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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政权(清军南下,明廷党争)

弘光政权简介

弘光政权:1644年崇祯皇帝殉国后,幸存的明朝宗室成员相继在南方建立起政权对抗清朝,然而此前一直困扰明帝国的党争与内斗仍旧如影随形。其结果,自然是让虎视眈眈的清军坐收渔翁之利。南明弘光政权覆亡的悲剧将呈现弘光政权是如何在短短一年之内迅速消亡的。

弘光政权·历史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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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威宗(崇祯皇帝)在北京自杀以后,大明朝群龙无首,一些宗室成员在各方势力的辅佐下,先后在南方建立起数个政权,这些政权被合称为“南明”。然而这些人为了争夺皇位,全然不顾国家危亡,在动荡的时局里不遗余力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皇权战争”。正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内耗中,明朝彻底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遍及全国的宗室

首先,我们从“南明”这个词语谈起。在清朝,人们提及南明时多用“胜国”“故明”“明季”等词,俨然不愿承认其历史地位。直到很久以后,“南明”这个称呼才逐渐流传开来。需要指出的是,南明本身就是明朝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独立朝代;之所以称其为“南明”,是后人为了便于与崇祯之前的大明王朝相区别。再则,这些政权都建立在南方,这样命名倒也符合历史规则。

那为什么不用“后明”这个词呢?这是因为后明是孙可望在贵州时,向他献媚的一派为了拥护他做皇帝而拟定的国号,用在这里实在很不合适。南明与后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知道,崇祯皇帝身死社稷以后,他的几个儿子不知所终,这使南明爆发了严重的继统之争,多次内斗的结果是其根本无法团结力量一致对外。眼看局势混乱,某些藩王和实力派人物试图趁机过把帝王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结果导致各方势力火并,小势力被大势力吞并,大势力则被内耗消磨得丧失了锐气。如此急剧的损耗,对抗清斗争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由于藩王遍及全国,不管在哪儿都可以找到一个宗室成员拥戴为抗清领袖,这使抗清力量极为分散,很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加上大部分拥戴者存有私心,这些个宗室成员在他们手中就成了一个获取利益的工具。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不再被满足时,宗室成员就会被实力人物抛弃,这点在郑芝龙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拥立宗室成员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积极抗清的势力中,宗室成员就是一面鲜亮的旗帜,在其号召下,人心得以迅速凝聚,人们纷纷组织起来,共同抵抗清军。虽然兼有自保性质,不过比起私利者又不知道强了多少倍,至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这点夔东十三家可为典型。

总体而言,这种情况还是弊大于利的。它导致宗室成员之间长时间内斗,严重消耗了抗清的有生力量,客观上也为清军各个击破明军制造了良机。同时,这一情况强化了官僚对升官发财的追求。各藩在升迁人员的时候,不再看对方忠心与否,有志抗清与否,而是看他是否是属于己方利益集团。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再贤明的君王恐怕也无力回天了。

南明皇帝谱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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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陷落之后,见于史籍记载的称帝者和监国,不论执政时间长短、所辖地域大小,前后计有安宗朱由崧、威宗太子王之明、潞王朱常淓、益王朱慈炱、绍宗朱聿键、鲁王朱以海、靖江王朱亨嘉、益阳王朱术□、韩王朱璟溧、赵王朱由棪、昭宗朱由榔、唐王朱聿鐭、益藩朱由榛、淮王朱常清、吴王朱容藩等人。

其中,韩王朱璟溧是否称帝颇有疑问,淮王朱常清则属史料误记。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郑成功、郑袭、郑经、郑克臧、郑克塽这五位明郑的最高领袖,也可以视作广义上的南明摄政。

另外,蜀王、桂王、荣王也曾被臣子们试图立为皇帝。北京沦陷后,得到消息的蜀地官员就商量推立蜀王朱至澍为监国,但因受到巡按御史刘之勃的阻止而未能成功。桂王朱由 则是在弘光政权倒台后,一些人打算立他为帝,结果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得到了隆武政权建立的消息,于是只得作罢。荣王朱由桢却是因为奉天之变中一些官员和永历政权失去联系,才差点被拥立为帝,后因遭到劝阻而未成。

拥立新君的较量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朱由检殉国。

早在三月十三日,北京城破前几天,南京就出现了不祥之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不知何故,明孝陵竟有人夜里大哭,闹得是沸沸扬扬,出现了很多谣言。夜哭原也不是什么大事,但这地点有些不对,再经过有心人一造谣,闹得是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已经风声鹤唳到了怎样的地步,连一丁点经不起检验的谣言都能搅风搅雨。

这些谣言经过发酵,传到了右都御史张慎言的耳中。他听后感叹说:“这虽然是谣言,恐怕真应了眼下的情形。”虽然他没提应的是什么情形,不过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人们或许已经预感到明朝快要灭亡了。之后,邸报断绝,各种谣言越来越盛,大臣们是忧心忡忡。他们每次到议事堂不是拧着眉毛不说话,就是抬头看着屋子不停叹气,再或者就是用脚尖踢地,互相问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南京政坛气氛沉闷,官员们内心慌乱,完全没有了主心骨,更不敢在关键时刻承担起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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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南京市井景象的《南都繁会图》,仇士英(明)绘

不久,掌握实权的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决定率军北上勤王,但被掌翰林院事的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制止。姜曰广之所以强烈反对史可法勤王,是忧心南京的形势,他得知一些亡命之徒打算挟持饥饿的军队趁机起事。在他看来,现在的形势相当严峻,史可法走后南京很可能出事,因此得先把南京的事务处理妥当才无后顾之忧。

可以说,以姜曰广为首的部分文官把保卫南京的希望寄托在了史可法身上。至于南京三驾马车中的另外两人——南京守备掌南京司礼监太监和领中军都督府事的南京守备勋臣,都被这些文官无视了。

而南京三驾马车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虽然明成祖朱棣在夺取皇位后将首都迁到了北京,但南京这个曾经的大明首都仍然保留了一整套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只是没有皇帝和内阁而已,不过这套机构基本就是个空壳。

在南京的署衙中,最有权力的是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掌南京司礼监太监和南京守备勋臣领中军都督府事,他们分别由文官、宦官、勋贵担任。

当时的参赞机务是史可法,南京司礼监太监是韩赞周,南京守备勋臣是忻城伯赵之龙。可以说,南京的大局都掌握在这三个人手中。他们是这里的核心人物,重大决策都需要由他们共同做出。但三人中,身为南京文臣首领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却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

南京兵部尚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防部(南京)部长。虽然名字挂着一个“部”字,但其充其量只能叫国防部南京办公室。因为南京兵部仅仅是个空架子,里面并没多少官员,只不过这个办公室主任和北京兵部尚书一样都是部长级的官员而已。

是以,文官们以史可法马首是瞻等于是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宦官与勋贵的不信任。本来,留守的其他尚书和兵部侍郎等官员可以和守备南京的宦官、勋臣通力合作,然而固有的偏见妨碍了这种可能。文官们想要有所作为,但又不愿意出头来承担领导救亡图存的政治责任,于是只能将同属士大夫群体的最高实权人史可法推上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只得留在南京,与其他官员协同处理南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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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兵部内设机构图

很快,南京的高官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南京司礼监太监韩赞周下令加强门禁,同时挑选5000士兵严加防护,以防止奸人闹事。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也加强了南京的护陵、防江工作。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还把粤东送来的饷金迅速发给了饥军,以稳定军心。这样一来,就没人敢再闹事了。之后,“禁讹言”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从这一系列行动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南京缺少一个政治核心,属于集体分工领导,文臣、宦官、勋贵各自为政,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战力。这种三权分立的制约体制在平时是非常管用的,但在国变的非常时期就会出现运作不灵的问题了。

几天后,退休南下的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皇帝根本没有死,有人在天津见过他。史可法以为皇帝无事,高兴地给姜曰广写信,说皇上现在已经坐船南下了,太子也偷偷从小路跑了出来。

我们清楚,得知消息的诸位大臣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很快,他们的美好愿望就会被残酷的现实击碎。四月十三日夜,有宦官前往内府称:北京于三月十七日失守,具体情况不详。在听到北京陷落、皇帝殉国的消息后,留守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对着北方大哭,然后就触柱欲随先帝而去,撞得是头破血流。好在他最后被救了下来,不然后面的历史恐怕就要被改写了。

由于北京失陷的消息太过骇人听闻,在没有得到详细的情报前,南京官员不得不高度谨慎,继续探听北京的情况。后来,有北方官员称,三月十六日那天炮声隆隆,他还是假扮乞丐提着菜篮子出来的,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

动荡的局势、匮乏的信息使南京各位官员很是坐立不安,最后他们决定借助算命来寻求安慰,于是占筮北京得到了“泰之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结果。这次卜出的是泰卦的九三爻,大意是: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复,若能知此理,保持贞正,就不会有殃祸;讲信用,就会丰衣足食。

这一卦像显示是上地下天,乃阴阳交泰之像,在古人看来是非常吉祥的。不过根据当时的政治局势,私以为可以解释为:天地颠倒,且波折不断。事实上,北京方面的形势也确实是一波三折,先是大顺打进来逼死了崇祯皇帝,后又是大清势猛赶走了李自成。

他们还为南京卜了一卦,得到的是:“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蛊卦的上九之爻,大意是:不为王侯效力是高风亮节的表现。这一卦为上山下风,风受阻而聚集,进而导致了蛊的产生。既然蛊惑已深,已经无药可医,那就只能洁身自好了。这一卦颇合弘光朝的政局发展趋势,自阮大铖上台受到重用后,很多东林党的“正人君子”就纷纷下野求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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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画像,取自清乾隆年间的《历代名臣像解》

三月二十二日,史可法率领3000兵马准备北上与农民军决一死战。手下的人得知后,都吃惊地问道:“国家现在连个主人都没有,为何不在南京选一人立为皇帝呢?”史可法认同了部下的说法,如果国家无主,许多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政治号召力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当务之急是选一个能被各方势力承认的人来当皇帝。那选谁好呢?

如果只是单纯考虑血缘关系,自然应当由福王来继承皇位。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过去的党争中,东林党人把福王一脉得罪得狠了,害怕被报复的他们自然不愿福王即位,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里先简单地讲一下东林党的起源。东林党的兴起,与顾宪成有关。顾宪成是万历年间的吏部文选司郎中,专门负责大明文官的升调选拔。他在得罪皇帝后,辞职归家从事讲学活动,而他待的地方就是东林书院,所培养的势力被人称为“东林党”。

万历时期,围绕着是否拥立明神宗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这一“争国本”主线,明朝相继发生了“妖书案”“梃击案”“移宫案”等疑案。这些争斗都牵扯到了福王和东林党。

争国本,其实争的是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还是立神宗最宠爱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朱常洛是神宗在生母李太后宫中私幸宫女王氏生下来的孩子,而朱常洵则是由神宗最宠幸的郑贵妃所生,因此神宗并不喜欢朱常洛。根据立嫡立长的祖宗家法,明神宗应该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继承人,可他迟迟不封,结果引起了大臣们的指责。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才立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

妖书案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京师各地都收到了一份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掉太子,拥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这份揭帖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称此书为“妖书”。但妖书作者是谁并没有人知道,朝廷只是草草抓了替罪羊不了了之。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有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棒闯入太子的居所打伤了守门太监。事情牵连到了郑贵妃手下的太监,时人怀疑郑贵妃想谋杀太子。但神宗不想追究此事,因此以张差被处死了事。

移宫案

移宫案发生在朱常洛服用红丸暴亡之后,传言郑贵妃与李选侍同居乾清宫试图垂帘听政,于是东林党人逼迫李选侍移宫。

朱常洵被册封为福王后,并没有前往封地洛阳,而是一直在京城逗留,直到儿子朱由崧出生还未离开北京。大臣们对此十分不满,进而不断施压,最终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成功使28岁的朱常洵到封地就藩,当时朱由崧已经8岁了。在洛阳,福王父子平静地度过了27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福恭王朱常洵被杀,世子朱由崧成功逃脱。崇祯十六年(1643年),朱由崧被封为福王。

可以说,朱常洵一家与东林党结下了深仇大恨。正因为此,东林党人忧惧如果福王做了皇帝会重翻旧案,使己方利益受到损害。对他们而言,立血缘虽远但人却好亲近的潞王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这个想法很自私,也最利己,可以说充满了精明的政治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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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王中和琴

潞王朱常淓是明穆宗朱载垕的孙子,潞简王朱翊镠的第三个儿子,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父亲、光宗朱常洛是同辈。其父潞简王朱翊镠是穆宗的第四子,与明神宗朱翊钧是兄弟。

朱常淓是位极有才华的公子哥,工书画、好古玩、会造琴、通释典。他书画极精,尤擅画兰花;还爱摆弄古玩,收藏了很多精品。他有一枚高僧的舍利子,一到昏暗的地方就会发出微光,还能根据体表的干燥与湿润来判断是晴天或者雨天。不止如此,他的沸水石放进水中水就会沸腾,他的碧草上竟有一茎长三寸、手指粗细、形似金色小龙的奇草。朱常淓擅长造琴,他造的潞琴非常有名;同时由于精通释典,他还得了一个“潞佛子”的外号。

潞王封地在河南卫辉,在国家危难关头,他曾上书希望自选3000军士护卫当地,并捐万两黄金充作军饷,不劳朝廷出力,为此还得到了上面的嘉奖。正是因为能急国家之所急,他成了贤王的代表,可见东林党吹捧他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潞王虽有贤名,可他怎么都不像是救世主。他的手指甲长达六七寸(约20厘米),平时要用竹筒保护,可见其人养尊处优。因此,一些官员对潞王也是相当不以为然,认为他不过就是个“中等资质的人,没看到他有多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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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

不过对于政治秃鹰来说,保卫既得政治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前山东按察司佥事雷演祚、礼部员外郎周镳等人开始四处游说道:“福王是神宗的孙子,按照血缘亲疏当立为皇帝;但他贪婪、荒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政事,根本不适合成为国家领导人。潞王虽然只是神宗的侄儿,但为人贤明,可以立为皇帝。”这两个五品官员虽然品级不高,但由于得到了被视为东林党魁的前礼部侍郎钱谦益的支持,掀起了不小的政治风浪,南京兵部右侍郎兼署礼部事吕大器等人也表态支持。不过雷演祚私下议立潞王的政治活动,受到了座师姜曰广詹事的呵斥,这也表明姜曰广对雷演祚的行为并不赞同。不过这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在拥福派看来,拥潞派的做法无异于是在搞乱国家。时为漕运总督的路振飞就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唯有福王。”他还写信给史可法说:“按照血脉顺序应由福王即位,请早定社稷之主。”

工科给事中李清也认为,如果立潞王为皇帝,定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在他看来,神宗皇帝在位48年,恩德犹在人心,怎么能弃孙立侄?何况该立的人不立,那还有谁能立呢?万一左良玉扶持楚王,郑芝龙扶持益王,各个藩镇都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不就没人能控制局面号召群臣了?何况潞王当了皇帝后,福王又该怎么安排呢?是杀了,还是关起来?这简直就是在鼓动天下藩王造反。

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又说:“光宗在做太子时,他就是国家的根本;如果光宗与熹宗、先帝都没有后代,那福王就是国家的根本。假使潞王能直接越过福王的话,这和福王能越过光宗就没有区别了,国家的根本又如何能够安定下来呢?”人们听了都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可见,拥福派的力量也不可小视。

这么一个复杂的局面,着实让史可法大伤脑筋,显然,想让两边人马都满意并不容易。

史可法是怎么打算的呢?我们可以从姜曰广与史可法的私下对话中看出他的态度。当时,得知很多人打算拥立潞王为新君,姜曰广就跟史可法说:“哼!神宗皇帝的圣子神孙现在可都还在呢,他施行了长达48年的仁政,还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不能为了图拥立之功,我们就扶持潞王坐上这个位置。不然,以后恐怕也会有人跟着依葫芦画瓢。”史可法听后深表赞同,表示:“是啊,这可是会引发内战的,得按规矩来才行。”从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史可法还是姜曰广的大脑都很清醒,没有被利益冲昏。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拥立新君必须按规矩来,不然就会制造一系列混乱,惹出不少麻烦。

之后,姜曰广又说:“从现在的局面来看,恐怕跟重新创业差不多了,假使福王能听进臣下的忠言,便好好辅佐;若不能,就另想办法。”史可法听后说道:“当年那齐桓公听管仲的,国家就治理得不错,后来听易牙、开方的,国家就变得一片混乱。如今我们立了皇上,当然得由我们说了算,还怕他不听我们的?”

他们的谈话不小心泄露,传到了拥潞派那里,引起了一片哗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史可法等人不得不放弃福王,另择合适人选。

兵不血刃的政变

然而,暂时的胜利并没有扭转拥潞派的劣势,毕竟现实问题摆在那里,按照明朝的皇帝继位法,怎么轮也轮不到潞王。根据血统远近,此时第一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三子朱常洵的儿子福王朱由崧,第二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五子瑞王朱常浩,第三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六子惠王朱常润,第四顺位继承人是神宗皇帝第七子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的继承序位连前三都没进。

既然第一顺位继承人福王朱由崧在品行方面有诸多不足,并引来很大争议,那就只好退一步,从神宗皇帝的后人中另择合适人选。作为一个有政治底线的人,史可法不是完全不顾大局的政治秃鹰,因此他决定按照规矩优先选择血缘更近的藩王,否则若是因为立了血缘远的藩王酿成更大的政治风波怎么办?他可承担不起这一政治责任!于是,史可法开始了艰难的抉择。

瑞王?对不起,他从封国汉中逃出来后还不知道在哪呢。就算南京方面知道他在重庆,那也很难穿越张献忠的地盘把他捞出来。选他太不靠谱了,还是继续在重庆躲着吧!

惠王?“道远难致”不说,而且他本人还“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无外求”,这样的人怎么能即位?要是他真即位了,天天只顾着搞佛事,别的正经事都不干,那还得了?还是继续拜你的佛吧!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桂王可选了。于是,史可法在和高层密商达成一致后,就决定去见凤阳总督马士英。最终,两人达成政治妥协,毕竟不管从血缘上讲,还是从才能上讲,桂王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桂王朱常瀛在离南京很远的广西,因此马士英特别嘱咐史可法:“你既然打算拥戴桂王做皇帝,那就一定要快!”谈好之后,马士英为了彰显自己在拥立新君中的功劳,决定邀请南京各部官员到浦口,向他们宣布这一决定。结果大臣们多不买账,只有吏科给事中李沾与河南道御史郭维经等少数人前往。他们回来后,就高兴地宣布说,凤阳总督已经决定迎接桂王了。

史可法方面也亲自写信告诉各位大臣:“既然大家对福王与惠王有意见,那就改立桂王吧。不知诸公对迎立桂王有什么建议呢?至于这潞王,我看可以像古代的兵马元帅一样,暂时借些兵马让他来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可法的良苦用心,他想办法基本满足了各方政治势力的要求,做到让所有人无话可说,只能点头赞成。

事先知情的姜曰广看到大臣们微妙的表情,立即淡定地用笔写道:“血缘与能力都照顾到了,这就是我们立他的道理。这事儿之所以不敢让书生们知道,是因为桂王远在天边,而其他藩王多在淮北,我们担心这要被哪个有野心的人利用,定会发生黄袍加身的事情。倘若被人抓住把柄,或者让别的藩王得到认可,那就后悔都来不及了。这样,等我们死了,还有什么脸面见神宗的在天之灵?”众人读后,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能派人去广西迎接桂王了。

可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出了岔子。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史可法的妙计比不上形势的变化,姜曰广最担心的事情——野心家利用南京形势上演黄袍加身的故事,终于变成了现实。原来,在浦口碰了一鼻子灰的马士英回到驻地凤阳后,听到了一个令他万分吃惊的消息:福王被手下拥戴为新君!这是怎么回事呢?

情况是这样的,跟福王有旧的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四处串联,暗中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以继承顺序最靠前为由决心拥戴福王朱由崧为新君。卢九德外号“胎里红”,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务。看到朱由崧现在落魄的样子,他决定为昔日主子的后人“雪中送炭”。卢九德之所以推福王上台,并不是出于尽忠,而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假使福王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卢九德再怎么积极运作也没用,因为根本得不到南京官员的承认。显然,福王更近的皇族血统给了有心之人可乘之机。他们拥戴朱由崧为新君后,立即将此事透露给了回到驻地的马士英。马士英看木已成舟,也不再反对。毕竟福王即位也算名正言顺,又有军队、太监在一旁扶持,假使自己这个高级文官加入拥戴行列,不仅能对福王集团形成一大助力,也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政治收益。

此时的史可法还不知道这些,他以为新君之议已定,不需要再为这事儿担忧了。接下来,他只需要在舆论上把福王的名声彻底搞臭,不让福王妨碍自己的大计,为桂王即位制造合法依据就行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的举动:把东林诸公写的全面攻击福王的信件,署上自己的名字交给马士英。信中痛骂了福王一顿,说他有“贪、淫、不孝、虐下、酗酒、不读书、干预有司”七大罪,因此绝不可以立为皇帝。虽然此信在桂王即位后可以作为功劳簿,但即位的要是福王,那就成了罪证书。

果然,马士英拿到这封信后非常高兴:这可是史可法送给自己的天大礼物,有了这个,手中就有了筹码,有了筹码,还有办不到的事情吗?于是,马士英迅速给南京官员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已改换门庭,拥戴福王做新君了,并且得到了三军将士的支持。南京官员看后完全傻眼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半天都没回过神来。过了好久,他们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卖了!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点头同意。这个转折,对南京官员的打击是沉重的,写有七大罪的信件更是被一些拥福派成员当成把柄,为后来一些签名官员相继退出朝廷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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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

关于福王即位的经过,以上是当事人姜曰广讲述的版本。给事中李清的记载,却与此略有出入。李清说,北京失守后,按照血缘亲疏,应由福王即位,但江南的各位大臣都担心福王即位后追究“妖书案”“梃击案”“移宫案”等事件,所以主张拥立潞王,这样不但能解脱罪名,而且还能邀功。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山东佥事雷演祚、礼部郎中周镳这些人都是积极支持者,只有“逆案”中的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不可。福王听说这一消息后,担心自己不能上位,就立即召集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前去拥戴。刘泽清原本是支持立潞王的,但他听到风声后,知道自己的兵力敌不过这三人,就转换阵营,改为拥戴福王。接着他们和马士英等人歃血为盟,拥福王为新帝。南京的各位大臣并不知道此事,还替福王列了七大罪让史可法转交马士英。

在李清的版本中,姜曰广成了拥潞派,这与姜曰广自己的说法有些出入。当然,就后来的情势发展来看,基本上人们都认为他是拥潞派。姜曰广在《过江七事》中对自己的辩护,显然是有意隐匿了部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在这个版本中,还出现了阮大铖的身影,但具体情况不详。当然,阮大铖也确实是支持福王的,这点他自己也承认。

不过与李清和阮大铖的自述相比,民间流传的版本就绘声绘色多了。不仅详细描述了阮大铖和马士英怎么拥戴福王上台,还将阮大铖描绘成了谋立的主角,可见东林士人对阮大铖有多痛恨。

黄宗羲在《弘光实录钞》中就说,阮大铖得知各位藩王来到南京避难后,就特意勾结诚意伯刘孔昭和凤阳总督马士英,派杨文骢拿着一张空头文笺去撞运气,遇到哪个王就“填写迎之”。结果杨文骢在淮河之上遇到了福王,于是就拥戴朱由崧为新君,打了史可法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这个说法十分儿戏,用空头文笺拥戴宗室就是最大的漏洞。按黄宗羲的写法,随便找个宗室挟持一番南京高官就能立为君王,这显然是不懂政治的外行话。

崇祯皇帝殉国以后,由于留都南京还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严重违反政治秩序的事件。像后面即位的唐王、鲁王,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即位,能即位的人选范围不会超过五人。

张岱的《石匮书后集》则说得更详细一些。他说阮大铖痛恨东林党人,为了报复他们,私下跟马士英说:“我对东林党人恨入骨髓,如果不把他们杀光,那我就不用在这儿混了。幸好在淮安就有一个东林党的世仇,如果将他立为天子,那东林党人一定会被杀光!”马士英问:“谁跟东林党是世仇?”阮大铖说:“自然是福王。当年福王还没出藩就被东林党人排挤,先后出现了‘妖书案’‘梃击案’等各种诬陷,贵妃和福王深受荼毒。如今世子在淮,如能迎接他做皇帝,那他一定会报旧仇,这样东林党人就会被杀光。”马士英说:“国变之后,桂王、惠王、瑞王都还在,而福王世子名声又不好,大家都不愿意立他,怎么办?”阮大铖说:“南都的兵权可是掌握在先生的手上,你可以说军队想要立福王,这样一来,人们自然就不敢再说啥了。”马士英听后是大加称赞。

张岱的这个记载,大概是东林党或亲东林一派的想法,有着明显的主观色彩。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阮大铖在背后策划,马士英怎么会想到利用军队来扶持福王?而且阮大铖得势后报复东林党人的举措,也让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谋划已久的阴谋。这简直是把阮大铖当成是天下第一流的天才导演了。如果阮大铖在野时就这么厉害,那入朝后他岂不是可以一手遮天,肆意妄为?只可惜,历史证明,阮大铖上台后固然很厉害,也想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但显然皇帝是不允许他这么做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张岱等人出于对阮大铖的痛恨,故意夸大其耍手段的本事,并不是不可以理解。

西亭凌雪的《南天痕》则说,福王刚到淮安时,因为比较穷,就用手中的金印去偿还赌博欠下的债务,结果这事被马士英知道了,他想办法拿到了这枚金印。阮大铖听说后,就献策道:“国家有难,先立国君的人功劳最大。眼下,这天下的清议都掌握在史可法手里,而你却手握重兵。如果你不能早点谋划,以后肯定会受制于人!照我看,不如把黄得功、刘良佐他们拉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史可法也无可奈何。之后,我与先生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马兄,我们的未来在此一举,一切都看你的了!现在福王离你最近,你得赶紧去看看啊!”由于马士英并不方便亲自出面,于是他派自己的外甥杨鼎卿去见福王。这时福王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了,见到他就如同见到了救星,因此相谈甚欢。就这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福王为了摆脱困境,答应了做新皇帝。随后,马士英联系魏国公徐弘基,表示自己已经拥戴福王。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记载和其他史料颇为不同,比如马士英获得金印的经过,阮大铖在幕后的谋划等等。当时的朱由崧确实是贫困潦倒,还受过潞王的资助,但也不至于为了还赌债把金印卖掉。这言下之意,是说他因为赌博而潦倒,暗示福王是个无药可救的赌徒,攻击意味十足。

钱秉镫的《南渡三疑案》就讲得更扯了,直接说有居民藏有福王印,结果被不认识世子的马士英当成福王,拥戴为帝。这简直是赤裸裸地造谣了,等于公开指责福王是假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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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亲王府机构设置图

关于福王真假的问题,顾诚先生已经在《南明史》中做了分辨。书中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老福王朱常洵被杀后,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乘乱逃出,暂居于黄河以北的孟县。同年,河南巡抚高名衡向朝廷报告:“世子亦尚无子女,流离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诚可悲矣。”该报告还详细记录了从洛阳逃出来的福王府官员、侍从共209名,包括右长史、承奉副、典宝、典膳、黄服、随侍司执事、书堂官、内执事以及“王亲”邹存义(福王妃邹氏之弟)等人。有这样一大批王府官员和王亲跟随,要说朱由崧是个假冒的福王世子简直是奇谈怪论。崇祯帝也对亲叔叔的遇难深表关切,弘光朝吏部尚书(崇祯朝刑部尚书)徐石麒在奏疏中说:“福王殉难,先帝尚遣一勋臣、一黄门、二内侍验审含殓。”崇祯帝还让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携银赴河南慰问福王世子。洛阳再陷后,朱由崧逃到卫辉府,因为穷困曾向潞王朱常淓借银,后来又一道南逃淮安。这些材料都证明,从洛阳被农民军攻破到崇祯朝廷覆亡,明廷和地方官员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朱由崧福王世子的身份。这说明,福王不可能是冒牌的。

还有个问题也很有意思,那就是福王是自愿当皇帝的,还是被迫当皇帝的。

按照可信度最高的高官姜曰广的记载,拥戴福王这事与太监卢九德有关,卢九德才是推立福王为新帝的首功之人。立场中立的李清则说是福王害怕当不了皇帝,私下主动串通军头让他们拥戴自己。这两则流言在当时流传甚广。黄宗羲、张岱、钱秉镫这些人的记载则都重点描述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私下谋划,但福王是被迫做的皇帝,还是自愿做的皇帝,就没讲了,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倒是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直接说,马士英认为福王昏庸可以利用,就跟军方联系推其为帝,“必欲立之”。“必欲立之”带有明显的强迫意味,和《明季南略》提到左良玉频传警讯时,弘光皇帝埋怨马士英强迫他做皇帝倒是互为照应。

需要指出的是,认为福王不愿做皇帝的记载不止这一条。时人谈迁就说,朱由崧曾给内阁大臣下过一道谕旨,说:“朕不是贪图大位,请诸位爱卿不要再推举我,‘天子固不如藩邸乐也’!”从行文揣测,这似乎是他在被拥立时下的谕旨,此记载倒是可以和《明季南略》相照应。按理说,福王当时穷困潦倒,还找潞王借过银子,在无法保障生存的情况下,对于能改变命运、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事情,是不可能拒绝的,即使要谦虚推辞,也不应该说出“天子固不如藩邸乐也”这种话。不过谈迁是大历史学家,又是明末清初人,不至于去捏造一道莫须有的皇帝谕令。

时有小说《樵史演义》,里面如是形容:“马士英强朕做皇帝,如今事出来了。君臣聚会,快乐得一日便是一日。且莫管他。”一副昏君形象跃然纸上。

当事人黄道周的记载也颇值得重视。他提到,弘光皇帝曾表示:“朕无意大宝,诸臣张为之。今日何以措朕意?”朱由崧的后悔之情显而易见。黄道周作为比较忠实于历史的朝廷高官,在这种重大事件上不至于会弄错。

最夸张的是,朱由崧不愿当皇帝的事还传到了国外。当时的墨西哥总督帕莱福就记载道:“这个具有才能的王子曾拒绝执政,不愿坐上那雄伟光荣的宝座。但曼达林敦促他,他的士兵向他保证一定能取胜,最终他同意戴上皇冠,尽管他预见其重量会把他压得粉碎。”“(清军进入南直境内后)他感受到皇冠的分量,深悔当初没有坚拒登上宝座。”

从以上史料可以发现,把控舆论的江南士林,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不惜往拥福派身上泼脏水,为后人研究制造了不少障碍。通过种种史料,我们知道马士英等人确实主动参与了拥戴福王的行动,而福王很可能一开始不愿称帝,是以登基后又后悔不已。但他到底是被强迫上位的,还是自愿上位的,具体情况已无法考证。只能说,朱由崧赶上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在一个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点遇上了对的人,登上了皇帝宝座。

当然,对于以上说法,可能也会有人质疑:为什么他开始时会拒绝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环境险恶,福王好不容易躲开危险逃到淮安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还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追过来。他若接受了皇位,很容易成为靶子,所以担心害怕。二是他自己手下没有可信之人,当上皇帝也无法左右朝臣,命运完全不由自己掌握,因此很是犹豫。不过,由于福王实在贫困,生存都成问题,为了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在得到拥福派的保证后,最终改变了主意。当然,在清军南下后,他就又后悔了。然而,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既然坐上了这个位置,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如果无法承受这种政治重压,那就只有被压得粉碎。

李洁非先生的说法也非常值得注意,他认为:“他(福王)糟糕透顶的现实窘境,是个关键。”自从在洛阳落难后,福王一直四处漂泊、寄人篱下。正在福王一筹莫展的时候,拥福派找上门请他去当皇帝。在马士英的利诱下,福王“抱着局外人的心态”去南京当了皇帝,这样做起码可以摆脱流浪困境。说福王“抱着局外人的心态”,是指他没有什么立场,也不够坚定,只会察言观色、顺势而为。

这番交手,本来占据政治优势的东林党人惨遭挫败,而处于劣势的马士英等人却打了个翻身战。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有这么几点原因:

一、拥福派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军方和政治同盟的支持。无论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还是卢九德这样的地方军头、太监,还是李沾、刘孔昭这种待在留都的非主流派边缘文臣与勋贵,都坚定地站在了马士英这边,力量远超过以留都文官为主体的主流派官员。再则,主流派官员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意见不一,有拥桂的,有拥潞的,甚至还有人夹杂着别的看法。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松散政治同盟,对上一个分裂的留都文官群体,前者毫无疑问更有胜算。

二、马士英的坚决果断与主流派文官的优柔寡断形成鲜明对比。马士英虽然加入拥福派比较晚,但很快就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了拥立福王的关键人物。反观主流派,既缺少军队支持,也没能根据局势变化做出应变,甚至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三、福王比潞王更有优势。根据学者司徒琳的看法,虽然有人因担心崇祯的儿子出现时无法即位而反对立福王,但不少人赞成以血统为客观标准拥立近在咫尺的福王;至于潞王,真正拥戴他的人很少。

正如《洪业:清朝开国史》中所说的那样,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是当时形势下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洪业》甚至认为,福王在这场选“贤”还是任“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

史出马入的剧变

福王得到马士英和军方拥戴的消息传出后,九卿科道及内外守备连日召开会议。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看大家都不说话,就拿着簿子说:“既然各位大臣都对立福王没有意见,那就请大家对着北方签上自己的大名吧!”就在这个时候,姜曰广突然提出异议,说:“此事万万不可,既然是为天下人立君王,就不能这样草率,等到明天早上祭告之后方可行事。”众人听了都表示同意。然而姜曰广完全没想到,这样做会被别人扣上反对福王的帽子,也让他在福王那里留下了一个不肯拥戴自己的糟糕印象。

马士英闻听此事非常高兴,拥立福王虽是大功,但不代表一定能成。早先史可法把攻击福王的信件交到了自己手里,现在姜曰广又不肯在拥立福王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大的把柄被他抓住,岂能白白放过。掌握博弈主动权的马士英,迅速派兵护送福王直抵浦口,并发文宣称:“我听说,南京还有人对新君人选有异议,我只好率领五万大军驻扎江边,以防意外。”马士英以出兵相威胁,是料定南京的文官拿他没有办法,同时也可借机树威。

在四月二十七日的集议中,发生了不小的混乱。署理礼、兵二部印的兵部右侍郎吕大器不顾马士英大兵压境,迟迟不肯下笔。吕大器的这种态度,使一些官员极度不满,吏科给事中李沾就当面痛斥他:“谁要是还有异议,那就去死好了!要知道,论典礼,最重要的莫过于尊君;谈军事,最重要的就是保卫主君。福王按照伦理应当即位,这还有什么好异议的?现在大家都没意见,就你一个人不同意,信不信我用你的颈血来溅湿大家的衣裳!”郭维经、陈良弼、朱国昌等御史也纷纷出面痛斥吕大器,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更是出言呵斥众人不要动摇,还有人趁机质疑姜曰广不想迎立福王。

魏国公徐弘基也借机向史可法发难,痛骂史可法可杀。姜曰广听到后非常气愤,他慷慨陈词,激动得连胡子都炸开了,勋贵大臣则面面相觑不敢说话。就在这时,李沾又开始大声咆哮:“如果你们今天不同意让福王做皇帝,那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刘孔昭更是做拔剑状,连声喊道:“大家一起死!一起死!”气得姜曰广大声呵道:“你们这是做什么?如果是迎立新君,昨天已经定下,况且按理本该如此。外面大军压境,谁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添乱?”

后来姜曰广才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福王官邸有人在秘密监视这里,此番吹拉弹唱只为演给对方看,以示自己也是定策功臣。集议最后,姜曰广起草了文书,吕大器又哭着写了一遍,以福王告庙。事毕,哭了许久的吕大器还愤愤不平地说道:“为了捞功,人竟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二十九日,御史祁彪佳在拜谒完孝陵后,特意问姜曰广:“勋贵在骂文臣时,提到你不想迎立福王,是不是真的?”姜曰广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我辈享神宗四十八年太平之福,现在不立他的后人还能立谁?”

三十日,福王穿着角巾葛衣坐在船上的床榻上,先后会见了勋贵与九卿科道。当时,他旁边除了旧枕头和破被子外,就只有穿着布袍葛履的宦官田成等人在旁侍候,可以说非常潦倒。在谈到国事时,福王流涕道:“国家大事,还要仰仗诸位先生来主持。至于迎立,本王绝不敢当。自播迁以来,国母(福王嫡母)尚无任何消息,所以本王未带宫眷,只想在浙东选一僻地暂居,以便迎奉国母。值此国难之时,何以忍心谈迎立之事?”

听了这段谦虚的话后,官员们就开始做起美梦,认为福王是个很容易操控的人,是为国家之福。于是姜曰广就说:“论亲论贤都没有谁能和殿下相比。”接着他就带有警告意味地说:“但愿殿下他日不要忘记今日之难。”福王哪能听不出他的言外之意,赶紧不再推辞:“本王明白。既然诸位先生谬推本王,本王哪里还敢再拒?”

不过退出来后,高弘图和姜曰广还是忍不住问史可法:“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福王?”可见南京高官到现在都搞不清新君人选的变更过程,史可法是哑口无言,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被马士英出卖了。

五月初一,福王到达南京后直接更衣去拜谒了明孝陵。在拜谒的过程中,有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在前去途中,手下官员要他从东门的御道进,可是他却拒绝从御道进,而是从西门进。祭拜完明孝陵之后,福王又在享殿上徘徊了一会儿,然后问懿文太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长子朱标的陵墓在什么地方。接着,他在那里驻足良久。

拜祭完后,各位大臣前往内守备府进见福王。福王本想回避不欲见人,但是史可法却说:“大王不要回避,应当正面接受。”于是福王只好接见了各位大臣。

大臣们见到福王后,便开始商量朝政,但过程却十分混乱,毫无秩序。史可法当众要求福王:“大王应当身着素衣亲赴郊外,以发动军队北伐,向天下展示报仇雪恨的决心!”此话大义凛然,堵得福王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之后,又发生了灵璧侯汤国祚因为军饷问题而闹场的事情。最后,京畿道御史祁彪佳奏道:“纪纲和法度是朝廷立国的根本,只有纪纲明、法度修才可以团结人心。先圣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现在最要紧的,就是颁帝号以正名。”同时,他还提到了要注意用人的问题。福王对祁彪佳的上奏非常满意,还专门问韩赞周这个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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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桃花扇》内页,反映的是福王监国还是称帝的争议

结束后,史可法邀请众大臣商讨福王理政的具体事宜。初时,有人想模仿宋高宗,让福王做兵马大元帅,但被祁彪佳否决了:“元帅不过只是个官衔,而且没人授予,还不如直接称监国。”他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官员的支持,因此他们决定用黄金铸造一个“监国之宝”。据说这个“监国之宝”用了50两黄金、30两白金铸成。

第二天,百官劝进,福王谦虚地说:“人生应以忠孝为本,本王大仇未报,是以不能事君;父王遭难而国母又无消息,乃是不能事亲。虽说富贵是人之所望,贫贱是人之所恶,然从道义上却不可如此。”接着他又说道:“太子与永、定二王或在贼中可至,且桂、惠、瑞三王皆乃本王之叔,各位先生可择贤而立。”说着,他垂泪不止,下面的大臣看到这种情形也有忍不住哭泣的。不过在李沾提出“朝班上应该严肃”后,官员们又纷纷劝进。

退朝后,张慎言突然提出:“不如直接让福王登上皇位,这样还能慑服人心。”史可法却说:“太子存亡未卜,如果北边的将领挟他南来,那该怎么办?”听了这话,刘孔昭很不高兴,认为史可法还不死心,对皇子逃出围困抱有希望。虽然史可法的本意可能只是提醒众人,万一崇祯之子突然来到南京,该怎么做才比较合适;但对立福派来说,这话就太刺耳了。于是,刘孔昭痛斥道:“现在既然已经定下来了,谁还敢再改?还请大王能马上正大位!”史可法只好说:“再缓几天也无妨。”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先监国,后登基。

到了初三这天,福王终于点头,被立为监国。同一时间,朝中传出了福王很快就会称帝的消息。负责祭祀礼乐的太常寺卿何应瑞给祁彪佳说:“听说福王后天就要做皇帝了!”祁彪佳很是吃惊,赶紧去问南京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张慎言,结果对方一点儿也不知情。祁彪佳问他:“你怎么不主持这事儿?”张慎言回答道:“昨天我就提议福王应该直接登大位做皇帝,可是你们谁都不同意,那我就不管了!”

谣言传得是沸沸扬扬,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万元吉把人们的议论告诉了史可法。史可法得知后,后悔地说道:“外面都在说我阻挠福王登基,恨不得杀了我,我后天就劝他登基称帝如何?”祁彪佳劝道:“若是直接登大位还可行,但今天才监国,后天就当皇帝,简直是把登基当成儿戏!何况江北的各位将军劝进表都还没送到,众人一定会耻笑你没有定策的功劳。再说监国这个名号也很正统,更能彰显大王的贤德。现在君臣的名分已经定下来了,所以最好是等到先皇发丧后再说,那时候恩德已经散布到了每个人身上,大将也衷心拥戴,这才是最好的时机。”吕大器也说:“原来商议的是六月初,到时已经服完丧了,时间正好!”史可法听后觉得有理,也没就有再提这事儿,于是又一次错过了这稍纵即逝的机会。

这天的朝会结束之后,史可法立刻会同大臣推选官员。由于新朝廷刚刚建立,很多事情才开始运转,许多人对会推的程序并不了解。做过河南道御史的祁彪佳对此很有经验,就协助史可法促成此事。祁彪佳看到五军都督府的人都在现场,为了能够让文武官员和衷共济,共赴国难,就说:“本来推荐文臣,五军都督府是不能参与的,但是从现在起,你们不妨参与进来。”谁知道,刘孔昭竟然趁机要求自己进入内阁,结果却被史可法以“本朝没有勋臣入阁的例子”为由一口回绝。刘孔昭又说:“就算是我不行,那马士英为什么也不行?”最后经过商议,马士英顺利入阁。

不过,马士英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他虽然进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但凤阳总督的本职还是没变,等于只是加了一堆虚职。这让马士英很不爽,于是他转身就把史可法等人先前写给他的七大罪密信交给监国朱由崧,并带兵觐见。针对福王监国后,马士英仍是外放总督,没有进入行政中枢这一情况,李洁非先生认为,这正说明福王和马士英之间并不存在具体的政治交易,以致大感意外的马士英率兵逼宫。

南京文官被他捏住把柄,福王又受他大军威胁,马士英就这样强势回到了朝廷。不久,弘光朝廷为了江北四镇 的督师人选事宜召开会议。在会议上,新任司礼监太监韩赞周表示:“马士英大人宏才大略,是做督师的最佳人选。而史可法大人的性格则适合在中枢做事。”听了这话后,马士英很不高兴,他说:“我过去付出太多,累得要命,现在已经是精疲力竭,完全没有办法再去效劳了。史可法老先生屡建奇功,淮安的老百姓都仰慕他的威名,盼他就像是盼望着自己的父亲一样。史老先生如果不去做督师,那又有谁能够去做呢?再者,我管理部队不太严格,士卒很容易打搅到人民的生活,而史老先生却是名动江淮,如果他能在外面好好经营,而我在中枢调度听命,还有什么不会成功的?”

有把柄落在马士英手中的史可法,不愿意和他正面冲突,就说:“马大人过奖了,不管到哪儿,先生尽管差遣,我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马士英听了自然十分高兴。能不高兴么?若要硬碰硬,马士英还真不敢说自己是史可法的对手,史可法能主动让步最好不过。

不久,朝廷就进史可法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了一堆虚衔之后,让他督师淮扬。就这样,朝廷的中枢大权落入了马士英手中,史可法被暗中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朝廷的局势为之大变。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诸生开始闹起来了,公开抨击“当年就是因为秦桧在朝中掌权,而李纲却被流放在外,北宋才被金国所灭”。这话说得有些问题,李纲不受重用与北宋灭亡和秦桧实在没什么关系,那时候秦桧并没有掌权。但是这一论调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人们拍手叫好,在朝野上下传诵。不过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史可法被疏远的命运。

在内阁拟定新朝年号时,官员们定了“定武”与“弘光”两个备选。在拜天过程中,福王根据指示,最终得到了“弘光”。张慎言得知结果后,竟然摇头道:“‘光’字上‘于文为火’,清朝的‘顺治’,都从水,水能克火,实在是不吉利。”我们知道,事情的发展确如张慎言预言的那样。后来,谈迁还感叹道:“朱元璋曾让刘伯温作《烧饼歌》,里面就提到‘遇顺而止’,如今李自成伪称‘大顺’,清朝称‘顺治’,岂不是应了他的结果么?”从唯物角度来说,实现国家中兴不靠自己努力,却迷信算命,悲剧的结果几乎注定。

不管怎么样,新朝廷的建立,确实给了不少人希望,不但稳定了人心,还认为复国有望。文人欧主遇就写了一首很有气魄的诗:

君不见宣王北伐振周室,自将王旅命师律。

卿士虎臣佐中兴,文兼武事惟尹吉。

又不见邺侯谒帝灵武时,衣袍紫白动相随。

收复两京有长策,天下无寇早为期。

我皇圣武雒阳起,缵绪金陵咏丰芑。

愿得熊罴不二心,言驾六飞西北指。

君家簪笏旧盈门,君为二邑利盘根。

欲成国史传先业,欲请长缨灭祲氛。

据鞍矍铄谁为右,报国世恩恩复厚。

击楫中流先着鞭,誓吉同仇吾敢后。

这首乐府诗,以周宣王和唐肃宗中兴故事为例,表达了对弘光中兴的热切期盼。

弘光中兴似乎指日可待,西班牙墨西哥总督帕莱福,对弘光皇帝的评价就极高:“行事温和持重,没有忽视树立和提高威望。他的理政卓有成效,与暴君的行径完全不同,所以他日益受到爱戴。”

对于“弘光”这个年号,帕莱福的看法跟张慎言不同,他认为:“弘光的意思是辉煌。他的统治本应更加昌盛,以证实他的头衔,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君王。他一即位就尽量保护他的国家和百姓,为各省提供紧急需要的东西,在城镇和要地设置并修复壁垒,还特别注意保护道路,阻止敌军通行。军队方面,他挑选青壮年组成军队,派遣有经验的勇敢将领指挥。百姓方面,他给予他们更多权利,大大开恩于他们。为得到民心,他的行为与中国过去的帝王很不相同:每当国家有重大行动,他总是以身作则,既教导又鼓励他们。这让他得到了百姓的赞同,他们如他期望的那样,心甘情愿地效忠于他。”

从这个记载来看,欧洲传教士在给墨西哥方面的报告中,对朱由崧的评价很高,乍一看简直就是一位圣君,这和中国的记载很不一样。只是这些说法是怎么来的,传教士是从哪里听到的,我们无法得知,因为国内似乎并没有相关历史记载。

分化宗室的手段

对宗室的安置

由于一些宗室成员在定策纷争中卷入得太深,倍感不安的福王朱由崧一上台就针对宗室采取了诸多措施。当然,稳定政局,加强对宗藩的控制,让宗室管理回到熟悉的轨道,也是大臣们的共同愿望。因此,在福王监国第一天,发布的监国谕里就提到:各地巡抚、巡按应当为流落到当地的宗室成员就近修葺行馆,并提供经费,以体现朝廷爱护宗室的美意。当然,得到经费后,这些人就不能如现在这样随意走动了,要受到当地官员的监督。监国谕还提到:因罪而被幽禁在高墙中的王府宗室,如果查出是情有可原,可以奏请宽免。根据这个政策,后来称帝的唐王朱聿键才得以出狱。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监国福王称帝,他在发布的大赦诏里对宗藩问题做了进一步指示:流落到各地的宗室成员,不得在南直隶设立封地,浙江的台州、处州,福建的邵武、汀州,广东的南雄、韶州都可以酌情商议;留在南京的宗室,则按时发放资费;停止宗室换授(酌其才能调任官职)。与监国谕相比,大赦诏下达的旨意更加具体:一是对藩王的封地做了具体规定;二是规定停止宗室换授。到了这年九月,宗室换授果然叫停,齐藩的宗长朱知墭等人要求换授就未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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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镶玉佩,明代挂饰,荊敬王及王妃墓出土,湖北省文化厅收藏

福王登基后,对先前发生的皇位之争有着很深的印象。能不印象深刻么?明明是大明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竟差点被某些政治势力给排挤到一边去了,这让他心有余悸。他清楚地知道,虽然现在坐上了皇位,但并不代表就没事了,万一有人不甘心失败怎么办?他必须提防这些人利用潞王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举动来。虽然潞王对自己还不错,但不错归不错,防范还是得做。先前的皇位之争潞王虽是被动卷入的,但只要他表现得更积极一点,那情势会怎么变化还真不好说。

因此,在弘光皇帝登基的第四天,也就是十八日,马士英就将目光瞄准了宗室。针对新皇帝的忧虑,他体贴地奏称:“各藩封国现在多已丢失,恐有奸人趁机挟持藩王,这样会对社稷不利。臣建议,当把他们接到南郊。”奏章递上去没多久,弘光皇帝就下令,让御史周一敬护送潞王到杭州居住。之所以加派御史保护,就是怕潞王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说不清了,他并不愿意背上杀害亲叔叔的黑锅。把潞王给安置到杭州后,弘光皇帝就放心多了。

朝廷与弘光皇帝对潞王虽然客气,但对他手下就很不客气了。朝廷专门下旨,要求潞王约束手下,就是怕生出什么事端。新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潞王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在二十八日这天,其手下宦官在拜会祁彪佳时,特意提到朱由崧遇难时,潞王是如何鼎力协助的。可见,潞王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得不在官场上进行周旋,并试图表明自己跟当今皇帝关系很好。

不过,潞王虽然表现得很恭敬,但马士英还是会不时找机会在皇帝那儿给他上眼药。一次,马士英在跟皇帝谈事时特意提到潞王,结果弘光皇帝说:“朕叔父立,亦其分耳。”这话一出,马士英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显然,弘光皇帝不打算继续纠缠这个敏感话题,毕竟潞王表现得恭敬又顺从,还对自己有恩,他并不想做得太过,好歹他们都是宗亲。

崇祯十七年六月,旧居南京的齐庶人朱知墭等人被要求随班朝谒,位列勋臣之后。这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他们认为,南京既然是帝都,朱知墭等人就应该迁走,让他们朝谒是“非礼”;为此,礼部尚书顾锡畴还成了箭靶子。可以看出,攻击宗室是假,借此事斗倒顾锡畴是真。不过这事并没有闹出什么风波,毕竟齐藩在永乐时代就被废掉了,可以说在朝中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完全不值得忧虑。拿着这个攻击他人,实在有点小题大做。倒是其他宗室成员的问题才真正值得忧虑,于是弘光朝廷开始了对宗藩的布局:

跟吉王、桂王一起逃难到广西的惠王先是被要求移居肇庆,后又要他去江西广信定居,这样就离南京更近了。泊舟镇江的鲁王被下令暂时迁到浙江处州——大赦诏中提到的宗藩安居地之一,几个月后他又被迁到了台州。新封的崇王先是暂居台州,不久又迁到了福州。由于崇王当时是主动要求迁移的,因此还得到了礼部的奖谕。荆王寓居九江,襄王则被封在了福建汀州。

为了强化控制,朝廷又下令纂修玉牒。所谓“玉牒”,其实就是皇家族谱,这是为了解决明末战乱而产生的假宗问题。给事中吴希哲就曾提到,“假宗、冒戚、伪勋、奸弁横行不道,虐民戾商”,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很严重,尤其是大悲和尚冒充藩王的事件影响最大。弘光元年(1645年),朝廷下令宗室不得入京,对宗室的防范变得更加严厉。

此外,崇祯十七年十一月,保国公宋国弼甚至还上奏称,两浙之地乃是国家财赋重地,不应该随便建立藩国。当然,宋国弼的奏议主要是针对潞王,他自认为是定策功臣,因此对潞王住在靠近南京的地方很是忌讳。这事儿经礼部议论后,直到弘光元年三月,朝廷才下令让礼部将散处浙、直的各藩都搬到别处。

四月,面对清兵南下、左良玉造反的危急形势,潞王深感危险迫近。于是他主动上书,希望能转移到一个偏僻安静的地方去住。朝廷当然是求之不得,杭州作为经济大省省会,潞王居住在那里显得十分敏感,这让大臣们一直很担忧。因此,工科给事中李清提议:“皇上只需要将惠、桂二藩迁移到近畿住,一直等到皇太子出生为止。如果皇太子没有出生,那还有亲藩在,而潞王作为疏藩又如何能够窥伺大位、被人拥戴呢?”李清的话可以说占据了政治制高点,各派都不得不服,于是潞王被要求迁到湖州,以绝“窥伺”。

与此同时,远亲周、鲁二藩也被要求迁移到江西、广东去住,而惠王和桂王的儿子安仁、永明二郡王则被要求搬到近畿居住。到了五月初二,朝廷更是直接下令惠王移居嘉兴。不过,随着弘光朝廷的迅速倒台,这些计划都没能实现,反而是潞王成了新的监国。

对于崇祯诸子的动静,弘光皇帝也很关注。崇祯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他谕令史可法遣官去求访大行皇帝、皇后及太子、二王的下落。一个多月后,巡按王燮上奏称皇太子及二王全都遇害。王燮在塘报中称:“传言皇太子死于乱军之中,定王、永王都在贼走当日遇害于皇府二条巷吴总兵宅内。”朱国弼、赵之龙等勋臣更是急不可耐地一起上疏,要求朝廷给太子和二王赐予谥号,不过被礼部以“太子等薨问未确”为由暂缓,直到第二年二月才上谥号。之所以在这时候上谥号,纯粹是因为政治原因。

对宗室的利用

在弘光时期,潞王与弘光皇帝的关系屡屡遭人挑拨,成为官员们政治斗争的趁手工具,连下层宗室成员都被卷入,最后还闹出了不小的风波。在姜曰广被攻击辞职的事件中,文臣与宗室毫无顾忌,只要能将对方批倒斗臭,他们是不择手段。甚至有两位大学士公然在朝堂上吵架,连基本的体面都不要了。最无辜的是,连坐在高处看戏的皇帝都被拉下水,卷入了这场并不情愿介入的斗争。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早在福王监国那天,姜曰广就被各位大臣会推为阁员。由于文学侍从出身的官员仅有姜曰广一人入选,对于这一结果很不满意的福王传旨吏部道:“我察祖制,发现阁员皆用翰林。到先帝时,才简用其他衙门官员。如今为何仅有姜曰广先生一人入选?似与祖制不合,着该部再行推添。”

之所以不愿意点姜曰广而欲再选,自然是因为他被福王当作是拥潞派。结果几天之后的第二次推选,姜曰广依然排在第一,之后才是礼部尚书王铎、礼部右侍郎陈子壮、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右春坊右庶子徐汧这几位。于是排名最前的姜曰广、前礼部尚书王铎被点为东阁大学士。虽然福王可以不点姜曰广,不过这样显得自己太小心眼了,所以最后还是捏着鼻子认了。姜曰广也知道福王对自己有意见,所以不肯以礼部尚书之职入阁办事,最后以礼部左侍郎的名义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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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母驾鸾镶宝石金凤钗,1980年江西省南城县明益宣王孙妃墓出土

姜曰广入职后,过得很不顺心,于是很快就提出辞职,但并没有得到通过。

崇祯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被招为左都御史的大儒刘宗周上疏弹劾马士英,引得马士英大怒,当即要辞职,结果被慰留。事后,兵部右侍郎阮大铖对他进谗言道:“这是姜曰广在背后指使。”这话一出来,马士英大为光火,本来两人就有矛盾,这下他更是必欲除之。后来,宁藩镇国中尉朱统 在阮大铖的支持下,上疏痛批姜曰广在定策时谋立疏藩,有异志。收到奏章后,大学士高弘图批了“究治”二字。弘光皇帝看后大为不满,厉声说道:“统 与朕一家,为何要重处?”

不久,朱统 更进一步,摆出一副不将姜曰广斗倒就不罢休的架势,他抛出五大罪,指责姜曰广意图谋逆,欲将其一举扳倒。这一政治举动立即引起了朝中部分大臣的反弹。区区一个下层宗室成员,竟敢公然给皇帝发这种毫无依据的“黑函”,去指责一个备受尊敬的大学士高官,这还得了?不少大臣纷纷为姜曰广辩护,痛斥朱统 血口喷人。礼科给事袁彭年更是搬出了祖制:中尉要想奏请,必须先经过亲王过目后才能上奏,而且应该从通政司进封,如今竟然直达御前,且内容捕风捉影,这种行为,陛下应当彻底禁止。谁知弘光皇帝把大臣的话当成耳边风,根本不予理睬,反而称朱统 “乃心王室”。很明显,皇帝对东林诸公没有好感,希望借此改变朝中东林党独大的局面,把自己不喜欢的姜曰广给赶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忍无可忍的姜曰广不打算再接受任何羞辱,他毅然决定辞职。在崇祯十七年九月的一天,姜曰广再次请辞。他在大殿上称:“微臣触怒权奸,自认该死,但圣上宽大,依然准许微臣回到老家。微臣离开后,希望皇上以国事为重。”弘光皇帝只能回答:“先生说的是。”马士英可没那么好的脾气,当场就发飙道:“我若是权奸,你就是老贼!”接着,他又叩头说:“臣在满朝异议的时候推戴皇上,现在臣愿意辞官回到贵阳养老,让更有贤才的人来做官。如果陛下要留下老臣,臣只好求一死!”

姜曰广也怒了:“你以为拥戴之事就你一个人能居功?”马士英顶撞道:“哼!我没功劳?那你打算立潞王,可是有功劳了!”听了这话,弘光皇帝顿觉不好继续,只好开口平息两个人的争吵:“潞王,乃是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位先生勿要伤了国体。内廷之争,不可向外人道也。”既然皇上都发话了,两位大臣也不好再说什么。不过朝议结束之后,他们继续攻击对方,可见这仇结得有多深!不久,朱统 被授予行人司行人,这也是马士英等人对他的报答。

对于朱统 的行为,阮大铖评价说:“这小儿说话简直没有一点儿忌讳。”朱统 却得意地表示“须给我一个都御史职务”,可以说是得意忘形,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当然,马士英虽然肆意妄为,但还没胆大到公然触碰皇帝底线,对宗室成员进行破格提拔。

除了朱统 利用打击姜曰广得到提拔外,楚藩宗室朱盛浓也借着攻击黄澍得以上位。崇祯十七年六月的一天,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在朝会上弹劾马士英行不法事,弄得马士英下不了台,只得跪求处分。站在旁边的黄澍趁机用笏板击打马士英的背部,并大声叫道:“臣愿与奸臣同死!”对于这出文官打人的闹剧,弘光皇帝只能摇头,过了一会儿,他对黄澍说:“卿且出!”接着他又私下对太监韩赞周说:“马阁老宜自退避!”

没办法,谁让马阁老这人在朝廷内外争议太大呢。虽然皇帝厌恶东林党人,对他们控制朝野舆论很不满,但不代表皇帝就会无条件支持马士英。对皇帝来说,不惹事、不添麻烦、过自己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削弱东林党可以缓缓图之。可是马士英的事就不一样了,必须立即解决。自从这人进入朝廷以后,就给自己惹了许多麻烦,趁此机会让他下台再好不过。毕竟自己在被拥立时,并没有给马士英什么政治承诺,更没有达成什么政治密约,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很多大臣都讨厌的人而惹得自己一身骚。在这种情况下,马士英只得称病。

马士英知道这时皇帝已经厌烦他了,但他不能放弃,一旦自己放弃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还得奋力一搏。想当初,马士英为了让自己拥戴福王的功劳坐实,就率军威胁,迫使南京官员接受既定事实。接着,在讨论新内阁人选时,他又请诚意伯刘孔昭帮忙,让刘孔昭在朝议中提出让他入阁,从而让自己赢得入阁机会。要不是刘孔昭出面提议,朝中大臣还真不会把他的功劳放在眼里,也根本不会想到他。在得知自己在内阁中只是担任虚职后,他又把史可法等人攻击福王的书信拿出来作为交换筹码,终于让自己进入了权力中枢。现在他还没完全站稳脚跟,就要被御史赶下台,这对他的政治威望和朝野影响打击很大,这怎么能行?于是善于应变的马士英找到一直服侍弘光皇帝的宦官田成帮忙。

田成收了好处之后,自然得帮忙解决这场危机。熟知皇帝心思的田成向皇帝哭劝道:“要不是马公,皇上又如何会被拥戴?若是将马公赶走,天下人都会说皇上忘恩负义。而且马公在内阁,很多事情都不需要劳烦皇上,完全可以悠闲自在。马公一去,还有谁会念着皇上?”听了这话,弘光皇帝沉默不语,放眼整个朝廷,如马士英这样忠心耿耿的还真不多,要真把他赶走了,能不能找到同样忠心又有地位的高官还真不好说。于是马士英辞职的事情就这样被搁下了。这都得益于马士英善于应变,很会跟人拉关系,因此几次遇到危机都被他轻易化解了。

此事结束之后,马士英又逮着机会上密疏说:“正是由于臣和四镇出力,皇上才能够拿下大位,其余大臣都想拥戴潞藩,今日臣要是被赶走了,那明日他们就会拥立潞藩了!”这番说辞戳到了弘光皇帝的伤处,为此还哭了半天。显然,皇位之争虽已过去,但还是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最后,弘光皇帝干脆把朝中事务都委托给马士英去处理,他自己则不再理政,还对太监韩赞周说:“天下事,有马公在,何虑?”正是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心理攻势,马士英成功地摆布了弘光皇帝,让自己得以掌握军政大权。

这年九月,楚藩的中尉朱盛浓在得到马士英的授意后,公开上疏痛斥黄澍“凌逼宗室”。这个指控可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朝廷很快就下令逮捕黄澍。黄澍当然不服,凭什么抓我不抓马士英?于是他上书自辩。不过,内阁大学士马士英自然不允许黄澍有翻身的机会,因此他在票旨上写道:“如果不是盛浓被害得那么惨,怎么会千里诉冤?”

由于逮捕黄澍而黄澍不到,这使朝廷的政令无法在楚地有效通行,为弘光政权的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而朱盛浓则作为有功之臣,在马士英的帮助下,得到了池州府推官的位置。通过此事,朱盛浓奠定了自己在南明政坛上的地位,为之后成为明朝首位任兵部尚书的宗室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手段可以看出,朝廷对藩王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而对低阶宗室,则利用他们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可以说在对宗室的操纵方面,弘光朝廷玩得很是娴熟。

大悲案背后的算计

在弘光时期,发生过一起影响巨大的和尚冒充亲王事件,史称“大悲案”。此案让弘光政权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并使朝内党争持续发酵,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关于此案的爆发,史料记载比较混乱。夏完淳说,大悲和尚是夜里叩洪武门被抓的;查继佐和计六奇说,他是因水西门的群众向西城兵马司报告而被抓;黄道周说,他是缉事人从水西门拿获的;顾炎武说,此人是被总督京营戎政赵之龙当成传播政治谣言的“假宗”抓住的。这五个人都是明末清初人,但记载却大不相同,给我们研究这段历史造成了不小的混乱。

综合审讯记录和各种史料记载,笔者认为,以上记载都只反映了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并不是全部真相,所以史料才如此混乱。

事情还得从头讲起。

有位打扮很奇怪的和尚,既没有剃头,也不束发,而是披散着头发,颇异于常人。他自称“大悲”,到了南京后见人就吹牛,一会儿跟人说自己是“烈皇帝”,一会儿又自称是亲王。哪位亲王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版本,有说他自称齐王的,有说他自称定王的,还有说他自称潞王和吴王的。不管怎么说,他诈称亲王的事情传了出去,大家都知道他是冒牌亲王。

如果只是招摇撞骗,也就算了,不会有人去理会这个看起来精神有点问题的和尚。可问题是,他竟公然传播谣言,说先帝压根就没有驾崩,还声称明军大兵很快就会抵达,他自己统领的伏兵就在船上,近期就会发兵剿灭南京。此谣言一出,引起了南京市民的广泛关注和恐慌。之后就有人向西城兵马司举报了大悲和尚。

接到举报后,兵马司知道此事性质严重,已经不是他们能管得了的,因此迅速向巡城御史报告。由于涉及宗室,即使明知道可能有假,御史还是上奏了朝廷。弘光皇帝得报后,下令中军都督蔡忠前去捉拿。

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命令的蔡忠带了2名家丁和40名营兵,迅速前往大悲和尚居住的地方。一见到大悲和尚,蔡忠就来了个下马威:“汝是何人?竟敢称亲王!”大悲和尚也不甘落于下风,喝道:“汝是何人?竟敢问我!”左右一看情况不对,立即回道:“此乃都督蔡爷。”大悲和尚一听,也不害怕,反而摆起谱来:“就是当官的,也应该行礼才是,我就不计较这事了。我且问你,怎么会来这儿,莫非是来抓我的?”看他这模样,蔡忠直接说:“某奉皇上圣旨,特地请你进去。”于是大悲和尚坐马入城,十分威风,可见其心理素质相当好。

大悲和尚入城后,皇帝很快就下旨让总督京营戎政赵之龙、锦衣卫指挥冯可宗对他进行调查。结果大悲和尚一会儿自称是神宗的皇子,因为跟宫中之人有矛盾被寄养到民间,长大后出家为僧;一会儿又称自己是定王朱慈炯,是崇祯皇帝的第三子,在国家发生变故后出家为僧,法号“大悲”。他还说:“皇帝不好做,一个喜欢放纵享乐的人,焉能让天下太平?我可不会这么做。潞王贤明,各位大臣应该让有德之人来做皇帝。”这话就不对味了,傻子都能发现里面蕴藏着阴谋。甚至连钱谦益都被牵连了进来,大悲和尚供称,他和钱谦益有往来。

看到这份敏感的调查报告后,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张国维说:“这种狂妄的家伙,应该马上杀掉,不然彻底查下去,会对国家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结果都城中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居然喧哗道:“张国维竟然想打死烈皇。”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朝廷只得退让,让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进行会审。

审理开始后,大悲和尚居然称自己是潞王的弟弟,被封为郡公。可事实上,明朝压根就没有郡公这个封爵,这番表演连东林党人黄道周都看不下去了,说他是“皆呓语如风颠状”。可谁会想到,这样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居然会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呢?

“大悲案”就这样成了当时的政坛大热门。

到年底祭祀的时候,朝廷准备叫钱谦益去检查祭祀用的牲畜准备工作,谁知这时马士英竟借着“大悲案”插手道:“妖僧与牧翁(钱谦益)可是有牵连的,这事儿还没有完呢!”马士英借口此事,把祭典给停了,让人议论纷纷。谁都没想到,马士英竟然会这样做,为了这么一个案子,竟然连祭典这种重要活动都敢停!

到了弘光元年正月,朝廷审讯结束后,北镇抚司掌刑指挥佥事许世蕃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爝火录》和《圣安本纪》都全文录入了这封奏疏,不过内容却略有不同。笔者对两份文献进行了综合,大致梳理出了大悲和尚的一些基本情况。

先来看大悲和尚的自述口供:

我今年35岁(虚岁,古人皆称虚岁),是徽州府休宁县商山永乐村人。父亲名叫朱世杰,会看山川地形,母亲吴氏在我出生不久就过世了。长到3岁时,父亲也不在了。15岁那年,我来到苏州枫桥永明庵拜僧人环宁为师。

从这段供述来看,大悲和尚的家庭条件并不好,是个苦命孩子。不论是否属实,还算正常,下面他就开始发神经说梦话了。

崇祯十二年,先帝封我为齐王。

崇祯十五年六月,我在镇江银山甘露寺与桂王相会。御史胡大人留我在衙门住,我不想住,就回到苏州齐门北禅寺住。

这段供述就太不靠谱了,大臣们一听就知道他是在说胡话,所言之事完全不合大明规矩。他不是宗亲,怎么可能会被封为亲王呢?何况齐王这个封号明太祖时就已经用过,而桂王的封地在衡阳,也不可能跑到镇江的寺庙去。

下面的供述就和定策纷争的主角——潞王扯上了关系。

崇祯十七年二月,我来到瓜洲。四月初八,我过江之后在馆驿亭碰到了潞王,但没有见面。之后我跟着潞王的座船从丹阳一直来到无锡。我发现,潞王真的非常喜欢行善,会给僧人们提供一些斋食。

在海会庵,王府的李承奉拜会了我,并向我叩头,我接受了他的礼仪。接着,潞王亦前来拜会我。我觉得,潞王是我的长辈,应该对他表示尊敬,于是就主动前去迎接。潞王见我下来,就说我没道学,转身就走。这时,我发现潞王的指甲非常长。后来,潞王又亲自给我披红,认我们亲如一家。这个事情,李承奉也可以作证,他当时就在旁边坐着。

五月初八,我与他们在放生池分别后就回了苏州。谁知李承奉又跟我见面,请我上船,委托我到南京打探消息汇报给潞王,我不肯去。结果李承奉说:“你这野毛僧,我屡次请你上船,你却捣蛋不来。”我听到这话后,马上就去了慈溪天童寺削发修行。到了六月,本地的道、府、县官员容不下我,把我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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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集,《南都繁会图》局部

七月,我又回到杭州,潞王派兵来接我,但我没有去。八月,我搬到常熟北门外住。十月初三,我又去南京报恩寺住;但十五日我就被报恩寺的僧官赶走了。十一月二十日,我又偷偷到了琉璃窑的芙蓉庵。

十二月十一日,我到清江湾后,看到了一只空船,于是我写了一个“活佛潞王钦差皇帝”的封皮贴在船上。十二日晚,我遇到了官僧月光,然后就跟他在张道人家一起吃斋并住了一夜。十三日,我被蔡都督抓走。他们有十二三人一起查验我的履历和诉冤状,里面开列了十五条,具体情况都在簿上。我说的都是实情。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其一,大悲和尚跟潞王可能只有一面之缘,并没有什么交情,属于面子上的客气,但他却把他们的关系说得很亲密,好像潞王缠着他一样;其二,他在哪里都不受欢迎,估计是行为举止太过怪异,尤其是在船上公然贴“活佛潞王钦差皇帝”更是莫名其妙,不引起官府的注意才怪。

月光也有口供:

我今年41岁,是湖广咸宁县人。我从小出家,在南京住了5年,目前在石城门外的草屋住,经常在各处化缘。这个月的十二日,我在挑水的张道人家吃饭,碰巧看到官僧大悲寒苦,就让他跟我一起同斋,但我确实不知他是什么人。

可见月光完全是受了大悲和尚的牵连。

许世蕃等人在录完口供后,立即向戎政衙门调阅了大悲和尚的履历、冤单以及大悲自造簿等相关档案到北镇抚司。结果他们一看才发现,这人不但自称“圣僧大悲和尚为天下第一,至三十岁即成活佛”,而且还说自己被“封为齐王”,并有“欺佛泄露天机十五款大罪”等语。看到这里,审讯人员已经可以肯定,他百分之百就是妖僧。但由于他在供述中提到了拜会潞王、李承奉让他上南京等话,再加上朝廷也有“严加审讯后详细上奏”的圣旨,因此他们再次对两位和尚进行了拷打审问。

以下为审讯问答记录:

问:“就在抓到你的那天,发现了匿名文帖,这是谁写的?”

大悲和尚:“我不知道。”

(酷刑后)大悲和尚:“潞王向百姓施恩,人人都服他,又斋僧好道,这样的人应该让他坐大位。所以在六月间,我才与户部那个叫申绍芳的苏州人一起讨论怎么才能保下潞王。”

问:“参与讨论的有哪些人?”

大悲和尚:“我只能将我知道的说出来,其他的我不知道是谁。”

(多次酷刑后)大悲和尚:“十一月二十日,我听说钱谦益在圣庙内讨论保护潞王的事。”

问:“一起参加的有哪些人?”

大悲和尚:“我只知道申、钱两家的名字,其他人不知道。”

问:“那些参与讨论的人是怎么行事的?”

大悲和尚:“在首都跟潞王关系不错的人很少,这里都是马阁老的人,权柄都在他手上,所以大家都怕他,不敢行动。”

问:“跟潞王府关系不错的官员到底有哪些?”

大悲和尚:“只听说有人,但不知道姓名,不敢随便乱说。”

之后,无论审讯人员怎么严加拷打,他都不肯再说,于是只好提审和他一起住过的月光。

月光说:“冤枉啊,我不过就是和大悲同住了一个晚上,啥都不知道,就是夹死我,我也不知道啊。”

接着又让大悲和尚和月光对质,他也说月光不知情。

根据调查和审讯结果,许世蕃等人得出结论:

妖僧大悲虽然从小就拜师,但却屡次被逐,可见他品行恶劣。他见潞王好佛,就想办法接近,之后人就开始变得张狂起来。等到李承奉向他叩头、潞王为他披红后,他更是起了妄念,称佛称王,擅自使用封条,并造簿帖。根据他的供述,他的作为实在招摇。他如此行径,到底是为了报答潞王,还是为了以后能够捞一份功劳,暂时无法判断。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潞王未必知道这事。按《大明律》,妖言惑众之人,应该处决,大悲可以说是罪无可赦。

许世蕃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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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通宝,弘光元年铸

至于大悲和尚供出来的两位大臣,由于事关重大,也没有确凿证据,所以不敢妄下定论,只希望皇上能让法司机关迅速定下此人的罪行,以杜绝谣传和乱源。至于月光,虽然不知情,但住在一起却不举报,也不可轻饶。臣等深受国恩,颇知忠义,对大明是一片忠心,绝不敢在此事上继续保持沉默。为了朝廷,臣建议:绝不允许妖僧继续挑起事端,何况百姓愚昧,兵卒强悍,很容易被他煽动叛乱。臣希望皇上在缉访时能做到严密、慎重。如果妖僧听到的商议是真,那就是关乎国运的大事!臣等发誓一定会与这些人不共戴天!

此奏折上报朝廷后,朝廷下旨称,妖僧大悲言语闪烁,即令法司会同府部科道官一起审明。与此同时,礼部尚书钱谦益和户部右侍郎申绍芳也赶紧上疏自辩,免得成为政敌的靶子。

十六日这天,众官员一起会审大悲和尚。这一次,口供和之前一样,最后法司决定处决大悲和尚,月光则在杖责后释放。

弘光元年三月初二,大悲和尚被处决。

“大悲案”在弘光朝廷实在是一件好用的政争工具。兵部左侍郎阮大铖为了清除异己,将政敌一网打尽,就借“大悲案”,与左都御史李沾、通政使杨维垣等人密谋,捏造出了一个“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政治清洗名单,试图把反对派一举歼灭。如果让阮大铖的计谋得逞,东林党和复社的名人基本都会被干掉,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拥潞派。

在“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中,分量最重的是“十八罗汉”,这些人在政坛上影响极大,他们中既有前任官员,也有现任官员。

其中,大学士有四名:建极殿大学士史可法(河南祥符人,崇祯元年进士)、前文渊阁大学士高弘图(山东胶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姜曰广(江西新建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吴甡(南京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尚书级别的官员高达六位:张慎言(山西阳城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徐石麒(浙江嘉兴人,天启二年进士)、郑三俊(南京建德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三位前吏部尚书,以及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刑部尚书解学龙(南京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兵部尚书练国事(河南永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三位现职官员。

侍郎级高官有:前吏部左侍郎吕大器(四川遂宁人,崇祯元年进士)。

地方总督有:前漕运总督路振飞(京师曲周人,天启五年进士)和九江总督袁继咸(江西宜春人,天启五年进士)二人。

监察系统有:前左副都御史易应昌(江西临川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前左佥都御史金光宸(南京全椒人,崇祯元年进士)、左佥都御史郭维经(江西龙泉人,天启五年进士)。

此外,原左通政侯峒曾(南京嘉定人,天启五年进士)(未就职)、前少詹事徐汧(南京长洲人,崇祯元年进士)也属于被打击之列。

“五十三参”与“七十二菩萨”名单不全,先来看“五十三参”。

司法监察系统:大理寺少卿姚思孝(南京江都人,崇祯元年进士)、江西道监察御史游有伦(江西婺源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吏科给事中熊汝霖(浙江余姚人,崇祯四年进士)、湖广监军御史黄澍(南京休宁人,崇祯十年进士),前大理寺少卿詹兆恒(江西永丰人,崇祯四年进士)、前大理寺丞章正宸(浙江会稽人,崇祯四年进士)、前福建道监察御史成勇(山东乐安人,天启五年进士)、前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南京华亭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等人。

其他系统:光禄寺少卿叶廷秀(山东濮州人,天启五年进士)、原光禄寺卿许誉卿(南京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未就职)、前吏部验封司郎中华允诚(南京无锡人,天启二年进士)等十一人。

再来看“七十二菩萨”。

“七十二菩萨”中尚书级别的有:户部尚书张有誉(南京江阴人,天启二年进士)、前兵部尚书张国维(浙江东阳人,天启二年进士)。

监察系统的有:工科给事中马嘉植(浙江平湖人,崇祯七年进士)、苏松佥事沈荃宸(浙江慈溪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河南道监察御史乔可聘(南京宝应人,天启二年进士)、佥都御史郭贞一(福建同安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前左都御史刘宗周(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原左佥都御史金声(南京休宁人,崇祯元年进士)(未就职)、前福建按察司知事刘同升(江西吉水人,崇祯十年进士)、前礼科给事中姜采(山东莱阳人,崇祯四年进士)、原吏科给事中熊开元(湖北嘉鱼人,天启五年进士)(未就职)、前江西巡按御史王孙蕃(京师雄县人,万历四十六年举人)等人。

此外,还有前苏松巡抚祁彪佳(浙江山阴人,天启二年进士)和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江西新城人,崇祯元年进士)、前礼部员外郎张采(南京太仓人,崇祯元年进士)等地方高官和礼部中层干部等十五人。

阮大铖将这143名官员分成了三个等级:“十八罗汉”为一级目标,“五十三参”为二级目标,“七十二菩萨”为三级目标。其中,只有一级目标的名单被完整记载下来,史料价值最大;二三级目标由于只提到部分人员名单,因此仅能作为抽样样本来进行分析。整合这些人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一、内阁中仅有史可法被列入清洗名单,王铎未受牵连。史可法是唯一一名外派大学士,也是政治地位最高的现职东林党人,拿下他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且能进一步强化行政中枢的内部统一。

二、除了工部外,其他五部尚书都遭到牵连,其中吏部作为掌握人事大权的重要部门,有三位尚书和一位侍郎被列入清洗名单,这样做显然有利于削弱东林党在吏部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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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南京大报恩寺,荷兰人尼霍夫绘

三、无论在哪一级目标名单中,都是不在职的官员超过在职官员,这样减轻了政治动荡。

四、在已知清剿名单中,做过科道词臣的官员占大多数,有37人,仅史可法、徐石麒、吕大器、侯峒曾、华允诚、叶廷秀、黄端伯这7名官员没有做过科道词臣。如果把在礼部和光禄寺任职过的这些人也算入清流势力的话,那就只剩下史可法、徐石麒、侯峒曾、华允诚这4人没有在这些部门任职过。可以说,这些人对舆论的导向性极大,打压这些人有利于控制言路。

五、最为清贵的礼部受损最严重,不但高层被列入清洗名单,中层也有人遭到牵连,而作为处理实务的其他五部则未见这一迹象,再次证明清流部门才是清洗的重灾区。

六、监察系统同样是清洗的重灾区,经过这次清洗,监察系统必然会被重创乃至瘫痪。

七、弘光朝廷的“财政顶梁柱”户部尚书张有誉被列入了三级目标。当时,张有誉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累得吐血,为此还特意乞归,结果被拒绝。阮大铖明知朝廷非常看重张有誉,却依然把他列入清洗名单,做法非常令人费解。私以为,大概是因为张有誉清操有名望,才让阮大铖不顾张有誉在朝中的影响而痛下杀手。

八、马士英支持的兵部尚书张国维也被列入清洗名单。当时,正值吏部尚书出缺,马士英准备提携张国维,结果却遭到阮大铖截杀,他拿出了皇帝的中旨,这让马士英开始忌惮阮大铖。一个自己亲手推荐的官员居然公然越过自己,截杀自己想要重用的人,任谁都会有意见。不过也正因为这层关系,阮大铖才将张有誉和张国维列入三级目标名单。

九、支持弘光皇帝的刑部尚书解学龙、前大理寺丞章正宸等人也被列入清洗名单。

十、地方高官仅有少数人遭到牵连,且受牵连的路振飞、袁继咸、祁彪佳都是跟朝廷政争有密切联系之人。

十一、大九卿(六部和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系统中除了工部外,其他部门都遭波及,小九卿系统中仅有负责膳食的光禄寺受到了波及。

十二、前吏部验封司郎中华允诚虽然是吏部官员,但属于前任官员,而且在吏部任职不到半月,并无根基。打击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曾跟着东林党领袖高攀龙一起讲过学,影响比较大。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师从邹元标的刘同升和师从左光斗的史可法。

十三、东南地区受到牵连的官员最多。在有记载的44人中,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四省籍官员就占了33人。这一地区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明朝科举录取率最高的地方,可以称得上是全国的舆论中心。

十四、从取士时间来看,天启二年、天启五年、崇祯元年考上进士的官员最多,占了22人,其中崇祯元年出身的官员比天启年间的多一人。在这三届进士中,被列入“十八罗汉”的就占了10人,比例极高。

十五、前江西巡按御史王孙蕃是唯一的举人,而不是进士,属于比较特殊的存在。

总体来看,这次打击面以对朝野舆论影响大者居多,可以视为夺取舆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倘若事成,阮大铖可彻底扳倒清流势力以及反对派,达到掌握主动权、控制朝政的目的。阮大铖要搞这样一个政治大案,马士英坚决不允,在他的阻止下,仅将大悲和尚斩首以终止事态恶化。但以阮大铖借“大悲案”搞政治清洗为开端,此后弘光朝又发生了多起大案,造成了严重的政局动荡。

有意思的是,就在“大悲案”发生一个多月前,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的时候,阮大铖就已经流露出了想要除掉东林党的野心。他在给皇帝的疏奏中说:“天下局势非常紧张,北边已有一半的领土被党人断送,南边必须保住!现在根基初定,寇、清相争,凡我大明臣工,皆应考虑寇如何剿,清如何款,兵如何招、如何练,饷如何筹、如何运,藩镇如何联属,寨众如何安抚。这些重要的问题全都被束之高阁,都没有人去关心,却天天忙着钩心斗角,完全是沉睡在梦中醒不来了!”

他还提到,先帝神明英断,原非丧邦之主。无奈大臣非要结党以胜之,结果诸臣党羽虽成,而高皇帝创下的基业、先帝一家之性命却也破坏、崩殂。接着,阮大铖毫不客气地说:“把持朝政以致误国的大臣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上天不会漏掉那些该杀之人,必叫他们身败名裂。”

后来,阮大铖还积极地向朝廷表忠心:“臣虽白发渐生,可丹心未老。一饭之德少不负人,何况君父再造之恩,臣愿舍身报效国家,全力驱赶豺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然,阮大铖已经磨刀霍霍,将要有所动作了。

果然,三天后的二十四日,阮大铖就上疏纠弹拥戴潞王的东林士人雷演祚:“听说国变之时,阁臣马士英(当时马士英还不是阁臣)在江北与各位勋臣歃血定盟,拥戴皇上。臣也在山中写信,认为册立确该按照继承顺序来。阁臣事先得知愚臣的想法,便整顿兵马,声称要诛杀有异议和二心的奸人,这样大家才定了下来。而怀有二心的人,正是姜曰广、张慎言这两个奸贼,雷演祚则是公开的帮凶。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雷演祚被逮捕后,竟然托他的私党向臣的门生齐维蕃、方启曾给臣带话,说如果臣能帮助他脱难,他愿以戎政尚书一职相送,臣听后非常震惊。戎政尚书乃是皇上的高官荣爵,必定是由廷举会推产生,而雷演祚竟然可以把官职相送!只这一句话,他平时凭借靠山把持朝政的罪状就暴露无遗了。如此不忠不孝,就算是把他凌迟处死都不足以抵罪!”这份疏议堪称一份火药味十足的宣战书。

“大悲案”发生后,阮大铖等人成功将事情弄大,只是马士英和弘光皇帝都没兴趣兴大狱,事情才平息下来。

当然,还有种说法是:马士英因为与被牵连的文震亨有诗文往来,所以才出了力气。这个说法显然夸大了文震亨的个人因素。如果弘光皇帝和马士英真要大规模抓人,就是文震亨与马士英关系不错也没用,再则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庇护哪些人,绝不会因此将案子搁置。可见,弘光皇帝和马士英根本不打算继续,东林党人就这样幸运地逃过一劫。

正因为此计未成,阮大铖才说“当今皇上是仁柔之主”。黄道周更是感慨地说:“当今皇上宽厚仁爱,为人安详,经常说英武之人不可杀、用人不可疑的话,似乎是在吸取前人的教训。然而权贵们却天天挑起门户斗争,使皇上天子贵重之身还要四处艰难奔波,不敢轻言为君父宗社报仇之语。权贵们一意孤行,为了一点小过节就斗来斗去,疯狂报复,大则被诛,小则被笞。”这话说得很重,充分表达了黄道周对阮大铖之流的严重不满。不过不满归不满,他也没有办法解决。

而阮大铖选择清洗的时机,也很值得探讨。我们都知道,“大悲案”案发于崇祯十七年十二月,结案于弘光元年三月,这阮大铖缘何选择在这个时间动手?

此时,清军虽然已经开始进攻大顺军,却并没有将战火波及南明境内。因此,这时候南明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暂时不存在威胁。而国内,很多重量级东林党高官,如姜曰广、张慎言、刘宗周、吕大器等都已经离去,马党势力正盛,很多勋贵和边缘派文官急欲报复东林党人来获取更大的权力。从这点来说,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再者,早打压比晚打压好,反正迟早都要摊牌,提前试探也不错。因此,部分过去遭到东林党打压的官员对此事可谓一拍即合,非常热心。

站在阮大铖角度来看,这个计划是稳赚不赔,不管成功与否,他都会在某些高层眼里留下勇于任事的印象。况且这种不怕得罪东林党,主动做刀把子挑事的人,也正是新贵们所需要的;毕竟东林党的势力太大了,需要有人狠狠地敲打敲打。正因为此,“大悲案”结束后,阮大铖很快就从兵部左侍郎升为了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协理部事,仍管巡阅江防军务。这还是在阮大铖的清洗计划没有得逞的情况下,如果得逞了,会不会升得更快?恐怕还真有这个可能。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行动都是有风险的。从时机来看,“大悲案”期间的国际环境虽然对马党、勋贵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但不代表就没有任何危险,和东林党关系良好的左良玉军队就是一大变数。

政治博弈是需要用实力说话的,实力不够,就会反噬自己。当然,马党也不是没有准备,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裁掉左军兵饷。这也是唯一可以做的。不管效果如何,至少能让左部陷入经济困境。从最后的作战结果来看,朝廷挡住左军的造反应该不成问题,但要想迅速将叛军彻底消灭,就没那么容易了。如果能够有效地防止左军反叛,掐灭其造反的可能,那么清洗的成功率就会更大,不然一旦清洗开始,长江中游势必会引发混乱。假使无法在一个月内成功压制左军叛乱,对马党来说,问题就严重了。

从后面的历史发展来看,指望江北四镇在短短一个月内压制左军并不容易,最多只能挡住左军的攻势。不过如果“大悲案”一爆发就开始清洗的话,两个多月时间里,笔者认为还是能够把左军给拖垮的。要知道,左军缺少粮饷,利于速战;而朝廷大军有粮饷支持,利于持久作战。

即便左军被成功镇压,后续的政治效应也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虽说这三个月称得上是马党的战略机遇期,但无奈时间太短,而清洗的官员人数又多,随着清军南下,清洗难免会遇到波折和更大的阻力。所以从时机和策略上来讲,还是有不少问题的。

在内部政局不稳,外有强敌入侵的情况下,要想通过打击清流迅速攫取权力,控制朝野舆论,未免太过天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被敌人利用,导致国家倾覆,权势何在?真要成功实现大规模清洗,摆脱虚脱期,笔者认为只有在时间充裕,自身实力强悍,外部环境长期稳定的情况下,才适合去做。如果只是小规模清洗,只需要通过排挤有分量、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即可,而不一定非要通过赤裸裸的政治追杀手段来激化矛盾。如史可法这种遭到排挤和那些已经离任的官员,就不应该再主动挑起矛盾进行政治追杀,让自己四面树敌,使斗争对象变得复杂。

既然短时间内无法将政敌置于死地,更会有遭遇反扑、引起更大风波的可能,那缩小斗争规模成了必然的选择。像之后的“顺案”就只杀了光时亨、周钟、武愫、周镳、雷演祚这5人,理由是:“光时亨力阻南迁,导致先帝蒙难;周钟以词臣身份投降贼人,乘马不下梓宫;武愫在贼中担任伪官;周镳、雷演祚结党乱政,招引外兵,图谋不轨。”很明显,“顺案”的处理方式更高明。

也有人说,国难当头,为何双方不能和衷共济?马士英倒是很清楚:“不是我要背叛东林,而是东林拒绝我。”复社的陈子龙也表示:“马士英对门户斗争并没有多少研究。”中间派的李清也说:“马士英开始的时候也有意为君子,后来在廷臣的刺激下才铤而走险。”夏完淳甚至毫不客气地说:“马士英本想为君子,但史可法一走,天下人(东林)都纷纷群起而攻,斥他为奸雄。马士英见满朝都是政敌,遂和内侍宦官以及江北四镇结为统一战线。”所以,指望和衷共济是不可能的,恶性党争问题不但弘光政权无法解决,之后的潞王政权也无法解决。因此,对政敌给予适度打击还是有其必要性的。当然,一手大棒还得一手胡萝卜,比如对东林党头面人物钱谦益的拉拢,就是扩大团结的办法。总之,团结大多数人,打击一些激进派分子,反而更能促进团结,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虏叛相交的危机

对于清军的威胁,弘光政权内部虽早有认识,但依然没有真正重视,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了李自成的大顺军上。谈迁在谈到清军南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时,提到朝廷“今日大患不在寇而在北”的机密被泄露给清方后,摄政王多尔衮大为不爽,欲南下立威。这个说法着实夸大了泄密事件的作用,事实上,即使没有泄密事件,清军南下也是必然。早在崇祯十七年七月,万元吉就向朝廷上奏称清兵已经南征,不过由于双方还没有交兵,因此没有引起太大重视。

十月二十四日,清廷发布了征讨南明的檄文,公开宣称要问罪征讨。二十五日,清廷任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南下江南。很快,朝廷就接到刘泽清的奏报:山东的沂州、郯城、单县,南直的赣榆、沭阳、沛县、邳州,河南的睢州、开封、归德都出现了敌人的踪迹。

十一月,双方终于爆发了军事冲突。清朝山东沂州总兵官夏成德在攻陷海州后,分道沭阳、邳州,攻入宿迁,接着又打下丰县。史可法得知情况后,迅速派兵救援,夏成德撤兵。不久,夏成德又兵围邳州,相持半个月之久。

史可法在给朝廷的上疏中痛心地说道:“黄河以北,全染腥膻,近日看北方告示,竟公开把‘逆’字加在我朝头上,并侮辱我使臣,这种做法绝难让双方达成和议。”他悲观地认为:“即使我们现在卧薪尝胆、枕戈待旦,恐怕也无济于事。如今朝堂毫无作为,臣担心恢复无期而偏安又不足恃。”但史可法不能光打击自己人,还要加油鼓气才行,于是他又提了几点建议:“不急之工役、可省之烦费、朝夕之宴饮、左右之献谀”统统都应禁绝,典礼也应该俭约;只要贼一日不灭、清一日不靖,就算是锦玉也不应该去享用;皇上一定要时时刻刻力振举朝之精神,说不定可以挽回局势。这时的史可法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不再如定策时那样意气风发,连带对前途也悲观起来。只不过他所处的位置,让他不能有悲观的权利,他只能迎难而上。

而马士英对清朝的威胁竟然一点儿也不在意,反而说:“清军虽然在河北(淮河以北)屯兵,但闯贼现在势力还大,根本不值得担忧,还怕他扔条鞭子就能过河?再说了,当年赤壁三万,淝水八千,都是一战而定江左,可见强弱并不是不变的。”对于北使陈洪范送来的“清军很快就会南下”的情报,马士英居然说:“有四镇在,怕啥?”马士英的这个态度,可以说跟李自成一样,都没有把清军放在眼里。

反倒是高杰、刘泽清等藩将头脑清醒。早在十一月十二日,高杰就和刘泽清一起提到:“清廷派了一位王子领军,号称二十万大军进驻济宁,实际上也就七八千人的样子。近日河南方面又接连告警,开封上下、黄河北岸都是敌军士兵,‘问渡甚急’。只怕他们一渡河,这天险就会尽失,长江和迤北都会沦为战场。情况发展到这个地步,简直令人措手不及。”不过高杰和刘泽清又保证一定会“殚精竭力,以报国恩”,虽然有表演的成分在,但高杰确实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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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清奏报提到的清军活动范围暨明清交战区域

大学士王铎在拿到刘泽清上报的“清朝总理河道杨方兴屯兵宿迁,正准备铁条扎筏”的消息后,也强烈要求誓师江北,以复国仇。很显然,他这是在政治作秀,自然不会被批准。不过这也说明,对于清军的威胁,上至大学士史可法、王铎,下到藩将高杰、刘泽清都有清醒的认识,只有权臣马士英对此不以为然。也就是说,早在崇祯十七年,弘光政权就已经陷入了三面(大顺、大西、大清)同时作战的困境。这让史可法极度感慨:“我们现在全力对付贼子都不够用,还要分兵去御敌。”对农民军,史可法用的是“贼”,清兵则用的是“敌”,可见在史可法心中,清军才是大患。

十二月初二,清朝河南巡抚罗绣锦拟定了平河南、保河北的方略:大军南渡或将南岸沿河一带的“土孽”消灭,这样就可保河北无虞。该意见得到了清廷的重视,很快,抵达孟津的多铎就派遣护国统领图赖率先领精兵渡过黄河。得到消息的明朝总兵许定国、李际遇等人,纷纷秘密遣人商议投降事宜。

对于许定国想带着孩子一起投降,并请清军渡河(黄河)保护其眷属的想法,当时待在山东的肃亲王豪格表示,要降可以,把你儿子送来;至于渡河接人,他则以没有接到命令为由拒绝。弘光元年正月十一日,许定国设计杀害高杰,之后立马向清朝密奏:“孽寇高杰已用计擒斩,唯有余党尚未剿除,请发大军尽快渡河,以靖残寇。”对此,清廷表示:“许定国计杀高杰,归顺有功。征南大兵,不日即到河南。”两天后,清廷就谕令多铎,要他遵照之前的密谕攻取南京,为国建功。二月十四日,多铎大军终于进入河南。

崇祯十七年十二月时,收到清军先头部队渡过黄河的消息后,南明方面又是什么反应呢?史可法表示:“臣与虏相隔一河(黄河),河长两千多里,非各镇兵马同心不能御敌。如今敌已渡河,长驱东入,很快将直抵南京,这时再在河北御敌,可以说是万分艰难。再者,我军士气低落,这月驻守在黄河边的士兵仍未收到粮饷,饥寒交迫,更别说求一钱银子过年了。臣的标兵如此,各镇兵可想而知。这事实在让人伤心,臣却无可奈何,只能将泪空洒。如今敌人既然南渡,全力攻寇,那兵力转向我方,只不过两个月时间。何况敌人中有传言说:‘正月南侵,东西并犯。’如今攻打邳州的敌军还没有走,济宁的敌兵也在运粮喂马,一刻都没有忘记觊觎江南。朝廷若不是多发粮饷,让黄得功、刘良佐率兵去堵颍州、寿州,让高杰去守归德、徐州,并让大家齐心,不分彼此,臣恐江北之祸就在眼前。而江北危险,那江南又岂能安稳?”

史可法这段话说得很有意思。首先,他承认敌人威胁很大,只有和衷共济、共同御敌才能保住江南安全。很明显,仅凭史可法一人之力是无法击退清军的,至于黄得功,他和高杰不和,无法做到互相协助,而刘良佐则对调动颇有怨言。其次,明军军心不稳,士兵被拖饷不说,还要挨饿受冻。这一情况,无论是高杰还是史可法都有在上疏中提到,高杰是这样说的:“臣让军队挨冻受饿,哪还有什么战斗力,但臣发誓一定收拾人心,重整河山。”史可法也竭尽所能地向朝廷呼吁,希望能解决粮饷问题。终于,朝廷做出了回应,令户部速发钱粮接济。但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许定国降清,高杰遇害。得知消息的史可法大哭:“中原再也没有希望了!汉光武帝、宋高宗的伟业还能再现吗?”

到了弘光元年三月,形势终于变得无比严峻。三月初七,多铎部兵分三路向归德方向进发。十六日,明廷才接到刘良佐送来的清兵南下的奏报,于是下令黄得功移镇庐州,与刘良佐合力防御清军。二十一日,总兵刘洪起以缺钱为由从河南撤兵,清军则迅速拿下归德,巡按御史凌駉殉国。接着,清兵开始分别向亳州、徐州前进。其中亳州方向由多铎亲自率领,徐州方向则是由固山额真准塔率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睢州还是亳州、徐州,都是江淮防御体系中的军事重镇。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曾总结道:“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可见,淮河对于防御清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旦清军拿下淮河沿岸的亳州、徐州等地,就足以打破明朝的淮河防御体系,让南方变得危机四伏。同时,掌握了河流运输线的清军,无论是屯兵还是进行后勤转运,都将变得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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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史可法扬州保卫战》内页,反映的是清军占领徐州的情况

然而,就在清兵南下的危急时刻,左良玉也起兵造反了!三月二十五日,左良玉在与马士英有旧怨的黄澍的极力鼓动下,扯起了“清君侧”、救太子的大旗。左良玉反后,镇守池口的方国安仓皇上报。收到消息的阮大铖极力宣扬左良玉父子都是恶人,而马士英则是半信半疑。因为之前左良玉为了麻痹马士英,争取时间,就跟马士英玩了一把两手策略:他一面举兵,一面祝贺马士英生辰。在马士英看来,左良玉都来给自己祝寿了,怎么可能说反就反了呢?虽然方国安不会骗自己,但万一是谣传呢?何况,从武昌回来的御史黄耳鼎的仆人也说,左良玉还在当地坐镇。基于此,马士英举棋不定,想要再等等看。

二十七日,清兵攻入徐州,总兵李成栋南奔。清兵将至前,无赖出身的署徐州事胡蕲忠渡河投降,引清军攻打徐州。对于胡蕲忠等人的突然来降,清军表示怀疑,很担心这是一个圈套。正巧,清军统帅在巡视河口时,发现河面波涛汹涌,大为吃惊,认为胡蕲忠身上一定有阴谋,于是准备杀了他。但胡蕲忠是个老油条,一看情形不对,马上表示,希望清军能派十骑前去查探,如果徐州确实有防备,再杀他不迟。可见他对徐州的情况了如指掌,早就准备好了投诚事宜,完全不担心徐州有变,只是在降清的过程中太急于表现自己,才引起清军怀疑。经过探查,清军发现胡蕲忠没有说谎,于是率领大军渡河,作为水陆交通便利的“南北襟要”之地就这样陷入敌手。同一天,另一支清兵攻入亳州。连失两座城池,弘光朝廷面临的局势非常险恶,清军都已经进入南直隶境内了,明方却还没有做好抵抗入侵的准备。

那南明君臣在做什么呢?还在内斗!马士英终于证实了左良玉东下的确切消息,他非常害怕,不再入直,而是专心处理兵部事务。马士英很清楚,如果不是手里握有军队,他啥都不是,所以他要将兵部的实际权力牢牢抓在手里。毕竟他要面对的是一个深受东林党支持、在中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老军头,这让马士英不得不做准备。

刚发现自己被左良玉耍了时,马士英整个人都被愤怒和报复情绪所左右:“袁继咸、黄澍二竖儒坏我大事,早晚我要取了他们的脑袋挂在藁街上,就算因此使江北沦陷也在所不惜。”气急败坏的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收拾这些反贼。至于清军南下,虽然是个威胁,但是你背叛了我,我就是被清军干掉也要先收拾你们这群反贼!马士英正是抱着这个心态,才让清军后来几乎没遭遇多少抵抗。即使之后马士英逃往杭州,依然对叛军充满怨恨:“如果没有袁、黄,那就能破敌功成,百事就绪了。”

史可法这边则忙着上疏要求入朝,结果被朝廷中人给挡了回去,并送去圣旨:“如今寇警很急,爱卿应该专心料理,待奏凯后朝见。”史可法接旨后叹道:“‘奏凯’二字,谈何容易,面君真不知道在哪一天!”显然,史可法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很难打赢敌军,可见他是有自知之明的。明遗民山村樵夫也曾评价他:“史公好贤而不能择,用人而不能任,外无良将,内无智士,哪是拨乱之才呢?”

二十九日,清兵攻取颍州太和县。明廷则下令史可法扼守徐州、泗州,史可法接到命令后,准备移驻到泗州去防护祖陵。他让幕僚押着物资先行赶往泗州,但此时发生了左良玉“清君侧”事件,弘光皇帝急召史可法入援,于是他又亲自率领军队渡江前往南京。

除了史可法试图救援徐州外,总督王永吉也展开过救援。自清军攻破归德后,徐州军民惊溃,收到消息的王永吉迅速调集阁标和甘肃团练前往救援。然而就在这时,各路部队都收到了“急撤入卫”的密旨,这样一来,救援徐州的计划破产,徐州彻底丢失了。

到了四月初二,马士英看情况不对,只好上疏自罪,不过疏文都是在痛骂别人:“据报,王之纲、李仲兴、杨承祖都已逃回扬州。李成栋虽在徐州城外扎营,然家眷皆已登舟,淮徐道的家眷同样已经登舟了。东平侯刘泽清给臣写信,称江北文武将吏都在秘密谋划,如果北方有警就会跟从入海。广昌伯刘良佐也有信给臣,称各位将领若东来,只怕是入海的入海,渡江的渡江,只有本藩在那没有退路。至于骗官骗饷,不能进前一步,王燮、越其杰等人是不可诛胜!”可以说,马士英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手下。而且,当时徐州已入清军囊中,马士英却没收到消息,可见当时的公文传递也存在问题,大概与当地官员都准备暗中降清而未上报朝廷有关。

不过此事也只能隐瞒一时。很快,史可法就对明军的不抵抗行为进行了抨击:“清兵分兵南下,李成栋放弃徐州南逃。镇将平日花费众多,但在关键时刻却完全靠不住!”总督王永吉也奏称:“徐州既然不能守住,那又如何能够保全江北?李成栋放弃徐州南奔,实在是万分可惜!希望刘泽清能固守淮安,不要假托勤王移镇。”

针对明军的撤防行为,王永吉还称:“北兵已入虹县,距泗州仅有二百余里。万一泗河不守,则盱眙定会遭到入侵。查盱眙东南一路,从都官堂可达淮安;正南一路,从连塘可达扬州;西南一路,从天长可达六合、浦口。不但淮、扬难以支撑,北兵甚至可以由此问渡了!望总督卫胤文、提督刘泽清等能全力防守徐、泗,保全江南,这样至少可以保住门户。窃以为,江南如能全力防寇、防北,或许不致四面受敌。”

就连逃窜的总兵刘洪起都来凑热闹,他向朝廷报称:“清兵南下,诸将纷纷逃窜,却无人敢于阻止,这样下去恐怕会成为南京的大患。”对于武将逃窜的行为,给事中钱增痛心不已,上疏痛斥道:“现在情况万分危急,刘泽清、刘良佐却退避郊外,平日养兵又有何用?”然而,他们的痛斥并不能阻挡明军的溃逃。

四月初九,朝廷在接到史可法的报警后,回复称:“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对此,史可法又回奏道:“上游左良玉不过是清君侧之奸,根本不敢与君父为难,但北兵一到,宗庙社稷可就危险了。不知辅臣为何会如此遮掩?”他又给马士英写信,但马士英根本不予理睬,他只关心左良玉的事情,对清军的威胁并不上心。

从这天起,朝廷为了强化城防,开始派宦官防守南京的十三座城门。

清兵南下后,总兵刘泽清因惧怕敌人,在淮安大肆抢劫一番后逃跑了,使清军完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轻易渡河。就这样,淮安这个抗击清军的重要据点直接易手。需要指出的是,淮安是淮河下游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作为淮南、淮北的重要衔接点和扼守淮泗水路的交通要冲,它成了清军南下淮南的前进基地,给南明的防御系统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当然,对于这些逃兵,弘光朝廷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派专人驻守江阴、镇江,凡是有逃兵南渡的,一律用炮打回去,不准他们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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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所用铁炮      清军铁炮弹      

此时的史可法已经奉诏入援,抵达燕子矶了,此地紧挨着南京城。不巧的是,就在他向朝廷入告时,左兵退军的消息也传来了,这就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用再去解救南京了。因此朝廷下旨:“有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接到诏书后,史可法向南面八拜后大哭而回,可见当时情势有多么危急。《洪业:清朝开国史》中,更说朝廷为了让史可法早日回师,不惜在一天之内连续向他发布三道命令。

正因为情势空前危急,史可法方寸大乱。当时,诸军在高邮驻守,早晨收到史可法的令箭称:左军顺流而下,请邳宿道立即督办相关军器、钱粮到浦口会剿。到了中午,军队又收到令箭称:北兵南下,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不久,军队又收到令箭称:邳宿道可以督诸军到天长接应。看到史可法一日三令,乱了章法,监纪推官应廷吉就说:“阁部真是失了方寸,哪有千里之程,一天之内军饷就调了三次的呢?”因此,应廷吉下令军队继续坚守,待机而进。

四月十一日,史可法前往天长督战,下令各路将领救援盱眙。盱眙不仅控制着南北交通,还控制着淮南水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旦有失,清军就取得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南下渡口。然而史可法来晚了,清军已然占领盱眙,下令争夺其对面泗州的泗北淮河桥了。眼看情况不妙,明军将领焚桥后逃走。就这样,清军趁夜渡过淮河,并在第二天连续追击明军50里。

得知盱眙失陷、泗州援将侯方严全军败殁、清军南下直抵天长的消息后,史可法冒着大雨,只用了一天一夜就狂奔到了扬州。清兵渡淮的消息传出后,明廷大为震动,弘光皇帝下令刘良佐提兵入卫。清军的成功渡淮,让明朝苦心构筑的江淮防御体系彻底崩溃。这道屏障的消失,使明朝的长江防线完全暴露在了清军的眼皮底下,弘光政权危在旦夕。

由于局势已经变得极为险恶,连不喜欢处理朝政的弘光皇帝都感到危机正在迫近。他召集群臣询问对策时,大理寺少卿姚思孝,尚宝司李之椿,御史乔可聘、成友谦,给事中吴适等人都要求不要将江北守兵撤去,应该防守淮扬。弘光皇帝也认为:“良玉虽不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如今还该守淮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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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碧血丹心》内页,反映的是史可法督师扬州的情形

谁知马士英根本不买账,反而大声说:“这都是左良玉的朋党在为他游说,决不能听,臣已调黄得功、刘良佐等人渡江。敌人到了,我们还能议和;但左逆到了,你们仍旧是高官,唯独我君臣会死!宁可君臣一起死于清军之手,也决不死于左良玉之手,有异议的当斩!”听了这话,弘光皇帝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因为自己这个皇帝说话完全不管用,于是只能闭嘴。各位大臣也是目瞪口呆,无奈退朝。在这种情况下,此次朝议的结果自然是北兵不足为虑,甚至还有人异想天开,想借清军来解决左良玉的部队。

当然,不惧马士英的人也有,像吴适就对方国安、牟文绶等将领借着“御左”的名义跑路、逃避清军之恶行进行了抨击,直斥两人是叛逆,结果被戴上了东林嫡派、复社巨魁的帽子,被革职下狱。由此可见,马士英对朝廷的掌控依然很有力。

但有意思的是,在朝会时,应天安徽巡抚、提督上江军务朱大典面含怒色地说道:“少不得大家要做一个大散场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震惊了。朱大典显然已经对局势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认为朝廷还有挽救的可能。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弘光政权要完蛋了,只不过像他这样公然在朝堂中说出来的,绝无仅有。皆因朝臣们的表现实在让他无比愤怒,只觉人心已散,迟早大家都会离去。

需要指出的是,马士英虽然强力压下了反对意见,并强迫朝廷按照自己的看法运转,但他并没有感到安全。在他的心里,只有拥有一支供自己支配的武力才能带给他最大的安全感,于是他出了五千金招募健卒。

清军抵达扬州城下后,知道问题严重的弘光皇帝才开始下令让黄得功向太平转移,并让刘泽清救援扬州。只是他并不知道此时刘泽清已经暗地里跟清军商谈投降事宜了。为了加强力量,朝廷又调司礼监太监卢九德、总督王永吉、镇臣刘良佐前去救援扬州,可以说把能派的援兵都调出去了。由于当时很多部队都被派去抵挡左良玉的叛军了,即便之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退了兵,经过连续作战的明军也需要休息,所以朝中可调动的机动兵力并不多。

朝中当权派虽与史可法不合,但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还是寄希望于史可法能为他们挡住清军。毕竟所有人都知道,扬州作为长江的重要军事屏障,乃是“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皆不可无备”,如果扬州丢失,那南京就会变得非常危险,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二十三日,清军炮击扬州城西北,史可法上血书告急。二十五日,扬州被破,史可法殉国。扬州失守后,弘光皇帝不得不开会询问对策。有一位大臣在手中悄悄写了“迁都”二字,小心翼翼地递给皇帝看。弘光皇帝看到这两个字后啥也没说,只是默然叹气。为什么呢?这事儿肯定会有大臣反对。果然,后来投降清朝的钱谦益就反对。眼看有大臣反对迁都,他也决定不再跟大臣们耗时间,直接宣布退朝。这下他可是体会到了当皇帝的难处了。堂堂一代帝王,前有首辅马士英压制,后有尚书钱谦益反对,这让他变得不再信任朝臣,为后来的私自出逃埋下了伏笔。

在之后的武英殿召对中,心神不宁的弘光皇帝又埋怨马士英究审假太子王之明的事情。很明显,弘光皇帝后悔了,他没想到事情会恶化到这种地步。他一开口,大家都只能保持沉默,决定不惜代价镇压左良玉叛乱的是马士英,现在抵御清军不力,扬州失守、史可法身死,还能如何挽救?

在一片沉寂中,弘光皇帝最先忍不住,他不高兴地说:“外人皆传朕要出去。”大学士王铎听后就不淡定了,连忙问皇上:“这话是从哪里传来的?”弘光皇帝听后用手指了指一个宦官。王铎严肃地警告宦官说:“外边的话绝不可以乱传。”威胁完了皇帝身边的人后,王铎又请皇帝把讲课时间定下。听到这个要求,弘光皇帝冷冷地回道:“且过端午再说。”可见弘光皇帝对大臣已经彻底失望了。对他来说,这些高官根本靠不住,还不如身边的奴仆忠心。这让他决心瞒着大臣悄悄出逃。

与此同时,感到危机的马士英也打算召集自己信得过的黔兵入卫。由于马士英是贵州人,所以他更愿意相信家乡的黔兵。只不过这事儿干得太犯忌了,一个国家的首辅大学士,竟公然要求调乡兵入卫,怎么看都有问题,于是受到工科给事中吴希哲的反对。马士英在这件事情上到底不占理,最终只好作罢。

除了马士英,不安分的勋贵也跟着凑热闹。眼看清军就要打到首都,保国公朱国弼也不知道是缺心眼还是故意试探,竟然悄悄向皇帝打探他的真实想法。弘光皇帝哪会那么傻?他虽然没有受到良好的皇家教育,但好歹也是在外逃难过两年的人,世面还是见了不少的,当然不会被轻易套了话去。于是他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道:“太祖陵寝在此,又能何去?唯有死守!”

面对溃军纷纷南下的局面,明廷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应对手段:凡是试图偷偷过江的,不管是兵是贼,统统扫除。比如,许定国引清兵南下后,高杰的老婆邢氏连忙率领3000兵马逃往泰州,余下士兵也放火烧掉瓜洲大营赶往镇江。由于她的船队载的都是粮食和妇女,结果很轻易地就被明将郑鸿逵打掉了一半,剩下的人只好逃入海中或者投降清朝。

就在这种危急时刻,一些人依然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着怎么搞垮弘光政权,而不是怎么对付外敌。五月初一,皇城的东西长安门就出现了几则书联:“福王沉醉未醒,全凭马(士英)上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大铖)中曲变。”“福运告终,只看驴(卢九德)前马(士英)后;崇基尽毁,何劳东捷(张捷)西沾(李沾)。”为了打击弘光朝廷威信,这些人故意制造谶言,以引起混乱。

弘光政权的崩溃

五月初五,清军进至扬子江。第二天,清军驻瓜洲,陈兵北岸,与京口的杨文骢及南岸的郑鸿逵、黄斌卿、黄蜚等人隔江相持。夜间,清军故布疑兵之计,放筏过江。看到有筏子过江,明军不停发炮石来攻,将筏子全部打沉。事后,明军将领向朝廷虚报战功,称已经打退了清军的进攻。

到了这个时候,马士英还在拼命地粉饰太平、封锁真相。此前,龙潭驿的探马称,北兵编木为筏,乘风而下。接着又有探马称,江中敌军发炮将镇江城打裂。最后,苏松巡抚杨文骢的令箭到达,称江中有数筏,怀疑是北兵,我军在城下架设火炮,结果火炮爆炸,把半垛城墙给震倒了,连放三炮后,江中的木筏终于被粉碎。马士英得报后,将前两人捆起来重责,再重重赏赐了杨文骢的使者。之后,再没有人敢上告真相了。这样做,虽然有安定人心的作用,但掩耳盗铃之举只拖得了一时,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不过对马士英来说,只要给他几天时间进行运作就足够了。

此时的马士英,不再理睬朝中的反对意见。他径直调集3000黔兵入城,并每晚抽调200精兵守护他的私人住所。至于朝廷的大兵,他一点儿也不敢相信。同时,他还发600黔兵守明孝陵,对门禁的管理也更加森严。

就这样相持几天后,初八晚上,清军趁着大雾渡江。他们让水师潜至南岸,在长江之西、离瓜洲15里的地方等待;而另一支清军则在木筏上面绑满草人,置放灯火,然后一边放炮,一边让其顺流而下。对岸的明兵由于看不清江中情况,以为清军来袭,于是放炮射箭,也不管是否瞄准、打中,先打再说。

明军完全没有料到,这是清军的疑兵之计,结果浪费了很多炮弹、弓箭不说,还被声东击西,打了个措手不及。五鼓时刻(凌晨3—5点),清军水师从坎坛桥乘轻舟飞渡,并陆续引渡了其他清军。随后,他们向明军驻地开赴,一路上只遇到了一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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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年所造铁炮

到了黎明时分,清军寻了个偏僻的小土山击鼓吹螺、故布疑兵,一番闹腾下,明军以为清军人很多,于是仓促列阵,却被清军冲溃。惊惶之下,明军或东遁入海,或迅速后撤。其中,杨文骢率部退往苏州;郑鸿逵手下的福建兵虽然善于水战,外号“黑鬼”,可全无斗志,直接逃入大海。明军溃退的消息传开以后,南京城内出现了许多清军已经渡江的传闻,闹得是人心惶惶。

五月初七,清军渡江的前一天,大学士马士英、王铎、蔡奕琛,尚书张捷、张有誉、钱谦益等16人在清议堂召开会议。据说讨论的内容是如何通过总督京营戎政、忻城伯赵之龙向清朝献城。虽然朝廷不希望人们传播清军南下、明军败退的消息,但是高层很清楚,他们打不过,于是开始考虑怎么体面地结束战争。正是由于他们事先有了准备,在一定范围内达成部分共识,南京降臣才能在清军抵达后从容应对。不过这里也有个问题,那就是既然马士英参与了这次投降密会,那他后来为什么会离开南京而不是投降呢?原来,马士英听到密报说,清兵声称只抓马士英和弘光皇帝,其他官员皆可赦免。马士英为了保住性命,只好遁走。

当然,弘光皇帝也不是傻瓜,他虽然不怎么关心国事,但耳目还是有的,外面发生了什么,他都知道。既然大臣们不准备迁都,还背着自己商议怎么投降,而自己又不愿意跟着陪葬,能怎么办?弘光皇帝跟亲信们耍了个心眼。经过准备,在清军过镇江的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日这天,弘光皇帝与卢九德、田成等亲信宦官一起饮酒,装出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岂知,这压根就是弘光皇帝有意施展的障眼法。二鼓后,弘光皇帝从通济门奔往太平府。大臣们还不知道皇帝已经跑了,只听到夜里有马蹄声,可见他的伪装很成功,谁都没有怀疑他。

得知清兵过江后,马士英非常恐慌,这时他的亲信御史张孙振来见他,马士英气得朝地上扔东西,骂道:“你们这帮人误导我,让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还有脸来见我?”张孙振只好惭愧地退出。这时,弘光皇帝出奔的消息传来,马士英急了,也要跟着跑路。然而,就在马士英收拾行装准备出逃的时候,正巧钱谦益路过马士英家门。马士英解释道:“我有老母,就不能随君殉国了。”所谓“老母”,指的是弘光皇帝的嫡母邹太后。马士英一行到了孝陵后,迅速召集黔兵自卫,接着又逃往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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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皇帝朱由崧逃难路线图

也有说法认为,皇帝是和马阁老一起跑的。黄道周就说:“皇太后五月十一日与皇帝分开,在南渡时被土兵所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茅山乡的人以为是清兵来了,于是持槊自卫。谁知来的不是清军,而是皇帝的圣驾。这些土兵把火把一举,御林军就乱了,可见这些军队平时训练有多差!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慌不择路的马士英之子马銮带着皇帝和8000士兵西行;而马士英则和太后过独松关,再过余杭抵达临安。

不管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反正皇帝和首辅出逃后,南京立刻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黎明时分,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得是沸沸扬扬,城中立时陷入恐慌,人们纷纷携老扶幼出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快安抚城内居民,平定混乱局面,赵之龙出告示称:“大驾虽然播迁,但本府欲保此土不经战乱,已致清国大帅,自有斟酌,尔等不必惊慌逃避。”在这场混乱中,内库中的银、绢、米、豆、服玩、弓刀等物,被人趁机抢去不少,但没有人去制止。

由于当时不愿意抵抗清军的广昌伯刘良佐纵兵在南京南门外烧杀抢劫,贵人们担心刘良佐攻城,于是就推举保国公朱国弼为留守。赵之龙则秘密遣送使节渡江商谈迎清事宜。不过由于这事做得比较秘密,所以没什么人知道。一些大臣去礼部尚书钱谦益那里商量,钱谦益叹气道:“事已至此,唯有作小朝廷求活了!”然后,他拟了一张投降文书的草稿给赵之龙,但赵之龙没有采用。

十二日,弘光皇帝抵达太平府,结果斩关逃往这里的刘孔昭却闭门不纳。不得已,弘光皇帝只好又去了黄得功那里。这条记载很是奇怪,作为备受弘光皇帝信任的勋贵,既然坚持抵抗、不肯降清,那公然拒绝皇帝入城又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这么有底气,不怕皇帝秋后算账?由此就有了另一种说法,太平府之所以闭门不纳,是因为黄得功的家属居住在那里,于是皇帝一行人只能露宿郊外。笔者认为后者更接近真相,大约是怕皇帝身边人趁乱糟蹋眷属,引起军头不满,才索性拒绝皇帝入城,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至于阻挡皇帝入城会被定什么罪,倒不用害怕。之前朝廷要求逮捕御史黃澍,结果就未能成功,现在战乱之下,皇帝的威信更是大打折扣。但黄得功就不一样了,保护了黄家亲属,就等于让黄得功欠下一个人情,这显然更有利于取得军方庇护。乱世之下,还有什么比军方保护更安全的呢?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对于追求效益的人来说,无疑是明智的。

在这种情况下,弘光皇帝只好让太监卢九德召见在外的黄得功、阮大铖、朱大典等人。结果黄得功和阮大铖在见到皇帝后,都认为皇帝不应该轻易离京,黄得功更是痛哭道:“陛下要能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信奸人之语,仓促到此。而臣刚刚与寇作战,又如何能够护驾?”被文武重臣这么一说,弘光皇帝就后悔了。不过既然已经跑出来了,自然就没有轻易返回的道理。弘光皇帝只好和盘托出:“非卿无可仗者。”接着,他拿起酒杯给黄得功敬酒:“愿仗将军威力!”可以说,此话饱含了弘光皇帝的全部期待。

见皇帝这么信任自己,把身家性命都押在自己身上,黄得功是大为感动,他一面将酒洒在地上,一面痛哭着起誓道:“如果臣不能尽犬马之劳以报答陛下,那我就如同这杯酒一样,不复存在!”看到这个场景,将士们无不动容。

弘光皇帝说得不假,京城的文武百官确实不值得信任,他并不是傻子,知道谁靠得住谁靠不住。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弘光皇帝必须找到值得托付之人,显然,他看中了黄得功,认为此人忠义,值得信任。这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黄得功跋扈不假,但至少没有跟刘泽清、刘良佐一样完全不听调遣,就凭这点就足够让他感到宽慰了。而且黄得功是武将,比那群不可靠的文官更让人放心。

在芜湖,弘光皇帝还接见了阮大铖与朱大典。两人纷纷表示会誓死力战,于是一同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督师。可见,皇帝仍旧信任他们,认为这两人可以帮他挽回局势。阮大铖虽然在东林党眼里名声很差,但在皇帝眼里,他够忠心,够有分量,经验、能力都不差,还熟知兵法,所以才对他寄予厚望。

站在弘光皇帝的角度来看,阮大铖确实是值得信赖的。试问,在这种危难时刻不放弃他,愿意为他打前站的,不是忠臣是什么?阮大铖作为兵部尚书,却能“一手握定”吏部事务,并让自己的亲信“布列要律,以挠六部权”,这不是有分量又是什么?在对付左良玉叛军时,阮大铖曾带过军,也算是有相当经验的。能够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立足,突破东林党打压,取得六部话语权,并且击退左良玉叛军(无论真假,在皇帝眼里他就是有功之人),这说明他有足够的能力。说他熟知兵法,是因为他去年刚就职时上奏的《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着疏》和《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疏》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中间派的李清都为这个建议没有实行而感到可惜。因此,对于这种信得过的人才,弘光皇帝自然会加以重用。

十三日,蔡弈琛、唐世济、朱国弼、赵之龙、钱谦益等主张投降的核心文武高官秘密聚集到中军都督府,蔡弈琛从袖中拿出已经拟好的十二款草案给大家看。不久,身穿蟒服的朱国弼和身着素服的蔡弈琛一前一后地前往中府台基接见书院学生,朱国弼毫不客气地说:“弘光放弃这个国家弃我们而去,断了国家大义,还有资格当皇帝吗?况且京城现在要兵没兵,要钱没钱,还能咋办?所以,你们知道这事儿就行了!”

赵之龙还提出,出降前应前往户部封闭府库。对此,郎中刘成治非常愤恨,欲动手打人,结果被他躲开。刘成治的行为,当然改变不了大势,只是发泄自己的愤怒和不满罢了。

十五日,清军在城北扎营后,文武百官纷纷迎降。其中,投降的勋贵有:

魏国公徐允爵(洪武时期中山王徐达的后人)、保国公朱国弼(成化时期抚宁伯朱永的后人)、灵璧侯汤国祚(洪武时期东瓯王汤和的后人)、安远侯柳祚昌(永乐时期融国公柳升的后人)、永康侯徐弘爵(永乐时期蔡国公徐忠的后人)、临淮侯李述祖(洪武时期岐阳王李文忠的后人)、镇远侯顾鸣郊(永乐时期夏国公顾成的后人)、隆平侯张拱日(永乐时期郧国公张信的后人)、怀宁侯孙维城(天顺时期涞国公孙镗的后人)、总督京营戎政的忻城伯赵之龙(永乐时期都指挥使赵彝的后人)、南和伯方一元(天顺时期南和侯方瑛的后人)、东宁伯焦梦熊(天顺时期东宁侯焦礼的后人)、宁晋伯刘印吉(成化时期宁晋侯刘聚的后人)、成安伯郭祚永(永乐时期兴国公郭亮的后人)、襄卫伯常应俊(弘光帝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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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铎入南京图

投降的皇亲有:

大兴伯邹存义(皇太后之弟)、洛中伯黄九鼎(弘光帝原配的兄弟)、驸马齐赞元。

投降的文官有:

文渊阁大学士蔡奕深,礼部尚书钱谦益,都御史李沾、唐世济,翰林院掌院事詹事府正詹事陈于鼎等。

当然,有人投降,就有人宁死不屈,吏部尚书张捷、刑部尚书高倬、工部尚书何应瑞、左副都御史杨维垣等高级文官纷纷自杀。

清兵到达后,戎政府和都察院各派了两名官员在道旁跪迎,并高声报名。等到士兵喝起时,文武百官就出城迎接。当时天还下着大雨,却没有一个人敢落后。

对于百官的丑态,连乞丐都看不下去。一个乞儿在百川桥上题诗云:“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修成命一条!”然后就投江而死。

在众多大臣中,黄端伯的表现最值得一提。南京降后,礼部主事黄端伯不但拒绝投降,而且还在门口大书“大明礼部仪注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多铎知道后,派人把他抓来。见到多铎后,左右要求他跪下,但黄端伯拒绝下跪,而是南面盘腿而坐。清兵要求他书写职名时,他自称“大明臣子黄端伯”。

多铎有意刁难,问他:“你认为弘光是什么样的人?”

黄端伯说:“天子圣明!”

“那马士英呢?”

“当然是忠臣!”

听了这话,所有人一片哗然,就问:“马士英怎么会是忠臣?”黄端伯说:“马士英不肯投降,带着3000兵马护卫皇太后前往浙江,怎会不忠?”接着,他指着赵之龙、钱谦益、王铎等人说:“这些人才是不忠不义之徒!”多铎还想继续争取,让他去内弘文院,结果黄端伯根本不予理睬。最后多铎干脆拔刀威胁,黄端伯竟然把头伸过去说:“头在此!”多铎感慨道:“南来硬汉,就只看到这一个。”随后,就将他送到监狱中。再后来,黄端伯不幸遇害。可以说,南京诸臣中,黄端伯的表现最硬气,也让人印象深刻。

十六日,双方开始举行正式的投降大典。南京打开洪武门,赵之龙和兵部侍郎李乔率领百官献册,并行四拜礼,随后豫王多铎被迎入城中。李乔进城后,还贴了两则告示:一个是《摄政王晓谕江南文武官员》,另一个是《豫王晓谕江南官民》。他指责福王僭称尊号,沉湎酒色,信任奸邪,致使民生困瘁,文臣只知作恶纳贿,武臣只会假威跋扈,致使上下离心。

十七日,文武百官在行宫朝见豫王多铎后,纷纷递上自己的职务名帖表示臣服。清方也开始严肃纪律,每天对官员进行点名。如果有官员不肯参加朝拜,妻子就会被抓起来,而请假的官员则会被登记在册。从这天开始,赵之龙还下令城中百姓都要设立香案,并贴上写有“大清皇帝万万岁”的黄纸。

十八日,清军进驻南京城,赵之龙特意将大中桥以东划为兵房给清军住。这样一来,很多居民都只得搬移,人们哭着离开了这里。

清军入城时,官员们纷纷带上米面、瓜果等物品在道路边慰问以表心意,赵之龙甚至还组织人手进行了慰问演出。多铎看得兴起,连投降明军将领刘良佐求见都没理睬,直到演出结束后才撤席。在面见多铎时,刘良佐叩头表示,希望自己能靠抓捕弘光皇帝来赎罪。他的这个要求,多铎自然不会拒绝,很快就拨出300人与他同行,协助的同时也起监视作用。

当然,清军并没有将抓捕弘光皇帝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为了追击逃往太平府的弘光皇帝,清军还派出了贝子屯齐、和托,总管多罗贝勒尼堪等人率领满洲八旗护军、前锋兵、马兵和部分蒙古八旗兵、察哈尔兵一起去追击。清军对这次抓捕弘光皇帝的行动非常重视,这从人员的安排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接手南京后,由于该城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多铎还专门严肃了军纪,对公开抢劫大内财物的清兵和藏匿者,通通都给予砍头的待遇。

二十三日,刘孔昭率领十三总兵由常熟福山塘进入苏州。南京陷落后,总兵徐观海劝刘孔昭死守太平,但刘孔昭不干,反而想去守苏州。到了六月初一,他的部队才到达苏州,这时清军已经抵达苏州城西北的浒墅关了。在这种情况下,刘孔昭显然不敢再在这里待下去,于是急忙从阊门过胥门,结果被清军打败,只得狼狈地逃往太湖。

追击弘光皇帝的清军在离太平府80里的地方,才听到对方已经前往芜湖的消息,于是昂邦章京图赖又率护军和前锋兵连夜火速追击。明军并不知清兵已经追来,因此弘光皇帝直到清军快抵达芜湖了,才上船欲前往杭州,朱大典、阮大铖则早已先行离去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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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舰模型

由于清军抵达的时候弘光皇帝已经在江面上了,图赖只好占据江口,对黄得功部发起突袭。此时的黄得功部还在四处掠夺,遭到清兵的突然袭击后,才不得不仓促应战。黄得功先前与左良玉作战时受了伤,一直没有痊愈,于是只能用帛缠着手臂,佩刀坐在小船上督导麾下总兵迎敌。混战中,降将刘良佐出面招降,却被黄得功痛斥。然而就在这时,一支利箭射进了黄得功的咽喉。黄得功自知无救,便扔掉手中的刀,拔出利箭而死。

中军的明将田雄眼看黄得功战败,察觉到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冲入弘光皇帝的船中,将他挟持走。当田雄像大盗一样背着弘光皇帝出降时,他的背部已经被弘光皇帝恨得用牙咬烂,以致最后都流血生疮了!当然,田雄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二等侯,子孙世袭。此役,清军不仅成功夺取明军战舰,截断明军退路,还让黄得功手下的12名总兵率马步兵投降。

得知弘光皇帝被抓的消息后,清廷还特遣秘书院主事和皇侍卫传谕:“天下为一,正值此时矣。”

被俘的弘光皇帝是坐着小轿进入南京城的。他的样子很凄惨,头上戴着僧人的帽子,身上穿着蓝色的布衣,用油扇掩面。路上,很多百姓对他是骂骂咧咧,甚至向他投瓦砾。得知弘光皇帝被抓,一些降臣向豫王多铎请求,希望能够见他一面。多铎点头应允,条件是不能行君臣礼。

很多大臣见到皇帝后,纷纷叩首,看到这个场景,弘光皇帝不由流泪,各位大臣也跟着流泪。弘光皇帝表示,以后能成为江南一布衣长侍孝陵就很满足了。可问题是,他毕竟做过皇帝,而且是崇祯之后明朝最具合法性的继承人。只要他还活着,无论他做什么都会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去反清,清廷绝不会留着这么一个定时炸弹。最后,弘光皇帝又后悔地表示:“悔用马士英急左缓虏之策,悔不用史可法言守堂奥而不守门户。”说完就抽泣起来,大臣们也跟着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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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史可法扬州保卫战》内页,反映的是准塔突袭刘泽清的情形

就在这时,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大学士王铎用手指着弘光皇帝大骂,并历数他的罪状,最后还申明:“我又不是你的大臣,为什么要拜你?”说完,王铎就甩袖子走了。钱谦益则是另一派作风,他伏地痛哭,完全起不来,最后还是被人扶着出去的。

最后一支投降的弘光明军是刘泽清的部队。闰六月二十四日,刘泽清在淮安向固山额真准塔投降,这时候唐王已于闰六月初七监国了。

为什么他投降得那么晚呢?原来,准塔五月十八日率军前往睢州,十九日渡过三路河,之后将2门红夷大炮和30门将军炮放在40只船上,按照二十一日邳州、二十二日宿迁、二十三日睢宁、二十四日桃源、二十五日清河的日程一路前行。

清军向清河推进时,刘泽清也让总兵马化豹、副将张思义等人带着1000多艘船以及4万大军 联营十里,守在淮、黄、清三河的河口。梅勒章京康喀赖等人见状,迅速率兵渡过清河列营,并用大炮击败明舰。站稳脚跟后,清军派都司楚进功率600步兵据守黄河北岸,鸣炮呼应,吸引明军注意。接着,清军又派出另外两支部队同时行动:一路从清河上游进击,一路直接进攻对岸的马步兵。虽然清军不断分兵,明军瞧着势大,但是他们士气太差,以致连战连败。

拿下三河口后,清军合兵进入淮安境内,并在遭遇战中成功杀了明军两名副将和一名参将。

清军到达清江浦后,明朝监司范鸣珂迅速携印归降。刘泽清很清楚自己无法抵抗清军,便将他管辖的十四州县土地、人民、兵马、钱粮都交付给总兵柏永馥代理,他则和防河总督王永吉、总漕都御史田仰等人,各自带着一批文武官员和亲人、家丁乘船逃往海上。总兵柏永馥一看上司都跑了,首都也丢了,我还抵抗啥?还是投降吧!于是他干脆率领部队和官民一起投降。在这里,清军一共缴获了561艘船、476匹马、26门红夷大炮和19只骆驼。淮安投降的消息传开后,凤阳、庐州等地也纷纷投降清军。

事情大定后,准塔又和清廷委任的巡抚赵福星派人持书信前往海上招降刘泽清等人。放这么一个重量级武官逍遥海上,他们始终不能安心,万一他号召东平镇起来抗清怎么办?经过反复磋商,清军终于取得了刘泽清的信任,闰六月二十四日,刘泽清赴淮安投降。

事实证明,清军的担忧是正确的。后来,不甘心失去权力的刘泽清果然暗中参与了反清活动。不过再想挽回失去的权势就难了,除非能和三藩一样兵强马壮,远离皇帝,才有足够的资本进行抗争,不然一个闲置人员想在皇帝眼皮底下搞谋逆,简直就是在找死。很遗憾,刘泽清偏偏不信邪,想要博一把,结果被砍了头。

不管怎么说,随着弘光朝廷主力部队的战败和投降,江南已基本不存在对清军有威胁的明朝官军了。

潞王监国的破产

带着护卫和太后去了浙江的马士英,在广德州被知州赵景和拦在城外,他称:“这人不奉君王而奉太后,一定是假的!”这就惹火了马士英,于是他下令将广德打下,动作十分粗暴。接着,他又迂回到了安吉州,知州黄翼圣很聪明,吸取了同僚的教训,亲自去道上迎接。结果巡抚张秉贞还是不放心,亲自发文询问真假,黄翼圣回道:“阁部既然是真,那太后就不可能是假。”张秉贞遂以杭州总兵府为行宫,将太后一行人接入。

有关太后是假,为马士英母亲冒充的说法,实在不值一驳。如果太后是假冒的,杭州的各位大臣岂会罢休?黄道周等正人君子会不吭声?

马士英到了杭州之后,很多人要求面见弘光皇帝,马士英只得搪塞道:“圣驾现在在靖南军中,迟早要带兵亲征,传出捷报,何必这么着急?”素服渡江拜会潞王的给事中熊汝霖,曾要求朝廷发罗木营的兵去守杭州西北的关隘独松关,结果遭到拒绝。听到这番说辞,他立刻把矛头对准了马士英:“圣驾亲征可是国家大事,为何首辅竟然会不知,反而让自己的儿子随行左右?”马士英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要脑筋正常的人,都能想出这其中的不合理处:皇帝亲自带兵打仗,身为内阁首相的马士英不但没有跟着,反而让自己的儿子领着家兵去了别处!

太后抵达杭州后,闻讯的潞王和众大臣纷纷前去拜见。太后下令所有在籍大臣一律照常工作,张国维和黄道周则被召入宫中护卫。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入朝后,纷纷上书痛批马士英的罪过,甚至要求杀掉马士英。这让太后叹息不已,只能悄悄抹泪。这都什么时候了,大臣们还在这里吵个不停,而皇帝的下落却没人关心!

刘宗周是怎么攻击马士英的呢?他说:“士英亡国的罪过根本无须再言,身为宰相,竟然抛弃天子、挟持太后而逃!既然朝廷不能给他定罪,缘何国人不起来砍了他的头?想当年贾似道为郑虎臣所杀,而今我大明求一虎臣却不可得,真是可叹!”

抛弃天子、挟持太后虽是事实,但杀了马士英就能解决问题吗?显然不能!刘宗周是铁了心要杀马士英,他指使分守台绍道于颖上疏此事,但疏文根本就没有被呈报上去。这怎么可能会报上去呢?马士英怎么说也是内阁首相,怎么可能说杀就杀?但刘宗周还不死心,他继续给于颖写信道:“监国是指望不上了。奏章早晨上了,晚上就应该下发,现在都四五天了,竟然还没有一点儿动静。我看你不必再等上面的旨意了,继续上书,直到天下人都知晓大义为止!”刘宗周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模样,可什么叫大义呢?他口中的“大义”,也就是党同伐异那套,其实就是想把马党从朝廷赶出去,好让跟自己理念一致的人掌握朝中大权,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这些自诩正人君子的文人能做啥呢?

历史证明,这些正人君子在抗清斗争中的作用,还不如一群奸臣、叛将、海盗、乡民、流寇的贡献大!奸臣朱大典、叛将姜镶、海盗郑成功、江阴乡民、流寇李定国和李来亨,都给清军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而刘宗周呢?自觉无力回天,只好自杀殉国。顾诚先生无法接受这种做法,直斥刘宗周:“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

再说黄道周,他一抵达杭州,就上了一本《恭慰皇太后兴居并述义师情繇疏》,汇报了自己在浙江的工作成绩。他表示,金华、永康、东阳、义乌等处,有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所募乡兵4000名;金华有守道王调鼎、知府王礼所练原兵1800名;永康有知县朱名世所练原兵1200名,举人龚广生、秀才王同庚、朱万化所募义兵2000名。黄道周在浙江一共招到了9000兵丁,这个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个清流能在那种低效、掣肘的环境中做到这个程度,也算是很不错了。

黄道周在奏疏中这样弹劾马士英:“自五月十一日到现在已有两旬,我们却还不知道皇上在哪;而首辅大学士马士英却拥兵自卫,来到西湖休息。诸位问他,他才说圣驾在靖南侯黄得功军中。马首辅明知圣驾所在,却轻易离开,一定是有不臣之心!抑或他根本就不知道圣驾在哪,只是想借此来保住他的家人。无论何种情况,他的欺君罔上、苟且偷生之举,都令人不齿!”黄道周的言论可以说十分诛心,他认为马士英有不臣之心,甚至还认为他有可能是在欺骗众臣。太后看了这份上表后,叹气不已。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能怎么办呢?

这时冒出个叫张国纪的都督同知,竟也请求诛杀马士英。作为武官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得不到回应,于是他只能叹道:“坏天下事的,一定就是这个人。”然后大哭而去。

不管外面怎么议论,马士英还是很希望弘光皇帝能打个大胜仗的,但现实的残酷给了他狠狠一击。阮大铖、朱大典及总兵方国安等人抵达杭州后,带来了黄得功败死、皇上被俘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马士英只好找阮大铖、朱大典等人讨论潞王监国事宜。

这时,黄道周跳出来要求这些高官迎驾讨贼。对此,他们很是不满,朱大典就不客气地说:“我奉诏书让前导部队先行出发,哪里知道圣上在哪?”马士英也表示:“我儿也去指引圣驾了,现在不知在哪,更不知圣驾在哪!”只有阮大铖感到惭愧,口称死罪。

对于拥戴潞王为监国之事,黄道周倒是大力支持,毕竟没有个统一领导,事情实在不好办。他在此期间先后上了劝进书 (《潞王劝进表》) 、七事笺 (《潞王监国笺》) 、求贤笺 (《请召刘宗周、姜曰广、高弘图、杨廷麟、刘同升以收人心笺》) 、逐奸笺 (《论马士英、阮大铖卖君卖国笺》) 和令师笺 (《临安劝进疏》) 等众多疏奏为潞王呐喊。这些奏疏的重心,不外乎吹捧潞王贤德,是监国的不二人选,又就施政要素、任用贤能、驱逐奸臣、出兵讨伐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他的这五篇疏奏都被收入了《黄漳浦文选》。

皇帝被抓后,潞王监国成了最好的选择,但潞王死活不肯答应。没办法,大臣们只好请太后出面相劝,然而潞王哭着推辞,只是迎太后入住府中。谁知太后进去后,再三哭着要求他接受。无奈之下,潞王被迫监国。

六月初七,邹太后正式发布懿旨给潞王朱常淓:“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日宣宗东征,襄、郑二王监国,可谓成例,今可遵此行之。”懿旨里援引了宣宗东征时的旧例,这也意味着,在太后眼里,潞王只不过是个给弘光皇帝打工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政治意义的监国。但实际上,由于弘光皇帝并不在明朝控制区内,有大臣认为潞王应该早日登基为帝。因此,太后虽然想打压、贬低潞王的政治身份,但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的实际政治地位远比太后赋予他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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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王朱常淓

就在太后下旨的第二天,潞王正式监国。这天,穿着素服的潞王发现首辅大学士马士英身边竟然也站着一个身着素服的人。要知道,马士英可是内阁大臣,而这个人居然和马士英站在一起,穿的还不是礼服。这么不合常规的现象引起了潞王的注意,就特意询问此人是谁。就看这人从袖子里抽出自己的名帖,潞王一看,不得了,他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儒臣黄道周!知晓这人的身份后,潞王就客气地说道:“先生乃一代忠良,今日有幸共任大事!”接着,他又拉着马士英的袖子说:“先生每事可与黄先生商量。”听了这话,马士英表现出一副不屑的样子,朱大典则很不给面子地说:“姓黄的家伙啥都不懂,我可是从行在那边为圣驾开道过来的,怎么不问我,却动不动就问姓黄的!”黄道周不高兴了,他不客气地回道:“既然为圣驾开道,那现在圣驾在哪儿?”此话一出,朝会不欢而散。

在稍后的王府朝见中,潞王问黄道周:“先生可有教我的?”黄道周说:“大王,我们现在必须要在‘用贤才、收人心、破故套、行王道’这十二字上下功夫,这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潞王听后一顿,知道黄道周这是要与马士英对着干,只好说:“和气才能致祥,家若不和,事必不成。今日之事,先生应当与马辅商量。”

黄道周听潞王还是要求他与马士英合作,就决定加强攻势:“大王,有些事情不是商量就能解决的。如今的局势,只有招纳贤士才能收取人心。既然我们在两浙之地,自然就要让此地素有名望的人来进行管理,刘宗周作为江东德高望重的老臣,为何不召见重用?请大王相信我说的,如果重用这个人,各位贤士就是不用召集也会自动集合起来。而诸位贤士一旦聚集,人心一定会大振。”潞王只是淡淡地说:“马辅恐刘家来,又分别门户!”

黄道周一听这话就不高兴了,他道:“哼!就‘门户’两个字还想破坏朗朗乾坤,他那一套歪理邪说现在怎么能听?要知道,这君子有贤奸却是没有门户的!只有那小人才没有贤奸而有门户之见。”

潞王对黄道周的这套理论显然不感兴趣,空谈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就踢皮球道:“马辅如今手握重兵,何不与之商量?”黄道周看潞王实在是油盐不进,于是干脆不再劝谏,而是说:“这可不是卑职所能想到的事。”然后就告辞而出。

政治一向都是务实的。黄道周作为一名标准的文人,书生气太重,在国家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还理想地认为,只要正人君子上台,国家就会好转。问题是,弘光时期江北四镇的问题就是刘宗周闹出来的。神童夏完淳就曾议论道:“史可法在调停完江北四镇后,正准备讨论北伐之事,结果刘宗周就上疏奏称刘泽清这些人统统可杀。他们当然是该杀的,可问题是南都处在这样一个情势之下,发表如此危险的言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招致祸端。于是四镇联手赶走了刘宗周……而黄得功和高杰又势同水火,几乎酿成了李克用、朱全忠的祸端。”可见,刘宗周在里面起到了极坏的政治作用。

四镇跋扈,这是朝中大臣都知道的事情,如何调理,实在是考验政治智慧。刘宗周在错误的时间发表了看似正确的言论,自然遭到了军方的强硬反击。这完全就是没有大局观的表现。他自己可以拿到名声后,拍拍屁股轻松走人,大家称赞一声英雄敢言,却给为政者留下了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很多大家看起来很正确的事情,如果捅出的时机不对,只会得到糟糕的结果;只有在恰当的时机出手,才能获得想要的效果。很明显,儒学大师刘宗周是不懂的。他只知道大义,孤立地认为杀掉这些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黄道周请这样一位只知空谈却不懂政治的人出山,只会让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离开潞王府的黄道周撞上了御史何纶,这才知道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推潞王为监国根本不是出于真心,而是为了试探北方动静。何纶还告诉他,次日就要去绍兴料理行在事宜。听到这话,黄道周留了一个心眼,看样子马士英他们是要把潞王从杭州带到绍兴了,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于是黄道周就找机会问马士英绍兴行在的事情,结果马士英人老成精,听了后马上反问:“绍兴这小地方能安稳地定居?”然后他就故意转移视线,问金华咋样?黄道周说:“金华的水都朝西流,山川也很普通,建国之初的胡大海就在此丧命……”马士英沉默了,不吉利啊不吉利,本来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引出了这么一段往事。但黄道周显然不愿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他接着说:“如果不能恢复建业,不能守住常州、镇江,那么,我绝不会与你们这群人共事!”在旁的两位内侍非常错愕,说道:“现在我们连杭州都不一定能保得住,还怎么谈恢复南京、常州、镇江?”听了这话,黄道周很不爽地拱手道:“既然这样,那我就听诸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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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涌金门老照片

除了黄道周,杭州的楚藩将军朱华堞也找到潞王,向他面陈复兴大计:“我太祖高皇帝统一之功,远超前代,上天垂惠,二百八十年未变。大王身为皇家之后,自是与国休戚与共。而今国势恶劣至此,捶胸北望,实在让人无颜苟活!当今大王之贤名,远近共闻,天下人若要尽己之智慧、力量,必将依靠大王。大王身为龙孙,天下人岂会不眷恋?这嘉兴与湖州,乃是武林之门户,水陆纵横交错,可直达金陵,而背靠钱塘江,又恃为天险,当年宋人有此半壁,亦是多年,何况闽、粤、滇、蜀等地绵亘万里,如我之旧物。大王应向三吴之地发布檄文,与父老共同奋战,而不要认为中兴大业后继无人。选将撑旗,还非得大王出面指挥!想我先帝劳苦国事,最终以身殉国,海内必有怀念先帝而起兵之人。我等既有百万人支持,属朝廷之事,能不同心?若是失此机会,这天下以后就不姓朱了!他日可还有地方供我们埋葬吗?”

所谓“武林”,其实就是杭州的别称,宋朝就有一本叫《武林旧事》的书,专门讲杭州往事。潞王听了朱华堞的话后,并没有醒悟过来,仍旧认为不扰民、保证全城安危才是大义。华堞只得又劝谏道:“道理有大有小,事情有缓有急。现在,我们不应以杀人为忌讳,以博取名声为本事。当抓大事、急事,哪怕是杀妻子、用盗贼,也应当为之。抱脚而泣,不过是妇人之义,我不期望大王如此。”

朱华堞把大义和小义分得很清楚,显示了其不凡的政治见识。但潞王却有些不耐烦,不想听他继续,便道:“够了!我是无能为力了,百官亦作此想,我又能用谁?”

听到这,华堞有些生气,但他仍然不肯放弃劝说:“国人忠义虽已养成,但仍需鼓舞。我朱家子孙若不尽力必会衰败,又如何阻止人们投向他人?若能提起三尺长剑,誓与国家共存亡,即使孱弱,仍然可用!”

潞王很光棍地说:“这我何尝不知?问题是我兵孱弱,再则钱粮从哪来?”不可否认,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困难,可是把它作为不抵抗的借口,只是暴露了潞王的怯弱而已。

华堞听后哽咽道:“尽大义者,成败不可预料。今方国安有数万人屯守教场,郑鸿逵溃兵亦能收集。只需发放布政司存金,外加盐运司所存即可。若还不足,便贷商钱、征捐款,亦可用数月。这五营之兵皆是健儿,只再招些良民即可。若是得到消息,便可行动,切不可用兵粮来阻碍大计。”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潞王仍无反应,华堞也可奈何。他知道自己再劝说也没有用,只好离开。出门后,朱华堞“呜咽顿足”,叹道:“大王不知古事,岂有以国奉人而得长世者?有可为之势,却自弃此国仇,何足与之论事?”他将裂开的冠带扔在地上,换上缞麻衣,发誓道:“不复中原,以此见先帝!”这一悲壮之举,让旁观者无不流泪。

面对国破君虏的危局,浙江诸臣最终没有放手一搏,而是拼命放低姿态试图苟且偷生。清军抵达嘉兴后,马士英干脆直接派已经投清的陈洪范前去讲和。陈洪范在船上悬挂“奉使清朝”四个字,大摇大摆地驶向清营。马士英希望通过割让江南四郡的方式来换取与清军讲和的机会,但他选择的时机非常不恰当。这天下的局势已经发生逆转,他手上并没有能够让清军退让的筹码,竟然还做着通过小幅割地来换取和平的美梦。殊不知,这时清朝的国家战略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割地求和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只有将领土全部纳入统治之下,才能结束战争。再者,相对幅员辽阔的大清国境,区区江南四郡,对清廷来说不值一提;因此,即使是把割地当成缓兵之计,也是行不通的。说白了,还是时机不对。在错误的时间做错误的事情,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只有开打方能言和,很显然,这时的潞王小朝廷已经没有可以谈判的筹码了。

很快,清军就抵达了杭州北部的塘西,许多明朝大臣认为杭州已经不可能守住,于是开始四处逃命。马士英准备坐郑鸿逵的船逃往金塘,结果遇到了前来索饷的方国安部,被其士兵挟持着登船。匆忙之中,马士英摔入水中,等救上来时,有只脚连鞋袜都丢了。就这样,马士英狼狈地进入了方营。至于黄道周,由于他在这里无法施展抱负,再加上潞王避阁修斋,因此他不认为潞王能像宋高宗的那样可以顺利渡过难关,于是决意前往富春。有意思的是,阮大铖也不辞而别,还和朱大典打算从富春坐船逃往婺州(金华)。

那潞王是怎么想的呢?他认为:“御则无力,逃则非策,且会残害生灵。不如降为上策,且百姓得安。”因此决意奉表投清。清军抵达后,潞王不顾总兵方国安和其侄方元科正在和清军激战,竟无耻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令明军不胜愤慨。六月十四日,清军终于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

对于潞王的投降行为,很多人都表示了愤慨和鄙夷。浙江诸暨湄池的儒士傅商霖就作了一首诗讽刺道:

潞藩一叶仅线线,修斋诵经何其□。

冠绅尽是楚猿猴,武弁原来奴仆伙。

江东虽小亦可兴,生养教训鲜越佐。

拥兵朝夕惟虐民,谁思尽忠报皇祖。

致使神州尽陆沈,那讨一块干净土。

儒士傅完成这首诗后,就绝食而死。

时人李清也认为潞王不过是一个“中等资质的人,没看到他有多大能力”,对于潞王在危难之际,“命内官下郡县求古玩”很是不以为然。徐鼒亦云:“常淓虽有贤声,实非戡乱才。”顾诚先生更是愤愤地批判其为“民族败类”,指责他导致了唐、鲁争立,后果极其严重,认为他的行为“严重地分散和抵消了南方的抗清力量,给清廷征服全国提供了便利”。

可以说,潞王本人虽然在艺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并无实际能力,只是由于清流的私心,才让本无继承资格的潞王介入继统之争,使得弘光朝廷一开始就在党争中建立,内部纷争无法平息,分散了朝廷的注意力。潞王在国难当头之际成为争议最少的监国,却毫无作为,辜负了士绅的期待,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他的行为使得明朝皇室的内部纷争更加严重,并对抗清斗争产生了极其深远而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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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卫辉潞王望京楼外观

有意思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中却把潞王的这种行为宣扬成:“潞王知道城市、百姓和臣下都将被毁灭掉,心中不忍,做出了在欧洲前所未闻的仁爱之举。他登上城墙,跪下乞求鞑靼军官不要杀害他的百姓。他说:‘不必饶恕我,我愿意用死来代替他们。’”潞王在西方传教士的眼里竟然变成了一位具有牺牲精神的仁君,这个评价是非常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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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彪佳

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在《上帝许给的土地》中,提到潞王投降后的下场时,称:“对鞑靼来说,这是多好的机会来向一个高尚的灵魂显示恩慈!但他(潞王)遇到的是一个野蛮残酷的民族,他们不仅毁灭王侯,还屠杀所有的士兵,无数的逃亡者溺死在护城河里。”可以说,闵明我对清军的行径大为愤慨,对潞王则颇为同情。

虽然潞王投降了,但刘宗周并没有放弃,他想拥戴惠王去福建进行复兴大业。要知道,惠王的血缘比潞王更接近崇祯皇帝,假使自己成功拥戴惠王,就会占着大义名分,在朝廷中更有话语权。至于能不能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尽人事”了。谁知道,老天爷根本就不给刘老爷子这个机会,而是故意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外面谣传惠王已经投降清朝,这让他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六月二十二日,刘宗周的弟子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这对刘宗周触动很大,他开始绝食。他在给写给女婿秦祖轼的信中说:“北都之变时,我可以选择死,也可以选择不死,只不过我当时被革职在家,所以还寄望于国家能够实现中兴。而南都之变时,主上自己放弃社稷逃跑,再加上我正隐居不出,所以我同样可以选择死,也可以选择不死,以等待后面的有为之主。到杭州失守后,监国也跟着投降,现在我们越地也要投降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怎么办?如果说‘不在其位,就不应该与城共存亡’,那我就不该与国土共存亡了?对此,南宋宰相江万里断然选择了死亡!这世界上没有逃避死亡的宰相,还会有逃避死亡的御史大夫吗?”可见,刘宗周已经抱了必死之心了。

二十九日,刘宗周又做绝命词:“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复何易!”最终,刘宗周成全了自己,欣然赴死。

刚被任命为苏松总督的祁彪佳也不再继续抵抗,而是选择投水自尽。死前,祁彪佳还看着南山感慨道:“这山川人物,还真是个虚幻的影子啊。现在山川虽然没变,可人的这一生却很快就过去了。”在完成遗书后,祁彪佳就趁着所有人睡觉时投河而死。

祁彪佳属于东林党里比较有能力的一位,且地位不低,在国家危难关头,完全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但他却选择不做任何抵抗赴死,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他最后的遗言也可以看出,他很悲观,不认为自己能力挽狂澜,不如一死报效君王。这个选择,让他在后世留下了清誉。

关于明末的死节,赵园女士也有过专门研究。她认为,明朝暴虐的政治性格(廷杖、诏狱、薄俸),鼓励了士人的病态激情,让儒家道德被极端化;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爱好暴力、嗜血嗜杀的文化品性,血色竟成了士人的激情符号。而这种暴力在明亡之际发展到了极致,士论之苛也达到了极致。这种苛刻可以视为明代士人的性格:人主用重典,士人用苛论,儒者苛于责己,清议苛于论人。像东林党,就务求是非分明,必辨善恶邪正。可以说,这种苛刻的士风,正是朝廷政治性格的产物。当然,党争导致的极端道德化,也让道德命题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明代士论鼓励“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不惜一死被当成是一种士风。忠义被归结于死,失节必以死惩之,节义简化为死的问题,死成了最终的解决方案。因此,刘宗周的自杀,是一种以死“风仪天下”的名儒自觉。祁彪佳的死,则体现了明代士人的自我苛责与艰苦修行,死亡就是他们修行的最后表现。

当然,投降的潞王最后也没有好下场,他被迁往北京之后,清廷就以“乃不知感恩图报,反妄有推立,鲁王等私匿印信。将谋不轨,朕不得已付之于法”为借口,将他处决,以绝后患,可以说下场十分悲惨。

弘光失败的教训

弘光政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倒台了,自然有其失败的必然原因。我们先来了解下明清双方的国家战略。

先说明朝。个人认为,弘光朝廷的国家战略并不明晰,一直比较混乱。如果简单划分的话,其实可以归为恢复期和偏安期,以弘光元年二月各衙门取消“南京”二字为标志,这表明弘光朝廷已经在政治上彻底放弃了恢复北方失地的想法,用清代史家徐鼒的话说叫“君臣之无意中原也”。在此之前,无论是“借虏平寇”也好,还是三面作战也好,不管是否真心实意,至少恢复、进取的政治态度是做出来了的。但战略收缩后,面对清军和左良玉叛军的相继进攻,弘光朝廷的国家战略却出现了严重混乱,决策层完全无法弄清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陷入了决策争议之中。

清朝则不然。虽然清军刚入关时,清廷还没有一统中国的政治决心,但它的决策逻辑并不混乱,那就是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和政治需要做出最符合己方政治利益的决定。具体而言,清朝对南明的国家战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试探期,可以用“和”来概括。在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十五日的谕江南诏中,清廷明确宣布,自己出兵“救灾恤患”,是为了“邻邦之义”,乃是“救中国之计”,因此自己一定会“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至于由“不忘明室,辅立贤藩,勠力同心,共保江左者”所建立的弘光政权,多尔衮认为是“理亦宜然,予不汝禁”,而且双方还可以“通和讲好,不负本朝,用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虽然做的只是表面文章,但也表明多尔衮等人暂时没考虑对付弘光政权。

当然,清廷还留了一手伏笔,那就是“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它就会毫不客气地“移师南讨”。此诏软硬兼施,虽然承认了南方的自主权,但也留下了继续南下的伏笔和借口,是对弘光政权的一个试探。

第二阶段是威慑期,威慑期又可以细分为政治讹诈、局部冲突、进攻试探三个时段,其核心是“逼”。具体而言,就是以七月多尔衮致史可法信、十月清廷发布征讨明朝的檄文、次年颁布平定江南谕为界。

这里先简单说下多尔衮致史可法信。多尔衮致史可法信是由复社诗人李雯起草的,虽然他是新降汉人,不过下笔时却毫不客气,直接使用政治讹诈手段来威逼弘光政权“削号归藩”。虽然此时双方尚未有冲突,但这封信实际上标志着清朝统治者已经开始在改变对弘光政权的政治态度,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转变。

十月伐明檄文则有个很重要的政治背景,那就是九月和十月的时候顺治帝迁都北京。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性,清廷就必须向世人宣示一统天下的政治决心。虽然说早在清军入关后的五月初三,多尔衮就在谕令中提到“定鼎燕京”,明确提出要在北京定都;不过这只是多尔衮的个人看法,直到六月十一日,清廷才正式决定建都燕京。

定都北京的关键,是为了“慰天下仰望之心”,提高政治号召力。眼下既然已经迁都,那就必须发布征讨明朝的檄文作为政治宣示,以彰显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和天命所归。因此在十月的这份檄文中,清廷历数了弘光政权的三大罪:不发一兵一卒为崇祯帝报仇;在无遗诏的情况下擅立福王;各位将领不思讨贼拥众害民。通过公开宣布问罪征讨,以显得自己师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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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亲王多铎

不久,清廷更是任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南下江南。有意思的是,清廷对南下和西征的亲王封号很讲究,南下江南的多铎名号为“定国大将军”,而西征李自成的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名号却是“靖远大将军”。一个“定国”,一个“靖远”,毫无疑问,征讨南明,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所以用“定国”;而李自成,即使称了帝,在清廷眼中依然只是流贼,所以只用“靖远”,即平定远方的流贼。

果然,在崇祯十七年十一月,明清双方就爆发了局部军事冲突。如前所说,清朝山东沂州总兵官夏成德攻陷海州、宿迁、丰县,并兵围邳州,与明军相持了半个月之久。

为了否定南明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清朝甚至在告示中称南明为“逆”,督师史可法就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愤恨。可见,这时清朝对南明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剧变。

次年二月的平定江南谕则是清廷下发给多铎的谕令。该谕令要求多铎立刻和阿济格交接,继续执行平定南京的任务。

第三阶段是征服期,可以用“战”来概括。虽然说多尔衮进京不久就因为下令剃发而受到大臣劝阻,但针对大臣称剃发令“非一统之策也”的论调,多尔衮毫不客气地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这话充分表明,清朝在中原能走多远,多尔衮心中并没有底,只是抱着能占一点便宜是一点的想法。

到了消灭弘光政权后的闰六月十二日,多尔衮下谕:“方今江南平定,人心归附,若不乘此开基一统,岂不坐失机会?”这时候的多尔衮才真正有了一统之心。此后,统一中国就成了清朝的基本国策,一直未再更动。明清形势也彻底逆转,双方进入全面战争阶段。

可以说,在战略上,清朝远比明朝高明。说完了战略,我们再来看双方的组织工作。这里先看下双方的作战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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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中,明军部分根据不同史料整理而成,清军部分则全采自实录,或有缺漏,亦未可知。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发现:与清朝派多铎以定国大将军的身份全盘独立负责征明事宜不同,明朝没有一个全盘独立负责抗清事务的总负责人。虽然史可法是前线总指挥,但江北四镇的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和刘泽清并不完全归他管理,而广昌、靖南等镇军务是由应天、安庆巡抚朱大典负责,卫胤文任总督兴平镇将兵马,总兵李本身提督高杰兵马。针对这一现象,史可法曾上疏说:“如今江北有四藩,有督师,有抚按,有屯抚,有总督,官员不可谓不多。但是敌人和贼寇一来,他们却没有多大用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明朝指挥体系的混乱。光是协调这些官员进行公文传送,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效率十分低下。

这种“大小相制”的复杂指挥体系造成了调度上的极大混乱。史可法的幕僚就曾说过:“大人身为督师,调度与诸藩不同,怎么还与他互相分军队驻地?这样阁部还怎么掌握藩镇?”可见,督师的调度和四镇的调度是不一样的,双方的关系比较复杂。当然,江北四镇也确实比较跋扈,不是史可法能完全节制的,所以就导致了指挥系统的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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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指挥体系图

更糟糕的是,南明中央还对前线军队指手画脚。如清军南下时,黄得功和刘良佐被下令“合击淮上”,结果等叛军势大,朝廷感受到威胁后,就连忙插手军务,急调黄得功入卫。等到局势不可收拾,史可法被围扬州后,朝廷更是直接下令让王永吉、卢九德、刘泽清、刘良佐等人前去救援扬州,这些都是越过督师史可法直接下令的。而这四个人,一个总督防河,一个是皇帝信任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京营,还有两个是跋扈的勋贵镇将。总督和太监手上自然是没多少可战之兵的,他们最重要的任务自然是督促、监军,而皇帝和朝廷也知道这两镇兵马不可靠,于是紧接着又下令王铎和常应俊督师出镇。

需要指出的是,王铎和皇帝早在河南时就已有旧情,而常应俊更是在皇帝落难的时候对他有救命之恩。因此,这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皇帝的嫡系亲信。皇帝让这两个人亲自督师,表明了他对此事的重视。

史可法遇难后,到底是谁在前线具体负责指挥抗清行动,并不是很清楚。此时的王铎和常应俊应该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至于新任命的巡抚霍达、杨文骢等人地位并不高,而且没有殉国的决心。因此,在清军过江后,霍达竟然换了衣服混杂在人群当中,赶紧找了只小船逃跑,一直跑到苏州。至于杨文骢,干脆带着剩下的200多名黔兵直接跑回南京。可笑又可气的是,皇帝逃跑后,主降派大臣迅速组成了以赵之龙为核心的投降谈判小组,与指挥清军作战时的那种混乱和低效完全不同。

后方失和也是弘光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大敌当前,弘光政权却还在激烈内斗。监军侍讲卫胤文甚至指责史可法这个督师是个累赘,逼得史可法不得不表态希望朝廷能让他卸下重任召他还朝,以便“统一事权”。虽然朝廷并没有同意,而是让卫胤文总督高杰部,但这只是让史可法这个督师更加无法施展布局。对于史可法希望用高杰部将——其外甥李本身为提督代统兴平镇兵的建议,朝廷也给予驳回,认为兴平镇让高杰之子高元爵统辖、卫胤文料理就够了,没必要设立提督,直到此后情况所迫,才让李本身提督高杰部。

高杰死后,黄得功甚至还引兵前往扬州准备袭击高杰军中的家眷,逼得朝廷不得不派太监卢九德前去制止,最后还下了谕旨:“大臣应当先国事而后私恨。若得功前往扬州致高营兵将弃营东顾,那敌人乘机渡河,谁来担罪?着诸藩恪守臣节,不得胡来。”至于“太子案” 更是引发了朝廷的激烈争议,还导致左良玉趁机举起“清君侧”的大旗,再加上“童妃案” 对皇帝和朝廷造成的巨大政治冲击,使明朝后方忙于内斗,根本无法团结一致、对付外敌。

明军的作战决心也远不及清军,因此才会出现一系列投降事件,以《清实录》中记载的奏议为例:

“我军至南京,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徐允爵)……内阁大学士王铎……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来归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广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身、总兵胡茂祯……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二员,副将四十七员,参将、游击共八十六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

“伪总兵田雄、马得功缚福王及其妃来献,并率十总兵部众降。”

“招降监司一员、总兵一员、副将二十三员、参将二十五员、游击四十员、都司守备七十三员。”

“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总督袁继咸、守道李犹龙、巡按黄澍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并家口泊舟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俱投降,共带大小船艘四万。”

“潞王大恐,遂率众开门纳款;浙西湖州、嘉兴、浙东绍兴、宁波、严州等府亦皆归顺。绍兴淮王渡江来见;复遣人至湖州絷周王眷属,移杭安置;收总兵王之仁所部兵将二万五千人。”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明军怯战、畏敌,没有坚定的作战决心,士气也不高,自然就很难打得赢清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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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夷大炮

武器装备对作战双方同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不过关于这方面的着墨并不多,史料中只有零星记载。比如固山额真准塔在汇报中提到,在针对刘泽清部的战役中,缴获船500余艘、马900余匹、骆驼25只、红夷炮120尊、银47000两。当然,这只是战后的缴获,并不是说刘泽清部本身就只有这么点装备。阿济格追击左梦庚时,缴获了4万艘大小船,其他收缴物品则记载不详。

从这些散碎的记载来看,明军的水师装备还是比较强大的。至于红夷大炮的数量,或许有所夸大,也可能是刘泽清的红夷大炮为国内仿制;但从准塔和刘泽清的交手资料看,很明显,明朝的装备是占了上风的。可以说,在总体上,明军的装备是优于清军的。

可为什么明军拥有这么多的红夷大炮依然不是清军的对手?

首先,军队的拨款对士气影响很大。按制,四镇中每镇给饷60万两,结果弘光政权建立仅仅4个月的时间,江北就已经给饷360万两,这相当于发了一年半的银饷!但等到高杰北征的时候,却出现了史可法的督标和高杰的镇标被拖欠军饷的情况!

变化之大,实在让人诧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迥异的记载皆出自圣谕和奏疏。虽然争饷是为了扩大利益、满足私心,但4个月发了一年半的军饷却依然不够,那就只能说他们把这笔钱用在了其他地方,没用在正途。像刘泽清,就把宝贵的资金用在了大兴土木上,可以说是日费千金,就这他还不停地向朝廷要钱,朝廷自然给驳了回来。

有意思的是,这事发生在九月。而八月的时候,史可法出巡淮安,检阅刘泽清的兵马,并替他向朝廷请饷,结果被马士英拒绝。这是不是意味着,由于朝廷之前一次性把军饷都拨给了军方,因此八月后就不再准时拨付军饷,所以才发生了高杰北征没钱,弘光元年二月的时候总兵牟文绶因为没钱只好在江上大肆骚扰的事件?军方闹事,朝廷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被迫发谕称:“户部所欠之饷,何不速发?坐视流毒!着即将盐课抵补,催兵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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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的五十两银锭

至于郑彩这种军头,更是干脆直接截留朝廷银两,逼得督饷侍郎申绍芳不得不上疏“乞敕禁止”这种行为。弘光元年三月的时候,史可法不得不下令监军吴易奉檄在江南征饷。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弘光政权的军费供应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糟糕,这直接影响到了南明军队的作战能力。

其次,南明的战争潜力也非常糟糕。南京的岁入本折不过八九百万两白银,但南渡后东南各部兵马的兵饷就占了780万两,显然,这点收入是远远不够开支的。因此,户部无饷可给,文武官员多发折钞,困难的时候干脆不发工资。对于皇帝的责怪,官员们也是束手无策。在这种状况下,指望官员和军队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敌,是不可能办到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清军占领南京后清点出的收缴物并不多:只获得了780两黄金、153000两白银、25片片金、7枚琥珀、9颗宝石和2000多件缎、纱等衣料以及少量珠宝。虽然清方相关人员在经办时会贪污一部分、虚报一部分,但金银和衣料等物数量应该不会差太多,毕竟不方便携带,再者衣料太好与自己身份不符,顺走太扎眼也不好出手,但方便携带又价值较高的珠宝就很容易被人私藏暗中交易,所以大部分上缴登记的珠宝种类都只有一两样。因此可以推断,南京国库已经没多少钱了。

而在江南战役期间,清军一共只缴获了金90340两、银1837700两、琥珀及素珠27枚、酒盅78个、上等衣料1800件。可见,在整个江南库府,清军也没能缴获到太多财物。仅凭这点金银,明朝是很难挖掘出战争潜力的,因为政府已经没有富余的钱财去组织、训练一支合格的军队,装备精锐的武器,更无法提高官兵的士气。

而清朝则不然,除了有正确的国家战略、有效得力的组织协调、稳定的战略后方和坚定的作战决心外,它的行动还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灵活运用战术,或集中优势兵力,或多路发起进攻。清军一开始分遣主力准备一举解决顺、明两大势力,但由于局势变化,清廷果断集中优势兵力,先攻大顺,再打南明,避免了两线作战的风险。多铎大军在进入河南后,又迅速兵分三路:多铎亲统大军出虎牢关口,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韩岱、伊尔德、尼堪等则率领外藩蒙古兵由南阳路过,会攻“豫东门户”归德。合兵归德后,多铎又和准塔分别率军进击亳州、徐州,阿济格则从湖广由西而东进入江西。

其次,政治诱降配合军事打击。在进攻中,清军采取政治诱降先行的策略。多铎就曾写信给高杰进行劝降:“如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将军便过河面会,这样你的功名就会非常大了。”高杰不为所动。之后,许定国也派人招降过凌駉,结果同样被拒绝,不但如此,他还把多铎派去催促他投降的使者杀了。清军逼近扬州后,也曾招降过史可法和他的手下,但史可法拒绝招降。

六月二十八日,清方在南京颁诏称:文武勋贵归顺的酌才推用,遭到贬谪诬害的昭雪录用,进士、举人赴京等待录用,福王随从来归的一体录用,降清的马步兵归建或回乡,南方抗清将领来归者量才擢用,文武士绅过去冒犯过清朝的一概宽赦,但如果有人敢谣惑人心,就会从重治罪。招降纳叛、软硬兼施,清廷很快实现了地方上的稳固统治。

南京投降后,赵之龙、朱国弼等向南直隶发布檄文,要求其投降清朝。此文可以说极富文采,但也非常厚颜无耻,把清朝夸上了天,开篇就以三个连续反问的形式,把清军入关说成是正义之举,接着又指责明朝的不是,要求明朝官僚认清形势,勿使生灵涂炭。不管文字有多虚伪,但这个檄文确实起到了招降纳叛的分化效果。可以说,清军通过政治诱降和军事打击,加速了弘光政权的失败。

最后,重用投降军官及其军队,这些人为清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许定国、李本身、李成栋、刘良佐等“带路党”,在清朝尚不了解南方底细的情况下,凭借对明朝内部情况的了解,成功地摧毁了弘光政权,为清朝占领江南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下是参与江南战役和在此战中投清的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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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将领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刘良佐。身为明朝勋贵,他不但率军投降了清朝,而且还主动请命去抓待自己不薄的前主子,可以说是无耻的典范。当然,这可能也和刘良佐的弟弟刘良臣早在大凌河战役中就投降了有关,也可能和他卷入了“太子案”“童妃案”有关。不管怎么说,这次清军下江南,确实带上了不少在大凌河战役中战败投清的将领。正是有了这些投降军官的带领,才让人数极少的清军能够在战争中迅速获胜,并减少满蒙贵族的损失。

由以上信息可知,在这场江南战役中,明朝虽然占有主场优势,但因自身缺点,反而尽为清军所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之后的南明政权并没有从弘光朝廷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反而出现了一些更让人失望的情况,引得后人叹息。

对于弘光这段历史,延平王郑经作诗感叹道:

钟山巍巍兮,长江洋洋。

圣安监国兮,旋正位于南京。

内有史阁部之忠恳兮,外有黄靖国之守危疆。

苟用人尽当其职兮,岂徒继东晋南宋之遗芳。

胡乃置贤奸于不辨兮,罢硕辅而宵小用张。

付军机于马阮兮,致宁南之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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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行乐图》之郑经

任四镇之争夺相杀兮,不闻不问而刑赏无章。

妙选之徒四出兮,既酗酒而复作色荒。

慨半壁之江南兮,已日虑于危亡。

元首何昏昏兮,股肱弗良。

庶事之丛脞兮,安得黎庶之安康。

阵马使北而无成兮,竟延胡寇以撤防。

谋国有如是之乖剌兮,俾腥膻泛澜于四方。

致黄唐之胄裔兮,尽行而彷徨。

贤人之不甘污辱兮,蹈东海而远扬。

痛恨乎奸谄遗害无穷兮,迨今滋而强胡虏焰方长。

诗中的“圣安”是指福王,“黄靖国”是指黄得功,“宁南”则是指左良玉。全诗从钟山、长江风景写起,接着写福王即位后,内有史可法忠恳为国,外有黄得功守备危疆。用人若能尽当其职,怎会不能跟东晋、南宋一样划长江为界,治理江南呢?只可惜,朝廷奸佞不分,导致马、阮这样人越来越嚣张,他们让宁南侯变得猖狂、放任四镇之间互相残杀、奖罚无当、酗酒、沉迷女色……正是由于他们谋国失当,才让外敌入侵,以致黄帝、唐尧的子孙行路彷徨,德才兼备之人不甘受辱远蹈东海。最后郑经感叹道:奸邪谄媚之辈遗害无穷,令人痛恨,助长了胡虏的气焰。全诗充分表达了对马、阮等人的愤怒。

需要指出的是,该诗不是历史记载,所以提到的某些内容并不准确,如“内有史阁部之忠恳兮,外有黄靖国之守危疆”,就只是作者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但不管怎么说,郑经的看法,代表着当时抗清人士的主流看法,而且这个看法,直到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见传统观念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