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作品）

《孙子兵法》，孙武撰。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人，生卒年月未见史载，约与孔丘同时期。他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并改姓陈为田。田完的五世孙、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今山东惠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来，因齐国政局动荡不安，孙武由齐国到了吴国。经伍子胥引荐，以自著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庐，得到吴王的重用，任为将军，帮助吴王经国治军，“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吴列传》）《孙子兵法》竹简《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宋代朝廷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它系由孙武草创，后经其门弟子整理而成，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原书十三篇。《孙子兵法》在战国末期和汉初已很流行，当时流行的就是“十三篇”文本，“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吴列传》）到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定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根据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发掘出的竹简《孙子兵法》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西汉墓发掘出的木简《孙子兵法》佚文，以及流传至今的《史记·孙吴列传》，均有“十三篇”的记载，说明“十三篇”是《孙子兵法》的本文。“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和图九卷可能是后人附益的内容。东汉末年，曹操删去了附益的部分，专为“十三篇”作注，恢复了“十三篇”的本来面目，使“十三篇”得以完整地流传至今。其他六十九篇和图九卷先后佚失。但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和上孙家寨汉墓木简的《孙子》佚文以及散见在史书、类书中的《孙子》佚文看，《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也确实存世过，任宏、班固的著录是有根据的。

今存《孙子兵法》约五千九百字，共十三篇“孙子”石碑：第一《计篇》，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通过战略运筹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提出了“五事”“七计”、“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军事原则；第二《作战篇》，主要讨论物力、财力、人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和“因粮于敌”的原则；第三《谋攻篇》，主要论述“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第四《形篇》，主要论述战争必须具备客观物质力量即军事实力，中心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第五《势篇》，主要论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正确实行作战指挥问题，通过灵活地变换战术和正确地使用兵力，造成锐不可当的有利态势；第六《虚实篇》，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要“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因敌而制胜”，中心讲用“示形”欺骗敌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七《军争篇》，主要论述争取战场主动权的问题，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军事原则；第八《九变篇》，主要论述根据各种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的问题，提出了“必杂于利害”、“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第九《行军篇》，主要论述行军、宿营和作战的组织指挥及利用地形地物、侦察判断敌情的问题；第十《地形篇》，主要论述地形的种类与作战的关系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还提出了“视卒如爱子”的观点；第十一《九地篇》，主要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第十二《火攻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第十三《用间篇》，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各种间谍的使用方法，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孙子兵法》词约意丰，内容博大精深，揭不同版本的《孙子兵法》示了战争的一些一般规律。在军事哲理方面，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贯穿于全书始终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仍是科学真理；它重视人事，反对天命，不信鬼神；它含有弱生于强、强生于弱的矛盾转化思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的辩证分析的思想、“兵无常势”的发展变化思想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它重视战略谋划，反对轻易用兵，主张“慎战”、“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它把战略的内容归纳为“道、天、地、将、法”五个要素，并指出将帅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这五个战略要素，才能够打胜仗；它强调战术的灵活性，提出“兵无常势”，“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因敌而制胜”，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作战对象等而采取不同的打法；要“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在军队建设方面，非常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把具有“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个战略要素之一；主张文武兼施，刑赏并重，以法制原则治理军队等。当然，《孙子兵法》也存有糟粕，如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夹有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在历史观方面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等，都是应该进行批判的。

《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到日本，18世纪传清版《孙子兵法》书影到了欧洲，相继出现了法、英、德、俄等译本，目前世界各国大都有自己的译本。《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孙子兵法》饮誉千年，传抄翻刻者历代不断，自曹操开注《孙子》先河之后，更是注家蜂起，产生了众多的版本，有抄本、印本、纸本、竹简本、白文本、注解本、单行本、丛书本、汉文本、少数民族文本（如满文本、西夏文本）等。据现存有关书目粗略统计，中国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二百一十家，各种版本近四百种。

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汉初抄本，惜为残简，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校注、注释本，1976年出版释文本，战士出版社1976年翻印文物出版社1976年本。

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武经七书》本和南宋宁宗年间的《十一家注孙子》本。宋刊《武经七书》现藏日本静嘉堂。此本为白文本，版心有刻工姓名，书前钤宋“礼部图书”九叠篆朱文大长印，卷首钤“汪士钟印”，“郁松年印”，“泰峰”三印。国内通行的是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中华学艺社借照静嘉堂藏本胶片影印出版的《续古逸丛书》本。宋刊《十一家注孙子》存世有三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足本和一部残本。足本书尾有承德堂牌记，钤“钟溪鉴赏”、“岳飞之章”、“戎马书生”、“周暹”、“高山流水”五印。残本仅存卷下一册，钤“携李”、“项子京家珍藏”、“稽瑞楼”、“文瑞文勤两世手泽同和敬守”、“常熟翁同龠禾藏本”、“翁斌孙印”六印。上海图书馆藏本，卷首和卷尾钤“袁氏珍藏图书”、“袁坡”、“长安子孙”、“季振宜印”、“沧苇”、“昆山徐氏家藏”、“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八印。其中上卷、中卷和《孙子本传》共缺25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据此本影印和排印，并用北京图书馆藏本补全。

现存最早的《孙子》单注本是影宋本《魏武帝《孙子兵法》注孙子》，在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之内。此本书中避讳至“慎”字，原本当是南宋孝宗刊本。原本今不得见，摹本出自顾广圻（字千里）之手，酷像原本。此本当是宋元丰年间编辑《武经七书》时所收录的曹注《孙子》。

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本是西夏文本。今存仅有102页。台湾《书目季刊》第15卷第2期载有此本影印件。

宋以后，《孙子》的版本很多，但大体上都是从《武经七书》本、《十一家注孙子》本和《魏武帝注孙子》这三种版本演化而来，其中尤以《武经七书》本为最多。

现代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的首推郭化若将军，其代表作是《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校勘用功最勤的是杨炳安《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注解信达、准确见长的有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解说通俗而又深刻者有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吴子

《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吴起撰。吴起，战国时卫国（今山东曹县北）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吴起重名轻利，敢于改革，善于用兵，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兵法家。他初拜曾参为师，勤于学业，后因母死不归，被曾参所逐，遂弃儒学武，研读兵法，被任为鲁将，大破齐国。继任魏将，“击秦，拔五城”（《史记·孙吴列传》），屡立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以拒秦、韩。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被任为令尹（楚国最高的官职，掌军政大权），辅佐楚悼王进行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吴列传》）楚悼王死，吴起遂被旧贵族杀害。

《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宋以前没有人提出疑问，明清以后，学者以书中所载“四兽”和“笳笛”非战国时所有为由而断为西汉或六朝时人伪托之作。据考，战国时期已有“四兽”之说，军中已出现“笳笛”；战国末期《吴子》就已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书中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军事特点。所以，《吴子》不是伪书，当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军事思想的纪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

《吴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作《吴起兵法》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并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凡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均作三卷。今存本有的并为一卷、二卷，也有的分为三卷、六卷，但除“变化”作“应变”外，篇目与《读书志》著录的完全相同。可见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各书著录的一卷本和三卷本《吴子》即今存《吴子》。然只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四十八篇的一部分。

今本《吴子》约五千字，共六篇：《图国》主要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主张，论述经国治军“必须先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明耻教战，任贤使能，“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并对战争的起因和种类进行了初步探讨；《料敌》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敌方的优劣短长，论述了侦察敌情的要领及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敌手的作战方法；《治兵》主要论述训练、行军、宿营及保养军马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等著名观点；《论将》主要论述将帅在治国统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观察分析敌情优劣的要领。《应变》主要讲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论述了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等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和谷战、水战、车战、攻城战等作战要领；《励士》主要论述奖有功激无功，鼓舞部队士气。《曷鸟冠子吴注》书影《吴子》是“武经七书”之一，向与《孙子》（孙武兵法）并称，军事思想颇为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他强调首先搞好国内政治，“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达到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协调统一，才可对外用兵；同时又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要“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先戒为宝”。（2）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吴子》十分重视战争中各种事物的差别和变化，强调要侦察了解敌方军队素质、将帅特点、所占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掌握战场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并总结出了在何种情况下“击之勿疑”、“急击勿疑”，在何种情况下“避之勿疑”等带有规律性的战术原则。（3）“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兵“不在乎众”，“以治为胜”。要求把军队训练成“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的军队，要发挥士卒各自的特点，使其“乐战”、“善战”、“乐死”。要求将帅要有优良品德和深邃的谋略，具备“理、备、果、戒、约”五个条件，懂得用兵“四机”。强调“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以励士兵。（4）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吴子对战争的实质有了朴素的认识，他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五条：“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并认为战争具有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他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事物具有两重性，他在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民情和军队分析时，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强处，又看到了他们的短处、弱处。他认识到了战争事物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认识到事物会向其反面转化，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着未来的灾祸，“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初期的实战经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吴子》和《孙子》一样受到历代中外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唐初魏徵曾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治国安邦参考。与《孙子》一起在唐代被吉备真备带到日本，自此，《吴子》在日本传播开来，据笔者所知，日本研究《吴子》的有66家之多。1772年又被法国一位神父P·阿米奥翻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现在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被西方人士称为“箴言”和“无价的真理”，如美国海军上校柏特逊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大巨册，自足地写下了数量有限的箴言。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年。”（《中国古代兵书杂谈》150页）吴起像《吴子》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后世众多版本大都源于此本，并多以丛书本行世，除了宋刻、影宋刻、影宋抄、明刻、清刻《武经七书》本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本、明刘寅《武经直解》本、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吴子》的不多，比较重要的有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注释本、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吴子浅说》本和《武经七书注释》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