不过，即使吴三桂再有何等野心，纯粹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假使吴三桂反清成功，开创新朝，多半会摇身一变成为汉族英雄，像“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那样名垂青史也未可知。毕竟，天下人的“思明”之心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汉”之心。按照帝制时代的一贯套路，还会阐发出很多诸如吴三桂深入敌营三十年，泣血隐忍、苦心孤诣、卧薪尝胆、密图恢复的感人故事。

综上，假如回到吴三桂生活的明亡清兴之际，我们可能会发现，吴三桂以这样的负面形象在历史中定格，实在是由于他始终立于时代潮头，过深地介入了明亡清兴时代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以至于无所遁形，甚至被迫要为许多并非他个人所能承担的时代之恶负责。

知乎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脑洞问题，“吴三桂反清若成功，历史书如何描述他的经历为其洗白？”有网友模仿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的笔调说，“周太祖以两度反叛，反复无常名。引女真入关、弑桂王于滇亦其人也。然朱明末世，积弊难除，百端难理。女真又英主迭兴，中原沦陷，剃发易冠，此其艰巨，较诸阴谋篡窃，殆百倍过之。虽有污名，亦不负其威名焉”。

“虽有污名，亦不负其威名焉”，声名狼藉的吴三桂与这句盖棺之定论间，只有一道细细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