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痴”皇帝——顺治出家之谜

福临亲政之初，励精图治，常与儒臣探讨治国之道，对佛道并不崇信，由于汤若望的影响，曾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但终没有达到入教受洗的地步，甚至因此还对佛教颇有微词。但顺治十四年以后，他对佛教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最后达到笃信佛说、欲脱俗、遁入空门的程度，福临接触的几位禅师对他的思想信念、归皈佛法，产生了举足重轻的作用。

达赖见顺治帝

第一位被福临召见的佛学大师是憨璞性聪。他是福建延平人，18岁为僧，是佛教老僧。顺治十三年五月，入京住持城南海会寺。十四年初福临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召见憨璞性聪，憨璞性聪不仅有佛家弟子的聪慧，更是人情世故的老手。他的妙言让福临对佛法颇感兴趣。十月初四日又召其入禁中，在万能善殿召对。他说福临是金轮法王转世，因此对佛法，不用坐禅也可以明白，不用修行也可以达到一定的境界。这让福临大为高兴，对他说的“转世”之说颇感兴趣。憨璞性聪因此被宠信，被敕封为“明觉禅师”，后来常被召见，供福临询问，而且被认为是南方高僧。人总是在落魄的时候寻找一种寄托，此时福临的改革遇到了包括母亲在内的所有人的反对，政治的失意让他对佛家理论倍感兴趣。而恰在此时出现的憨璞性聪开启了他的佛家之门。

第二位对福临影响最大的是高僧玉琳秀。玉琳秀，江南蓉城人，悟道甚早，23岁便做了湖州报恩寺住持，声名远扬。顺治十六年二月入京，玉琳秀施展其才能向福临讲述高深禅理，使皇上心悦诚服。福临在与他谈话中，福临曾心生倦意，对他说：“金钱财富，妻子儿女，是人生最难以放弃的。我是一国之君，对财富本就不太在意，而妻子儿女，如同风卷云散，也没有什么太在意的。我只是放不下我的母亲。我也想像老和尚一样了却尘世。”一席话，听的玉琳秀是目瞪口呆。诱拐皇帝出家这是多大的罪呀，他连忙阻止。但顺治心意已决，他要拜入玉琳秀门下，在为自己起法名时说：“要丑些字样。”玉琳秀拟十余字进览，最后确定法名为“行痴”，号痴道人，称为佛家禅宗龙池派的第五代弟子。顺治赐玉琳秀“大觉禅师”称号。不久，又晋升他为“大觉普济禅师”。

临济宗的知名和尚木陈也深得福临宠爱。顺治十六年应召入京，与福临论及佛门法道、古今人物、八股时文、词赋书画，深深打动了福临，木陈向福临讲述明代的崇祯帝，由于受天主教的影响，不信仰佛教，竟下令将宫内全部佛像用绳子拽出宫外，结果遭到了报应，不仅失掉了国家，他自己也吊死在煤山树上。福临听罢，沉吟良久，深受触动，对他们说：“在我的宫内，绝不会发生此事。”木陈将他师傅密云园悟撰写的批判天主教文章——《辩天三说》呈皇上。福临读过后，对木陈说：“我看过了先师的《辩天三说》，感觉很好，道理讲得很透彻，无余可臻矣。文字亦排山倒海，遮障不得，使人读之，胸怀豁然，这本书写得很好，句句真言。我看了以后，也想与天主教辩论一番。”遂命阁臣冯铨为《辩天三说》作序，并下令将其刊刻印发全国，“使天下人民不为左道所惑”。只是由于福临很快病逝，这一反对天主教的文件才未得颁行全国。

福临赐给木陈“弘觉禅师”的称号，还赏赐给他法衣、字画、佛像等物品，顺治十七年四月，南苑德寿寺落成，福临花费黄金五百多两在玄灵宫宴请木陈，一个月后，木陈要南归了，福临亲自到北苑门为其送行，赠送御书“敬佛”条幅和山水、蒲桃画各一幅。木陈南归之后不足半年，顺治就两次派官前去探问。木陈南归前，福临依恋不舍，要他留下来两名弟子，早晚说话，最后留下旅庵本月和山晓本皙二人，住居京师善果寺。

玉琳秀的大弟子茚溪森陪伴福临时间最长，茚溪森是广东博罗人，官宦子弟。他与福临特别有默契，甚得宠爱。福临亲笔书写“敕赐圆照禅寺”匾额，命杭州织造恭悬于昔日茚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县龙溪阉，从此以后此庵名为“圆照禅寺”。福临晚年笃信佛教，当最宠爱的董鄂妃病死后，他极度哀伤，开始厌恶这个世界，更加崇敬佛教，以求精神上的解脱。他曾经产生抛弃皇位、超脱红尘、遁入空门的思想，并让茚溪森为他剃发，当了八天的和尚。只是在孝庄太后的极力阻拦和玉琳秀的开导下，他才又回来了。

民间对福临出家的传说流传很广。据传福临到五台山出家为僧，清廷是为了掩人耳目，宣布福临病逝而玄烨登基。玄烨即位后多次去五台山。第四次是得知福临病逝的消息后，到五台山护送福临遗体于孝陵。虽然这是野史民间闲谈，但福临对佛家的信奉是毋庸置疑的。他曾说：“我本西方一纳子，何故落入帝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