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西汉思想家）

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少治春秋公羊学，以天人三策得汉武帝赏识。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犹如一声春雷，惊醒汉朝统治者，为汉武帝推崇和推行。从此，儒学思想成为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正统思想。

董仲舒传记——

治春秋公羊学，教书育人

西汉文帝前元元年（前门年），董仲舒出生在河北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一个大地主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和公孙弘一起向儒士胡母生学习春秋公羊学。

相传，孔子经过一生的颠沛流离，怀才不遇，到了晚年，他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被统治者看好，就退而著述，根据鲁国历史删定而成《春秋》，文字隐约其辞，寓褒贬于字里行间，有的地方晦涩难懂。为了让后人读懂，有人为《春秋》作传，解释春秋，先后形成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派各成一体的传授体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排斥异己思想，愚昧百姓，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依李斯之言，焚书坑儒，烧掉了秦史官、法家、医药、农艺、卜筮以及国家所藏图书以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一切书籍，活埋了大批儒生。文化典籍毁于一旦，儒家思想受到一次沉重打击。然而，秦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压制诸子百家语。相反，欲禁不止，包括春秋三传在内的诸于百家语，通过师徒间日耳相传在民间学术界得以传承。到了汉朝初年，更加发扬光大。《公羊传》、《谷梁传》传习体系更完备，并在汉初著录成书，研习者众多。但是，当时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公羊传》、《谷梁传》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尚不足以取而代之。秦朝以法得国，故以法治国，横征暴敛，逐役不断，导致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最终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灭亡了秦朝。汉朝建立后，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烂摊子，甚至“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在政治上，异姓诸侯控制着大片土地和人口，北方匈奴又趁机南侵骚扰。无论是新建王朝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祥和、丰衣足食的环境，得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汉朝统治者总结了秦亡之教训，以黄老清静无为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儒生出身的叔孙通、陆贾为汉高祖刘邦制礼仪，规范了朝廷的尊卑等级秩序，令讨厌儒生的汉高祖刘邦对儒生刮目相看，井封他们为太常，主管朝廷礼仪。此后，汉朝的文化事业慢慢发展起来，学术空气较为自由。朝廷设置博士，研习各种学说，民间讲学活动也逐步恢复。至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汉朝废除了秦朝私藏诗书灭门的法令，诗书百家语得以公开传习。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开始了他的春秋公羊学的学习。他从小聪明好学，博览了先秦诸子著作后，与公孙弘一起拜胡母生为师，潜心学习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学习十分刻苦专心，三年都不曾到家里的园子看一看，甚至连他经常骑的马都不辨雌雄。他钻研经传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又杂揉了阴阳五行。神学方术，博学多闻，又专精一思，成为“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的大学者，“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汉传·董仲舒传》）的君子。

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受到人们的敬重。许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向他学习。汉景帝时，由于他的学识和声誉，和他的老师胡母生一起被置为博士，开始招收门徒，“下帷讲诵”（《史记·儒林列传》）。随着影响、声誉日益扩大，他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他在讲堂上挂上一幅帷幔，他在里边讲，学生在外边听。有时，听他的得意学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这样，有些人跟他学习了多年，却很少直接听他讲课，有些人甚至多年没跟他见过面。董仲舒广收学生，宣传儒家经典，客观上为汉朝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学生著名的有褚大，官做到梁相；吕步舒，官至长吏。其余当大夫、为郎等官职的有一百多人。

以天人三策走上仕途之路

汉初以“清静无为”为指导思想，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就收到了实效。生产迅速恢复，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集聚了大量财富，“都鄙凛痰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凖书》）。经济上的繁荣富裕，要求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同时边境上要抵御匈奴南侵。早在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不得不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诸侯为王，以换取他们的支持。这些异姓诸侯控制着西汉大部分国土，对朝廷怀有二心。刘邦建立政权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铲除了这些异姓请王的势力，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刘邦分封的同姓诸王，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的广大国土，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势力渐渐强大，窥伺皇权，对西汉朝廷构成了严重威胁，最终在景帝时发生了七国叛乱。叛乱被迅速平定，但加强中央集权成为西汉朝廷的首要问题。景帝开始采取措施，剥夺了诸侯王治理封国的权力，把封国的土地分封给皇子，诸侯王的势力被大大地削弱，西汉的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待汉武帝即位，是继续推行黄老的清静无为，还是有所作为呢？年轻的汉武帝面临着选择。他选择了后者。他要内求统一，外攘夷狄，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首先，他要把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要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同时要继续消除诸侯王力量过大这个内忧，匈奴侵扰这个外患，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这样，汉初以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黄老无为思想就成为汉武帝欲有所作为的障碍，为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他的远大抱负，他必须寻求合于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他从小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正合他的胃口，他要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所以，他迫切需要网罗一批人才。于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等各级官僚，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的读书人，到朝廷做官。同时，又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提建议，发议论。汉武帝任用了一批儒生，以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大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接着，他又接受卫络建议，黜退治刑名、习纵横之人，置五经博士，提高儒家经书的地位。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和对儒生的优待，引起了崇尚黄老思想、不好儒术的窦太后的极端不满，发誓要杀死这些迷惑皇帝的儒生。终于，她找了一个借口，把赵绾、王臧打入监狱，窦婴、田给被免职。在窦太后的淫威下，汉武帝只好忍气吞声。不久，窦太后就病死了，汉武帝失去了推行儒家思想的障碍，没有了在政治上掣肘的人。他一改汉初黄老治国的传统，毫无顾忌地推行自己的大政方针，大批重用儒士，重新启用田呼为丞相。虽然，汉武帝为了自己“有为”的政治需要，极力扶持儒家而打击其他各家，尤其是道家，但汉武帝仍心有疑惑：汉初儒学之士，虽然极力鼓吹加强中央集权，鼓吹皇权，但并没有建立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作为推行政治主张的支柱。汉武帝还无法摆脱汉初推行的黄老无为的道家学说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影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尊儒黜道，但他更看到了道家黄老之学无论是其思想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政治主张，都有许多比儒家成功。高明的地方。因此，他迫切需要发展儒家思想，形成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又全面吸收道家思想长处并能超过道家的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为了吸纳人才，元光元年（前134年），他再次下诏，命令推举贤良文学之士，与之对策。所谓对策，就是皇帝提出问题：贤良文学之士来回答，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前后有数百名儒生参加了这次对策，董仲舒是其中之一。汉武帝首先向儒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即位以来，希望能治理好国家，深感责任重大，昼夜不敢安心，深思国家之事，惟恐有什么闪失。所以，广泛吸纳你们这些贤能博学之人，向你们请教治国方针大计，你们有什么好的见解，我虚心诚受。我知道，五帝三王之时，改制礼乐，天下融洽平安后代贤王都仿效他们。及至桀纣之世，王道大坏。此后五百年之间，贤明之君。有识之士都想效法先王之道，辅助当世，然而都没能实现，难道他们的作法与先王。阵谬吗？天命不能恢复，一定要达到大衰才能重新开始吗？呜呼！难道我每天忙忙碌碌，夙兴夜寐，致力于效法先王之道，又将没有补益吗？夏、商、周三代受命于天，祥瑞是什么？灾异之变，缘何而起？治理国家都希望达到政令通达，轻刑罚，改邪恶，百姓和洽。那么，如何治理才能达到普降甘露，五谷丰登，德润四海，泽及草木，秉承上天的洪福，享受鬼神的保佑，使恩德施及域外，延及普天之下一切生命？你们这些人，通晓先王之业，知风俗之变、终始之序，把你们的想法全部写出来，不要有遗漏，更不要有隐瞒，我将亲自审阅你们的对策。”

汉武帝说到做到。他详细审阅了这数百人的对策。其中一个人的对策深深地吸引了他，这就是董仲舒的回答。

董仲舒把儒家经典结合汉代的现实进行阐述，又杂读了道家、阴阳家的精髓，以其雄辩机智、滔滔不绝的文章回答了汉武帝。他在对策中写道：

臣仔细阅读《春秋》经，根据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来观察天人之间的关系，天命可畏啊！国家将要发生失德的坏事，上天肯定先出现灾害来谴责、告诫统治者。如果统治者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会继续出现一些怪异之事来警告。如果还不知道改变，国家败亡就要接踵而至。由此可见，上天对人君有仁爱之。。，希望制止人世间的祸乱。只要不是特别无道之君，上天尽力去扶持、保全他。能否受到佑护，关键看人君是否勤勉。勤勉于学问，那么人君见多识广，所知更力。明白。勤勉于道，那么德行就会日日提高，建功立业。这些都可以很快做到，立竿见影。

道，是国家通往治世之路，仁、义、礼、乐是其工具。所以圣王死了，他的子孙能够保有天下数百年，这些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礼乐能够改变民风民俗。用礼乐改变民风容易，周礼乐教化人民效果显著。因此，先王王道衰微，而管弦之声未衰。虞氏失政很长时间，乐颂遗风尚存。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其原因在于用人不当，也没有遵循先王之道，致使国家一天天走向灭亡。周朝到幽王、厉王时，国家衰微，这不是天命如此，是他们不遵循先王之道。及至宣王，追思先王之德，兴利补弊，发扬文武功业，周朝得到复兴。国家治理得好坏，朝代的更替，都在于统治者自己，言行是否悼谬，是否失先王之道，并不是天命不可换回。

臣听说，天尊奉并使之为王的人，一定有非人力而自至的祥瑞，这就是受命之符。天下的人齐心归附就像归依自己的父母，天的祥瑞就会应和其诚心而至，这是积善累德的功效。后来，王道衰微，人君骄奢淫逸，不能治理国家，诸侯背叛。为了争夺土地，不惜残害百姓，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不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积累于下，怨气积累于上，上下不能调和，阴阳错位而灾害就出现。这是灾异出现的缘起。

臣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天生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的命长，有的命短，有的对人亲善，有的庸俗浅陋，就像造瓦铸金，不能纯芙，有的由于生于乱世，所以不会整齐。孔子有句话，君子之德是风，小人之德是草，草遇风一定被压倒。在尧舜时代，施行仁德，百姓对人亲善长寿。桀纣之世，行暴虐，百姓庸俗成陋短命。在上位者教化下民，下民追随在上位者，就像泥在制陶的转轮中，靠制陶之人来旋转；亦像金属在铸器的模范中，需要铸金之人来铸造。

臣仔细考察《春秋》经文，探求王道的发端，当从“正”开始。“正”之后是“王”，“王”之后是“春”。“春”是天所应做的，“正”是人君所应做的。大意是说，人君上承天的作为，在下端正自己的行为。既然这样，人君欲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寻求这一开端。天道的根本是阴阳。阳是德，阴是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永远居于夏天，主宰生长繁育；阴永远居于冬天，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从此可以看出，上天任用德行而不重视刑罚。天使阳出现在上，主管一年的成就；使阴潜伏在下，时常出来辅佐阳。阳得不到阴的帮助，是不能独立成就一年的功业的。最终依靠阳来成就一年的功业，尚德不尚别，是天之意。人君秉承天意做事情，所以任德行教化，不任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就如同阴不能主宰一年的成就一样。治理国家，任用刑罚，不顺乎天意，先王都不肯这么做。现在废弃了先王德教之官，单单任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百姓，这不就是任用刑罚了吗！孔子说过，不教育人却杀他可谓暴虐。以暴虐对待百姓，却想让德教遍及四海，很难实现。

臣考察了《春秋》经文所说的“一”为“元”的用意，“一”是万物的开始，“元”是“本”之意。以“一”为“元”，表示重视开始，并且要正其本。《春秋》深入地探究王道之根本，从尊者开始。所以，人君心正，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百官正，百官正则万民正，万民正则四方正，四方正则远近没有敢不归依于正，也就没有奸邪之气参与其间。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有时，百姓和睦，万民增加，五谷丰收，草木繁茂，天地之间遍及润泽，四海之内闻有盛德都来归附臣服，招祥致福之物全都拥有，是王道的最终目的。

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成就上述目标的王位，掌握权势，拥有资质，行为高尚，恩德深厚，智慧高超，意图美好，爱护百姓，喜欢士子，可谓有道的君主。然而，天地没有感应，招祥致福之物没有到来，为什么？关键在于教化不立，万民不正啊！老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不用教化来做堤防，就不能禁止。教化立，奸邪停止，是因为堤防完好无损。教化废弃，奸邪并出，刑罚不能制止，是因为堤防损坏的缘故。古代圣王明白这个道理，继位之后皆以教化为第一要事，立太学，教于国中，设学校教于乡里，用仁来浸润感化百姓，用义来流项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尽管刑罚轻也没有人犯禁。所以，施教化，则民俗民风就美好。

古代先圣王在乱世中继位后，扫除丢弃乱世中的一切，复修教化，推崇兴起教化。教化昌明，习俗形成，子孙遵循，运行五、六百年尚未衰败。到了周朝末期，远离教化之道，所以失去天下。秦朝继承了这一切，非但不改，反而更加厉害，焚书坑儒，不得私藏书籍，废弃礼义，想消灭一切先王之道，苟于权利之治，导致了国破家亡的下场一自古以来，还没有以乱治乱、极大地伤害百姓达到秦朝这种程度的先例。秦朝以法治国的遗毒余烈，至今没有汉天，使风俗接近罪恶，百姓欺诈顽固，触犯法令，拒绝教化，再没有比现在更腐烂的了。孔子有言云：“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汉承秦弊就如孔子所说。虽然想好好治理，也是无可奈何的啊！法令一出，奸恶就产生了；命令一下，欺诈就出现了。这就像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只能使之更厉害而没有一丝好处。打个比喻，琴弦不和谐，严重了就要重新更换，才能弹奏出音；政令不行，严重了就要改变才可治理。应调整琴弦，而不调整，虽有好乐工，也不能弹奏出好听的音乐。应当变革，而不变革，虽有贤能之人也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汉朝拥有天下以来，常想治理好国家，而至今没有治理好，其原因在于，应该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说过：“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朝执政，希望治理好国家已有70余年了，不如回过头来改革。改革就可治理好。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宜于人，宜于民，就能秉承天赐的福禄。治理国家，适合于民，理所当然享受天赐福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恒久不变的道理，是人君治理国家应首先培养整饬的。这五者得到了培养、整饬，就能够享受天的保佑，享受鬼神的阴庇，德行就能够施及全国，延及一切生命。

董仲舒引经据典，从无人关系出发，总结了三代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指出了汉武帝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汉武帝阅罢董仲舒的对策，被其缜密的逻辑思维，富于理性的新颖论点折服。他要看看董仲舒的深度如何，接着，下了第二道制书：

虞舜为帝时，整日漫步在岩廊之上，拱手相抱，无所作为，而天下太平。至周文王时，每天忙碌，至太阳西斜仍无暇吃饭，国家亦治理得很好。帝王之道，难道不是一脉相承吗？为什么有劳逸的不同？

勤俭的人不做玄黄腹旗作修饰。到了周朝，修宫殿，乘玉路之车，朱丹其盾，以玉为斧，八佾舞于庭，而颂扬之声不断。帝王之道，难道意趣不同吗？

殷人用五刑责罚邪恶，用皮肉之刑来阻止犯罪。成康之世，刑措四十余年而不用。没人犯罪，监狱是空的。秦朝用刑酷烈，被杀死的人太多，几乎没有人不受到刑罚。

“朕晚睡早起，深思前王之法，被奉为至尊，彰明大业，都在于以农为本，任用贤能。现在朕身体力行，耕种藉田，为民表率。勉励行孝悌之道，尊崇有德之人，派出许多使臣去慰问勤劳之人，抚恤孤独，可谓殚精竭虑，却依然没有获得功绩美德。现在阴阳颠倒，到处充满邪恶，遇有灾害，黎民百姓得不到赈济，廉与耻不分，贤与不肖相混。所以，我要广招贤能之士，详细写出你们的见的见解，以称朕意。”

董仲舒在他的对策中，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指出了秦朝以法治大下，赋敛尤度，导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训。他说：

臣听说，尧受天命，把治理天下作为忧虑的对象，并没有以获位为快乐。他诛伐乱臣，力求贤圣，所以得到舜。禹、后稷等圣人。有了众多圣贤的辅佐，教化大行，天下和洽。百姓都安仁乐义，各得其宜，行动合乎礼法，从容得体。尧在位70年，禅让于舞。舜继承了尧时功业，所以无为而天下治。到殷纣之世，倒行逆施，残暴无度，杀戮贤知，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代贤人，却进而隐居，不为朝臣。忠于职守的人，都奔走逃亡至河海之上。天下大乱，百姓不安。所以，天下人都离开商纣，投奔周朝。文王顺应时势，以至贤为师，闳夭、太颠、散宜生等都集聚朝廷为官，施爱于万民，天下人都归附他。止匕时，纣尚在王位，尊卑混乱，百姓逃亡，文王哀痛欲安抚他们。因此，忙得无暇吃饭。由此看来，帝王传承相同，而劳逸不同，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啊！

臣听说，用玄黄旗旗修饰，是为了明尊车，别贵贱，勉励德行。所以《春秋》经中秉承天命者，都改正朔，易服色。这是顺应天意啊！宫室社旗制度，都是依据规则来制定的，勤俭并非圣人中庸之制。良玉，资质润吴，不用雕琢。普通的玉，不雕琢，就不能形成鲜明的纹路。君子若不学习，就不能形成良好德行。

圣王治天下，按才能授以官位，用官爵俸禄培养他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恶行。所以，百姓通晓礼义，以违背君王为可耻。武王推行大义，铲平贱贼。周公制礼作乐，来作修饰。到成康时，出现盛世，监狱空虚40年，这是推行教化仁义的功效，而非皮肉之刑的结果。到了秦朝，则不是这样，效法申、商之法，推行韩非的学说，憎恨先圣王所推行的道义，把贪婪作为风俗，不用德行教化百姓。根据名声去谴责人，却不考察实际情况。做善事的人不一定能得到豁免，做坏事未必受到刑罚。百官都以虚辞掩盖事实真相，外表上以礼事君，内心里却有背叛君之心。造假以掩饰欺诈，追逐利益不顾廉耻，重用酷吏，赋敛无度，耗尽百姓财力，百姓失散逃亡，不能从事耕织，群盗四起。因此，受刑者众，死者相望，而奸邪不止。

陛下亲自到藉田耕作，作为百姓的表率，晚睡早起，忧劳万民，思考前人之法，力求贤人，这也可以说是尧舜的用心。然而，陛下没有什么收获，对贤人劝勉不够，平日里不养士，需要时，却想求贤，犹如不雕琢玉，却想得到纹采一样。养士最大的机构，莫过于太学。太学是培养贤士的地方，教化的本原。现在一郡一国之众，没有人应诏对答，这就是王道远远没有达到这些地方。臣希望陛下兴太学，置明师，培养天下之人，多次考察，以使士人人尽其才，这样，就能够得到天下才智超众之人。现在，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统帅，要让他们继承王道，宣扬教化。老师、统帅不贤明，那么君主的德行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传现在的官吏既不教育下民，又不传承君王之道，暴虐百姓，与奸邪之人狼狈为奸。贫穷得不到赈济，孤弱得不到帮助，这些都不合陛下之心。因此，出现了阴阳颠倒、邪恶充斥。百姓无助。黎民得不到赈济的局面。归结为一点，官吏不贤明。

居高位的官吏多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吏的子弟可凭借父位选为郎中，义可凭借钱财选为官吏，他们不一定就贤明。古代所说的功过，以官吏是否称职来区别，并不以时间长短为标准。所以，才能低，虽然做官时间长，也只能做小官；才能高，时间虽短，也不妨做君王的辅佐。这样，官吏都皆尽其智，皆尽其力，致力于他的工作。现在却不同：做官时间长，资格就老，能够做高官，造成了今日的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淆。臣愚以为，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吏选择辖区内贤能的人，每年推荐二人，借此可以考察官吏的才能。推荐的人贤，就奖赏推荐者，反之要受到惩罚二千石的官吏尽心竭力求得贤能的人，天下的贤人都授以官职，使其人尽其才，这样，国家就能够得到天下所有贤能之人，三王之时的盛世就容易变成现实，陛下就能够得到尧。舜一样的美名，所以，不要以时间作为考察功绩的依据，实际考察贤能才是上策。水良据才能授以官职，视其品德定其官位。那么，廉与耻、贤与不肖就区另别开来了。

汉武帝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看了董仲舒的第二道对策，心里痒痒的，心知此人智谋可用。于是下了第三道制书，表示欣赏董仲舒天人相应的观点。他在诏书中继续发问：“朕听说善于谈天的人，一定能从人事上找到证明；善于说古的人，一定能在今天找到验证。故朕虚心询问天人相应的关系，渐渐灭亡或渐渐昌明的道理，接受历史的教训，改正以往的所作所为。大夫已经谈论了治国的大道理，陈述了历史上治乱的原因，请讲得再透彻一点。”

董仲舒的两次对答都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十分高兴。在第三道对策中，他郑重提出了自己思考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

“天是万物之祖，包含一切，没有不同，又创造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通过阴阳寒暑使万物成长。圣人效法天而创立道，普遍爱护，没有私心，广布德教，施行仁义，使道丰厚，设义立礼，用以引导。春，天使万物繁育，仁是人君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天使万物生长，德是人君用来培养百姓的；霜，天使万物萧条，刑罚是人君用来惩罚人民的。天人相互验证是古今一贯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揣测天道，下依据人情，参照古代考察当今。所以，《春秋》经中所讥讽的，必有灾害发生成春秋》经中所憎恶的，必有怪异出现。记载郑国的过失，兼论灾异的变化。由此观之，人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与天地互相流通往来，相互回应。这就是所说的，天是万物之端。古代官吏，致力于行善教化万民，万民得到教化之后，天下就没有一人因犯罪而获狱。现如今，世道崩塌，得不到整顿治理，无以教化万民，万民放弃行仁义，而苦苦追逐财利。所以，犯法获罪的人就非常多。天意就是所说的命，天命离开圣人不行；质朴就是所说的性，性情离开教化就培养不起来；人欲就是所说的情，情离开法令制度就得不到节制。所以君王在上谨承天意，以顺天命，在下致力于明教化，来培养万民，端正法令制度，区别上下尊卑之序，来防止人的欲望。这三者，是治国的根本。

积小致大，积少成多。圣人没有不是从愚昧到英明，从卑微到显赫的。尧从诸侯升至大子之位，舜从深山兴盛起来，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循序渐进的结果。自己说出的话，不能搪塞；自己做的事，不能有所掩饰。言行是治国之要，是君子能够感动天地的原因。能尽众小，就能达到高大；能谨慎微小，就能显露英明。尧兢兢业业推行其治国之道，舜小心谨慎推行其孝悌之道，积聚善行，名声就显赫；德行显露，地位就尊贵。这就是渐渐昌明的道理。积累善行，犹如身材修短却日益增长；积聚邪恶，犹如用火烧油，这就是唐虞美名流传，祭纣遭人唾弃的原因。善恶相从，就像身影相随。桀纣暴虐，信谗害民，贤智之人都隐退，邪恶一天天暴露，国家一天天混乱，还自鸣得意，以为如日在天，永远不会灭亡，最终导致国家破败不堪。暴虐忤逆的统治者也不是一下就灭亡的，也是逐渐的过程。桀纣虽然无道，却也享国十余年，这就是渐渐灭亡的道理。

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亦是古代的天下。同是天下，古代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无奸邪，百姓无盗贼，监狱空虚，恩德润及草木，被于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用古代衡量现在，为什么相差如此之远呢？为什么衰败混乱到如此程度？是失去了古代的道吗？还是违背了天理？努力沿承古道天理，返归天命，就能够恢复！

天赐万物也是有所区分的，给牛牙齿，就不给牛角；给鸟翅膀，就不给四条腿，接受大的就不能获得小的。古代享受棒禄的，就不能从事耕种，亦不能从事工商，这与天意相一致。得到大的，又争取小的，天尚不能给予满足，何况人呢？受到宠幸，拥有高位，家室温暖，薪俸优厚，凭着富贵身份仍与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能听从于他呢！致力于广置奴婢、田宅、产业，永不停止，百姓就会变得非常穷苫。有钱人生活奢侈，财富四溢。穷人生活困苦，仍得不到国家救助。民不聊生，当然也就不回避死亡。既然如此，又怎能回避犯罪呢？这也是造成刑罚不断，犯罪依旧众多的原因。享受俸禄的，只要安于官位，不与百姓争位，那么利益即可平均分配，百姓也就家庭富足。这是天理，也是上古之道。大子依法订立制度，大夫应当遵循执行。天子大夫好义，百姓就有仁德，风俗就美好；天子大夫好利，百姓就奸邪，风俗就败坏。天子大夫是下民效法的榜样。

《春秋》经中所讲的大一统，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有的道理。现在人们学习各种学说，持有各种论点主张。各种学说不尽相同，各持其理，这样皇帝就无法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法令制度多变，下边的人就不知所从。臣愚以为凡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都要灭绝其迹，不要让各家学说相互并存。如果各种邪僻之说灭迹，都统一于儒家学说，就可做到政令行，法度明，百姓有所归一。”

汉武帝每下一道制书，董仲舒就有一篇措辞得当、说理透彻的对策，三道制书，三纣对策，一问一答，有问必答，丝丝相扣，字字句句都切中武帝的心意、通过这二封对策，董仲舒在诸儒中脱颖而出。

董仲舒的对策，洋洋洒洒，以古论今，为汉武帝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在第三道对策的最后所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更令汉武帝欣喜不已，汉武帝终于有了推崇儒术的理论依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也是董仲舒三封对策得出的最终结论。汉武帝十分欣赏董促舒的这一主张，进而在全国推行，罢黜了儒家以外各家学说，从此之后，以董促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学派代替法家、道家成为一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为了按照儒家主张培养统治人才，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中央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官职，教授儒家经典。选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和“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汉书·儒林传序》）者五十人，为博士弟子员。经过学习，考察试用，通一经即可补吏，优秀的可得为郎中。在地方郡国设郡国学，同时，授权地方郡守（二千石）根据儒家标准“择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称为“教廉”，到朝廷做官。

习管汉武帝欣赏董仲舒的才学，钦侧重他的博大精深，但对策结束后，汉武帝只是任命他为江都相，事易王刘非。习管如此，董仲舒还是走上了他人生中极为短暂的仕途之路。

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平日里骄横跋扈，好勇斗狠。董仲舒走马上任后，对他晓之以礼，进行了许多劝谏，董仲舒因此受到敬重。与董仲舒相处时间长了，易王请教董仲舒：“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图谋攻伐吴国，并来了吴。孔子称殷有三仁，我认为越有三仁。齐桓公有什么事都请教管仲，我因此请教于你”。尽管齐非的态度比较谦恭，其用意却是不言自明。他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像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辅助自己，篡夺中央大权。董仲舒深知其意，却回答他说：我知识浅薄、愚钝，不能够很好地回答你的问题。我听说从前鲁君问柳下惠：“我想攻代齐国，怎么样？”柳下惠回管说：“不可以”。回到家中，柳下惠面带忧色地说：“我听说一般不能向仁义之人请教攻代别国之事，今天国君怎么来问我呢？”只是被问到攻伐之事，柳下惠都感到羞愧，更何况设计去攻伐吴国呢？从这点可以看出，越国没有仁义之人。所谓仁义之人，所谓仁义之人，端正道理，不图谋种益，阐明其道，不计较是否成功。所以，孔子的门徒中，连小孩子都以谈沦上霸为羞耻。因为他们先用武力来欺骗，然后谈仁义。如果只是搞此苟且之计，根本不足以在孔子之门中谈论。五霸同其他诸侯比是贤能的，但与三王相比，犹如石头与美玉相比啊！董仲舒酹览群书，通晓古今，他一贯主张“大一统”，他不可能去“助纣为虐”。他的一番言语，说得易王哑口无言，只说了声好，也就作罢。不久，汉武帝废董仲舒为中大夫。

董仲舒治国思想的核心，就是根据《春秋》中灾异的变的化来摔倒导当今阴阳的变化、四季的交替更迭。当初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的便殿曾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写篇文章推导出现灾异的原因。草篙刚写完，尚未呈给皇帝，恰好主父偃去见董仲舒，文章被主父偃俞偷看见了，主父偃一贯嫉贤妨能，就偷走了董仲舒的这篇文章，并将它上奏给了皇帝。汉武帝把这篇义章拿给诸儒生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是老师写的，也没有认出董仲舒的笔迹，认为这篇义章写得愚昧荒诞。于是，汉武帝免去了董仲舒中大大的官职，判处死刑尚未执行，汉武帝义赦免了他一从此，董仲舒再不敢写文章谈论灾异了。

当初，公刊。弘曾和董仲舒一起帅从胡母生学习春秋公羊学，但是公孙弘没有把心思全部用于学习，学问赶不上董仲舒。公孙弘凭借察言观色丁。阿谀逢迎，获得官位，升迁很快，位至公卿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对公孙弘的为人十分痛恨。公孙弘深知葡仲舒讨厌他，因此，时董仲舒恨之入骨，不断寻机陷害董仲舒他上书汉武帝，让董仲舒改任胶的干相。胶西王刘端也是武帝的哥哥，比起易王刘非，更加骄横放纵，多次陷害二千石的官吏董仲舒深知公孙弘的阴毒用心，知道他是想借刀杀人。董仲舒平日里以贤能著称于世，胶西王刘端也有所耳闻，知他是当世大儒，学问高深，治同有道，刘端对董仲舒非常客气，非常敬重，给予他优厚的生活待遇。董仲舒为相两国，总是奉事阶王。他以身作则，为民表率，多次上疏地道义劝谏、匡正骄王，骄王居然能够听进他的话，这样，他的政令能够在国中推行。

董仲舒的两相骄王，两次破害，他深知伴君如伴虎。于是，他决定退休不干了。他以自己上了年纪、身体有病为借口，申请免去胶西王相的职务，汉武帝满足屯他的心愿。

著书立说的晚年生活

董仲舒离职归家后，闭门深居，潜心研究春秋公羊学著书立说，再没有出任官职，甚至连家中有多少产件都不去过问。

虽然董仲舒退休回家，但朝廷如里有什么大事，皇帝都要派使者或廷尉张汤到他的家中向他询问。他每次都有高深的见解和贤明的对策，深得皇帝之意。皇帝还下诏太子，跟随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从此，掀起厂研究春秋公羊学的高潮，公羊学成为西汉一朝最主要的思想派别。

董仲舒以著书为事，却也不忘关心国计民生，多次因国策民生之事上疏皇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中一带发生水灾，董仲舒立即上疏武帝，建议关中农民尽快种冬小麦。汉武帝十分重视此事，派大司农到关中一带监督种植冬小麦。第二年，朝廷实行盐铁国有，设官总管天下盐铁，不出铁的郡置小铁官，统属所在县的盐铁事务，凡是敢私铸铁器、煮盐的，剁去脚趾，没收其器物。盐铁收归国有，给大盐铁商人带来了好处，而老百姓没有得到丝毫利益，造成贫富不均。董仲舒看到盐铁专卖的害处，元狩五年（前118年），他再次上疏给汉武帝，要“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害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

董仲舒晚年的时间多用于研究学问，著有《春秋繁露》一书。可以说，这本书是他一生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总结。其中谈阴阳、五行、仁义礼智信等消极内容的，占十分六七，讲受命改制、制度以及各家各派思想之长处的，占十分三四。我国现存最早《春秋繁露》的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其校注本很多，最详尽的当数清末人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在家中寿终正寝。据清代刘于义的《陕西通志》说，董仲舒死后葬在长安故城南二十里。汉武帝巡幸芙蓉园，每次路经此地，均下马。所以，又称董仲舒陵墓为下马陵，年代久远误为虾螟陵。

一代宗师，开儒学正统之先声

董仲舒辛勤忙碌一生，没有高官厚禄。但是，他以天人三策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推崇和推行。至此，自春秋以来，孔孟一生奔波忙碌却未能实现并遭秦朝残暴禁绝的儒家思想，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成为正统思想，被定为官学，得到大力提倡。从此以后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始终居于指导国家与社会管理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儒家思想焕发出的生机与活力，源于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源于董仲舒重新构建的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中心，以天人感应为目的，杂糅阴阳、五行学说精髓的博大精深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一）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基础。他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人格的至高无上的神，是百神之君，万物始祖，主宰人类社会与自然，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来发挥其作用。在董仲舒看来，阴阳二气再分而成木。火、土、金水五行，五行相生相胜，终而复始，循环不止，因而有春、夏、秋、冬四时和东、西、南、北四方，由此产生万物，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阴为天的刑罚的表现，阳为天的恩德的表现，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体现了天的刑罚。大有目的地创造万物和人类，创造万物是为了养人，通过寒暑四时成熟养育万物，生养万物是“阳”的作用，是天的仁德。而创造人类是为了实现天的意志，天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又用权力来监督这种秩序的正常实现，派一人来统治人世，是天的儿子，称天子，代表天治理人世。如果他治理得好，赢得天的赞赏，天就降祥瑞来褒奖他，比如出现灵芝、麒麟、凤凰等；如果治理得不好，天就降灾异来警告他，令他改过，如不思悔改，天就降怪异来惩罚他。徭役赋税太重，天就出现春凋秋荣；不赏善罚恶，天就冬温夏寒；不敬父兄，天就出现大风；弃义贪财，天就出现冬天多雾，春夏多雹。这就是所谓的“谴告说”。君主的行为与天是密切相通的，具有一种感应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的一切都是天给予的，人是天有目的创造出来的，人是天的缩影、副本，人副天数。天与人是合一的，人有喜怒哀乐，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12月，人有12块大骨节；天有366日，人有366块小骨；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昼夜，人有醒睡；天有冬夏，人有刚柔；天有度数，人有伦理。天和人是一体相连，互相对应的，“天地的标记，阴阳的标记”，在人身上都表现出来。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对儒家子思、孟子和阴阳家邹衍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并有相当大的发展。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其思想的基石，贯穿其思想的始终，他的所有思想观念都由此派生出来。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向文学贤良发出策问，以求治世的良方妙药。董仲舒的对策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做出的回答，其根本在于他第三次对策的总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把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而认为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首先应求得思想上的统一，遂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思想上有所皈依，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进而实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董仲舒第一步先确定了皇帝的独尊地位。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是天命神授的，在其继位时，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表示其“非继人”而“受之于天”。他在训释“王”字时，说上边一横代表天，下边一横代表地，中间一横代表人，中间一坚贯通上、中、下，代表人君。因此，人君是上参天，下通地，中连人、阴阳、五行、四时、日月、星辰、山川的无所不知的明圣皇帝。董仲舒还不满足于此，他更以阴阳、五行、三纲五常来加强君主的地位。就阴阳来说，君为阳，臣为阴，故君尊而臣卑；就五行来说，土为五行之主，而“土者君之官也”，故君主最高贵；就三纲五常而言，君为臣纲，是三纲的核心，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举国上下的中心，全国受命于君，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

君主的独尊地位得到确立，还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实现大一统的目标，于是，董仲舒提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第二步主张，主要有二点。

1．任德不任刑的德教主张

董仲舒的贤明在于他能够以史为鉴，以古喻今。他认真地总结了三代历史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秦朝迅速走向灭亡的教训。他分析当时汉朝的形势，认为尽管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但是，秦朝严刑酷法的“遗毒余烈，至今未灭”，因此，仍处于秦代乱世的阶段。由于严刑酷法，民风不好，百姓欺诈顽固，拒绝教化，追逐财利，死都不惧怕，更不用说刑罚。如果继续推行严刑酷法，只能使这种局面更加厉害，犹如扬汤止沸，抱薪救火。改变这种局面的惟一途径：推行德教。“教，政之本也”（《春秋繁露·精华》）。德教能使父子亲、大臣和、百姓安而“成政”，是治理天下的必由之路。他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有”（《汉书·董仲舒传》）。“仁”是“王心”，“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春秋繁露·俞序》），“民晓于礼仅而耻犯其上”，礼乐能够变民风、化民俗，“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所以，古代的先圣帝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所以，人君应“务德而不务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先饮食而后教诲”（《春秋繁露·仁义法》），先使百姓生活富足，这样，德教才有实现的可能。因此，董仲舒强调要减轻对百姓的剥削，“薄赋敛，省徭役”，“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官僚、贵族要“不食干力，不动于末”，不得兼并土地、经营工商，不与百姓争业，百姓才能生活富足。百姓生活富足，也就不再追财逐利，那么违法犯奸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2．养士、任贤的主张

董仲舒认为，国家治理得好坏，关键在于官吏的贤与不肖。任贤与否，直接关系到君主的地位和国家的命运。人君任用贤者，那么主尊国安。所用非贤，国家不灭亡，自古至今未尝有过。作为人君，没有一个不希望国家兴盛而憎恨危亡的。从历史上看，政治混乱、国家衰败的，都用非其人。尧与舜二帝，努力访求天下圣贤，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任用贤能，必须先广寻贤能之人。所以，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汉书·董仲舒传》）。广泛培养选拔天下有德有才者充当官吏，“量材而授官，禄德而定位”（同上）。如果平时不培养教育士，而欲得天下的贤才，好比不雕刻玉石，而欲得到美丽的文采，这是无法实现的。董仲舒反对根据“门荫”、“富赀”和官位资历选拔官吏，出身名门望族，未必就贤能，官做久了，未必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除了兴大学以养士外，董仲舒义提出由地方官吏推举贤能的办法，列侯、郡守、二千石的官吏，每年推举二位贤能之人，若推举的人贤，就奖赏推举者，若推举不贤，就惩罚推举者，这样亦可考察官吏的贤能与否。

（三）“三统”“二正”的循环论的历史观

汉武帝曾就朝代兴衰更替向董仲舒发问，董仲舒答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认为天命是不变的，道亦是行之万世而元弊病的，王朝出现兴衰更替，不是道出现弊病，而是统治者没能很好地按照天命来推行天道，所以天改朝换代，命新的统治者接替治理。在改朝换代时，必须在历法、制度、国都、年号和服色上有相应的改变，没有变化就显示不出天重新授命的意志。出现改朝换代的情况，是五行相胜的结果。每一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一德，黄帝尚土德，夏尚木德，由于木胜土，所以夏朝代替了黄帝而有天下。周尚水德，代替了金德的殷朝。在历史上，夏代是黑统，以农历正月为一年的开端；商代是白统，以农历十二月为一年的开端；周为赤统，以农历十一月为一年的开端。历史就是按照黑。白、赤，依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董仲舒提出的“三统”“三正”说，是邹衍“五德终始”的继承和发展，其目的与宗旨在于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秩序。

（四）以性三品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

董仲舒从天人感应说出发，建立起一套神学化的伦理道德观。他认为，大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尊贵的、主要的，阴是卑贱的，次要的。所以，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三纲也是不可改变的，必须遵循这种上下尊卑的封建伦理道德，这才符合天意。他尤其宣扬和神化君臣关系，强调臣要忠于君，臣要绝对服从君，臣对君要竭尽忠诚，不得隐瞒任何过错。有了功劳，要归功于君主，有错误、丑恶的事情，要归罪于人臣。父为子纲从属于君为臣纲。董仲舒把春秋以来的君臣、父子关系，加以绝对化。神秘化，使之成为禁锢人的枷锁。三纲，再加上支配三纲的大，即神的意志，就构成了维护整个封建统治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师深刻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董仲舒大肆提倡三纲的同时，还提出了“五常之道”，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堤防。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永恒不变的道，统治者培养整饬，就可以得到天的保佑，享受鬼神的荫庇，恩德施泽到远方，延及一切生命。所以，董仲舒要求汉武帝用五常之道来教化万民，使万民的行动合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免于追逐财利。追逐财利，如同水往低处流，不能禁止。

董仲舒还把人性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他认为，人性是先天赋予的，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色之性恶。圣人是理所当然的性善者，而那些“从利也，如水走下”的斗筲之性的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能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以“三纲五常”作“堤防”，严格加以防范。

董仲舒的思想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核心，对阴阳、五行和道家思想的集大成，是对汉武帝以前百家争鸣思想的总结，又开创了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的新纪元。可以说，董仲舒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他之所以能够构建博大精深的新儒学体系，除了他自己潜心钻研外，还在于他生逢其时，又巧遇伯乐。他的思想，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无人感应、三纲五常的神学思想，成为西汉后期与整个东汉的谶纬神学的滥觞。他的三纲五常成为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愚忠愚孝繁衍滋生的土壤。但是，他的德教、反兼并、任贤才的主张，却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尤其是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和主流，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时人刘向称赞他有“王佐”之才，伊尹、吕望、管仲、晏婴这些古代贤臣都不及他。东汉王充说他是孔子的继承人。三国时的玄学家何晏推崇董仲舒说‘儒雅博通，莫贤乎董仲舒”（《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七引）。宋人司马光曾写《独乐园咏·读书堂》悬于堂上，以示对董仲舒的崇拜。诗云：“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园。邪说远去耳，圣言饱满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他还借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受其影响至深，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成为他们的口头禅。朱熹更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他还把董仲舒讲义利关系的名言——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直接写进学规，认为这是天下万事的准则，要弟子们遵守。陆九渊对董仲舒“大人三策”中的“任德不任刑”，重视教化的思想尤为推崇，但把他的灾异谴告说给抛弃了。董仲舒的思想对清代的影响，由于春秋公羊学的再一次盛行而显得更为突出。晚清诸儒称其为“历代儒家之最单异者”，“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醇”，“两汉儒者，仲舒为大宗”。他对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亦有很深的影响，康有为吹嘘董仲舒高于盂、苟，他的《春秋繁露》，深得孔圣人的“微言奥义”。这些都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