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

元朝被推翻后，一部分残余势力逃往漠北，历史上称作“北元”。后来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和分裂，北元瓦解，分成鞑靼和瓦剌等部。到了15世纪中叶，瓦剌部在其首领脱欢、也先的统领下逐渐强盛起来，并统一了蒙古各部，控制地域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逼大明疆土，成为明王朝北方的劲敌。

这时候，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宦官王振专权，政治黑暗，贪污成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农民大量流亡。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萧条，导致了明朝军事力量的不断削弱，北部防线逐渐南移。也先看到明朝边境防御日渐空虚，就不断派兵南下袭扰，并乘势步步进逼，把自己的疆域逐步向南扩展。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瓦剌派使者向明朝贡马，谎报朝贡人数，企图多领赏品，王振由此下令削减马价，双方引起纠纷。也先早就想发兵南下，于是便抓住这次机会，以明廷侮辱贡使、削减马价为借口，纠集大军进犯大同，并分兵向辽东、宣府、甘肃等地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边报传至朝廷，王振不顾众臣的劝阻，竭力怂恿年轻的明英宗御驾亲征，打算借皇帝亲征之名，吓退瓦剌军队，也趁机抬高自己的声望。明英宗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在王振的挟持下决定出征。

八月十四日，明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遭到瓦剌军的堵截包围。翌日，瓦剌军佯退，王振下令移营就水，阵势大乱。瓦剌骑兵乘机进攻，明军仓猝应战，将士伤亡过半。英宗被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土木堡惨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群臣相对而泣，上下一片惊慌。十七日，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接到英宗派人送来的密信，信中要求多送金帛赎回自己。皇太后急忙命人搜索宫中珍宝，装了八车送往瓦剌，结果毫无回音。皇太后没有办法，只好命郧王朱祁钰（英宗弟）代理朝政，召集众臣商议战守对策。

朝议中，翰林侍讲徐理说：“我观验星象，看出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解救国难。”徐理话一出口，立即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兵部侍郎于谦站出来，义正辞严地斥责道：“倡议南迁的人，该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宋朝南渡的教训难道大家忘了么？现在应立刻调集勤王之兵，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意见得到了皇太后、邮王以及多数朝臣的支持。于是，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部署保卫北京的事宜。

这时，北京城内疲兵羸马不足十万，政局动荡，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于谦受命于危难之秋，针对这种形势，决定先从稳定政局入手。

一天，郧王临朝理事，众臣哭诉王振的罪行，纷纷提出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的要求，朱祁钰迟疑不敢答复。王振的党羽马顺上前喝斥，激起众怒，被群臣一拥而上当场打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宦官毛贵、王长。又有人乘势捉住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王山，一时群情激愤，朝班大乱。王吓得六神无主，正要退避。于谦挺身而出，上前拉住王，劝他当众宣布马顺等人当死，百官无罪，这才将混乱的局面安定下来。接着王下令处斩王山，诛王振党羽及全族。朝中的宦党势力受到打击，人心渐渐趋于稳定。

内患既除，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王监国摄政，遇大事总不敢决断，这对明王朝的战守非常不利。于谦等文武大臣多次劝谏，说服了皇太后和王，拥立王即位称帝，统一朝政号令，从而扭转了动乱的局面。同时，这也从政治上打击了也先，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诡计不能得逞。

稳定了政局，于谦又从各地选拔出有才干的将领，组成抗战的指挥集团，开始着手调兵筹饷，整军备战。于谦等人首先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紧急集中北京，又派人到京畿、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兵士，速成训练，以备调遣；将通州（今北京通县）可供京师一年之用的数百万石粮米运入北京，加强了后勤实力。接着于谦组织军民加固城墙，并疏散城外周围居民，加大防御纵深；又命工部赶造兵器战车，同时将南京库存的军用物资赶运来京；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丢弃的盔甲兵器，以充实战备。经过这些措施实施，短时间内就组织起22万兵强马壮的守卫大军，明军的守城实力迅速得到了加强。

十月，也先率瓦剌军分三路大举攻明。东路两万人马取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作为牵制力量；中路五万人马，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由也先自率十万主力，挟持明英宗，经大同进攻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企图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分进合击，一举夺占北京。也先由熟知紫荆关设防部署的被俘太监喜宁引导，率军偷越山岭，内外夹击，攻克了紫荆关。此后，又挥师南下，经易州（今河北易县）北上直逼北京。

于谦得到瓦剌入侵的战报后，立即奏请景帝朱祁钰，急调各地宗室的部队进京勤王，以配合北京守军夹击瓦剌军。接着于谦召集抗战指挥集团，商讨作战方略。

针对敌人的来势，兵马司提出，拆毁城门外民房，实行坚壁清野，以利于战守。都督王通发表意见说：发动军民在城外挖深壕，前筑工事据守。总兵石亨则主张军队全部撤入城内，尽闭九座城门，坚壁死守。众将领虽然意见不尽一致，但都认为瓦剌军来势凶猛，应先避敌锋芒，以守为主。于谦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不应该消极防御，他向众将领陈述了自己的主张：“瓦剌现在气势嚣张，据守不战则表示我们害怕他们，这就会更加助长敌人的气焰。我们不能示弱，让他们轻视我们。我认为应该列阵于城外，用冲锋来迎战他们。”众人听后，也觉得拒敌于城外更为主动，都同意了于谦的主张。最后，于谦同众将领协商制定了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相互配合的作战部署。土木堡城门于谦随即将调集的二十二万军队依城列阵于九门之外，都督陶瑾、刘聚等将领分别统兵列阵于安定门、西直门等城门下，于谦则同石亨指挥诸军，并亲率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在德胜门外，挡住瓦剌军的来路。同时派都督王通、副都御史杨善率一部分兵力防守城内。

布置完毕，于谦下令闭门誓师，宣布任何人即使战败也不得退入城内。并规定，将领临阵不顾军队先退的，斩首；军士不听将领指挥先退的，后队斩前队。于谦躬擐甲胄，身先士卒，眼噙泪花，号召守城三军：“要用我们的头颅与热血，来雪皇帝被俘的奇耻大恨！”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主力逼近北京。也先命军队列阵于西直门，而把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想要迫使明廷献城投降。于谦不为所动，决定先发制敌，打一打也先的气焰，于是命令都督高礼、毛福寿率军出击，在彰义门（今广安门西十余里）北，打败了瓦剌军先锋，斩杀数百人，夺回被俘者千余人。这天晚上，于谦又派薛斌率军潜入瓦剌军营，偷袭成功。瓦剌军受此两挫，士气大为折损。

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没想到北京守军于谦像阵严气盛，战斗力这么强，开始感到有点惊恐。也先料想如果继续打下去，恐怕于己不利，便采纳了降阉喜宁的计策，遣使入城，邀明廷派大臣“迎驾”议和，妄图诱于谦、石亨等人前来，将其扣留，使明军失去指挥，不战自溃。于谦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但为了揭穿也先的诡计，掌握主动，遂派赵荣、王复前往谈判，同时，于谦下令守城将士不得谈论议和之事。

也先见于谦、石亨等重要将领未到，就借口来使官小，不与谈判，要明廷派于谦、石亨、王直等人前来。这时朝中主和派又乘机大倡和议之策，景帝一时难以决断，就派人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坚定地回答：“现在我只知道有战事，其他事一概不愿听到。”并劝景帝说：“当前应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于谦的一番话，坚定了景帝抗战的决心，粉碎了也先的阴谋。

十三日，也先撕下了议和的伪装，集中主力向德胜门发动进攻。于谦令石亨在城外民房设置伏兵，派小队精骑主动迎击，交战后佯装败退，诱敌进入设伏地域。也先果然中计，率万名骑兵紧追不舍。范广出其不意，指挥“神机营”突然发射神铳、火箭，打得瓦剌军晕头转向。石亨乘机率伏兵投入战斗，前后夹攻，瓦剌军死伤无数。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弟弟勃罗和平章卯那孩也中炮身亡。也先这时才发现明军主力就在德胜门，于是急忙撤军，集中力量转攻西直门。

都督孙镗率西直门部队迎击瓦剌军，杀败了瓦剌军先锋。但也先不断增兵，孙镗力战不支，想退入城中。负责监军西门的给事中程信严令不许开城门，让城上守军发射火器轰击瓦剌军，配合孙镗守军战斗。这时高礼、毛福寿和石亨率援兵从彰义门、德胜门赶到，会合孙镗三面围攻瓦剌军。瓦剌军抵挡不住，在也先的率领下仓皇向西南方向退去。

十四日，也先整顿兵马，再次进攻彰义门，于谦派武兴、王敬率军迎战。明军前队以神铳轰击，后队列弓弩继进，将瓦剌军击退。这时，景帝所派的监军太监率数百骑企图抢前争功，冲乱了明军的阵势，副总兵武兴中箭牺牲。瓦剌军乘势反击，追至土城（在德胜门外）。在此危急时刻，土城居民纷纷爬上屋顶，大声呼喊，向瓦剌军投掷砖石，配合明军打击瓦剌军。佥都御史王弦和都督毛福寿又率援军赶到，再次打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此时，进攻居庸关的五万瓦剌军也遭到守关明军的顽强抵抗，被迫撤退。也先见北京城防守严密，屡战不利，手中的英宗又失去了要挟作用，在得到中路军兵败居庸关的消息后，又获悉各地勤王军即将到达，他害怕后路被切断，于十五日夜间偷偷拔营撤走。于谦发现也先撤军，立即派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并急令明军乘胜追击，又在固安（今河北固安）、霸州（今河北霸县）歼灭瓦剌军万余人，擒获其将领四十八个，夺回被掳人口、牲畜数以万计。至此，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瓦剌败退后，于谦继续加强北方边镇的防务。也先几次出兵南犯，都被击退。在武战不胜、求和不成的情况下，瓦剌被迫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无条件释放英宗回朝，恢复了对明朝的臣属关系。其后，瓦剌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势力渐渐衰败下去，明朝北方边境的威胁才得以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