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弘正之死带来多大影响？田弘正在元和中兴的作用体现在哪？

人类历史浩浩荡荡几千年中，你来我往，各种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轮番登场，今天一起来探讨下“田弘正之死对元和中兴的影响”的相关话题，希望您对其感兴趣。

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意外”归顺朝廷。作为“元和中兴”的重要贡献者之一，田弘正也亲眼见证了这场短暂中兴的幻灭，甚至，“元和中兴”的转瞬即逝就是从田弘正之死开始的。田弘正之死带来多大影响？田弘正在元和中兴的作用体现在哪？

大唐元和七年（812）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作为天下第一强藩，魏博自安禄山部将田承嗣始脱离朝廷控制已达五十余年，节度使一职世袭于田氏家族内部，到了田承嗣之孙田季安这里是第四任。

田季安死后，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袭任节度使，因为年少的关系，大权掌握在家奴蒋士则之手。魏博的军士对蒋士则极其不满，很快就发动兵变，请出了另一位田家人。

这位田家人叫田兴，是田季安的远房叔伯辈。如果说对抗长安割据自立是田氏家族所共通的政治性格，那么，田兴显然不是一个典型的田家人。

从田兴的父亲田廷玠开始，田氏这一脉似乎就以“心向长安”著称。田廷玠就曾因劝说他的族侄——魏博第二任节度使田悦恪守朝廷法度未果而“郁愤而卒”。

而田兴在史书上的政治形象则更加“忠义”，“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大有读书改变田氏反叛基因的意思。

作为田氏家族的异类，田兴父子这一系列作为和三国时司马懿之弟司马孚颇有共通之处，司马孚对司马懿父子的篡魏之举一直不以为然，虽然没有什么明面上的反抗之举，但终身以魏臣自居。如果熟悉日本历史的话，你或许还会想起江户幕府时代的德川将军本家支系——水户德川家，这家人虽为德川家族，但一直号称秉持“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对天皇有着一种谜之迷恋。

以田兴此种政见，他与田季安的关系自然不会好。田季安当政的前期，因为养母嘉诚公主（嫁到魏博也算一种和亲）尚在人世，他对长安方面尚属恭顺。嘉诚公主去世后，无人掣肘的田季安对长安的态度立即回归了父祖时代的常态，桀骜难驯，时时与朝廷作对，甚至有时连表面上的礼节关系都难以维持。田兴一开始试图劝说田季安，反倒招致田季安的忌惮，为了自保，田兴只得装病，《旧唐书》里说是“假以风痹请告，灸灼满身”，前几年侯孝贤电影《刺客聂隐娘》中还专门拍了这一装瘫痪的情节。

田兴上台的场景倒是有点像赵匡胤的“黄袍加身”。魏博的军士们堵在田兴家门口，一出来后就把他团团围住，要求他立即继任节度使。田兴当时的反应是吓得跌倒在地，很久都没起来（“顿仆于地，久之”），或许这里面也有些演的成分，总之田兴趁势就开出了价码，如果要他继任，魏博全军上下必须和他一起奉守朝廷法令，重新归服大唐。

军士们允诺之后，田兴就杀掉了弄权的蒋士则，掌握了魏博的军政大权。

大唐朝廷得知这一消息后，自然是喜出望外，魏博已五十余年自立于长安。当时的大唐皇帝是唐宪宗李纯，堪称“安史之乱”以来禀赋最高的君主。唐宪宗虽有澄清天下之志，致力于重归一统，但即位以来的统一计划推行得并不顺利，特别是，就在两年前（元和五年，810年），唐宪宗讨伐与魏博同为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以惨败而告终，唐帝国不仅元气大伤，而且脸面全失。

在这场战争中，魏博虽然没有公开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站在一起，但基本也是按兵不动的状态，如果当时田季安对朝廷开战，后果更不堪设想。在河朔三镇之中，魏博兵力最强，大唐朝廷连一个成德都拿不下来，更何况拿下魏博，乃至统一河朔三镇，平定全天下的藩镇呢？

因此，田兴带领魏博主动归服，对正处于政治低谷中的唐宪宗无异于雪中送炭，不夸张地说，起到了让唐宪宗的统一大业“起死回生”之效。

一开始，唐朝还想按照惯例，向魏博派去特使宣慰以及观察，朝廷按照特使回来汇报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让田兴担任节度使。在特使已经上路的情况下，宰相李绛苦劝唐宪宗好人做到底，不趁此时给田兴施以特别的恩典（直接授予节度使），“则无以使之感激殊常”。

可以说，李绛此时的谏言是老成持国之言，一不小心，唐廷可能就会坐失战略机遇。如果朝廷派特使只是想走个过场，朝廷的威仪和体面固然是保住了，这在平日里可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此扭转乾坤的特殊时刻，还是恪守流程，则不仅丢掉了施恩给田兴和魏博的大好机会，还有夜长梦多的风险，毕竟，特使几次来回就是数月，而田兴之位是通过政变而来，万一有变，岂不是坐失好局？

万一朝廷派特使是想走真格的，那就更麻烦了。万一特使带回来的消息不好，比如魏博军士过于强势，对朝廷也缺乏认同感，朝廷在冲动之下，真的决定暂缓加封田兴（朝廷换人的可能性倒是微乎其微），即使田兴忠于朝廷，但万一激起底下那些军士的不满，挟持田兴反叛怎么办？更何况，田兴的“忠义”有可能是史书的后见之明，但凡田兴有一些正常的私欲，很可能就此和朝廷失和了。

好在，唐宪宗终于被李绛说服，当即决定授田兴为魏博节度使，还赐了一个听起来就很讲政治的名字：“田弘正”。

解决了官位问题之后，大唐朝堂又为“赏多少钱”发生了激烈争论。这次还是李绛，建议赏赐一百五十万贯。这自然算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据李天石先生著的《唐宪宗传》，当时大唐中央朝廷一年的岁入也就一千多万贯，赏赐占了十分之一上下。

但李绛的理由更有说服力，“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如果发兵十五万征伐魏博，再打上几年，最后花的钱又岂止一百五十万贯呢？

根据《唐宪宗传》，唐朝两年前征伐成德，花了七百多万贯，最后还打败了。而这次收复成德，不仅不费一兵一卒，而且钱也“不过”花了五分之一而已。何况，如之前所说，唐朝中央军连一个成德都打不过，讨伐军力更强的魏博，真的单单是花钱的问题吗？

唐宪宗自然也是明白人，对李绛的话深表赞同，说自己平日吃得差穿得差，存那么多钱就是为了平定四方，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反而舍不得花钱了，那不就是白存了。

一百五十万贯，通过！

位置给了，名字赐了，奖金也发了，田弘正自然是感恩戴德。在此期间，那些长期结成攻守同盟的各路藩镇们纷纷派来使节劝说田弘正不要归顺朝廷，《旧唐书》上说他们有“齿寒之惧”，而“弘正终始不移其操”。

不仅如此，田弘正给唐宪宗上的表章中回顾了大唐这六十年间在藩镇割据中所受的屈辱（“国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载”），“臣每思此事，当食忘餐”，立志要为皇上扫平藩镇的统一大业“奋不顾身，以身殉国”。

田弘正没有食言，而唐宪宗更没有客气。

田弘正和魏博归顺仅两年，淮西镇的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吴少阳的长子吴元济又想照老规矩自行接位。而这次，大唐朝廷决心趁机对淮西用兵。元和十年（815）正月，双方正式开战。

对唐宪宗而言，这又是一次超出预期的苦战，唐军整整打了近三年，才于元和十二年（817）十月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在历史上，淮西之役最有名的自然就是“李愬雪夜入蔡州”，我们记住了前台用兵如神的李愬，或许也记住了后台协助唐宪宗运筹帷幄的大臣裴度。

但是，如果没有田弘正，本就陷入苦战，最终以一场奇袭才结束的淮西之役，很可能就将再次以惨败而告终。

在此战中，田弘正不仅让儿子田布率领数千精兵参战，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田弘正魏博一军的牵制，成德的王承宗和平卢的李师道，很可能就会出于唇亡齿寒，在第一时间就大举出兵援助淮西的吴元济。即使田弘正的魏博中立，以当时唐朝中央的国力军力而言，同时对付淮西、平卢和成德三镇，当是凶多吉少，唐宪宗的统一大业可能早就“中道崩殂”了。

接下去是成德。元和十三年（818）四月，在田弘正的全力斡旋之下，王承宗也宣布归服朝廷，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不是田弘正，成德和长安可能又是恶战，尽管此时唐朝中央挟平定淮西之威，军队士气正旺，也只能说占有优势而已，打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更何况，淮西之战花掉了朝廷一千万贯以上，在财力上，唐宪宗已颇为紧张。

最后是平卢的李师道。元和十三年七月，唐宪宗正式发兵讨伐平卢。在平定平卢之役中，田弘正又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不仅屡次大败李师道主力，而且还在最后一战中配合平卢军的叛将刘悟里应外合，一举擒杀李师道父子三人。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十四日，田弘正的使者入京奏报大捷，至此，平卢之役仅用了半年多时间便告结束。

而正是因为平卢之役的全胜，天下其他尚在自立状态的藩镇纷纷上书要求归服中央，困扰大唐朝廷数十年的藩镇割据由此一举平定，唐宪宗寤寐思服的天下一统终于再现，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和中兴”。

在“元和中兴”中，除了李愬和裴度，田弘正这个名字虽然相对黯淡了不少，但却是那个最重要的隐身人物。

没有田弘正的主动归服以及之后在平定淮西、成德和平卢中的大功，“元和中兴”可能始终就是唐宪宗这些元和君臣们很难企及的一场幻梦而已。

作为“元和中兴”的重要贡献者之一，田弘正也亲眼见证了这场短暂中兴的幻灭，甚至，“元和中兴”的转瞬即逝就是从田弘正之死开始的。

平定李师道，天下重归一统之后还不到一年，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唐宪宗就暴死在宫中。

唐穆宗李恒即位后没多久，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便于同年去世，为了巩固“元和中兴”的成果，唐穆宗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让田弘正从魏博改镇成德，希冀将成德彻底控制在朝廷手中。

唐穆宗想到田弘正也并不奇怪，值此非常之时，藩镇中既忠诚又有实力的也就是田弘正这个标杆式人物了。

悲剧就此发生。

田弘正与成德的关系并不好，曾两次带领魏博军队出征成德。田弘正转任成德时，正是想到了这一点，带了两千魏博军随行护卫。

长庆元年（821）七月，田弘正可能认为成德的局势已经稳定，便让魏博兵士返乡。同月二十八日，成德军将王廷凑利用朝廷答应给成德的一百万贯赏赐没有及时下发一事，集结成德军士发动兵变，仓促之间，久经沙场的田弘正也来不及应变，田弘正及家属、将吏三百余口一同被杀。

当初看到这里，我本以为，之后大概会有一幕魏博军士为主公戴孝报仇的感人场景。但没想到的是，之后的历史发展竟然是，田弘正之子田布被朝廷任命为成德节度使之后，本意也是带领魏博兵马杀向成德报国仇家恨，谁知道，结果竟然是魏博军士此时已毫无出征报仇的意愿，田布在长庆二年（822）正月落了个自尽的下场，推举了身上有鲜明的田季安式的自立色彩的史宪诚为节度使。仇鹿鸣先生在《长安与河北之间》一书中对此评论说，“具有鲜明自利取向、意欲恢复河朔故事的魏博牙军已非田布所能驱动”，“元和中兴之业瞬间土崩瓦解，历史钟摆又回到了原点”。

田弘正和田布父子的先后身死，标志着成德和魏博两大河北藩镇的再次自立，而就在田弘正被杀的同年（821），卢龙镇部将朱克融利用士兵对唐穆宗裁军政策的不满，发动兵变，随即卢龙镇也从朝廷手中得而复失，唐宪宗来之不易的“天下一统”至此全面崩坏，从此再无中兴的可能性。

田弘正的悲剧似乎从归附朝廷那一刻就注定了。毛汉光先生在《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一书中指出，田弘正父子对唐中央过度忠勤，归附中央的代价很大，连年奉朝廷之名出境征战，这与魏博那些职业军人的利益不合，当中央的赏赐已抵不上征战的消耗之时，魏博军人不仅失去了斗志，而且连带撼动了田弘正家族的执政基础。

如毛汉光先生所说，魏博这些职业军人和其他藩镇中的军人有着共同的政治性格，“视军旅为寄身之处，发财之所”，他们只希望保持现状，互不侵犯，维持半独立状态带来的经济利益。所以无论是主帅还是朝廷，有任何政策违反了他们的意愿，他们便不惜废立主帅或反抗朝廷。

就成德的复叛而言，直接的导火索——朝廷赏赐的迟到或许是个偶发事件，然而，当时的大唐国库经过几次大战和大肆封赏之后已然捉襟见肘，大额的赏赐固然暂时满足了成德这些藩镇的欲望，但此种“攀比”式的赏赐终究有一天将使大唐国库无法负荷，届时，这些习惯了被中央“赎买”的藩镇军士们还愿意继续服从长安吗？或者说，成德那次偶发的赏赐迟到其实已经宣示着大唐国库已接近抵达那个“破产”的临界点？

在那种藩镇割据已成时代主题的情况下，田弘正的反正与忠唐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逆流而动”。仇鹿鸣先生在《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指出，魏博在812年对朝廷的归顺，除了田弘正本人的忠君之外，朝廷给予的大量金钱赏赐也是重要原因。但问题是，在金钱的刺激下，唐宪宗虽然表面上恢复了统一，但无力改变河朔藩镇的基本构造，“河北与长安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

当政治文化渐行渐远，帝国的共同价值观支离破碎，仅靠并非那么强大的武力的恫吓，以及终有一日不可持续的“金元外交”，元和中兴式的统一或许只是炫目但易碎的七宝楼台罢了。

而田弘正之死，恰恰证明了元和君臣将河北藩镇重新拉回中央轨道的徒劳无功。唐宪宗的坚韧与务实，田弘正的隐忍与忠诚，在中央集权离散的历史大趋势面前，被证明只是西西弗斯的悲剧而已。

即使是在田弘正最得意的政治巅峰，也始终有一种声音在阴影处向田弘正嘶吼，“你叫田兴，魏博是我田承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