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汗

＞＞时间：630～649

唐太宗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将各部族人民放在与汉人同等的地位上加以对待，并不因语言或者习俗上的差异而厚此薄彼。有容乃大的李唐王朝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迅速迈上了强盛的道路。

唐王朝建立初期，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突厥汗国的威胁，犹如一把利刃高悬在唐太宗李世民治下大唐帝国的头上，铮铮铁蹄随时都有可能席卷而来，将战乱之后难得的平和与安逸拦腰截断。同时，如何处理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来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太宗君臣所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

东突厥的败亡

贞观元年（627），趁着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立足未稳，东突厥汗国的颉利可汗亲率十万大军南下，直逼渭水河畔，驻扎于便桥之北，意图夺取李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唐太宗闻讯，召集留守的禁军，出城与突厥人在渭水相拒。唐太宗本人身先士卒，带领大臣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直抵阵前，以示必战的决心。

正在营中谋划军事的颉利可汗听说唐朝天子亲自前来，也上马出营来到河边。唐太宗隔着河水指责颉利可汗违背了双方曾经立下的盟约，是为不义之举。而后唐军主力陆续抵达渭水，军容整肃而旌旗蔽野，颉利可汗见状面有惧色。唐太宗让军队退后结阵，并邀颉利可汗单独谈话。于是双方就在便桥之上宰杀白马、歃血为盟。唐太宗答应赠给颉利可汗金帛，而颉利可汗也再度立誓不再进犯中原。随后，双方各自退兵，一场危机就此瓦解。

唐太宗书温泉铭

“白马之盟”为唐朝赢得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唐太宗在致力于巩固政权、恢复生产的同时，也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对突厥各部加以分化和拉拢。当时突厥地区因连年霜雪天灾致使牲畜大量死亡，颉利可汗却对属下各部横征暴敛，一时间众叛亲离、国力衰微。得知这一情况，朝廷上下认为征伐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贞观三年（629）冬，太宗调集兵部尚书李靖、并州都督李勣、华州刺史柴绍等人，以十余万的兵力，由李靖统一指挥，分道举兵北上。

王子乔吹笙引凤镜·唐

第二年正月，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出发，夜袭定襄（今山西定襄），大破突厥。得知唐军远来的颉利可汗大惊失色，对部下们说：“唐军如果不是倾国而来，李靖又怎么敢孤军深入呢？”慌忙将自己的牙帐北迁。李靖乘胜追击、连战连捷，最终于阴山一役粉碎了颉利可汗的抵抗，将唐朝的疆域拓展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从而彻底解除了北方边境最大的安全隐患。

彩绘骑马武士木俑·唐

高昌王族张雄（584～633）墓随葬大量木俑。张雄是高昌左衙大将军，兼兵部要职，死后葬仪隆重。这组骑马武士木俑是他的部分仪仗队。木俑制作均分段雕刻出人物的上身、下身（与马的躯体连在一起）及马首、四肢，胶合成型。接缝处粘贴纸条，最后通体施以彩绘。

夷狄之臣

唐军大败颉利可汗后，为了决定如何安置投降和俘虏的突厥部族，一时间唐廷的朝堂之上争论不休。大臣魏徵以为，突厥既然是戎狄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果尽数接纳的话，将来必然会酿成大祸，不如统统驱逐出境以绝后患。这一提议也与大多数朝臣们的意见相同。

但御史大夫温彦博劝谏唐太宗说，真正的王道是应该对天下之人一视同仁，一如孔子所说过的“有教无类”；更何况突厥人在国破之时前来投奔，我们更应该挽救其于危难之中，“授以生业，教之礼义”，这样一来他们自然也会成为大唐的子民，又怎么会有后患呢？

唐太宗听从了温彦博的建议，将这些突厥部族迁到朔方一带，并且保全突厥原有的部落及其风俗习惯，仍由酋长们治理突厥子民。于是内迁的突厥各部纷纷得到安抚，一些突厥人还住进了长安城中，京城里蕃汉杂居，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至于仍旧居住在突厥故地的部落们，唐太宗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不但保留其酋长，并且免除其向中央政府交纳赋税的义务，只是在其州府之上设立都护府，委派官员代表中央行使职权，处理边防及民族之间的事务。这一政策后来也被沿用到其他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对稳定国家边境、促进民族融合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据史料记载，贞观三年（629）从塞外返回中原的汉族人民及内迁的少数民族，便达到了百万之巨。

同时，唐太宗还大量起用突厥和各少数民族的贵族为官。仅朝中的武将而言，五品以上的突厥武官便有一百余人，几乎占到总数的一半。他们不仅享有与汉人官员和将领相同的待遇，并且只要做出政绩、立下战功，也会得到应有的封赏，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出身而有所区别。就连一度与唐朝兵戎相见的颉利可汗本人，在数年后被擒往长安城面见唐太宗时，也受到相当程度的礼遇，官至右卫大将军，死后还得以风光大葬，其爵位也由儿子世袭——这些突厥将领们在唐太宗巩固边疆的进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四夷共主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大大提升了唐朝政府在各个少数民族之中的威望。贞观四年（630）三月，内属唐朝的四夷君长们进入长安城朝拜唐太宗，想要尊太宗为“天可汗”，意即天下各族人民的共同君主。唐太宗闻言后问他们说：“我已经是大唐的天子，还要肩负起可汗的职责吗？”四夷君长和文武大臣们都山呼万岁，要求太宗答应。从此在唐太宗发往各族的文书中，都盖有“天可汗”印玺。

紧接着，唐太宗又主动采用和亲政策，以巩固中央政府与各地方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之间的联系。太宗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由于其独特的风俗，权力往往为后妃们所操纵，如果嫁过去一个公主，那么生下的孩子就是唐朝皇帝的外孙，不会出兵侵袭唐朝，至少可以保得30年的平安。因此，当突厥薛延陀部的首领真珠可汗前来求婚的时候，太宗对大臣房玄龄说：“我是百姓的父母，凡事只要对百姓有利，就不能爱惜一个女儿。”就将自己的一位公主下嫁到了薛延陀部。

唐安西都护府、西州都督府、高昌、天山、蒲昌、柳中等地方官印印模

和亲政策在唐太宗执政时期坚持不懈地施行了下去，许多部族都与大唐天子成为了姻亲。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文成公主嫁给年轻有为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得到文成公主带来的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等技术的吐蕃王国日渐强盛，松赞干布也对此感恩戴德。

《资治通鉴》中有关唐太宗对突厥战略的记载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李世民在含风殿逝世，时年53岁。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各族在朝廷为官的贵族和前来朝贡的使者们悲恸万分，以剪去自己头发甚至于划破面孔、割掉耳朵等各种方式表达对太宗的思念之情；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阿史那社尔等更是从驻地赶回长安，请求杀身殉葬；松赞干布也上书对继任者高宗李治说：“先皇刚刚驾崩，天子新立，臣子们如果有不忠的，我将率兵赴难，为您铲除这些恶党。”这无一不证明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仅成功，在当时为各族人民所称颂，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帝王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安西都护府前治所交河（今新疆吐鲁番）故城遗址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