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国战争：府兵创制——北朝最利之矛诞生

西魏大统九年（543年）十月，在经历了一年的春种秋收后，长安附近的军户们接到命令，中央将在栎阳（今陕西临潼区北约50华里）举行年度的校阅活动，刚刚进入农闲期的军户壮丁又忙碌起来。他们按照三丁选一、五丁选二的“三五简发”制度，选出若干人为兵，拿出精心保养的盔甲、军服和干粮，擦亮刀枪，个别富裕的家庭还要把战马拉出来遛一遛，以适应校阅的节奏。丁即是达到一定年龄、符合纳税兵役条件的成年人。北齐河清令规定18岁至65岁为丁，20岁开始可以当兵。西魏时则以18岁至64岁为丁，18岁起便可当兵。这副图景，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北中国经常出现。后世史家把这群来自武川的政治家们的兵制称之为——府兵制。

一、西魏的军事危机

公元6世纪中叶，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互相对峙的三个国家中，最耀眼的当属西魏北周，这个曾经濒临灭亡的国家，在外敌进攻、内部贫困的条件下，创造出一套令人侧目的独特政治军事制度，从而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强盛的大一统帝国开辟出源头。历来国难出精兵，宇文氏主导的西魏政权，在历史长河中所做出的最耀眼的成就，便是创造出延续二百年的府兵制以及称雄北朝的府兵。

接上节所述，邙山之战对西魏军的损失是伤根动本的。西军伤亡起码不低于6万人，而且多是宇文泰中军主力。宇文泰接收贺拔岳部众时，兵力才1万多，经过数年的扩军，军队数量有所提升，其中既有随迁到关中的六镇鲜卑（主要是武川），也有关陇当地的汉人豪强。但核心的战斗力量鲜卑人占比不高，因为关中后来并未迁入太多六镇人，洛阳的原有六坊之众也多数被高欢掳到关东。也就是说宇文氏集团赖以起家的武川鲜卑镇兵，在邙山一战中损失殆尽了。这种级别的伤亡，比丢掉几座要塞来得更加厉害。

为了应对军力匮乏的危机，宇文泰紧急下达了征发关中陇右豪强为兵的命令。征豪强为兵，主要精神是把关中、陇右的豪强纳入中央系统，通过他们控制大量乡兵部曲，从而在最短时间内扩大国家武力。

大统九年（543年）十月，西魏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校阅活动。史书称之为阅，但这种阅与现代军事活动中阅兵不可同日而语。现代阅兵，以我国为例，分为首长检阅和分列式，主要目的是展示国家的武装力量，用以鼓舞民心士气。古代阅兵则重点以操练常备军为内容。西魏建国以后，但凡没有重大战事，便会在农闲时节组织大规模的校阅，操练军队，自大统三年（537年）至十四年（548年），先后举行了8次。校阅的兵员来自各地军府，他们要自备兵器、盔甲、衣服、战马，由政府选定的将领组织他们进行操演。这种经常化的校阅机制，使西魏军时刻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保证了在危急时刻能够迅速反应过来。

大统九年（543年）的这次阅兵，可以从中看出府兵制的基本形制，事实上从大统八年（542年），西魏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府兵制的创造性工作。《玉海》是目前对西魏府兵制阐述最详细的典籍之一，据该书卷137《兵制》引《后魏书》说：西魏大统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十六年籍民之材力者为府兵。

可以推断，河桥之战也对西魏主力造成一定损失，因而在大统八年，西魏便开始了一些整军工作。整军的一个核心要义是把军队的属性从关西大行台下属升格为国家直管。这更加强化了西魏军建设的规范性。

在抓军队整编改革的同时，邙山之战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大统十年（公元544年），宇文泰把大统元年以来先后颁行天下的二十四条政令和十二条新制，合并成中兴永式，命尚书苏绰进行修订，整理为五卷，重新颁发实施。

苏绰是西魏时代最耀眼的政治家，他是陇右武功郡的望族，家学渊源，本人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他从宇文泰的行台郎中干起，一直做到尚书，12年间深受宇文泰信任，不仅大政方针多依他而行，政府运作的大体事务也都由苏绰定调。宇文泰外出征战或巡视，便把预先署名的空纸留给苏绰，让他自己做主，期寄之深，可以说堪与刘备之与诸葛亮、苻坚之与王猛相提并论。苏绰对西魏北周政治制度创革、社会习气的扭转甚至于魏晋以来北方浮华文风的改革都有巨大贡献。唐人令狐德棻撰《周书》，单独列传的只有宇文宪、苏绰、卢辩3人，其中宇文宪是北周后期举足轻重的宗室名将，《卢辩传》像是简版的职官志（《周书》无志，卢辩继承苏绰创六官，他的传内大部分是叙述六官职务），苏绰是单人详传。西魏对唐初来说还属近世，关陇贵族多有后人在唐初，他们对苏绰的重视具有相当客观性，从此足见苏绰之重要。

以上的这些改革都是在北魏以来军政制度基础上有所改易，特别是惩魏末军政等方面之弊，做出一些匡时救亡的举措，这反映出宇文泰对时局、政治、军事有着准确的判断和长远的考虑。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政治运作更加廉洁高效，军队的实力有所回升，邙山战后的军事危机得以暂时化解。

二、强大的暴兵机制

西魏约自大统八年（542年）开始创置府兵。在军事组织方面，八柱国之首宇文泰是全军统帅，除元魏宗室元欣挂名柱国，其余6位领兵的柱国各统2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分统2个开府大将军，开府大将军下有仪同将军，按《北史》说法，开府分团统领，1团下有2仪同，仪同下按级分别是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由于史籍资料的缺乏，尚不清楚1开府下到底有几个团，但按最少的算，1开府统2个团，1个柱国大将军下属便有16个仪同将军的编制。

在兵员选拔方面，西魏北周结合全国的行政区，划分出若干个军府，由军府按照“三五简发”的标准进行兵员选拔。这种选拔制度类似于普遍征兵制，理论上全国的成年男丁均有当兵的可能，但概率远比普遍征兵要低。事实上兵制与国力息息相关，国力强盛时全民征兵制更具行政强制力的保障，国力衰弱时著籍户口减少，政府无法大规模调发编户人口，便向募兵制转化。府兵制事实上兼具了征兵的强制性与募兵的优选性，具有一定制度优势。

北朝士兵所用武器

后勤供应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府兵供给的详细脉络至今仍不能梳理清楚。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府兵都要承担一部分军资筹备的义务。西魏北周的政策明确，府兵不担负赋税义务，只需要承担兵役和一些力役，北周宣帝时府兵负责修建了洛阳行宫，尉迟迥叛乱时这些修建宫殿的兵力一转身拿起武器便能投入作战。《北史》卷60记载：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也就是说只需要自备简单的武器。但唐人李繁所著《邺侯家传》（邺侯即中唐名臣李泌，他是北周柱国大将军李弼六世孙。李繁是李泌的儿子）称：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六家共备意思大概是六大柱国分别提供，也就是说统兵主将自行筹备。这两种说法都缺乏足够的旁证资料，但府兵需自备一定物资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木兰辞》中描述买马及配套设施的情景并非完全杜撰，大抵反映了北朝府兵的一些情况。

军事训练方面，府兵每年有固定的上番期，最初是一年分8个批次训练，也就是每个府兵一年要在军中至少45天，这45天要进行训练并承担作战任务。后来因为国力逐渐强盛，改为十二丁兵，也就是每年减少为在军1个月。《北史》卷60所说每月15天值班警戒，另15天教旗习战，所说是上番的府兵。这样保证了府兵的基本训练，同时每年还要定期组织集中校阅，如前文所述，大统九年的大阅便是。《隋书·礼仪志》和《玉海》记载校阅一年四季都可能举行，还有专用名称，春季叫“振旅”，夏季叫“茇（音拔）舍”，秋季叫“练兵”，冬季叫“大阅”。这只是常态情况下的训练与备战，如果国家爆发大的战争，府兵可能会大量集中以应对敌人，西魏末年因为高洋篡齐进行政治讨伐，当时集结的兵力规模相当庞大，连陇右的驻防兵力都参与到战争中。

西魏创置府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的灵感可能始自于鲜卑人的八部大人制度，由各部大人共同统治部族。宇文泰在大统十六年（550年）府兵制基本成型前，曾对胡汉将领大批赐予鲜卑姓，像广为人知的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氏，李虎被赐姓大野氏。一些原本就是鲜卑的将领也被赐姓，像宇文护的心腹叱罗协被赐姓宇文。同时被赐名的也有不少，例如独孤信本名如愿，被赐名信，骑将刘道德因为颇富智计被宇文泰喻为像诸葛亮一样，赐名为亮。这种政策历来被指摘有胡化的嫌疑，表面上看是与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以来的潮流背道而驰的。但立足于西魏这种国弱民贫的具体环境，赐姓具有强化将领归属感与军队凝聚力的作用，无疑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大批量的赐姓并没有引发像当初孝文帝改胡姓为汉姓那样普遍性的抵制行为，大多数汉人将领都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并不影响官名富贵的政治待遇。

府兵制最大的好处是能帮助帝国在短时间内征发大量兵员，并能保证他们的训练水平，使得国家能够拥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帝王们虽然靠国家强制力能够征发数十乃至上百万的大军，但往往因为被征发农民的抵制和缺乏有效训练，规模巨大的军队质量良莠不齐，战斗力非常低下，遇到局部失败极易引发全军崩溃，比如苻坚96万大军伐东晋的悲剧。

西魏在邙山之战后，主力军队从约八九万人锐减到二三万人，国防形势极度危险。但万幸的是高欢突然改变了进攻方向，把注意力转向晋南黄河沿线，那个方向有王思政经营的弘农和玉壁两大要塞，发挥了良好的堡垒作用。高欢死后高澄高洋的进攻方向又转向对柔然的打击，西魏得以有时间进行府兵的建置工作。等到府兵制基本建立起来，西魏大统十七年（南朝梁大宝二年，551年）至西魏废帝三年（南朝梁承圣三年，554年），西魏趁南梁内乱连续对南方用兵，其中攻汉中、上庸用兵规模在3万多人，平蜀动用兵力2.2万，平江陵用兵5万，总计出动兵力10万多人。西魏禅代后，北周于563年发动4万人两路夹攻河东，564年更是空前地集结起20万大军进攻洛阳，在总兵力上已然超越北齐，这种强大的兵力输出加上常年训练出的战斗力，为因乱制敌提供了坚实的军事基础，这在邙山之战前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可以说，府兵制日益成熟后的北周，在三国对峙形势中隐然居于优势地位。

三、八柱国、十二大将军

后世对西魏北周最深刻的印象，除了武帝灭佛，当属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自宇文泰于大统元年被授为柱国以后，柱国、大将军便开始成为西魏军方的代表名称。

事实上，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是西魏军的高层领导职务。与府兵制形成的过程一样，八柱国与十二大将军并非一下子就出现的。由于八柱国中宇文泰是全军统帅、元欣是宗室代表，实领兵的仅6人，下文称六柱国。

在大统八年（542年）府兵制开始萌芽时，所谓的柱国，仅有宇文泰一人，柱国此时是全军的统帅。其余5人中，以于谨地位最高，因征讨稽胡刘平叛乱而被授大将军之职。另外5位后来的柱国大将军，赵贵、独孤信、李虎、李弼、侯莫陈崇才是开府。到大统十五年前后，6人先后晋升为柱国大将军。

于谨早年在北魏从军参与过对六镇起义平叛作战，曾是北魏广阳王元深的谋主。后随尔朱氏与高欢作战，尔朱氏灭，于谨逃入关中依附贺拔岳，从此与宇文泰结缘。于谨是西魏军中最富智谋的大将，他早年就因为谋略过人被北魏灵太后通缉求索，魏末向宇文泰建迎孝武帝以占据政治名分之策。他相继担任过丞相府长史、行台尚书、尚书左仆射等行政职务，历来是宇文泰决策的重要助手。后来他对侯景叛降、南梁萧绎战守等作出过准确的预言，宇文护执政时又率先以柱国身份表示拥戴，足见其见识超卓、谋略深远。大统十五年（549年）晋升为柱国大将军。由于偏于谋略、出身不高，虽是第一个晋位大将军，升柱国反在诸将之后。

李弼出身尔朱氏，关中之乱时隶属侯莫陈悦。在宇文泰讨伐侯莫陈悦的关键之战秦州之战时反戈一击，为宇文泰立下大功。李弼骁勇善战，骑射俱佳，是六柱国中亲冒矢石、一线冲锋最多的一位。他多次充当先锋与东魏作战，特别是在河南多次与侯景交锋。沙苑之战率60名骑兵横截东魏20万人大阵是其经典之作，河桥之战创下阵斩敌先锋大将的记录。大统十四年他由骠骑大将军越级直接升格为柱国大将军。

独孤信的招牌是金牌岳父，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宇文泰之子北周明帝、李虎之子李昞（唐高祖李渊之父）、大将军杨忠之子隋文帝杨坚。但独孤信并非靠女儿起家，相反，他能够把三个女儿嫁给三家豪门，正是由于他自身煊赫的地位。独孤信的祖父一辈曾在武川做镇将，与贺拔胜、宇文泰几家合谋杀死拥兵作乱的六镇义军将领卫可孤。后来独孤信被任命到荆州驻防，因此与贺拔胜结缘。宇文泰收贺拔岳余众时，独孤信作为贺拔胜的代表也前来接收，可惜晚了一步。虽同为武川人，独孤信与宇文泰却隐隐约约存有嫌隙，大概就是从争夺贺拔军团控制权始。大统五年独孤信在陇右最高军政长官念贤去世后继任，在陇右足足干了11年，期间除了率陇右兵马会战河桥、邙山以及大统十六年（550年）伐北齐，其他时间一直被摁在秦州刺史任上，独孤信曾两次上书请求返回长安都被宇文泰拒绝，可以说他与中央关系之微妙是六大柱国中仅有的。独孤信的军事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在他治下，河西走廊此起彼伏的异己势力被渐渐削平，陇右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局面。独孤信在大统十四年晋升为柱国。

赵贵是武川镇出身，从祖父一辈便在武川定居，与宇文泰家世旧交。六镇之乱，赵贵被义军裏挟，后来辗转经尔朱氏到贺拔岳帐下。侯莫陈悦刺杀贺拔岳后，在诸将纷纷不知所以的时候，赵贵第一个提出迎宇文泰为军主，这个建议奠定了他在宇文泰集团绝对稳固的地位。赵贵虽常年在军中，但似乎野战争锋并非所长，在河桥、邙山两场规模宏大的战役中他作为一军主将都有失利的记录。后来颍川之战他总戎救援，也没能发挥出应有作用。即使在个人武勇方面，他也不如侯莫陈崇、李弼、独孤信等人敢于临阵单骑格杀。由此可见，赵贵的柱国更多是由政治地位所致。赵贵授柱国应当在大统十五年之后。

李虎同为武川人，他的祖上是西凉李氏王族，北魏统一北方后李氏祖先慢慢迁移到武川。六镇起义后李虎成为贺拔岳的部将，赵贵等将军迎宇文泰为主，李虎不同意，便脱身南走找贺拔胜来统领贺拔岳余众，返归关中时被高欢的军队俘虏送给孝武帝，孝武帝便让李虎回关中联络宇文泰。可见宇文泰与李虎也有一定隔阂。其后李虎在西魏所做贡献并不十分显赫，谋不如于谨，武不如李弼，为政又不如独孤信，能够升作柱国，大抵一方面是资格老，另一方面是统领了一些部众，在武川军团起家时是大股东。《周书》《北史》均把他列在诸柱国之首，只是因为李唐皇室祖先的缘故。

侯莫陈崇也是武川人，原为贺拔岳部将，与赵贵同谋迎宇文泰为军主。侯莫陈崇是一位勇猛的战将，随贺拔岳平定关中之乱时，他单骑出马在阵上生擒贼首万俟丑奴。在平定陇右诸郡、小关之战、沙苑之战、河桥之战中立下大功。这位勇猛的将军谋略不足，城府也不深，后来被宇文护逼死也是为此。大统十五年晋升柱国后一直排位在柱国最末。

这六位柱国与宇文泰资格相当，年岁相仿，加之各自在长期征战中都有部曲，在西魏北周政权中各拥有一系势力。西魏草创之时，六大柱国与宇文泰同心协力共御外敌，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的部将、子孙后来也遍布朝野，或带兵作战，或执掌大权，或与宇文氏结为秦晋之好，八柱国的威名因之延及唐初。

十二大将军方面。元魏宗室共有3人，元赞、元育、元廓，元廓后来即位为西魏恭帝。这三人实际并不领兵。另外9人分别是侯莫陈顺、宇文导、达奚武、杨忠、王雄、李远、贺兰祥、宇文贵、豆卢宁。

达奚武善骑射，有勇力，统军作战经验丰富，参与了西魏历次大战，父子两代经常担负华州、玉壁、原州等军事重镇的守将，足见朝廷之信任。大统十七年他独领一军南征汉中并夺取之，立下大功，成为十二大将军序列中为数不多的为国家扩大版图的一位。

杨忠以勇力闻名，由于最初在独孤信麾下，并有过3年在梁朝的俘虏生涯，故而在西魏军中起点较低。其人富于勇力，以力能挟虎拔舌而闻名。由于能征善战，杨忠后来居上，立下攻取随陆二郡的大功。到武帝时代，已经与达奚武并驾齐驱，为他儿子杨坚日后的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雄亦是勇将，单独领军拿下梁朝的安康、上庸诸郡。但不幸的是，这位将军暮年英雄不再，在宇文护大举围攻洛阳之战中，被北齐名将斛律光一箭射死，成为十二大将军唯一一位命丧敌军之手的。

李远是原州李氏三兄弟的老二，是陇右豪强的代表。原州李氏与宇文氏关系亲密，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五子宇文宪因为戎马倥偬无法照顾，都寄养在李贤家中。李氏三兄弟长期执掌原州刺史，直到李远的儿子李植参与北周明帝企图杀宇文护的密谋，李远被赐死，李氏一族的待遇才稍稍降低。

宇文导是宇文泰长兄的长子，在宇文氏皇族中年龄较长（生于511年，比宇文泰小6岁）。由于宇文氏宗族人丁不旺，宇文导深受宇文泰顾托，常年担负禁卫军统领要职，宇文泰凡是率军出征，他便担负留守任务。独孤信调离陇右后，他继任为秦州刺史，镇守陇右，在十二大将军这一层次是宇文氏的唯一代表。

贺兰祥是宇文泰外甥，资历稍浅。豆卢宁、侯莫陈顺立功不著。宇文贵与宇文泰本非同宗，因为作战勇敢被授大将军，其子宇文恺以善于营建著称于隋朝。

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为代表的西魏将领群，相比东魏北齐的将领群，有很多优秀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谋略水平普遍较高。东魏能够独当一面的帅才，前期以侯景、斛律金为主，后期以段韶、斛律光、高长恭为主，特别是后面三个让北周吃了不少苦头。但这五人在东西对峙的大格局中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反而在数十年你攻我杀中让西魏北周慢慢蚕食了不少领土。北齐武成帝、后主连续两代君主无能固然占一定比重，但疆场搏杀却是将军们的事，疆土的丢失，大半责任是要归到将军们的头上的。西魏前有于谨、独孤信、李弼、达奚武、杨忠、王思政等人，后有韦孝宽、宇文宪、尉迟迥、王轨、宇文神举等人，这些将帅虽不像侯景、斛律光这样名声在外，在单独对阵时或有不及，但是他们能普遍着眼于三国对峙的大形势，做出合理的判断并协助宇文泰完成一个一个具体的战役行动。像独孤信统辖陇右，于谨平江陵之策，王思政的堡垒战术和取河南之议，韦孝宽的平齐策，有的或许因为时势问题没有成行，但大多数都体现了将帅们对形势的清晰判断。同时西魏北周将帅们很多都有单独领军占领敌国大片领土的记录。对东魏北齐来说，同样是南方内乱，同样是派兵出征，仅仅取得淮南有限的土地，而且还被稳定下来的南朝打了个反击一举收复。北周一个王轨就能活捉南陈最强将军吴明彻，基本上消灭南陈主力，这其中的差别，真不可以道里记。扎实务实地开疆拓土，这才是将军们的最大作用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柱国、大将军套军职系统，在西魏禅代前后开始慢慢向勋官转化。李虎在大统十七年去世后，他的柱国之位准备授给功勋卓著的大将军达奚武，但达奚武看出宇文泰要逐步收回军权的考虑，把柱国之位让给元子孝，元子孝是元魏宗室，究竟这个柱国大将军给了谁无法考证，但可以看出李虎的这一系军力当是收归了宇文泰。周闵帝即位后，达奚武、宇文贵、贺兰祥、李远、豆卢宁以及原非大将军的宇文毓（宇文泰长子）、尉迟迥（宇文泰外甥）纷纷授柱国之位，宇文毓、尉迟迥显然并非领军将军，大约从此时起柱国、大将军就正式成为官号而非实职了。这也是后世称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何专指宇文泰、达奚武等人的原因之一。

四、乡兵中央化

乡兵的含义包括了家兵、宗族兵以及地方豪强兵，南北朝时乡兵之泛滥走向巅峰，对峙的三国均有乡兵。前节所说，东魏境内有高乾、卢伟等，西魏境内则是韦孝宽、司马裔、薛端、魏玄等，南梁的豪强如陈宝应、留异、陈霸先、王琳、鲁广达等，他们大多是掌握大量土地的某地豪强，有的还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依靠其宗族的力量和强劲的经济支撑，招纳饥民编成自家部曲，和平时期用以控制宗族、威慑一方、保卫自己的财产，战争时期便聚坞自保，与乱军对抗。

东魏剪除豪强武装的动作早就开始，兹不多述。南朝对地方武装的打击要到梁陈鼎革之际才展开。西魏在整合府兵的同时，也开始对乡兵这一影响政权稳定的社会顽疾开刀。着眼整个三国，东魏的整治行动以阴谋为基调，南朝——主要是南陈——以武力打击为基调，手段都比较单一，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反映出两国统治集团对乡兵问题的重视程度不高。唯有西魏是从政治、军事和经济多方面一齐动手，使得乡兵迅速融入国家军队，虽然在形态上没有整治彻底，但过程之顺、代价之小、对军队战斗力贡献之大，都是三国所仅有的。

西魏北周期间的地方豪强是乡兵构成的基础。如前所述，这些豪强乡兵在两国对峙中间地带，对占领和巩固当地乡土具有重要作用。他们的政治导向并不明显，属于典型的朝秦暮楚，东魏强则归东魏，西魏强则归西魏。没有战事的年代，各地豪强之间也会爆发火并，例如洛州大姓泉企和杜窟，两家各聚乡兵，洛州人慑于泉氏的强大势力，都倒向泉氏。两家的斗争最终在小关之战时演变为各为其主的战争，杜氏成为带路党，泉氏则在被敌国重创之后变为西魏的中央军。

大统九年（543年）征关陇豪右从军，这道命令的主要作用是把一部分拥有强大部曲的豪强纳入军队系统，任他们以官职，以他们为旗号，招抚流民编入军队。例如温县豪强司马裔，大统九年（543年）左右，他被任命为河内郡太守，这时河内郡还是东魏的领土，司马裔的任职最大意义是招揽河内郡归附的4000户流民。洛阳附近的豪强魏玄、韩雄、陈忻都在大统九年后不久的时间内晋升军职，然后被安置在边境任职，客观上起到了边招诱河南义众、边镇抚边境的作用。

但专任豪强统本州也只是权宜之计，更多时候西魏政府不愿让豪强坐镇本州，否则统一收回乡兵控制权便成了虚文。大统十二年（546年）凉州（今甘肃武威）刺史宇文仲和叛乱，瓜州（今甘肃敦煌）豪强令狐整率兵帮助独孤信平叛，战事结束后，瓜州民众一致推荐令狐整作刺史，令狐整出于尊重中央的考虑，上书请求别派他人，结果宇文泰立即另派朝廷官员镇抚凉州、瓜州。宇文泰任命中央官员的背景是独孤信已讨平陇右，中央有足够的军力控制这一地区，再派豪强任本州刺史殊无必要。令狐整从中也认识到朝廷控制乡兵的企图，遂顺坡下驴率本族部曲2000人到长安，请求编入中央府兵行列。宇文泰没有谦让，直接剥夺了令狐整的统兵权，此后令狐整长年任文职，再也没有与瓜州有任何瓜葛。这些迹象表明，西魏整治豪强乡兵充分考虑到各地的实际，在一定限度上保留了豪强对部曲的连续性控制，并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之成为府兵的补充。同时对已经水到渠成的州郡，则毫不留情地予以分解整编，基本上使豪强脱离本乡，使之无法再形成割据一方的力量。

豪强控制本族部曲依赖的是自己的钱粮，西魏在收豪强之兵时一同把乡兵的供给保障都纳入了府兵系统。京兆蓝田豪强王悦最初起兵时，还动不动自掏腰包杀牛犒劳战士。到大统十四年（548年）时，王悦率兵参加随陆战役，本部节约出的粮草拿出给大军使用，这已是确凿无疑的统一后勤供应模式了。豪强离开本土，不再具有以钱粮供养部队的条件，府兵系统的供应机制进行对接，这有效确保了乡兵能够平稳适应管辖权的接替，不会发生较大的乱子。纵观西魏整合乡兵纳入府兵系统的过程，并没有发生东魏高氏兄弟相继死亡时其他豪强不安而致叛乱的情况，足见西魏政策很接地气。

总之，北周能够转弱为强灭掉北齐，固然是多方面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军队是强弱转化中最关键的一个，其中尤以府兵制对军队战斗力贡献最大。这种兵制在北魏时代便已有萌芽，但只在西魏北周结出硕果，东魏北齐则没有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总结出有效的兵制，从中也可看出两个统治集团在政治眼界上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