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国民党金融之父）

宋子文简介

宋子文：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1971年4月25日），民国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海南文昌人。宋子文是宋嘉树之子，其兄弟姐妹分别是是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宋子安。宋子文出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25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1930年间通过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使中国有权确定关税税率和监督税收。1942年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曾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次年与外国谈判收回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1945年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首席代表，同年6月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1945年8月14日签订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9年去香港，后移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在旧金山逝世。

宋子文传记——

一、南方“新贵”

“火箭式”新干部

“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一句现代的豪言。不过，对于人生的智慧和经验来说，它的确不是一句高调，也不是一句诳语。人的一生，有许多关口，亦即有许多挑战和机遇。对于人生来说，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拼搏，还可能会是命运的大变化与大转折。1923年2月，宋子文所面临的境遇，就是这种人生的大选择与大转折点。

29岁的年轻人，在著名的汉冶萍公司当过上海办事处秘书，也当过汉阳总公司会计科长。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人生境遇不能说不好！不行，“炒”老板的鱿鱼！于是，跳到联华商业银行，跳到大洲实业公司，跳到神州信托公司。从1917年回国，前后只有四五年的时间，“炒”老板已经“炒”了四五个。这真是一个抱负很高不满足运命的年轻人。

一次次的跳槽，当然是一次次的不满意。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不安分也是一种野心；然而，未尝不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期待与追求！现在，又当上了华义银行总经理。尽管华义银行只是个小银行，但是，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缺乏的不是前景与前途，缺乏的只是经历与经验。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大银行是从小银行来的，大银行的总经理难道不是从小银行总经理来的么？然而还是不满意，去意再一次萌生了。不过，实业界干过了，金融界干过了，还能到哪儿干呢？不要紧，好在二姐庆龄已经从南方来信了，要他到南方去帮忙。一切正透露出一个新的人生际遇！

2月间，孙中山在广州东郊农林试验场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职。开府伊始，缺钱，缺枪，缺炮，缺实力；当然，在聪明的政治家眼里，最缺的还是人才。有了优秀的人才，可以弄到钱；有了钱，就能弄到枪、弄到炮；有了枪炮，就有了实力，这是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可是，优秀的人才在哪里呢？在夫人的提醒下，中山先生想到了子文。宋子文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还在“世界金融之都”华尔街花旗银行有过一番历练。老实说，在20年代，这样的中国人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但是，从宋子文的角度说，究竟去不去南方？不能不有一番权衡，也不能不有一番布置。二次革命以来，姐夫已经三次在广州开府。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也失败了，第三次难道就一定会成功么？这是宋子文不能不想到的问题，他不能不提出这个疑问！姐夫是一个革命家，二姐也是一个革命家。革命家是不计成败的，只要没有成功他们还会接着干。但子文不是革命家，他只想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只想做一个成功的金融家。而企业家和金融家是不善于面对失败的，这是他与姐夫孙中山不同的地方，也是他与二姐宋庆龄不同的地方。

不过，宋子文小时候受到其父宋嘉树的影响，长大了又受到二姐的影响，对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虽没有坚定的信念，但始终怀有好感，不希望革命失败这是没有疑义的。况且，回国已经五年了，从汉冶萍公司，到联华商业银行，到大洲实业公司，到神州信托公司，再到华义银行，宋子文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时代的压迫，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封建贵族的压迫，一切的抱负、一切的追求，都还无从谈起，便是与盛七小姐的恋爱也在盛家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而凋谢了，这是他最感耻辱的失败经历。对于老年人来说，沉痛的失败也许只是冬天喝下了一碗凉水，从此慢慢地消沉了；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沉痛的失败则好比是夏日喝下了一碗烈酒，只会激起年轻人复仇的欲望。

此时的宋子文，便是这样的心境。也许是受野心的刺激，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借助革命的成功报复盛家的白眼；也许是为了忘却年轻人失恋的痛苦，换一个全新的环境改变一下压抑的心情；也许是受到家族拓荒与冒险精神的影响，决定到多彩多姿的南方碰碰运气吧，于是宋子文决定响应二姐庆龄的感召，丢下了华义银行总经理的宝座，丢下了上海的优裕生活环境，投奔南方革命阵营去了。

说到运气，真是一个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的东西。曾国藩晚年曾说：“不信书，信运气。”以“曾圣人”的一生体验，竟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见，运气这个东西不可不加以注意。本来，子文的这次南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负气的成分。在上海，与赫赫有名的盛氏家族闹得颇不开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南方碰碰运气吧！偏偏这一碰，竟碰出了一生的飞黄腾达。

宋子文

 

中山先生一生服膺革命，可是从没有获得成功的纪录。同盟会时期，几十次的武装起义失败了。后来，辛亥年的革命失败了，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了，1915年的护国运动失败了。为领导南方的护法运动，1917年第一次在广州开府失败了；1920年第二次在广州开府失败了。这次是第三次在广州开府，就一定会成功么？革命30多年了，国人看到的孙中山从来只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一次次的失败，使得许多追随者对革命发生了动摇，并由此而离开了中山先生。然而，就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时期，宋子文加盟进来了。这不能不说是宋子文的成功，也不能不说是宋子文的运气。

有人说宋子文这一次南下是商人的一种投机心理，看准了中山先生一定会成功，才投奔南方政府的。如果是这样，那倒未免抬高了这个多少有点纨绔气的宋大公子。老实说，不但宋子文不可能有这个眼力，便是一批长期跟着中山先生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也未必有这样的眼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若以商人的投机手腕而言，宋子文不及他的大姐宋蔼龄多了。早在民国初期，宋蔼龄就是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革命资格比宋子文老多了。然而，这个时候的宋家大小姐，正伴随她的白马王子孔祥熙推行其“稳健”政策，在北方按兵不动冷眼坐观南方的成败。事实上，即便英明伟大的孙中山先生，虽然对革命有着必胜的信念，但也未必对这一次的开府有着成功的绝对把握。

但是，正像广告词里所说的那样，“付出总有回报”。因为有了无数次失败的教训，又因为有了两次开府遭挫的经历，第三次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才有了获得成功的基础。如此，这才有了宋子文在南方政坛的崛起，“潜龙在野”一变而成为“亢龙在天”，从一个无足轻重的钱庄经理，一个商界跑龙套的小角色，一跃而成为南方政府的财政大臣，成为一言九鼎的南方“金融沙皇”，真可谓横空出世，一飞冲天。

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对于中山先生领导的南方政府来说，宋子文只是搭了一个末班车却抢了个早市。3月间，子文出任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这是大姐蔼龄、二姐庆龄的旧职，也是子文政治生涯的开始。虽然，就职务而言，这个位置并不算高；但是，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南方政府的大人物，也可以熟悉大本营的一套运作程序。显然，这是一个过渡，更是一种历练。

果然，4月间子文便有了新职，转而出任中央银行筹备员。对于子文来说，干金融，这是他的所长，也是他的专利。在美国老大哥那里，学的就是这一套么！子文办事，真是雷厉风行。5月间，中央银行便已成立，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林云陔出任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任副行长。虽屈居副手，但看得出来这是个管事的人物。

1923年10月27日，宋子文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的委任状

 

10月间，宋子文出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用现代的官职比照，大致相当于两广税务局长。这不但是一个独当一面的要职，更是一个让人垂涎的肥缺。事实上，在不少元老人物看来，这个大元帅的小舅子半年前还是一脸的稚气，而现在已经是跻身于南方政府的新贵了。半年三迁，真让人看了眼红。

1924年4月1日，宋子文被委任大元帅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如果说子文南下，第一年坐的是特快列车；那么，在随后的几年里搭乘的就是直升机了。1924年4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广东省财政委员会委员，这是向财政高层迈出的一步。8月间，宋子文升任中央银行行长，成为南方政府的阁僚。一年多以前，宋子文还只是上海滩上名不见经传的钱庄经理，而现在已经是南方政府最年轻的内阁大臣，掌控国民党金融事业的最高主管。虽然，从副行长到行长只是顺理成章的一次升迁，算不上放了一颗卫星；但30岁的年轻人就当上政府阁僚，在一个老成的国度里不能不说是一次破格的任用。

不过，那是一个非常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出现奇迹的年代。在今天被看作是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时代正是一种常态的演变。1925年，宋子文的仕途已经由坐直升机改乘波音客机了。是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对于宋子文来说，这不啻是失去了一道像青藏高原那样巨大的政治屏障，当然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但是，由于两年来的杰出表现，也由于中山先生的崇高威望，宋子文已经像一棵大树在南方那块陌生的土地上扎根了。是年7月间，宋子文兼广东省政府委员及商务厅厅长。这是在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子文得到的又一个政府高职。这说明，尽管失去了中山先生的扶持，宋子文的政治前途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由省财委委员到省政府委员，由金融到商业，宋子文主管的范围正不断扩大。一切都预示着宋子文的政治仕途正如日中天。

曾国藩看人论相曾有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灵验与否，当然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不过，从宋子文的面相中，的确看不到那种治国安邦的宰辅相。广州时期，许多与宋子文有过一面之缘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与宋家那几个国色天香相比，宋子文给人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太逊了。五短身材，淡而无味，一副恭喜发财、拜托拜托、与世无争的面团相。虽然和蔼中透着一种严厉，但严厉中又不失有事好商量。活像钱币上的头像，笑得很威严，但又颇感勉强。在人们的印象里，这种人大都出现在东家的账房里终日查看账簿子上的蝇头小楷。谁能想到这样的人会走上政坛，成为未来国民党广州政府、南京政府的重臣哩！然而，机会说来就来了。

是年8月，在南方政府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国民党左派领袖、广州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董事长廖仲恺被右派势力暗杀。就政治立场而言，宋子文属于中间偏左，与廖仲恺先生较为接近；就私人关系而论，廖仲恺对宋子文是十分爱护的。多年来，廖仲恺一直是南方政府财政主管，宋子文能够在南方崛起尤其是能够获得中央银行行长的要职，就是廖仲恺大力举荐的结果。廖仲恺的被害，对宋子文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但是，政治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轨迹。政治上，一个大人物突然消失了，往往有如一颗恒星的塌陷，由此而产生巨大的引力。现在，廖仲恺惨死了，随之是南方的中左派力量对右派势力的一致声讨，许多右派分子不是被逮捕就是落荒而逃。原先左右两派势均力敌的局面，顷刻间成了左派的天下。廖仲恺生前的主张，正在被形形色色的人争相颂扬，有真心拥护的，有随波逐流的，有静观待变的，也有别有用心的。结果，曾经得到廖仲恺大力奖掖的宋子文在仕途上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受重用，先后接任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南方政府财政部长，成为南方政府的财政大臣，填补了廖仲恺遇害后留下的空白。到了这个时候，宋子文在南方的地位已经是任何人都不可轻视的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宋子文的仕途仍以破竹之势前进。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山先生的政治遗产——国民党党权重新进行一次分配。宋子文继续居于有利的政治位置，不但被选进36人的中央执委会，而且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商业部长，第一次打进中央权力圈，成为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要人。在随后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先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甚至被选为国民政府五常务之一，与老资格的汪精卫、孙科、徐谦、谭延闿平起平坐了。这个时候的宋子文，一身兼任国民党南方政府党、政、军、财、商等五大领域要职，俨然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大人物了。

多少老资格的革命党人，跟着中山先生马前鞍后地干，真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冲冲杀杀一辈子也没能在南方政府里捞个一官半职，而宋子文却在两三年间唾手可得。这样一个结果，不能不让许多老革命党人感到不平。当然，除了宋子文的家族背景，我们不能不承认宋子文的机遇。当时的南方政府正处于草创时期，各方面都需要展布新局，正是求才甚切的时候，尤其是财政金融人才，真可以说是思贤若渴了。南方政府有革命家，有政治家，有宣传家，也有军事家，但财经专家与金融长才则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物以稀为贵，人以缺为高。以宋子文的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又有一段纽约华尔街银行“练摊”的经历，老实说，这样的优秀人才即便放在今天也会让人肃然起敬，遑论是7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而一生爱惜人才的中山先生，且不论与子文有着父辈及子辈两代人的深厚渊源，即以他那种海纳百川般吸纳人才的雍容气度，也会对子文加以援引和重用。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宋子文的崛起，正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演变。

事实上，宋子文的崛起正是生逢其世，机逢其时。《晋书》所云：“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唐杜牧所吟：“莫为霜台愁岁暮，潜龙须持一声雷。”即指此。“潜龙”子文出山伊始，正是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由单纯的武装革命到建立政权的阶段。由此而形成对人才的全面需求，即不但要有政治家、军事家及党务专家，而且要有管理财政、经济、金融的长才。中山先生革命一生，身边聚集了大批党务、政治、宣传、军事人才，惟独财经及金融专才不多，不能不说是南方政府的一大遗憾。而宋子文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填补了南方政府的一大人才空白。这是宋子文能够冲天而起的最大因素。

所幸，中山先生没有看错，仲恺先生也没有看错，宋子文并不是一只绣花枕头。他的野心勃勃和真才实学，他的雷厉风行和大刀阔斧，他的聪明机敏和踏实肯干，都很适宜于在那个年代草创大业。于是，在南方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升起了！

1925年任广州革命政府财政部长时的宋子文

 

中央银行之父

宋子文到南方打天下是从筹建中央银行开始的，由此而奠定了国民党中央银行创始人的地位。

走在今天的繁华市衢上，要找一所公厕方便一下确是不容易；但要找一家银行，那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的。银行的作用，不但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推进器，而且已经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宋子文到南方打天下的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于银行的认识还处在开启民智的阶段。广州毗邻港澳，为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得风气之先，情况也许好一点。但即使如此，办得好的金融机构都是一些外商银行。英商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有利银行，日商的台湾银行等，不但实力雄厚，且信用颇著，发行的纸币已经渗透到全省各地以此操纵着南方的金融局势。

说到华商银行，只有嘉华、东亚等几家小银行在小打小闹；钱庄银铺倒是有几百家，但都是一些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稳定金融局势的本领是没有的，利用谣言跟风制造金融风潮却是第一流的本事。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广州有一家官办的广东银行，但架不住政治风潮的冲击，已经奄奄一息了。事实上，中山先生虽开府广州，领导南方革命，但执广州银行业牛耳在南方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依然是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洋人办银行，自有洋人的游戏规则。赚钱的买卖，当然会做的；不赚钱的买卖，偶尔也会做，那就是所谓“政治买卖”，不外就是“顺‘洋’者昌，逆‘洋’者亡”了。这对于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威胁。

当然，说到闹革命自然离不开玩枪玩炮。但玩到最后，终归还是玩钱。没有钱扯起旗，招不来兵，买不来马，也买不起枪，购不来炮。《九尾龟》说：“有钱诸事办。”虽然只是五个字，却是道尽了钱之大用，同现代的流行说法“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正是异曲同工。中山先生闹革命，屡遭失败，原因固多；但没有钱，经常陷于囊中羞涩的困境，没有稳定的后勤支援是一大因素。现在，南方大局初定，党要改组，政要改造，军要重建，什么都要搞，但首先是要搞到票子。于是，创立中央银行，建立自己的财政金融系统，不能不成为中山先生的急务。

也许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创立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南方政府成立后，盐税成为政府开支的重要财源。宋子文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一直将盐税收入存放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1923年底，宋经理奉大元帅令拟将存在该行的11万元税款提出，拨充军用。但该行百般托词推诿，拒不交付。随后，有关行员竟携带相关单据潜逃香港。好在这是南方政府的地盘由不得他们胡来，大元帅一声令下，南方政府便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的不动产扣押查封，变卖抵款，总算弥补了盐务稽核所该项税款的损失。

不过，这样一个教训给大元帅的刺激，给宋子文的刺激，真是太大，也太深了。中国人办的银行还这样混账，外国人办的银行还敢让人相信么？无论如何要有革命政府直接掌握的银行，这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事。否则，大元帅真是吃不甘味，睡不安席。这就是中山先生第三次开府广州后第二个月就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的初衷所在。

大元帅的这一道命令，在宋子文看来，正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好在宋子文既有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理论，又有美国纽约华尔街花旗银行“练摊”的经验，还有上海联华商业银行、华义银行、神州信托公司小试牛刀的实践，把这些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用于筹备中央银行正是一展所长、实现自我价值的良机。

创办中央银行的第一步，是主持制订条例、章程及组织规程。这是蓝图的设计，也是未来运作的依据，不可不慎。但中国人办事，不可不认真，否则什么事也办不好；亦不可太认真，否则什么事也办不下去。但这个时候的宋子文正是一头初生之犊，把一切都看得十分简单，以为纸上的东西将来是要一条一条地实行的，当然是再三斟酌，反复推敲。于是，条例7条、章程六章38条、规程12条等无不是对照西方货币银行学说，仿照华尔街银行的样本引经据典地炮制出来的，送交大元帅审阅，由大本营政务会议讨论通过。说到中央银行的特色当然也是有的，这就是由宋子文规定可以享有政府授予的特权：代政府募集债款，代收各种公款，代政府创办国有实业及发行货币等，使中央银行真正成为南方政府管辖地区的金融中枢。

创立中央银行最大的难题，是筹集资本金。当时，南方政府一穷二白，早已是寅吃卯粮，哪里能筹集到足够的准备金。于是，宋子文通过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的关系，拟议向中国银行借款200万元。以实力论，中国银行是华商银行中的“大哥大”，区区200万元还是拿得出来的。但中国银行起于北方，总行亦设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京，从而与北方政府的关系很深，甚至被视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有这样的政治利害关系，自然不会为南方政府“两肋插刀”了。然山不转路转，石不转磨转，老谋深算的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不想把事情做绝，也为了预留一条后路让贝祖诒向总行请示，总算没有一口拒绝，并密嘱贝祖诒答允承借50万元，以敷衍一下南方政府的面子。

这点钱成立一个钱庄是绰绰有余了，但要创办一个中央银行只能算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只好由大元帅出面以南方革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借了一笔款，据说是1000万元毫洋，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这才有了着落。另由宋子文出面，向地方金融机构借了18万元，作为委托美商代印钞券的费用。

1924年8月8日，是中央银行董事会成立的日子。这个日子选得很好，现代的俗语就是“发，发”了。董事会由七人组成，这是由大元帅亲自指定的，他们分别是：大元帅府总参议胡汉民，财政部长兼盐务署督办叶恭绰，大元帅府秘书长兼广东省长廖仲恺，两广盐运使邓泽如，中央银行行长林云陔（筹备阶段），南方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广州市长孙科，南方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中央银行副行长（筹备阶段）宋子文。廖仲恺任董事长，宋子文任中央银行行长。除了宋子文，其他董事都是名头很响的大人物。

8月15日，举行中央银行开幕式，中山先生亲临会场勉励各界共同维持中央银行信用，促成中央银行发展，“使中国商场上的经济力，不致为外国银行所操纵”。新任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讲话，表示“自来官办银行，每因借垫政费过多，遂使周转不灵。本行自当恪守条例之限制，决不敢稍有瞻徇”。强调“本行现既发行货币，惟有十足准备金，决不敢超出定额”。这是一个现代银行家的远见，但也不能不说他对当时的环境还相当隔膜。

的确，历来的官办银行毛病都出在信用太坏上面。原因不外是官家或军阀都把银行看成自己的钱袋，要用钱伸手就取。金库的钱取光了，就拼命印票子。滥发纸币的结果，不外是造成物价飞涨，有钱买不到东西。等到客户发现上当受骗赶到银行挤兑时，看到的却是一块“停兑”的招牌，故此造成老百姓对官办银行的印象极坏。此前，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准备金被军阀劫夺，广东省银行滥发纸币4000万元等造成客户挤兑局面，均不得不挂出“停兑”牌以应付危局，就是极好的证明。

当时，广东市面上的币制十分混乱，流通中的货币既有银两、银元、铜钱等“硬通货”，又有各种各样的纸币。就纸币而言，信用最好的是所谓“港纸币”，为外商银行发行；信用最臭的是广东省银行发行的纸币。因此，成立中央银行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予以最大关注。事实上，中央银行固然按十足准备金发行纸币，但人们在心理上对官办银行抱有很深的信用危机，连带着中央银行纸币的流通都成了绝大的问题，不但老百姓不愿使用，就是政府机构也不感兴趣。这也难怪，谁愿意把白花花的银子眼睁睁地往水里扔呢！出现这样一个尴尬局面，对于宋子文的金融管理能力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考验。

不过，年轻气盛的新行长，不但有背景，而且有办法。一切都处在革命时期，用不着瞻前顾后、左顾右盼，革命需要的是大刀阔斧的硬朗作风，需要的是雷霆万钧的霹雳手段。中央银行发行纸币，不是没有人买账么，不要紧，有革命政权撑腰还怕玩不转么！

于是，新行长一纸呈文送到大元帅那里：窃职行奉政府特准发行货币，“所有公私款项出纳，自应一律通用，在公家征收机关，尤应专收职行货币，以示提倡。事关提倡职行货币信用，应请钧座明令各征收机关，所有征收田赋、厘捐、租税，及其他公款，均一律收受职行货币。其报解公款者，非职行货币，概不收受。至商民交易，应准其照额通用，视与现金相等，并请令行财政部暨广东省长通饬各征收机关并布告商民一律遵照。”

两天后，大元帅颁令批准该呈文，指令财政部长叶恭绰、广东省长廖仲恺分饬各财政机关及商民一律收用中央银行的纸币。规定凡中央银行发行之货币，“公私出纳，一律收受。至缴解公款，应由解款人向中央银行换取货币，再行照解各收款机关。对于解款，非该行货币，不得收受，以利推行。”

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指示，也是一个必须贯彻的决定。但是，官办银行的信誉委实太坏了，无法让人信任。尽管有大元帅的训令，有财政部的公告，有广东省政府的通知，中央银行的纸币也还是受到机关和商民的冷落。更有人借着这一个事件，谣传政府将强迫商民使用中央银行货币等，以致更引起商民的恐慌。这当然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宋行长不得不再发表一篇《中央银行紧要通告》，声明：“查本行发行货币基金充足，十足兑现，商民尽可于本行营业时间内，持币直接向本行兑换银毫，并无强迫使用情形，其中显系不法之徒利用谣言，希图毁坏本行信用。兹特郑重通告，凡商民人等持有本行货币者，可即向本行兑现，毋得轻信谣言，自启纷扰。”

为了便利商号人民兑换，使谣言不攻自破，宋子文下令在广州西关荣巷口及永汉北路设立了两个发行兑换处，每日上午8时起至下午6时止，星期日照常交易，凡有持中央银行货币兑换毫银或持毫银兑换货币者均可随时交易，十足兑换。同时，中央银行另委托八家信誉较好的商业银行代理兑换业务。一切十分方便，一切都以事实说话，你还能不相信么？境况开始好转了；但是，备受冷落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这是因为外币的信用普遍要好于国币。在外币的挤压下，国币的生存境遇不免要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于是，南方政府颁布《取缔外币条例》，规定：“所有市面直接交易，概以国币为限，不得行用外币”；“凡人民向征收机关缴纳田赋厘捐及其他公款，务须一律缴纳国币”。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外币被铲除了，还能不用中央银行发行的国币么？而且，对于机关及商民以低价收买或拒绝使用中央银行纸币者颁令“即行查拿严办”。

在南方革命政权的保护下，中央银行的纸币终于在广东市面上流通起来。其他不说，仅广东的税捐一项，每月就有数百万元，必须以中央银行的纸币缴交。有了这个数百万元垫底，中央银行的国币开始站稳脚跟了。

中央银行的局面，总算打出来了。但是，宋子文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一个真正的商业银行，说到底要靠银行本身的卓著信誉来维系。政权的保护，也许可以偶一为之，但不可再，不可三；否则，就等于是自断命脉。因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了，也流通了，但中央银行的信用问题始终是宋子文特别关注的。他一次次强调：“货币流通，全恃信用。”这可以看出他的见地，也可以看出他的主张。

中央银行的信誉，一天一天地见好；中央银行的纸币，甚至在邻近广东的省区也开始流通起来。不过，宋子文丝毫没有陶醉，“鄙人初无点金之术，所恃者唯平日所积储之十足准备金而已。本行自发行货币以来，即谨守先大元帅训示之宗旨，所谓‘现兑’是也（即以现金兑换货币）。是先有现金，而后有货币，则准备必无丝毫之欠缺，以货币兑回现金，自无问题”。一切都可以看出他的小心谨慎和稳扎稳打。

不过，一切都还只是开始。政治的波涛总是像黑色的幽灵一样，永远在银行的门外荡漾。为了维护中央银行的信用，宋子文不得不为之战斗。对于现代金融制度而言，最危险的敌人是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党棍等野心分子。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官办银行不就是“四十大盗”的藏金宝窟么！那里面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财宝，不用白不用，不拿白不拿。

于是，面对中央银行所拥有的“财富”，这些野心分子早已是眼睛发红、嘴角流涎了。只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由于大元帅还健在，打开这座藏金宝窟的钥匙掌握在大元帅手里。在那个什么都缺尤其缺钱的年代里，面对各种面孔的“伸手将军”，他始终坚持一条：必须遵守中央银行的规则，即便是大元帅也不能有任何的例外。对于新生的中央银行来说，大元帅就像一座大山替他们挡住了北方的寒流，也挡住了贪婪分子的图谋。

不幸的是，中央银行创立不久大元帅就启程北上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巨星陨落，大山倾倒，中央银行失去的不仅是一位革命领袖，而且是一座坚实的屏障。从此，形形色色的野心分子无不把中央银行看成是乌鸦口中的一块肥肉，意欲分肥者有之，企图独吞者亦有之。

先是南方政府的方方面面都一致叫嚷经费太窘迫了，中央银行有的是印钞机，为什么不能多发一些纸币呢？这当然是一个可笑的理由，宋行长以大元帅有遗训在先而拒绝了。好在南方政府的各种政治派别都在“高举”大元帅的旗帜，宋子文以大元帅的遗训作挡箭牌，他们暂时还不敢公开反对。这是在保卫中央银行的过程中，宋子文打赢的第一场“战争”。

不过，这只是一场前哨战；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果然，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开始闹事了。滇军以解决饷源为借口，向中央银行强行“借款”60万元。宋子文当然不会屈服军阀的压力，但也不敢掉以轻心，一边将银行准备金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一边宣布中央银行停止营业。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措施，也是一个坚决回击的姿态。刘、杨叛乱很快被南方政府平定，中央银行随之恢复营业。因子文处置危机得当，颇得各方好评。这是在保卫中央银行的过程中，宋子文打赢的第二场“战争”。

一场总决战开始了。两个月后，廖仲恺遇刺身亡。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整个南方都被震撼了。于是，广州谣言四起，商民惊愕。在现代社会里，一切政治的动荡最先波及的是金融市场。先是市面上各家店铺拒收中央银行货币，继而纷纷到中央银行挤兑毫洋等现钱。整个国币的信用，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对此，宋子文不仅下令照兑，而且将每日的营业时间延长两小时，有多少兑多少，显示了中央银行的强大实力。两天之内，中央银行凭借十足准备金的政策，在兑出40万元现钱后“兑潮”逐渐平息了，中央银行的信誉不但得以维持，而且迅速攀升。这是在保卫中央银行的过程中，宋子文打赢的第三场“战争”。

对于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来说，这是一个成功，不过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个教训。“从来省办银行者，以滥发纸币为能，屡蹈覆辙，致市民闻而色变，每遇风潮，即一蹶不振。故鄙人任行长一日，即负一日责任，必维持货币之信用，必保证准备之充足，否则任意滥发货币，或通融移挪现金，无以对先帅付托之遗训，更何以对吾粤之商民，故鄙人今日敢宣言者，宁可牺牲行长地位，决不能动摇十足准备之主旨，此所敢自信，尤当为政府及商民所共谅者也。”这是一个清醒的认识，更是一个勇于负责的态度。

事实上，“十足准备金”的政策，在宋子文的手中不但成为维护中央银行信用的一道坚固的防浪堤，也成为促进中央银行成长的一个推动器。到1925年11月，中央银行的月周转总额已经攀升到8500万元至一亿元之巨，与年初相比，已经增长了五倍。在整个南方政府期间，中央银行发行纸币逾2000万元之巨，是创立初期的600余倍。甚至以毫洋兑换中央银行的纸币还要向中央银行贴水，这是表示中央银行信誉卓著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央银行的成功，有了一个稳固的金融中枢，也为宋子文在南方推行新的财经政策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财经“沙皇”

宋子文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国民党左派领袖、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的遇刺身亡，对于国民革命固然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然对于他本人的官运，却是一大意想不到的收获。

历来的财政部长，都是支撑政府的一大台柱，是不可以须臾或缺的。1925年8月20日，即廖仲恺遭贼人暗算的当天，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会首先任命大本营法制局长古应芬兼署财政部长及军需总监、广东省财政厅长职。古先生是一个法界名家，但并不是一个理财家，面对南方政府财政上入不敷出的危机局面自知才力不逮，当了14天的“维持会长”就甩膀子不干了。没有办法，广州政府接着任命邓泽如接长财政部。邓泽如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财名家，18岁即前往南洋地区经营工商业，并在海外积极筹款支援国内的革命，颇受孙中山先生赞誉，曾任南洋各埠筹款委员会委员长。中山先生开府广州后，先后任广东军政府矿务局长兼广东省矿务处长、大元帅府建设部长、两广盐运使等职，算得上是一个筹款专家及经济建设长才。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财经老手，面对南方政府这样一个无米之炊的局面也只好自认无能，仅仅干了17天（比古应芬多三天）就撂挑子不干了。廖先生被害后一个月，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会不得不为财长人选第三次坐到一起，开会进行紧急磋商。研究的结果，一致同意破格任用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继续兼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及商务厅长、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等重要职务。

这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新任命，加入南方的革命仅两年多时间就已经成为政府财政经济的最高主管，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升迁。事实上，广州国民政府自1925年7月1日成立以来，名义上设有军事、外交、财政、交通、司法五大部，但真正任命了部长的仅有军事、外交、财政三大部，交通、司法部都还只是一个空架子，连部长也不知在哪里！因此，这个时候的南方政府，还只是一个仅有三个部长的政府。现在，宋子文不但是“三分政府”有其一，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首脑，不能不让人感到一番突愕和惊叹！

在南方政府中，财政部长是一个万人瞩目的高官，也是一个变动频繁的宝座。自中山先生第三次开府广东以来，已经有五人先后出任政府财政大臣，他们是叶恭绰、廖仲恺、古应芬、邓泽如、宋子文。五大财长中，年纪最大的是邓泽如，以62岁的高龄接长财政部；比较年轻一些的是叶恭绰，以43岁的中龄出任财长。相对于嘴上没毛的宋子文来说，他们都是老成人物了。现在任命一个31岁的年轻人担任财长，这固然是一个大胆的决策，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着险棋。不过，这是一个风云变幻、万象更新的革命年代，也是一个涌现新人、创造奇迹的年代。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无论天空中出现什么样的“超级新星”都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演变。宋子文的不断飙升固令人眼花缭乱，但还在情理之中。

其实，宋子文能得到老成人物的信任，多少得力于他的多做少说、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这也是他与其他作风浮华的新人所不同的地方。接到新命之后，宋子文接受报界采访，曾说道：“历来的财政长官，到任之始，无不有长篇累牍之宣言，无非整理税饷、除尽积弊等等陈言，千篇一律。而受事以后，考其事实，每与宣言相去甚远，其所谓宣言之效力，实等于西人所谓元旦日自新之决心，不出24小时之久。今鄙人系抱定实行与民共休戚之宗旨，如能做到，则不发宣言，亦必能得社会群众之扶助；如不能做到，虽有宣言，岂非失信于人。”

其实，宋子文的这个“就职声明”，仍是一个不是宣言的宣言；但比之许多“说得到，做不到，放空炮”的高调宣言来说确是高明多了，颇得广东政界许多元老人物的赏识。广东的财政局面，真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境地。宋子文曾为之痛恨地说：广东“全省皆为军阀把持，已无一片净土，致大本营各部及行政机关徒具其名，不能行使职权，政费几至无着，财政上等于一筹莫展”。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当时，南方政府的最大问题是广东财政的混乱，而统一广东财政的最大问题是军阀的坐地征收。军阀对广东财政的垄断，源于中山先生在领导南方革命的过程中最初依靠的都是一批南方的“革命”军阀。事实上，这是一笔政治交易。起初，军阀们尽管有野心，有枪杆子；但由于没有政治威望，不能对人民起号召作用。他们要争地盘，要打天下，不能不借助孙中山这尊革命的偶像，这就叫“拉大旗，作虎皮”了。而孙中山有主义，有威望，所缺者惟军队耳！为了推进南方的革命，完成护法大业，不能不利用这批“革命”军阀。但中山先生两袖清风，养不起这帮家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承诺在打下地盘后让出财政征收权，由“革命”军阀在所辖防区内自行征收国税、厘捐及禁烟、铁路等收入，以解决各自的军饷问题。结果，尽管在表面上南方政府建立起来了；但体现政府权利的各项财政征收项目，维持政府命脉的重要税收厘捐，大都落入“革命”军阀手中。政府收得少，支得多，形同虚设，以致政府机关人员屡屡不能及时领到或领足薪水，已经到了生活难以为继的境地。

积愤之下，廖仲恺生前曾设想于9月1日起收回被“革命”军阀掌控的税捐征权，推进财政统一；但军需局经过测算，即以10日计发一次军饷测算，亦须先筹足70万元方可从“革命”军阀手中“购”得税捐征收权。而就是这样一笔款子，廖财长亦因无法筹足而不得不放弃这一“赎买”政策。

廖财长的遗愿，现在由宋财长来继承了。以资历、威望与经验而论，宋不若廖多了，但宋的优势不但是年轻气盛，敢作敢为；而且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成功了，当然可以继续干下去；即便失败，不要紧，还可以再回到上海滩继续去当银行家么！

9月下旬，宋子文走马上任。9月底，宋子文便签发部长令：“10月份起，各机关经费须直接向财政部或财政厅请领支出，以符合统一财政之旨。”也许宋子文知道：仅凭这一道旨令并不足以解决问题。随即，宋发出威胁了，“如有仍然截留抵拨，即是破坏财政统一，一经查出，定必呈政府严惩。”因为政府不能按时发薪，也因为各级机关普遍的腐败作风，通过截留税捐收入或抵充支出，或中饱私囊，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如听任这种积弊继续泛滥，所谓的财政统一当然只是一句空话。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统一财政的最大关键，当然还是“革命”军阀的坐地征收问题。宋子文清醒地看到：“财政为政府命脉，非使财政充裕，举凡善后一切政务，均无从着手，而征收机关，若均归军队霸收，又何从整理。”10月初，宋子文以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名义颁布训令：对于由各军占有控制的税捐征收机关，“不避艰险，毅然命员分往接收”。

是年10月至12月间，国民革命军先后发动第二次东征及南征，均取得重大胜利。军事实力的增强，无疑地加快了财政统一的步伐。为此，宋亲电各驻军首长重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军饷统计表统收统支的命令，并要求各军长官通饬所部：“嗣后对于驻在防务经费及山铺票等饷款，勿得妄行干涉，强事截留，或强据包办，破坏财政统一。”宋并警告：“如再有上项情事，本部惟有先行停拨军费，一面咨请军事委员会，派员查明，照特别刑事条例惩办，以维法纪。”

这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威胁，也可以说是一次公开宣战。形势突然地紧张了。就在财政当局与“革命”军阀虎视眈眈，面临公开摊牌的关键时刻，最大的“革命”军阀蒋介石率先垂范，声明：坚决“贯彻统一之旨”，主动要求宋子文向第一军驻地佛山三水地区派出财政处长接管当地的税捐征收事宜。蒋介石的这一声明，无疑是一个正当其时的表态，对财政当局是一个切实的支持，对其他“革命”军阀是一个有力的弹压。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未来的南方政府不就是我蒋某人的政府么！今天，由宋子文派员接收各地军阀控制的征收机关，不正是替我蒋某人在“削藩”么！因此，与其说这是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支持，不如说这是宋子文对蒋介石的贡献。前恭后倨，欲取故与，这是蒋的野心，也是蒋的手腕。不过，因为有了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的坚定支持，宋子文的统一广东财政的工作有了坚强的军事后盾。不过，宋子文并没有忘记运用威逼加利诱的两手政策，对于那些及时交出了征收机关的军队所有应需饷项，由国库按照预算饷额分日拨交军需局转发。这是一场交易。

在宋子文的铁腕之下，统一广东财政收入的工作总算有了一个开端。自然，这个时候的宋子文比之廖仲恺来说，有着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以黄埔军校为核心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征及南征中都取得了胜利，沉重地打击了那些藐视南方政府的“革命”军阀；二是由宋子文一手创建及掌握的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取得了成功，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廖先生当年拿不出70万元的“赎买费”，但宋子文能够拿得出。“一个钱做单客，两个钱做双客。”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12月间，宋子文通过成立筹饷总处，月筹饷达140余万元之巨。当时，归属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队，计有七个军，除第七军在广西外广东有六个军，共71个团，实际兵力在七八万人之间。薪饷发放的标准大致是：士兵每月十元，伙食费标准每月两元。排长到团长的月薪，在32元至400元之间。连长以上的官佐，每月还有一定的公费支出标准。以此估算，广东每月支出军饷大致在140万元至160万元上下。据此，筹饷的收入与支出缺口不算太大。军需粮饷的供应，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在宋子文的威逼利诱下，同时也随着南方革命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革命”军阀在权衡利弊后，不得不拱手交出税捐征收大权。

在统一广东财政的过程中，宋子文打出的旗号是：“统一财政，实为统一广东、统一民政及军政、取消个人霸有民政及军政之权衡的步骤。”根据宋子文的提议，国民党二大通过了财政决议案，明确指出：“统一国家财政，实为发展国家之唯一基础。”按宋子文的观点，推进统一广东财政的改革，决不是为了与“革命”军阀争利，也不只是为了多收几个钱，而是为了统一军政、民政，发展国家基础。

看到宋子文把统一财政的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广西的“革命”军阀、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坐不住了，多次向南方政府交涉要求早日结束广西的半独立局面，请中央从速划一整理。李军长认为：“因将北伐，其他各省将陆续归入中央治下，则此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断不应继续维持。为今后国家大计设想，我广西省当局愿为天下先，将军民两政交中央统一办理。”

这是一个主动归顺，宋子文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南方政府的理由是，两广军政的统一是可以的，民政的统一也是可以的，独财政不可以统一。广西的财政，仍请广西军队坐地征收，中央无意夺爱。李军长不能表示同意，对宋部长提出质询：既然广东的税收已交财政部统筹征收，各军军饷也由财政部统筹核发，则广西方面也请财政部照此办理。但宋子文说：“你们广西税收太少了，军队太多了，收支不能相抵，中央统一了，财政部是要吃亏的。”原来在宋子文的眼里，涉及国家财政统一的大计也只是一桩买卖。赚钱的买卖是可以做的，吃亏的交易是不干的。所谓“统一国家财政，实为发展国家之唯一基础”云云，都只是骗人的鬼话罢了。

原来，广西虽然只有一个军，但兵力有18个团，计四万人之多。而广西本为贫瘠之区，税捐本就有限，居然养了这么多的军队，开支方面自然是入不敷出了。当时，一个广东兵的薪饷，可以养两口之家；而广西兵不但不能按时发饷，就是每日的伙食费也只有小洋两角。官长不论高低，伙食费一律四角。各级主官除少数“公费”外，别无其他津贴。所谓养家糊口，自是免开尊口。真是同在一个蓝天下，差异何其悬殊。这就是广西的“革命”军阀主动要求归顺中央的原因，也是政府财政当局断然接受归顺的底牌。

李军长对宋部长的嫌贫爱富颇有些愤然了，“中央如对穷的省份就不统一，对富的省份就统一，这还成个什么体统呢？”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责问，更是一个义正辞严的痛斥，宋子文为之语塞了。只是，语塞尽管语塞，赔钱的买卖依然是做不得的。

广东的“革命”军阀要求财政独立而不可得，广西的“革命”军阀要求将财政统一而不可得。在两广统一财政的问题上，宋财长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原则是原则，执行是执行，说到底都只是为了一个钱字。因宋子文不肯做赔钱买卖，广西的财政终究未能统一到广州国民政府治下。对于广西的“革命”军阀而言，这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为革命行苛政”

实事求是地说，南方革命政府时期是国民党的财经政策实施得比较成功的一个阶段。这是因为，广州国民政府是中山先生一手创建的，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确不是一句诳语。即以宋子文而言，当时谈不到“官倒”，更谈不到“官盗”；什么“四大家族”等等当时还没有出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宋子文得以按照自己的抱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取得了不俗的政绩。等到蒋介石开府南京，从四大家族到遗老新贵纷纷窃取高位，掌控大权，监守自盗，中饱私囊，政权从本质上发生变化。所谓的“天下为公”，只成为政府的一块遮羞布了。

在统一广东财政的过程中，宋子文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诸如：清理田赋厘捐，整顿盐务，改革印花税，整理沙田耕地，整顿筹饷机构，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等，对广东的财政税赋项目进行了一番全面整理。整理税项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增加收入。但是，整理税项的过程也是一个调整各阶层经济利益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当然不会允许加重工农阶级及市民阶层的经济压力，重点只能是放在地主、商人、小业主及为数不多的大资本家、洋奴买办、高利贷者身上。据此比较合理地调整了各个经济阶层的税赋支出，并为现代资产阶级财经税赋项目及制度的创立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宋子文是一个优秀的理财专家，也是一个天生的敛钱高手。虽然，他在美国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的训练，在金融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并不一样，广东的情况与上海方面也不一样，这是很多人都懂的一个道理。

宋子文面临南方的复杂局面，照样能举重若轻，玩得有声有色。对于宋子文的手段，我们不能不表示佩服！他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对旧的财政税收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以建立较为公平的新制度；一方面，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在严刑峻法的同时辅以利权均沾，把反对改革的旧势力诱使到新政的阵营中来。

事实上，宋子文的成功，多少得力于他的铁腕。他不像中国的旧官僚，久经官场历练之后早已变得像沙滩上的石头，又圆又滑，处世八面玲珑，顺时俯仰；办事虎头蛇尾，外强中干，往往一遇阻力便推诿敷衍，草草收场。宋子文成长于美国，历练于财经界，较少受中国旧官场的影响，办事认真，勇于负责，遇事一抓到底，有始有终。结果，许多看似复杂顽症到了宋子文的手上，在重药猛攻之下居然渐有起色。

以印花税的征收为例。历来的印花税，本是一个丰富的税源。但多年来源于衙门作风，广东印花税的征收却是因循旧习弊端丛生，税源近于枯竭。一方面，印花税票大多系民国初年所定，易于仿造冒充；另一方面，商民往往缴款而不粘贴，无法及时检查核实。一些不法分子借机生事，乱收滥罚，中饱私囊，致使每年的印花税收入仅区区60余万元，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宋接手后，即通过重新公布印花税法，设立印花税总处，改革办法，统一征收。对于普通印花税，由各承销、代销点限额推销。如果不能足额销出，则立即取消其资格。烟酒印花税是一个大项，原来的办法是在零售时自行粘贴；现在，统一改由财政部管辖的检查所直接在总售处代为贴足，并将卷烟印花税率提高了百分之百。对于酒精、爆竹、汽水等原先未列入征收印花税项的商品则新开征，以增加税源。

为了整顿征收过程中的瞒漏、作伪等流弊，宋子文痛下杀手，宣布旧式印花税票一律停止使用，启用新式印花税票。商民购存的旧票限期交有关机构查验，如非伪票即准调换等额新票。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通过整顿印花税征收机构禁止非专项人员随意拦截检查，故意留难苛扰；另一方面，对商民加强税法宣传，重申商民业户应依法贴足印花不得违章瞒漏，增强纳税意识。经过一年的整顿，结果仅印花税一项，即由年征收60余万元猛增到年征收300多万元。

印花税的征收，只是宋子文整顿税赋的一个缩影。其他各项税赋的整顿，无不体现了他的霹雳手段。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他下令设立田赋清理处，进行登记清理。他深知中国的各级官吏，从来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据此，他责成各县县长坚决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将旧款、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以此进行“征收考绩”，严格考核。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者，予以记过、记大过的处分，严重者摘去官帽。于是，田赋的征收在一年间提高了一倍，达到了302万元。

道高魔亦高。面对宋子文的高压政策，不法分子纷纷使出了看家本领与政府进行较量。当时，煤、汽油类实行特税征收制度，并规定了一套严厉的处罚办法，以期保障足额征收。但在实施过程中，或是不法油商脱逃港澳，或是事先转移赃物赃款，政府即使查获往往也难以追缴到相应的税款。

不过，宋子文有的是办法，规定在油商领取进口单证时必须取得信誉良好的殷实富商的担保；一旦发现有偷税漏税情事，除货物全部充公外，另处以高额罚款。如政府特税蒙受损失，则必须由担保人补足。这样一个连环套，民间的俗语叫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此，品行不端、信誉不好的油商，因无人担保也就难以申请到进口单证。偷漏特税的现象，不免大为减少。如此，在宋子文的严密法网之下，煤、汽油的特税收入半年之间便由104万元增加到216万元，又是一笔巨款进账。

然而，最大的财政收入当是源于厘捐杂税的整顿。其时，广东的厘捐杂税之多，除了研究厘捐杂税的专家之外，没有谁能说得清楚。举其要者，有厘金、纸税、布税、蜡税、丝税、府税、典税、契税、颜料税、营业税、保险税、矿业特税、商业牌照税、屠牛牛皮税、舶来皮革税，以及房捐、屠捐、猪捐、糖类捐等；甚至在纸、布、蜡、丝、颜料等专税之外，另有附加税。至于妓女卖淫，除了要交一笔花捐，也得另交一份附加以便为“国家”多作一份贡献。现代的人听来，不啻是一个海外奇闻了。

如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无异于杀鸡取卵，老百姓早已是不堪重负了。据此，宋子文的手段是设立改良税捐委员会，取消一批苛捐重税，革除部分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改革为公开竞争投标制。通过公平竞争，减少官商勾结的弊端。投标过程中，对于拖宕缴纳招承底价或原先底价定得过低的，则以果断措施撤销承办合同，取消其投标资格，另招商承办。经过多方整理，厘捐增加之多月平均达100万元以上，比整理之前平均增加两倍，第一年即达到1591万元之巨，相当同期盐税、印花税、烟酒税收入的总和。

自然，宋子文的“新政”在推行过程中不是没有遇到阻力。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原先的既得利益集团。广东的沙田即海滨淤地，向以膏沃闻名，海澳溢坦，相生相成。但膏沃尽管膏沃，这些沙田却大都被官僚豪绅霸占。他们既不纳粮，亦不缴款，事实上俨然成为南方政府管辖之外的“飞地”。这在宋子文看来，当然是政府的重要财源。故他上任之后即要求对沙田严定考成，设法清佃，派员分头勘丈征收。

一块久已到手的肥肉眼看着就要被“乌鸦宋”叼走，田主们当然是心有不甘。于是，百般隐匿者有之，万般阻挠者有之，清丈沙田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为此，宋子文不得不拿出撒手锏，调动军队进驻沙田，专事缉拿胆敢阻挠清丈、破坏农耕者，以蛮力保护清丈工作。同时，宋发出通告，限定时间命令田主开列地址及亩数径行报沙田清理处呈请审理，一经逾期，不但沙田充公，且严加处罚。结果，沙田方面的年收入，由原先的27万元增加到69万元。

禁烟收入与筹饷收入，被时论认为是“寓禁于征”的两大“恶税”。恶尽管恶，但因为是一大财源，子文自不会轻言放弃，办法是在“走私通道”西江、东兴、两阳、肇罗等地设立缉私检查所、卡，派员截缉走私。另设药料专卖局，以招标方式投拍认销权。一堵一疏，试行五个月竟意外地获得212万元的禁烟收入。在筹饷收入方面，通过收回由各军控制的征收机构，取消军队的附征保护费，将其归充正饷。以前由军队批准的商承一律撤除，重新招商，加额承办筹饷。运行半年，亦将筹饷收入由204万元增加到549万元；又经过半年，再增加到926万元。一年增加3.5倍，不能不说是一个想象不到的丰收。

整理盐务，是宋子文所花精力最多、所遇阻力最大的一项税赋整理。盐税收入，历来是广东财政的一大财源。盐政领域，也是他南下之后最早接触的财经领域。早在担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期间，他就已领教了盐务领域的重重黑幕，甚至两广盐务稽核所与两广盐运使署之间因争夺利权而大打出手。当时，两广盐运使赵士觐因深恨盐商林丽生分赃不均，利用手中掌握的省河督运缉私大权将林丽生的走私盐船缉获，秘密进行审讯，以获得的人证、物证向宋子文发难。其时，宋出道不久，老谋深算方面不及赵盐运使多了，在赵的大举进攻面前差一点翻船。后多亏该案的承办人、财政部司长李承翼全力营救，始得脱离险境，反败为胜。

这样一个教训，宋子文真是没齿不忘。而他就任财长后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将原先相互制衡的两广盐务稽核所与两广盐运使合并，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的盐务总处，“掌理盐务行政与场产运销及征税与稽核一切事宜”，并在大力整理盐税、清理积弊的同时，设立了24个盐警队，分驻全省各地负责缉私工作。这是宋在财政系统内设立准军事力量，逐渐发展成为私家武装税警总队的肇端。经多年的苦心经营，从此盐税收入持续上升。1925年为203万元；1926年增至647万元；1927年更增至1010万元。以个税而论，盐税收入成为广东税赋收入的第一税源。

所谓“拔出脓来，才是好膏药”。现在，南方政府的那些老成人物不能不佩服年轻的宋部长的敛财手段了。以税额而论，1924年仅为861万元；1925年为1630万元；1926年为6903万元。两年增长了七倍，实在是大家此前想也不敢想的巨额财源。

宋子文俨然成了南方政府的一棵摇钱树。为了能从这棵树上摇出更多的钱来，不能不对宋子文予以表彰。1925年底，广州国民政府颁发嘉奖令，声称“该部长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较前激增，东南两路用兵，军费赖以接济，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致此。”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只是，“现在逆贼讨平，全粤统一，虽内部障碍尽除，措施较易，而此后筹备北伐，需款尤殷。望即更加奋勉，益图整顿，慎选僚属，严剔弊端，新税以次推行，苛征悉予罢免，务使军费充而革命完成，国用足而民力不惫”。这是一个希望，更是一个鞭策！宋子文不能不加倍努力，以报答老成人物的知遇之恩。

不过，宋子文清楚得很，纸币是不能滥发的，否则就要引发通货膨胀；税赋也有个限度，否则就是杀鸡取卵了。两招使完，广州国民政府还是大闹钱荒，奈何？特别是北伐在即，以蒋介石为首的“有枪阶级”对“革命”的银子真是望眼欲穿；对子文的期望亦不断加码。好在子文究竟不是等闲人物，在敛钱术的夹袋中还藏有一手绝招：发行公债与库券！

其实，在一个前景不明的动荡年代，在一个缺乏经济实力的政府治下，任何公债与库券的发行与直接从商民的口袋里抢钱并无多大差别。但是，正因为有“空麻袋背米”的好处，宋子文的这样一个敛财术颇得南方政府的欣赏，尤其是赢得“有枪阶级”的喝彩。

宋子文第一次发行公债是在1925年10月，也就是担任财政部长的第二个月。总计发行短期库券40万元，三个月后加发有奖公债500万元。且强行规定所有军政及教育机关发放薪俸时，一律搭售有奖公债三成。半年后，宋再以黄埔商埠的名义第二次发行有奖公债1000万元。因乏人问津，不得不向商民强行推销。到北伐初期（1926年9月），已发短期库券和有奖公债达2428万元，相当于是年军费支出的29%。可见，公债与库券的发行对“有枪阶级”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不过，无论是税赋厘捐的整理，还是库券公债的发行，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负担比例，但无疑是更加重了广东民众的额外负担。亦有时论认为宋的理财政策是“竭泽而渔”，为了替政府和军队筹措经费简直是“横征暴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就曾当面指责宋子文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得干脆：“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李军长倒也表示理解，认为：“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李并称赞：“为革命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定论了。”

的确，与前任相比，宋的理财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各自为政的广东财政得到统一，腐败不堪的财政机构得到整顿，名目繁多的税赋厘捐得到整理，各个利益集团的财税负担得到相对合理的调整，一批财经改革举措得到推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等。无疑，这对于南方政权的巩固尤其是对于北伐军费的筹措，起到重大作用。没有宋子文在理财政策方面的成功，也就没有北伐战争的如期举行。这个评价当不致是一句谀词。

当然，宋子文的成功，说到底是那个时代的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已经到了一个由失败走向成功的成熟阶段。这是宋子文能够取得成功的最大机遇。等到他坐上财长宝座，以黄埔军校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军事力量空前发展，两次东征及十二月南征的胜利就是证明，这就为宋子文统一广东财政推行各项财经新政提供了最大的保证，这是他能比几个前任做得出色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宋子文理财政策的成功，不如说这是宋子文做官恰逢顺风顺水的成功。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宋子文的成功有其个人因素。他的特殊背景，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山先生的面子，庆龄的面子，都是南方政府的最大面子，无论是哪个老成人物看在这两个面子的份上都不能不买他的账，官场上那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些理不清的关系网，也只有宋子文才可以公然加以蔑视，这是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得以成功的基本保证。

此外，宋子文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与严格训练，他在财政经济和金融方面所拥有的专业知识，甚至他在个人气质上所具有的冒险精神与务实作风，在南方政府的高干中都是别人无可替代的优势。宋子文就任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仍兼广东商务厅长及中央党部商业部长，都是因为当时的政府高层“近商人者，无政治、商业之学问”，“有学问者，又与资本家及商情如风马牛”。宋子文不但是一个专才，而且是一个通才。

宋子文的成功，有着时代机遇、家族背景及个人才干等多方面的原因，这是没有疑义的。

南方理财的成功，为宋子文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亦为他后来成为国民党武汉政府、南京政府的财经首脑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综观宋子文的一生，南方时期既是他理财的创始阶段，也是他理财的最好阶段；随着国民党主流集团日益背离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及蒋介石对大革命成果的篡夺，宋子文已经从早期为国民革命理财一变而成为为蒋介石集团理财。宋子文理财的失败，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在夹缝中的摇摆与变节

“强中自有强中手”

在中国现代史上，蒋、宋这两个姓氏是经常连在一起使用的。虽然有时候，它只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一种简称，但更多的时候却是蒋介石与宋子文这两大强人抑或是蒋氏家族与宋氏家族这两大家族势力的并称。

其实，在整个南方政府时期，宋子文绝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他的家族，竟会与蒋介石联系得这么紧密；他的进退升沉、生死荣辱，无不与握于蒋介石这个出身微末、脾气乖戾的丘八之手，甚至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现代史上演绎了那么多稀奇古怪、惊心动魄的故事。

宋子文也没有想到，他在南方理财的成功，赚了一把又一把的票子不但催生了南方国民革命的胜利，催生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养大、养肥了一批以蒋介石为首的“革命”军阀。正是这批又大又肥的“革命”军阀，葬送了中山先生一手开创的南方国民革命，也葬送了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的北伐战争的胜利。

事实上，蒋介石与宋子文一样，都是南方政坛上两个最大的政治暴发户。宋子文的暴发，缘于南方理财的成功；蒋介石的暴发，则是缘于南方军事的成功。

诚然，就资历而言蒋介石称得上是宋子文的前辈了。然而，从辛亥革命爆发，到孙中山两次开府广州，其间十多年，蒋介石混来混去始终没有混出个什么名堂。在大元帅孙中山手下，一度担任大元帅府参军，闲职一个。官运最好的时候也只是参谋长罢了，诸如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参谋长、援闽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等。直到宋子文南下，蒋介石所担任的最高军职是广东粤军参谋长，一个不大不小的军事幕僚罢了。

蒋介石在南方的崛起，情形与宋子文有某种类似之处，都是在两三年里连滚带爬地从社会的中下层一下子翻到政坛高层。1923年3月，蒋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第一次进入高级军事幕僚的行列。一年后，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成为南方政府手中的第一张军事王牌。此时，宋掌握财经大权，蒋掌握军事大权，两个人不但都是支撑南方政权的重要台柱，而且也都是那种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杰出青年”。宋、蒋被广东各界关注，以致被舆论炒得很热，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南方政府时期，蒋、宋之间并没有多少私谊，这是颇令人玩味的。也许年轻的蒋校长看在银子的份上，对于更加年轻的宋部长多少还算比较客气。然而，年轻的宋部长并没有看在枪杆子的份上，对于年轻的蒋校长表示特别的友好。事实上，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宋部长都很少谈及蒋校长，更不要说有什么礼尚往来了。

不过，大致说来，宋部长与蒋校长之间绝谈不上有什么过节，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毕竟，无论就年轻人的野心而言还是就双方的利权而言，两个人都没有明显的利害冲突。在这一阶段，宋的目标是理财，蒋的目标是建军。蒋之建军，固然离不开宋之理财；但在广东那样一个特定时期，宋之理财也离不开蒋之建军。于是，在蒋的枪杆子的保护下，宋的理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在宋的白花花的银子支援下，蒋的建军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尽管宋、蒋之间有着那么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深交。而且，无论是家庭出身背景，还是个人的成长环境与经历，抑或是自身的气质个性，他们之间的差异都太大了，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人物。他们有各自的优势，在事业上未尝不可以互补；但就个人气质而言，显然是处于相互排斥的状态。好在在南方政府时期，他们都还只是内阁大臣，并没有形成一种隶属或依附关系，在私交方面保持适当的距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北伐军兴后情形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的蒋校长，一身兼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诸要职，成为事实上的国民党老大。蒋校长与宋部长的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同僚关系一变而成为僚属关系，这对于不善与蒋交往的宋部长来说，可说是一件大伤脑筋的事情。同时，北伐期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正是一个合理的逻辑；宋子文既为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最大的急务就是替蒋总司令筹措巨额军饷。到了这个时候，宋部长即使想不与蒋总司令这样的强势上司打交道，也绕不过这一关。这对于宋的涵养气度和忍耐能力，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果然，在军费的筹措与军饷的供应方面，蒋总司令与宋部长一次次发生了重大冲突。本来，北伐之前，宋倾广东一省的财力供应广东一省的“革命”军阀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甚至不惜把广东这样一个富庶之区弄到“竭泽而渔”的境地。然而，北伐开始后，庞大的军队供应加无限制的战争消耗，南方政府的军费支出几乎是成几何级数增加，一下子就压得财政部喘不过气来了。

诚然，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山先生的遗愿，宋部长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全部的财力予以支援。可是，一边是囊中羞涩，一边是需求无度，如何可以满足呢？尤其是蒋总司令的财政预算意识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水平，只知道当伸手将军，全然不谅解财政部长的难处，今天一个电催，明天一个电饬，给少了就牢骚满腹，给慢了就大发雷霆，要不到就危言恫吓。年轻的宋部长第一次领教了年轻的蒋总司令的军阀脾气。在“革命”军阀蒋总司令的眼里，宋子文哪里是什么财政部长，简直就是他的军需处长么！冷峻高傲的宋部长可是从来不吃这一套的。对于从政而言，他有自己的做官原则；对于财政而言，他有自己的预算制度。军费的支出，该办的则办，能办的则办，办不到可以不办么！

在南方，人人都知道宋部长脾气大！可是，人人也都知道蒋总司令比宋部长的脾气更大。军需不能满足供应，宋部长提出种种理由，但蒋总司令管不了那么多。你是财政部长么！财政部长干什么吃的，不就是替军队弄钱弄物，办军需么！没有钱，没有饷，还打什么仗？打不了仗，还怎么北伐？北伐不了，还怎么搞国民革命？这个妨碍北伐大业，妨碍国民革命的大责任，你宋子文担待得起么？你宋某人有你自己的办事原则，我蒋某人也有我自己的办事原则么！在这样一个狭路之下，宋与蒋的冲突自是不可避免。

北伐战争原先的计划定为四个月，北伐经费的筹措亦以四个月为限。也许最初三个月的军饷解决的情况好一点，蒋总司令很少找宋部长的麻烦。蒋、宋关系还算平静。但是，9月间的军饷出了问题。因湘鄂各省以大元为本位，而广东以毫洋为本位，南方的毫票在湘鄂等省无法流通。这样一来，军饷的供应不免就成了无源之水。

为此，军方请求财政部速运大元票接济。但财政部方面，对于以大元为本位发行货币的建议不免忧虑重重，担心动摇中央银行信用，影响南方政府的根本，故对军队的请求不得不予以拒绝。

军方的要求到了财政部被打了回票是常有的现象。但是，财政部的这一张回票不同于以往。前方的军队正在打仗。军饷一天不到，军心一天不稳，事关北伐战事，事关国民革命大局，军部不能不据理力争。9月12日，蒋电宋：“中行关系政府根本，关怀岂独兄一人，但湘鄂皆以大元为本位，所发毫票，无法活动。”并危言：如果大元票不能速运鄂省，“前敌军需将成麻木”。蒋且严正声明：“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

经过这样恳切和负责的说明，宋总算答应了蒋的请求，同意向前线补充大洋票。但是，形势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汉口、汉阳已经攻克了，但武昌仍在北军手里。武汉三镇不能连成一体，整个经济就不能运转。原先财政部曾答应将北军残款120万元由湖北商会就地提交国民革命军充作军费，但迁延十天，只提交了15万元。且其他方面的借款也未能落实。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增援江西。

形势变化了，原先的计划当然不得不做一些变动。9月16日，蒋总司令再次急电宋部长：“此次战争，非延长到年终决不能了，故战费须续筹三个月，方无支绌之虞。前允大洋票，务须速寄，并须多汇现款。”战事延长了，战费跟着水涨船高，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演。问题是，三个月的庞大费用，只剩下几天时间如何能够筹集到手？宋子文真是日坐愁城，也很有点气愤了。不管他，手头有多少大洋票就解送多少，聊补前方的无米之炊，敷衍敷衍蒋总司令吧。

但是，这样一个杯水车薪如何能解前线的燃眉之急呢？9月20日，总司令从江西萍乡一连发出两份急电。第一份送财政部长宋子文，说明：“经济困难已极，大洋票及公债券何不整数寄来，必欲如此零星分寄，致不能有计划之使用，且失信用，岂兄至今犹未能深信，而必欲如此迟延耶？”这是一个愤怒，更是一个责问。也许，字里行间还多少夹带着一种威胁。蒋总司令用这样口气说话，在他与宋部长的交往中还是第一次。总司令真是怒不可遏了。

给宋部长的电报发出去了，蒋总司令想了一下觉得不放心，于是，另给国民党中央常委代主席张静江、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再发一电，将前线的情况加以剖明：“此间财政困难已极，公债券及大洋票，请速全数寄来，可作有计划之使用；以零星解来，随到随用，愈弄愈拙也。10月份以后，前方经临各费，务请照寄。”蒋介石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以张、谭的重量级地位迫使年轻的宋部长让步。

但是，宋子文并不肯买账。对于张、谭的关照，他照样打了回票。宋部长的理由是：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必须符合“十足准备金”制度，这是中山先生手订的遗策。张代主席、谭主席都对北伐军饷的接济不上表示关注；但是，对于中山先生手订的遗策，他们同样不能不表示关注！在态度强硬的宋部长面前，张、谭都有点束手无策了。在南方政府时期，宋子文是一个成功人物，蒋介石也是一个成功人物。一个人成功了，往往脾气都不大好。因此，宋、蒋都成了南方有名的很难对付的“脾气人物”。

在南方政坛上，宋子文是一个“有产阶级”，掌握着南方政府的财经大权，很有点财大气粗的味道，所谓“有钱大三辈，无钱公变孙”，即指此；但蒋介石是一个“有枪阶级”，掌握南方政府的军事大权，颇有点枪多气粗的味道，所谓“有枪就是草头王”，亦指此。正因为如此，宋子文与蒋介石一样从来都是被人求而不肯轻易求人的。不过，现在宋、蒋碰在一起，到底谁是老大，事情就有点棘手了。就经济实力而言，毋庸讳言宋是蒋的老大；而且，现在是蒋求宋不是宋求蒋，宋当然可以不买蒋的账；然而，就军事与政治实力而言，无疑蒋是宋的老大。宋的财政部长大，还能比得上蒋的中央主席大么！宋的钱硬，还能比得上蒋的枪硬么！

但是，政坛上的较量，并非像公式1+1=2这么简单。依蒋总司令的性子和实力，财政部长不听话，当然可以派两个丘八拿两根破枪把这个傲慢无礼的家伙抓起来，关他几天禁闭，给他一个切实的教训。但是，宋不仅是一位声誉卓著的“理财专家”，而且是一位后台颇硬的“国舅部长”。对于这位中山先生的内弟，自诩为中山先生信徒的蒋总司令如何可以痛下杀手呢？何况，蒋总司令这个时候正觊觎着宋家三小姐。宋家三小姐是宋部长的小妹，诸事还要拜托宋部长在小妹面前美言几句，如何可以自断后路呢！

不过，就宋、蒋关系而言，宋对蒋的抵触固然有不肯买账的成分；但站在财政部的角度，宋确有极大的困难。事实上，南方的经济情形简直是糟透了。宋为筹措巨额军费，拼命发行公债券，在商民中间早已失去应有的信用，再没有人肯响应政府的号召掏钱购买公债了。

于是，财政部不得不实行“强卖”政策，将公债推销任务逐级分解到各县，严令限期催收，以致在政府与商民之间酿成重大冲突。汕头惠来县就曾经发生商民罢市、抗拒购买公债的严重事件。为此，蒋总司令不得不调动军队进行弹压，并下令：“抗拒政府发行公债，殊属不法已极，仰即严行制止，并查明为首鼓动之人，严拿究办为要。”这是一个高压政策，事件是被镇压下去了，但人心正在躁动！

公债乏人问津，税赋已经榨干，货币发行已经过度，中央银行的信用已经摇摇欲坠，而军费开支的额度正像测量高烧病人的体温计那样依然在无限制地增长。宋纵有点金之术，也有枯竭之日。对于蒋总司令无止境的要求，宋部长不得不高挂免战牌，一概置之不理。不曰然，亦不曰否。宋的沉默战术令蒋大伤脑筋了。

宋的从容不迫、稳健缜密、沉默是金，充分展现了一个现代财经领袖所应该具备的优秀素质。不过，蒋总司令有的是办法。9月20日的电报发出后，21日，蒋再一次急电张、谭两主席，重提军费问题：“北伐经费，原定以四个月为度，现在战事范围扩大，作战时期不得不因而延长。武汉虽经攻克，而江西正值用兵，收编部队，日有增加，筹款又非易事，即有收入，亦只可补充预算范围以外之临时费用而已。前经额定之北伐费，在战事未结束前，仍拟由政府赓续筹济，庶于战事前途不致感受影响。”

事实上，一日数变的军事形势也容不得宋从容研究。9月30日，蒋自江西清江前线给宋拍发电报。北伐以来，这是蒋第六次电宋催发军费了。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委实是万分紧张：“10月份饷，尚未汇到，在鄂各军，或可设法，而在赣之一、二、三、六、十四各军，分文无着。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以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

形势如此不堪，这也许是宋部长没有想到的。如果是因为后方军饷接济不上的原因，迫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前方自杀，这当然不是财政部长的初衷，但财政部长有筹措军饷之责难道可以脱得了干系么？“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又一份电报接踵而至，蒋说得更明白了，“查前方饷糈万急，兼之时已严冬，各军将士饥寒交迫，衡州既无可拨兑，冬衣待需在即，服装及10月份经费，应如何拨济，兄应负完全责任，祈勿漠然视之为盼。”不但是痛切的诉求，更是严厉的指责了。在另一份措词更加严厉的电报中，蒋更是严词切责：“在粤议决发给服装费270万元，延至今日只发给69万元。时当冬令，长江一带早已严寒，前方无款制发，后方领款不到，不能制解前来，使前方兵士冒霜而蹈白刃。总之，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前项各款，务希速行筹发。”

对于蒋的要挟与讹诈，宋也许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于前方将士的实际处境，宋不能不认真对待。而且，蒋威胁要“引咎自裁，以谢将士”的电报是诉之于张、谭两主席转达宋部长的。因为军饷接济不上，前方总司令已经在那里要死要活，在后方的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不能不表示严重的关切。

处在这种内外夹击、上下交攻的境地，宋子文对于军饷的供应不能不破釜沉舟，以非常之措施应付非常之局面。虽然，公债的发行、税赋的征收都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是远水不能解近渴了，惟有冒着中央银行信用崩溃的危险，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紧急增发纸币，以解前方的燃眉之急。从此，广州中央银行的各种纸币，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从面值100元的大洋券到面值五元、十元的通用券，充斥湘鄂赣各省的市面。前线的军需，在南方运来的整袋整袋的纸币的支撑下，总算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三不”政策

滥发纸币，无疑是饮鸩止渴，不但加速了货币贬值的步伐，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混乱。最终的后果，只是导致了中央银行信用的彻底崩溃，从而彻底埋葬了广州政府中央银行。事实上，在湘、鄂、赣三省的市面上，商民因手中持有的中央银行纸币，既不能及时地兑换成现金，又不能购买到相应的物资，从而对纸币的信用产生极大的怀疑，从银行到商民亦据此拒绝接受纸币。于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央银行纸币在市面的流通，并引起市面的恐慌与金融市场的混乱。

这样一个局面，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看来也许早在意料之中；但在总司令蒋介石看来，未免就有点始料不及。不过，军人不但有军人的手段，也有军人的思维。站在蒋总司令的角度，商民拒绝使用中央银行的纸币并不是中央银行信用不好，而是有奸商在操纵金融市场。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借口。为此，蒋总司令发出布告：严禁奸商操纵金融！“照得中央银行，自民十在粤东设立，准备十足现金，代理国库发行票币，历年流通两粤，信用极为昭著”云云。这确是一个实情，不过，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徒以军事纷繁，大局尚未大定，不克于各发行地点，设立分行，十足兑现，此本总司令对于民众不得不引为内疚者。”这是蒋总司令的歉意，其实只是一个掩饰。“现在政府北迁，举凡军、财、民事各项大计，无不力谋整顿，而于中央票币，尤特别注意。凡我商民人等，其各体此意，一律收用，藉纾政府之财力，表示军民合作之精神。党国前途，实利赖之。自所布告之后，如再有奸商不明大义，从中操纵，希图短折，或拒绝不收，一经查出，定当从严惩办，决不姑宽。除令行湖北财政处，转饬各征收机关，于人民完纳正杂附税，一律收用，并函知武汉商会通知各行商知照外，为此出示晓谕，仰商民人等一体凛遵，毋违。”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一切都透示了军方的决心，对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流通将以最严厉的手段加以保护。

尽管蒋总司令与宋部长之间仍是有电报往来，不断地交涉军饷的接济问题。蒋总司令也还是不断叫穷，北伐军队也还是不断闹钱荒；但是，10月份的难关总算是捱过去了。不过，这一次的过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滥发纸币，庞大军费开支的负担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转移到湘、鄂、赣三省的商民头上，南方政府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中央银行的信用。宋子文一手创建并引为骄傲的广州中央银行，就这样被蒋总司令从釜底抽了薪。好在广州国民政府已经决定北迁武汉，广州中央银行垮台了还可以再建一个武汉中央银行么！这就是从武汉国民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央银行都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而不能前后继承的苦衷。

其实军饷供应不足，财政部的经费匮乏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国民革命军编制扩充太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北伐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只有八个军。几个月后，已经扩编到14个军。而且，各军无不利用北伐之机，通过俘获的大批人枪拼命扩充队伍，更给军饷的供应带来了最大的难度。此外，在军队饷费供应环节上，也存在着数不尽的漏洞和弊病。

军饷供应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各军的编制与兵员。可是，当时各军的编制与兵员根本就是一本糊涂账。不要说财政部长宋子文弄不清楚，就是总司令蒋介石也是一个弄不清楚。蒋坦白承认：“现在兵额扩充，弄得各军没有一个统计，没有实在的数目”；并说：“现在各军因为没有统计，算起饷来，报销得很大，弄得军需处不敢催他报销，一报销便没有限制。各军的临时经常费，大致都已发给，但他们另外还有什么费，不能照数目来分配，并且拿经常费用在旁的地方，弄得经常费以外，还要来领划定在饷项里的数目。”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形。

本来，军饷的供应不足，已经对前方的军事构成了严重的问题；而供应不足的军饷又不能有效使用，更是互为因果、相激相荡。当时，各军都时有闹饷事件发生。11月下旬，第三军与第七军都曾发生十分严重的士兵闹饷事件。事后查明，并不是宋子文没有发饷，而是在军饷下发之后被各级官长一层层的拦截克扣始终不能及时发到士兵手中，或是根本就发不到士兵手上。

对于这样一个情形，蒋在主持孙总理纪念周时曾痛切说道：“在江西各军，到总部所支去的伙食和饷额，照预算统统足够的，除了伙食之外，总可以有钱多。对于士兵生活，虽不能十分改良，至于伙食的津贴，一定不会不够的。”“领到的钱，不能发给士兵，这一点是我军很大的污点。”可见，总司令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不是不清楚。两天后，蒋获悉第二师四团机枪八连连长与党代表吃空额数月之久即下令第二师师长刘峙：“如果查有实据，研审明确，毫无虚诬之处，应就地枪决，勿稍枉纵。切切。”不能不用杀鸡儆猴的老手段，给这些家伙一个切实的惩戒。

事实上，国民革命军的腐败绝不仅仅是下层的问题。革命军的北伐大业尽管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国民军旗下的部队尽管说是一支革命军队，但这是相对于北洋军队而言。就国民军自身而言，各级军官的腐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北军比较，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其实，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大都由地方军阀易帜改编而成，仅仅旗号一换，摇身一变的封建军阀就成了令人尊敬的革命领袖，岂非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了！

政府财政经费的严重匮乏，各路“革命军阀”的乘机扩军，各级军官的贪污腐败，无不加剧了军饷供应不足的紧张局面。结果，军饷问题始终成为北伐期间的一个严重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宋子文在蒋介石的高压下通过增发纸币来扩大军饷的供应其实只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结果，10月份的军饷通过滥发纸币勉强对付过去了。但是，到了11月间，由于湘鄂赣等省的中国银行分行及代理处所收兑的中央银行纸币已经越来越多，又不能及时兑换成现金，不免使中国银行大起恐慌，不得不宣布将湘、鄂、赣等省的分行及代理处收束停业，以此拒绝接受中央银行纸币，以防止被宋子文套去更多的现金。

中国银行中途撤逃了，而宋子文又迟迟不肯在各地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及兑换处，造成北伐军或商民拿着中央银行纸币到处找不到银行兑换成现金，顿使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发生极大问题，亦使北伐军在使用上发生极大困难。

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事，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却在一天天走向崩溃。不但多年积累起来的财政实力已经被彻底掏空；而且多年建立起来的政府信用亦已经被彻底破坏。当时，没有人能比宋子文更清楚财政金融形势的糟糕局面。面对这样一个没顶之灾，宋已经别无选择，只有彻底抛弃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财政金融方面实行他的“三不”政策。

面对在湘鄂赣各省兑现现金的压力，面对已经囊空如洗的中央银行金库，宋子文清楚仅凭财政当局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惟有坐视不理听其自生自灭了。当初，蒋总司令不是夸下海口么：“中行关系政府根本，关怀岂独兄一人……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既如此，就让他去负责吧！11月间，中央银行就已经接到宋的密令不再向湘、鄂、赣各省的分行及兑换所补充现金。面对源头的枯竭，面对潮涌而来的兑换压力，各分行及兑换所不得不高挂“免兑牌”。这是宋子文的“一不”政策。

广东税赋的征收，公债的发行，都已经接近枯竭；滥发的中央银行纸币，在商民中不断丧失信用；国民政府又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以应付财政困难，各军的饷项供应不免是嗷嗷待哺，成了极大的问题。财政当局既无力负责不得不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放弃财政统一政策，同意军队坐地征收，就地筹措。据此，11月底财政部发出第一个通知，同意驻防福建的第一军自行就地筹措饷项。自12月1日起，财政部对该军停止支付军饷。这是宋子文的“二不”政策。

不但今后的军饷财政部无法供应，就是原先积欠各军的巨额军饷财政部亦“无力担负”。湖北方面，11月各军饷项不能发到一半，各军欠项已达百余万。第七军11月份的伙食费应拨40万元，欠款达30万元。宋子文声明，所欠军饷将不再补足。12月底，宋子文更是痛痛快快地表示，因财政困难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发给。这是宋子文的“三不”政策。

宋的“三不”政策，对于蒋总司令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12月15日，蒋给宋的第一份急电发出去了：“中央纸币，关系政府信用，此次北伐，半年之间，军行所至，设法维持，以至今日。现湘、鄂、赣三省已定，调剂金融，应将广州所发之毫洋、大洋、纸币，及在湘所发大洋临时兑换券，一律兑换，以顾信用。如稍有歧异，对金融恐慌，前途必呈危险，请速设各处分行，以期维持。”

12月16日，蒋给宋的第二份急电也发出去了：“湘、鄂、赣三省金融，日呈逆况，虽为革命及军事期中必然现象，然中央纸币充斥市面，无银行以为控制之机关，实为最大原因之一……中正综合各方情况，详加考虑，认为目前挽救，惟有在武汉设立中央分行，与南昌、长沙设兑换所之一法。盖银行为金融之枢脑，信用为价格之保障，但使长沙建立分行，而以三省收入现金为准备，自能操纵自然，应付裕如，绝不致危及广州总行根本。兹事关系政府信用、本军生存、民生疾苦甚巨，万望统筹兼顾，迅速决策，如何。”

从维持信用的重要意义到具体办法，两份电报都讲得清清楚楚，蒋真是动了一番脑筋。不过，说到“银行为金融之枢脑，信用为价格之保障”这般浅显的道理，难道洋博士出身的宋子文不懂？还要出身丘八的蒋总司令来上课么？关键在于“以三省收入现金为准备”，三省的收入在哪儿？三省中，江西是一个穷省；湖南经过多年的罗致搜刮，也富不到哪里去。原以为湖北要好一些，能为财政部分担一部分负担。但湖北的财政十分混乱，筹款万分不易；一切的许诺不免都是一句空话。

这是就三省的收入而言，再看军饷的支出方面，截止12月30日，编入国民军战斗序列的陆军团已达200个之多。不计军队器械、弹药、被服所需，亦不计军官薪资与士兵津贴所求，更不计各级官长的贪污克扣所费，仅按每团月支伙食费一万元计，仅此一项，财政部每月筹款数额就是200万元之巨。宋子文不是不知道爱惜中央银行的信用，可是，在财政部早已是“两袖清风”的情形下，对于总司令提出速设中央银行分行以现金兑换纸币的请求，除了置之不理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闻悉“第一军经费由福建就地筹措，自12月1日起，财政部停止支付”，蒋不相信财政部会发出这样的电示。当即电诘宋部长：“此事究有否，如果有此，则军心摇动，财政紊乱，何以作战。”本来，士兵闹饷，很大程度上涉及军队的腐败。但到了这个时候，亦成了总司令向宋部长施压的筹码，声明：“各军闹饷，皆系伙食不能发足，欠饷又未发清。兄将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承认发给，以致各军长为难，此非我政府中人所应言者，殊失威信。请兄勿以对中正个人态度及语意而对各军，惟中正能谅解兄苦衷，而各军官兵决不能相谅也。”这是一个切实的威胁，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总司令进一步训示：“现在政府移设武汉。吾辈言行态度，均不能如在粤中专为一部打算，亦不能如昔日作赖可以度日也，请兄注意之。希将上月与本月欠款，务速发清，以维大局。”这是一个责斥，更是一个命令。

不过，这样的电报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据笔者粗略统计，仅8月至12月的四个月间，蒋发给宋交涉财政及军饷接济问题的电报，就达34次之多。最紧张的时候，一天之内蒋六次电宋催办军饷，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事实上，军部与财政部的矛盾久已存在了；总司令与财长的冲突也久已形成了！只是，就等级与质量而言，这个时候才是高潮。军部向财政部久索欠饷不得，新饷不但不能按时拨发，听说还要停止支付，军部真是怒不可遏了。于是，广州中央军人部派出一批军人进驻财政部各机关，表面的理由是向财政机关派遣党代表，实际的原因是“有枪阶级”对财政部人员的监视与恫吓，关键所在是蒋总司令对宋部长施加压力。这是发生在12月中旬的事情。

事态真是万分严重了。事情的性质，说重了，不啻是一次军事政变；说轻了，是军方对财政部的“军管”。总之，财政部人员的生命安全已经受到军方的切实威胁。而且，事态的发展，那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当时，宋部长已经从广州北上武汉。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下，广州的财政部机关顿陷于惶恐无极的境地。

宋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也是一个晴天霹雳，当即电蒋：军部“接管”财政部，究在何为？请总司令作出说明。也许这件事确是出自军人部那帮家伙的策划，那帮家伙立功心急，而蒋屡屡攻击财政部在军饷供应问题上作梗，以致对那帮少壮军人产生了误导作用；也许这件事本就出于蒋总司令的密令，目的就是要达到令财政部震慑的效果，等到事情发生后再由蒋出来收拾残局，以期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总之，制止军人部蛮干的电报确是由蒋亲自发出去了；并且，措词还相当严厉：“广州。中央党部军人部鉴。财政部各机关派遣党代表，系何人主张，此等事为何不来电问明，擅权误事。以后凡无中正命令，所有后方军人部概不准擅派党代表，财政部各机关党代表有否撤回，盼复。”

电报是12月12日上午发出去的，14日下午蒋再发一电到武汉，向宋说明：“关于党代表事，军人部并未来电相询，擅自派遣，殊为可恨，且军人部并无派遣财政部党代表之权也。昨已电令撤回，尚未得其复电。”这是一个迅速的纠正，也是一个恰当的安抚。不过就在同日下午，蒋另有一电到宋，说明：“各军欠项，已达百余万。”“务请设法维持，以利戎机。”显然，这是撤兵的一个条件，派往财政部机关的军人可以撤回，但作为交换，欠饷的问题亦须同时解决。否则，已经撤回的代表，未尝不可以重新派出。

一天下午，接到总司令两份电报，宋不得不对停止支付欠饷的政策重新斟酌一下。只是，此时因迁都问题蒋已与武汉方面吵得不可开交，因欠饷而与财政部形成的纠纷已经退居次席。同时，在军事方面，蒋亟谋向有东南财赋之地的江浙方面进军。既然武汉政府财政部已经靠不住了，蒋不得不依靠江浙财团另辟财源。几个月后，蒋借助江浙财团的雄厚实力抛开武汉国民政府，竟闹出另一番局面，这是当初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都没有想到的。

“计毒无过断粮”

俚俗所谓：“处贫贱易，耐富贵难；处逆境易，耐顺境难；吃劳苦易，享成功难。”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北伐成果的分享上，国民党右派与左派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由此而引发了一场迁都之争。

本来，南方政府时期的宋子文只是一个埋头于整理财政的技术官僚，政治上还谈不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若就政治倾向而言，宋大致处在中间偏左，与左派的关系较为贴近，与右派也没有根本冲突，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宋子文仍是一个美国化的现代知识分子，政治上比较看重美国式的民主秩序，主张一切按制度、程序办事，共同遵守能反映和保持个性的“游戏规则”。由于就政治程序而言，在这场迁都之争的初期武汉国民政府继承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法统，很自然地，宋与武汉政府站到了一起；又由于在北伐军饷供应问题上，宋与蒋始终合作得不好，关系闹得很紧张；迁都之争又是蒋首先挑起的，很自然地，宋认为是蒋破坏了大家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自不愿与蒋同流合污。

的确，这场迁都之争，本是出自蒋的“首倡”。北伐出师初期，军事上发展顺利，9月初便已打到武汉三镇城下。9月6日，汉阳拿下来了；7日，汉口也拿下来了。武昌虽然还没有易帜，但到了9日上午，敌帅刘玉春通过湖北总商会致函蒋总司令请求宽限条件，准其投降。蒋总司令很高兴，于9日中午接见湖北总商会代表，表示：“刘逆能早开城，使人民痛苦解除，自当赦免。”

武汉三镇指日可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蒋大受鼓舞，当即致电广州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谓：“汉阳汉口既克，而武昌城敌因无退路，故尚负隅，现在正在设法劝降中，城虽未下，而军事实无问题。”这是简要报告战况，接着转入正题了。“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

军事北伐，政治北移，首都的迁移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一件事。但是，在历国历邦、历朝历代，迁都都是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需要深入筹划，慎重论证，以便取得君臣朝野的共识，哪里能像小孩子过家家，说搬就搬了哩？显然，蒋的第一次迁都建议在广州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不要紧，蒋总司令有的是激情和虚心，一次不行，可以再来一次！9月18日，蒋二次“上电”张、谭两主席重提迁都问题。不过，蒋这次退了一步，意思是可以先来几个政府委员与中央委员，组织政治委员会接管军政权力。

但迁都之事实在太大了，南方政府不得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10月16日，张、谭在广州主持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蒋提出的政府北迁问题，决定是“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蒋的迁都之议被会议否定了。不过，蒋是一位顽强的老斗士，也是一位蔑视权威的反角。广州的消息传到前方，蒋并不认为这是应该遵守的组织决定，而是第三次“上电”张、谭仍坚持迁都之议，理由是“广东偏于隅，且地方界限甚深”。蒋并提出：在中央党部及政府机关暂不便北迁的情况下，可将中央执委会先行迁移武昌。

当时，蒋的党内职务是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称得上是国民党的“老大”。“老大”一再要求北迁，张、谭不便反复驳回。拖到11月中旬，南方政府同意派遣一个六人先遣组赴武汉调查中央迁汉事宜。这个工作组的成员是：孙夫人宋庆龄，苏联政府派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国民政府常委、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以及中央执委兼代理外长陈友仁。

宋庆龄及宋子文一行，在一个500人的庞大卫队的护送下，11月16日离开广州北上。宋子文是财政总管，腰里有的是票子，加之年纪轻，不用说这支先遣队伍的后勤保障工作都交由子文负责。据此，宋子文脱下西装革履，穿上黄咔叽军服，背上公文包，既要与大家完成每天的行程，还要穿行在队伍中安排每天的吃住穿行。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出了粤省之后必须到中央银行分行或指定的兑换所才能兑换到当地的通用货币。为防不测，宋子文不能不预先准备相当数量的碎银，从而加大了途中的负荷量。为了保障银两与行李的运输问题，也为了照顾鲍罗廷及宋庆龄等高级领导人的沿途生活，宋子文经常亲自到城镇征集民夫组织运力等，保障了行程能够按计划实施。一路上，宋子文的朝气蓬勃与吃苦耐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月2日，蒋总司令亲率迎接队伍，在赣江与宋庆龄、宋子文等一行相遇，当天共同抵达南昌。下午，迁都先遣组听取蒋氏关于北伐经过的汇报。4日至6日，蒋陪同先遣组赴庐山游览。此间，蒋乘机与宋谈及军饷问题，宋同意拨付经费350万元作为接济武汉驻军的饷项。蒋大为高兴，亲电武汉唐生智、陈铭枢诸将，告知：“宋部长约四日内可以来汉，解决一切财政问题。勿念。”此间，鲍罗廷亦曾与蒋作过一次单独谈话，批评蒋筹饷过巨而导致收税太重，且指责蒋在军费项下开支不清等，使得蒋大为不满。显然，鲍罗廷的这些情报，大都是来自宋子文方面的报告。12月8日，宋子文陪同孙夫人从九江乘飞机，是日抵达武汉。

本来，蒋首倡迁都之议，初衷是通过中央政府北移借此抑制驻防武汉的湘军首领唐生智的势力，以防其坐大。但是，当蒋看到先期赴汉筹组政府的中央大员竟是孙（夫人）、鲍、宋、孙、徐、陈等人，不免大失所望了。在蒋看来，这个“六人团”，其实就是一个左派团体。鲍罗廷不要说了，俄共派驻中国的总头子；孙夫人也不用说了，党内左派的一面旗帜；徐谦、陈友仁都是党内有名的左派分子；孙科是一位惹不得的“太子”，宋子文是一位碰不得的“新贵”，两个人都有左倾的味道。这批人到武汉开府能干出什么好事，无非是为共产党插旗、开路罢了。送走了先遣组一行，蒋总司令不免又多了一层心事，对广州的张、谭两位老糊涂也不免多了一分不悦。

武汉的地位太重要了，未来的武汉政府也太重要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武汉不能落到湘军头子唐生智的手里，难道可以落到俄国人和共产党手里么？这是蒋总司令不能不表示忧虑的头等大事。因此，孙夫人一行出发不久，蒋即急电广州张、谭两主席坚决要求中央与政府迅速北迁；蒋并发誓：“如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中亦不到武汉。”

中央与政府没有北迁之前，总司令便不能到武汉？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也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要挟。不过，迫于蒋总司令的压力，也出于共同的忧虑，张、谭不再等待孙夫人一行的调查结果即决定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于12月5日停止办公，次第于12月7日和20日分两批北迁武汉建都。

无论是国民政府，也无论是中央党部，一切都按照蒋总司令的意愿办事，一切都迁就了蒋总司令的情绪，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相当圆满了。但是，独裁者的愤怒是没有限制的，野心家的欲望也是没有限制的。孙夫人、宋子文一行到达武汉之后，受到了武汉三镇十万民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在北伐胜利的激励之下，武汉的工农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了。这对于蒋总司令来说，不免是一个深深的刺激。从国民党左派，到共产党，再到鲍罗廷，他们的气焰都是那么嚣张！工农民众的情绪都是那么躁动！武汉三镇的环境是那么险恶！未来的武汉政府，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包围控制；国民党的地位，也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和压制。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觉醒来，蒋总司令的主意变了，不再主张迁都武汉，而是主张暂时定都南昌，并决定以蛮力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12月31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二批北迁人员到达南昌后，蒋即下令将其扣留。随后，蒋与张、谭一起自行召集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作出中央与政府“暂住南昌”的决议。当初，迁都武汉的计划，本是出自蒋的首倡和力争；今天，要扼杀与埋葬这一计划也是出于蒋的阴谋和主张。真是“赵孟所贵，赵孟贱之”。蒋的出尔反尔，蒋的以军统政、以军统党，受到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对和严词谴责。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迁都之争就这样由蒋一手挑起了。

迁都之争，很自然地把宋子文推到了武汉国民政府一边。虽然，就政治分量而言，宋子文不若孙夫人、鲍罗廷多了，甚至也比不上徐谦、孙科、陈友仁等人活跃。因此，宋子文远够不上迁都之争的中心人物；但是，宋子文是迁都武汉的重要赞成者和主要实践者，从心理感情到实际行动，他是坚决站在武汉政府一边的；同时，武汉方面反对定都南昌，打出的旗号是：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等。这些政治主张与口号，无疑地很对宋子文的胃口。

更重要的是，在迁都之争中，宋子文有着不容轻视的经济分量。想想看，蒋总司令手下200个团、数十万军队的军饷供应，哪一天少得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接济。从北伐出师以来，宋对于军饷的供应，尽管不能尽如军部的意愿，甚至还有大量欠饷，但总算殚精竭虑，竭尽全力。而宋子文如果借迁都之争，对军饷的供应不再负责，彻底放手，正所谓“计毒无过断粮”了。因此，宋对于南昌方面的态度，这是蒋不能不予以最大关注的一个问题。

果然，宋从“筹款”的角度发表意见了。宋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部部长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陈公博曾被蒋派到湖北整理财政。这个话，宋当然是说给蒋听的。这真是平地一声惊雷！而且，宋坚持“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发给”的主张越发坚决了，实施起来寸步不让。

宋这一手真是厉害！“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真理的发见。依照蒋总司令的性格，当然不是一个容易屈服的人。但现在的问题是：“牛有千斤之力，人有倒牛之方。”蒋的脾气再犟，能犟得过宋的票子吗？看在银子的份上，蒋不得不主动转圜，于1927年元月中旬亲赴武汉主动作出弥合迁都分歧的姿态。想想看，数十万军队每月约需军费1300万元，每天约需40万元。数额太大了，压力也太大了。

但是，蒋的这一姿态不足以改变宋的既定方针。宋的观点是，在迁都问题解决之前，决不在军饷供应方面作出实质性让步。而在迁都问题上，双方都是各持所见，丝毫没有调和余地，事情真有点难办了。特别是蒋总司令与鲍顾问的一次正面交锋，宋子文担任的翻译，这一次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当时，双方是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鲍氏与蒋氏争论了许久，最后鲍氏不得不对蒋氏说：“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吧，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

听完了这个故事，宋真是刻骨铭心。因为七年之后，当宋被迫辞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一职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宋关于“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的宣言，无疑是深深地受了鲍氏这次谈话的影响。

在武汉期间，蒋的亲善“外交”不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使关系更趋恶化。蒋既不能改善与宋的关系，军饷接济不上的问题不免越来越严重。各地催要饷项的电报，正像雪片一样飞来。军队中的闹饷事件，正在一波一波地出现，甚至军人的哗变事件也早已不是一个新闻。处于这样内外交困的境地，蒋实在是日坐愁城无计可施。万般无奈之下，蒋决定再派他的理财专家、国民革命军经理处长徐桴赶赴武汉进一步与宋交涉，希望能碰碰运气。

1月29日，徐桴赶到武汉，当天就见到了宋部长，随后即有密电向蒋报告：“桴因在浔待船，至今早始抵汉，当见宋部长，商以后领款办法。不料宋部长谓，现已辞职，不能负责。桴谓：‘军费前经说定，每月现洋1000万，库券300万，辞职如何，非桴所知，在未准以前，须照此发款。如有错误，军心立涣，大局可危。彼又谓无论如何不能负责，只可收入若干，发给若干，不能照前定负责。经过再三面恳，彼又谓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

宋所谓“辞职”，当然是一个气话。因广州国民政府机关在北迁途中，已经被蒋总司令半路打劫扣押在南昌，原拟议中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自然不能开府办公。因此，宋的财政部长一职也就一脚悬空，不能作数了。“辞职”一说即指此。不过，宋所谓“不能负责”显系托词。至于“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更是一个暗示，潜台词就是：军费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政府必须迅速北迁武汉。这是宋子文开出的条件。

的确，宋子文手上不是没有钱；解决军饷问题，也不完全没有办法。攻克武汉之初，蒋曾下令设立湖北财政委员会，派陈公博任主任。11月22日，宋指令设立财政部湖北财政处，以亲信李调生为处长，迅速从陈公博手中接管了湖北财政。12月间，宋抵汉，即下令成立财政部办事处，是为统一管辖湘鄂豫赣等省财政的最高机关；同时很快筹组成立汉口中央银行。1927年1月20日，即发行金融公债2000万元，整理财政公债1500万元，国库券900万元，公开的理由是：用于收回旧票，清理新债。

其实，这是一个幌子，也是一个骗局。按宋的预算计划，在这次4400万元的公债、库券发行收入中，只有700万元用来整理武汉地区旧币，200万元用来清偿原先向湖北的借款，其余3500万元被用来充作军政费用的支出。

据此，宋自抵达武汉后，既不是“不能负责”，也不是“一人办事不动”，一切都只是一个借口。徐桴的第二份电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宋部长不发款显系赌气，故意刁难。然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危，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徐桴发出这份电报的时间是2月3日。这说明徐自1月29日抵达武汉后，经过几天的秘密活动已经把武汉方面的情况以及宋的内心企图摸得一清二楚了，并以“我军命脉操在宋手”提醒蒋氏“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徐的考虑，无非是建议蒋何妨暂时退让一步先接受宋的条件，先把军费骗到手渡过目前的难关，再跟他们“秋后算账”不迟。况且，此前的徐桴曾受蒋的密令，潜赴上海，与江浙财团的许多头面人物接上了关系。故徐有此一说。

在当时的南昌与武昌之争中，徐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是，徐的这个建议，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与手段。而且，正是徐桴的这个电报，不但击中了蒋的要害，也使蒋倏然间大彻大悟当即决定放弃在南昌建都的立场，从而结束了“两昌”之争。此后，蒋一心推进经营江浙的战略，等到打下上海、南京得到江浙财阀的奥援，军费有了新的来源才与武汉政府彻底翻脸。历史上如果有“一言建功”之说，不能不说徐桴的这份电报是一个切实的例证。现代流行一种说法：“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由大人物引导的。”不过，在这个说法的后面，我们还要再补充一句：“大人物往往是由聪明的小人物在幕后指点的。”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对历史人物的恰当评价。

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只注意大人物的轨迹而忽视了小人物的贡献，这是写历史的人常犯的错误。当然，并不是说小人物一定比大人物高明。但是，当局者处于矛盾的中心，因激于意气之争不免常有“迷”的一面，不若旁观者亦即小人物之“清”，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现象。事实上，2月3日，亦即徐桴发出电报的当天，便收到蒋的复电。结果，一个多月来的对峙局面一夜间便出现了戏剧性变化。2月4日，宋仆仆启程，直奔南昌。8日，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一律迁鄂。9日，宋致电武汉方面，谓以谭延闿为首的中央各委员数日内即可莅鄂。

“两昌之争”终于以蒋氏妥协而结束了。而蒋氏妥协的背后，是宋子文扣发军饷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因此，武汉方面一致认为，宋子文为结束“两昌之争”有扛鼎之功。3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论功行赏，宋子文的政治地位再一次飙升，先后当选为15人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七人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6人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8人的国民政府委员，五人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至此，宋子文已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单刀赴‘沪’”

从北伐出师到武汉政府成立，蒋、宋一次次斗法，赢家几乎都是宋子文。宋颇有些顾盼自雄了。不过，中国人有句老话：“谁笑在最后，才是笑得最好！”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不但被排除在权力很大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之外，而且被排除在“出镜率”很高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之外。这不能不说是蒋的失败。

然而，大家对于蒋介石这个人都还是有点小看了。结果，在随后而来的宁汉之争中，武汉方面惨遭覆辙。而造成这一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两昌之争”结束后，宋在军费问题上所作的让步。蒋得到宋提供的军饷，迅速向江浙方向推进，仰给江浙财赋，在军饷方面有了立足之地，也就有了向武汉政府抗衡的真正实力。不过，蒋既在迁都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宋也没有理由不接济军费。结果，宋在武汉地区理财三个月发行公债收入3500万元，2600万元都送给蒋作了军费。这真是一个惊人的代价。

事实上，宋在武汉期间的理财实践前后只有三个多月时间，一切的措施都还只是开始。从加强税项的征收到发行金融公债，无不是照搬南方的经验。即便是汉口中央银行的设立，宋亦强调：“办事须取法广东中央银行总行”，“今后再发行兑换券时，以中央银行所有现金之相当额为度”。这当然是一个信用问题。不过，这是一个牛皮。广东中央银行的信用，不是因滥发纸币而彻底破产了么？这次，汉口中央银行在发行钞券时不但以大洋为单位，并在券面印有“汉口”字样，与广州中央银行所发行的以小洋为单位、券面有“广东”字样的钞券已经有了明显区别。

一个政府，两种纸币，不能不说是一个新闻。宋的理由不外是：两行钞券发行的范围不同，都有相应的现金准备，由于国内交通不便，给不同钞券的兑现、调换带来相当困难，所以汉口与广州所发纸币须有区别标志。同时，宋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钞券从票面文字到所代表的贵金属种类与数量单位理应加以统一，“但现在之国民政府，于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今欲即行从事于此等理想上之改革，乃极困难，换言之乃不可能之事。故拟与各般施政之改善，同时详细研究，而徐徐谋其进行也”。

当然，这是一个堂皇的理由，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过，在湘鄂赣各省，广州央行的纸币不但已经铺天盖地，而且早已臭不可闻，汉口央行还敢穿老鞋走老路，继续沿用广州央行的纸币么？显然，宋所谓“交通不便”，所谓兑现、调换困难等，都只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掩饰。

其实，宋对于湖北财政的整理，对于湘鄂赣各省财政的整理，都只有一点浮面上的成绩；许多措施都还停留在规划阶段，并没有得到推行，比起广东时期的大刀阔斧与雷厉风行逊色多了。不过，武汉政府的权威远未建立，与工商金融界的关系远未打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武汉政府受到军事与经济两方面的压迫，一切的财政措施都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加之，宋作为武汉政府整理财政的“总设计师”，3月下旬便已前往上海与武汉方面失去了联系。所谓“人亡政息”，在制度不健全的社会里正是一个必然。

1926年9月18日宋子文给鲍罗廷夫妇的签名照

 

从1926年12月10日抵达武汉到1927年3月27日离开武汉，宋滞留武汉的时间仅110余天。宋为统一广东财政，前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而要整理武汉财政，100多天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宋过早地离开武汉，可以看作是武汉政府不能在财政方面做出成绩的重要原因；不过，即使给宋子文两年的时间就能把湖北的财政搞定么？20世纪20年代，湖北尽管也称做是中国的财赋之区，但比之广东就差得远了，比之江浙之区差得就更远了。基础不厚，用给不足，这是湖北的财政不能像南方那样做出成绩的先天因素，而宋子文急于赶往上海不能不说是挽救武汉政府财政危机的一着要棋。

因此，国民革命军北伐，从财政部长宋子文到总司令蒋介石，无不时时关注着上海银行界的政治动向及财政金融情况。据此，早在二届三中全会期间，宋曾痛心地向大会报告：上海银行界已经被军阀张宗昌强行借款100余万；同时，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招商局经理傅筱庵反对国民政府，竟以招商局全部长江轮船借给孙传芳运兵与国民革命军做对。为此，大会根据宋的提议：通电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总商会对张宗昌的借款要严加拒绝，否则便以甘心助逆论处；对军阀走狗傅筱庵则通缉严办。二届三中全会还决定迅速设立浙江、江苏财政处，由宋子文亲兼处长负责办理两省的财政统一事宜。

3月22日，北伐军攻占上海，上海有落入蒋介石掌握的危险，这是武汉政府赶派宋子文（财政）、陈友仁（外交）、孙科（交通）三大部长赴沪指导一切的原因。宋尤其不敢懈怠，早在启程东进之前便已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指派总务处长宓瑞峙、盐务处长兼统计处长朱忠道、印花处长唐肇凯、税务处长张福运等财政部四大处长先期赴沪，为宋氏赴沪预为准备。

为了能切实控制上海局面，也为了能切实统一上海财政，武汉政府指派吴稚晖等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承认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为上海人民的正式代表机关；市政府委员由市民代表大会选举，经上海特别市党部呈上海政治分会转中央批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并指派郭沫若为上海北伐军政治工作指导员等。显然，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蒋总司令凌驾于党政军之上，保证武汉政府的各项治权能够得到落实。

为了与蒋总司令争夺对上海的治权，武汉政府剑及屦及绝不含糊。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原则是原则，执行是执行。陈友仁与孙科因事耽搁，不能很快就道；三大部长，立去其二，剩下宋子文单刀赴会不能不说是武汉政府的失策。3月27日，宋赶乘英商太古公司“重庆”轮离开武汉，赶赴上海。当日，武汉政府致电上海当局和各界：“国民政府对于财政统一，已决定具体办法。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即日赴沪，全权管理财政事宜，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统一。关于一切税收及与中国商界银行等筹款或借款等事，必须由财政部长办理方生效力。此外，无论何人用任何名义，如有干涉财政税收或擅自借款及擅定其他筹款办法者，国民政府概不承认。”上海及江浙的财政金融问题，只有宋子文才有权说了算，这就排除了蒋介石觊觎上海及江浙财赋的权力。显然，这是宋子文在出发之前对蒋介石下的一道战书。

能不能顺利接管江浙及上海财政，不但事关财政事权的统一，更涉及江浙及上海的治权。这不是宋财长的庸人自扰，也不是武汉政府的杞人之忧，一切的忧虑都有着充分的根据；一切的警告，也都是十分必要。事实上，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后，正以各种借口自行筹饷及管理财政。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也是国民军垂涎与觊觎的目标，特别是财政部与军部在筹饷问题上的纷争由来已久了。上海一旦落入蒋的掌握，不但武汉政府的税赋失去最大的源泉，而且蒋的独裁势力将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一切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掌握上海财政的管辖权，既是宋财长的认识，也是武汉政府的认识；同时，这也是武汉政府派宋子文先期赴沪的初衷。从广州到武汉，北伐军每攻克一省都要由财政部派出接受财政的人员，这是一个老办法了。从武汉到上海改由宋子文亲赴上海接受财政，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但是，在江浙及上海地区“革命军阀”蒋介石势力太大了，影响也非同一般。一切的措施，都不足以与蒋的势力抗衡，何况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还不能得到切实的落实，真是一件很令人可惜的事情。

其实，早在宋氏赴沪前一个多月，蒋就以南昌中央政治委员会名义委任吴稚晖等15人为上海政治分会委员，并公开宣布由上海政治分会指挥一切。在政治措施之外，财政方面亦有许多切实的举措。辛亥革命之后，蒋曾在上海滩上混迹了数十年。从上海黑社会到工商金融巨子，蒋与之都有往来或建有相当关系。蒋要争夺江浙及上海财源，不能不与江浙财阀及早接上关系。据此，早在1927年初，蒋就已经派政治密友黄郛、国民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徐桴潜赴上海，与陈光甫、钱永铭、虞洽卿等江浙财阀的领袖人物接上了关系，取得他们帮助筹款的允诺，并率先秘密借款50万元开蒋总司令向江浙财阀筹款的先河。

可见，早在北伐军攻克上海之前，蒋对于江浙及上海财政的管辖权不但有志在必得的举措，而且有切切实实的进展。然而，武汉政府及宋子文对蒋的这些秘密活动不但一无所知，反而推派蒋的“政治师爷”吴稚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首席委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可笑的事情。而本应与宋一起赴沪主持工作的陈友仁、孙科竟因事耽搁，不能就道，都说明武汉政府对上海方面的形势缺乏应有的认识。何况，蒋的一切举措都有强大的军力保障，比之武汉方面的坐而论道自不可同日而语。以宋氏一个光杆司令企图对抗蒋氏数十万大军，无疑是以卵击石。宋子文的上海之行最终以失败而夭折，正是一个合理的结局。

3月29日，宋抵达上海，当即设立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着手布置接收江浙财政事宜。上海这个地方，对于宋子文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四年以前，他从这里乘船南下，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钱庄经理！四年之后，他从这里上岸，已经是赫赫有名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了。今天，宋财长重返故地，既有梦里依稀的感觉，更有荣归故里的满足，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正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此行，尽管意识到会有各种困难，但是他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上海是他的故乡，各方面都十分熟悉，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然而，宋登岸之后就发现上海的形势远非自己想象的局面。如果说，蒋、宋之间曾有过多次的冲突，但是从规模上说那只是一些小小的接触而已；只有这一次，才是一决雌雄的决斗。其实，宋子文于3月27日才离开武汉，蒋介石就已于3月26日驾临上海，迅速宣布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任命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上海银行家陈光甫为主席，声称将由该委员会领导江浙及上海财政。

武汉政府宣布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蒋总司令也成立了“上海政治分会”，上海滩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国民党政治权力机关。现在，蒋总司令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宋子文也成立了“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上海滩上同时冒出了两个代表国民党政府统一财政的机关，岂非咄咄怪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但武汉政府成立的“中央政治委员上海分会”事实上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而且宋子文成立的“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因为得不到江浙财阀的支持也未能发挥任何真正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出现了两个政治分会、两个财政机关，但在蒋总司令与宋部长共同抵达上海的初期，双方都预留了转圜的余地，并没有一开始就将脸皮抓破。只是，此前的蒋、宋之争，总是蒋迁就宋氏；而这一次，却是宋迁就蒋氏了。抵达上海的次日，宋便登门拜访蒋总司令，商谈江浙及上海财政如何统一的问题。高傲的宋部长也知道在蒋总司令面前“谦虚”了。

4月1日，汪精卫返国，在沪作短暂停留，并与蒋进行政治会谈。结果，在联共与反共问题上，双方争论激烈。耐人寻味的是，自始至终与会的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完全是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对于蒋、汪分歧，宋装得不以为然，以为：“凡政党每有意见参差之处，英美各国皆然，国民党员亦不能外此例。惟政见虽有不同，决不致分裂也。”其实，这正是宋子文的聪明之处。蒋是“有枪阶级”，整个的上海都已在蒋的控制之下。不但统一上海财政的事情要借助蒋的合作，甚至宋某人的生命安全也离不开蒋的关照。“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与大兵闹意气，说到底是秀才吃亏。这个道理，宋博士不是不懂。

不过，蒋尽管对武汉政府大加鞭挞，对“左派领袖”汪精卫更是大发丘八脾气；但是，对于曾经在军饷问题上多次掣肘的宋部长，蒋则显得颇为优容，也颇为大度。经过宋的反复交涉，蒋同意由宋子文统一江浙财政，并于3月上旬颁发布告，表示“所有江浙财政事宜，应即交由财政部接收整理，以期统一。嗣后无论任何机关团体，对于财政概不得加以干涉，其对外一切契约行为，并由财政部办理。”

这真是一个原先没有想到的进展。其实，在没有与武汉政府完全决裂的情况下与宋子文达成暂时的妥协，让宋子文继续为自己筹措军饷，对于蒋总司令来说正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早在2月份，宋就向蒋作过承诺，每月为国民军筹饷1300万元。在这张支票没有全部兑现的情况下，蒋不想让宋子文找到逃避责任的借口。同时，出于蒋的认识，宋确是一个理财专家。宋如果能发挥其所长为己所用，帮助自己整理统一江浙财政，蒋、宋未免不可以长期合作下去。

蒋的“合作”态度顿使宋如释重负。为此，宋部长公告天下：“本部长奉令接受江浙财政，现经设立驻沪办事处于民国路慈善救济会旧址，以资统辖。以后所有江浙两省中央直辖财政机关一切收入，应均扫数解交本处接受。其属于前江苏财政厅范围者，应解江苏财政处，属于浙江财政厅范围者，应解浙江财政处，概不得擅自拨支。”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宋的自信与强悍。而且，无论是江苏财政处还是浙江财政处，处长都是宋氏一个人。所谓“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十字街头

宋本以为：蒋既已允为合作，一切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所以，4月8日，发出了“本部长奉令接受江浙财政”的通知；4月9日，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正式开署办公，中央银行筹备处亦在沪成立。宋同时规定：一切国税收入应统行解缴设于中央银行筹备处内的财政部金库。宋并电谕武汉方面将江浙闽皖等省公文及税务文件全部封寄上海办事处承办，以统一事权。一切都表明，江山已经坐稳了。

其实，这只是宋的自我感觉良好。事实上，蒋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一个多月前的事情都还历历在目。徐桴的那份“我军命脉操在宋手”的电报，真是给了蒋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觉。现在江浙打下来了，上海也打下来了，难道还能再来一次“我军命脉操在宋手”么？

其实，蒋允为合作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发生在4月上旬的事情。而这个时候距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最为惨痛的日子——“四一二事变”，只剩下几天了；距离南京政府成立，也不到十天。一切的布置，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等到正式打响消灭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分子的第一枪，等到南京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宋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在上海滩上还能有立足之地么？到了那个时候，不但军队操之我手，而且政权亦操之我手。所谓“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这个道理，宋不会不懂。因此，蒋允为合作，这是蒋的自信，也是蒋的手段。

况且，尽管有蒋总司令允为合作，但江浙财团并不允为合作。在蒋的反共大旗下，整个的江浙财团都表示支持蒋总司令。结果，蒋抵达上海不久，就从江浙财团那里拿走了300万元巨款，而宋子文抵达上海之后，从江浙财团那里没有借到一个铜板。4月中旬，宋曾反复向上海银钱业说明困难恳请借款300万元。上海银行公会则藉此提出五项苛刻条件：请国民政府财政当局宣布宗旨及维护金融业之方针；借款应请限定用于江苏，并须开示用途大纲；借款不能一次缴足，可分日缴齐；借款担保应由银团组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保障旧欠之归还等。并要宋子文公开登报保证之后，才同意筹措借款。宋只得予以满足。直到4月17日，上海银行界始同意借款300万元，并通知宋办理第一笔100万元的签收手续。

但在这个时候，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4月12日，蒋在上海及南京地区公开“清党”。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颁令将蒋“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日，武汉政府封存汉口中国、交通、广东、香港国民等银行现金400余万元，上述银行通电与汉口断绝往来。

宋子文进退维谷了。一方面，按照银行方面的条件，这笔300万元的借款必须用于江苏，也就是说只能交给蒋总司令用，而蒋已被武汉政府宣布为“人民公敌”，宋如何可以公开资敌；另一方面，因南京、武汉已处于敌对状态，各地银行均与武汉方面断绝往来，这笔借款即使到手已无法运至武汉用于改善武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既然武汉方面得不到了，当然不甘心让南京方面得到。于是，宋拒绝在300万元借款中的第一笔100万元垫款合同上签字。是日，根据武汉政府电令，宋并通知江苏财政处与国民军总司令部军需处断绝一切往来。蒋大怒，指示由白崇禧签字后将款解往南京总司令部军需处。

这是一个信号，既表明蒋、宋合作关系已经结束，也表明宋的利用价值已经失去。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日，南京政府任命古应芬为财政部长（由钱永铭代理）。在南京政府眼中，宋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职已经是“伪部长”了。20日，蒋宣布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陈光甫等上海商界的代表人物出席了是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作出发行2000万元公债、续垫临时借款、接收江苏财政处等一系列重要决议。

南京政府与江浙财阀结成了新同盟，而宋子文则被淘汰出局。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当天，一队“丘八”封闭了宋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不过，蒋是个有始有终的人。半个月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曾颁发布告，表示一切财政事宜交宋的财政部办理。朝令夕改，蒋不能不对这件事有个交代。4月25日，南京政府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分别发表布告，进行解释和纠偏，称：“关于江浙财政，曾经布告归财政部直接办理，原冀其责有专成，在此最短时间中，得积极整理，不意近来故障迭生，长此因循，何以为政。现国民政府已建都南京，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亦已正式成立，所有江苏财政，嗣后应由该委员会负责办理。”这是南京政府的布告。总司令部的布告更声明：“此后江浙两省，关于财政上用人行政及一切筹借款项各事宜，统归各该省财政委员会负责办理，以一事权，无论任何军队团体，不得加以干涉。”次日，南京政府秘书处宣布，所有以往财政部通令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前发布告与南京国民政府布告抵触者，应即撤销。不但新债不得发生，而且须偿还旧债。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正是一个合理的逻辑。

宋在上海的处境，真是一脚悬空，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南京政府已经把他看做“伪部长”，当然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武汉政府虽把他看做真部长，但什么事也帮不上忙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忙忙碌碌的宋部长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从4月下旬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关闭到7月上旬离沪赴汉，其间近三个月是宋子文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

事实上，宋完全是一个西化的人物。就其政治认识及党派信仰而言，脑子里装的都是美国人玩的那一套，不外是：议会政治，专家治国，党政分轨运行，军人远离政治等等。以这样的政治价值观念来看待南京政府的成立，宋博士当然要对蒋总司令说“不”了。此间，宋会见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赫贞，痛心疾首地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到上海采访宋子文，宋亦直言不讳地说：尽管他讨厌诸如劳工煽动罢工等群众运动，然而他认为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传统。在宋子文看来，成立南京政府不但是对国民革命的反动，更是对其政治理想的炮击。

宋的财政部长，已被南京政府开革了；但宋的利用价值，并没有被蒋介石看轻。为了拉拢孙夫人宋庆龄，为了与宋氏家族结成政治联盟，甚至也为了赢得宋三小姐的芳心，都不能不借重宋子文。不过，蒋总司令很清楚，像宋子文这样的人，出身名门，青年得志，仕途一帆风顺，所谓宗室骄恣，桀骜不驯，正是这些家伙常有的毛病，不能不给他一个切实的教训。先抑后扬，先打后拉，这是谋略家的老办法！

但是，宋并不是一个轻易就范的人。早在南京政府筹备时期，蒋就曾派人邀宋到南京出席中央执监委会议，只是武汉政府强烈抨击这个会议，宋是“拥汉派”，南京的会议当然去不得。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查封以后，武汉政府曾派人赴沪劝宋返回武汉，但遭到宋蔼龄、孔祥熙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服宋子文与蒋介石进行合作，就连母亲也对儿子的安全表示深深的忧虑。

就像一只猎物已经钻进了猎人的套索。蒋总司令开始对宋子文这只猎物收紧套索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上海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陈群，都是有名的恐怖人物，上海人民送给他们一个恰当的绰号：“狼虎成群”。5月间，“狼虎成群”盯上了宋子文。宋在上海期间住在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这是一幢花园式别墅，是当年几个旅美华侨购置之后送给中山先生与庆龄的。但是，宋子文发现在房子四周一些彪形大汉转来转去。宋每次出门，他们都用泛着绿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宋子文，这使宋十分紧张也十分恐惧。甚至连匿名恐吓信也送进了莫里哀路29号。宋读了这些信，只觉得后背冒出一阵阵寒气。

当时，对于宋的处境，美国记者希恩曾作了这样的报道：“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这栋住宅从建造以来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在监视之下），这使他心情十分紧张。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中国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他们转眼就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走，那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当财政部长，要么坐牢。”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是一个万人瞩目的高官，但高傲的宋子文并不想当；至于做阶下囚的味道，当然也不是宋子文所愿意品尝的。

在这种情势下，深居简出只能是宋的选择。可是，宋不是个修身养性的人；况且，一个人住在莫里哀路的空房子里真是无聊极了。大姐蔼龄的房子，在西爱咸斯路；母亲与美龄的住所，在西摩路。这是宋子文常去的两处地方。不过，每去一次，遇到大姐都要被“洗一次脑子”，这是他最感矛盾的事情。

对于大姐的劝告，宋子文提不出反驳的理由。大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许还是一个政治市侩。不过，不能不佩服她对于问题的剖析要比自己深刻得多。在大姐看来，蒋总司令虽是政治上的一个暴发户，南京政府也可以说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军阀政府；但是，蒋是一个实力人物，不但军队在他的手中，上海的商人也站到了他那一边。宁汉之争，蒋汪之战，从实力的角度看，稳操胜券的无疑是蒋总司令。“胜者王侯败者寇”，在历史的教科书上未来的武汉政府只是一群草寇罢了！

并且，宋子文对于武汉政府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也从心里表示厌恶。他曾说过：“事实是，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商人和工厂老板吓得不敢开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者使货币流通呢？”

但是，从国家法统的角度看，宋子文不能不承认武汉政府正是南方政府的一个继续，“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仍然代表着国民党的真正传统”，这不但是他的认识，也是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人的认识。只有武汉政府才有资格代表国民，也才有资格继承国民党的法统。从政治道德方面说，他不想被人看作革命的叛徒；况且，他对蒋的蔑视民主、独断专行的军阀作风实在不能认同。从蒋的政治道德与作风到蒋的政治手腕与气质，他觉得他们之间差异太大了，实在没有弥合的可能。

宋子文的处境，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源远流长的宋氏家族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有一句名言：“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年轻时看到这里，以为这不过是小说家言，作不得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事多，阅历渐深，这才知道大家庭的事并不简单。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一个大家庭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因相互间亲疏及利害关系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当然也就有了“风气”之争。所谓“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确不是一句诳语。在1927年的那个夏季，宋氏家族成员中就刮起了一场“风向”危机。

如果纯以“风向”划线，宋家政治上崛起于南方政府时期，原本刮的是一场“西南季风”，从宋庆龄到宋子文再到孔祥熙，都曾在南方政府中负有重要责任。但是，到了宁汉相争时期，以宋蔼龄为首“拥宁派”家族成员强烈主张与南京政府合作，宋家又刮起了一股“东南季风”。从此，一股是以宋庆龄为首“西南季风”，一股是以宋蔼龄为首的“东南季风”。宋家两大“季风”之间，围绕着“拥宁”还是“拥汉”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季风大战。

宋家爆发的这场政治风向危机，并不让人感到是一个意外。作为南方政府的“第一家族”，这正是他们所必须支付的一个政治代价。自从孙中山第三次在南方开府以来，从宋庆龄到宋子文再到孔祥熙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在政治上负了那么大的责任，具有那么大的影响，任何政治势力要想在孙中山之后的南方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都不能不想到要利用宋家的力量。况宋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因其成员间的价值观念取向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政治倾向。而蒋正是在得到宋家新掌门人宋蔼龄的支持之后才决定在石头城上扯起“龙旗”，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

因此，宋氏家族的政治危机，不但是国民党高层政治危机的缩影，也是宋氏家族成员政治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所谓“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贤”是也。蔼龄与庆龄两姐妹政治立场的对立，正是蔼龄的市侩气质与庆龄的理想主义气质的恰当反映，是两姐妹不同的人生历程的赐予。

在宋家的这场“季风”大战中，子文成了被蔼龄与庆龄两个姐姐互相争取的重要对象；事实上，也成了被宁汉双方竞相争夺的重要猎物。本来，蒋家要与宋家结盟打的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先将第一张牌宋蔼龄推倒，次第宋美龄、宋子文、宋庆龄。此前，宋家大小姐蔼龄已经转舵了，宋家三小姐美龄也已转舵了，下一步就是争取宋家大少爷宋子文“易帜”了。

然而，争取宋子文“易帜”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无论是蒋总司令的“狼虎成群”还是大姐蔼龄的“洗脑筋”，都不能让有点倔头倔脑的子文屈服。不过，子文尽管没有转舵的表示，但他也做不到像二姐庆龄那样，对蒋氏背叛国民革命、屠杀中共党人及革命民众的罪行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显然，宋子文处在一种彷徨不决的两难境地，与南京政府合作显然有其顾虑；复归武汉政府，亦非心甘情愿。

有意思的是，如果纯就政治立场而言，这个时候的宋氏三姐弟正好代表了国民党内左、中、右三大政治势力。蔼龄代表了国民党右派势力，明确表示支持南京政府，拥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党政策；庆龄则代表了国民党左派力量，明确表示支持武汉政府，坚决执行和捍卫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主张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与中坚，也成为中国人民的良知与榜样！

在很大程度上，宋子文显然代表了国民党中间势力。在国民党左、右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中，这些人大都处于一种彷徨、动摇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忧于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要他们继续忠于武汉国民政府已非所愿！另一方面，因不满蒋介石的军人独裁统治，要他们转舵与南京政府合作亦非所愿！正是在受到工农运动与军人独裁统治两面挤压的情况下，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国民党中间势力在宁汉对立的初期大都处在进退维谷、左右徘徊的游离状态。

宋子文由国民党左派立场退步到中间势力阵营，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的反映。既敌视工农运动与工农革命，亦反对军阀政治与军人独裁；希望能在工农革命与军阀政治的夹道中，走出一条美国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道路，这就是宋子文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心理性格的层面上分析，宋子文所以不肯屈服于“狼虎成群”的恐吓，亦不肯转舵与南京方面合作，除了政治立场的差异之外，也还有着高傲自负、崇尚气节的心理因素。

在国民党政坛上，说到宋子文的政治节操，尽管人言人殊，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比起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及汪精卫等政客作风来说，口碑要好得多了。一方面，这是宋子文的自负其才与自负其智，眼睛长在额头上，才智等而下之的自然难入他的法眼；另一方面，这也与宋子文的家庭出身及所接受的教育有关。

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嘉树），是一个集冒险家、传教士、商人、革命党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也许我们可以为他老人家再加一个头衔：伟大的家庭教育家！正是这位老先生在子女中亲手调教出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首相夫人，一位首相；即便是最不争气、最没出息的两个小儿子，也都成了大财团的老板。以致这样一个家庭，在中国现代史上成了赫赫有名的一代家族王朝。

事实上，宋家的兴起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考察其外因与内因：一方面，它是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过程中所提供的一种特殊机遇；另一方面，也是植根于其久远而深厚的一种家族传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这是老子的哲学，也是历代王朝得以成功的经验，何尝不是宋家得以崛起的写照。

宋子文之父宋耀如

 

司马迁在考察三代及秦国之兴的历史渊源时，曾写道：“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一朝之兴如此，一家之兴亦不能例外。

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家族传统的宗法社会。宋耀如出身于海南文昌县的一个韩氏家庭。这是一个有着独特家族传统的大家族，其先祖可上溯到战国时代的韩国君主。秦灭韩，国破家亡，韩公子虽谓之天潢贵胄，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下岗”，归入失业大军另谋生计了。据说，一位公子最终选择了以货殖为业的道路，且世代相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海经商了。

从商，在一个充满了商业气味的现代社会当然是一个不坏的选择。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崇尚读书做官的社会。一个人即便经商发财成为亿万富翁，也不能看作是人生的成功。有了机会，还是要做官，这是许多韩氏子孙梦寐以求的选择。于是，十世纪的北宋时期，韩氏远祖韩琦因戍边之功被封为魏国公，这可以被看作是韩氏家族的一次昙花一现的光荣！随着金人的南侵和北宋的衰亡，韩氏家族甚至连世代聚族而居的河南安阳也蹲不下去了，不得不举族南迁，千里历险到达广东廉州地区。12世纪末，韩氏族人韩显卿更是冒险渡过琼州海峡，进入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海南岛文昌地区，开始了韩氏家族的拓荒经历。从而在韩氏家族的血统中，注入敢为天下先、勇于冒险开拓的进取气质。

16世纪以后，以冒险家的拓荒精神从事海外经商活动的历史，已经成为韩氏家族的一种传统。一代代人漂洋过海，相继向南洋岛国、夏威夷、南北美洲、欧洲各地进军，演绎着一个个海外拓荒历险记的传奇故事。到了子文的祖父韩鸿儒这一代，海外拓荒历险的热度有所淡漠，毕竟成功者虽有，而失败者居多。相对于祖辈来说，祖父是一个变化。他不再迷恋于海外历险，而是极力推重儒家的价值规范，为人宽厚，急人所难，热心公益事业等。与其说祖父是一个商人，不如说祖父是一个社会慈善家来得恰当。其实，商人从事慈善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快地发展商业，祖父偏偏忘记了这一点。结果，出入不能平衡，中年以后即耗尽祖传积资，跌入贫病交加的窘境。

不过，祖父的努力并没有完全付之东流。从宋庆龄的身上，正可以看到祖父的深刻影响。不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人的伟大慈善事业，从而把祖父推重的慈善活动推向了一个极致；而且宋庆龄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又何尝不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慈善事业”。从韩鸿儒到宋庆龄，这正是一个隔代遗传的现象。

当然，从经商的角度看，祖父的经历不能算是一次成功，只能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祖父的失败，对于父亲来说留下的不只是痛苦屈辱的回忆，也还有贫困交加的生活，更有对先辈传统的重新审视与总结。祖先的光荣与祖父的失败，从此刺激了父亲重蹈先辈之路的强烈欲望。祖父对于先辈是一个反弹，父亲不得不对祖父再来一个反弹。为了让后代重新回归家族传统，祖父的失败正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反面教材。这是一个家族在保持固有传统时所必须支付的代价，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完善的过程。

矫枉必须过正。父亲对于祖父的否定，就是在9岁那一年，他与哥哥一起义无反顾地远涉重洋，前往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三年后，再从爪哇岛随堂舅前往波士顿，并改姓宋氏，开始了在美国拓荒的艰苦历程。直到1886年1月，宋耀如以一个美国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上海。此前，他已经在印尼及美国度过了15年令人难以想象的传奇生涯。

加入基督教会，从事传教活动，对于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韩氏家族来说当然又是一个反弹；不过，从乐善好施、急人所难、拯救众生的最高教义看，未尝没有相通之处。即便如此，家族的“货殖”传统仍然是不可战胜的。1892年，宋耀如毅然辞去教会职务转而从事实业，并通过翻印及出售包括《圣经》在内的各种书刊、经营面粉厂等，很快成为一个富有的商人。

一边向家族传统回归，一边为家族注入新的活力：民族意识。宋耀如从返国传教到从事民族工商业，多少证明了这一点。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传统是一种放大了的家族传统。因此，当宋耀如结识孙中山之后很快成为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人，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惊奇的选择。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冒险经历，正与韩氏家族那种拓荒历险的气质相吻合。而且，正是通过这次冒险活动，宋耀如不但与大批革命党人成为好友，而且使他的众多子女先后融入革命党人的队伍，从而奠定了宋氏王朝的基石。

王者的霸气，商人的精明，冒险家的勇锐，敢为天下先的拓荒进取精神等，都是韩氏家族血液中的重要遗传基因。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宋子文的那种高傲自负的霸气，那种善于理财的精明，那种大刀阔斧地扫荡旧制的改革精神等，除后天的因素之外正是得自家族传统的深刻影响，并非都是无源之水与无根之木。

“子文”者，志于孙文也！

宋耀如一生的经历实在不简单，也实在是了不起。从冒险家到传教士，从经商到革命，一步步走来，无不有非凡的业绩。然而，就宋耀如一生事功而言，最具不凡业绩的还要算是他在家庭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既是宋耀如一生中的最大冒险，也是宋耀如在“商业”上的最大投资和最大回报。

宋耀如一生研究家庭教育艺术，不能不承认他有许多开风气之先的教育理念。其中一条，就是重视名人教育效应，毫不隐讳地要子女们以名人为榜样，学名人，追名人，做名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追星族”。有一种说法：100年前，宋耀如就能有这样的“追星”意识，真让人叹为观止。从宋耀如为几个子女所取的名字中，便可见其用心之深。大小姐取名“蔼龄”，原为“爱琳”之意，即“热爱美国总统林肯”的意思；等而次之，推而广之，二小姐庆龄：“庆贺林肯”；三小姐美龄：“赞美林肯”，都是林肯总统的“追星”一族。至于此话是否靠谱，也仅作一笑而已。

子文生于1894年12月4日。这是宋家的长公子，英文名字是早就想好了的，叫“保罗”，自然是希望孩子能像圣徒保罗一样在中国大力弘扬基督精神；至于中文名字？父亲想起这一年与孙文相识的经过，深感孙文宣传的民主革命思想实为挽救中国之良药，此人当不愧为民主革命之先行者、“中国林肯”的化身，可敬可佩！于是，宋耀如决定为孩子取名“子文”，即“立志做孙文一样的人”。

有一个“追星”的名字，当然还要有一个“追星”的手段。“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不能不说是一个现代的教育思想。用孟夫子的话来解释，亦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意思。不过，对于孟夫子的教育思想，宋耀如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不计毁誉，务必占先”八个字。道理并不难理解，只有人迹罕至的绝巅之处才有最为奇绝的风光与宝藏，只有捷足先登者，才能有最大收获。如果事事都落得别人后头，自然所得甚微。这是宋耀如一生冒险甚至以生命作赌注所得到的人生经验的结晶，也是韩氏家族一代代人生命不息、历险不止的传统性格。同时，美国人那种天性崇尚个人创造、独立进取和酷爱冒险的民族精神，也对宋耀如的家庭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启示。

敢说敢做，说到做到，反对坐而论道，尽放空炮，正是一切伟大的冒险家的人生哲学和固有性格。就教育子女而言，宋耀如的手腕、宋耀如的功夫，真是让中国的父母亲闻所未闻、大开眼界。狂风来了，暴雨也来了，人类躲进了房子，连动物也钻进了洞穴，父亲却带着子文等几个孩子昂然进入狂风暴雨之中，经受着恶劣自然条件的考验。为了锻炼自制、忍耐、坚韧不拔的气质，父亲甚至与孩子们一起进行禁食活动，学会如何在饥饿面前驱散食欲、保持体力、锤炼意志，增强绝境下的生存能力。

然而，父亲并不是简单地进行“饥寒交迫”式的训练，否则北极熊就是最好的冒险家与革命党人了。事实上，为了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感与民族意识，父亲不放过革命党人发动的任何一次政治活动。1904年4月30日上海市民在张园举行拒俄爱国大会，1905年5月上海市民开展反美爱国运动，10岁的子文及姐姐蔼龄、庆龄都曾被父亲带去参加，一起高唱《爱国歌》，散发爱国传单，亲历那种充满爱国情怀的壮观场面。为了向遭受迫害的美国华工表示声援，子文曾与庆龄采取联合行动毫不犹豫地将美国玩具丢进家中的垃圾桶。父亲的心血，总算没有完全白费。30多年后，子文坚决主张对日抗战，到底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

但是，在这个家庭中，爱国并不表示着排斥外来文化。孩子从小所迷恋的，除了爱国歌曲之外，还有那些美国南方的田园牧歌，那些美国式的英语故事，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熏陶。家里的日常会话，大都用英语进行。坐落在上海虹口地区的这处房屋，在100年前称得上是上海的“英语角”。父亲甚至还和孩子们共同创办了一份英文小报《上海儿童报》。社长当然非父亲莫属，蔼龄任主编，庆龄任编辑，子文、美龄及两个弟弟文字功力太差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先从美编当起，画画是儿童的天赋么！不过，子文有时兼小报打字。老实说，具有如此英文学习氛围的家庭，不但在10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奇迹！即便在今日，亦不多见。

父亲的远见，实在让人赞叹；父亲的教育艺术，同样让人敬仰；父亲的教育方式，完全是大师级的水平。他请人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英语儿童读物，这都是孩子们爱读的；不过，更让孩子爱听的是以父亲的传奇经历为蓝本的围炉夜话。在那些娓娓道来的英语故事中，孩子们度过了一个个充满无穷遐想的不眠夜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也许就是在这种平凡而日常的生活中，孩子们对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渐渐地由陌生而了解，由了解而熟悉了。

父亲的目标，是要把孩子一个个送到美国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蔼龄还在15岁时，就已经只身上路了；接下来，庆龄、子文、美龄，一个个都会去的。那里是父亲成长的地方，当然也是孩子们成长的地方。对于子文来说，从阅读会话到日常生活再到社会交往，差不多已经美国化了。在大上海，在虹口乡下的那所宋氏别墅里，不但是一个“英语角”，而且是一个“美国角”。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氛围中，子文对英语的熟悉程度已经超过了对母语的熟悉程度。

父亲是一个爱国者，他曾经不断地鼓励和督促孩子学习中文，掌握母语；但是，父亲并不是一个汉语言文学方面的教育家，他很难在这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事实上，父亲的中文与母语并不出色，对孩子们难以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父亲的遗憾，当然也成为孩子们的遗憾。

父亲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长。男孩子与女孩子，在父亲的眼中，都享有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子文是父亲的长子，但在教育投入方面，并不比两个姐姐享有更多的特权。10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国度，父亲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十分难得的。一切的一切都充分说明，在这个家庭里产生了两个第一夫人，一个首相夫人，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

不过，子文究竟是男孩子。因此，在子文的身上也就多了一重社会责任。在父亲的眼里，子文要额外经受一些磨炼，多吃一些苦是免不了的。至少，在子文、子良、子安三个男孩子中，子文是受到父亲特别熏陶的一个。结果，在宋氏家族中，子文的影响虽比不得庆龄与美龄，但也还算有些出息；至于小儿子子良和子安，或许是受到父母的特别疼爱而有所放纵吧，只能算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在宋氏家族的这棵参天大树上，他们只是两颗变得又酸又涩的果实。

从学校那里，子文所接受的教育与两个姐姐走的不是一条路子。蔼龄与庆龄甚至后来的美龄都是从小就进入马克谛耶卫理女校，接受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教育，毕业后赴美，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但是，上海有一所卫理女校却没有卫理男校。子文的学习，不免受到一些影响。父亲只能通过聘请家庭教师对子文进行基础知识的教授，然后送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先读预备班，再读大学班。

圣约翰是所在美国注册而在上海开设的教会学校，算得上是美国教会的一块“飞地”。学校的宗旨，当然是传播宗教信仰，同时兼授科学文化知识。认真地说，以中国学生的智商衡量，子文的智商并不是很高，当然也谈不上特别聪明。但是，或许是由于在性格上受到家族传统影响，或许是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特别得法，子文的进取精神很强，学习也很认真。即使如此，子文的各门功课也谈不上特别出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数字的记忆，似乎有一种特别的诀窍，这大概就是他后来选修经济学并成为一个理财专家的客观因素吧！

给人印象深刻的另一个方面，是子文平时的说话多少有点口吃，一切都显得缺少语言天赋，当然更谈不上有演讲天才。而且，子文的个子也不算高，在当时的教会学生中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矮子。从子文身上，一切都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家的天赋，也看不出有什么外交家的优势。但是，偏偏子文喜欢上台讲话，甚至能运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讲演。越是具有挑战性的领域，越是能激发子文的学习热情。家族的那种自强不息的深厚传统，不能不让人感到赞叹！

宋子文的全家照。前排为宋子安，二排左起为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三排左起为宋子良、宋耀如、倪桂珍、宋美龄

圣约翰大学的教学方式和校风基本上是美国式的，这对于子文后来赴美学习当然是一个恰当的过渡。不过，对于子文而言，圣约翰给他带来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一大批志趣相同的校友，为子文进入政界、金融界及外交界准备并集结了最初的班底。老资格的政界元老颜惠庆、王正廷，著名的外交界长才顾维钧、施肇基，后起的财经界新秀俞鸿钧、严家淦，江浙财阀的领袖人物陈光甫、刘鸿生等，都是宋子文圣约翰大学时期的先后校友，对宋子文未来的政治生涯助力颇大。

1912年，宋子文结束了圣约翰大学的学业走上了赴美留学之路。这一年，他虽然只有18岁，但在宋氏家族赴美留学的大军中已经是一个落伍者。以次序而论，最早的是大姐蔼龄，1904年就孤身一人越洋求学。步其后尘的，是庆龄、美龄。等到子文赴美时，蔼龄已经学成回国多年了。以年龄而论，美龄赴美时11岁，蔼龄、庆龄赴美时差不多都是15岁。在宋氏家族中，子文算是能干的了，但比之宋家的女将，只是一个无能之辈。

不过，父亲也许另有打算。子文赴美虽然晚了一点，但父亲为他选择的却是哈佛大学。这是一座以“名人的摇篮”著称的有名学府，以培养名人为己任的父亲选择“名人的摇篮”来培养子文，不能不说是一个合理的抉择。为了子文的前途，要上就上全美最好的学校，这是父亲的远见卓识。

其实，对于父亲的抉择，子文丝毫不感到意外。对于父亲来说，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大学城，同时也是父亲居住多年的故地。12岁时，父亲登陆北美大陆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对于那里的一街一巷，一树一景，父亲无不怀有很深的感情。事实上，从一次次的围炉夜话中，子文早就感受到了父亲的怀旧情绪。现在，18岁的子文即将沿着父亲的足迹去重温父亲的旧梦，正是一个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新传奇。

虽然有父亲的熏陶，但子文的性格还是比较循规蹈矩，不是那种刻意追求离经叛道效果的个性。因此，在哈佛的学习生活多少有些沉闷与索然。好在留学哈佛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子文与其他中国学生一样都很关心这场战争。为此，子文曾撰写《欧洲战争和中国的对外关系》一文，发表在《留美学生月刊》上。这是子文第一次站在世界外交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中国可以选择的外交政策。20年以后，子文进入中国的外交领域，在大国之间折冲尊殂、纵横捭阖，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哈佛的训练。哈佛的这种开放与严谨的校风，对于子文来说正是受益匪浅。

最初的学习生活真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不过，到了第二年秋天，子文在学习之余多了一重照顾美龄的责任。蔼龄、庆龄先后学成归国，美龄遵从父命离开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转学到波士顿近郊的韦尔斯利文理学院就读，以便子文就近监护。在家中，美龄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对于子文的监护能力当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好在美龄尽管调皮，但很听“宋子文这位兄长的话”，与人交谈时也经常自豪地谈到大哥子文。那个时候的兄妹之间真是手足情深。谁能想到30多年后，他们会成为一对冤家对头哩！

子文的学习，依然很努力。1915年，哈佛学习期满，各门功课平均得分为“B”，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从哈佛毕业后，子文没有马上回国，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子文不满足于经济学硕士的头衔，有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第二，这个时候，美龄尚未毕业，负有“监护”责任的子文当然不敢抛下小妹，独自一人返国。经过一番权衡选择，子文先到纽约华尔街花旗银行谋了一份工作，然后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听课攻读经济学博士课程，属于“边打工，边读书”的勤工俭学一族。

子文在华尔街的工作并不复杂，替华侨办理向国内汇款的事宜。工作本身谈不上多么重要，但子文看到华侨在汇款过程中那样小心翼翼地处理公司或家庭的财务问题，不但是一个熟悉国际金融业务流程的机会，也进一步看到了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他后来归国投身金融业并在出任国民政府财政大臣后谨慎地制定财政经济及金融政策，起到了极好的预警作用。

两年后，子文如期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文凭，美龄也同时从韦尔斯利文理学院毕业。于是，子文与美龄一起离开美国返回国内。这是发生在1917年的事情。

失恋季节：一个老掉牙的爱情故事

子文赴美留学五年，其间，宋家发生了两件婚姻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孔宋联姻。三年前，大姐蔼龄与北方商人兼革命党人孔祥熙博士结婚。这是一对平淡无奇、缺少个性的婚姻，但父亲宋耀如及母亲倪桂珍却颇感欣慰。子文、美龄返国时，正是孔祥熙返回北方一边经商赚钱、一边相机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蔼龄嫁夫随夫，跟随她的白马王子孔祥熙赴山西太谷相夫教子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对平淡无奇的婚姻后来会在中华民国史产生那么多的轰天大案。

第二件大事，是孙宋联姻。两年前，二姐庆龄与革命领袖孙中山博士结婚。这是一桩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宋氏家庭中都曾引起强烈地震的传奇婚姻，不但对宋氏王朝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更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子文、美龄返国时，正是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广东军政府的时候。二姐庆龄亦是嫁夫随夫，跟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去了。

子文离国五年，想不到在返回国内时两个姐姐都已是名花有主，一个成了商人妇，一个成了领袖妻，子文多少有些失落的感觉。不过，对于子文来说，返国之初最重要的还是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这个时候，虽然有大姐夫在北方经商，二姐夫在南方革命，但子文都还没有“借光”的意思，也许子文觉得北方与南方都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吧。子文决定留在上海，单枪匹马打天下。

子文的第一个选择是投靠盛氏家族，到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任秘书。汉冶萍是一家有名的大公司，经营煤矿、铁矿及钢铁厂，创办人盛宣怀是清末有名的实业家。不过，严格地说，盛宣怀的真实身份是买办官僚，最初在李鸿章幕下协助办理洋务；不久出任轮船招商局会办，进而创办电报局及华盛纺织总厂等，利用官商督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李鸿章所办的轮船、电报、纺织等企业，差不多都交给盛氏控制。盛宣怀所扮演的角色，以现代的官职类比，大致相当于“外经委主任”一类。

1896年，经张之洞奏准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并开始筹办芦汉铁路；1898年，进一步创办萍乡煤矿。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制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三家著名公司合并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名为商办，实权仍操之盛氏手中。盛先后出任工部左侍郎、商约事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要职，在清末政坛上是一个脚踏官商两界的大官僚与大买办，声势煊赫一时。

子文能够进入汉冶萍公司，是因为宋家与盛家有一段很深的渊源。为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盛宣怀与宋耀如曾有过交往。倪桂珍早年曾在盛家当过一段时间的养娘，这是介于家庭教师与乳娘之间的一种特殊职业，职责是替官宦或富豪之家看管孩子。有这层关系，子文归国后很自然地想到把汉冶萍公司作为就业的首选对象。

但是，这个时候的汉冶萍公司大权早已到了“二世”盛泽丞的手上。所谓“汉家自有制度”，盛氏家族从事官僚买办数十年久受官场侵淫，早已形成一套办事陋习：经商即做官。一天之中，总经理只在下午抽出一点时间到公司总经理室坐一下，接见各部门主管，交办或处理一些重大事务。至于一般的日常工作，大都由秘书代拆代行。据此，公司对秘书的要求，不但要懂得英文，能与洋人打交道；而且要年轻能干，懂得策划全盘业务。于是，秘书的权力往往也就很大。这就给了子文一个上下其手、大展其才的机会。

本来，汉冶萍公司的生意虽然做得很大，但由于长期处在垄断地位，又有官家罩着，自然用不着担心有谁来抢饭碗。因此，企业内部的各项管理始终不能走上轨道，尤其是财务账目极为混乱。宋秘书挟哈佛大学的现代管理理念，上任伊始，便从整顿财务抓起，建立了一套制度；次及日常管理工作，都不免有所起色。盛家管理的汉冶萍公司，尽管是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然而，秘书的权力在主管的纵容下是可以上下其手的。子文又是新来乍到，一切都可以毫无顾忌横扫陈规旧习，将习惯推诿疲沓的大小“官僚”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间，汉冶萍的业务运作及财务管理居然被他弄出了一个头绪，工作效率大有提高。盛总经理看了，大为激赏。

一个新潮而又传统的爱情故事，从这里开始破题了。故事缘起于盛总经理有一个妹妹，叫盛谨如。盛小姐排行第七，人称盛七小姐是也。据说，盛七小姐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美人，聪明伶俐，貌相出众，性格开朗，举止大方，一切大家闺秀的传统美德几集于盛七小姐一身。盛家固属封建官僚家庭，但因久办洋务颇受外化，所谓近洋者洋，头脑并不僵化。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当然也不能落伍。以久居深闺的七小姐而言，不但要会玩几手琴棋书画，也以能学几句洋泾浜的洋场英语为时髦。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种时代潮流吧！

宋子文自出任“盛总”秘书后，免不了日夕在盛府行走；而源于有宋老太太曾在盛家内府打工那一段经历，盛家的内眷似乎对子文并不避讳。久之，不但子文的机敏干练让盛七小姐暗生好感，且子文的一口纯正漂亮的英语更让盛七小姐好生羡慕。于是，七小姐向当总经理的哥哥提出由子文帮她学习英语。这算什么难事呢？盛总一口答应了，当即邀子文兼任家庭英语教师，每天抽一点时间教七小姐英语。在子文而言，这又算什么难事呢？宋秘书欣然答应了。盛家哪里想到一场波澜由此发生。

从此以后，一个是倾心地教，一个是专心地学，不用说七小姐的英语是大有长进了。而且，年轻英俊的宋秘书与花容月貌的七小姐天天名正言顺地在一起，耳鬓厮磨，四目相对，一教一学之余不免都暗生爱恋之心。老实说，这个时候的宋子文，正是一个多情又多油的翩翩公子；而久处深闺人不识的盛七小姐，也早已到了情窦初开、含苞欲放的花季之龄。套用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一句台词，正是“郎才女貌合相仿”。于是，崇尚“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子文大胆而热切地向七小姐求婚了；七小姐虽多少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却是满心欣喜地接受了。

宋子文与七小姐私相授受了，但以盛氏这样一个有名的钟鸣鼎食之家如果没有“媒妁之言”，是全不算数的。于是，宋子文商请汉冶萍公司的主任秘书蒋慰仙正式向盛家提亲。此时，盛宣怀已死去多年，盛家儿女辈的婚事都操于盛府的“贾母”——老太太庄氏之手。蒋秘书是常州武进人，盛宣怀的小同乡，在盛府行走有年，称得上是盛家的“老奴”，不但与盛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都很熟悉；而且在盛老太太那里，也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

也许是蒋秘书对盛家的底细太了解了，也许是蒋秘书对子文在盛家的崛起不免有警戒之心。总归，蒋秘书对盛宋联姻这件事颇不以为然，亦颇不热心。所持的理由不外是，以盛家的势利眼光以及内外关系的错综复杂，这门亲事恐难以成功。于是，蒋秘书忠告宋秘书：“盛家的小姐，岂是可惹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以你的才学，前程远大，不可限量，不必为此毁了前程。”

问题是，这个时候的子文与七小姐已经爱得昏天黑地。蒋秘书的忠告，即使子文能听得进一言半语，七小姐也是半句都听不进去了。蒋秘书架不住七小姐的反复恳求，只好答应替他们向老太太提亲。初时，老太太倒也开明，听明白了蒋秘书的来意，连说：“好的，好的，但我先要看看，中意了再作决定。”据说，经蒋秘书安排，老太太与宋子文见面接谈之后非常满意。

这样一个爱情故事演变到这里，本该有一个光明的前景了。不料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横刀“救美”，葬送了两个年轻人的美好婚姻。老太太回到内室之后，将此事转告庄三小姐。三小姐一听之下，双目一瞪，不屑一顾地说：“别的不讲，太保的女儿嫁给吹鼓手的儿子，才叫人笑话呢！”

这真是当头一棒！所谓“太保”，是指盛宣怀于前清时因首倡东南互保被加衔“太子少保”。即便在前朝这也只是一个虚衔，何况现在已到了民国，这种破玩意能吓唬谁呢？又能卖得几个铜钿呢？但在浑身都散发着封建遗老气息的盛府看来，始终把这样一个头衔视作不世殊荣，张口闭口不免都要拿出来炫耀一番。至于说到“吹鼓手”，当然是指宋耀如了。当年，宋耀如在无锡、常州一带的大街上传教，总是边走边拉手风琴以便吸引路人成为听众。

庄三小姐的话是不错的，事实也还是事实。可是，当初不也是这个“盛太保”打着“铁路国有”名义，用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抵押对外借款激起保路风潮，酿成武昌之变么？结果，“盛太保”不但被清王朝视为无能之辈，剥夺官职；亦被革命党人视为反动分子，加以通缉。在朝野夹击之下，“盛太保”只得落荒而逃，东渡日本避难。事实上，民国建元以后的“盛太保”早已成为一具政治僵尸，有什么值得神气的呢？

反观现在的宋耀如，不但已成沪上事业有成的实业家，而且也是积极资助并赞襄革命事业的重要党人。几个子女，都是留学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二女婿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所谓“英雄不问出身”，这个时候有如红日东升的宋家，比之日薄西山的盛家，正不知强上多少倍了。盛宋联姻，对于盛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高攀。

然而，这样一个能抬高家族身价的大好买卖在满脑子浸透了封建毒汁的庄三小姐看来，却是盛家亏了老本，真是老眼昏花，愚不可及了。可见，即便是一个“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的没落贵族对于钱袋鼓胀的资产阶级新贵，也还是从骨子里透出一种轻蔑。这也难怪，像庄三小姐这等久居深院、无智无识、昏聩愚昧的长舌妇懂得什么时代潮流，了解什么顺应大势呢？只是，苦就苦了子文与七小姐，庄三小姐的这一番从骨子里透出的轻视，对于同样老眼昏花与同样愚不可及的盛老太太来说，不啻是一锤定音了。盛老太太不但断然拒绝宋子文的求婚，而且责骂蒋慰仙说：“你不该在太保死后来欺他！”

盛老太太真是厉害！不但一棒就打散了这一对苦恋多时的鸳鸯，而且宋子文的这个家庭英语教师也不能再让他当下去，连带着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一职继续担任也多有不便了，否则于盛家的名声大大的不利。于是，老太太一不做，二不休，下旨盛总经理要宋子文卷铺盖走路。盛泽丞奉到老太太的“懿旨”当然不敢违抗，立调宋秘书出任汉阳公司会计处处长。主任秘书蒋慰仙这边，因在老太太那里讨了个没趣，当即转告子文要他死了娶七小姐的心。蒋秘书甚至主动拿出300元川资，劝子文离开盛府远走高飞。

事情到了这里，结局虽不圆满，但也应该谢幕了。但是，从来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智商只有正常水平的一半，子文与七小姐都不死心。子文拿出了父亲当年从印尼爪哇岛出走美国波士顿的勇气（这也正是韩氏家族从来不肯屈服于逆境的挑战性格）筹划好川资，然后对七小姐说：“你如果爱我，就跟我走吧。这份遗产，不要看重它。我将来的财产，可以比你的遗产多上几倍呢！”

子文真是牛气！比七小姐几倍多的遗产，只在上嘴唇与下嘴唇一嗑之间就得到了，不免让人感到发财太容易了。如果让盛老太太听了，不要骂这个家伙是骗子才怪。不过，早已情迷心窍的七小姐“爱的就是一个心跳！”当即很悲壮地表示，愿意与子文一起赴汤蹈火。也就是说，同意私奔了。

子文与七小姐在热切的期盼中，秘密商量好了出走的计划。据说，盛家的后门正靠着一条小河。子文计划：晚上由他驾一条轻舟，守候在河边。夜幕之中，子文如果看见有一只红灯笼出现在后门边，就表示是玉人来了。子文迅即把船靠上去，接七小姐上船。然后，双双扬长而去，以成眷属。

只可惜，子文到底不是“英雄救美”的老手，也不是“婚姻走私”的大师。一切都商量好了，日期也已约定，计划却不能实现。事实上，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子文驾轻舟停泊在小河对面热切地盼望红灯笼出现。然而，子文望穿长夜，却是一个失望。也许她是临时有事脱不开身？也许她是遇到什么意外的情况？子文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想，就是不曾想七小姐会有意失约。而且，如果自己就此离去，七小姐第二夜赶来，岂不是让玉人失望之极！

于是，子文蜷缩在这条小船上，一连苦等了三个通宵。而他的那颗爱情之星，他的那个窈窕佳人始终没有出现。在极度的失望之中，子文这才确信自己的恋人是变了心了。所有的山盟海誓，原来都是如此空洞与虚幻。受了这个打击，子文真是万念俱灰。事情的原委是，七小姐本是准备与子文私奔的，只是在收拾细软的时候却被那个棒打鸳鸯的“专家”庄三小姐发现了。盛七小姐的天真，哪里敌得过庄三小姐的老猾呢！不用说，一切的计划都不能隐瞒而就此败露了。苦只苦了那位孤身“救美”的英雄，简直是度日如年地守在河边，非人非鬼地被煎熬了整整三天三夜。

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活剧，就这样在悲壮凄凉的气氛中徐徐落下了帷幕。然而，这只是一个老掉牙的爱情剧：一个富家女爱上了贫家子，双方山盟海誓，爱得死去活来，最后却被一个象征旧势力的遗老活生生地拆散了。于是，富家女背叛誓言，贫家子遗恨千古。

说起来，这真是一个俗之又俗的恋爱剧的老套路。不过，多少有所不同的是，七小姐固然是一个富家女，宋子文却不能说是一个贫家子。因此，剧情方面，在感人的分量上不免打了一个折扣。

故事尽管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但是，对于宋子文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真切的失恋季节，从此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据说，后来子文在南方崛起，官拜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比之当初的盛太保简直还要风光。盛家这才知道当初把“吹鼓手”的儿子看扁了，颇以为悔；以致七小姐亦痴心不改，企图再续前情。只是，现在轮到傲慢自负的宋部长摆谱了。对于盛家射来的丘比特箭，宋子文不但痛快地挡了回去，甚至扬言要查封盛家财产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盛家闻讯之后，连忙走通浙江财阀叶琢堂的路子转而打通蒋总司令这道关节，总算得到最高当局的谅解。宋部长再狠，总狠不过蒋总司令。不过，盛家虽然躲过了这一劫，却也得出了一条经验，宋家是得罪不起的，这也就是盛家后来走通宋蔼龄的路子，拼命地拍孔家的马屁以抵挡宋家压力的原因。这是后话了。

一个人因失恋而自觉受到伤害的程度，往往与其在恋爱时的付出成正比。因此，爱之深，即痛之深；痛之深，即恨之深。盛家的狗眼看人低，以及对爱情的破灭感，不但都使子文充满了沮丧情绪，也使子文的胸腔中装满了怨恨。以子文的倔强个性及高傲气质，当然不可能再为盛家服务下去，这是宋子文离开汉冶萍公司的原因。然而，情场失意了，事业上就能得意么？从联华商业银行，再到大洲实业公司，再到神州信托公司，一次次的跳槽只说明了宋子文的郁郁不得志，哈佛大学教给他的那一套看家本领，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只是徒然增加了他的失败感。

归国之后，另一个让子文特别感到沮丧的事情是父亲的去世。多少年来，在子文的心目中，父亲不啻是一座大山，是那样的强大与稳定。然而，现在大山倾倒了，大姐与二姐都已出嫁，上海的宋家上有老母下有弟妹，自己是长兄只有当仁不让地负起责任。可是，爱情失败了，事业也失败了，一切都是那样险恶、那样艰难。在宋子文的生活经历中，这真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日子。

本来，宋子文对政治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但是，无情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或许，这是他加入了兰集兄弟会的原因之一。这是由当年的圣约翰大学同学顾维钧率先发起的中国留美大学毕业生组织。该会要求会员每年参加例会四次，每月参加交谊会一次。对于兰集兄弟会而言，虽然只是一个保持联谊性质的留学生组织，谈不上是一个政治派别，更谈不上是一个政党；但是，子文通过与留美学生的交流更深切地接触到了中国的现实，对政治层面的中国不免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中国与美国，从文化传统到经济结构到政治制度，都是完全不同范畴的两个国家。

在中国，尽管号称革命已经成功了，但是，除了皇帝不再坐朝之外，社会的各个层面事实上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即便像盛宣怀这样的封建家族，不但继续控制汉冶萍公司，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继续享有封建特权，这真是让宋子文愤恨不已。若封建势力不能彻底打倒，经商必定不会成功，一切的理想与抱负都将流于空谈。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子文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方才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山先生在南方发动并领导的国民革命也就有了更多的理解，从而萌生了奔赴南方效力国民革命的最初想法。

终究跨进了蒋家大门

宋子文投奔南方，多少有点被逼上梁山的味道！却没有想到到了南方三拳两脚竟能打出一个局面。梁山好汉排座次，成了总管钱粮的小旋风柴进、扑天雕李应那样的“梁山高干”。

然而，宋子文真是没有想到，当年梁山所排的座次现在居然不算数了，又要重新站队了，这实在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事情！况且，这一次宁汉之争，大姐支持宁方，二姐支持汉方，大姐、二姐都是姐，叫自己站在哪一边哩？以道义与感情论，自己理应与二姐同乘一条船；但以现实利益论，自己不能不正视大姐的劝告。出于主张与人格的差异，子文实在不愿意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但面对严峻的局势，子文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也实在不敢想象以后的局面会如何发展！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不能确定！彷徨与恐惧，就像幽灵一样纠缠着子文，使子文寝食不安，日夕不宁。

而子文的徘徊与彷徨，并不能让蒋总司令满意。自宁汉对立以来，蒋总司令对子文等待得太久了。总司令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经过了蔼龄的施压及“狼虎成群”的威胁，仍不能迫使子文屈服的情况下蒋总司令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也更为有效的措施，断然下令广州方面封闭宋子文苦心经营的广东银行。

蒋总司令的这一手真可以说是武术中的黑虎掏心之举，很快就击中了宋子文的要害。就宋子文的个人抱负而言，他可以不做一个社会革命家，可以不做一个政治活动家，也可以不做一个政府大员；但是，宋子文绝对不能没有银子，不能当上海滩上的“穷瘪三”。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宋子文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在上海滩这个地方，你可以不做官，你可以没有权，但你不能没有钱，否则你真是“一无所有”了。

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真是一个极好的诠释与实证。今日之前，宋博士是那样的自负，又是那样的自尊；可是，在“有枪阶级”面前，他的这些自负与自尊显得是那样的软弱无力，那样的不堪一击。以致今日之后，宋博士不能不听从大姐蔼龄的忠告，也不能不表示愿意与蒋总司令进行合作。

在蒋宋两大家族的关系史上，宋蔼龄第一个跨进了蒋家大门，宋美龄第二个跨进了蒋家大门，宋子文第三个跨进了蒋家大门。接下来，他们就是处心积虑地拉宋庆龄进蒋家大门了。在蒋总司令的政治天平上，宋庆龄的分量实在太重了。事实上，自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不但成为捍卫“三大政策”的一面旗帜，更成为支撑武汉政府的一大台柱。只有把宋庆龄也拉过来，南京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说继承了国民党法统，从根本上挤垮或取代武汉政府。于是，这个“说客”的任务落到了宋子文的头上。

7月上旬，已经在上海“隐居”了三个多月的宋子文突然出现在上海轮船码头，准备乘船赴武汉。宋子文此行有哪些使命一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秘密，至今尚不为世人所了解。不过，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这就是“策反”宋庆龄。宋子文身上携带着蒋总司令致宋庆龄的一封亲笔信，内称：“夫人尊鉴：前由庸兄奉上一函，想已达览，未知庸兄尚在汉口否。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所谓“庸兄”，即孔祥熙（孔字庸之）。此前的5月20日，蒋给孔祥熙连发两电（当时在上海），请他以姐夫身份向庆龄劝驾。孔接电，先是电请孙夫人速离汉东来；接着亲自赴汉接驾，以示尊敬，但均为宋庆龄拒绝。所谓“未知庸兄尚在汉口否”，大概是指孔氏抵达汉口之后没有及时向蒋总司令报告行止。可见，“庸兄”做事，是一个不甚可靠的家伙。

所谓“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所谓“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等，当然是蒋总司令对孙夫人的推重，也是南京方面向宋庆龄开出的条件，表明了南京为拉拢孙夫人的那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只是，不但蒋总司令与南京政府都低估了孙夫人，就是蔼龄、美龄及子文、庸之等家族成员也都低估了庆龄。在宋氏家族成员中，有的是金，有的是银，有的是铜、铁之类，惟有庆龄才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宝石！

7月12日，宋子文抵达汉口。当天，便会见汪精卫等武汉政府要员，转达了蒋介石的“最后通牒”式的合作条件：武汉政府必须立即抛开共产党人与鲍罗廷，才能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一生多变的汪精卫早已做好了分共的准备，宋子文的到来只是加快了分共的步伐而已。于是，在7月14日的晚上，汪精卫秘密主持召集“分共”会议，确定了分共步骤。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开始了武汉地区的大屠杀，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再一次惨遭杀害，大革命成果又一次横遭摧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固不能认为：汪的反革命政变是宋直接推动的结果；但“七一五事变”的发生距宋抵达汉口已经两天，显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事实上，通过宋子文的穿针引线，蒋、汪之间是达成了一笔政治交易的。就在宋抵达汉口的当晚，就有一份密电给孔祥熙，详细说明汪提出的几点保住面子的办法。这封电报迅即由孔祥熙转交蒋介石。

第二天，宋子文接到孔祥熙的密电，称“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他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如果说“卖主”是汪精卫，那么“商人”就是蒋介石了。一个合理的逻辑是，汪精卫决定出卖所据“奇货”武汉政府，并开出他的不二价码；而蒋介石“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但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按“商定的日期交货”，即两日后的7月15日。

在这里，一切都是耳熟能详的商业语言；一切都是暗码明卖的走私交易。可见，从孔祥熙到宋子文，从蒋介石到汪精卫，这些道貌岸然的革命党人，这些自称为中山先生信徒的正人君子，都是一批货真价实的政治大盗。在他们的心目中，无论是武汉国民政府，还是国民革命事业，都是可以标上价码进行讨价还价的商品。于是，他们背着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背着曾经与国民党革命党人并肩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人，背着广大的工农群众与革命军人，当然也背着武汉国民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就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合流问题达成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铜臭味的黑市交易中，只有孙夫人始终以一个革命党人的伟大心灵与高贵气质不屈地捍卫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与革命政策。7月12日晚上，也就是宋子文抵达武汉的当天，在递交了蒋介石的那封所谓“夫人尊鉴”的信件之后，同时转达了母亲、蔼龄、美龄以及孔祥熙等所有家庭成员的“关心”，希望庆龄能脱离武汉政府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合作。子文并给庆龄带来了局势发展的最新信息：武汉政府即将“分共”，宁汉即将合流。

但是，面对权力的诱惑，面对亲情的软化，面对子文的怯懦，面对即将出现的险恶形势，庆龄没有一分钟的犹豫和徘徊，有的只是斩钉截铁的答复：“不行！”并表示：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到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

子文看到二姐的决断态度害怕极了，他劝告庆龄，如果不能与南京政府合作，那么千万不要再回到上海，并说这样会有生命危险。子文甚至透露了蒋介石已经策划一个准备行刺她的计划。面对蒋介石的威胁，庆龄只是一笑置之。于是，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后，孙夫人愤然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痛斥汪精卫集团：“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孙夫人严正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宋庆龄对于革命的忠诚与坚贞，被鲍罗廷称为是“国民党左派中的唯一的‘男子汉’”。

但是，不仅是“卖主”汪精卫没有想到，就是“买主”蒋介石也没有想到，他们通过“掮客”宋子文做成的这笔宁汉合流的“走私交易”，汪精卫没有分到赃，蒋介石也没有摘到果，而是被桂系集团趁势打劫了。这正应了一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古语。

8月13日，蒋总司令受到来自汪系与桂系的双重压迫被迫宣布下野，以便扫清所谓宁汉合流的最后障碍；并谓虽自劾归去，仍以党员资格努力党务。蒋介石没有摘到反共清党的“桃子”，宋子文当然更不可能摘到。8月22日，宋子文尽管出席了在庐山召开的汉方巨头会议，桂系首脑李宗仁作为宁方代表专程赴会欢迎汉府成员东下。9月9日，宋子文抵达上海。随后，南京政府组成32人特别委员会，竟没有宋子文一席之地。至于被宋子文看好的南京政府财政部长一职亦被钱永铭代理，不久由孙科继任，宋子文成了真正的“竹篮打水”，或许可以称为“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了。不过，为了对宋表示安慰，在推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五名委员时桂系法外开恩，在褚民谊、吴铁城、孙科、林焕庭之后加了一个宋子文的名字，在五委员中忝陪末座。

这样一张近乎冷酷的“板凳”，对于几年来顺风顺水的子文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耻辱。而冷酷的现实，总算给子文上了最现实的一课。过去，子文对于自己在南方的崛起是颇为自信的，认为是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从浴血中奋斗得来的，既非机缘凑巧，亦非“背靠大树好乘凉”。然而，宁汉合流之后，失去了孙中山的提携，亦失去了二姐的照拂，尽管宋子文还是原来那个宋子文，却再没有谁想到他是一个经济学博士，也没有谁想到他是一个理财专家；他的才干、他的价值，竟被视如草芥弃如敝屣了。宋博士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本领再大，但要想在中国的政坛上争得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坚实的政治靠山，如果没有“有力者”的扶持，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什么“经济学博士”，什么“理财专家”，在“有枪阶级”的眼里狗屁不值！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名言来说，正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严峻的现实，不但使子文从理想主义的幻境中清醒过来，也让子文进一步看到大姐蔼龄的远见卓识。此前，对于蒋介石向美龄求婚一事全家都持反对立场，宋老太太认为这个人结婚多次，而且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庆龄认为小妹宁可去死，也不应嫁给这个人；子文情绪冲动，几乎兄妹决裂！惟有蔼龄认为：蒋介石“前途无量”！蒋宋联姻不啻是“天赐良缘”，不宜错过机会。大姐直言不讳地坦言：“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以促成宋家的崛起。

为促成婚事，蔼龄各个击破，逐步排除阻力。首先安排家庭中“最大的阻力”——宋老太太赴日旅游，目的是先将“生米做成熟饭”，然后再从长计议；其次是耐心做子文的工作。蔼龄甚至邀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出面，帮子文转好思想弯子。谭氏“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经再四譬解，子文总算识相，表示对小妹的“内政”不再多加干涉。

不过，真正让子文认识到“蒋宋联姻”的政治价值，应当说还是在宁汉合流之后。其时，中山先生已经辞世多年，庆龄也与当政者分道，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选准一位“有力者”进行投资。无疑，最大的“有力者”非蒋莫属。在夏天，这还只是蔼龄的认识；到了秋天，这也是子文的认识。尽管这位蒋总司令很快下野了，但他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在他周围所聚集的政治势力使所有的舆论都看好蒋总司令，认为蒋的重新出山只是时间问题。

其实，与其说蒋总司令是被逼下野，不如说蒋总司令是为了忙里偷闲与有情人宋三小姐共成眷属。果然，蒋自下野之后反成了一个忙人，忙于与发妻毛氏办理“离婚”手续，忙于向宋三小姐求婚，谓之：“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说到“英雄美人”，中国的典故，从来都是大讲英雄怜香惜玉而有“英雄救美”的壮举；独蒋总司令反其道而用之，利用美人“惜英”的心理祈求美人援手相救了。蒋总司令的手段，真正了得！果然，美龄以女性对落难者的同情心理，毅然接受了“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的求婚。

9月16日，蔼龄以大姐与“红娘”的双重身份，在上海西摩路的家中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正式把蒋介石与宋美龄这一对恋人介绍给新闻界：“蒋总司令即将与我的三妹结婚。”几乎全世界的著名大报都为这一消息留出了版面。而就在这一天，宋子文以探望母亲的名义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其实，子文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向母亲通报“蒋宋联姻”已经既成事实，亦即“生米已做成熟饭”。并进一步帮母亲“洗脑筋”，转好思想弯子，为蒋即将赴日拜见丈母娘预作准备。

一切都很顺利！9月28日，蒋如期赴日。10月4日，经宋子文引导，在神户有马旅社蒋正式拜见宋母。蒋在作出尽力研究《圣经》以便皈依基督教的承诺后，宋母迫于既成事实，终以宽容的表情慨然应允蒋与美龄的婚事。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世纪豪华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当天的报纸报道：“新娘宋女士，由其兄子文先生扶持”，交与新郎蒋先生之手。而就在这一交一接之际，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日芥蒂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接下来，这位“内兄”与“妹婿”所要考虑的，是如何携手合作改变“在野者”的身份了。

三、财政部长与“狗”

“生殖器政府”的财政部长

综观宋子文一生的官运，总计有四次大的起伏。在一次大红大紫之后，总要伴随着一个倒霉背运的过程；然后再有一次新的崛起。用《易经》来解释这种官场现象，正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了。

自1923年在南方崛起之后，1927年是宋子文首次交“华盖运”，从而完成了第一次政治上的起伏过程。第二次的崛起始于1928年，结束于1933年。这一阶段，宋子文先后担任的重要职务，计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曾于1930年9月至12月、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两度代理行政院长职）、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以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救灾委员长、财政监理委员、外交委员、预算委员、禁烟委员、首都建委常委、全国经委委员、黄河水委委员、国防会议委员、国军编遣常委等虚虚实实的头衔。其中，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一职，是宋子文从头至尾担任的主要职务。

不难看出，除了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总裁两个要职，以及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等少数几个头衔，是宋子文从广州政府、武汉政府“带”过来的以外，其他本职或兼职都是宋子文的新头衔。以此可知，南京时期与广州及武汉时期比较，宋子文的影响所及已经从财政、金融领域，扩展到外交、禁烟、经济、建设、水利、国防、军队整编等方面。至于以行政院副院长而两次代理院长达一年之久，不啻已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俨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就宋子文而言，从参与出卖武汉国民政府到扛上“蒋字旗”，钻进南京政府做官，再到第二次下野，这一阶段前后只有六年时间，但却是他在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外交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示才干的一段重要时期；特别是他在继承南方政府财经路线的同时，对南京政府的内政外交不断加大发言权，全面增强其影响力，从而成为政治上新崛起的一支实力派系。

然而，宋子文还是太嫩了，他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财经专家，也许是一个有为的金融家；但是，他在外交方面还需要磨炼，才能有所成就；尤其是在政治方面，他还没有完全入门。在中国，要做政治家，特别是要当政治上的“第二把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要懂得通权达变、纵横捭阖，而且要学会上捧下压、八面玲珑。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实力，就只有甘当“伴食宰相”装成谦退冲和的样子，百事和为先，万事忍为上，有如道家的明哲保身术：“功成，名遂，身退”，从此淡出江湖。

显然，这个时候的宋子文，还没有具备当第二把手的实力，亦没有磨炼出符合做第二把手的个性，更谈不到功成名就、淡出江湖、隐于山林了。美利坚人那种敢为人先的张扬个性都只是教会了宋子文在政治上如何锐意前进，而没有教会他怎样明哲保身，全师而退。所谓才高遭忌，名高遭毁，这都是千古不易的道理；至于政坛上的功高不赏，权重震主，更是一个危险的处境。

果然，就在宋子文风头甚健、行情看涨的时候，回风顿起，政治股市暴跌，半年之中，先后失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三大要职，第二次交上了“华盖运”。1933年10月28日，当宋子文下野返沪时，曾有一句风传天下的名言：“当财政部长，跟当蒋的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这是一句戏言，也是一句气话。虽说当年汉高祖大封功臣时，曾将跟着他打天下的一批功臣，誉之为“功狗”；但毕竟那是出自封建帝王之口，且距今已2000余年，固不能与自诩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相提并论。因此，宋子文的“狗”与刘邦的“狗”，当然不会是一个范畴的话题。不过，这句话出自在蒋手下当了六年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之口，确是发人深思的经验之谈。其中的酸甜苦辣，恐怕除了当事人之外，难以为外人道。过去有所谓“哀莫大于心死”的说法，现在看来，也可以说是哀莫大于做蒋的财政部长了！不过，话虽如此说，还是《红楼梦》的那句老话：“人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即以宋子文而言，他不是不知道蒋这个人是很难合作的。可是，当初为了能当上蒋的财政部长，不是照样费尽心机，机关算尽么？事实上，回顾一下宋子文这段时期的经历，对于深入把握宋子文的政治性格是颇有意思的。

1927年10月21日，宋子文偕夫人张乐怡乘“长崎丸”号轮，自日本返抵上海。此后，宋子文一边为宋美龄筹措婚事，一边肩负蒋的秘密使命筹划南下联合汪精卫事宜，以联手打倒南京特委会。11月2日，在广州葵园汪公馆，宋“连日与汪主席会商党事”。11月10日，宋子文从广州、蒋介石从日本不约而同地返抵上海。次日，蒋赴环龙路宋公馆，与宋晤谈良久。

11月18日，汪精卫抵沪。在宋的安排下，蒋、汪当天在宋公馆举行首次会谈。19日，宋陪同蒋赴汪公馆，举行二次会谈。21日，蒋、汪联袂赴宋公馆，举行三次会谈。22日，宋偕同蒋、汪赴孔公馆，举行四次会谈。据说，五日之间四次会晤，气氛一次比一次融洽，可见是前嫌冰释了。经过近一年的对峙，蒋、汪终于握手言欢，再次成为“同志加兄弟”。

11月24日，经过宋的穿针引线，蒋、汪联合谭延闿、于右任、丁惟汾、李济深、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在沪执监委，公开致信胡汉民、李烈钧等外埠中央执监委，提议召开二届四中全会。12月3日，宋出席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经汪精卫等11名粤委提议，通过蒋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案，并决定由蒋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至此，不但久违之后的军事大权重新回到蒋氏手中；而且通过二届四中全会，蒋得以重组中央党部。党权、军权，均被蒋氏夺回了。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蒋当然是大刀阔斧地也是毫不隐饰地重组权力架构，进行权力再分配。第一件要务，自然是帮宋打回财政部。南京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是古应芬，干了三个多月，与蒋一起下野了。10月12日，第二任财政部长“太子”孙科走马上任，干到12月下旬，满打满算还不到三个月。但是，蒋、宋都等不得了，孙科尽管有“太子”之尊，但俗话说得好，“一个死知府，不如一只活老鼠”。一个“前朝太子”，哪里比得了“当朝国舅”！孙科也很识相，12月27日，孙一辞未准；三日后再上一辞。1928年1月3日，国民政府举行第二十九次会议，孙科辞职照准。但为了安抚孙“太子”，特增设一有名无实的建设部。政府公告称：“总理实业计划，应早实现，查财政部长孙科，素具建设长材，克承先志，着调任建设部长。”同时公告：所遗财政部长缺，着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兼任。

蒋记“还乡团”卷土重来之后，不但财政部长换上了小舅子宋子文，而且工商部长也换上了大姨夫孔祥熙，如果算上建设部长“太子”孙科、外交部长盟兄弟黄郛等人，在当时的南京政府“八大部”中已经是二分天下占其一了，这也就是当时改组派首领陈公博以此抨击蒋记南京政府是用裙带关系盘结起来的“生殖器政府”的一段典故。不过，未有几年，蒋汪合流，改组派入阁，不但陈公博自己也成了这个“生殖器政府”的要员当上了实业部长；而且陈部长在运用裙带关系方面比蒋主席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家舅子”、“野舅子”都当上了实业部的司长局长。如此，用他自己的逻辑来形容，他所担任的部长不啻就是“生殖器部长”了。

1928年1月7日，宋通电就任南京“生殖器政府”财政部长职，且信誓旦旦地声明：“子文自国民政府成立，奉命承乏财政，期竭所学，服务党国。去岁4月宁汉分立，暂卸任肩，于党国纠纷，民生疾苦，徒懔匹夫之责，愧乏涓埃之助。今承政府之命，续长财政，重以北伐正值进行，又际旧历年关，筹饷安民，两不容缓，财政自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各方及各同志复再三敦促，万不获已，只得暂时担任，勉力维持，以期毋负党国。”重登财长宝座，宋可谓踌躇满志了。然而，第一天视事，宋即发现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每月收入仅二三百万元，而支出须1100万元。孙科扔给他的，竟是一付烂摊子。

初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

 

1928年初，二次北伐伊始，所谓“誓当简率军旅，会合雄师，完成北伐”等语，便是蒋复职之初致洛阳冯玉祥、太原阎锡山的复电。要打仗就要办军需，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旧小说上的一个老调，蒋、宋不会不知道。而早在1月3日，冯玉祥就已电请政府接济300万元以充北伐军饷。但此时的南京政府，早已是坐吃山空，囊中羞涩。因此，宋子文的当务之急便是为二次北伐及“肃清共逆”紧急筹款的问题。据此，宋于一周之内连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宋于1月8日也就是复职的第二天，在南京召开第一个财政紧急会议，讨论所谓年关筹款办法，决定在旧历年关（23日）前苏、浙、皖等三省财政机关解缴250万元，江苏及浙江沙田局、卷烟局、禁烟局、烟酒局等管理机关解缴230万元，三省海关解缴66.5万元，三省盐税机关解缴340万元。总计认解886.5万元，并限于15日前解缴完毕。宋在会上特别强调：目前正是“党国多事之秋，财政困难之际”，阴历年关转瞬即届，军政各费亟待发放，要求各财政及征收机关务必在一周内解缴款项。

只是，苏、浙、皖财政机关并不是一个府库涨溢的局面，多年的战火与灾荒早已闹得大家都在那里拼命叫穷；而宋子文的款子又要得急如星火，哪里能说在嘴上拿在手上呢？最后，大家勉强表示要“竭力筹解”。可是，到了10日不见一个铜钱解到，到了12日还是不见一个铜钱解到，宋子文急了。14日，一个急电发到各财政及征收机关：“限期将届，需款万急，务仰遵照虞电，克日如数筹解，免误要需”。一电发出，想想不放心，又追发一电：“仰于电到之日，迅即查照前摊数目，如数克日解部济用，勿再玩延，并先电复。”

字里行间，已经看得见“大棒”的影子了。三省财政及征收机关官员当然不愿意拿乌纱帽开玩笑，总算勉力将所摊款项解缴上去。据统计，仅江、浙两省，在一个月内被新任财政部长榨去1200万元之巨。不过，对于庞大的北伐军需来说，区区1000余万元仍是杯水车薪罢了，好在这只是新部长的第一步棋，宋有的是办法！

第二把火：宋于1月10日也就是复职的第四天，宣布加募“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所谓“续发”，是指早在上年度的5月间亦即古应芬出任南京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时，便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抵押发行国库券3000万元。岂知到了10月间亦即到了孙科接任南京政府第二任财政部长时，古财长任内发行的这笔巨款早已花了个精大光。孙财长“萧规曹随”，又以“续发”的名义捞到了2400万元。到了这次由宋子文出任财长，孙财长任内发行的这笔巨款也用得一个子不剩。于是，宋财长再来一次“萧规曹随”，加募“续发”1600万元，使“续发”金额达到空前的4000万元。

南京政府先后三任财长为了捉票子，不在开源节流方面动脑筋，都在“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上做文章。可见，从古财长到孙财长再到宋财长，都看到了这是“点石成金”的生财捷径，当然要不遗余力地挖潜力。事实上，在商民的心目中，对国民政府的各种公债库券早已是不胜其烦，毫无债信可言，惟有对这种以征收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抵押的国库券也许觉得较有保障。因此，在当局的诱惑与高压之下勉强认购一点，敷衍一下政府。这也是三任财长围绕这道题目一次一次做下去的秘诀。

即便如此，所谓的“劝募”，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部长不得不打着支援北伐的旗号，坐在飞机上吹笛子——唱高调：“值兹军事进展，内政改造，百废待举，需款仍殷，而接济前方饷项，尤为刻不容缓之图，仍不能不借助于商民，以期众擎易举。”新部长甚至亲赴沪杭各地督募，号召“各商民发生爱国之心，消除观望不明之观念，赶速大宗认募，克期缴款，以济要需，勿任稽延”。

可见，整个的劝募工作并不顺利，更谈不上踊跃。道理是明摆着的，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一个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抵押的国库券已经是一发、续发了，现在又来一个“加募”，安知以后不会再来一次“续加募”？到底江海关二五附税可以抵押多少库券？商民心里不能不存一个疑问！宋明白“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戏法，玩到这里是收场的时候了，否则便要面临被戳穿的危险。此后，为接济北伐军需，宋连发了两期库券：一次是借用卷烟税作抵押，发行国库券1600万元；一次直接打着军需的名义，发行公债1000万元。两次所得都不菲，但都不敢再打“江海关二五附税抵押”的旗号了。

第三把火：增加盐税。为了替蒋总司令弄到更多的票子，“军需署长”宋子文真是使尽了十八般武艺，不但各级财政机关被一榨再榨，各种公债库券也是一发再发，可谓动足了脑筋翻遍了花头。只是，当时的国库早已虚空，蒋总司令那里又是狮子大开口，多多益善！没有办法，新部长只能硬着头皮不断地开辟新财源。

1月12日，也就是宋子文就职的第五天，又一道新命令发布下去，题目是“军用盐斤加价”，规定对江浙两省各食岸盐斤除正课及附税之外每担加价一元。仅此一项小改革，每年增收税赋就达四五百万元。宋真是一个制定税赋、搜刮民财的“天才”。由于这项“改革”的成功，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月15日，规定淮北盐斤行销皖、豫者，每担加收一元五角；从2月份起，又规定对每担精盐分不同地区加收特税三元与四元五角。3月1日起，更是把盐斤加价的做法普遍推开。规定凡行销各岸盐斤，统一按每担加价一元五角的办法征收。

仅仅一个盐税，宋就做出了一篇大文章，不能不让盐税专家们刮目相看了。自然，穷征重敛的后果不免要引起商民的不满，不要紧，宋有的是挡箭牌：“迩来北伐胜利，正在进展之中，接济饷需，急于星火。适当大局未定，财政未遑整理之时，所有各项税收，有绌无增，似非另辟饷源，无以挹注。”在战争时期，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一切的措施都不得不服从这个大局，当然谈不到轻赋薄税，藏富于民；一旦战争失败，天下让给别人，连带着财政部长的宝座也要奉送出去，一切都免谈了。

从1月7日到12日前后仅一周时间，宋子文连出三招，不但化解了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而且为蒋总司令筹饷达数千万元之巨。综观宋子文出山以来，与蒋总司令的配合前后已四年之久，从未如此密切，亦从未如此主动，更从未有如此佳绩。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

在筹措军需方面，宋子文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对保障二次北伐的胜利作用颇大。特别是自4月份以后，战事全面展开，军需开支激增，宋平均每五天就要向蒋拨解军饷160万元才能勉强维持战争需要。如果没有一个铁腕人物主持财政当局，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与“山西九尾狐”过招

从2月9日蒋在徐州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开始，到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完成，前后计四个多月，财政部长宋子文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筹措北伐经费方面。当时既无力解决财政统一问题，也无暇顾及财政统一问题。

但是，在筹措军需的过程中，各地财政不能统一，不免使宋大为头疼。正如第一次北伐军需，主要是依靠了广东财政一样；第二次北伐军需，也主要是依靠了江浙财政。其实，南京政府财政部此时征收的范围仅及长江流域各省，其他省份大都被各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掌握。由于财政系统不能统一，不论国税及地税的征收，都是十分混乱；而且所征款项，中央财政当局基本上一无所得。因此，等到二次北伐胜利，宋子文迅速转变工作重心，提出了统一全国财政的主张，并通过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进行部署。

在中华民国财政经济史上，宋主持召开的这次全国财政会议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是自民国建元以来由国民党主持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财政经济会议，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或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的财政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这是宋子文把国民党财政经济政策从珠江流域及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逐步推进到黄河流域及全国范围的开始，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宋子文作为“国民党财政金融之父”在中国现代财政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

为开好全国财政会议，宋子文进行了精心准备。在全国财政会议之前，先召开全国经济会议进行筹备；在全国财政会议之后，又通过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及国军编遣会议进行贯彻落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会议也可以看作是全国财政会议的预备会和总结会。对一个会议重视到这种程度，在宋子文的财政生涯中是从未有过的。可见宋对全国财政会议的重视程度。

全国经济会议于6月20日在上海开幕。到会代表大都是宋子文邀请来的一批大银行家、大商人及工业资本家，其中70%以上是江浙财阀，诸如：中国银行张嘉璈、贝祖诒，交通银行胡孟嘉，金城银行吴蕴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李馥荪，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四行准备库钱永铭，国华银行唐寿民，上海纱布交易所穆藕初，豆麦交易所顾馨一，面粉交易所王亭一，上海申新纱厂老板荣宗敬，上海市商会理事长王晓籁，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及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等。此外，天津中国银行卞寿孙，金城银行周作民，交通银行杨荫孙，北京大陆银行谈丹崖，汉口金城银行王谷灵，汉口总商会刘秉义，广东银业公会李子平等，也都纷纷到会，或是捧场，或是了解动态，或是走访朋友，或是贡献建议等。

这么多的金融巨头、商业巨鳄与实业巨子济济一堂，共商大计，不但为中华民国建元以来所未有，事实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开幕时，宋到会讲话，并为会议议题定下基调：就金融、公债、税务、贸易、开支等重大问题提出财政当局的设想，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宋并为战事期间的强制性筹款向金融界、实业界说明初衷，表示歉意。

从广州政府到武汉政府再到南京政府，国民党财政当局的财政金融政策归纳起来就是“榨取”两个字。这么多金融界、贸易界、交通界、实业界的巨子、大亨、寡头、大王等难得走到一起，正是一个相互启发、大倒苦水、争相控诉的机会，对于财政当局的所作所为当然不会恭维。不过，出于对未来的期望，他们对宋子文提出的统一全国财政的设想及前景则表示肯定，并寄予厚望。

6月30日，全国经济会议闭幕。宋再次到会讲话并发出统一财政通电，声称：“查从前军阀据兵割据，一般官僚充其走狗，搜刮民财，供彼军费，遂致兵连祸结。十七年矣，民不聊生。究其根源，皆因破坏财政统一，就地筹款，省自为政。”这真是一个痛快淋漓的控诉。“当此财政会议开会在即，我财政当局皆属一时贤达，而各省长官，尤为革命先进，必已早见及此，现经本会议全体决定，认为财政统一，实行全国预算，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特此通电。”

显然，就财政统一问题广泛进行舆论宣传，这是宋召开全国经济会议的主旨所在。宋深切地体会到，各省军阀割据势力是阻碍财政统一的最大障碍。为了能顺利地提出并通过财政统一的各项预案，有必要在全国财政会议召开之前，借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之口发动一次舆论攻势。这就是宋子文借全国经济会议之名行统一财政舆论宣传之实的良苦用心。因此，与其说这是一次全国经济会议，不如说这是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的务虚会。

全国经济会议的顺利召开，颇让宋子文自我感觉良好，声称“是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一个步骤”。经济会议闭会之后举行公宴，席间宋发表演说，认为会议虽然只有十天但讨论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如对裁兵、公债、金融、税收、商务、国用均有一种方针及大计，可视为经济会议有极完满之结果。针对有人对会议成果的怀疑，宋不无风趣地说：忆从前在美国留学时代，曾闻美国有一极出名之外科医生，专治肠病，其解剖手术极为敏捷，平常医生非三四十分钟不能竣事者，此医生只需五六分钟便可成功。一富翁就医后，见须付手术费达5000美金，谓只有六分钟索金何多也？医生谓凡事应论成绩，不应论时间。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吾人对于技术时时操练，务求敏捷，从不敢稍加懈怠。其练习方法，已于20年不敢吃烟吃酒，俾神经能十二分清楚。若只知道六分钟手术之易，而不知道20年牺牲嗜好练习之难也。说到这里，宋自负地表示：“吾辈经济实业家对于光阴亦求经济，故于十日内将经济方针大致决定，但须知吾人此十日之中之成绩，非诸君数年受军阀官僚外人种种压迫之经验及平时之希望，与数十年来学问之研究，决不能易于解决，盖储之久而发之速也，故此次之成功乃此次经济会议诸君数十年之经验学识所造成，故政府断非此十日之事也。”

表面上看，这是对与会诸君的恭维，其实是宋的自我吹嘘，以为自己这一次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外科手术治疗也就是相当于美国那个“六分钟手术”外科医生了。出席会议的都是中国金融及实业界的顶尖人才，自然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宋博士的胡吹神侃。不过，对于宋主持召开的这次全国经济会议，资本家们也还是一致表示肯定。

其实，对于宋子文来说，全国经济会议的最大收获是改善了他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甚至被中国的资产阶级视为其代言人而寄予了更多的期盼。即以江浙财阀而言，本来与蒋的关系是不错的，尤其是在“四一二”清党期间中国的资产阶级对蒋总司令支持是无条件的。然而，蒋的所作所为，真是辜负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厚望！自从蒋君临天下以来，只知道一次次打“白条”向江浙财阀无限制地要票子，却全不知道体谅江浙财阀的困难。最可恶的是，蒋开“白条”不但总是狮子大开口，漫无节制；而且规定不得拒付，否则就要派大兵强制“执行”。一年多以前，蒋在沪上强卖公债的情景财阀们都还记忆犹新。上海申新纱厂的老板荣宗敬只因表态迟疑，不是被蒋总司令下令通缉么？这种事情，想起来真让人不寒而栗。而江浙财阀与蒋总司令的关系，从此是大大恶化了。

比较之下，宋的“有话好好说”的开明作风倒是赢得中国资产阶级的好感。在全国经济会议上，宋一再表示要统一财政、履行预算及实行裁兵，让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有了期盼。事实上，宋的出身背景、教育水准以及在财政经济方面的一贯主张比较于丘八出身的蒋总司令，的确让中国的资产阶级感到某种程度的放心，这是宋子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得到中国资产阶级拥护的重要原因。

全国经济会议在上海结束，全国财政会议接着在南京开幕。出席全国财政会议的成员，除财政部直辖部门及各地征收机关的主管首长之外，还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各政治分会、各省市政府财政主管及有关负责人。这是一个能够对中国财经政策作出决定的决策人会议。全国财政会议的重要议题是讨论并通过由宋子文代表财政当局提出的《统一财政案》，此外，还有国民军总司令部提出的《缩减军备以纾财力案》、赋税司提出的《整理财政大纲案》、关务署提出的《统一关务用人行政及税款收入案》、盐务署提出的《统一全国盐税收入案》等138个提案。这实际上是从各个角度及各个层面对“统一财政案”进行阐述，足见宋在这一问题上的志在必得。

宋在会上对统一财政问题作了阐述，认为：现在北伐告成，民国建元以来的纷乱之局已将趋统一。“惟军事虽已告一段落，而训政开始，万端待举，就目前论，自以统一财政为第一要义。盖庶政非财莫举，如财政不能统一，则其他庶政更无统一可期。”所谓“统一财政”，宋子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规章、行政、用人、收支的统一。认为“以上四项，乃统一财政最要之图”。至于“统一财政”的办法，宋概而言之：“凡关于国税范围内之财政规章及用人行政，概归财政部核定处理。其各省之中央税收，未遵本部规章办理者，应一律遵办。至各省任中央征收人员，有成绩者均由部加委，以后归本部任免考核；中央税收，一律径解本部金库，支出一律由本部支付，命令饬金库归照发”等。

不难看出，宋子文的财政统一案无非就是将财政税收大权收归中央财政当局。事实上，自民国建元以来，中国的政治，就是军阀政治；中国的财政，也就是军阀财政。宋子文要收回财政税收大权，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军阀，所遇到的最大阻力当然也是来自军阀。对于这一点，宋子文不是不清楚。所以，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宋子文对军阀财政予以猛烈抨击：“从前军阀割据，省自为政，遇事辄就地筹款，在偏僻贫瘠之区，军费不足，即任意取诸人民，苛捐杂税，诛求无厌，驯至民不聊生，赤地千里。而繁富省份，亦复拥兵把持，以贪官污吏为爪牙，搜刮民财，尽饱利囊。工商业因之凋敝，而军费积欠如故，民众怨毒，所积已久。故吾党吊民伐罪，由粤而湘鄂，而长江，而大河南北，而北伐成功。”

对于军阀财政，宋子文真是深恶痛绝。不过，在宋子文看来，过去的军阀财政本是军事时期的产物。军政时代，便宜行事皆有万不得已之苦衷，“一方大敌当前，亟须应战，一方筹措军费，急如星火，但求最后胜利，不惜暂时牺牲。因袭既无成规可循，创制又为时机所限，不良习惯，未能尽革，应付环境，亦殊困难。缓急先后，须俟事实时机支配，或亦有时未能平均，故当时财政之不统一，固无可讳言”。

从立场上说，这是一个退步；但是，从环境上说，未免不是一个进步。一切都只有向前看，着眼于未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这是财政当局的策略，也是宋的政治手腕。不过，涉及财政大权的重新分配，有谁愿意自动放弃呢？所以，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围绕统一财政的问题，宋子文与各省军政当局又是一番明争暗斗，总算通过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设案》。这么长的题目，读起来不免感到费劲；不过，从那里面透示的信息十分明确：借高于一切的党权，压地方军阀屈服。

就政治环境而言，北伐虽然成功了，但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消失。只是，原先的北洋军阀变成了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与蒋氏“一字并肩”的冯、阎、桂三大军事集团，表面上都声称服膺南京中央政府，但谁都清楚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臣服。现在宋子文要通过“外科手术”剥夺他们手里的财政大权，当然会有一番曲折起伏的长期较量。在宋子文与阎锡山之间，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统一与反统一的残酷战斗。

在中国现代史上，阎锡山是一个有名的军阀，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平津卫戍总司令。从山西到河北整个的北方地区，差不多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宋子文要统一北方财政，阎是最大的目标，也是最大的障碍。宋与阎争夺财政大权的杀手锏就是坚持只有财政部派出机构才有权经理国税的征收事宜，坚决反对由驻军经手国税。宋的交换条件是：对军费不足部分，由财政部予以补贴。由于《统一财政案》已经全国财政会议及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阎不便公开反对；宋向第三集团军控制的平津及河北地区派出国税征收机构——财政部北平办事处，阎也不便公开拒绝。但阎总司令决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怎么办？难道可以坐以待毙么？

真是不愧“山西九尾狐”的称号，阎有的是办法。宋不是声称军费不足，由财政当局补贴么？很好，阎慷慨大度向宋部长表示：“凡平津中央财政机关，锡山业已饬令完全交由财政部派员接收，以期统一”；但是……阎提出条件了：平津驻兵九师一旅，“统计月需120万元之谱，锡山卫戍总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及平津两处宪兵共计130余万元”，必须由中央“指定确实专款，按月拨发，捭资维持平津治安”。

阎总司令算准了，每月250余万元，一年就是3000余万元。显然，这是一个让宋子文无法承受的苛刻条件，以此迫使宋子文让步同意由第三集团军就地筹款。宋子文当然尝得出这是阎总司令送来的一颗苦果，但是他不得不连皮带核地囫囵吞下，答应在各军军费未经决定之前暂将河北除长芦盐税之外各项国税收入解交阎总司令，如不足应付则由长芦盐税下借拨。

对于宋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但是一个有条件的退步；同时，宋向阎总司令提出的条件是：“河北各国税机关，尚有未能完全交由各主管机关接收者，务希贵总司令严饬各属一律交还，由主管机关接收，捭使得事权统一，整理收入。”显然，这是一个交换。欲取先与，对此阎没有理由不“严饬”各国税机关交中央财政当局接收。

不过，“山西九尾狐”的确不是浪得虚名。9月间，宋得悉河北驻军仍有向税收机关直接索取饷款的现象。可见，阎的“以期统一”的保证只是一个虚应故事。宋也不客气，当即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呈文，提出：“本部为协商河北国税收入支配事宜，业已呈准国民政府设有驻平办事处办理，所有军事长官自应向该处接洽，未可直接命令征收机关办事，方符财政统一之义。”宋不但要求军委会将呈文转饬第三集团军遵办，而且同时转饬其他各军事长官执行。

呈文下去了，并很快到了阎总司令手上。阎没有想到宋竟敢打着军委会的名义向他施加压力，很有点被激怒了。“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果然，河北驻军不再直接向税收机关索取饷款了，却以所领饷需不足为由纷纷拥到财政部驻平办事处门上，“直接催索，势甚汹汹”。

阎部军人的嚣张气焰令宋为之大怒，当即通过军委会转饬各地驻军：嗣后各军应向各总部经理处领支军饷不得直接向财政部办事处催索，“以符统系，免碍财务进行”。随即，宋电令财政部北平办事处：“如有军人越轨要索，当一律严拒，勿稍瞻顾。”

不论“山西九尾狐”如何足智多谋，但宋只是抱定一个宗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死活不肯让步，这是老奸巨猾的阎总司令万万没有想到的。以实力论，财政部北平办事处那几个鸟人，自然不是阎总司令数十万大军的对手。不过，“牛怕拴，人怕烂”；宋横下一条心，破罐子破摔，阎倒也无计可施。毕竟，宋的背后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这个账，阎不能不买。

事实上，宋、阎围绕财政问题展开的这一场统一与反统一的较量，并不仅仅是中央财政当局与地方政权当局在国税征收问题上的分歧，更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中央政府与以阎、冯、桂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派之间互争雄长的斗争。宋提出并推行的“统一财政”的各项政策主张，不但成为蒋推进军政统一、巩固中央正统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蒋借以削弱并控制阎、冯、桂等军事派系的经济手段。

正是基于这一共同利益，宋与地方实力派的较量，不但得到了蒋的全力支持，甚至几次打出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阎、冯、桂等军事集团施加压力，迫其臣服。以阎、冯、桂为代表的军事集团面对宋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不得不投鼠忌器，三思而后行，从而在一定条件下取守势政策；不过，以阎、冯、桂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绝不是心甘情愿地“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而是要千方百计与宋进行较量，这就注定了这一场统一与反统一的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直到中原大战之后，阎、冯军事实力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南京中央政府才得以巩固；宋提出的“统一财政”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得以随着蒋系军事力量的推进而推进。不过，直到宋子文六年之后下台，他所期望的全国财政统一的局面也没有真正实现。只是，宋子文的出色表现得到了蒋的赞赏，也加强了与蒋的关系。

从总体上说，在宋的政治生涯中，从1928年到1930年是宋与蒋合作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蒋、宋关系的蜜月时期。以后，随着蒋的统治地位的巩固，蒋、宋关系也由一致向外而变为相互内争，从而出现了一个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

“梅开三度”的中央银行

的确，随着宋子文一系列财经“新政”的实施，宋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与蒋心目中的“共和王朝”产生了抵触；而随着宋的政治地位的增强，蒋的权力基础日益感受到一种威胁，蒋、宋之间的猜忌也就不可避免地一天天加深。

蒋、宋关系有一个从密切合作到出现龃龉再到产生严重分歧的发展过程。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以后，宋子文在建立财政金融体系方面有三大目标，即重建中央财政金融体系、整理货币赋税及实行预算审计制度。大致而言，在推进前两个目标时蒋、宋都还属于合作阶段，而到了建立预算审计制度阶段，因触及蒋的权力基础，蒋、宋关系开始进入多事之秋。

宋子文重建国民党财政金融体系，以著名的宋氏“四大新政”为标志。

“新政”之一，建立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全国银行系统。这是宋的财政金融思想，也是南京政府统一财政的切实需要。据此，在全国财政会议之后，宋即宣布将“组织国家银行，以代理国库、发行钞币、整理金融为唯一任务”。事实上，自就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宋子文就有了创立中央银行的计划；况且，从广州到武汉已经有了两度创立中央银行的经验，这一次“梅开三度”称得上是轻车熟路，不是什么难事，难只难在具体方案的选择。

创立新的中央银行，将有三种方案可供宋子文选择。第一方案是对广州中央银行或武汉中央银行进行改组。这是最简便的办法。不过，广州及武汉中央银行的信誉，实在是太臭了。这一方案很快被宋子文放弃。第二方案是将老牌的中国银行升格为中央银行，但宋子文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中国银行必须易名为“中央银行”；二是官股必须多于商股。这当然是便于政府控制，以免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中国银行对宋的这两个条件不感兴趣，第二方案胎死腹中。现在，只剩下第三方案：重新筹建。

经过数月的紧张准备，筹建工作大体有了一个眉目。1928年10月间，宋子文亲自主持制订的《中央银行条例》及《中央银行章程》，先后由南京政府正式公布，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营业之”。中央银行资本额为2000万元，由财政部通过发行金融短期公债的方式筹集，这也是宋惯用的“空手道”。

引人注目的是，与广州及武汉时期不同，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行不是设在南京而是设在上海。宋子文以140万两白银的价格买下已停业清理的原帝俄道胜银行旧址——上海外滩15号，拨交中央银行。据说，早在1927年春，宋以武汉政府财政部长身份赴上海办公时，便已经看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并曾在这里设立过中央银行筹备处。宋是不是有此初衷，自然无法质证了。不过，财政当局对此的解释是：“中央银行的成功，关键在于中央银行能否在上海的中外金融业中培养其竞存与滋长能力；且长江下游各省与中央的财政及中央银行的发展，关系甚大，而这各省的金融枢纽是在上海。”简言之，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从江浙财团到南北财阀再到中外银行、钱庄，当时无不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场所。控制了上海金融界，也就是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这就是宋子文要把中央银行设在上海外滩的真正原因。

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子文自兼总裁及理事会主席，指派圣约翰及哈佛大学同学陈行任副总裁，代自己坐镇上海主持日常工作。表面上，中央银行设有总裁、理事会、监事会，采取行政、立法与监察三权分立制。事实上，宋子文不但集行政、立法权于一身；而且监事会也只是徒有虚名。即使理事会上，当宋提出重大议案时也只是三言两语便“一致”通过，无人敢提异议。

南京政府中央银行成立后，宋采取的第一个震动金融界的大动作就是以政府蛮力对商业银行进行豪夺，加强对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控制。尤其是中国银行，无论是资历、实力或是信誉，都称得上是中国金融界的龙头老大。当时，中国银行的资本已达2000万元之巨，早在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时期就已经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能。因而对于靠“空手套白狼”起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不是那么驯顺。

结果，无论是广州中央银行还是武汉中央银行，在成立之后，不但始终不能控制市面上的金融形势，反而处处要受中国银行的掣肘，这是曾经两度担任国民党中央银行行长的宋子文最没面子的事情。最让宋感到恼火的是他就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中国银行不但不肯捧场，甚至公开拆台，以致酿成严重冲突事件。

当时，宋子文为推销“加募”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一事，曾通过蒋介石两次致电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要他与交通银行总经理一起赶到南京商量推销事宜。张清楚此事的难度，不愿介入，亦不肯赴宁晋谒。这当然是对蒋的抗命，也是对宋的轻慢。蒋大骂张“平时把持金融”，如不到宁即是“阻挠北伐”等，限张于周内承销1000万元国库券。虽有蒋的严令，但张仍不肯接受。

1928年11月1日，宋子文（后排左四）以总裁身份参加中央银行在上海举行的开幕典礼，并宣誓就职

宋为此亲赴上海，以“私人”资格邀张谈话，施加压力。张态度强硬，认为军人“不知金融艰难”，甚至以“感触太深，精神不济”为由宣布暂时休息，于次日即隐居不出，以此表明不合作的立场。蒋不得已，亲到上海召开会议，在张的头上加了一顶“勾通桂系、奉派”的大帽子，并责骂张：“中行库中尚有数千万，何以不能帮助政府？”张静江甚至提出“不如接管中行”的建议，以此对张进行恐吓威胁。而宋则通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贝祖诒于中进行斡旋。至此，张虽态度强硬，终不能无视蒋、宋的高压政策，只得召集在沪董、监事开会讨论应付方针，认为：“一旦决裂，金融风潮即起，如在可能范围内，仍以避免决裂为上。”会后，张决定垫款600万元，分三个月交清。蒋、宋则表示“融洽谅解”，表面上各让一步。这是蒋、宋要控制中国银行的前因。

据此，中央银行成立后，宋以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领导地位运用政治高压与经济蚕食两大手段，开始了对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控制与打压活动。宋先是强迫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总管理处和总行由北平迁上海；接着，由财政部以强制手段分别向中国银行注入官股500万元，向交通银行注入官股200万元，以此作为跳板向中国、交通两行派进官股董事，对两大商业银行的高层决策进行牵制。宋并通过重新颁布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条例，规定中国银行以经理汇兑国际货币为主要业务，并有权发行兑换券和钞票、经营存放款及协助进出口等；交通银行则负责建设、工商贷款及一般业务，从而把两行纳入南京政府的金融轨道。

宋的这一套“霸王拳”，打得环环相扣、密不透风，不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从此失去独立性，逐渐成为南京政府的“自动提款机”；而且依靠“空麻袋背米”起家的中央银行，开始在金融界取得领导地位。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既已臣服，等而下之的其他商业银行更是争相拱手称臣了。

“新政”之二，整理币制及废两改元。整理币制，废两改元，进一步统一货币发行权，强化对全国金融领域的垄断活动，是宋子文统一全国金融体系的既定方针之一。中国的币制向极紊乱，银两、银元，硬币、纸币，国币、省币，劣币、滥币等，无不在市面流通。以致从政府机关到平民百姓，从金融界到工商界，无不强烈要求进行改革。宋认为整理目标应从统一发行国币、严禁各种劣币流通这两个方面着手，并在全国经济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整理纸币与硬币、废两改元的提案，随后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又通过了改革币制的指导方针。

宋子文（前排左三）与中央银行副总裁贝祖诒（后排左四）会见访客的留影

整理货币的关键是统一纸币发行权。当时，国内有纸币发行权的银行，多到“几至不胜枚举”。这当然是军阀割据带来的直接后果。宋认为如欲一日之内一律取消势难做到，且极易引起新的紊乱，只有走“徐图整理”的道路。第一步，规定只有中央银行有纸币发行权；第二步，对商业银行发行额度及发行准备金进行调查，保护一批，取消一批，制止滥发；第三步，对于数量众多的各省县属地方钱庄、商号等，一律禁止发行纸币及各种类似纸币的票券。

在统一纸币发行权的同时是对已经发行的纸币进行整理。诸如，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汉口中央银行除自身发行纸币近2000万元外，还曾委托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发行纸币数千万元。后因武汉政府无力兑换，而使商民及银行损失颇大，亦造成政府信用扫地。1928年11月，宋决定由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民国十七年金融公债4500万元，以收回市面上印有“汉口”字样的三行钞票，总算对汉钞持有者的重大损失有所补偿，南京政府财政当局的信用亦有所恢复，尤其是在银行及商民中，对宋的信誉程度是一个很大的增强。

此外，宋对北伐期间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行的中央辅币券以及湘鄂赣三省通用大洋券、湘赣桂三省通用毫洋券等滥券都分别给予兑换，收回后进行封存，退出流通。对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钞票，宋则放手进行整理。发行货币的混乱状况，逐步得到控制。

在此基础上，宋开始了“废两改元”的重大改革。所谓“废两改元”，是指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两”又分海关两、库平两及规元两等三种。银元原本来自外国，鸦片战争以后仅通商口岸流入的贸易银元，就有英国、美国、西班牙、墨西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既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可见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是一个让人十分头痛的问题，对社会生活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妨碍。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俗称“袁大头”，重7.2钱，通行全国，曾起过主币作用，但市面上银两、银元并用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自全国经济会议通过《废两用元案》之后，宋即开始了这一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改革，为防止在银元铸造问题上出现新的混乱，宋决定区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先从统一铸币问题抓起，规定以上海造币厂为基础改建为中央造币厂，筹办开铸统一的国币；对分布在天津、南京、武昌、成都、广州、云南、奉天、长沙、重庆、杭州、安庆等十几家造币厂，宋命令严加整理，不具备条件者，坚决取消。经过了多年的精心筹备，在上海造币厂具有铸造统一国币能力的基础上，宋于1932年秋在上海召开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的实施方案，并决定先从上海试行“废两改元”方案，然后推向全国各地。

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币厂以孙中山头像为正面图案正式开铸统一标准的银元，此即民间所俗称“孙大头”。同日，宋子文颁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规元7.15钱合一元，并于3月10日起先从上海施行。10日，上海各行各业按时启动银元本位制。所有交易往来，一律采用银币计算；各种行市改标银元单位，即海关税收，亦改征银元。在上海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宋于4月5日颁发“废两改元”布告：“兹定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

宋推行“废两改元”制是中国币制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现代经济及社会生活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使用的银两制发展到近现代已经是一种落后的货币制度，尤其是受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以致出现了银两不仅有实银虚银之分，而且各地银两的重量、成色以及秤砝、单位都有很大差别，流通十分困难；不用说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就是在省际之间甚至在一省之内，往往都难以发挥其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废两改元，客观上起到了统一货币、方便流通、发展经济的作用，并强化了中央银行的机能，有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推行，为中国币制的又一重大改革——法币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废两改元”的改革亦强化了南京政府控制地方派系的力度，增强了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善门难开，善门难闭”

“新政”之三，实行赋税改革。宋子文在就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最大的注意力与工作精力还是放在赋税改革领域。一方面，田赋税捐收入是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1929年的预算收入6.2亿元为例，其中涉及田赋税捐方面的预算收入就达4.9亿元，占84%；另一方面，从关税到田赋再到税捐等，不但问题最为复杂，而且牵涉面广，征收的阻力大，改革的阻力更大。而早在南方政府财政部长任上，宋就已有这方面的体会。从某种意义来说，南京政府时期的赋税改革，也就是南方政府时期赋税改革的继续和深入。

宋推进赋税改革的第一步是争取关税自主。关税收入，历来是近代各国财政收入的大宗，然而当时中国的海关仍为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的关税税率自鸦片战争以来始终受协定关税的束缚，一直被冻结在值百抽五的水平上。事实上，由于大部分进口货物实行从量征税，其税款折合税率还要低于值百抽五。宋为之痛心地指出：“吾国关税，受协定之拘束，妨害税收，损失主权，至堪痛惜。”并说：“政府和公众对于海关都啧有烦言，诸多不满。人们指责海关已成为国中之国，是使馆街的走卒。”以历来被视为大买办的宋子文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中国的关税问题确是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宋出任财政部长后曾多次表示：“对于海关一切行政，决拟彻底改革。”随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动作：1.撤换擅权抗命的芜湖关英籍税务司贾士，另委西班牙人马悌继任，并训令其他各关税务司：如有不遵政府命令越权渎职情事，“决当严予惩处，不稍宽纵”。一年后，宋更将海关总税务司易执士撤换，而以梅乐和取而代之；2.鉴于各海关经费支出情况从未向财政部送审的痼病，通令各海关税务司“须将支出费用分别款目，按期造送表册，以便财政部审查、考核”；3.命令海关各关局将近年实收解款额查明具报，以此确定各关局的税收比率作为今后考成的标准；4.通令各海关税务司，嗣后所有海关应用单照、发布文告，以及批示商人之文件，统应一律以中文为主，彻底杜绝以往海关行政习用英文的陋习；并逐步改变洋人在海关管理人员中占绝对优势的局面，抉升华员出任海关各级高等职务。对于洋人来说，这些措施是一个警示也是一个信号。一切都表明，新任财政部长宋博士将有一番作为。

二次北伐之后，全国统一的局面大体形成，政出“两府”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在宋氏眼中，这当然是争取关税自主的最好时机。据此，在7月上旬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先是通过了《筹备关税自主裁撤厘金案》；接着，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关于重新订约之宣言》，向各国政府正式提出重新订立关税条约的要求。美国政府最先给了宋子文一个面子，7月25日即由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与宋子文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宣布取消旧约中的对华不平等条款，承认中国拥有关税完全自主权的原则。嗣后，宋按中美条约的精神，相继与挪威、比利时、意大利、德国、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签订了关税新约。各国中，惟日本坚决反对重订新约。日人的野心与作风，在宋的脑海中印象极坏。

1929年2月1日，宋主持制订的海关进口税则公布施行，对进口货物征收7.5%至27.5%的税额。两年后，宋为扶掖、保护国内工业，“使不受外货竞争之影响”，按进口货物的性质重新修订进口税则，将税率幅度从5%提高到50%。这是中国第一个体现关税自主原则及在较大程度上保护民族工业的进口新税则。

宋子文推进赋税改革的第二步是整理盐税。宋当年到广东“打工”，担任的第一个重要职务就是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对于盐税方面的种种弊端疑窦，宋趟过多年的浑水早有切身体会，尤其是对于所谓“票商制度”更有切齿之痛，皆因盐务中的种种黑幕大都因此而孳生。中国幅员辽阔，食盐产地与品种众多，各省甚至各县都有不同的税率。税率分歧，销盐地域不能不作区别，所以盐法有所谓“越界为私”的法律。盐官盐商把这种法律视作无上的法定，借此内外勾结，上下盘剥，朋比为奸，以致种种黑幕，在在生事，无恶不作，禁不胜禁。因税率轻重不同而划分的销盐区域，术语称作“引岸”。取得某岸盐票的商人，就有了对该岸食盐的专利运销权，术语称为“票商”。“票商”的最大弊病是形成盐商对市场的垄断，从千百万人身上攫取高额利润。至于私盐猖獗，愈禁愈多；官商勾结，朋比分肥等都是对这种“票商制度”的一种反弹。因此，取消“票商”，成为政府朝野及舆论一致关注的话题。

宋要推进财政“新政”，改革盐政，整理盐税，不能不是一个重点。于是，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宋以此为专题召集各省财政厅长、省级中央税局长和各省盐运使、盐运副使、榷运局局长以及特约的财政专家和经济专家举行盐务会议，讨论宋的中心提案“就场征税，一税之后，听其任之”。这当然是一个治本的办法，不但可以简化盐务手续，裁撤一批盐政机构及缉私队伍，省却一大笔国库支出；而且可以杜绝官商勾结、朋比为奸的行为。因盐商的专利不再享有，人民也免掉一层盘剥。真可谓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官利商的大好事。

但好事颇不好办，反对最烈的当然是盐官与盐商，理由是一旦改进之后，百姓便不能得到平价食盐的权利，实施官督商运的办法是以百姓利益为前提的；现在的盐务行政制度是经过考验而来的，不便轻易废立；且盐商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密切关系，盐商有了组织财力容易集中，一旦政府急需，盐商响应最快，300万、500万的借款自是举手之劳等等。结果，会上赞否双方的矛盾非常尖锐，而宋子文正仰着盐商的鼻息以便于应付紧急筹措军费时的需要，于是，仍不得不向“维持派”表示屈服，而将“改进派”鼓吹的“邪说”束之高阁了。这在盐政史上，被称为是一个笑柄。

因“票商”制度得以继续保留，宋原先准备撤销盐务稽核所的主张亦只好落空。否则，由谁来监督这些无恶不作的票商呢？大家的饭碗都保住了，于是，盐商和盐官都皆大欢喜。不过，宋子文并非无所作为，加紧制订《盐法》，将“就场征税”的条款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通过强化对盐务稽核机构的控制，以期减少弊端等，也算是宋在整理盐务方面的小打小闹。

在改革盐政、整理盐税过程中，宋的最大动作是成立税警团，以打击十分猖獗的走私活动。此前，财政部为缉查走私漏税曾在各盐区成立缉私队。但日久弊生，吃旷吞饷、卖缺藏索等情事屡禁不止，缉务久已废弛。据财政当局估计：每年偷漏私盐在650万担以上，若每担应纳税六元，损失便是4000万元。如此巨大的一笔财源不能到手，这就不能不引起宋对盐务缉私的重视。

宋的手段自然不同凡响：先是将缉私机关改归财政部稽核总所接收管理；后对缉私队成员汰弱留强，重新招募了一批知识青年，经军校严格训练，充实进去。在此基础上，编制成六个团及六个独立营，组建成由财政部直接控制的税警总团。该团不但实行军需独立，点名发饷，待遇极高；而且全部美式装备，武器配备之精良，甚至超过了蒋家的正规军。

其实，税警总团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有别于“蒋家军”的“宋家军”特色，这就是在人事安排方面。宋为了能达到自行节制的目的，一律不用黄埔军校出身的蒋氏子弟兵，而是“所有官佐均遴选学识经验优良之留学生充任”。以第一任总团长王赓来说，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次第入密西根、哥伦比亚大学和西点军校学习，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美国背景的军事将领；特务团上校团长孙立人，亦是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先后赴美国普顿大学及弗吉尼亚军校留学的军事人才；其他的团营长亦大致如此。显然，由这样一批军事人才来掌握税警总团，不但在组织系统上完全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控制，而且从文化背景到个人情感都与宋子文有了更深的关系，从而使税警总团成为独立于“蒋家军”之外的一支宋氏子弟兵。据说，税警总团成立后，“一洗从前克扣侵吞卖私放私等种种积弊”，从而保证了盐税的迅速增长。1928年盐税为3000万元，1933年增至15800万元，增长四倍之多。不过，宋组建“私家武装”触犯了蒋的神经中枢，这也为后来的宋、蒋龃龉埋下了伏笔。

宋推进赋税改革的第三步是裁撤厘金，开征统税。所谓“统税”，就是一物一税；一税之后，便可通行全国。而实行统税的大敌就是厘金，即一税之外，还须向各地自行设立的关卡缴纳厘金。“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端，事实上造成商民税赋加重，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曾看到一份报告，称：从四川荣昌到重庆仅为300里，而运销麻制品的商人，除缴纳正税外，沿途竟被课征各种苛捐杂税达15次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无疑，厘金是军阀财政的最大特色。而裁厘的前提，则必须有待于政权的统一。这也是宋虽然很早便提出了裁厘主张，而事实上只能是纸上谈兵的重要原因。

北洋政府被打倒后，全国统一的局面虽远未完成，但毕竟中央政府只有一个了，宋的“裁撤厘金，开征统税”的主张也就名正言顺地提出了。据此，在全国财政会议上，宋提出至迟于当年底一律裁撤厘金，“所有物物课税、节节设卡之积弊，绝对涤除”，这当然是推动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大改革。至于烟草、棉纱、火柴统税条例，以及印花统税、煤油统税、邮包统税、水泥统税、麦粉统税、啤酒统税等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较为成功的实施，不但税率得到提高，而且工商业得到发展，税源得到养护。以1931年为例，南京政府财政收入为5.58亿元，其中统税收入达七分之一。显然，这已成为宋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了。

在田赋方面，宋也提出了“减少盘剥环节，以纾民困”的口号，改地方政府征收为中央政府统一征收，以避免省、地、县层层加码，区、乡、保级级摊派的恶果。应该说，这样的征收方式有其合理意义；但在传统的社会制度及官僚体制下，事实上只是一句空话。结果是地方征收的数目没有减少，而中央征收田赋的数目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不过，对于宋的中央财政来说，借着改革田赋的由头又增加了一块收入。所谓“其然哉！其不然哉！”宋的改革初衷不能说不好，但是落到这么一个结果这就不知让人说什么好了。

“新政”之四，不断发行公债。宋的理财术，拆穿西洋镜来看，本为两大法门：一为加税，一为借债。但政府的窟窿太大了，所出多多，所入少少，不免常有捉襟见肘之虞。而所谓的整理赋税云云固然能增加税源，但这一个法门只能偶一为之，不可经常使用。否则，便是饮鸩止渴了。剩下一个法门，便只能靠举债度日。其实，南京政府自1927年至1931年的五年间发行公债达25种之多，总额达10亿元，平均每年两亿元，为北洋政府15年间发行公债总额的一倍。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政府的财政只是一个举债财政。

不过，说到举债，也不是一件易事。以中国商民的性格，大都不愿与官吏纠缠，心理深处的顾虑不外是怕官家“打秋风”。然千怕万怕，最怕官厅借债，不但政治局势常有不测，人事一经变动就无人再对债务负责；而且中国的各级官吏从来都是自立法度，言出为法的。野谚所谓“一钱入公门，九牛拖不回”，正是一个古来的明训。但宋到底是在纽约华尔街练过摊的一代举债高手，他的借款手法素有两大诀窍：一是“维持债信”，即所谓的按期付息，定期还本，以保持信誉；一是“诱以厚利”，将债券先以五折的价格售给银行钱庄；银行钱庄再以七折或八折的价格上市交易；到期之后，再由财政当局十足还本付息。这样一来，从银行钱庄到证券交易所再到股市炒家，大都得利颇丰，也就愿意承受。而宋的借贷生意，也就可以越做越大；“理财专家”的名头，也就越做越响了。

然“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宋的戏法，说穿了一钱不值，无非是一个不断滚动、越滚越大的“高利贷之链”，亦即现代人称谓的“老鼠会”。它的前提条件，是以几何级数递增的方式不断向债主借新债还旧债。好比是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一旦到了背不动的那一天只能是链条断裂，政府信用顷刻间崩溃，所有债券不啻就是一堆废纸。这样做的好处是，银行家怀里揣着政府的巨额债券，等于与政府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死活都拴在一起了。为了能维持自己的“泡沫财富”，只能是不让政府信用崩溃，不断地用手中的票子从南京政府手中购买形同草纸的债券。以至于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导致政府公债行情急剧下跌，六天之中，上海五种主要公债的行情平均跌至面值的60%以下；两个月以后更跌至面值的一半。

结果，宋为了转嫁危机，先是宣布暂时关闭上海证券市场，然后与上海50多家银行巨头见面提出所谓公债减息计划，将所有公债利率减至年息六厘。仅此一项，持券人第一年就损失利息近一亿元。尽管此举形同明火执仗的抢劫，但银行家为了不致血本无归，亦只好接受宋的条件，同意大放血。于是，证券交易市场在关闭三个多月后，重新开市；但公债仍在面值40%至55%之间游动，持券人损失又是一个巨额数字，好在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银行家固然损失不菲，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也不便说了。这就是所谓“善门难开，善门难闭”的道理。

“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

“新政”之五是确立中央财政预算制度。宋就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以来，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财经新政，所谓“寒者利短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久遭军阀财政之苦的财经及商民各界能有一个统一而较为稳定的财政经济政策，自然是大得好评，“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了。

其实，从加税到举债，宋忙活来忙活去都只是在忙着生财；而要说到真正的理财，应当是生财与节用并重，从而确立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财政预算制度。在宋的心目中，这不但是建立现代国家财政管理制度的基石，而且也是自己的重要施政目标。

说到确立预算的主张，这道理不用多说，时代已经发展到今天没有人不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只是，就宋的处境来看，提到预算一事问题就大了。生财的事好办，能赚到花花绿绿的票子，谁不喜欢哩！当初，从武汉政府到南京政府，大家都把宋当作一个宝贝争过来，抢过去，不就是因为看中了宋的生财之术么！事实上，宋在这方面确有几把刷子。虽然，南京政府“理财专家”的名头，有点言过其实了；但“筹款专家”的封号，那是名不虚传的。在二次北伐期间，宋平均每天要筹集32万元送到蒋总司令手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骄人的成绩。朝野公认：宋已是蒋身边的一棵能够“摇钱”的常青树。

不过，说到节用麻烦来了。在蒋总司令看来，财政部长的工作只管生财；至于用钱，那是总司令的事情，不劳别人指点。而宋要确立财政预算制度，一边抓生财，一边抓节用，不能不与蒋的传统观念发生冲突。况且，宋要建立预算的主张，最为突出的矛盾不能不首先拿军费问题开刀。但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蒋总司令从一开始就反对宋的主张。事实上，在宋提出建立中央财政预算制度的初期，蒋不但不反对，而且予以鼓励。这当然不是表明蒋同意宋的主张，自觉接受预算审核的制约，而是蒋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值得加以利用的地方。当是时，天下虽已初定，但外有奉张虎视，内有阎冯窥鼎，正所谓“天下事未可知也”。古人云：“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今正可以借裁兵减费、以纾民困之名，放言缩减军备之论，“收天下兵”，铸剑为犁，以此削弱阎、冯、桂等军事集团的势力，以此确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别黑白而定于一尊，岂不妙哉！宋没有想到，自己关于限制军费、确立预算的主张竟还能得到蒋的青睐，真正是“天下事未可知”。事态的发展，竟是分外地顺利。

其实，二次北伐成功归于南京政府名下的国民革命军，已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计有272个师、18个独立旅、21个独立团之多。按照这样一个编制，政府每年共需军费、经常费5.46亿元，临时费0.966亿元，合计6.426亿元。而中央岁入预算仅为四亿元，加以新办各税，亦只有4.5亿元，除去每年要偿付的内外债务，所余仅为三亿元，入不敷出达3.6亿元之巨。这样大的一个“黑洞”，如果不下最大的决心堵住，当然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坐稳财政部长这个宝座的。于是，宋首先在全国经济会议上提出了确立预算制度的主张，认为中央财政所能供养的军队员额只能以50万人为限，每年军费不得突破1.92亿元。

出席会议的人员，虽然都是金融工商界巨子，但囊中早有羞涩之感，对于宋财长抛出的这一标本兼治的主张当然都是一致叫好，当即在会上成立了五个专门委员会，以便在会后继续工作，推动这一提案的实施。同时，在宋的鼓动下，由江浙财阀的领袖人物虞洽卿牵头成立了一个国民裁兵促进会，一方面通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另一方面电函正滞留北京的蒋、阎、冯、李诸军事强人，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显然，宋打的是一张“民意牌”，意在挟财阀集团的舆论向军阀集团施加压力，促其让步。

在全国经济会议上，宋打出了“民意牌”；而在随后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宋再打“政府牌”，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提出《缩减军备以纾财力案》，高谈：“现在北伐完成，训政开始，国人希望裁兵之心理，当无二致。盖兵一日不裁，即须多负担一日军费，而一切建设事业，感于财政支绌，亦即无从进行，旷日持久，隐患无穷，是缩减军备，实属万不容缓之举。”在会上通过的《整理财政大纲》、《统一财政收支案》、《1928年度施政大纲》等重要文件中，宋反复强调“厘定军费”与“厉行预决算”两大主张。

但是，全国经济会议出席的对象是财界巨头，全国财政会议出席的对象也只是各级财政首长。这两个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相对于蒋、冯、阎、桂等“有枪阶级”而言，都不具有任何震慑作用。对于宋子文来说，能不能让“有枪阶级”接受裁兵减费、厉行预决算的主张关键要看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虽然，在各路军阀的脑子里，“有枪就是草头王”；但国民党的口号是“以党治国”。一旦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军费、确立预算制度的主张，对于“有枪阶级”就不免是一个约束。

不过，在政海几经沉浮的宋子文究竟不是一个嫩手了，深知要叫“有枪阶级”放弃实力政策，不啻是“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究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一方面，宋在会上为确立预算制度而大声疾呼；另一方面，宋发动上海金融与工商界开展“院外活动”，以便对“有枪阶级”形成内外夹攻之势。结果，在二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商界人士在上海总商会大楼前召开请愿大会，声明如果政府不采纳和实现全国经济会议计划，上海商界将不再负责筹款；商界领袖虞洽卿并亲自率领了一个由100多名江浙财阀组成的赴京代表团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递送请愿书，支持宋的裁军与限制军费的主张。面对如此巨大的内外压力，全会总算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同意厘定裁兵减费，确立预算制度。这是国民党集团在历史上第一次接受裁军与预算的概念。

其实，宋子文的主张能够在党内获得通过，关键是这个时候的蒋介石需要借助宋的主张削弱地方派系的军事实力。在会前会中，蒋都曾放言高论：“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经宋提议，蒋支持，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一个由13位巨头组成的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主要成员计有：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行政院院长谭延闿、财政部长宋子文、北伐军参谋长何应钦，以及国民军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真是庙小菩萨大，水浅巨鳄多。

“巨头”预算委员会尽管成立了，但预算制度并不能确立，关键是在裁兵问题上“有枪阶级”意见相左，不能达成一致。而裁兵问题不能解决，军费便不能大幅度削减，所谓的“确立预算制度”依然是一句空话。而裁兵的关键，则要看全国编遣会议的进展。

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举行。宋子文出席会议，并被推举为全国编遣委员会常委。在会上，宋报告了财政枯竭的种种情形，说明即使按1928年度三大会议（全国经济会议、全国财政会议、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军费数额，即每月军费1600万元、全年军费19200万元的预算数字支出，仍占中央财政预算的78%，依然是一个让人不能承受的压力。不过，宋表示，尽管中央财政已危如累卵，但只要严格按预算支出，财政部“对于19200万元军费，勉为负担，断不使武装同志有饷需匮乏之忧”。并再三说明：“此次缩减军费，各军事长官当然感受异常之困苦，而中央欲统一财政，其困苦亦复与各军事长官相同。吾人不能畏难苟安，当以精神毅力贯注于统一之途径，切实遵行，互守勿渝。”显然，这是宋的一个保证，也是一个交换条件。

然而，这只是宋子文的一厢情愿。全国编遣会议虽然通过了宋子文的提案，但并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这是因为在阎、冯、桂等军事巨头看来，由蒋主持召开的编遣会议无非是要把别人的势力“编”下去，把他自己的实力“编”上来。“有枪阶级”认识不能统一，问题复杂了。结果，裁兵减费的具体数额出来了，《编遣进行程序大纲》也出来了。但是，大家都是坐而论道，谁也不肯率先垂范，多走半步。

“编遣”编不下去了，拖到1929年8月间不得不再开一次编遣实施会议。但实施的结果，并不是检查原案的执行情况，而是议决推翻原案，将每月1600万元的军费提高到1884万元。如此，全年将超出原预算案3400万元。显然又是一个很大的窟窿，但“有枪阶级”早替宋子文想好了，仍以发行公债来填补这个黑洞。

从全国经济会议到全国财政会议，从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再到全国编遣会议，都一致作出了限制军费、确立预算的决议案，并确定了每月1600万元的军费预费。可是，现在言犹在耳且墨迹未干，“有枪阶级”就将“预算案”打翻在地。可见，这是“有枪阶级”对财政当局的一个嘲弄，也是对宋子文的一个轻视。宋听到消息，倒也干脆。8月6日，编遣实施会议结束，宋即在上海发表辞职声明：“年来财政已濒于绝境，人民之忍痛负担，皆期望统一之后，军费可以骤减，财政预算可以实行耳。若此时对此二事，仍无确实保障，若编遣实施之后，军费仍无限制，预算不能确定，国家财政信用扫地，而人民负担有加无已，虽欲竭泽而渔，不可得矣。”对于宋子文来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3400万元数的超额如何填补的问题，而是痛心自己所坚持的预算主张终遭“有枪阶级”肆意践踏。

宋的辞职声明顿让资本家阶级惊恐不安，上海商会与银钱业公会纷纷出面挽留，并电请南京政府体谅财政当局的苦心，切实实施裁兵减费、确立预算的既定方针。这个时候，最高当局蒋介石正与宋子文结成了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一心要以宋的“预算理论”对其他军事派系展开“缴枪运动”，当然不会就这样让宋飘然引退。于是，蒋总司令亲赴上海，一面对宋加以挽留，一面则指示国民政府发表通电：“该部长频年总绾度支，勤劳倍著，倚畀正深。今后军费裁减，预算确立，自当由政府督促办理。”这是最高当局对财政当局的呼应与挽留。

宋答应留任了，条件是：“此后中央与地方政府，无论何项机关，如须向国内外募债，应由财政当局参加。”这算是什么留任条件呢？所谓每月1600万元军费原案，所谓超出财政预算的军费数额，一切都不再提起了。看得出，宋的辞职不过是一个表面文章。本来，宋曾向“有产阶级”许过很多美丽的诺言，表示除了经过预算确定的经费数额以外不再当“伸手将军”了；现在自食其言，打了自己的耳光，不得不引咎辞职，表示检讨；同时，“有枪阶级”如此蛮横无理，肆意践踏预算制度，宋不得不以辞职的方式公开表示抗议，以挽回一点面子。试想一下，宋如果仅为一年增加了区区3000多万元军费，就撂挑子不干，岂不是“阿木林”一个！

宋这一次所打的“辞职牌”，不但在“有枪阶级”面前挣足了面子，而且在“有产阶级”面前赢得了好感。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宋此后差不多每年都要玩一次，且手法越加老练；或真戏假做，或假戏真做，所谓“假亦真时真亦假”，虚虚实实，亦真亦伪，颇让人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如果说宋这次辞职只是假戏真做，那么在1930年所说的辞职，只能说是假戏假做的虚晃一枪了。

“他是强盗，这次打完仗，我也不干了”

虽古有明训“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如果动口不能解决问题，动手也就不免了。在军队编遣问题上，蒋总司令与阎、冯两位总司令之间谈来谈去，总是不能谈拢，大家只能“披肝沥胆”到战场上过招，一见高下了。于是，民国建元以来一场空前规模的血战随即在中原地区爆发，这便是著名的“中原大战”。其实，说到打仗的事，打来打去，最后还不是靠拼票子么？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猴爬竿，有钱也能使兵打仗！而说到拼票子，毕竟要靠经济实力支撑。

于是，反蒋势力一致认为宋是蒋的“输血机器”。可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只有一家，“输血机器”也只有宋子文一部。在中原战场上，老蒋与冯、阎两位老先生杀来杀去，杀到最后，票子接济不上终是底气不足了。而蒋总司令拼票子，也拼得“输血机器”宋子文闹辞职，也可以说是中原大战的一大幕后新闻。

大战期间，宋指定由中央银行徐州办事处负责给蒋总司令解款拨饷。一个办事处，此前本没有多少事，但在中原大战期间为了给蒋军解付军饷动辄百万巨款，也就一下子繁忙起来。尤其是蒋总司令手下那班军需处长，一个个都是架子大、脾气大、口气大的“三大”军人，颇让“徐办”的小办事员不易对付。那个时候，蒋的指挥部就设在专车上，总是在津浦线或陇海线上飘忽不定。于是，隔不了多少天，总有一个上尉军需拿着蒋总司令的提款手令来了。是一张白条，上面写着“支发现洋一百万元，徐州分行。中正。”“中正”两个字，看起来歪歪斜斜，不中不正；让人猜想到总司令的仗大概打得不顺，字也就写得潦草马虎。

可是，这样的“白条”打了多次以后，上海的总行实在“吃勿消”，一个电报打到徐州：“任何借款，非经总行核准，不得擅付。”这当然是总裁宋子文的意思。不过，这就让一个小小的中央银行徐州办事处主任为难了。老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就南京政府的座次而言，不用说，蒋总司令是“龙头股”，宋总裁只能算是“跟风股”；在龙头股后面翻翻斤斗罢了。但就上下隶属关系而言，徐州办事处主任的饭碗攥在中央银行总裁手里，总裁有了电示，办事处主任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总司令，嗫嚅着说明情况：“总行来电，此后付款，得先核准。”

想不到蒋总司令的仗由于打得很被动，专车上又很热，天天闹牙疼，火气很大。听了办事处主任的嗫嚅，桌子一拍，严词训斥：“你知道什么叫总司令！他是管着党政军一切大权，拿百来万块钱，还要总行核准么？你打个电报告诉宋子文，他干不了，我有人干。钱得立刻付，不付就枪毙你。”一个小小的徐办主任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当即吓得面如土灰，抱头鼠窜，返回徐州，就要求去上海总行述职。到了上海，见到总裁宋子文，当即透露了总司令的口风。想不到宋倒也爽快，迅即表示：“他是强盗，这次打完仗，我也不干了。”

不过，总裁的话讲得很明白么，要等到打完这次仗才让你不干。大敌当前，一致对外么！想来小舅子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倒是本来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徐办主任以为闯下了弥天大祸，想不到竟是一场虚惊。等到惊魂初定，这才懂得所谓的两强斗法，其实不过是一次“郎舅之争”，外人何必要弄得惊慌失措。结果，总司令的条子还是满天飞，徐州办事处仍然是一边陈报，一边照付；总行所谓“此后付款，得先核准”八个字，从此不再提起了。

中原大战，终以蒋总司令获胜而结束；但严格地说，蒋总司令还是赢在票子上。本来，纯就战场形势而言，蒋军尽管有“徐办”的雄厚财力，但与阎、冯拼来拼去也只能说是旗鼓相当，所谓彼此彼此耳！结果，南军与北军从春打到秋，战场上伏尸十万，血流成河，但双方也只是打了个平手，战场形势一时胶着颇难决胜负。此时，蒋与冯、阎都把筹码押到沈阳张学良身上，双方都派出阵容浩大、伶牙俐齿的说客队伍赴东北攻关，以致形成奉张“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的微妙局面。

然而，张学良总是秘不表态，使两军说客莫测高深；偶发通电，亦是模棱两可。最后，还是宋财长助了蒋总司令一臂之力，开出一张3000万元的支票任张学良自由支用。这一豪举顿将张学良镇住。9月18日，张发表入关通电，公开助蒋。冯、阎闻讯抱头鼠窜，从而酿成中原大战中一段最具戏剧性的局面。

中原大战结束了，宋开始兑现他的“这次打完仗，我也不干了”的诺言，向蒋表示，军费开支不按预算执行，且提款没有任何手续，白条子满天飞，他这个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总裁实在是没有办法干下去了。在宋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希望蒋能将“白条”事件作为中原大战中的特例，不得援为今后军费开支的一个成例。如此，则宋可以不予计较，既往不咎了。所谓“这次打完仗，我也不干了”的诺言，亦可以收回了。

哪里知道此时的老蒋，决不肯收回“白条”提款权；对宋的话，当然是半句也听不进了。宋的权力失控，眼看着确立中央预算制度的主张泡汤了别无他法，只剩下最后一招：以辞职作威胁，逼蒋让步。而蒋刚刚赢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自觉龙庭已经坐稳，胆更壮，气更盛，再用不着藏头缩尾，处处受制于人了。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往往更少顾忌，亦更为跋扈。果然，对于宋的要挟，蒋根本不吃这一套，并警告宋：“不要以为你不干，我就找不到人搞财政了，我可以另外找人来干。”蒋此语一出，等于是推车撞壁，逼得宋再无转圜余地。宋无以自退，拂袖而起，跑到广东，撂挑子不干了。宋本来只想演一场假戏，岂知被蒋弄成真唱了；蒋本来也许只想虚声恫吓一下逼宋就范，现在被宋一个反“将”，亦只好霸王硬上弓，决计硬干了。据此，蒋回到老巢奉化溪口，约江浙财阀虞洽卿到奉化面谈，请虞洽老打电报给天津的李思浩，说明蒋想请李在财政上帮他的忙，并请李即日南下面谈。

李为浙江慈溪人，前清举人，自清末进入度支部（财政部前身），先后任财政部厅长、署长、次长，以及两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从事财政工作达25年之久，为北洋政府中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因李与虞洽卿同为宁波大同乡，且虞与李父为知交，双方因此而过从甚密。因李的关系，虞亦成段执政的忠实同志。段执政曾任虞为淞沪商埠督办（相当于上海市长），其源盖出于此。

李为段氏大将，虞为段氏密友，蒋更为段氏学生。蒋当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时，段曾遥兼校长一职。有此一层关系，蒋以段贵，段亦以蒋贵。蒋终其一生，总是口口声声呼段为“芝老（段氏字芝泉）”或“夫子”，自称“学生”，见面时执礼甚恭。至于蒋、李之间，亦因有宁波同乡与段执政这两重关系，油然而有了政治上的认同感。这也是蒋决定要以李思浩代替宋子文的前因。

随着段执政的下野，此时的李思浩早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下野政客，闲住天津有年了。自接到虞洽卿的电报后，李当即去见段芝老报告虞电内容，征求段的意见。段很郑重地说：“赞侯（李氏字），我看介石统一全国的事业干得差不多了，他要你帮忙，你应该去。不是为了你们是宁波同乡，而是为了国家，你要去帮他一把力。”

李遵命到了上海，与虞氏会合，乘虞的三北公司的轮船到了宁波，转赴溪口见蒋，蒋特地在雪窦寺设宴招待。饭后，蒋约李在小客厅单独谈话。蒋开门见山地请李在财政上帮忙。李答：“可以，怎么帮呢？”蒋说：“请你担任财政部长。”李说：“这样不好，子文一直帮你搞财政，还是让他搞下去好，如果换上了我，人家将说你重用宁波小同乡，也不大好。”蒋表示诧异地说：“这就奇了，你答应给我帮忙，又不愿担任财政部长，这个忙怎么帮法呢？”李胸有成竹地答道：“我说帮忙，的确是真心愿意帮忙。说老实话，我离津前把这事和段芝老商量过，他也以为我应该帮你的忙。不过，帮忙不一定要担任部长，比如说，让子文聘我担任最高顾问，或者你委派我担任财政顾问，叫子文遇事和我商量商量，不是一样可以帮忙吗？”蒋听了很以为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当李思浩出山的消息传到广东后，宋子文大起恐慌，连夜赶回上海、南京，很快到部视事，且从此不提辞职一事。对于蒋叫他聘任李思浩当财政顾问一事，不但大加反对，而且连原定的内外债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也一并腰斩了。据李回忆：“老蒋对于给我吃了这个‘空心汤圆’，心上很过意不去。有一次，我见到他，他特别谈起他的为难。我说：‘这无所谓，帮忙不在一时，子文如此安排，他的心情我是完全能谅解的。”

可见，宋发狠“这次打完仗，我也不干了”只是一时的气话。不过，蒋发狠“我可以另外找人来干”，亦未尝不是一时的气话。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宋，是蒋，虽然对对方均有不满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双方尚无彻底决裂的意愿；特别是自从阎、冯军事集团被打垮之后，军费方面的压力一度有所缓解。蒋、宋关于限制军费、确立预算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无法弥合的程度。这是蒋、宋能够继续合作下去的重要原因。

辞职风波平息后，蒋、宋重归于好。不久，因行政院长谭延闿逝世，在蒋的支持下，初由宋代理行政院长，后由蒋兼行政院长，由宋主持日常工作，这是自蒋、宋合作以来双方较少摩擦的一段时期。而宋在蒋氏心目中的作用，颇类似汉高祖评价萧丞相的一句话：“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双方合作如此投机，宋的“辞职牌”自然不可以轻用。其实，综观宋在担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期间，辞职的把戏固然年年在玩，但玩真的只有一次，这是1931年的事情。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加紧侵华步伐，不断在华北、上海方面挑起事端；同时，爱国学生激于国耻，强烈要求南京政府与日开战。早在这一年春天，党内反蒋势力，诸如孙科、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及西山会议派等以蒋囚禁立法院长胡汉民为导火线纷纷南下广东，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这是中原大战以来，党内反蒋势力最大规模的一次集结。而“广州政府”提出与南京政府合作的唯一条件，就是蒋必须下野。蒋面临各方夹攻，颇有些不胜其烦，再次玩起金蝉脱壳的把戏，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本兼各职，以“还乡归田，还我自由”作标榜，鸟事不问，回到溪口“老巢”，养精蓄锐去了。

本来，蒋的这次下野是迫于党内反蒋势力的“空前团结”；而反蒋势力的一致矛头，也只是对准擅权专制的蒋氏一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即不但对“理财专家”宋子文没有株连的意思，便是其他“为虎作伥”的军政头目也都没有穷追不舍的表示。然出人意料的是，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宋子文，对即将由孙科等粤系人物组成的新政府却持决不合作的仇视态度，不但本人宣布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等本兼各职，而且决计不待批准，声明只肯负责到新内阁组成为止。更有甚者，宋离职之前，故意设下财政陷阱，不但给财政部科长以上干部每人发薪三个月，将他们暂时遣散；而且派人将财政部重要档案和现金全部搬走，并丢下1000万元欠款，交由新财长对付。

其实，宋氏此举表面上是与蒋同进同退；而私心则是对孙科的复仇。原来，自宁粤分立以来，“广州政府”的核心人物孙科曾计划以重金资助上海“斧头党”党魁王亚樵暗杀蒋介石。后因找不到下手机会，转而求其次，改为刺杀宋子文。一者，宋为蒋的“输血机器”，刺宋成功，则可以断蒋财源，逼蒋下台；二者，宋为南京政府的重要人物，杀宋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三者，宋经常来往于京、沪线上，目标大，机会多，颇为招摇，谋刺易于得手。

果然，机会很快找到。7月22日晚，宋带着机要秘书唐腴胪及六名保镖，从南京上车，第二天抵达上海北站时遇到刺客狙击，唐腴胪连中三弹，当场倒在血泊中。而宋在保镖的特殊保护下，得以安然无恙，迅速逃脱。在中国现代史上，上海“七二三”刺宋案是一件影响颇大的公案，《中华民国大事记》记载如下：“财政部长宋子文偕同机要秘书唐腴胪等由京乘火车抵沪，在沪车站突遭狙击，唐伤重毙命，卫士两人受伤，宋本人脱险，凶手乘混乱逃走。”据说，该案还涉及另一起神秘的谋杀事件，即日本陆军特务企图谋刺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未遂案，可谓是一件案中案了。

宋虽侥幸脱险，但毕竟吓得屁滚尿流，特别是心腹亲信唐腴胪原为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小学弟，年仅32岁，且新婚燕尔，不想竟成了宋的替死鬼，颇让宋恨恨不已。此案发生，宋知是孙科等人所为，并说“予先曾屡得警告，谓广州方面将不利于予”。这一次，蒋氏下野，各方面都已预料行政院院长将由孙科出任。正所谓仇家相见，分外眼红，宋决计要将孙科政府置于死地原是意料中的事情。

宋的这一釜底抽薪之举，确是把孙科新政府整苦了。12月23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当天上午8时，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集体拜谒中山陵。鲁迅在《南京民谣》中曾经写道：“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写照，一场好戏就此开场。

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这是各方意料中的人选，意料不到的人选是由孙科提议黄汉梁署理财政部长。本来，当时的空气是谁也不敢做财政部长，以免得罪了巨室宋子文。孙无奈之下，只得提出他的留美同学、时任上海和丰银行买办的黄汉梁充任。黄名不见经传，小人物一个，所谓光脚汉不怕穿鞋佬，故能义无反顾地走马上任，大义凛然地从宋氏手中接过财政部大印。

经孙院长提携，黄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买办一跃而成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原以为一步登天，颇有喜不自胜之感。等到赴任接事，这才知道事情并不简单，真所谓“高处不胜寒”。黄上任之后，既调不到账本也问不到情况，在上海金融界又没有地位，说话没人要听，真是一筹莫展。而政府只要开一天门，免不了就要有一天的开销。仅以1931年的财政支出总额68300万元而言，南京政府每天要开支军费、政费、偿债等各种费用总计需187万元，这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况且，各方面并不因为黄部长只是接收了一个空财政部而有所谅解。所谓“一钱做单客，两钱做双客”，孙内阁一钱不钱，穷得叮当响，想无钱做空客，这个麻烦大了。

闹得最凶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何以军人饿得嗷嗷直叫难免出现兵变为由天天打上门来，向孙院长逼领军费。事实上，当时各军代表40多人齐集军政部坐索欠饷，何也被弄得走投无路。跟着起哄的是上海银行界，这班大亨一个比一个老猾，不但不肯与孙内阁合作，反而趁火打劫，催逼财政当局清偿欠款。

孙科本是大少爷作风，做官是可以的，窝囊气是受不得的，这样的局面哪里经历过哩！勉强维持了一个月，捱到1932年1月25日，孙科跑到上海分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汪精卫声明挂冠了。次日，黄汉梁亦辞去财政部长职。自上任到下任，黄署理财长仅27天，好歹也算是做了一次财政部大臣。

黄之后，党国上下，无人不知财政部长一职非宋某人莫属。1月27日，蒋电宋，称财政无人主持，请即夜入京相商。1月30日，宋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随后，蒋亦复职，蒋、宋合作体制再次确立。这一场乱糟糟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也正是鲁迅在《“言辞争执”歌》中所称之为“这样下去怎么好，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的一段时期。

如果说此前宋的第一次辞职风波，只是不满于冯、阎等军事集团要求增加军费的压力；第二次辞职风波，只是不满于蒋在军费方面那种予取予求的强盗作风；第三次辞职风波，只是为了搞垮孙科新政府；那么，宋的第四次辞职风波，是在军费使用方向上对蒋的“剿共重于抗日”政策的强烈不满。本来，经历了宁粤之争的辞职风波，蒋、宋之间风雨同舟，同进同退，确是做到了患难与共、荣辱与共。双方在政治立场与斗争策略上如此认同，这还是蒋、宋出山以来的第一次。然而，蒋、宋双双复出之后，恰遇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十九路军为首的一批爱国军人奋起抵抗，不免给气焰嚣张的日军当头一个棒喝；但是，蒋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需要，却与日军签订了屈辱妥协的城下之盟。据此，在如何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不但在中国政府内部引发了一系列矛盾，蒋、宋之间也出现了重大分歧。

宋介入对日关系领域，始于1928年。这一年的4月19日，日本政府下令第二次出兵山东，意在阻挠南军北伐，声援北京奉张政府。为加强对日外交，4月20日，南京政府决定增加宋子文为外交委员会委员。这是宋第一次插手外交领域，也为宋随后参与济南惨案的处理提供了职务便利。但宋认为日出兵山东，违反国际法，是一种侵略行为。为不使矛盾激化，宋主张双方停止冲突、和平磋商，以防事态扩大。事实上，这是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与当时胡汉民、戴季陶等力主强硬立场的人比较，宋显然属于“温和派”路线。

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宋尽管在外交方面不负主要责任，但由于宋本人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故蒋仍有一些对日方面的信息通过宋、重管道传递或获取。宋在中国政府对日外交方面，也仍有一定的发言权。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沦陷给颇有爱国心的宋子文以很深的刺激，宋的对日立场发生变化，认为这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侵华行径。加之在上海“七二三刺宋案”中又传说有日本特务在背后策划，这就更增加了宋对日本的恶感。宋本来就有很深的欧美背景，经此刺激，批判日本的调门开始高涨，立场亦日益强硬。10月间，南京政府为统一对日交涉活动，专门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戴季陶出任会长，宋子文出任副会长。宋氏在处理对日关系方面的发言权进一步加大。

不过，综观这一时期宋的立场，仍不外是“三不一靠”的交涉方针，即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不直接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依靠国联出面进行仲裁，以期解决东北问题。可以说，宋是一个十足的“国联迷”。然而，国联尽管通过了要求日本撤兵及建立中立区等决议，但日本根本不予理睬，而欧美各国出于自身利益宁作壁上观，也不肯“赴汤蹈火”，这不免使宋大失所望。

一·二八淞沪战役不但发生在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而且打到了南京政府的大门口，这使宋极度震惊。对于一个中国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来说，对于一个江浙财团及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而言，一旦失去了上海将意味着什么！那是不难想象的。

于是，一·二八淞沪事变给宋的“以国联制日本”主张的一个当头棒喝，也使宋清醒地看到了国际公约的虚幻性，从而得出了“如果中国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生存，她就必须证明自己的力量，她必须英勇善战！她必须把国防力量置于公共教育、商业、工业、民主原则和公民权等其他一切事情之上”。在对日关系方面，宋已经自动融入主战派阵营。

正因为宋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当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后，宋以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多次同上海金融界及工商界磋商，为十九路军紧急筹措军费；甚至下令调动三万多人的税警总团赴上海参战。但宋的这一主张，与蒋有明显的差异。在事变初期，蒋表面上声称“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而所谓的“积极抵抗”也只是为了“预备交涉”，尽快实现停战，以便继续集中军力财力完成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就宋的政治立场而言，其实并不反对剿共军事，但对蒋的剿共重于抗战的国策颇不以为然。特别是自上海战事之后，上海出现难民60余万，贸易完全停止，关税收入下降75%，900家工厂与商店毁于战火，中国方面损失资产达17000万元。面对中国方面的这一巨大损失，宋切实地感受到：已经打到上海市区的日本军队，远比在江西瑞金闹事的中共游击队更为危险。

据此，宋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国面前摆着共产主义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两种选择，那么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宋的一本账十分简单，撇开国家领土与主权之争不论，仅打了一个多月的上海战役“就造成1200人死伤，毁掉的财富价值共达亿元以上，使上海的巨款贸易停顿达数周之久”。共产党在江西闹事多年，能造成这样巨大的损失吗？“与其把眼睛盯住共产党，不如盯住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真正威胁。”宋真是敢说。不过，这样的话，也只有宋子文敢讲。

宋主张“抗日重于剿共”，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宋的观点当然不会被蒋接受。结果，5月间，《上海停战协定》签字；6月初，蒋就前往汉口，布置剿共军事去了。行前，蒋指示宋，因剿共需要，将每月的军事经费由13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宋对此大加反对，认为既违反了已经确定的经费预算目标，也破坏了财政部原定的经费节缩计划。当然，这与宋的“抗日重于剿共”的主张不符。

宋真是犯难了。要增加军费，就要大量发行公债；但在上海战事期间，宋已向金融、工商界许愿：四年内不再发行新公债，以便帮助上海资产阶级恢复元气。可是，现在未及四个月，不但种种许诺无法兑现，而且还要自食其言，以后何以取信于江浙财团？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宋大受刺激的事情。6月3日，蒋下令：将功勋卓著的第十九路军南调福建，加入剿共军事。宋真是气愤极了，此时，政府应力图收复东北，保卫华北，巩固上海，而不是削弱上海的防务力量，更不应将抗战前线的军队大量抽调用于剿共前线。在与蒋激烈争论之后，仍不能改变蒋的剿共决心的情况下，第二天，宋子文与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将军一起双双宣布辞职。

宋曾公开披露辞职的理由，是因为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并对蒋的军事剿共政策表示质疑：“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吗？”尽管与蒋一样，宋在谈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可以不摆事实，也可以不讲道理，讲得出来的只是“匪患和共祸”五个字。不过，比较而言，宋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并非军事征伐能够获得成功的，这不能不说是宋的先见之明，也不能不说是比蒋聪明的地方。

为进一步向蒋施加压力，宋拿出他的老手段，利用近几年来他与上海商界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发动上海总商会召开会议，反对蒋的军事征伐政策，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甚至称赞“这次会议成了资产阶级最后一次伟大的政治示威”。在蒋看来，宋竟与“外人”陈铭枢勾结，以辞职进行要挟反剿共国策，真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对于宋的这一突然袭击，蒋颇有些措手不及。老实说，这个时候的宋子文，在整理财政、筹措军费方面的才干，固说不上中国第一，然称之为独步国民党内是得到朝野一致公认的。现在，宋突然甩膀子不干了，谁来接掌财政部？谁来帮自己筹措军费？这是蒋不能不感到忧虑的问题。

在一切都还没有布置好的情况下，蒋不得不采取隐忍为上的策略。所谓“忍”，心字头上一把刀，以蒋的性格“忍”的功夫素来很差。而现在不得不对宋的要挟表示屈服，其内心的愤恨也就可想而知。6月7日，蒋、汪对宋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蒋并同意将每月军费由原先要求的1800万元降到1500万元，以示让步。为动员宋打消辞意，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后赶赴上海挽留。在做足了这些表面文章之后，宋同意复职，并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盐税和其他财源的办法以解决军费预算方面的缺口。宋的第五次辞职风波，就此平息。

“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

自从就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以来，宋差不多每年都要掼一次“乌纱帽”。一般不明就里的读者，总以为像宋子文这样的高官动辄就来个撂挑子不干，固非出自真心，但那种“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政治家风度还是值得赞赏的。其实，只要翻几本党国大员屁股后的烂账，对那个时代的背景作一番了解，就不难发现这种手法完全是当时政坛上的一种政治风气，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客手腕。不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都是此中高手；就是一般等而次之的党政军高干，哪一个没有玩过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现略举一例，以期佐证。

8月6日，在国民党政坛上惯于作秀的汪精卫，只因张学良曾指责行政院筹款不力，一怒之下，宣布请辞行政院长职。汪同时电张，要张辞职以谢国人，称：“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据，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汪的辞职电一出，有如一石击水，顿在国民党政坛上引起轩然大波。党国要人纷纷出场，或苦苦挽留，劝汪打消辞意；或东施效颦，誓与汪共进退，以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铁道部长顾孟余、司法及外交部长罗文干、北平文化整理委员会副会长及代理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张群、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等军政大员，都打出了辞职牌。

1932年6月，宋子文（左三）于北平与行政院长汪精卫（左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左二）合影

在这样的伪风气之下，副院长宋子文率行政院各部会长官于8月9日一致致电中政会及国府主席林森，表示“子文等奉命供职行政院副院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原期在汪院长领导之下，于国难期间勉尽绵薄，今汪院长既表示辞职，子文等自当共退，敬请准予辞职”。汪、蒋、宋等军政巨头争相辞职了，张学良也不得不再三再四恳辞本兼各职。

试想一下，在这场辞职风暴中，几人是真？几人有诚？这种以辞职作要挟、以国事为儿戏的政客作风，以及企图借辞职之名行钓誉之实的权变手段，早已成为国民党官场上公开的秘密，也早已成为国民党政坛上的政治肿瘤。结果，在一片劝挽和慰留声中，汪既不卸职，亦不视事，行政院院长一职交由副院长宋子文代拆代行，自己则主持中政会工作，表示顺坡下驴了。

宋主持行政院的工作，最为关注的大事仍然是中日关系问题。上海战事尽管暂停了，但东北、华北的形势正在日趋紧张。从8月间开始，日军向热河一线不断发动挑衅事件。10月间，日军挑起第一次山海关冲突事件；12月间，第二次山海关冲突事件又发生了。热河方面，日军一边大量集结军用物资，一边利用浪人、特务不断制造事端，以期作发动进攻的借口。

形势真是万分紧张了。宋代理行政院长以来，不断接到张学良关于热河方面的报告。11月10日至17日，张先后飞抵汉口、杭州、上海等地分别向蒋介石、宋子文报告华北军政及热河形势，会商华北时局与军事，恳请中央能在经费及军力方面给予切实关注与支援。

事实证明，一切都不是诬枉，也不是张学良的惊慌失措或夸大敌情。1933年1月1日，日军向山海关发动进攻，两日后攻陷“天下第一关”；随后，日军向热河进犯。这是继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之后，中日之间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形势真是万分严峻了，国家也真是万分危殆了。全国各界人民纷纷集会，要求政府收复失地，洗雪国耻。深感责任重大的张学良，再三请求蒋委员长亲赴华北视察，面授机宜；或由中央派遣大员北上督战，指示谋略，以示政府与华北同在的抗战决心。

全国各界的舆论压力，张学良的反复请求，真让最高当局为难了。蒋正在“剿共”第一线，整天忙于“安内”，哪里能抽身去指挥抗战呢？何应钦等军事负责大员则忧于一旦失败，玷污一世英名，亦只好借口身体有病，婉辞北上督战。

最高当局坚决不肯出山，军事当局死活不肯负责，只剩下行政当局宋子文不便推辞了。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大义凛然地亲飞北平，一方面从财政上全力支援张学良，另一方面检查热河抗战的准备工作。

财政方面，宋以筹措抗战经费作号召会见卞寿孙、周作民、许汉卿、杨荫荪等平津银行界巨子，商定发行救国公债2000万元，债票未印前就由平津银行界先借垫1000万元。这是南京政府自1931年10月以来首次恢复发行公债，算是一次难得的破戒。宋本人对这笔筹款亦表示满意，以为此款足够热河守军三个月的饷费开支了。此间，宋分别会见了英法公使，说明政府抗战的决心，为张学良的热河抗战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及经济援助。英法公使对中国政府的抗战立场，均能表示理解；但提到一个钱字，不免都是一个缩头乌龟，三缄其口。

1933年2月11日，宋子文赴北平途中于徐州机场停留

宋子文此次北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检查抗战部署，发表抗战演讲，鼓舞军队士气，表明政府决心，借此缓解社会舆论的压力，并借机树立个人形象。据此，宋在北平期间十分活跃。13日赴协和医院参观华北救护队演习；14日会见北平协会代表；16日出席北平东北热河后援会成立大会；17日与张学良同赴承德视察；18日在承德午餐会上发表演讲；20日到北平部分医院慰劳伤兵等。在这些热热闹闹的表面文章中，尤以宋在承德的视察和演讲最受舆论瞩目和好评。

1933年2月15日，宋子文（右一）和端纳（右二）在北平留影

2月17日晨4时许，宋子文、张学良率热河抗战后援会的人员，在大批卫士的护卫下，分乘大小汽车四五十辆浩浩荡荡向热河进发。下午5时，在距承德20里的广仁岭，宋、张一行受到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等军政官员的欢迎。据说，张学良当时正是毒瘾缠身的时候。车队每走30里即须停车，为张注射一次毒品。结果，这一天大家都弄得疲劳不堪。到了热河，便是休息，一夜无话。

1933年2月17日，宋子文赴热河途中

 

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承德的概念，不外就是避暑山庄，知道那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花园”。看过电影《两宫皇太后》的观众，还知道那是咸丰帝驾崩的地方，让中国人“谈‘后’色变”的西太后就是从那个地方走向中国政坛的。从余秋雨发思古之幽情的文化散文里，很多人还知道那里是留着《一个王朝的背影》的地方。不过，提到民国时期那里曾一度作为热河省首府许多人就不甚了了了。

2月18日上午，宋子文一行先看内外风景。中午出席汤玉麟同地方各界设立的欢迎午宴。主人首先恭请宋子文致词。宋对这次讲话本是有备而来，因而很是讲得声情并茂，慷慨激昂；激动处，简直就是痛心疾首，声泪并下了。宋说：“我们自审国家力量，外察国际情势，想念现在的世界，应当不是强盗横行的世界，所以诉诸国联，听凭公理审判。谁知世界人士尽管一致主张公理，而敌人却是始终的蛮横霸道，最后占了榆关，又侵犯热河。”宋满腔义愤地说：日本“把热河和东三省划成一个‘满洲国’，叫做他们的‘生命线’，这是什么话，人家的土地可说成我的生命线吗？这是何等的欺侮我们，这是我们何等的耻辱！”

宋表示将从财政方面予热河守军以全力支持，声称：“敌人破坏我们的交通，摧毁我们的商业，使得国家的收入一落千丈，政府尚须顾到各项费用，尚须顾到内外债的利息，但是政府无论如何困难，诸君必须要的东西，子文必定筹划接洽，诸君安心拼命去杀贼好了。”考虑到宋历来在军费方面算筋算骨是出了名的吝啬鬼“夏洛克”，这一次竟能如此慷慨大度，确是难得！

说到这里，宋激动地表示：“说到筹款接济，不但政府当局如此，就是全国人民，不论东西南北，莫不一致在那里奔走呼号、援助诸君。请诸君放心，你们的牺牲是有全国作后盾的，你们打到天边，全国人亦随你们到天边；你们打到海底，全国人亦追随你们到海底。总之，我们全国人现在是整个的生死同命，诸君放心干好了。”宋在承德午餐会上的演讲，确是感动了张学良及一批爱国军人。

曾有人以为宋的这一表态，不过是借机树立个人威信、捞取政治资本的“市利”之举。在事言事，就宋的一以贯之的抗战立场而言，热河讲演本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举动。再说，宋即便“市利”，但在最高当局蒋介石、军事当局何应钦奉行对日妥协政策的情况下，行政当局宋子文能不避嫌疑地发表抗战演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得民心的“市利”之举，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爱国家的“市利”之举；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政治资本”就摆在那里，人人都可以去捞，并非宋子文的专利。现在，蒋介石不肯捞，何应钦不肯捞，宋子文不捞白不捞，有何不可！

事实上，与宋的大声疾呼相比，蒋对于热河抗战始终持消极应付的态度。比如，宋曾明确主张调中央军赴热河参战，如此议不能实现，则可以调动税警总团北上，援助张学良抗战。当此时，宋的税警总团已由三个团扩编到三个师，每团达5000人之多，是一支战斗力颇强的准军事部队。为此，宋在北平期间曾电蒋：“弟意政府应以全力对付热河，兄可否出二师为总预备队，以国际情势日人必不向其他区域攻击。”考虑到蒋历来持剿共重于抗战的立场，宋并建议：“汉卿请求税警团加入，弟意如中央军一时不能北来，可否开税警一二三团来平，四五团留海州一带。”宋明确要求：“热河发生战事时，兄务须放去一切，北平一行。”所谓的“放去一切”，即指蒋特别迷恋的“剿共”大业。但蒋明确反对中央军北上，理由是“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如有必要，则可先派税警队北进可也。”

蒋的坐观成败与热河将领的腐败，终导致热河抗战的惨败。2月22日，也就是宋子文离开热河之后的第四天，日军以两个师团计两万余人的精锐部队三路并进，攻击热河。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当天发出通电，高喊“大战既已开始，玉麟谬膺疆寄，守土有责，誓与国土共存亡”。汤主席言犹在耳，热河守军就已节节败退。开鲁一战，日军出动了几辆坦克，守军崔兴武旅就不战而降；凌源一线，第一线军团万福麟部闻风而逃。而自称“誓与国土共存亡”的汤主席，竟扣留军用汽车及后援会汽车200余辆满载鸦片及大批宝物由承德潜运天津，汤本人则率部西逃丰宁一线。仅十日，日军连下北票、开鲁、朝阳、赤峰、平泉、承德等地。3月3日，热河全省沦于敌手。

1933年2月，宋子文在热河视察留影。前排右起：汤玉麟、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朱庆澜、孙殿英

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全国上下纷纷要求将汤玉麟等将领缉拿归案，并严厉追究张学良丢师失地的重大责任。3月6日，蒋从“剿共”前线飞抵汉口，当晚转车北上。3月8日，蒋抵达石家庄。宋子文、何应钦亦分别由上海、北平赶到石家庄与蒋会合，共同商讨赶张学良下野的办法。其实，张学良已在3月7日发出引咎辞职的请电，但蒋不辨真假，授意先由宋、张见面传达蒋要张辞职的决定，以观张的反应。据此，蒋、宋电约张学良到保定会面。

3月9日上午，张与宋的专车先后抵达保定。宋试探张对去留问题的态度。张提出两项办法：1.各路东北军由张率领，克复承德，中央负责接济；2.准张辞职，中央负抗日全责。张有这样的表示，当然是没有想到蒋、宋会要他下野。宋传达蒋的旨意说：“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于委员长与副司令，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宋并诱导说：“正如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风潮，可免同遭沉没。”宋此语一出，张什么都明白了，当即慨然说：“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

表面上看，张学良的下野是出于他本人的选择，也是他的意愿，蒋、宋都没有逼迫。但从宋的“沉船论”中，人们又不难看出，张的“跳海”正是蒋逼迫的结果。在张看来，大洋上，一只小舟两个乘客突遇狂风恶浪，小舟不胜负荷，即将陷入没顶之灾；唯一的选择，必须有一人跳海。张本是侠义中人，蒋有危难，朋友一场，部属一场，当然是义不容辞，赴汤蹈火，以保蒋的政治生命。

问题是蒋、张同遭危难，为什么不是蒋主动跳海，而救张于水火呢？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有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拍案惊奇》中说：“‘盗亦有道’，如今见危急而坐视，是亦连强盗也不如了。”连强盗都讲道德，岂有蒋如此落井下石、见危不救的道理？西方的宗教领袖马丁·路德也只是说：“不择手段，以达到最高道德目的。”但到了蒋手上，就成了“不择手段，以达到最高权力目的”。两字之差，真有天壤之别。国民党的政治家，大都走的是这一条路子。

蒋接到宋的电报，知道张愿意主动下野了，当即乘专车赶赴保定。下午4时，张在宋的陪同下登上蒋的专车，与蒋见面。不等张开口，蒋即说：“接到你的辞职电，知你诚意，现在全国舆论，对我俩都不谅解，进行诘责，我们二人比如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必须有一人下水，以平民愤，否则将同遭灭顶。”蒋把“沉船论”重弹了一遍，然其主旨依然是只要别人与他风雨同舟，而他却拒绝与别人风雨同舟。

张学良本是一个背黑锅的专家，听了蒋的这番话，当即表白：“我不该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今又丢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首先下水，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不过，张最后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中央迅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蒋漫应道：“好，好，好。”再不肯深谈。

随后，张在宋的陪同下同车返回。一路上，宋与张商议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继续率部抗日。民国以来的风气，高级军政人员下野即须出国。车到长辛店，宋与张约定：数日后在上海相见，并为其办理出国手续。据说，张在返回北平途中，曾一度狂哭狂笑，状若疯人。可见，对于此次下野，张所受刺激是很深的。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所遗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由何应钦兼代。3月12日，张飞抵上海，一边等待宋为其办理出国手续，一边在宋等人的帮助下决心戒断毒瘾。4月11日，张在家人的偕同下从上海出国。

在国民党政坛上，宋可以说是张的第一知己。宋、张相识，始于1930年11月中旬，这是张学良易帜后第一次到南京访问。蒋为了对张学良夫妇进行“公关”，特派宋为张学良赴京期间的陪同团团长，这是宋、张友谊的开始。而宋、张私谊能不断加深，则得力于双方在出身及性情方面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豪门，家庭生活优裕；青少年时期，受社会变革思潮的冲击与影响，思想开放，眼界开阔，对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亟谋改革，抱负甚大；且从政之后，借助于特殊背景迅速崛起，一飞冲天，得志早，发迹早，仕途顺利。这些相近或相同的成长背景、环境及经历，都在宋、张的性情中注入了一种潇洒大度、狂放不羁、胸襟开阔、不谙世故的气质。在为人处世方面，都有一种纨绔气、侠客气及哥们气。以至于宋、张相见，颇有“何相见之晚”的感慨，不但在私谊方面，很快成为一对无话不说的知心玩友；即在公谊方面，均一致反对对日奉行妥协政策，主张强硬立场。这就为张、宋后来成为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与调解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棉麦大借款”风波

张学良的下野，固然是在宋子文手里帮助完成；但以宋的处境，当时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一方面，张以“疆帅”之责，一失东北，再失热河，确是“罪莫大焉！”国人所指，朝野所责，舆论所向，均已无可阻遏，不可能有一袒再袒的道理；另一方面，张虽有“收复失地，戴罪图功”的雄心，但以张当时的身体状况确是不胜负荷，难膺重任，不如顺坡下驴，就势下野，作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或有重整旗鼓的希望，所谓“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但是，就宋子文而言，张毕竟是自己的知己，也是自己的“铁哥”。张去职，给宋的刺激当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在热河失陷之后，面对举国讨伐张学良的声浪，宋却表明了“败绩之咎，不在一人，亦非在数人”的观点，认为热河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军制不良；军队饷费不足，装备低劣；士兵衣食不固，极少训练；后勤运输落后，补给不上；军队没有参谋工作，上传下达，迟迟其行；指挥亦不能统一等，以致部队几若乌合。反观日军在热河事变中的表现，“后方有铁路为之运输，及严密组织之辎重制度，更加以数月之积极准备，方作最后之一击”。

宋的观点固有为张开脱的意思，但不能不说是一个中肯的分析，也不能不说是中国军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要改良军制，要改进装备，要加强训练，就要有票子，就要有雄厚的国力垫底，所谓“空手套自狼”即便能够成功，也只能偶一为之，哪里做得长久哩？况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中日之间，终究不免一战，以中国的贫弱地位如何战胜强寇？不能不引起宋子文的高度警惕和反复思考。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933年4月中旬宋开始了策划已久的欧美之行，先后访问了美、英、法、德、意、比、瑞等国，时间长达四个多月。

宋子文的欧美之行，表面的理由是出席华盛顿经济讨论会及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本来，美国政府邀请的对象，均为各国内阁总理大臣。如总理不能亲来，改派特使或代表参加亦可。因张学良下野后，汪精卫已从德国返回。宋即声明停止代行行政院长职，汪亦于3月30日复职视事。但汪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又非英美派人物，故不愿亲赴华盛顿一行；而宋为事实上的政府财经首脑，各界一致属意由宋代表出席。最后经蒋、汪推定，宋欣然应允。

其实，宋出访欧美的意图早已有之，其真正的目的则是出于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意在谋求欧美的政治支持，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并通过集合欧美势力，借以孤立日本的扩张势力，阻遏日本的扩张目的；另一方面意在谋求欧美的财政经济援助，借以缓解或改变中国经济及军事落后的局面，增加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国力与军力；并力争将中国变成欧美各有关国家利益所系之地，变一国抗日的弱势地位为中国、欧美共同抗日的强势地位。

4月17日下午，宋在上海金融界、实业界举行的欢送茶话会上，公开谈及此行使命：“至中国问题，若仅注意军力，中国可谓无甚希望。惟经济较国防尤为重要，望大家注意此点。”这是宋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一·二八上海事变，以及热河事变、长城事变以来得出的惨痛教训。借助此行，宋期望最大限度地争取西方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援助，以抵御日本侵略，摆脱民族危机。

宋的欧美之行，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注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宋，这是他走上国民党政坛以来，第一次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出访欧美等主要国家，并与西方主要大国领导人广泛接触会晤，标志着他从此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对蒋，这是第一次向欧美各国派出政府首脑级的访问官员，标志着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针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即从过去的偏重日、苏，轻视欧、美，转移到日、苏与欧、美并重的位置。事实上，宋正是通过此行在国际上第一次阐述了他的“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战略思想，从而被欧美各国一致看好，视其为是国民党内维护欧美政治利益的代理人，从而奠定了宋氏家族的欧美派背景，而宋作为欧美派领袖人物正代表了国民党政坛上一代欧美派势力的崛起。

4月18日，宋乘杰克逊总统号轮，正式启程离沪，取道日本赴美。这是宋子文此次欧美之行的第一站，也是此次出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在美期间，宋多次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贺百克、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等重要人物，就中日冲突问题及长城抗战情况、中国所提的暂缓支付庚款问题、中国的关税及货币问题等举行会谈。

宋子文访美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说服美国政府同意就中日冲突事件发表一份“宋子文—罗斯福联合声明”，称：“近两年来远东事态的严重发展，已经影响了世界的和平。远东两个大国的军队发生了敌对性冲突。为了使目前世界各国重建政治和平与经济稳定的努力获得成功，我们希望立即停止这种敌对行动。”声明既不敢点出日本的大名，也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而是一句没有是非概念的“敌对性冲突”；但是，由于这是一份中美联合声明，从中所传达的谴责日本侵略、支援中国抗战的信息是不言而喻的。此时，中、日军队正在长城一线激战。5月19日，日军第八师团攻陷密云，而东路日军服部旅团亦攻陷蓟县，中国华北驻军宋哲元部退抵三河、香河一线。正是这一天，宋—罗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敌对冲突，对于处在劣境中的中国军队来说无疑是一种道义和策略上的支持。

宋子文访美的一个主要成果，是与美国达成了50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合中国币两亿元；但并不是借给现金，而是用此款从美国进口产品，五分之四用于购买美棉，五分之一用于购买美麦。中国方面以统税收入作担保，三年还清。这就是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的棉麦大借款。消息传到国内，全国愕然，舆论大哗。此前，朝野只知道宋赴美出席世界首脑经济讨论会，并不清楚宋负有借款使命。况且，以中国人看来，这次借款的方式过于奇特。既为借款，何以借方不能自由支配，而只能用于购买贷方的棉麦？而当时正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农产品极度过剩时期。显然，这笔棉麦借款，在美国是为农产品大倾销，在中国亦难免会带来“谷贱伤农”的消极后果。国内许多人甚至提出究竟是“美援”还是“援美”的质疑！而且，这样一笔巨额借贷，究竟是用于国内建设还是用于内战？抑或用于对付各地方实力派系？也不能不为国内各政治派别关心。更有日本人攻击中国通过棉麦借款，为中国棉纺主争得廉价原料帮助华商在与日商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等等；一批亲日派则攻击宋子文破坏了对日妥协政策，甚至干扰“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实施等。以两届立法院长胡汉民、孙科为首的政界要人则认为国债关系人民负担，须经立法机关通过始能成立，对宋越权向国外举债提出质询。

在国外辛辛苦苦弄到一笔借款，竟受到国内各方攻击，这是宋完全没有想到的，早知如此，何必多此一举！宋子文很有点负气了。本来，向国外借款，是宋一年前便已确定的方针，也是得到当局首肯的。即在赴美之前，宋已确定棉麦借款的方案；当然不是5000万美元之巨，而是棉麦各借500万美元。宋作出这个决定，本是出于支持国货运动的初衷。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受到来自日商的激烈竞争。中国最大的工业主、上海申新纱厂老板荣宗敬等一批民族资本家，抱怨国民党的对日外交政策一味妥协，不能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严重损害了民族资本家的利益。据此，荣宗敬等民族工业巨头喊出了“提倡国货”的口号，并以国货运动的名义敦促南京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加重日商的竞争成本，以此削弱日本的经济实力，其中亦包括支持南京政府向美国借贷棉麦，以此解决中国棉纺企业原料供应不足及采购成本过高的问题。

本来，荣宗敬等工业巨头是死是活宋子文的兴趣不是太大；但是，由于这场“国货运动”是削弱日商的竞争实力，抵制日本经济侵略的重要一环，宋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事实上，借贷美棉及美麦的计划，最初就是荣宗敬提出来的，并在1932年6月及10月两次与美方洽谈。荣氏此举亦获得宋氏支持，并同意由南京政府给予财政担保。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宋此次赴美，荣再次恳请政府施以助力，宋欣然承诺，力争借款成功。抵美之后，宋没有想到美国人很大方，不但同意给予棉麦借款，而且将中方的借贷额由1000万美元放大到5000万美元，远远高于宋的计划。宋对美方的这一“慷慨”解囊颇有些吃不准，便向国内垂询，指令财政部向荣宗敬等人打听，若借入如此巨额的棉麦，是否会造成浪费。财政部复电，转述荣氏的意见，认为中国目前库存棉花“仅足供一月之用”，而荣氏的申新纱厂“十二个月内每月就要用棉五万包”，亦即以4000万美元购买60万包美棉，仅荣氏企业一年内就可以消化殆尽。荣氏并称，日商因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在与华商的竞争中，优势越来越大。华商必须尽早得到这批棉花借款，才能得以生存。至此，宋不再迟疑，当即与美方签订了棉麦借贷合同。

但是，宋子文很快知道上当了。6月，也就是棉麦借款合同签约后一个月，宋得到国内的消息，称通常情况下上海耗用美棉不及30万包。事实上，这一年中国棉作物丰收，比正常年景增收20%，棉花供大于求，棉价下跌。而统计中国全部棉纺织厂两年的美棉购买量（1933年至1934年）仅为60万包，为荣宗敬当初所估计的十分之一。1934年春，经中美双方同意，不得不将4000万美元的棉花借款降至1000万美元。棉麦借款事件，成了一颗让宋子文难以下咽的苦果。宋子文也许可以辩解，是荣宗敬向他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但商人自有商人的想法，他们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却不能代替政府决策。事实上，宋的偏听偏信及财政机关的官僚主义，才是酿出这颗苦果的最大因素。

宋子文结束在美国的访问活动，继续其欧洲之行。6月5日抵达伦敦，与英国政界、实业界领袖进行会谈，主要是向英方宣传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正义立场，希望英方能对日本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并对中国的经济振兴计划提供帮助。但英国麦克唐纳政府的远东政策比较消极，宋的这些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票子更是一个子也没有借到。

1933年6月12日，宋子文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在会议上发言

6月12日，宋出席66国代表参加的世界经济会议，并在15日的大会演说中阐述了中国希望同西方各国扩大经济关系的方针。针对日本提出的“亚洲是亚洲人之亚洲”的主张，宋向各国代表明确声明，中国不会采取这种“亚洲婆罗门主义”，并反对国家或地区的孤立；中国“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亦不会实行关税壁垒。这是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向西方资本、技术、商品全面开放的主张。

会议期间，宋子文漫步在伦敦街头

 

宋的演说，在各国代表中引起强烈兴趣，特别是宋提到有的国家对外贸易额每户已达黄金150镑，而中国每户仅为七先令。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奋勉，一旦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即可成为“世界最大之商场”。宋描绘的这幅远景，对于当时正饱受商品过剩之苦的欧美国家来说，不啻是从绝望之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会上决定由国联成立一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专门商讨如何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的问题。这是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一个收获。

此后，宋相继访问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及德国。访意期间，宋会见了墨索里尼，并向这位世界法西斯领袖大谈日本的侵略目标是想占领整个中国、俄国东海岸的沿海省份，以及太平洋岛屿，揭露日本有统治世界的野心，世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起来制止。也许当时宋只是姑妄言之，但仅仅数年时间，中国及远东事态的发展确是印证了宋的预见。

在欧洲大陆兜了一圈之后，宋于8月13日重返美国西雅图，搭乘杰克逊号轮于8月29日返回上海。

扑朔迷离的“辞职风波”

从欧美访问归来，宋子文的声望如日中天，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

首先是财政经济及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对宋表示欢呼，因为是他从美国争得了巨额棉麦借款，这将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及棉纺织业注入巨大活力，并使中国企业在与日商的竞争中取得某种优势地位；其次是主张抗战的民意及舆论对宋大加赞赏，因为是他向如此之多的欧美各大国揭露了日本侵华真相，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呼吁各国警惕日本的扩张野心，从而赢得了欧美各国道义上的扶持，甚至还发表了“宋子文—罗斯福联合声明”；再次是南京政府中的温和派及务实派对宋表示慰劳，因为是他在世界经济会议上向如此之多的西方国家表达了中国对西方资本、技术、商品全面开放的主张，从而带来了国联即将成立援华“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信息，这是欧美各国首次以实际行动来加强对华经济关系，表达了欧美国家对华投资、贷款的强烈兴趣。

其实，在这场朝野争相对宋歌功颂德的“大合唱”中，用力最勤、出力最大、从而将宋的声誉推上“珠峰”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的强烈反应。这是因为宋子文广泛谋求欧美国家对华援助的主张与活动，极大地触犯了日本的忌讳，刺激了日本人的神经，从而招致了日本方面的猛烈抨击。

日本从宋的欧美之行中看到了中国企图在世界上孤立日本的企图，这当然是具有世界野心而又极为敏感的日本人所不愿看到的。为此，日本政府及舆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孤立宣传战。日本驻美外交官宣称：宋子文的欧美之行，旨在鼓动世界反日；宋到处争取财政援助，实际上是借经济利益结成反日政治联盟。对于国联的技术援华计划，日本亦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日本强烈要求世界各国应停止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停止援华等等。

特别是宋在出国访问及返国途中，两次途经日本横滨与神户港口，均拒绝登岸访问或与日方政要会晤。如果说，宋在出访时，中日正在长城一线激战，当时以“形势过于严重，一切谈话可免”为由，不登岸，不会见，日本舆论尚能理解；那么，等到宋返国时，长城战事已经结束，《塘沽协定》也已签署，中日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已由“张”转“弛”。此时的宋子文仍采取不登岸、不会见的方针，当然会招致日方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日本政府曾非正式邀请宋顺道访问东京，重光葵甚至专程赶到横滨劝宋赴东京一行，与天皇会晤商谈满洲问题。其时，日本人正是对中国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时候，视中国国中无人。然日本天皇为谋求与宋见上一面，却不得不降贵纡尊，亲派外务省次官重光葵赶赴横滨邀请，以此可见日方对宋的重视程度。只是，日本人的热脸贴上了宋子文的冷屁股，宋第二次途经日本时仍一本不登岸、不会见日本记者及政界权要的绝断态度，在中、日及世界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

主张抗战的上海《申报》发表时评，认为“塘沽协定成立以后，日本之目的，在施展外交政策，以求日满华亲善之进行而已，中国如改变向来方针，惟有表示降服，以自跻于伪组织之列，此非特全国人民万难同意，即明智者如宋氏及其同侪，亦断不至误入歧途”；而“昨日之晨，宋抵日本之横滨矣。其不登岸，不接见日本记者，已足使国人稍明当局之意旨”。日本舆论报道：日本当局对宋的这一举动“相当重视”，认为“向欧美各国获得政治的经济的援助之宋子文，于归国之途次，经过日本拒绝登岸，此举极堪注意”；表明：宋归国，“国府仍继续对日政策，日本当采最适当之方法，故多主张严重之态度，注视事态之推移”。日本方面已看出，宋不但成为南京政府里对日强硬派的代表人物，而且成为日本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一大障碍。

外交中有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说法，伟人则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训导，民间亦有“仇者痛则亲者快”的格言；宋的对日强硬立场，以及日本人对宋的强烈批评态度，无疑地进一步提高了宋在国人中的声望。试想一下，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从一·二八事变到长城抗战，正是日本人用刺刀与大炮将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一步步地煽动起来了。不要说一般的民意舆情早已视日本为不共戴天之敌，即使是南京政府中要求采取强硬立场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这个时候，朝野抗战派人士莫不翘首以待，盼望国民党阵营中能出现一位有力者，成为他们的旗帜与领袖，反映他们的抗战主张。所谓“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宋以其主张抗战的一贯立场及“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新政策，周游西方列国，游说欧美诸强，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广泛谋求国际援助，最大限度地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不但为国内外抗战派阵营所注目，而且为国内亲日派及日本政府所仇视，以致很快成为朝野及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中心人物。

正所谓“天下苦秦久矣”，一夫作难，万夫雀跃，“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宋子文此举，使处于逆境中的主战派阵营看到了一种希望，一时间锐气大涨，信心大增，沉闷的空气与颓丧的情绪为之一变，抗战气氛及热情不断高涨。这就难怪当时的一般民意舆情，几乎要把宋捧为“民族英雄”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受到抗战派阵营一致拥戴的领袖与旗帜，返国后不到两个月，突然宣布辞职了。而且，国民党当局不但没有挽留的表示，甚至“批准”的程序也是异乎寻常的迅捷。10月28日，宋刚刚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政会就作出决议，批准宋辞去财政部长职，由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继任。中政会开完了，国民党中常会迅速举行，批准宋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职，所遗职务一并交孔继承。会议刚刚开完，国民政府的公报就已明令公布了，中间不留一点转圜的余地。当局之决断，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据说，蒋委员长28日接到宋的辞职电，当天从南昌乘专机赶回；29日开完一系列相关会议，随即乘专机返回南昌。在京仅停留一昼夜，正是来如飘风，去如闪电。

宋的去职，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事情发生之后，也不作任何解释。不仅把海内外舆论界搅得一片哗然，而且令一批政坛权威人士大跌眼镜。以宋与蒋的至亲关系，以宋所负的重大责任，以宋作为欧美派领袖及对日强硬派代表人物的背景，及其在对内对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等等，不能不引起中国朝野的震惊，也不能不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

最令人不解的是，宋的辞职本不是一个需要刻意掩饰的话题；但因国民党当局始终闪烁其词，而宋本人也是讳莫如深，以致各方猜测，众说纷纭；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说法，便是“一记耳光”说，盛传宋因不满蒋将巨额经费移用于剿共，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以致蒋盛怒之下，一记耳光向宋氏掌去。宋一怒之下，愤然挂冠而去云云。这一传说，既无人肯定，亦无人否定；只能是姑妄听之了。其实，许多历史疑案，只要我们不是带着猎奇的心理，而是本着就史论史的平实态度追根溯源，抽丝剥茧，以此拉开历史的重重帷幕，从中了解一个大概的面貌并不是难事。宋的辞职，亦是如此。

分析宋氏辞职的原因，得先从源头找起，先看宋的辞呈是怎么写的。10月28日，宋在辞呈中写道：“敬呈者，窃子文自一·二八事变，重长财政，艰难维持，心力交瘁，在此盘根错节之会，益觉心绌力薄，长此以往，诚恐贻误党国大计，敬恳准予辞去财政部长本兼各职，无任屏营感祷之至。”除了大叹苦经外，其余都是闪烁其词的官场套话，可见是一个“曲笔”。不过，透过那些半遮半掩的外交辞令，亦不难看到长袍之下露出的马脚。

比如，读“诚恐贻误党国大计”一句，便不难看出宋之辞职一定与“党国大计”有关。亦即宋的所作所为，一定被当政者看成是贻误了“党国大计”。宋想要有什么作为？已经无需多说了。一个主张采取对日强硬政策的代表人物，除了力主抗战之外，还能别有作为么？说到“党国大计”，亦不需多说的了，只要翻开那个年代的黄历，便可一目了然。在整个9、10月间，最高当局都泡在南昌前线，亲自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可见，当局者的“党国大计”，除了剿共岂能有别的“大计”！以此可知，宋、蒋之争，无非是宋的抗战主张，不利于蒋的“剿共”政策；或是蒋的“剿共”政策，妨碍了宋的抗战主张。双方裂痕已深，无法弥合，迫使宋不得不以下野来结束对峙，并在辞呈中半是负气、半是讥讽地声称：“诚恐贻误党国大计”耳！

然宋本人既不肯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们只好再看官样文章如何给一个说法了。最早公布宋子文辞职消息的是10月29日的国民政府令，称：“财政部长宋子文呈请辞职，情词恳切，宋子文准免本职，此令。”因“情词恳切”而准许辞职，当然是一个可笑的理由！可见这是没话找话说。至于“宋子文准免本职”一句，在文笔上的狗屁不通，尚且不论。

连文通字顺的起码要求都做不到，还要欲盖弥彰，这样的政府令真让人叹气！政府令虽不会圆谎，好在当天还有一份中政会发给宋子文的电报，内称：“本日临时会议，讨论同志呈辞本兼各职问题。佥以同志受命以来，艰难撑柱，奠此危局，谋国之忠，同深感佩，而此次辞意坚决，未便强留，经议决准辞财政部长之职，俾稍息仔肩。”所谓“此次辞意坚决”而“未便强留”云云，当然还是一个讳莫如深；况且，这岂不是反讽以前的几次辞意都不够坚决而中央当局又能强留么？这真是越描越黑了。

官方的文章做得这样肤皮潦草，总算行政院长汪精卫当天接见记者的谈话，还算有点实际内容。汪称：“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汪的解释，不能不说是一个理由；不过，如此理由，宋在辞呈中何以不能明说？退一步说，宋自广东时期就任政府财长以来已有八年之久，哪年哪月的军政各费不都是短少甚巨！何以就这一个月“无法筹措”？况当月13日报载，宋连日在沪以关税库券作担保向中国、交通等十余家银行借款1500万元，是日该款汇交财政部等。以此可知这两个月的军政各费已不成问题。可见，汪院长也在欲盖弥彰了。半官方的《时事月报》也跑出来帮忙，且说得十分干脆，声称宋的辞职是出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七年来工作过度，他感到精神上、体力上疲劳不堪。”

其实，涉及宋的辞职问题只要翻开《邵元冲日记》，一切便都了然。原来，中央对于宋的辞职在宣传方面早已做了布置。12月28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因宋子文辞财政部长事，甚嚣尘上，因稍指示宣传上因应之道。……各方来询对于蒋返京及宋辞职等事言论之标准等，答复颇繁。”原来一切都有所谓“标准”，是不可以乱说的。

官方的“因应之道”，不外是遮遮掩掩；然宋既已下野，不免自由多了。30日，宋在上海接见记者被问及是不是因为健康原因辞职时，宋直言不讳地答道：“自来官吏辞职，十九称病，故贻东亚病夫之讥，本人素少疾病，出国归来，更硕健如牛，称病实所不似，故直承才力不足。”又有记者问及是否与外交有关，宋言不由衷地说：“今中央已准余辞，余言均非必要，亦不愿谈。”到了另一个场合，宋更声称：“此次辞职完全因政见不合所致。”所谓“政见不合”，这才是宋氏辞职的关键。

可见，宋的辞职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考证史实，披繁就简，宋的辞职，既有远因：蒋、宋在军费开支方面的矛盾；也有近因：蒋、宋在内外政策方面的分歧。两因叠合，火山爆发，以致无法合作下去。总之，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

事实上，蒋要赶宋下台已有长期筹划，并不是出于突发奇想，在宋出国前就有所部署，只是宋本人过于自负不能有所觉察罢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宋出访欧美之前一个多月，蒋要宋让出中央银行总裁的宝座由孔祥熙接任。在蒋的想法，一方面可以在“打白条”时免除宋的纠缠；一方面可以先翦除宋在金融系统的羽翼。如果从广州政府算起，宋经营中央银行系统已十年之久。从总行机关到各地分、支行，无不布满了宋的羽翼。蒋要赶宋下台，不能不顾虑到宋的这部分势力。

果然，宋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为了不使手下一班亲信惊慌失措，于当天便电告坐镇上海的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并要他转告胡笔江、唐寿民、胡孟嘉等金融界亲信，称：“弟辞中央银行总裁职，于财政金融有益无损。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宋恐如此还不能稳定军心，另授意财政部次长徐堪致电陈行，以及遍告上海金融界巨头，声称：“部座本日中政会提出辞中央银行总裁职，并请汪院长保荐孔庸之先生替代，其目的大概俾各方明了财政状况，不致仍然继续要求增加经费。”

宋在稳定阵脚，以期安抚军心；而新总裁孔祥熙却突出新招，上任之初竟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上刊登就职启事。如此一来，不啻正告金融界的一班宋氏蟹脚，今后的中央银行及金融领域已是孔家之天下。据说，以这种做法走马上任的国民党高干过去是很少见的。事实上，宋子文安插在金融界的陈行、胡笔江等一班心腹大将不久就被孔祥熙挖了过去，很快成为孔手下的一班蟹脚。

接下来，宋氏出国访问，一方面实践他的“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广泛争取西方大国的财政经济援助。站在蒋的角度看，宋的欧美之行，与其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联合欧美是需要的，但不应是针对或刺激日本；财政援助也是需要的，但主要不是用于抗战，而是着重用于“剿共”。据此，蒋一方面对宋不经请示在美擅自签订5000万美元棉麦大借款大为不满，另一方面已在国内提前将这批借款先行挪用于“剿共”大业。这就预先埋下了蒋、宋进一步失和的导火线。

更为严重的问题发生在宋返国之后。本来，朝野一致评价宋的欧美之行功劳多，苦劳亦多；尤其认为宋成功地实施了“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国际大战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抵御日本的实力，因而对于宋的返国也就相当重视。8月29日，也就是宋预定抵达上海的那一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院长孙科等南京政府的“四套班子”都纷纷派出“迎宋大使”，赶赴上海欢迎。另有党政军要人朱家骅、陈绍宽、陈仪、李石曾、王正廷、陈立夫、吴铁城、杨虎，以及工商金融界巨头、社会闻人杜月笙、虞洽卿、张嘉璈等，搭乘专轮，远赴吴淞口迎接。这一天，从上海码头到法租界宋公馆，一路上都是戒备森严，大批保安人员夹道保护。就连素来看不起中国人的法租界当局也派出一队安南士兵和乐队，排在宋公馆前，等着向宋部长致敬。

以如此隆重、如此排场、如此盛大的仪式来迎接一个出国访问归来的财政部长殊失分寸，当然也就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警惕与忌讳。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这样一个“捧宋”的空气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30日，先是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宴请宋子文，接着是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25个团体400余名代表共同召开欢迎大会。几天之后，南京各界代表800余人再次举行欢迎宋部长的大会。一次次把宋子文的政治行情推上高潮。

这样一个举国欢迎的程度，实在出乎宋的意料，也实在让宋子文感动。事实上，一切都是当时政治力量格局的反映。这是抗战派阵营借以展示力量向亲日派势力反击的一个机会，也是抗战派阵营不满于当局奉行对日妥协政策的一个反弹。自长城抗战以来，被抗战派视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了，具有光荣抗战传统的第十九路军被调离上海了，主张采取对日强硬政策的外交部长罗文干、次长刘崇杰相继被免职了，而主张对日妥协的汪精卫、何应钦更加神气活现了，抗战派势力正受到压迫。就在这样一沉闷的低气压中，宋子文的归国无疑成了抗战派反击的一个契机。然而，提高了宋的声誉无疑地压低了蒋的威望；况且，宋成了国民党阵营的抗战派领袖，则置“民族领袖”蒋介石于何地？所谓功高不赏，威高震主，以蒋的“老子天下第一”的帝王思想当然不会坐视这种尾大不掉的情形。

问题是，宋对自己的情形尚没有清醒的认识。他只知道进攻，只知道亢奋。归国之后，在码头上演讲，在上海欢迎大会上演讲，在南京欢迎大会上演讲。9月2日到南京复命，谒见林主席、汪院长，当晚汪院长设宴洗尘，宋又是一番演讲。9月4日，赴江西庐山，会晤蒋委员长，报告出国经过，又是一番演讲。一次次地鼓吹他的“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主张。就在这一次次演讲中，亲日派与他疏远了，“剿共派”也与他疏远了，元老派则因棉麦大借款事件早与他疏远了。

9月5日，宋在汪精卫、孙科的陪同下上庐山出席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听取宋的欧美之行的汇报，决定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及对日方针。事实上，这是妥协派与“剿共”派共同策划的一次围剿抗战派的会议。结果可以想象，在讨论到对日外交方针时，宋的强硬派观点与汪的妥协派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但由于得不到蒋的“剿共”派的支持，宋的强硬派政策成了庐山会议上的“阳春白雪”。

决定宋子文政治命运的时刻到了。9月6日，庐山会议对中日关系作出的评估及结论性意见，声称：“现在国势阽危，兴亡之机，间不容发，对外对内，皆应委曲求全。”又说：“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动及言论。”宋对此极为不满，但出于纪律约束，他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只能在给好友顾维钧的电报中发一通牢骚：“外交政策由于意见分歧，暂定为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完全消极之政策。但利用敌人之压力，以中间人自居而图培植势力者，颇不乏其人。”电文中，既道出了宋对妥协派汪精卫“利用敌人之压力”的愤怒，也道出了宋对“中间人”蒋介石“图培植势力”的不满。

庐山会议的结论，对于宋的政治主张，是一个迎头痛击；对于宋的官运，也是一个句号。想想看，当局已经将他的“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政策送进了历史档案馆，他还能再打着这个旗帜当他的欧美派领袖与强硬派代表人物么？在国民党政坛上，还能再有他的热板凳么？一切的时机都已经成熟，一切的部署都已经办妥。剩下来，就是如何找机会请他开路了。

机会很快找到了。10月中旬，宋发现在自己出国这段时间里，蒋为了增加“剿共”经费竟以政府名义向各银行透支经费达6000万元之巨，就连中央银行也加入了垫借的行列。为此，蒋指令宋再发行一批紧急公债，一方面填上这个窟窿，另一方面再为“剿共”筹措款项。宋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发现自己这个搂钱的耙子无论搂来多少钱总是不能填满蒋的那只漏底的匣子，正像俗语所说的那样：“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寨。”气得快要发疯的宋子文，声称他决不想照蒋说的那样做，除非蒋改变现在的政策，不是首先把钱用于“剿共”而是先用于抗战。

然而，比宋更易于暴怒的蒋介石这一天更是肝火大盛，他把最近以来“剿共”遭致失败的责任，全都归结到宋不能提供足够的经费。当宋试图为自己进行辩护时，蒋突然像发了疯一样冲上去，对准宋的那张丰满的左颊，挥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宋带着热辣辣的半边脸颊，冲出了蒋的办公室。在这一刹那间，他决定了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职务。这就是传得沸沸扬扬的“一记耳光”事件。

我们不知道蒋的这一记耳光，究竟是蓄谋已久的精心设计？抑或是情绪冲动之下的兴之所至？或者这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不过，对于宋的官运来说，一切都是决定了的，有没有这一记耳光其实都不重要。以蒋氏的超一流政客手腕，难道他只有通过打耳光才能逼宋辞职么？

宋子文下台了，但是他得到了阿Q先生的真传，为自己的下台发明了一条绝妙的精神胜利法：“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狗，今后我要做人不愿做狗了！”

1933年10月，宋子文向蒋介石请辞财政部长呈文

 

四、“红顶商人”

“中国的摩根”

1933年秋，当宋子文挥手告别南京政坛时，多少年来集于一身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三大要职，仅半年时间便一扫而光。浑身上下，只剩下两个无足轻重的虚衔：国民政府委员及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

不过，宋的实力，究竟不可以小觑。事实上，宋的下野，只是表明他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并不等于政治生命的终结。毕竟，“两朝国舅”的身份不是可以无视的。况欧美派领袖的背景，对日强硬派代表人物的声誉，都预示着他在朝野有一大批追随者。当局一旦处理不当，他都有卷土重来的机会。此外，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这顶官帽，也许在别人眼里有点不伦不类；但在宋子文眼里，早已看出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政坛的失意，不啻是刺激了宋子文从商的兴趣。何况，无论是政界、工商界，还是金融界，宋都已建立了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这对他的“下海”无疑将会起到不可测度的作用。其实，在宋的意识深处，虽然有着浓厚的“官本位”思想，但“金本位”的意识也相当浓厚。他曾自负地对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说：我要做“中国的摩根”。宋的“经济王朝”，正是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这顶破帽底下建立起来了。

在中国现代史上，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话题了。就20世纪30年代初期而言，不要说蒋家、陈家的财富还称不上是大家族，就是宋家、孔家的财富，也与后来的富可敌国相去甚远。宋、孔家族的暴富，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而宋的下野，无疑地加速了宋家的暴发进程。如果说，从在朝的宋子文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敢说敢为、合纵连横、正直爱国的宋子文，那么，从在野的宋子文身上看到的则是一个官商不分、中饱私囊、欲壑难填的宋子文。

宋子文聚敛财富的过程，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全国经济委员会这个工具。

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于1931年9月。从政府体制上说，完全是一个叠床架屋的机构。事实上，经委会的成立，集中体现了国民党内那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因为从职能上说，经委会是一个对经济建设进行规划、协调的领导机构。但是，此前南京政府已经成立了具有相似职能的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张是浙江财阀中的领袖人物，也是蒋介石的“革命导师”。然而，在蒋的眼中，“张师”只是一个过时人物，在竞争南京政府监察院长的权力角逐中未能得蒋助力而大权旁落。张一怒之下，转而角逐全国性的经济建设机构——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声称：“总理说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

财政经济领域本是宋、孔的势力范围，蒋亦不欲张染指，张为此几欲弄到与蒋决裂的境地，蒋只得作表面上的让步，张终于如愿以偿。然张一上台，就把摊子铺得很大，先后成立了电气处、水利处、设计处、无线电管理处等机构，大有将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事业总而统之的味道。蒋、宋、孔坐不住了，经过一番谋划，决定在建设委员会上面再成立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由汪精卫、孙科、孔祥熙、宋子文、蒋介石五巨头任常务委员，由张静江的对头朱家骅任秘书长。比之建委会，经委会不但地位更高，而且阵势更壮。如此，建委会便形同虚设，名存实亡了。

严格地说，成立初期的经委会，只是一个无经济实权、无经济主体、无隶属机关的“三无”机构。尤其是它的领导体制，可以说是别具特色，从1931年成立到1938年撤销计七年多时间是其存在的第一阶段，但从未设置过主任委员一职，而以汪、孙、宋、孔、蒋等“五常委”一字并肩集体负责。有的史料经常提到宋子文曾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这是因为不了解经委会的性质出现的误解。

但是，自宋子文下野之后，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五常委”中的汪、孙、孔、蒋等巨头分别在行政、立法、财政、军事及党务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无暇顾及经委会的工作，惟有宋是“闲人”，由宋以“常委”身份主持经委会的工作成了其他四常委的共识；另一方面，经最高当局认可，同意将宋在美国争取到的棉麦借款划归经委会运用。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各方人士看到经委会有了花花绿绿的票子均积极推动扩大这个组织，以求取得使用棉麦借款的优先权。宋亦强调：棉麦借款全部用作生产与建设需要，首先是修公路，加强水利、卫生事业，加强棉纱统制机构、粮食管理机构的建设等，以解决纺织品滞销及粮食产销的问题。

于是，宋一手主持在经委会之下，除已经成立的棉业统制委员会之外，先后成立了公路处、水利处、卫生实验处、农业处、蚕丝统制委员会、合作事业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西北办事处、江西办事处等机构，后又进一步将黄河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划归经委会。如此，就将这个机构弄得很大，冷衙门变成了热衙门，颇让人刮目相看了。

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向会议报告经委会工作，大讲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声称：经委会的工作，在于制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宋牛皮哄哄地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经济建设“将进入实施阶段”。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宋徒托空言。不过，自国民党开府南京以来，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声称进入经济建设的实施阶段，多少算是口号上的一个进步吧！

宋主持经委会的工作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是注意到大西北地区的国防战略价值，提出了加快西北地区开发与建设的任务。据此，宋第一次以经委会常委的身份，于1934年春夏之间，对陕、甘、青、宁等西北数省进行了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先后赴潼关、西安、兰州、西宁、宁夏等地视察，受到杨虎城、邵力子、朱绍良、邓宝珊、胡宗南等西北各省军政负责长官及当地民众的盛大欢迎。宋感动之余，表示“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有益的事业”，并认为开发西北地区首在水利、交通、农业改良及卫生等四大建设。在西北之行中，宋声称：“此来拟避免应酬，多到民间去。”很有点钦差大臣访贫问苦的味道。但在实际上，各地无不兴师动众，以最高规格接待。西安召开5000人欢迎大会，兰州召开3000人欢迎大会，西宁不但召开8000人欢迎大会，且恭请宋子文检阅第一百师骑兵射击，简直就是接待首脑的礼遇。

从西北考察归来，宋在经委会第九次常务会议上提出了《西北建设计划案》、《西北水利事业办法案》及《兴建西北公路进行办法案》等重要方案，预计投入建设资金435万元，涉及的重大建设项目计有：陕、甘、宁等省的水利事业，西安至兰州、西安至汉中的公路建设，西北地区的畜牧事业等。为引起当政者对西北开发事业的重视，宋坚持要蒋、汪、孔出席会议，讨论通过上述方案及拨款项目。其实，区区400万元，与蒋的“剿共”比较只是一个小数目而已。然而，即使这点小数目，蒋居然还以“国家正值危难时期”作借口哼哼叽叽地抱怨说太多了，宋坚不同意减少，蒋始让步。随后，这些方案由经委会组织实施。

这是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对西北建设事业的较大投入，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无积极作用，尤其是西兰、西汉公路的建设为后来西北地区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后方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可以看作是宋子文下野之后，为抗战事业所做的一件实事吧。只是随着华北形势的日益紧张及华北事变的爆发，加之宋在捞足声誉之后，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币制改革方面，开发与建设西北的宏伟规划便不再过问了。

其实，即便是统计加估计，再加吹嘘，经经委会协调的经济建设成就也就是修筑了7000公里铁路、80000公里低等级公路，建造了连云港、葫芦岛等海港，以及筹组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等。这也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经济领导机构在它的第一阶段（1931年至1938年）的全部政绩。从宋子文到国民党，为老百姓办事总是不用心，从来是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不过，宋的辩解是：西北地区的开发不能有一个大飞跃，国家的建设不能有一个大发展，关键在于缺少资金。中央的票子，都被当局用在“剿共”方面；而商人的银子，是要讲回报的，哪里肯投向大西北这样的不毛之地呢？即使是沿海富庶之地有投资前景，但商人的银子有限，又有什么办法哩？因此，全国各地的开发与建设事业，无不受到资金缺乏的压力。

据此，宋很快认识到，要想开创经济建设的新局面先要成立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投资集团，以便在投资问题上为国内外财团起示范及引导作用。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宋子文一手策划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根据宋的设想，中国建设银公司应该是一个中外联合投资公司，资本额1亿元，由中国与英美银行家组成，以此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发展中国经济。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凡是宋子文所做的都遭到日本方面的强烈猜忌与反对。于是，日本驻南京领事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明确反对英美等国加入中国建设银公司。日本人的讹诈政策，把英美财团吓回去了。没有办法，宋只好在中国财团身上打主意。

1934年5月31日，中国建设银公司发起人会议在上海召开。在出席会议的一长串名单中，除宋子文外，另有孔祥熙、李石曾、张静江、宋子良、贝祖诒、李馥荪、唐寿民、周作民、陈光甫、钱永铭、徐新六、张嘉璈、胡笔江、徐堪、吴启鼎等27名银行家及财政部官员，基本上将上海金融界的精英巨子一网打尽。会议商定公司资本金为1000万元，以个人股与团体股的方式发售。最大的团体股东为中国银行，认购股金为200万元；最大的个人股东为宋氏家族，宋子文认购25万元，宋子良及宋子安也都认购了相当股份。

6月2日，宋主持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98名股东与会，选举宋子文、孔祥熙、宋子良等21人为董事，张静江、宋子安等七人为监察。在次日的首届董事会议上，选举常务董事11人；孔祥熙任董事长，宋子文、贝祖诒为执行董事，执掌公司全权；宋子良任总经理，主持公司日常事务。至此，明眼人不难看出，所谓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实为“宋家兄弟店”。事实上，不少股东投资建设银公司的态度都很勉强，只是碍着宋的面子不得不敷衍一下。银子掏得最多的李馥荪（中国银行董事长）曾在私下表示：这只是一家旨在把日本排除在中国建设事业之外的政治机构；而且，中国建设银公司主要致力于大规模引入外资，对中国各银行的利益不会太看重的。中国银行所以支持这家“政治机构”，便是碍于宋子文的情面。

尽管中国建设银公司声称自己“纯属私营商业公司”，但谁都看得出它与南京政府的特殊关系，不但公司的成立得到蒋的同意和财政部的批准；而且个人股东中如孔祥熙、徐堪等都是大权在握的当局要人；张静江、李石曾等都是名震天下的国民党元老；即已经下野的宋子文，也仍属于那种脚踏官商两界的“红顶商人”，更不要说宋通过多年从政所积累的政治能量了。因此，不但西京电厂、成金煤矿、同官煤矿、淮南路矿公司、扬子电气公司、建川煤矿公司等许多公私营企业纷纷通过中国建设银公司融资投资，甚至南京政府财政部也要通过中国建设银公司向大银行筹措款项，如：1937年2月，应孔祥熙的要求中国建设银公司向财政部提供贷款6000万元之巨。

中国建设银公司不但是一家具有官办背景的私营公司，而且还是一家具有欧美银行背景的买办公司。在受到日本方面的政治讹诈后，欧美财团尽管没有参与发起中国建设银公司，但都表示将在组织外国贷款方面予以支持。结果，建设银公司成立以后，利用它在国内外的特殊关系很快筹集到大笔资金用于国内的建设事业。诸如：借贷英资110万英镑参与修筑沪杭甬铁路及钱塘江大桥；借贷德资及中资1800万元修筑玉萍铁路；借贷法资2750万元参与京赣、广梅、浦襄、贵昆等铁路的建设等。

宋利用中国建设银公司而释放出巨大的金融能量，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的政界、工商实业界、金融界竞相景仰的中国“摩根”；而且，正是在这位中国“摩根”的领导下，建设银公司得以迅速发展。1934年末，公司资产仅为1260万元；1936年末已增至3283万元，这一年纯收益达1914万元，真可谓生财有术了。

中国银行“劫夺案”

在外界看来，有了一顶中国“摩根”的头衔，多年的夙愿终于得偿了。但宋子文心里很清楚，自己只不过是利用中国建设银公司这个招牌大卖野人头，坐收渔利而已；说到自己的实力，其实是没有多少的；说穿了，建设银公司所以能在金融界大卖风云雷电，让那些腰缠万贯的江浙财阀与金融巨子们买账，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外是靠了他这张“下野财长”的老面子。在国人的心目中，面子不但是一面旗帜，也是一笔无形资产，请评估公司评估一下能值不少钱。不过，面子这个东西很怪，跟有形资产一样也是卖一次少一次的。老面子固然多值几个钱，但毕竟不是取之不尽，一为之可，再为之亦可，三为之就过了。何况，以宋的自负与傲慢，自然是耻于卖老面子乞人恩惠的。

如此，尽管建设银公司的业务做得红红火火，但在宋的心理上仍不免有一种失落感，一种一日无权人人讨嫌的味道。宋是做惯了老大的，也习惯了发号施令、言出必行的办事作风；这种董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处境，哪里受得了哩？特别是在处理中国建设银公司与中国银行的关系方面，宋颇有不快之意。

中国银行是建设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对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出力颇大；但由于中国银行入股的态度颇为勉强，建设银公司创立之后中国银行很快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业务上自不愿多所联系，以免陷入太深，受其掣肘。可是，中国银行态度不积极，银公司的业务不免大受影响；而银公司要想有所作为，也就不能不顾及到中国银行的态度，这就是宋子文深以为恨亦深以为耻的地方。

宋当然清楚自己的处境，银公司要想继续在金融界呼风唤雨大卖野人头，绝不能离开大财团的支持；而以中国金融界的状况而言，这个大财团绝不能没有中国银行的加盟；而以中国银行的政治立场而言，除了由自己直接掌控，他们是绝不会改变态度的。这就是宋子文决心谋夺中国银行的由来。然而，宋子文要谋夺中国银行，不能不顾及中国银行的历史和人事制度。

中国银行本由清王朝的“国家银行”即大清银行改制而成，1912年创立于北京。初期仅有官股300万元，1917年加入商股700万元，官商股本合计1200万元。1921年官股退出，商股增加，股本总额达1800万元。至此，中国银行虽为商办银行，但由于其地位与实力使然始终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也正是这一原因，中国银行的历届人事变动无不受制于北京政府，成为北洋军阀夹袋里的人。不用说官股时期的中国银行总裁，均须由北洋政府选任；即便是官商合办及商办时期，中国银行总裁换来换去也只在王克敏与冯耿光之间轮流坐庄。王与袁世凯、曹锟、张作霖，冯与冯国璋等北洋巨头，都有很深渊源；而王克敏曾两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冯耿光曾任北洋政府总统顾问，便是一个证明。

中国银行人事上的另一特点，是自从加入商股后历来的高层人事变动都只是总裁或进或出，而副总裁一职始终稳如泰山，为张嘉璈独任。这样，总裁虽变动频繁，但行中业务有副总裁主持也就不受大的影响。况张精通业务，与股东会方面关系甚深，成为事实上的中行灵魂。此外，中行从总裁王克敏、冯耿光到副总裁张嘉璈等人，都与日本方面有很深关系。王就不用说了，自清末出任留日学生监督、驻日使馆参赞开始，就与日方建立了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更成为著名的亲日分子。七七事变后，终于叛国投敌，堕落为汉奸；冯、张都有爱国心，在国格人格方面与王克敏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但冯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张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两人与日方的关系也是不用说的。

从历史背景及高层人事，不难看出中行的政治态度。国民党在南方崛起后，中国银行尽管与南方有所接触，暗中亦有所接济，但就本意而言，只不过是相机应付预留一条退路而已，并非是对南方政权的认同。对南方的要求，中国银行常常是半推半就，不肯全部满足，这是宋对中行始终不能谅解的地方。等到南京政府成立，中行固多方俯就，不惜资助巨款借以联络感情；但蒋介石总是以筹措军费为由，多次向中行强行借款。中行穷于应付，不免大为反感。如此，蒋对中行亦有了很深的成见。关系闹得最僵的时候，蒋甚至威胁要以枪杆子来解决问题。

中国银行有恃无恐，不肯对当局者俯首帖耳，一方面固然是政府方面予取予求，欲壑难填；另一方面也因为自恃是金融界老大，不免对当局者有其奈我何的想法！“危惧则存，骄泰则失。”银行不能与当局者合作，倒霉的只能是银行方面。这个时候的宋子文，已经坐稳了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宝座，在他的眼中，中国银行的所作所为正所谓“纣可伐矣”！这就是1928年对中国银行进行第一次大改组的由来。通过加进官股，委派官董、官监，将行内与北方关系较深的董监事大都扫地出门，换上与南方关系较深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和华侨富商。这就是宋子文的“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了。这是以宋子文为首的国民党财政当局攫夺中行的开始。

经过第一次改组后的中国银行，尽管与财政当局消除了南北之争，但官股毕竟只占五分之一，中行在业务方面仍可以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况且，总经理张嘉璈以老牌银行家自居，并有当政者张群、黄郛等政学系巨头在朝中为之奥援，即以宋子文之尊亦不能对其呼来喝去，颐指气使。而就政策方面而言，宋走的是欧美路线，对日持强硬立场；张走的是亲日路线，对日持妥协立场。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以宋为首的财政当局与以张为首的中国银行始终不能亲密合作的一个根本原因。等到宋子文下野，张固然没有落井下石，但也觉得没有“英雄救美”的必要；相反，对宋却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办法，宋提出种种宏图大略，中行自然不肯多所奉承。

其实，宋、张之间的隔阂，不仅体现在政策主张方面，而且还反映在作风气质方面。张嘉璈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一口流利的日语简直可以乱真，完全是一派东洋作风。张办银行，一开始就走的是日本的路子，即使到了中行被迫改组时期张仍一心模仿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期望将中行办成有国际地位的汇兑银行。宋子文却是一派欧美作风，嘴里讲的，笔下写的，乃至眼里阅读的书报，都离不开英文。宋办银行，搬的是欧美的一套。在宋的眼中，亲日派分子张嘉璈当然是一个异数。宋、张差别如此之大，哪里能尿到一个壶里？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中国金融界，宋、张各有一班人马或明或暗地相互斗法，始终没有停止过。只是宋在台上时，手中大权在握，张虽不服，仍不得不表面敷衍；宋固不满张氏，但因一身兼有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亦从未想过要与张氏攘夺一个小小的中国银行。

等到宋氏下台，手中无权，赋闲多时，这才想起执掌中国银行的大权在金融界始终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要职。事实上，到1934年底，中行存款总数已达五亿多元，各项放款为四亿多元，均较中央银行多出一倍多；而中行发行货币总数两亿多元，较央行亦多出两倍半；中行的声势远远超出央行，始终执金融界牛耳，实际上仍在发挥领导中国金融界的作用。到了这个时候，宋觉得做一个中行的大爷其实比做央行总裁威风多了。自此，宋对中行兴趣大增，并于暗中开始谋划如何鸠占鹊巢赶张嘉璈走路了。

宋尽管是一个下野干部，但究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原不是张嘉璈可以比肩的；况宋子文再倒霉，头上那道“两朝国舅”的红顶子总还是金光闪闪，货真价实，所谓姑表亲，姨表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哩！蒋委员长岂有不照顾一下的道理？宋的实力，哪里是张嘉璈这样一个北政府时期的“土老财”可以企望的？其实，说起蒋对张的反感，比之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难怪蒋得知宋有染指中行的企图时，不但大力支持，甚而更激烈地主张将张彻底赶出中行。

1935年3月上旬，蒋、宋、孔等“一家人”会合汉口密谋，决定利用上海工商业的危机局面，以“巩固金融，救济工商业”作口号对中国银行进行第二次改组。蒋愤恨地表示：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就是因为中、交两家大银行不能绝对听命于中央，不同中央彻底合作所致；蒋要宋亲自正告张嘉璈：就说蒋希望他立即脱离中国银行。

为防止改组计划受到干扰，蒋、宋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事前既不让张嘉璈与闻，亦瞒过汪精卫、张群、黄郛等亲日派巨头。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得知中行改组的消息时，所有文件均已拟就敲定，生米已做成熟饭了。汪院长想想不死心，曾惴惴地向蒋建议：有无“事后补救”办法。蒋断然表示：“坚决主张，贯彻到底，以救重危之党国。”3月27日，张嘉璈始得到中行第二次改组的消息，紧急搬出黄郛急电蒋氏，提出希望仍由张氏兼中国银行总经理一个时期，蒋丝毫不肯转圜。

3月28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增加官股的训令及《修正中国银行条例》等决议，并命令中国银行即日召开董事会议决，提交30日股东会议办理具报。根据训令：中国银行原有资本金2500万元，内有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以金融公债如数拨充，且随文发出。财政部随后再发训令：派遣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等九人为官股董事，李觉等三人为官股监察；同日，国民政府特任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这是一个信号，预示张嘉璈统治中国银行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既然是改变股权结构，又不肯拿到股东会或董事会上付诸表决；既然是增加资本，又没有一个现钞注入，只是印了几张破纸片滥竽充数，这一套巧取豪夺的手法，不但称得上是“空手套白狼”的杰作，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大劫夺了。中行商董及商股代表听到这一消息，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无不为之震惊；张嘉璈更是“潸然泪下”，为之痛心疾首。

然而，面对蒋、宋的这一泰山压顶之势，一切的挣扎都是徒劳，中行商董及商股代表只有乖乖地缴械投降，唯一的“抵抗”动作就是恳请当局将官股增加额调减为1500万元，加上原有500万元官股，合计为2000万元，以示与商股2000万元均等了，从而为商股保持最后的一点颜面。蒋、宋总算是皇恩浩荡，德泽中行，竟很爽气地恩准了。

4月1日，宋子文以官董身份、孔祥熙以商董身份，双双出席中国银行改组后的新一届董事会。会议增选宋子文、钱新之、杜月笙、王定仑四人为常务官董，陈光甫、宋汉章、冯耿光三人留任常务商董。孔祥熙代表财政当局指定宋子文为董事长，宋子文则提名对自己表示亲近的宋汉章为总经理。而按照修改后的中国银行章程，此时的中国银行已由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不用说，原董事长李馥荪、原总经理张嘉璈双双“辞职”了。

4月20日，交通银行执行财政当局的训令继续进行增资改组。股东会议追认政府拨付的金融公债1000万元作为官股，资本额增至2000万元。4月22日，董事会选举宋子良、杨敦甫为常务官董，由财政部指定胡笔江为董事长，唐寿民连任总经理。胡本为著名的宋系人物，亦是此次金融界大改组的幕后策划人之一。由胡氏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与中国银行遥相呼应，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宋子文在金融界的霸主地位。

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到中国建设银公司执行董事，再到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终于完成了由政界向经济界与金融界转移的“三级跳”，“中国摩根”的封号算是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

“我没有办法反对宋”

对于宋子文来说，“中国的摩根”的称号绝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头衔，而且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宋凭藉自己一手掌握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银行等三大经济与金融工具为触角，不断加强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渗透、控制及兼并活动，疯狂地榨取、侵吞国家与民众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营造了一个以宋氏家族为核心的官僚买办集团与托拉斯王国。

宋对广东银行的侵吞是一次比较成功的金融兼并。在南方，广东银行是一家颇有影响的侨资银行。1935年9月，因入不敷出而债台高筑，不得不宣布倒闭。宋看准这个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当即利用自己的权力及影响从有关方面调集资金注入该行，进行投资改组；宋本人亦购买了20万股，虽非广东银行的最大股东，也算是一次不小的手笔了。当然，再大的大股东，也没有人敢与他争老大的地位。结果，改组后的广东银行董事长一职，由大家“一致选举”宋子文的老弟宋子安担任；总经理一职，则由宋子文赏给了他的亲信邓勉仁。从此，广东银行真正成为宋氏的“私家钱庄”。

宋觊觎最久的实业兼并活动是对民营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吞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旧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公司老板简氏兄弟以此荣膺“烟草大王”的称号。20年代，南洋公司在经历了其兴盛期之后，由于受到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以及囿于家族式管理的弊病，于30年代初即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善于见机行事的宋子文于1931年9月向简氏兄弟提出了一份投资改组南洋公司的方案：由宋购进南洋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作为交换，公司将财政大权交宋氏人物掌握。简氏兄弟对宋的企图洞察入微，婉拒宋的“好意”。

宋并不泄气，“心急吃不得热豆腐”，许多事情急是急不来的，得有耐心等待。这是宋在付出了无数惨痛的教训之后才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人生体验。果然，1932年，财政部将烟税由三级税率制进一步改为二级税率制，使得中国烟厂在与外商的竞争中更加处于劣势；加之世界经济日益萧条，南洋公司的经营与财务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捱到1936年，简氏兄弟终于明白了一个“真理”：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只有宋子文才是南洋公司的“救世主”！思想“解放”了，一切的清规戒律都可以打破。于是，简氏兄弟与宋氏兄弟达成协议：由宋氏兄弟以每股五元的价格购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4万原始股，占南洋公司股份总额的52%；简氏兄弟并将其余48%的股份交由宋氏“自由支配处置及运用”；简家所有余股，非经宋氏同意，不得移转或出卖。这样一个苛刻的条件，不啻就是一份城下之盟。

“烟草大王”惨淡经营数十年的雄厚基业，海内外驰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以区区70万元的代价就不声不响地归到了宋子文的旗下。宋的心狠手辣，以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就是这70万元宋亦分文未出，而是由宋子安掌握的广东银行代垫。要说买空卖空，宋子文确是独步天下的高手。旋即，公司召开股东会及董事会，宋子文及子良、子安兄弟鱼贯进入董事会，宋子文被“公推”为董事长。

在宋子文的主持下，开始对公司章程大刀阔斧地进行修改了。原来的总经理负责制，被改为董事长负责制；原来的总经理由董事会选任，改为由董事长于董事中选任；“总经理秉承董事长之命处理公司一切事务”。据此，根据宋子文的“王命”，南洋公司从总经理到大部分高级主管无不纷纷易人。原来的南洋简氏兄弟公司，从此成了南洋宋氏兄弟公司了。这是继中国建设银公司、广东银行等宋氏金融“兄弟店”之后，又一家新开张的宋氏实业“兄弟店”。

宋的兼并与掠夺风格，不但是以小做大，以少做多；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公做私，以无做有。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是一家拥有水厂、电厂负责武汉全市水电供应的大型民营股份公司，资产市值高达8000万元。然而，公司总经理刘少岩（宋的上海圣约翰同学）一再以债务难偿、公司濒于破产为由，向公司董事会建议邀请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解救公司危机。公司股东会迫于内外压力，接受刘的建议，派董事长汪书城到上海中国建设银公司商谈投资问题。

结果，经汪与宋氏商定：将公司原股本加上历年应付未付而存在账面上的股息合并折为762万元；又借口股票市价贬值再打一个对折，使股本猛降为381万元。由中国建设银公司以宋子安、李馥荪、周宗良等十个户头的名义，投资350万元。随后，公司改组，一致“推选”宋子文为董事长；宋子安、李馥荪等人任董事。从此，这家以“水火既济”为宗旨的大型水电公司，亦成为宋氏严密控制下的实业公司。至于早期的一般股东，除了持有一张股票而外，对于公司的所作所为一概无权过问。所有股票持有者，亦从未分得分文的红利，甚至连票面规定的股息，也未得分文。所有的权与利，都在这次改组中拱手送给了宋子文。其实，以宋子安、李馥荪、周宗良等人记名投资的350万元中，仅有50万元由周宗良（上海德孚洋行买办）单独承担；其余的300万元，则是以中国、交通、中南、浙江实业等几家银行对水电公司的放款转账，化债为股。宋子文等人未出分文，却一口吞下了一个拥有8000万元巨额资产的大企业。谚语有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之说，年轻的时候听了以为那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并未当真；直到看了宋子文的所作所为，确是“蛇吞象”的一个张本，始知此话并不是一个讹传。

自然，宋的扩张与兼并成果，并不都是进了“宋氏兄弟店”的账，也有相当部分是以中国建设银公司与中国银行的名义进行投资，从而建立了金融与实业相融合的超级托拉斯财团。惟其如此，宋的活动才更具欺骗性与掠夺性。事实上，一个受宋严密控制的托拉斯财团，与一个被宋予取予求的“私家店”并无多大区别。仅以中国银行向纺织领域的扩张为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银行已控制了15家纺织厂，其纱锭数占中国纱厂纱锭总数的13%。此外，中国银行还控制了大批的面粉、电力、化工及商业等企业。根据中国银行1942年7月的信托投资清单，中国银行此前投资各类企业总计达70家，投资总额达11370万元。此外，由宋任董事长，以其亲信束云章为总经理的西北雍兴公司，旗下拥有纺织、机械、酿酒、煤矿、化工、制革、面粉、学校等直属及代管企业达20家，几乎囊括及控制了西北地区的所有大公司。在这些企业中，宋子文无不拥有说一不二、取二不一的权力，称宋子文已经成为一条令工商金融界闻之色变的巨鳄，那并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不过，要说宋子文挟雄厚的金融资本在侵入工商领域的过程中百战百胜，天下无敌，那也未必是事实。其实，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政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派系政治；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经济，也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派系经济。所有的金融工商业巨头，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依附于某种政治集团或权势人物，亦即民间谓之“找后台、抱粗腿”。宋子文在吞并“棉纱大王”荣氏集团及“航运大王”卢氏集团的过程中先后遭到惨败，最是说明了这一点。

“棉纱大王”荣氏家族，被称为是旧中国唯一有资格称之为财团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仅荣氏集团老大荣宗敬名下所拥有的申新九大纱厂，实力就已高居其他各民营纺织业资本集团之上。宋在执掌南京政府财政部大权时期，对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就已极为关注，与申新老板荣宗敬亦有相当关系，甚至在美棉借款问题上的失误亦受到荣氏的误导，足以说明荣氏曾对国民党高层决策具有相当影响力。

宋打申新的主意是从1934年开始的。自上海一·二八事变以来，战争的破坏，日商的排挤，民众的贫困，以及国民党政府的穷征暴敛等无不加剧了市场的萎缩，进一步造成民族工业不能维持的局面，以致荣宗敬哀叹自1933年以来“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到1934年6月底，申新资产总值为6898.6万元，而申新负债亦达6375.9万元，申新已经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境地。

从来的钱庄、银行业最是一个善于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行业。申新遇到困难，银行、钱庄不是伸出援手，反而一个个上门逼债。荣氏四处借贷求告无望，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实业部、财政部及棉业统制委员会紧急呼吁，要求救济。荣氏的理由，不外就是：申新计有工厂九家，纱锭加线锭达59万枚，布机3000余台，工人四五万人，每日贡献给国家的特税在一万元以上，三年间纳税总额达1000余万元。现在申新遭遇外资倾销挤压，营业极度困难，为维护国计民生要求准予发行公司债券500万元，由政府保息等等。

若以现在的观念看，像申新这样的特大型民营企业，不但是国家的税利大户，而且也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功臣，自是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否则，企业一旦破产，不但一年数百万元的特税收入无望，且数万失业大军拥上街头，岂不让政府头痛？但南京政府早成了军阀、政客、官僚与买办的“跟班”，所谓国家事，民众事，关我球事！民族资本家的盛衰，老百姓的死活，有谁关心呢？而荣氏的请求，恰好成了官僚、政客、买办们侵吞申新的口实。

第一个跳出来火中取栗的是老牌政客、代表改组派利益的实业部长陈公博。陈打着“整理”申新的口号，企图仅以300万元的价码将申新收归“国有”，从而一口吃掉申新。其心思之黑，实在是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陈的如意算盘，不但荣氏不能答应，亦遭申新债权人江浙财团的共同反对。于是，陈的“整理”计划，终因遭国民党集团内部异议，而被行政院搁置了。

陈的阴谋不能得逞，轮到宋子文跃跃欲试了，比之陈公博，宋不但用心更毒，且手法更露。其时，江浙财团为了不想让申新集团落入改组派的魔掌，不得不由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等主要债权人出面，以控制申新一、二、五、八厂的人、财、物为交换条件与申新签订补充营运借款合同，借此帮助申新渡过难关。但半年多时间过去，申新不但没有走出困境，反而出现了资不抵债的局面，亏损巨大的二、五厂不得不宣布暂时停工。

正在荣宗敬走投无路的时候，恰逢中国银行大改组，新任董事长就是当年对申新集团颇多关照的宋子文。荣以为宋氏还是当年的宋氏，不啻视宋为申新的大救星，即于1935年六七月间两次致函宋子文，要求晋谒，商谈二、五厂复工问题。宋倒是拔刀相助了，当面向荣氏摊牌：“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宋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将申新交宋管理，然后发行公债。债务则分为五等，等次先后是：营运借款、不动产抵押借款、行庄无抵押借款、个人储蓄存款及荣家以及其他股东存款等。债务按等次先后偿还，银行借款利息亦由原来的年息一分减为五厘。宋并考虑由心腹亲信、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树出任申新总经理。

就“空手套白狼”的功夫而言，宋不愧是“巴掌心长毛——老手一个”。两个月前，“金融大王”张嘉璈手中的一条“白狼”——中国银行被他空手套走了；现在，宋又想以同样的手法来套“棉纱大王”荣宗敬手中的“白狼”——申新九厂，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荣听明白了宋的意思，不啻是五雷轰顶，心胆俱裂了。本来，荣以为在国民党集团中宋究竟不失为一位爱国人士，尤其是在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方面，他们曾有过共同的政治主张，并因此而诞生了美棉大借款的“杰作”；哪里知道今天之宋子文在压迫民族资本家方面，比之日商的手段，竟毫不逊色。而且，宋子文既已掌握了中国银行，也就是掌握了对申新的生杀予夺大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高压之下，荣既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先退一步，以屈求伸了。据此，荣以致函的方式婉复宋氏：“一、二、四、八厂，因系股份公司，未经适当手续，似难一时独断。其余各厂系弟个人事业，并无股东关系，自宜酌听尊裁，不敢多持成见。”

荣的这番话，当然是一个屈服；不过，屈服之后，亦掩藏着变着。这是因为，申新的最大债权人并不是中国银行，而是由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陈光甫控制的上海银行。在上海金融界，陈不但是一个扛鼎人物，而且也是一位谋略家。大律师章士钊曾送给陈光甫的八个字“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即说明在陈的性格有着刚柔相济、以万变应不变的一面。尤其是陈与宋不睦却与蒋、孔关系很深，是一个大有背景的金融界领袖。荣知道，尽管申新债台高筑，但仍不失为一席牛排大餐，人人企而望之。现在，荣遭宋氏追杀，陈正是一个可以用来抵挡一阵的人物。

果然，宋侵吞申新的野心遭到陈的狙击。本来，宋为了能一口吃掉申新，事先也曾向陈打了招呼。以陈的立场，当然不会同意；但出于陈的处境，又不便当面拒绝。经过一番斟酌，陈以阴谋手段来对付宋了，亦即阳为应允，阴为阻挠。从宋氏那里回来，陈交代负责办理申新放款业务的李芸候说：“我没有办法反对宋，你负业务上的责任，明天宋在他家召开会议，你代我出席讲话吧，宋问起我，说我有病好了。”次日下午，中国银行、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代表应召来到宋宅，商讨如何处置申新问题。其实，所谓的商讨，就是由宋子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稿当场宣读。每读一段，宋即询问有无意见。如无人讲话就算默认，“一读”通过。

如此，几段念下来，大家一声不吭，形势颇为危急了。突然间，李芸候发言说：“这个办法敝行不能同意。”宋为之一惊，说：“光甫已同意了。”李说：这笔款子是我放的，所以归我负责。照这个办法，我行肯定要亏本。因为上海银行给申新的一千几百万元抵押借款，原借款年息为一分，现在按宋部长的办法将其减为五厘，这样上海银行将因此每年要损失五六十万元。“望宋部长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宋说：“那么如何办呢？中国银行也同意了。”李剑及屦及地说：“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好事做到底，把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项转给中国银行，问题就解决了。”此时的申新债权简直就是一只烂苹果，谁愿意接手呢？中国银行的汪楞伯、霍宝树一听脸色大变，不敢接话。宋只好怏怏不乐地说：“这样就不能再谈下去了。”会议只好不欢而散。

宋的这一次失败，不但是低估了荣家的实力，亦在于低估了陈的实力。以陈光甫而言，表面上锋芒内敛、为人随和、遇事好商量，实际上是一个外圆内方、柔中寓刚式的实力人物，一般人颇不易对付。其实，陈与宋、孔两家早有联系，陈创办上海银行，发起人中就有宋氏母亲及孔祥熙各投的5000元股份，孔由此还担任了上海银行董事。孔、宋当年在上海经营以商业和外汇买卖为主的企业时，就经常向上海银行借款。但是，由于陈曾出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一职，积极为蒋介石募集军费1800万元，陈虽得蒋赏识，却与宋结下仇恨。

在国民党高层圈子中，宋虽称不上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个容易健忘的人。不管怎么说，陈的这一箭之仇宋是要报的。果然，宋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之后，探悉上海银行仓库存有不少硝，即委托大律师章士钊向法院起诉上海银行私运军火，企图将上海银行查封。但上海银行很快拿出军政部正式执照，证明此物系南京政府军政部托运物资，宋的这一条毒计始未能得逞。为此，章曾力劝陈与宋修好，以免关系进一步恶化。陈依计而行，两人关系表面上有所缓和，但暗斗仍不免发生。不过，陈、宋虽然不睦，陈与蒋、孔关系颇深，宋对陈亦奈何不得。

“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如果说“棉纱大王”荣宗敬能逃脱宋氏追杀，是由于有背景很硬的陈光甫施以援手；那么，“航运大王”卢作孚能在宋氏高压下免遭覆辙，则是依靠了政学系的集体保驾。

在中国航运史上，卢作孚称得上是第一代船王。从1925年怀揣8000元到上海订购第一条船开始，经过十余年惊涛骇浪的搏击，发展到1935年底，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已经拥有大小轮船40余艘，先后开辟了四条短航线、五条长航线。从重庆至上海，民生公司的船只贯通长江全线的各主要港口，并在上海、宜昌设有分公司，南京、汉口设有办事处。至此，民生公司不但打破了外国商船一统川江航运的局面，而且民生公司的船只占川江中外船只的半数以上。1935年的客运量达408万人，货运量达六万吨。

民生称雄万里长江，自然要引起孔、宋等官僚买办的垂涎与觊觎。为图存自保，夹缝求生，卢采取中国人“以夷制夷”的老办法，先是通过吸收宋掌握的一部分准官僚资本，以抵制孔的官僚资本的侵入；其次是通过吸收交通部长张嘉璈掌握的一部分官商混合资本、江湖皇帝杜月笙掌握的一部分闻人资本、金城银行周作民掌握的一部分商业资本，以平衡宋的准官僚资本；再次是利用川籍同乡的关系走通政学系首脑张群的路子，以制衡孔的官僚资本、宋的准官僚资本、张的官商混合资本、杜的闻人资本、周的商业资本。结果，在1936年3月的董事会改选中，宋子文、宋子安兄弟虽分别跻身于民生公司常务董事及董事，但在张嘉璈、杜月笙、周作民等人共同的抵挡下终未能谋得董事长或总经理等要职。

以宋的野心与实力，当然不会同意只是做一个挂名不问事的常董，特别是到了抗战时期，在日军的刺刀与大炮的压迫下，无论是国民党政权的官僚资本，还是以孔、宋豪门为代表的买办资本，无不灰溜溜地龟缩到西南一隅。空间狭小了，争夺自然更加激烈。而担负着长江上游主要运输任务的民生公司，有如一只香味四溢的烤乳猪，早已成为孔、宋两大豪门竞相觊觎的重要目标。孔对民生公司发起的一次次进攻姑且不论；只说宋对民生公司的垂涎，先后就有过四五次之多。

宋最早垂涎民生公司是在抗战前夕。当时，宋得到卢派人到香港调查沿海航业情况的消息，马上派自己的“腿子”、绰号胡老七的胡筠庄（德华银行总买办、宋子安的岳丈）出面，与宋子安一起约请民生公司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卢氏亲信王世均吃饭。胡老七用上海话夹着英语，笑着向王氏说：“民生如果要经营沿海航运业，可以找我和T.A.（宋子安）研究，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意见。”卢听到王的报告，一惊之下，开辟沿海航业的计划从此束之高阁了。

宋对民生公司的第二次垂涎，发生在抗战初期。当时，卢筹划购买200辆卡车，以期发展西南陆路交通运输。宋听到这个消息后，又叫胡老七出面约请王世均吃饭。席间，胡老七依然用上海话夹着英语，笑着对王氏说：“办200辆卡车的公路运输很不简单，T.L.（宋子良）不是在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当主任吗？如果必须经由公路运输，可找T.L.帮助解决。不久前，听T.V.（宋子文）说他愿意大量投资民生。今年民生不是要在重庆召开董事会吗？办卡车运输问题最好经董事会研究后再决定。”胡老七这么一“笑”，又把卢的勇气吓回去了。办200辆卡车的计划，从此也束之高阁。

两次垂涎，均劳而无功，宋大不快，决定部署正面攻势了。1938年秋，民生在重庆召开董事会，宋的“新闻发言人”胡老七飞渝出席。到了会上，老七不断放风，意谓宋极力主张由中国银行向民生注入巨资，并愿意亲任董事长。这就等于是公开“逼宫”了。偏偏孔氏闻讯，亦不断派人传话给卢氏，极力主张由孔氏任理事长的中央信托局向民生注入巨额资本。孔、宋夹击，卢氏作难了。以孔、宋的势力，不啻是侵吞中国民营企业的一狼一虎。狼与虎都是只能引进，不能赶出的。以卢的实力，既要前门拒狼，又要后门拒虎，势必形成两面受敌、顾此失彼的境地。卢的老办法，依然是一个“以夷制夷”，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接纳宋为民生公司董事长；不过，也只是让宋拥有一个虚名，一方面解除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用以抵挡孔祥熙的进攻，同时还可以假宋的旗帜化解招商局的攻势。

这一年，卢作孚已经45岁了，但是就人生经验而言显然还是不足。以宋的野心，哪里甘于当“伴食宰相”呢？结果，宋传出话来，不但要拥有董事长的头衔，而且要拥有董事长的职权，甚至民生公司某些重要职位的人选也要由他来推荐。这一棒真是把卢作孚打闷了。卢这才知道，企图以自己的这点道行来玩弄宋这样的大菩萨，无异于就是鲁班门前弄斧头、关云长面前舞大刀了。

以宋制孔的路子走不通，卢作孚只能求教于政学系的张群与张嘉璈。经过一番谋划，决定运用政学系的政治力量，借助金城银行的雄厚资金，以此化解孔、宋两大豪门的凌厉攻势。第一步，先由张群向孔、宋解说：张本人是小股东，不担任董事，免得引起别人误会中央要插手地方企业。这是给孔、宋一个暗示：政学系与民生亦有相当关系，自不会对民生的存亡坐视不理。第二步，由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居间调处。钱利用孔、宋争相向民生投资一时相持不下的矛盾，提出由中国、交通两行投资入股，数目相等，而总额又不超过全部股额的30%。理由是中、交两行均有商股，对民生投资当不致被认为是官股而变更民生是商营的性质。限制投资总额，则免得影响原有组织。为了让宋氏接受这一条件，卢对宋的“腿子”胡老七大献殷勤，托胡向宋婉为解释，希望做到“生意不成仁义在”。老七返回香港后颇有埋怨的口气，几次向卢的亲信王世均说：“作孚远见不够，民生如有T.V.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该有多好啊！”卢听到这个消息，托人把宋放弃吞并民生的消息转告孔氏，暗示孔不可对民生操之过急，以此平衡孔、宋矛盾。第三步，为了从根本上杜绝孔、宋染指民生的幻想，卢同意由政学系的大本营金城银行一次性投资1000万元，使金城成为民生最大的股东。鉴于通货膨胀，物价腾贵，民生所需资金急剧增加，卢通过张群、张嘉璈向蒋进言要求由行政院批准民生发行公司债8000万元，作修复船舶及清理债务之用。在政学系的推动下，行政院虽批准了民生的请求，但因法币贬值过快，8000万元公司债已不能起预期作用。经卢与金城银行研究，决定将股本增至8000万元，从而放弃了公司债的发行计划。

从此，金城银行成了民生公司的最大股东，政学系成了民生公司的最大靠山。卢作孚的成功，自然就是宋子文的失败，这也是造成宋子文唆使招商局（该局总经理徐学禹亦是宋的“腿子”）与民生公司进行恶性竞争的原因；同时，这也成为宋子文在战后以行政院长的大权进一步剿杀民生公司的张本。

“棉纱大王”荣宗敬与“航运大王”卢作孚称得上是超一流实业巨头，都是因为依靠某个国民党政治集团的保护才能免遭宋子文的围堵追杀；至于一般的民营企业家与工厂主，当然不会有两位“大王”的幸运了。

其实，宋的扩张与兼并并不都是大小通吃。而是有利就吃，无利则拒。虽然，宋从来都是打着扶持民族工商业的旗号四处出击，大肆兼并民族工商业；可是，等到许多民族工商业资本家遇到困难真要宋子文“拉一把”的时候，等来的往往不是“雪中送炭”，而是种种冷若冰霜的讽刺挖苦。事实上，宋的“扶持工商业”，从来都只是一个借题发挥的题目。“火柴大王”刘鸿生的遭遇，便是一个明证。

著名的大中华火柴厂，抗战前是全国最大的民营火柴工业，所产火柴占全国火柴总产量的15%，大中华的老板刘鸿生亦以此被称为“火柴大王”。30年代初，由于日本火柴走私严重，大中华产量锐减，刘氏经营的煤炭、码头、水泥等其他支柱产业又因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也都连连失利，不断陷入困境之中。1935年，刘氏企业剩余资产590万元，负债已达600万元以上，每年所付利息达70万元之巨，实际上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所谓“刘鸿生要倒”的谣传，更是在市面上不胫而走。据此，各大银行、钱庄不但拒绝放款，而且纷纷上门索债。刘鸿生山穷水尽，以致连霞飞路的一座花园洋房也不得不拿出来抵债。

昔日声名显赫的“火柴大王”因负债累累，不得不向当年的圣约翰校友、今天的工商金融界巨鳄宋子文求援了。据刘氏自述，那真是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在听说了刘的来意后，宋脸色一冷，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哈哈大笑起来，说：“O.S.（刘的英文名字缩写）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

“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是李白《横江词》中的名句，刘鸿生当初读来只觉得韵味无穷，喻义无穷，哪里想到就成了今天的自我写照哩！平生未受如此奚落的“火柴大王”，简直弄不清自己是如何跌跌撞撞地走出宋公馆的。在中国现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刘鸿生不但是一代经商奇才，而且可以说是事业成功的佼佼者。刘一生创办了火柴、水泥、毛纺、码头、煤炭、搪瓷等十几个大企业，另有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业，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刘氏集团；因而，在“火柴大王”的头衔之外，刘并荣膺“水泥大王”、“煤炭大王”的称号。以一个毫无家族背景的船员儿子能一人荣膺“三大王”的头衔，这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史上，大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胡厥文曾称赞刘氏是“宽宏酬厚，超越寻常”，此可谓是知人之论。

刘氏能有如此非凡的成就，自然成了上海工商业界的传奇人物，当初亦以此成为孔、宋之流争相笼络的对象。不过，比较而言，刘与宋氏的关系要远过于与孔氏的关系。1930年，孔以工商部长职一再坚请刘出任上海招商局经理，刘坚辞不就；然两年后，宋以财政部长职邀刘出任上海招商局总经理，刘欣然应邀出山帮忙。结果，为了收拾上海招商局这个烂摊子，刘一度丢下自己的企业不管，以全部身心投入工作，大刀阔斧地整顿局务，很快扭亏为盈，颇得宋氏赏识，宋也一再许诺将来愿为刘解决任何问题。哪里知道宋奉行的一套，完全是“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处世哲学，不但是过了河就拆桥，而且是连桥桩也要拔掉！总算刘鸿生硬挺着，没有就此趴下；不久，形势竟一天天好起来。许多民族资本家的生存能力之强，大出宋子文的意料。

“权力致富”与“信息生财”

其实，宋子文先后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中国建设银公司常董以及中国银行董事长等职，利用手中执掌的经济、金融大权大肆推行兼并扩张政策，形成了一个以蒋氏政权为背景、以宋氏家族为核心、以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公司为网络的托拉斯垄断集团，这还只是宋的经济及金融掠夺活动中公开的一面；事实上，宋在长期执掌广州、武汉与南京政府财政、金融大权的过程中，不但在财政经济领域结下盘根错节的关系，而且与党政军、警宪特等政权机关及强力部门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为宋下野以后的敛财活动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与强大的保护势力；用今天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权力致富”四个字。因此，宋的生财渠道及手腕之多，远非一般人可以想象，更远非一般人能够看到。即以宋从事的军火生意来说，便是一个既不为外界多所了解，又为宋氏家族创造了巨大财源的黑色领域。

宋早在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期间，便已介入军火生意。其时，宋看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经手军火买卖回佣丰厚，大为眼热，以中间回佣吃亏甚大的理由，建议蒋应向厂商直接洽商，既可提高采购质量，又可由财政部接洽，改用分批付款办法，以此稍纾国库困难。这当然是一个替主分忧的好办法，蒋没有理由不采纳，批准宋子文参与主持采购军火事权，这是国民党军火采购大权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专营转移到与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人“合营”的一段秘密经过。财政部直接主持军火采购，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下的军火采办制度。

宋涉足军火采购黑幕，由于外汇拨付权控制在宋手中，即便是不归宋管的军火采购业务，也绕不过宋这一关。因此，宋成为国民党军火采购业务的关键人物。其时，以德国克虏伯工厂为代表的一批世界著名的大军火生产企业为了向南京政府推销军火，由军火推销公司德商礼和洋行专门在南京成立了礼和分行。

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正是军事上拼命迷信德国的时代，从军事编制到武器装备，都在向德国顶礼膜拜。一批批的军火订单，都被南京礼和洋行获得。据该行首席代表丁福成回忆：“蒋介石的军费支出和向外国订购的军火，都是由宋子文经手办理。向国外订购的军火，除一部分由中国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代办，价款由宋子文在国外拨付外，极大部分的轻重武器、兵工材料，都由蒋授意宋子文直接向厂订购。武器抵运中国口岸时，其进口护照还需用宋子文亲笔签署T.V.两字，海关才肯放行。”

蒋、宋精明过人，坚持军火生意必须直接向厂商订购，不甘多受中间商洋行的一重盘剥，表面上看来是没有“挨宰”；但事实上，由于洋行与厂商之间订有总代理协议，即使是买主直接向厂商订购军火，也仍然要在货价中预留洋行的那一份丰利。结果，宋从厂商那里采购的军火，不但不占便宜，开出的价格往往比洋行更高。南京礼和洋行的首席代表丁福成摸准了宋氏所好，也就打着瑞典卜斯炮厂驻南京代表的招牌走通宋子文妻兄、财政部税警总团团长张远南的路子，直接与宋洽谈军火订单。宋在理财方面，尽可以称作一代高手，但在黑幕重重的军火买卖中还只能算是一个“阿乡”。

不过，中国人有句老话，所谓“经手不穷”。宋插手军火生意，直接向厂商订购军火，在公，是不愿多一重中间商的盘剥；在私，亦有利权均沾、雨露同享之意。据丁福成回忆，仅在1931年至1937年的六年中，南京礼和洋行经手各种军火及军用物资生意计2.7亿金马克，折合美金近一亿元。其中，除大部分由宋子文负责付汇外，宋直接订购的军火就达1370多万美元。丁氏透露，当时军火生产企业付给礼和洋行的利润，为销售价的25%至30%；而礼和洋行付给中间人的佣金，为货价的5%—10%。至于宋子文及其手下从中所得多少，丁虽没有说明，但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是没有疑义的。另据孔的秘书谭光回忆，孔当时所以要迫使宋交出中央银行总裁一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争夺外汇拨付大权，以便插手军火生意。可见，为了争夺军火采购大权，即使是皇亲国戚之间也毫无情面可言。

如果说插手军火生意的过程，只是宋子文“权力致富”的一个实例，那么通过策划币制改革，正是宋子文“信息生财”的一个写照。

推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就其本身来说，既是当时南京政府摆脱财政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大进步，不能说是一件坏事。但是，宋子文做事，往往就是左手“为公”，右手“济私”。所谓亦公亦私，公私两宜；化公为私，公私兼顾，其中的界限，很难分得清。就宋子文推行币制改革而言，亦可以说是大公之下搭售其私，利用掌握币制改革方案的核心机密顺带着大捞了一笔“信息费”。

南京政府推行币制改革的初衷，缘起于美国实行《白银法案》在中国诱发了“白银风潮”。1933年7月22日，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期间，中、美、印等九国签订《白银协定》，承担了稳定世界银价的主要责任。当时，中国刚刚完成了废两改元的货币改革，确立了以银元为通货的银本位制。从巩固中国的银本位制及金融市场出发，与会的宋子文亦主张稳定世界市场银价，并承诺中国作为《白银协定》的签字国，将承担协定中对中国规定的相应义务：中国政府在四年之内不将熔毁银币所得之生银在市场出售。

订立《白银协定》的背景，主要是考虑到世界白银市场价格偏低，由白银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但《白银协定》签订不到一年，美国颁布《白银法案》，规定要在货币准备金中，将白银储备的比例提高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为此，美国需要在世界市场上收购白银13亿美元。美国广收白银，势必抬高世界市场银价，进而引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最终掏空中国银本位制的基础，造成通货紧缩、金融枯竭的局面。结果，1934年底，世界银价比上年度暴涨26.7%，而中国白银一年外流量达2.5亿元，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走私出口银在内。据上海外商银行的存银统计，当年1月份存银2.75亿元，12月份存银只余0.54亿元，净减少2.2亿元。一年间，上海外商银行的实际出口数字是多少？整个上海及全国各银行的出口数字又是多少？如果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各地大量走私出口的白银，中国白银的外流量无疑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白银大量外流，造成进口物资急剧增加，大量外货向中国市场倾销。结果是入超加剧，出口困难；工厂倒闭，失业增加；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破产；银根抽紧，金融发生恐慌，这也就是中国的“棉纱大王”、“航运大王”、“火柴大王”等一个个“大王”的处境相继出现危机的一段时期；也是宋子文挟中国银行的雄厚实力，横扫工商及金融界的疯狂扩张阶段。这是中国的民族经济在现代史上所经历的一次大灾难。

显然，中国的银本位制维持不下去了。1934年12月，南京不得不将币制改革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着手进行谋划。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英国政府派出金融专家李滋罗斯等一行三人来华协助筹划币制改革。李氏曾协助埃及整理财政，成绩斐然，由此被国民政府聘为高级顾问。李对中国政坛内幕了如指掌，表示不愿与政声极坏的孔氏打交道。蒋氏迫不得已，决定把币制改革交宋主持。也许蒋认为宋尽管有些桀骜不驯，但是就才干和政声而言究竟要比孔靠得住一点。这就是蒋在币制改革中，用宋不用孔的由来。

宋受命之后，为防止孔氏渗透和掣肘，人事上完全撇开财政部与中央银行，找到与孔素无渊源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对他说：“你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对于金融币制问题有研究，这件事要你帮我搞。”并说：蒋交代事前要严守秘密，只能让极少数人参加。所谓国防设计委员会，是指对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等各种资源进行调查的部门，以此制定开发综合国力的长期规划。这本是出自钱昌照的谋略，目的是通过成立这个国防设计机构延揽各界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及专家学者帮政府做事，从而扩大国民党的统治基础。

钱是江苏常熟人，在留学伦敦期间接触费边社会主义，并曾与近代大实业家张謇之子张孝若一起先后考察了英、美、日等国的实业，是为确立工业救国思想的开始。归国以后，通过张謇的关系，用一年多的时间遍访当时军政界的权势人物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胡景翼、吴佩孚、孙传芳等，欲图择主而仕，推行自己的理想——费边社会主义与工业救国思想。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曾有意聘其任秘书处长，但钱看出此人终非成就大业之才，却而不就。因外交部长黄郛是钱的连襟，亦即民间所谓的“一肩挑”（黄夫人沈亦元是钱夫人沈性元的大姐）。经黄举荐，钱出任外交部机要室主任，这是钱走上中国政坛的开始。不久，钱被国民政府主席兼教育部长蒋介石看中，先后出任国民政府简任秘书兼教育部常务次长。这是钱与蒋的渊源的由来。

钱目光开阔，思想敏锐，重视实务，办事干练，尤以了解国际事务及世界大势著称，以此渐得蒋的赏识，逐渐成为蒋身边须臾不可或缺的高级幕僚与青年干才。1932年11月，经钱建议并设计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内部成立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由蒋亲任委员长，由钱推荐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兼代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遥兼秘书长，钱以副秘书长负实际责任。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钱即着手研究币制改革问题，并由财政经济组孙拯等人广泛搜集资料，草拟币制改革方案。钱与宋子文经历有类似之处，作风气质及思想抱负亦比较接近。双方此前接触虽不多，但留给对方的印象颇好。钱氏的币改方案草成后，曾致信宋氏，请宋发表意见。宋当即回信，说正在同英国商量此事，因美国主张金本位无把握，嘱钱去上海面谈。这是宋、钱发生渊源经过与由来。

钱成为宋推行币制改革的核心成员，又为宋带来了两个人做实际工作，一个是徐新六，一个是顾翊群。徐为浙江余杭人，留学英法，专攻经济学及国家财政学，回国后先后任职于北京政府财政部、中国银行、汉冶萍公司等部门。1920年进入浙江兴业银行后，业绩不凡，升至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一职，并在上海新闻、教育界担任多种社会兼职，著有《法币考》一书。钱将其与张嘉璈、吴鼎昌一起，誉为是国民党大陆统治时代的三大银行家。顾为江苏淮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美国，曾任职于北京政府财政部及上海金融界等单位。顾很聪明，记忆力强，对金融币制问题亦有研究。

1935年夏，李滋罗斯与助手罗杰士、霍尔伯斯来华，币改工作正式展开。工作程序是：每星期一至星期六，由徐新六、顾翊群、罗杰士、霍尔伯斯四人准备材料；星期日，钱从南京赶到上海，在海关大楼八楼的一套房间里，由宋子文、钱昌照、李滋罗斯及徐、顾、罗、霍四大助手进行漫谈。前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密室策划，币改方案大体敲定。

宋主持币制改革，其间经历了许多曲折与起伏，但最大的难题是日本表示极大的不满，认为这是中国继续推行“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方针，损害日本在华利益；而美、英两国为了能引诱中国加入美元集团或英镑集团，使宋、孔等人在制定新币汇率时能紧紧地盯住美元或英镑，虽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表示支持，但又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在资金方面无一国肯给以实质性援助，以避免刺激日本。结果，宋与美、英等国谈了将近一年，始终未能借到一个美元或英镑，不得不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仓促宣布币制改革方案。而在制订新币汇率时，也不得不采取脚踏两只船的策略，既与英镑挂钩，也与美元联系，以示一碗水端平，对英、美无欺。

1935年11月3日晚，宋子文在上海对币制改革法令的文字进行最后审定。当晚，由孔祥熙以财政部长名义公布。其核心内容是：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以外发行的银行钞票，以11月3日的流通额为限由财政部逐步以中央钞票换回；法币准备金的保管及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之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以旧有银币单位订立的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一概以法币结算收付；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以稳定外汇价格。

币改中最为敏感的问题是法币的汇率问题。这是因为南京政府以法币代替银本位制后，并没有规定法币的含金量，它与黄金及白银都没有直接联系；法币的价值只能通过外汇价格体现。因此，法币与英镑及美元的汇率确定在一个什么水平上，不但为英、美、日等各大国所关注，亦为中国财政金融、工商实业界所重视；国内外金融投机巨头更是千方百计地套取信息，窃取情报，以期能大发一笔币改财。

据此，币改从一开始就做得十分秘密。据财政部钱币司帮办戴铭礼回忆，直到法币生效前一天，他才知道此事：“在11月3日下午，把我从南京叫到上海，当晚在上海某地参加翻译实行法币布告时才知道（布告底稿是英文的，工作由宋子文主持），一切文件办妥后，时过午夜，大家又赶到孔祥熙住宅，由孔签字发出，法币就于11月4日生效了。”

这件事做得如此机密，按理说，不会有什么拆烂污的事情发生。其实，真正被蒙在鼓里的只是那些无权无势的商人和平民百姓罢了，至于孔、宋之流，却是大发了一次“币改财”。事实上，不论保密工作做得如何好，不但瞒不过宋家，就是孔家也没有能瞒得过。据钱昌照回忆：“记得大约是1935年10月20日左右，宋美龄跑到上海来对宋子文说：蒋要看这个方案。宋子文问我：怎么办？我说不给蒋看不行，否则就难办成。宋把方案给了宋美龄。听说就在方案发表以前的十多天内，孔祥熙、宋蔼龄、宋美龄借此大肆投机，捞了很大的一笔钱。”

其实，孔、宋发“币改财”，时间上远不止十多天。还在1935年3月至5月间，金融市场上一银元可兑换美金40美分或英镑一先令八便士。据说，为了促进对外经济的发展，宋、孔秘密商议，需要把法币兑换外汇的牌价放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为了不引起金融市场的恐慌与动荡，从这年夏天开始，宋、孔就指令中央银行与中国银行逐步将外汇牌价降低，最终达到一元法币可兑换美金29.5美分或英镑一先令2.5便士的水平。

这样一个国家机密，对外自然是密不透风。而对于孔、宋家族而言，不啻是提供了一个大发“币改财”的极好机会。结果，银元与外汇的一出一进之间，一笔笔横财很轻易地到手了。孔、宋家族争相在外汇市场上兴风作浪，自然要引起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而到了10月中下旬，金融市场上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到处都在传说币值的贬值幅度达35%，这与宋、孔拟议中确定的法币汇率水平基本上一致。一个天字号的机密，竟弄到路人皆知的境地，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而据知情者揭露，早在普通老百姓还不知道法币为何物时，孔夫人宋蔼龄就已在筹措巨额资金到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大炒外汇、黄金、公债去了。

在这样一个“利坏”信息的推动下，上海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标金飞涨的恐慌局面。10月1日，最高价与最低价分别为886.1和879.2元；11日分别涨到920.8元和908.8元；31日竟分别涨到1217元和1152元。一月之间，差价由6.9元暴升到65元。宋子文本人也承认：“投机与恐慌之风，弥漫金融市场，整个金融组织为之动摇。”

当时，许多不明就里的银行家、实业家对此大惑不解，一个个犹疑不决，徘徊不前。等到实施法币的公告正式公布，这才知道痛失良机，莫不悔之晚矣。财政部钱币司帮办戴铭礼曾经揭露：“接近孔、宋的人早知道这项秘密，因而大大发了一笔横财。”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委员长陈锦涛亦愤愤不平地询问戴氏：“如此大事，何以事前一无商量？”戴无以回答，惟有报以苦笑而已。

这样一件天大的丑闻，自不愁没有人管。第一个跳出来向孔、宋家族发难的，是代表北方财团利益而又被排斥在币改之外的政学系。政学系一边发动人在《大公报》发表文章，对孔、宋之流把持财政金融大权大发币改财的丑行重炮轰击；一边则轮番出动，向蒋大告“御状”，攻讦孔、宋私相授受，以权谋私等。政学系大将、经济部长吴鼎昌甚至亲赴上海，调查交易所的黑幕交易。与此同时，政学系故意向外界透露消息：称政府方面为实行币制改革，先后贴进了500万英镑的外汇资金，并欠下500万英镑的债务等；称宋、孔家族中，仅宋蔼龄一人就净赚800万英镑；如果加上宋子文及接近宋、孔家族的虾兵蟹将一大串，那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传说越传越多，风波越闹越大，以致弄得蒋也不能不表示关注，不得不派出两个调查组分赴上海查证。一个组由接近政学系的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领导，一个组由接近宋、孔系的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率领。两路人马的查证都是一个结论，始作俑者及最大得利者都是孔、宋家族。一把火烧到一家人头上，蒋无可奈何，只好对各方善言安抚。一件惊天巨案，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从总体上说，这次币制改革对于稳定金融市场的形势和摆脱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得到各方面的积极评价。对于宋本人来说，币制改革既为他赢得了重要声誉，也为他创造了巨额财富，正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可谓利莫大焉！

五、从冒险赴陕到避难香港

“愿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探询情况”

西楚霸王项羽曾有一句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于是，就有人骂他是楚人沐猴而冠，成不了大事。结果，骂的人掉了脑袋，被骂的人后来也掉了脑袋。这真是一个连环报应。

其实，一个人在外面做了高官，抑或发了洋财，想回到故乡在家乡人面前抖一下，恐怕不能完全看作是一种徒有其表的虚荣，其中含有一种展示自我价值的心理需要。事实上，也不仅仅是项羽有这样的念头，古往今来的一些大英雄莫不都有这样的想法；至于等而下之的宋子文之流，也就更不能免俗了。

1936年冬天，宋子文正是抱着富贵归乡的传统观念，专程回到老家海南岛文昌县视察。不过，就宋子文而言，文昌只能算是他的祖籍，而不能称之为他的故乡。从父亲宋耀如9岁出走海外，到宋子文这次荣归故里，宋家离开文昌已是60多年了。如果提起60多年前的往事，可借用一句童话故事的开场白：“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宋子文南巡故里，先到海口，后到文昌。当宋氏车队抵达文昌县城时，有乡绅组织军人与学生夹道欢迎，并举行盛宴接风洗尘。宋在风光之余大为感动，即于宴会上发表讲话，声称将捐款给家乡建“子文小学”一所；同时许诺要在海南修建环岛铁路。宋的这一豪举，颇博得家乡人的好感。

然而，正当宋在文昌的觥筹交错之中苦战之时，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返回故里的情况下，一件震惊朝野、影响世界的大事发生了，不但就此打断了宋子文的南巡日程，更是从此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轨迹。一份“西安兵变，蒋介石被扣”的急电，送到宋子文手上。南京方面电催宋子文火速返回，商量救蒋事宜。几乎没有任何的停留，也没有任何的解释，宋即调头返回海口，转乘飞机经香港赶回上海。据有关史料记载，宋的这次文昌之行的一个最大收获是带回了一部《韩氏族谱》。可见，寻根问祖，大抵是宋子文此行的最大初衷。

文昌县宋氏祖宅

 

12月13日，宋子文抵达上海。这一天清晨，孔祥熙已经偕蒋夫人宋美龄由上海赶往南京，宋受孔嘱咐暂留上海照料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的业务，以求稳定上海金融市场，防止出现混乱及崩溃局面。这一事实说明，在西安事变初期，宋并未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被以孔氏为首的南京主和派势力冷落在上海。结果，南京方面围绕和、战大计，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阵营与以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阵营已经闹得不可开交。这个时候，无论是当朝的国民党权贵，抑或是在野的国民党政客，无不纷纷浮出水面，或上下奔走，内外连衡，根据于朝廷；或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谣诽谤，行诈力以制御其政。而作为曾在政治上负过重大责任并与蒋介石有着密切关系的宋子文，却只能在上海滩上隔岸观火，帮孔氏照料后院。显然，在孔，这是有意抑制宋的作用；在宋，当然不会甘心于这种画地为牢的安排。

果然，宋子文开始动作了。14日，宋在上海中国银行总部约见新闻记者，第一次对西安事变发表公开谈话，表示：“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世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

宋的这番谈话，无疑是公开表明了自己对于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这就是本人愿意代表政府赴西安进行和平斡旋；而本人具有“调人”资格的最大优势，便是所谓与蒋、张均具有“特殊关系”。事实上，宋与蒋的关系自不必说，宋与张的关系亦不必说；即宋与杨虎城及中共方面的关系，均非南京政府一般政要可以望其项背。

宋与杨的关系，是在两年前的西北之行中建立起来的；而宋与中共方面，自1935年下半年以来，由蒋秘密授命已经建立起一条地下谈判渠道。这一年的8月14日，毛泽东曾亲自致函宋氏，提出“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的主张；毛并赞誉宋氏：“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可见，中共方面对宋氏亦有好感。不过，这在当时，还是一个不为大多数人知道的秘密。

宋子文（右）与杨虎城在杨贵妃墓碑旁

 

然而，宋虽有赴西安调停的资格与愿望，但毕竟是游离于高层决策圈之外的在野人士，无法进入政府里层发表意见，一切都只能等待南京方面的决定。而先期入陕的“探子”端纳，于14日从西安方面传来的消息是邀请孔祥熙与宋美龄赴西安谈判。只是，孔与宋美龄入陕的计划，遭到南京主战派的强烈反对，以为西安方面邀孔与宋美龄入陕无非是又多了两个可居的“奇货”，以厚谈判资本而已。

站在何应钦等主战派的立场，反对孔与宋美龄入陕，当然是不想让主和派的计划成功；但客观分析当时形势，在南京、西安互为猜忌的情势下，谁也不敢为孔、宋之行的安全打绝对包票，这也是实情。同时，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宋为第一夫人，贸然轻涉险境确有难处。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退而求其次，提出由宋子文、顾祝同代替自己与孔氏入陕，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计划。

不过，宋子文的入陕计划同样遭到主战派的阻挠，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何应钦。17日，宋子文离沪入京，开始筹备西安之行。南京方面开会加以讨论。此时，何已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正是大展雄图的时候，当然不想让宋搅了他的好梦，当即对宋子文说：宋部长不应冒险前往西安，阁下对中国财政的贡献为世界所瞩目，如果阁下被西安叛乱者关进监狱，这对中国将是一个巨大损失。这是一个堂皇的理由，也是一个危言的恫吓！只是宋子文不为所动，认为此行绝无危险，请政府方面放心云云。

然而，会上又有人站了出来，公开责难宋子文此行为不当，认为“宋氏身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且亦为中央执行委员，果赴西安，难免有政府与叛乱讨价还价之讥”。这确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也是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不过，宋当即表示：“愿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探询情况。”显然，这就是宋子文在野的好处了。

只是，何总司令仍在会上宣布：“讨伐西安的军事行动将按计划进行。”何并以命令的口吻斥责宋子文：“你少管闲事！”宋哪里肯吃何的这一套，当时就顶了回去：“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是军人，你何应钦可管不着。”为此，宋美龄曾感叹宋子文的赴陕之行，得力于“盖子文力排众议”。可见当时和、战双方对此事争执之烈。

第二个激烈反对和谈阻挠宋子文北上的是戴季陶。戴氏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蒋介石的盟弟，在党内的地位非何氏可以比肩；而且，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据此，宋不得不上门做戴元老的工作，极力陈述自己以私人资格赴陕调解的理由，并以不满的口吻埋怨戴：“你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对宋的西安之行，虽勉强同意，但仍不肯放弃主战立场，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事实上，反对宋子文赴陕的也不见得都是主战派。因南京方面全面封锁西安消息，许多人很难了解到张、杨的真正主张；对西安形势难以正确研判，以致对宋子文此行的安全颇为担心。甚至当时在广东任财政厅长的宋子良，也于17日晚致电孔祥熙，极力阻止宋子文入陕，电称：“西北分子复杂，汉卿为人利用包围，跋扈横行，决非情感所能激动。闻中央将派大哥前往调解。此间中央地方当局，佥谓不可，弟意亦然。大哥负国家经济重任，去而再被挟持，应付更感困难，必致影响整个国家。如必须派人前往，无宁弟去。”

可见，当时的情势，决非和、战二字可以包容。不过，也有人对宋子文赴陕之举颇不以为然。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就曾对驻守潼关的中央军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说：“张和宋系儿女亲家，张有800万美金由宋代存美国银行。张要取钱，须宋签字。宋是有恃无恐的。”无论有无代存800万美金一事，桂完全从这一点揣测宋氏显是小人之心。

最让人感动不已的是长期遭蒋迫害的孙夫人，闻蒋氏在西安被扣，当即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个人恩怨，主张在联共抗战的前提下释放蒋介石。孙夫人甚至不顾自己安危要孙科帮她准备飞机，准备亲飞西安，以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其识见、胸襟与胆略无不令人肃然起敬。后因何应钦等人极力反对，不肯提供交通工具而作罢。然而，正是西安事变，促成宋氏家族的所有成员在团结抗战这面大旗下十年来第一次站到了一起。

12月19日，在世界舆论的瞩目之下，宋子文开始了宁陕之间的穿梭飞行。19日下午2时，宋一行离开南京，飞抵洛阳；20日上午飞抵西安。21日，宋一行离开西安，经洛阳返抵南京。22日下午，宋偕宋美龄一行再次离宁，中间在洛阳略作停留，当晚飞抵西安；25日下午，宋偕张学良一行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飞抵洛阳；26日中午返回南京。历时十天的“调人”之行，终于达到了救蒋、停战、联共、抗日等主要目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曾被投闲置散多年的下野官僚宋子文，一跃而成为被海内外舆论日夜追踪的政治明星。

宋子文两次西安之行的最大收获在于说服蒋氏原则上接受了张、杨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几个主要条件，并代蒋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联共抗日的谈判。这是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国共双方第一次举行这种高级别的政治谈判，这就为随后的国共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客观地说，在形势跌宕起伏一夕数变，甚至在宁陕战争已经发动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最终能化干戈为玉帛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并且达到南京、西安、延安之间的“三赢”局面，这与宋子文出任“调人”有密切关系。

本来，宋的第一次西安之行，受何应钦等人压迫只能以“私人资格”前往。既然宋子文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他自己，当然无权与西安方面谈判。然而，何应钦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宋子文入陕救蒋，虽未得到南京方面的授权，但是不等于得不到蒋的授权！果然，宋二次入陕，不但由蒋氏授权与张、杨正式举行谈判，而且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这是何应钦等人当初没有想到的。

宋取得了谈判代表的资格，这就为宁陕谈判的成功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这是因为，宋不但与蒋、张有着“特殊关系”，而且由于宋力主抗战的强硬派立场，杨虎城及中共方面对其亦有相当好感。况且，在对内对外政策的认识方面，宋与张、杨及周恩来都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宁陕谈判的成功，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

张、杨发动兵变的初衷，就是为了逼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这与宋子文力主抗战的强硬派立场有着一致的地方；而中共方面在西安事变之后，适时提出了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的战略决策，并由中共第一谈判高手周恩来亲赴西安实施，这就在逼蒋抗日这个重大问题上，宁、陕、延与宋、张、杨、周之间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意愿。

事实上，宋代表蒋氏与东北军、西北军及红军进行谈判时，对西安方面提出的谈判六条件，并没有过多的讨价还价；甚至在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改造成抗日政府的问题上，双方达成的谅解远比后来公布的条款更为激进。宋曾答应立即肃清政府中的亲日派，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等等。以此可知，如果南京方面的“调人”，不是具有抗战立场的宋子文，而是一个亲日派或温和派分子，能够轻易地接受西安方面的六项条件么？宋与西安方面很快达成了一致，剩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说服蒋介石接受条件的问题。

其实，就蒋的认识而言，不但看到了抗战的必然性，而且看到了联共的必然性。早在一年多以前，蒋就于私下通过陈氏兄弟及宋氏姐弟，分别打通了与中共方面的联系渠道，与中共进行秘密谈判。不过，蒋有一个想法，要先解除中共武装力量，打掉中共的实力地位之后，再与中共方面谈判合作事宜。也就是说，联合是可以的，共同抗战也是可以的，但必须是一个在国民党面前没有讨价还价资格的尾巴党。因此，蒋把西安事变前的“剿共方案”称之为“毕其功于一役”的“最后一战”。

然而，西安事变的一声枪响，终使蒋介石明白过来，所谓的“最后一战”并不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最后一战”，而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最后一战”。不用说，解除中共武装力量，打掉中共实力地位的计划，算是泡汤了。其实，蒋固然可以说是一位反共的理想主义者，但更是一位个人利益至上的市侩主义者。特别是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下，当然不愿拿着自己的生命作何应钦等人的赌注。在此基础上，又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耐心开导，西安“三位一体”且一致拥护他作抗日的领袖，同意不要求对谈判协议进行签字，以维护他的所谓“领袖人格”，终于迫蒋扭扭捏捏地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把此时蒋的心事说白了，正所谓内战诚可贵，反共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

如果说宋的第一次入陕是以个人资格，他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他自己，那么，宋的第二次入陕，由于有第一夫人领衔，又有蒋氏顾问端纳、信使蒋鼎文及特务头子戴笠等人加盟，俨然一个“各界代表团”了。显然，宋二次入陕已经是政府行为了。果然，12月22日，当宋偕宋美龄第二次抵达西安之后，很快得到蒋的授权：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至此，宋的个人资格升格为领袖资格了。

12月23日与24日，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两天。两天当中，宋子文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多轮谈判，达成了以下条件：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苏维埃、红军仍旧；停止“剿共”；通过张学良接济红军；抗战发动，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分批释放政治犯；联俄，与英、美、法联络；蒋返京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

达成“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的条件，不但是抗战派阵营的一大胜利，也是宋子文本人准备重新角逐政坛的一个信号。宋对这一条所作的解释是：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由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徐新六或颜惠庆任外交部长，赵戴文或邵力子任内政部长，严重或胡宗南任军政部长，陈季良或沈鸿烈任海军部长，孙科或曾养甫任铁道部长，朱家骅或俞飞鹏任交通部长，卢作孚任实业部长，张伯苓或王世杰任教育部长。

本来，在过渡政府人选问题上，张学良提议宋子文任行政院长。这当然是一个好主意。问题是，宋作为谈判代表，如何能把这样的条件带回南京向大姐夫孔祥熙交待呢？因此，宋不得不主动“让贤”，认为孔祥熙是行政院长的更适合人选，他本人可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此外，张、杨、周共同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宋则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局面全面揭开后再彻底改组。最后，大家原则同意宋的意见，要求宋负责组织过渡政府。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可为行政院次长。

宋将会谈情况及时向蒋报告，并得到蒋的同意。蒋多次向张、杨表示，在新政府中将委重任于宋子文。周恩来将会谈结果报告延安时，亦曾说明：“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

但是，大家似乎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宋与西安方面达成的所有谅解与条件，不但是一个秘密协定，而且是一个君子协定，并没有任何经各方面签署的书面文件加以佐证。其最大保证系数，就是蒋介石所承诺的：“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也就是说，宁陕谈判所达成的条件，都只是建立在蒋的人格信用的基础上。可是，综观蒋的政治发迹史，他偏偏是一个最不讲人格与信用的军阀流氓。不要说谈成的东西没有签字不能算数，就是许多签了字的东西蒋同样能弃之如敝屣。不过，换句话说，蒋既言而无信，不想遵守诺言，你一定要他签字又有什么用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在改组政府问题上，蒋给宋及西安各方开了一个国际玩笑，不但所谓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人才的许愿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即委宋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承诺，亦成纸上画饼；这也是西安事变之后，宋很快与蒋、孔发生龃龉的重要原因。

其实，与其说西安谈判所达成的条款是宋与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反复洽谈的结果，不如说其中一些条件的提出，正是宋欲借西安方面的力量对亲日派“反攻倒算”的布置。站在宋的角度看，几年来，他受到亲日派的压迫真是太厉害了。甚至1933年的下野，也不能不说是遭到亲日派挤压的结果。现在，他正可以借这样一个的机会向蒋介石施压，把这批家伙彻底打下去，先换一批抗战派或温和派的人士上台执政再说。一个明显的实例是：南京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素来是由亲日派巨头、外交部长张群主持制定的。就在西安事变之前，张群仍然十分热心地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大谈密约，甘心卖国。在宋子文的眼中，张群自然是一个大亲日分子。因此，在西安达成的政府改组名单中，宋子文第一个提出换马的就是外交部长，而保举接替张群的人选则是徐新六或颜惠庆。

徐新六自参与策划币制改革之后，已经被视为是宋氏圈子里的人物。此前，钱昌照为了在蒋面前引见徐，曾陪同徐专程赴庐山，与蒋谈了一星期，所谈都是金融财政方面的问题。不过，在蒋的印象里，徐新六与吴鼎昌一样，虽然都是著名的银行家，但两人风格迥异。吴氏谈锋甚健，说起来滔滔不绝，蒋颇为欣赏；而徐言语稳健，说话斟酌，给蒋的印象不深；在徐的印象中，对蒋的观感也很一般，此后也未主动与蒋接近。惟钱昌照对徐的评价，始终很高，认为徐“人缘极好，中外朋友很多，没有银行家的脾气。在上海地区银行界知识分子中，他不卑不亢，诚诚恳恳，易于亲近，不随便同别人唱同一个调子，不冲动，能忍耐，不迁就流氓集团，不得意忘形，也不想接近权贵”等。可见，宋对徐颇为欣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钱的影响。

颜惠庆是北洋政府时期的老外交家兼国务活动家，曾长期担任驻德、瑞、美等国公使、大使及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务总理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与宋子文同任对日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与宋甚为相得。1932年12月，颜出任驻苏大使。但当时的驻苏大使甚为苏联轻视，想见斯大林都非常困难；加之颜只知道做官，主动努力不够，对苏甚为隔膜。一次，颜返国到南昌见蒋，蒋邀颜吃饭，另有地质学家丁文江及钱昌照应邀同席。蒋想了解苏联情况，问了颜许多问题，颜都回答不出。丁文江曾去过苏联，对苏情况有相当了解；结果，丁谈得头头是道。蒋对此事印象颇深，曾有调颜赴英、派丁赴苏的打算。后因丁煤气中毒早逝，计划没有实现。不过，在政治上，颜亦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与宋的立场颇为接近。

徐、颜比较，宋更倾向于由徐出掌外交。但宋知道这种事不能做得太露，否则，以蒋的猜忌心理，极易弄巧成拙。好在宋知道蒋是不喜欢颜的，把徐、颜一起贡献上去，由蒋圈定一人，徐的胜算颇大。据说，蒋私下亦表示属意于徐。其实，蒋不但不喜欢颜，亦不喜欢徐。宋子文的小手腕，哪里玩得过蒋的老奸巨猾呢？西洋有谚：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胡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会愈赶，不知不觉中，走了一站又一站。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胡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这个谚语，钱钟书在《围城》里曾有精当的引用。钱先生并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方鸿渐到下学年升他为教授。”结果，到了暑假里，方鸿渐才知道，这教授的头衔，不过是校长高松年用来引诱自己这只笨驴赶脚的一串胡萝卜。

我们不知道蒋是否研究过这条西谚，不过，蒋驾驭宋氏的技巧，比起西洋驴夫驾驭那头笨驴的功夫又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了。在当时的情形下，蒋尚在囹圄之中，处境比西洋驴夫糟糕多了，只有依靠宋子文这头笨驴替他出力才能有脱身的机会。既如此，当然不便让宋过分失望，所以要在宋的鼻尖前挂一串“胡萝卜”。因此，宋借西安方面的压力，提出改组政府的要求，蒋答应了；提出了彻底赶走亲日派的条件，蒋也同意了；提出了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蒋私下也同意了；提出要有外交、内政、军政、海军、铁道、交通、实业、教育等政府八大部的组阁权，蒋也点头了。宋提出的所有谈判条件，蒋几乎都答应了。只是，有两个问题，蒋坚不让步：一个是不签字，不画押；一个是不登报，不公布。也就是说，这是一份对蒋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秘密条款。宋与西安方面所能得到的，只是蒋在私下对他们作出的一个口头保证，这就是那一串挂在西洋驴子唇吻上的“胡萝卜”。

要说从宋子文到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都相信蒋的口头保证，当然不是事实。不过，就当时各方处境而言，实在是太复杂，也太微妙了。形象而言，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正是一个以蒋介石为圆心而以其他各种政治势力为圆周的多重同心圆。在蒋的周围，是张、杨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并以陕北红军为奥援的第一个圆周；在张、杨的外围，则是打着“讨逆军”旗号蜂拥入陕的中央军部队，这是第二个圆周；在中央军的外围，是全国各界一切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进步爱国力量与抗战阵营，这是第三个圆周；在抗战阵营的外围，是早已虎视眈眈、意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这是第四个圆周；在日帝的外围，是苏、美、英国际盟邦及国际上一切反对侵略、爱好和平的进步势力，这是第五个圆周。五个同心圆，一环压一环，环环相扣，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无论是蒋、宋方面，抑或是张、杨、周方面，大家都很清楚，处在这样一个形格势禁的非常局面下，任何一方稍有不慎应对有误就有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就张、杨而言，固然手中握有蒋介石这张王牌；但是就蒋、宋而言，手中同样也握有中央军兵临城下这张王牌。这样就造成相互掣肘的格局，也使双方的回旋余地变得十分狭窄。

虽然，从南京方面的宋氏兄妹，到西安方面的张、杨、周三将领，都抱有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但是，事情又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无论是在宋氏兄妹的背后，还是在张、杨、周的背后，都还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力量。且不说宋氏兄妹背后的何应钦分子是坚定地主张“讨逆”而反对和谈的；即在张、杨两将军的部属之中，不但有反对与南京和谈的，而且有主张杀蒋以谢天下的，更有主张一并杀张以谢国人的。即便同意和谈者，也都主张释蒋的最低条件：必须要有蒋的书面保证；同时要等到中央军先退出西北，南京方面先释放爱国“七君子”等。因为这些条件都不待蒋回到南京开会解决即可办到。

结果，宁陕双方虽然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但是，蒋的立场是：接受条件，但不签字；而东北军、西北军多数将领，以及中共方面的立场是：没有蒋的签字，坚不同意释蒋。25日早晨，宋子文甚至收到东北军、西北军一批少壮派军人的联名信，重申：“商定的条件只是由‘领袖人格’做保证是不行的，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立即退出潼关，如若不然，决不放蒋走。”少壮派军人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蒋的“领袖人格”能值几个钱呢？

事实上，当时的局面真是万分紧张，不但宋子文惟恐发生不测，难免出现变局，一再催促张学良立即释蒋，并亲送蒋回京；而且张学良亦恐夜长梦多，难以驾驭局势。从来的古训，都是“缚虎容易纵虎难”。果然！经宋子文与张学良秘密策划，25日下午3时30分，张学良在未与周恩来及各方商量的情况下临时拉着杨虎城亲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一行赶赴机场，登上飞机，并乘自用飞机同时赶赴洛阳。受到世界舆论关注的西安事变，至此以和平方式解决。

在中国历史上，囿于儒家的传统等级观念，在界定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时往往不是以是非曲直为准则，而是以所谓“君君臣臣”作尺度，不论主上是如何的封建顽固，颠倒黑白；也不论臣下是如何的追求进步，伸张正义，总归，以下犯上，便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就西安事变而论，尽管张、杨的初衷是逼蒋抗日，何其光明磊落？但由于蒋是主上，张、杨是臣下，这便吃了大亏，犯了“劫持领袖”的大罪。可是，等到张学良送蒋回京，睚眦必报的蒋先生同样以武装劫持的方式将张学良扣押了；然而，由于蒋是统帅，张是部属，蒋便沾了大光，不但没有人称之为是一场劫持部属的兵变，反而被视之为是一场符合法律程序的军事审判，岂非大谬？

所以，在传统等级制度下是只有上下尊卑的区别，而没有是非曲直的界限。然而，中国历史已进入21世纪，这样一本历史的旧账，总不能不算算清楚。既然张、杨扣蒋于西安，史家可以称之为“西安兵变”；那么，蒋扣张于南京，未尝不可以称之为“南京兵变”。张学良本着绿林侠客意识，大义凛然地护蒋返京。在张的观念，自然是把蒋看成是一位大豪杰，以为在爱国之诚、谋国之忠方面，蒋也会像他一样，必定会实践诺言，不计前嫌，送他回陕，从而演出一幕英雄惜英雄的千古绝唱。哪里知道张将军虽有绿林豪气，不幸的是，蒋是典型的上海青皮。结果，张将军一入南京，即入囹圄，立被军警特务予以扣押，软禁于北极阁宋公馆。蒋之翻脸无情，出尔反尔，何其速也！

“我姓宋的不骗人”

南京“兵变”，张学良被扣，难就难了个“保人”宋子文。所谓“两姑之间难为妇”，信然！本来，蒋在离开西安前，宋氏兄妹曾反复作出表示，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在西安谈判过程中，蒋也曾多次谈到西北军政仍交给张、杨负责的问题；蒋甚至在临上飞机前，还再一次向张、杨重述六条保证，第三条保证便是：西北各省军政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蒋并对杨虎城说：“我所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是许多人都知道的。直到12月27日，张学良已陷囚笼，仍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述及“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

宋子文（右）与张学良

 

正因为蒋以所谓“领袖人格”对张学良的安全作了“不可撤销”的担保，使得宋子文能深信不疑，以致被蒋利用，成为蒋的“帮凶”，一步步将张引上歧途，从而断绝了张的归陕之路。古人有所谓“请君入瓮”之说，宋之所为或可称之为“请‘张’入瓮”吧！

宋之请张入瓮，第一步，就是按照蒋的旨意，授意张学良上表请罪。在宋的初衷，原以为只不过是为蒋挣回一点颜面，走走过场而已；而出于张的初衷，亦认为：“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圜京中无味之风”，故不疑其中有诈，当即草成“请罪书”一封，略谓：“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觍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对于蒋介石来说，张学良的上表请罪不啻就是授蒋以柄了。旋即，蒋将张的“请罪书”抄送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并附亲笔信函一封，内中写道：“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柬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为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云云。

蒋的出尔反尔，终于名正言顺了，亦即：对张进行审判，原为张本人所求，非关蒋某人事！结果，宋本为救张，反而害张；张本为自救，反成自戕。宋、张都犯了政治幼稚病。此后，每逢西安方面向蒋要人，蒋便振振有词地说“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觉着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云云。蒋的这一套鬼话，固属强词夺理，但由于有张的“请罪书”为证，倒也弄得许多为张说话的人一时无词以对。

宋之请张入瓮，第二步，亦是按照蒋的旨意诱骗张学良致函杨虎城，下令西安方面释放被扣的50架作战飞机及500名飞行员。本来，张送蒋回京，固然是上门束手就擒但手中多少有点东西让蒋有所顾忌，这就是中央军有500名飞行员及50架作战飞机被西安方面扣留。这点东西，不啻是国民党空军的一点血本，亦称得上是蒋总司令的心肝宝贝。如果运用得当，未始不是西安方面向中央进行讨价还价的一根筹码。然而，在宋的帮助下，筹码很快被南京拿了回来。

12月28日，也就是张学良被软禁北极阁的第三天，宋子文约阎宝航到宋公馆谈话，谓：“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各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

接着，阎分别会见张将军及宋美龄。张表示“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而宋美龄则重申了“副司令几天就回去”的保证。当阎氏进一步提出“你和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可有什么保证”时，宋美龄简直就像宣誓一样，严肃地表示：“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

宋氏兄妹，一为“两朝国舅”，一为“第一夫人”，面对他们的保证，阎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哩？阎为东北籍进步爱国人士，与张学良及东北籍将领都有很深的关系。结果，经阎传达及疏通，被西安方面扣留的飞行员及飞机很快被释放离陕。可是，就在西安方面望眼欲穿的“几天”当中，张的处境却是更加险恶了。先是高等军法会审，对张下了“处有期徒刑十年”的一纸判决；接着是蒋的所谓“请求特赦”的一纸呈文；最后是国民政府“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一纸命令。如此，经过蒋的“特赦”，张学良从“有期徒刑十年”反成为没有刑期的“无期徒刑”了。

弄出这样一个结果，真是大出宋子文的意外，也让宋子文的“保证”一脚踩空。同时，宋食言于张学良及西安方面，自觉难以自圆其说，不免感到颜面扫地，大跌架子。平心而论，无论是出于私谊，还是出于公心，宋都是想让张能及早返陕的。就私谊言，宋、张算得上是一对“铁哥”，双方甚至准备结为儿女亲家；就公心论，宋当然希望张能亲率东北军早日奔赴抗日战场。正如宋复电杨虎城所称：“弟为国为友，有一分力量必尽一分力量，决不畏难，决不推诿，以自堕人格。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在释张问题上，宋前后虽开了许多“空头支票”，但就其本意而言，这不是宋有意欺骗张学良及西安方面，实在是出于对蒋的政治与流氓手腕认识不够。

事实上，为了能说动蒋介石早日释张，宋子文一直在做疏通与缓颊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为此而使尽了浑身解数，以致多次与蒋争吵，指责蒋违背诺言，声称要去国外公开谴责蒋背信弃义的行为；宋并联合宋美龄与孔祥熙，共同对蒋施加压力，宋美龄也多次表示我们宋家人“对不起汉卿”，期望蒋能听取宋子文与孔祥熙的劝告，释放张学良。12月31日，宋子文在亲送张学良赴军法会审之时，还向蒋要来一份亲笔保证函，大意是五天后一定使张学良返回西安。宋当时将蒋的这封亲笔信函拿给张学良的部属、西北剿总办公厅机要科科长王中立看，并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

但姓宋的不骗人，并不代表姓蒋的不骗人；偏偏姓蒋的不但骗人，而且是大骗特骗！这样一来，宋子文认为姓蒋的不但欺骗了张学良，而且也在欺骗自家人，故意塌自家人的门面，不免大为光火了。据侍从副官居亦侨回忆，宋为释张一事曾数次闯进蒋官邸，与蒋大吵大闹。宋在发给杨虎城的电文中，亦有“弟为汉兄事声嘶力竭，负疚实深”的表白。可见，宋在这个问题上，确是尽了一份力的。

宋子文等人终日为释张一事纠缠不休，颇令蒋介石不胜其烦。蒋一怒之下，为摆脱说情风，索性以避居养疴为由避走奉化溪口，隐居老巢去了。蒋于1937年1月2日离京之后，为隔绝张学良与各方的接触秘密下令将张学良转押溪口；并传令：未经允许，严禁外人探视张将军。张从此几乎进入与世隔绝的状态。在这之前，宋自感愧对张学良及西安各方，不但拒绝出席国民政府举行的授勋仪式，而且以返沪过年为辞避走上海了。

蒋自然可以一走了之，即使有人追到溪口，他也可以龙体欠安为由来个避不见面；但宋想一走了之，就不那么容易了。曾衔宋之命赴陕传话的阎宝航，完成使命返京便跟踪追到上海，强烈要求宋履行诺言，并质问宋：“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被阎宝航这么一逼，宋只好表示愿与阎一起赴溪口作最后的交涉。为壮声势，宋并邀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同行。可是，当宋、李、阎等人，乘宋的自用飞机由上海飞奉化转赴溪口后，蒋则关门谢客，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见宋氏。宋吃了一个闭门羹，顿感羞惭无比，气得当天就赶回上海去了。从此，宋已知在释张问题上，自己不可能有所作为，亦不愿多所过问了。

这个时候的宋子文，可以说是对蒋怨恨有加，不但是深恨蒋介石出尔反尔，给张学良及西安方面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而且深恨蒋介石不肯兑现“孔、宋组行政院”的诺言，给自己开了一张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空头支票”。据杨虎城派驻南京的代表李志刚回忆：1月19日，当宋子文得知西安方面的谈判代表鲍文樾、米春霖、阎宝航、李志刚等人由西安专程赴溪口谒蒋，要求释放张学良及面呈陕事善后方案一事后，当即由上海赶赴溪口，私下向李打听：“你们提出改组政府的要求没有？”

可见，宋这个时候对政府改组问题的关心程度，早已超过了对释张问题的关心程度。宋本人既有求于蒋，还要期望他在释张问题上向蒋施加压力，显然是不现实的，正所谓“有所求，必有所畏”。而蒋正是利用了宋的这一私心，不但在释张问题上，对宋的要求完全不予理会；而且后来在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以及诱骗杨虎城返国的过程中，亦利用杨将军对宋的信任，先是将杨调离西北军，后是将杨送进大牢，终将杨置于死地。虽然，张、杨两将军的长期关押及杨被迫害致死，固然不是出自宋的主谋，但蒋的阴谋所以能轻易得逞与宋的被利用及患得患失的心理不无关系。也许宋对此已有负罪之感，后来对深陷囹圄之中的张、杨两将军在生活方面亦多有照顾。

不过，如果对60多年前的那场审判张学良的闹剧作一番深入检讨，我们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固然，张学良的被扣，蒋要负最大责任，但宋也不能不负相当责任。应当说，在惩办张学良问题上，影响蒋最力的是南京政府的亲日派与元老派。事实上，从张学良护蒋入京请罪的那一天起，亲日派与元老派就已经勾结在一起，借着整肃纪纲、惩办凶首的大题目铁了心要惩办张学良，其企图不外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树立国民党中央权威，借以提高元老派与亲日派的身价；二是刁难蒋介石，借以发泄对蒋支持主和派、抑制“讨逆派”的愤恨心理；三是推翻蒋、宋在西安达成的联共抗日协定，继续推行对日妥协、对共强硬的内外国策；四是通过审判张学良，达到迫使宋子文既失信于张，亦失信于西安方面，同时失欢于蒋，借以挤压宋的政治空间，防止他东山再起；五是通过扣押张学良，陷东北军及西安方面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进而分化瓦解西安“三位一体”，以巩固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的权威。一石而五鸟，可见，亲日派与元老派的这一手是相当厉害毒辣的。

尽管在释张及改组政府问题上，宋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只是两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这不但对宋的“保人”声誉是一个严重损害，更使宋的上台执政的愿望遭到重大挫折。但是，由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敢作敢为、有胆有识的杰出表现，更由于南京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方式，基本上是按照宋的和平主张化干戈为玉帛，从而避免了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这就使得宋的政治形象及个人声誉都在西安事变之后得到了空前提高。这为他在抗战中期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比这更为重要的是西安事变之后，以蒋为首领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终于走出了停止内战、容共联俄、一致抗日的第一步，这就为以后转入全面抗战争取八年抗战的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然而，西安事变之后，宋的处境不但没有改观，甚至可以说比以前更加糟糕。而蒋被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亲日派分子所包围，不但所谓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的诺言始终未能兑现；即便加入抗日分子建立抗日政府的主张，亦被束之高阁。宋继续被摒弃于国民党中央决策层之外，甚至不能与闻中枢重大决策，这是宋在政治生涯中最为落寞的一段时期。

刺宋：“事成不会少于百万之数”

一切的努力，都成了为他人作嫁；一切的投入，都成了被嘲笑的口实；一切的理想与抱负，都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日益地消沉了。西安事变的风云人物、忠心救主的功臣贵戚，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弃之如敝屣了。在深深的失望与怨恨中，宋子文重新坐上了冷板凳。

翻开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人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西安事变期间像突然出现的彗星一样横亘在天际间的宋子文，西安事变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差不多有半年多时间人们很少知道他的踪迹，更不要说成为报刊追逐的新闻人物了。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宋子文才再次成为报刊追踪的目标。政治家的升沉荣辱，就是这样地瞬息万变，让人目不暇接。

然而，任何政治家的消沉都只是一种等待，而不是退却，更不是投降。在一个崇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哲学的国度里，任何职业都可以改行，惟有政治家是不能改行的。政治家的结局，只有两种可能：非胜即败，非生即死。政治家的命运是没有第三种结局的。

果然，到了7月份，宋子文的政治命运开始出现转机。当时，正是方鸿渐等一班欧洲留学生乘法国邮船子爵号穿越印度洋向中国驶来的时候，“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这是文学大师钱钟书在《围城》中对“兵戈之象”的七月的描述。不过，对于宋子文来说，这样一个让人受不了的“兵戈之象”也许正是他等待已久的一个局面。

事实上，卢沟桥一声炮响，为力主抗战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宋子文重新浮出水面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契机。据此，宋一边声明“即使沿海与黄河以北均告失守，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一边积极从事经济及金融领域内的抗日救亡斗争。当时，因孔祥熙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国内财政金融界正处在群龙无首的阶段，蒋当即以“战时金融措施关系重要，不容稍有疏忽错误”为由下令组建以宋子文为首的金融委员会，总领金融决策事宜。因党内派系倾轧关系，这个金融委员会虽迟迟未能建立，但没有影响宋坐上金融界“维持会长”的宝座。

宋总领全国金融决策事宜之后，所面对的第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军费短缺问题。中日大战爆发后，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各项军政开支骤增，仅军费一项每日支出就需500万之多。面对这样一个入不敷出的困境，宋认为惟有利用民气大量发行战时救国公债，方可起到维持战时财政支持军需的作用。据此，宋决定先发行第一期战时救国公债五亿元。为使公债劝募活动得以迅速开展，宋亲任公债劝募总会会长，并力邀社会部长、CC系主脑陈立夫任副会长。常务委员中，更有一批重量级政界、实业界、金融界人物加盟，诸如宋庆龄、孙科、李石曾、顾维钧、郭泰祺、俞鸿钧、杜月笙、曾养甫、宋汉章等。劝募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现金及有价物品，均可应募。

劝募活动的帷幕拉开后，宋率先垂范，带头认购五万元，占发行总额的万分之一。当时，五万元不算是一个小数字了。考虑到宋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月薪为1200元，那么，这样一笔认购等于一下子拿出了41个月的薪水；不过，比较于宋所拥有的巨额资财，五万元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此外，宋子文控制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广东银行等金融系统共认购2000万元，占发行总额的二十五分之一，也可以说是一个榜样了。

“民气”二字，的确是被宋子文抓住了。当时，全国人民拥护抗战的呼声，可以说是到了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地步。在这样的抗战气氛之下，劝募活动果然是十分踊跃。仅在9月1日至10月1日的一个月内，募集救国公债就达2.4亿元；截至1938年12月，发行救国公债总计已达15亿元，合美金4.5亿元之巨。对于战时财政的维持，确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救国公债之外，宋对战时财政的另一个贡献是创立了所谓“四联总处”这样一个金融独裁机构。中日大战伊始，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给金融、实业、经济领域带来的恐慌性心理。储户纷纷向银行挤兑提存资金为逃避贬值而追逐外汇，银行存款骤减，呆账剧增，市面筹码奇缺，工商周转不灵等。整个的金融界，完全是一个风声鹤唳的境地。据此，宋认为如任其发展下去，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体系，导致经济全面崩溃。为使国家金融体系不致瘫痪，经宋建议，并经蒋同意，由财政部授权，中央、中国、交通及农民等四大银行于7月27日在上海合组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活泼金融，安定市面”，救济银钱工商各业。

迄八一三事变发生，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已经成了烽火连天的主战场，东南富庶之地的江浙地区处于岌岌可危之中。为加强国家金融行、局的联系与协调，集聚金融力量以应付危局，蒋再一次接受宋的建议，由财政部函令中、中、交、农四行在沪成立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由宋子文代孔主持，四行高级人员一体参加。宋派亲信霍宝树任秘书，一切惟宋的马首是瞻。四联总处成立后，配合南京政府金融、经济中心的西移战略，在中国西部建立“抗战建国”的大后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初期，四联总处取集体议事程序并无一定的组织措施和实施办法，仅于每日下午4时，在宋的主持下四行重要人员碰头面洽，商讨重大事项的办理。等到上海撤守，四联总处从上海一迁武汉，再迁重庆；而中国、交通、农民银行总行机关及重要人员包括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内都在香港逗留，只有中央银行总行机关及一批重要干部在总裁孔祥熙的率领下到了重庆。

重庆时期的四联总处，开始由孔主持。据此，四联总处开会时，除中央银行外，其余三行都是由处长或重庆分行副经理一级的中层干部出席，不仅事情难以办通，而且会议也开得不成样子，“四联”只剩下“一联”了。蒋实在看不下去了，下令进行整顿，规定中国、交通、农民银行总行及高级干部一律迁渝；并对四联总处的决策机构理事会的组成进行重大改组，蒋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的身份亲任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为常务理事，“赞襄主席，执行一切事务”；经济部长翁文灏、交通部长张嘉璈、财政部副部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等人为理事。

据此，四联总处集中了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正副院长、财政部正副部长、经济部长、交通部长，以及中央银行正副总裁、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农民银行理事长总经理等政府与金融首脑，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巨头机构，也真正成为一个专制战时财政金融及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这一举措的出笼，无疑是大大强化了国民党政权对财政金融及经济的高度垄断。不过，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发挥了一定正面作用。

问题还不在于当时对金融领域实行的管制，而在于当时对某些金融领域的管制不力。以外汇买卖而言，本来战争发动外汇变挺，法币变软，这是一般金融常识。从国际通例来看，一般国家无不在战争初期，就以果断措施对外汇进行管制，以维护国币地位，防止商人套汇，掏空国币基础；但中国财政当局对此却无动于衷。七七事变之后，法币在上海仍按一元法币合英金一先令两便士半、100元法币合美金29.5元的汇率由中央银行照常买卖；甚至到了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以后，上海亦照旧售汇，每日出售数额有时达数十万英镑之多。据说，宋的理由是：各外商银行以为如对外汇买卖加以严格管制，法币价值即发生动摇，影响物价，将大不利于抗战。宋、孔等人采取的唯一措施，便是由财政当局与外国银行订立了一份君子协定，采取限制提存的办法避免大量提取存款，以减少外汇购买力，保持外汇汇率平衡。结果，所谓的“君子协定”，成了掩耳盗铃的自欺之举。

其实，放任外汇买卖的真正理由，只是为了方便外商银行及中国大资产阶级的资金外逃。宋、孔之流不但满脑子洋奴哲学，而且他们本身也都有巨额资金需要向外转移，自然不肯以一己私利的牺牲达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目的。结果，战争爆发之后，仍无限制地买卖外汇达九个月之久，平均每天卖出十万英镑，总计约3000万英镑之巨，对国家财政造成极大损失。直到1938年3月，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开张，公开发行钞票流通市面。消息传到汉口，财政部才着了忙，于3月11日公布“外汇请核办法”和“买卖外汇请核规则”，以防日伪套汇。不过，所谓的“办法”与“规则”，只是规定了中外各行在申请外汇时由中央银行采取分配制度，而对具体数额并无限制，外汇流出的大门仍是敞开的。于是，从1938年3月14日至12月31日的十个月间，由中央银行卖出的外汇数目仍达到480万英镑，不可谓不是一个巨大损失。况且，中国一面和日本军队交战，一面又卖出外汇给日本银行，公开资敌，真是古今中外的奇闻。所有卖出的外汇数字，只有宋、孔知道，即连财政部职能部门也不清楚，始终是一本黑账，不可谓不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其实，自实行外汇分配制度以后，因外汇供应量逐渐减少，遂有外汇黑市出现。当年8月，汇价曾跌至一元法币兑八便士以下，以后便盘旋在八便士左右。据说，汇丰银行秋间即按八便士左右买卖外汇，数月以来不但无亏，还有盈余。在这样一个官方外汇与黑市外汇的巨大差价中，宋、孔从中究竟赚了多少自然是一本密不透风的黑账。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当然不是宋、孔的工作疏忽，而是与他们的家族利益有极大干系，用齐宣王的话来说亦所谓“寡人有疾，寡人好货”了。

说来好笑，在烽火连天的枪炮声中，宋将宝贵的外汇卖给日本正金银行；然而，日本人不但不感激，反而通过正金银行以重金收买汉奸企图以暗杀手段置宋子文于死地，这真是应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俗谚了。复兴社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在《八一三抗战中的反间谍斗争》一文中，回忆了这一事件的经过。

淞沪抗战期间，宋所以受到日军的极度仇视，除了他的一贯主张抗战的强硬立场外，本是基于宋打出的一张“九国公约牌”。这是因为淞沪大战从8月中旬打到9月中旬，中方虽有不俗表现，但毕竟是敌强我弱，中方是在靠拼老本来支撑场面，参战部队为此而付出了重大牺牲。如果继续这样硬拼下去，前景如何？如果老本拼光，问题还不能解决，此后何以自处？这是中国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不能不表示忧虑的重大问题。

就在中国统帅部感到进退两难的时候，宋提出了打“九国公约牌”的主张，建议将战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交九国公约签字国“裁决”，由“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制裁日本”，以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争端。据说，宋子文此议，大得最高当局好评，以至于把“九国公约”视为救命符。即等而次之的军政要人亦都为之喝彩，声称这是“置日本于死命的一着好棋”；特务头子戴笠更是得意忘形地认为上海有救，和谈成功便是胜利。

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当然是一个不坏的主意，也是军事家的最高追求。不过，将此举移用到当时的中日战争，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的打算，不要说日本方面不可能接受欧美的“干涉”，即素来喜欢隔岸观火的欧美方面亦不会“笨”到甘为中国两肋插刀的境地。果然，经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国联方面频频申诉，9月28日国联大会总算通过了一个谴责日本案。此后，在中国的反复要求下，国联咨询委员会讨论是否采取有力行动以制止日本罪行一案时，只有英国代表在发言中还能有两句硬话，声明“此次冲突不能谓为事关两国，实则与远东有经济利益之各国均有关系”。并称：“国联对于停止战争的努力不应稍有松懈。”而其他各国均未有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表示。经中国代表力争，国联咨询委员会承认日本侵略行为是事实，但却死活不肯用“侵略”字样。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承认日本违反公约，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制裁措施，只是提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继续讨论中国问题。

宋子文的这一“谋略”，尽管只是一个虚声恫吓，甚至国联为此折腾了一个多月，亦未见有任何支持中国的实际行动。不过，在日本方面看来，宋竟然想到要用“九国公约”来给“大日本皇军”制造麻烦，真可谓“良心大大的坏！”“皇军”的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当然也更容不得处处与“皇军”为敌的国民党要人宋子文。据此，日本军方一边考虑如何应付“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干涉；一边给特务机关下达“密杀令”，设计除掉宋子文，以儆效尤。具体实施这一暗杀计划的，便是华北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助手南本实隆少将。

南本为日军高级特务，因其狡猾毒辣素有“毒蛇”之称，戴笠在说到这个日本特务时，曾感叹：“这条毒蛇表面上看来很老实，矮瘦个子，干瘪瘪的，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带一点天津口音，从容不迫，是一个阴谋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不是容易对付的家伙。”南本潜赴上海执行秘密任务的情报为中方情报人员截获，经戴笠授计，特工高手文强化装成被日谍重金收买的一名高级军官与“毒蛇”南本数度周旋，几番过招，终于弄清南本潜赴上海的目的，除了侦悉中国统帅部的作战部署外，亦负有以重金收买杀手对宋子文实施暗杀的计划。

据文强回忆，南本在与文强秘密接头时，“用利剑一般的舌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指责西方国家称霸，奴役东方民族。说中日是同文同种的国家，一衣带水，唇齿相依，难道允许破坏吗？”日谍声称：“一定要破坏和谈，对鼓励九国公约者采取非常手段。”南本说明：所谓“非常手段”，即指暗杀宋子文！并认为只要能杀掉宋子文，中日和谈的障碍就可以排除，九国公约干涉就会烟消云散。南本向文强面授暗杀手段：“我们知道宋家住在哈同花园附近，门卫森严，是租界巡捕房保护的重点，如果没有内应是下不了手的。最多的机会是趁他坐车外出，在上下车时动手，或者用手榴弹。此事能办的话，先给十万元中国钞，事成不会少于百万之数，请阁下雇用杀手来办。更重要的是搜集宋子文生活行动的准确情报，只要能做好这一着，我们也可派适当的人手参加。”

当时，戴笠和文强都对日谍的这一阴谋大吃一惊，为了不使“毒蛇”脱钩，亦为了能骗得更多的金钱，文强向戴笠贡献两案：第一案是唱“戏中戏”，办法是用暗杀手段造成假象，保证宋子文不受惊，也不受伤害，向日谍的要价不能少于法币50万至100万元，先交款再动手；第二案是同意保证办，但借故拖延时间不动手，绝不容毒蛇派爪牙渗入，代价与前案相同。戴同意第二案，认为“毒蛇”脱不了钩，钱可到手，宋部长不受惊动；戴批评第一案，理由是：宋部长在外交上、中国经济上，特别是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影响太大，如假戏真唱，一旦轰传出来，将使国家和前线不利，上海金融市场上的损失也很大。不说别的，光是股票落价，其损失就不止几千万，难道毒蛇所说的100万代价能弥补吗？戴并提出：“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这使我们提高了警惕，要加强对领袖、何部长等的安全戒备。”

弄清日谍的阴谋，戴笠决计先下手为强，“我看下一次见面就送他上西天”。为此，戴设计摆下鸿门宴，调动一批行动高手预先埋伏在约定会面的地点，只等毒蛇一伙入席，就将其一网打尽。到了行动的那一天，特务们均各就各位，但“毒蛇”一伙却久不露面。从上午9时等到下午6时，戴笠始下达撤离命令。原来，这一天清晨，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已从金山卫登陆，中国部队陷入腹背受敌的逆境，淞沪战役的形势急转直下，上海沦陷在即，所谓“九国公约”的干涉已不起作用；自然，宋子文打的“九国公约牌”亦失去作用。“毒蛇”一伙再次枪口下逃脱，这使戴笠与文强都懊恼不已；至于宋子文，自然是安然无恙！

“国家的事，有他们办，用不着我们了”

“鬼子进庄了！”11月12日，随着中国军队的仓皇西撤，举着太阳旗端着刺刀的鬼子像潮水一样涌进上海华界各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成为被日军势力重重包围中的孤岛。“大人不居险地”，孤岛亦不可久存。11月27日，宋子文与上海特别市市长俞鸿钧、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江湖皇帝杜月笙，以及金融界名人胡笔江、徐新六等人，搭乘法国“阿拉密司”号轮船离沪去港。

所谓“梦醒忽惊身是客，一船寒月到江村”；所谓“迢迢前路愁难罄，招魂去国两关情”。这是几联具有明代遗民倾向的诗句，以此来表达宋子文这个时候的心绪是再恰当不过了。从1886年1月13日父亲宋耀如回到上海传教到1937年11月27日儿子宋子文赴港逃难，宋家在上海整整生活了半个世纪，这里不但是宋子文出生与成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宋家飞黄腾达的腾龙之地，现在一旦离开其万千感慨确非一般人可以想象。

确实，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历经一·二八淞沪战役，西安事变，再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宋子文始终是一位力主抗战的斗士。现在，他的主张终于被国民党统治集团采纳，而他本人却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圈外人士。现在，别人都以党国要人的身份，或飞重庆，或去武汉，只有他，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国舅爷，只能在一片冷落之中默默地避走香港，无人送行，无人眷顾，更无人喝彩，说来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然而，最让宋感到痛苦的是蒋的背信弃义。蒋曾向他许愿，西安事变结束后由他与孔一起成立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由他出面组织抗战内阁，负起抗战救国的责任。现在，距西安事变已经近一年了，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平津沦陷了，上海沦陷了，南京也即将沦陷；可是，不但抗战政府没有成立，即过渡政府也是一句空话。最让宋愤愤不平的是，1938年1月1日，武汉方面传来消息，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孔祥熙以调停西安事变有功当上了行政院长，对孔的诺言算是兑现了；可是，孔所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一职，依然不肯让出；而虚悬的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居然赏给了亲日派巨头张群。对于调停西安事变的第一功臣、坚决主张抗战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宋子文，不要说没有登上行政院长、副院长的宝座，即便是等而次之的部长也没有能捞到。有功者遭受冷落，无功者甚至有罪者居然升官，如此功过不分，黑白颠倒！这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宋子文等来的是这样一个不堪的结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想到这些年来，自己为蒋家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甚至冒险犯难提着脑袋赴陕救主，终于保住了蒋的江山，结果还是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中，宋真是伤心透了，也灰心透了！一种负气之极、愤恨之极的情绪，正像战时的物价一样，一天天地高涨起来。宋子文怀着极度怨恨的心理，自抵达香港之后就决定不再返汉或赴渝了。一方面调整身心，一方面静观变化。在全面抗战的高潮时期，宋的出走海外，对当局者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合作的举动。

国民党集团内欧美派及对日强硬派领袖宋子文的出局，自然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的一件大事，也是让蒋、孔大为尴尬的一块心病。为了在国内外舆论中造成蒋、宋、孔一致合作抗战的国际形象，蒋、孔不能不电宋：迅速赴汉或返渝，参与抗战大计。蒋甚至密令人专程赴港邀宋，劝其与孔合作。谓国难当头，希望他能出山，参与策划和负责战时财政金融工作。但宋对蒋的这些甜言蜜语无动于衷，当即拿起球拍对手下人说：“我们去球场打球吧，国家的事，有他们去办，用不着我们了。”可见，宋实在是负气之极。

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宋赴港之后半个多月，孔电宋，谓：“宋董事长子文弟鉴：待商之事甚多，介兄与兄皆盼弟来汉，何日命驾，并祈先复。”孔并令大公子孔令侃从旁进言，劝“文舅”早日成行，赴汉赞襄大计。宋对老孔的电报与小孔的劝说，均是一个置之不理。孔公子复电老爸，称：“文舅侃再三说请其来汉，彼诿称暂不能离港，详情函呈。”

名义上，孔公子是财政部“特务秘书”；而实际上，却是代财政部指挥中国驻港各财政金融机构，成为事实上的财政部驻港最高负责人。本来，以宋的老资格，以及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中央银行常董与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身份，理所当然地是国民党政权驻港的“老大”。只是，从老孔到小孔，都不肯承认他的这个“老大”地位。结果，大凡从国民政府或财政部发出的公事，总要先指名发给孔秘书收。孔秘书看过之后，批一个“转T.V.”，才能送到娘舅手中。在这一收一转之间，宋俨然成了小孔的下级。宋对此大感不满，但一口闷气却又无法说得出口，实在是难受至极。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外甥与娘舅都挤到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不免要在利权方面发生许多的冲突。虽然，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所欣赏的那本《何典》的话说，就是“外甥弗出舅家门”了；但是，无论什么亲缘关系，大凡一入豪门便不好说了，《红楼梦》里的那一幅贾、王两大家族的争斗图便是一个明证。其实，如果曹雪芹再世，把孔、宋两大家族的争斗作一个实录，不啻又是一部“新红楼梦”。固然，这一次孔、宋香江过招，宋家出场的是主帅宋子文，孔家出场的只是新秀孔令侃。甥舅之间的实力，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不过，当时年仅20来岁的小孔，正是好勇斗狠特别能战斗的时候。况且，以小孔的背景，不但有行政院长老爸孔祥熙作政治上的奥援，而且有足智多谋的老娘宋蔼龄作幕后军师。如此，甥舅之间，正所谓两强相遇，从而上演了一出甥舅大斗法的活报剧。

果然，外甥首开杀戒，向老娘舅叫板了！

1938年1月5日，小孔一个电报打给老孔：“院座钧鉴：密。（一）宋部长处邓勉仁妄出高价，兜揽军火，为粤桂张罗购买，似此不特货价涨高，买采又不集中，谨乞分电粤桂当局，谕令军火一律由中央代买，否则不发护照，以杜分歧。（二）此次钧座长院，宋部长谓人此妥协内阁也，并表示所以不长粤或部者，因财政当局觊觎中国银行云。职侃叩。”

所谓“院座”，当然是指四天前就任行政院长一职的孔祥熙了。虽然是儿子给老子打电报，但在公事上，院座是院座，老爸归老爸，公私分明，这一点，孔大公子还是拎得清的。就内容而言，这是外甥向老爸告娘舅的状。不过，这一状告得很刁。一是军火问题，一是组阁问题，两个问题都十分敏感！可见，在权力角逐场上，外甥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是重拳！

所谓“兜揽军火”，既是当时甥舅间利权之争的焦点问题，也是蒋孔间一段不可告人的黑幕。本来，国民党的军火生意大都是通过宋子文向英美借款采购的，又因为外汇划拨业务归属中国银行的原因，这项业务也就一直掌握在宋子文手中。30年代前中期，从委员长蒋介石到军政部长何应钦，从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到兵工署长俞大维等人，都是在军事上迷信德国的时期。因此，德国亦成为中国的主要军火供应国之一。

但是，抗战爆发之后，蒋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中德的军火贸易已不便公开进行。只是为了补充德国武器和弹药配件，仍不免于暗中偷偷交易，渠道就是由兵工署以大陆华行的名义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专事向德国购进军火业务。只是，购进军火是要外汇的。而外汇拨付大权又掌握在宋子文手中，偏偏这位欧美派领袖极力反对与德国进行军火交易，所以，蒋不敢把这件事让宋子文知道。经过孔祥熙、宋蔼龄的幕后策划，终由蒋直接下达手令，将这件天字号的机密事项交大姨侄孔令侃办理。据此，小孔打着奉蒋委员长手令办理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在孔祥熙担任理事长的中信局内成立了一个兵工储料处，一方面办理德国军火采购事宜；一方面则利用土产出口以偿还军火款项。

可是，不但军火采购业务是宋的专利，即土产出口业务亦是宋的势力范围。早在几年前，宋就通过经手“棉麦借款”案与老美达成谅解，由宋控制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及中国茶叶公司等专营丝、茶、桐油、猪鬃、钨砂、镁砂等土产物资，向英美组织出口，用以抵押借款；并由南京政府明令公布上述物资为统购统销，以防止他人染指。

这样一来，问题大了。不但小孔的军火采购业务侵犯了娘舅的“领空权”，而且小孔的土产出口业务亦冲犯了娘舅的“领土权”。事涉“主权”，小孔自然不可能指望娘舅会有所宽容；但小孔要有所表现，又不能不从娘舅的势力范围里打开缺口。只是，一个军火采购，一个土产出口，宋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是奉了“圣命”的，小孔“后来者居下”无法施展拳脚扳倒老娘舅。思之再三，只有另出奇策了！这就有了1月5日那份外甥告娘舅的刁状：一来告发宋子文“妄出高价，兜揽军火，为粤桂张罗购买”军火，增加蒋对宋的猜疑与嫉恨程度，以离间蒋、宋关系；二来建议“军火一律由中央代买，否则不发护照”，剥夺宋的军火购买权。而所谓“中央”，自然是指孔老爸的行政院了。如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军火购买权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入自己手中。真所谓一箭双雕，妙计妙计！

小孔告了娘舅“兜揽军火”的黑状，似乎意犹未尽，又补上一条“妥协内阁”，谓娘舅曾表示“所以不长粤或部者，因财政当局觊觎中国银行”。这是进一步将老爸与娘舅推到势成水火的对立面。小孔为了给自己制造声势，竟不惜在至亲之间制造事端，推波助澜，小孔人小鬼大，心狠手辣，以此可见一斑！

不过，小孔的黑状，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当时，朝野确有种种风传，谓宋将长粤或长部云云。据说，西安事变之后，桂系主脑白崇禧曾向蒋建议，谓广东省政府主席最好由财政有办法的人担任；蒋问何人相宜，白即推荐宋子文，蒋遂表示首肯。但这件事已过去很长时间了，宋长粤的希望渐渐地就像泼到地上的一摊水，太阳之下不久就被蒸发干了。

宋氏再出无望，早已认定是自家人孔氏在暗中坏事，从而把满腔的仇恨都记到了孔大姐夫的账上。宋并不断诉之于人，谓中央欲畀我粤主席，而某要我交出中国银行，故未就。中央又欲畀我经济部长，而某又要我交出银行，故我亦未就。宋在这里虽未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某”字似乎非孔祥熙莫属。

宋在接见各方代表时，也曾公开声明：现在组织之政府是准备与日谈和，打算做亡国奴，我决彻底反对，我是革命党，主张抗战到底等等。这就等于是在指着孔院长的鼻子，大骂“孔内阁”是卖国政府了。事实上，孔当时确是奉蒋指令，先后通过秘书乔辅三、樊光，学生贾存德等人在上海及香港两地分别建立了三条和谈的秘密渠道，与日本军方眉来眼去。日本大特务今井武夫于战后出版的《中国事变之回忆》中，曾明确地将这几条和谈路线冠之为“孔祥熙路线”。

所谓“孔祥熙路线”，在当时属天字号机密，自不会被宋子文所全部掌握。不过，以宋与各方面盘根错节的关系，孔的这些活动也不可能完全瞒过宋子文。不要说宋子文与特务头子戴笠有极深的联系，即以宋氏一贯反对与日和谈的坚定立场来看，当然也会有许多反孔势力暗中向他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宋所谓“我是革命党，主张抗战到底”，正代表了国民党内抗战阵营的意见。

“宋国舅”与“孔连襟”的矛盾，是在一天天地激化了。

“口里叫哥哥，背后摸家伙”

尽管宋子文以“我是革命党”自诩，放肆地攻击“孔内阁”是卖国政府，但站在孔院长的立场，倒也没有惊慌失措的表示。事实上，所有的和谈举动，都来自最高当局，孔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与其说宋是在攻击孔氏，不如说宋是在攻击蒋氏。宋抓住这样一个令蒋反感的问题，企图做出一篇“倒阁”的大文章，岂非是大蠢驴一个！

其实，宋指孔骂蒋，殊不知正中孔的下怀。孔的策略，就是要把蒋、孔捆在一起，让宋放肆地加以诋毁。就在这一片叫骂中，进一步促成蒋、孔接近，蒋、宋疏远的格局。以此观之，孔的权术显然地要比宋高出一筹了。而孔的谋略，则是指使小孔以“莫须有”的情报不断地罗织宋的“莫须有”的罪名，一次一次地向最高当局吹风，以此从心理上彻底破坏最高当局对宋的观感。最明显的一例，就是在1月9日至14日的一周之内，小孔三电武汉，将有关老娘舅的各种政治情报通过孔老爸送到蒋姨父的老板桌上。

1月9日，小孔一电老孔，谓：“彼（指宋）要李拉白暨各路将领通电中央，对政府改组表示不同意见，而章乃器、曾养甫等从而奔走拉拢。此次异动尚未发生效力，但广西暨西南一派失意分子从而附和之，亦颇足废弛抗日将士意志。”李指李宗仁，白指白崇禧，这两个人都是让蒋头痛的桂系头子。以蒋的猜忌心理，平素最为痛恨的就是手下有人唆使军人反对中央。小孔巧妙地把宋与李、白等人搅和到一起，无疑是触及了蒋的痛处，也无疑是将宋推到了蒋的对立面。但是，对于如此重要而敏感的机密情报，小孔既不讲出处，更不提真伪。可见，小孔的这一手，明摆着是要在政治上置娘舅于死地。

1月10日，小孔二电老孔，谓：“倾月笙自广州归谈，铁城等极盼文舅赴渝汉共策国是，岳军每日电话中谓孔宋不洽，港方盛传一时，钧座屡电文舅，约其赓续为国努力，而小人挑拨离间，殊属可恶。闻改组以前，文舅欲长外交部，及铁部归并，任命公叔，又深恐钧座有改组中国银行中心组织，故与中国银行人物拢揽集中港地开会。闻李择一由苇、汪介绍，奉文舅命南来与日人有一套把戏。钧座长院时（文舅扬言此即议和幌子），纵令有人不惜牺牲个人名器，于此不韪，经此极力挑拨，媾和后反生纷扰。风雨共舟，犹多疑嫉，可胜惋叹。”这是借杜月笙的口指控宋子文不顾大局，企图染指外交，甚至私下与日人勾结，其居心甚为叵测。宋攻击“孔内阁”为“妥协内阁”，而小孔则攻击宋“与日人有一套把戏”，无非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家混战一场罢了。

1月14日，小孔三电老孔，谓：“中国银行方面人员日来在港迭开会议，由宋亲自主持，时人称贝淞荪、汪楞伯等为小皇帝，又称各地中国银行行长为督军。据闻，彼等对此次政府改组颇表示不满，宋未出山，认为系委座及钧座未加赞助所致。”从揭露宋勾结桂系军阀，到指控宋与日人关系暧昧，再到指陈宋企图以中国银行为基地，大搞独立王国与中央分庭抗礼，可见，小孔攻击“文舅”的火力已经不断升级。

显然，小孔的黑状起作用了。蒋对宋在港地的活动，已经不那么放心。2月5日，蒋命孔亲赴香港劝驾。不过，宋的大驾不是那么好请的。2月10日，蒋久候香港那边的消息不至，一个密电打过去：“孔院长：倾由港来友谈及我金融意见不一，甚为悲观，不胜系念。今迭次金融问题关系抗战胜负与国家存亡，在此生死关头，实为各方所注意，尤不可为敌方希冀所及，务须乘庸兄在港期间，由两兄尽量商讨决定具体之整个办法。如此次仍无切实办法，则不特谣言更多，人心动摇，且军事亦必受影响，为公为私，均不能不希望两兄为我分责，此时无论如何困苦艰难，吾人惟有共同担当，集中力量，即使见解上之异同，均当委曲求全，以利大局，想见两兄必有以慰我之忧念也。弟中正叩。”

字里行间，蒋对于宋几近于恳请哀求了；似乎“抗战胜负与国家存亡”，全系于金融一身；而金融问题，惟系于宋子文一身。以此论之，抗战胜负与国家存亡，全操在宋手了。在蒋的眼中，宋的地位竟变得如此重要，这是让宋子文没有想到的。其实，蒋的这一套“太极拳”看似柔弱，实则颇具内力，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个“苦肉计”。所谓“在此生死关头，实为各方所注意，尤不可为敌方希冀所及”，所谓“即使见解上之异同，均当委曲求全，以利大局”等等，潜台词就是：你宋子文再闹下去，岂不是甘为“敌方希冀所及”，以致影响军事，破坏大局么？宋子文即使是铁石心肠，看到蒋的这些颇具威胁意味的电文，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三权衡之下亦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果然，2月14日，孔的复电来了，称“吾兄关怀国计金融，尽筹铭感。弟自抵港，即与文弟商谈，伊很知艰苦，决以中国银行竭力拥护党国，弟等见解尚无径庭”云云。这就等于说，宋已经同意在金融问题上与党国保持一致，不再闹独立了；而且，宋已同意北上。2月18日，孔回到武汉，再次电宋，谓“归来晤介兄，经已谈及。介兄与兄急盼弟早日命驾来汉，何日行，乞先电复”。等到2月22日，宋的行期才决定下来。这一天，孔令侃破例直接致电蒋、孔：“委员长、院长钧鉴：密。子文先生决定俭日飞汉。谨闻。令侃叩。”“俭日”即指28日，一周后动身。宋子文终于同意北上了。

就像一个城里人，在乡下蹲久了这才感到乡下的清冷寂寞，虽有令人宁静淡泊的一面，但远不如城里的热闹繁华更让人着迷，更让人情绪亢奋激动。宋也许是在野太久了，重返政坛的愿望一天天地变得强烈起来。以古人的见解而言，所谓“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但是，这一次北上，宋并没有实现他盼望已久的入朝为官的目的，在野，依然只是他所能拥有的唯一选择。不过，官虽没得做，事情还是有得做的，这就是负责向英方洽谈财政及军火借款事宜。

本来，宋自避居香港后，便已负有蒋、孔的秘密使命：向英方接洽借款。此间，宋曾通过英籍金融顾问罗杰斯牵线，在香港多次与英国新任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详细研商”。小孔曾于1937年12月22日密电老孔，谈及“至此间外汇事，文舅意待罗杰斯返来后请其向英国政府设法”，即指此事。不久，英国政府答复：借款是可以商量的，但重要的是中国要能适应战时需要，维持财政金融局面；而这个人非宋子文莫属，英国希望能看到由宋子文重掌财政部。对于中国政府让宋子文长期在野，英国人甚感不可思议。卡尔大使赴华履新后，几次与蒋谈到英国对华贷款的条件，都直言不讳地提出孔祥熙可以继续担任行政院长，但不宜再主管财政，应由宋取代孔出任财政部长。罗杰斯可以协助宋管理财政，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英国借款。

事实上，不仅仅是英国人提出了这样的借款条件；当时，几乎所有的欧美各国政府均对宋表示好感。1938年初，立法院长孙科一行访问欧洲及苏联，曾有电报发给外交部长王宠惠并转汪精卫、孔祥熙，谓：“科等日前在荷兰晤商以各国物质助我问题，虽迭经我使节向各国政府接洽，但财政、军器均属专门问题，且者互有关系。自庸之先生去秋返国后，外间因负全责大员就地统筹，诸多不便，咸主建议政府选派一员有重望而与英美情感素笃如宋子文兄者前来欧美接洽，必可济事。兹值国联行政院重行决议声明书与远东有关各国推行助我之时，此举似尤急不容缓，除电达蒋委员长外，并恳裁夺。孙科、李石曾、顾维钧、郭泰祺。”

但是，无论是卡尔大使的建议还是孙科等人的电报，都不能帮助宋子文重返政坛，原因就是蒋对宋的恶感太深了。蒋曾明确对卡尔大使表示，他无法同宋子文合作，如果外国政府因为宋没有取代孔而拒绝对中国提供援助，他也只好接受这一事实；但中国在没有这种援助的情况下，仍将继续抗战。这就等于把路堵死了。其实，与其说是蒋无法同宋合作，不如说是孔无法同宋合作。其中缘由，不言自明。宋重长财政部之后，不但不会损害蒋的利益，相反，一切的功劳与光荣都将归于蒋委员长；而能够造成损害的，只能是孔财长的权益罢了。

正因为这一点，孔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宋重返政坛，甚至不惜对宋采取陷害手段。针对宋挟外人以自重的伎俩，孔通过精心设计予以有力回击，终使宋重返政坛的愿望落空。这样一场现代宫廷的咬斗，虽自始至终都在铁幕后进行，然仅以披露的冰山一角来看，仍不免有令人触目惊心之感！这正应了那句“口里叫哥哥，背后摸家伙”的老话。

确实，宋为了能重返政坛可谓动足了脑筋，考虑到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蒋已被孔手下一班人包围，宋在力量对比方面已处于劣势，为了能挽回败局，宋不得不另辟蹊径，走通洋人的路子，一方面借欧美政府的压力，迫蒋投鼠忌器；一方面动员欧美舆论，极力泼孔的臭水，以增加蒋对孔的恶感，迫孔下台。这当然是宋的如意算盘，也可以说是宋的病急乱投医了。然宋氏此举，确是给孔一个有力的威胁。孔到重庆后，每与心腹谈及宋，即恨恨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主张他陪蒋夫人去西安，是想借危难中缨冠往救，来恢复他同蒋先生的感情，总算做到。不料今天会落井下石地联合外人倒我。”可见，孔对宋这一“挟洋人以争宠”的手段，真是恨之入骨了。

如果说欧美政府方面，支持宋子文最力的是英国卡尔大使，那么，在欧美舆论方面，打击孔祥熙最力的要算上海《大美晚报》了。这是一家由美国人在租界注册发行的报纸，立场颇倾向于抗日，报馆中更有不少人原为税警团人员，与宋关系甚深。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外汇受到管制，兑换不易。因有此种关系，《大美晚报》由宋亲批，每日可兑外汇1200英镑之多。有此一条，《大美晚报》也就成了坚定的拥宋派了。而宋派势力则利用《大美晚报》的特殊身份，大捧特捧宋子文，对一味地谨身媚上只知奔走承顺的孔庸之先生也就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在讨伐老子的同时，该报搂草打兔子，对小孔亦予以无情鞭挞。

宋派势力对孔氏父子攻击最力的一次，发生在1938年3月间。当时，上海孤岛上抗日气氛不断高涨，对日妥协投降势力亦日益猖獗，尤其是随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国民党高层将出现新一轮权力分配之争，宋派势力策动《大美晚报》连篇累牍地著文，称誉宋子文能干，攻击孔祥熙无能，以至公开喊出“甚望宋复长财政部”的口号。对于上海新闻界发动的这场“倒孔”攻势，孔氏情报人员胡鄂公大感震骇。

3月14日，胡从上海向小孔电报：“近日《大美晚报》英汉文版对于院长暨我兄不时予以恶意抨击。昨日该报于评论栏、新闻栏、读者来函栏所载竟有三次涉及院长及我兄，其用心之恶劣，于此可见。而该报持论之用意大都在攻击院长，而为宋子文张目。据接近该报者调查，谓有与宋子文关系极深之数美国人，以为院长与英国接近，院长前次赴欧所签协定均为其支持，自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所得之援助亦以英国为多。故此数美国人拟不日秘密代表宋子文赴欧，对院长前在欧计划诸事设法予以破坏，若院长在欧洲所计划者失败，院长计划不行，宋子文即可望重掌财政，则中国政府之财政计划自必弃英向美。因此数美国人与宋子文前者向美所订之棉麦借款有关故也。所闻如是，用以奉告，望注意是幸。至该报所载各项新闻，另函寄上。”

胡是孔的私人政治经济顾问，上海孔公馆办事处工作人员，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是一个穿梭于军界、政界、新闻界、教育界的老政客，其八方结交的作风，通权达变的手腕，纵横捭阖的能力，都堪称一流，曾先后出任鄂军水陆总指挥、北方革命协会会长、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湖北省政务厅长、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因此人结交广泛，且在民初曾任鄂军都督府高等侦探科长，因而被小孔笼络，专做旧军政人员及日本驻沪人员的情报工作。小孔撤往香港后，办事处的工作重点放在情报方面，胡的作用更加突出，尤受小孔重视，不但另眼相看，而且批的经费也远胜他人。胡受此厚恩，工作更加卖力，从他所掌握的情报来看，可知其人对于宋派势力的工作已是做得相当深入了。

胡在上海一边搜集情报，一边相机对宋派势力进行反击。四天后（18日），胡向小孔报告：“自《大美晚报》英汉两刊连日捏造新闻暨评论称誉宋子文并攻击院座及我兄后，颇引起上海少数人士之揣测，弟以该报如此狂谬，殊足以混淆视听，因与钱纳水、龚春浦两兄及其他好友筹商抑制之法，并嘱其注意该项新闻之作用。适昨日上海文化界‘时事座谈会’开会，计如会20余人，中有教育、新闻、著作以及银行界等，届时《大美晚报》亦有人参加。因讨论对日经济关系，遂亦涉及《大美晚报》所登载关于攻击院座之文字。钱君纳水以著作家资格亦出席该会，当时钱君因藉此机会，遂谓‘该报此种举动，殊有碍中国政府之信用，际兹全国一致抗日之时，应如何巩固中央，方为新闻事业之天职，并望今后该报无作如此态度’云云。在会诸人，咸以钱君之言为是。事后，闻该报出席者告人云：‘《大美晚报》中有少数人与宋子文关系甚深，且曾服务于宋部下，故彼等甚望宋复长财政部’等语。又谓：‘该报中美国人与中国人联为一气。’云云。弟嘱钱君于此继续注意矣。谨以奉闻。”

宋派势力捅出“南尖社”事件

孔派分子终于给了宋派势力一个有力的警告，不过，上海这场斗争远未结束，孔派分子对宋派势力仍取严密监视态度。又四天后（22日），胡的第三份密电发往香港：“孔秘书：密。（一）据此间接近宋子文暨左翼文化分子向各方鼓吹称：中央此次所召集之六全代表大会，系接受中共改革中央政治机构主张而出，此大会之目的，亦即为实现改革中央机构而开，其改革中央政治机构目前之两大急务：（甲）即为中央容纳中共重要领袖参加中枢政权，以实现国共合作之主张；（乙）即为适应战时财政之需要而起用宋子文出长财政，以改革中国过去财政上一切积弊，而使合于非常时期之财政体制。云云。又据彼等宣称：美及俄等不积极助华，乃因亲英，而对负责解决西安事变之宋子文反置闲散之故，设六全大会后宋登台，则二国对华政策自变，故中共于此决予宋以有力支持，而《大美晚报》及少数人曾服务于前税警团者复推波助澜，不为有识者齿也。”

且不论这份情报的真实成分有多少，仅从这份情报所具有的政治敏感度来看就可知胡鄂公等人实在是制造政治情报的高手。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是涉及中央政治机构的改革问题，一个是涉及与中共政治力量的联手问题，一个是涉及英美等外国势力的支持问题，无不是让蒋介石头大的天字号问题。现在宋竟与这三个问题搅在一起，以蒋的多疑与警惕还会敢重新起用他么？显然，这样的情报送到孔氏父子手上正可以做出一篇大文章，完全堵塞宋子文重返政坛的道路。

胡将宋的文章做到这里，应画上一个句号了。其实，对于胡鄂公来说，打倒了宋子文文章只做了一半，还有一半文章没有做，这就是如何树立孔氏权威的问题。宋、孔之争，并不像证券市场的空方与多方一样一进必有一退，证明了宋的卑鄙无耻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反证孔的光荣伟大。一篇文章，只有在驳倒反方的观点后对正方的观点再加以充分地证明，才可以算是珠联璧合，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几何学上的“Q.E.D.（证明完毕）”。好在这种御用文章，对于老政客胡鄂公来说，并不是一道难题；何况，老孔在武汉，小孔在香港，而胡在上海孤岛，文章究竟做得怎样，老孔看不到，小孔同样看不到，有没有“证明完毕”全凭胡的自我感觉与电报汇报。

3月25日，胡的另半篇文章交卷了，答案是：“弟自沪上谣喙繁兴后，即协同钱、龚、易暨其他好友等根据院座年来尽力为国之种种事实，分向新闻、教育、文化、金融各界及社会团体而以第三者态度用极旁观之言词解释比譬，其谣喙似较日前稍息。”这只是一个导语，接下去才是主题。“至弟与钱、龚、易、陶诸兄所持最大理由，则谓吾辈处此非常时期，评论当世人物，应于其远大处着眼。孔部长自长财政部以来，处币制紊乱、国库奇绌之际，不顾一切之阻力，毅然统一全国币制，置中国、交通等数大银行于中央指挥下，且吸收全国现金以稳定外汇，而建立中国空前未有之法币制度，更加于中日战争爆发之际，复在欧美各国订立协定，以极弱之中国而敢与强大之日本持久抗战者，虽曰我最高领袖之神武与将士用命，而其财政之裕余实为一重大原因。处此敌军深入、寇患日张之时，设无孔院长于财政上思患预防作未雨绸缪之计，而今尚堪设想耶？以此听者极为动容，故宋子文一派虽复宣传如前，而一般人则多不直其说。弟又嘱令钱、龚撰为评论，在新闻报及其他杂志发表，至《大美晚报》造谣谓刚父先生（指孔令侃）在港购马所用汽车仅次于港督车等谣言，亦用种种事实说明之，现弟仍在陆续努力中。”

善良质朴的民众，往往把那些自称代表社会良知的报刊宣传视为人民的喉舌。可是，等到从屁股后面掀起他们的长袍一看，原来都是些不穿内裤的男盗女娼之流。孔、宋之间，当属至亲，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相互间尚且要不择手段地拆烂污；推而论之，国民党党派之间的咬斗，也就可想而知了。

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与武汉举行。会议开完了，宋子文依然没有分得一杯半羹的中央权力。消息传到上海孤岛，宋派势力极度失望之下不免锐气顿挫，士气大泄；孔派势力由是弹冠相庆，锐气大涨，彼消此长之际市面上回风顿起，形势立转了，这就有了胡鄂公4月18日的一份表示乐观的报告：“（一）日来沪新闻界、文化界、银行界对院座及兄观感已日趋正确，因彼等已认识我对日能抗战，在我政府财政充足，后者为院座苦心完成，设无宋某主持‘棉麦借款’及‘白银协定’，则效果更大，院座之补助暨大度苦心孤诣，世所罕见。此间各界已知院座实有关抗战前途，对兄亦已渐正确认识，因弟及钱兄等与人谈及兄在中日战争前已决心赴欧研究专门学术，院座亦如此主张，迨战起，最高当局以兄才长心细堪大用，乃坚挽出来任事，此实非院座及兄本意。因此，某方谣谤已不攻自破。此事温陵熊兄亦极努力。（二）此间自临全大会宣言及抗战要旨发表以后，极为振奋，以为大政方针已定，共党亦赞助团结，计划刊著论□□（原文如此），但该党沪党部昨接共党中央令，饬团结篇撤消，闻该党对中央态度突变加厉，因该党企图在此临全大会后改组中央机构，俾接近该党之宋某得握中枢大权，而该党亦可参加中枢大政，迨临全会闭幕，该党失望之余，态度乃变。”

在胡鄂公的笔下，不但把卫国战争的成果记到孔祥熙的头上，而且也记到了孔令侃的头上。一个是躲在幕后与日军偷偷摸摸地进行和谈的“两头鹰”，一个则是躲在香港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现在居然都摇身一变成了抗战救国的大英雄。一个政客的肉麻与无耻，可谓莫此为甚。不过，借宋子文未能重返政坛一事捕风捉影地攻击中共“对中央态度突变加厉”，正是袭击宋子文的一记重拳。这样的情报送到蒋的案头，对于早已被打翻在地的宋子文来说不啻是又踏上了一只脚。

孔氏父子利用其部署在上海的心腹亲信，将搜罗来的那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政治情报，通过各种渠道送到蒋的手上，终于防止了宋的死灰复燃。而宋亦开始意识到：利用中外舆论迫蒋去孔，以及宋派势力的迎宋复职活动，其实是做了一件大蠢事，反被孔派分子移花接木，巧妙利用，帮了宋的倒忙。

其实，也不只是英国大使卡尔、上海《大美晚报》以及一批忠诚过头的宋派分子帮了倒忙，即以参政员傅斯年等对孔不满的中间势力也同样是帮了宋的倒忙。此间，傅斯年拟在参政会提出彻查财政部长，并请财政当局报告国人中何人有外汇，有多少数目？傅且告人，言此事虽断吾头，亦不能禁我缄默不语，发誓必攻倒财政部到底，以达到目的。蒋闻言，即召见傅氏，询：“孔部长去职后谁继？”傅默然不语。上海闻人杜月笙在港时，将此事告诉孔令侃，并称“傅之此举，实所谓越帮越忙也”。小孔亦报告老孔，称“足见某公处心积虑，无时不思中伤”。

“吃一堑，长一智。”宋派势力翻然悔悟，当即调整策略发动新攻势。5月5日，上海工商通讯社发表特讯开始发难了，称“有所谓南尖社者，为某院长公子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聚居宿舍南角之一小集团，现扩充组织，纠合财政部中级官吏、金融界巨头之少爷公子及一部分空军官佐，其主要任务为反宋子文运动。该社大本营设香港，在广州、长沙、武汉、上海均设有分社”云云。

所谓“南尖社”，的确是一个以小孔为核心而集结的秘密团体，其创立过程与组织成员亦如上海工商通讯社特讯所说。不过，涉及“南尖”二字的起源，另有一说。据“南尖社”成员后来回忆，这是取自德语“纳粹”的同音，以示仿效希特勒纳粹党的团结与忠诚。其实，究竟是“南尖”还是“纳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孔令侃身边确有一个政治团体。并且，小孔为了遮人耳目，特地规定：南尖社的宗旨，纯粹为研究学术，相互联络感情，以示没有政治意义。小孔本人故意不出面，而让他的同学沈震百任社长，他自己当教父隐于幕后操纵指挥。一个小组织，搞得这么神神秘秘，鬼鬼祟祟，足见其中有鬼，亦可知小孔是有野心的。

宋派势力突然将“南尖社”这样一个秘密政治团体从上海孤岛中拎了出来曝光于天下，无疑地给了孔派势力一个意料不到的打击。本来，这些南尖社成员都是看中了小孔的政治背景，一个个如蝇逐臭地追着小孔大拍马屁，甚至不少垂垂老矣的政界、财经界、金融界的老资格也都甘心情愿地拜倒在小孔门下，一口一个“刚父兄”地叫，实在是不伦不类，把肉麻当有趣。然而，这样一个政治上的秘密突然被人识破，并且在报纸上公开捅了出来，不免大煞风景，既让人尴尬，更让人痛恨。

这也难怪胡鄂公怒不可遏了。在打给孔令侃的电报中，胡恨恨地写道：“弟阅悉之余，极为惊异。因前一、二月来，宋派徒党在上海各报纸上对于院座暨我兄造作种种新闻，藉以遂其阴谋与攻击之手段，弟竭尽智虑，而以第三者态度，与钱、易、陶、龚暨所有交好向各方用过去各种事实说明院座年来对于党国之贡献及我兄人格之高尚，因之上海各报纸月来于此类谣言已廓清无余。”这是胡的乐观。而现在竟捅出这么大的纰漏，胡事前竟一无所知，不能不说是严重失职，也不得不有一个解释与表白。好在虽未防范于先，事后却做了一番密查：“关于该通讯社此项消息发出之后，经弟暨钱君两日调查结果，方知该通讯社所载此项消息，亦宋派徒党所为，因彼等对于院座暨我兄近来所捏造之各种新闻，各报均一致拒绝登载，于是妙想天开，用极毒辣之手段，谓我兄组织团体，拉拢空军官佐，运动反宋，以宋现服务航空委员会，当此举国抗战之际，设空军一旦有失职轨外行动之处，则其罪则在我兄也。”

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工商通讯社的特殊背景。经胡鄂公挖地三尺，终于弄清这家通讯社的庐山真面目，原来“该工商通讯社之每月津贴，为某外国人及梁某代表蒋夫人所经手，每发出新闻稿，当寄送蒋委员长与蒋夫人处也。其用心之阴险，实令人不寒而栗。惟来日方长，难保宋氏徒党今后不继续造作此种毒计，究应如何防范与对付，俟弟之参政员实现时，弟当偕同梁父兄由港到汉，与兄当面计划一切也。此事关系至大，尚望特别注意”。

原来，宋子文一派所以要借工商通讯社的一块宝地捅出“南尖社事件”，目的就在直达天听，激起蒋对孔氏父子的疑忌心理。宋的这一路长拳，确是打得漂亮，也确是击中孔氏父子的痛处。事后，虽经胡鄂公请人向工商通讯社打通关节，并以所谓“当此抗日团结之际，此种消息迹近挑拨离间，现在日人汉奸等即以此种方法以冀分化中国内部”等语向该社施加压力，该社始表示以后不再发表此类消息；但宋派势力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

“治标之道”与“治本之道”

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政治家的阴谋，是由光明走向黑暗。如果说此前的孔、宋之争，在政治主张上多少还有些差别的话，那么自“南尖社事件”之后，孔、宋之争就已经完全堕入政治阴谋之争了。为了防止“难保宋氏徒党今后不继续造作此种毒计”，胡鄂公对小孔曾有“与兄当面计划一切”之说，究竟胡当面与小孔是如何计划的当然是一个大秘密，岂可与外人道及。不过，6月21日，小孔给老孔发了一份全面揭露宋的密电，从中不难窥见他们精心设计的“倒宋”计划，完全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其阴险与刻毒之处颇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电称：“宋年来对于院座是用尽种种方法——无论党内和党外，中国人和外国人，共产党和日本人，只要可以供他利用攻击院座之处，他无不利用，来作他攻击之手段。”这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口气，也是发起总攻前的一个战斗动员，用现代术语形容是在“煽情”也。接着，小孔发踪指示：“他之所以攻击院座，唯一之目的，就是想藉此以取得财政部，是更进一步，取得行政院长。”一语中的，果然了得。确实，这是宋志在必得的最大心愿，但未尝不是孔志在必保的根本利益。

话锋一转，小孔报告：“但他年来如此积极活动，而犹一事无成者，虽由其活动方式之过于浅薄，而且无条理，然其最大原因，则是委员长以其利用共产党，利用反蒋派（在七七、八一三之前），利用外国人之危险性太大且严重，而不敢重用。因恐一旦重用之，而有危及国本之虞也。”真是相门无犬子，20来岁的年轻人政治上就有了如此识见，实令人不敢小瞧。宋子文的失败，当初就败在对这个外甥过于轻敌了。老实说，以资历与实力而论，小孔也许不是子文的对手；然以野心与手段而论，子文也许不是小孔的对手。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正是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

也许读者诸君颇不以为然，不过，接下来的一段电文足以让你振聋发聩，大开眼界，不得不承认小孔的厉害。“弟于院座始终不主张予以直接反攻，何者？于院座之宽厚重道，实有所未宜也。惟宋于此，乃不因院座之豁达大度，有所感化而悛改，反自眩其术之巧，而于攻击之技，则无所不用其极，今若听其所为，而不思有以自卫之，则彼必将有不择手段之一日，以临我也。弟所谓自卫之道为何？其一即治标也。夫宋氏之攻击院座，而欲取院座地位以自代也。其唯一之惯技，则谓中央政府组织，不适于战时机构，中央经济政策，不适于战时经济计划。盖彼之意，假攻击中央机构以为名，而进一步地攻击院座以为实。是以攻击中央机构为烟幕，而以攘夺院座地位为目的也，因不如此，不足以掩饰彼在国难中之私图。故彼之用以联络各党派各个人者以此，而使各党派各个人以游说委员长亦以此。今为自卫之道，惟有将彼此种伎俩，尽情揭出，以唤起中央及各方面之注意。但弟于此，不惟不欲院座于彼有正面冲突之虞，且不愿第三者对院座有所怀疑（即于揭破宋国难中之私图），反之，院座凡于第三者偶谈及彼（宋）时，在表面上，处处咸作爱护恳切之词，如此，则欲见院座之豁达大度，其道为何？即将宋氏此等不顾国难，联合李石曾等自私自利之图，设法使日本同盟社或大阪每日、朝日等新闻发表后，再以上海暨日军占领区域群众爱国团体根据此种记载作为警告书，致电中央各领袖机关，以唤起注意。因此办法，其法简，其收效速，此即为治标之道。”

真是了不得！恐怕任何人看了小孔的这一套锦囊妙计都不免要目瞪口呆，为之击节三叹了。一叹小孔在电文中，不但尊称老子为“院座”，而且谦称自己为“弟”。儿子跟老子称兄道弟，虽说多少有些“非礼”的味道，但也颇能证明小孔的秉公办事，在家叫父母，在外称“院座”；进门称儿子，出门道老弟；在公言公，在私言私，无不当也！二叹小孔向老孔密授的所谓“治标之道”真正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但不欲老孔与宋有任何正面冲突，而且不欲第三者对老孔有任何质疑；反之，却授意老孔凡与第三者偶然谈及宋氏时，于表面上对宋咸作爱护恳切之词，以此显示老孔的宽厚重道，豁达大度。以不卫自卫，以不名自名，以不尊自尊；若乎圣人，谁能有此超凡脱俗的境界？三叹小孔密授的“出口转内销”的倒宋阴谋，不但其阴险毒辣之处，让人叹为观止；而且其手法之巧妙老猾，亦让人有踩雪无痕之感。

善良而纯朴的读者读到这里，千万不要以为这出“郎舅争宠”的好戏已经进入尾声，再翻不出新花样了。其实，好戏还在后头，这就是小孔向老孔密授的一段所谓“治本之道”。“其二即治本也。”孔令侃侃侃而谈：“但宋氏自用心切而冲动力大，以上所为，可以收效于一时，而不能使彼久安也。于此则惟有调虎离山，即使虎列于毒兽猛狮之群，设虑尤萌其兽性而不知所以自处，则结果必两败俱伤，此亦寓惩膺于爱护之道也。其道惟何？最好由院座召在汉的共党干部领袖王明（陈绍禹）谈话时，提及林祖涵君常来函报告陕西地方上的纠纷，当已面请委员长通令纠正告诫矣。院座于此可语王明曰：国难至此，今后国共应如何诚意合作，设此后再发生此类事件时，即请王先生便中告我，我即可商承委员长办理（凡共党请求院座之事，最好拿委员长作缓冲，如此方有退步）云云。院座与王明谈话时，可顺便谈及今后中苏关系应如何密切，而中国驻苏联大使人选，尤为重要，并可于谈话中，院座随便征询王明之意，苏联大使人选，以何人为适宜，若由王明说出宋子文后，院座即可说是只要是王先生的主张，我一定同意，设王明能使宋自动的、直接的或间接向中央表示，愿任驻苏大使，我一定设法使之实现。云云。盖王明最喜使小手段，如此，王明必使人向宋游说，做驻苏大使如何好。进一步的，可以如何如何，则宋亦必为之所动，若果实现而任驻苏大使，其所得结果，不外两种，即：宋与苏联和中共水乳交融，则宋之色彩红，必为内所排斥；若宋与苏联和中共而不协调，则中国共党必以为宋之驻苏大使，乃中共替彼活动而来，今宋有恩而不报，得鱼而忘筌，必群起而攻宋，以德院座也（且院座与王明多见面，必可影响左翼空气）。惟港报谓宋前日已由汉来港，设宋尚在汉，则此事更易实现，即宋在港，王明与院座晤谈后，亦必令在港共党干部向宋游说也。惟不识驻苏大使已内定他人否？此又调虎离山计也。等语。谨转陈钧察。职侃叩。”

在《史记·韩长孺列传》中，司马公曾有一说：“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以前读到这里，总觉得司马公不免有点言过其实了。父兄之间反目为仇，或许有之；但要说到以虎狼相譬，闻所未闻耳！然今以孔宋关系而论，固称不上父兄，但其郎舅关系确系嫡亲。可是，听了外甥的这一套陷娘舅于死地的“治本之计”，称他们是：虽有娘舅，安知不为虎？虽有外甥，安知不为狼？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当的比喻！

事实上，以虎狼之性而喻孔宋关系绝非夸大其辞，而是孔宋关系的真实写照。只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孔宋关系发展到今天这种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境地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本来，无论是蒋宋联姻还是蒋开府南京，都是得之孔夫人的助力甚多，而宋在初期都是持反对立场的。可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宋却成了最大的得利者，先后出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兼行政院副院长，成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首脑。反观孔祥熙，从工商部长到实业部长（由工商部与农矿部合并而成）表面上居于部长高位，但在当时民生凋敝、经济萧条的国情下并无多少工商业或实业可言。而且，即便实业部这样一个冷清衙门，在蒋二次复出时为酬谢鼎力助蒋汪合作的汪系大将陈公博最终还不得不交了出去，由蒋赏了一顶“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的名义送他周游西洋列国去了。

两相对照，一荣一枯，这是孔在心理上始终不能平衡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孔宋夫妇看来：宋子文的权力与荣华富贵，本是源于孔家人的助力。不是孔家出生入死地助蒋大搞分裂奠基南京，哪里会有宋的红遍国民党政坛。因此，宋子文上台，理应知恩图报照拂孔家。可是，宋大权在握之后，不但对孔家人无所表示，而且对孔主管的工商与实业也不肯有所关照，以致引起孔家的强烈不满，这是孔、宋龃龉的开始。

在蒋、宋、孔三角关系中，宋、孔都是以裙带关系而成为蒋的亲信。不过，宋为干才，孔为庸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于此，蒋在南京政府的创始阶段，用宋虽非所愿，但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抑孔亦非所愿，然亦属不得已而为之。这也是宋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凭借自身实力所得，并不感激孔宋夫妇的原因。

孔当然有自知之明，仅凭“山西票商”的那一套过时理论要与宋在蒋的面前华山论剑，无论如何是玩不过华尔街“练摊”出身的大舅子的。不过，孔的有利条件也是蒋、宋所不及的，这就是蒋、宋都是起自南方，在他们的夹袋中自以南方人居多。且自二次北伐以后，国民党统治区域不断向北方发展，南方人以其机敏而过于乖巧的个性要与气质浑厚而颇显木讷的北方人打交道，未免有不能适应的地方。而孔氏本起自北方，以山西籍及北洋政府鲁案督办公署坐办的关系，身边围满了大批山西人与山东人为其出谋划策，拉拢北方军政势力。久之，孔与北方的军、政、财各界都有了很深的关系，这正是起自南方的蒋、宋之流所不具备的，这就有了孔可资利用的人事资源。在蒋冯、蒋阎战争时期，孔利用其“北方资源”确是做了不少分化瓦解的工作，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北方派系背景。其实，宋任财政部长时期，军人无不想走宋的路子；但宋只喜欢留学英美的人，谁不会说英语，谁就不能得他的欢心。偏偏北方军人大多是老粗，在这一点上颇显得吃亏。因此，许多军人只好走了孔的路子。

正是挟有这样的“外力”，孔在蒋的帷幕中渐得蒋的重视，成为被蒋用来与冯、阎等北方军阀打交道的一张王牌。这是郎舅之间，由过去的挟内力以争宠逐步步入挟外力以争锋的时期。不过，以宋的精明机敏，当然不会对孔的这一手漠然置之。相反，宋反应十分迅速，当即效孔氏故伎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私交。郎舅争宠，可谓一着不让。结果，因冯、阎等人的势力不及张学良，故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政坛上宋是较为得势的。

但在“蒋妹夫”面前“宋国舅”有一个致命弱点，这就是他一向自视颇高，看不起蒋介石，认为自己比蒋聪明，不愿俯首帖耳于蒋。蒋要用钱，更是不痛快。蒋以手条说话，坚持手条一下银子立到；宋则坚持以预算为凭，这里说要量入为出，那里说不能乱开口子。蒋是随心所欲惯了的，哪里肯听宋的摆布受其牵制？偏偏宋个性倔强，轻易不肯在蒋面前低声下气，尤其看不惯蒋的颐指气使和盛气凌人。宋、蒋之间不但时有“顶牛”的局面出现，甚至会有拍桌子对骂的现象发生，这是宋、蒋在气质与个性上格格不入，也是他们始终不能愉快合作的重要原因。

从本质上来说，宋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说话办事，一派西式作风；个人的生活习惯，也是十足洋化，手下高级职员与他商谈公事也要讲英语；甚至和蒋谈话，也难得用他的浦东川沙话，有宋美龄在场就滔滔不绝地大讲英语，这当然被蒋看作是大不敬的表示。宋长期受美国文化的熏陶，钟爱美国式的民主，崇拜美国式的政治，是题中应有之义。而美国的民主政治，是先制定游戏规则，然后大家一起玩。蒋所接受的教育，本质上仍不外是东方式的，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气息；跑到日本振武学校接受了几年训练，又进一步渗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气质，更成为一个被东方文化所熏陶出来的典型的政治动物。东方人所谓政治，不外是先上台掌握大权，再制订适合自己口味的游戏规则，然后强迫别人跟自己一起玩。事实上，蒋称得上是玩东方政治的个中高手。这是蒋、宋在政治理念方面的重要分歧。

基于这些重大差异，注定了蒋、宋合作不会愉快，更不会一帆风顺。不过，蒋对宋始终怀有一种错综复杂的心理。因为至亲关系，也因为宋在财政金融方面确有开创新局的雄才大略，更因为南京政府尚处于创立制度与规模的初期，人才比奴才更重要。据此，蒋对宋虽不欲重用，不欲久用，但又不得不用，不能不用。可是到了1933年，经过宋多年的卧薪尝胆，南京政府的财政金融制度与规模总算奠定了一个局面。对蒋而言，守成时期，人才是要的，但奴才尤其不能少，宋走孔来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孔并不头角峥嵘，也不风流倜傥，似乎平平淡淡，庸庸碌碌。但是，在蒋氏眼中，孔的最大优点，是对蒋惟命是从；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蒋有电话来，总是毕恭毕敬地答话；任何时候，只要是蒋的手条，立即照办，从不打折扣。在孔氏心目中，听命就是原则，服从就是一切，这正是宋子文所不具备的。孔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期，何廉曾在孔手下担任过一段时期的政务处长，对蒋、孔关系有相当了解。何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颇能说明蒋、孔关系：“委员长把公家金库当作他自己的腰包来花销。尽管他花钱不是为他个人用，可他常下令动用公款给某个人或某项工程，全然不顾预算或程序。最活龙活现的一次，是1936年秋在孔祥熙官邸一次会议上，孔接到委员长侍从打来的电话，说委员长要这么一笔款子。这仅仅是一次电话传呼，也没有手谕。孔打趣地对我们说：‘看，委员长要款，我该咋办？’孔让他的秘书通知上海中央银行用专机把款送交委员长。”蒋下了手令，宋还不肯痛快地拨款；蒋侍从人员的一个电话，孔就忙不迭地用专机把款送上门去。这就是蒋、孔关系与蒋、宋关系在风格方面大相径庭的地方。

严格地说，孔、宋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孔是一味的柔佞，宋则是一味的高亢。孔的性情，基本上是一个“庸”字，孔氏字“庸之”，孔自称是中庸之庸，待人处事一本所谓中庸之道做到适可而止，留余地而不为己甚，留退步而不走极端。其实，这是孔的自我贴金罢了。在蒋、孔关系中，孔的座右铭是“谨身媚上”四个字，孔氏之庸实为庸庸之庸。宋的性情，基本上是一个“负”字，自负其才，自负其智，负气，负勇；虽干练精明，勇于负责，遇事能当机立断，不肯随世俗浮沉；然为人不免流于狂傲，失之好思好学，喜欢自作聪明、自行其是；为人处世，常以个人好恶亲疏划线，身边聚集了一批良莠不分的小圈子；与人交往，常因一言不合见于辞色而不留情面，以致招致众怨，等等。可见，孔、宋的不能合作，亦有着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异军突起的“公馆派”

“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诚哉斯言。蒋、孔合作以后，一改以前蒋、宋之间风波迭起的局面，一变而为风平浪静，波澜不兴。孔的镇山之宝，就是对蒋百依百顺，逢迎谄媚。孔官邸秘书处秘书夏晋熊曾长期在孔身边做事，夏回忆：从未看到或听说孔对蒋的决定有所违拗；侍从室送来许多密封的额外支付命令，孔无不照办。宋与蒋之间不能处好，就是缺少这一套。

孔摸透了蒋的性格，除了在工作中奉命行事以外，在私人交往方面孔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地不与军人接触，用孔二小姐的话说：就是“院长不结交军人，怕的是委员长吃醋”。孔上台后，一些元老派人物及CC系分子都曾有心联孔以壮其势。孔身边的谋士亦献策：乘机结合这些力量培植羽翼，巩固政治势力。孔颇不以为然，答以：“我们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联合这班人有啥道理”？可见，在孔氏眼中，孔、蒋关系完全是一种奴才与主子的关系，从孔的身上不但看不到现代政府首脑的民主意识，甚至也看不到古大臣之风。

孔以标准的奴才意识作为立身政坛的资本，这当然是宋做不到，亦不屑做的。宋不但有抱负，有主张，有个性，而且胆大妄为，常有突入蒋氏禁区的举动。诸如，与东北军张学良素有深交，与桂系军人勾勾搭搭，与广东军人多有交往等等；在广泛联络军人的同时，还办起了私家武装——税警总团；甚至与戴笠的特务系统也打得火热。戴亦毫不隐讳地向手下的特务吹嘘宋性格豪迈，“很有气魄”！一个军队，一个特务，这些领域都是蒋的悬禁，绝不欲任何人染指。蒋曾明确警告戴笠，不要向宋的中国银行借钱。在郎舅争宠中，宋之不敌孔氏，亦如宋不敌蒋氏，本在意料之中。

然而，孔的最大优点是能主动替蒋分谤，勇背黑锅。孔氏上台以后，经济建设方面不但不能展布新局，相反形势却是越来越糟，个中原因，除了孔是一个庸庸之臣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孔为了满足蒋的剿共军事需要早已把国库里的银子罗掘一空。为此，报刊舆论对孔时有冷嘲热讽的文章；官邸秘书处也时常接到匿名信，把孔骂得体无完肤，甚至有杀之而后快的激烈言辞。但孔对此每每一笑置之，从不作任何置辩，更不以此向蒋推卸责任！反观宋子文，一旦与蒋意见不合，不但动不动就闹辞职，撂挑子不干，甚至公开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对领袖百般要挟，拆蒋的台面，让蒋下不来台，这是蒋最为痛恨的。所以，宋有麻烦，蒋不但不肯庇护，相反要落井下石，赶宋下台；而孔有纠纷，蒋不惜居间纡尊调停，处处加以呵护。

宋氏下台，固主要出于蒋、宋在国策方面的分歧；但在初期，宋未免不存有几分赌气的味道，意即南京政府财政金融这副烂摊子也只有我宋子文能维持下去！其他的人，谁有这个本事？这也就是要蒋的好看了。等到蒋挑来挑去，挑中的竟是姐夫孔庸之，宋虽怏怏不乐，颇有责庸之拆台的意思，但在内心不免也有些幸灾乐祸，以为由孔来掌握财政无非是垮得更快一点罢了。于是，宋对自己的信心更足了，以为要不了多久蒋就要恭请自己重新出山的。也许到那个时候，自己肯不肯出山还要看看自己的心情。哪里想到这样的局面并未出现，这不但让宋深感失望，而且对孔渐有怨恨心理，认为自己下台原本就是出之孔的挤兑。据此，郎舅之间的关系，有点复杂了。原先的蒋、宋斗法，渐渐演变成孔、宋斗法。

其实，宋、孔比较，两个人都是蒋手下的聚敛之臣和搜刮高手，就其敛财手段而言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这就是：宋的敛财术多少有些绅士气，方式上较为隐晦，往往要拐个弯，或许是稍为看得长远一些，不像孔那么明目张胆、露骨、直接，丝毫不计后果。这正如钱昌照所说：“孔、宋都爱钱，不过宋搞钱搞得漂亮一些。英美人对宋的印象比对孔好。”略举一例。孔、宋都是滥发公债的老手，但宋对这一手乐此不疲，且不厌其烦；而孔对此颇不以为然，孔曾对亲信秘书夏晋熊说：“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这真是直率得可爱了。虽然滥发的公债最后都成了废纸一张，但宋仍愿意以此作遮羞布，也许是宋多少还讲一点政治道德吧！而孔更喜欢明火执仗地抢劫，当然也就毫无政治道德可言。就孔、宋的理财观而论，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其实，孔、宋的最大区别，不在内政而在外交，更简洁地说，是在对日外交方面。大体而言，孔主联英，宋主联美。孔做军火生意，主要在德意。以孔为理事长的中信局，就是专做德商生意的。而宋做军火生意，以美国为主。这是他们在垄断军火生意方面所划分的势力范围，自然不能称之为政策的差异。但是，在对日政策方面，孔明确主张与日谈和。孔不但在私下通过几条线与日方保持和谈渠道，而且在公开场合大放和谈厥词。1938年11月，全面抗战已经一年多了，孔居然敢跑到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责备“主战派何不再待两年以便从容预备”，以此受到参政会的猛烈抨击；宋是国民党内坚主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强硬派代表人物。自九一八以来，始终反对与日本有任何形式的妥协，其立场可谓一以贯之。惟有此点，孔、宋称得上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以此观之，宋下台，孔上台，只是人事上的变化，而不是政策上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萧规曹随”。宋那么自信地估计，自己下台之后南京政府的财政很快就会崩溃，这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继任者的能力所致。其实，财政金融这副烂摊子，如果说宋子文能维持下去，那么孔祥熙同样也能维持下去。这不是抹杀宋、孔个人才干上的差别，而是说孔不但在财经政策方面沿袭了宋的一套，而且宋布置在财政金融领域的一班人马差不多也被孔挖了过去。表面上看起来，财政部长是孔在做，但与宋在做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严格地说，现代政治只是一个幕僚政治。政治的成功，不但取决于政治首脑的才干，同时也取决于政治幕僚的见识。同样，现代财政也只是一个幕僚财政。财政的成功，不但取决于财政首脑的能力，同时也取决于财政幕僚的水平。在这样的格局下，如果只是首脑发生变化，而政策依然是“萧规曹随”，幕僚依然是“涛声依旧”，那么期望大局会发生变化显然是一个离奇的想法。而宋在财政金融领域里所作的人事布置竟会被孔一批一批地拉拢过去，并在孔身边形成一个坚实的“公馆派”，这大概是宋没有想到的。不过，孔能玩出这样一个大手笔，应归功于公馆派的核心人物、宋的大阿姐宋蔼龄。

据钱昌照就近观察，宋家兄弟姊妹中，“蔼龄绝顶聪明，善于搞钱，搞到的钱有美龄一份，用不着美龄出面”。这样，就等于把蒋、孔两家绑到了一起。结果，本来是宋、孔两大高手的单挑，经过蔼龄“四两拨千斤”变成了宋一人独斗蒋、孔两大高手。宋之好汉不敌双拳，是可以想见的。况且，在这场家族大战过程中，蔼龄并不是仅作壁上观，而是一个发踪指示、运筹擘划的阴谋家，不但蒋氏作出以孔代宋的决定是靠着她的策划一步步实现的，而且宋子文给孔祥熙设下的路障，也靠了她的智慧一个个被顺利排除。

本来，宋下野时，对人事方面已有严密布置，暗示财政部次长以下的高官都辞职不干，以示同进同退，给新任财长一个措手不及。这正是两年前宋对付孙科的一个老手段。孙科吃了一个大亏，焦头烂额之下不得不自动交卸，恭请宋重新上台执政。这一次，宋穿新鞋走老路，指望大姐夫成为第二个“孙太子”，哪里知道完全打错了算盘。

财政部中，第一个不肯辞职的是政务次长邹琳。邹说得上是宋手下的老人了，1926年任广东盐务总处处长，1928年1月任财政部秘书长，12月转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1932年7月升任财政部政务次长，可见得是宋子文一步步把他拉扯大的，称得上是宋子文赏识的第一个心腹了。但宋走孔来，“邹政次”不为所动，宋也许要大失所望了。常务次长李调生虽然辞职了，但新任常务次长秦汾由会计司长升任。秦汾也是宋手下的老人，这一次不但升官，而且权力很大的会计司长一职仍然兼着，可见秦次长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时投靠新主了。

在财政部司长一级高干中，关务署长沈寂玉、盐务署长朱庭祺、公债司长郑莱、国库司长余梅荪、钱币司务长徐堪等都表示要跟着新主子孔部长继续干下去。比较而言，总务司长邓勉仁、赋税司长袁励宸两人捱到1934年5月辞职他去，多干了半年。不过，像邓勉仁这种人真正是宋的第一心腹，即使他想要干下去，孔亦不欲他干。可见，宋的下台，真正肯与他同进同退的只剩下一个李调生了。事实上，李次长的这一“同退”就再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十足的“冤大头”一个。

不过，宋子文下野了，要求他手下的人也跟着他挂冠求去似乎也不公道。一来，宋这一次的辞职显然不同于两年前。那一次宋是与蒋同进同退，宋东山再起的机会是掐指可数的。而这一次，宋是被蒋赶下台的，宋究竟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谁都不敢打这个包票；二来，这一次的宋走孔来，走的是皇亲，来的是国戚。所谓“满朝朱紫贵，都是一家人”，说到底不过是蒋、宋、孔三大家族的一次内讧，孰对孰错总归是蒋的家事，其他人犯不着跟着趟浑水；三来，宋虽然不当财政部长了，但还可以当国府委员，当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高官尽可以做下去，厚爵也尽可以拿下去；即使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以他的腰缠万贯生计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次长、司长一旦辞职，如果不能找到新职，马上就是一个饭碗问题，老婆小孩都要跟着喝西北风。“兹事体大！”不可不三思而后行。

事实上，孔的精明与高明正是照单接收了宋手下的这一批人马。老实说，经宋多年训练这批人早已成为职业财政官僚，其中尤以徐堪与陈行最为典型。

早在1928年初，徐堪就在宋手下做事，并出任钱币司司长。因其办事干练，为人机敏，点子多，颇得宋氏信任。宋下台后，徐很快转向孔氏，继续稳坐钱币司司长的宝座；但在表面上，徐对宋依然恭敬有加，奉命惟谨，周旋于孔、宋之间。徐以其多变手腕，居然既得宋的谅解，亦得孔的欢心，不但对稳定宋之后的财政金融局面出力颇大，而且甘当宋蔼龄操纵上海证券市场的黑手，以欺诈手段大发股市财，从而被视为“孔公馆”的首席台柱。1935年7月，孔以财政部常务次长一职，酬谢其对孔氏家族的“杰出贡献”。

比徐堪更不堪的是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陈行也是在1928年初被宋引入财政部，出任金融监理局局长、钱币司司长等职。当年10月间，南京政府中央银行成立，宋提名陈行为理事会五名常务理事之一，并出任第一任副总裁，实际上是替总裁宋子文在上海“看家护院”，主持中央银行的常务工作。与徐堪、陈行长期接触过的人都认为：徐虽贪婪而干练，陈则唯唯诺诺而庸碌。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家伙，从1928年到1947年任中央银行副总裁长达20年之久，可谓民国政坛的一大奇闻。其实，陈行起家的最大资本，就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时是宋的同班同学。然而，陈虽由宋一手提拔，同样是一个“风派”人物。中央银行易主，“宋家店”改成“孔家店”，陈行很快表示对新主效忠，成为孔的著名“腿子”之一。

徐、陈都是财政金融方面的行家；而且手下自有一班蟹脚，分布在财政部与中央银行的各个部门，这就在宋的势力退出后不至于在财政金融领域出现大的紊乱局面。事实上，在宋、孔交攻的最初两年里，由于双方的名攻利夺之争尚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蝇营狗苟、你死我活的境地；也由于有宋子良的居间调停，从而起到了延缓双方矛盾激化的作用。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宋氏家族可以分为两派：宋子文、宋子安是一派，宋庆龄接近这一派；宋蔼龄、宋美龄是一派，宋子良接近这一派。不过，自蒋氏背叛大革命以后，宋庆龄早已与宋家分道扬镳，不再过问宋家的事情。而宋子良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与蔼龄、庆龄、子文、美龄等人都不同，子良没有政治抱负，没有原则立场，亦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有的就是怎样搞到更多的钱。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不但子良与蔼龄、美龄等姊弟之间只有一致，没有矛盾；而且子良与子文、子安兄弟之间，大体上也能保持一致，没有尖锐的冲突。相反，由于子文或孔氏夫妇在搞钱时需要有人出面主持，同时也由于是至亲关系，这就造成了子良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宋、孔纷争过程中子良成为唯一能对双方进行沟通的人物，以致被双方所器重，双方争相为其加官晋爵。仅据粗略统计，30年代，宋子良假宋、孔之手，或由宋、孔公开赠予各种金融或实业方面的头衔就有：上海浚浦局局长，大河沟煤矿公司常务董事、协理，中国国货银行董事长，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中央银行理事，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华美烟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晚报》馆、《时事新报》馆、申时电讯社等银团或企业的董事，国民政府金融顾问委员会第三组委员，邮政储金汇业局监察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任等要职。

无疑地，这些唾手而得的头衔为子良制造了许多发财机会。同时，子良的特殊地位，也为他在宋、孔之间调节矛盾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宋、孔的隔阂就已经很深；但出于种种原因，双方都不想马上撕破脸皮，至少还想维持一种表面合作的局面，这就为子良在宋、孔之间转圜留下了余地和发挥的空间。子良一度成了宋、孔之间的一道润滑剂。

不过，宋子良尽管以其特殊地位在矛盾重重的宋、孔间游刃有余，大有“甘蔗两头甜”的味道，但由于蔼龄以其大姐的地位与高超的手腕，不但孔氏惟命是从，即宋美龄也是言听计从；况且自子文下台后，孔身居要职，颇得蒋宠，各方面都显得更为得势，以子良的市侩哲学表面上奉行中庸之道，但事实上已经站到了孔氏一边，成为公馆派的核心人物。战前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的“三不公司”，就是以宋蔼龄为大老板，以徐堪、陈行、宋子良为主将的一个黑幕机构；“三不”即：“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的简称，真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正因为有子良的居间调停，宋、孔之间的矛盾始得以缓和，以致在改组中国银行、币制改革等重大事件中孔、宋一度还能加以合作，这就使得孔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对宋以后的局面从容加以布置，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宋蔼龄为灵魂，以孔祥熙为首领，以徐堪、陈行、宋子良为大将，以吴启鼎、盛升颐、鲁佩璋、边定远、谭光、傅汝霖等人为蟹脚的“公馆派”，成为在财政金融系统为孔氏打天下的智囊团与冲锋队。等到宋子文发现中计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孔在财政、金融方面的人事都已部署停当，宋企求东山再起的条条大路几乎都被孔氏切断；即便是蒋在西安事变期间的许诺也由于孔的坚决反对，不得不成为一块画饼，这是宋、孔矛盾进入势不两立阶段的开始。

“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

如果说在西安事变之前，孔、宋关系还维持着面和心不和的局面的话，那么在西安事变之后，孔、宋关系完全进入了壁垒分明的时期。从而在国民党政坛上出现了“有宋则无孔，有孔则无宋”的现象。此外，以孔令侃为代表的孔氏第二代传人开始进入政坛，从老爸孔祥熙到老妈宋蔼龄都有了要小孔接班的念头。据说，第一夫人宋美龄亦曾许愿孔家，有意扶持小孔登上南京政府部长的宝座。

事实上，早在小孔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阶段，老孔为了能让小孔继承自己的衣钵，就已经遵循夫人的吩咐先是为小孔谋得交通银行官董的身份，然后把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公事交小孔带到学校去批阅，以便历练小孔混迹官场的一套本领。结果，在圣约翰大学的课堂上，先生在上面讲课，小孔在下面替孔部长与孔总裁批办公事。批完了，或签一个字或盖上老孔的图章，一样有效。在局外人看来，只以为南京政府的公事是多么神圣；然到了局内人眼里，原来只是一种儿戏，真让人不敢想象！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独小孔的公事批得老练，而且野心膨胀得也很快。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大凡搞政治的人都知道有“班底”一说。小孔要成为“孔二世”，当然也少不了这一套。于是，在圣约翰大学，小孔把终日追随身边的那批“屁仔”纠集起来，组织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宗派小集团，以便日后冲击政坛，问鼎政权，所谓“南尖社”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据小孔的圣约翰同学、南尖社成员邢铎回忆：这个组织初期吸收的只是一些同学，但后期吸收的社员已经包括政界、商界、金融界、教育界的各路神仙了；地区亦从上海扩大到南京、香港、重庆、广州、天津等地。可见，这已经不是“小儿科”，而是大手笔了。

更妙的是，老孔为了能让小孔早日登坛拜将，培养人望与资历，积累经验与地位，还在小孔大学刚毕业时就给他挂了一个“财政部特务秘书”的头衔，然后在上海孔公馆设立了一个财政部驻沪办事处，比照蒋委员长的侍从室成立了机要、秘书、情报、总务、财务等组，由小孔全权负责，具体处理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在沪一应大事。据说，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特务秘书，不但可以替孔部长签字画押当家做主，而且可以指挥副部长以下的财部大小官员。如此，小孔凭借办事处这样一个“孔氏侍从室”，既可以办理涉及国家财政金融方面的机密事项，又可借此熟悉政坛内幕及公事，还可以借此联络各界名流，培养人望，夯实政治基础，真可谓一举数得了。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孔令侃，已成了财政部的“影子部长”及中央银行的“影子总裁”。大凡涉及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在上海地区的一应大事，不走通这位孔特务秘书的路子，往往是要碰钉子的。即便是老舅宋子文出面，小孔照样不把他放在眼里。全面抗战爆发，老孔以中国政府特使的名义率团赴英参加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国难当头，财政部无人，事关金融大局的稳定，蒋亲嘱宋子文代为主持。小孔对阿舅的乘虚而入，大为警惕。当即利用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的名义，与阿舅大唱对台戏。一时两军对垒，相互攻讦，闹得乌烟瘴气。这是小孔与阿舅的第一次试剑。

外甥孔令侃的一步登天，比之阿舅宋子文当年“火箭式”的升空还要令人不可思议。而小孔对手下一班南尖社同学的政治交代，听了更是让人咋舌：“咱们给院长办事，大家要好好干，你们现在多辛苦些帮助我，把我捧上去，我就可以把你们一个个地拉起来了。”这就很有点像民间风行的“老鼠会”了，先是众人帮一人，后是一人拉众人。南尖社社员也都在私下相互鼓励：侃兄说过，他的姨母有意将来叫他当部长，咱们将来都错不了。可见，从孔祥熙到宋蔼龄再到宋美龄，都已经有了要老孔将部长宝座父子相传的政治野心。孔宋夫妇既存了这个私心，当然要把宋子文的重新出山视为是阻碍孔家子承父位的最大敌人，以致下最大决心对宋子文重新出山的企图予以封杀。

就事实而言，在这场甥舅大战中，小孔对老宋的下手之狠，火力之猛，都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而许多手段的运用，不但已经到了不认阿舅的境地，完全是有意羞辱宋子文，其动机之卑鄙，出手之阴毒，都让人难以置信。1938年初，老宋与小孔都被日军赶到了香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正是外甥单挑阿舅的最好时机。而小孔为了在气势上打倒对手，竟出语惊人地公开扬言要与娘舅的小姨子“拍拖”，亦即要娶宋子文老婆张乐怡的小妹做老婆，这不能不视为是孔、宋家族的一大新闻！

宋子文与张乐怡的结合，本有许多传奇色彩。自从“拍拖”七小姐盛谨如而吃了盛家的闭门羹后，宋在心理上颇受打击，不过，也许是应了那句“情场失意，赌场得意”的民谚，宋是“情场失意，官场得意”。南下广东，几年之间连滚带爬，荣任财政大臣一职，真是威风不可一世了。南京时期，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孔两家做部长”的政治民谣已经是不胫而走。若论今日宋家之威权，比之当年盛家之鼎盛毫不逊色。据说，宋任南京政府财长后，七小姐曾企图再续前情。泼水岂可复收，宋不但不为所动，而且极力主张没收盛家财产，以报当年一箭之仇。盛家惊出一身冷汗，通过走了曾有大恩于蒋的江浙财阀叶琢堂的门路，总算得到蒋的谅解，宋秋后算账的阴谋落空。盛家经此一击，知道盛家既非当年的盛家，宋家亦非当年的宋家。宋家的路子，是非打通不可的。但宋子文这方面，是再难下手的了，只能走宋蔼龄的门路。于是，由盛升颐老婆与孔夫人拉起旧交。盛氏夫妇投孔宋夫妇所好，每礼拜必到西摩路宋家老宅参加孔宋家族的私家礼拜，虔诚地聆听牧师宣讲福音。由共同的宗教信仰而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很快成为“公馆派”的中坚分子。

宋恋爱七小姐失败，几度青春虚度，一晃眼已经是三十好几的大龄青年了，依然没有对上“象”，不但宋部长郁郁寡欢、无以排遣，而宋家一班人亦很焦急。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但姑爷不急媒婆急，又有什么用呢？好在万事总有转机的时候，宋的机会来了。1928年夏天，宋赴庐山避暑，住在木商张谋知的别墅里。张为江西九江巨富，以经营家具业发财，在庐山建造别墅，壮丽冠全山。时张的掌上明珠乐怡小姐年方19，绰约多姿，奔走于达官贵人之前落落大方，清纯可爱。宋一见倾心，惊为天人。然乐怡小姐虽属鲜花怒放之窈窕淑女，而情窦实在将开未开之间，对宋的痴心钟情似了然而又未必了然，只是时时邀宋出游或同出驰马，或共作游戏。

小女娇憨，未识机心，只是“安哥，安哥”地叫个不停。所谓“安哥”，是英文“叔叔”、“舅舅”的意思，与中国民歌中的“情哥”一说大异其趣。宋听到这个称呼，心中不免怅然。的确，这一年，宋已经35岁了，比张小姐年长16岁。宋很清楚，以自己这个年龄做张小姐的“安哥”是可以的，做“大令”是不宜的了！不过，这个时候的宋子文对张小姐确是倾心太久了。

一切热恋中的情人，都像喝酒过量之后进入似醉非醉阶段一样，从智力到心理都开始失真，从而说出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醉话。尽管也清楚自己这个年龄不宜做花季少女的“大令”，但是每当“宋安哥”看到张小姐那种春光四射的倩影与娇羞天真的举止及稚气无邪的笑脸时，一切的顾虑都顾不得了，剩下的只是一往无前的勇气。一次，子文“安哥”与乐怡小姐双双驰马出游，在一片幽静的林荫之下宋急不可耐地抓牢乐怡的纤纤玉手，气短声促地说：“怡，我爱你，我实在离不开你。我请求你答应同我结婚。如果你说一个不字，我财政部长也不要做了。”

年轻貌美的张乐怡

 

宋子文热恋年轻貌美的张小姐，这是真的；但要说热恋不成，财政部长都可以不做，这确是一时热昏了头的鬼话。不过，宋面对玉人的这一番誓言，确是落地有声！真可谓：部长诚可贵，声名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二者皆可抛。谚谓“英雄难过美人关”，信然！其实，何尝不是美人难过英雄关！女孩儿涉世未深，心地单纯，加之心肠软，经不住男人一番拿腔拿调低声下气的恳求，早已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了。玉人张乐怡眼看平时高不可攀的宋部长爱她竟爱得如此专注，如此疯疯癫癫，当即被感动得欢喜无比，芳心中很快注满了爱怜之意，心甘情愿地接受“安哥”的征服，成了一个宋部长的爱情“俘虏”。小姐决定以身相许，剩下来就看木商的态度了。张家有的是银子，缺的是社会地位。有了宋子文这样一个皇亲国戚做东床快婿，打着灯笼还找不到呢，哪里还有拒绝的勇气。就在这一年秋天，宋子文与张乐怡结为伉俪，江西的木商做了宋部长的老丈人。

宋子文与张乐怡的结婚照（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张小姐成了宋太太，从辈分上说也就是孔令侃的大舅妈。不过，从年龄上看，这位大舅妈其实比这位大外甥还要年轻三岁。至于说到大舅妈的妹妹，不用说，自然更要比这位孔少爷年轻多多了。可见，孔大少爷口口声声要娶张乐怡的妹妹做太太，至少在年龄方面并不是无理取闹。只是，这样乱伦的事情，不用说宋子文与张家会不会同意，只就自称为孔圣人后裔的孔家而言究竟是说不出口的。

或许，这只不过是孔少爷虚晃一枪罢了，孔令侃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虚虚实实的效果。其实，就在大外甥口口声声要娶宋娘舅的小姨子做老婆的时候，早已与盛家老七的老婆白兰花“拍拖”得难解难分了。原来，孔令侃在港期间住在九龙半岛，每天到香港本岛办公。中午就在盛家老七盛升颐的家中用餐并午睡，由盛七太太精心侍候。盛七太太绰号白兰花，本是交际场上的人精，风月场中的老手。虽已30多岁，但由于保养得法，打扮入时，仍显得风韵迷人，别有一种风情。白兰花只是略使手段，孔少爷就已经被撩拨得欲火攻心，不能自持了。从此，盛七公子明媒正娶的太太成了孔大少爷暗度陈仓的情人。

就辈分而论，白兰花是盛七小姐的嫂嫂，而盛七小姐又是宋子文的初恋情人。对于外甥孔令侃来说，虽然未能如愿娶到宋子文老婆的妹子，玩一玩宋子文旧恋人的嫂嫂多少也算是报了阿舅宋子文的一箭之仇。外甥为了打倒阿舅，不但在政治上极尽诬陷攻击之能事，而且连起码的人伦道德都顾不上了，这对于自诩为孔圣人后裔的庸之先生来说不免是一大讽刺。豪门之间的这种相互残杀，也是一切善良的平民百姓所不敢想象的。不过，在孔、宋两大豪门之争中，孔家让第二代的佼佼者孔令侃出面不断向宋子文叫阵，的确是十分厉害的一着，也是让宋子文十分头痛的一手。以宋的身份来说，当然不屑与外甥单打独斗。这样一来，宋战亦不是，不战亦不是。如此进退失据，在气势上已先失一分。

此间，由于宋参加了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并出任该同盟会长，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蒋介石的猜忌；同时因宋子文的舆论喉舌、上海《大美晚报》被日本人收买，且未在八一三纪念日停刊，从而招致公愤。孔令侃更抓住宋子文每月资助《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1200英镑外汇一事向中央提出控告，指陈宋子文徇私情而不顾大局，使得宋与《大美晚报》都受到重大打击。在此基础上，孔令侃针对宋攻击孔无战时财政计划的论调，由胡鄂公代孔起草了一份《抗战建国财政大纲》，对孔“院座年来在财政上惊人之成就”大肆吹嘘了一通，以为孔的政治资本，进一步改善孔在党内党外的政治形象。

由小孔在前台领衔主演，老孔在后台导演的这一台“外甥杀娘舅”的闹剧，确实让宋子文苦不堪言，这也是宋在政治上最为低调的一段时期。不过，宋的这段落魄经历，正是他在政治上重新成熟的一个过程，也为他后来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宋的许多人生经验与政治手腕，都是在这一阶段逐步积累起来的。尤其是宋在这一阶段策划的借助港英当局驱逐小孔出港一案，不但在手段方面，算得上是一记漂亮的防守反击；更是在政治上除去了一个劲敌，也是给了孔宋夫妇一个致命打击。

宋子文很清楚，对于孔宋夫妇来说，孔令侃不但是他们手中“杀舅”的一把快刀，更是他们心目中的一颗希望之星。特别是经过抗战初期的几年从政阶段，小孔的从政经验与社会声望都得到了飞速增长。以小孔作为重庆政府驻港金融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身份与孔宋夫妇心目中的部长目标，只剩下一步之遥了。到了这个时候，对于孔外甥的活动能量与政治野心，宋娘舅再不能漠然视之了。于是，以上海工商时报揭露“南尖社”事件为开端，宋子文秘密开始了“杀甥”的政治谋划。

事实上，“南尖社”事件的披露确是击中了孔氏父子的要害，第一次激起了蒋的猜忌心理，使得蒋对孔氏父子的政治野心有了某种程度的警惕。1938年至1939年间，正是蒋经国在江西及赣南迅速崛起的阶段，也可以说这是蒋考虑建立蒋氏王朝的设计阶段。在这种背景下，蒋当然不会允许在四大家族之中再出现一个孔家王朝。老蒋有了这样的考虑，小孔的政治生命差不多就是走到头了。而港英当局查抄小孔私设秘密电台事件，一下子被吵成一个国际事件，正送给老蒋一个借口，就此将小孔送进了政治坟墓。

其实，这是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件。当时，经港英当局许可，重庆政府有权在港设立电台的机关只有三家，一是代表国民党财政当局的中央银行；二是受军统节制的西南运输处；三是可以对外公开营业而隶属于交通银行的中国电报局。孔令侃当时在港所从事的活动，一是通过成立孔公馆办事处插手驻港的重庆政府所属各财政金融机关的事务；二是利用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的职权大做军火生意；三是暗中插手蒋日和谈事件，介入国民党政府的高层秘密；四是搜集宋子文在港活动的情报，对宋派势力进行全面监视等等。

小孔既肩负如此重要的使命，当然会有许多秘密情报和重要决策需要随时向孔“院座”或蒋“委座”报告。使用交通银行的公开电台是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的，使用中央银行的电台同样不能让人放心，使用西南运输处的军统电台不啻是自投罗网。唯一的办法，只有突破港英当局的禁令，私设电台。为避开港英当局的耳目，小孔曾一度将密台设在船上；后因不方便，再转移到香港九龙乐道13号的《财政评论》社。该社是由小孔筹办的一个官办杂志，目的是为了吹捧孔院长的政绩，借机树立小孔在财政金融方面的理论权威。

惟小孔这样一个秘密电台无论怎样搬来搬去，由于业务忙碌，发报日夜不停，终是形迹可疑，难逃蛛丝马迹，经过知情人的举报，很快被港英当局查清电台地址。某一天，突然来了一大批皇家警察，将九龙乐道13号围了个水泄不通，将全部文件、密电码和来去电文底稿等当场一网打尽，并带走了小孔的心腹亲信钱起凤、申剑秋等几个工作人员，又在报上刊登了一个消息，说是破获一个间谍情报电台，现已获得全部案卷、证词、证件等；并把全部案卷供词证件等送交中国政府驻港代表俞鸿钧，表示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并下达“哀的美敦书”，声明孔令侃是港英当局不受欢迎的客人，要他赶快走路。

这个问题大了，小孔私设电台一案，一下成了被中、英两国高层所关注的外交事件。中国政府最高当局蒋介石接到外交部转呈的俞鸿钧的报告，当即大笔一挥，批示：要孔令侃速返，向有关方面报告一切。

其实，老蒋不傻，以孔令侃的政治背景，一般问题决不至于弄到英国人大动干戈的境地。盟邦政府既如此重视，此事恐不简单。据说，驻港代表俞鸿钧与孔家关系暧昧，对此事多有轻描淡写之处，蒋对此不能不防，故令孔令侃返渝，当面说说清楚，此其一。

同时，老蒋虽高高在上，但消息并不闭塞。对于孔大少爷在港凌驾于政府代表及各金融机构之上颐指气使，胡作非为，以至包揽一切的种种恶形恶状，蒋早已从多个渠道有所耳闻。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政治上又没有任何职务，何以有这么大的能量？这是蒋感到需要弄弄清楚的，此其二。

此外，在心理深处，蒋对“南尖社”事件早有戒心；而宋子文对孔氏父子的野心，亦早有密报。现在竟弄到国际盟邦发出“最后通牒”的境地，可见问题是相当严重了。这是蒋不能不予以关注的，此其三。

蒋要拷问小孔，颇令孔宋夫妇紧张了。孔宋夫妇深知：小孔在港私设电台，搜集和掌握重庆政府与国外的各种机密情报，虽得老蒋默许，但毕竟不为外界所知，且事涉政治上最敏感的问题，极易被宋子文等政敌抓住把柄借机追究老孔的责任，从而动摇老孔的院长宝座。为今之计，惟有壮士断腕，舍卒保帅，令小孔避走美国，一走了之，使得重庆方面无所对证，从而不了了之。

据此，经宋蔼龄秘密安排，小孔于1939年秋天带着破灭的部长梦悄然离港赴美，入哈佛大学读书去了。船到菲律宾，孔夫人接到孔公子的报告，谓自己在船上已与盛老七的老婆白兰花举行了婚礼，特禀报母亲大人批准云云。孔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如遭五雷轰顶，差一点背过气去，当即复电严词制止。但新婚蜜月中的孔令侃，正是一副惬意之极的好心情，孔夫人的电报早已被丢进纸篓了。

曾经发誓要讨宋子文的小姨子，企图与宋娘舅平起平坐的孔外甥，竟堕落成一个落海而逃的“第三者”，光天化日之下将孔氏大将盛升颐的老婆拐走，且公然在赴美途中举行婚礼，这倒是让匪夷所思的宋子文大开了一次眼界。

其实，小孔在港私设电台，老蒋并不是不知道。有几次，蒋给在港的孔祥熙及宋子文发电报就是通过小孔的这个电台收转的。现在，蒋忽然要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可见只是一个由头，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冲着孔祥熙来的。自老孔出任行政院长以来，因对战时金融及财政经济应对无方，进退失措，从而出现了金融混乱、通货膨胀、工业衰落、农业衰退等景象，不但招致国内政治派系的口诛笔伐，亦令美英盟邦为之不满，国内外期望宋子文复出的呼声日益高涨。据此，蒋亦有了不妨以宋代孔的企图。

1939年9月7日，亦即孔令侃赴美避风期间，蒋召宋赴渝。侍从室第二处情报组长唐纵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宋子文来重庆。外间谣言甚多，谓政府将改组，宋有任行政院长说。此次宋之来，系委座一再催促，其将有所借重，自不待论。惟宋不愿居孔之下，宋孔亦难相容。外间之责难于孔者亦多，故宋之声望，仅见重于人民也。”所谓“宋任行政院长说”，虽未能印证；然两个月后，蒋复任行政院长职，迫孔氏退居副院长席，未尝不是平衡宋孔之争的一个折中。

以此观之，在1939年的那个秋天，孔令侃被港英当局驱逐出港，宋子文复出舆论一度高涨，蒋介石亲赴行政院夺权，孔祥熙被免去行政院长职等，这些事件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绝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而是在郎舅争宠过程中宋、孔势力彼长此消的一个微妙变化。其实，蒋任行政院长，正是为了解决“宋不愿居孔之下”的一个铺垫。到了这个时候，宋子文的复出，已经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六、从“私人代表”到外交部长

“可怜的宋子文”

如果从1937年11月离沪赴港算起，宋子文蛰居香港已经两年多了。这两年多的时间是中国人民抗敌御侮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日子，然而也是宋、孔两大家族咬斗交讧最为忙碌的一段日子。半壁江山已入外寇之手，国家民族已呈累卵之危，宋、孔两大家族却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相互间撕咬得遍体鳞伤；可见，在这些豪门巨室的眼中，什么国家安危，什么民族存亡，都是不足道的，惟有个人的权位与家族的利益是始终不能放下的。

看了这幅活生生的孔、宋咬斗图，不免让人想起《战国策》中那个鹬蚌相争的寓言故事，实在是让人有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合，渔者得而并禽之。”如果将这幅古代的鹬蚌相争图改编成现代版本，那么就是：“宋曰：‘今年不懈，明年不懈，即有死孔。’孔亦曰：‘今年不倒，明年不倒，即有死宋。’孔、宋不肯相合，日人得而并削之。”

这当然不是说日军侵华是基于孔、宋的内讧，那样未免太过于抬举孔、宋了。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了，国民党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的家族性。一部国民党大陆统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部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兴衰史。蒋、宋、孔不和，高层不能合作，不但导致内政方面分崩离析，而且外交方面亦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孔、宋争斗不休造成中国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的混乱，掘空了中国抗战的基础，极大削弱了抗战的力量，显然为外寇的入侵制造了更多的机会。

以抗战初期的中国外交为例，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宋子文始终是国民党高层坚决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代表人物；全面抗战爆发后，美、英、苏等国政府无不属意于由宋子文主持中国的战时财政，以期在中国高层形成坚强的抗战阵营。然而，强硬派代表人物宋子文迟迟不能进入战时领导核心不免令国际盟邦对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产生重重疑虑，对中国政府稳定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的能力感到信心不足。

据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虽多次向美英法苏等国寻求军事物资及财政金融援助，但始终不能取得大的进展。宋蛰居香港时期，向中国提供军火信贷最多的是苏联，前后计三笔2.5亿美元；英国提供平准基金贷款及购料信贷仅800万英镑；法国提供铁路贷款约1.8亿法郎。为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政府先派著名学者胡适任驻美大使，开展国民外交；后派著名金融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赴美，主持借款谈判。这两个人都与孔有很深的私人关系，显然是出自孔的举荐。然而，前后经过一年半的艰苦谈判，陈、胡两人仅乞得桐油与华锡两笔小借款，合计4500万美元。这么一点票子，对于中国的抗战大业，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杯水车薪罢了。据说，陈光甫归国之后对继续争取美援极度悲观，并劝慰蒋介石：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这大概就是观音菩萨所谓“求人不如求己”的说法了。

本来，美国人是世界首富，在中国人眼里不啻是富得流油了；而且，美国在华有着重大的国家利益，中国抗战一方面固然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战，另一方面不也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战么？因此，蒋从抗战之初就把争取美援列为中国争取外援的最大希望。现在，连美国人都这么小气，显然是孔财长在欧美政府面前没有面子了。可知，再让孔庸之主持争取外援事宜，中国的抗战真要成为死蟹一只了。美援局面不能打开，外援不能到位，战时财政已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这是蒋想到要重新起用宋子文的重要原因。

1940年6月，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高压下，中国周边国家的一些殖民地当局相继对中国采取交通封锁政策，造成中国对外通道的堵塞，抗战物资进出受阻，外部环境日益恶化，这就进一步迫蒋加快了起用宋子文的步伐。6月20日，法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公然接受日本的要求封锁滇越铁路，同时中断由同登经南宁转中国内地的公路运输，并同意由日本派出监视团负责监督实施。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英国关闭滇缅路，停止向重庆政府运送军火及汽油、卡车等可能增加中国抗战能力的物资，并要求英国封锁香港与广东边界。英国人顶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公开宣布不将香港作为前进海军基地使用，以避免刺激日本人。28日，日军宣布封锁香港。是日，香港与中国内地的水陆交通均告断绝。

关键时刻，法国政府宁肯得罪同盟国成员中国，也不肯得罪轴心国成员日本；英国政府虽未公开得罪中国，但已明确表示绝不公开得罪日本。事实上，在中、日权衡取其一的情况下，它们所能牺牲亦敢于牺牲的只能是盟邦中国的利益了，这就是所谓“弱国无邦交”的惨痛例证。也难怪国民党政府让人看不起，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中国人从古老的《诗经》中流传下来的立国之训！可是，日本人打来了，国将不国了，孔、宋之间不是照样有“阋墙”之争么？

在敌国侵略之外，又加上盟邦的轻侮，也许对于豪门巨室的昏聩多少是一个刺激和警醒吧。1940年6月，中国的抗战在外援方面已经陷入重重困难。处于这样的绝境下，蒋这才毅然决定：任命宋子文为自己的“私人代表”赴美洽谈争取美援事宜，以便为中国的抗战注入巨大的财力。

6月间，蒋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畀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就内容而言，这是老蒋开给宋子文赴美公干的一封介绍信。因宋在政府里不担任实职，且多年来不被老蒋信任，更受到孔氏排挤，这是美国朝野都清楚的。现在，要宋子文出使美国，以什么身份？负什么责任？有多大权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美国人不能不弄弄清楚，蒋亦不能不说说清楚。否则，仅凭一个下了野的财政部长，美国人谁尿你那一壶。这就是蒋在信中反复澄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般史料都强调，宋此次赴美的公开身份是蒋的“私人代表”；而从蒋的这份致罗斯福的信函中可以看出，宋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不过，在蒋的独裁政体下，代表了蒋介石，也就代表了中国政府。蒋的“私人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只是一个词的同义反复而已。

也许是离开中枢太久了，宋子文渴望重返政坛的心情太过迫切；也许是战时的财政金融形势太严峻了，宋期望着能早日打开美援大门。总之，蒋致函美国总统之后，在美方尚未作出正式答复的情况下，宋便迫不及待地偕夫人张乐怡在美籍财政顾问杨格的陪同下匆匆就道赴美了。6月下旬，宋夫妇抵美，住进华盛顿肖拉姆旅馆的贵宾套房。

宋子文固然是受任于危难之际，然而，1940年夏季美国政坛的形势实在不是宋赴美攻关乞援的机会。到这一年底，罗斯福的两届总统任期已满，并已公开宣布无意于第三次出任总统（后接受民主党的一致提名参加总统竞选）。考虑到罗斯福援华抗战的态度比较积极，对宋的观感也比较好；且宋本人与罗斯福比较熟悉，与华府的许多要员亦有良好的私人关系等等，因此宋如果要想在此行中获得更多的美援就必须赶在罗斯福政府下台之前完成美援谈判工作。否则，后任政府是个什么态度谁都说不清。

事实上，自两个多月前陈光甫与美方达成第二笔借款之后，美国政府即已决定不再向中国政府提供借款，这就使得宋子文抵美之后的攻关活动极为艰难。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宋一次次地奔走于美国白宫、国务院、财政部、五角大楼等政府部门之间，不断地谒见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军方首脑等权要人物，或慷慨陈词，或恳切要求，或软缠硬磨。然而，几个月的辛勤努力，除了换得美国政要的一些廉价的同情之词之外，几乎一无所获，大借款的前景太渺茫了。

10月14日，宋在美国电蒋：“除局部外交、经济援助外，（美）政府无切实助我政策”；宋哀叹：“惟美日战事尚未开展，欲其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颇有不堪回首之慨：“初来时循规蹈矩，毫无办法，四处碰壁。”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看到宋一次次奔波碰壁后，也不无同情地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唉，可怜的宋子文来到这里，我们却什么也不能帮他。”

然而，对于宋子文来说，美国之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方面，宋是国民党内坚决主张“联合欧美、抵御日本”政策的第一人。现在，中日大战已成均势，欧美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如果美国继续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不啻是联美抗日政策的失败，将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带来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宋离开政坛已经六年多了。多年来，宋重返政坛的一张王牌，就是挟洋人以自重，意即中国政府要想与欧美打交道非借重我宋某人不行。这一次，宋取代孔系人物陈光甫赴美求援，在宋认为：这是复出政坛的第一步；在蒋亦认为：这是对宋氏实力的一个切实检验。而在孔氏那里，则是天天都在等着看宋的笑话。因此，于公于私，宋都不能空手而归。无论美国人拒绝援华的大门关得多紧，宋也必须尽最大的毅力敲开这扇大门。据此，宋经过冷静分析，决定调整思路，重新制定攻关策略。

确立“持久战”的攻关思想，是宋子文改弦易辙的第一步。本来，宋虽然也估计到此行不会十分顺利，但还是抱着期在速战速决的乐观想法，赴美之初立即住进了华盛顿肖拉姆旅馆的贵宾套房。一段时间下来，这才知道此行的难度之大，远远超过原先的想象，短期内绝无成功可能，不得不树立“长期抗美”的战略思想。如果还住在肖拉姆旅馆内，不但对外交往方面有诸多不便，且经济上亦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于是，宋在马里兰州切维蔡斯市康涅狄格大街找了一所房屋常住下来。这是一个上流社会居住区，正可以便于与美国上流社会交往。

1941年2月，蒋介石就争取美国援助事宜写给宋子文的信函

纵横美国朝野的“丐帮老大”

“仍抱最大耐心”游说美国政府的头面人物，是宋子文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二步。老话说：“薄饼从上揭”；宋想叫美国人掏钱，当然要先从上层做起。好在宋有一个为一般人所不及的最大好处，这就是他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治身份，诸如：广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及十年中央银行总裁，四年的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及两次代理行政院长的经历，国民党内著名的欧美派领袖，力主抗战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中国最具实力的财政金融家与实业托拉斯巨头，等等；并且，宋仍然是国民党内具有远大前景的实力派人物，国内外仍然认为他是最有可能取代孔祥熙的人选。即不以蒋的“私人代表”而论，仅以上述任何资历或身份，国际社会也不能对宋无动于衷。尽管美国政府对宋子文此行的使命不感兴趣，但对与宋子文的接触颇不冷淡，不少政要甚至主动要求安排与宋子文见面。这对宋子文走上层路线攻关不但有极大便利，甚至可以说是大开了方便之门。

宋子文与外国友人叙谈

 

果然，宋抵美之后，仅在7月上旬就先后两次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分别访晤及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赫尔与财政部长摩根索等政界大佬。以后，宋进一步通过登门拜访或书面交流的方式经常与赫尔、摩根索保持接触，并在康涅狄格大街的寓所里定期宴请美国政府的内阁大员，从财政部长摩根索到联邦贷款局长琼斯再到进出口银行的皮尔逊等都成了康涅狄格大街宋公馆的常客。

能够接近政界上层人物，只是为宋氏提供了一个便于当面游说的契机；能否乞援成功，还得看宋氏的游说水平了。在这方面，宋的看家本领不外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谓“遇着高人说高话，遇着矮人说矮话”了。

宋吃准了美国权势人物自居“世界老大”的自负心理，与罗斯福见面时无非是大拍总统先生的马屁，尊罗氏为世界民主国家的领袖，谓中国三年来不惜牺牲，忍痛苦撑，以期民主集团最后胜利，使得中日问题得在美国领导之下公平解决。但欧洲各国几乎不战而降，如法国，其大部陆军实力未灭，海军及属地更未持久抵抗而竟降德，致使英国危急万状，因而日本肆无忌惮切断中国经由越南的运输，陷中国于万分困难境地，影响军心民心实巨。宋子文声称他是受蒋介石委托，专门来美听取罗斯福关于今后应付战局的大计方针的。罗斯福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深表敬意，并相信中国能继续抵抗下去。两次见面，罗对宋印象颇佳。

宋与国务卿赫尔及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贺百克见面时，重在大讲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以期提高中国在美国世界战略中的地位。宋声明：若中国抗战失败，也就是美国远东战略的失败，不但威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而且对世界民主国家产生严重的冲击，从而直接影响美国的世界战略。宋说明：中国自全面抗战以来，伤亡约200万人，日本损失约75万人，中国将坚持战斗下去。问题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物资力量已近乎消耗殆尽。法国关闭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运输通道，更给中国带来严重困难。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英国控制的滇缅和通过外蒙从苏联获得援助。宋说：中国人当然士气十足，但人民为战斗必须有武器，战斗的外在效果要有经济的支柱才是可能的。宋所提供的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大量数据以及表示将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使美国人颇受感动，表示将在援华问题上采取比以前更积极的态度。这是美国政府在制定远东政策时，开始形成“以华制日”构想的一个肇始阶段。

罗斯福政府的二号人物、财政部长摩根索，既是具体掌管财政援助项目的主管首长，也是宋子文此行中最难游说的对象。在对华援助问题上，与其他政界领袖不同，摩根索更关心中国政府的偿付能力，这也是美国拒绝在更大范围内向中国提供借款的主要原因。因此，宋子文与摩根索会谈（包括提出书面备忘录），除了继续强调中国争取外援的重要性及提出借款清单及方案之外，更要说明中国所具有的偿付能力。

宋提出的第一批借款清单是：稳定币制借款5000万美元，军火借款7000万美元，交通借款2000万美元等。为了打消摩根索的疑虑，宋详细说明中国矿物原料的出口情况以及经过滇缅路和印度支那的运输能力等，表示中国在出口方面不存在困难，五年内至少可出口5000万美元的钨、锑、锡等贵金属原料。如果美国能提供2000万美元的交通借款用于改善交通状况，如滇缅公路和铁路、从北缅到中国的空运等，中国的偿债能力没有大的问题。然而，无论宋子文怎么游说，摩根索的态度依然十分冷淡以至明确拒绝提供平准基金贷款，并把宋提出的钨砂借款要求推给联邦债务署去处理。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在财政部长那里碰了钉子，宋决定组织援华“统一战线”，以广泛争取美国民间舆论的支持。一个人，一旦有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所能焕发出来的毅力与能量真是不可思议。即以宋此次赴美之行来说，在开始阶段所遇到的重重阻力，真是平生所未经历；其付出之大，收获之微，亦是平生未曾经历。但是，宋既已下了美援不到手绝不返国的决心，岂有半途而废的道理？一次次挫折的经历，只是让他增加了“欲速则不达”的智慧。比如，虽然美国少数政界人物拒绝实施一项大规模援华的政策，但并不等于那些对这些人物具有重要影响的幕后利益集团也拒绝这样做；如果先对幕后利益集团进行公关，并让他们出面游说白宫、国务院、财政部及五角大楼，见效或慢，但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要得好，大做小。”从此，宋收起自尊，放下架子，脸上堆满了灿烂的笑容，脑子里装满了中国抗战的各种最新数据，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去结交一切可以结交的各种神秘人物。几个月里，他像一只只知工作不知休息的蜘蛛那样，在美国各个阶层中一点点地编织着一张无形而又硕大的“关系网”，甚至在罗斯福身边宋子文也成功地编织起一个有效的游说网络，他们是：总统的亲戚、报人约瑟夫·艾尔索普、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陆军部助理部长麦克洛伊，罗斯福的亲密助手有“软木塞托米”之称的首席演讲稿撰写人科科伦等。宋子文的名言是：罗斯福总统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凭藉这张网络，宋子文成功地建立了一条直通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传话渠道。

宋子文的努力没有白费，效果出现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神秘人物被宋子文巧妙地调动起来，为推动援华而不遗余力地向政界要人们轮番进行游说。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以宋子文的身份而言，说得堂皇一点，是代表蒋介石赴美争取外援的特命全权大使；说得刻薄一点，不过是一个赴美乞援的乞丐头子，亦即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丐帮老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叫花子”居然在美国政界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声援援华的波澜，甚至一度让美国政界巨头们大为头痛。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曾评价：“宋子文是他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这些人被他的令人难忘的说服力所打动，答应把他关于各种形势无可挽救的信件转交给罗斯福总统。”财政部长摩根索看到不少美国政界官员竟心甘情愿地为宋子文的援华要求而充当说客，四出活动，八方游说，为之抱怨说，他已弄不清这些官员究竟是在为罗斯福工作还是在为宋子文服务。老实说，乞援乞到这个份上，已称得上是“千古第一丐”了。

1941年3月24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题为《中国的宋：蒋的神秘内弟寻得经费维系中国战斗》一文，详细介绍宋子文在美寻求援助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宋子文这段时期的工作，对后来的中美关系以及美台、美蒋关系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宋子文结交拉拢的这班援华派人物，后来大都成为亲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分子，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院外援华集团”，亦即所谓的“中国帮”。在蒋介石政权退居台湾后，这个派别以其顽固的亲蒋立场不断地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一次次在中美关系之间掀起滔天巨浪，严重地阻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这是题外之话了，姑且不论。

所谓“天下无难事，只要老面皮”。无论摩根索的钱袋捂得多紧，宋子文豁出去一张老脸倒弄得摩氏不好意思起来。9月份，外界已经有了传闻，美国政府同意放一笔钨砂借款给中国。10月份，消息得到证实。10月22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方面，华盛顿进出口银行总经理皮尔逊代表美国方面，共同签订《中美钨砂借款合同》。双方商定：由中国资源委员会向美国金属准备公司（美国政府之代理机关）输运钨砂，总售价计美金3000万元。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贷予中国中央银行美金2500万元之借款，将由运美钨砂所得之“净收益”作为担保。该项借款在1940年12月31日以前实施。

本来，宋对这笔钨砂借款开出的清单是5000万美元，现在被拦腰一刀砍去2500万美元，剩下的未免太少了；但转念一想，这是自己赴美以来达成的第一笔借款，如果“斤斤于数目之多少，时机一失，易生变化，且恐引起反感”。的确，毕竟这是乞援，人家并不该你的欠你的，借不借是个感情问题，借多借少是个能力问题，怎能按照你自己的要价强迫人家照单接受，强借强贷？再说，这笔钨砂借款，美国政府提供的是美元现款，比之原先陈光甫达成的商业借贷性质的桐油借款与华锡借款只能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和非军事工业品来说，条件还算是优惠的；何况，主持借款谈判的美国复兴银行公司董事长琼斯已经表示，以后可向中国提供更多的贷款。

果然，有了第一步，再迈第二步就比较容易了。按照摩根索财长的说法，美国政府所以同意提供这笔贷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报复日军侵入越南北部和老挝，以此警告日本人，“停停，看看和听听”。然而，日本人停不下来了。11月间，日本加快了扶植汪伪政权的步伐，并预定于11月29日与汪伪签订日汪基本条约。对于国民党重庆政府来说，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对于宋子文来说，也找到了一条要求美国政府对华提供紧急援助的理由。于是，宋力促海军部长诺克斯及一批白宫官员分别向罗斯福说项。美驻华大使詹森亦两度致电美国政府，声称没有华府新的财政与政治援助，重庆政府将垮台在即。

在一片援华舆论的“围剿”下，罗斯福总统坐不住了。11月28日，也就是日汪签订基本条约的前一天，罗斯福同意再作出一项5000万美元的贷款安排，帮助中国稳定币值。但是，宋子文的胃口今非昔比了，他明确告诉摩根索财长蒋介石需要两亿至三亿美元，考虑到美国政府的困难，目前可先借给一亿美元。在宋子文看来，作出这个让步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了；但作为补偿，宋子文要求美方立即宣布。

11月30日，汪日在南京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正式确立汪伪政府的“儿皇”地位。同日，摩根索与宋子文商量要求将这笔援华贷款稍缓数日宣布，便于将条件谈妥。宋斩钉截铁地说：“我国经济状况，本已竭蹶，加以日本敌已承认汪伪组织，势非大借款无以挽此危局。”两个小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给予中国一亿美元贷款，其中5000万美元作为普通用途，另外5000万美元作为平准基金贷款。同时，罗斯福宣布将继续承认依照“宪法程序”产生的重庆国民政府。美国舆论对这笔贷款普遍持肯定的态度，《生活》杂志开导美国人称赞这是美国在该年度最有利的交易，原因是“中国有了这一亿美元，保证能把112.5万日军拖住，把强大的日本舰队牵制在中国沿海，延缓日本争夺美国直接利益的步伐，这是一笔十分廉价的交易”。

1940年11月，宋子文与美国联邦债务署主任琼斯会谈，力争美国扩大对华贷款

美国人行侠仗义，出手豪阔，英国人也不能坐视不理，在美国政府宣布对华贷款一亿美元的同时，英国政府也赶忙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然而，消息传到重庆，蒋不喜反怒，大骂英国人太“小儿科”，指示宋子文火速赴英交涉力争贷款2000万英镑。但宋表示碍难从命，原因是美国虽同意借款一亿美元，但钱还没有到手，且手续纷繁复杂，一时难以离开；况美国的局面刚刚打开，必须循此路线乘胜前进，否则后果殊难预料。蒋既恨英国人的手面太小，又怕美国人开出的是空头支票，对宋的抗命虽有不满亦不敢逼之太甚。结果，中英谈判逾月，英方顽强坚守1000万英镑借款的底线，一个子儿也不肯增加，害得中方谈判代表白费了许多唾液，总算有宋子文打开了美援大门多少弥补了蒋的心头缺憾，蒋为此电宋祝谢其劳苦与成功。

美国大借款

中国人有所谓“善门难开，善门难闭”的说法。事实上，美援之门一旦打开，美国人再要关上就不那么容易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大战由此爆发。12月8日是为世界现代史上的著名宣战日，先是日本裕仁天皇核准内阁提出的对美英宣战宣言；接着是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对日宣战决议，罗斯福总统下令应战；英、加、澳、荷、法、新等国均于同日对日宣战。

受了这一大战气氛的感召，在全面抗战三年半之后，国民党重庆政府总算是冲冠一怒，锐气大张，也宣布从12月8日起正式对日、德、意宣战，并声称：中国不顾一切更大牺牲，准备用其全部力量及资源与友邦合作，击败日本及其他轴心国家。这个声明的潜台词就是：过去我们中国人与日本鬼子单挑，你们英美盟邦一味的隔岸观火，坐观成败；我们向你们借点票子，你们还推三阻四的；好不容易放了一点血，还摆出一副救世主的臭架子，以为是什么国际主义援助的壮举；其实，我们中国人抗日，只是为我们自己么？那是我们中国人帮你们打仗。要不是我们中国人在前面挡着，你们早死无葬身之地了。

也正是凭着帮老美、老英抗日的“革命老本”，蒋才敢狮子大开口，向老美、老英伸手要援。12月30日，蒋电令中国驻美、驻英大使，要求美、英两国政府分别给予中国5亿美元与1亿英镑的贷款。不过，蒋的最大希望还是寄予在“丐帮”高手宋子文身上，期望他能在争取美援方面再立新功。

其实，经过宋子文的不懈努力，美国方面不但财政援华的禁令不复存在，就是军事援助的禁区也被打破。抗战军兴，中国陆军凭着人多势众，又在本土作战，况且是打不赢就逃，总算还在苦苦撑持；终究是空军不堪一击，未经几个回合制空权就已完全丧失，从上海、南京到武汉、重庆日机都是如入无人之境，肆意狂轰滥炸，中国军民真是吃够了苦头。于是，宋赴美求援，蒋开出的军援账单中对华提供最新战机的要求十分迫切。首批求援账单就有：新型驱逐机300架，远距离轰炸机50至100架。其后，宋进一步向摩根索提出：中国需要500架飞机。摩根索回答得也很干脆：这等于要500颗星星。原因是：美国生产的飞机除自用部分外，都已经被英、法等国政府订购走了，各厂订货均已超过1941年底；加之此时美国的对日政策，总体上还是一种绥靖主义立场，不愿以对华出售军火而刺激日本，以致在中美达成的几项借款中都注明中方不得从美国购买军械、军火或军用品的条款。

碰壁尽管碰壁，但宋并不死心；况碰壁碰多了，也碰出了不少经验。事先，宋精心准备了一份中国空军方面的说帖，声明中国若能获得500架飞机就能牵制日军飞机1500架，以遏制日海陆军南进。这样一笔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大买卖”总算打动了摩根索财长，同意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洽谈。于是，宋子文与中国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以及美国退役军官、中国空军战术指导陈纳德等人组成中国谈判组，与美国海、陆、财、外四部进行了多轮会谈，美国方面终于同意向中国出售P40式驱逐机100架，这是发生在1941年元旦的事情。P40式飞机本来是美国人卖给英国人的，但英国人嫌这种飞机体积小，速度慢，英国希望从美国得到更先进的飞机，所以美国决定转卖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空军来说，尽管是一份残羹剩饭，也已经是山姆大叔的恩赐了。加之，宋还打草搂兔子，不但从美国采购到了飞机，而且从美国招募了一批志愿援华的空军飞行员。1941年8月1日，中国正式组建美国空军志愿队，计有飞机125架，拥有飞行、地勤员270余人，这就是后来战功卓著的“飞虎队”。太平洋大战爆发后，美国空军志愿队被扩编成第十四航空队，拥有飞机500余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该航空队先后击落、击伤日机2000余架，正所谓功莫大焉！

经援与军援的成功充分显示了宋子文的国际公关能力，也使蒋看到宋不但是一流的理财专家，同时也是一流的外交才干。为酬谢宋赴美乞援的功劳，同时也是为了使宋能乞求到更多的美元，1941年12月23日，蒋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提议调外交部长郭泰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以宋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但宋不必返国到任，仍常驻美国负责接洽美援事宜。宋未到任前，外交部长一职由行政院长蒋中正兼理。以一国外交部长长驻他国乞援，不但开国际公关之先河，亦可证实中国的战时外交，实为“美援外交”；中国的外交部长，亦成为名副其实的“美援部长”了。在离开政坛八年之后，宋子文终于打回政坛。

宋升官不到两天，蒋即连电宋子文，嘱速向老美“正式提议，以期速成”5亿美元大借款一事；蒋并声称：“庸兄病重伤寒，半月来热度皆在103度上下，故财政、外交皆由中亲自主持也。”蒋的意思是，无论是“外交部长”还是“财政部长”，现在都是由我在做。你帮财政上的忙，也就是帮我的忙。一切拜托，请多关照！以此可知，在蒋的眼里，什么“天下为公”，什么“国家观念”，都是场面上的话，与事实全不搭界。国家的事，其实就是朕的家事；朕的家事，也就是国家的事。即以宋子文这等奉命出使的国家使节，在蒋看来也只是家臣一个，为蒋效命罢了。正所谓“国家国家，国就是家”了。

蒋介石低声下气地恳请帮忙，宋子文没有理由不努力做出一番成绩。好在与赴美初期比较，处境已有了明显变化。那个时候，只要提到“借款”两个字，真可以说是处处碰壁，在在白眼；而现在却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一切都是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果然，宋向美国方面提出借款要求后，财政部很快作出了积极反应，要求中国方面可以提出切实、具体的方案，以便评估是否“有裨战争”，再决定是否进一步洽谈借款的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灵活的态度，也是一个积极的立场。然而，宋很快明白，这是摩根索设计的一个陷阱。当时的5亿美元，以官价汇率计是100亿法币，以黑市计算就是150亿法币之巨，而当时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仅为50亿元法币，要叫宋在短短的几天中说出5亿美元借款的具体用途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宋提出什么方案，财政部都可以找出一个破绽予以否定。

于是，宋接受美国幕后智囊团的意见，以避实就虚的策略，对付摩根索的避虚就实的诡计，拒绝提出具体的求援方案，理由是中国经济已经十分困难，且势必阻碍军事进展，要求美国提供迅速有效的援助。这样冠冕堂皇的借款理由，使得财政部无法饰词拒绝。据此，宋答复美方：目前太平洋战争不利，港沪被占，南洋濒危，军民心理恶化，中国经济已经毫无办法，如果没有巨额援助注入，后果将不堪设想；此次借款五亿美元，等于为久战疲劳之师准备了一支强大的总预备队。如何调用派遣，当依战场局势而转移。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何能够未卜先知。将来或用于担保发行巨额公债，以吸收游资；或用于其他范围，以平抑物价；或用于发行纸币之准备金，以维持信用等等。不过，宋保证，借款成功后中国方面自当与美国专家严密商定最有效用途。

宋的答复送往美国财政部之后，一边催促财政部给以正式答复，一边调动“关系网”向财政部施加压力，从国务卿赫尔到驻华大使高斯再到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美方代表福克斯等都被发动起来，纷纷向罗斯福总统下以说词，说明在当前局势下为使中国继续成为反轴心国的力量之一，巨额贷款（数额越大越好）是必要的；这对鼓舞中国人的士气，坚定上层人士的抗战信心，维持并改善中国的经济，支持蒋介石作为抵抗政策的领袖，都是有益的。罗斯福被说动了，当即给摩根索写信，明确表态：“关于对华贷款，我认为目前中国不可能拿出什么担保。但是，我急于帮助蒋介石和他的币制，我希望您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办法。”不过，美国人的票子毕竟不是可以轻易到手的。在借款数额及借款方式上，宋子文与摩根索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判。

摩根索不愧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谈判老手，谈判伊始即抛出一个颇有吸引力的借款方案，建议将借款方式改为由美国直接向中国军队提供军饷。美国愿意每月担负100万中国军队的军费，按官兵平均每人十美元计，即达1000万美元。表面的理由，是因为宋子文没有能拿出借款的具体方案国会很难通过；真实的意图，企图以此控制中国军队。摩根索对宋说，财政部向国会报告时，只需说明此举可使中国更能牵制大部日军，就比较容易地获得通过了。而且，这一建议已得到罗斯福的同意，丘吉尔首相也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

就宋子文而言，此时的最大心愿，就是期望能从美国人的口袋里掏到更多的票子，哪里想到这个票子是带钩子的呢？何况，抗战时期，只要军队有了办法，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徐图挽救。因此，宋听完摩根索的建议方案，开始满脸放光了，当即讨价还价，提出美国负担中国军饷应是300万军队，每月提供的军费应在3000万美元。这样，中国人从美国得到的军费，按官方汇率计算，每月就是六亿法币；若按黑市汇率计算，每月就是九亿法币。如此巨额的军费援助，不啻是一个穷光蛋捡到了一只金元宝，难怪“丐帮老大”要兴奋不已了。

然而，宋糊涂，蒋并不糊涂。蒋接到宋的电报后，马上电告宋子文，美方的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原因就在于：此法可使中国军队与国家政府（实际是他自己）形成对立或脱离关系；而且今日军事与经济不能分离。经济危急，则军事不济。不解决经济问题，军事问题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且只有使中国经济、政治与法币加速崩溃，不惟毫无补益而已。蒋声明：中国“所拟借之款全在友邦表示对我信任，所以不能有任何之条件及事先讨论用途与办法，否则乃非对我表示信任”。

蒋兜头一瓢冷水，宋很快就清醒了。事实上，军队是蒋介石的，不是宋子文的。所谓“崽卖爷田心不疼”，不是自己的东西当然不会想到那么多。宋接到蒋电后，当即向摩根索提出：委员长十分感谢摩根索部长的好意，但他怀疑这一方案是否可行。用美元向中国军队支饷，将使军队与中国整个的经济结构脱离，实际上会加速中国货币的崩溃。据此，宋坚持原先的方案，即美国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的政治贷款；这应被美方视为向盟国提供的贷款，故而不需要担保及有关其用途和偿还方式等其他先决条件。

宋的转舵，对于摩根索来说，虽是一个意外，但并非不可理解。就蒋介石而言，军队不仅是现有权力的象征，更是不断获取新的权力的工具。中国的政治家，从来都有把军队当作私有财产的传统，亦有所谓“利器入手，不可假人”的说法。只是，摩根索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改变观点的政治家，宋的转变只是更激发了他的强硬态度。双方的谈判，一度陷入了僵局。

好在自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日本的南进攻势越来越猛，美国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此，中国战场在太平洋大战中所体现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于美国来说，一旦失去了中国，也就是失去了整个太平洋战场，其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对美国政坛了如指掌的宋子文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在援华问题上的矛盾，设计打通国务院方面的路子，直接晋谒罗斯福，痛陈中国必须立即获得五亿美元借款的重要性。

罗斯福算得上是同盟国的领袖，无论是眼光还是胸襟与魄力，摩根索财长都比罗斯福总统差多了。1942年1月30日，罗斯福接见宋子文之后，即召见国务卿赫尔、财政部长摩根索及美国联邦债务署署长琼斯，叮嘱他们无论如何要立即解决对华贷款问题。总统一锤定音，接下来就是谈判五亿美元借款的具体细节了。2月7日，国会通过第422号决议案，授权财政部长在总统的同意下代表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不超过五亿美元的借款或信贷或其他财政援助。2月12日，罗斯福在该案上签字。至此，宋在没有作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迫使美国政府提供了五亿美元的无条件借款。狡猾的宋子文战胜了顽强的摩根索。

宋子文与美国联邦债务署主任琼斯签署借款协定

 

1942年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署财政借款合同

 

3月21日，宋子文与摩根索发表联合声明，公布了五亿美元的借款协定。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重庆政府从美国所获得的一笔数额最大的借款，同时也是一笔条件最为优惠的借款，是一笔未规定利息、未规定偿还期、未规定担保、未限定用途的“四无”借款。

不过，话得说明白。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大借款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是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其次是出于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胜利的需要；再次是基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有了这几条，才能谈得上宋子文的个人努力。宋子文也许摆不正这个位置，但是，我们不能不帮他摆正。

不是冤家不聚头

宋子文以“丐帮老大”的身份游走于美国政府各界，那么多有权有势的美国佬都被他搞定，甘心为他服务，真可以说是“却军于谈笑之际，折冲于尊俎之间”。然而，宋子文能够“公关”偌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却不能“公关”一个小小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宋子文与胡适，这两个中华民国使美的大人物，不但相互间的关系弄得很糟，而且到了不能共戴美国之天、共履美国之地的境地。外国人有所谓“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变成虫”的说法，在宋、胡两个人身上再次得到验证。

胡适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颇具领袖风度的传奇人物，对于他的一生，很难用几句抽象的结论将其盖棺论定。封建卫道士对他早年喊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始终不能原谅，但对他忠于“小脚夫人”的婚姻观却又恭维备至；国民党政客对他张口“自由”、闭口“民主”的放言高论恨恨不已，但对他的“好政府主义”却又大为激赏；共产主义者对他的反共立场自然要大加抨击，但对他的学识与爱国却不能不表示钦佩。事实上，胡适的最大市场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化教育界，以致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那个时代知识界的口头禅与歇后语。对胡适颇有认识的钱昌照认为：“胡在提倡白话文方面确有贡献，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也是好的，对老师、对学生都以礼相待，有他的长处，弱点是太好名。”钱的认识确是持中之论。

总的来说，胡适是一位信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所醉心追求的理想社会，不外是美国式的民主政体。因而，胡适尽管在中国是毁誉交加，但在美国知识界及新闻界却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大概就是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了。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赴美国及欧洲开展国民外交，以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过，据钱昌照回忆，胡适出使欧美，其实是另有隐情。抗战初期，胡适成为“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低调俱乐部”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中日正式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要垮。孙科听到这个议论很冲动，说可以把他们抓起来。因胡适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故钱昌照认为：别人无所谓，惟胡适是世界名人，不能逮捕，否则易引起国内外误解。钱氏并请王世杰向蒋建言，最好派胡适到美、英去解释中国对日政策。如此一来，胡适必定不能在外国人面前唱投降论调。王世杰称赞这个主意好，宋子文也赞成这样办，蒋介石接受这一建议，胡适亦欣然持节出使外邦，且事实上放弃了“低调”，真是一石数鸟之举！钱昌照认为：“这件事，其实是挽救了他（指胡适）。”

钱昌照的回忆材料是研究胡适这段历史的第一手史料，值得注意！不过，胡适是一位爱国者，与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成员自不可同日而语；况且，胡在出国之前看到中国军队在淞沪一战中打得不错，已经开始疏离“低调俱乐部”；胡适能不能算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其实是大可商榷的。

胡接到出任驻美大使的任命是在1938年9月，当时胡本人正在欧洲开展国民外交活动。此前，胡总是以“不做官”作标榜，但最终还是拗不过一个“官”字，欣然从欧洲转美赴任去了。可见，文人有许多话是靠不住的。然而，胡的这个官做得并不顺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美国人对“学者胡适”颇有好感，但并不能对“政客胡适”有多少帮助。任何一国的外交，无不是国家利益的外延。抗战初期，美国固然对中国抗战持同情立场，但与日本仍维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自然也犯不着为中国人去趟浑水。因此，无论胡博士是如何的舌绽莲花，八方游说，美国人就是口惠而实不至，一味地敷衍搪塞，不肯在援华方面有实际举措，以避免冒刺激日本的风险。

胡博士本是书生本色，搞演讲，写文章，是拿手好戏；拉关系，走后门，玩权术，本非擅长。在外交风格方面，胡博士崇尚诚实与公开，主张向美国人老老实实地说明中国的真实状况，以赢得美国人民的同情心。至于美国政策能否转变，胡适认为“皆由事变促成”，非言辞所能打动，中国人对此应有信心，“苦撑待变”，不必因其迟缓即生失望。结果，胡博士使美三年，实际的外交成就实在是太过平常。稍可一提的，是协助陈光甫争取了4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

胡博士的工作相当勤奋，曾有用四个月时间旅行16000英里演讲100余次的辉煌纪录。但是，蒋介石所期望于胡博士的是能运用“芝麻开门”那样神奇功力早日打开美国人的金库，予中国以巨额财政援助。现在，胡博士赴美争得的只是几句不痛不痒的空泛言辞，以及一句不着边际的“苦撑待变”的渺茫希望，哪里能解决蒋介石已至山穷水尽的财政困境呢？

事实上，在赴美乞援问题上，胡大使不但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泼冷水的专家。1940年9月7日，也就是宋子文赴美三个月之后，胡适去电外交部长郭泰祺，称：“借款事美外长前答报界询问，曾言彼未闻有此种谈判。又进出口银行亦谓该行无如许大款可借云。借款成功消息传自港、沪，想系金融投机者所放空气。”又称：“据弟所知，本年内借款无成功可能。根本原因在于此邦是民治国家，现行法令所许，均无现款可借给外国作维持金融之用。”结果，半个月后，宋子文即与美方达成借款，这对于胡大使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此，蒋介石对胡的外交才能不免感到失望，这也就是蒋此前决意加派宋子文赴美驰援的重要原因。

宋子文使美果然不同凡响，经过半年时间的苦干，不但美援的局面逐渐打开，而且巨额美元源源而来。然平心而论，宋借款能够成功，一方面，既与当时国际局势的演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此前胡博士广泛进行的国民外交不无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宋子文的个人努力。不过，宋并不这样认为，或许蒋也不这样认为。所有的功劳，他们只会记在自己的账上。

宋对自己的作用，不但不能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就气质而言，贵族家庭出身的宋国舅与平民家庭出身的胡博士，不免又是一道天然的鸿沟。按照钱昌照的话说：“宋子文的为人非常骄傲，缺乏修养。”而作为一介文人的胡博士，则不免清高自傲，孤芳自赏，不肯阿顺取容，俯仰依人。这是文人的优点，或许也是文人的毛病吧，你比我傲，我比你还要傲。用王世杰的话说：“胡这个人有时很容易激动。”可以想象，“非常骄傲”而又“缺乏修养”的宋国舅与“有时很容易激动”的胡博士共事，麻烦来了。

其实，不要说胡、宋共事会产生矛盾；就是胡、宋没有共事之前，双方的隔阂就已经很深了。1939年10月间，拉西蒙飞美，“屡对人说宋子文兄将任要职”。11月间，蒋介石兼掌行政院，报纸上说各部亦将改组。美国的报纸又有了宋子文将掌财政部或贸易部之说。本来，宋当不当财政部长或贸易部长抑或孔、宋之间这种郎舅争风吃醋的种种丑事与胡博士本无多大关系，所谓孔家事、宋家事，说到底都是蒋家事，关你胡适屁事！然而，胡从报纸上看到这方面的消息，居然十分紧张，表示要两肋插刀为孔庸之说话。于是，这一年的11月27日，胡适从美国给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发去一电，为之进言：“弟向不满于孔庸之一家，此兄所深知。然弟在美观察，此一年中庸之对陈光甫兄事事合作，处处尊重光甫意见，实为借款购货所以能有如许成绩之一大原因。盖庸之与光甫为三十年老友，性格虽不同，而私交甚笃。一年来光甫在美所办各事业，所以能放手做去无内顾之忧者，多因庸之绝对合作。”

在胡博士的意思，他对孔氏虽有不满，但感于孔能与陈光甫合作，从而促成了陈光甫借款的成功，因此，他不能不为孔家说两句话。接着，胡博士又是一个铺垫：“弟默察光甫诸人在美所建立之采购输运机构，真能弊绝风清，得美国朝野敬信。不但在抗战期中为国家取得外人信用，亦可以为将来中美贸易树立久远基础。”胡博士的意思很清楚：向美国借款，非光甫不行；光甫要借款成功，非孔任财长不行。

接下来，胡博士点到正题了。“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向来之顺利。（三）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部重提棉麦借款，美财部疑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鄙意以为，倘能由介公切嘱庸之屏除手下之贪佞小人，而令其仍任财部，实与光甫在美借款购货事为最有益。否则，无论何人掌财部与贸易部，必须由介公切实叮嘱，令其与光甫诚意合作，力戒其邀功生事，贻讥国外而妨害事机。”

综观胡博士的本意，不外是在替陈光甫说话；而综观陈光甫本意，不外是在替孔庸之说话；而综观孔庸之的本意，当然是要杜绝宋子文的再出之路。结果如何呢？从一年前宋子文争夺财政部与贸易部失败的结局看，固然不能说全是胡的这份电报起了作用，但至少是起了某些消极作用，这是没有疑义的。可见，在孔、宋之争中，胡博士被陈光甫利用做了拥孔反宋的枪手。

大概胡博士也知道这份电报的敏感之处，不宜让宋子文侦悉，故再三叮嘱陈布雷除“乞陈介公”外“乞兄绝勿为第三人道”。胡博士真是书呆子一个，蒋家的事情只要是涉及孔、宋之争，哪里是保密保得住的呢？即以宋子文而言，不但朝中的关系盘根错节，便在侍从处内也有他的亲信心腹随时向他报告重要情报。胡博士远在美国，居然要对宋子文保密，岂非掩耳盗铃之举？不过，胡博士不欲宋子文掌财政部，亦不欲宋子文掌贸易部，宋子文名落内阁只好出使美国，与他并肩作战来了，这真是“冤家路窄”，不是冤家不聚头。

在胡大使，由于对宋代表早有成见，对宋的到来不免在态度上十分冷淡。据说，有一次白宫请客，胡适在开去的名单中竟把宋子文列在一等秘书的位子，弄得宋大为生气。宋要拜访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摩根索财长等，大使馆方面却不肯为之疏通安排。宋子文与外交部往来的电文必须到大使馆盖印，但胡大使甚为警惕，审查颇严，因而在办理手续过程中总是不顺，甚至拖了又拖。尤其是自宋子文赴美以来，大使馆方面竟不肯举行一次鸡尾酒会把宋子文介绍给美国各界。

在宋代表，由于深知胡博士与孔氏关系密切，对胡自然保持着一份警惕的心理。宋担心胡暗中助孔泄露宋的机密，因而处处暗留一手，诸事高度戒备，这也就是宋子文在致钱昌照的电报中所说“惟胡大使非但不能为助，且恐暗中冷淡，诸事均唱独脚戏”。这是宋拒绝让胡适参与借款机密的重要原因。

为报复胡大使的冷面孔，宋代表伺机还以冷猪头。一次，宋打电话给胡适，声称“余今有要事与兄相商，今晚拟去访兄，请兄在大使馆相候”。胡适是很重信义的人，宋代表既然有要事相商，当然要守约恭候了。然而，胡大使枯守深夜，并未见到宋代表造访。第二天清晨，宋代表一个电话打过来，语气颇为轻松地说：“昨夜因事羁身，至未能趋访，至歉！今晚必准时去访。”胡大使虽满心不痛快，但宋代表既然说是“因事羁身”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可是，当天晚上，宋代表继续如法炮制，害得胡大使望穿秋夜依然是一只空气球。

第三天早晨，宋代表神气活现地驾车到大使馆来了。宋先是不痛不痒的三言两语，对此前的两次失约略表歉意；接着便是热情邀请胡大使一起到白宫拜访罗总统。对宋子文的简慢与羞辱胡博士早感不快，但鉴于此种情况，胡大使还是欣然与宋代表一起驱车赴白宫了。然而，罗总统与宋代表及胡大使开谈不久，宋即示意胡大使离去。这简直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了。这次访谈是宋代表安排的，胡大使不清楚宋代表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得不怏怏而返。几天后，胡大使从报纸看到中美借款协议正式公布，始恍然大悟。原来，宋怕中美借款协议谈成后，胡博士会与他争功，故不欲让胡知道借款内幕；但胡是中国驻美大使，借款这样的大事又不能不让胡大使知道。宋苦思之下，始想出这么一条妙计，骗得胡到场枯坐片刻，对外则可以说胡大使已经预闻此事。

“现代大儒”与“太上大使”

从本质上说，胡适只是一位大学问家，而非大外交家，亦即鲁迅所称“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这位先生做学问的一句名言。不过，做学问是一码事，搞外交又是一码事。虽然，研究学问与从事外交，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也有许多便利之处，但两者不能相通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胡适的学术成就，胡适的道德文章，胡适的国际声望等，都是令人羡慕的无形资产，正可以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大学问家的疏脱与慵懒，大学问家的漫不经心与大而化之，大学问家的清高自负与本本主义等，对于需要迅速、敏锐、严谨、缜密以及充满权变与欺诈的外交战场而言，不免是一个忌讳。

其实，在崇尚实力外交的大国关系中，在时刻充斥着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外交战场上，胡适所津津乐道的那种“诚实与公开”的书生式外交事实上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并不能解决国家之间的实际问题。而且，胡适从未受过职业外交官的训练，外交工作的许多方面都要从ABC学起，这对于一个已经具有世界声誉的大学问家来说不免是一个苛求。

文人多有“好名”的毛病，胡适更是一个好名的专家。自出使美国以后，美、加等国的一些大学慕名趋奉，请演讲，赠学位，胡适忙得不亦乐乎，亦乐此不疲。结果，赴美四年竟领取了27个荣誉博士学位。据说，胡博士一生中得过40多个荣誉学位。可见，这一阶段是他的丰收期。所谓“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胡博士很可能已经想好了，将来即使不当驻外大使了，但这些荣誉头衔是很可以加以利用的。

胡适热衷虚名，不能不引起外界的议论，也就难免有人要骂他“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攻击他身为驻外大使，却不能全力以国事为重。就连他的好学生与好朋友傅斯年，也不得不写信加以规劝：“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事实上，不能说这些攻击与规劝的话完全不对，胡大使赴美数年不用说“在大事上精力充足”，光是一个驻美大使馆的事情就没有领导好。傅斯年曾写信加以提醒：馆中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效率难说。馆中纪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等等。从上下同乐的角度看，领导与下属打牌，这当然是一个大可称道的事；但是，从一个特命全权大使战时所肩负的使命而言，显然又不是一个负责的外交使节之所为。

胡大使的这些不拘小节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宋代表借以开涮的活靶子。胡博士到处写文章，做演说，且忙里偷闲地倡导他的考据文学。宋子文知道后，当即教训胡适可以多谈点世界政治，少谈点文学；宋甚至公然以“太上大使”的身份狂傲地通知胡适：今后凡发表政治性演说与文稿，得事先经过他过目同意，以顾全整个国策。

胡博士固然好名，或许多少还有点华而不实，未免说得多而做得少，务虚多而务实少；但是，你绝对不能指斥他不会演说，不懂文学。想想看，胡博士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大学者，如果有人教训他不懂政治甚至也不懂外交，他也许不会太伤心；可是，现在竟有人教训他不会写文章，不会演讲，岂不可笑之至，亦可恨之至，他不能不感到伤心，也不能不感到无地自容。当然，他也不能不请宋子文说说清楚。

其实，对于宋国舅捏造的许多无中生有的攻讦与责难，胡博士早已感到厌倦，也许还有些苟且，他们要权要利就让他们拿去吧，胡博士早已表明要急流勇退辞职归国了。可是，退要退得光明正大，有理有节，亦即必须本着“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政治风格撤退，绝不接受别人的中伤与侮辱。于是，文人的高傲与自负的心理经不起宋国舅的这一激，盛怒之下，胡博士当面质问宋子文：你读过几本中国书？读过几本英文书？有什么资格看我的文稿？

这真是一个痛快淋漓的当头棒喝，也是一个让宋子文无词以对的严厉诘问。在商言商，在文言文，以宋子文的那点文化根底当然没有资格审查胡博士的演讲与文稿；但是，这并不表明宋子文没有资格教训胡博士。宋子文是一个连蒋介石都敢教训的主儿，一个小小的胡适，一介酸溜溜的穷文人，有什么碰不得的？你越是不能碰，我越是要碰你。

于是，一对“磨擦专家”开始不宣而战了。太平洋大战爆发前，国务卿赫尔召见日本驻美大使，严厉斥责日本政府“不守信用”，并将这位倒霉的大使斥出国务院外事厅。当时，胡大使从2000里以外的城市演说之后刚刚返回华盛顿，当即有记者请他发表对此事的评论，胡大使随口应答“尚无所闻”。在胡，这是一句老实话。但在瞬息万变而又十分敏感的外交舞台上，这样的据实而答显然缺少一种机敏迅速的外交应变手腕。不过，这也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需要的是吸取教训，多多磨炼罢了。

可是，在宋子文看来，胡博士的据实而答绝不是一件可以饶恕的罪行。宋当即找到胡适，训斥他不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这对胡博士又是一个刺激。胡盛怒之下，当即自行去电重庆向蒋提出辞职。“不瞎不聋，做不得亲家翁！”对于部属之间这些吵吵闹闹的小事体，蒋的老手段照例是“和稀泥”。于是，在胡的电报上，蒋批示：“勉为其难，仍盼继任斯职。”这是“未便遽允所请”的意思，表示慰留了。胡接到蒋的电报，办法也很简单，派了一个秘书拿着蒋的这份电报送给宋子文过目，那意思是：你小子不欲我干，但蒋先生不欲我走，你奈我何？

本来，胡适以学者出名，宋子文以干练著称，双方共同赴美公关乞援正是一个优势互补的机会。胡适具有良好的公众形象，长于舆论宣传，注重开展国民外交，容易赢得美国公众人物和新闻舆论的支持；宋子文擅长走上层路线，善于与权势人物打交道，在美国各界建立了一个与其声气相通的关系网。两个人如果能携手合作，不啻是相得益彰，正是蒋推进其“新洋务运动”的绝佳人物。不幸的是，这样两个“新洋务派”的巨头，在赴美之后从没有真诚合作过。况且，以胡的高傲个性自不会对宋点头哈腰、稍加迁就；而以宋的傲慢习气亦不会礼贤下士、多加敷衍。结果，两强相遇，不但裂痕扩大，而且很快发展到有宋无胡、有胡无宋的地步。国家已经万分危急了，胡、宋依然热衷于私斗，终是积不相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宋子文的个性，也是宋子文的作风。不过，这一次倒胡的心情有点过于迫切，所谓做工有点过火了。1940年10月14日，宋子文使美仅三个多月就达成了第一笔借款协议，宋正是沾沾自喜、顾盼自雄的时候便迫不及待地向蒋告了一状。也许宋以为自己有功于党国，在蒋面前有了说话的本钱，因而说起话来不但口气狂傲，而且直奔主题：“欲得美国之援助，必须万分努力，万分忍耐，非高谈空论所能获效。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俾得协助并进。否则，弟个人虽竭其绵力，恐不能尽如钧座之期，弟所以提议植之，即为此耳。”

胡适所标榜的外交风格，是“诚实与公开”；而宋子文所崇尚的外交信条，是纵横捭阖与密室交易。胡、宋之积不相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政治价值的取向与个性气质的差异。其实，胡博士所津津乐道的“诚实与公开”，固不免有崇尚空谈之嫌；但宋代表一味地玩手段，搞权变，亦不免也失之偏锋，所谓边门诡道而已，这也是蒋美关系后来总是矛盾百出不能平稳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子文要赶胡博士走路推荐的继任人选“植之”，便是大名鼎鼎的职业外交家施肇基。施为浙江余杭人，出身书香门第，是宋的上海圣约翰书院校友，也是前辈学长，后留学美国，曾随清末五大臣考察洋务，以及办理中日外交等。民国初年以来，此公历任交通、财政、外交等部总长；两度使英，三度使美；曾以代表或团长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国际特别关税会议、国际联盟及国联理事会等，为维护中国权益贡献颇著。施氏既是名声颇著的外交老手，亦为宋氏欧美派阵营的重要成员，尤其是施氏前后使美几近十年，不但对老美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在老美各界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称得上是“美国问题专家”。以外交经验及手腕论，适之比植之自然是逊色多了。宋子文曾有电报给钱昌照，谓：“适之和霭可亲，惟实际上不能发生助力。”钱亦谓：“适之能力薄弱，弟等早已料到不能为助。”宋、钱的评价中，当然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未尝不是对事实的判断。

只是，政坛上的事是很难说得清的。宋子文要挤兑胡适，不但王世杰、陈布雷等胡的友好要为适之说话；就以孔氏来说，虽对胡适不一定有多少好感，但他对宋子文恨之入骨那是没有话说的。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宋既要以施代胡，则孔必定不会让其如愿。结果，在蒋的周围，很快集聚起一个力量强大的“拥胡派”，不遗余力为胡氏说话。宋的建议到了蒋那里，自然是中寝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宋“驱胡引施”的诡计既不能得逞，但独角戏唱久了未免又有力不从心之感；不得已只得采取迂回战术。一方面力邀施肇基赴美出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处理美国援华物资事宜，以助自己一臂之力；另一方面，授计钱昌照搬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继续向蒋进言，以实施其“以施代胡”的计划。

自币改期间携手合作之后，宋子文与钱昌照之间可谓既有公谊，亦有私交，不啻是一对政治上的盟友。抗战时期，钱昌照出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等人都属于国民党内的务实派，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技术官僚。这一批人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自成一系，特立独行，作风清廉，自视甚高，除了尊蒋为领袖之外，对其他国民党各派势力都不肯买账，对孔氏深恶痛绝，对CC系冷若冰霜，对黄埔系素无往来，对政学系若即若离等。

但务实派既要实现工业救国的抱负，便不能不找一个掌握财经大权的阔佬作靠山；否则，工业救国的种种口号便只能是画饼一只，所谓“唱高调，放空炮，做不到”而已。而在蒋介石身边，掌握财经大权的始终只有孔、宋两家，与孔既不睦，与宋便不能不竭力结交，这便是钱氏的救国策略，也是钱氏结交宋氏的由来。

就宋子文而言，与钱氏深交，既有气质、个性、学识、抱负方面的相似之处，也有通过钱昌照而接近务实派与孔氏抗衡的需要，这也是宋子文不惜下最大的力气与本钱拉拢钱昌照的原因。从此，两个人不但在班底上相互支持，而且在政见上相互奥援。结果，钱昌照成了宋氏班底中最重要的政略与谋略专家。

战前，宋氏主持经济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审核组，一切经建项目均要经审核组审核才能提请他的批准。这个机构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审核组成员计有丁文江、翁文灏、钱昌照、秦汾、张福运诸人。除秦、张是宋手下的老人外，丁、翁都是钱引进的新交，以此可见宋对钱是如何信任了。抗战初期，宋被蒋、孔排挤而负气赴港远离政坛中枢，对国内政局不免若明若暗；而钱氏久在国内，且通过联络原国防设计委员，对各方面的情况莫不了然，正可以把国内政局内幕及时报告宋氏。双方互通声气，颇为相得。至于宋的秘书江季平、吴兆洪等不但都出之钱的介绍，甚至宋家三小姐的英文老师也都要由钱氏帮助物色。而只要是钱氏介绍引进的人，都被宋当成自己人看待，极受宋的信任。宋、钱关系之深，以此可见一斑。

钱助宋毫无保留，宋助钱也是不遗余力。自国防设计委员会创立以来（1934年4月易名为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始终是由钱昌照以副秘书长、副委员长等职负实际责任。而钱氏在资金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无不由宋子文大包大揽予以大力支持。抗战初期，资源委员会西撤，员工几万人，机器无数件，滞留汉口，无法向后方输送。钱找到孔财长要钱，孔不予理睬。钱只好赴港找宋子文求援。宋当即在私邸设宴招待，并邀约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陪。经钱昌照说明情况，宋当天即与钱新之决定：由中国、交通两行出巨资500万元助资委会渡过难关，顺利完成西撤任务。

战时运输工具缺乏，资委会承办战时矿产外销任务，为保证如期交货不得不自办运输，购置了300辆卡车。但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国民党特务在公路沿线布关设卡，派遣了无数的军统特务把守，名为检查，实为敲诈勒索。特务头子戴笠既是蒋的忠实工具，也是宋的政治盟友。钱昌照请求宋子文关照戴笠，不要找资委会的麻烦。戴笠倒也买账，一直到抗战胜利，资委会结束运输任务将卡车上交为止，始终没有遇到军统方面太大的麻烦。

抗战时期，钱夫人沈性元带着孩子住在歌乐山，钱氏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晨返回重庆。如果宋子文恰好也在重庆，钱则从星期二到星期六的早餐总在怡园宋公馆吃。“所有的事情他与我商量，我有重要的事情也跟他商量。他出国，我们有电报往还。”钱昌照如是回忆。宋、钱关系如此深厚，钱氏为宋氏排忧解难出谋划策，挤兑胡适回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1年6月16日，钱昌照致电宋子文，贡献了“以施代胡”的两点方略：“关于更动大使事，弟等观察最近政治环境，认为更动适之一点或可不成问题，但如果率直的提出植之，恐不易立刻得到介公同意。盖因介公一向对植之感想平平，而离华前未能来渝一行亦稍感不快也。弟等磋商结果，此事似可以下列方式之一与介公接洽。（一）由瀛向介公婉达先生之意旨，希望植之能担任驻美大使，俾一切得顺利进行。一则由于植之已在赴美途中，二则由于植之与美朝野甚为熟悉也。（二）皆不提出植之，仅由瀛暗示介公，新派之驻美大使必须与先生绝对合作，故其人选最好与先生一商。以上两种方式，究以何者为宜，请即电复。”最大的问题，不在胡适之的去职，而在于施植之的接任；最大的难度，又在于蒋对施“感想平平”。加之施在赴美前，居然不到重庆谒蒋请训，弄得蒋大为不快。本来老印象就不好，加上新感想又不佳，这就弄得钱昌照颇费踌躇了。

钱氏电报中所谓“瀛”，即指李石曾（李字煜瀛）。钱踌躇固然踌躇，但总算是多年的“山人妙计”了，在李石曾如何谒蒋建言的问题上，钱密陈二策供宋抉择。表面上看来，两计均无石破天惊之处，然仔细分析，若非对蒋氏的阴鸷莫测心理有缜密研究或洞若观火者，不能有此独具慧眼的老到献策。可见，钱久在蒋身边行走，对蒋之心理的揣摩与窥测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十天后（6月25日），宋复电李石曾：“（一）苏德已决裂，美参战期又更迫，此间外交异常活跃，实为我国之最好活动机会。（二）我国处兹环境，应有得力之外交使节驻美，与弟彻底合作，始可完成委座之使命。（三）适之外交工作情形，前请先生详陈委座，想已洞悉。（四）苏德宣战，嗣后中、英、苏在军货贷款借案内要求协助，粥少僧多，竞争在所不免，弟非有得力之外交上协助，不能有满意之效果。（五）前奉委座东电，谓高斯奉其国务卿命，对委座表示，以后与其政府有关各电，皆请用正式手续云云。更非有外交上彻底合作无能为力。再四思维，为国家前途计，实以植之兄任驻美大使为宜，盼即向委座婉陈为祷。”宋子文一口气列举了“以施代胡”的五大理由，且不难看出宋采纳了钱两策中的第一策。

电报发出去十天了，重庆方面没有任何动静，宋子文真是忧心如焚，如坐针毡。7月5日，宋再发一电到李石曾：“时局变幻万端，紧张日甚，我国在美外交亟待调整，务乞催促委座早日裁定，俾利进行，毋任企盼！再此事不必与复初商洽。”复初即郭复初，为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宋嘱李绕过外交部，直达天听。郭原本为驻英大使，于该年6月30日接任外交部长职。因宋、郭关系不睦，而胡、郭关系甚密，为防止郭于中坏事，宋不能不提醒李石曾注意。事实证明，这不是宋的杞人忧天，而正是他的先见之明。

宋越来越迫不及待了。此前，蒋曾多次电宋，嘱其直接找罗斯福会谈，办理特别外交。但宋有宋的难处。宋的身份只是蒋的私人代表，在中国人的眼里，蒋这个“私人”即为“国家”的代名词；但美国人不尿你这一壶。在美国人看来，私人代表只代表私人，未经法定程序不能代表国家。宋提出要与美国总统会谈，对不起，“请用正式手续”以验明正身。但宋不愿与能够办理正式手续的胡大使合作，胡亦有不甘心作宋的附庸的心理。如此，宋要办理特别外交事务，不免处处受制。

7月6日，宋又有一电到蒋，直言“植之事更为迫切”。7月7日，宋再电李石曾，告之这一情况，谓：“昨已电陈蒋公，请索阅原电。文完全为工作着想，个人固无所要求。办理特别外交，必须予我便利。万一不蒙谅允，只可株守本职，循分尽心而已。”这是出之宋的恳请，然未免不是一个讹诈。好在蒋已露出口风，大有恩准之意了。但宋是久历官场之人，深知政治上的事情往往成于速决，误于迁延，故必须盯牢介公。7月12日，宋再上一电，要求蒋立即兑现许诺，声称：“仰蒙俯允，尤感荩筹。”这是一番感激涕零的谢恩；但话锋一转，要求当场“兑现”，否则“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责，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惟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

蒋若不允所求，“文不能尽责”这是当然的；令人不解者，为什么“适之亦属难堪”？然而，难堪的不是适之而是子文了。因外交部长郭泰祺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当即跑到蒋氏面前坚决反对“以施代胡”之策。蒋的态度本就首鼠两端，而外交部长的态度又是异常坚定，蒋倒也爽气当即收回成命了。

古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确是一句名言。试想一下，宋子文、钱昌照、李石曾，称得上是国民党政坛的三大高手。在“以施代胡”之策上，三大高手穷极平生智慧，集半载运筹之功，聚数月公关之力，眼看着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却不料半路上杀出一个郭泰祺，一声断喝，刀下留人，结果，一切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想想看，碰上这样的事情，真要让人气得背过气去。

8月22日，宋子文电钱昌照，大发感慨：“兄见甚为赞同，弟前请介公予我以政治上名义；又退一步，请任植之为驻美大使，均无非为推进国际之活动，未蒙接纳，只有谨守范围，自治其分内应办之事，免于越俎之嫌耳！”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宋的沮丧与哀痛。

经此打击，口口声声表示以后“谨守范围”不再干越俎代庖之事了；其实，这只是政治家的一种高蹈术而已，涉及政治上的利权之争，政治家哪里肯放得下呢？此间，宋与美国军方达成了军火租借法案，但美国政府殊不愿以此刺激日本，迟迟不肯答复中方。宋致函罗斯福催询，终得总统复函同意，事情总算搞定。但宋表功心切，尤怕胡适争功，竟不顾外交惯例擅自公布了美国总统的复函，引起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亦受到中国方面的严厉批评。

宋知道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于9月11日致函钱昌照，一方面为之辩解：“适之屡次不顾事实，觍颜自我宣传，弟殊不屑与之争辩。此次罗函本不愿公布，因恐淆乱听闻，有碍日后工作，故尔发表”；一方面请钱为之补救：“嗣后自当注意，并请兄暨孟余兄随时加以补救为感！”其实，与胡适相处并不难。以胡的一贯作风而论，玩的完全是一种名士派头。对付这种人，只要稍具一点谦恭下士的心理，说上几句客气话再送上几顶高帽子就立马摆平了，此后让他给你做牛做马他都干，这就是古人所谓“众人待之，众人报之；国士待之，国士报之”的道理。可是，宋不但没有这点风度，也没有这点胸襟；甚至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胡适与他争功，岂不可笑之至。

其实，胡适不但没有争功之念，而且早已感到无事可做了。1942年5月17日，胡适在给翁文灏、王世杰的信中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胡并说，本来在去年12月的太平洋大战爆发之后，他就决定辞职了。但这个时候发生了郭泰祺的外交部长被罢免事件，接任者又是冤家对头宋子文，胡认为：“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兄知我最深，故敢相告，不必为他人道也。”胡适是不得不走，也不能不走了。1942年9月8日，蒋终于同意“毫无用处”的胡适辞去驻美大使一职，以驻法大使魏道明继任。

1941年12月27日，宋子文与胡适（右）访晤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后在白宫留影

在宋、胡关系上，宋的褊狭任气，睚眦必报，颇令胡适的一些二三好友不满。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鲠生批评宋子文“在华盛顿遇事专擅，不顾体统，颇使适之不快”；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亦认为宋子文“有能干而不尽识大体”，这与钱昌照对宋的点评“为人非常骄傲，缺乏修养”之说，可谓不谋而合了。

折冲于大国之间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怪，一门心思去争去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从未想到去要的，却主动送上门来，正所谓“得来全不费工夫”。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的过程，就颇有类似的感受。

本来，宋子文魂里牵、梦里萦的原是财政部长一职。但争来夺去，财政部长终究没有得到，却不料传来了荣任外交部长的消息，真不知道让宋子文说什么好了。而且，尽管名义上升任外交部长，却并不需要返国接任视事，仍常驻美国进行外援及外事交涉。显然，职务的晋升，与其说是工作的需要，不如说是名义上的褒奖。

不过，宋子文自担任外交部长以后，虽没有回国主持部务，但已经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受命参加有关国际事务的谈判或负责处理有关国际事务。当时的美国，已经成为开展大国外交的中心舞台，亦已经成为同盟国的大本营。就国民党重庆政府来说，抗战时期的国际外交主要就是对美外交。因此，外交部长常年驻美办公，尽管在外交史上是一个令人啧啧称奇的故事，但其中不是没有合理的成分。

从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开始，几任著名的外交部长，如黄郛、王正廷、汪精卫、张群、王宠惠等无不是精通对日外交的专家。其原因就是因为自济南惨案及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无时无刻不受强邻的压迫，亦不能不把对日外交放在第一位。不过，终究是以前的事情了，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尤其是自太平洋大战爆发以来，中日之间只剩下战争再不谈外交了。中国外交的重点，已经转到华府去了。现在的外交部长，正需要擅长对美外交的专家。宋子文出掌外交部，正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从1942年开始，宋子文不但频繁地介入了国际外交事务，而且这也是宋子文充分展现其外交才华的一个重要阶段。比较而言，这是宋在外交生涯中最有建树的一个时期，也是他在国际上迅速扩大个人影响的黄金岁月。在这一阶段，宋对国际外交事务的参与是从参加谈判并促成建立远东联合军事指挥机制开始的。太平洋大战爆发之后，美国不得不迅速调整隔岸观火的“壁上”心态，全面进入战争状态。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都看准了这是一个帮助山姆大叔走出孤立主义泥潭的极好机会，故积极推动美国老大哥领衔建立远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早在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三天，蒋即致电宋子文，要他迅速与美国陆、海军部长接洽提出远东联合作战事宜，建议成立由美国领导的各盟国联合指挥机构。12月10日，蒋追发一电，要宋向美国当局提出由中、美、英、荷四国在远东立即成立中央统帅部或中央军事参议机构的建议，并在重庆设立指挥部统一指挥对日作战。

宋子文不敢怠慢，于当天即拜访美国财长摩根索，并以巴结的口吻说：如果成立这样的盟国军事指挥部，希望摩根索先生也是成员之一。美国政界与军方很快接受了中国方面的建议，罗斯福于12月16日电复蒋介石，同意由蒋在重庆召集美、英、中、荷、苏五国联合军事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主持召开这样的国际军事会议，也是宋子文第一次在大国军事联盟进程中发挥折冲作用。此后，中、美、英等国分别在华盛顿与重庆等地，启动协调远东联合对日作战的磋商机制。除重庆军事会议由蒋指定何应钦等高级将领参加外，凡涉及在华盛顿等地召开的军事或作战会议，蒋一律委派宋子文参加。

从抗战中期开始，宋子文介入的领域，除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外交方面外，又开始进入军事与作战领域。在蒋看来，宋子文博士简直成了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通才与全才了。当初，蒋不用宋子文，差不多把他当成一块臭狗屎；今天，蒋要用宋子文，又把他当成一个万事通。蒋之用人，真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1941年12月下旬，宋出席了由美、英首脑主持召开的华盛顿最高军事会议，并在会议期间访晤了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讨论的内容涉及组织华盛顿军事会议、设立战区联合指挥部、缅甸战局、苏联远东军事部署、新加坡防御、中国高级军事人员驻美、国际对华援助及中国空袭日本本土机场和搜集气象情报等重大问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盟国间军事合作时留影

1942年1月1日，二十六国《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华盛顿举行签字仪式。美、英、苏、中为前四个签字国，其他国家的签字顺序按国名英文字母的顺序排列。这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表示，也是中国第一次跻身世界四强的实证。在这份标志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文件上，宋子文第一次以外交部长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在文件上签字。

事实上，中国之称为大国在于中国是远东地区的反侵略大国。老实说，这是大日本帝国送给我们的礼物。如果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国绝不可能坐上四大国之一的宝座。而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次忝陪四大国末座的资格，从而为后来的开罗四强会议上领到入场券而提供了先例，更为后来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准备了充分的理由。

大国便要有大国的形象，更要有大国的自信。只是，中国算个什么大国呢？美国和英国都是中国的同盟国，可是他们不但都还保留着在华治外法权，而且都还保留着租界。这是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有胎记，也是令一个世界大国时刻不能忘怀的耻辱。于是，中国朝野发出了要求取消各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呼声。早在太平洋大战之前，美、英都曾主动表示可在战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为什么要等到遥遥无期的战后呢？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示；但就事实而言，又未尝不是一种拖延战术。1942年10月初，按照中国政府的指令，宋子文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要求，希望美国能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也向英国方面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大国就是大国，说话的分量就是不一样。10月10日，美、英都声明将放弃在华特权。据此，宋子文与美、英方面开始了签订新约的谈判。

旧约的废除，虽然出乎意料的顺利，也是意想不到的痛快；但是，新约的谈判，绝不是一帆风顺。美、英的废约声明，都是基于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所迫而作出的政治姿态，并非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以及对中国主权的尊重。只是这些一向欺侮凌辱中华民族的西方列强，现在的处境与中国一样，都成了被世界法西斯侵略的对象，这才有了同病相怜的感受。事实上，自太平洋大战以来，所有外国列强的在华租界均已被日军占领，成了日军的囊中物。原先意义上的“租界”，早已不复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废约不过是送一个顺水人情罢了！

1942年1月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上签字后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坐者）、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后左三）、英国大使哈里法克斯爵士（后左四）、菲律宾总统奎松（右一）等合影

况且，即便是废约，也并不表示他们将放弃全部在华特权。比如，美国提出的新约草案，虽说明将放弃治外法权，废除《辛丑条约》及美国所享特权，放弃美国在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享有的特权，取消领事裁判权及重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但并未提及通商口岸制度、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特区法院制度、内河航行、沿海贸易、外国军舰在中国领水内巡弋、外籍引水人之雇佣等美国在华享有其他特权的放弃。

理所当然地，中国方面对美国所提草案作了修正，将中美新约的范围扩大为全面废除中美间的不平等条约。在大部分问题上，双方很快达成了谅解；但在涉及处理内河航行、沿海贸易等特权时，宋子文强调要以换文形式明确取消这些特权；而美国方面则声称内河航行、外舰来华等，“实际并非与治外法权有关”。中美双方的意见，出现了一些分歧。但在宋子文坚持下，美国驻华大使、谈判代表高斯一步步退让了。初时，高斯提出是否可允许外轮直接在诸如汉口这样的口岸装卸货物，宋子文给了他一个不容置疑的否定。接着，高斯又提出补充修正案，称“双方并谅解倘日后中国在任何情形下，给予任何第三国之船舶以内河航行或沿海贸易权，应给予美国船舶以同样之权利”，宋再次给了他一个不容置疑的否定。宋态度强硬地指出：中国将坚持要求各有关缔约国放弃这些权利，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将单方面废除现存的这些特权。面对毫不妥协的宋子文，高斯不得不放弃保持这些特权的努力。12月21日，中美新约及换文定稿。次年1月11日，由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与赫尔国务卿在华盛顿签署。

中英新约的谈判与中美新约的谈判，基本上是同步进行；中美新约搞定之后，也就为搞定中英新约提供了一个张本。但是，中英新约有一个特殊因素，这就是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谈判，达到收回香港的目的，最低目的也要收回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然而，蒋介石与宋子文都低估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心态。香港是英帝国殖民地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在日不落帝国的心目中它是除印度之外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英帝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交还香港。而且，为了要长期占领香港，就不能不占领九龙。10月14日，英国外交部官员在下院回答是否归还香港问题时，不容置疑地声明：“不还，我们提出的废约只是废除治外法权。”11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更是扬言：“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丘吉尔进而声称：“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

1942年，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邮政署署长法莱（中）合影

面对英国人的顽固立场，宋深知在归还香港问题上已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因而在讨论英方提交的新约草案时只在修订草案中加上了废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只提归还九龙，不提归还整个香港。这是宋子文的妥协，也是宋子文的务实。

然而，即使是归还九龙问题，英国谈判代表、驻华大使薛穆也以蛮横的态度拒绝讨论。宋子文对此亦寸步不让，坚决要求收回九龙。每次谈判开始，宋子文都是反复重申这一立场，并以此作为签约的先决条件。双方各执己见，都以拒签条约作为威胁的手段，谈判几度搁浅，条约迟迟不能搞定。面对僵局，老谋深算的英殖民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貌似妥协的方案，表示中国可以在条约签订之后向英国提出一个照会，说明“虽然九龙不在目前废约谈判的讨论之中，但是中国保留战后再提出九龙问题的权利”。而英国“愿在战后收到中方要求时加以考虑”。宋子文明知这一“妥协”的欺骗性，但面对英方的顽固殖民主义心态，终在最后一刻接受了关于战后再讨论九龙问题的主张。翌年1月11日，中英正式在重庆签约。当天，宋子文就向英国政府提交了照会，要求保留战后收回九龙的权利。但英国政府收到中方照会后，连一纸复函也没有，更不要说作出战后讨论九龙问题的承诺了。英殖民主义者的老奸巨猾与厚颜无耻，于此可见一斑。随后，中国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分别签订了平等新约。

虽然，在收回香港问题上，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失败，也是宋子文对外交涉的一大挫折；但就整体而言，中美、中英等11国新约的订立，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战时外交的一大胜利，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宋子文外交谈判的一大成功。宋子文对此也是颇为自许的。1月12日，宋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此在中国外交史上，系属首次”。认为自参加《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及签署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以来，中国已经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世界四大国之一的身份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了。然而，这是宋子文的自吹自擂，也是他的自欺欺人。严酷的事实，马上给了他一个痛击。

1943年，同盟国为部署远东及太平洋和非洲战场的反攻，先后召开了卡萨布兰卡、加尔各答、华盛顿及魁北克等四个重要会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的军事反攻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安排。然而，就在这些涉及中国问题的重要会议上，美、英竟然在未邀请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对中国问题作出了安排。冷酷的事实，使宋子文充分品尝到了被大国歧视的尴尬处境。

1943年1月11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代表英国政府在《中英平等新约》上签字

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英平等新约》上签字

第一个背着中国召开的会议，是著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1月14日，也就是中美、中英新约签署后第四天，罗斯福、丘吉尔在北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即有名的“卡港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商定有中国军队参与作战的反攻缅甸方案。然而，这样一个重要会议，却没有邀请中国代表与会。蒋、宋都十分生气。显然，在美、英首脑的心目中，中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大国”，还没有资格与他们讨论包括中国问题在内的世界大事。

为落实卡港会议确定的攻缅方略，2月9日中、美、英三国高级幕僚人员赴加尔各答举行会议。宋子文与何应钦作为中国代表与会。会上，中国承诺将派出十个师的兵力出击缅北，英方表示将有九个师投入战斗。美、英并承诺将为攻缅行动提供海空支援。但在会后，美、英迟迟不肯落实攻缅计划，宋屡屡交涉，均告无效。

5月12日，罗斯福、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三叉戟会议”。这次会议不但背着中国代表召开，而且单方面取消原定的三国共同进攻缅甸的方案，理由是美、英将集中精力于欧洲战场，美国无法同时供给欧亚两个战场的军用物资。经反复争取，宋子文于5月17日才得以到会，陈述中国对三国联合反攻缅甸计划的立场，坚决不同意取消攻缅方案，并为此而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以致与丘吉尔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罗斯福裁定在雨季结束后由中美军队共同实施反攻缅北的局部作战计划。攻缅计划的收缩，使中国的战时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这次会上，宋子文曾就西藏问题与丘吉尔展开了唇枪舌战。初时，丘氏竟然声称西藏为“独立国家”，以此对中国进行攻击。宋当即以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对丘吉尔进行质问，毫不客气地将其顶了回去。丘自知理屈，吞吞吐吐地承认中国对这个偏僻荒凉的“国家”有宗主权，表白英国对之不感兴趣。宋为之揶揄：如果西藏不那么偏僻荒凉，说不定英国早已对它感兴趣得多了。罗斯福看到宋的态度如此激烈企图为之转圜，宋以严正立场声明：中国不能接受英国方面对西藏的任何提议。据说，许多中国同事对宋的激烈态度大为吃惊，因为还从未有人看到宋在外交场合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然而，无论宋子文如何抗争，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弱国地位。8月19日至2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中国再一次被美、英关在会议门外。宋子文大怒，当即于魁北克会议前一日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照会，郑重声明中国有参与盟国和战大计的权利，指出：美国政府曾多次声明，盟国中承担主要战争努力的美、英、中、苏四国，也应对作战规划和维持和平负起责任。而盟国间现有行政和军事机构中，不论是规划作战方案还是战后和平计划，其成员都仅限于美、英方面的代表，而这些机构都是以盟国的名义进行工作的。中国政府代表多次要求参加这些机构，但均遭拒绝。宋认为魁北克会议的结果，“将关系到未来国际关系和战后结盟的格局；中国政府将无法向其国民——正是他们于1937年决定抵抗日本——和军队解释下列事实：中国未能参与盟国作战方案及盟国和平计划的商议和决定”。

1943年5月太平洋军事会议上的宋子文（左一）、罗斯福（中）、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左三）、哈里法克斯爵士（左四）、罗斯福的助理霍普金斯（右一）

1943年魁北克会议期间，宋子文与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交谈

宋子文参观加拿大拟输华军械样品

 

宋子文亲手体验加拿大即将输华的轻型武器

 

魁北克会议期间，宋子文率中国代表团与加方陪同人员合影

经宋子文力争，美、英两巨头最终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同意宋子文赶到魁北克会议表达中国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宋子文在会上发言；8月24日，魁北克会议结束；8月25日，罗斯福、丘吉尔联名电告蒋介石，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统帅指挥缅北作战。蒋对魁北克会议的安排极为不满，在重庆大发了一通牢骚。但是，一切都是基于实力的较量。在美、英的实力政策下，蒋介石的不满与发泄徒然是求得心理的自我平衡而已。

一波三折的“倒史”事件

其实，中美在这一阶段，尽管有不快，有争吵，也有怨气，但比起随后中美间出现的“史迪威危机”，蒋介石和宋子文都觉得此前所受到的任何歧视与委屈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史迪威使华，本是出于蒋介石的恳请，经宋子文一手撮合促成的。哪里想到后来的结局，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当初，蒋就任中国战区统帅伊始，不能不想到中国战区的事情必须要拉住美国人一起干。于是蒋电嘱宋子文，要他转请美国方面委派一位高级将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参谋长。蒋特别指出，其人选“不必熟悉东方旧情者，只要其有品学与热心者可也”。事实证明，这不是蒋的杞人忧天，而是他的“英明”预见。

但是，从宋子文到美国军方似乎都没有在意蒋的这个警告，他们着意挑选的结果却是找了史迪威这样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我们不知道美国人评定中国问题专家的标准是什么？但是，史迪威曾三次来华工作，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并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尤其是对中国政治的结构与内幕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尽管这种了解只是接触了皮毛而已；然而，在善于夸张的美国人眼里，史氏这样的人不啻就是“中国通”了。其实，在世界各民族中，美国这个民族可以说是对中国问题最隔膜、最少了解的民族之一。

据说，美国军方本有借此对中国军部进行改革的初衷，从而提高美国援助的效率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为此，史迪威不但荣获中国战区参谋长头衔，而且从美国军界那里接受了四项权力：办理所有美国军贷援华事宜；在蒋介石的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的美国军队及蒋自愿交与指挥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参加一切在华召开的国际军事会议；维持及管理中国境内滇缅公路事宜。事实上，根据美国陆军部的理解，史迪威一身兼有六职：美国驻华军事代表，驻华美国空军指挥官，驻缅美、英、中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中国战区参谋长。

蒋的初衷，只想从美国派来一个俯首听命的部下，以巩固其中国战区统帅的地位；而且，按照中国军人的传统观念，参谋长只是统帅身边的一个清客，虚应故事而已。可是，史迪威的六大头衔中，只有一个“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头衔勉强称得上是蒋的部属，其他头衔都是蒋无权干涉的；尤其是由史迪威一手掌控的军贷援华事宜，这就等于让史迪威掌握了一个可以随时对蒋施以杀手的尚方宝剑。以此观之，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其说是蒋介石不如说是史迪威更准确。

不论美国人是出于怎样的动机，也不论美国人的这种动机是否正确，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一个所谓的“中国通”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以及他们赋予这个“中国通”的巨大权力只是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而已。说到底，中国的问题解决起来让人感到复杂，就在于它已经渗入了5000年之久的文化历史背景；而让一个不到200年文化历史背景的美国人来解决中国问题，无异于让一个小学生来解决大学教授之间的矛盾！不客气地说，史迪威将军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失败的命运。

不过，美国人不是先知先觉，蒋介石与宋子文也不是先知先觉，他们都不可能想到史迪威的使命会对后来的蒋、美关系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史迪威受命之初，宋子文对史迪威的个人经历曾进行过调查；史迪威赴华之前，宋子文亦曾多次与之晤谈。调查与访谈的结果，使宋子文确信“挑选担任此项职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宋因此电蒋：史迪威为马歇尔部下最有能力之将才，本拟派为北非出征军总司令，因中国事务紧要故改派来华，谅蒙委员长重用云云。

然而，史迪威使华之后，发现诸事皆不顺利。史迪威急于要在印度蓝伽训练十万中国精锐之师，蒋则予以反对，表面上的理由是战区参谋长不便远离重庆，其实是害怕史迪威借机掌握中国军队；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因蒋、史令出多门及英国军队不能配合等，造成中国远征军先胜后败的惨痛记录；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原始森林中分途退入中国与印度时，因撤退路线不明，十万将士只剩下四万余人，为此，蒋、史相互指责；而史迪威未与蒋介石商量，便将驻印美国空军第十航空队调往埃及作战，更令蒋大为光火，双方关系开始闹僵。这是史迪威使华之初的四个月期间发生的事情，也是蒋、史之间第一次爆发的大冲突。

一切的不满和愤恨，都像零存整取的储蓄一样，先是一角一分地铢积寸累，等到积蓄到一个很大的数目时就可以十分豪阔地支取了。事实上，经过蓝伽训练的分歧，经过入缅作战的失败，再经过第十航空队远调埃及的风波，一次次的“零存”已经积蓄成一笔可观的“整取”数目。从蒋介石到史迪威，都觉得是到了支取这笔“巨款”的时候了。

1942年7月初，蒋提出要求从中国租借物资中拨出两架运输机交中国航空委员会使用。这本不是一件什么大事，谁能想到由此而酿成一起轩然大波呢？但是，在双方气氛紧张各方心理都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突变事件都不会让人感到是一个意外！果然，蒋的这一要求，被史迪威打了一个痛快的回票。第一夫人兼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被激怒了，当即对史迪威加以讨伐，要他对蒋介石有无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作出合理解释。

史迪威解释的方式是他的一贯作风，开门见山，简洁明了。当日，史迪威将一份备忘录送交蒋介石，对自己的权限与地位进行陈述。蒋接到这份傲慢无礼的备忘录，真是气昏了。此前，史迪威签署文件时，总是不肯用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名义，而是打着罗斯福总统代表的名义处理问题。一切的一切，看在罗斯福总统的面子上，蒋都隐忍不发了，“皆不以为意，毫不与之计较”；但这一次绝不能不与美国政府说说清楚，坦白商讨一下参谋长的地位与权限。这是7月2日蒋致电宋子文时表达的意思。

面对蒋、史冲突，宋子文的立场十分鲜明，这就是毫不迟疑地“倒史”。7月6日，宋复电蒋：“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宋并提醒蒋氏：对史迪威是否仍拟留其在华供职，抑或乘机更换，另选他员，应及早决策，以便相机进行；宋认为“史迪威对我之态度，久在堪虑之中，若早日得完成，美方接济或不致延宕”。对于史迪威的桀骜不驯，宋以为这是中国政府对“一般客卿待遇过厚，往往失其诫惧之心，此辈宽不知恩，于此可见”。

一句转圜的话也不肯说，甚至立即要蒋作出赶史迪威走路的决定，显然，宋子文此举多少显得有些操切，也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总算蒋的态度比较冷静。蒋复电宋：“我方以暂不表示为宜”；但是，“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这是一个“软着陆”的办法。然而，中方的要求，遭到美国军方的断然拒绝。美国军方不但不肯召回史迪威，甚至代罗斯福总统起草了一份支持史迪威的电文。一个美国将领的去留竟弄到美国总统公开出面干预的程度，这是宋子文当初没有想到的。所幸这份电文稿很快到了宋子文手里。宋看过之后，觉得电文稿的措词过于尖锐了。而根据他的分析，这样的电文不会是出自罗斯福的本意，只能是美国军方的“杰作”。

于是，宋直接拜谒罗斯福总统，详述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和蒋史冲突的经过，希望罗斯福总统着眼于中美关系的大局设身处地地为蒋考虑。罗斯福究竟不是五角大楼那班好激动的军人，以他的世界眼光，当然懂得中美一旦交恶绝不是福音，故很快答应取消这份电文。作为一种回报，宋亦决定从“倒史”的立场上作战略性退却，并答应在蒋、罗之间做解释工作。一方面，向蒋转告罗斯福总统对史迪威职权的解释：“史为中国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公；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另一方面，对“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要员，确有相当困难”的立场表示理解。

事实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许诺，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答复。然而，对于宋子文和蒋介石来说，这就够了。经过这一番交涉，宋子文很快看出，史迪威在美国军界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从国家大局出发，现在究竟不是双方吵架的时候。在蒋介石的想法则是：美国人本着他们是优等民族的偏见，脾气本来就很大，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史迪威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怪僻吧！一切都还只是开始，双方的关系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于是，在宋子文退却之后，蒋介石也开始退却了。

实践证明，这一次的蒋、史冲突只是一次小试牛刀；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终于像山呼海啸一般来临了。再一次的冲突，从技术的层面看，是蒋、史在军贷援华物资分配过程中涉及中共有无分配权的激烈争论，以及蒋、史对军队指挥权的不同理解；从基本的层面看，是建立在不同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中美战略目标的差异；从历史的层面看，也是中美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

1943年秋季，鉴于中国战区未能配合欧洲战场转入对日反攻，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建议蒋介石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把胡宗南的50万大军以及共产党的军队都调出来打日本；史并准备从租借物资拨出一部分武器装备共产党军队，以增强对日作战能力。出于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不过，在蒋的帝王意识中，所谓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蒋家的家族利益与国民党的党派利益。可是，按史迪威的逻辑，不但要解除对中共边区政府的封锁，而且要以最先进的美械来装备中共军队，如果让这样的“邪说”得逞，多少年来限共、反共的心血与成果岂不是毁于一旦么？显然，蒋、史之争，已经不仅涉及中、美利益之争，而且更涉及国、共政权之争。这是蒋介石最为敏感的一根麻经，被史迪威一个不小心碰着了。

于是，蒋介石一个密电打给宋子文，指令他重新开展“倒史”活动，务必将史迪威这个危险的家伙赶回老家。宋不愧是一个阴谋家。吸取第一次从正面进攻导致失败的教训，宋子文这一次采取侧面佯攻的策略，这就是以盟军对日军事行动即将在远东进行须调整中国与美、英军事关系的理由对中国战区统帅部进行改组，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在不显山不露水的情况下达到“即行撤换史迪威”的目的。

宋设计的“改组中国战区方案”即为：中国战区增设副统帅一人，由美国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改由中国军官担任；增设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国军官担任。其下处长、副处长，则由中美军官混合编成。在此基础上，中国方面应有代表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

9月15日，宋将改组中国战区方案连同一份说帖，通过总统特别助理霍浦金斯转呈罗斯福，说明：“目下此人系中国战区参谋长，又系中印缅区美国空军总司令，兼中印空运补给司令，又兼蓝伽中国驻印军统领官，亦参与中国云南远征军之指挥，更握有美国军部授予而未经中国同意之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以如此错杂之任务，施诸五花八门之区域，将于未来战事深感危险。”

罗斯福给了宋一个痛快的回答，请他与马歇尔一谈。而宋已从霍浦金斯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马歇尔对史迪威的支持已不如以前那样绝对；只要改组中国战区，撤换史迪威将不是一件难事。9月29日，宋子文在返国前向罗斯福辞行，重申史迪威必须撤换的强硬立场。罗斯福表示理解和同意，并派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上将及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姆维尔将军一起偕宋离美赴渝，就改组中国战区统帅部的问题听取蒋介石的意见。

1943年10月，宋子文、蒋介石在重庆与来访的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左二）合影

但是，在充满了政治权谋的国民党政坛上，一切都充满了变数。一切的政治变态也正是一种政治常态，更令宋子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次充满信心的“倒史”活动，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成了家族斗争的牺牲品。

宋子文又一次被抛离政治的中心。

“茶杯风波”的台前与幕后

宋子文到达重庆之后才知道，就在这几天当中，蒋在“倒史”问题上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由于事件本身不见于正史，而经过野史的反复渲染，在细节的描绘方面难免不加进一些以讹传讹的成分，甚至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对于这件事的主要史实，原是不用怀疑的。这就是当宋子文晋谒蒋介石，提出撤换史迪威方案时，蒋冷冷地告诉他，自己准备让史迪威在中国继续干下去。蒋的出尔反尔的回答，简直让宋怀疑是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当他证实自己又一次被蒋介石愚弄和欺骗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固然是一个意外，但未尝不可以说是一个意料之中。事实上，两个高傲自负而又脾气乖戾的大人物，一旦意见相左，话不投机，任何的意外都不是没有可能发生。于是，蒋、宋之间不但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而且是君子动口也动手，发生了著名的“茶杯风波”，这是十年前那个著名的“耳光风波”之后一个续集。

一般的说法是，在蒋、宋争执的过程中，蒋因理屈词穷而不得不采取“理不够，拳来凑”的老手段，怒不可遏地将一只茶杯狠狠地向宋子文砸去。宋子文的老办法照例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面对突袭而来的茶杯，抱头鼠窜，落荒而逃！

结果，这一出发生在重重帷幕之后的宫廷剧很快被朝野传得沸沸扬扬，甚至美国人都从不同的渠道听说了宋被一只茶杯打得落荒而逃的故事。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在报告中对这一事件作了非常出色的描述：中国政坛上最近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宋子文戏剧性的黯然失色；蒋和宋一向就难以彼此相得。蒋独断专行，而宋直言无忌且意志坚强。他们在这之前曾多次吵过架，作为外交部长，宋独立性太强，不讨蒋氏夫妇喜欢。谢并说：“宋子文触怒了蒋，并使孔祥熙和其夫人（一般说来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提高警惕，因为他苛刻批评中国处理经济问题不当，提出（可能是推理的）他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大权独揽的人。一条广为流传的消息说，在最初发生裂痕之后（显然是在1943年11月），这个家族曾在12月底开一次会，希望能够和解……据传，这次会议的结局是蒋举起一只茶杯向宋的头部砸去，自然，任何马上取得和解的希望也就放弃了。”

有关“茶杯风波”的新闻从国内炒到国外，甚至炒出了多种版本。流传较广的另一个版本，就是又炒出了一个“饭碗风波”。蒋的情报总管、侍从室情报组长唐纵在10月16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来渝。宋部长不知因何使委座见气，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觏之事”。

唐是蒋的近侍之臣，且负责情报工作，自是国民党圈子中消息最为灵通的神秘人士。但蒋、宋冲突究属宫廷内幕，外人多不得而知，况且这也不属于特工范畴，即以唐纵的神通广大，亦未必能一窥全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到蒋被气得“摔破饭碗”，已是多年来没有发生的事了。五天后，唐纵追记：“日来委座火气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恐系孔、宋之问题，否则无此火气也。”

以蒋的宠辱不惊的修养，一般的国内外大事早已不能令蒋的情绪激动而失控了，惟有孔、宋之间的“窝里斗”最令蒋为之头痛。唐纵的分析与判断，可谓是知人之语。直到11月5日，唐纵才从侍从室秘书、宋安插在蒋身边的“内线”古达程那儿得到真实消息：“据古秘书云，此次宋部长与委座意见冲突，闻系为史迪威事。当初委座欲换史参谋长，宋部长不赞成。其后宋部长已向美方交涉撤换。委座以情形变化，不换。宋部长表示难于接受，态度倔强，其中所说何话不知。但委座因而大怒，至今尚未与宋见面。”唐纵总算把事情弄清楚了，原来祸根是史迪威这个美国佬。

除了“饭碗风波”的版本之外，又有所谓“拷贝风波”与“镜框风波”的传说。宋的密友、重庆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回忆说：“宋与蒋也有矛盾。史迪威到重庆，在宋子文家吃饭。那时我不知道史与蒋不和，因为史主张把美援物资分一部分给中共。三四天后，我在宋家吃早点，看到地上有打碎玻璃的残片，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向蒋讲史迪威的事，要蒋尊重史的意见，讲得较率直。蒋发脾气，把两盘电影拷贝向他摔过来，转身就进屋了。宋也很生气，回到家里把装有蒋的相片的镜框摔碎在地上，因此地上还有一些玻璃残片。”

钱的回忆，在某些基本点上也仍有一些存疑之处，诸如宋所谓“要蒋尊重史的意见”等语，这与宋的立场相悖，不知是宋没有向钱说真话呢还是钱的回忆有误。不过，钱在宋宅亲眼看到被打碎的镜框残片，可见，在“一只茶杯”（抑或是“一只饭碗”、“两盘拷贝”）的新闻故事之后，还掩藏着“一只镜框”的辛酸故事。

其实，在1943年的那个秋天，蒋砸向宋子文的究竟是一只茶杯，还是一只饭碗，抑或是两盘拷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此一战，蒋、宋关系再次发生逆转，并给重庆政坛及中美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如果就中国宫廷政治的传统而言，万岁爷在暴怒之下顺手拎起一只茶杯，掷向不听话的国舅爷，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就蒋、宋而言，这是故事，而不是新闻）。但深入到这次事件的背后，让人看到的却是一次蒋、宋、孔三大家族火并的一场闹剧。透过这场闹剧，活生生地揭示出豪门之间那种触目惊心的相互咬斗的画面。

其实，宋子文“倒史”活动的失败，既不是败于史迪威之手，也不是败于罗斯福或马歇尔之手，而是败于自家人宋蔼龄之手，亦即败于一个精心设计的家族政治阴谋。围绕史迪威的去留问题，蒋、宋、孔三大家族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咬斗。就这场咬斗而言，说到底，不过是十年前及抗战之初孔、宋之争的一个继续。万流归宗，无论孔、宋怎样争来争去，仍不外是一个财政部长的宝座之争。

一般人认为，宋子文自赴美任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及出任重庆政府外交部长，工作的重心已由财政金融领域转向外交领域，这就与孔所主持的财政金融领域拉开了一段距离；况宋既不在国内，中间又隔着一个太平洋，宋即使仍想染指孔的财政部长的宝座也是鞭长不及马腹。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看法。宋子文赴美，不但不是孔、宋之争的结束，而是在新形势下的升级。事实上，宋子文从没有放弃对财政部长一职的觊觎；宋的确是把驻节美国，争取美援的使命，作为他重新打回财政部的本钱；而孔祥熙亦从没有放弃对宋子文的戒备。孔始终认定，在国民党内，能够对他的财政部长地位构成威胁的除了宋子文没有第二个人。何况，孔自登上财长宝座以来，因政声不佳，丑闻迭出，早已成了国内外抨击的目标；而宋氏不独以抗战派著称，且因远离政坛中枢，受各种丑闻牵连较少，声誉上自然要比孔高出一截，因而朝野确有许多人寄希望于宋子文能够复任财长，并为之奔走呼吁。

平心而论，宋子文赴美乞援，当然期望能做出突出成绩，一方面是为了有助于国家抗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培植个人政治资本。这虽是宋子文心中的一本账，但孔氏不是看不到。事实上，宋的成功就是孔的失败，宋的失败就是孔的成功，道理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孔不能不对宋的活动多方加以牵制与诋毁。结果，宋驻美几年，便是孔对宋“触壁脚”的几年。

于是，宋在美京，孔在华都，一次次的暗斗开始了。宋赴美伊始，孔便替宋算命：谓陈光甫赴美达成桐、锡借款，全靠彼与摩根索财长的私人关系；而宋子文赴美接洽借款，“希望极小”云云；宋与胡适交恶，孔大义灭亲，责宋“气量狭小”，在美接洽，“碎屑零星”；孔对宋的“以施易胡”之议，反对尤力。

孔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宋渐渐有些抵御不住了，也渐渐有些泄气了。当第一笔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成功后，宋曾就行止问题向国内的钱昌照征求意见：“此后是否留美继续工作，或赴英办理借款，抑回国，正须考虑。以弟观察，介公仍被孔等愚弄，回国亦无意义，即平衡委员会弟亦不拟参加，一切听委座及孔等决定。”这是一个退缩的表示，也是一个负气的决定。但钱昌照与顾孟余反复研究的结果，认为“最近国际政治中心在华盛顿，有暂时留美的必要”；更重要的是，“国内政局尚未至明朗化，除非介公电催速回，届时加以考虑外，似不必遽作归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是一个有远见的建策，几年后宋子文能够再次崛起正是基于长期驻美乞援所取得的成功。

然而，此时国内政局正经受着一场深刻的危机，因皖南事变而引发国共关系骤然紧张，国共合作的局面正面临着严重倒退的危机。国民党内以张冲为首的一批开明派人士对这股反共逆流极为不满，亦对国家前途深表忧虑，亟望与中共方面关系较好的宋子文能“出面赞襄委座”，主持政务，纾解政治危机。为此，张冲等到人一方面电宋，表达“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甚殷”的呼声；另一方面则借助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国民参政会等重要会议，为宋子文重新上台执政进行秘密活动。

对于这一异动，孔派势力不能不感受到一种空前的政治压力。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之后，公馆派的核心人物宋蔼龄提出：借宋子文的“以施易胡”之说，暗中授意宋美龄向蒋大吹枕头风：委宋子文为驻美大使，迫宋子文长期驻美，绝其返国之念。这样一个天字号的机密，被宋的密探、侍从室人员古达程侦得，当即电告宋子文：“顷见孔夫人致蒋夫人函，……并拟请委座任钧座为驻美大使。”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宋闻讯，大起恐慌，立即复电古氏，打听“委座对弟究竟如何？应否回国，以免被迫为大使？”与此同时，宋致电钱昌照，了解“各方对孔不满。孔有无放弃财部”的消息。可见，宋朝夕不能忘怀的，依然是对财长宝座的热衷，对财政金融大权的放不下。可见，知宋莫如孔，这也难怪孔对他是那么警惕和敏感了。

国内的消息很快反馈过来了，却是亦忧亦喜。4月10日，钱昌照的消息说：“就弟所知，孔无放弃财部意。各方对孔不满由来已久，但介公迄无决心根本改组政府耳。孔夫人建议任先生为美大使显有作用，其目的当在巩固孔之地位也。”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孔的阴谋，也是宋子文的最大忧虑之处。

同一天，古达程的消息也来了：“委座对钧座现极信赖。惟孔在参政员及全会各中委前竭力攻击钧座，幸各人咸知孔之为人，多不直其所为。八中全会钧座未回国，在美任务若未终了，此时似不宜回。”看来，蒋的那头不至于有大的问题，宋的一颗心总可以放下了。至于孔的诋毁总是不免的，何况各参政员与中央委员“多不直其所为”！但古氏亦不主张宋此时回国，可见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两天后，古氏又有了新消息：“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方援我不能彻底云云。”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于3月1日至10日召开，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于3月24日至4月2日召开，都是近期重庆政坛上发生的大事。利用国内召开“两会”的机会，孔氏不但继续大肆攻讦诋毁宋氏，而且所使用的手段也更加卑鄙，以致不惜借助酒肉攻势。虽说中委及参政员们“多不直其所为”；但“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这是不能不防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残酷了。宋子文认定了不能坐以待毙，也不能不给孔一个迎头痛击。

所谓“棉麦借款”案，这是一个老话题了，宋认定孔做不出什么文章；不过，“平准基金”一事，却是一桩新的公案，宋是不能不高度戒备的。本来，在策划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宋确是突出奇招，击中孔的痛处。这个时候，经过宋的努力，中国与美、英方面刚刚达成5000万美元及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贷款协定。本来，这不是一件坏事，宋子文高兴，孔祥熙也没有理由反对。问题是，宋与美、英谈判成立平准基金委员会时将该机构直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不是行政院长（蒋虽为行政院长，孔却以副院长职主持行政院日常工作）；宋并规定“凡关于政府统治区域外汇管理，及上海外汇平衡制度之权限，及他日或须扩充之权限，一律秉此机关进行”。而基金会的中方三名委员，分别是宋子文、陈光甫、贝祖诒。陈光甫虽是孔的人，但贝氏却是宋的心腹。看得出来，这个基金会是宋子文手中的一个工具。

这样一来，孔的外汇控制大权不免旁落到宋的手中，无怪孔大为恼火，当即电宋：“外汇关系财政金融，应与财政部及银行密切联系，方可收指臂之效。前年四联总处充实以后，所有外汇事项，即由该处查核，送由财政部执行，一年以来颇为顺利。四联主席系由院座兼任，原可监督指挥。但必如弟电，将外汇机关直隶委员长，不特系统不明，且脱离财政金融机关，似于币信不无影响，仍应保持现行系统。”这是一个振振有词的辩驳，也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指斥。孔的电报到美，宋却给他一个不理，以“赶办条约，其余从长讨论”为由与美国财长摩根索抢签了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以此造成一个既成事实。

严格地说，中美、中英平准基金协定并不是一个平等条款。美、英借助这两个协定将直接掌握中国的财政金融情况，重庆政府也将严重丧失制订财政金融方针的独立性。然而，中国是乞讨者，美、英是施恩者，中国与美、英的地位本就不平等，何来条款的平等。何况，宋的买办意识本就十分浓厚，加之又要尽快达成平准基金贷款，不能不屈服美、英的压力，承担了许多单方面的义务。处在这样的地位，处于当时的形势，即使换了孔祥熙做谈判代表，协定的条款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过，这样一来，平准基金协定不免授孔以柄成为孔在五届八中全会期间狂轰滥炸的一个重点目标。孔为之大骂：协定文字的严厉、某些条款的苛刻，像是出于华盛顿的典当专家和高利贷者之手；他和蒋“都为宋子文在这样一份协定上签字而惊讶”。倒是蒋虽对协定条款不甚满意，但在态度上并没有像孔那样怒不可遏，更没有利用这一协定对宋加以攻击，这是平准基金协定仍能得到重庆政府批准的主要原因。

蒋、孔对协定的不同态度，也就是对宋的不同态度。“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信号，说明蒋与孔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抓住这个机会，宋开始反击了。4月25日，宋与美方完成平准基金协定的换文，当天电蒋报告：“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施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本日起对维持法币问题，悉听财政部措置，文未便再参末议矣！”

对蒋奉承，对孔指斥，这是一个以退为进的反击，但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矫情。所谓的“悉听财政部措置”，所谓的“未便再参末议”，其实都只是宋借机向蒋撒娇罢了，这就好比一个贵族子弟在中举之后突然说我不读书了，其自欺欺人之处不说自明！不过，有了宋子文的这一番“哭诉”，无论孔对宋是怎样的攻讦诋毁，蒋始终只是姑妄听之了。在孔、宋对立的过程中，蒋开始由过去的“一面倒”逐渐转为中立了。孔在蒋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这是宋子文赴美之后与孔氏较量的第一个回合。

宋利用其驻美谈判的有利地形，给了孔一个措手不及的偷袭，轻而易举地将外汇控制大权抓在自己手中，这是宋子文的一个胜利，自然也是孔祥熙的一个失败。不过，孔不乏从容反击的机会。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援华态度趋于积极，宋抓住机会与美方达成了五亿美元的大借款。1942年3月21日，宋在美国签署借款协定；3月24日，孔便在重庆宣布，中国计划发行一亿美元的联盟胜利公债及一亿美元的美元储蓄券，并指定中央银行为中国政府的代表银行，将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内开户。消息公布之后三天孔才将此事电告宋子文，并要他转告摩根索向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内中央银行户下拨存两亿美元。

本来，美国财政部对借款协定的某些条款就颇有微词，因为根据这一协定，只要中国方面提出需要，美国财政部就要把款项拨到联邦银行的中国户头名下；甚至在中国方面没有动用这笔款项的情况下，美国方面还须支付利息，岂不是反客为主了？不过，作为回报，宋曾向美方承诺，中方在运用借款前须向美国财政部通气。但孔氏现在一次动用两亿美元的巨款，事前既没有向美国财政部打招呼，也没有在事先通知宋子文，而且事后还要宋子文去向美国人通报，岂不是要宋子文在美国人面前自打耳光？不用说，宋受到了美方的严厉责难。显然，这是宋的代孔受过，也是孔对宋的痛快回击。

孔利用主持国内财政大权的有利地形，同样给了宋一个措手不及的奔袭；并轻而易举地夺回了两亿美元的使用权，这是宋子文赴美之后孔、宋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失之史迪威，得之史迪威

尽管在掌控美援外汇大权的问题上，孔、宋两家杀得天昏地暗，一片狼藉；但是，在史迪威去留问题上，孔、宋两家初期都是表示支持蒋介石，力主斥退史迪威的。这就是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了。

不过，政治上的格局，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来，孔家对“史迪威问题”采取不介入立场，是因为从一开始“史迪威问题”就是由宋子文负责处理的，与孔家本无涉。然而，由于“史迪威问题”既涉及军事指挥权问题，也涉及物资控制权问题。美国的军贷援华物资，蒋本已交给宋子文掌控。现在被史迪威抓住不放，这就与宋子文发生了尖锐矛盾。显然，史迪威的得势就是宋子文的失败。所以，宋要不遗余力地赶史迪威走路。但是，宋子文的诡秘心理，被孔家看了个一清二楚。而宋家的失败，正可以看作是孔家的成功。所以，在“史迪威去留”的问题上，孔家不肯坐视了，而要取积极介入的态度。

的确，军贷援华物资分配大权的旁落，不能不看作是宋子文参与“倒史”活动的重要心理动因。事实上，早在美国同意将中国列为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之后，宋子文就迅速在美国注册登记了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聘请了罗斯福的母舅德拉诺出任公司董事长，网罗了一批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美国人担任公司的经理人，以便对美国政府开展公关活动。据此，宋子文设计：中国凡是派往美国采办军火的人员，一并归属该公司领导，按照宋制订的程序统一办理军火采购事宜：由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采办计划，与美方商定采办军火的数量和种类，交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执行，并由该公司办理接货及运输事宜。

无疑地，宋成了控制美国军贷援华物资的“总理大臣”。尤其是自1942年6月2日《中美租借协定》签订后，美国加大了军贷援华的力度，大批军贷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战场。一方面，这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宋所掌握的军贷援华物资分配大权。

当时，朝野有一个很盛行的说法，宋利用掌控美国军贷援华物资采办大权的机会大捞了一票。实际情况如何？至今也还是传说者居多，能据实佐证者居少。当然，这并不能代表宋的清白无辜，而只是证明了宋的手段漂亮。事实上，宋是一个雁过拔毛的人物，即便是跌倒了也要抓把泥，在这一问题上，他不可能是清白无辜的。且不论一般人是怎么看的，至少孔家是这样认为的，孔家并据此造出了无数的飞短流长。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宋的手段十分了得，传说尽管有很多的传说，然而事实却始终没有多少事实！正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也许是美国人对宋子文贪污的证据掌握得比中国人还多，也许是美国人对中国官场的贪污恶习早有定见，因此，美国政府在授予史迪威使华四项职权时，把办理美国军贷援华物资事宜作为第一项职权授予史迪威。而宋子文则认为：军贷援华物资自装船离美之日起，其所有权便应当归中国方面，美国人不得干涉，这就在军贷援华物资的管理权上与史迪威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况且从气质与个性来说，史迪威本就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强势人物，他既已取得了军贷援华物资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当然是一点也不肯放松，凡事从头过问到底。这样一来，不但使宋子文掌控的物资分配大权受到极大限制，也使宋子文于中上下其手的机会受到极大威胁。

在一般人眼中，认为宋子文与史迪威之间所发生的剧烈冲突只是蒋、史冲突与中美冲突的一部分；但在孔家人看来，由史迪威掌控军贷援华物资的管理权，正是以此削弱宋子文权势的极好机会。所以，对于宋、史之间的激烈争吵，孔家人始终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并且认定了宋子文是不会成功的。1942年，宋第一次“倒史”失败了，孔家不免感到幸灾乐祸；可是，不久传来了宋第二次“倒史”即将成功的消息，孔家开始坐不住了。史迪威的失败，就是宋子文的成功；而宋子文的成功，就是孔祥熙的失败，这是孔家不能再坐视下去的缘由。

孔家这一次大动恻隐之心，要对史迪威这个“老外”拔刀相助了。让人想不到的是，孔家这一次担纲冲锋陷阵任务的竟是孔公馆的掌门人物宋蔼龄。以孔夫人一贯深居简出，惯于幕后操纵不惯于抛头露面的习性来说，此次破戒出山，亲自披甲上阵，可见是志在必得了。

对孔夫人其人，国内外舆论大都认为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甚至美国人也认为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神秘人物，蒋先生的美籍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就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蒋夫人受孔夫人的影响甚巨，政治上蒋介石信任他的姨姐孔夫人甚于信任自己的妻子。他把对孔祥熙的信任推及孔夫人，对自己妻子能力的评价不如对孔夫人的评价高。”一般的舆论只注意到孔夫人干预政治的途径，无非是通过控制蒋夫人的方式达到影响蒋介石决策的目的。而拉铁摩尔的这段话，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事实：蒋介石本人受宋美龄的影响，远不及受宋蔼龄的影响深。也许这就是宋子文对宋蔼龄这位大姐始终怀有一种敬畏与恐惧心理的原因。果然，由于宋蔼龄的直接干预，宋的第二次“倒史”活动再次以惨败的记录告终。

孔夫人的这次干预活动，运用的完全是政客手腕。孔夫人的办法不外是两步走：第一步，直接找史迪威谈话，目的是向史迪威施加压力，说服史迪威向蒋介石道歉，以便为蒋介石赢得一种自欺欺人的表面尊严；第二步，直接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说服蒋介石继续将史迪威留任，撤销赶走史迪威的决定。于是，从1943年9月13日到28日（即宋子文10月1日从美国启程回国前半个月），孔夫人与蒋夫人一起先后在蒋官邸和孔公馆与史迪威进行了六次会晤。两姐妹向史迪威透露，有人在暗中策划撤换他，而蒋先生现在正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只要他去蒋介石那儿说几句表示道歉的话，事情就过去了。在一次次的说服动员下，这位美国陆军中将终于懂得了政治上以退为进的道理，同意接受两位夫人提出的条件。当然，这是一个政治交易，亦即史迪威在日记中所称的“攻守同盟”。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宋子文。

攻下了史迪威这个堡垒，接下来就是商量如何说服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道歉。孔夫人安排蒋夫人先去吹“枕头风”，向蒋介石通报她们与史迪威会谈的结果，并力劝蒋保持冷静接受史迪威的悔悟。不过，开始的时候似乎显得不顺，蒋夫人在蒋先生那儿碰了一个大钉子。蒋对宋氏姐妹竟敢背着他私下与史迪威会晤并达成了政治交易，显得大为震怒，大发了一通丘八脾气。但光火归光火，冷静下来之后，蒋经过一番比较权衡，不得不承认两位夫人的建议不失为一个就坡下驴的好主意。不用说，蒋先生同意接受史迪威的道歉了。

一切的政治家，其实都只是十足的实力论者，他们都只肯相信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在蒋介石的眼中，史迪威尽管是一个野心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殖民主义者，但史迪威的背后是罗斯福，他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人物。与美国人闹僵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蒋很快感到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而且，在孔夫人与蒋夫人的开导下，蒋终于识破了宋子文的诡计，“倒史”的居心只是为了重掌军贷援华物资大权。蒋最恨的就是别人自作聪明，而把他当傻瓜。蒋介石开始相信：“倒史”事件，是宋子文预设的一个阴谋。老实说，蒋的智商是很高的，但这时孔夫人的智商比他还要高。结果，蒋没有钻进宋子文的圈套，却钻进了孔夫人的圈套。一年后，当他想要从这个圈套中解套时，不得不多付出几倍的代价。

一场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10月17日，史迪威向蒋介石“道歉”，声称他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好，如果他有错误，那并非有意。从逻辑学上说，“如果”只是一个不确定的前提。连自己有没有错误都没有弄清楚，这能叫什么检讨？一望而知，史迪威的道歉根本就没有诚意。但是，有了史迪威的这句话，蒋已经满足了。蒋在日记中，以胜利者的宽宏大度接受了这个史迪威的忏悔：“最后允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而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则声称“被响尾蛇咬了一口”。

在孔夫人的导演下，蒋、史握手言和了，孔家成了撮合蒋、史关系的功臣，惟有宋子文成了蒋、孔、史黑幕交易的牺牲品，一个真正的倒霉鬼。宋子文的“倒史”方案已经换成了孔夫人的“倒宋”方案。宋子文不需要再返回华盛顿了，也不需要到外交部上班了，有了史迪威的亲密合作，蒋已经不需要宋子文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宋子文从政治的峰层上摔了下来。11月19日，蒋赴开罗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随侍人员一大堆，连前任外长王宠惠也被带在身边，却把为这次首脑会议准备了很长时间的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弃置一边不闻不问了。

对于宋子文来说，这一次失败的记录简直是十年前下野事件的重演。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又都是那么记忆犹新！不过，已经有了一次失败的惨痛教训，宋子文变得成熟了，也变得更加老练了。一切都需要冷静，需要从长计议；政治家拒绝冲动，政治家也拒绝意气用事。政治家不惧怕失败，但政治家绝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宋子文懂得了高蹈，也懂得了砥砺！失宠尽管失宠，冷板凳尽管也是冷板凳，但宋子文绝不会像十年前那样轻言辞职了。

宋子文返回重庆以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943年11月15日，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26周年，宋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宴请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及使馆人员。从此以后，宋开始从官方的一些重要场合中销声匿迹了。然而，在重庆的外国人并不缺乏宋子文的消息。尤其是美国人，他们不但对宋子文的话题极感兴趣，而且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近宋子文，以便向本国政府报告宋子文的最新动态。因此，在一些国家驻华使节写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并不缺少宋子文的最新消息。

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艾德勒在报告中说，12月间的一天，他曾与宋子文共进午餐，得到的消息是：宋子文已失宠，蛰居于重庆，靠阅读他孩子的书籍来消磨时间，宋非常想重返美国。显然，这是宋子文有意借美国驻华人士之口，向美国政界传达有关他的重要信息。此外，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美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等重要官员在向美国政府报告宋子文失宠的同时，也从各自的认识角度分析了宋子文失宠的原因。

宋子文的失意很自然地引起了美国政府和新闻舆论的种种猜测与关注，这是因为宋不但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亲美派领袖人物，而且自抗战中期以来中美间达成的所有重要协议莫不是由宋子文主持谈判和作为中国代表签字。也许是为了打消美国人的担心，并证明蒋、宋、孔三大家族并非像外电传说的那样出了严重问题，1944年3月5日，孔祥熙、宋子文接受蒋的派遣，与美国军、政两部代表安吉生、爱特拉及财政部顾问特亚德等远赴昆明，代表蒋介石慰劳云南省军民，考察物价及美军供应、美金黑市等问题。结果，宋利用这一机会，私下会见美国驻昆明副领事，公开说明自己已经被摒除于决策性讨论之外，甚至不让他知晓事态的发展。显然，这是宋再一次向美国人发出政治求助的信息。在这期间，凡是会晤过宋子文的外国人，都发现宋的情绪沮丧、悲观。事实上，宋在那副沮丧、悲观的外表下隐藏着更深的机心。

果然，宋的策略见效了。从1943年底开始，在美国的报刊舆论中，几乎是铺天盖地般掀起了一股揭露重庆要人贪污腐败现象的高潮，而首当其冲的重庆要人就是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军政部长何应钦。恰在此时，民国史上的一宗最大的贪污案——宋蔼龄侵吞美金公债案，正在重庆朝野哄传。这一贪污案的被揭露，更使得大洋彼岸的反孔舆论如火如荼；而国内的各政治派系，如政学系、CC系、黄埔系及元老派等尽管相互间矛盾重重，门户之见甚深；但在反孔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众口一词地讨伐孔祥熙，孔氏其人竟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都可以喊打了。用反孔健将傅斯年的话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

1944年1月1日，宋子文被授予一等荣誉勋章

 

一个曾经威风不可一世的皇亲国戚，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声名竟臭到一只“溺尿桶”的地步，这是蒋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但又是蒋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在蒋的心目中，孔、宋的地位，恰如跷跷板，一头沉下去了，另一头必然高高跷起。孔氏臭不可闻了，宋氏必定成了一只香馍馍。果然，1944年3月2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蒋指定宋子文以外交部长的身份报告上年度外交工作的四项成就：订立平等新约；美国废除限制华人移民律；发表四国宣言；参加开罗首脑会议等。同时提出1944年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研究战后外交方案、计划战后海外贸易等。这是四个多月以来，宋第一次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在重要的官方场合出现。而且，由宋来主讲外交工作的成就，正是一种不露声色的平反昭雪。反应敏锐的新闻记者都相信这样的判断：宋子文的复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宋再一次公开露面，已经到了6月20日。这一天，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风尘仆仆地到达重庆，蒋介石亲率孙科、何应钦等30多位国民政府要人到机场迎接。在如此重要的欢迎队伍中，没有出现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但是却出现了外交部长宋子文。更重要的是，从这一天开始，宋不仅是中方陪同华莱士的首席大员，而且是蒋与华莱士会谈的主要随员。据华莱士说，孔祥熙已经不在了，宋美龄马上要出国，宋子文成为蒋委员长与美国副总统谈话的唯一翻译。

孔院长哪里去了呢？其实，孔祥熙这个时候还在重庆。不过，就在四天前（6月16日），孔已经接到蒋的新使命：代表中国政府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6月22日，孔将启程赴美。其后，孔长驻美国达一年之久，始终没有得到回国的机会。就在孔祥熙使美期间，因军事指挥权问题，蒋、史关系再次逆转，以致把蒋、美关系也逼上了悬崖。到了这个时候，蒋想起一年前孔夫人干政正是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渊源。于是，蒋不再犹豫了。一年后，等到孔氏回国时，他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等三大要职都已不复存在了。从此，宋子文再次成为被蒋倚靠的重要人物，蒋、孔合作体制重新成为蒋、宋合作体制。

1944年6月，宋子文（左五）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左六）在昆明长坡蚕桑生产农场考察

登上顶峰

蒋、史之间爆发的第三次危机，不但彻底葬送了孔祥熙的政治生命，而且把宋子文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顶峰。

蒋、史之间再次爆发大战，是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之后。进入1944年，日军为挽救太平洋战场上的颓势，援救南洋地区的孤军，同时摧毁美军在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解除美国远程轰炸机队从中国起飞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为此，调集日军精锐部队于4月中旬从中原地区开始对国民军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期打通中国大陆地区的交通线为南洋日军提供后勤支援。与抗战初期的历次战役比较，日军的“一号作战”，无论是从军队数量上还是从作战规模上，都要逊色得多。然而，让国内外战略家大跌眼镜的是，除了衡阳守军进行了较为坚强的抵抗外，在整个豫、湘、桂战场上，日军攻势所至国民党军队无不被打得溃不成军。这是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最为丢脸的一次惨败。而国军的表现这样差劲，显然加大了太平洋美军的压力。

7月上旬，当日军从中原打到衡阳城下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连连告急的中国战场不再犹豫了，决定接受美国军方的意见急电蒋介石：“我正将史迪威将军提升为上将。我建议，请你急迫地予以考虑，将他自缅甸召回，在你的领导下，统率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需的行动，阻止敌军的深入。”对于蒋介石而言，罗斯福这是直言要他交出军权了。不用说，这是蒋绝对不能同意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不便断然拒绝，只好以一个“拖”字诀应付，表示“原则赞成”由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但不能“匆匆付诸实施”；必须有一个全权代表来华，“经常和我合作，并能调整我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

这是蒋的复电，应对不能不说是委婉得体，有理、有据、有节。然而，这并不是蒋的真实思想。同一天，宋子文对霍普金斯作了这样的复电：华盛顿今天又作了一项致命的决定，陆军部想硬逼委员长接受史迪威将军，“我本人毫无保留地向你保证，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不会也不能屈服”。从宋的复电不难看出，蒋的复电只是一个外交语言，也只是一个幌子，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但是，史迪威是个急性子的军人，也是一个缺乏政治手腕的野心家，蒋所提出的缓交兵权的种种理由，在他看来完全是推诿延宕之词，坚决要蒋按罗斯福的指令迅速交出军权。无疑地，史迪威的这种做法刺痛了蒋介石。一年前，在孔夫人的导演下，蒋、史之间达成的和好谅解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在蒋介石和史迪威的脑海中，只留下了对对方的仇恨。

不过，蒋的手腕究竟老练多了，他有的是耐性也有的是办法。为了引开史迪威的注意力，亦为了减轻日军对中国战场的压力，蒋要求史迪威立即在缅甸发起进攻，以造成日军在中、缅战场不能兼顾之势。蒋并威胁：如果史迪威不采取行动，他就要撤回中国远征军。史迪威对此予以断然拒绝，声称中国如需援军，可调在陕西监视共军的胡宗南部队。9月15日，史迪威把蒋的威胁电告马歇尔，称蒋要将缅甸远征军调回昆明，“则多年来为打通滇缅路的血汗将无法保持，而会前功尽弃。蒋委员长意在避免战争，保全实力，等待美国击败日本”。

史迪威的这一状，不啻就是一枚重磅炸弹，立即在美国军政高层引起轩然大波，以致连素来大度的罗斯福总统也坐不住了。9月16日，一纸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由华盛顿发向重庆：若撤回中国远征军，正中敌军奸计，“我们必将失去打通陆路交通线的机会，并直接危及驼峰线的安全。阁下必须接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并承担全部责任”。这简直就是一份最后通牒了。罗并再次强调：“必须立即委托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之决心。”9月19日，罗总统的电报由史迪威送到蒋介石的手上。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感想：“实为余平生之最大之耻辱也。”

不过，无论蒋介石有着什么样的感想，事情是再不容有任何延宕了。美国总统已经把话说到推车撞壁的地步，对于他来说可供选择的答复只有两个，或者“Yes（是）！”或者“No（不）！”

可是，就在蒋介石感到沮丧惶恐的时候，宋子文作出了独特的判断：这份电报不应是罗斯福的手笔而是出于史迪威和美国军方的策划。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同盟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罗斯福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个史迪威而冒同中国这样的举足轻重的盟国破裂的危险。宋向蒋建议：正可以借这样一份电报，坚定地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另派美国将领来华接替。

在蒋介石的性格中，原本就潜藏着一种强烈的政治赌博气质，而宋子文的分析无疑地更加强了蒋的这种心理冲动。9月25日，蒋经过了几天痛苦的抉择后终于走出了一着险棋：将一份备忘录交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转电罗斯福，称史迪威在华两年间对于中美合作极少贡献，拒绝畀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在华军事之重任，请“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迪威”。蒋并威胁说：“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惜。”

这是蒋的孤注一掷，也是蒋在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赌博之后的又一次政治赌博；然而，蒋介石依然是这一次赌博的赢家。10月1日，当蒋介石还在绕室彷徨、寝食不安的焦虑当中，宋子文从霍普金斯那儿得到消息罗斯福已准备接受蒋的要求召回史迪威，另派一位美国官员代替。6日，罗斯福正式电蒋，通报了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决定；19日，罗斯福正式电蒋召回史迪威；21日，史迪威悄然回国。

蒋介石胜利了，“史迪威危机”从此成为历史。然而，由“史迪威危机”而带来的中美关系危机却并没有因史迪威的回国而结束，尤其是它带给美国人的心理创伤通过美国舆论作出了强烈反弹。10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史迪威在中国是最优秀的战地指挥官，但他“个人无法对蒋介石采取一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史、蒋矛盾是积极对日作战与囤积美援物资用于反共内战的矛盾，美国召回史迪威“表示一个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在此期间，美国的新闻媒介竞相发表社论、特写、专栏作家评论、电台评论员文章等对蒋政权大张挞伐，严词抨击，弄得罗斯福也有点手忙脚乱，应接不暇了，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在记者招待会回答和解释各种提问与责难。

宋子文是重庆政府的外交部长，又是三次“倒史”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史迪威的失败，固然是蒋介石的胜利，但未尝不可以看作也是宋子文的胜利。面对美国舆论中掀起的这场讨伐蒋政权的狂潮，宋自称要做一点“无法加以解释”的解释工作。11月4日，宋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闭着眼睛说：“史迪威将军之奉召返美，我政府以为纯属军事方面之人事问题，故无法加以解释。”“关于军事政治经济之政策中美两国意见完全一致。是以史迪威将军奉召回国之事，与中美两国政策绝对无关，不过个人问题而已。”宋居然自信地认为：“中美两国间不独毫无裂痕，且本人深信此后两国之关系将较以往更臻了解，更趋密切，更有效果。”

宋子文的辩解不啻是掩耳盗铃之举，不独欺骗不了美国舆论，就连中国舆论也难以说服。倒是蒋做了一点实际工作，拿美国人观感最坏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刀。11月20日，蒋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财政部长与何应钦的军政部长职，分别由俞鸿钧与陈诚继任。同日，宋再次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对于宋子文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头衔，但孔祥熙失宠了，一切都预示着，宋将面临政治上重新得势的“光明”前途。

“逝者如斯夫！”发生在50多年前的那场蒋、史冲突，早已成了一个时过境迁的话题。然而，围绕“史迪威问题”而出现这桩历史公案有着当时的复杂背景与纠葛，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即使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也不是一个可以轻加论断的题目。总之，我们不能因为史迪威曾一度主张将一部分租借物资分配给中共军队，就把史迪威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同盟军而对史迪威予以全盘肯定；亦不能因为蒋介石拒绝由史迪威控制中国军队，就把蒋介石看作是一位拒绝美国霸权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对蒋介石的驱史活动予以全盘肯定。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同样地，对于宋子文在这场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也不能轻易地称之为Yes或No，这是一个需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过程。简单地说，宋三次介入“倒史”活动，既有宋本人与史迪威在控制租借物资问题上的矛盾，也有着蒋、宋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心态，还有着让美国人控制中国军队对国家主权将产生消极后果的警惕等。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蒋、史冲突虽一波三折，宋的“倒史”活动也是一波三折，但宋在助蒋倒史问题上一以贯之的立场最终得到了蒋的激赏，并以此导致蒋、孔关系破裂。因此，除了蒋以外，应当说，宋是蒋、史冲突的最大得利者。

自史迪威铩羽而归后，宋确是大开顺风船。12月4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因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事务繁冗，不能兼理院务”，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仍兼外交部长。在宋的一生中，已经有过两次代理行政院长的经历。第一次是1930年9月因谭延闿逝世而代理行政院长；第二次是1932年8月因汪精卫出国养病而代理行政院长；这是他第三次代理行政院长职。但前两次，宋均是以副院长职代理院长，而这一次则是以外交部长职代理院长，这在国民党大陆政权22年的历史上是一次罕见的举措。

1945年，是宋子文的政治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年。5月，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宋继续当选为中央执委及中央常务委员；5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议：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辞职照准，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据说，因举国切齿的孔祥熙终于下野，大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好消息接踵而来。7月间，孔从“流放”地美国返渝。归国伊始，蒋即命孔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十余年来，孔以种种手段企图置宋于死地，然而，谁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现在，孔被扫地出门了，孔、宋之争终于有了一个了断。对于宋子文来说，这是比爬上行政院长的高位还要得意的一件快事。

从派系斗争上说，孔祥熙的失败，就是宋子文的胜利；但是，从政治清浊上说，孔祥熙的失败，既是蒋介石家族统治的失败，也是国民党腐败政治的失败。而宋子文的得势，既没有改变蒋介石家族统治的本质，也没有改变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本质。从这个意义说，孔祥熙的今天未尝不可以说就是宋子文的明天。孔氏失败了，宋氏的失败难道还会很远吗？

七、院长宝座

率队挤进“大国俱乐部”

俗话说：财有财运，官有官运！就宋子文的一生而言，不但有财运，而且有官运。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的抗战已经14年了；从七七事变算起，中国的抗战也已七年多了。可是，眼看着抗战就要全面胜利了，孔却在国内外的一片喊打声中凄凄惨惨地下台了；而宋却荣膺行政院长的桂冠，在战后的国内外政治舞台上一时出尽风头，可谓过足了官瘾。做官做到这个份上，多少年来宋在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人生遗憾都可以说得到补偿了。

抗战胜利之年，宋亲身经历的第一件国际大事，就是以中国政府首席代表的身份于4月间率团出席美国旧金山会议，直接参与了创建联合国的活动，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展“大国”领导人的风采，亦为中国赢得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能够从战前的一个东亚病夫与世界弱国，一跃而成为战后的世界大国，一洗百年来的“弱肉”形象，固然与中国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缘政治因素以及中国所拥有的巨大的潜在国力有关；然而也是中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千千万万的国民面对东亚强寇日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抗战的结果。如果没有中国将日本法西斯拖在太平洋西岸的泥潭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一定会是另一个模式。正是通过中国军民的艰苦抗战，使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具有的巨大潜力。

不过，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作为战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为中国跻身于世界大国俱乐部作出了必不可少的重要贡献。诸如，在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上，中国作为发起国与美英苏一起被列名于各签字国之首；1943年10月，中国与美、英、苏在莫斯科共同签署“普遍安全宣言”，从而正式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开罗首脑会议的举行，以及《开罗宣言》的发表，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在战后国际和平组织中的重要地位；1944年9月，中、美、英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会议，以及10月间中、美、英、苏同时公布《关于建立普遍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建议》（亦称联合国组织草案），正式确认了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严格地说，所有这一切与中国当时所拥有的国力并不相称。充其量，当时的中国，只能算是大国中的弱国，弱国中的大国。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总算是争得了一个大国的虚名，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100多年间，中国在国际上从未有过的影响与地位。而这一切，正是在宋子文自出任驻美代表开始以及出任中国政府外交部长以后所逐次获得的国际成就。因此，宋在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此前百年间中国任何一个外交家没有做到的，也是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人都不应忘记的。

1945年4月25日，对战后国际关系具有深远影响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值得一提的是，经中共等各党派共同努力，中国代表团成员由多党联合组成，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任团长，成员计有：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劢，无党派代表胡霖等。中国代表赴美时间不一，宋子文于4月7日离开重庆，于13日抵达华盛顿，随后转旧金山。

46国代表出席了旧金山大会。经大会公推，美国国务卿斯退汀纽斯、中国外长宋子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相艾登四人为会议四主席，轮流主持大会，且具有同等地位与权力。中国并被推为大会执行委员会14名委员之一。25日下午，大会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26日的全体大会，由四个邀请国美、苏、英、中的首席代表作演说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东道主美国国务卿，宋子文第二个发言。28日的第三次全体大会，由宋子文主持。5月1日的第六次全体大会，宋子文被推为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成为事实上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一切的表现都预示着，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机构中，将具有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

1945年4月19日，宋子文（右二）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中）、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左一）、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左二）和美国国务卿斯退汀纽斯（右一）等人在白宫花园中合影

美、中、苏、英四国首席代表合影：斯退汀纽斯（左二）、宋子文（右一）、莫洛托夫（右二）、艾登（左一）

1945年，宋子文在联合国制宪大会上发言

 

旧金山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根据中、美、英、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提出的“国际组织建议案”，讨论并制定联合国宪章；也就是说，旧金山会议是将四大国关于联合国组织的构想进一步具体化、法制化。橡树园会议的构想中，尤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否决权两个问题，最为与会各中小国家关注与诟病。然而，橡树园会议所提的这两个构想，只有在旧金山大会上得到各国确认才能为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形成大国主导的局面奠定组织基础与提供法律依据。

果然，大会对这两个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以澳大利亚为首的中小国家，根本就反对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表面上，中国已经是大国俱乐部的成员，但实际上只是忝陪大国末座，一切仍须惟超等强国美、苏的马首是瞻。因此，大会的争论，实际上是在以美、苏为首的大国与一批中小国家的争论。不过，当时各同盟国仍处在被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洗劫不久的阶段，许多中小国家对法西斯能否死灰复燃尚心有余悸。而筹建联合国的主要目的，正在于防止法西斯势力的重新抬头，更有效地保障世界和平，自然需要建立一个拥有充分权力并能以最高效率与最快速度执行维和使命的权力机构。尤其是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国际联盟的教训，新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充分权力和效能的核心领导机构，才能真正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使命。经过反复争论，大会终于接受了四大国提出的建议案。“二战”后50多年来，对协调和处理各主权国家事务影响力最大、权威最高的联合国组织就这样在旧金山会议上被与会各国所接受。

为了能促成联合国宪章顺利通过，并在联合国宪章精神的指导下建立和维护战后国际新秩序，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递交了三条补充性建议：第一，联合国宪章应对国际争论的调解或解决方法作出特别规定，并对国际法原则及国际正义给以适当注意；第二，旧金山会议应对国际法条例原则的改变及修正首先进行研讨，并提供建议；第三，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应对有助于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合作方式作出特别规定。宋子文的这些建议，得到美国方面的赞同。美国国务卿在大会开始时就宣称：中国政府提出的上述建议，将付诸大会正式商讨。战后的国际关系演变的过程证明，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上述建议是有远见的。

旧金山会议期间，宋子文借退伍军人纪念大厦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以及阐述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并回答各国记者的提问等。宋子文首先向各国记者说明：中国代表团并非国民党一党代表，其中有反对党代表，也有无党派人士，充分代表了各党各派的意见。中国代表将团结一致，努力促成旧金山会议获得成功。宋感谢各国新闻舆论为中国政府提出的三项修正建议案广泛宣传，同时感谢全球报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14年中给予中国的协助。

制宪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及代表团其他成员举行记者招待会

宋举行这次记者招待会，初衷是为了解答中国与国际机构的关系。但由于中国代表团包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善于挖掘新闻题材的各国记者有意要借这个题材做出一篇文章。一位美国记者指着董必武发问：“董先生是否是一个危险人物？”董必武不置一词而是起立一笑置之，以示其并无任何危险之处。有记者问董必武：“这个会对于中国的内部团结是否将有直接的影响？”董答：“有影响，但不是直接的。”在翻译人员转译之后，宋子文当场用英语高声复述一次。此举在记者群中博得一阵掌声。又有记者问宋子文：董先生究系代表延安，抑系代表团之代表？宋答：董先生为中国政府所指派，而不问其党派。

旧金山会议期间，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宣告结束；但日本政府却公然声明仍继续进行战争。日本问题及中日关系问题，不但迅速成为被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被集中提问的重要话题。有记者问中国将如何看待日本政府提出和平建议？宋称：每次日本提出议和时，中国均告日本：请与联合国言之，中国乃联合国之一分子，不能与日本单独谈判。在回答战后日本是否将获准加入国际机构时，宋认为：中国希望日本能补过，不再从事全国性之切腹。对于惩处战争罪犯的提问，宋答：旧金山会议不是一次和平会议，战争罪犯不是本会议讨论范围。有记者问彻底打败日本还需要多长时间？宋笑称：本人亦希望能获知这一问题的答复。有记者问中国是否要消灭日本，宋答：中国虽时常警觉关于未来的侵略，决不宽容那些战争罪犯，但不主张去杀绝日本整个民族。

这次记者招待会，各国记者共提了41个问题，大都由宋子文作了回答，一些涉及国际托管制度、国际法院及列强否决权等问题，则分别由顾维钧、王宠惠作了回答。在整个招待会上，宋始终是一个受关注的中心人物。而宋在答记者问的过程中，中国话中不时夹杂一些时髦的美国语调更深受美国记者的青睐，亦给各国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旧金山会议，既是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第一次扮演大国角色的会议，也是宋子文个人政治生涯登峰造极的会议。5月31日，从国内传来好消息，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已批准蒋、孔分别辞去行政院长、副院长职，分别由宋子文与翁文灏接任院长、副院长职。宋子文垂涎已久的“组阁梦”，终于在旧金山会议期间实现了。

宋的美国之行，其实有着公开与秘密两项使命。公开之使命，就是率团出席旧金山会议；秘密之使命，是就美国向中国出售黄金问题进行谈判。按三年前达成的5亿美元借款的有关条款，中国可以用这笔借款从美国购入黄金在中国市场抛售，以稳定中国物价。但在这项谅解项下，中国总计只购入2000万美元的黄金。1944年秋，孔祥熙赴美之后曾重开续买黄金谈判，要求再购入5000万美元黄金在中国市场出售；另以1亿美元购入黄金作铸币之用。但孔氏吃了美国人一个闭门羹。美方的回答很干脆：黄金应当用于战后的经济建设，而不是被用于豪门囤积居奇。孔在美国人面前吃不开，蒋不得不把吃得开的宋子文派过去。宋此次赴美，就是要完成孔的“未竟事业”。

然宋赴美之初的购金谈判，情景并不美妙。以摩根索为首的美国财政部坚决反对向中国继续出售黄金，美国人并以手中掌握的确凿证据证明，中国于此前发行的1亿元美金公债中，其中有近5000万美元被孔、宋豪门及其关系户中饱私囊。在谈判中，美国财政部曾有著名的“三问”之辞，一问宋子文：中国出售黄金的买主究竟是何人？二问宋子文：以前售价为什么如此之低？三问宋子文：究竟黄金政策如何？

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追问，宋有的是办法，也有的是遁词。首先，宋大度地承认中国在售金问题上，确有错误；但申辩他当时不主财政，不能由他来负责中国在售金过程中发生的舞弊问题；况且，目前这些错误正在纠正之中。其次，宋声称：黄金是目前能大量吸收货币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因此，在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的时刻停止出售黄金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宋并警告：一旦中国财政垮台，必然导致军事失败。潜台词就是：如果美国财政部违背当初的约定，继续阻挠中国政府实施对付通货膨胀的方针，就要对中国政局的不测变化负责。再次，宋表示中国将对黄金出售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通过提高金价、开展期货售金及征收黄金购买税等办法，以切实缩小黄金官价与现价之间的巨大价差。宋万分谦虚地表示：中国方面愿与美国财政部的代表讨论出售黄金的最佳办法，希望美国财政部派代表参加重庆的售金委员会。

在美国人眼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真诚坦白的检讨，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懈可击的防御。在这样的说辞和保证之下，美国财政部没有理由不向中国出售黄金。经过宋子文的多方努力，美方同意向中国交付5亿美元借款项下剩余的2亿美元黄金，并以租借物资援助的名义获得美国提供的2万吨纺织品和1.9万辆卡车。宋的美国之行，至此可谓全胜。尤其是宋的购金谈判使命，是在孔交涉失败的情势下挽狂澜于既倒，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宋在蒋心目中及国民党政坛上的重要地位。

赴美交涉成功之后，赴苏交涉的问题迫不及待地提上了宋的日程。还在旧金山会议期间，苏联方面就已正式邀宋子文访苏，中国政府接受邀请，并通知宋子文提前回国。

“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

6月20日，宋子文返国。在重庆仅停留一周，便于27日率团访苏。正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宋此次访苏，表面的原因，固然是为了谈判并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而真正的目的，则是为苏联出兵东北参战铺平道路。

本来，打败德国后，要求苏联迅速参加对日作战是美国方面出于减少美军牺牲的考虑；但从中国方面说，能够尽快打败日本，同样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中国政府也是欢迎的。然而，围绕苏联出兵参战的代价问题，斯大林不容置疑地提出以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不冻港旅顺及大连的控制使用权等条件作为交换。1945年2月11日，同盟国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黑海边上的避暑胜地雅尔塔，以牺牲中国主权作为筹码进行了一系列幕后交易，这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三个主要盟国美、英、苏通过《雅尔塔秘密协定》送给另一个主要盟国中国的“战争胜利纪念”。

雅尔塔会议的内幕部分是：罗斯福要求苏军在德国投降后的两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代价与牺牲；苏联方面的要价，就是一份名为“斯大林关于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的文件，内容即为：“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维持；二、恢复俄国在1904年被日本夺去的权益，即：1.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给苏联；2.大连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利，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3.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管，须保证苏联的优越权利而中国则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应归于苏联。”

拆穿了说，“雅尔塔秘密协定”能够出笼，只是等价交换的商品价值规律在国家间的一次具体运用而已，它是美国政府为吸引苏联对日作战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笔巨额战争费用；所不同的是，这次以国家主权作美酒佳肴的豪华盛宴，“作客”的是苏联军队，“作东”的是美国政府，而“埋单”的却是中国人民。

罗斯福和斯大林当然清楚，雅尔塔秘密协定是一笔“走私”盟国主权的政治交易，在作出交易之前不可能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即在作出交易之后亦不能向中国政府透露只言片语。为此，美、苏双方达成秘密谅解：由苏联政府决定何时将上述内容告知中国方面。而斯大林的考虑是：必须选择对苏联最为有利的时机，利用中国方面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机向中国政府摊牌，迫使中国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这就是自雅尔塔会议之后，中国方面虽全力打听而美、苏始终守口如瓶的原因。

中国是对日作战的主战场，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统帅。然而，对于日本问题甚至是对于中国主权问题，中国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没有知情权。可见，不但是轴心国没有公理，即同盟国亦没有公理。处境尴尬而又可怜的蒋委员长不能不对此表示愤怒，不能不对此表示焦虑。但是，一切的愤怒与焦虑都不能换来盟国巨头的同情，也都丝毫无助于其处境的改善。直到5月8日，德军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争结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一事被提上盟国日程。5月26日，在莫斯科，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同斯大林就远东问题达成谅解：苏联将在1945年8月8日前完成对日作战的准备，但行动日期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接受雅尔塔协定。斯大林规定：宋子文须在7月1日前到莫斯科朝觐。这也就是宋子文为什么不能等到旧金山会议结束匆忙返国赴苏的原因。

不过，要说宋在赴苏之前对雅尔塔秘密协定一无所知，也不竟然。事实上，早在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重庆政府就使出浑身解数向美国方面打听雅尔塔会议的内幕。美国人为了“守信”，亦深知“兹事体大”，当然是拼命捂紧盖子；但或许是出于某种愧疚心理，或许是出于某种“特殊关系”，以致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到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从美国国务卿斯退汀纽斯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都曾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向中国方面透露了不少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内幕信息。中国方面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分析，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款已有了一个大致了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从蒋介石到宋子文，一方面希望苏联政府能顺利参加对日作战，早日打败日本，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另一方面亦抱着某种侥幸心理，期望能通过谈判说服斯大林让步，取得一个较好的谈判结果。

此外，宋子文赴苏，并负有如下使命：一是鉴于重庆政府对苏联方面始终抱着某种敌视心理，因而对苏联政府在战后如何制定对华政策深感关注，尤其担心苏联通过扶植类似于捷克斯洛伐克贝纳斯那样的政权实现控制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故不能不通过宋子文此次访苏向苏联方面打听清楚；二是担心苏联支持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势力闹事，在朝鲜扶植亲苏政权，以及从军事上、财政上、组织上支持中共政权等，蒋期望能借助宋子文此次访苏在这些问题上获得对重庆政府有利的结果。

6月30日，宋子文一行到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中，除驻苏大使傅秉常、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等人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加派了蒋经国。在外交领域，蒋公子并没有任何职务，但蒋公子的身份无疑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张王牌。曾因一本《蒋经国传》而饮弹的作家江南先生对于老蒋的用心有如下见解：“蒋委员长打出经国这张牌的原因：派自己的儿子，对斯大林是种亲善的姿态；其次，经国通俄文，曾长住俄国，比较了解苏联人的想法和意图从旁观察分析，补团长宋子文的不足。”

不过，站在宋的角度，蒋公子的出场，除了可补其不足之外，恐怕还有着更深的考虑，这就是有蒋太子监军，谈判成功，固然要分去一半的光荣；但谈判一旦失败，同样要请他分担一半的责任。可见，宋对这次谈判的前景，并不抱有多少信心。事实上，这不是宋子文的悲观，更不是宋子文过虑，而是一个切合实际的估计。6月30日到7月12日是为中苏第一轮谈判，宋子文与斯大林共举行了六次会谈；7月17日，斯大林去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宋子文回国报告谈判情况。8月5日到13日是为中苏第二轮谈判，宋子文与斯大林共举行了六次会谈（中方加派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参加）。8月9日，苏方对华的领土、领海要求得到满足，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挺进东北，围歼被誉为“皇军之花”的关东军精锐。8月14日，中苏条约正式签字；另有同意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的四项协定同时签订，以及中苏互换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

两次莫斯科之行带给宋子文的最大感受，与其说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一次对等会谈，不如说这是长官对部下的一次训话更恰当。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即便在涉及领土、领海等国家主权问题上，中国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事后，蒋经国写成追忆《一位平凡的伟人》一书，对当时的谈判情形作过一些透露，亦不乏生动的描述，其中说到斯大林盛气凌人，会谈伊始即拿出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你看过这东西没有？”斯大林不容辩驳地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宋子文当日的处境，我们不难想象。

会谈中的最大障碍是外蒙古问题。斯大林肆意曲解《雅尔塔协定》，认为协定中所讲的维持“现状”，就是同意外蒙独立；而中方的理解，则是主权归属中国，外蒙可以实行高度自治。双方认识相距悬殊，宋子文打出经国这张牌，要他以个人资格晋谒斯大林，恳求斯氏：“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蒋经国的这番话，确是说出了重庆政府的处境，也说出了宋子文的实情。问题是斯大林并不听他这一套，在国与国关系上斯大林同样只相信实力战胜公理，不相信公理会战胜实力。因此，听了蒋经国这一番孩子气的话，斯大林毫不客气地将他训斥了一番：“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宋子文所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按蒋的指示在让出外蒙之后（美其名曰：通过公民投票解决）如何在东北、新疆及中共问题上换取苏方的最大支持。斯大林顺利地拿到了外蒙，心满意足之后，作为交换，同意放弃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明确保证停止对中共进行任何道义和物资援助。苏方并同意在以下方面作出“让步”：旅顺口由中、苏海军共用；满洲铁路由中、苏合营；大连为中国政府管辖下的开放港口等。

在1945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在莫斯科丢师失地的宋子文不得不铩羽而归。但是，宋院长究竟不是等闲之辈，眼看着就要在这份哀的美敦书签字画押成为李鸿章第二了，宋子文灵机一动，通过中途辞去外交部长一职把赴苏签字的重任推给了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巧妙”地摆脱了出卖主权的卖国责任，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不幸中之“小幸”了。然而，这只是宋的自欺欺人的小聪明而已，整个中苏谈判达成的各项条款都是他亲自坐镇俄京搞定的，岂是一个逃避签字的小伎俩就可以逃脱历史责任的？

不过，话说回来，谈判中涉及领土、领海等国家主权问题亦非宋子文所能定夺，无不由蒋于幕后发踪指示，并经国民党当局正式批准。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四个协定书在莫斯科签字；8月24日，即由重庆政府提经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及立法院批准。当天，蒋在批准联合国宪章签署典礼上发表演说，其中第一节就讲到承认外蒙合法独立问题。1946年1月5日，重庆政府发表承认外蒙独立公告：“公民投票结果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并于该年2月间互换外交代表。几年后，蒋逃到台湾，回忆起这段历史大有悔意，决定不予承认，乃单方面推翻过去的所有决议案。这就是在由台湾当局出版发行的中国版图仍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段公案。

宋在完成中苏谈判之后，并没有立即返国，而是从莫斯科直飞华盛顿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报告中苏会谈情况，与美方商谈战后经济及军事援华问题。在美期间，宋开出了一份数额高达20亿美元的大借款清单，并要求美方在已经承诺为中国装备30个师的基础上再装备60个师。对于宋子文的狮子大开口，美国政府虽未全部答应，亦未完全拒绝。贷款方面，同意先安排5.6亿美元，其余的14.4亿美元待提交国会批准，希望甚大。向中国提供装备事宜，美方认为对日作战业已结束，美国不能再为中国装备这么多的军队。经宋反复恳求，美方同意装备中国39个师，另供给一定数量的海军舰艇，并代为装备一支适当数量的空军。美方并接受宋的要求，同意向中国派遣一支军事顾问团，协助国民党方面训练陆海空军，指导后勤、兵工等诸项业务。同时，宋并就美国派遣船只、帮助国民党运兵抢占东北事宜达成了协议。

宋此次赴美活动，前后达一个月之久，商谈的内容涉及战后美国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事务的全面介入，从而为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反共战争奠定了外部基础。在访美之后，宋并访问加拿大与英国，以谋求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其后，宋飞抵法国巴黎，就如何帮助法国恢复对越南的殖民统治问题与戴高乐总统达成协议，从而出卖了越南人民的利益。9月20日，宋离开巴黎返国。

从4月7日赴美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创立大会到9月22日飞抵重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宋两度赴美，两度赴苏，一度赴加、英、法，为战后初期的中国外交往返折冲，纵横捭阖，真可以说是不辞劳苦仆仆于途了。

“三板斧”夺回接收大权

1945年6月25日，宋子文在重庆正式宣誓就任行政院长一职。在这个位置上，宋曾有过多次代理，但代来代去总是转不了正。只有这一次，算是真玩了。

就政治理念来说，宋不是一个萧规曹随的守成人物，更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风派干部，他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有自己的从政风格，从财政部长到外交部长，他的许多财政及外交举措也都能让人耳目一新。现在，他已经爬到行政院长的宝座，当然会在施政纲领和政策措施方面继续展示自己的风格，以期不虚此任。

事实上，自从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长以来，宋就已经在财政金融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政”，政坛风气为之一变。诸如，孔在任期间，对食糖、卷烟、火柴、食盐等商品实行统购统销的专卖政策，到了宋手上，当即明令取消。当年，孔推行专卖政策，极力宣传是“新政”；今天，宋明令取消，又极力宣传是“新政”。真是郎说郎有理，舅说舅有理了。

其实，专卖政策的取消，只是郎舅之间的一次“翻烧饼”，真要称得上是“新政”的要数黄金存款的“四成捐献”与“六成兑现”事件。1943年7月间，孔以收缩通货为由，下令中央银行以库存黄金每两17500元的市价委托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在重庆出售。宋在美国完成了五亿美元大借款之后，其中拨出两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总计568.7万市两陆续运回国内以供应市场。但是，到了9月15日，中央银行忽然宣布停售黄金现货，由各行局普遍办理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到1944年6月25日大体已售出160万两左右时，这一项业务也停止了。而在此期间，黄金牌价几经调整，每次调整都要在黄金市场上引起一场风波。事实上，国民党战时的黄金政策可说是千变万化，奥妙莫测。时而开放，时而禁售；一会儿出售黄金现货，一会儿出售黄金期货；忽而禁止人民持有，忽而允许人民持有。其间不断引起市场投机风波，多次造成黄金贪污大案，因此，国民党战时的黄金政策最是个黑幕重重的政策。

也许宋正是要借此为自己树碑，在出任行政院代院长后，先是下令停办孔祥熙时期的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业务，接着又以充实对日反攻经费的名义强令黄金购户与存户“四成捐金”，亦即以捐献方式向政府献出所购黄金的40%。宋子文此举，不但否定了孔祥熙的黄金政策，而且兑现了向美国财政部许下的对购金者课税的承诺。结果，在“捐献四成”后，仅重庆一地收受黄金就达44.6万余两，加上各地献金，总计约60余万两。从政府信誉上说，所谓的“四成捐献”，不啻就是一次自毁形象的纵火洗劫；不过，当时有能力参加黄金存款的毕竟不是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百姓。因此，有人讽刺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唯一一次做到“有钱出钱”的“新政”；亦有人形容这是宋子文上台之后的第一项“德政”。

其实，宋在代理行政院长期间，因忙于外交事务，对于内政方面基本上无暇顾及，自无什么“新政”可言。出任行政院长之初，恰逢赴苏谈判，一切的施政纲领当然都无从谈起。等到宋子文回国，抗战胜利已逾一个多月，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就是重庆政府的头头脑脑都在忙着到收复区接收敌伪产业。宋素有“搜刮老手”的称号，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不过，重庆政府的接收工作因宋子文不在国内而大权旁落，被军方大包大揽过去。国民党当局甚至规定：在受降期间，凡收复区之党政事项，均归陆军总司令部监督指挥接收。政府当局并在陆军总司令部之下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主任；各地方也成立了党政接收委员会，由各战区军事长官主持。于是，整个的接收大权全部操之于军方之手，行政系统反而成了军人的傀儡。

因国民党当局对抗战胜利的形势估计不足，从而对战后接收工作也缺乏通盘考虑。结果，胜利伊始，手忙脚乱，接收工作极其混乱，从中央到地方，从军方到党政，无不是出于个人或集团的私利捷足先登，跑马圈地，抢先下手，中饱私囊。在这种乱世局面下，由军方掌控的接收机构自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利用其先进的空中、陆上、海上交通工具及“有枪阶级”的威慑优势，抢先将那些最具油水的敌伪产业率先扫荡一番，等到行政院系统的接收人员进入收复区时留给他们的早已是残汤剩羹了。

宋子文于9月下旬返回国内，才知道国内的接收工作不但全面铺开，而且是高潮迭起，有油水的产业早已是花落别人家了。历来办事推诿、相互踢球扯皮、工作效率低下的国民党官僚机关，这一次却是雷厉风行，人人不甘落后，个个奋于争先，这是让宋子文没有想到的。不过，宋子文究竟不是一个平庸之辈，也不是那种甘当傀儡人物的“伴食宰相”，返国之后，宋的第一项谋略就是展开“夺权”活动，将落入军方掌控的接收大权夺回。

“夺权”工作从哪里下手呢？宋决定把上海作为试剑之地，那里不但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也是敌伪产业集中的地方，更是宋氏家族战前集聚天下财富与左右政治风云的老宅。八年前，他曾从那里落荒而逃；从哪里跌倒的，还从哪里爬起来！今天，宋子文要恢复过去的光荣，当然也还得从上海开始。

10月中旬，宋在财政部长俞鸿钧、战时生产局长彭学沛、关务署长张远福等一干财经大员的陪同下，对上海作了一番旋风式的视察。10月11日，宋抵沪伊始，即发现上海的接收工作比原先想象的严峻得多，也糟糕得多，许多方面都已到了失控的境地。经济部副部长何廉回忆说：“我亲眼目睹围绕上海接收工作的乱糟糟的情况。任何官员不论代表什么政府单位，只消在一个大楼上标一个记号，标明这所大楼是属于哪个单位的，这样旁人就不能染指。”所谓“跑马圈地”即指此。

10月12日晨，宋在上海中央银行总裁会议室召集会议，听取上海军政首长及工商界领袖汇报接收工作。一切的情况都说明，形势已是十分紧急，既等不得从容布置，更等不得从容研究。要扭转这种局面，不但要有雷厉风行的措施，而且要有雷霆万钧的手段。一切正可以看出，宋子文有的是气魄，也有的是手腕；一切的事实都证明，宋子文不愧是一个治理乱世的专家。

于是，召开座谈会的当天，中央银行三楼就挂出了一块醒目的牌子：“行政院院长驻沪办事处”。一个强烈的信息传达出去了，宋院长的这次上海之行，既非衣锦还乡，亦非游山玩水，而是声明来接管接收工作的。此后，上海的接收工作将由宋院长亲自领导，请各位小心了（宋离沪后，该处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战时生产局副局长彭学沛代宋子文坐镇指挥）。宋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上海的接收大权，接收大权旁落的军方巨头尽管不满，但慑于宋氏的赫赫声威亦无人敢出面挑战！

然而，整个的夺权活动才只是开始，一切的后续措施正在迅速跟进。“行政院长驻沪办事处”挂牌办公的当天，宋子文就连发了两份杀气腾腾、措词强硬的公告，全面向军方的接收大权宣战。

公告一：“奉宋院长并奉主席蒋面谕：所有中央党政等各机关及上海市党政各机关，此次在沪办理接收敌伪各机关全体工厂仓库，以及一切财产、房屋、地产、汽车、船舶等项物资，截至10月12日为止，应即编具详细报告，于15日下午6时前送中央银行三楼行政院长驻沪办事处，过期未到者，即以意图舞弊，分别依法论处，并将10月12日以前办理接收材料，随时编送报告。”所谓“奉主席蒋面谕”，这是一支“尚方宝剑”。要压服军方交权，非抬出“主席蒋”不可。“过期未到者，即以意图舞弊，分别依法论处”，这正是宋子文的从政作风，一切都来不得推诿和敷衍。面对宋院长的大棒政策，“有枪阶级”尽管骄横跋扈，但总是以小心为妙，所谓赶大流，不赶风头，枪打出头鸟么！

公告二：“各机关此次在沪办理拘捕汉奸及查封汉奸财产，应将10月12日为止已经拘捕汉奸姓名及查封财产情形，编具详细报告，于15日下午6时前密封送至院长办事处，以后凡非指导之拘捕汉奸机关，不准擅自拘捕及查封汉奸财产，违则依法惩办。”不但是霸王硬上弓，而且是快刀斩乱麻！既不容越权行事，更不容蒙混过关，一切都显示了新任院长的硬朗作风。

成立行政院长驻沪办事处，发布由行政院接管接收工作的公告，这是宋子文争夺并整顿上海接收活动的两大板斧；但宋子文清楚，仅凭一个高高在上的院长办事处以及两份充满杀气的公告，并不能真正吓倒那些“有枪阶级”。多少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权力运作的基础是在中间阶层，高层的指令、基层的活动都需要有一个忠实可靠、坚强有力的中间阶层推动并执行。否则，上层的指令再好，失去了中间阶层的配合和联系，一切都是空中浮萍。

于是，宋子文很快挥起第三板斧：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仍归陆军总司令部主持外，其他一切属于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全部划归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在该委员会之下，成立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审议九人委员会及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以彭学沛为审委会主任委员，以刘攻芸为处理局局长。审委会议定各项处理办法，交处理局具体执行。宋并签发《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对处理敌伪产业的各项基本原则作了规定，以此作为敌产审委会及敌产处理局工作的蓝本。接着，宋明令撤销上海原有的接收及处理敌伪产业的机关，“以一事权，而利调整”，为敌产处理局全面接管上海区的敌伪产业接收工作扫清障碍。这是宋子文争夺接收大权最有效的一着，也是最厉害的一手。

宋子文的这三板斧可谓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整个动作，真可谓是大手笔了。其实，这样的手笔也只有宋院长可以玩，换了第二个人当行政院长都没有这样的气魄，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即便如此，军方慑于“主席蒋面谕”及宋院长的威势不得不乖乖交出接收大权，但要军方吐出已经吃进去的“肥肉”，却也不是一件易事。结果，许多劫收大案，一旦查到军方头上，就查不下去了。诸如：“新六军强占太古洋行栈房案”；“第三方面军采购委员会占用原田酿造厂案”；“军政部接收大批毛毯布案”；“海军接收专员曾以鼎接收大量食品案”；等等。

上海敌产审委会及敌产处理局最为头疼的事情，就是害怕与“丘八”打交道；何况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军政部长陈诚等军界巨头都是“主席蒋”的心腹将领，属于那种“背景深”、“台型硬”的大人物，彭学沛或刘攻芸之流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呢？于是，一个电报打给宋院长，上海区敌产审委会把矛盾上交了。宋子文当然不肯买账，以他的个性来说是个连“主席蒋”都敢碰的主儿，还怕什么廖军长、汤司令或陈部长么？至于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因非“主席蒋”嫡系，就更不在宋院长眼里了。

宋的一份份复电雪片一样飞来了：“新六军占居太古洋行栈房，殊属不当，已电廖军长即日撤退，请就近与廖军长洽办，并将撤退日期电告为要。”“酿造厂与军事无关，不必交三方面军应用。”“第三方面军采购委员会请借用原田酿造厂，未便照准，应仍照原定办法由经济部接收。”“所陈第十二次审议会议要点第三点，军政部复提毛毯布一案，该部存布匹甚多，应先将数目报来，以凭酌核。”“查各机关接收物资非先请准不得出售，海军曾接收专员以鼎将食品紧急处理出售，系奉何人核准，应函请曾复电陈候核，并将出售时各项食品之市价查明，密函陈核。”“对海军需要应严格审核，勿稍放松……燃委会对海军燃料应严格核售，军用品应仍由原指定机关接收。”

这是一个毫不妥协的斗争，也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声明。在宋院长的高压下，军方不得不做出至少是表面上的让步。在上海这个争夺敌伪产业最激烈的城市，宋子文依靠他的三板斧总算将接收大权一点点地夺回了。

但是，上海只是宋子文发起这场夺权大战的起点，宋的目的，是要在上海取得经验然后推向全国。11月20日，《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摇身一变成了《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经行政院向全国颁行了。12月15日，经宋子文批准，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范围扩及苏浙皖三省，下令凡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上海、南京两市范围内“机关部队已经接收之敌伪产业物资，依照既颁敌伪产业处理办法，移交该局处理”。

取得上海经验之后，宋第一次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就接收敌伪产业问题发表看法：“1.敌伪物资不能化整为零，致受贪污和其他损失；2.复兴伊始，接收为一件大事，必须由行政院统一处理，款项统归国库，既可使法币回笼，也能平抑物价；3.将来要求日本赔偿时，可以按接收数额作为部分根据；4.因此将全国分为四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代行政院接管敌伪产业，分别处理。计一区为沪苏浙赣区，局设上海；二区为河北平津区，局设北平；三区为青鲁豫区，局设青岛；四区为穗粤桂区，局设广州。”以上四点看法成为宋子文指导战后接收活动的重要依据，也是行政院向陆军总司令部夺取接收大权的堂皇理由。

12月24日，宋再次抵上海视察敌伪产业接收及处理情况。一切的事实都证明，苏、浙、皖及京、沪区的接收工作是行政院系统最有成绩的一个区，总计接收敌伪产业达1264亿元之多，为全国各区之冠。

“委员长大家可以用”

上海到手了，苏、浙、皖到手了，宋子文开始将关注的重点转到北方敌伪产业比较集中的平津地区。主持河北平津地区敌伪产业接收工作的是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本来，孙已被重庆政府经济部派为东北区特派员，负责接收东北地区的工矿企业。但因东北地区仍处于苏联红军占领状态，重庆政府的接收大员前进受阻。宋得到消息，于11月下旬改派孙为行政院冀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

在战后，冀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长号称为行政院四大敌伪产业处理局长之一。但是，还在孙越崎赴任之前，平津及河北地区的敌伪产业已被华北军政各方争得昏天黑地。不利的消息，连连送到宋子文的案头。事不宜迟，11月27日宋召见孙越崎，要他在三天之内赴北平就职，并为他准备了一架专机。孙受命带着原先准备赴东北接收的一班人马于11月30日到达北平，在著名的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旁的中国银行办公室挂出了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的牌子。然而，孙越崎的接收工作，在平津地区遇到了极大阻力。

12月1日，孙越崎在平津各报上刊登布告，宣布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成立，要求河北平津地区所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接收机构应遵照行政院规定，凡接收的一切敌伪工矿业、房地产业、仓库物资等均应速将接收产业的清册交到处理局，一律不得自行处理。然而，谁也没有把这个孙局长放在眼里。布告贴出去几天了，没有一个单位将接收清册送来。

这是一个权力的较量，更是一个实力的蔑视。在河北平津地区，仅相互平行的军政机关就有：以桂系首脑李宗仁为主任的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以陆军上将孙连仲为长官与主席的第十一战区和河北省政府；以新官僚熊斌为市长的北平市政府；以老官僚张廷谔为市长的天津市政府。他们都是威风凛凛、声势赫赫的华北军政巨头，一个小小的平津处理局长孙越崎谁会放在眼里呢？尤其是早在宋任命孙越崎出任平津处理局长之前，李宗仁已经成立了一个隶属于北平行营的“冀平津敌伪产业清查委员会”，从北平行营到第十一战区，从河北省政府到平津市政府，以至于连孙越崎本人，都被这个清查委员会囊括其中以此把持敌伪产业接收大权。“既生亮，何生瑜？”孙越崎的碰壁是可以想见的。

更让宋子文与孙越崎始料未及的是，北平行营、第十一战区及北平、天津市政府等军政机关都趁蒋到北平（12月11日）视察的机会各自向蒋呈文，以华北人民受尽日伪压迫、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为借口要求将接收的敌伪产业交华北地方机关处理，“以体恤地方人民”。蒋出于笼络地方势力的需要，不但一一予以照准，而且将批示抄交处理局照办。这样一来，真是让孙越崎做难人了，宋院长要他接管接收大权，蒋主席要他交出接收大权。宋院长的指示，他不能违背！蒋主席的指示，他更不能违背！所谓做“葛天氏之民欤”，做“无怀氏之民欤”。好在孙越崎也是久在江湖上混的人了，国民党官场上的一套办事诀窍多多少少也学到一点，不是有一句名言么：“委员长大家可以用！”别人可以打着委员长的名头，为什么我就不能打呢？

不允许有任何的迟疑，孙当即谒蒋，将行政院规定敌伪产业应由处理局统一处理以增加中央财源充实国库的办法向蒋作了详细的解释与说明。说到这里，孙见蒋似有所悟，马上拿出一个条呈请蒋过目，上面写着“华北敌伪产业，应按照行政院的规定，由处理局统一处理”。这是孙事先替蒋拟好的一个批示。蒋倒也爽气，当着孙越崎的面，批了“照办”两个字。孙拿到蒋的批示，一边居为奇货，秘不示人，以收后发制人的奇效；一边飞电宋子文，报告平津方面的情形，请示机宜。果然，华北地方军政巨头得到蒋的批示后，一个个如获至宝，蒋介石一走即在平津的报纸上发表了，并计议如何变卖接收来的敌伪物资。与此同时，宋子文则急电孙越崎：“即到北平。”于是，蒋离开北平仅一周，宋子文风尘仆仆地接踵而来。

12月27日下午，李宗仁、孙连仲、熊斌等一干在平军政要人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北平西郊机场，迎接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到来。孙越崎也站在欢迎人群中，只是隐在大佬们的身后，一副不显山不露水的平民姿态。下午4时，宋子文下了飞机，扫视了一遍欢迎人群，还没有等到大佬们趋前握手，突然大声询问，“孙越崎先生呢？处理局的局长孙越崎来了没有？”当宋看到孙越崎一边往前挤，一边回答“我来了”时，这才面带微笑地向军政首脑们点头致意，算是打过招呼了。随后，宋即拉着孙越崎上了他的车子，向北平城里疾驰而去。宋的这一手，顿让在场的军政巨头们面面相觑，一个个忙不迭地相互交换眼色，已知宋的这次北平之行恐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了。

当天，宋即在下榻的东交民巷海关总署听取孙越崎的汇报，当他看了孙秘藏的蒋的批示，对孙的机智大为赏识。随即，宋电告蒋介石，大意是：文到平后，看到您给处理局孙越崎局长的批示，当遵照与有关方面洽商，将敌伪产业一律移交处理局处理。至于蒋在平期间给地方当局的那些批示，宋当然是只字不提。随后，宋在孙的陪同下赴中南海会晤李宗仁，与李商量由处理局统一敌伪产业接收与处理事宜。李为人尚算开明，亦比较大度，同意取消由他主持的“敌伪产业清查委员会”，将该会接收的敌伪产业移交处理局处理。宋、李商定：次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李的办公室）召集河北、北平、天津地方当局及中央各部会特派员与其他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北平行营是河北及平津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行营方面作了让步，宋、孙的计划就比较容易成功了。

28日早晨，宋邀孙共进早餐。席间，宋说出夜里想好的一条“苦肉计”：“今天开会时，我要责备你几句，说你工作不力，必须抓紧时间遵照行政院规定和蒋给你的批示办理。这样，今天的会可以开得有力量，而对你以后也容易推动工作。”孙越崎想起当年东吴大将黄盖为行“苦肉计”，曾被周公瑾50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今天宋院长只不过是表面上责备几句，不用说，受这点委屈小意思了。

当日上午，平津地区的所有军政巨头都出席了中南海勤政殿的谈话会，计有：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天津市长张廷谔和副市长杜建时，热河省政府主席刘多荃及中央各部会特派员等三四十人。

谈话伊始，宋即冠冕堂皇地大讲了一通行政院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初衷，吹嘘处理局将处理敌伪产业所得价款一律解交中央国库，目的是为了回笼货币，平抑物价；这也是国家财政方面的一项重要措施，地方需款另由中央核拨，不得自行处理敌伪产业，将款挪用等。宋并称接收是国家大事，不能专顾地方。接着，宋在会上宣读了蒋给孙越崎的批示，声称自己这次来平就是奉蒋主席之命具体督查处理局处理敌伪产业情形的。说到这儿，宋声色一变，当即指责孙越崎在接收工作中事先缺乏准备，办事无方，开展不力，有负中央委托云云。最后，宋要求大家同处理局通力合作，做到“涓滴归公”，并宣布本人将暂留北平，在中南海居仁堂设立行政院院长临时办公处。宋要求各方面在三天之内（上海夺权时的故伎重演），将办理接收敌伪产业经过连同敌伪原机关移交原册造具报告表册，均送交本人，以候审核处理报告主席。宋并威胁：“清册如有伪造，由主管接收人和地方首脑负责。”

宋的这一番“奉命”督办，加“苦肉计”，再加虚声恫吓，当场就将这一班气焰嚣张的军政巨头镇住了。会议一结束，负责冀平津敌伪产业清查委员会实际工作的北平行营参谋长王鸿韶当即神情沮丧地对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说：敌伪产业清查委员会吹台了。

勤政殿谈话会之后，宋立即指挥手下人在中南海居仁堂门前挂出一块“行政院长办事处”的牌子，每天亲到这里坐镇办公，接见华北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谈话。同时，宋命人将原“冀平津敌伪产业清查委员会”的招牌一并挂在办事处门前，以示两办归一，统一事权，以防有人在他走后利用这个机构作怪。随后，宋指示孙越崎以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名义发出公告，限令各军政机关必须在12月30日下午4时前将所有表册送呈北平居仁堂行政院长办事处。并命处理局人员除少数留守外，全部作为行政院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到居仁堂办公，办理点收清册等事务工作。

在宋的严厉督促下，也由于有李宗仁的合作，各接收单位基本上都在30日下午4时前将清册送到居仁堂院长办事处。平津地区敌伪产业的清查及处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宋交代孙越崎必须完成三项任务：1.必须坚持一切物资归处理局处理的规定；2.变卖物资所得的款项，必须当天解交中央银行；3.到1946年底，必须收足1000亿元。北平工作告一段落，宋再赴天津视察。宋了解到天津地区的敌伪物资仓库被盗十分严重，当即拨给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1亿元维持费，由杜调派两团经过改编的伪军把守。

在平、津期间，宋并对各接收单位之间的纠纷作了裁决：大沽盐场改交财政部接收；海河工程局改交水利委员会接收；天津防疫处改交卫生署接收；华北农事试验场移交农林部接收；棉产改进会所属机构移交农林部接收；军用农场先行移交农林部，另拟经费办法；塘沽新港由交通部负责办理；食物油及其榨制工厂交粮食部，其他油脂工业交经济部；广播事业管理处只准接收广播电台，不得接收工厂；海关仓库的敌伪物资一律由海关接收保管，小商店的物资由市政府接收保管运用；涉及河北、北平、天津三政府之间纠纷的一批工矿企业，宋也作了调整核定。至于其他处理事宜，统由处理局按照行政院颁布的办法处理，由行政院临时驻平办事处主任（宋指定经济部次长谭伯羽充任）督促施行。

宋在平津之行中，以其铁腕手段奠定了平津处理局在接收并处理敌伪产业方面的主导地位，并按照“利权均沾”的原则摆平了方方面面的纠纷，使得糜烂华北地区达四个月之久的混乱局面得以扭转。到1946年底，宋下达的接收1000亿元的目标，孙越崎已经完成。而到1947年4月，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处理敌伪产业收入总额已达2565亿元之巨，真是一笔巨额财源了。

除苏浙皖及冀平津之外，宋对青岛、广东、武汉、河南、台湾等地敌伪产业的接收情况也进行了布置；并先后赴青岛、广东、台湾、东北等地视察，对敌伪产业的接收与处理情况进行督办。

在接收及处理敌伪产业的过程中，宋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一是如何建立由行政院资源委员会直接掌握的重工业集团；二是如何建立由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掌握的纺织业集团。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曾以外交、政治及军事等各种方式，鼓励并支持日本财阀在中国建立庞大的工业集团以实施其经济侵略及掠夺政策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惨重打击。胜利之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纷纷向当局提出要求，将日本在华工业的一部分用于对他们的经济赔偿，以迅速恢复并壮大民族工业。

但宋子文认为：这些敌伪产业一旦分散，不但难以壮大，且有失控之虞。于是，宋坚决主张将重要的工矿业划归资委会接收并管理，将纺织业交给新成立的中纺公司接收并管理，以便形成由自己直接控制的两大工业集团。这样，宋通过掌控中国金融业，也就进一步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战后，宋的这一初衷，基本上得以实现。一年以后（1946年底），由资委会掌握的钢铁厂、煤矿、石油矿、有色金属、电厂、化工厂，以及水泥、糖和造纸工业等，其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十万亿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控制了煤的38.8%，电力的83%，钢的90%，水泥的50%，石油、铁砂、钨、锑、锡、铜等有色金属及机制糖的95%以上，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

中纺公司接管的敌伪纺织工业规模亦相当庞大，不但印、染、麻、绢、毛纺、机械制造等一应俱全；仅其所存原料及物料的价值，就达193亿元。在此基础上，宋另拨给中纺公司资金十亿元，长期贷款50亿元，以作为该公司的营运资金。宋并在原料供应、收购与配纱、产品运销等重要环节上，让他们享有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在宋的特殊保护下，中纺公司在国内市场上很快形成垄断地位。成立一年，中纺公司产棉纱41.7万件，棉布3.75亿码。战后初期为纺织业的黄金时期，其利润率为“对本对利”，即利润率达100%。据此，中纺公司不仅还清了银行和行政院救济总署的借款，且获纯益3682亿元之巨。

宋通过接收敌伪产业，大力扩充自己控制的官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与民族资本的矛盾。事实上，自宋出任行政院代院长以来实施了一整套扶持官僚资本、抑制民族资本的政策。1945年5月，长江航运业巨头、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成功地在加拿大获得1275万加元的造船借款，请求宋以政府信誉为之担保。宋担心民生力量一旦强大，将对招商局构成重大威胁，亦增加自己吞并民生公司的难度；况卢氏直接向国外借款，也打破了孔、宋垄断对外借款的专利。因此，宋欺骗卢氏说：“我们正在美国接洽一笔大借款，一俟成功后就可以拨一笔巨款给民生。”以此拖延。此前，著名的化工业巨头、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也曾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了1600万美元的借款，需要宋的行政院进行担保，宋也是一个拖延战术，导致永利的借款无从实现，范因此愤恨成疾，抑郁致死。政学系巨头张群、张嘉璈以此作为攻击宋的口实，直接面蒋告状：“卢作孚也快要死了。”结果由蒋亲批特许，卢的借款得以成功。但因时机延迟，战后通货急剧膨胀，实际购买力已损失20%以上。

民生公司虽在造船方面成功地获得一笔对外借款，但在处理敌伪船舶和分配善后救济总署拨下的船舶方面，宋则不顾民生公司等民营航运业的强烈反对，将这些船舶全部划拨招商局，使招商局拥有的江、海轮猛增到40余万吨，大大超过民生公司的实力。宋极力膨胀官僚资本势力的手段，得以充分表现；而以宋、孔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势力，也在这样一个兼并与蚕食的过程中得到空前发展。

尽管如此，宋对沦陷区人民的最大掠夺行为，要算是伪币与法币兑换比率的制定。抗战时期，在沦陷区流通的主要伪币是中储券和联银券，前者流通的领域主要是华东、华中及华南地区，后者流通的领域主要是华北地区。据专家评估，战后初期，按收复区和国统区的批发物价比较，中储券与法币的比率约为35：1，联银券与法币的比率约为0.5：1。然而，宋通过大大压低伪币币值的办法，将前者的兑换率定为200：1，将后者的兑换率定为5：1。仅此一项，他们从收复区人民头上攫取的财产就达2亿美元之巨，从而为国民党官僚资本及达官贵人大捞了一票。收复区人民盛传一时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是对这种劫收手段的深刻控诉；时论曾把收复区人民的这一悲剧，称之为是“胜利的灾难”。

“干得了挑起来，干不了放下来”

战后初期，通过接收敌伪产业，国民党政府很是发了一笔横财，政府财政及官僚资本的实力都有所增强；由于大量出售敌伪产业，使得困扰国民党政府多年的通货膨胀速度曾一度有所减缓。这是国民党朝野对整个经济形势颇为乐观的一个时期，也是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期间日子颇为好过的一个时期；以致宋在向参政会报告工作时，曾大言不惭地吹嘘：“本人敢说，抑制物价的武器已经在握，对于解决目前经济的方案，已经得有端绪，并且想必可以逐步实现。”“此后经济上已经没有危机性，只需设法能够早些成功，使得一般民众痛苦可以减轻，前方将士力量可以增强，后方公教人员生活可以比较安定。”

然而，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也只是一个甜蜜的骗局。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宋制订的战后经济政策是以行政权力做大官僚资本，千方百计打压民营企业，不但官僚资本缺乏生机，更抑制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导致生产不能很快恢复；而党政军机关通过对敌伪产业的劫收，造成吏治极度腐败，党心人心严重涣散，更造成国民党政治统治的致命伤；与此同时，所谓美国2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成为泡影，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步伐加快，军费支出急剧增加，导致物资供应严重不足，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等，再次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速度。事实上，战后仅四个多月，即仅仅挨到1945年底，经济领域的各种固有矛盾与困难就已经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这是战后国民党第一次召开中央全会，蒋宣称“全体会议的任务，是要检讨过去的工作，分析当前的局势，以决定今后的方针”。3月5日上午，大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翁文灏分别提交的财政金融和经济问题报告，许多执监委员对敌伪产业处理不当和官僚资本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称“经济部接收人员颇多失职”；“生产低落，民生凋敝，物价高涨，人民深受痛苦”等。大会对宋子文、翁文灏、俞鸿钧等财政经济首脑责难尤烈，甚至有人喊出要行政院长宋子文、副院长翁文灏辞职的口号。善于说词的中央常务委员刘健群总结说：“有办法拿出来，没有办法说出来，干得了挑起来，干不了放下来。”此四语最为大会所称道，一时哄传二中全会会场。

宋子文的政治报告，安排在3月8日上午的第9次全体会议上。但是，5日的会议已经给了宋一个警告，他知道8日的会议中委不会善罢甘休。宋在心理上做了充分准备，并对政治报告的内容作了充实。8日，宋报告伊始，解释说：“本席今天奉命作政治报告，在政治方面包括的部门很多，行政院已经将一般的工作报告印好，分送各位同志检讨……今天本席报告的，是当前最要紧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人人都不满意，这是势所必然的。即本席个人，亦觉得不但不能满意，而且是极不满意的一个人。”所谓哀兵必胜，以柔克刚，宋意在以这种低姿态博得中委同情，企图蒙混过关。宋接着表白说：“不过本席绝对没有推诿卸责的意思，现在但用事实向各位同志报告，历史教训我们，没有过去，即不能有现在，没有现在，不能有将来，所以要谈经济状况，必须要追想过去，要明白现在，然而可计议将来。”

过去是什么？宋说：“抗战虽然胜利，战争虽已结束，而因为在这样长久的抗战期中，所受的物质和人事上的损失、财政上的损害，以致有今日经济上这样的困难。”今日经济上的困难都是抗战造成的，这就是宋对战后经济危机造因所作的分析，也是他对269名中央执监委所作的交代。这当然不能算是合理的解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搪塞和狡辩。

将来又是什么？宋开出的药方是：“为谋收支平衡，同时裁军增税。”宋认为：经济上的最大困难，是政府收支的失衡。八年抗战，政府财政支出的亏短数，从每年15亿元增加到每年10650亿元，增长了710倍，这实在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巨额的亏短数中，98%是靠银行垫款解决的。银行垫款中，81%又是靠增发纸币解决的。想想看，政府只是靠不断地滥印纸片来对付赤字，如果不发生经济危机，那真是没有天理了。宋强调：“胜利以后，健全财政，实为首要，而必须求收支趋于平衡之途径，则通货膨胀，自可逐渐遏止，一切金融经济等问题，始可获得解决。”

减少支出，宋的最大希望是减少军费开支。以1945年论，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高达70%，宋主张把1946年度的军费开支减至财政支出的47%。这当然不失为一项节流的好办法。宋认为：政府召开整军会议，宣布由253个师减为90个师将有助于减轻国家负担。这是宋的许诺，也是宋的憧憬；但终其实，这只不过是宋的一厢情愿罢了。事实上，整军方案虽已签字，但最高当局根本就没有整军的意愿，更没有落实整军方案的打算。随着内战危机的加剧，国民党的军费不但没有减下来，相反大幅度增加。1946年年度预算的10950亿元军费，在五个月里就已用完。可见，宋减少军费开支的种种擘划，只是兜售了一张狗皮膏药而已。

支出既不能减少，增加收入从何而来？宋的撒手锏，本来寄希望于整顿税收及处理敌伪产业。面对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宋信誓旦旦而又不无得意地辩解说：本席也听到有人批评，说接收敌伪产业情形紊乱。这大概是指开始期而言。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本席还在国外，但既然担任行政院长的职务，在开始接收时的紊乱情形本席当然不能辞其咎。不过，宋认为在行政院主持敌伪产业接收事宜后，情况有了改变；并称：“不足平衡庞大预算之支出，甚为彰著。因之不得不就敌伪财产及物资之变卖，以及各国营事业之收入。”于是，这一年出售财产物资收入计6848亿元，国营事业收入计1090亿元，合计7938亿元。这不能算是一笔小数目了。只是，比之国民党军费开支的“黑洞”，仍然只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对于增加税收，宋的逻辑是：“我们大家都明白，在一般社会上，人人都希望政府于战事终了之后能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本席不能不直说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不下于战争的危机。政府为求收支平衡，不能不求收入的增加，以期度过当前的经济危机，即使加重人民负担，亦不得不忍耐一时。”宋主张大幅度提高货物税、关税、盐税、直接税等四大税种的从价征收率。按照1946年度的预算，上述税项的征收额为6255亿元，而实际征收高达12521亿元，增收100%，这真是税收“大丰收”了。一切的事实都证明，宋不愧为国民党内的一位“搜刮老手”。

在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宋对经济危机与经济困难作了种种辩解，对经济前景及经济措施作了种种许诺，但260多名中央执监委员仍表示强烈不满。下午，按会议议程，全会将对宋的报告进行大会发言，然宋竟未到会，当即为全会所不满，大会主席以电话召其到会聆听批评，接受质询。于是，会上责难备至，言词激烈！而宋以上海官腔答询，不免让中委闻之生畏，更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据与会的中央候补执委唐纵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宋“答辩时，甚愤慨，其手发抖！”宋的情绪激动，已到了难以自控的程度。

3月上旬，宋刚刚接受了六届二中全会的炮轰。3月下旬，又再次面临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讨伐。3月21日上午，四届二次参政会举行第二次大会，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作经济报告。得宋允许，翁坦承目前经济情况，更较战时恶劣，整理促进，倍感困难。但许多参政员对这个报告并不满意，他们对接收人员贪污舞弊、盗卖接收物资，经济汉奸逍遥法外，物价飞涨，工人不能复工，企业不能复业等问题，纷纷提出书面或口头质询，数量达70多件，翁无法一一回答，只得临时决定改期答复，始得脱身。

按大会议程，宋的施政报告安排在次日上午。然翁的不幸遭遇再给宋一个警钟，重演六届二中全会的情形不是没有可能。为避免重蹈覆辙，宋决定对参政员做点安抚工作。当天下午，宋假座重庆胜利大厦举行茶话会，招待出席会议的参政员。宋亲自出席致辞，对参政员的光临表示欢迎；并万分谦逊地请参政员对行政措施予以赐教。但是，整个茶话会秩序混乱，参政员对宋院长的不耻下问似乎并不买账，以致还在宋讲话时一部分人就已经一哄而散，弄得宋十分尴尬。

22日上午的会议，宋的日子不好过了。在报告中，宋虽然承认抗战胜利后，全国同胞“痛苦依然存在”，声称政府将尽力先行应付人民的衣食住行需要，求最低限度的供给；并应裁减军费、彻底调整政费等。宋报告之后，参政员纷纷提出各种质询，计书面询问37件，口头询问32题，涉及贪污腐败、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惩治汉奸等重大问题询问政府如何解决。

面对狂潮一般的讨伐，宋就敌伪产业处理、中纺公司、美棉借款、黄金价格等一些问题作了一般答复，声明其余部分当另以书面答复。但大会对宋的报告和答复都极为不满，认为宋对当前的经济困难应负责任，参政员黄宇人指责宋对当前的政治现象有推、假、乱三病；参政员胡秋原说道：“最初大家对宋院长都存有莫大希望，后来慢慢失望，现在已经近乎绝望了”；更有参政员公然要求宋“拿得起，放得下”。那意思就是：请宋子文卷铺盖走人，自动下台。

中央委员会和国民参政会都对宋表示强烈不满，但随着内战危机的加剧，宋则对经济前景表示悲观，对行政院工作表示消极。6月19日下午，宋举行还都后的首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有记者发问：“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宋直言：“物价涨到什么程度，通货膨胀就到什么程度。”又有记者问：“政府对财政经济危机有什么办法？”宋无可奈何地说：“老实说，不和平，什么办法都没有。”并说：目前迫切问题为如何获得持久之和平，而非短暂之休战，惟有持久之和平，方可根绝中国面临之经济祸患。当天，宋一再表示：“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都没有办法。”

应当承认，宋子文说的都是老实话；不过，宋的老实话，依然引起记者不满，有记者反复质询：“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无办法吗？”在记者群的穷追猛打之下，颇感狼狈的宋只好一味敷衍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其实，宋子文的所谓“尽量想办法而已”，也不完全是徒托空言，虚言敷衍；这其中，也寄托着宋的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期望通过开放外汇市场达到扩大出口，增加生产，稳定物价，恢复经济的目的。不过，这一背水一战的“新经济政策”，充其量只是加速了宋的倒台，亦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而已。

宋的开放外汇市场案是在2月间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议上通过的。该案规定：（一）中央银行指定若干银行买卖外汇；（二）现行官价外汇汇率废止。中央银行应察酌市面情形，并依照供求实况，随时供给或收买外汇，以资调节，而防止过度波动。对外币钞票及黄金之买卖，亦依同样原则办理；（三）拨美金五亿元为法币准备金，并由中央银行于现有外汇中划出一相当数量为基金，作随时平准市场之用。当天的会议，同时通过了《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

宋提出“开放外汇市场”的构想，本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当时的官价汇率仍维持在一美元兑换20元法币的水平上，而黑市汇率已经跳到一美元兑换2000元法币左右。事实上，官价汇率已根本不能反映两种币值的比例关系，与一般市场完全脱节，从而导致对外贸易完全停顿，外汇汇源枯竭，工业原料及生产机械难以进口，以致生产不断萎缩，物资供应困难，物价飞涨等。由此，宋设想通过开放外汇市场，将新的汇率定为一美元兑换2020元法币，旨在以略高于黑市的价格达到恢复外贸，吸收外汇之目的。

这是宋的合理想象，也是宋的当然算盘。其实，当时就有人泼宋的冷水，认为五亿美元的准备金恐怕三个月内就要告罄。这是经济前景的悲观派，也是开放外汇市场的促退派。不过，宋信心十足地给他们一个断然回答：“绝对没有枯竭的危险。”

宋有宋的逻辑。中央银行手中既有五亿美元的准备金和600万两的库存黄金，还有大量接收的敌伪物资，以及廉价向美国购买的剩余物资，同时与美国方面正在接洽20亿美元之巨的贷款谈判。宋认为这是一笔十分雄厚的本钱，完全可以与不断膨胀的通货决一死战，以期平抑物价，稳定经济。何况有美国顾问杨格终日在宋的身边煽风点火，鼓励宋早日开放外汇市场哩（完全是出于维护美商利益的需要）。

不过，无论宋是多么能干，也无论他的算盘打得多精，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有看到，这就是国共和平谈判问题并不受他的控制。任何稳定与刺激经济的措施都只有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才能发挥其刺激机制的作用。这样一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也就是说，决定经济成败的和平钥匙，并不掌握在宋的手里。“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都没有办法”，这个道理，宋不是不懂；但是，懂得是懂得，执行是执行。在缺乏一个和平机制的环境里，宋期望外汇市场的开放能够获得成功，与掩耳盗铃的举动有什么区别？6月26日，也就是宋明确表示“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都没有办法”之后七天，国民党打出了发动内战的“第一枪”，国民党十万大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开始爆发。

事实上，随着内战危机的加剧，以及随着政府财政收支的加速失衡，外汇市场仅维持了三个月的稳定就已经呈现急剧恶化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所谓2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已经落空，国内物资日益短缺，进口物资大量增加，外汇迅速枯竭，从而进一步刺激外汇投机加剧，黑市汇价飞涨，币值比例严重失衡。至此，宋子文所能做的只剩下快速调整汇率的法宝了。于是，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一调至3350元，再调至12000元。而作为配套措施，宋先是取消出口税，继而实施100%的出口补助等，以期不断刺激出口，稳定汇源。

但无论宋采取什么措施，因和平局面不能实现，内战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国内外对政府稳定经济的能力彻底丧失信心。结果，宋采取的所有刺激经济的财政金融措施，都无异于扬汤止沸，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更强烈地刺激了外汇市场的恐慌心理，一次次掀起抛售法币、抢购美元的狂潮。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当局所能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宣布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并对进口货物实施限额等，从而彻底埋葬了宋的开放外汇市场政策。

根据中央银行的统计，从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贸易外汇买卖相抵，净支出美金23370余万元；非贸易外汇方面，包括行政院及财政部结汇款等，共支出美金7790余万元，另加行政院及财政部暂记垫款计美金4260余万元，三项合计共支出美金35420余万美元。而根据初期开放外汇市场案的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虽同意拨付美金5亿元为法币准备金，但据财政部长俞鸿钧于1946年4月17日给宋的复电，当时真正可动用的库存美金仅为35496万元，“不敷拨供上项准备金之用”。事实上，一年用下来已经超支美金76万元，库存美金全部耗光。支出与库存，居然能做到如此平衡，宋的这一把铁算盘真可以说是独步天下了。

宋以开放外汇市场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破产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加速了宋的下台。不过，真正将宋拖下行政院长宝座的当归功于随后发生的“黄金风潮案”。

“黄金风潮案”的起源是黄金市场的开放。在宋的“新经济政策”中，它是在外汇市场开放之后作为政府抑制外汇市场的重要手段，以此达到回笼货币、收缩通货、稳定物价之目的。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掌握了600余万两黄金的巨额储备，这也是宋敢于开放黄金市场的初衷所在。

黄金市场的开放日，定在1946年3月8日。经宋子文同意，这一天，由中央银行在上海抛售黄金，配售价格随市价变动，抛售方式分“明配”与“暗售”两种。明配是由各金号银楼向中央银行申请购买，中央银行规定金价，配给黄金；暗售则是中央银行暗中委托几家金号随时抛售。这次黄金抛售活动，由宋指定心腹亲信、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具体负责，每天黄金买卖情形必须在当天用英文向宋报告，即使是财政部长俞鸿钧也不能过问。显然，这不是一个符合市场规范的运作方法。

与开放外汇市场之初的情形一样，开放黄金市场之初，金价尚称平衡。这是由于初期外汇与黄金储备比较充足，加之通过大量敌伪物资及美国剩余物资的变卖处理，以及国内和平局面尚未破裂等，从物质及心理上支撑了黄金价格的稳定。不过，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浓密的雨云已经生成，猛烈的雷电即将来临。3月间，黄金价格为每条（十两）156万元，7月份涨至183万元，上升了20%。虽然幅度并不算太大，但这是大战前的一个信号，在黄金市场上兴风作浪的金融巨鳄们一个个早已腾空了仓库，一旦看准时机便会疯狂跟进，大翻跟斗。

8月17日，外汇市场首先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宋不得已下令第一次提高外汇汇率比例，由一美元比2020元跳涨到3350元，陡升65%，由此拉动黄金价格跳涨，每条跳高到286万元。中央银行两天抛出黄金一万两，但有如泥牛入海，杳无声息。在汇价、金价的互动下，万物齐涨，黄金外汇库存日少，局势几乎无法控制。更加要命的是，黄金抛出越多，金价反而上涨越快。一方面，这是市场买涨不买落的传统心理使然；另一方面，宋没有点石成金之术，黄金抛出越多，黄金库存必然越少，中央银行的黄金终有告罄的一天，这是人人都懂的一个道理。

1947年1月，黄金价格已经逼近400万元/条。仅在1月30日一天之中，中央银行抛出黄金就达19000条，收回法币750亿元，多空双方的厮杀已到了刀刀见血的境地。但人人心里都有数，“多头”气魄虽大，实际上已是山穷水尽了，正所谓“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不过，问题并不在于“多头”能支撑多久，而在于“空方”的实力究竟有多大？一天之中，能调动750亿元的资金入场，可见操纵“空方”的绝不是一个小角色！况且，“多方”抛出了那么多黄金以求收缩通货，为什么货币总是不见其少反见其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国民党政府为了推行其内战政策，不得不滥发货币，造成法币信用不足，币值急剧下挫，推动金价一天天跳涨，以致从金融家到工厂主到大商人无不倾其所有，穷购黄金；而国民党大小官僚、军阀政客更是乘机大做空头，大发横财，政府部门挪用行政经费，事业单位拿出人头工资，都用去抢购黄金；更有许多新老军阀及军队高级将领将刚刚领到的大批军饷直接用飞机或卡车装运上海，投入黄金或外汇市场。结果，整机或整车的钞票运过来，沉甸甸的黄金或外汇再运回去，数日之间，一笔横财到手。可笑的是，宋子文一边大量抛售黄金，一边却在大办“生产贷款”。而所谓的“生产贷款”，一转手早成了“黄金贷款”。有的贷款支票早晨刚发出，中午就出现在黄金市场。仅中央银行一个月内发出生产贷款就达656亿元，这对于早已不堪重负的黄金市场来说，无疑又加上一重压力。

在“空方”的疯狂抢购之下，上海库存的黄金几近抛完，宋下令从重庆金库空运应急。当重庆造币厂熔铸的金条在上海市场一露面，更是印证了“空头”关于黄金已告罄的传闻，更引发新一轮争购狂潮。到1947年2月初，金价跳涨，达到顶点。由几天一跳，到一天一跳；由一天一跳，到一天几跳，最多的一天，竟跳涨九次。2月10日，金价冲高到每条609.8元的天价。就在这一天，宋不得不下令停止“暗售”，2月15日下令停止黄金“明售”，宣告黄金市场关闭。2月16日，行政院通过经济紧急措施，禁止黄金、美钞自由买卖。此时，黄金市价已飙升到每条900万元，为黄金市场开放之初的六倍多。

据统计，从1946年3月8日到1947年2月15日，中央银行共售出黄金350余万两，约为600万两黄金储备的60%。可是，这么多的黄金抛出后，不但没有达到稳定法币的目的，反造成金、汇、物价相互刺激、攀升，以致带动万物狂涨，整个市场陷入极度混乱状态。2月10日及11日，上海市场物价上涨80%至200%，尤其是许多粮店惜售待涨，造成连续几天大米市场有价无市。许多民众无以为生，迁怒于米店、银楼，以致不少城市发生民众捣毁米店、银楼的暴力事件。

宋的黄金政策宣告失败，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潮从此引发，宋本人亦受到朝野各派系及舆论界的一致指责。在一片讨伐声中，以参政员傅斯年的一篇炮打宋子文的文章最为著名。傅文的题目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杂志上。文章开篇就说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傅的这番话，潜台词就是：今日之孔祥熙、宋子文，就是当年之赵高、魏忠贤耳！

傅话锋一转，接着写道：“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文章分析了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严重形势后，进一步指出：“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须垮台。”

傅分析宋的黄金政策：“不特不足平抑物价，反而刺激物价，紊乱物价”；分析宋的工业政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分析宋的对外信用是：“公私难分”；分析宋的办事作风是：把天下人分做两类，“其一类为敌人”，“其一类为奴隶”；分析宋的文化，他的中国文化是“不见踪影”，他的外国文化是“决不登大雅之堂”。傅氏总结说：“说他不聪明罢，他洋话说得不错，还写一笔不坏的中国字（我只看到报载他的签名），说他聪明罢，他做这些事，难道说神经有毛病吗？”据此，傅大声疾呼：“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几年之前，傅曾以“倒孔”出名，并因此而博得宋的喝彩。这一次恐怕要轮到孔祥熙来喝彩了。傅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胡适的高足，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就政治立场而言，傅虽痛恨国民党政治腐败，但并不赞同共产党的观点；反孔、反宋，但不反蒋。就大的方面而言，傅氏与胡适一样，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类型，也可以说接近国民党阵营中的“改良派”与“补天派”，希望国民党能改弦更张，真正实行民主政治，重振国运。傅因不畏权贵，敢恨敢说，使得他在知识分子及广大中间阶层中享有很高声望，在其他各界人士中亦有相当影响，傅的文章也代表了知识界、中间势力及国民党阵营中“清流派”的观点。因此，傅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各界中不胫而走，成为一篇精彩的“倒宋”檄文。随后，傅续写《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两篇文章，继续对宋、孔之流口诛笔伐，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舆论声讨之后，第一个开会讨伐宋子文的国民党政府机关是监察院。2月16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决议派员彻查“黄金风潮案”的责任者。会上，有监察委员慷慨陈词：“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必须派几个精明干练的委员，才能完成任务，莫使各方失望。”无疑，监察院眼中的“老虎”，就是宋子文了。而且，监察院的动作很快，监察院长于右任当天就指派何汉文等四名“监察大臣”于当晚赶赴上海“彻查”。

监察院之后，第二个开会讨伐宋子文的是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作出决议：此次黄金风潮，行政院长及有关当局未能预为防止，贻误国计民生至巨，应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查明责任所属，认真处分。国民参政会的决议，直接点明“行政院长”为责任人，比之监察院的决议，更是进了一步。

随后，监察院及审计部，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监事会、中央银行稽查处，国防部，上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经济监察团等，都分别开会，对黄金风潮案进行“彻查”。

不过，不论彻查结果如何，对于宋子文来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的院长宝座是坐不成了。现在，他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了以公谋私的贪人，也成了不懂经济的庸人。他的威望不但降到了两年来的最低点，而且是降到了从政以来的冰点。面对山呼海啸一般的舆论攻击，宋已没有别的选择，他所能做的只剩下辞职一途。

20世纪40年代正在办公的宋子文

 

2月下旬，宋三辞行政院长职，蒋半挽半推地恩允了。1947年3月1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宋辞职正式获准，蒋再兼行政院长职。从1945年6月下旬在重庆宣誓就任算起，宋在行政院长宝座上坐了20个月；如果从1944年12月上旬代理行政院长算起，前后总计27个月。这是宋子文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宋子文政治人生的拐点。从此，宋一路下坡，再无死灰复燃的机会了。

国民党内的又一只“溺尿桶”

说起来，有许多事情真令人不可思议。抗战中后期，孔祥熙处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傅斯年曾说他“人人加以触物”的“溺尿桶”，可是，仅仅过了三四年时间，宋子文就步了孔的后尘，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剿宋”声中，同样成了一只“人人加以触物”的“溺尿桶”。这真是：孔郎宋舅，难兄难弟；一丘之貉，彼此彼此！实属民国史上一对不可多得的“宝货”！

宋一招“金蝉脱壳”不当行政院长了，企图以此逃过舆论的追剿，但并不能轻松过关。第一个跟踪追击的就是以孙科为首的立法院。3月1日上午，宋应召到立法院作财政金融报告。据说，这是经立法院院长孙科一再坚请，宋始肯驾临。因此，这一天的立法院会场异常地热闹，也异常地紧张，成为南京新闻舆论瞩目的中心。

上午9时许，在孙科的陪同下，宋偕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原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与宋同时被免）等一行进入会场，面对全体立委在第一排就座。孙科宣布，因请到了宋子文等出席报告原议程停止，即请宋子文报告。

宋首先表示，上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布后，因立即赴沪督导而未能应邀出席报告，甚感抱憾！接着报告自己已三次向蒋主席提出辞职，现已获准。说到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宋先是大讲了一通当年在广州及南京政府时期领导财政金融的伟绩，称当年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时所发行的纸币没有一张不可靠；20世纪30年代中期，领导币制改革，对支持抗战厥功甚伟。不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破坏交通与生产，以致比之对日战争时损失更大”。一切的功劳都归于自己，一切的罪名都归于中共。这是所有国民党官僚文过饰非的看家法宝，也是宋子文“洗身子”的澡水缸。在他看来好像共产党是只筐，一切罪名都可以往里装！

洗完身子之后，宋接着大诉苦水。称现在每逢物价上涨，大家就骂我，似乎一切都要行政院负责。“本人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自然亦不会毫无过失，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本人决不敢说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确当而有效的，不过都是为一个共同的真实的目标，绝对无私人利益的打算。”宋甚至发誓：“本人自从担任行政院的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之，政策方面，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而在良心方面，在离开行政院的时候，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和民族。”

宋报告之后，轮到立法委员质询了。第一个发言的是楼桐荪。楼是一位老资格，曾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楼的发言，当然是有分量的。楼说：“（一）宋院长就职两年多，今天是第一次出席立法院报告，这证明过去不是行政院与立法院不需要合作，而是合作得不够，缺少和衷共济，忠诚谋国的精神。（二）许多法规本来没有到紧急措施的时候，而不送立法院研究审议就颁行，实在是国家损失。（三）去夏国家经济情形已危机四伏，当时就很想宋院长来开诚布公的检讨，而宋院长不是在南京公忙，便是到上海去，始终未来。今天由于‘黄金潮’的发生，经济真已濒于崩溃，行政院不能不采取经济紧急措施，办法颁行了十多天，宋院长才来报告。若是半年前，就从长检讨，早下决心，不是我们妄想和夸口，事实上也许不会糟到如此地步，可惜这只是沉痛的回忆了。”

楼的发言还算平和，语气中也没有多少激烈指责宋子文的味道，也算是一种苦口婆心吧。然而，宋在听取发言时，时而取下近视眼镜，时而换上深色太阳眼镜，时而向着空荡荡的天花板仰望，完全是一种极不耐烦的情绪。楼委员看出了宋的烦躁不安，在发言结束时当即宣布：关于黄金潮的问题，将由张启允委员发言；物价管制问题，将由张九如委员发言；改善公教人员生活问题，将由简贯三委员发言等。楼的节目预告，对宋是一个提醒，表示质询刚刚开始，尚请稍安毋躁！

然而，还没有等到楼桐荪点名的委员发言，周一志委员却抢先质询了。周委员坐在最前排，与宋的座位十分逼近，这是他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一天，周委员穿着灰大褂，戴着棕色粗边框眼镜，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不过，与楼委员自问自答式的温和发言不同，周的发言尖刻有力，充满火药味。一上来，周就声称：“楼委员预定的询问方式，我不赞成。因为对行政院长不能限于财政经济的询问。”周接着说：“昨天在上海有一位朋友问我，明天宋院长是否会到立法院来报告？我告诉他：一定来。这位朋友说：如此你们立法院的地位也和汇率一样地自3350提高到12000了。我告诉他：行政院长应向立法院报告，不但是宋院长，将来就是任何人当行政院长，也应当来的。”与其说这是周委员对宋院长的幽默，不如说这是周委员对立法院的嘲讽。

周接着说：“我对宋院长的感想有四：（一）在广东时代，我们认为国民党有两位财政专家，即是廖仲恺与宋子文。北伐时廖不幸殉难，宋主持行政院，初获好感，今天我以党员地位与宋院长讨论，宋的声望已一落千丈。《大公报》以买办来形容宋院长，宋院长也是总理遗嘱中签字人之一，如何洗刷这个买办之名？（二）宋院长现在是同时作许多单位的行政院长，如中央银行、中纺公司、行总等。（三）一切错误都想教共产党负责而不承认人谋不臧，是最要不得的。回忆总理当年以3000元创办中央银行，全靠当时革命力量。现在政权在手，民治之不进步，不能只怪共产党之破坏。（四）黄金政策失去了信用，且闻川滇黔实行黄金购粮储蓄券，至今还未归还。此外，关于通货问题，还是作合理整理？还是再发行？这个问题，今天能答复就答复，不能答复我也不勉强。”

周委员的质问，不但痛快，而且针针见血，尤其是“一切错误都想教共产党负责”的发言，对宋的饰词狡辩不能不说是一个剥皮见骨的反击。周一志发言之后，继之司徒德委员就宋的辞职问题，张启允委员就黄金潮问题等，陆续发言，要求宋对所提问题作出答复。

质询至此，有人提议不再继续提问，要宋子文对以上问题先作一个答复。大家的意思，一方面就此观察一下宋的态度，看看他对自己的问题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另一方面觉得宋是出了名的“傲院长”，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不问白不问，问了也白问；既是白问，何必多问？于是，立委们一个个都伸长了颈子，且看宋子文何以置词！

其实，没有几个人相信宋会对立委的提问作认真答复，以宋的一贯作风来说从来是高亢高走，目中无人的；以宋的行政院与孙的立法院来说，也始终是格格不入的。楼委员所谓“宋院长就职两年多，今天是第一次出席立法院报告”，就是一个实例。此前，立法院曾几次有函邀宋到院，要他就中纺公司的垄断与特权问题接受质询，但宋压根就不予理睬。立委们对宋的高亢作风早已是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了。所以，在今天的质询中，这才有连嘲带讽的笑骂局面出现。

但宋既肯接受质询，就早已准备了撒手锏，这就是他一开始就声明的“辞职业已照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行政院长已经不当了，还有义务答复你们的质询么？于是，早就烦躁不安的宋子文起立了。不过，他不是答复立法委员的质询，而是反过来质询立法委员：别人说我是买办，但过去所行之关税自主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是否亦可称为买办政策之行径耶？这是宋的一个巧妙的防守反击，也是一次佯攻之下的快速撤退。宋接着说：我承认自己是经济的行政院长，日夜为经济问题焦虑，没有力量顾及其他政治问题，结果一事无成。

宋究竟不失为一位机智老练的政客，从政20余年他曾对付过无数的国内外新闻记者，他当然知道怎么对付立法院这帮坐而论道的辩士。刀来剑往，针锋相对是不行的；惟有突出奇招，虚晃一枪，先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然后趁着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溜之大吉，借此脱身。于是，宋话锋一转，声称：错就错了，现在我已是辞职的人，再说话也没有用，“以后问题自有新院长答复，本人任职行政院后，连经济还办不好，哪有余力弄政治；关于黄金外汇之问题，俞部长及贝总裁均知道很清楚，辞职的人不应该讲话”。说到这里，宋转身向孙科说：“本人要求退席”。未等孙科有所表示，宋已大步走出会场，扬长而去了！

这是一个痛快淋漓的拒绝，也是一个动如脱兔的撤退。眼看着宋旁若无人地拂袖而去，全场先是一片愕然，接着就是一阵无奈的笑声。有立委随即为之盖棺：“宋院长如此作风，实已失去行政院长官态度。”立委李晋芳则抖擞精神说：“宋院长先报告辞职，意在造成‘安定’作用，好在在座各位部长并未说要辞职，应请继续询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法院非审判机关，也无法把他提回来，人主既去，犹如人之将死，我们还应继续询问。”立委简贯三则跳出座位说：“宋院长虽已辞职，但对他的政策造成的影响仍该负责。”

然而，事已至此了，孙科只好宣布由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继续答复立委询问。这一天的立法院报告会议，直到中午12时40分方告结束。对于宋子文出席立法院会议的表现，《大公报》以颇为同情的笔调写道：“宋氏今日答言时，情绪至为激动，但对各立委质询多淡然处之，然其一言一动，处处表露其内心之真性。迨退出会场登车时，步履艰巨，由左右扶登车厢，面部疲惫之态，一若大病初愈。”

宋的这次辞职，从表层的原因看，是源于黄金风潮案；但从深层的原因看，则是源于其财政经济政策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也还是源于国民党政权顽固推行反共内战政策的结果。不过，也许是宋没有看到这一点；也许是宋虽然看到了，却不敢公开讲出来。总之，宋对自己作出辞职原因，有一个特别的解释，这就是他在会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时所说：CC系与政学系已经联合起来致力把他赶走，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已经无法有所作为了。宋认为：CC系和政学系所以反对他，是为了追逐权力。而宋的妹妹、第一夫人宋美龄则抱怨“他们使我哥哥成为替罪羔羊”。这是蒋夫人几年来第一次站在宋子文一边为他抱不平。

宋子文尽管下台了，但清算其祸国殃民罪行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先是监察院于3月4日公布了何汉文等四监委赴上海调查黄金风潮案的报告书，称宋子文与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共为黄金政策的决定者，宋的责任在于：“不预为计停止黄金政策，使黄金脱离货币关系，回复原为货品之地位，乃至演成今日经济危机，使投机者获利，而国家人民皆蒙其害，此金价波动之责任为宋子文所应负者一也。”这虽然是国民党官方文书第一次对宋公开点名批评，但就其措辞与语气而言都还算委婉。

然而，这是一次投石问路，也是一次火力侦察；观察一下最高当局的态度，试探一下宋子文的反应。当他们确信昔日威风不可一世的宋院长确已成了一只死老虎时，何汉文等四监委再次抛出一份对宋子文的弹劾案，列举宋在财政金融、生产事业、黄金政策、外汇汇率、个人作风等五方面“误国失职”的事实，对宋的财政经济思想及政策进行全面批判，揭示“其一切财政金融之措施，无一系为民谋利，无一不与民争利，无一不在培植官僚资本，无一不为洋货张目。人皆讥为买办职权，非无因也”。四监委最后指出：“我国抗战八年，全民族流血流汗，方取得复兴之机运，一年以来，几尽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之失策、失职所贻误。今大错铸成，恝然引退，不仅为政府之罪人，实民族之罪人。委员等职司风宪，对于此失职误国之行政院长宋子文，岂敢默然置而不闻。兹依法提出弹劾，即请移付惩戒，以正纲纪。”

弹劾案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在朝野引起很大反响。当月，监察院李世军等三监委对弹劾案进行审查，但作出的结论是：“佥以宋子文任职以来，对于财政金融大计，措施失当，尤以黄金外汇政策之运用，严遭失败，自应负失职处分。惟查《公务员惩戒法》第三条之规定，凡选任政务官，其惩戒处分，仅限于免职及申诫。而金钞风潮责任问题，本院据何委员汉文等调查，业经公布，并已将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等违法渎职等情形，交付惩戒在案。本案所举弹劾宋子文之事实，均属政策运用问题，尚未举出有何犯罪情事。核宋子文于金融风潮发生后，即经自请去职，应毋庸再付惩戒。”一切都是敷衍，也都是例行公事。宋子文尽管下台了，但宋子文为特权阶层所享有的“法律豁免权”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清算宋子文的过程中，立法院及监察院都做足了表面文章，也不能说对宋没有一定的政治压力，但无论是立法院还是监察院，在国民党的专制政体下，毕竟是两块橡皮图章，在政坛上造造舆论是可以的，叫当事人说说清楚也是可以的，但真要大开杀戒，拿宋子文祭刀，实际上并无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宋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甚至公然以退席的方式对立法委员的质询表示不满，对立法院的权威表示蔑视。然而，宋可以对立法院不买账，也可以对监察院不理睬；但对于CC系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的犯难不能不感到大为头痛，最后只好请蒋总裁出面摆平，总算艰难过关。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于3月15日在南京开幕，3月23日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经CC系布置，由中央执委黄宇人领衔99名中央执委附署向大会递交临时动议：“请政府迅速切实惩治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诒及其部属，并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黄宇人是一尊有名的“大炮”，素以敢轰、善轰出名；而且，为了惩戒一位中央要人，由100名中委联名动议，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数十年历史上的奇观！该动议经大会讨论通过，迅速形成《惩治金潮案负责大员，并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财产案》，交中央常务委员会“切实办理”。

CC系这一闹，事情复杂了。老实说，中常会不是立法院，也不是监察院，按照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略，很多权力都集中在这个机构的手里，是不可以漠视的。不过，也用不着惊惶失措，中央委员会之上有中央常委会，中常会之上不是还有总裁么！总裁是干什么吃的？国民党《党章》上不是这样明确规定么，总裁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权。既然总裁夫人已经表明观点：“他们使我哥哥成为替罪羔羊。”总裁岂有坐视不救的道理？

果然，蒋总裁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发话了：宋子文并不贪污！蒋并说：“如说见了贪污而不查，这是我的责任。”这是什么话，贪污不贪污，一切都需要以事实为依据。换句话说，你不彻查，怎么知道他不贪污！不过，没有用，总裁就是“终裁”，一句顶一万句！总裁表态了，识相的中委也都忙不迭地转舵了，没有几个人敢跟在黄宇人后面瞎起哄。黄“大炮”泄气了，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总裁总爱代人受过？”这种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疏不间亲”么！然而，黄中委也许没有说老实话，明白是明白的，只是嘴里不便明说而已，否则便是“矛头向上”了，这大概就是黄中委的“大智若愚”了。

八、在走下坡路的日子里

《中央日报》炮打宋子文

从1923年3月南下广州算起，在24年之久的漫长政治生涯中宋子文已经是第三次丢官了。不过，与前两次丢官不同，宋子文的这次丢官并不是源于蒋、宋、孔三大家族之间矛盾，也许这是宋能够第四次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很多的事实说明，宋的这次辞职，尽管最终是出于蒋的决定，但这并不是蒋的初衷。宋本人就曾多次申明：他是经过三次请求才得蒋获准的。

其实，蒋心里很清楚，表面上，“倒宋”风潮的起因是黄金潮的爆发；但引发黄金潮的肇因，则是国民党推行的内战政策。为了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在各方面罗掘俱尽的情形下，宋不得不卖产业，卖外汇，卖黄金，以不断补充前方的军事消耗。这不是宋本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作为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不得不奉命行事的问题。事实上，宋的下台，既不是宋的无能，也不是宋的保守，而是宋忠实地执行蒋的内战政策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蒋的内战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宋的财经政策的失败。正如蒋夫人所抱怨的“他们使我哥哥成为替罪羔羊”。这个“他们”，主要的正是蒋介石本人。

下面这样一个数字，也许更能说明这一阶段蒋、宋关系中微妙成分。至1947年2月底，也就是宋辞职获准之际，财政部总计积欠中央银行所垫款项已达71490亿元之巨。这就说明，宋在出任行政院长期间对于蒋的庞大军费开支基本上是予求予取，尽量给予满足的。从蒋、宋关系的发展轨迹看，只要宋不在军费问题上对蒋设置障碍，蒋、宋之间就比较容易做到风平浪静，不至于掀起太大的波澜。

然而，宋尽管称得上是一位“搜刮高手”，也的确算得上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位聚敛之臣；但说到底，宋不是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也不是一棵能日出斗金的“摇钱树”，他所能做的不外就是增加税收、滥发债券、举借外债等老戏法。但戏法不可久玩，久玩必露马脚。事实上，到了战后，这一套戏法早已不灵了。没有办法，宋夹袋中不传之秘只剩下最后一着：大量发行纸币。

其实，宋不是不知道这是饮鸩止渴，也不是不知道这是透支政权的生命。在3月1日的立法院会议上，宋当时曾坦白承认：“政府对于收入方面极为有限，但为应付各方开支要求起见不能不仰仗于增加发行。本人深悉此种途径足以引起可能之严重局势，因此本人和同僚们日夜为这个问题担心，但是各方面总以为本人是在一味拂逆他们的意志。如此忍受各方的责备，几乎只可认为命运所支配。”

不是没有看到这样下去的后果，也不是不知道局势的严峻，但是，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只能有一个解释，这就是宋子文吸取了前几次丢官的教训，一切只是为了满足蒋对军费的予取予求，一切都只是为了讨得蒋的欢心。因此，涉及黄金潮的发生，涉及财经政策的失败，不但宋子文不肯负起这个责任，就是蒋介石也不好把责任推到宋子文身上。

其实，早在几个月以前，蒋就对宋作了不追究责任的“政治担保”。当何汉文等四监委就黄金风潮案当面询问宋子文时，宋曾有这样一段答复：“在停售黄金的两三个月以前，我看到事态严重向主席请示过，并且表示工作困难，我干不下去。当时主席表示：‘因为时局紧张，前方百万大军的饷给重要，职是不准辞，办法由你去想，黄金能用到哪一天用完再说。’”想想看，这种不负责任的答复哪里像是出自国家元首之口呢？可见，对于现在这样一个不堪的局面，蒋早就知道了；只是，蒋所采取的大政方针是：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不客气地说，黄金风潮案的爆发根本就是蒋一手造成的。这也就是蒋不能把责任完全加诸宋子文的前因。

对于宋子文的辞职，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蒋抛弃宋子文的结果，许多史料也都对蒋、宋关系作了悲剧性的描述。其实，这不是历史的事实。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我们不难得到这方面的佐证。1947年3月3日下午，宋邀请司徒雷登到官邸晤谈。并在共进晚餐之后，一起拜会蒋介石。司徒在报告中描述了这次会晤的经过：宋博士无拘无束地谈到他辞职的理由。CC系和政学系正联合起来对付他，他深感此种情形令他无所作为。他坚决反对CC系，并把政学系的动机归结为权力欲。司徒进一步写道：“宋看来非常高兴，并无怨愤之情，他愿意继续非正式地帮助蒋委员长。有关这两个人疏远的谣传看来没有丝毫根据。事实上，我还从来不知道他们在最近数月的关系是如此融洽。”

蒋、宋关系如此融洽，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看了都感到吃惊，至少说明宋的辞职事件没有给蒋、宋关系带来多少负面影响；相反，蒋、宋关系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这样一个事实，是颇令人玩味的。对于隐藏在这一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也许还需要作更多的考证；不过，有一点是毋庸怀疑的，那就是宋的这一次辞职肯定不是出于蒋的主动。蒋、宋关系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

1947年3月22日，蒋介石致信宋子文，要其关注购办飞机械弹事宜

其实，蒋很清楚，宋这个行政院长当得并不坏。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破烂不堪的局势，换了任何一个人做行政院长也都只能是这样一个破烂不堪的结果，或者比之宋还要不如（后来的几任行政院长下场都不比宋子文好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处在四面楚歌中的宋子文，蒋不但没有抛弃的意思，也没有开罪的意思，甚至极力为其开脱，这就是宋能在辞职之后迅速复出的原因。

一切的事实都说明，为了能让宋很快东山再起蒋采取了许多异乎寻常的手法。还在宋辞职当月，蒋就迫不及待地授予其“大同”勋章，以表彰他对党国的“贡献”，意在帮助宋早日恢复名誉。4月上旬，蒋决定接受司徒雷登的建议，准备任命宋为台湾省省长，以期推动台湾的复兴。但宋看不上这个位置，以为台湾偏处一隅远离中国政局的中心，对全局影响不大。宋明确表示愿意去广东，他所持的理由是：革命通常是从那里开始的。事实上，广东是宋的发迹之地，他期望能将当年的故事重演一遍。可见，宋仍抱有强烈的政治野心。4月18日，国民政府改组，宋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这是他第三次下野之后重新走向政坛的一个信号。

但是，宋企图东山再起的政治野心显然不符合CC系与政学系的政治利益。尤其是CC系集团，为了让宋永世不得翻身极力运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大权，不断地对宋的豪门势力进行讨伐，以至于在这一阶段报刊上“炮打宋子文”的文章连连出现，弄得宋大起恐慌，亦闹得蒋大为头痛，不得不以蛮力进行镇压。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央日报》炮轰孚中、扬子公司被查事件。

事件缘起于5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在这次会议上，黄宇人带头向孔、宋豪门经营的扬子、孚中公司开了一炮，揭露他们利用手中特权向中央银行结汇，大量进口受到严格管制的汽车、无线电器材等物资，牟取暴利。黄“大炮”吁请政府部门从速彻查。

《中央日报》采访主任陆悭得到这一采访线索大为高兴，立派记者漆敬尧深入采访报道。漆记者经多方调查，从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那里搞到一份财政、经济两部对孔、宋案的调查报告，经请示《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决定避开《中央日报》的第二版（要闻版），选择不太引人注目的第四版进行报道，以避免因登载版面太刺目而引起党政大员的不安。于是，在7月29日的《中央日报》上登出了宋、孔案的消息及财政、经济部的调查报告，揭露自1946年3月至11月的八个月之内，宋的孚中公司与孔的扬子公司共结汇33440多万美元，占中央银行同期售出美元总额38150多万美元的88%。与此同时，这两大豪门公司不但将其中的部分外汇以高价转售他人，而且先后购买了各种汽车989辆、无线电器材108箱、化妆品128箱等严格禁止或控制进口的物资在国内抛售，牟取暴利。

证据如此确凿，数字如此精确，又是在官方的舆论喉舌《中央日报》上刊出（当时CC系主脑陈立夫任《中央日报》董事长，陈布雷等人任常务董事），不由人不信，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也许将对宋、孔家族进行彻查了。受舆论的误导，此前曾奉监察院长于右任之命赴孚中、扬子公司查账的监察委员王冠吾当天即对《中央日报》记者漆敬尧发表谈话：主张政府应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彻底追究全案真相。

王监委的主张也很快在7月30日的《中央日报》上登出，并被译成英文，在同日的上海英文报纸上以显著位置刊登。这样一弄，弄出麻烦来了。原来，孚中、扬子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是洋气十足的买办人员，大如《中央日报》这样的中文报纸他们都是很少注意的；但小如上海滩上的英文报纸，他们倒是每日必看。结果，《中央日报》29日对宋、孔案的报道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但30日的上海英文报纸一登，让他们大吃一惊了。当天，他们即用长途电话向南京的主子报告情况。

在当时，一个黄金，一个外汇，都是极受国内舆论关注的敏感问题。据说，上海英文报纸刊登消息的当天，就连上海的很多外国公司也都动员起来准备用罢市方式抗议中央银行欺压外商的结汇政策，以发泄过去无法结汇的积恨。而宋、孔家族利用特权结汇案一旦被追究，不但事涉豪门既得利益，更关乎宋的政治生命，可谓“兹事体大”。偏偏这样的大事，竟在最高当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中央日报》和监察院炒得沸沸扬扬，岂不是在天子脚下动土么？于是，龙颜大怒是免不了的。蒋一个电话，先把中央宣传部长李惟果臭骂了一通，随后立命李对《中央日报》的新闻来源进行调查，追究有关方面的泄密责任。

《中央日报》把祸事闹大了。如果交代了新闻来源，当然是经济部的邓司长要吃“官司”；如果不交代新闻来源，最高当局那里又糊弄不过去。总算是耍笔杆子的，智商高，鬼点子多，情急之下他们在7月31日的《中央日报》上登出启事，声明此前该报刊登的孚中、扬子公司结汇案，因本报记者未见财政、经济两部调查报告之原件，故所记各节与原件有出入之处，“本报所记载各该公司结购外汇之数目，有数处漏列小数点”，现“补上”小数点后两家公司共结汇为334万美元。

《中央日报》的秀才真是大手笔，33440多万美元的结汇天案，仅以区区几个小数点竟被魔术般地“缩水”99%，仅余1%。一场可能引发的政治风暴，就这样被釜底抽薪，迅速化解了。《中央日报》的前倨后恭，总算得到最高当局的谅解，不予深入追究了。不过，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坚持要传见一下“小记者”陆悭主任，看看他究竟长着怎样的“三头六臂”竟敢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对宋、孔不利的消息。

陆悭接到圣谕，只得硬着头皮心情惴惴地来到蒋官邸，接受蒋的“传讯”。据说，蒋先是用他那双有名的鹰眼，将眼前这位卑微猥琐的小人物冷冷地扫视了一遍（虽满足了蒋的好奇心，但不免有失所望了），随后只听得蒋吼道：你是陆悭，给我滚出去！陆听训之后，如蒙大赦般地抱头鼠窜而去。陆虽然吓出一身冷汗，但一场牢狱之灾到底可以免除了。

捐银子，买顶子

一场震动海内外的结汇天案，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件事对于宋子文的复出还是产生了极深的负面影响。并且，豪门的“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的伎俩中国人见得多了，所谓错列“小数点”的把戏，明眼人是不难识破这种西洋镜的。到了这个时候，宋要东山再起不能不破点小财，在“廉政建设”方面做出一点广告效应，以改善早已声名狼藉的政治形象。

机会到了。9月间，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期间，宋子文再次被选为中央常委。在9月13日的闭幕会议上，蒋发表讲话，号召国民党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财产的，尤其要捐献财产，以表示我们为党为国，不惜毁家纾难的精神”。话锋一转，蒋洋洋得意地说：“今天有一件事可以附带报告的，就是宋子文同志决定捐献其建设银公司全部股产，作为救恤抗战剿匪死难同志家属之用。宋子文同志在前次卸任财政部长之后，经营经济事业，颇多成就，而社会上多诬为官僚资本。现在宋同志慨然将其财产捐献于党，足见其并非为私人利益经营事业，而是为党为国，发挥服务精神。他这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感佩，值得全党同志效法。”

据有关方面资料显示，宋这次所献私家资产是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的淮南矿路公司、鄱乐煤矿公司、扬子电气公司及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股票，总计约2000亿元法币。就账面数字而言，不是个小数目了。不过，这种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市值已大为降低。如淮南矿路公司等已处在中共的军事威胁之下，随时都有可能被中共所没收；献给国民党后，根本谈不上还有多大的利用价值；至于宋转移到海外的巨额资产，却是一个铜钿都不肯献出来。可见宋的献产，是有原则的。无怪乎早有人看出这是宋“国舅”的借花献佛。

然而，蒋对此视而不见，却在会上一再声称：“外间近对宋委员子文有所污蔑，现宋本人愿将其在中国建设银公司之全部股份捐出，以供抗战及剿匪殉难党员家属救济基金之用，希望大家能效法他。”按蒋的逻辑：管他是贪官污吏还是强盗土匪，只要他能捐出一点银子，就是党国的好同志，也就是大家都要效法的好干部。

9月18日，宋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报告中国建设银公司的经营情况，声称自出任行政院长后，“即将从前所有商业关系全部解除，原任银公司及其他关系公司之董事职务悉数辞去，本人且要求银公司将战前所获得之铁路合约权利奉还政府，同时请其在本人任行政院长任内不得从事于任何与政府有关之营业，银公司对本人之愿望均能切实履行”。针对美国舆论揭露中国建设银公司凭藉特权从政府获得巨额外汇的报道，宋辩解说：中国建设银公司自抗战胜利后，仅向中央银行请得美金877元6角2分，用于购买打字机及零星文具，“为数之微，几令人不能置信”。宋报告后，全场鼓掌。蒋听到这里，笑眯眯地上台致词：“表示欣慰，希望党员均能效法宋委员。”

宋打完了这套花拳绣腿，蒋开始投桃报李了。9月20日，行政院召开临时政务会议，通过议案：免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罗卓英本兼各职，任命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据说，当主持人提出宋子文主粤案时，会上顿时为之大哗，不少政务委员当场表示反对，讨论难以为继，只得强行表决。结果是九票对八票，“宋子文主粤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在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上勉强通过了，但中央政治会议和监察院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9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追认宋子文主粤案，出席会议的许多人员对此大加抨击。依照程序，国民党员出任政府要职，应先送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之后才可以提交行政院政务会议。而行政院的先斩后奏之举，显然激怒了中央政治会议的不少大佬，一部分人的情绪竟非常激动，CC系大将张道藩愤怒地责问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为何此案事先不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CC系老人张厉生亦严词质询：宋子文是否是一位胜任的地方官人才？后经会议主席孙科多方劝导，要大家以大局为重，才勉强平息了这场“追认”风波。

中央政治会议大唱反调，监察院亦再起责难之声。9月25日，监察院就宋子文主粤案举行座谈，当即有不少监委强烈表示反对，认为监察院曾对行政院长宋子文提出弹劾案，要求政府将宋子文交付惩戒。现在，宋不但不受惩戒，反而易地做官了，这根本就是“政府忽视监察院的权力”。9月29日，监委王新令等20余人联名签署建议书，谓宋子文长行政院时因措施乖谬，以致引起民怨，危及国家，因而引咎辞职，而今政府德意未见大彰，宋子文改过未见大效，适因其捐出小部分财产，遽拜封疆大吏之命，斯举乃开捐官鬻爵之先例；且所捐之款乃其财产一小部分，且并非献之国库，而仅以救济党员，诚不可谓之为公，因此建议：1.立即否决行政院宋子文主粤之任命；2.明令嘉勉宋子文，勿求躁进，以观后效；劝谕宋氏与孔祥熙，同时捐献其大部分财产，或征收其全部财产，藉以充实国库。可以想象，这样的建议书送到最高当局那儿，只能是一个无声无息的结果。

中央政治会议和监察院虽有异议，但毕竟囿于最高当局的赫赫声威，不敢对宋的主粤案过分留难，而新闻舆论的顾虑就少得多了。自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之后，宋子文主粤案便不断受到舆论的抨击，尤其是《华夏》、《救国》、《南京》、《中华》等报均先后著文声讨，认为宋甫经捐款，即官拜封疆，此意如出于“朝廷”，则是卖官鬻爵；如出于宋氏，即是出钱买官。如是前者，则政府纲纪凌替，官场不饬；若是后者，则宋氏“巨款买官于前，焉知不贪巨款于后”。这真是鞭鞭见血的鞭挞。

在舆论的一片讨伐声中，尤以《我爱宋子文》一文，讥刺最深，讽喻最力。该文发表在9月23日的天津《真善美日报》上，文章写道：“我真佩服宋子文先生，不怪人家发财，他早看透了中国的社会，看清了中国人的缺点，所以任凭一般穷小子的叫骂，人家沉着应付，满不理碴，结果，人家拿出了一根汗毛，不但堵住了众口，并且走马上任，谁不给人家挑大拇指！本来做买卖还得有本钱，这一省之长，当然也得牺牲一点，以宋先生的经济学来看，这买卖，绝不能赔钱，不但有名，而且有利。”

宋子文为什么偏偏看中了广东，文章作了深刻揭示：“他老先生不要烽火燎原的东北，不要哀鸿遍野的华北，偏偏要山明水秀，四境平安，资源富足，南方大门的广东，这更是宋先生的聪明地方，本来做官就够费心的了，谁还要再和那些共匪穷人们捣麻烦，所以大人物之所以能成为大人物，也就在这个地方。又据说，他要广东，是为了防止走私，因为走私这件事，宋先生是相当的明了，以他来办，绝对能胜任，绝对可除根，可是别的商人的私货都不能来了，而扬子、孚中等公司我想便不在此例，因为那都是宋先生私人的事，私与官是不发生直接关系的。”文章最后说：“我在睡不着觉的时候，越想宋先生，越觉得可爱，我想中国人都是宋子文的话，国不治自强，民不养自富了。”

这是一个痛快淋漓的揭露，也是一个十分辛辣的讽刺。

对于宋子文献产拜官的动机，其实早有识者作过深入分析，称之为“一箭五雕”之举：

宋子文所捐中国建设银公司股票号称价值2000亿元法币（亦有报道称价值5000亿元法币），看起来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若按当时汇率折算，大抵只在140万美元左右，比较于他作为世界富翁所拥有的巨额家产，仅为九牛一毛而已；亦有人形容宋子文的这次献产，仅仅是从衣领里拿出了两只金虱子而已。况且，捐出公司股票，公司的总经理依然是宋子良，并不影响宋子文对该公司的控制。所谓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戏法，仍可以一如既往地玩下去。此其一。

宋子文所掌握的这部分资产，均为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的不动产，既不能带走，也难以变卖。随着国民党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不断失利，这些不动产的价值正在日渐丧失；如果考虑到淮南煤矿等有些产业，已经处在中共的军事威胁之下，它们的市值到底是多少？明眼人是不难计算的。与其眼看着它们将变得一文不值，与其让眼看着它们很快将被中共拿去，不如趁现在还在手中的时候献出去，以博取一个“献产救党”的好名声。此其二。

通过所谓的“献产”把戏，不但洗刷了徇私舞弊、侵吞国库的臭名，而且赢得了“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声誉；由一个受到监察院弹劾和舆论抨击的贪官污吏，一下子成了“值得我们感佩，值得全党同志效法”的优秀国民党员，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形象工程”。更重要的是，献产之后，很快就得到了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任职，正是拔一毛而官拜封疆，这样的买卖，实在是吃小亏占了大便宜。此其三。

宋子文即将走马上任的广东，不仅是全国著名的富庶之地；而且是远离战火、邻近港澳、进可攻、退可逃的风水宝地。事实上，广东省主席一职，成为不少国民党权贵心目中的一块肥缺，许多人必欲得之而后快。而宋以“两朝国舅”的国戚身份和故行政院长的老资格，经营广东一省地盘，不啻是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南天王”，比之早先那个囊中羞涩，动辄得咎的行政院长，恐怕还要实惠得多。此其四。

宋子文主粤，一方面可以把受到中共军事威胁的家族产业逐步南移，进而迁移海外；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广东的优势地位，建立新的家族经济增长点。如此，既做官，又经商，不仅捐出去的那点小财，很快可以弥补回来；而且可以利用兵荒马乱的局面，大捞一票国难财与内战财。正如《我爱宋子文》中所说“不但有名，而且有利”。此其五。

宋子文的眼光，确是深湛远大。老实说，比较一般国民党官僚，至少要领先一年以上。宋以商人眼光做官，以政客作风经商，左右逢源，进退皆宜，实在是国民党官场的一流人才。只可惜无论宋是多么能干，也无论宋是多么有卓识，但是他既不能挽救蒋家王朝的灭亡，也不能挽救宋家王朝的失败。

“衰仔”的复兴梦

1947年10月3日，是宋一生中最后一次大出风头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广东省政府全体公务人员及广州行辕各机关首长2000余人云集中山纪念堂，出席省府原任主席罗卓英向新任主席宋子文的交接仪式。宋子文在就职致词中，踌躇满志地阐明今后的施政方针：决加强水灾善后，肃清匪患，恢复交通，树立廉洁风气等；并勉励全省公务员安心工作，格外奋勉云云。

一个多月后，蒋免去张发奎的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遗职一并交宋子文兼任；同月，宋再兼广东军管区司令。这是宋一生中，第一次从蒋的手里接受军职，体现了蒋、宋合作体制的新特点。

军职行辕主任及军管区司令的兼领，加强了宋在广东的独裁地位。本来，以宋的“国舅”身份及擅长揽权的个性，即便在中枢任职期间也是权倾朝野，坐运威福，往往令群僚为之侧目。而这一次下嫁岭南，官拜粤督，天高皇帝远，自然是老子广东第一了。对宋子文而言，广东是他当年走向政坛的出发点，也是他的腾龙发迹之地。20多年后，他重新回到这里，温习当年的故事，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亲切！实事求是地说，宋十分期望能再一次创造奇迹，使粤省成为他的一个政治新起点！

其实，蒋不是不知道宋的政治野心，也不是不知道宋的桀骜不驯。在这样的重重忧虑之下，蒋仍然任命宋为广东省主席，并让他兼领广州行辕主任及广东军管区司令，形成军政一肩挑的“小独裁”体制，不是说明蒋对宋的信任，只是说明蒋对宋的期待。这是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广东的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系统的军人手里，诸如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余汉谋、张发奎、李汉魂等，这些人大都是李济深手下的四军老人，这是始终不能让老蒋放心的地方。抗战胜利后，省政府交陈诚系的罗卓英主持，行辕主任仍由四军老人张发奎坐镇，这是通过军政分治的办法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罗卓英为广东大埔人，不属于四军系统，故而与“四军帮”维持着面和心不和的表面关系。加之罗的资历甚浅，魄力不够，主粤期间不但不能形成政治中心，而且经济建设亦鲜有成就，难以起到稳定广东、建设广东的重心作用。据此，蒋认为广东人事似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随着国内形势的日益发展，北方的国民党军事节节失败，南方的战略地位日渐显得重要。至于广东方面，不但是国民革命的圣地，而且也是蒋家王朝的重要“金库”。在蒋看来，如果把广东建设成反共的政治后方和经济据点，建设成国民革命“复兴”的策源地，须有一位重量级的心腹重臣坐镇才能达到稳住阵脚，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恰在8月间，参谋总长陈诚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有意调罗卓英担任自己的副手。在此情况下，宋子文的主粤请求，与蒋的初衷可谓一拍即合了。

正是握有这样的底牌，宋子文赴粤之后，推行的第一个新政就是贯彻蒋的稳定广东、复兴广东的宗旨，通过廉价拍卖广东资源以吸引美国资金来振兴广东经济。本来，在罗卓英主粤期间，已经制订了一个“接纳美资办法三十条”，允许美国公司到广东投资经营煤气、煤矿、汽车、造船、肥料、玻璃等工业和开港、筑路、修水利等十一个建设项目。但因罗的资望不够，在省参议会讨论省政府制订的十一项开放经营项目时，一下子就被删去了开港、筑路和水利等三项。等到宋子文上任，首先就从开港、筑路着手，与美国大资本家谈合作。10月上、中旬，宋先后与美国煤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商谈电力设备问题，与美国潘宜公司的代表商谈兴建黄埔港问题，与美国驻华使馆参赞纪泊锹商谈发展华南商务问题等，面对宋的对外开放计划，省参议员都变得特别合作，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了。

罗卓英主粤期间，曾有拍卖海南岛资源的设想，但因海南岛天天闹建省，罗也就一直不敢动手。等到宋子文走马上任，一棒就将海南建省计划打了回去，并与美国西南钢铁公司商谈开采海南铁矿问题，随后又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的一半启运日本卖钱。翌年1月，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南下与宋商谈华南工矿问题，并联合发表声明：决定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糖厂、铁矿等。遗憾的是国民党军队太不争气，未等到宋的如意算盘实现，解放军就大举南下了。结果，宋统治广东15个月，除了出于军事目的，抢修了一港（黄埔港）两路（黄埔公路、粤汉路通黄埔支线）外，在重大经济建设方面可说是一无成就。可见，宋的复兴广东计划，称得上“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

宋在经济建设方面，对广东人民虽愧无贡献，却并不影响他本人对广东的疯狂掠夺。其实，宋谋夺广东省政府的初衷，原本就是看准了广东是一块肥肉。宋早就摸准了广东的敌伪财产不少，香港广东银行的外币存款很多，广东的官僚资本企业也有雄厚的基础，他当然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财货都被别人拿走。结果，宋南下伊始就开始了赤裸裸的巧取豪夺活动。

广实公司是广东省政府所办的最大官僚资本企业，掌握了广实公司，也就掌握了广东的糖业、纺织业、造纸业、水泥业的大部分。据此，宋主粤之后，第一步就是通过撤换董事长和总经理，达到从人事上控制广实公司的目的；第二步，宋通过对广实公司进行“增容”，将公司所属各省营工厂加以整理，充实资金，增加设备，加强原料及燃料的供应等，宋并将原属省建设厅的士敏土厂划归广实公司，以扩大广实的官僚资本；第三步，宋通过对广实公司进行“嫁接”，由宋系家族控制的上海穗新实业公司拿出一部分资金，与广实合办第二纺织厂，资本金为55万美元。仅第二年，该厂盈利就达到500万港元。据说，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的盈利数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十倍以上。

广实公司虽然为宋家开辟了新的发财渠道，但具有买办头脑的宋子文始终认为办实业搞钱太慢，且风险太大，也太费事，远不如通过办金融来钱快，省事。于是，宋主粤时期的主要发财方式，仍是通过由宋家控制的广东省银行大炒黄金外汇，以期日进斗金。结果，仅在“币制改革”前夕，广东银行套购港币就达3000万元之多。比较于宋的发财手段，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实际所得，自然不便被外人知道了。

宋氏家族的财富在急剧增加，而广州地区的民族工业却在官僚资本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下三成倒闭，三成停工，余下四成也已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其中，除染织业稍有景气，电池、机器业勉强维持外，其他诸如食糖、钢铁业，均处于半停工状态。这就是宋的经济复兴纲领带给广东人民的“福音”。

可笑的是，宋在大讲经济“开禁”的同时，却在文化上下了一道禁舞令，规定从1948年1月1日起广州市禁止跳舞。消息传出，不免引起许多达官贵人等“舞男”的腹诽，亦不免引起广大舞女的恐慌；声称代表广大舞女权利的女界领袖，更表示严重不满；更有坏脾气的“舞男”破口大骂：“衰仔（指宋）！个个礼拜六都要到香港去度周末，难道不是和女人跳舞吗？为什么广州就要禁舞呢！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话是说得不错，骂也骂得有道理。但是，在中国，州官与百姓的地位从来就不是平等的；何况，宋子文固然可以称“州官”，但“舞男”们却不可以称“百姓”。在那个时代，跳舞只是达官贵人的专利，与整天愁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老百姓是全然不搭界的。事实上，“舞男”的不平，并不是要为百姓争得“点灯”的自由，而是要争得与州官一样有“放火”的特权。当然，解铃还需系铃人。禁舞令是“衰仔”下的，收回“禁舞”的成命也还得在“衰仔”身上下工夫。

所谓“天无绝‘舞’之路”，正当广州舞界的舞男、舞女与女界领袖们在为禁舞令一事大伤脑筋的时候，恰遇中央监委黄绍竑为竞选立法委员到广州拉选票，黄是桂系老资格，与广州各界的头面人物都有很深的关系。黄监委到了广州，自然少不了有人摆宴接风。于是，国民党制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兼广州妇女运动会主委王孝英，国民党制宪国大代表、中央执委李大超（王的丈夫），国民党中央监委、广州爱群酒店经理陆幼刚，广州税务局长吴子祥（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的胞弟）等，联名爱群酒店为黄监委洗尘，然后请黄监委到爱群酒店8楼舞厅跳舞。几曲舞终，乘着黄监委舞兴正浓，开始进入正题了，大家商请黄监委到宋主席面前去说情，最好能请宋收回成命，抑或展期执行。王孝英等人的理由是：广州舞女总数在500人以上，一个舞女养活五口之家，一下禁绝了，又不能迅即转业，马上就会有2000多人生活发生困难；如果加上靠舞厅吃饭的人，总数在三四千人以上。这样多的人失业怎么得了。王并说：“我做妇女运动会的主任委员，对于这个问题真不好办，怎能在短期内找到许多她们合适的工作呢？”

黄监委听了王主委等人的一席申诉，不禁为之动容，心想自己正要竞选立法委员，当然少不了要代表“民意”；既然要代表“民意”，何妨就拿这件事“为民”请命呢！于是，等到宋从香港返回广州，黄监委照例前去拜访。一般场面上的应酬话之后，黄即言归正传，问到广州即将“禁舞”一事，宋答：“是的。因为有人打电报去南京，南京有电报来要禁，不得不禁。”黄一听有数了，知道“禁舞”一事并非出自宋的初衷，而是受到南京方面的压力，不得不敷衍应付一下。黄与宋相识已20多年，过去黄担任浙江、湖北省主席和抗战初期战区副司令长官时，在财政等方面与宋打过不少交道，颇知宋的脾气。宋有时固执己见，一点也不能通融；有时则虚怀若谷，事情很好商量。于是，黄为之进言：“跳舞如要禁的话，也不能禁得过急，否则会造成社会上许多人失业，于省政税收固然是不少损失，于‘剿共’更是不利的。”

黄是有名的谋略人物，也是有名的说客，曾游走于蒋、桂之间，充当双方的幕僚智囊，所谓纵横捭阎，折冲樽俎，正是他的看家本领。对于宋这样的人，黄心里很清楚：只要一提到影响税收几个字，他没有不心疼的；至于说到于“剿共”不利，虽不免牵强，但正是对付南京方面的极好措辞。果然，宋听到这里，面上顿现沉吟之色。黄知道大功就要告成了，马上又补上一句：“上海靠近南京，那里不是日夜照样跳舞吗？为什么广州就要禁呢？”黄这是为宋搭好下楼的梯子，宋果然顺着说：“这事我没有成见，是南京来电要禁。既然季宽（黄的字）先生你说上海还没有禁，那么，在广州把禁舞日期延长一些，再看看以后的情形好吗？”广州的禁舞令，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夭折了。

宋子文的这次南下主粤，在公开的场合和官方的文件里，都是讲要将广东建成“国民革命”的复兴基地，并为此搞定一批光彩夺目的经济振兴计划，结果是“坐飞机，吹喇叭”，都是一些说得到、做不到的高调。事实上，宋的真正目的也不在这里。或者说，宋南下的主要目的，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虽然，宋是一个有名的财经专家，但宋也是一个有名的政治野心家。在政治上，宋不但有抱负，有主张；而且也有手腕，有权术。宋的精明与自负，不但使他对蒋暗生轻视之心，同时他也看不起蒋身边的那些利禄熏心之徒。宋始终认为：从CC系到政学系，甚至黄埔系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一批无能之辈。宋认为，如果让他掌握足够的权力，对国民党进行改革，就一定能弄出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只是蒋始终对他不能放心，他也就始终不能掌握到足够的权力，这样的局面始终也就不能实现。

宋督粤之后，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总算有了一个机会，以为一切的设想和举措不妨都可以试验一下，或许可以局部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据此，宋在推出经济复兴计划的同时，也推出了政治复兴计划。而政治复兴的第一步，就是推进政治改革，中心内容是拉拢民主人士“入阁”，期望一方面能为广东政权建立较为广泛的政治基础，以改善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形象；另一方面则借此赢得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自由派舆论的支持，以进一步奠定宋在朝野及国内外的地位。

宋第一个刻意拉拢的对象，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反对派领袖蔡廷锴。蔡既有广东省籍背景，也是声名远播的抗战将军。在海内外，尤其是在华南地区，颇孚清望。抗战胜利以后，因不满于蒋的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蔡成为党内反对派领袖之一，并成为反对派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蔡的粤籍背景与抗战名将的声誉，及其追求民主的政治立场，既被宋视为同道，也被宋视为改善广东政权形象的恰当人选。据此，宋上任不久，就曾赴港与蔡秘密会谈，企图拉蔡“下水”加入广东省政府；但蔡却动员宋“上岸”，声明先脱离南京政府，不再执行南京当局的路线！蔡的要求，当然是宋不能接受的；结果宋的要求，也遭到蔡的拒绝。

1947年9月，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巡视国民党驻粤部队

不过，宋并未放弃努力。在以后的日子里，宋运动蔡的一些旧部，前往香港对老长官下以说词；宋于1948年初亦再度赴港，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蔡廷锴会晤，向李、蔡介绍振兴广东经济的“宋子文计划”，继续动员蔡加盟广东省府造福桑梓。但李、蔡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宋继续坚持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政策，那么他的经济振兴计划同样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李、蔡动员宋脱离蒋政权的期望亦为宋拒绝。

有意思的是，宋虽不能接受李、蔡等人的建议毅然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但随着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惨败，宋对南京政府的看法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1948年4月上旬，宋三赴香港，秘密会见李济深等人。就在这次会晤中，宋预言：国民党政权有可能会在三个月内崩溃，宋表示随着蒋失去权力，他希望立即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这是宋从政以来，第一次表明其取蒋而代之的政治野心。

此间，宋加强了与美国当局的密切联系，企图进一步获得美国方面的支持。4月中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甚至专程赴广州，秘密会晤宋子文。司徒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透露：宋“声明他最近见到蔡廷锴，他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将与他合作”。这就证明，在蒋政权与反蒋势力之间，宋进行某种政治赌博与投机活动，企图能在未来的权力真空中火中取栗，抢夺最高权力。事实上，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如果说宋与李济深、蔡廷锴等民革领导人的秘密联系，以及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密会晤，都还只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走钢丝；那么，宋在军事方面的活动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力准备了。

宋子文主粤，对于政治、经济、财政方面都有他的一套人马，这是不难解决的；但在军事领域，就有点煞费苦心了。虽然，宋以前通过办税警团，有过建立“宋家军”的野心，在“蒋家军”黄埔系之外独树一帜，却为蒋和黄埔系共同粉碎了。宋自兼任广州行辕及广州绥署主任之后，再一次有了涉足军事领域的机会。但经验告诉他，搞武装特别是搞私家武装，再不能照搬当年办税警团那一套，必须另辟蹊径，这就是极力延揽粤籍背景或原四军系统的军事将领出任广州行辕或绥署的各级军事要职，以利于造成既独立于黄埔系之外，又便于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

于是，广州行辕副主任黄镇球，广州绥署副主任邓龙光、缪培南、张达等将领，不但是清一色的广东籍，而且都有着原四军系统的背景。这样，加上曾任广州行辕及绥署副主任的徐景唐（亦为广东籍及原四军系统背景），即徐、黄、邓、缪、张五大副主任，成为名声颇著的“五条裤”（粤语副、裤同音）。也就是说，宋的行辕及绥署主任的宝座是靠穿着“五条裤”坐稳的。

在此基础上，宋打着建设“粤军”的旗帜，并声称得到蒋的批准，对于握有一定军事实力的李福林、莫雄、谭启秀、翁照垣等人分别加以“招安”，任各区绥靖专员。这些实力人物为保持独立于中央军之外的势力，也乐意与宋形成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宋并以加强治安、整理保警作号召，增编了5个保安团，新成立了11个独立保安营，相继成立了工兵营、炮兵营、学兵营与汽车大队等准军事组织，以便在一旦需要时能够迅速扩充为正规的武装力量。这是宋在军事方面打基础的一个时期。

1948年3月，宋子文作为广州行辕主任被授予二等宝鼎勋章

 

宋真正拥有军事实力是在1948年5月份以后。4月间，在副总统竞选中，蒋系的孙科不敌桂系的李宗仁，桂系实力再一次在国民党内崛起，从而对蒋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中共军事力量连续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长江以北各大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在危如累卵的局面下，作为蒋政权战略大后方的华南地区，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加强对华南地区的控制，蒋深感有加强宋的军事权力的必要。

为此，蒋第一次对宋开放“军禁”，授权由宋安排在广东训练三个师，在台湾训练四个师。蒋明确说明这七个训练师均由宋领导，并由出身于原税警总团的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将军予以协助。蒋要求宋：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这些新训练和装备的军队能帮助控制南方各省，或者派他们去北方，替换那些疲惫不堪、损失巨大的前线部队返粤接替原防线。在军事训练方面，宋的权力已经扩大到广西、福建、江西、台湾等省。这在过去，是宋子文从来不敢想象的军权。

第二号战争罪犯

宋很快发现，他的政治投机活动不可能成功，这就是国民党南京政权并未像他预计的那样在三个月内崩溃。其实，即使南京政府垮台了，蒋也会牢牢地抓住权柄，绝无他宋子文火中取栗的机会。同时，他一再吹嘘的经济振兴计划，已经像泡沫一样破灭了；而他一再寄以期望的政治复兴方案，由于李济深、蔡廷锴都拒绝与他合作，早已悄无声息了。至于他视为可以利用的桂系，连蒋介石都深感驾驭不了，更不用说听命于宋子文了。说到即将席卷全中国的中共势力，更是把他列为官僚买办阶级的“四大家族”之一，宣布将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到了这一步，宋才真正意识到，遍顾国中，他所能依靠的唯一靠山其实还是蒋政权。这真是应了那句俗语：“姑表亲，姨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宋的这一政治认识的变化，在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卢登的谈话中已经表露无遗。针对华北局势的日趋恶化以及南京政府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宋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有高度权威的政府，并声称中国不能缺少蒋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在谈到李济深时，宋认为李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支持以建立一个政权，如傅作义自身难保、川系不团结、桂系太精明等，他们都不可能对李有实质性的支持，明显支持的只有共产党。从这次谈话可知，宋再一次确立了拥蒋拒李的坚定立场。这是发生在7月22日的事情。

这一年的11月8日，宋再一次会见美国总领事卢登，通报自己将赴南京出席各省主席会议，并透露会上将讨论与共产党和谈的可能性。但宋子文坚定地认为：国民党不可能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妥协。要么对共产党投降，要么与共产党继续打下去，广州地区将能够坚持较长的时间。宋预料共产党将大举进攻长江下游地区，并可能进入华南地区。宋反复向卢登表示，自己决不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妥协。显然，宋向美国人送出这一信息，是希望得到美国势力的支持。此间，宋甚至想模仿1900年的“东南互保条约”，设想共产党一旦“入侵”，南方各省政府会建立某种同盟。

宋的顽固反共立场得到了中共方面的“赏识”。12月25日，中共方面宣布头等战犯名单，第1批43人：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吃果果，排座座”，宋“国舅”位居战犯第十把交椅。不过，细心的人也许不难发现，宋虽为十大战犯之一，但已经属于忝陪末座的角色；即便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宋也是排在最后一个，甚至居于早已下野出洋的孔祥熙之后，可见，中共方面对宋氏多少还是留了一点情面的。

但是，中共的善意表示没有得到宋的善意回应。12月31日，宋在南京会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再次发动保卫蒋政权及划江而治的外交攻势。宋告诉司徒大使，蒋并无引退的任何打算，并说桂系正在散布所谓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政府要求蒋介石引退的流言。宋以敲山震虎的手法，以抑制美国政府对桂系的明显支持。宋要求司徒大使转知美国国务院，希望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把共产党的影响限制在长江以北。宋相信美国的这一表态将阻止共产党越过长江，并使华南有时间自救，建立民主的样板。

事实上，据司徒雷登透露，蒋本有元旦前就下野的打算，正是“由于宋子文及其他强硬派的影响，他又收回了起初的决定”。可见，这个时候宋子文已经切实地意识到，自己与蒋介石正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能是同生死，共存亡了。

然而，随着1949年新年的到来，宋为保卫蒋政权及划江而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证明只是一种徒劳。1月14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提出中共同意在下列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的声明清楚地表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不但都已经失去了求和的资格，而且将受到包括没收其官僚资本在内的严惩。蒋已经别无选择了，宋亦已别无选择了。1月20日，宋应蒋电召，乘专机离穗赴宁。下午，宋抵达南京，当晚谒蒋，并夜访司徒雷登，密谈甚久。

1月21日，蒋颁布总统令，批准宋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广州绥署主任本兼各职。同日，蒋发表下野文告，宣布“身先‘引退’”，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当日，宋匆匆离宁返穗。次日，宋即在广州绥署礼堂举行辞职仪式，仅做不到一分钟的致词，然后将绥署大印移交继任人余汉谋。23日晚，宋在广州发表临别广播演说，称本人从政生涯已告完毕，自信对于粤省颇多建树。用现代术语形容，这就是“作秀”了。

不过，有一句话，宋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一次的去职，不但是其16个月的粤省军政首长任期的一个结束，也是其长达26年之久的从政生涯的一个结束。

1月24日中午，宋乘坐专机离穗赴港。在香港启德机场，宋穿着双排扣的西服（为了证明自己是党国的功臣，西服的翻领上挂满两排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各种花花绿绿的勋章），戴着汉堡帽，提着手杖，由妻子张乐怡陪同走下飞机。随即由大批警卫人员护送，离开机场，换乘私家渡船，由九龙渡海到达香港本岛。抵港时，曾有记者进行采访，宋断然否认有赴美计划，称决意留港，并要求香港警察保护他的浅水湾私邸。有记者询问其未来的计划时，宋答称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将取观望态度。当天的香港报纸评论说：“宋子文的面部表情从未这样冷酷无情。”

宋尽管下台了，且已逃港隐居；但在中共的心目中，宋的战犯地位不但未曾降低，反而有抬高的趋势。1月28日，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要求南京政府“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

比较12月25日的战犯名单，1月28日的名单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在领衔的十大战争罪犯中，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以及美国寓公孔祥熙暂未点名；而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的位置前移。在两次入选十大战犯名单的其他七名战犯中，变化最大的就要数宋子文了，由上一次的第十名位次提升到赫然列于头号战犯蒋介石之后，成为第二号大战犯了。在疯狂发动内战的国民党罪犯中，宋本来算不上是一个核心角色。但是，由于他的努力争取，居然后来居上，睡了个懒觉，搭上了一个早班车。

不过，中共绝没有看错人。宋固然下台了，但在顽固坚持内战立场方面，宋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绝没有削弱，这就是充分利用他的买办关系从外援方面继续为国民党推行内战政策提供金元和炮弹方面的支援。仅在2月间，宋在香港就曾多次与法国政府代表莫尔等人会谈，要求法国政府向华南提供武器弹药，以加强该地区的反共武装。而据美国驻汉口总领事凯勒南得到的情报，宋此间曾通过自己控制的香港广东银行向白崇禧的部队提供经费。

3月中旬，中共华东野战军主力已经进抵安徽、江苏境内的庐江、无为、滁县、六合、扬州、如皋一线，开始饮马长江，作渡江作战前的各项准备了。3月24日，南京政府最后一届内阁组成，由新任院长何应钦主持，召开首次政务会议，被迫同意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和谈前提，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等五人为和谈代表，择日赴北平和谈。

然而，就在次日，“下野”总统蒋介石在溪口对黄埔学生宋希濂、关麟征说：“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这是蒋公开表明要以“溪口总裁”一职，平分南京总统的职权。同一天，同样不甘寂寞的宋子文接受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与广州绥署主任余汉谋的邀请，第一次离港赴穗，住进位于广州东山高级住宅区的宋子良私邸。

这是“平民”宋子文重返江湖的一次神秘之旅。在广州期间，宋连日与当地政要举行密谈，并与专程从南京赶来的立法院长孙科会晤。所有会谈内容，宋本人从没有对外公布，但有舆论报道说，宋之此行，是为监督验收其任内订购及到货的美国军火，并为粤省武装的招募、训练和部署出谋划策。也有舆论报道说，宋在此行中将提出建立华南集团的问题，帮助华南建军改政，发行地方货币，谋求经济发展，促请蒋介石来粤，亲自领导华南反共战争，与中共战斗到底等。

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宋在广州仅停留了两天时间即于3月27日直飞宁波，转乘汽车直奔溪口，与蒋进行秘密会晤。这是蒋、宋之间自1月21日双双下野以来的第一次会晤，也是蒋、宋两人在大陆期间的最后一次见面。蒋、宋会谈的内容，当然也是秘不外传；但有消息说，蒋曾委托宋赴台视察，协助台省主席陈诚制订经营台湾的计划。宋表示接受蒋的委托。

宋于次日即返回广州，于29日返回香港。此间，宋会晤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卢登，接见法新社驻香港记者，对国内形势等问题发表个人看法。宋声明对重返政坛并无兴趣，现在已不在政治上活动，外间种种传言都没有依据。这是宋就广东传媒对其神秘之旅所作报道的一个答复。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宋声称对中共不抱任何幻想，坚持国共之间无实现和平的可能性，除非全面接受中共的条件，鼓吹国民党方面应继续进行军事斗争，抵抗共产党的进攻；并说只要有充分薪饷，政府军的士气是可以恢复的。宋说，他与蒋有过多次联系，没有迹象表明蒋考虑目前退休。

在谈到今后的活动时，宋表示不久将赴法国，且可能赴瑞士一行，以治疗宿疾。对于赴法之后的去向，宋称尚不能断定；但赴法之行，纯属私人事务，并未代表任何人进行政治活动。此前，香港曾有传媒报道，宋将于近期赴欧洲，为国民党政府采购军火，并将在巴黎与若干方面的代表会谈，商量太平洋公约问题；亦有舆论报道，宋赴法“是代表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之援欧物资的一部分转借援华”。故宋氏有此答复。

为完成蒋的委托，宋于4月8日飞抵台北，下榻草山宾馆，随后对台湾政治、经济、军事活动进行视察，准备为陈诚制订守台方案提供咨询。在与美国驻台北领事艾德加等人会晤时，宋透露了台湾制订政治、经济、军事防御方案的某些设想。对于经济防御方案，宋认为：台湾经济必须恢复，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大陆，台湾人的福利应当高于共产党所能提供的一切。当有人谈到陈诚关于稳定台湾经济的三点计划（加强台币、保持40%的出口收入、进口食物）时，宋的态度相当傲慢，明确批评陈的方案。显然，在国民党金融之父、财经专家宋子文的眼里，陈诚根本不配谈经济问题。对于军事防御方案，宋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落后时代50年。在评估台湾的军事局势时，宋极力称赞自己的老部下、陆军代理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称孙的部队毫无问题。对于政治防御方案，艾德加谈道：当地人希望对市长和行政官员实行民选。曾声称要在广东建立“民主样板”的宋子文，予以断然反对，认为这是“虚假民主”。

在这次视察活动中，宋曾数度表示对陈诚的不满。可见，宋的这次台湾之行并不顺利。也许他是对陈的施政方案表示不满，认为有加以改进的必要；也许是陈诚对他的到来并不买账，拒绝向他这位财经专家虚心求教，使他的虚荣心不能得到满足。结果，宋在台匆匆停留一周，于15日飞抵厦门，在游览鼓浪屿之后于16日返回香港。宋的台湾之行，在公开的舆论报道中是蒋、宋之间的最后一次政治合作。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就在宋积极鼓吹与中共抵抗到底的时候，他却在党内遇到了大麻烦：立法院、监察院先后作出“征借”美金案，要求他与孔祥熙、张嘉璈等豪门向国家捐献财产十亿美元，以充实内战军费等。

事情缘起于立法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与预算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本为审查院会提交的举办金价存款、稳定金融，改善薪饷办法，以及保障储蓄与发行“救国特别公债”等提案。眼看国家财政金融被宋、孔弄成这样一副残破局面，立委们真是痛心极了。委员王力航为之拍案，对行政院施政报告提出质询，指责“四大家族”及其亲信操纵财政金融大权：“他们打着商股的旗帜，披着国家的外衣，右手抓住政府，左手抓住人民；一脚踏在中国，一脚乃在外国；咬紧我们的同胞，吸吮我们的膏血；咬得尸横四野，咬得血流成河。请问何院长、刘财长，面对这广大悲惨的场面，看清了事实么？打算怎样办呢？”这真是一个痛心切骨的声讨。这是发生在4月7日的事情。

王委员的血泪声讨，触动了其他委员的神经。于是，在5月13日的立法院第十九次会议上，49名立法委员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要求向宋子文、孔祥熙及张嘉璈三豪门“征借”十亿美元，以充实国民党军费。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动议提出后，获得全体出席委员的赞同通过。

对于宋子文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严重问题。5月16日，宋不得不就立法院的这一“征借”案向记者发表谈话，声称：“那种建议，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员们的脑筋如何，因为据余所知，目前中国政府和私人存在美国的外汇资产总金额不过五亿美元，他们竟要余和孔、张两氏共同捐出十亿美元，岂非捕风捉影。”当天，宋向新闻界发表谈话之后，即于下午4时偕夫人张乐怡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匆匆离开香港，途经泰国曼谷，前往法国巴黎了。宋行前对记者表示：此行全在疗养身体，所持乃平民护照，而非外交家护照，故纯以私人资格作此旅行。

“三十六，走为上。”无论如何，先离开是非之地再说。不过，宋虽然逃离香港了，但并不影响国民党政府对他作出“征借”财产的决定。5月18日，行政院召开第六十次政务会议，通过立法院关于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三人“征借”十亿美元的紧急动议。

被“征借”财产的“三大富翁”中，聪明的孔富翁早已逃美了，精明的宋富翁亦匆匆逃法，只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张富翁，虽说在“三大富翁”中是最穷的却仍然痴痴的守在中国大陆，实在是不知时变。也许他自视为“穷光蛋”一个，以为不需要惊慌失措吧！不过，行政院通过动议的当天，张富翁也坐不住了，不得不紧急致函行政院，声称在任职期间奉公守法，以薪水收入开支，并无多余的个人财产。张富翁一个劲地叫穷，真拿他没有办法！

显然，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不要说“征借”十亿美元了，恐怕是一个铜钿也征借不来。许多国民党员都被激怒了，许多国大代表也被激怒了。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5月27日，国民党“全国各地国大代表联谊会”在穗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临时动议：“速请政府以有效方法，限孔祥熙、宋子文、张嘉璈等立即捐助戡乱军费美金十亿元，如逾期不捐，其已出国者将其出国护照吊销，其将出国，不发给其护照。”这真是一条釜底抽薪的妙计，牛不喝水强按头，不怕你不低头！

不过，这只是一个“联谊会”动议，只能看作是一个民意的呼吁，一切的一切都还得政府批准，并见之于政府的实际行动。但是，形势发展得太快了。到6月中旬，国民党的整个统治区域只剩下华南、西南及西北几个“边角”地区，而政府方面关于“征借”的强制措施始终不能作出，真是急死人了。

监察院实在看不下去了。6月24日，监察院举行第五十二次会议，作出决议：拥护立法院决议征借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等财产十亿美元一案，要求行政院迅速予强制执行。再给政府一重压力。于一周前刚刚履新的行政院“看守”院长阎锡山，确乎要有所作为了。当天下午，阎院长在穗举行监察委员茶会，苦着脸哀叹说：目前“最困难的就是财政，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关头，如果我们再变不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路来，整个国政就都没办法了”。阎院长的讲话，不妨视为政府向“三大富翁”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如果他们再不乖乖地拿出十亿美元，政府就要采取强制性措施了。

果然，五天之后，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对监察院函请行政院强制执行“征借”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在美存款十亿美元案进行讨论。然而，政务会议的结论是：“担心强行征借引起外交问题，决议由政府向富户筹借财产，将来仍由政府负责偿还。”“山西九尾狐”阎锡山的手段，果然是独步天下，一件看似十分棘手的案子，到了他的手上居然迎刃而解了。当然，“筹借”的结果，永远是“筹”而不借；不过，这也免得政府将来“负责偿还”。至此，“征借”十亿美元案寿终，从此不复有人提起。然而，就在国民党立法院、监察院、行政院空谈“征借”十亿美元案的嗡嗡声中，宋却在秘密执行一项重大使命。

宋偕夫人张乐怡、秘书朱光沐、随从胡维达等人自离开香港后，为避人耳目，不敢直飞法国，而是经泰国曼谷、印度加尔各答、卡拉奇、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最后飞抵比利时布鲁塞尔，再换乘汽车，经比法公路进入法国，于5月21日秘密抵达巴黎市郊的凡尔赛。尽管宋对此行作了严格保密，甚至连中国驻法使馆也没有通知，一切的接待事宜全部委托法国军火商龙东代为负责。而龙东深知宋的目标太大，一旦在巴黎市区出现，很难不被新闻记者发现。为便于保密，特地把宋下榻的旅馆安排到远离市区的凡尔赛特里阿农旅馆（后因凡尔赛地点过于偏僻，出入太不方便，又搬入龙东在巴黎市区的寓所）。正所谓“树大招风”，无论宋怎样故弄玄虚，他的行踪还是瞒不过法国舆论。法共耆宿马赛尔·加香甚至撰写了一篇短评《宋子文为什么来巴黎》在《人道报》上发表，一时竟弄得关注此事的人无人不晓了。

从5月21日抵达凡尔赛，到6月8日离开巴黎赴美，宋滞留法国达19天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宋的日程都安排得非常繁忙，但真正的内容却不为外人所知。即使在今天，人们从所掌握到的资料中也仍然难以了解宋的全部活动，正如《人道报》所设问，宋子文的巴黎之行，究竟是带着什么目的呢？这确是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谜团！不过，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到宋子文此行的真正目的所在。

凌其翰是中国驻法公使，与法国军火商龙东也有相当关系。此前，凌公使已经从龙东口中得知宋即将抵法的确切日期，因而决定与中国驻法大使钱泰一起赴凡尔赛迎接。宋子文在法期间，凌与宋多有接触，或代其打听有关消息，或代其办理有关事务，对宋的活动，虽不能说全部掌握，但了解不少片断，算得上是知情人之一。在《我的外交官生涯》一书中，凌公使对宋子文赴法期间的活动曾多有涉及。

凌先生说：5月21日，他和钱泰一起，专程去特里阿农旅馆迎候宋子文一行。当日，由军火商龙东及施劳德父子亲任驾驶员，用三辆小轿车，将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一行四人，从布鲁塞尔接到凡尔赛。凌与钱趋前与宋略事交谈后，宋就将凌拉到一个角落，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两件事：一是执行马歇尔援欧计划的欧洲总署署长哈里曼是不是在巴黎？凌答“听说他已来巴黎”。二是各国驻苏外交团团长傅秉常回莫斯科辞行后，返回法国没有？凌答“还没有”。

据凌先生掌握的情况，宋后来不但会见了哈里曼，而且哈里曼对宋也作了回访，但会谈内容则不得而知，以哈里曼的职务关系，估计宋不会不向他谈到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问题。而傅秉常于5月30日从莫斯科回到巴黎，即于次日到宋寓密谈。傅是海南人，与宋为小同乡。3月间，何应钦取代孙科组成广州内阁，曾电邀傅秉常任外交部长，傅未赴任。此次，傅抢在新中国诞生前夕，辞去各国驻苏外交团团长职务，为的是避免被苏驱逐，借此保全颜面。此间，傅已决定辞去外交部长职（5月28日得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定居法国。宋、傅密谈的内容虽不得而知，但以傅的地位论，估计宋不会不与傅讨论美、苏对华政策问题。

宋在法期间，曾通过凌其翰与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联系，打算到伦敦访问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相克里浦斯爵士。但不知出于何故，宋的访英计划终被取消；改由英国外相克氏到巴黎会见宋氏。但是，当克氏于6月3日抵达巴黎后，这一计划亦被取消。事实上，当时英帝国主义分子看到中国国内政局发展太快，中共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后，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华南席卷而去，国民党广州政府正计划向四川逃窜。到了这个时候，英帝国自然不想与代表国民党顽固集团利益的宋子文过多接触，以免结怨于新中国政府。

6月4日，宋举行告别宴会。出席对象计有：中国驻法大使钱泰、公使凌其翰，以及中国常住欧洲为宋拉拢德、捷等国军火商人；外宾方面，有曾为宋设计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法国银行家莫纳，原国联派驻中国的技术合作代表拉西曼，以及宋的法律顾问高克伦等人。宴会气氛相当沉重，无论主人和客人，都显得很严肃。凌其翰说，席间谈话的内容已无法回忆起来，只有席散前莫纳对宋的临别赠言，颇令人惊心动魄。莫说：“这不算什么！终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回来的！”这样的话，很让人联想到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还乡团”。果然，莫氏此言一出，“宋子文报以微笑，拉西曼则频频点头”。可见主客都表示认同。

宋子文的巴黎之行，显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凌回忆说，从5月31日开始，宋就不断向他打听台北方面有没有电报来。等到6月7日，宋望眼欲穿的这份电报终于来了。电文不长，但须有宋的专用密码本才能翻译。于是，凌将电报转交宋的秘书朱光沐，故无法预知电报内容。不过，联系到在这段时间里，蒋刚好抵达台湾。故不难想象，电报大抵是蒋发来的，估计是宋此前曾有电报到蒋，报告法国之行的成果，故这份电报是蒋对宋的复电。如果进一步联想到宋于3月底从溪口返港后就曾放出风来将赴法国治疗宿疾等，不难想象，宋氏法国之行的使命可能早在宋、蒋溪口会晤时就已确定，此行只是将方案付诸实施而已。

上海俄文报纸《新生活》曾对宋的法国之行，有以下一段记载：“中国前行政院长宋子文，已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政府首要购置很多别墅和邸宅。他们在法国的尼斯、贝维拉斯等地方，已经购买和租定了一百多所别墅。因为害怕法国可能发生政治变化，以至影响其安全，宋子文又派人到佛郎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之巴塞罗那附近，购买和租定了25所别墅。”如果《新生活》的消息属实，则不难发现宋子文法国之行的幕后使命，除了负有替国民党政权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任务，并负有预为蒋介石筹划流亡地点的考虑。3月间，即蒋介石电召宋子文赴溪口会晤前后，正是李宗仁积极筹划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期间。面对这一局面，蒋不能不想到，一旦李氏违背自己的意旨与中共方面和谈成功，大陆必定没有蒋的立足之地，蒋不能不考虑自己何去何从的问题。

当然，所谓“狡兔三窟”耳，台湾经多年经营，无疑地已成为“一窟”；但台湾与大陆，毕竟仅有一水之隔，很难说是长久之计；而3月15日新华社的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对蒋来说，不但是一个提醒，更是一个警告。况且，岛内的参议会驻会委员，正在闹民选市、县长，这对于蒋在岛内的生存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威胁。凡此种种，以蒋的多疑，不能不考虑一旦不能立足台岛将何以自存的问题。让我们有更进一步的联想，蒋、宋溪口会晤之后，随后即有宋子文赴台视察的使命，宋对外宣布是接受蒋的委托协助陈诚制订经营台湾的计划，但实际上，宋不但未能协助陈诚制订经营的计划，反而对陈的计划大加抨击。可见，宋对台湾的前途并不看好。

不过，等到宋抵达法国，开始将“溪口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蒋的想法有了新的变化，并随后飞抵台湾视察。显然，蒋需要对国内外形势及未来的出处重新进行评估，其依据是：一方面，李宗仁政府与中共方面的和谈已经破裂，国民党分崩离析的危险暂时得到排除；另一方面，宋抵达法国后发现，法、英当局对蒋、宋并不友好，显然法、英当局的治下已不是蒋、宋流亡的最佳选择。与此同时，经陈诚的苦心经营，台湾的内外环境都已经有一定基础，与3月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经国民党政权多方活动，美国右派势力的冷战思维逐渐抬头，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正在发生转变，美国外交部远东司和联合国司已经准备提出一个方案：即所谓“联合国托管台湾案”，一般说来这是“美国托管”的一个代名词。在口头上，这是蒋政权所不能承认，也不敢承认的；但是，在内心里，如果能利用美国的军事保护，把台湾建成蒋的避难所，以免受中共的军事进攻，又未必是一件坏事！这是蒋考虑放弃“欧洲计划”的一个重要动因。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蒋开始“复出”江湖了。先是5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电请蒋氏“打消遁迹远隐之意”。何谓“遁迹”？何谓“远隐”？这与宋子文的法国之行，不正是一个暗合吗！接着，蒋与“太子”经国一起，或乘军舰，或乘飞机，先后视察了浙、闽、粤、台等东南军事要地，次第接见了朱绍良、陈诚、俞鸿钧、蒋鼎文、于右任、阎锡山、吴稚晖等国民党军政要人。5月31日，蒋在台湾亲拟“防守台湾以及治理台湾的计划”；6月2日，蒋进一步研究了台湾的整军、防务及军政等问题；3日，蒋核定台湾币制改革基金，确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同时草拟“政府应取之政策及用人行政方针”八项，准备交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实施。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已经开始以总统身份发号施令了。从蒋氏的这一系列活动中，我们不难想象：宋子文于6月7日接到的那份神秘电报大概会是什么内容了。

匹夫的野心，富裕的难民

6月8日下午5时45分，宋子文一行四人乘T·W·A民航机赴美，从此开始了他的“难民”生活。

赴美初期，宋在答记者问时，曾声称“这次来美系用普通护照，当然为了私事”。表面上看，宋确乎淡出江湖，不问政事了。不过，已在政海里厮杀了26年之久的宋子文，如果真能做到“党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这对于国家、对于人民，以及对于他自己，未尝不是一个负责的态度，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然而，一个对政治热衷了几十年，人格已被政治完全异化的失意政客，他说从此不问政治了，你会相信吗？

事实上，宋子文自抵达美国纽约之后，就开始筹划“组阁”问题。6月11日，宋来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与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进行会晤。宋声称这次赴美，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尽自己的力量，中国的局势已十分危急，他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此，宋“匹夫”敦促所有团体和政党携手合作，共同反共；宋主张建立一个由归国留美学者组成的自由主义内阁，并认为这是挽救局势的唯一途径，因为这样易于在军事、经济、金融、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获得美国人的技术帮助和资金援助。

对于国人关心的主权问题，宋、顾都认为无须害怕，因为只要我们告诉美国人，或向他们暗示我方的意图，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撤离。况且，要得到美国人的充分关心和支持，就必须让美国人分享控制权，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切的一切都输在中共手里，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招在美国人身上押宝：以主权换“政权”。

如何依靠美国人组阁？顾竭力主张邀集一部分知名、廉洁并且信奉自由主义理念的留美学者，在蒋介石、李宗仁的支持下，组成一个新内阁，并在各政府机构中引进若干美国顾问；顾同意宋的看法，胡适是适宜出任行政院长的理想人选。宋认为顾的这一计划能够做到，但估计胡适不敢贸然尝试出任内阁首脑，而吴国桢的威望又不足以担当此任。但宋与顾一样，实在想不出国民党内有更好的政府首脑人选。

一个持普通护照并且只处理私事的平民，整天考虑的竟然都是组阁计划，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一旦由“美国熟悉”又“掌握实权”的留美学者组成新内阁，当然少不了宋子文的直接参与。这不但是宋子文对政治的热衷，也是宋子文对权力的迷恋。事实上，宋对建立一个能“掌握实权”的内阁始终抱有极大的野心，并为之草拟了一份50人名单，其中就有他本人。后来宋大概也感到此举有野心之嫌，又私下将他的名字删除。但在宋的内心深处，始终认定行政院长不能掌握实权是导致国民党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宋对当年出任行政院长期间，竟不能任命自己的财政和外交部长，终不能释然；至于行政院长无权对军事建言，就更不用说了。宋在分析国民党军事失败的原因时，就曾援引魏德迈的话说，中国还没有一位能有效地调度十万部队的将领。

有此教训，宋声嘶力竭地强调：“现在必须觉醒并加以改变。”如何觉醒？又如何改变？宋的第一步，就是将“新内阁”名单通过司徒雷登转交美国国务院。这位铩羽而归的大使对宋的观点表示赞同，并明确告诉他，美国国务院不信任蒋的军事领导才能，同时又认为李宗仁软弱无力，蒋的专横个性使得李黯然失色。美国务院建议：最好是请蒋交出政权，出洋考察。美国人的观点，使得宋不得不对那份内阁名单重新加以审定；这对于宋的政治野心，又是一重新的刺激。

其实，在欣赏宋子文的一部分美国政要中，一直在研究以宋代蒋的可能性，显然，宋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内幕，宋才能如此之深地卷入筹组亲美“内阁”的活动。此外，从美国人到宋子文，都看好宋手中握有一张王牌，这就是当时任台湾防卫司令的孙立人将军。孙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任财政部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亲宋派”将领。4月间，宋视察台湾时曾对孙立人大加赞赏；逃美后，宋继续向美国人吹嘘孙立人的作用。11月15日，美国驻台湾“大使”布鲁斯假座华盛顿“五月花”饭店，举行欢迎宋子文的午宴。席间，宋抓住机会把孙立人大吹了一通，声称国军最近在金门岛的胜利，显示了孙将军与共产党作战的能力，这支军队最近将被召回保卫台湾；孙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控制了台湾全部的地面部队，并得到蒋的全面支持；空军司令周至柔名义上对台湾省主席陈诚负责，实际上与陈的关系很坏，但与孙立人合作很好。

为了替孙争取军援，宋对布鲁斯说：孙仅有六个师是美式装备，需要美国向另外的六个师提供装备，约为2000万美元，这笔援助将使台湾在一段时期内不可战胜。宋重申，蒋将不会干扰孙防卫台湾的计划。布鲁斯认真聆听了宋的这一番介绍，但对于2000万美元的援助持消极态度。布鲁斯的态度让宋感到遗憾。其实，对于孙立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件。因为宋对孙的任何笼络，都只是加深了蒋对孙的疑忌与控制，这也许正是后来台湾“孙立人事件”的最初潜因吧！

在这段时间里，宋除了在筹组“新内阁”方面大动脑筋以外，还在为国民党政权争取美援大卖力气。宋曾向美国方面乞求向台派出军事代表团，以挽救国民党军队的败局。宋与顾维钧曾多次讨论由陈纳德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赴台参战的计划；宋甚至提出了一个轰炸上海发电厂的设想，以此达到瘫痪上海工业的目的。宋并多次求见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杜勒斯，要求美国进一步向国民党政权提供两亿美元援助。

但是，无论是宋日夜为之策划的新内阁方案，还是不断向美方乞求的军事援华计划；无论是宋的轰炸上海发电厂的梦呓，还是反复恳请的两亿美元的经援案，总之，随着国民党大陆军事一天天走向崩溃，随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美国政府与议会都已经认识到：任何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与经济援助，都只是把美国纳税人的钱白白地扔到水里。结果，所有的计划，最终只成了宋子文的痴人说梦。

这个当年曾让美国政府感到头疼的“游说专家”，第一次在美国政坛上失去号召力。其实，这除了要归咎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咎于宋的徇私舞弊。因为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大量军援与经援很大一部分都流进了宋子文与孔祥熙的腰包，变成了宋、孔家族的私人财富。尤其是美国舆论界对宋、孔家族最为诟病，在国民党政权覆亡前后，美国各种报刊都不惜以大量版面津津乐道地报道宋、孔家族的种种丑闻，弄得宋、孔之流声名狼藉，臭不可闻。

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许多美国主流报刊上，不但有不胜枚举的宋、孔家族贪污美援的报道；而且许多文章写得凄婉感人，不容台湾当局不予以重视。《华盛顿明星晚报》专栏作家布朗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台湾的中国政府与其请求美国国会的援助，不如动用中国私人存美的资产。蒋总统目前所急需安定金融、建设经济等等的款项共约3亿美元，实在可由孔祥熙与宋子文两氏私人借款，不必再向美国纳税人乞求。因为根据美国官方确切可靠的统计，孔、宋两人在美国的银行存款达五亿美元之多，从这中间借款三亿给蒋介石将军，决不会使他们两人当真‘贫穷’起来的。何况以他们和蒋总统的亲戚关系，过去都曾先后拜膺财政部长兼行政院长的高官巨任，荣辱同当，患难安乐共尝，于公于私都有贡献援助之义。省得蒋总统的政府为求一点有限的美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向美国政府和国会申请，多方活动，还不断遭受误解与抨击。所以由孔、宋等豪富来‘援助’中国的政府和他们的至亲蒋总统，实在是天经地义不过的！”

美国舆论对宋、孔贪污题材一再狂炒，这在宋的心理上造成极大压力。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一度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宋、孔财产进行秘密调查，使得宋子文如坐针毡。据说，联邦调查局通过调查得出了令人震惊的数字，让宋子文欣慰的是，联邦调查局始终没有公布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一个是宋子文，一个是孔祥熙，虽是两位难民，却都被时论称之为是中国首富，甚至有舆论称之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无论如何，宋、孔都称得上是世界级富翁，这是不用怀疑的；但宋、孔的确切财产是多少？宋、孔始终讳莫如深，从未外泄；而新闻界与史学界亦始终未能形成趋于一致的看法。不过，宋在美国金融界和实业界有大笔投资，在法国、瑞士银行有巨额存款等，这是舆论的普遍看法。

从美国媒介上传出的这些消息，通过台港舆论反馈到台湾后，对于那些落难中的党国中坚分子来说，不啻又是一次倒宋的“煽情”宣传。于是，要求宋、孔豪门“捐产”的话题再一次被炒得沸沸扬扬，哄传岛内。就是蒋介石先生，也觉得不能无动于衷了。1950年初，蒋给远在美国的宋子文发去一份急电，邀请他迅速返回台湾，“操持政府公务”。以宋的绝顶聪明，当然不会轻入虎穴、自蹈覆辙。好在蒋有的是连环妙计，一招不行，再出一招。1950年2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必须返回台湾，否则注销护照，甚至以“开除党籍”进行威胁；不用说，宋执委也接到了中常委的决议。与此同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亦发出通电或通知，催请滞留海外的立法委员、执监委员及国大代表等迅速返台，“共赴国难”。

只是，无论台湾当局怎样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远在大洋彼岸的宋子文只是一个置之不理。宋采取不表态、不赴台、不说明原因的“三不”立场，这就弄得台湾当局有点尴尬了。好在宋子文不说话，并不代表美国舆论也只能保持沉默。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发表看法了，认为：“宋子文这位世界上首富之一，宁愿选择辞职，也不愿回到受共产党威胁的小岛。这个岛屿是蒋委员长从他原有的亿万人口大国所剩下的全部地盘，就只是这块避难所。”

这可以说是一语道破真相。事实上，从宋子文赴美到爆发朝鲜战争的一年时间里，在逃亡美国的昔日国民党巨公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台湾当局能“偏安”一年以上。历来跟在美国人后面跑的英国政府，已经于1950年初忸忸怩怩地宣布承认新中国；而被台湾视为最大靠山的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他的外交人员，作好台湾落到共产党人手中的准备，并声称美国不会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在与台湾当局赴美外交人员会晤时，宋毫不隐讳他对台湾政权前途的失望情绪。

蒋政权的最大得利者却在蒋政权最需要的时候，与蒋政权毅然决裂了，这对于蒋，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大的伤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碰不得的心病。在种种愤怒、悔恨、失望、无奈的心绪之中，蒋授意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七大”（1952年10月在台湾召开）提起“整肃案”，通过党员总登记“严加考核，分别去取”。次年，经蒋圈定，一批不肯返回台湾的国民党员被开除党籍。在这份名单上，孔祥熙被排在第一位，宋子文被排在第二位。

从1923年南下加盟国民党广州政府到1953年因滞留美国而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宋子文与国民党同路30年，终于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分道扬镳了。

梦中不知身是客

初期，宋子文赴美居住在纽约曼哈顿公园大街1133号，这是一幢豪华公寓。不久，宋在著名的富人居住区长岛购买了一套更豪华的公寓，便从曼哈顿公园大街搬到了长岛。从这个时候开始，宋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大陆是再回不去了，台湾那里也是去不得了，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去了也没有多大意思。想来想去，宋觉得能长期住下去的也只有美国了。

长岛官邸是一个宫殿般的豪华建筑，那里收藏着大量的中国青铜器皿以及由许多艺术专家帮他挑选的装饰画，很多人都相信这里储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长岛官邸戒备森严，甚至安装了先进的警报系统。为确保万无一失，宋断然与国民党组织割断联系，由此，宋的交际圈子大大地缩小了。传说，宋只是偶尔才与大陆时代的几个故旧相聚，以打牌来消磨时光。不过，在美国的许多华人并不相信这样的传说，认为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许多人都相信，宋正在大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交易。并且，宋也是美国最有势力的实业界巨头；甚至传说宋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不少“坏人”靠他生活。

这当然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专事情报分析的中国学者，作了这样的解释：“这倒不是说宋子文本人是个危险的人；而是说，只要他轻轻说一句话，对中国人的堂社、辛迪加、中国银行以及一些其他叫不上名的恐怖组织的对象，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把宋子文与黑社会老大、黑手党教父之类的恐怖头目联系在一起，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其实，这算不上是一条“刚出炉”的新闻，也算不得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故事！早在大陆时期，宋与戴笠、杜月笙等恐怖组织头子、黑手党教父的密切关系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国民党朝野所共知的。抗战时期，宋控制下的中国银行，对于戴笠的要求可以说是予求予取。中间有几年时间，宋远在美国，居然授权中国银行只要戴笠有所需求“即照数接济，毋须先期电告”，这是所谓“先斩后奏”，连蒋介石也享受不到的待遇，可见宋、戴关系之深。当然，宋对戴笠的照拂，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事实上，宋对戴笠的控制，曾让蒋介石感到恐惧。为拆散宋、戴之间的勾结，蒋曾严令戴不得向中国银行借款。以此可见，蒋、宋对特务势力的争夺已经到了十分激烈的境地。

其实，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领袖人物与黑社会或特务组织大都保持或深或浅的关系。从历史渊源上说，国民党早期即起家于秘密会党，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许多国民党头面人物更与以黄金荣为代表的黑社会头目之间结成了相互利用的政治关系，这是近代史上人所共知的事实，以致宋子文与杜月笙之间的称兄道弟、呼朋唤友等，并不是一个需要刻意避讳的话题。1951年8月，杜月笙在香港病逝，远在美国的宋子文不但致电吊唁，挽以长联，而且电嘱香港广东银行代订全席祭菜，派秘书亲送灵堂代祭等。

事实上，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宋子文几成凌驾于黑手党势力之上的“超级教父”。以宋子文“两朝国舅”的高贵身份，以及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中枢要职的显赫经历，居然要与特务势力及黑社会头目打得火热，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岂非自毁人格、官格？其实，处在宋子文那个时代，这并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话题。那个时代所崇尚的政治价值便是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亦即“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哲学，只要有势力、有票子，江洋大盗照样可以包装成正人君子！君不见，杜月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子！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从宋子文的角度替他着想一下。从1927年3月至1933年8月一共是五年多时间，宋自称六次遭人暗杀。1931年7月23日上海北站的遇险，对宋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可怕经历。经历了这样的人生阅历，不容宋子文不与特务及黑社会势力合作，以便在自己的周围构筑起一道道安全网。这是宋子文的世故，何尝不是宋子文的无奈？

可是，宋子文赴美定居之后，以一介难民身份已不再享有官方所提供的保护措施，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多多保重。在这种情况下，宋更不能不与黑社会势力刻意周旋，拿钱消灾。何况，宋赴美初期，曾因暗中支持台湾的反对派势力在纽约曼哈顿大楼停车场遭遇一次暗杀，其情形颇与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北站的暗杀类似，当枪林弹雨从四面八方袭来之时，宋子文靠一棵柱子的遮掩而苟全性命，却再一次让自己的秘书倒在血泊之中。这是宋第一次在美国遇险，也是宋一生中第七次遭遇暗杀。有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宋更没有理由不求助于美国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了。

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宋对政治的兴趣正在一天天淡漠下去，而那些曾经不遗余力地揭露宋子文的巨公们，由于本身也在遭遇着日益失势的命运，已经没有能力和兴趣再顾及宋子文了。隐居在美国长岛的那位“两朝国舅”，一天天被美国和台湾的舆论所遗忘；倒是静极思动的宋子文，忽然萌发了渴望被舆论关注的强烈诉求。1958年的香港之行，成了宋子文晚年主动接受新闻舆论曝光的唯一的例外。

1958年12月11日，已经赴美定居九年之久的宋子文突然返港居住了20多天。十分敏感的香港舆论立即登出宋将重新承荷政治使命的报道。同样十分敏感的宋子文，居然破例在私邸设宴殷勤地招待20多位香港记者，恳切说明：“来此就是为了看朋友，并在香港度一个圣诞节，别无其他任务。”并再三声明：“我已是望七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得太久，不准备再搞了。”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记者目睹：“宋显得苍老而瘦削，发已半白，但精神仍健旺，他这副模样和神态，如果不事先知道他是宋子文，至少得定睛端详，仔细忖量，方能认出。”在这次午宴上，凡涉及敏感问题，宋一概闪避不作任何正面答复。给新闻界的印象是，宋完全是一副远离政治与世无争的林下高士，这与当年那个锋芒外露、气势夺人的T．V．宋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1959年1月12日，宋偕夫人张乐怡绕道马尼拉返美。舆论注意到，宋这次香港之行，不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且行踪秘密异常，以致许多至爱亲朋事先都不知情。尤其是宋抵港之后，居然破例为新闻记者举行午餐会，更是“破天荒”之举。最可奇怪的是，在记者午餐会上，宋本已有所表示，将于圣诞节后作台湾之行。但这一计划未能兑现，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这是一个未解之谜。事后，香港《自由日报》作追踪报道，谜底始被揭开。原来，宋这次离美赴港，并非仅仅“看朋友”，而是大有政治企图，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与台湾当局洽谈通过入主救济总会进而复出台湾政坛事宜。因台湾救总为老CC分子谷正纲主持，谷为党棍，而非富翁，救总的工作往往徒托空言，外间啧有烦言。有建言者认为：若换成有钱的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滑推进，因救济工作非钱不行耳！据说，宋的出手，有意向救总注入美金1亿元。

然而，“内幕的报道并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赴台为T．V．铺路，即是如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某巨公，试探当局意见”。

所谓的“某巨公”，即隐指蒋氏。但是，宋子安感到有如冷水浇背的是，蒋明确表示，宋子文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的；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来说，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氏遂不得不知难而退。”说白了，蒋的意思是，你宋子文出钱是可以的；但如果还想走“捐银子，买顶子”的路子，我怎能再上你的当。可是，宋从来是不做赔本买卖的，一亿美金给你了，怎能不考虑一下回报，否则宋子文也就不叫宋子文了。结果，蒋、宋话不投机，宋一气之下打道回府了。

光阴荏苒，一晃又是五年过去。直到1963年2月，蒋终于向宋子文发出访台邀请。但出人意料的是，宋赴台之后仅小住数日，旋即返美。显然，宋这次访台并不愉快。后来，据美国报纸透露，蒋把宋请到台湾，原是想发挥宋的“余热”，利用他熟悉美国国情善于分析美国意图的专长，了解美国政府是否有支持蒋“光复”大陆的考虑；同时也想让宋在争得美援方面再出把力。

1963年2月，宋子文（坐左者）赴台期间与蒋介石、宋美龄一起观看军事表演

但是，蒋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自认为曾为捏合蒋、美关系建功颇伟的宋子文，绝不想在古稀之年再为老蒋烧这个冷灶了。结果，蒋“总统”的愿望为宋故院长所拒绝。尽管是曾让蒋、宋都为之竭尽全力的“反共”话题，也没有能让他们重新走到一起。这是蒋、宋的最后一次见面。

1971年4月是中美关系中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月，这就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以著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重门紧锁20余年的中美关系，从此改变了世界大势。“乒乓外交”震撼了世界，惊呆了台湾当局，也让所有的海外华人表示高度关注。然而，对于宋子文来说，这一切让全球关注的大事都不及一顿晚餐来得如此重要。就在这个月，宋应邀出席一个老朋友的晚宴，因食物不慎去世，走了77年之久的生命之钟就这样永远地停摆了。

4月14日，周恩来接见应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称赞他们“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热线”给尼克松总统转去一个口信，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2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口信转达尼克松总统。25日晚，也就是巴基斯坦总统向尼克松转告“周恩来口信”的第二天，正在美国旧金山访亲会友的宋子文夫妇出席了他们的老朋友、原广东银行董事长余经铠的家宴。像往常一样，晚宴气氛热烈、优雅，宋子文的心情好，胃口也好，吃了很多道菜。

突然间，宋子文停食了，他面带惊恐地站了起来。“你怎么啦？”余经铠大声问：“是不是噎住了？”但宋说不出话，脸孔迅速发白，肌肉剧烈地抽搐，口张得老大，很快便倒在地上。一会儿工夫，宋子文便咽气了。后来，尸体解剖表明，一小块食物堵在他的气管里，因呼吸障碍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离世。

宋子文去世了。虽然，以77岁的年龄辞世并不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束，然而，一个曾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之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大亨却让一顿丰盛的晚宴弄得一“贫”如洗了，这大概是包括宋子文在内的所有人事先都没有想到的。

台湾报纸立刻报道了这一消息，“副总统”严家淦、“考试院长”孙科等政界要人都分别发了唁电。《中央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遗像，在第三版刊载了《宋子文事略》，称：“宋故院长一生热爱国家，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折冲于国际垓坫，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务，皆有重大贡献。”引人注目的，宋蔼龄在美国，宋美龄在台湾，都没有参加宋子文的葬礼，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了一块题有“勋猷永念”的匾额，派人从台湾送往美国。

局外人看来，台湾当局似乎礼数周到，该做的都做了；但内行人都清楚，这只是一次例行公事。如果将台湾当局对孔、宋之死的反应进行一次比较，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了。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死于纽约医院。孔死后，先是蒋亲写祭文《孔庸之先生事略》，以示褒扬；接着宋美龄携蒋纬国亲带一支五人护旗队，由台赴美，出席葬礼。其后，台湾地区军政各界齐集台北，为孔举行追思礼拜。蒋“总统”亲莅会场，严“副总统”亲自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宣读蒋介石手撰《孔庸之先生事略》。随后，各机关团体个人纷纷致祭，一时热闹之极。然而，等到宋家在纽约为子文举行追思礼拜时，代表台湾地方政要出席的只剩下台湾驻美“大使”刘锴，在追思礼拜仪式上致词的则是顾维钧。顾称誉：“不论在国内或国际，宋氏的令誉，将永垂不朽！”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外交家，顾维钧特别赞赏宋子文对废除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所作的贡献。

1971年5月1日，宋子文的灵柩被运往纽约的芬可利夫公墓

宋子文的灵柩1971年4月28日从旧金山运抵纽约，5月1日停厝于纽约州北部的芬可利夫公墓的地下室，据说是“以备将来安葬”。显然，“梦中不知身是客”的宋子文并没有忘记他的故国故乡故土，希望有一天能落叶归根，成了他的客居生涯中最为顽固的一个信念。

美国舆论在刊载宋子文生平时，曾有一篇报道称宋子文的家产仅有“100多万美元”，并称这笔钱将分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不过，从华盛顿到里约热内卢，从伦敦到巴黎，从马尼拉到东京，从莫斯科到北京，从香港到台北等，凡是当年看到过这篇报道，也凡是多少了解一点宋子文底细的人，无不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