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简介

孙中山：孙中山，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他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孙中山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中，领导了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和南方军阀统治的斗争，为中国的进步寻找出路。他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产生的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之一。

孙中山传记——

伟人之初

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南部，有一座闻名中外的大山，方圆两百余里，历史上传说盛产沉香，因而取名香山。从南宋开始，此地设置香山县，明清两朝属广州府管辖。这里南临南海，北通广州，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自古就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在香山县城东南18里，有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名叫翠亨村。小山村东倚黄牛山，北靠犁头尖山，南接金槟榔山。蜿蜒曲折的兰溪水，从村边潺潺流过。翻过金槟榔山，就是浩瀚的珠江口，有轮渡直通香港、澳门。

1866年11月12日，夜已经很深了。翠亨村西头一间破旧的房屋里，仍旧闪烁着昏黄的灯光，屋内晃动的人影映衬在窗户上，像是一幅特制的剪影。隐隐约约地可以听到有妇人在痛苦地呻吟。显然，这家人正在忙着一件重大的事情。

◎翠亨村全景

◎孙中山先生的父亲孙达成

外面的夜空漆黑一团，清冷的夜风掠过村前的老榕树，惊动了树上的宿鸟，一只只扑闪着翅膀，惊慌失措地朝远方飞去，很快消失在无边的黑夜中。

突然，一阵清脆响亮的啼哭声从屋内传出。那脆亮的声音，向这个世界宣告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伴随着婴儿的啼哭声，可以听到这家主人欢快的笑声。

一个老妇人开了房门，乐滋滋地冲着屋外喊道：“感谢上天！我们孙家又添了一个男丁。”

昏黄的灯光照射到门前一位老汉身上，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这个初生的婴儿，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孙中山。门外的老汉是他的父亲孙达成。

孙中山出生的这一年，孙达成已经53岁了，晚年得子，欣喜之情简直是无法形容。但他也明白，自己已经是年老体衰的人了，可是家中呢？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孩子要吃要喝怎么办？欢喜之余，孙达成不免又增添了几分忧愁：“唉，这孩子恐怕是生不逢时啊！”

翠亨村虽然风景秀丽，但由于背山靠水，地多砂石，土质贫瘠，粮食收成很低。全村七十多户人家，大部分土地被杨姓和陆姓两个大家族占据，许多人没有土地，只好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生活。但地租太高，租田的人往往辛苦一年，到头来还不够交租。不少人家忍受不了剥削，只得背井离乡，到广州、香港、澳门、上海等地打工，做小本生意。有的人甚至漂洋过海，到太平洋上的檀香山（夏威夷）、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去垦荒，淘金，修筑铁路。

孙达成一家在翠亨村是小户人家，家境非常贫寒。他的父亲孙敬贤，14岁时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靠着苦干和勤俭，慢慢购得20亩地，过上了较为富裕的日子。但因为孙敬贤迷信风水，不惜花钱购置所谓的“旺地”迁移他家的祖坟，这一点家产很快被荡尽了。由于家中穷得没有办法，孙达成16岁时，不得已到澳门一家鞋店当学徒，三年期满，在一家鞋铺当鞋匠，每月工钱只有4元钱。32岁的时候，他才从澳门返回家乡，与邻近的隔田乡杨胜辉的女儿结婚。夫妇俩靠耕种两亩半祖产和弟媳和氏的四亩田地过活。但仅靠这几亩薄田，实在是无法维持生计。为了糊口，他兼做村里的更夫，每年可以挣得几石谷子的工钱，补贴家用。一家人挤在一间茅屋里，终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遇上灾荒年，免不了要忍饥挨饿。

孙达成把自己一生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在孙中山出生之前，他的大姐和一位哥哥相继夭折。孙达成把这个刚出生的儿子视若掌上明珠，希望他将来能够改变家庭的命运。

在当地，许多人信奉神灵。翠亨村边有一座北帝庙，庙中供奉着一位叫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神像。逢年过节，或是遇到什么事情，村民们都要杀鸡宰鱼，烧香焚纸，给真武大帝上供，以求免灾赐福，给生活带来好运。每家小孩子满月，家长要特意抱婴儿到庙中祭拜真武大帝，祈求神明保佑孩子成长。孙中山满月的时候，孙达成也照例抱他去村庙祭拜，祈求他能平安长大，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依照乡里的风俗，孙达成给儿子取了一个乳名，叫“帝象”。等到孙中山年岁稍长，又给他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中山”是他从事革命以后自己取的名号。

孙中山出生的时代，正处于清朝统治日益腐败没落、帝国主义列强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用坚船和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华的大门。1842年，侵略者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并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紧随其后，欧美各国侵略者接踵而来，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屈辱的条约，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神州大地，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就在孙中山出生前两年，一场持续了14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刚刚被扑灭。饱受欺压的人们，渴望着能有人来替他们改变悲惨的命运；历史呼唤着能够开辟新时代的伟人出现。

很久以来，香山县就是一个孕育英杰的地方，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南宋时期，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击元朝军队的进攻，途经这里的零丁洋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几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世人。鸦片战争中，钦差大臣林则徐曾率兵驻扎在香山县城；壮烈牺牲的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也在磨刀洋上迎击过英军。当地群众还组织红巾军，积极投身太平天国运动。同乡人郑观应，以倡导洋务运动而闻名于世，乡人为之自豪。这些著名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为香山县增添了耀眼的光彩。紧随其后，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一位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人物出现了！

出身贫苦的孙中山，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走出了家乡的山沟沟，投身到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了，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刨根问底

孙中山有几个名字？

孙中山一生有过许多名字，他幼名帝象，谱名（没出生就被修族谱的人确定的名字）德明，学名文，字载之（取“文以载道”之意），号日新，后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为“中山樵”，“孙中山”的名字由此而来。

 

苦难的印象

孙中山出生以后，全家一共有六口人：老祖母、父亲、母亲、哥哥孙眉、姐姐孙妙茜和孙中山。像农村许多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孙中山一出生，就注定了要过艰苦的生活。

家中只有年老的父亲一个人下地劳动，支撑着全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一日三餐只能以番薯和糙米充饥。没有衣服，只能穿大人和哥哥穿剩的破衣衫，一年到头，也很少有鞋子穿。因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孙中山幼小的时候，最大的享受是躺在老祖母的怀抱里，听老人家哼着古老的儿歌，静静地等候外出劳动的双亲回家。

三岁那年，老祖母不幸去世了。尽管年幼的孙中山还无法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看到平时最疼爱自己的老祖母躺在那里，任凭他用小手使劲地摇动，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全家人都没了笑容，脸上布满了一层抹不掉的阴云，他似乎猜测到祖母要永远离他而去，禁不住放声大哭。

六岁的时候，孙中山开始跟着姐姐孙妙茜上山放牛、拾柴，到池塘里捞猪草，帮助母亲喂牲畜。年龄再大一点，就和哥哥、姐姐一道下田，帮助父亲插秧、锄草。别看孙中山年岁小，可干起活儿来，却有一股麻利劲。上山割草，姐姐一心一意，从不偷懒；他反倒是先去摘野果子，满山乱跑。等到要下山的时候，他割的草竟比姐姐的还多。回到家中，照例会受到母亲的一番表扬。几句赞扬的话，就能让他高兴半天，下次干活儿更卖力气了。

因为孙家穷，在村上仿佛比别人矮了半截。村上的一些人总是借故找碴儿，对孙中山一家指指戳戳，说三道四。有一次，孙达成往田里送粪，路过一个姓杨的地主家门口。这家的小孩子嫌气味不好闻，就站在门口冲着他破口大骂，不让他再走这条路。孩子的父母在自家屋里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不管不问。孙达成怕惹事，强压着怒火，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邻居杨启焕的老婆丢了一只鸡，硬说这只鸡跑到了孙达成家，不问青红皂白，闹嚷嚷地到孙家来查抄，任凭孙氏夫妇百般解释，怎么说都没用，硬是让人把家里翻了个乱七八糟，闹得全村都以为他家偷了别人的鸡。事后，杨家人发现这只鸡淹死在自家的粪坑里，自知理亏，就不再声张。孙达成听说了，也不去跟人家理论，只是一个人暗地里生闷气。

常言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有些人见孙达成老实，便得寸进尺。有一年，孙达成开了一片荒地，种下红豆，精心地耕耘、浇水、施肥，盘算着可以有一个好收成。谁曾想到，等到收获的时候，这块地连同地里的红豆，全被邻村姓何的人家抢了去，何家硬说这块地在他家的山界内。孙达成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真想跟何家去评一评这个理，却被孙中山的母亲拦住了，劝他说：“这世道还不是有钱人的天下！何家有钱又有权势，跟这样的人能讨得了什么公道？争执下去，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劳苦了大半年的成果，竟然被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夺了去。一想到这件事，孙达成就心灰意冷。家人议论起这件事，孙中山满脸疑惑，问父亲：“这地明明是咱们家开的荒，被别人抢走了，为什么不去争呢？”

“孩子，人家人多势众，又有钱有势，咱争不过呀。”

◎少年孙中山

“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把这块地给争回来，替您出这口气！”

看着这么争气的孩子，孙达成心中好受多了。他望着儿子一副认真的神情，快慰地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就指望你哥和你两个人将来能有出息，不再受这些冤枉气。”

按理说，孩子六七岁就该上学读书了。因为家里太穷，孙中山十岁才开始念书。富人家一般都要给自己的孩子请专门的家庭教师，俗称“私塾先生”。贫穷的人家请不起家庭教师，孩子们只能到村里的学校去念书。那时农村的学校称为“村塾”。

翠亨村的村塾设在冯氏祠堂内。孙中山入学那天，母亲特意为他做了一身新衣服，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念书，做一个能光宗耀祖、知书识礼的人。父亲很郑重地带着他去村塾拜见教书的王先生。到了村塾后，按照吩咐，孙中山先向教室正面墙上的孔子牌位——一张写有“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的红纸条磕了头，然后再向先生磕头。

孙达成向先生作揖施礼，非常虔诚地对王先生说：“孩子就交给您了。如果他不听话，一定要管教他，尽管打！”

刚入学，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讲课的时候，先生坐在课桌前面，拉着长声，一字一句地念，学生坐在下面，一字一句跟着读。读过几遍之后，就让学生自己朗读，先生手里拿着戒尺，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临放学的时候，学生一个个背诵课文，背不上来，先生就让学生伸出手来，用戒尺狠狠地抽打手掌。在班上，常有学生因为不会背书，手都被打肿了。即使这样，挨打的学生也不敢回家说。在那个年代，先生体罚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

入学一年之后，孙中山就厌恶了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有一天，王先生教学生《大学》，还是老生常谈那一套，带着学生一遍一遍地朗读。教室里一片“嗡嗡”声，就像和尚念经一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而后有定……”孙中山读了几遍，因为根本不清楚这些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就不愿意再读下去，坐在那里愣神儿。

◎传统的私塾

王先生自己读得非常投入，摇着头，拖着长长的辫子，拉着长腔，样子非常滑稽。

“先生，您教的这些话，我一点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啊？”孙中山冷不丁地站起身，冲着王先生问道。

这一提问不打紧，把那位正在自我欣赏、怡然自得的王先生吓了一跳。

在封建社会，作为晚辈和学生，是不可以随便向长辈和老师发问的，尤其是小孩子，更不可冒失。这样做会被视为对长辈的不尊重。

孙中山的话，显然是扫了王先生的兴致。只见他怒视着孙中山，严厉地说：“不要多嘴！你先把我教你的念会了再说。”

“先生，我已经会背了。”

“什么？你已经会背了？你给我背背看！”

王先生一听更生气了。他觉得孙中山故意和他顶嘴。

孙中山并没有在意先生的脸色，站在那里，开始一字一句地背诵刚学过的课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果然一字不差！

王先生见状，顿时哑口无言，但表面上又不便于发作，沉默了半天，才教训道：“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只管用心念，念多了自然就懂了。”

孙中山一脸的疑惑，不知如何说才好。

在村塾，尽管孙中山多嘴多舌，时常弄得先生措手不及，但先生还是从心眼儿里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学生。孙中山确实也非常用功。放学回到家里，没事的时候，他总要摊开书本温习功课。但因为家中人手有限，条件又差，读书之余，他还要经常干农活儿。晚上看书，如果有月光，节俭成性的父亲不准他点灯，孙中山就只好在月光下看；没有月光，孙中山要看书，父亲只准他点上一根灯草。昏黄的灯光如同一粒黄豆一般大。即使这样，孙中山还是手不释卷，坚持学习。

在村里的小伙伴中间，孙中山以倔犟和好打抱不平而出名。家人怕他游泳出事，一再告诫他不许去河里游泳，他就是听不进去。有一年夏天，他干完活儿回家，看到河里有人在洗澡，他也趁机下水，想洗个痛快。水中有几个年龄比他大的孩子，知道他水性不好，故意拉他比赛，看谁游得最远。孙中山一点也不示弱，奋力往远处游。

结果可想而知。因为他不怎么会游，力气又小，游了一段距离后，他再也没有力气游回来了。此时天刚下过雨，水涨满了河床，孙中山极力挣扎，还是无法靠岸。力气用完了，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喝水，眼看就要被河水冲走，多亏了一个邻居搭救，才上了岸。

那些大孩子围着他，净说一些风凉话。孙中山默默地蹲在地上，难受得只想哭，但最终还是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冲着左右起哄的孩子，倔犟地说：“咱们以后走着瞧！”

打那以后，孙中山暗下决心练习游泳，不久，他的游泳技术就超过了先前和他比赛的孩子。

当时，一个围观的村民看他这样倔，顺口说道：“这孩子，真是个石头仔！”从此，“石头仔”这个绰号便流传开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孙中山渐渐地懂事了，可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好多事情，总是觉得不可思议。

他12岁那年，姐姐孙妙茜开始缠足。那个年代，每个女孩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要缠足，不然长大以后就会被人瞧不起，嫁不出去。这种社会陋习，不知摧残了多少中国妇女！姐姐从小和他一起劳动，为家中出了不少力，姐弟俩感情很好。姐姐脚上缠着一条棉布，裹得紧紧的，痛得连路都走不成，夜里也睡不着觉，整天以泪洗面。孙中山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一再央求妈妈替姐姐解开裹脚布。

“妈，姐姐这么痛，难道您看着不心疼？姐姐缠坏了脚，将来怎么走路啊！”

“孩子，你怎么知道妈不心痛啊！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女人的命就这么苦，没办法呀。妈这一辈子不也这样过来了吗？再说，如果不这样，将来你姐姐就嫁不了人啦！”

“这是谁定下的混账规矩，干吗不可以改一改呀？我将来非得把它变一变不可！”

孙中山的一番劝说，说得母亲下不去手，只好请村里一位专门给女孩缠足的婆婆为妙茜缠足。

几天以后，村里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一位从美国打工回来的华侨，在外面辛辛苦苦一辈子挣了一些钱，在村上盖了一座漂亮的宅院。因为世道不太平，盖房的时候，他特意让工匠把墙垒得很厚，房子四周还修了一道坚固的院墙，心想，这下住着够安心了。没想到，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群强盗明火执仗，闯进家中抢劫。

当时，孙中山正在村塾里上学，听到外面有人呼喊救命，还听到敲打院墙的声音，就带头向外面跑去。原来，这伙强盗正在用木桩撞击华侨家的大门。

尽管村上很多人家都听到了呼救的声音，但是没有人敢出来和强盗搏斗。那伙人一看周围没有动静，胆子更大了。一边吆喝，一边用力敲打。很快，大门被撞开了。这家人为了保全性命，躲在暗处，连头也不敢伸。这群强盗破门而入，把家中值钱的东西抢了个精光。

强盗们走后，望着被洗劫一空的屋子，华侨一家放声痛哭，后悔明知道国内不太平，还要回家乡来定居。孙中山听着一家人痛哭不止，心中也很难过，他不理解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还会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人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抢劫事件发生以后，村上议论纷纷。一位名叫冯爽观的老汉，曾参加过太平军，跟随洪秀全打到南京。南京被清军攻陷以后，他就偷偷回到老家，做了一个隐士。平时，他很少讲过去的事情。现在，他目睹了这样的事情，大发感慨，就讲起洪秀全打天下的故事。最后，冯老汉感慨地说：“如果天王洪秀全打下了天下，这世道就好了。”

孙中山听得着了迷。洪秀全的故事，以前他也听说了一些，但从未像这一次听得那么入神。他心中很佩服洪秀全，觉得自己今后能做这样一位英雄，才是天下最开心的事。

出游檀香山

1878年6月的一天，孙中山和伙伴们在村边的山坡上割草。这时，有一顶两人抬的轿子朝翠亨村方向走来，后边还有两个人挑着行李，紧紧跟随其后。

干累了活儿的孩子们收起手中的镰刀，好奇地打量着这几位陌生人。

平时，除了官府老爷下乡巡视，或者村里人家迎亲办喜事，村子里一向很少有坐轿人光临。一旦某一天村里来了一顶轿子，就说明村子里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很快会轰动一时。对于很少与外界接触、生活非常单调乏味的乡下人来说，这又多了一个议论的话题，可以大大激发他们的想象力。通常，事情过去了好多天，有些人还在品头论足，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些难得的见闻。天性好奇的孩子们，每逢这个时候，就像看戏一般，总要围着轿子团团转，前呼后拥，来凑热闹。

轿子越来越近。因为天气炎热，轿帘全部挂了起来，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轿子里的人。轿里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穿着白布长衫，手中不停地摇着一把折扇，粗粗的发辫垂在脑后，黑红的脸盘上，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从穿着打扮上看，大概是一位见过世面的年轻商人。两副沉甸甸的行李，压得后面两位脚夫大汗淋漓。

“这个坐轿子的人好神气啊！你看他的衣服多白呀，像个洋人。”

距离翠亨村不远的金星湾码头，经常会有外国人来。夏天，洋人们就穿着这样雪白的衣服，见过洋人的孩子记得很清楚。

“要到谁家去呢？带着那么多东西，肯定是个有钱人。”

“说不定是咱们村外出做工的人发了洋财吧？”

“可这个人谁都不认识呀！”

几个孩子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眼看着轿子从他们面前走过。

行李上大大的“孙”字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因为前一阵子听妈妈念叨，几年前出外打工的哥哥托人带回口信，说今年准备回家探亲。

“这个人是不是我大哥呀？”孙中山心中暗自推测。因为他大哥离家的时候，孙中山刚刚五岁，一点儿也回想不起来哥哥的模样。“要是我哥回来了，妈妈该多高兴啊！”

望着轿子一步步地朝村子里走去，孙中山决定回家去告诉妈妈。

“对，我问问妈妈就知道了。”

想到这里，孙中山也不和同伴们打声招呼，提着镰刀，抄小道儿撒腿向家中跑去。

“妈，你看是不是我大哥回来了！”

一到家门口，孙中山就冲着母亲嚷嚷。

孙中山的母亲正忙着干活儿，头也没抬，没好气地说：“伢子，你不好好割草，又回来瞎闹啦！”

“妈！我看见有顶轿子朝咱们村过来了，你看会不会是我大哥！”

“你大哥还能坐轿子回来？”母亲更不相信他说的话，只顾低头干手中的活儿。

话音还没落，只听院子外面有人大声喊道：“妈，妈，我回来了！”

母亲吃惊地抬起头，往外面瞧了一眼，说：“这，这，这不是我的大儿子吗？”母亲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面前站的人真是日夜盼望的大儿子孙眉！

孙眉，字德彰，是孙家的长子，比孙中山大12岁。他从小不喜欢念书，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儿，练得身强力壮。15岁那年，家中让他给邻村的一家地主放牛。只干了一年，他就不愿意去了。

香山县是有名的侨乡，那个时候，美国招募大量的中国人去做工，提供吃和住，还说到那里可以挣大钱。听了这样的宣传，当地很多年轻人远涉重洋，到美国旧金山去开采金矿，到加利福尼亚修筑铁路，也有一些人到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垦荒种地。孙中山的叔父随人到美国修铁路，不久就病死在那里了。

受了其他人的鼓动，孙眉也想到外面闯荡一番。1871年，他的舅父杨文纳随人去檀香山做工。在孙眉的再三央求下，孙达成答应让他跟着舅父一起出洋。没有路费，叔母程氏把自己的两亩田租出去，换了100两银子送给他。

◎孙中山先生的母亲杨太夫人

初到檀香山，孙眉在一个华人的园子里做工，每月工钱15元，自己衣食用去5元，剩下的10元全部寄给家中。一年后，他又到一家牧场去做工。此后的几年，他到茂宜岛去开荒种地，渐渐积蓄了一些资财，很快当上了农场主。他还开辟牧场，从事酿酒和伐木业，开设米铺和杂货店，成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华人。夏威夷政府特地准许他回国招募工人。

孙眉是一个非常孝敬的人，经常给家中寄钱，孙家的日子也就一天天好起来，由贫苦的农民变成了华侨资产者。年迈的父亲不再下地干活儿，更不用做更夫了，家中的田地雇人耕种。在孙眉回来之前，父亲已经给他定下一门亲事。这次孙眉回来探家，有两件大事要办：一是把婚事办了；一是招聘一些青年去做工。

阔别多年的儿子回到家中，孙氏夫妇乐得合不拢嘴，别提有多高兴了。在外人的眼中，孙眉现在是一个出洋挣了大钱的富翁，左右邻居免不了要登门拜访道喜。孙家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孙中山自从哥哥回来以后，整日围着他团团转，问这问那。孙眉不厌其烦地给他讲着自己农场的事情，讲那里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这一切，孙中山听起来像是天外奇闻，好奇心被大大地激发起来，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到海外去见识见识。孙眉看着长得虎头虎脑、活泼好动的小弟弟，打心眼儿里高兴。

孙眉回乡的时候，受一位同乡之托，捎一些东西给家中。因为忙着筹办婚事，自己没有时间去，孙中山便自告奋勇地代哥哥去送东西。那位同乡家在20里外，路上要翻好几座山。这么远的路，让孙中山一个人去，家人很不放心。由于他一再坚持，家人拿他也没有办法。临行之前，父母千叮咛万嘱咐，要他路上一定要小心，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听说有人贩子专门在路上拐骗小孩子。

“路上一定要当心，不能走错了路。”

“妈，我知道了。”

孙中山还没有等母亲把话说完，就提着竹篮走出了家门。

因为路程远，孙中山也不敢在路上多耽搁，一路不停地朝前走。山道弯弯，走起来很累人。快到中午了，山坳中升起缕缕炊烟。太阳当头照下来，晒得身上火辣辣的。孙中山又累又渴，脚也抬不起来了。望一望四周，山梁上静悄悄的，看不见一个人影儿。

正在这时，一个中年男子从树后探出身来，冲着孙中山咧嘴笑：“小孩子，到哪儿去呀？”

“走亲戚。”孙中山见那人满嘴黄牙，麻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没好气地说。

“亲戚家在哪儿呀？”

“不远，过了前面的村子就是。”

“那咱们凑巧是同路啦！要不要我帮你拿东西呀？”

麻脸男人竭力和他套近乎，孙中山起了疑心，心想：这人不像个好人。

走下山梁，迎面是个山村，四五十户人家，房屋稀稀落落地散布在半山坡，这正是他要去的村子。

孙中山灵机一动，对那人说：“我走渴了，去找点儿水喝。你先在这儿等着。”

说完话，他提着篮子，不慌不忙地进了村。

孙中山打听到要去的人家，就把路上的情况讲了一遍。七八个村民跟着孙中山出了村。一看，那人真的还在原地等着。众人上前盘问，中年男子支支吾吾，再三追问，果然是一个人贩子，大伙儿就把他抓了起来。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人人都夸孙中山人小聪明，将来准有出息。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孙眉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又要起程去檀香山。孙中山央求哥哥带他去。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他年岁太小，孙眉一人在外就可以了。把两个孩子都送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孙达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孙眉鼓励他好好读书，说等他长大了，再去也不迟。孙中山的希望落空了，哥哥走后，他难过了好几天。

第二年5月，孙眉组织的第二批移民搭乘英国轮船“格兰诺克”号，由澳门起航，前往檀香山。孙中山的母亲思儿心切，突然决定随船前往，探望自己的大儿子。孙中山一听，坚决要求陪同母亲一块儿去。理由明摆着，母亲一个人出远门，远涉重洋，身边没有人照料是不行的。孙达成虽然不赞成妻子去，但耐不住她态度坚决，只好答应。孙中山说自己已经12岁，又是男孩子，路上可以照顾妈妈，家人就同意了。孙中山终于如愿以偿，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

“格兰诺克”号是一艘可以乘坐几百人的轮船，孙中山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轮船。刚一踏上甲板的时候，他心中别提有多激动了。

在家乡，人们出海乘的是摇桨的木船，船行得非常慢。而这艘船完全是用机器开动的。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格兰诺克”号乘风破浪，疾驶在浩瀚无垠的大洋上，如同离弦之箭般。蓝天碧海，一望无际，海浪拍打着船舷，激起朵朵浪花；海鸟围着大船，前后盘旋。美丽的景色，令旅客心旷神怡。

夏威夷，孙中山当年开始读书的地方。

“格兰诺克”号在大洋上航行了二十多天，最后到达了目的地——檀香山。孙眉早已在码头上等候多时。收拾好行李，一家人搭乘马车朝孙眉的住处驶去。

檀香山，西方人称为夏威夷，是由大小几十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它地处太平洋中部，是东西方交通必经之地。这里气候温和，花木茂盛，四季常青，风景如画，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马车沿着曲折的大道缓缓行驶。路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座座造型别致的花园洋房，掩映在绿树红花中间。一群群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欢声笑语，漫步在街头。这景象，让第一次踏出国门的孙中山目不暇接，不住地指指戳戳，问这问那，一切都是那么新奇、神秘，与自己的家乡迥然不同。到了孙眉家中，才可以找到一点熟悉的东西。墙壁上挂着财神爷和关公（关羽）的画像，让孙中山立刻联想到家中的摆设。

母子俩安顿好之后，孙中山迫不及待地想出去走一走。孙眉见弟弟一点儿也不怕生，就让佣人带着他满街转悠，参观工厂、商店和邮政局。邮政局门前那个圆圆的邮筒让他琢磨了老半天，也没有猜出个究竟。最让孙中山遗憾的是，当地居民和街上的洋人们说话叽里咕噜，他一句也听不懂。

俗话说，穷家难舍。对于孙中山的母亲来说，檀香山再好也不愿久留。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孙中山的母亲就提出要回家。孙中山却不愿回去，坚持要留下来。

孙眉的事业正日益扩大，仅牧场就已扩大到6000亩，迫切需要得力的助手。弟弟来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起初，他送孙中山到自家的商店中做店务，一边练习记账，一边学习当地方言。但孙中山的志向却不在这里，他提出自己还想读书。哥哥见他愿意读书，自然也很乐意。因为自己没有太多的文化知识，做起事来很不方便。既然弟弟要读书，就应该选择一所好学校，最好是寄宿学校。

当地的寄宿学校中，愿意接受华人入学的，只有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校长是韦礼士牧师，讲授的课程主要是英国的历史和文化，此外宗教内容也占有相当比例。学费每年150美元，与孙眉的月工资15美元相比，是够昂贵的。

在学校期间，孙中山遇到了不少苦恼的事情。刚入学时，因为学校用英文授课，他一点儿也听不懂，要克服的第一关就是语言障碍。教师先让他在教室中听和看，自己体会英语的特点和规律，十天以后才开始教他学英语。孙中山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好学，很快就学会用英语交流了。到毕业的时候，他还取得了英语文法第二名的好成绩。

孙中山上学时，穿着中国的长袍和马褂，头上束着长长的辫子。为此，他经常遭到洋人孩子的嘲笑和攻击。一些洋人孩子，总是爱抓着他的辫子取乐，大叫：“猪尾巴！猪尾巴！”

开始，孙中山极力忍耐着，不和他们发生争执。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便动手还击。因为孙中山从小干农活儿，力气不小，那些洋人学生不是他的对手，吃亏以后，也就不敢再欺负他了。

这里的学校生活比起家乡的村塾来，不知要有趣多少倍。他第一次知道每周有星期天，每天的课程都有不同的安排。在课堂上，教师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和发言，一反村塾里那种沉闷、死板的气氛。除了文化课之外，学校还设有体育、消防、军事等课程，孙中山第一次接触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另外，学校的图书馆对学生开放，课余可以去借书读，这为孙中山打开了一扇知识的大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课外书籍，特别爱读华盛顿、林肯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他们的事迹在孙中山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比之下，他觉得家乡的那种教育方式简直愚昧可笑。

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学校鼓励学生勤工俭学，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孙中山自己报名，负责给校内的花园除草、浇水。因为他干得非常卖力，校长特意表扬了他。

因为是教会学校，宗教教义是学生的必修课程。校长韦礼士亲自给学生上宗教课。他采用规劝诱导和严厉强制两种方法给学生灌输宗教思想。学生每天早晚两次都要进行宗教祈祷。星期天，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到教堂做礼拜，低年级的学生还要参加唱诗班。这些对成长中的孙中山影响很大。耳濡目染，他既觉得新奇，又感到基督教教义中有关平等、博爱的思想，比起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更让他乐于接受。所以，他一度热衷于圣经学习和参加宗教活动，不知不觉中思想发生了变化。

1882年夏天，孙中山以优良的成绩从意奥兰尼学校毕业。那时，夏威夷还没有归属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夏威夷国王和王后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典礼。国王送给孙中山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以示奖励。这本书由韦礼士校长亲自到农场交给孙眉。孙眉非常高兴，特意办了几桌酒席庆贺。这一消息立即在当地华人中间传开，大家都夸孙中山为华人争了光。

从意奥兰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在哥哥开的商店中工作了一段时间。1882年秋天，他又进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相当于高级中学）学习。他原想从这所学校毕业后，再到美国去留学。但是，因为他与哥哥发生了矛盾，一学期之后，就自动退学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孙中山受学校传授的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对中国的一些东西越发看不惯，经常在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一天，孙中山在商店帮忙，聊天的时候，大家忽然聊起神鬼的问题。孙中山对中国人崇拜神像很不以为然，说人们对一个木偶神像烧香磕头，一点儿用都没有。他越说越激动，指着墙上的关羽画像，大声嚷道：

“这个红脸的关公，中国人都尊称他为关帝，整天对着他磕头祷告，有什么用呢？”

关羽是三国时期的一位历史人物，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人们把他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俗称“关公”。清代皇帝特意追封他为“关帝”，为他立塑像，供人敬奉。移居海外的华人，还保留着这一传统。在侨胞眼中，关公象征着肝胆相照、安危与共、团结奋斗的精神。许多华侨在自己家和开设的店铺中，都供有关羽的神像，虔诚膜拜，不允许有丝毫的亵渎。

账房先生见他竟敢说出如此大不敬的话，非常吃惊，责备他大胆狂妄，竟敢诽谤圣贤。

“你这孩子，实在是太不懂事，怎么可以说出这样没有道理的话！”

“没有道理，你才没有道理呢！我就不信你冲着他磕头，他就能保佑你！”

“小孩子不可以胡言乱语，小心神灵惩罚你！”

“他惩罚我？我今天倒要看一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说着，孙中山上前扯下关羽的画像，狠狠地把它摔在地上。

◎孙中山先生17岁时的照片

这一举动，实在是太意外了。账房先生来不及阻拦，气得脸色发青，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等到他缓过气来，就去找孙眉评理，并扬言辞职不干了。

孙眉对弟弟这种鲁莽的行为也非常生气。他是一个守旧的人，尽管在国外居住多年，但还是抱着中国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国的宗教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平时，孙中山参与基督教的活动就让他很不满意，今天又敢扯毁神像，触犯众怒，简直是无法无天！孙眉决定要好好教训他一下。

谁知，他说一句，孙中山就顶一句，一点儿也没有服输的意思。孙眉觉得孙中山一点儿也没把他这个哥哥放在眼里，更加恼怒，情急之下给了弟弟一巴掌，并警告说，如果孙中山今后不听话，就停止供他上学，送他回国。

孙中山和哥哥争吵过后，就收拾衣物，赌气离开了孙眉家，到学校一位牧师家中借住。牧师劝他等哥哥消气以后再回去。但是，孙中山天生倔犟，既然出来了，就决计不再回哥哥家。况且，他离开家乡已经五年了，很想家，想借这个机会回家看一看。牧师帮他筹集了路费，孙中山准备起程回国。

这一年，他17岁。

 

时空漂流

夏威夷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893年，一群政客和商人在美国的帮助下推翻了夏威夷王国。1898年，夏威夷归属美国。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1993年，美国政府为100年前推翻夏威夷王国而道歉。

 

香港学医

1883年7月，孙中山结束了在檀香山的学习生活，起程回国。他先乘船到香港，然后再换乘回家乡的沙船。

当船驶入珠江口的时候，孙中山站在船舷，抬眼眺望，阔别五年的故乡已在眼前。很快就要见到家中年迈的父母，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默默地念道：“多年不见，家中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船马上就要靠岸了。人们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物品，准备下船。这时，一阵吵闹声把孙中山从沉思中惊醒。

“快！快！开箱检查！”原来是清政府收税的税吏上船进行检查。

五六个税吏大声训斥着旅客，胡乱翻检着他们的箱包，随意挑拣箱包中的东西，从中抄去一些“违禁”物品。不甘心被劫掠的旅客和税吏争执着、央求着，责骂声、求饶声交织在一起，船上像开了锅一样，乱作一团。这些人把船几乎翻了个遍，最后拿起收缴的“禁物”，扬长而去。

旅客们匆忙整理着被翻得凌乱不堪的行李，准备登岸。还没等下船，又有一批税吏吆喝着冲上船：

“都把行李放下，我们要开箱检查！”

一看这些人来势汹汹，好多人把提起的箱包又放了下来。孙中山盯着冲到自己面前的税吏，强压着怒火，解释说：“不是刚刚才查过吗？为什么又要查？”

“刚才是海关检查，这次是收缴厘金！”一个小头目模样的税吏，用一副教训人的口气，大声呵斥道。

旅客们毫无办法，只好再次打开自己的行李，听任他们去翻检。

等到第二批税吏走后，人们长叹了一口气，认为这下总算可以下船了。哪知第三批检查人员又堵住了出口，说要查乘客有没有携带鸦片。

这分明是故意刁难人。旅客们摇头叹气，开始抱怨起来。这时，船老板劝慰大家，说道：

“诸位还是包涵一下吧，得罪了这些人，我们今天可就开不了船啦。”

船老板的一句话，暂时压住了众人的火气。眼看到了家门口，谁也不愿意多在路上耽搁。大家无可奈何地打开了行李，心中却在咒骂这帮混账的东西。

这帮瘟神刚刚被送走，一群手持长矛和大刀的清兵又把旅客拦住了。孙中山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无理取闹的做法，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说：“行李已经被检查三次了，你们还要检查什么？”

“检查什么，检查枪械和火油！”

“笑话！箱子里还能放火油？你们分明是敲诈勒索，真是无法无天！”

“哎，这小子好大的胆子，竟敢这样说话！”清兵们说着，全都冲着孙中山走过来。船主一看这阵势，赶紧来解围，赔着笑脸，说了一大堆好话。可是，船还是被扣了下来。等到第二天，船老板花了一笔钱，才被放行。

许多人责备孙中山不该多事，害得大家在路上多耽搁了一夜。孙中山听后，既伤心，又气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刚一踏上国土，就上了这样一堂永生难忘的课！

望着滔滔不息的江水，孙中山愤愤不平地说：“像这样的国家，老百姓还怎么过！”

父母热情地迎接远方归来的小儿子。看到他长高了，壮实了，言谈之中增添了一种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全家人都很高兴。

可是，在孙中山的眼中，除了父母明显的衰老之外，他觉得故乡的变化微乎其微：破旧的房屋，东倒西歪；村里人更加贫穷，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跟国外相比，简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

和村里人谈起话来，人们麻木、愚昧、无知的样子，让他深感沮丧。许多村民目不识丁，一问三不知，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更不用说再远的地方了。官府催粮逼款，变本加厉地敲诈；百姓逆来顺受，一筹莫展，只说自己是天生受苦的命。

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形，总爱对人说：“人们穷，就是因为官府盘剥。当官的要为民办事，现在他们反倒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就应该造他们的反！”

这些话在乡亲们听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听者往往是掩耳避走，生怕会招惹是非。

孙中山根据自己在檀香山的见闻，提出村子里晚上应该设路灯，安排人值班巡逻，防止盗贼出没；村里的道路也应该重新修造，方便行人。这些想法，对村民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只能招致别人的白眼。乡亲们都把他看成是一个狂妄多事的小青年，对他敬而远之。

孙中山还发现，这几年，村边北帝庙的香火更旺了。好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想通过烧香磕头，改变自己贫穷的生活。孙中山非常看不惯，再三劝解邻居不要去拜神烧香，说那是徒劳无益的事情。

有一次，孙中山路过北帝庙，看到一对老夫妇正跪倒在神像前，使劲儿磕头。桌子上摆着上供的果品。

他走过去，好心好意地对两位老人说：“老人家，您有什么事？何必要求神呢！这不过是一尊泥像，求它有什么用？”

“小孩子，你可不能乱说，冲撞了北帝神，是会遭殃的。”

“这神是假的，是骗人的东西！”

老夫妇吃惊地望着孙中山，不知道说啥才好。

“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敢把他的手给折了，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说着，孙中山就冲上去，掰下了北帝神的手指。

这一举动，着实吓坏了两位老人。他们坐在地上，瞪大了眼睛，看着孙中山，口中念念有词：“罪过！罪过！”

孙中山哈哈大笑，感到非常得意。接着，他走到一尊名叫“金花夫人”的塑像前，使劲刮下它脸上的白粉，边刮边说：“别看你们威风，又能把我怎么样？”说完，大步走出了庙门。

还没等孙中山到家，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在村里传开了。村民们都骂他亵渎神灵，要求孙家修复神像，赔礼道歉。胆小怕事的孙达成，见儿子触怒了乡亲，气得差一点儿晕过去，当即把孙中山赶出家门，要他走得越远越好。

孙中山早已无法忍受家乡闭塞的生活，现在又出了这件事儿，家中待不下去，便和同村最要好的朋友陆皓东商量，一起去香港求学。

1883年11月，孙中山到了香港，与陆皓东一同进入拔萃书院学习英文。同年冬天，他们又一起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孙中山受洗时署名日新，是取《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

第二年3月，孙中山转入香港书院（后改名为维多利亚书院）。该校办学的主要目的是传播西方文化，用英文讲课，并设有中文课程。有一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区凤墀先生，任中文教师。孙中山曾拜他为师，学习古文。区凤墀送他一个号，叫“逸仙”（“日新”的谐音）。

1884年11月，孙中山接到哥哥孙眉的来信后，辍学去了檀香山。1885年，因为再次和哥哥闹矛盾，他在同学的资助下返回家乡。同年5月，19岁的孙中山，与同县一位商人的女儿卢慕贞结婚。在家住了三个月后，他又回到香港维多利亚书院继续读书。

这一年6月，清政府在取得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内阁倒台的大好形势下，竟让李鸿章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也极大地刺激了孙中山，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并直接影响到他对未来职业的选择。

卢慕贞（1867—1952），孙中山的元配夫人。

马上就要从维多利亚书院毕业了，对于将来从事何种职业，孙中山颇费了一番脑筋。他一度想进入陆军或海军学校学习，但没能如愿。经过反复考虑以后，他决定学医。学医的想法，他在檀香山求学时曾经考虑过。

当时，孙中山认识了一位在教会供职的华人，叫杜南山。孙中山曾经跟他学习过中文，便与他就这个问题交换看法。杜南山很推崇宋代名臣范仲淹说过的一句话，“出为良相，退为名医”。他认为，一个有抱负的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首先应该考虑从政，争取做一个清正有为的宰相，造福于社会和人民；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就选择第二条路，做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为老百姓解除病痛。

孙中山的想法很现实。他认为：读书人一心想从政，这条路不一定走得通；即使从政，也不可能很快掌握大权。到那个时候，年老体衰，再想学医术，不要说当良医，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大夫，也为时已晚。不如一方面从医，一方面从政，这样或许能有所作为。

1886年夏季，孙中山进入南华医学堂读书。该校隶属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广州博济医院（今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南华医学堂是一所新式的西医学院，男女生同校。但当时有一些奇怪的规定，比如上课时男女生的座位不仅是分开的，而且中间还隔着布幔。学习妇科课程时，教师只带外国学生和中国女生去实习，不让中国男生参加。

孙中山对这种荒唐的规定非常生气，就去找洋教师。和洋教师争论半天也没有结果，他就直接去找院长评理。他质问道：“同是学生，为什么不让我们中国男生去妇科实习？”

“你们中国人不是遵奉‘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吗？我们美国人没有这些约束。”

“学医是为了治病，中国妇女有了病，男医生能见死不救吗？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

院长听了孙中山的话，觉得非常在理，就改变了那些不合理的规定。以后妇科实习，中国男生也可以参加了。不久，教室里挂着的布幔也撤掉了。

孙中山在努力学习医学课程的同时，也自觉地学习中国文化。家中每月供给他的六元生活费，除了购买日用必需品外，省下来的钱他全部用来购买书籍。他特意购置了一部《二十四史》放在宿舍，以便随时翻阅。一些同学嘲笑孙中山，说他迂腐、虚伪，认为这不过是他的案头摆设，用来装潢门面罢了。一位叫何允文的同学，故意抽出其中的一本来考他，没想到孙中山应答自如。消息传开，同学们都很佩服。

孙中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广泛结交朋友，不论教师、学生、商人、工人，他都乐于接触。一旦身有余钱，他就慷慨地邀请朋友聚餐，纵论时事，宣传救国。等到两手空空、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就不出校门，埋头读书。在学校里，他结识了一位与“会党”有密切交往的同学郑士良。“会党”是当时中国民间存在的秘密社团，成员大部分是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有推翻清朝政府的愿望。孙中山和郑士良谈论政局，非常投机。后来，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联络会党，得到郑士良的很多帮助。另一位好友尤列，也是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读书时认识的。

1887年1月，香港议政局议员、律师兼医生何启，为纪念亡妻雅丽氏，在香港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又在医院内开设西医书院（即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前身）。西医书院成立后，派人到广州招收懂中、英文的新生。孙中山因为对南华医学堂的教学质量不满意，又感到广州不如香港那样言论自由，决定转入西医书院读书。

西医书院采用英国医科五年学制，教学设备完善，师资水平较高。创办人何启，早年留学英国，获医学硕士学位，是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李鸿章和香港总督，都是学校的名誉赞助人。该校教学除了课堂讲授以外，尤其注重临床实习，学生经常到雅丽氏医院门诊室和药房担任医生或药剂师的助手。孙中山是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在这里整整学习了五年。

这是孙中山先生1887年9月转学香港西医书院后，与其同学的合照。前排左三为孙中山。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一方面努力学习医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博览群书，大量阅读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两本书。随着科学知识的积累，他的宗教观念逐渐淡薄，革命思想日益强烈。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对于耶稣教的信仰，随着研究科学而淡薄。当时，我虽然没有放弃耶稣教，但思想上更倾向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学医期间，孙中山非常关心政治问题，总爱和人议论国家大事，抒发爱国情怀，阐述自己的远大抱负。当时，国内正在掀起一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利用西方科学和军事技术，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何启是一位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他不断发表社会改良的观点。孙中山和他关系很好，思想上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孙中山勤于动脑，不满足于口头的议论。他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文章，投到香港的一些教会报纸和上海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他对于改善中国政治局势的见解。

孙中山对中国地理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床前，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上面做满了标记。他经常一个人对着地图思索，研究军事关塞和地形。朋友相聚时，他时常指着地图，语重心长地说：“如此美好的山河，却被昏庸的满清人占据，真令人痛心疾首。”

孙中山经常利用课余、节假日和周末，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研究学问，探求救国真理。在香港，和孙中山关系最好、来往最密切的是陈少白、尤列和杨鹤龄三人。

陈少白，原名闻韶，号夔石，广东新会人，原在广州格致书院读书，来香港后经人介绍，与孙中山结识，两人一见如故。为了能够天天在一起，孙中山没有征得他同意，就在西医书院给他报了名，两人成了同学。尤列，字少纨，广东顺德人，原在广州算学馆学习，1890年毕业后，在香港华民政务司当书记员。杨鹤龄，既是孙中山的同乡好友，又是尤列广州算学馆的同窗，毕业后也到了香港，住在父亲开设的“杨耀记”商号里。

一有空儿，四位朋友就聚集在杨鹤龄家商号的小楼上，畅谈革命。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尊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孙中山表示，自己要做第二个洪秀全，并用“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之类的话，与三位朋友互相勉励。

孙中山对三位好友说：“洪秀全立志反清，事败身死，被清政府诬蔑为‘寇’。我们要完成洪秀全没有完成的事业，岂不成了‘四大寇’？”从此，“四大寇”的称号就流传开了。

孙中山与三位畅谈革命的友人,清末时被称为“四大東”。前排左起为：杨鹤齡、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为关景良。

频繁的社会活动并没有耽误孙中山的学业。他在西医书院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每次学年考试，他总是名列前茅。1892年7月，他参加最后一学年的考试，获全年级第一。接着举行毕业考试，在12门功课中，有10门为优等，两门及格，总成绩为全年级之冠。经过五年的勤奋学习，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学校的教务长、英国人康德黎博士为他颁发了西医书院的毕业执照，并授予他医科硕士学位。

毕业那年，孙中山刚好26岁。从12岁到26岁，孙中山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前后长达14年。至此，孙中山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步入社会，开始谱写人生新的篇章。

行医救世

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到哪里去行医，一时成了问题。

他虽然成绩优异，但是主管医师资格审定的香港医学局却认为，西医书院设置的课程没有达到英国标准，该校毕业的学生不允许在香港行医。

孙中山一向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他想，既然不能行医，那就筹资开一个药店吧！西医书院的康德黎博士非常关心他的前途，听说他准备开一家药店卖药，就劝告他说：“像你这样的高才生，无论如何不能在街头开药店。我想法为你在北京谋一个职位，你看如何？”

在英国，医生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不同于一般做买卖赚钱的商人。在康德黎看来，孙中山开药店，是与医生身份不相称的。

因为李鸿章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康德黎博士便请香港总督罗便臣帮忙，转托在北京的英国公使出面向李鸿章推荐。不久，李鸿章回函，允许孙中山和另一位同学江英华一起来北京听候安排。但是，由于广州两广总督府要求填写带有侮辱人格的履历表，孙中山愤而拒绝前往北京。

正在这个时候，澳门镜湖医院邀请孙中山去行医。孙中山欣然接受了邀请。

镜湖医院怎么会邀请孙中山呢？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上学期间，有一次返乡途中路过澳门，当地绅士曹子基、何穗田、张心湖请他为家属看病。这三个人的家属都病了很长时间，久治不愈，经过孙中山诊治，很快就痊愈了。他的医术给当地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曹、何、张三人都是镜湖医院的董事，听说孙中山毕业后无处行医，就邀请他来镜湖医院。

镜湖医院是一家中医慈善医院，孙中山来后才开始办起西医门诊。1892年秋天，孙中山向镜湖医院借钱，自己办起了中西药局，在澳门正式挂牌行医。

◎澳门镜湖医院大门

中国人一向相信中医，西医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许多人对西医抱着怀疑的态度。人生了病，多去看中医大夫，西医的市场很小，影响也仅限于与外国人接触较多的东南沿海一带。但是，由于孙中山医术高明，态度和蔼，开业的时候，还是吸引了不少病人前来就医。

孙中山最擅长外科手术和心肺科。当时，在中国的医院里，医生做外科手术，不像外国医院那样要求无关的人员回避。每当孙中山做手术时，往往是病人家属、医院的董事们左右站立，好奇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有一次，孙中山接收了一位病人，经诊断发现他体内有一块鸡蛋大小的结石，需要开刀取出。手术那天，许多人像是看演出一样前来观看。只见孙中山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熟练地从病人体内取出结石。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有想到人体内会有这样大的结石。孙中山从此声名大振，登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遇到大的手术，康德黎博士总要前来帮助，师生两人配合默契，相互切磋，孙中山的医术不断提高。

孙中山的医术遭到了澳门一些葡萄牙籍医生的忌妒，他们不满孙中山抢自己的生意，就找借口刁难和排挤他。开始，他们不让孙中山为葡萄牙人治病，并且不让药店给孙中山开的药方配药，这些都不能奏效。于是，这些葡萄牙医生就想出最恶毒的一招，联名向澳门当局控告，说孙中山没有葡萄牙的医学文凭，不能在此地行医。孙中山不堪忍受他们的迫害，只好迁往广州，另谋出路。

孙中山在广州西关设立东西药局，为方便城里人就医，又在双门底圣教书楼开设医务分所。他还在家乡香山县石歧镇，与人合股开设了东西药局分店。

孙中山到广州行医的消息，很快就在大街小巷传开了。许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说有一位从香港医学院毕业的高明大夫，能治各种疑难病症，曾在澳门专门为洋人治病，现在到广州坐堂行医。开业当天，就有不少人前来就诊。

来诊所看病的人，见孙大夫人年轻，没有架子，和病人有说有笑，嘘寒问暖，非常亲切，对待病人像自己的亲友一样，心里觉得非常温暖。病人吃过他开的药后，轻者很快痊愈，重者多有好转。人们一致称赞这位年轻的孙大夫确实名不虚传。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他的老家，人们传说他曾经把一个将要被家人掩埋的“死者”治活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孙中山回乡探亲，路过一个村子，见到地上躺着一个男子，一位年轻妇女正在旁边痛哭失声。周围一群人围着观看，其中有人悄声议论，说这位女子实在是命苦，家中上有卧床不起的公公和婆婆，下有五个年幼无知的小孩子，现在丈夫一死，这个家还怎么维持！

孙中山看到这一情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他仔细地瞧了瞧地上的男子，然后安慰那位妇女说：“你不要太伤心，我看你丈夫可能是气血瘀滞，还有希望治好。你不妨送他到石歧镇，我来给他诊治一下。”

见众人都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孙中山就向人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这位妇女听说丈夫还有救活的可能，赶紧止住了哭声，央求大家把丈夫抬到镇上去。

到了诊所，孙中山认认真真地给这位男子检查了一遍，然后开出一服药，让人给他灌下去。过了不久，那位男子喉咙发响，开始呕吐，吐过之后，慢慢苏醒过来，睁开眼睛，迷惑不解地看着众人。

看见丈夫又活了过来，刚才还哭哭啼啼的女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感谢孙中山救了她丈夫的性命。孙中山急忙扶起她，谦虚地说：“这没什么，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

平时，孙中山对待病人，不论贫富，一律平等相待，从不因为病人贫穷付不起药钱，就不给看病。相反，遇到穷人来看病，他要么少要钱，要么干脆不收钱。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人们公认他是国医高手，就连两广总督衙门的轿子也经常停在圣教书楼诊所门前，接他到衙门为内眷们看病。

如此受欢迎，经济收入自然也很可观。一年下来，孙中山的出诊费和东西药局的卖药所得，加在一起有一万多元。但是，孙中山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收入丰厚的医生。在行医的同时，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从事革命宣传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但要治病救人，还要做“医国事业”。

在行医的过程中，孙中山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人，达官显贵，吏卒衙役，商贩农夫，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形形色色，无所不包。通过与这些人物的交往，他更加痛切地意识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认准了只有推翻清朝统治，中国才有希望，才有出路。

当时，李鸿章的弟弟李瀚章任两广总督。为了搜刮民财，他把广东、广西两省的官职都定出详细的价目表，靠出卖官职大发横财，两广地区被他搞得乌烟瘴气。官府里豺狼当道，贿赂盛行，草菅人命的事时有发生。

有一次，天色已晚，孙中山刚从外面回来，就有两三个人气喘吁吁地抬着担架冲进了诊所。其中一位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朝着孙中山连连施礼，央求道：“大夫，快来看看吧，要不他就没命了！”

孙中山一听，知道来了重病人，赶紧让他们把担架抬进来。他走近担架，掀开被子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只见担架上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身上裹着的血衣，已经和皮肉贴在了一起，显然是受了严重的创伤。病人的鼻孔只存一股游丝，气息奄奄。孙中山让助手帮他一点一点揭开贴在皮肉上的衣服，哪还能揭得下来！浑身上下一片模糊，没有一点儿完好的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能打成这个样子？”孙中山一边给病人包扎，一边询问抬担架的人。

“这是让官府打的。要不是送礼求情，我哥早就没命了。”说话的人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愤愤地答道。

“他犯了什么罪？”

“要是犯了罪，活该挨打。可我哥根本就没有一点儿罪，实在是冤枉啊！”

接着，抬担架的几位七嘴八舌，把事情的原委讲述了一遍。原来，这几位是广州城郊的村民，因为村里一个财主家被盗，丢了一头牛，那财主怀疑是这家人偷的，就告了官。县衙不问青红皂白，把这个农民抓去一顿毒打。这位农民大呼“冤枉”，可他越喊冤，打得越厉害。到了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了，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偷了牛。县衙正要把他定罪收监的时候，真正的偷牛贼被抓住了。真相大白，县衙只好放人。

可怜这位无辜的村民，白白受了一顿苦刑，而县衙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一点儿赔偿也没有。当这家人去抬人的时候，狱卒还敲诈了他们一笔钱，说什么“这里关的全是坏蛋，如果没有做坏事，压根儿也不会到这里来”。

孙中山听了这一番血泪控诉，几乎把肺都气炸了。他对在场的人说：“当官的只知道勒索百姓，残害良民，结果只能是官逼民反。总有一天要把这些人赶下台去！”

过了几天，孙中山有事到澳门去，一位商人朋友到他住的旅馆看望他。闲聊之中，这位商人讲起这样一件事：一些从日本回来的生意人，说日本正在加紧备战，准备和清军交战，抢夺中国的山东半岛。日本的兵舰已经开到了朝鲜海面，可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却一点儿也没有觉察。真不知道一旦打起仗来，会是怎样的结局。另外，外国报纸上讲，慈禧太后为庆祝寿辰，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孙中山和朋友们议论起国事，忧心忡忡，感慨地说：“中国就要亡在满清政府手中，我们总不能坐视不动啊！”

面对黑暗的现实，孙中山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他行医一年之后，把药店的事务全部交给雇来的伙计，自己每天只用两三个小时看病，其他时间全都用在交游上。他利用医生的身份，与社会各个阶层广泛联系，积极物色和结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流思想，讨论救国的方法，为将来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作准备。

广东水师有一位舰长叫程璧光，患有胃病，孙中山利用治病的机会，积极和他接触。他对程璧光说，每天去野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有助于治疗。程璧光接受了这个建议。以后，孙中山亲自陪他散步，借机做他的工作，激发他的革命精神。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成了朋友。在从西医书院毕业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孙中山先后结识了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和程奎光兄弟等志同道合的朋友。

由于清政府的高压统治，许多人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政府。人们在暗中结成联盟，组成一个个地下帮会，如天地会、三合会、四川“袍哥”等，这些团体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清势力。孙中山意识到，这是一些可以利用的力量，就设法与他们加强联系。这些帮会，后来在孙中山发动的历次起义中积极参与，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孙中山的同乡好友陆皓东，1890年从上海电报学堂毕业以后，被派到安徽芜湖电报局工作。他时常回广州，和孙中山一起商讨救国计划。为了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场所，陆皓东将翠亨村自家的田产卖掉，与尤列、周昭岳等人合资在顺德县北水乡创办了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会党的秘密场所。

广州南园抗风轩，是广雅书局的办公地。孙中山经常和好友们在那里聚会，交流思想，议论时局，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1893年冬天，孙中山和郑士良、陆皓东、尤列、陈少白、周昭岳、魏友琴、程耀宸、程奎光八人聚会抗风轩，再一次讨论如何进行救国事业。

时值隆冬，乌云密布，北风怒号，街上行人寥落，万木凋零，一片萧瑟的景象。也许是外面的景象感染了众人，大家见面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说说笑笑，而是显露出凝重的神色。简单的寒暄过后，孙中山提出了一个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就是要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一个革命组织，以便今后开展反清斗争。大家一致同意他的这个提议。由于目前联系的人数有限，建立组织的条件还不太成熟，有人建议以后再商量建立组织的具体事宜。

当谈论到活动的目的时，大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孙中山说，现在的清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压制汉人，只有用武力彻底推翻清王朝，恢复汉族统治，中国才能获得新生。陆皓东却认为，现在中国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一旦发动内战，西方列强就会趁虚而入，中国将面临亡国的危险。与其这样，不如采取改良的办法，用和平的手段来消除社会弊病，恢复国力，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在座的不少人都觉得陆皓东的话言之有理。

孙中山见大家如此，便开导众人说：“清政府好比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绝不是两三服药能治得好的。病根就是满洲贵族的昏庸统治，此病不除，中国谈不上什么富强！”

“那照你的意思，我们该如何做呢？”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

“好一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听孙中山说得如此精辟，在座的人禁不住为他喝彩。

接着，他们开始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莫衷一是。

“国事一天比一天糟，可我们现在势单力孤，真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有人讲出了自己心中的疑虑。

“是啊！你我徒有报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

尽管大家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但眼前并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此言一出，在场的人谁也没有说话，屋内陷入长时间的沉默。窗外，一阵狂风吹过，卷起漫天黄沙。

沉默过后，不知不觉，话题又转到了对朝廷的评价上。

“李鸿章和左宗棠是当今朝廷重臣，又都是汉人出身，他们提倡学习洋人，开办船厂和学堂，大搞洋务运动，试图通过此道使中国兵强国富。这样的人，如果能为我所用，不失为一条路子。”

“这些人不过是清廷的走狗，无论如何也不会为百姓着想。”

创立兴中会

1894年1月，孙中山简单安排了一下药店的事务，没有向广州的朋友打一声招呼，悄悄离开喧闹的省城，一个人回到翠亨村，在家中闭门不出，开始构思一个新的计划。

他想把自己对政局的看法和改良国家的意见写成一封信，交给李鸿章，希望李鸿章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以此来实现救国的目的。这个大胆的设想，是他离开省城前在南园抗风轩与友人交谈时想到的。

李鸿章，号少荃，安徽合肥人，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管清政府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是洋务派的首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引进了一些生产机械和科学技术，先后创办了一些近代军工和民用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等，还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这些洋务企业为李鸿章赢得了不小的声誉，有人把他比作德国首相俾斯麦。俾斯麦因为使用武力统一了分裂的德国，确立了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被人称作“铁血首相”。由于李鸿章提倡变法自强、学习西方技术，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把他看作是清朝的“中兴之臣”，幻想着他能够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国运。

◎李鸿章

早在香港求学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接触到一些主张社会改良的人，思想上受到影响。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何启，就是一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人物，他的一些观点影响了孙中山。毕业以后，孙中山还和香山县同乡、曾任清朝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的郑藻如有过书信往来，探讨效法西方，进行社会改良的办法。

孙中山年轻奔放，满腔热情，政治上还不成熟，难免产生一些天真的幻想。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确实为中国带来了一股新风气，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渴望祖国富强的中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上李鸿章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孙中山毕业时还曾求他找过工作，因此，孙中山觉得，像李鸿章这样一位在朝廷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建议来治理国家，中国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就可以改变腐败、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孙中山梦想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来打动李鸿章，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尽快变成现实。

孙中山似乎看到了中国振兴的希望，一股强烈的愿望激励着他，一个诱人的理想感召着他，他心中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无法平静下来。他回家乡的目的，就是要埋下头、静下心，尽快把自己要表达的思想理清，拿出一个完整的改良计划，然后再想办法转交给李鸿章。

孙中山把自己关在屋内，夜以继日，苦思冥想，经过十多天的构思和写作，他写成了一篇七千余字的长信——《上李鸿章书》。在这封信中，孙中山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治理国家的建议：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榜样，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改革教育和选拔人才制度，以达到“人能尽其才，物能尽其用，地能尽其利”，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目的。他认为，如果政府能采纳他的主张，不过20年，中国就能赶上并超过欧洲。

信写好以后，孙中山兴冲冲地返回广州，马上就去找好友陈少白。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朋友们好多天找不到他，正在议论他的去向。一见面，陈少白就问他这些天干什么去了。孙中山没有回答他的问话，而是从口袋中掏出那封信，在他面前晃了晃，诚恳地说：

“你先别问，帮我看一看这封信，替我斟酌一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陈少白很纳闷儿，不知道孙中山究竟要干什么。他伸手接过信，边看边自言自语：“《上李相傅书》（李相傅即李鸿章，是当时人们对他的尊称）……”

陈少白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天你躲起来，为的是这件事啊！为什么不事先打声招呼？”

“我想先理一个思路，然后再告诉诸位。如果行得通，我们不妨一试。”

“你可真有两下子！”陈少白用赞许的口吻说。

陈少白也赞同孙中山的做法，马上帮助孙中山修改信稿，逐字逐句，反复斟酌。

孙中山在广州的朋友们很快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因为信中说出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所以大家都希望这件事能成功。

孙中山知道，自己是一个平民百姓，想拜见当朝一品大员，没有人帮忙介绍，那等于做白日梦。众人商议的结果，决定求助于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老板盛宣怀。此人是李鸿章的亲信，在李鸿章面前能说上话，如果能求他写一封推荐信，事情会好办一点儿。

陆皓东对上海非常熟悉，愿意陪孙中山一同前往。2月上旬，两个人风尘仆仆，前往上海。

在上海，孙中山得到了另外一位洋务派思想家、香山籍商人郑观应的帮助。郑观应积极地从中牵线铺路，转求别人代为联系。随后，孙、陆二人搭乘海船，满怀着报效国家的无限希望和热情，到天津求见李鸿章。

结果，孙中山碰了壁。1894年6月，孙、陆二人到达天津。当他们把推荐信和《上李鸿章书》呈给李鸿章之后，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他们在天津等了多日，根本没有见到李鸿章。满怀的希望化为泡影！再等下去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两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就在孙中山北上上书期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近代日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为了掠夺资源和土地，一直觊觎着邻近的朝鲜和中国。1894年7月，日本政府实施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派军队入侵朝鲜，劫持国王，组成傀儡政府，并且进攻应朝鲜政府请求驻守在那里的清朝军队。随后，日本海军在丰岛海域击沉清军运兵船“髙升”号。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在朝鲜的清军消极应战，节节败退。在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著名的北洋水师管带邓世昌等人壮烈殉国。

清政府委曲求全，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沙俄出面进行调停。但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拒绝调停。日军兵分两路，第一路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边境；第二路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侵犯旅顺、大连，妄图一举吞并中国。中国再一次遭受外敌入侵，处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

孙中山怀着愤懑的心情离开了天津。南下途中，孙中山与陆皓东游历了天津、北京、武汉等地。旅途见闻让他们心灰意冷。京津两地，虽然近在天子脚下，但政治腐败，百姓贫穷，比广州还要严重。上书失败，孙中山对清政府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意识到上书请愿的方法无济于事，这条道根本行不通。

途中，他听到甲午战争爆发的消息后，非常震惊。他感到徒有救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留在国内实在是太压抑，他决定出国到海外华侨中间宣传革命，寻找救国的道路。

10月，孙中山得到郑观应的帮助，办理了出国护照。他从上海出发，取道日本，第三次来到檀香山，开始以海外为基地，从事反清斗争。

经过多日的海上漂泊，孙中山又一次踏上了这块他早已熟悉的土地。他首先到茂宜岛去找大哥孙眉，说明自己的来意。

这一次，出乎孙中山的意料，大哥不仅一点儿也没有责怪他，而且热情欢迎，并答应尽力帮助他。

在海外生活多年，孙眉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守旧，开始关心天下大事。他亲身体会到作为一个华侨，因为自己的国家贫穷落后，在海外也被人瞧不起，遭人白眼。他认识到弟弟从事的是高尚的事业，决定全力支持他。除了为他安排好吃住外，还为他介绍可供联系的华侨。孙中山非常感激哥哥的鼎力相助。

当时，檀香山有华侨两万多人，他们垦荒种地，经营甘蔗园或从事商业，当中有一小部分人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成了资本家。这些人虽然远离祖国，但家人和亲友仍留在国内，不少人经常回国，与国内的联系很多。孙中山把这些华侨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开始在他们中间宣传反清思想，以争取更多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在檀香山来往穿梭，四处游说，进行苦口婆心的宣传。但是，大部分华侨安于现状，思想上还很保守，认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作乱谋反，一旦照着他的话去做，不但自己是死路一条，而且会招致家破人亡，祸灭九族。在许多场合，常常是孙中山刚一开口，听的人就掩耳避走，生怕多听一句，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更不用说去响应他的号召了。尽管如此，孙中山一点儿也不气馁，仍然尽力做华侨们的工作。

孙眉向孙中山推荐自己的好友邓荫南。邓荫南在茂宜岛从事榨糖业，工厂中有几千名华人，生意很赚钱。此人爱好打猎，练就一手绝技，能够从身后反手击鸟，百发百中，又能自制炸弹。孙中山听了哥哥的介绍，非常高兴，料定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一心想结交他。邓荫南听了孙中山的宣传，觉得句句在理，心悦诚服，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表示要用自己的全部家产来资助革命。两个人定下了生死之交。

宋居仁是一家西餐馆的老板，平日接触到的多是洋人。他在生意上经常受到一些洋人的无理刁难和欺负，一向怀有不平之意，非常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使中国早日强大起来，让在海外的华人挺起脊梁。有一天，孙中山到他的餐馆来吃饭，见他是一个中国老板，就和他攀谈起来。孙中山感到此人很有爱国心，就向他大讲革命的道理，鼓动他参加反清行动。宋居仁听完孙中山的话，心中豁然开朗，觉得照孙中山的话去做，中国就有希望。从此，宋居仁也成了孙中山的拥护者。

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活动，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终于得到一些人的认同，有二十多人愿意投身到反对清政府的斗争中。对于孙中山来说，在风气未开的檀香山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容易。他决定因势利导，在这些人中间建立起一个革命组织。

1894年11月24日，在火奴鲁鲁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家中，经孙中山提议，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孙中山、何宽、李昌、程蔚南、邓荫南、宋居仁等二十多人。

◎这是孙中山先生撰写的《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

大家推举孙中山为主席，举行了庄严的入会仪式。在孙中山的提议下，入会的同志高高地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那洪亮的声音，饱含着对祖国的一片热爱之情，饱含着对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满腔愤怒，长时间地回荡在会场上，萦绕在与会人的耳畔。

孙中山望着会场上的各位同仁，心情十分激动。在出国之前，他已经和朋友们酝酿过，准备成立兴中会，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现在这一组织终于正式成立了。“兴中”即振兴中华的意思。这些背井离乡、心系祖国的热血华侨，共同发出了救国救民的呼声！

接着，入会人员开始讨论兴中会宣言和组织章程，并推举负责人。在《兴中会章程》中，鲜明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特别强调设立兴中会的目的是“专为振兴中华”，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章程规定，本会的干部由全体会员举荐。大家推举永和泰商号经理刘祥和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会址设在“华人消防所”二楼。每个会员捐银五元作为会费。在募集起义经费时，大家议定，革命成功之后，以千还百。各位会员踊跃捐款，其中以孙中山的兄长孙眉捐款最多。这次兴中会共筹得会费一千余元。

兴中会成立后，立即派会员到檀香山各埠扩展组织，发展会员。宋居仁到茄荷蕾埠，建立了以孙眉为主席的兴中会分会；孙眉又到百衣，建立了以邓荫南为主席的兴中会分会。数月之间，会员由原来的二十多人发展到一百多人。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一次武装起义

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后，立即着手准备武装起义。

孙中山召集宋居仁、夏百子等二十多人组成操练队，聘请一名丹麦人做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

1894年11月，日本侵略军攻占了旅顺、大连，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京津局势岌岌可危。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国内的朋友给孙中山写信，告诉他目前国内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武装起义，要他尽快组织力量回国。

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认为这正是武装推翻清王朝的好时机，当即决定回国。但是筹集到的军费很少，只有一千多美元，根本无济于事。孙眉见此情形，没有和弟弟商量，就把自己牧场内的几百头牛以每头六七美元的价格贱卖了，把所得的款项全部作为起义资金捐了出来。邓荫南也变卖了自己的全部家产，交给了孙中山。这样，共筹得军费13000美元。

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香港。紧随其后，邓荫南、宋居仁、夏百子等人也相继回国，分别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香港的朋友热情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召集好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和杨鹤龄等人，向他们通报了檀香山兴中会成立的情况。大家听后拍手称快，并提议成立香港兴中会。

1895年2月21日，在中环士丹敦街13号，兴中会香港总部正式成立。为了掩人耳目，会址外面挂上了“乾亨行”的招牌，以商行的名义作掩护。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尤列、杨鹤龄、朱贵、丘四等数十人参加了兴中会。在孙中山的劝说下，香港辅仁文社的成员杨衢云、谢缵泰等人也加入了兴中会。

◎孙中山先生与陈少白（右）、郑士良（左）的合照。

随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分别到广州秘密串联，建立了广州兴中会，会员达数百人。孙中山过去的一些老朋友，如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等人也相继加入。

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后，孙中山同大家商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起义的地点选在广州。因为广州距离香港最近，便于筹备军费和枪械。

就在兴中会加紧准备广州起义的时候，接连发生了两起举国震惊的事件。持续了近十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政府的逼迫下，清政府派李鸿章到马关（今称“下关”），与日方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多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等，中国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国人闻讯，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纷纷声讨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强烈要求废除这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5月2日，广东举人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进士考试的18省举人，集体向光绪皇帝上书，抗议政府向日本屈膝求和，出卖国家权益，要求政府变法图强。康有为等人的上书，被专横的清政府拒绝，充分暴露出清政府顽固、无能、腐败的丑恶嘴脸。清朝统治危机四伏，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整个社会如同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形势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孙中山和他周围的同志。为了发动起义，孙中山以医生的身份作掩护，往来于香港和广东之间，和陆皓东、郑士良、杨衢云一道，积极联络广州一带的民间组织，如会党、绿林好汉，以及清朝绿营士兵和广东水师，募集武装起义人员。

同时，孙中山还注意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他联络香港两家英文报纸，连续发表鼓动推翻清王朝、改造中国的文章，扩大兴中会的影响。孙中山还多次走访日本驻香港领事，幻想得到日本政府的财力支持。

香港报纸不断登载兴中会的革命言论，新加坡的一家报纸还刊登了一位兴中会会员致光绪皇帝的公开信，说明了兴中会的意向，这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经过清政府的多次交涉，香港当局下令关闭了兴中会的办公地点——“乾亨行”。兴中会不得不把聚会联络的地点改在一家酒楼上。

经过半年的积极活动，兴中会从国外购得600支新式手枪。驻扎在广州附近的清军水师、巡防营也建立起秘密的革命组织，周围几个县的会党也答应参加广州起义。10月6日，兴中会召开会议，商定了攻取广州的军事计划。起义的时间定在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这一天正是广州人省亲扫墓的日子，来往进出城门的人很多，便于起义人员进城。

孙中山部署了起义分工，决定由他和陆皓东、郑士良等人到广州指挥军事；杨衢云等人在香港负责购买军械，招募起义人员；采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的旗帜。大家商定，起义那一天，由朱贵全等人带领400名勇士从香港出发，装扮成工人模样，把手枪装在桶内充作胶泥，混入城中；城内的同志里应外合，联络的口号是“除暴安良”；进城后，分头占领各衙门和清军驻地。同时，附近各县的会党成员从四面八方攻城，一举夺取广州，建立反清根据地。

安排停当后，孙中山亲赴广州，在广州东门外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设立机关和接待站，接纳来往同志，贮藏武器和文件；又安排美国化学师奇列在珠江南岸设置炸弹制造所，成立炸弹队，用两只小火轮作为运输工具。此外，孙中山还发起成立了“农学会”，以研究农业问题作掩护，发展会员，吸收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的各界人士，以扩大革命力量。广州当局压根儿就没想到创办农学会的真正目的，李鸿章的弟弟李瀚章竟派人送来了白银2000两，作为农学会的经费。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孙中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怀着兴奋、焦急和渴望的心情，度过了起义前的日日夜夜。

10月25日夜晚，广州附近的各路人马，打着来省城扫墓的旗号，手持灯笼火把，浩浩荡荡地从四面八方朝广州城进发，迅速云集城下。炸弹队也潜伏在城内的交通要道附近，伺机爆破。珠江口停泊的清军“安澜”“镇涛”两艘军舰，也被兴中会会员程奎光控制，准备接应城内的起义军队。

10月26日，天刚黎明，几路会党、绿林和三元里民团的首领就聚集在起义的总机关等候命令。只等孙中山一声令下，马上攻占原定的目标。

等了很久，却不见孙中山到来。

郑士良、陆皓东两个人心急如焚，派人去寻找孙中山，一直没有回音。在场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喉咙眼儿里，不知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情。

到了上午8时，孙中山才急匆匆地赶到，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香港方面出了问题，杨衢云从香港拍来电报，说“货不能来，延期两日”。

原来，负责招募人员和运输武器的杨衢云，在孙中山离开香港后，用欺骗手段在招募的人员中，组成了一支个人卫队，把最好的枪支分给个人卫队使用，引起众人强烈不满，不再听从他的调遣。杨衢云指挥失灵，致使船只无法按期开往广州。杨衢云没有如实向孙中山通报情况，而是说由于租船耽搁，推迟两天再行动。

◎革命时期的孙中山

杨衢云的错误行为，打乱了原定的起义计划，起义人员陷入万分被动的境地！当时，潜伏在香港的清朝官府密探韦宝珊，刺探到兴中会准备在广州起义的情报，立即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了此事。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竟会出现这种事情。怎么办？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听完孙中山介绍的情况后，面面相觑，又急又气，一时谁也拿不出对策。

孙中山气愤地说：“香港的人员和枪械不能及时到达，起义就无法如期进行。拖延下去，恐怕要出问题。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我看应该马上解散队伍，停止行动。给香港发电报，让他们暂时不要往广州发货。”陈少白失望地说。

陆皓东听后，不以为然。他说：“如果这样，我们半年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事已至此，与其无功而返，不如拼死一搏，利用现有人马，在广州搅它个天翻地覆。”

“不行，香港的主力军不到，等于釜底抽薪。冒险行事，必定自取灭亡，我看还是应该从长计议。”郑士良思考很久，才说出自己的观点。

孙中山听完大家的议论，最后下定决心，说：“趁现在事情尚未暴露，赶快分头通知城内外各路人马，发给路费，让他们从原路撤回，以后再待机而动。”

众人同意孙中山的意见，开始分头行动。集结在城内外的起义人员，得到消息后，趁着混乱开始撤离。

孙中山吩咐身边的同志，立即电告香港杨衢云，停止运送人员和武器到广州；销毁存放在城内各秘密联络机关内的文件，准备撤退。陆皓东带领几位同志去云岗别墅，准备销毁放在那里的广州兴中会名册，以免落入敌手。临行前，他与孙中山商定，等黄昏完事后，两人在水鬼潭码头会合，一同离开广州。

就在孙中山与众人商议撤走起义人员的时候，两广总督得到密报，急急忙忙抽调军队在广州城内实施戒严。大街小巷，关口码头，布满了清军和巡丁。便衣暗探四处活动，窥探起义动向，形势十分紧张。

这时，又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兴中会会员朱淇在家中写了《讨满檄文》，准备在起义发动后布告市民，被他的哥哥朱湘发现。朱湘是清朝举人，当时在广州西关清平局任职，见弟弟密谋造反，生怕连累自己，便冒用朱淇的名义，向广州侦缉队队长李家焯自首。李家焯听到这个消息后，不敢怠慢，赶紧向两广总督报告，然后带人到王家祠和张公馆等处进行搜捕，但一无所获，随即又转向云岗别墅。

当晚，陈少白乘船返回香港。孙中山坚守广州，处理善后事宜，等和陆皓东会合后一起撤离。谁知，陆皓东在云岗别墅被埋伏在外面的清军包围，落入虎口。

杨衢云接到孙中山从广州发来的电报时，已经是10月27日。当时，七箱枪支弹药已经装船。杨衢云明知事情突变，却执意开船，命令朱贵全和丘四带领二百多人，押船开向广州。同时，拍电报给孙中山，说：“接电已迟，货已下船，请接。”

28日清晨，当朱贵全、丘四一行四十多人乘坐“保安”号轮船抵达广州港的时候，码头上不见兴中会的同志接应，而南海县县令和广州侦缉队队长李家焯已经率兵在此埋伏多时，张网待捕。因为枪支全被其他货物压在下边，一时无法取出，朱贵全、丘四一行四十多人束手就擒。接着，程奎光、程耀宸兄弟也先后被捕入狱。

孙中山一直在城内坚守了三天，始终没能等到陆皓东。形势越来越紧张，最后万不得已，他化装成一名商人，乘坐小汽艇逃离广州，取道澳门，折回香港。至此，广州起义计划胎死腹中。

◎陈皓东

两广总督谭钟麟深知案情重大，责令南海、番禺两县审理此案，严刑拷打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人，企图让他们招出同党，以便一网打尽。审讯时，几位义士临危不惧，义正词严，怒斥清政府的罪恶行径。

陆皓东面对清吏，慷慨陈词。他说：“我陆皓东，今年29岁，与同乡孙文志同道合，痛恨异族政府的腐败专制，官吏的贪污庸俗。每当我想到这些令人伤心的事情时，禁不住泪流满面。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建立独立自主的民国，是我们的共同志向。虽然今天起义失败，但我一个倒下了，后继者是永远斩不尽杀不绝的！”

刽子手见陆皓东不肯屈服，大施淫威，残忍地用铁钉插到他的手指中间，用锤子敲掉他的牙齿。酷刑用尽，陆皓东始终坚贞不屈，他嘲笑敌人：“你们用严刑拷打我，但我心已坚，皮肉之痛，不足挂齿，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11月7日，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义士慷慨就义。程奎光被600军棍活活打死，程耀宸囚死在狱中。

革命义士的鲜血，浸透了广州城，染红了珠江水。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疯狂地追捕革命党人。广东按察使衙门发出告示，悬赏重金捉拿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等人。清政府还电令驻亚洲、欧洲、美洲各国公使，严密监视流亡到海外的革命党人。港英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宣布自1896年3月起，五年之内不允许孙中山在香港居留。孙中山因此成为名闻海内外的革命者。

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追捕，11月12日，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一道，搭乘日轮，离开香港前往日本。

从此，孙中山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时空漂流

关于“公车上书”的真实性，近年来，有学者根据有关资料研究后认为，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即“公车上书”）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就没有去送。

 

伦敦蒙难

为了迅速撤离香港，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暗中打听从香港开往海外船只的情况。近期只有一艘到日本的“广岛”号货船还没有满员。别无选择，他们只好订下这趟船票，准备到日本暂避一时。

1895年11月17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一行三人，搭乘“广岛”号匆匆离开香港，开始了广州起义失败后的流亡生活。

在日本，他们人地两生，举目无亲。船抵神户港，三个人上岸停留了几天，找不到安身的地方，只好又随船到了横滨。他们离船上岸，迈着沉重的脚步，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沿途的风景没有引起他们丝毫的兴致，望着眼前一片陌生的世界，三个人心头沉甸甸的。

“到哪儿去落脚呢？”孙中山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在脑海中努力搜索着以往他认识的人。

“对，有了！”孙中山兴奋地脱口而出道。

陈少白、郑士良两个人回过头看着孙中山，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好办法。

原来，孙中山去年从檀香山回国的时候，途经这里，通过华侨商贩陈清，认识了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商人，名叫谭发，广东三水人，在横滨开一家服装店。孙中山和他谈起革命的道理，谭发非常佩服孙中山。分手时，两个人依依惜别，谭发对孙中山说：“今天分手，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今后如果有用得着小弟的时候，只管说，我会尽力帮忙。”谭发还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孙中山。

孙中山向两位同伴讲了这件事，陈少白、郑士良精神为之一振。三个人当即照着地址去找这位广东同乡，一路询问，终于找到了开服装店的谭发。

他乡遇故知，那是最让人高兴的事。孙中山向谭发说明来意，谭发二话没说，就给他们租了一间房子，让他们暂时安顿下来。

休息了两天，孙中山提出想结识一些当地的华侨。谭发就带他们去拜访一家文具商店的主人冯镜如和冯紫珊兄弟。

冯镜如是一位爱国华侨，天生一副侠义心肠。他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自愿剪去发辫，发誓与清王朝誓不两立，人们戏称他为“无辫仔”。上一次孙中山路过此地时，冯氏兄弟也听陈清介绍过孙中山，当时就很想与他结交。因为船马上要开了，孙中山便托陈清把《兴中会章程》转送给他们。孙中山在广州发动起义，日本报纸作了详细的介绍。孙中山刚抵达日本，就有一家报纸以《支那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日》为题，对此作了专门报道。得此消息，许多华侨都想见一见孙中山，冯氏兄弟心情更切。

今天双方相遇，冯氏兄弟的欣喜之情，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在场的还有冯镜如14岁的儿子冯懋龙（后来改名冯自由）。孙中山向众人介绍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和国内的现状。冯氏一家当即表示，愿意和孙中山一道，共同努力，推翻清朝统治。一席话说得孙中山热血沸腾，精神为之一振。几个人商议，应该先把在日本的华侨团结起来，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宣传革命，扩大阵营。经冯紫珊联系，先后有二十多位华侨加入兴中会，大家推举冯镜如为会长。

经历了一次战斗的考验，孙中山成熟了许多，革命的斗志愈发坚定。他毅然剪掉自己头上的辫子，脱去身上的长衫和马褂，换上西洋服装，嘴唇边也蓄起两撇儿胡须，立志做一个职业革命者。

日本华侨中间，很多人对革命不理解，愿意赞助革命的人不多。孙中山感到在此地难以开展工作，和陈少白、郑士良商量后，决定分头行动：郑士良回国联络会党，召集余众，以待来日卷土重来；陈少白留在日本，继续做日本华侨的工作；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到美洲华侨中间宣传革命。

这时，他们出国所带的旅费已经用光。孙中山希望横滨兴中会能借500元作旅费。一些会员借口“有心无力”，不肯出钱；几位富有的会员，听说借钱，找借口退出了兴中会。冯紫珊见状，觉得既寒心又生气，最后自己一个人筹集了500元，交给孙中山做路费。孙中山给陈少白、郑士良每人100元，然后自己孤身一人，前往檀香山。

◎断发易服后的孙中山

◎孙中山（后排右四）和流亡至美国的家人在檀香山合影。

12月底，孙中山到达檀香山，受到哥哥孙眉的热情接待。生性豪爽的孙眉，拍着弟弟的肩膀，鼓励他继续努力，不要气馁。孙中山十分感动。更让人高兴的是，陆皓东的侄子把孙中山在国内的家人接到了檀香山，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在檀香山停留了几个月，孙中山打算到美洲大陆去宣传革命。临行之前，孙中山巧遇回国途中路过檀香山的康德黎夫妇。孙中山喜出望外，告诉老师他不久要赴美国，然后顺道去英国。康德黎夫妇给他留下伦敦家中的地址，欢迎孙中山到英国后到他家中做客。然后双方匆匆话别。

孙中山的美洲之行并不理想。美洲大陆的华侨对国内革命一点儿也不热心。孙中山横穿美洲大陆，从太平洋东岸的旧金山到大西洋西岸的纽约、芝加哥，在华侨中鼓动推翻清朝统治，但收效甚微。

清政府把孙中山看成是洪水猛兽，不惜花费金钱，在世界各地收买“眼线”（即花钱雇用的盯梢人和内线），沿途跟踪孙中山，试图加害于他。孙中山的美洲之行，受到清朝驻美领事馆的严密监视。一个暗探为探明孙中山的真实身份，潜入旅馆，把他随身带的书籍偷走。驻美公使杨儒，把孙中山在美国的行动侦察得一清二楚，随时电告国内和清政府驻各国使领馆。只是条件不允许，清政府迟迟没敢对他下手。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离开美国，乘坐“麦歇斯底”号轮船赴英国利物浦。

杨儒得此消息，立即发电报给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孙文于九月二十三日礼拜三，搭MAJESTIC轮船，至英国黎花埠登岸。”

龚照瑗接到杨儒的电报后，不敢掉以轻心，立即派使馆二等参赞、英国人马格里与英国外交部相商，要求英国政府协助捉拿孙中山。英国外交部答复说，不能按照香港的有关规定予以支持，不然英国司法机关将加以干涉和阻止。此计不成，龚照瑗让马格里出面雇用斯赖特侦探社赴利物浦追踪孙中山。

但是，孙中山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没有想到，大祸将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一踏上英国土地，清朝驻英使馆布下的陷阱就已在等候他了。

9月30日，孙中山抵达利物浦，然后转乘火车，于10月1日早晨到达伦敦，住在斯屈朗街赫胥旅馆。第二天，孙中山去覃文省街探望老师康德黎。康德黎把他安排在附近的葛兰旅店住下。

因为在美国曾遭人盯梢，孙中山这次到英国也很小心。一路上他左顾右盼，没有发现一位中国人，就放心多了。岂不知他的一切活动，早被一个高鼻深目的洋人密探侦查得一清二楚，随时把情报报告给清政府驻英使馆。龚照瑗致电国内：“该犯现由美到英，改洋装无辫。（英）外（交）部不能代拿，现派人密尾行踪。”

孙中山到伦敦以后，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市政厅博物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等名胜古迹。英国贸易发达、车马繁盛、人民富足、秩序井然的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想到祖国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惨状，孙中山伫立街头，感慨万千。

因为旅馆距康博士家很近，孙中山每天都到老师家中拜访，在他家中看书，或者和他家人一起用餐。康氏夫妇待他非常友好。

不知不觉中，一个星期过去了。

10月6日，孙中山与康德黎一家人共进晚餐。席间，康德黎笑着对孙中山说：“我家离清使馆很近，你愿意光临吗？”

孙中山笑着回答说：“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

清使馆位于波德兰广场，距康德黎家不远。孙中山刚到伦敦的时候，康德黎夫妇怕他道路不熟，误入使馆，就曾提醒过他。这一次，康德黎不过是跟他开一个玩笑。

康太太听丈夫说出这样的话，感到特别意外，她冲着孙中山认真地说：“你千万不能到清使馆去。那些人正愁找不到你呢。”

看着太太一脸严肃的样子，康德黎急忙解释道：“夫人，我只是开一句玩笑。”

康太太耸一耸肩，没有再说什么。

谁也不会料到，几天以后，这句玩笑真的变成了事实。

前几天，孙中山去看望另外一位在西医书院任教的老师、第一任教务长孟生博士。孙中山和孟生博士聊天时，还特意讲到这个问题。孟生博士介绍了去清使馆的路线后，孙中山反倒顿生好奇之心，他不相信清政府的魔爪能伸到这里。有一次，他还特意去波德兰广场，在使馆外逗留了很久，观察那里的情形。见使馆门外一片冷清，他甚至产生了冲动，想到使馆内去看个明白。

10月11日，上午10点30分，孙中山从葛兰旅店出来，步行到康博士家中。昨天他已经跟康氏夫妇约好，一起去教堂做祈祷。因为时间尚早，孙中山放慢了脚步，边走边观看沿途的街景。不知不觉中，竟走入一条从未走过的街道。

忽然，有一位华人迎面走过来，微笑着向孙中山打招呼，用英语问道：“先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孙中山毫无戒备，顺口答道：“我是中国人。”

那人听后，两眼放光，高兴地说：“那我们是同胞啦！他乡遇亲人，真是太好啦！敢问先生是何省人氏？”

“我是广东人。”

那人一把拉住孙中山的手，高声说道：“真是幸会、幸会，兄弟我也是广东人，姓宋名芝田。能否赏光到寒舍一叙乡谊？”

孙中山见此人热情过了头，顿时心生疑惑，推脱说：“我还要去一位朋友家，改日再叙吧。”

正在这时，从对面又走过来一个人，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一看便知道是个中国人。

来人冲着宋芝田说：“宋兄，你怎么在这里？我在家等你多时了。”然后，指着孙中山问道，“这位仁兄是……”

“廷铿，这是我刚刚认识的一位同乡，还没有来得及请教尊姓大名呢！”

“敝人姓陈，来这里看一位英国朋友。”孙中山多了一个心眼儿，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被称作“廷铿”的人连忙自我介绍，说道：“敝人姓邓，名廷铿。大家既然是同乡，何不一块儿到我住处稍聚片刻，以慰乡情？”

“初次相识，实在太唐突。况且我有约在先，还是改天再说吧！”孙中山边说边走。

哪知这两个人一左一右，紧跟着孙中山不放，左拉右拽，不肯撒手。拖拉之间，临街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两个人用力拉着孙中山进了门，只听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孙中山再想出去已经不可能了。

进门以后，孙中山看到有许多华人在房中，其中不少人穿着清朝官服，或坐或站，忙忙碌碌。孙中山立刻意识到自己被劫持到了清朝使馆！

随即，孙中山被带到三楼一间小屋内幽禁起来。外面有人站岗，小屋窗子上钉着铁条。从此，孙中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第一个光临这间小屋的是英国人马格里，正是他派人盯梢，参与诱捕了孙中山。

马格里趾高气扬，傲慢地说：“孙文先生，我们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孙中山明白，来人已经清楚他的身份，已经没有必要隐瞒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设法从这里逃出去，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想到此，他义正词严地说：“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马格里得意地说：“我是为贵国使馆服务的。我们恭候你多时了。你将被秘密押送回中国，接受朝廷的惩罚。”

说完，马格里让人搜去孙中山随身带的物品。幸亏孙中山把口袋中的钱藏了起来，才没有被抄走。

驻英公使龚照瑗请示清廷后，花7000英镑订下了一艘轮船，准备把孙中山押送回国，听候朝廷处置。

孙中山在使馆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有一位英国仆人来打扫卫生，孙中山央求他给康德黎带一封信，那人把信收下后随即交给了马格里。第三天，又来了一位名叫柯尔的英国工人，给炉子换煤，孙中山再一次求他帮忙，那人收下信，又把信交给了马格里。孙中山万般无奈，想出了一个法子，把写好的纸条包上一枚硬币，从窗口掷到外面的马路上，寄希望于行人拾到纸条后转交给康先生。但这个办法也没有见效。身陷囹圄的孙中山非常着急。他心里明白：一旦把他押送回国，朝廷将很快处死他。为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并不可惜，遗憾的是自己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第四天深夜，邓廷铿来了。他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向孙中山解释说，他之所以参与诱捕，实在是出于公务需要，但念在同乡分儿上，私下里还是愿意帮忙的。他劝孙中山写一个声明，就说自己是一个清白的人，因为受广东当局诬陷，所以主动到使馆来，目的是想向使馆说明情况，以求谅解。他还答应给康德黎带信儿，设法营救。

孙中山被邓廷铿的花言巧语迷惑了，就照着他的意思写了一份声明。邓廷铿拿到写好的声明后，再也没有在孙中山面前露过面。这一切都是邓廷铿设下的圈套，目的是让孙中山承认是自己主动到使馆的，而并非清使馆诱捕，以防万一事情曝光，使馆可以摆脱外交上的被动。因为清政府在英国单方面抓捕中国人，触犯了英国的法律。

10月16日，柯尔又来给煤炉添煤，孙中山再三给他做工作，柯尔终于答应帮忙带信。就在同一天，使馆内的英国女工贺维太太，很同情孙中山的遭遇，主动给康德黎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孙中山目前的处境。

17日晚上，康德黎接到了贺维太太的信，他大吃一惊，急忙找马格里求助。他还不清楚此人正是劫持孙中山的主谋。马格里不在家，康先生立刻驱车到警察署报案。因为事情重大，值班的探长答应明日上报。康先生离开警察署时，午夜已过。

次日一大早，康德黎赶紧去找孟生博士，刚到孟生博士家门口，恰好碰上柯尔。柯尔将孙中山的亲笔信交给康德黎，并说使馆里这两天来了几个中国士兵，准备雇船把孙中山押送回国。康德黎和孟生两人商量着再去找马格里求助，柯尔告诉他们：马格里正是诱捕孙中山的主谋。两人听后，大感意外！

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被清政府囚禁时，向其于香港西医书院就学时的老师康德黎所写的两封求救短信。

随后，他们托柯尔给孙中山捎信，告诉孙中山，他们正在想办法营救他，让他放心。送走柯尔后，两人再次到警察署催促，没有结果。他们决定到外交部试一试。因为当天（18日）是星期天，外交部无人办公。两人心急如焚，担心再拖下去，孙中山就可能被偷送回国。孟生当即决定到清使馆去，直接与清使馆人员交涉。

出面接见两人的是邓廷铿。他百般抵赖，推说根本没有此事。康德黎怕使馆因为外界知道此案，会把孙中山转移到别处，在向警察署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出钱雇了一名私人侦探，与自己一起在使馆外面昼夜守候，以防不测。

19日，英国外交部获悉此事后，与清使馆磋商，要求释放孙中山，并加派6名侦探在使馆外监视。英国外交大臣亲自召见马格里，了解情况。22日，康德黎会见《地球报》记者，向报界披露了此事。该报以《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捕于伦敦》为题，详细报道了孙中山被捕的经过。一时间，英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许多人自发前往清使馆前集会抗议。

23日，英国外交部正式向清使馆发出照会，要求立即放人，否则将驱逐清公使出境。迫于英国政府和舆论的强大压力，龚照瑗只得答应释放孙中山。当天下午，英国外交部派专员会同警察署及康德黎先生，到清使馆接出孙中山。

在友人的大力帮助之下，孙中山终于化险为夷，摆脱了清政府的魔爪。

伦敦《泰晤士报》等各大报纸竞相报道此案，谴责中国公使馆任意捕人，侵犯驻在国的法律和人权。从此以后，作为一名革命者，孙中山这个名字在世界人民中间传开了。

孙中山脱险后，写了《伦敦蒙难记》一书，详细记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联康失败

孙中山脱险以后，又在伦敦住了八九个月。

这期间，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读西方科学文化书籍上，几乎每天都到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去读书。他的阅读范围很广泛，政治、经济、农业、矿业、医学等等，无所不读。

读起书来，孙中山如饥似渴，夜以继日。白天学习了一天，晚上十分疲倦，他就伏在桌子上稍微休息一下，打个盹儿，醒来继续阅读。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他的要求很低，衣着朴素，饮食简单，茶、烟、酒一概不沾。他曾经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以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读书之余，孙中山还到伦敦的博物馆、医院、展览会去参观，考察社会经济状况，对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了一个较为透彻的了解。他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跟落后的中国相比高出不少，但社会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弊病，尤其是工人阶级日渐贫困，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导致了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在他居住伦敦的几个月当中，英国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罢工，前后延续了30个星期。英国政府派出军队，对罢工工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工人运动才暂时平息下来。

孙中山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工人运动，感触很深。他希望能找到一个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的改良方法。一位名叫亨利·乔治的美国人，认为导致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在于地租的不断高涨，因而主张取消其他一切租税，单独征收地价税，税收所得归国家所有。这一“单税法”的学说，在英国很流行。孙中山接受了亨利的学说，认为这种方法是改造中国的良方。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的观点，即通过收取和调节土地价格的办法来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这一思想是他“三民主义”学说的最初萌芽。

孙中山在伦敦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欧洲没有中国留学生，华侨也很少，又远离祖国，无法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再待下去无疑是浪费时间，就决定再赴日本，就近谋划中国的革命问题。

1897年7月2日，孙中山从伦敦起程赴日本。途经加拿大时，他在蒙特利尔、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城市稍作停留，于8月16日抵达日本横滨。从此以后，将近三年的时间，他一直寄居在日本。

孙中山先生1898年在日本与其友人的合照。前排左起：安永东之助、杨卫云、平山周、末永节、内田良平；后排左起：可儿长一、小山雄太郎、宫崎寅藏、孙中山、清藤幸七郎、大原义刚。

孙中山往返于横滨、东京、神户等城市之间，宣传革命，吸收一些华侨加入兴中会。同时，他还与日本朝野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广交朋友，结识了一批日本人士。其中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人，热心赞助中国的革命事业，成为孙中山信赖的朋友，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给予孙中山很大的帮助。

就在孙中山侨居日本期间，国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运动。

1898年4月，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提出的变法主张，决定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实行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式的国家体制，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变法，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内，同时逮捕变法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仓皇出逃；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位变法代表被捕，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变法运动前后仅持续了103天就宣告失败了。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戊戌年，所以人们把这场运动称为“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一些日本友人劝说孙中山与康、梁联合，共同完成革命大业。最热心撮合此事的是日本内阁文部相犬养毅。他竭力动员孙中山，说康有为是一位立志革新的维新派，深受光绪皇帝的器重，在国内名声很大，一旦与他联合，中国革命很快就会成功。

起初，孙中山对联合康、梁有顾虑。“康有为”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在广州行医的时候，两人之间还发生过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日本友人的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

五年前，孙中山在广州圣教书楼挂牌行医，同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这个时候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失败，南返广州后在长兴里设立了一所书院，起名“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著书立说，宣传变法，影响很大。梁启超、陈千秋、梁朝杰、徐勤都是他的学生。孙中山和他的住处相距不过半里地，但一直没有来往。到了1893年冬天，孙中山听说康有为经常到圣教书楼购买西方学术著作，知道他在研究西方学说，便有意与他结交，特意托人捎话给康有为。

但是，康有为自视甚高，自称“圣人”，大有“取孔子而代之”的意思。他以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仕途功名为人生“正道”。孙中山从小就放弃走科举一途，这在十分看重功名地位的“康圣人”眼中，太微不足道，简直不值一提。康有为非常傲慢地对来人说：“孙逸仙想见我，就让他送一个拜师的帖子，先拜我为师。”

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很不以为然，心想，这样一位好为人师的“圣人”，还是不见为好。两个人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尽管这件事过去很久，但给孙中山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让他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妄自尊大的人。

广州起义前夕，孙中山在广州倡议设立农学会，曾经邀请康有为和他的学生参加。虽说康有为的一些学生对此很感兴趣，但康有为坚决反对，此事也只好作罢。

1897年冬季，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经兴中会成员陈少白提议，选择当地的中华会馆作校址，开办了一所华侨学校，目的是培养华侨子弟，为革命培养人才。孙中山非常赞同这个意见，给学校起名叫“中西学校”。因为兴中会内部没有合适的教员，陈少白就约请国内的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前来教学。孙中山也支持这一做法。这一次，康有为看到这是一个向国外发展的好机会，没有加以阻拦。由于梁启超正在上海忙着办《时务报》，无暇东渡，康有为就让弟子徐勤等人前来赴任。

徐勤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康有为的意思，把“中西学校”改名为“大同学校”，并挂起康有为亲笔题写的“大同学校”的门匾。对此，孙中山并没有在意，心想，既然把学校交给他们办，就不必过多地插手。

学校开课后不久，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一天，孙中山到学校看望教员。他走进办公室，发现室内空无一人，只见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得招待孙逸仙。”

孙中山很纳闷儿，猜想这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做手脚，搬弄是非。走出校门后，见到几位兴中会会员，议论起这件事，大家都说，徐勤主持学校的校务，我们应该弄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

找到徐勤，他矢口否认，声明自己与此事无关，几位校董也帮助他说好话。其实，这正是校内的维新派搞的鬼。

康有为自从公车上书以后，得到光绪皇帝的宠幸，多次蒙召进宫，陈述变法维新的主张。他自感皇恩浩荡，认为自己的弟子再与革命党人搅和在一起，与己不利，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告诫他们不可再接近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因此，徐勤才使出这一招，公开排挤孙中山。

孙中山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非常生气，觉得这些人目光短浅，自高自大，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什么花招儿都能使出来，实在不值得共事。从此，孙中山就再也不到大同学校去了。

往事历历在目，不管别人怎么说，一时也难以让孙中山改变对康有为的看法。但是，孙中山为了革命的需要，还是积极争取与康、梁合作。他想，经过这次流血的教训，康有为应该抛弃对清政府的幻想，转向革命的一方。

因为知道康有为有高傲自大的毛病，孙中山先让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去拜访康有为。要知道，宫崎滔天还是康有为的救命恩人呢！

原来，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第一个逃离京城，在天津乘坐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船，得到英国人的庇护，逃到了香港。康有为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写信，请求到日本避难。日本政府表示同意，派宫崎滔天到香港，把康有为接到了东京。梁启超则住进日本驻北京使馆，得到另一位日本人平山周的帮助，装扮成日本人，也到了日本。

宫崎滔天来到康有为的住所，直接说明来意。没想到康有为仍然执迷不悟，自认为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多次召见，身份特殊，以皇帝的老师自居，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保皇党人。他声称身上携带着光绪皇帝的密诏，不便与孙中山见面。

犬养毅听说此事后，出面邀请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陈少白到自己家中聚会。到了约定的时间，康有为没有露面，只派他的弟子梁启超前来应付。孙中山丝毫不计较这些，与梁启超商讨合作的途径。梁启超表示，需跟康有为商量后才能答复，预定的会面只好结束。

谁知梁启超走后杳无音信。孙中山出于合作的诚意，派陈少白和平山周亲自到康有为的住所登门拜访，恰好康、梁都在场。席间，康有为正襟危坐，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说：“当今皇上圣明，复辟指日可待。我受皇恩深重，只有鞠躬尽瘁，谋求救兵，早日让皇上摆脱瀛台之困。其余的事情，我一概不予考虑。”

康有为拒不与孙中山合作的狂态让日本友人很生气。不久，日本内阁换人，刚刚执政的内阁转变了对康有为的态度，给了康有为9000日元旅费，敦促他离开日本。康有为不得已，于1899年4月前往加拿大，开始在北美鼓吹保皇思想。

康有为，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领导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

◎梁启超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保皇，歌颂光绪皇帝，攻击西太后，言论中也提及革命。他写信给孙中山，邀请孙中山商谈合作之事。两人相会于上野的精养轩。孙中山提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土地国有的革命主张，梁启超都表示赞同。经过多次交谈，两个人的观点日益接近，双方合作有望。

交谈中，双方拟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但梁启超仍有顾虑，问道：“你我为会长，那把康先生放在什么地位？”

孙中山答道：“弟子当了会长，那做老师的地位还能低吗？”一句话说得梁启超很高兴。

不料，徐勤和其他的保皇党人暗中反对联合。徐勤向康有为写信告密说：“卓如（梁启超的字）渐入孙行者（指孙中山）的圈套，非从速设法解救不可。”

康有为得此消息后，大为恼怒，派弟子叶觉迈携款到日本，勒令梁启超立即去檀香山。梁启超不敢违命，立即起程。临行前，孙中山特意写信给大哥孙眉和那里的兴中会同志，让他们帮助梁启超。

这时候，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了保皇会，全称“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保皇会作有《保皇会歌》：

 

我皇上之仁圣兮，舍身变法以救民。维百日之新政兮，冠千古而耸国人。……皇上之不复位兮，中国必亡。皇上之复位兮，大地莫强。同志洒血而奋起兮，誓光复我皇。

 

随后，康有为开始周游世界，在世界各地活动，鼓吹保皇，诋毁革命，利用欺骗手段募集保皇资金。保皇会先后在美洲、澳大利亚等地建立起11个总会、103个支会，会员达到百万余人，会员、资金和声势远远超过了革命党人。梁启超到了檀香山，极力拉拢兴中会会员，说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他的话让很多人信以为真。孙眉不但捐钱，还让长子阿昌拜梁氏为师。不少兴中会的同志转而加入了保皇会。兴中会的机关反倒成了保皇会的阵营。

这时，孙中山才深刻地意识到保皇党人的危害。联合康梁、共同革命的设想完全落空了。

 

成长词典

瀛台，始建于明朝，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曾两次修建，是帝王、后妃的避暑和游览地。因其三面临水，衬以亭台楼阁，像座海中仙岛，故名瀛台。光绪皇帝曾被囚禁于此。

 

策划惠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们，一直在寻找时机，准备再一次发动武装起义。

1897年8月，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陈少白带领兴中会的同志和华侨代表热情欢迎他的到来。阔别多日的战友又重逢了！刚刚安排好住处，孙中山就召集同志们，商讨今后的计划。陈少白主动要求到台湾筹建兴中会分会。孙中山同意了。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宝岛台湾从此落入敌手，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政府才收复台湾。陈少白只身来到台湾，正值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占领军，革命斗志高昂的时候。陈少白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台北很快建立起有几十人参加的兴中会组织。

流落世界各地的兴中会会员和其他志士，听说孙中山在日本，不少人主动前往与孙中山会合，共图大举。1898年春天，流亡南非的杨衢云，听到孙中山抵日的消息，也携家人从南非来到横滨。

会见时，气氛非常严肃。寒暄过后，孙中山盯着杨衢云，一言不发。同窗好友陆皓东和其他志士壮志未酬身先死，想起来都让他伤心。

杨衢云满脸羞愧，诚恳地向孙中山道歉，承认自己在广州起义时犯下了严重错误。

孙中山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作为同志，最重要的是齐心协力，共赴国难，而不是去争个人地位的高低。你一个人的错误，害死了多少同志？这笔账该怎么算？今天，既然你能迷途知返，知错就改，同志们都会不计前嫌，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血的教训。”

孙中山原谅了杨衢云，两个人又重新携起手来，开始了新的战斗。

不久，活动于湖南、湖北一带的哥老会首领毕永年也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要求加入兴中会。

毕永年，号松甫，湖南长沙人，幼年时读了反清隐士王夫之的遗书，从此立下大志，闯荡江湖，聚众反清，在两湖地区势力很大。他仰慕孙中山，特意到横滨寻求合作。他的到来让孙中山大为高兴，使他在革命困难时期，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孙中山开始考虑把各地的会党联合起来，组成反清大同盟。

为了促成兴中会和哥老会的联合，孙中山派毕永年和平山周再赴湖南、湖北活动，把各地的哥老会都团结起来。一个月后，他们带回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哥老会的会众正翘首以待，如果孙先生揭竿而起，他们必将云集响应。”

这个消息对孙中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孙中山的早期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把社会上的会党组织视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广州起义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联合广州三合会上。如今哥老会主动与兴中会联合，使他再一次萌生了联合会党举行武装起义的想法，在脑海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计划：以兴中会为核心，联合湖南、湖北两地的哥老会和广州的三合会，在华南地区发动第二次武装反清斗争。

1899年秋天，孙中山派遣陈少白到香港筹办《中国日报》，这是孙中山建立的第一个宣传阵地。他给在香港的陈少白和郑士良一个秘密任务：以《中国日报》作掩护，设立一个办事处，专门联络各路会党。等到《中国日报》办起来以后，他又一次让毕永年潜回湖北，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发动起来，待机而动。

陈少白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主动与三合会联络。为了便于做工作，他加入了三合会。因为他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身份特殊，很受三合会的器重，一入会就被封为“白扇”。三合会有三个重要职位：红棍、白扇和草鞋。红棍执掌刑罚，白扇是军师，草鞋负责打探和传递消息。这三个职位，一般都要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陈少白受到如此重用，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

陈少白加入三合会不久，又应哥老会之邀入会，被封为龙头老大。

时机已经成熟，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和宫崎滔天、平山周代表兴中会，向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发出邀请，请他们到香港集会，共商大计。

11月，哥老会首领毕永年、李云彪、杨鸿钧，三合会首领曾捷夫、曾仪乡等众豪杰云集香港。

虽然已是入冬天气，但南国依然是艳阳高照，温暖如春，水果飘香，一派怡人景象。陈少白、郑士良等在港的兴中会成员，热情地接待了这批客人。席上，众首领决定三会联合成立兴汉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共同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

在场的人歃血盟誓，订立同盟。毕永年感慨万端，激动地说：“会党中人，多孤陋寡闻，见识有限，争小利而忘大义。当今世界，变化纷繁，非有远见卓识之人，不足以闯荡江湖。孙先生学贯中西，志向远大，必成大器，今日推为会长，乃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被捕的义和团民

由此可见，孙中山当时已经被公认为革命的领袖。兴汉会成立后，陈少白、宫崎滔天两人携带着刻制好的会长印章，专程赴日本向孙中山汇报，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

1900年年初，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首先从山东开始，很快蔓延到北京、直隶、山西等地。8月，英、美、德、日、俄、法、意、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永远也洗刷不掉的罪恶。

北京失守，全国震惊。中国再一次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英国政府为了保住自己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拉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策划所谓的“东南互保”，又鼓动两广总督李鸿章占据广州，自立政府。

面对英国人的一番鼓动，李鸿章态度暧昧，既没有严词拒绝，也没有当面应承。当时的形势一点儿也不明朗，他不知道清军最后能不能抵得住八国联军的进攻，光绪的皇位是否还能保得住，所以不敢冒险行事。可他又不愿得罪英国人，因此，李鸿章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

孙中山在日本了解到义和团运动已进入高潮，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认为可以趁机在华南举行起义，建立革命政权。这时，陈少白从香港来信，说他从香港总督卜力那里得到消息，李鸿章在英国人的劝说下，有可能在广州搞独立，脱离清朝，另立政权。并说他私下里和李鸿章身边的幕僚接触过，证明李鸿章确有此意，建议孙中山到香港来跟李鸿章谈判，借机推翻清朝统治。

孙中山获悉此情后，产生了对李鸿章的幻想，一些日本朋友也极力鼓动他前往。孙中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乘船到了香港水域。由于香港政府还没有解除对孙中山的禁令，他无法上岸活动，只好派陈少白前往广州和李鸿章联系。

就在这个时候，李鸿章接到了慈禧太后从返京途中发来的圣旨，要他进京去和八国联军议和。李鸿章知道慈禧太后和皇帝保住了性命，马上打消了原先与英国人勾结的想法，立即乘船北上进京。联李反清的计划失败了。

事情过后，孙中山终于明白了，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这样的人身上，根本行不通。他彻底摆脱了幻想，加紧筹备在东南沿海一带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与兴中会的同志们商定，由郑士良潜回广东惠州老家，联络当地的会党，首先举事，进逼广州，占领沿海一带。孙中山自己则先到台湾募集军饷，等到战斗打响后再设法潜入内地，指挥起义。陈少白、杨衢云等人在香港做起义的宣传接应工作。

这是孙中山继广州起义后第二次策划武装起义，所以他对郑士良此行寄予很大希望。郑士良回国前，孙中山特意设宴为他壮行。

席间，孙中山紧紧握着郑士良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广州起义，已经整整五年了。每当我闭上眼睛，在那场战斗中死难的烈士们就会浮现在我眼前，激励我不断努力。今天，实现烈士们遗愿的时候到了！你此行任务重大，一定要珍重。我做你的后盾，在台湾等着你的好消息！”

郑士良拍着胸脯，高声说道：

“你放心好了，惠州是我的老家，那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聚众造反的好地方。乡里父老又都与我很熟悉，此行绝不会让大家失望！不成功，便成仁！”

1900年9月，孙中山偕同日本友人内田良平、山田良政和平山周赶赴台湾，很快就建立了起义指挥中心，招募军事人员，购买军火，准备运往内地。

郑士良受孙中山的指派，火速赶回惠州，在归善县一个叫三洲田的地方，开了一家粮油店作掩护，暗中联络有志之士，伺机举行暴动。

惠州是三合会活动的地盘。三合会的首领黄福和郑士良交谊很深，但此人当时去了南洋，三合会群龙无首，不便调遣。郑士良到了惠州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人从南洋请回黄福，郑重地向他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黄福当场满口答应，说三合会早就对朝廷不满，一直都想起来造反，只是没有人出来带这个头，所以迟迟没有行动。现在既然兴中会主动来联络，那是看得起三合会，三合会自然应该出这份力。黄福的一番话，说得郑士良热血沸腾。

黄福出身穷苦，自幼饱受压迫，天生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加上他有勇有谋，又长得人高马大，手指像香蕉一样粗壮，力大无比，在三合会中很有威望。三合会的各路首领听说黄福从南洋回来后，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三洲田，探望黄福。黄福趁机向各路绿林好汉讲述了此次回国的意图。众人连连称善，分头去召集人员，准备行动。

不出一个月，就有600名壮士聚集到三洲田。在香港购买的300支洋枪和几千发子弹也及时运到。刚刚开业的粮油店内，人来人往，喧闹异常，一向沉寂的山林沸腾了。

三洲田群山环抱，地形险峻，人烟稀少，只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连，非常隐蔽。翻过山岭就是大海，接近香港新界，交通上便于接济。郑士良率领应征来的600人构筑山寨，日夜操练，加紧备战。

不料，有人走漏了起义的消息。两广总督德寿根据各处密报，立即派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带领4000人马进驻深圳，又令陆军提督邓万林率领惠州城驻军进逼淡水，形成对三洲田的包围之势，形势十分严峻。

郑士良眼看大军压境，战事日迫，急忙拍电报给孙中山，请示行动计划。孙中山考虑到敌军人多势众，回电暂时解散队伍，避开敌人的锋芒，以利后事。

郑士良接到电报的时候，清军何长清部下的200名士兵已经逼近三洲田山寨，战斗一触即发。革命军迫于形势，决定先发制人，发动起义。

1900年10月6日夜，起义军在三洲田山寨举行隆重的祭旗仪式，宣誓起义。夜风中，战旗飘飘，火把熊熊。战士们头包红巾，腰系红带，手握洋枪，背挎大刀，个个英姿飒爽，精神抖擞。

祭旗完毕，起义军兵分两路向山下挺进。南路由黄福率领敢死队近百人袭击何长清的先头部队，经过一番激战，杀死清军四十余人，活捉三十多人，缴获洋枪四十支、弹药数箱；东路由另一位起义将领林海东带领向侧翼进发，攻下清军驻守的新墟镇。

起义军旗开得胜，士气大振。黄福提议起义军一鼓作气，联合新安、虎门两地的志士，攻取新安城，直取广州。

就在这时，孙中山从台湾发来第二封电报，要起义军杀出重围，进军厦门。

原来，惠州起义一爆发，孙中山就在台湾想方设法购置军用物资，积极为革命军提供帮助。日本驻台湾总督假意说可以派船到厦门，为起义军提供一批援助物资。孙中山并不了解日本人的本意是借此出兵占领厦门，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电告郑士良率众向厦门进军。

郑士良接到电报后，尽最大的努力说服起义军将士，一路杀出清军重围，朝厦门方向进军。途中，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百姓的欢迎，起义军一度增加到两万人。但行军到广州三祝多地界时，起义军手中的弹药已经用完。

孙中山四处奔波，竭尽全力，多次给日本友人和政府要人写信请求支持，但都无济于事。眼看着武器接济和自己潜入内地的计划变成泡影，起义军被清军围追堵截，处境艰难，孙中山心急如焚，隔海眺望祖国大陆，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起义军实力，孙中山只好派日本友人山田良政从台湾海峡渡海，经海丰到起义军大本营，传递命令：“情况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也无济于事。军中之事，请司令自行定夺。”

南下的起义军接到这一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一个个都悲愤交加，泣不成声。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浴血奋战多日，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何去何从，大伙儿心里都一片茫然。

郑士良召集将领，商议对策。大家表示：宁愿战死，决不投降！但是，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牺牲，郑士良决定，就地解散起义队伍，只留1000名洋枪手，试图拼死杀回三洲田，凭借那里的地理优势，与清军战斗到底。但是，起义军终因弹尽粮绝，无法坚持。不得已，郑士良让起义军战士掩埋了枪支，乘船流亡南洋，一时走不掉的人化装藏匿到农村。

山田良政在撤退时，不幸被清军俘虏，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成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而牺牲之第一人”。

残阳如血，怒涛冲天。

郑士良和黄福两个人坐上舢板，在暮色掩映下逃往香港。郑士良伫立在船头，回望故乡，愁云压顶，心如刀割。

不久，孙中山怀着沉重的心情，从台湾乘船去日本。此时，他身无分文，两手空空，100日元路费还是向旅馆老板借来的。他的心情像汹涌的大海一样，翻腾起伏，难以平静。

建立中国同盟会

在寒风凛冽、草木凋零之中，新的一年开始了。

新年伊始，香港的天气一改往年的风和日丽，变得阴冷起来。街面上，人们行色匆匆，冷冷清清，商店门前挂着“新年大减价”的招牌，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往日那种热闹喧嚣的气氛仿佛都被突如其来的寒流冲走了。除了要上班的公职人员和上学的学生之外，大部分人都待在家中，不愿出门。

1901年1月10日，隐居香港的杨衢云，正在自己开设的学堂里给学生讲英文课。他站在讲台前，专心致志地领学生朗读课文。

突然，“砰”的一声，教室的门被撞开了，一个陌生人闯了进来。

杨衢云刚要询问来人干什么，话还没有出口，只见这位不速之客从腰间拔出手枪，左右开弓，朝着杨衢云就是两枪。杨衢云应声倒在血泊中。

在场的学生全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吓傻了，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行凶的歹徒扬长而去。

警察闻讯赶来，把杨衢云送往香港皇家医院。警署的侦探讯问他被刺的原因，杨衢云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我除了因革命结仇外，一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次日，杨衢云因伤势过重停止了呼吸。这一年，他才40岁，正值壮年有为的时候。

不久，香港报纸披露了事件的内幕：清政府得知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策划了惠州起义，便密令广州当局暗中追杀兴中会会员。广州当局悬赏三万两银子，雇用凶手陈林去暗杀杨衢云。有人劝杨衢云暂时躲避一下，杨衢云坦然地说：“大丈夫死都不怕，还用躲避？即使死，我也要为同志做一个好模范。”

这一噩耗很快传到了日本，孙中山十分悲痛。在横滨，孙中山为杨衢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募捐了一千多元给他的亲属。事情过后，孙中山写信告诫在香港的同志们，务必注意防范，不要让清政府的阴谋得逞。然而，广州当局已经把毒手伸向了另外一位兴中会会员。

逃亡香港的郑士良，脱去了长袍马褂，换上西服，剪去辫子，散发披肩，革命意志更加坚定。8月的一天晚上，郑士良应朋友之邀，前往宴琼林酒楼赴宴。正在痛饮的时候，他忽然觉得浑身难受，同席的友人立即护送他回寓所，途中，郑士良停止了呼吸。

原来，有人在酒菜中投下了致命的毒药。下毒者是他过去的一位朋友，因被清政府收买而背信弃义！

兴中会又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活动家和忠诚的战士！孙中山失去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和可靠的战友！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次起义，两度失败！昨日还和自己一起谈笑风生的战友，如今已经被害身亡，命赴黄泉！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可是再也无法与他们并肩同行、携手作战了！

事业遭受挫折，战友相继离去，这沉重的打击，犹如泰山压顶、割肉剐心，孙中山，这位坚强不屈的汉子，也禁不住伤心落泪了。

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算起，孙中山流亡海外已经整整六年了。漂泊不定的生活、穷困潦倒的窘迫、浪迹天涯的苦闷、世俗舆论的压力，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假如换成别人，也许早就退却不干了；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也早就不是今日的孙中山了。

孙中山抱定信念，矢志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旅居日本的孙中山，经过几个月痛苦的思考，再一次从失败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振作精神，踏上了新的征途。他继续在海外宣传革命，召集革命同志。

从1901年到1905年，他风尘仆仆，不停地穿梭往来于东亚、南洋、北美洲和欧洲大陆：从日本到檀香山诸岛，从越南到新加坡，从美国到英国，再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世界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奔波的足迹。

在这期间，孙中山最大的收获，是从留学日本和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发现了一大批革命人才，改变了他以前单纯依靠会党组织进行革命的观点。他将革命活动的对象由海外华侨和会党转入留学生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义和团运动结束之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为了苟且偷安，厚颜无耻地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单是赔款一项，就达4.5亿两白银。而1899年以前，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纹银8000万两。从此，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当时的中国，国势衰微，民生日蹙，人心思变，革命风潮更加强劲和迅猛。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政府一方面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镇压和盘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实行一些所谓的“新政”，仿照西方国家，开办工厂，兴办新式学堂，选派学童出国留学。一时间，兴办学堂和出国留学成风。一批主张学习西方、锐意改革的新型知识分子应运而生，资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清朝统治者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些从洋学堂里出来的人，日后竟成了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日本距离中国最近，向西方学习又很有成效，所以国内到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1889年还不过六十多人，五六年后已将近八千人。不仅留学生的人数增加了，而且他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趋向革命的人日渐增多。

孙中山发现了这一可喜的变化，高兴地对友人说：“东京留学界的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

孙中山抱着赞赏的态度，积极支持留学生的爱国行动，参加他们的活动。1901年，他赞助留日的粤籍学生组织广东独立学会，资助他们创办《国民报》月刊。第二年，因为参加维新运动而流亡日本的学者章太炎，在东京倡议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孙中山带领十多名华侨前往参加。他还在东京创办军事训练班，聘请日本军官为一些留学生讲授军事知识，鼓励他们投身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洪流中去。

1904年年底，孙中山结束了在北美大陆的巡回宣传活动，赴英国考察。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邀请他到欧洲大陆访问，共商革命大计。孙中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在英国短暂停留之后，于1905年春天来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说来让人难以置信，作为一个献身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当时的孙中山身无分文，囊空如洗，困顿之状不忍向外人言说。留学生们非常同情和敬佩他，自愿凑钱为他提供路费。学生代表贺之才、朱和中、李昌蕃等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前往港口迎接孙中山，把他安置在留学生公寓住下，热情地设宴招待他。

留学生们的一番盛情，让孙中山很是感动。回顾自己十年前第一次到欧洲的时候，这里还很少有中国留学生；现在，欧洲不少国家都有中国的留学生，仅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就有三四十名中国留学生。更让他惊奇的是，这些留学生思想活跃，见识超群，非同一般。

贺之才、朱和中是从武汉选派来的留学生。出国之前，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大搞新政，开工厂、办学堂、练新军，使湖北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些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目睹朝政腐败，极力倡导变法维新，言辞放肆，行动过激，被官府视为洪水猛兽。湖广总督端方便想出一个自以为高明的主意，把这些不服管教的青年学生送到欧洲留学，免得他们在自己眼皮底下闹事。

通过接触和深入地交谈，孙中山从这些青年身上，不仅感受到了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而且领悟到了一些革命的道理。朱和中是一位心直口快的青年，他坦率地提出自己对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失败的看法。他说：“要想革命成功，务必做到三点：一不能把会党作为革命的主力，而应把注意力转向武汉新军士兵；二不能与保皇派搞联合；三不能指靠清朝官吏和将佐，要从兵士和青年学生中下工夫。”

孙中山听后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在这之前，孙中山还抱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观点，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身上。现在仔细想一想，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

这是孙中山先生（中排右二）1905年于欧洲的布鲁塞尔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的合影。

孙中山诚恳地说，“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今天真正领会了这句话的含义！”

在场的留学生都被孙中山和蔼的态度和谦虚的品格折服了，纷纷表示愿意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献身。

孙中山亲自为留学生主持加盟仪式。当他提笔在手，非常潇洒、娴熟地写下宣誓词的时候，众人开怀大笑。

这一笑，反倒让孙中山莫名其妙，问道：“你们笑什么？”

贺之才赶紧解释说：“康有为说孙先生目不识丁。今天见你写的誓词如此简练，才知道他说的都是谎话。”

孙中山半开玩笑地说：“我也是读书破万卷的啊！”

经过一番动员，比利时的三十多位中国留学生组成了革命团体。孙中山又来到德国和法国，二十多位留德学生和十多位留法学生加盟革命。从此，在欧洲留学生中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在法国巴黎的时候，还遇到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一天，有两位留学生汤芗铭和向国华，特意来到孙中山住的旅馆，邀请他出去吃午饭。盛情难却，孙中山不好推辞。谁知，等孙中山再回到旅馆的时候，发现他的皮包被人割破了，里面存放的比、德、法三国留学生入盟时的亲笔签名和誓词，连同一封法国政府为孙中山写的致安南总督的介绍信，全都不翼而飞了！

当时，孙中山别提有多焦急了。一旦这些东西落入清政府手中，名单上的同志都要遭殃！

孙中山马上电告比利时和德国两国的中国留学生，让他们协助调查这件事。

不久，德国留学生查出了事情的真相：刚刚入盟的留德学生王发科和王相楚，事后反悔，怕参加革命会影响自己升官发财，弄不好还有被杀头的危险，所以，两个人匆匆赶到巴黎，与留法学生汤芗铭和向国华商议此事。这两个人也正在后悔自己不该听信孙中山的鼓动入盟。四个胆小鬼同病相怜，于是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由汤、向二人把孙中山骗出旅馆，另外两个人偷偷潜入孙中山的住处，割破他的皮包，取出盟书和信件，还把这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清朝驻法使馆。四个人还指望以此将“功”赎罪。

更有趣的事还在后面。驻法公使孙宝琦接到这些东西后，马上联想到驻英公使因为诱捕孙中山惹出的麻烦。此人是一个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僚，他可不愿再重蹈覆辙，因此不但没有表扬四个告密者，反而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让他们把盟书再暗中退还给孙中山，就当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接着，他把法国政府的介绍信照抄一份，密电清政府，又派人把原件原封不动地退还给孙中山。

1905年夏，孙中山了解到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决定结束欧洲之行，前往日本，以便把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能领导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大团体。他告别了留欧学生，从法国马赛港起程，再一次登上开往日本的海轮。

这位一直遭受清政府通缉的革命家，尽管有家不能归，但他还是希望能早日靠近祖国母亲，哪怕是隔海望上一眼，也能聊以自慰。

在孙中山游历美国和欧洲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反清浪潮日渐高涨。宣传革命的书籍和文章铺天盖地，其中最吸引人的要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之类的小册子。《革命军》一书的作者是年仅17岁的四川学生邹容，另外两本书的作者是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

在南方省份中，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著名的团体如湖南的华兴会，发起人是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湖北的科学补习所，发起人是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安徽的光复会，领导人是蔡元培、章炳麟。这些团体各自为战，不断与清政府展开斗争。

东京是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他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来自国内的留学生，多以省籍组成同乡会，创办革命刊物，鼓吹反清。不久，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的一些领导和骨干分子，由于国内斗争失败，先后流亡日本，东京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些留学生和革命团体中间，要求联合起来、结成革命大团体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在留学生和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中，最有影响、最为人们熟知的是黄兴和宋教仁。黄兴是华兴会的领袖，两次在湖南策划武装起义，在留学生中深孚众望；宋教仁因为主办宣传反清革命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知名度很高。两人同为湖南人，曾合议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把国内外反清力量组织起来。

留日学生代表程家柽支持他们的想法，但提议应该等孙中山到日本后，再进行此项工作。他说：“近日，孙文来信，说很快就要来日本。他从事反清革命多年，早已名闻遐迩，由他出面振臂一呼，自然是群起响应，事在必成。”

黄兴、宋教仁点头称是。

7月19日，孙中山到达横滨，随即前往东京，住在老朋友宫崎滔天家中。宫崎把东京留学生的情况向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特别提到了黄兴等人。孙中山听后非常高兴，当即提出要去见一见黄兴。宫崎劝他先休息一下，不妨让黄兴来这里相见。

光复会领导人及部分在日会员。前排左一为陶成章，前排右一为徐锡麟。

孙中山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像黄兴这样的人，将来是革命的栋梁，我应该先去拜访他才是。”宫崎拗不过他，只好带他去黄兴的住处。

黄兴住在神乐坂附近，离宫崎家不算远。孙中山和宫崎到了门口，听到屋内一片欢声笑语，显然里面人不少。宫崎让孙中山在门外等候，自己先进屋通报一声。在这之前，孙、黄两个人从没有见过面。

黄兴听说孙中山来看望自己，感到既意外又高兴，连忙出来迎接。屋内的中国留学生末永节、张继等人对“孙中山”这个名字虽不陌生，但也从未见过他，一听到这位反清英雄就站在门外，赶紧随着黄兴一同出来。

门开了，大家看到外面站着一位身着白色西装、面带微笑、神采奕奕的男子，微黑的面庞，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还不到40岁。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日夜思念的孙中山先生了！

黄兴留着大胡子，个头不高，但很魁梧，走起路来有些跛。刚一出屋，孙中山就猜出是他。因为在没来之前，宫崎已向他描绘了黄兴的特征。

没等宫崎开口介绍，两人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已经把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在握手的一刹那，两个人的心中同时产生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个人仿佛忘记还有别人站在旁边，相互端详着，拉着手久久不愿松开。如果不是张继等人在后边提醒，黄兴简直忘了领孙中山进屋。

黄兴拉着孙中山的手，一同进屋。稍作休息后，大家一同到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凤乐园就餐，边吃边谈。两个人畅谈如何建立革命大同盟，许多观点不谋而合，越谈越投机，一顿饭花去了两个多小时。可由于只顾谈话，临走时桌子上的菜还剩下一大半。当天下午，孙中山又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去见宋教仁、陈天华和程家柽等人。孙中山明确提出，当前革命第一目标是建立同盟，团结一心，共同对付腐败的清政府。在孙中山没有抵达东京前，留日学生已经知道孙中山在比、德、法三国留学生中间建立了革命同盟，大家都希望他能出面，把这里的留学生全部组织起来。前往孙中山住处探望的华侨和留学生络绎不绝，快要把门槛踏破了。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黄兴邀请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七十多人，在日本友人内田良平的住所东京黑龙会会址聚会，共同讨论创建新的革命团体一事。

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聚会。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和其他团体的成员及华侨代表，除甘肃省没有留学生外，全国内地17个省都有代表参加。

会上，黄兴首先致辞，他十分兴奋地说：“孙先生刚从欧美回来，先请他讲一下当今的形势和以后的目标。”

在场的许多人都是初次见到孙中山，大伙儿聚精会神，听他演讲。

◎黄兴

孙中山屈膝盘腿，挺直了腰，侃侃而谈。他说：“中国革命的方法，不外是联络人才一事。道理很简单，十个手指伸出来打人，就不如一只拳头力量大。诸君以为如何？一切建设前的破坏，破坏后的建设，每一件事都需要我们去做。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文明民主的政府而奋斗！”

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孙中山的讲话不时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大家一致赞同孙中山的倡议。此时，组成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就像是百川归海一样，水到渠成了。

在为新团体起名的问题上，与会人员发生了争执。孙中山满怀豪情地说：“这是一个新的革命组织，我看就叫中国革命同盟会，怎么样？”

会场上鸦雀无声。黄兴经过一番考虑，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现在寄居在国外，还需要保密，‘革命’二字不便于同志行动，还是暂时把这两个字去掉为好。”

黄兴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既然革命是要推翻满人当政的清王朝，不妨叫“对满同盟会”。

孙中山站起身来，严肃地说：“我们革命的宗旨，可不单单是推翻清朝政府，而是要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

经过一番认真热烈的讨论，会议最后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大会还议定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中国同盟会的宗旨。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隆重举行。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从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有了统一的组织、统一的纲领、统一的领袖。反清斗争也因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时势造英雄。时代的需要把孙中山推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列。这一年，孙中山39岁。

 

成长词典

庚子赔款是《辛丑条约》中所涉及的赔款，因为是针对1900年（农历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的赔款，所以也叫庚子赔款。赔款额按中国当时的人口数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高达9.82多亿两。

 

海外大论战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日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学校都放暑假了。

往年，每到假期，学校就全空了。中国留学生中，有一部分借这个机会回国探亲，大部分人则结伴出游，到富士山等地观光旅游，学生宿舍冷冷清清。可今年的情形却大不相同，许多留学生，尤其是加入同盟会的学生，自愿留下来，放弃假日休息，开展革命宣传和聚会活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有三四百名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加入同盟会，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平山周、萱野长知等也先后入盟。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鼓动之下，东京成了反清呼声最为高涨、言论最为激烈、革命聚会最为活跃的地方。

为了扩大同盟会的影响，宋教仁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更名为《民报》。孙中山选派同盟会会员胡汉民和汪精卫担任编辑，进行革命宣传。

与此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也在东京四处活动。保皇派以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为据点，大肆宣扬君主立宪言论，与同盟会唱对台戏，进行舆论上的较量。不仅东京是这样，在美洲大陆、南洋和国内，康、梁保皇党人也在加紧活动，跟革命党人争夺地盘、人员和财源。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谈到国内形势时，说得非常露骨。他说：“今日局面，革命党几乎遍及全国。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与之争斗，不然我党将无立足之地。”

两派力量，两种言论，形成了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态势。保皇党人的所作所为，阻挠了革命的发展，客观上起到了维护清朝利益的恶劣作用。

10月初，保皇派在东京举行集会，纪念戊戌变法中死难的烈士。而他们的真正用意是打着悼念死者的旗号，公开宣扬保皇思想。保皇分子四处散发请柬和传单，诱劝留学生和华侨前去参加。许多同盟会会员也接到了请柬，不少人气愤地把请柬撕得粉碎，拒绝参加。

孙中山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气愤。他一眼就看穿了保皇派的用意，愤恨地说：“康梁等人如此不识时务，竟然拿死人做招牌，来兜售自己的保皇思想，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说到这里，孙中山不由得回想起自己两年前在美国的一次难忘的经历。

1904年4月，孙中山结束了在檀香山的宣传活动，前往美国旧金山。临行前，为了在美国出入境方便，他听从舅舅杨文纳的建议，办理了一份当地出生证明。当时檀香山已被美国合并，成为美国的一个边疆省份——夏威夷省。

在檀香山期间，孙中山到各戏院巡回演讲，在报上发表文章，批驳保皇党的邪说，重新恢复了那里被保皇派破坏的革命机关。原先受蒙蔽加入保皇会的华侨纷纷退出，转而加入孙中山的革命党。这对檀香山的保皇党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招致他们的记恨。他们担心孙中山一旦抵美，会给那里的同党带来更大的麻烦。经过一番密谋，这些人想出一个极其阴险的计策，想把孙中山置于死地。

檀香山的保皇党人探听到孙中山抵美的具体日期后，赶紧提前通知旧金山的同党，让他们想方设法阻止孙中山入境。旧金山的保皇党接到通知后，使出更毒辣的一招儿：把孙中山到美国的消息透露给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佑。

何佑得到这一情报，大喜过望。这可是一个立功升迁的好机会！何佑岂能放过？他立即照会美国海关：为了维护清、美两国的邦交关系，要求禁止中国乱党分子孙中山入境。照会中还特意说明孙中山所持证件是伪造的。

孙中山入境的时候，正遇上清廷的溥伦贝子来美国参观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美国已经安排好了欢迎盛会。美国人不愿意因为清朝显贵在美期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而影响本国的利益。所以，当孙中山刚一下船，海关人员便以手续不齐全为由，把他“请”到了码头边一幢小木屋中，等候判决。这一关就是三个星期！

多亏孙中山随身带着1895年从香港逃离时，香港基督教会中的友人写给旧金山《中西日报》社经理伍盘照的信件。经过伍盘照和旧金山洪门会组织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的多方救助，孙中山才得以脱险。这是他自伦敦蒙难之后，再一次在海外遭受扣押。

这一次意外的遭遇，进一步加深了孙中山对保皇党人的认识。因为自己一直流亡海外，如果不彻底击败保皇党人的嚣张气焰，就不能很好地发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就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保皇势力已经成了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不在思想舆论上彻底摧垮保皇派势力，革命很难再进一步发展。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孙中山的回忆。

◎廖仲恺

◎朱执信

胡汉民、汪精卫和另外两位同盟会会员廖仲恺、朱执信，听说保皇党人要举行集会，急忙来拜访他，向他请教对策。孙中山热情地迎上前去，和大家一起谈论起这件事。

这四位年轻人是留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是孙中山的广东同乡，其中胡、汪、朱三人同为番禺人，廖仲恺是归善人。因为有这一层关系，他们和孙中山的交往比较多。孙中山也非常看重他们，经常鼓励他们努力进取，为中国革命多做实事。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分别安排他们担任重要的职务。四个人追随孙中山，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们后来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胡汉民成了国民党的右派官僚，汪精卫投靠日本堕落为汉奸，思想激进的朱执信不幸早死，只有廖仲恺始终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

孙中山开门见山，征询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四个人都主张坚决抵制保皇党的集会。

朱执信非常认真地说：“我们与保皇党人势不两立，决不能参加他们的集会！依我看，非但不参加，还要公开发表声明，揭露他们的鬼把戏！”

汪精卫说：“我正在构思一篇文章，要从不同角度批驳他们反对革命、高唱立宪的谬论。”

廖仲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得意地说：“我已经和留学生们商量好了，谁都不去参加这次集会。谁参加我们就孤立他，坚决不与这些人为伍。”

“那你的意思呢？”孙中山望着胡汉民，鼓励他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还没有想好。不过……”胡汉民欲言又止，“我们还是听一听孙先生的高见吧！”

“既然他们已经发了请柬，我们还是应该去一趟，不然的话，我们岂不是失礼了？”孙中山一本正经地说道。

此言一出，在场的四个人大感意外，睁大眼睛看着孙中山，以为他是在跟大家开玩笑。

孙中山看出了几个人的心思，赶紧补充说：“我可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那，孙先生的意思是……”胡汉民仿佛猜到了孙中山的用意，若有所悟地说，“和他们同台演出？”

“对，汉民君说得好，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和他们来一场同台会演。既然他们请我们去，当然我们也应该有所表示。这一次我们要来他个出其不意，与他们当场辩论，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是非对错，让公众自己去评判。”

胡汉民，名衍鸿，字展堂，号不匮室主，“汉民”为其自名，意为不做清廷顺民，做大汉之民。

“孙先生的主意实在是太高明了。”在场的几位都齐声称赞。

“那派谁去应战呢？”孙中山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四个人。

“我看汉民君最合适。”汪精卫大声说，“他当过教员，满腹经纶，口若悬河，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本领。”

“汉民君，那就辛苦你啦！”

1905年10月6日，纪念戊戌死难烈士大会如期举行。当地的保皇党人全部到场，一些爱国华侨和留学生，出于对戊戌变法中死难六君子的敬仰，也赶来参加聚会。会场上约有五六百人。

大会主席台上摆放着祭奠的供品和香烛。会场四周悬挂着保皇会的旗帜。保皇分子梁启超、徐勤等人身着素服，表情严肃地登上主席台，开始了纪念活动。祭礼仪式完毕，保皇党人开始轮流登台演讲，全都是一个调子：要挽救中国的命运，只有实行君主立宪，革命只能招致灭亡。要救中国，首先要救出英明的光绪皇帝。

在台下早已听得不耐烦的胡汉民，纵身登上了主席台，开始怒斥保皇党人：“保皇保皇，你们这些人整天在鼓吹保皇救国，可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今日的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谁之罪也？还不是腐败的满清政府！要拯救中国，首先要推翻满清政府；只有革命，中国才有出路，国民才有希望。你们这些人，甘愿做满清贵族的奴才，借死人来欺骗活人，实在是太可笑了！……”

胡汉民的演讲，博得台下听众一阵阵的喝彩。而保皇党人却听得心惊肉跳，瑟缩发抖。在一阵哄笑谩骂声中，徐勤等人赶紧宣布散会。同盟会第一次向保皇党的进攻旗开得胜。

1905年11月，经过认真筹备，《民报》正式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口号，打出了三民主义的旗帜，这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06年，孙中山在与黄兴等人一同制订的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思想。当有人问到三民主义的含义时，孙中山用非常通俗的语言作了概括。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福利，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所以要进行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所以要进行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所以要进行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就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个目的，我们的国家就成了完美的国家。”三民主义思想，从此成为激励革命党人努力奋斗的目标。

◎《民报》发刊词

在孙中山的具体领导下，同盟会以《民报》为阵地，向保皇派发起猛烈的批判。同时，散布在海内外各地的革命报刊，如檀香山的《自由新报》、南洋的《中兴日报》、曼谷的《华暹新报》、仰光的《光华报》、温哥华的《大汉公报》，也纷纷加入了讨伐保皇党的战斗行列中。卷入论战的报刊达数十种。论战的地点有上海、广州、香港、东京、横滨、檀香山、旧金山和新加坡等城市。论战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民报》上发表的重要论战文章，不少是孙中山口授的，或出自他的授意。同盟会的骨干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也多次撰文批判保皇党人。

经过这一次大规模的论战，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保皇势力一落千丈。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思想和舆论上为辛亥革命做好了准备。

威震镇南关

在与保皇势力展开论战的同时，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不失时机地开辟第二条战线，再一次策划国内武装起义。同盟会总部动员会员回国，建立同盟会分会，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1906年4月，留日学生杨卓林奉中山先生之命回国，在江苏、河北、上海等地活动，联络会党和新军，策划起义。

同年秋，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奉命从日本返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准备起义。

同年冬，湖北同盟会和当地日知会负责人刘静庵、曹亚伯等人，在湖北新军和学界开展宣传工作，秘密集会，伺机起义。

同年冬，同盟会会员许雪秋等人在广东潮州、黄冈等地联络会党，筹划起义。

国内反清风潮日渐高涨，革命党人加紧筹划武装起义。革命之火已经点燃，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1906年12月4日，在湖南、江西交汇的萍乡、醴陵、浏阳等地区，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爆发了，这是同盟会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当地的煤矿工人、会党和散兵游勇共三万余人，相继加入。起义军在刘道一、蔡绍南等人的领导下，英勇拼杀，起义风潮很快席卷了浏阳、醴陵、萍乡、宜春、万载数县。清政府闻讯，急忙调集附近四个省的兵力，前往围剿；停泊在长江上的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的军舰，也驶往上游，企图进行武装干涉。

起义军经过一个月的英勇搏斗，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惨遭失败。刘道一被捕，慷慨就义。

起义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催开了报春花。当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东京同盟会总部时，同盟会为死难的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孙中山满含悲痛，挥毫赋诗：

 

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孙中山坚信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事业必将胜利，决心以百倍的努力去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用胜利的果实告慰牺牲的英灵。他决定直接领导国内武装斗争，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以越南为活动基地，策划两广起义，先夺取广东，再取广西、云南，占领南方七省，然后北渡长江，直指北京，推翻清廷！

就在孙中山收拾行装、准备奔赴越南开辟战场的时候，清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又一次把魔爪伸向了他。

湖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开始了严厉的镇压和大搜捕活动。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查清起义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暗中策划，便上奏清廷。清廷闻知，气急败坏，一方面派遣大量的密探到日本，刺探同盟会的动向；一方面不惜出卖国家利益，要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

依照国际惯例，各国不得驱逐其他国家的政治犯。日本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答应了清政府的要求。但又怕此事传扬出去，招致国际舆论的非议。于是，日本外相通过一位在东京的英国教授与孙中山见面，委婉地提出了日本政府的意思，还许诺送一笔路费；同时，日本政府还让一位资本家出面，做孙中山的工作，表示只要孙中山同意，路费全由他包下来。

孙中山对日本政府的做法极为气愤，但既然自己已经决定去越南，就不必顾忌日本政府的态度。加上同盟会成立后，经济上极为困难，要进行武装起义，经费筹措是一个大问题。于是，孙中山决定采用变通的办法，接受日本政府“赠送”的路费，离日赴越南。

1907年3月，孙中山在胡汉民、汪精卫和日本友人萱野长知、作家池田亨的陪同下，起程赴南洋。在香港和新加坡作短暂的停留后，一行人抵达越南河内。

孙中山之所以选择在西南边境发动武装起义，主要是考虑到那里距内地比较远，清政府的统治基础薄弱，加之山多林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靠近南海，也有利于从境外运送军械，保障供给。

当地同盟会会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为了便于从事工作，孙中山化名高达生，住在河内甘必达街61号。

当时，越南被法国占领，成了法国的殖民地。河内有很多华侨，又因为临近中国云南、广西地区，往来的中国人比较多，特别是一些在内地争斗中失利的会党头目，也流落到这里。孙中山在河内、海防组织成立了同盟会分会。同时，委派友人萱野回日本购置武器。

为了召集起义人员，孙中山特意派人开了一家饭店，取名为“日新楼”，专门用来招纳各路会党和绿林豪杰，内地会党人物王和顺、黄明堂、梁兰甫、关仁甫、梁庭等人都与孙中山有联系。

就在孙中山积极准备滇桂粤起义的时候，广东钦州和廉州（今属广西）两地发生了农民抗捐税暴动。孙中山决定因势利导，争取在钦州、廉州、潮州和惠州四地同时举行起义。

依照这一计划，他指示在广东的许秋雪加紧行动，并派胡汉民到香港去，做好起义的联络工作；同时，电告在南洋的同盟会会员邓子瑜，命令他火速赶回惠州，配合许雪秋策动起义。他还给在日本的黄兴写信，让他来河内协助。为了保证军事供给，他写信给为起义军筹款的南洋同志，鼓励他们：“日来潮（指潮州起义）起于东，钦廉（指钦州和廉州农民暴动）应于西，大有可为。望力任义务，以相协助。”

1907年5月22日，革命党人率先在潮州黄冈地区揭竿而起，向驻扎在当地的清军发起攻击。附近的清军官吏闻风而逃。很快，起义军占领黄冈，成立了军政府，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的名义发布讨清檄文。当起义军正准备进军潮州的时候，大队的清军包抄而来。经过五天艰苦激战，起义军因弹尽粮绝，惨遭失败。这次起义史称“黄冈之役”。

图为孙中山在新加坡晚晴园与黄冈起义人员的合照。左起：孙中山、张永福、萱野长知、陈涌波、林时塽、汤寿山。

邓子瑜在惠州地区听到黄冈之役发动的消息，但不知道起义已经失败，他急忙率领一部分会党群众在归善（今惠阳）县的七女湖响应。终因孤军作战，寡不敌众，与清军苦战十多天后，起义军不得已就地掩埋了武器，解散了队伍。

潮州、惠州之战相继失利后，孙中山专注于广西起义。9月1日，孙中山命令加入同盟会的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带领200多人在钦州王光山打响第一枪，向防城进军，钦州、防城之战爆发。五天后，义军攻下防城，杀死县令，队伍扩大到3000人；随即，义军攻袭钦州府城，结果腹背受敌，军需给养断绝，不得已退入广东、广西两省交界的大山中。

这些失利丝毫没有动摇孙中山的革命意志，他像是一个英勇不屈的斗士，越战越勇，勇往直前。他和黄兴商议，把下一个进攻的目标选在位于中越边界的镇南关（今友谊关）。

镇南关是边防要塞，扼守中国的南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里山势陡峭，涧深路险，古树参天，重峦叠嶂，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历来被视为险关。中法战争时，清朝爱国将领、老将冯子材在这里多次打退了入侵的法国军队，威震镇南关。现在，清军在陡峭的山巅建有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居高临下，严密把守。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孙中山任命当地另一位游民头领黄明堂为都督，带领手下80多人，携带42支枪，于12月2日黎明，沿山间小道突袭镇南关。起义队伍首先袭击南边的第三座炮台。炮台的守军还在睡梦之中，来不及抵抗，就做了俘虏。接着，义军乘胜进攻，很快又攻下另外两座炮台。

义军占领镇南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河内。彻夜未眠的孙中山顿时忘记了疲劳，和同志们欢呼雀跃，激动不已。天刚亮，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池亨吉和一名法国退役的上尉军官，一行十余人，从河内搭乘火车，朝镇南关进发。

一向沉默不语的孙中山，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欣喜若狂。望着车窗外面一闪而过的青山绿水，他手舞足蹈，那举止就像一个离家多年、思乡心切的游子，恨不得一下子回到盼望已久的故乡！

“我早就有一个愿望，进入中国最南角的镇南关，督军万里，挥师北上，穿越中原大地，直插山海关。一出山海关，清朝皇帝就彻底完蛋了！今天，我的愿望将要实现一半！”

随行的同志欢欣鼓舞，纷纷振臂高呼：“革命万岁！革命万岁！”

列车停在了越南最后一站谅山，孙中山一行下了火车。他们步行来到越南边境的一个小镇文渊，几位接应的义军战士早已在那里等候，为他们准备了几辆马车。

孙中山恨不得插翅飞到阵地，不愿意在路上耽误工夫，他牵过一匹快马，翻身而上，扬鞭策马，奔驰而去。随行的黄兴等人见状，不甘落后，也策马紧追。大约一小时后，一行人终于来到了营地。

这时，天色已晚，夜幕降临，义军战士点燃起一簇簇火把，照亮了半边天。孙中山顾不上休息，立即慰劳三军，视察炮台，布置防卫，以防备敌人反攻。

第二天，太阳从东边的山坳中慢慢爬了上来，清军的反攻开始了。孙中山不顾大家的劝阻，亲自持枪向山下的敌人射击，边射击边兴奋地说道：“我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才得以亲手射击敌人，二十年来的奔波劳累一扫而空！”

在孙中山先生的激励之下，义军战士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进攻的清军见久攻不下，就派人前来讲和。战斗至此，义军的枪支弹药也快要用尽了。大家劝孙中山趁这个机会，下山返回河内筹措军火。

但是，孙中山执意不肯，他感慨地说：“我离开祖国十多年，没能踏上故国的土地，现在让我下山，我于心何忍！”

黄兴、胡汉民也认为应该赶快筹饷接济队伍，力劝孙中山下山，由黄明堂带领部下在此坚守五日，等候接应。

在众人的劝说和搀扶之下，孙中山摸黑下山。山陡路滑，又怕被敌人发现，护送的人员也不敢举火。孙中山几次跌倒，满身泥泞。实在无法行走，大家只好顺着山坡向下滑溜。

12月6日，孙中山返回河内，加紧筹措军饷。清政府的密探打听到他在河内的行踪和他的住址。于是，清政府令驻法大使向法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驱逐孙中山。清政府还公开悬赏20万两白银缉拿他。在清政府的压力和贿赂下，法国总督约见孙中山，要求他尽快离开越南。

黄明堂率领数百人据守镇南关。清军4000人加紧围攻，义军弹尽粮绝，为了保存实力，12月8日，黄明堂率众突围，转入越南境内的燕子山中。镇南关之役至此宣告结束。

这次起义，历时九天，起义军只阵亡1人、伤4人；清军则阵亡200多人。

在法国殖民当局的逼迫下，1908年1月底，孙中山离开越南乘船前往新加坡。这是孙中山第三次遭受帝国主义的驱逐。

临行前，孙中山命胡汉民留守河内机关，同时命黄兴再次在钦州和廉州地区发动起义，由黄明堂筹划进攻云南河口。于是又有了同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之战和4月份的云南河口起义。孙中山先生亲手点燃的边地烽火，犹如绚丽的彩霞，映红了大半个中国，燃起了国内外爱国人士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热情。腐朽的清政府在革命的呐喊声中，摇摇欲坠，行将垮台。

一连串的起义活动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者的勇气和声威却赢得了世界的赞誉。越南的法文报纸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这些起义的人，都是革命巨子孙逸仙的部下，从军事学上来观察，他们的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但他们的勇敢是值得我们佩服的……”

 

成长词典

镇南关（今友谊关）位于广西的中越边境上，又称大南关、界首关。始建于汉，初名鸡陵关。明永乐年间改为镇夷关。清初改镇南关。1953年改睦南关，1965年改友谊关，是中越之间的交通要口之一。

 

内部之争

1908年3月，孙中山离开河内，乘船前往新加坡。

波涛滚滚的红河水，拍打着船舷，激起一朵朵浪花。两岸苍翠茂密的热带雨林，在阵风中摇曳，像是在和远行的人招手告别。

孙中山站在船头，望着一片汪洋，心潮澎湃。镇南关的炮声，仿佛还在他的耳边回响；起义军的旗帜，仿佛还在他眼前飘扬。他多么想在离别多年的祖国土地上多待一阵子，哪怕是远远地望上一眼，他也感到满足，可是，就连这简单的要求，也被清政府剥夺了。如今，他又成了一个漂泊流离的行者，不由自主地走向远方。

辽阔的蓝天上，飘浮着朵朵白云，轻若飞絮；宽阔的河面上，一群群海鸟展翅飞翔，时高时低，忽左忽右，盘旋自如，身后抛下一阵阵嘹亮的叫声，那舒展自如、无拘无束的样子，深深地打动了孙中山。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自然界的万物还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主宰这个世界的人类，怎能被一些小小的失败压倒？”他觉得自己全身热血沸腾，眼前豁然开朗，压在心上的石头随之掉了下来。

失败压不倒英雄汉。

当船抵达新加坡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彻底从失败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然而，他怎么能想到，一场意外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

从广州起义到镇南关起义，孙中山前后一共策划了十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总结原因，孙中山得出一个结论：由于缺乏活动经费，没有足够的粮饷和军械财力供给，致使起义功亏一篑。他还没有认识到，历次起义都只把会党作为主力，没有很好地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致使革命夭折，财力不济只是一个方面。

所以，孙中山把募集革命经费作为下一步的重大任务。

从孙中山投身革命的第一天起，一切活动都是靠向国内外爱国人士募捐来维持。许多海外爱国华侨，一直在为革命提供财力支持，特别是南洋华侨为中国革命捐款最多。孙中山的哥哥孙眉，自始至终，竭尽全力，几乎把全部的家产都用在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上。从1895年至今，革命党人一共募集捐款35万多元（以港币计算）。

在海外，愿意为革命募捐的人，多是一些中下等收入的华侨，尤其是一些靠打工挣钱吃饭的华侨工人。他们对中国革命怀着一种朴素的真挚感情，尽管自己财力有限，但他们还是非常乐意捐献出手中仅有的一点钱，哪怕自己因此饿上一顿，也不在意。而那些真正有钱的华侨资本家，除了少数几位具有爱国心之外，大部分人都不乐意为革命出力，在财力上他们绝对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孙中山抵达新加坡后，发现那里的同盟会会员和华侨情绪都很低落。起义失败不仅在同盟会内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不少人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而且对支持革命的南洋华侨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怀疑。如此形势之下，捐款的难度可想而知。革命党人在经济上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有一段时间，孙中山连外出活动的路费都凑不出来！

最让孙中山焦虑的是，镇南关和河口起义后，有五六百起义战士被迫流落到南洋，背井离乡，缺衣少食。如何妥善地安置他们，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孙中山为此事发愁的时候，东京同盟会总部内的一些人正在四处活动，试图让他辞去同盟会总理的职务。矛盾的起因是由于一年前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提供的路费。

1907年年初，孙中山离开日本到越南河内。临行前，他接受了日本政府转送的5000元路费和日本股票商人赠送的1万元。他把其中的2000元留给《民报》社的章太炎，作为《民报》经费。其他的钱全部用于西南起义。接受这笔款项，孙中山事前没有和同盟会其他负责人商量。

孙中山走后，同盟会东京总部的章太炎、张继、陶成章、刘师培等人对此意见很大，到处散布说孙中山“受贿”，接受日本政府的赠金，把这些钱送给了家人，提议东京同盟会总部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但大部分同盟会会员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孙中山、黄兴、胡汉民都在越南忙于准备起义，也无暇顾及这些。

1908年9月，陶成章来到新加坡见孙中山，要孙中山提供5万元活动经费，供《民报》办公和自己回国活动；还带着章太炎印制的《民报》股票，想在南洋华侨中间筹款。

孙中山待人一向宽宏大度，不计前嫌。他没有因为陶成章在东京的行为而批评他，仍然热情地接待了陶成章，给他耐心地解释，说：“目前，南洋经费紧张，这里的同志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了，你要5万元，我根本无法办到。”

陶成章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自然不高兴，不过当着孙中山的面，他也不便发作，只好怏怏地走开了。临走时，孙中山把自己腕上带的手表和一些衣物交给陶成章，让他拿去变卖，还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到南洋别的岛上去活动。

陶成章与孙中山不辞而别，单独到缅甸仰光和马来西亚等地募捐，但那里的华侨捐款的人很少。陶成章募捐不成，怀疑是孙中山在背后做了什么，无缘无故地把火气撒到孙中山的头上，到处散布流言飞语，说孙中山把革命捐款据为己有。

对陶成章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孙中山置之一笑，仍在四处奔走，继续为革命筹集款项。

1909年5月，他接到一位法国资本家的来信，信中说要向同盟会捐款，提出要孙中山亲自到欧洲商谈此事。在同盟会举步维艰、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竟然有人愿意资助革命，不管成功与否，还是应该努力争取。抱着这个目的，孙中山化名萧大江，秘密起程前往欧洲。此行的路费，还是南洋各地同盟会的同志费了好大的劲才凑齐的。

◎陶成章

孙中山离开南洋后，陶成章在马来西亚槟城（槟榔屿）联络同盟会会员李燮和等人，以川、粤、湘、鄂、苏、浙、闽七省同盟会的名义，抛出了一份所谓的《孙文罪状》（即《七省同盟会会员意见书》），无中生有地说孙中山“侵蚀华侨巨款”、“蒙蔽同志”、“败坏同盟会名誉”等等；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陶成章以七省名义公开印发孙中山先生所谓的“罪状”后，还特意跑到东京活动，再一次要求同盟会开除孙中山，遭到大部分人的抵制。只有章太炎赞同他的做法。

前不久，因为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清美结盟之利弊》一文，招致清政府的不满和日本政府记恨，所以日本政府借机查封了《民报》，章太炎因此也无事可做。胡汉民、汪精卫商议创办《新世纪》，代替《民报》，没有邀请章太炎加入，招致章太炎的不满。他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和陶成章走到了一起。

作为一度并肩战斗过的同志，章太炎和陶成章这些错误做法，影响很坏，造成南洋、日本和江浙等同盟会的分裂，使许多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徘徊观望，而保皇党人不甘心自己的失利，趁机用陶、章两人的言论来攻击孙中山。保皇党人的报纸《南洋总汇报》一连三天刊载此事，散发《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诋毁孙中山和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

孙中山于1909年6月抵达法国巴黎，开始了筹款工作。不料，正赶上法国内阁改组，新任政府总理不支持本国资本家向孙中山提供革命资金。由于筹款无望，孙中山8月底前往伦敦，受到同盟会会员吴敬恒的热情接待。

10月，孙中山接到了黄兴发自东京的信件。黄兴在信中向他汇报了陶成章、章太炎两人的行为。孙中山看过信后，非常生气。他万万没有想到，现在正值革命处于艰难困厄、正需要全体同志努力进取的时候，这些人竟然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拨弄是非，破坏革命！如果任其所为，对自己、对革命都是一个极大的危害。

孙中山和吴敬恒商议如何解决此事。吴敬恒说：“既然他们是捏造事实，那就让事实和真理去说话，谎言自然不攻自破。”

孙中山也觉得该是自己站出来和他们辩论的时候了。

告别了吴敬恒，孙中山回到自己下榻的旅馆，亲自动笔，给吴敬恒写信：

 

吴先生鉴：昨日先生的意思是要我把事实和盘托出，以消除外人的疑问，伸张世界的公道。我再三考虑，你的话很有道理。攻击我的人，不外乎以为我从事革命至今，名利双收。岂不知我自广州起义失败，举国之人，无不说我大逆不道，把我看成乱臣贼子，视作匪徒海盗。陶成章在那个时候，想必他也不愿意得到这样的称谓！今天，革命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最光荣的事业，所以才会有陶氏之流，用名利的眼光来看待革命。而我从事革命的本意，不过是伸张正义，实现救国理想！

这些人认为我从革命中攫取个人利益，岂不知我在从事革命之前，经济上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如果不是革命，我也不会失去这样优越的地位；世俗之人所渴望的快乐，我都能得到满足。革命之初，愿意资助革命的人寥寥无几，全都是靠我自己和兄长孙眉的帮助。我哥哥不但为革命提供资金，还为我照顾妻子儿女，竭尽全力，公而忘私。我哥哥因为资助革命运动，浮钱用尽，常以不动产作抵押，结果借贷到期无法偿还，被债主拍卖产业，前两年在檀香山破产，如今迁居香港，耕地为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前些日因为地租涨价，无法偿还，几乎被地主驱逐。试想一想，如果为了图利，我何必投身革命，致使自己失去谋生的地位，失去固有的产业，还连累我的哥哥破产……

 

写到这里，孙中山双手颤抖、泪眼模糊。他多么思念迁居香港的亲人啊！多年不见，不知道母亲和妻儿的生活如何，是不是还在为衣食发愁？

孙中山一直为革命而奔走，没有时间照顾家庭。他的哥哥孙眉，平时多以自己的家产倾助革命，积蓄耗尽。1906年前后，夏威夷政府颁布新的租地条例，按此规定，他手中的牧场都要归还政府，孙眉不甘心遭政府剥削，诉诸法律，花去大笔诉讼费，但毫无结果。实在没有办法，他曾在镇南关起义前亲自到河内去找孙中山求助，但当时孙中山正专心致力于起义，无钱资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孙眉毅然决定迁居香港。

1908年，陈少白在九龙牛地湾购买了十多亩田地，开办农场。他就把余下的一半土地卖给了孙眉。孙眉说好等檀香山余产变卖后付钱。不久，檀香山的友人告诉孙眉，那里的余产只够付诉讼费。陈少白听说此事，赶紧跑来跟他要账。

孙眉本来性情就比较急躁，陈少白的做法让他很气愤，他冲着要账的陈少白说：

“你办《中国日报》的时候，我曾先后几次寄钱资助。你现在难道一点旧情都不念，因为这一点钱来逼我，于心何忍？”

陈少白听说此言，自觉气短，也就不敢紧逼，却在背后对人说：“孙氏弟兄两个，弟弟像华盛顿，哥哥像拿破仑。华盛顿还好商量，拿破仑真是拿他没办法！”

这件事传到孙中山那里，他也只有一笑了之。

这是孙中山先生与元配卢慕贞、儿子孙科、女儿孙妍和孙婉的合照。

回想往事，历历在目。孙中山心情异常沉重，手握毛笔，仿佛千斤在手。

陶成章、章太炎两人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富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的愤怒。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领导人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反对陶、章的做法。黄兴给孙中山写信，说陶成章是“桀犬吠尧，疯人呓语，不足诬人”，同盟会要群起而攻之。他向美洲各华侨报馆和同盟会发信，做他们的工作，告诫他们不要上当，维护团结。越南的同盟会发表《河内公函》，针对陶成章的说法，逐条进行驳斥。

这些同志的支持，给孙中山先生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他最终经受住了这场风波的考验，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仍然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坚信：只要抵挡住这场厄运，光明就在前面。他乐观地说：“一切失败，皆是革命成功的种子！”

陶成章和章太炎都是著名的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统治做出了很大贡献。陶成章等攻击孙中山，虽然是个严重错误，但不能因此而抹杀他们为革命立下的功勋。后来蒋介石奉一些人之命暗杀了陶成章，是更大的错误，也是与孙中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的主张不相符的。

黄花岗之役

西南起义结束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1908年11月，清朝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之内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被推上了皇位，这就是宣统皇帝。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不用掐，不用算，宣统皇帝两年半。”民心向背，可见一斑。清王朝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

1908年，同盟会会员、安徽合肥人倪映典，一年前在安庆任新军马营管带时密谋起义，不慎计划泄露被撤职，便化名倪培之来到广州，在广州新军当上一名见习排长。为了在广州鼓动新军起义，1909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倪映典任运动新军总主任，开始有计划的活动。倪映典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党。经过三年时间的联络动员，有3000多名新军官兵加入同盟会。

◎宣统皇帝

1910年1月，倪映典向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说，时机成熟，准备在农历正月元宵节行动，需要两万元资金。这一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孙中山，他忍受着同盟会内部一些人对自己的攻击，穿梭往来于欧美大陆之间，组建海外同盟会组织，募集资金。很快，他就寄去刚刚募集到的8000元港币，同时还告诉香港同志积极行动，争取胜利。

1910年2月，孙中山来到了美国旧金山，加紧为广州新军起义募捐。正在这时，从国内传来消息，广州新军起义由于起事仓促，战斗一个多小时即被镇压，年仅27岁的倪映典战死，共有300多名起义战士惨遭杀害。

中山先生闻此噩耗，极为痛心。这是他领导的第九次武装起义。九次行动，九次失败，这样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孙中山先生很快振作起来，他相信，坚持就有希望，坚持就是胜利。这正是他超越常人的伟大之处。

1910年7月，他在结束了美国和檀香山的活动之后，取道日本前往新加坡，召集同盟会高层领导人研究下一步的革命方针。会议决定暂停各省的起义计划，由海外同盟会组织在各地分头募集资金，等到经费凑齐，在广州再一次发动起义。

1911年1月，黄兴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到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黄兴在香港跑马地35号设立了统筹部，下设八个课：调度课负责发动广州新军，姚雨平任课长；储运课负责购买和运送枪支，胡毅生任课长；交通课负责联络南方各省同盟会和革命力量，赵声任课长；秘书课负责掌管文件，胡汉民为课长；编制课负责制订各项行动计划，陈炯明为课长；调查课负责搜集敌情，罗织扬为课长；还有负责财政的出纳课和负责总务的总务课。为了防范泄露行动计划，各课各自独立，互不过问。如此详细周密的组织，是历次起义所没有的。孙中山和黄兴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一次行动上。

就在孙中山为这次行动四处奔走的时候，他接到了哥哥孙眉的来信，告诉他母亲病重，希望他能到香港来探视。但是，由于香港当局没有解除对他的禁令，孙中山虽然途经香港却无法上岸，只能怀着十分愧疚的心情，在香港海面遥望九龙，挥泪而别。到达新加坡不久，就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没有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经过5个多月的准备，革命党在广州城内设立了38个秘密据点，枪械和物资陆续运抵广州附近，新军和广州周围地区的会党组织也都联络布置妥当，一切准备就绪。统筹部决定于1911年4月13日发动起义，兵分10路，进攻广州。黄兴特意组织了由800人组成的敢死队担任主攻，看来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4月8日，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华侨温生才，在广州刺杀清朝署理将军孚琦，震动了全城；同一天，革命党人从香港运往广州省城的炸弹，中途也被清军查获。这一连串的突发事件，引起当局的注意。另外，清军也得到密探报告，革命党人又要在广州闹事！清军暗中加强了防范，调两个巡防营入城，占据制高点。一时间，省城内谣言四起，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鉴于形势变化，黄兴决定把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6日。23日，黄兴写下了绝命书，由香港潜入广州城，在两广总督府附近的小东营建立了起义指挥部。

这时，据新军内部的消息，参加起义的新军第二标（“标”是清军编制名称）将在5月3日退伍解散。黄兴当机立断，决定把起义时间改在4月27日，兵分四路向广州进攻：黄兴带领一支队伍集中攻打总督府；姚雨平率领一支队伍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接应起义的清军巡防营和城外的新军入城；陈炯明带领一支人马进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20人把守南大门。

起义在即，革命党人精神抖擞，怀着视死如归的悲壮心情，向他们的亲人和同志写下了一封封绝命书。方声洞告诉自己的慈父，为祖国而死，虽死亦乐！林觉民满含深情地写信给他即将分娩的爱妻，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天下人谋福利，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与妻书》。

4月27日下午5时，战斗打响了。起义军臂缠白色方巾，脚蹬黑色胶鞋，在黄兴的带领下，朝总督府进军。只见黄兴身穿青色短衫，手握双枪，冲锋在前，高喊着：“各位同仁，报国杀敌的时候到了，冲啊！”

跟在后面的朱执信一改往日文弱书生的样子，手握长枪，冲在前面。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不顾一切向敌人冲去，吓得对面的清军连连后退。他用炸弹把总督府炸开了两个大洞！起义军趁机打进了总督府，总督张鸣岐闻风丧胆，挖墙逃了出去。起义战士放火烧掉了总督府。

激战中，起义将士伤亡很大，弹药将尽。敌人的援军蜂拥而至，形势万分危急！这时，陈炯明、姚雨平、胡毅生等人却违抗命令，按兵不动；由胡汉民率领的后援人员也没有从香港及时赶到，使城中的义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黄兴带领队伍且战且退。起义战士走散了，黄兴右手中指、食指第一关节都被打断了。最后，他跌跌撞撞，艰难地用肩膀撞开了一家杂货店的门板，躲了进去。在店伙计的帮助下，他化装逃到了河南岸的起义据点。第二天，赵声等人也相继撤离战场，陆续转移到香港。林觉民、喻培伦等31位革命党人，在巷战中负伤被捕。4月28日，广州起义失败。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十次起义。

起义过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将在战斗中牺牲和被捕就义的72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

安葬那天，淫雨霏霏，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潘达微以“红花”之名不雅，就改名为黄花岗，取“黄花晚节”之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当天，孙中山由纽约抵达芝加哥，在那里得到黄花岗起义失败的不幸消息。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救助革命同志，做好烈士的抚恤工作。在他的动员下，中国同盟会芝加哥分会的同志筹集了3000元汇往香港。

起义失败已经是很大的不幸，而战友黄兴等人生死未卜，更让他坐卧不安。他多次发电报打听黄兴等人的下落，没有回音。孙中山度日如年，心如刀割。在芝加哥青年会上，他失去了往日口若悬河的演讲口才，精神恍惚，词不达意。原定三个小时的演讲，不到一个小时就草草结束了。一星期过后，香港终于发来了一封平安电报，说黄兴、胡汉民等幸免于难，已经从广州安全脱险。这时，孙中山才稍稍感到一些安慰。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黄花岗之役，孙中山先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及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这场起义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奏响了辛亥革命的序曲。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黄花岗之役，正如孙中山所言：“我党菁华，付之一炬。”这对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革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惘然、沮丧、悲观、失望的情绪再一次笼罩在革命党人头上。

在失败的重压之下，赵声借酒浇愁，排遣自己心中的忧愤，后因阑尾炎发作，在香港病逝，年仅33岁。临死前，赵声含泪对身边的同志说：“吾负死难诸友，只有靠大家为他们雪耻了！”同盟会会员杨笃生，不堪忍受失败之辱，在英国跳海自杀。就连一向坚定的黄兴，绝望之下，也怀着愧对死难烈士的内疚，闭门谢客，一心一意作暗杀准备，决心孤注一掷，拼一死命，为先烈报仇。

孙中山在美国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和革命党人的思想动向。惊悉杨笃生跳海自杀，他深感痛惜，在给英国同志的信中，他告诫说：“人生世间，对于个人来说，身体属于自己，个人的行动也是自由的；然而，对于社会而言，此身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全为个人所有，倘若不是为了改造社会而牺牲自己的身体，这是绝不应当的。杨君之死，我实在为他遗憾！”

黄兴的拼命主义思想，也让他深感不安。他多次去电、去函，劝告黄兴：“同志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的选择，关系革命成败；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事业在等待着你去做，个人主义是万万行不得的。”

孙中山坚忍不拔的毅力、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绝望中的同志。革命党人再一次团结在孙中山的旗帜下，朝着下一个目标奋进。

在旧金山，他把同盟会和洪门会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组织；为了为革命筹集到更多的款项，在美洲同志的协助下，专门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分两路在美国南北各地筹集经费，准备再次起义。黄兴也根据国内的情形，制订了“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同时响应”的起义计划。

孙中山，这位百折不挠、屡败屡战的英雄，既没有被敌人的顽固凶残吓倒，也没有因为革命又一次失败而灰心丧气，他认为，广东虽败，幸无大伤，但它对整个中国人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再一次唤醒了国人推翻清王朝的决心；广州起义，虽败犹荣。他坚信，现在各省民心渴望革命再起，就像是久旱的土地，渴望天降甘霖一样。革命党无论从哪一个省下手，一旦站稳脚跟，其他的省份必将望风归附，清朝灭亡的命运即将到来！

事实也印证了中山先生的预言。

在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的鼓舞下，武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加紧活动，准备起义。武汉《大江报》接连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石也》《亡中国者，和平也》等文章，宣传革命。鄂省官府逮捕作者，查封了《大江报》，激起民愤。

1911年9月，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召开会议，成立起义总指挥部，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总指挥部设在武昌汪朝街85号文学社总机关内，另外还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革命党人还派武汉同盟会会员居正到上海邀请宋教仁，函邀在香港的黄兴等人，来武汉主持军事。鉴于清政府调动湖北一部分新军入川，镇压四川保路群众，武汉一时防卫空虚，有利于起义，革命党人定于10月6日（农历中秋节）起义。

中秋节前，武汉各家报纸，相继登载含沙射影清政府的文章。大街小巷，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引起了官府的注意。驻扎在南湖的新军炮兵三营士兵，因喝酒与排长发生冲突，发生暴动，更使当局惶恐不安。湖广总督瑞澂为了防范新军闹事，下令收缴各营士兵的子弹，新军提前一天过中秋节。到了中秋节那天，士兵一律不准外出，起义计划被迫推迟。

10月9日上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起义机关内配装炸弹时，由于围观的人抽烟引起炸弹爆炸，孙武面部被烧伤，立即送往医院。俄国巡捕闻声而至，当场逮捕四位没有来得及躲避的革命党人，搜出了起义人员名册、旗帜和印信，一起移送湖北当局。

瑞澂大为震惊，立即下令封闭城门和各个关口，全城戒严，出动全部警察和侦探，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时间，警笛长鸣，警察和便衣特务遍布大街小巷。

下午5点，在小朝街起义机关内，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得知起义机关暴露，形势危急，当机立断，由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当夜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武汉三镇新军同时行动。不料，大队清兵包围了小朝街指挥部，因为蒋翊武样子像个学究，混乱中得以逃脱，刘、彭和杨洪胜等33人被捕，第二天拂晓慷慨就义于总督衙门外。殉难时，彭楚藩年仅24岁，刘复基和杨洪胜两人年仅26岁。

当夜，各营党人接到行动的命令，都和衣而睡，枕戈待命，只等南湖一声炮响，举旗起义。可是等了一夜，却不见南湖炮队发炮，起义人员个个惶惶不安，不知出了什么意外。原来，到南湖传达起义号令的革命党人邓玉麟，行至中和门时，发现城门关闭，无法出城。南湖炮队根本没有接到命令！

10月10日清晨，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大街上一片凄凉的气氛。官府实行特别戒严，令各营封锁营门，不准士兵出入和交头接耳，就地集合，宣布镇压命令。训示完毕，各自归营。见此危状，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熊秉坤、金兆龙秘密联络同志，决定首先发难。中午，熊、金两人冒雨通知各营士兵，准备行动。

夜幕降临，下了一天的雨停了下来。灰暗的天空像一张大网，罩在武汉三镇。金兆龙和另外一名士兵程正瀛正在往枪膛里装子弹，正好被巡逻的排长发现。

“你们在干什么？”

“防备不测。”金兆龙一语双关地回答。

“难道你们想造反？”

“老子就是要造反，你能怎么样？”

“造反？把他给我绑起来！”巡逻的排长吆喝跟随的士兵动手捆人。

金兆龙见状，大声喝道：“弟兄们，现在不动手，更待何时！”

程正瀛枪声一响，那位排长的脑袋开了花。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终于打响了！

枪声就是命令！全营士兵立即行动，熊秉坤鸣笛集合，带领四十多名士兵猛扑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士兵打开库门，迎接起义战士。楚望台军械库被占领。随后，各队士兵陆续赶来集合，在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的指挥下，攻打湖广总督署。

总督见势不妙，让人凿破督署围墙，穿洞逃走，登上江边的“楚豫”舰，狼狈而逃。经过一夜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城，把红旗插上了黄鹤楼。第二天，革命军攻下汉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推举新军统领黎元洪为鄂军都督。第三天，又占领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胜利。

革命军立即通电全国，同时电邀黄兴、宋教仁等人来湖北，并请他们转告仍在海外的孙中山，请他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黄兴于10月下旬抵武昌，督师汉口，抗击南下的清军。

革命党占领武昌的消息，立即传遍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各地的革命党人和其他革命团体，在武昌起义成功的鼓舞之下，积极发动新军或会党起义。到11月下旬，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全国24个省中先后有14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朝政府。清政府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失败的命运已经降临在他们的头上。

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进行革命募捐活动。前些天黄兴发给他的电报，因为翻译用的密码本在行李箱中，没能及时译出，所以对此一无所知。

10月11日，他到达该州丹佛市，由于路途疲劳，他早早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在去吃早餐的路上，孙中山随手买了一份报纸，拿到餐桌前翻看。突然，一条发自中国的简短消息把他吸引住了：

“中国革命党占领武昌。”

孙中山急忙读完消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想到武昌起义能这么快取得胜利。他双手紧紧地攥着报纸，一字一句地反复念着这条新闻，激动、兴奋、紧张，百感交集。他想大声呼喊，只觉得有东西堵着喉咙，眼睛也有些湿润。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慢慢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自己应该马上回国，亲自参加革命才是！

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孙中山认为，革命政权必然要遇到外交和财政的困难。与其回国参战，不如首先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个时候，孙中山脑海中还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认为美、英、法等国会同情、支持中国革命，所以，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自己暂不回国，而去寻求英美等国家在外交和财政上的支持。事实证明，孙中山的这一想法是错误的。

孙中山立即转程赴纽约。在那里，他向美国的一些政界和财界人士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他还特意为中国同盟会纽约分会拟定了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布告。

11月11日，孙中山从纽约抵达伦敦，在那里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他通过美国人咸马里介绍，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代表会晤，就停止向清政府提供贷款一事进行磋商，没有结果。然后，他向英国外交大臣进行交涉，向英国政府提出三条要求：一、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贷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英属殖民地政府对自己的驱逐令，以便取道回国。英国政府表面上答应了他的上述要求。孙中山还以革命政府的名义，与四国银行团和英国汇丰银行商洽借款，但被拒绝了。

11月中旬，孙中山离英赴法国巴黎活动，仍然毫无结果。他意识到，在这里个人所能尽的义务不过如此，因此非常失望。

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成立。

这个时候，国内的革命形势又有了很大变化。随着各地起义光复地域的扩大，在商讨组成民国临时政府时，出现了权力争斗；清政府也组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新内阁，企图用武力与和谈两手来扼杀革命新政权。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孙中山接到国内14省联名发来的电报，敦促他早日回国。于是，孙中山离开巴黎，从马赛港乘船东归。

12月25日，孙中山经历了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到达上海。

这一天，细雨蒙蒙。黄兴、汪精卫、上海都督陈其美、在沪同盟会同志以及日本友人数十人，和数万名各界群众冒雨前往码头迎接孙中山。当孙中山出现在船头的时候，码头上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彩旗，高声欢呼。黄浦江上，礼炮齐鸣，掌声雷动。孙中山先生身着深色西装，面带微笑，不停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孙中山抵沪前，报界盛传他携巨款归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沪上英文报纸《大陆报》记者直接问及此事：

“外界传说先生携带巨款回国，资助革命，是否属实？”

孙中山笑着回道：“为何提到这件事？”

记者说：“世人皆说革命的成败，关键在于军饷是否充裕。不知先生以为然否？”孙中山严肃地说：“革命不在于金钱，而全在于热心。我这次回国，没有带什么金钱，所带回来的，只是为革命奋斗的精神。”

1911年12月29日，全国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议。与会代表17个省45人，每省一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离开上海，乘火车沿沪宁路前往南京。上海军政各界及群众不下10万人到车站送行。沿途经过苏州、无锡、镇江等地，都受到群众夹道欢迎。下午5时，车抵南京下关车站，南京各界和各国驻宁领事在车站迎候。军乐队奏起热烈的迎宾曲，长江上的军舰鸣礼炮21响，向孙中山先生致敬。专车缓缓驶入市内，沿线彩旗招展，商店门前红灯高悬，市民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晚上10时，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宣誓就职。誓词曰：

 

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元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各省代表通过了孙中山提名的陆军、海军、司法、财政、外交、内务、教育、实业及交通九部的总长、次长和总统府秘书长。黄兴任陆军总长，胡汉民任总统府秘书长。稍后，各省代表会改组为临时参议院，选举林森为议长。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成立了。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被迫下了退位诏书，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帝国，终于被推翻了。从此，自秦始皇以来绵延了2132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911年是中国旧历的辛亥年，所以，人们把这次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为民主共和而辞职

南京城的市民们沉浸在庆祝民国诞生的欢乐中。

设在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旧址）的临时大总统府内，一片繁忙景象。刚刚发表完就职演说的孙中山先生，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工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一上任，孙中山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中。在孙中山的参与下，临时参议院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制定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还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国家制度，用法律的形式把中华民国加以明确。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过去自诩为“真龙天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皇帝，在人们的眼中变得一钱不值。

在很短的时间内，孙中山还颁布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政令，如限期剪掉男子的发辫，废除女子缠足，严禁鸦片，提倡廉洁奉公、任人唯贤。同时，他还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制订了六路进军计划，下令出师北伐清军。

◎革命军士兵为老百姓剪发辫。

当时，临时政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财政问题。南方革命军与清军的战争还在继续，而临时政府一点儿财政收入也没有；因为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些国家的银行拒绝给新政府提供贷款。为了减轻政府的压力，在临时总统府内，从总统、各部总长到一般职员，除了供给食宿外，每个人每月只发给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教育总长蔡元培，衣服脏了还得自己洗。财政总长陈锦涛感慨地说：“当民国政府的部长，还不如前清衙门里一位司员风光和实惠。”就是孙中山本人也穿着粗呢制服，住在临时总统府内一座非常普通的小楼内，一日三餐，都是普通的家常菜，根本看不出与别人有什么特别之处。

每天工作之余，他还要接待很多来访的人。他们看到中山先生整天都在忙忙碌碌，一刻也闲不下来，可吃的住的却俭朴得不能再俭朴，全然没有想象中的总统派头，感到非常不理解。这个时候，孙中山总是风趣地说：“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这些为主人服务的公仆，没有理由讲求享受，更何况前方的将士们还在流血牺牲。想一想他们，心里自然就平衡了。”

家乡的人得知孙中山当上了大总统，纷纷来南京求见，希望能“封”个一官半职。就连他的大哥孙眉，受了别人的鼓动，也捎来口信，想在民国政府内谋个差事干一干。同盟会的一些元老，考虑到孙眉以前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提议让孙眉出任广东都督。

孙中山听后，严词拒绝，他说：“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是满清王朝，怎么可以任人唯亲呢？况且，我很了解我哥哥，他这个人有经商的才能，但没有从政的经验。现在民国初创，正需要有才能的人出来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不是论功行赏的时候。”

他亲自给孙眉写信，告诉他在家安心种地，不必来南京，更不要推荐亲戚朋友来提要求。孙眉接信后，非常不理解，认为他太绝情，很长一段时间不与弟弟来往。

就在孙中山为了民国政府尽心竭力工作的时候，南北议和谈判也在加紧进行。当时，掌握北方谈判大权的是清朝实权派人物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县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祖辈、父辈都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袁世凯早年靠在天津训练新军，一步步往上爬。戊戌变法中，他大耍两面派手法，骗取维新派的信任，出卖了光绪皇帝，招致变法失败，从而得到慈禧的赏识；又因镇压义和团有功，被提升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控制着清朝最强大的北洋军，成了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他因为权势太重，招致皇室贵族的忌恨。他们趁势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把他赶回老家“养病”。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不得不起用操纵着北洋军大权的袁世凯，来和南方革命军作战。在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扶持下，袁世凯和清政府讨价还价，迫使清政府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委派他全力镇压南方革命。

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他知道清朝马上就要完蛋，心中早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一旦大权在手，他又开始大耍两面派，一面利用南方革命军进逼的形势，强迫清帝退位；一面利用手中的清朝重兵，要求南方把政权交给自己。

当时，全国舆论普遍认为，只要清帝退位，就可以实现共和；能使清帝退位的人，自然应该成为民国的总统。在同盟会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推翻清帝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所以也极力提倡南北停战议和。袁世凯对此非常清楚，他采取武力和拉拢两手，向南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他暗中命令清军在战场上发起猛攻，同时又在谈判桌上放风，极力表白自己赞成共和，维护统一。这一招果然蒙蔽了社会舆论和南方谈判代表。经过讨价还价，南北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就推举使清帝退位的人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经说过，利用袁世凯来推翻清朝专制，贤于用兵十万。就职时，孙中山还专门委派伍廷芳为民国全权代表，继续与北方谈判，重申在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条件下，袁世凯可以继任总统。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下，宣统皇帝被迫下诏书宣布退位，实行共和。作为交换条件，南方政府同意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这消息对正在准备置办年货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喜上加喜。再过四五天时间就是春节了，人们做梦也想不到，宣统皇帝来不及过年就灰溜溜地下台了。南京城内的老百姓奔走相告，都说皇帝倒了，战争停了，从今以后就要过太平日子了。人们在街头点燃起烟花爆竹，来庆贺这个来之不易的日子。

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同时也为了表明自己真心渴望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前后算起来，他在任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在辞职书中，中山先生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他说：“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而是希望以此来造成中华民国巩固的基础，促进世界和平。”

1912年4月3日，孙中山以一个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离开了南京，沿着走过的老路，返回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他天真地认为，清帝退位，民国成立，自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中，民族、民权两大主义都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实现，从此以后，自己就要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

当人们问到他今后的计划时，孙中山先生非常认真地说：“我认为，振兴中国的唯一方法，是振兴实业。交通为实业之母，而铁路又是交通之母，要振兴实业，必须从修建铁路入手。”

在给一位外国友人的信中，孙中山也表达过这样的理想。他说：“我想尽可能地避开政治方面的事情。我要尽我的力量来发展本国的自然资源，特别是铁路的建设，我希望我能完成这些事情。”

孙中山离任之前，曾经给袁世凯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不能更改；二是新任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三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此，南京临时政府专门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到北京，迎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但是，狡猾的袁世凯使出种种手段，一一拒绝了上述条件，在北京组成了自己的政府，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为了拉拢和迷惑孙中山，1912年8月，袁世凯特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事。孙中山怀着精诚合作的诚意北上，和袁世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孙中山再一次被狡猾的袁世凯欺骗了，接受了袁世凯委任的全国铁路督办一职。他抱着真诚的愿望，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计划。他计划在10年之内，修造20万里铁路。

但是，现实并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去发展。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历史与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们天真、美好的主观愿望，遭到了无情的嘲讽和践踏。

1913年2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前总统、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从上海动身前往日本去考察。这一次，他受到日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日本政府对他的态度与前几年相比，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在日本，他突然接到国内一封电报：“宋教仁于上海火车站遭枪击，22日绝命于上海铁路医院。”这意外的消息，让孙中山大为震惊。他立即中止访问，起程回国。

宋教仁之死，事出有因。

宋教仁信奉西方议会政治。正当孙中山宣布自己不再过问政治、致力于实业建设的时候，宋教仁却积极从事议会竞选活动。他的政治理想是通过议会竞选，控制议会，从而达到制约袁世凯独裁的目的。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宋教仁四处活动，拟联合北京议会中的其他几个小的党派，加入同盟会，然后再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这个计划事先并没有和孙中山进行充分的商讨，但孙中山还是认可了改组行动。

1912年8月，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当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人当选为理事。孙中山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负责扩大国民党在海内外的队伍。宋教仁受命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北京设立国民党总部，在各省和海外建立支部。很快，国民党成了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准备利用在国会内的优势，组成内阁，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

袁世凯自然不会容忍宋教仁控制政府内阁，架空自己，就采用自己对付政敌常用的两面派手法，先是用金钱和地位拉拢，一旦不成就置对手于死地。

他听说宋教仁要离开北京到上海，就派人送去了一套价值3000元的西服和50万元支票。宋教仁当然不会上他的当，把西服留下，支票原封不动地退回。袁世凯见此计不成，顿生歹意，密令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雇杀手，设法暗杀宋教仁以绝后患。

赵秉钧对宋教仁要夺取自己的位置，恨之入骨，领了袁世凯的密令之后，正中下怀，就开始了罪恶的计划。他派手下人出面雇用了上海滩的流氓应桂馨，伺机暗杀宋教仁。一切安排停当之后，袁世凯一面公开电邀在上海的宋教仁到北京商讨国是，一面密令杀手在上海进行暗杀活动。

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乘津沪火车前往北京，黄兴、廖仲恺和另一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到车站送行。一行人刚走出候车室，来到验票口，忽然听到三声沉闷的枪声，只见宋教仁应声倒在了地上。

◎宋教仁遇刺身亡。

“不好，有刺客！抓刺客！”人们惊叫着，四处躲藏，站台上顿时乱作一团。凶手在混乱之中逃跑了。

黄兴等人赶紧把宋教仁扶上汽车，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进行抢救。凶手射出的子弹带有剧毒，抢救无效，宋教仁停止了呼吸，年仅31岁。

宋教仁之死，举国震惊。袁世凯得此消息，暗自高兴，但为了掩人耳目，装模作样地通令捉拿凶手。这一次，袁世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上海租界巡捕房很快就捉到了作案的凶手。凶手供出事件的真相，袁世凯丑陋的嘴脸暴露无遗！全国舆论哗然，各地的报纸纷纷抨击北京政府是“专制政府”、“强盗政府”，指责袁氏是“全国人民的公敌，手不操戈的大盗”，呼吁国民发动“二次革命”。

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孙中山和广大的革命党人，他们幡然悔悟。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晚就在黄兴的住处开会研究对策。

孙中山在会上提出发动各省兴师讨袁的主张。他说：“这一流血事件，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武力。”但是，大多数人因惧怕袁世凯势力强大，不愿贸然行动，提出通过法律的途径，向北京政府交涉。

此时，袁世凯再也无所顾忌，他磨刀霍霍，把枪口对准了革命党人。他下令解除了黄兴的陆军上将职务，借口江西湖口“匪党谋乱”，把北洋军开到了江西九江，挑起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江西、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等省被迫相继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向袁世凯宣战。“二次革命”爆发了。

 

成长词典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服装中的一个大类。其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裤。这是辛亥革今后流行起来的服装类型，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

 

革命伴侣

在袁世凯派军队进攻南方的时候，由于湘、赣、苏、皖、沪等省仓促应战，各自为营，没有形成统一的反袁联盟。袁世凯采用各个击破和分化瓦解的办法，很快打垮了南方军队，镇压了“二次革命”，并且悬赏捉拿孙中山、黄兴等人。

1913年8月，孙中山和一批参加“二次革命”的南方人士，不得不逃亡到日本。

在这段时间里，宋庆龄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对革命领袖的崇拜，来到了孙中山的身边工作。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最终结为革命伴侣。

宋庆龄，原籍广东省（现属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早年曾随舅父到美国打工，后来得到一位美国人的资助，进入美国田纳西州一所大学的神学院读书，成了一名基督教牧师。1886年毕业后，宋嘉树回到上海，开始传教，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后来，他转入实业界，当上一名机器进口商，经营面粉机和棉花机，开办了面粉厂、纺织厂，成为上海工业界的领袖人物。他还创办了美华书馆，出版了大量的中文版《圣经》。

由于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宋耀如最大的心愿是改造中国，对革命有着极大的热情。孙中山在革命初期创立兴中会的时候，就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从那时起，宋耀如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成为他的一个忠实的朋友和同志。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出生于浙江一个大家庭，是明代大科学家、《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的后裔。受徐光启加入了基督教的影响，倪家也成了基督教世家。倪桂珍中学毕业，知书识礼，弹得一手好钢琴。

宋耀如有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宋庆龄排行第二。后来，世人称他的三个女儿为“宋氏三姐妹”。他的大女儿宋霭龄，在美国大学毕业后，一直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对孙中山有很大的帮助。

在宋庆龄童年的时候，孙中山经常到宋家，和她的父亲一起探讨救国的道路，畅谈反清革命。宋庆龄时常在旁边听他们谈话，带着敬慕的眼神望着孙中山。通过日常接触，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宋庆龄的眼中，孙中山就像是一个行侠仗义的英雄、百折不挠的斗士。

1908年，宋庆龄15岁，父亲送她到美国留学，进入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理公会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学习勤奋，求知欲望强，文章写得很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被推荐到学院学刊担任文学编辑。她为人和善，举止端庄，说话轻柔，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她，亲切地叫她“罗莎蒙黛”。

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她从小就是一个有志向的女孩子。尽管远离祖国，但她仍然非常关心中国的前途。不管学习多么紧张，她都要抽时间看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善良之心。她勤于思考，经常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文章发表。她在学院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叫《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其中写道：

“数百年来，中国的政治都是以任人唯亲和尔虞我诈为特征。政府的各种职位，全为御用书生和宫廷亲信所充塞，他们根本不懂科学管理，甚至连一点治国的才能也没有。人民的悲惨状况，频繁的骚动和起义，都是这种选拔‘能干官员’的不光彩的方式带来的后果。”

同学们都不理解她为什么整天这样自寻烦恼，思考这些治理国家的道理，劝她说：“亲爱的罗莎蒙黛，你这样是不是很不开心？干吗去想那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宋庆龄坚定地说：“不，人人都有自己的家，我的家就在中国，家里的事我怎么能不关心呢？”

1912年4月，宋庆龄在学刊上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在文章中，她热情地歌颂辛亥革命：

“这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首先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五个月前，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个共和国！”

1913年，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在即，同学们坐在一起，相互交流着各自毕业后的志向。有同学问她：“宋小姐，你毕业以后想干什么？”

宋庆龄微微一笑，干脆地说：“我要回国。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我希望能投身其中。”

在场的同学劝告她：“那你可要想好了，亲爱的罗莎蒙黛，革命可不是一个女孩子能干的事，难道你想做一个中国的贞德姑娘？”

“没有牺牲，什么事也做不成。上帝不是要求我们以身奉献吗？我这是遵从上帝的安排。”

同学们都敬佩她有如此坚定的勇气和信念，纷纷上前祝福她平安幸福，早日回国。

但是，此时宋庆龄也成了有家不能归的人。她毕业前夕，国内“二次革命”失败，宋耀如夫妇和宋霭龄也流亡到日本，住进了神户东方饭店。宋庆龄只好改赴日本了。

当年9月，宋庆龄从美国乘轮船前往日本。临行前，她特意给孙中山带去一封信，还托中山先生的同志给他带去了一盒加州水果。半个月后，宋耀如带着女儿霭龄、庆龄去见孙中山先生。

这是宋庆龄去美国留学后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当时，孙中山的处境非常不好。许多国民党人因为革命失败而灰心丧气，有的人甚至背叛了革命，离开了孙中山。黄兴也因政见不同独自去了美国。但是，孙中山仍抱着满腔的热情，进行整党工作，把国民党改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初次见面，宋庆龄坐在曾是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中山先生对面，听着他热情洋溢的话语，望着他坚忍不拔的神情，她的心情无比激动。对英雄的崇拜之情，自然而然地在这个女大学生心中萌生。随后的半个月内，宋庆龄每隔两三天就要去看望孙中山，每次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能在他身边工作，该有多么好啊！

也许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很快，宋庆龄的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宋庆龄到日本以后，宋耀如正身患肾病，已经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了，准备离日回上海居住。宋霭龄和孔祥熙结了婚，也准备回孔祥熙的山西老家去生孩子，便建议让宋庆龄接替她，做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同意这个建议。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她欣然应允。从此，宋庆龄就开始了在中山先生身边长达十年的生活。

宋庆龄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文件、处理来往函电、提供资料。尽管这些工作都比较琐碎、繁忙，但宋庆龄干起来有声有色。宋庆龄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当孙中山让她根据自己的意思回复各种来信时，她总是能够措辞得体、恰如其分地把孙中山的意思表达出来。孙中山对此很满意。过了一段时间，孙中山把全部的机要通讯密码交给她保管，还让她负责一些对外联络工作。没过多长时间，宋庆龄就成了孙中山工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好助手。

这是宋庆龄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以她的家庭和出身而言，她完全可以找一份待遇优厚、安稳的工作，但她毅然选择了革命。当时，从事革命工作非常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生命的可能，更何况，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处于低潮。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到了日本，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要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一方面组织一班人马，试图暗杀他。为此，日本友人专门组织人员保护孙中山。

宋庆龄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不但不能从中得到什么报酬，而且还有相当的危险。思想单纯、年轻活泼的宋庆龄，一心向往革命，虽然工作很苦，但她却感到非常开心。她那开明的父亲和家中的其他人，全都支持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崇拜心理也越来越强。孙中山从事的革命工作，和他那成熟温和的性格、富有鼓动性的言谈、绅士般的风度，以及在国内外享有的崇高威望，都让这个天真文静的女孩子着了迷。孙中山的一言一行，在她心中树立起一个高大的、近乎完美的形象，她把他看做是革命的化身。不知不觉中，宋庆龄对孙中山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

孙中山也从宋庆龄身上感受到一股诱人的青春气息和生命朝气。长期流亡海外而遭受的痛苦和寂寞，也因宋庆龄的到来得到了一点解脱。从宋庆龄敬慕的目光中，他仿佛得到了一种人生的肯定。每天有宋庆龄在身边，孙中山就感到心情舒畅、富有活力。

1915年10月，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

这种感情与日俱增，渐渐地，两个人都有了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感觉。

1915年年底，宋庆龄接到父亲的来信，决定回上海探望病重的父亲和久别的母亲。临行前的一天，宋庆龄怀着对革命献身的激情，主动向孙中山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我小的时候就听你说过，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而生存，生命就会显得没有意义，生活也就失去了中心。自从来到你身边，我就抱定了这样一个思想。先生，你愿意要我永远帮你做工作吗？”

就这一句话，说得孙中山怦然心动、热血沸腾。但是在理智上，孙中山还是非常清醒，他缓缓地说：“庆龄，你是知道我的心的。有你在身边，我感到非常快活。可是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

“你的心？我知道你是需要我的。这样，一切都好说了。”宋庆龄望着孙中山，坚定地说。

“这对你是不公平的。况且，你父亲和我是好朋友。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我会跟父母说的，不过现在一切就算决定了！”

宋庆龄回到了上海。一周后，她鼓起勇气向父母说起了这件事：

“我等了很长时间，想和你们说一件事。但是，我也不想因此而破坏我们家庭的快乐。现在，我不得不说了。”她稍稍停顿了一下，望着父母，轻声说道：“我想和孙先生结合。”

宋耀如夫妇大为惊骇。

宋夫人当场表示反对，愤怒地说：“庆龄，你简直是疯了！孙先生的年纪是你的两倍，而且，他早已结了婚，还有三个孩子。我决不同意这门婚事！”

“孩子，你要好好考虑，现在还有时间。”宋耀如沉默了一阵，劝慰宋庆龄。

“爸爸，妈妈，一切我都想好了。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个决定。我相信跟孙先生在一起是快活的。以前，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现在，我找到了。我恳求你们能同意这件事。”

“孩子，你暂时回房间去，我和你妈商量一下。”宋耀如强压着怒火，把女儿劝回了自己的房间。

宋庆龄在上海等候父母的决定。这一等就是三个月。但是，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丝毫转变，宋庆龄便不辞而别，只身返回日本。

与此同时，孙中山和前妻卢慕贞办好了分居的手续。孙中山和前妻的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包办的，长期以来，两个人很少在一起生活，在知识、信仰、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差距，维持这样的婚姻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当时，中国还没有离婚一说，只有男人才有权把妻子送回娘家，叫“休妻”。而被休的女子，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孙中山与前妻协议分居，其实就是离婚，不过是为了保全前妻的面子。

同志之间，也有不少人反对这桩婚姻，但孙中山坚决不妥协。胡汉民、朱执信前来劝他，要他注意一点影响。孙中山严肃地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的家庭私事。”

他明确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还说，“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的支配。”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宋庆龄两个人到东京著名的律师和田瑞家办理手续。他们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两人各执一份。

下午，在房东梅屋庄吉家中二楼，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茶会。新娘穿着鲜艳的服装，带着插满鲜花的帽子，与孙中山手拉手，来到客人面前，接受大家的祝福。当时，因为许多革命党人反对这桩婚事，没有出席婚礼。在场的只有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和一些日本友人。婚礼结束后，两个人到他们的新居青山原宿109号住宅，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从此，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的生活伴侣，更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战友和助手。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对两个人今后的革命生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讨伐袁世凯

宋庆龄的到来，大大地激发了孙中山的革命激情。在新婚妻子的帮助下，50岁的孙中山，以忘我的工作热情投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

“二次革命”以后，南方十几个省的当权者都被袁世凯收买了，革命势力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革命党人产生了悲观绝望的心理。不少人萎靡不振，闭口不提革命，甚至认为那是十年以后的事了。孙中山对这种消极的论调大为生气，认为这是坐以待毙，自取灭亡。

他对当时的国民党也非常失望。一些投机的政客、封建官僚、复辟分子都被拉进党内，国民党成了一个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一盘散沙，战斗力严重削弱。

1914年6月，孙中山重组新党，称“中华革命党”，希望通过组建新党来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准备再次进行革命。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大陆都陷入了战争的旋涡，美英等西方列强因为忙于世界大战，没有时间插手亚洲的事务。

孙中山认为这正是发动“第三次革命”的好时机。他秘密委派革命党人分赴各省，组建革命军，同时动员军队和会党，起兵反袁。

这时，袁世凯撕掉伪装，彻底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他先是逼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紧接着又宣布废除原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了一个新“约法”。新“约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目的是为袁世凯下一步称帝作准备。

◎《二十一条》签字现场。

日本政府为了吞并中国，以答应帮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5月，日本驻华大使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狂妄地要求袁世凯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袁世凯为了早日称帝，竟然置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于不顾，接受了《二十一条》。他的卖国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袁世凯决心冒天下之大不韪，加快称帝步伐。在他的授意下，他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抛出了一篇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声称中国适宜用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以杨度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组成了一个名叫“筹安会”的班子，借研究国家体制为名，大肆制造舆论，公开鼓吹复辟帝制，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袁世凯还大耍政治手腕，提出选举国民大会代表，让他们代表国民来投票决定中国的国体。经过一番精心的挑选，袁世凯选出了1993名“国民代表”。

选举那天，大街上岗哨林立，军警夹道；全副武装的军人布满了会场的各个角落，他们一个个荷枪实弹，肩背马刀，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代表们在这些杀气腾腾、凶神恶煞般的军人逼视下，步入了会场。代表们哪见过这种刀光剑影、剑拔弩张的场面？还没有投票，早已吓得胆战心惊，魂不附体，哪还有什么心思去投票！没有等他们站稳脚跟，台上的一位将军开始训话，大讲帝制对中国的好处，听得代表们如坠云端。

接着，投票开始，代表们拿到选票一看，上面只有“君主立宪”字样。不等他们思考，就有会务人员在后面催促填写，于是，这些人只好胡乱画上一笔，赶紧交差。投票过后，会务人员又捧出早已拟好的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拥戴书，代表们非常不解，伸头观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听会务人员大声喝道：“不用再议论了，赶快在上面签上你们的名字就是了。如果签的晚的话，恐怕你们今天就要留在这里啦。”

一听这话，代表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有乖乖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想早一点离开这里。哪想到签过之后，还有戏要演。会务人员带头齐呼“大皇帝万岁”，以示庆贺。会场上竟然有人紧张得喊出了“大总统万岁”，立即遭到大声训斥，直到众人齐声山呼“大皇帝万岁”，才算收场。会后，投票结果统计显示：1993名国民代表全部投票赞同袁世凯称帝。紧接着，各省预先写好的拥戴书，也都送到总统府，其内容一字不差：谨以国民之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更让人称奇的是，北京出现了一个名曰“请愿联合会”的组织，专门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向参议院请愿，拥戴袁世凯早日登基，做大皇帝，还说什么袁世凯当皇帝是“万民之福”，“早一日登基，国家早一日太平”。一时间，北京街头，一些不伦不类的请愿团，如“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纷纷登场，举着各色旗子，沿街叫喊，招摇过市，那副滑稽相引得行人捧腹大笑。

戏演到这里，袁世凯出场了，他厚颜无耻地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既然国人都拥戴他做皇帝，他也就接受全体国民的厚爱，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称“洪宪皇帝”，不惜用80万元做了两件龙袍，12万元刻了新朝玉玺，60万元刻了五颗金印，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基”。

◎袁世凯称帝后在天坛祭天。

中华民国成立已经有五个年头，民主共和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袁世凯称帝的丑闻一经传出，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和声讨。

袁世凯宣布称帝的第二天，孙中山亲自领导中华革命党在东京集会，声讨袁世凯，反对复辟帝制。会场上，悬挂着大幅标语：“讨伐袁贼，恢复民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孙中山登上讲台开始讲演。他挥动着手臂，沉痛地说：“袁贼背弃前言，推行帝制，违背共和，即是民贼。袁贼复辟称帝之日，将是人民当牛做马变为奴隶之时。全国的仁人志士，即使肝脑涂地，血洒原野，也绝不会答应他这一背叛民国的做法！……”

孙中山的演讲博得了人们的普遍赞同，全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

会后，一个五省讨袁的军事计划正在加紧实施：革命党人分赴上海、山东、湖北、广东、云南，策动军队，联合行动，合力讨袁。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武装反袁斗争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全国人民的反袁声中，地处西南边区的云南省，在蔡锷将军的领导下，率先举兵，打响了讨伐袁世凯的第一枪！

蔡锷，字松坡，生于湖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有大志。早年曾留学日本，1904年回国从军。辛亥革命期间，他领导云南起义，被推举为云南都督。袁世凯企图拉拢蔡锷，想通过他来控制云南，特意邀他进京面谈，并口头答应让他转做湖南都督。到了京城以后，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亲亲热热，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时送去厚礼和支票，想用这些来腐蚀他，还堂而皇之地任命他为陆军编务处处长。暗地里，袁世凯却派人严密监视他，不让他再出京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满怀爱国热情的蔡锷十分愤慨，他决心挺身而出，从事反袁斗争。

为了麻痹袁世凯，避人耳目，蔡锷将计就计，终日沉溺在花天酒地、灯红酒绿中，和京城中有名的风尘女子小凤仙打得火热。为了试探他的态度，袁世凯派人拿着一份同意帝制的签名簿去找蔡锷，蔡锷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袁世凯找他谈话，装作毫不经意的样子，问他对帝制的看法。蔡锷从容应答，侃侃而谈，说：“我最初受革命党人的宣传，醉心于搞共和，等到孙中山挑起‘二次革命’，我才意识到中国还是以实行帝制为上策。我愿意拥戴大总统称帝，救民于水火之中。”一番话，说得袁世凯尽释前嫌，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在私下里，蔡锷却通过友人与在美国的黄兴等人联系，准备找机会出京回云南。1915年11月11日，蔡锷故意把自己的手表拨快了一个小时，提前去上班。值班员告诉他时间未到，他便早早签过到，然后转身去火车站，乘上了去天津的火车。

蔡锷曾经响应辛亥革命，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

等到袁世凯得到消息的时候，蔡锷已经以治病为名，住进了天津日租界内的同仁医院。随后，他又以需要迁地疗养为名去了日本。为了不使袁世凯察觉他的真实目的，他预先写了很多封信，让朋友陆续寄给袁世凯，自己却悄悄地离开日本，取道香港、越南，回到云南昆明。

回昆明后，蔡锷与云南都督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拉开讨袁的序幕。在昆明护国寺内，云南军政府举行军事会议，将讨伐袁世凯的军队定名为护国军。护国军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然后浩浩荡荡地出征了。

孙中山得知云南独立的消息，十分兴奋，一面发电报给南洋的同志，让他们加紧筹款，支持国内军事；一面电告国内的革命军，通知他们做好准备，配合云南护国军，联合讨袁。远在美国的黄兴也四处活动，进行反袁宣传，致电广西都督陆荣廷，敦促他起兵。在护国军的浩大声势推动下，广西随即也宣布独立。

西南两省独立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惊破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他一向倚重的心腹将领冯国璋，联合山东、江西、浙江、湖南等地的北洋军将领，给袁世凯发去劝电，请求他“取消帝制，以安民心”。这一封电报，就像是一记闷棍打在头上，让袁世凯十分恼火。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亲信，竟然做起了说客，里外夹击，把自己往绝路上逼！袁世凯连连叫苦，哀叹大势已去。

这时，就连一向扶持他的各国公使，也派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劝告他早日退位。

已经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袁世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企图再耍花招儿，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仍为大总统。袁世凯前后称帝不过83天，真如黄粱一梦！

这一次，人们再也不相信他的鬼话，反袁的声势一天比一天强烈，全国先后有十几个省起来反袁，一致声讨，要把他赶下台去。4月份，中山先生动身自日本返回上海，亲自指挥山东、上海革命军向北洋军展开进攻。

无可奈何花落去。袁世凯四面楚歌，心中又惊又气，最后精神失常，时而呆若木鸡，时而暴跳如雷，没有多久就卧床不起，病入膏肓。6月6日，在亿万国人的唾骂声中，窃国大盗袁世凯暴病身亡，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南下护法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当上了国务总理，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临时约法》，中国又回到了袁世凯称帝前的老样子。

孙中山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既然打倒了袁世凯，恢复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认为中华革命党的使命也就完成了。1916年7月，中华革命党总部在上海发布通告：

“奉总理孙先生谕：即日停止一切党务活动，将来如何改组，应征求海内外各支、分部的意见。”

更严重的是，他下令解散中华革命军，交出武器，放弃政权斗争，重走老路，拾起实业建国的计划。

岂不知，当时的中国，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在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之前，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孙中山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打倒了一个独裁专制的袁世凯，随之又出现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军阀，而且为害更烈。

应浙江省政府的邀请，孙中山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前往杭州一带游览参观。在胡汉民的陪同下，他游览西湖的湖光山色，特意为秋瑾烈士扫墓；然后出杭州，至绍兴，登会稽山，探大禹穴；接着东游宁波，视察象山、舟山军港，顺道前往普陀山，参观佛教胜迹，观奇景，会高僧，兴趣盎然，收获很多。

结束了浙江之行，孙中山又回到了上海。一个月后，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黄兴因病与世长辞，终年43岁。英年早逝，举国痛惜。北京国会休会一天，下半旗志哀。孙中山亲自主持他的丧事。年底，经国会批准，以国葬大典把黄兴安葬在湖南岳麓山。

黄兴逝世不到10天，护国英雄蔡锷将军因患喉癌，在日本福冈医院病逝，年仅35岁。当他的遗体运抵上海的时候，上海各界举行隆重的拜祭仪式，悼念英灵。孙中山手书挽联，上写“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称颂他的丰功伟绩。几个月后，在长沙举行国葬，蔡锷也被安葬在岳麓山。

两位英雄相继辞世，是民国的巨大损失。国运不济，战友已去，孙中山痛惜之情，无法言喻。他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中国政坛上又怪相迭出，乱作一团，迫使他再一次挺身而出，为捍卫国家而斗争。

护国战争结束后，袁世凯控制下的北洋军阀势力分裂为三个派系，他们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此外，依附在他们周围的还有一些小军阀，如张勋、阎锡山等人。在南方军阀中，势力最大的有唐继尧的滇（云南）系和陆荣廷的桂（广西）系。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凭借着自己掌握的军队，独霸一方，争权夺利，鱼肉百姓，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北京新政府中，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彼此不和。段祺瑞以日本为靠山，把持政府大权，排斥异己，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以美国为靠山的黎元洪，也不甘做一个傀儡总统，双方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打得不可开交，把一个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府”即黎元洪的总统府，“院”指段祺瑞的国务院。

1917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阶段。围绕中国是否“参战”问题，两派争执不下，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日本为了占据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地盘，极力怂恿段祺瑞参加对德战争。段祺瑞为了获取外援，扩张自己的军队，极力主战。而全国上下普遍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黎元洪拒不在段祺瑞拟订的对德宣战书上盖印。两个人由此发生冲突，段祺瑞负气出走天津，以此来要挟黎元洪。

随后，英、法、日、俄等七国公使照会中国政府，劝告中国政府加入对德作战的协约国集团。黎元洪妥协，电请段回京复职，并将参战之事提交国会讨论。段祺瑞学袁世凯过去惯用的伎俩，组织各种名目的请愿团，在议院门口聚众闹事，分发参战传单，议员稍一迟疑，就遭到暴徒殴打。议员无奈，只得请出段祺瑞，事态才平息下来。

这一闹剧过后，段祺瑞内阁成员纷纷辞职，只剩下他一个光杆总理。黎元洪借机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黎、段矛盾激化。

段祺瑞再一次跑到天津，唆使皖系、奉系八省督军宣告独立，在天津设立“独立”八省总参谋处，准备进军北京，驱逐黎元洪。

直系军阀冯国璋虽然没有附和段祺瑞，但也不积极支持黎元洪，加上吉林、湖北、山西等省督军联名要求总统解散国会，重新制定宪法，黎元洪在京势力孤单，处境险恶，便有意辞职，请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冯拒不答应，坐山观虎斗。无奈之下，黎元洪电请驻扎在徐州的军阀张勋，请他进京来调停。

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早年跟随袁世凯在天津练兵，一步步地往上爬，成了清朝的一个忠实走狗，被授予江苏巡抚等职。二次革命的时候，他带领军队进攻南京，被袁世凯封为江苏都督，后来带兵移驻徐州。民国以后，他的军队有两万多人马，都留着辫子，人称“辫子军”，他本人则称“辫帅”。

张勋是一个复辟狂，早在1913年，他就阴谋拥戴溥仪复辟，因事情泄露而罢。袁世凯称帝后，他暗中活动，仍想把垮台的溥仪扶上台，自己做新朝的开国元勋。

这一次，张勋看到黎元洪和段祺瑞闹得不可开交，暗自庆幸时机到来。一接到黎元洪的电报，他整个人像是上了发条一样，赶紧集合人马，打着调停的旗子，日夜兼程，开赴京城。为了掩人耳目，他不敢太张狂，怕引起外界的警觉，只带了5000名辫子军。

动身前，张勋给不少省的督军发去电报，探询他们对复辟的看法。段祺瑞早就摸透了张勋的心理，接到张勋发来的电报，当即专程派人前往徐州，向张勋许愿，答应帮忙。其实，段祺瑞非常清楚，复辟不得人心，注定要失败，但他想用借刀杀人之计，利用张勋把黎打倒。

张勋（1854年-1923年），字少轩，号松寿老人，谥号忠武， 中华民国时期军阀，江西奉新人。

当张勋到达天津的时候，段祺瑞就像是见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一样，大献殷勤，许诺说，一旦张勋在京城得手，他随即就率兵前去扶助。

得到段祺瑞的默许后，张勋更加肆无忌惮，让前来天津迎接他的总统府秘书夏寿康转告黎元洪，请他三天之内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调停之责。

黎元洪听说张勋带领大队人马进京，就怀疑他此行不怀好意，曾让人转告张勋轻车简从，以免使京城人心恐慌。等他接到夏寿康的报告后，才明白自己上了当，但已经悔之晚矣！

1917年6月14日，张勋督率5000名辫子军，气势汹汹地开进北京，迅速占领了政府各主要部门。一大批王公贵族，像是苍蝇闻到了腐肉一样，从四面八方钻入北京南河沿张勋的私宅，嗡嗡唧唧，密谋复辟。早已无事可做的保皇派头子康有为，也鬼鬼祟祟地坐火车从上海赶到北京，身边还带着预先替皇帝拟好的十几道“诏书”。

7月1日凌晨3点，张勋身穿前清官服，顶戴花翎，带着康有为等300多名复辟分子，叩开了故宫大门，跪请溥仪皇帝重登皇位，以安社稷。12岁的溥仪像玩偶一样，按照事先安排，发布了由康有为起草的诏书，宣布恢复帝制。京城内，一幕复辟的丑剧开演了。

黎元洪连忙逃入日本大使馆，电令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又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张勋复辟招致全国人民的公愤，声讨的电报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惩治张勋，抵制复辟。

三天后，段祺瑞看到利用张勋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目的已经达到，摇身一变，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迅速攻入北京。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一场复辟闹剧仅仅持续了12天就草草收场了。段祺瑞因为驱逐张勋复辟有功，一时间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又重新控制了北京政权。

这一次，段祺瑞觉得自己根基稳固，天下无敌了，公开宣布：一不要《临时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同时，他还制订了一个用武力统一南方的计划。

“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如果听任毁弃约法，解散国会，数十年革命的成果岂不是丧失殆尽？对孙中山来说，这是决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再一次举起“护法”的大旗，向段祺瑞专制政府发起挑战。

1917年7月17日，在胡汉民、朱执信、何香凝等人的陪同下，孙中山乘“海琛”号军舰抵达广州。

广东是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地盘。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遭到了南方军阀唐继尧和陆荣廷的反对，他们以帮助孙中山护法为幌子，企图抵制北洋军南下。因此，当段祺瑞宣布用武力收复南方的时候，他们做出护法反段的姿态，向孙中山发出邀请，请他来南方主持护法运动。

1917年9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前排中间者）为海陆军大元帅。

在孙中山的鼓动之下，一百三十多位国会议员陆续来到广州。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七艘军舰南下广州，加入护法行列。8月，孙中山召集国会非常会议（因为不到法定人数），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根据大纲规定，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在《临时约法》没有恢复效力前，由大元帅代表国家行使政权。

9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建立了一个反对北方段祺瑞卖国政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从此开始了南北两政府对立的局面。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护法战争随即开始。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组成护法联军，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司令，与北洋军在湖南衡山、宝庆一带展开激战，护法军一度攻下长沙，直逼岳阳。

消息传来，孙中山无比兴奋。他相信，只要军政府齐心协力，很快就可以打到长江流域，最终推翻段祺瑞政府。然而，唐继尧、陆荣廷却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他们的初衷只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地盘，以便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南北军队交战正酣的时候，他们跟段祺瑞的谈判也在暗中进行。极力主战的孙中山，反而成了他们议和的绊脚石。

孙中山名义上是军政府的大元帅，可是军权控制在桂系军阀手中，唐、陆两人拒不接受元帅任命，军政府有“府”无军，既没有地盘，又没有实力，连军政府拍发电报，电报局也不允许挂账，只能用现金支付。广东督军莫荣新狂妄地说：“孙某的政府，不过是一个空头政府，外无兵丁，内无粮饷，过不了多久，不用我们理睬他，自己就要解散。”

在桂系重金收买之下，跟随孙中山南下的海军转依桂系，不再听命于他。孙中山的侄子孙昌，一次乘船途经黄埔，竟然被海军打死。更可恶的是，莫荣新还指派部下去暗杀孙中山。幸亏中山先生的卫士马湘发觉此事，才使他免遭不测。此计不成，桂系军阀又使出一招，他们用金钱收买议员，改组军政府，由原来的大元帅负责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目的是架空孙中山。120名议员投票选举，孙中山以107票当选为七总裁之一。事已至此，南方军阀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孙中山终于认识到，南北军阀完全是一路货色，一丘之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根本不可能把法律和民意放在眼里；利用一派军阀去打另外一派军阀的做法，根本行不通。于是，他愤然通电辞去大元帅职务，决定离开广东。

1918年5月，孙中山怀着极度失望的心情，乘上了东去的轮船。来广州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头发掉了不少，胡子也白了许多。他无精打采地坐在甲板上，茫然地望着前方，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

沪上著书

1918年6月，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

尽管整个中国战乱不断，盗匪出没，民不聊生，但是上海仍旧是一派花红柳绿、热闹非凡的景象。小鸟在枝头舒展着翅膀，欢快地歌唱；燕子在巷子里穿来穿去，忙着觅食筑巢。大街上，一辆辆马车穿梭而过，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洋人坐在车上，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神采飞扬；商店里人声嘈杂，生意兴隆；戏院中乐曲悠扬，演员的唱腔和观众的喝彩声搅和在一起，吵吵闹闹；一些面容憔悴、蓬头垢面的乞丐，不时从街巷中走出来，步履蹒跚，伸手向过往的行人乞讨。这个东方大都市、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四季都是这样喧闹、嘈杂、光怪陆离，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为之神往。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了一处房子，悄悄住了下来。外面喧闹的世界，丝毫没有引起他的兴趣，相反，他显得心事重重，终日眉头紧锁，沉默寡言。宋庆龄知道他的痛苦，劝他到外面走一走，会一会朋友，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孙中山苦笑一声，摇摇头，说道：“还是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待着吧！”

1918年6月，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

自从离开广州以后，他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革命这么多年，革命的目的却没有达到？为什么民国已经建立八年，现在还是徒有虚名、看不到自由和民主的景象？为什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国家反而又陷入军阀专制的深渊，而且军阀专制比以前的危害更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实在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孙中山的思想处于前后矛盾的境地。

环顾四周，以前的战友，死的死，亡的亡，变节的变节；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形形色色的官僚，仍旧肆无忌惮地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逍遥自在。一向自信、刚强的孙中山，这时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觉得自己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孤独、苦闷、彷徨，无法排遣的痛苦终日在折磨着他。

这时，孙中山不仅在政治上孑然无助，而且在经济上也一贫如洗。革命几十年，没有为自己积蓄一点儿钱财家产，到头来还要赁屋而居，靠亲友和同志接济为生。

有四位华侨在上海做化妆品生意，听说孙中山定居上海，特意登门去拜访。看到孙中山的住处非常简陋、拥挤，他们大感意外。出于对革命领袖的敬仰之情和对他的人身安全考虑，他们私下里为他在法国租界内购置了一处住宅。当他们把房屋装饰一新，请孙中山搬家的时候，孙中山坚决拒绝，他说：“你们为革命出了很多力，我已经十分感谢了，但我个人是不能接受你们馈赠的。”

四位华侨百般劝说，几乎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孙中山为他们的真诚所打动，最终同意接受。两个月后，他们夫妇搬进了新宅，这就是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这是一幢深灰色的两层小洋楼，附带有花园和网球场。经过一番整修和布置，显得非常幽雅、美观、舒适。从那时起，孙中山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住处，照理说可以过上较为安逸的生活了。

◎孙中山上海故居

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孙中山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救国之心一天也没有松懈。他苦恼的是自己没有救国的实力，而一般中国人的觉悟太低，对社会变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即使是一些革命者，他们对革命的道理了解得也不够。自己从事革命几十年，经验和教训不算太少。如果把这些道理总结整理一下，对同志、对革命、对社会应该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抱着启发国民、唤醒社会的目的，孙中山先生忍受着寂寞和痛苦，潜下心来，闭门发愤著书。

在外人看来，孙中山脱离了社会，钻进书堆中，开始修身养性，似乎不像以前那样激进、勇往直前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雄鹰的理想永远是翱翔蓝天，战士的志向始终是拼搏在战场。更何况他著书立说，目的同样是为了革命。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随身带着自己爱看的书。用他自己的话说，饭可以一天不吃，觉可以一天不睡，但书不能一天不读。孙中山先生一生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平日不吸烟，不喝酒，对饮食要求也很简单，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他在这方面也留下不少的故事。

“二次革命”失败后，当他再一次流亡日本时，日本政府派密探暗中严密地监视他。他登岸时，密探向日本政府报告说，孙中山随身带有五六只大皮箱，随行人员提着非常吃力，很有可能是金银细软。为此，日本政府还在他的住处加派警力。过了没多久，密探又报告说，原来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全是中外文书籍！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时，人们看到他带着很多的行李，有人推测说他在海外多年，一定带回不少现金。这个消息在社会上流传很广，还被上海的报纸炒得沸沸扬扬。一些记者一再追问他从海外带回的是什么，孙中山郑重地说：“我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而已！”这一机智幽默、寓意深刻的回答，博得所有在场记者的喝彩，一时传为佳话。

现在，暂时抛开了外界的打扰，有了相对固定的读书时间，孙中山的创作欲望更加强烈。他计划写一本如何建设国家、治理国家的书，以供国民参考。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宋庆龄和身边的同志，大家都热情地鼓励他，希望把他“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从理论上作一个总结，给中国革命指出一条光明之路。

凡是自己认准的事情，孙中山不干则已，要干就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著书，他几乎放弃了一切休息和娱乐，一天到晚都泡在书房中，查阅资料、做笔记、构思、写作成了他每日的功课。书房中到处摆着要查阅的各种书籍，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除了购书之外，他很少出门。只要是买回来的书，他都尽快地阅读，找出需要的东西，认真作上标记，以备将来查考。

有一次，他从书店中买回很多线装书，特意嘱咐秘书整理出几个书架，把刚买来的书放上，以备阅读。过了一个月后，书房中的书实在太多，没有地方放了，孙中山就让秘书把一些自己暂时不用的书清理出来，放到别的地方去。清理的时候，秘书发现上次从书店买回来的那些线装书已经被孙中山先生圈圈点点，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和各色符号。原来，孙中山早已把这些书翻看了一遍。

早在1917年，孙中山曾经写了一本关于民主政治的书，名叫《民权初步》。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教导中国人学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运用民主的手段改造社会，给长期受封建专制压迫的中国人一些启蒙教育。从1918年到1919年，他又先后完成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前一部书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以往革命失败的原因，后一部书主要是阐述自己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计划。

《孙文学说》是一部哲学著作，全书分析总结了以往革命失败的原因。孙中山抱着探本溯源的态度，指出：“革命党人一开始就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要把国民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结果适得其反，革命至今，老百姓不但没有从水火之中解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思想认识错误。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最大的误区，就是颠倒了认识和行动的关系，错误地认为‘认识一个问题不难，难的是用实际行动去解决它’。”对此，孙中山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事物是很难的，一旦认识了、了解了，再去解决就容易得多。”

谈到这里，孙中山还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有一个美国人，家中的自来水管坏了，他请一位工人来修理。那个工人稍微摆弄一下，水管就修好了。他问工人：“你要多少工钱？”工人说：“我要50元零5分。”这位美国人听了很奇怪，也很生气，说：“你稍一动手就修好了。像这样容易做的事，能收那么多钱吗？既然收钱，干吗不收一个整数，偏偏有整有零呢？”工人说：“你看我修过后才知道很容易，为什么你从前不自己去修呢？你自己不修，显然是不懂这其中的道理。而我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所以一动手就修好了。你要知道，能了解如何修理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才要你50元，这是知识的价值；而动手修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5分钱就是我动手的工钱。”房主听了后，一面点头，一面对工人说：“你说的话太对了。我就是因为不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不会修理。看来，要认识一件事物远比实际行动难啊！”

《实业计划》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书中着重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内容涉及交通、港口、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实业开发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个人企业；一是国家经营。凡是可以委托个人，或者个人经营比国家经营有利的，都应该交给个人；凡是不能委托个人的，就应由国家来经营。至于开发的原则，他认为有四点应注意，那就是：吸引外资、考虑国计民生、代价最小、选择合适地点。他提出要在10到20年内，修建10万英里铁路网、100万英里的公路网，在北方、东方、南方兴建三个大海港……描绘了一幅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

后来，孙中山把《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合在一起，定名为《建国方略》，这是他在理论探索上的结晶，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经过将近一年的辛勤耕耘，到了1919年5月，《孙文学说》单行本首先在上海出版发行。出版前，孙中山认认真真地把书稿校对了三遍，那种认真、仔细的态度，就像是一个母亲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精心，生怕因自己的疏忽大意而造成一点小小的差错。上海的朋友和同志们听说他的新著问世，纷纷前来向他道贺。孙中山感慨地说道，“古人说：做文章要有‘板凳需坐十年冷’的功夫，与古人相比，我还远远不到家呀！不过，就是这一本小册子，也让我体会到写作是件不容易的事，其中校对文稿更是麻烦。因为我们每做一事，都要对别人负责，切不可因为自己的疏懒贻害他人和社会。做人如此，著书写文章也是如此。”

就在孙中山埋头著书的时候，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这场运动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英、法、俄、日等在巴黎召开分赃会议，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成果。这些国家私下达成秘密协议，把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窃取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卖国的北京政府竟然让参加巴黎会议的代表在条约上签字！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北京学生，听到这个丧权辱国的消息，立即罢课上街游行。很快，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席卷全国，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工人也相继加入了这场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革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青年学生和广大工人的爱国呼声惊醒了孙中山，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古老的中国正在孕育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一场新的斗争要开始了。

孙中山，这位不屈不挠的斗士，走出书斋，再一次披甲上阵，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格言警句

我的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就是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孙中山

 

就任非常大总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的革命形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的呼声更加强烈。

自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受阻离开广州后，他亲手创建的中华民国军政府，被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把持，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桂系军阀与北方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相互勾结，盘踞两广，胡作非为，在广东越来越不得人心。桂系军阀的恶劣行径激起两广人民的强烈反对，驱逐陆荣廷的呼声越来越高。

广州军政府中，一些遭受陆荣廷排挤的部长、议员，不断到上海来，建议孙中山南下广州，重整旗鼓，主持大局。一度与陆荣廷合伙逼迫孙中山离粤的滇系军阀唐继尧，也与陆荣廷翻了脸，多次给孙中山发来求援电报。1920年上半年，他特意前来上海，与孙中山商讨讨伐陆荣廷、收复广东之事。

孙中山受全国革命风潮的鼓舞，开始考虑打倒桂系军阀，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出师北伐、统一全国的革命计划。唐继尧的游说让他心动，但促使孙中山下定决心的直接原因，是他有了一支可以依靠的军队，那就是陈炯明指挥的一支粤军。这支部队此时正驻扎在福建漳州。

这支部队原本是孙中山三年前从广东省省长公署调出的20营警卫军。当时，孙中山领导下的军政府受桂系军阀压制，处境非常困难。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提议从省长公署的警卫军中拨出20营来，交由孙中山直接领导。这对于没有一兵一卒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如获至宝。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派许崇智、邓铿等一批军事干部对这支部队进行整编，然后开赴福建，在漳州一带开辟了一片“护法根据地”。孙中山辞去大元帅离开广州的途中，还专程到汕头视察部队，对官兵寄予厚望。

在上海期间，孙中山多次派朱执信、廖仲恺为部队筹集经费，购买无线电等军用物资，倾注全力装备部队。在孙中山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这支部队发展很快，从初建时的8000人逐步发展到两万多人，编为两个军，陈炯明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邓铿任总参谋长。这支部队已经在福建牢牢地扎下根，对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队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陆荣廷一直寻找机会，想拔掉这颗眼中钉。

1920年8月，直、皖两系军阀在江浙一带交战，打得难解难分。陆荣廷一看机会来了，盘算着和驻扎在浙江的皖系军队联手，东西夹击，一举吃掉陈炯明的粤军。两个月前，孙中山已经派朱执信、廖仲恺两人前去漳州，敦促陈炯明回师广东，讨伐陆荣廷，收复广州，但陈炯明迟迟不动。眼看着陆荣廷的军队逼上门来，陈炯明再也沉不住气了，终于下定决心，挥师讨桂，兵分三路，杀向广州。

孙中山在上海密切关注粤军的行动，连续致电陈炯明，建议他采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消灭沿途抵抗的桂军。为了更好地配合陈炯明，孙中山电告唐继尧，让他的滇军从西面联合夹击，包抄陆荣廷的军队。广东各地的地方武装闻风而动，相继加入讨伐桂军的战斗。顿时，桂军陷入天罗地网，节节败退。陈炯明率领粤军乘胜追击，经过两个月激战，攻下了广州。不久，广东全境被陈炯明的粤军收复。

孙中山得到广东全部收复的消息，心情为之一振。在沪的军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孙中山的一些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莫利爱路孙中山的寓所，共庆这一非同寻常的胜利。

孙中山的老朋友、年近八旬的外交总长伍廷芳一见面，便大声说道：“陆贼（荣廷）兵败，大快人心。我们这一次可要当家做主人啦，再也不用受窝囊气了！”

孙中山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开怀大笑：“老先生，我们还要请你去广州，不知你意下如何？”

伍廷芳一拍胸脯，爽快地说道：“为民国效力，我伍某人在所不辞！”

财政总长唐绍仪风趣地说：“伍先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不要拿我这个糟老头子打趣啦！还是先听听孙先生的意见吧！”

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广东收复，意义非同寻常。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的地盘，每到一地，人家都把你当客人；既然是客人，那只能是客随主便，看主人的脸色行事，弄不好还要被别人请出去。这一次不同啦，我们的军队打下了广州，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主人。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广东这一块自己的土地上扎下根。根深才能叶茂，等到我们实力壮大了，再进军北伐，统一全国。”

孙中山的话音刚落，全场一片掌声，群情激昂。

1920年11月，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来电，请孙中山南下广州，主持大局。孙中山接到电报，欣喜异常。

月底，孙中山与伍廷芳、唐绍仪一道，乘海军永翔舰重返广州，受到当地官兵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广州城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城人民喜气洋洋，沉浸在喜悦之中。孙中山被沿途见闻深深地打动，激动不已，对迎接他的广州代表说：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古人的话说得一点不假，前年我在广州，市面萧条，冷冷清清，人心不振。今天却是另一番景象，人们载歌载舞，欢呼雀跃。人心向背，可见一斑。军阀统治永远不得人心。我们一定要励精图治，把广东治理好，这样才对得起家乡父老。”

孙中山一到广州，就投入重建军政府的紧张工作中。他重新任命政府各部总长，自己兼任内务部长，唐绍仪任财政部长，伍廷芳任外交部长，陈炯明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陆军总长，军政府设在越秀山下旧督军府内。这样，陈炯明掌握了广东省军政大权，成了军政府中实权派人物。

但是，孙中山万万没有想到，陈炯明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暗中跟他唱起了对台戏。

陈炯明曾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中国致公党首任总理。

军政府自1917年成立至今，北京政府一直对它采取封杀的办法，但都没有得逞；外国政府对它始终不予承认，这给军政府的外交造成极大的困难。这次来广州，孙中山不再满足于偏安一隅。为了实施自己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远大抱负，他决意要成立一个代表中华民国的正式政府，以便对内对外开展工作。经过一番考虑，孙中山向广州议会提出选举总统，正式成立中央政府的建议。

这个建议得到了广东省广大群众、军队官兵和议会中多数议员的赞同，海外华侨从报上得此消息，也纷纷致电孙中山，表示支持。

陈炯明却在私下里召集部分议员和亲信军官，大唱反调。

他说：“广东现在势孤力单，一旦再提出选举总统，另立一个中央政府，北京方面势必举全力反对。到那个时候，北方大兵压境，广东肯定不是对手，结果遭殃的是广东百姓和粤军将士。孙某人显然是拿我们广东作赌注。与其这样，不如联合邻省，实行自治，保境安民。”

陈炯明的论调得到不少本地人的拥护。孙中山提出选举总统的议案不久，就有人在广州举行游行示威，呼喊着“粤人治粤”的口号，明目张胆地反对孙中山。

陈炯明的表现让孙中山很生气。为此，孙中山特意让人把陈炯明找来，做他的工作。

一见面，孙中山开门见山，毫不客气地说：

“听说你的部下有人反对选举总统，你知道这件事吗？”

陈炯明不敢正面亮明自己的态度，只好装糊涂：

“人多嘴杂，您不要听信传言，对选举总统一事，我全力支持。”

“那好吧，我想请你去跟那些成心捣乱的人谈一谈，告诉他们目光不要太短浅，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置民国大局于不顾。”

“请您放心，我一定照办！”

陈炯明表面上答应得好听，其实，孙中山善意的劝说不但没有让他悬崖勒马，反而促使他更加放肆地攻击孙中山。

陈炯明本来就是一个投机分子、反复无常的人，此时他手中掌握着五万军队，自感羽翼丰满，翅膀硬了，私欲开始膨胀，想一个人独霸广东，不愿再俯首称臣，听命于孙中山。

但是，陈炯明的一番鼓噪，没能起到什么作用。1921年4月，广州国会通过了《中华民国组织大纲》，决定军政府实行总统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因为广州国会不足法定人数，称非常国会，所以人们称这次选举出的总统为非常大总统）。

广州国会向海内外发布了选举公告，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侨不断向广州发来电报，庆贺孙中山当选总统。西南各省也相继给孙中山发来贺电。最后，陈炯明实在推脱不过，很不情愿地向孙中山发去一封庆贺电报。

但在背后，陈炯明却唆使湖南督军赵恒惕，让他出面通电反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北方军阀曹锟、张作霖联名通电反对广州国会选举总统，北京外交使团也声明不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总统。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屈服于这些压力，于5月5日宣誓就职。广州几十万市民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庆祝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

桂系军队退出广东后，贼心不死，一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想找机会卷土重来，占领广东。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为了打垮新成立的广州政权，怂恿陆荣廷再次进犯广东。陆荣廷兵分五路，开往两广交界处，挑起战争。为了保卫广东，扫清后顾之忧，孙中山就职不久，就把进军广西、消灭陆荣廷的桂系残余势力作为首要目标。

陈炯明一开始试图与陆荣廷勾结，以平分两广作为停战条件。但是，桂系军队有恃无恐，没有理会陈炯明，大举入粤。陈炯明一看大势不妙，再延误时机，就要被桂军吃掉，不得已才接受了孙中山的命令，任援桂军总司令，出师广东肇庆，直逼广西梧州。梧州一战，桂军大败，粤军乘胜追击，全线进入广西境内。

孙中山亲赴前线督师作战。粤军很快占领桂林、南宁、龙州，陆荣廷狼狈逃窜，逃入越南境内。至此，盘踞两广多年、作恶多端的桂系军阀彻底垮台。收复广西、两广统一，极大地鼓舞了孙中山，使他坚定了出师北伐的信心。

1922年2月，孙中山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组织北伐军四万余人，分为七个军团，计划取道湖南，大举北伐。

但是，湖南督军赵恒惕又站了出来，派代表到桂林，向孙中山摊牌，坚决反对北伐军进兵湖南。他堂而皇之地说：“作为一省督军，我身负着保境安民的责任，实在是不忍心置湖南千万父老乡亲于战火之中，敬请北伐军移师他省，以免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其实，他演的这套把戏，幕后主使还是陈炯明。

收复广西后，陈炯明一心一意想着如何保住两广地盘，独霸一方。他反对孙中山北伐的主张，自己更不愿意领兵北上。他认为面对于数倍于自己的北方军队，北伐显然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旦北伐兵败，那就会引火烧身，广东也保不住。这些赔本的买卖，陈炯明不愿去干。他以广东的主人自居，提出广东财力枯竭，无力提供军饷支持北伐。

孙中山态度非常坚决，明确表示：陈炯明不提供军费，他另想别的办法，即使向海外募捐也要出兵北伐。陈炯明见此计不成，再一次唆使赵恒惕出面，阻止孙中山北伐。他甚至还跟北方的吴佩孚勾结起来，唱起南北联合、共同对付东北张作霖的调子，处处牵制北伐军。更为狠毒的是，陈炯明的部下暗杀了粤军参谋长邓铿，使北伐军失去了一个坚强的后盾。

赵恒惕的一番胡言乱语，丝毫没有打消孙中山北伐的决心。但是，邓铿突然遭人暗害，让他马上意识到环境的险恶。由于北伐军北出湖南受阻，而广西刚刚收复，作为后方根基不牢，大多数将士提出改道北伐。经过一番认真激烈的讨论，孙中山采纳了将士们的意见，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回师广东，以广东为后方，转道江西，另辟北伐战场。

为了防止陈炯明的干扰，保证北伐的顺利进行，孙中山带领军队悄然回师，朝广东韶关方向进发，准备从那里北出江西，大举北伐。

祸从天降

陈炯明听到孙中山突然回师广东的消息，大吃一惊，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做贼心虚，以为是孙中山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带兵来镇压他，犹如惊弓之鸟，一时慌了手脚。慌乱过后，陈炯明索性横下一条心，准备调兵遣将，迎战孙中山。

但他转念一想，眼下主力部队还在广西南宁、龙州一带，一时难以调回，硬拼绝对不行。思考再三，他决定还是以静制动，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的发展。他暗中传令南宁一线的主力部队，火速赶回广东，以防不测。

其实，陈炯明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孙中山对他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绝没有想到他会图谋不轨，更没有想到要教训他。

很快，陈炯明接到廖仲恺发来的电报，电文中特意说明孙中山此行的意图和行军路线：“先生突然东归，目的是想补充军队和军饷，巩固后方，以确保北伐的胜利，此外别无他求。桂林调归各军，计划集结于韶州，背依广州，进军江西。”

陈炯明接到电报，心中悬着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北伐军行至梧州，孙中山亲自电召陈炯明来参加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计划。陈炯明心怀鬼胎，推说广州事务繁忙，不便前往。为了争取他的支持，孙中山派廖仲恺专程去广州，催促他动身。陈炯明不听劝说，反而说自己患病，不能主持公务，致电孙中山，提出辞职。

跟随孙中山的不少将领都看不惯陈炯明傲慢无礼的态度，向孙中山进言：

“陈炯明独揽广东大权，一意孤行，居心叵测，早晚要酿成大祸。北伐军应该暂住广州，先清内患，再图中原。”

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提出辞职，只是因为他反对北伐，固执己见耍态度，以此来要挟自己，不会另有所图。为了给他一个回心转意的机会，没有批准他的辞职要求。

过了三天，陈炯明仍然拒不来见。孙中山忍无可忍，下令解除陈炯明的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部长三职，但仍保留他的陆军部总长一职，期望他能回心转意。随后，孙中山任命伍廷芳兼任广东省省长，任命粤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兼广州卫戍总司令，撤销粤军司令部，把广东的陆、海军划归北伐大本营统辖，暂时平息了陈炯明辞职引起的风波。

恰恰在这个时候，直、奉两派军队因争夺地盘发生战争，战火燃及北方大半个中国，一时没有时间和精力攻击南方，形势对北伐非常有利。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决定暂时放下广东内部的事务，集中全力北伐。主意已定，他亲自督师北上，师出韶关，分三路向江西进发，准备一举摧毁北方军阀统治，统一全国。

北伐军斗志昂扬，势如破竹，不出一个月，接连攻克赣州、吉安等地，直逼江西省会南昌。孙中山高兴万分，正想带领将士再接再厉，乘胜追击，不料廖仲恺从广州发来一封加急电报，告诉他：“陈炯明部将造反，广州势危，请速归。”

后方告急！孙中山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返回广州。

陈炯明宣布下野之后，尽管保留着陆军部总长的职衔，但也不再理事，心怀愤恨，与孙中山不辞而别，带着一帮亲信退居惠州。大敌当前，他却整天游山玩水，饮酒作乐，并放出风声，说自己从此以后要做个隐士，逍遥度日，不再过问世事。而背地里，他却在调兵遣将，准备趁孙中山北上的时机，占领广州，断绝北伐军的供给和后路，置孙中山于死地。

听说北伐军捷报频传，陈炯明感到事情再拖延下去对自己不利。如果北伐军真的占领了江西，军力扩大，那个时候再动手就来不及了。于是，他坐镇惠州，暗中频频跟他的亲信将领联系，让他们率部集结广州，准备兵变。

陈炯明的亲信将领叶举，接到他的指令，不顾孙中山让他驻守广西的命令，擅自带兵开进广州，占领白云山一带，控制了广州地区；紧接着，另一支陈家军由温兆麟带领，屯扎在越秀山一带，构筑工事，对越秀山麓的总统府形成包围之势。

陈家军占据广州后，公开寻衅滋事，一味向财政部索要军饷。由于北伐战事正紧，广州财政十分吃紧，根本无法满足陈家军的无理要求。但是，孙中山为了防止后方出事，仍然电令廖仲恺尽量给他们筹款。

陈家军到处胡作非为，强买强卖，抢掠百姓，闹得广州鸡犬不宁，民怨沸腾。他们还得寸进尺，联名给孙中山发电报，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原职，免除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的职务，致使广州政府无法正常办公。

廖仲恺眼看广州形势日益严重，只好给孙中山拍电报，请他回广州弹压陈家军。

孙中山心中很清楚，一旦广州形势不稳，造成后方空虚，必将影响到北伐军的给养和士气，这次北伐将半途而废，无功而返。接到廖仲恺的电报后，孙中山决定立即回广州。

1922年6月1日，孙中山从韶关乘火车返回广州。刚回到总统府，他就发现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越秀山上也新修了不少工事，炮口正对着总统府。他非常不解，一问才知道是温兆麟带领的陈家军，大为生气，命令他们赶快撤出此地，但陈家军无动于衷。

到了这个时候，孙中山对陈炯明仍然抱有幻想，派人到惠州请陈炯明来广州劝退陈家军。陈炯明拒不听令，推脱说：“我很想回省城与总统会面，但现在军队已不再听命于我，硬要驻在省城，我回去也无济于事。总统身为陆海军大元帅，请酌情处理。”

孙中山知道陈炯明在故意推脱，但也没有办法。驻在广州城内的陈家军气焰越来越嚣张，不断制造事端，散布谣言，说广州之所以如此混乱，完全是政府治理无方，只有送孙某人出广东，问题才能解决。

陈家军这种放肆、无理的言行，激怒了孙中山。他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披露事情的真相。他义正词严地说：

“现在，城内的军队不听从政府的调遣，反而挑起事端，制造麻烦，致使民怨沸腾。这样的军队，断无保留的必要。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我还是愿意给他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请他们赶快撤出城区，停止叛乱，否则政府将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镇压，决不姑息。”

广州城内的陈家军有两万五千多人，而听从孙中山调遣的只有他的总统卫队五百多名士兵，力量悬殊。因此，陈炯明有恃无恐，对孙中山的警告不屑一顾，加快了叛乱的步伐。

记者招待会刚开完，陈炯明就在广州附近的石龙召集陈家军各路头领，密谋进攻总统府、杀害孙中山的计划。会上，推举粤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温兆麟为先锋，于6月16日凌晨3点围攻总统府。会上还决定对杀害孙中山的人重赏20万元。

陈家军接到叛乱的命令以后，紧锣密鼓地开始在城内加紧布防，把守各主要交通路口。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叛军。

山雨欲来风满楼。陈家军叛乱的消息不胫而走，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广州城。

连日来，总统府内电话不断，人来人往，大部分是向孙中山报告陈家军将要叛乱的消息，提醒他早日离开总统府，以防不测。

孙中山却显得很平静，他不相信陈炯明敢加害于他。因为两天前，陈炯明还给他拍电报，商讨军务，自言用生命和人格担保他在广州的安全。孙中山轻信了他的鬼话，认为街面上的乱军可能是索要军饷，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只要发给军饷，这些乱军自然会退回驻地。

对于外界的传言，孙中山一笑了之，反而劝说周围的人不要过于紧张。

然而，许多人可不像孙中山那样镇静和从容，他们在恐慌、紧张之中，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6月15日晚，叛军开始在孙中山的住所——观音山麓的粤秀楼周围修筑工事，准备同时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粤秀楼四周，人影晃动，灯火闪亮，士兵集合的哨声、修筑工事的敲击声，响成一片。陈家军叛乱已经成了铁的事实。

不断有电话从外面打进粤秀楼，说广州城内已经完全被陈家军戒严，请总统赶快离开，暂避危险。孙中山得知此情，一言不发，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反复地思索。周围的人急得差一点要哭出来，望着孙中山不知如何是好。

孙中山的秘书林勉直眼看事情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苦苦地劝说：“时间不等人啊，为了安全，先生还是暂时避一避为好。”

孙中山坚毅地说：“我身为总统，担负着保卫国家、平定叛乱的责任。既然叛军作乱，那我决不能退却，只能坚守此地，与叛军战斗到底。如力不足，唯有一死，以谢国民。”

左右的人见孙中山态度如此，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好站在那里，焦急地望着他。屋里一片沉寂，静得可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

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走个不停，那刺耳的声音如同是一把利刃在绞割着人心，让人紧张、焦躁、不安。每敲一下，仿佛都在提醒在场的人，魔鬼已经张开了利爪，地狱之门已经打开！

“咚！咚！”时钟重重地敲打了两下，此刻已是16日的凌晨两点，粤秀楼外传来叛军集合的号声和拉动枪栓的声音。时不待人，再拖延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情急之中，林勉直顾不上再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召集身边的人，硬是给孙中山套上一件白布长衫，戴上一副墨镜，把他打扮成一个出诊的医生，拉着他的双臂，就向外面冲去。

孙中山身不由己，只好说道：“赶快去卧室叫夫人，准备一起撤退。”

卫兵从卧室请来了宋庆龄。宋庆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立即劝孙中山：“先生，两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况且我已有身孕，行动不便，还是请您先走吧！”

“我怎么能忍心把你一个人留下！要走我们一起走！”

“先生，不用再争执了。中国革命不能没有你，我求你快走吧，不要再费口舌了！”说着话，宋庆龄的眼泪已流了下来。

“那你怎么办？”

“您放心，我在这里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在宋庆龄的劝说下，孙中山由林勉直等人搀扶着，乘着黑夜向外走去。

临行前，他命令卫队全力保卫粤秀楼，并留下贴身卫士马湘和黄惠龙两个人负责保护宋庆龄的安全。

趁着朦胧的夜色，孙中山在林勉直等人的护卫下，离开粤秀楼，下了观音山，朝停泊在江边的海军军舰方向突围。

刚离开粤秀楼，叛军就发起了进攻。几十门大炮，对着总统府和粤秀楼一齐开火，霎时间，火光冲天，枪炮声震耳欲聋，呼喊声连成一片。

孙中山一行人拐过一个街口，就遇上了叛军的岗哨。哨兵大喝一声：“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深更半夜，到处乱窜！”

这下可糟了！林勉直急中生智，指着医生打扮的孙中山，镇静地说：“我母亲深夜发病，请医生到家中诊治。”

哨兵仔细打量了一下孙中山，只见一身白布长衫，气度文雅，确实像个医生，把手一挥：“少废话，走吧！”

由于叛军作乱，广州城内一片混乱，很多市民连夜离家外逃，大街上到处是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混在一些被叛军抓来做苦力的工人当中，从永汉马路口一直步行到海珠海军司令部，然后由海军司令温树德陪同，登上停泊在黑鹅潭的楚豫舰。

一登上楚豫舰，孙中山就让舰长鸣炮三声。“咚！咚！咚！”三声巨响划破夜空，震撼了大半个广州城。

宋庆龄在粤秀楼听到楚豫舰上的炮声，激动地对卫兵们说：“先生已经脱险，我就放心了！”

卫兵们不解地望着她，问道：“你怎么知道先生已经脱险？”

◎中山舰

“先生临行前对我说，只要他登上军舰，就鸣炮三声，说明他已经脱险。”

听到孙中山已经脱险的消息，留守粤秀楼的总统卫队非常振奋，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叛军，英勇作战，从16日凌晨3时起，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下午2时，在马湘和黄惠龙的护卫下，宋庆龄从粤秀楼转移到总统府。两个小时后，卫队的子弹全部打光了。乱军从总统府后门冲了进来，搜遍整个总统府也不见孙中山，就开始抢夺屋内的东西，总统府一片大乱。马湘、黄惠龙趁此时机，随手抓起一个卫兵的帽子，给宋庆龄带上，又给她裹上一件雨衣，两人一左一右护着宋庆龄出了总统府，往附近的居民区转移。

成群结队的叛军一齐朝总统府方向拥了过来，堵住了他们的去路。马湘一看不妙，情急之中，从口袋中掏出一大把银元，朝着叛军撒了过去。叛军发现地上的银元，像是饿狗扑食一般，相互争夺，乱作一团。宋庆龄等人赶紧冲了出去，顺着一条偏僻的小巷，迅速离开了总统府。

途中，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宋庆龄化装成一个农妇，手提菜篮，东躲西藏，历尽艰辛。在卫士的护卫下，宋庆龄18日上午来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家中。经过这一番颠簸和惊吓，宋庆龄不幸流产。19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黄埔相见后，随即被送往香港，然后返回上海。

陈炯明的反叛行为，遭到了同情和拥护革命的各界人士的一致谴责。就在陈家军叛乱的第二天，驻守广州的全体海军将士通电讨伐陈炯明。孙中山由楚豫舰移到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将海军七艘军舰集中在黄埔，开始讨伐叛军。同时，命令北伐军迅速回师广东，一举消灭陈炯明。

北伐军长期征战，疲惫不堪，回粤途中，在韶关一带，遭遇陈炯明叛军的包围，苦战十日，北伐军遭受严重挫折，无法直接南下广州，只好兵分两路。一路经江西进入福建；另一路经湘南进入广西，致使孙中山海陆军夹击陈炯明叛军的计划无法实现。

紧接着，陈炯明用25万元收买了海军司令温树德。温树德率三艘军舰悄悄地离开了孙中山。

孙中山在海上与敌人周旋了近两个月。由于北伐军回师失利，各舰长一致认为继续留在广州海面，无济于事，力劝孙中山暂回上海，以待来日。

1922年8月9日，孙中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怀着沮丧的心情，乘一艘英国军舰赴港，然后返回上海。

8月14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受到上海各界三千多人的热烈欢迎。人群中打出“团结起来，誓灭陈贼”的标语，让饱受打击的孙中山备受感动。

陈炯明的背叛，对孙中山的打击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孙中山做梦也没有想到，前后追随他长达十年之久的部下，竟然会反目成仇，不但背叛了他，还要置他于死地！如此阴险的人，自己竟然毫无觉察，实在是用人失察，损失惨重！

孙中山怀着万分悔恨和痛惜的心情，加紧筹备再一次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行动。他把进入福建的北伐军改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率部进攻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把进入湘南的粤军和部分滇军、桂军组成西路讨贼军，加速向广东进军，东西夹击，消灭陈炯明，收复广东根据地。

陈家军眼看大兵压境，内讧不断，温兆麟率先反戈，挑起反旗，开始了狗咬狗的争斗。陈炯明一看形势不妙，被迫于1923年年初宣布下野，率残部仓皇逃出广州，退回惠州老巢。

西路讨贼军进驻广州后，立即给孙中山发电报，请他回粤主持大局。

1923年2月，孙中山从上海起程前往广州，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亲手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成长词典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山”舰以它特有的历史而成为名舰：1915_1916年，它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随后又经历了“护法运动”“东征平叛”“孙中山蒙难”“中山舰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

 

联俄联共

1922年8月，虽然盛夏已经过去，但上海的天气仍然炎热不退，路上的行人挥汗如雨，叫苦不迭。位于法国租界内的莫利爱路绿树成荫，反倒显得十分幽静，树上的蝉声不断，好像在向过往的人们炫耀着自己的惬意。

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之后，从广州返回上海。不久，家中就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位客人名叫李大钊，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杭州刚刚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第二次特别会议，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专程前来拜访孙中山先生，商讨国共合作问题。

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李大钊。李大钊身穿灰布长衫，留着平头，嘴边挂着浓浓的八字胡，非常醒目，说起话来温文尔雅，亲切感人。

在交谈中，孙中山愉快地回忆起自己与苏联共产党和列宁的交往过程。

时刻关注世界局势、不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孙中山，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就很快意识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曾兴奋地对宋庆龄说：

“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以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

获悉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孙中山立即通过美洲华侨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拍去一封贺电。这封贺电，对于当时正遭受十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苏维埃政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列宁十分感动，当即委托外交委员会给孙中山复函表示衷心的谢意。

1920年，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组织，派代表维金斯基到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经陈独秀介绍，维金斯基在上海会晤了孙中山。这是孙中山同共产国际使者的第一次会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在上海，马林同中国国民党本部建立了联系，和共产党员张太雷一道前往桂林，与正在那里准备北伐的孙中山进行会晤。

孙中山对马林的来访极为高兴，在北伐大本营热情地接待了他。马林在桂林住了九天，与孙中山长谈了三次。孙中山郑重地向马林征询对中国革命的建议。

马林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三点意见：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民、劳工大众；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谋求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马林的这些建议，正好说到了孙中山的心坎上。孙中山当即表示，一旦北伐胜利，就与苏联建立正式联系。

1922年年初，中国国民党派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列宁亲自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赞扬孙中山是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并指出中国革命应该走国共两党合作、打倒国内封建军阀的道路。

会后，马林陪同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越飞一起起程来中国，商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马林在上海再一次拜会了孙中山，向他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国共合作的决定。孙中山对此表示欢迎。

陈炯明叛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支持孙中山的正义斗争，使处于危难中的孙中山深受感动。孙中山回顾自己多年来与封建军阀斗争的亲身经历，终于认识到只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

往事历历在目，万般感慨涌上心头，孙中山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激动地说：“李先生，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朋友！”

李大钊专心致志地听着孙中山回忆着往事，被孙中山的真诚和谦虚所打动，两个人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深切地感受到李大钊是真心诚意地来帮助自己，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以便从内部帮助他。

李大钊表示同意，同时声明说：“我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党员……”

孙中山没等李大钊说完，爽快地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方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方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不久，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最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一批共产党员相继加入国民党。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

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的首次会议，即席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应邀出席，与会各省国民党代表一致赞同改组国民党。会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草拟《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接着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正式开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在这期间，孙中山与苏联全权代表越飞举行了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特别指出：“中国最迫切最重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以俄国援助为依赖。”这项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

同年2月，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返回广州，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重新成立了大元帅府。这是他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广州革命政权重建以后，孙中山积极进行改组准备工作。他派出了由蒋介石、王登云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洽谈苏联援助问题；邀请苏联派政治和军事顾问来广州帮助他进行革命工作。苏联应邀派出的驻广州常住代表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负责具体指导和帮助国民党改组。

◎李大钊

为了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改组事宜。接着，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国民党改组的中央机关。11月，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李大钊应邀由北京到达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经受不断的挫折和失败，吸取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孙中山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朋友，找到了真理，找到了革命的唯一出路——“以俄为师”，向列宁学习，走扶助农工、联合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开始了一生中伟大的转变。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隆重召开了。

◎李大钊和孙中山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孙中山以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出席了大会。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

孙中山首先致热情洋溢的开幕词。他说：“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从今天起，要把以前的革命精神恢复起来，改组国民党。”

然而，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计划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和破坏。他们坚决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一些海外代表甚至打算组成反对派，作“救党准备”。

冯自由、戴季陶、张继等人叫嚷：“国共合作，共产党将会乘机打倒孙中山！”“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

汪精卫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注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铁扇公主的腹内翻跟头，使金箍棒，如何受得了？”

孙中山对这些人进行了多次劝说和教育，但他们仍然顽固不化。孙中山很生气，愤怒地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为了保证改组的顺利进行，孙中山决定起用廖仲恺，由他负责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廖仲恺毫无保留地支持孙中山的改组计划，在整个改组过程中他是最得力的一位助手，深得孙中山的信赖。

宋庆龄曾经问过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告诉她：“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的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针对国民党右派的无理取闹，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代表集会讨论，商量对策。李大钊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国民党的某些老党员认为，我们参加他们的党，是要利用他们的经费干自己的事，是要抢他们的饭碗，占他们的位置。我们最好是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阐明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大家都赞同这个主张。

第二天，李大钊在会上主动要求发言，他说：“我等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绝不是为了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本党总理孙先生曾经允许我们兼跨固有的党籍，所以我们是正大光明的行为。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和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受本党惩戒。”

这一番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在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下，共产党人以光明磊落的行为和义正词严的态度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大会在推选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时候，推选名单中本来有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由于孙科在会上曾经发表过反苏反共的言论，不赞成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在审查推选名单时，毫不留情地把他的名字勾掉了。孙中山说：“不要以为他是我的儿子就选他，还是把这个名额留给真正赞成改组的老同志吧！”

孙中山由衷地敬佩列宁，赞誉列宁为“革命中最好的模范”、“中国最好的朋友”。会议期间，突然传来列宁逝世的噩耗。孙中山向苏联驻北京代表发去唁电，唁电说：列宁的“名字和对他的纪念将永世长存，人们将继续珍视他那种造就最高度的政治家和有创造力的领袖的英雄品质。”

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议，大会休会三天，广州各机关下半旗志哀三日。在追悼大会上，孙中山亲书“国友人师”的挽联，并发表了一篇感情真挚的悼词，对列宁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哀悼。

悼词中说：“广大的世界，众多的人民，谁是为人民造福的杰出的领袖？世界历史上从古至今，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学者，他们都只有言论与理想，却不能见诸实践！只有你才是人民大众的真心的领袖，把自己的言论变成了现实，建立了新的国家。你给我们指出了共同斗争的道路。我们早已仰望你的提挈了。你遭过千艰，我也遭过百厄，只希望你和我共同前进。敌人对我们的合作是反对的，人民却很高兴。我们虽然距离万里之远，精神是相通的。你虽然长逝了，但是伟大的你，将永远活在被压迫的人民心里。”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选举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李大钊等2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17人为候补执行委员；选举邓泽如等五人为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等五人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和打倒军阀的政治纲领，确立了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的道路。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新时代，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

孙中山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迎来了他晚年最光辉的时刻。

创办黄埔军校

在广州东南40里的珠江上，有一个黄埔岛，方圆二十多里。远远望去，它像是一艘巨轮静静地停泊在那里，任凭风浪的冲击，岿然不动。登上小岛，只见山峦起伏，林木茂盛，四季常青；绿草红花，相映成趣。岛上设有著名的长洲炮台，是拱卫广州的一大门户。黄埔岛的南面是虎门，清朝爱国将领林则徐曾在这里禁烟。两地隔海相望，共同守护着广东。

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孙中山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岛四面环水，远离市区，是一个讲学练武的好地方，孙中山把军校的校址定在了这里。

这所军官学校因为设在黄埔，人们习惯叫它“黄埔军校”，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反而记不得它的全称了。

为什么孙中山在这个时候会想起办军校呢？这是他从以往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出的一条经验。

孙中山从事革命以来，始终非常注意培养革命人才。他最初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就曾经把当地二十多位爱国华侨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兵操队，专门聘请一名丹麦人做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回国从事武装起义。1903年，应留日学生的要求，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为校长，一名退役的日本军官为助教，向参加军校的中国留学生传授军事知识和枪炮火药的制造方法。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开办比较正式的军事学校。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在与南北军阀的斗争中，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总是利用一派军阀去打另一派军阀，结果处处遭到失败。等到他在护法运动中筹建了一支可以倚重的粤军，并希望利用这支军队来进行北伐的时候，没想到陈炯明却叛变了自己，从背后反戈一击，致使北伐战争半途而废，孙中山也险遭不测。这惨痛的教训，使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要进行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忠于革命、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的新型军队。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国内战争的胜利，也印证了他的观点。他看到俄国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红军队伍。正是有了这支革命军队，才使苏联打败了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多次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保住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只有向苏联学习，走苏联创建红军之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早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准备北伐的时候，曾经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当时，马林曾向他提议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非常同意马林的观点，只是当时忙于北伐，没有来得及实施。

这次会见给孙中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1923年，廖仲恺与苏联代表越飞在日本热海举行会议，详细讨论了筹办军官学校的事情。同年8月，孙中山特意指派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在苏联的时候，代表团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希望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能够派代表到华南，依照苏联红军编练中国军队，选派的人员越多越好。代表团在苏联停留了三个月，参观了苏联红军和许多军事院校，学习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方法。这些都为后来创办黄埔军校打下了基础。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随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革命政策的确立，创办军事学校的事情也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经孙中山提议，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由到苏联考察过军事的蒋介石出任筹备委员长。

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个时候，广东革命根据地在财政上处于一个极度困难时期。没有充足的开办经费，没有现成的校舍和教员，没有可用的教学器材和设备，白手起家，难度可想而知。

没出一个月，蒋介石就向孙中山递交了辞职书，说：“创办军校环境恶劣，办事多受钳制，所有军官学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先生代为交卸，乞派人接办。”随后不辞而别，去了上海。

蒋介石走后，他的秘书马上召集筹备人员开会，宣布说：“蒋先生已经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请大家领取自己的遣散费，自谋他路吧。”

筹备处的人多是蒋介石请来的人，这些人听说蒋介石本人已经一走了之，纷纷嚷着要散伙走人。

参加筹备工作的叶剑英和邓演达表示反对，他们态度坚决地说：“没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谁也不能随便解散军校筹备处。我们不能这样不负责任。”

“我们还是去请示一下廖先生再说吧！”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不巧的是，这一天廖仲恺先生去了香山。没有办法，大家只好等他回来。

三四天过后，廖仲恺从外地回来，听说蒋介石不辞而别，就严肃地对筹备处的人员说：“创办军校，是孙先生和我们党的决定，我们不仅要办，而且还要办好！不是一个人说不办就不办的事。蒋先生一个人不愿办，那是对党不负责任，我看筹备工作应该照常进行。”

孙中山接到蒋介石的辞职信后，挥笔批示：“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不准辞职！”但是，蒋介石已经不辞而别，孙中山只好委派廖仲恺出任筹备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继续进行军校筹备工作。

廖仲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财力不足。为了筹备款项，解决将来军校学员的衣食住宿问题，廖仲恺不得不与把持着广东省实权的滇军将领杨希闵等人周旋，一次次到他的公馆中去通融，通常在他们的烟榻边上一等就是半天，等到这些权贵们过足了大烟瘾，才能签字领到急需的款项。在廖仲恺的努力下，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黄埔军校的各项工作基本就绪。

黄埔军校的领导成员，均由孙中山亲手选定。黄埔军校的领导机构，开始设立总理、校长和党代表。总理由孙中山担任，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但不具体管理军校日常工作；校长在总理之下处理日常校务；党代表对军校实行监督和指导，军校的一切命令、文书，没有党代表副署签字，一律无效。

蒋介石先后在保定陆军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军事，有一定的军事理论修养。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正当孙中山处于万分危难的时候，许多追随孙中山的人都离开了他，而蒋介石却应孙中山的召唤，亲赴永丰舰保护孙中山，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孙中山曾亲书“患难与共”四个大字给他，予以褒奖。此外，蒋介石到苏联考察过红军和军事院校。鉴于以上情况，虽然蒋介石已经不辞而别，孙中山仍让廖仲恺几次拍电报给蒋介石，请他离沪赴粤，委任他为校长。廖仲恺兼任军校党代表。

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派遣由数十名军事人员组成的顾问团来军校担任教官，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出任军校的政治教官。

◎孙中山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致词。

5月5日，从全国各地招收来的近600名学生全部入学，其中有正式生400人，预备生100多人。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推荐了一批进步青年报考军校，其中有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全体学生的十分之一。

6月16日，孙中山赴黄埔军校，主持军校第一次开学典礼。他先视察了军校的礼堂和学员寝室，然后赴典礼会场。

会场主席台上，摆放着一条长桌，上面铺着雪白的台布。孙中山亲手题写的军校校训“亲爱精诚”的横幅，悬挂在主席台正中央。两边的对联分别写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整个会场显得庄严肃穆。军校学员一律身着中山装式样的黄色军服，精神抖擞，列队进入会场，等候孙中山的到来。

上午11时，典礼开始。当孙中山在蒋介石和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进入会场时，全场敬礼，接着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随后，全场齐唱军校校歌：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雄壮嘹亮的歌声如行云流水，一曲三折，令人回肠荡气，热血沸腾。

接着，孙中山开始演讲。全体教官和学员把目光一齐投向了主席台，一睹革命领袖的风采。只见他穿着一身洁白的中山装，头带白色圆顶帽，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讲起话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今天，我们军校正式开学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民国的事业远远没有成功。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今天开办这样一个军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要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诸君抱着革命的目的，投身这所学校，我代表军校欢迎你们的到来。”

◎黄埔军校校门

“诸君要革命，首先要立下一个革命的志气。我希望你们从今天起，能够立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抱定救国救民心愿，以先烈为榜样，努力学习，准备将来报效国家，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

孙中山连续演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话不时博得全场阵阵掌声和喝彩。能够亲耳聆听革命领袖的教诲，每一个学员都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这些热血青年，从此开始了他们紧张的军校生活，揭开了他们人生新的篇章。

军校的条件异常简陋，每个学员一个月只能发一件粗布衣服，没有袜子，学员只能穿草鞋；没有足够的宿舍，学员只好住在临时用竹席搭起的草棚中；食堂的伙食也很单调，一日三餐常吃的是糙米饭。但是大部分学员对此都毫无怨言。最让军校和学员们焦急的是，军校没有足够的枪支器械。孙中山曾要求广东兵工厂给军校提供300支步枪，由于兵工厂被滇系军人把持着，推三拖四，最后只送来了30支，连平日学校警卫都不够。苏联教官看到这一情况，主动向苏联政府申请提供一批枪支弹药，才算解决了军校的燃眉之急。

尽管军校条件有限，但学员们的情绪都很高昂，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活力。由于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军校在思想上相当开放，校训中明确规定：本校学生应该成为国民党的军事中坚，除了努力研究国民党的思想之外，更要注意世界的潮流。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可以阅读，学员们的思想非常活跃。

军校聘请的苏联教官多是苏联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参加过国内战争，既有理论，又有实战经验，教起课来很受学员欢迎。

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出任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一上任，就努力推行列宁创造苏联红军的经验，为军校教导团选派党代表，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士兵之友》壁报，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这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黄埔军校成为全国青年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地方。“到黄埔军校去！”是当时许多青年的心声。

从此，在美丽的珠江边、幽静的黄埔岛上，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军校操练的队伍。在嘹亮的军号中，学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阔步走进军校的操场，开始紧张的学习和训练。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

 

伴随着激昂雄壮的歌声，一轮红日正从东方冉冉升起。

 

成长词典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国立广东大学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的前身。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根据廖仲恺的提议，1926年7月17日，国立广东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平定商团叛乱

广东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在对外贸易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前，尽管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是，仍然在广州保留有13个洋行与外国客商做生意。鸦片战争后，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除了割地赔款，把我国的香港割让给英国外，还被迫开放广州、南京等地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自由地出入和进行贸易。

与内地相比，广东的商业经济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广州、佛山等城市，因为毗邻香港，商业贸易尤其活跃，成了海内外货物的集散地，市内商铺林立，交易繁盛；就是一些乡间集镇，商品交换也特别活跃，远远超过内地。

民国初年，广东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在结成大大小小的行会组织——商会之外，还自发地出钱购置枪支，招募社会闲散人员，组织起自卫的队伍——商团，用于保护商铺财产、货物运输和人身安全。多年来，广东省的商团队伍不断扩大，其活动也超出了原来“自卫”的范围，成了横行一时、称霸一方的反动武装。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广州商团。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到1924年已经有10个团，共4000人马，由买办资本家陈廉伯任商团团长。

陈廉伯是广东南海人，清末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来加入英国国籍。他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祖父陈启源，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族工业——继昌隆缫丝厂，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陈廉伯16岁就到英国汇丰银行广东支行工作，后来做了这家银行的买办，趁着清末民初政局动荡的时机，为汇丰银行大量放款，大发横财。他还勾结广东的实权派人物陈炯明等人，混迹于官场，捞取名声，成了广州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自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为了本国的利益，英国政府通过香港当局大力扶持陈廉伯这类中国买办，不断在暗中怂恿他们在广东建立一个亲英的“商人政府”。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积极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这一行动不仅受到国民党内部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对和抵制，而且也不断遭到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当地的官僚、资本家、乡村地主和土豪劣绅的破坏。他们竭力散布反动言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政府，咒骂孙中山联俄是“引狼入室”，又说他要在广州实行共产，消灭商人。英帝国主义与这些恶势力遥相呼应，在香港的报纸上胡说“广州不久就要赤化，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他们一唱一和，竭力制造商人与广州政府的对立情绪，进行反政府的活动。

陈廉伯手中有几千人的商团队伍，又有英国在幕后支持，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1923年年底，他指使广州商团从加拿大购买了上千支步枪，通过英国人把持的海关，畅通无阻地运回广州。经过全副武装的广州商团，抢占广州许多交通要道和商业繁华地段，制造事端，扰乱社会治安，接连不断地与政府军发生摩擦。

1924年5月，广州市政府发布《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加强对商铺的管理和捐税的征收。陈廉伯一看机会来了，就唆使商人集体向广州市政府“请愿”，反对加征捐税。在广州商团的煽动下，一些不明真相的商人聚集在广州市政府门前“示威”，商团分子混杂其中，鼓动商人冲击市政府，扬言要罢市。陈廉伯趁机联络附近其他城市的商团和乡下的地主武装民团，宣布成立“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由他本人任联防总长。这样一来，他的胆子更大了，开始公开与政府对抗。

陈廉伯以商团的名义，由汇丰银行拨款，向香港一家英国洋行订购了几批军火。第一批一共有长短枪九千余支、子弹三百三十七万余发，准备由一艘叫“哈佛”号的丹麦商船偷运到广州。

当“哈佛”号商船行抵印度港口的时候，因为这批军火没有合法执照，被印度海关查封。经过英国出面疏通，“哈佛”号才被放行。

孙中山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吃惊：一个小小的商团，竟然私购大量军火，出于何种目的？背后一定大有文章！他当机立断，马上命令政府军注意防范，并再三告诫蒋介石：“注意广州来往商船及一切船只，缉查私运军火入境。”

陈廉伯，英国籍中国商人，广州商团团长。

8月8日，悬挂着丹麦国旗的“哈佛”号商船向广州海关申请进入广州港口，此时，政府军早已派永丰、江固两艘军舰在此等候。“哈佛”号一进港，马上被海军扣押，船上的军火全部被封存在黄埔军校。

陈廉伯正在商团联防总部打着如意算盘，突然得到军火全部被政府军截获的消息，他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对部下嚷道：“孙文竟然敢抢劫商团的枪弹，分明是小觑我们商团！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也知道我们商团不是好惹的！”

陈廉伯当即指使广州商团向政府致函，要求政府立即无条件交出被扣军火。信中说：“商团购置枪支，纯粹是用于自卫。如果政府执意扣留这批武器，商团会用尽一切办法讨回。”

面对商团的无理要挟，孙中山的态度非常坚决。他指示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发布《扣留商团私运枪械布告》，向社会公开事件真相，告诫商民：“各商民务宜安分营业，静候政府查明处置，千万不可受人煽动，滋生是非！”

陈廉伯原本不把广东政府放在眼里，此时更是急红了眼，四处张贴布告，煽动商民罢市。两千多名身着军装的商团人员，开始上街游行示威，一齐涌向市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发还枪支。

紧接着，广州许多商铺开始罢市。同时，在广州商团的教唆下，广东其他城市的商民也相继罢市。更有甚者，陈廉伯把商团联防总部由广州迁至佛山，纠集全省的商团和广州附近的土匪，设立攻城司令部，准备攻打广州。

此刻，英帝国主义者也按捺不住了，由驻广州领事团出面，威胁广州政府：“政府如果要炮击商民，外国绝不能袖手旁观，当以实力予以制止。”停泊在广州附近的英国军舰，卸去舰上的炮衣，把炮口对准中国军舰和大元帅府，公开支持商团叛乱。

孙中山拍案而起，亲自致电英国政府，愤怒谴责这一助纣为虐的行径，发表了《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再次表明政府的严正立场。鉴于陈廉伯的叛乱行为，广州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和其他商团头子，解散商团队伍。

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分子，却主张跟陈廉伯谈判，用温和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与控制广东实权的滇军头子相勾结，逼走了主张坚决镇压商团的廖仲恺，由胡汉民出任广东省省长。9月初，他们利用孙中山到韶关督军北伐的机会，与陈廉伯私下达成几项“协议”，其中一条是：陈廉伯只需向政府报效军费50万元，即可领回被扣枪支。

胡汉民接任广东省省长以后，立即向商团妥协，第一批即发还4000支枪给商团。哪知，陈廉伯接收了这些枪支后，不但不及时交纳原定的50万元军费，反而借口所领枪支不及半数，再一次举行武装游行。

10月10日，广州市民为庆祝国民党成立举行“双十”节游行。当游行的群众行至太平南路的时候，商团军突然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多名无辜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双十惨案”。

惨案发生后，广州商团得寸进尺，占据西关一带，在街道上堆积沙包，筑起街头堡垒，把广州一分为二：城内为政府活动范围，西关一带为商团控制。他们还扬言，要在10月15日收复省长公署、公安局和财政机关，接管广东政府。

事情到了这一步，再也没什么可调和的余地了：要么是广东革命政府下台，要么是解散广州商团。

中国共产党从扣枪事件一开始，就敦促孙中山坚决镇压商团叛乱。商团的暴行激起广州各阶层的反对，广州各界成立了工农商学界革命联盟，提出“解散商团、严惩军阀、为死者申冤”的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也主张广东政府镇压商团叛乱，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从军事上给予援助，派巡洋舰运来武器。

在这紧要关头，孙中山接受了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的意见，成立了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亲任会长，决心立即杀贼，平息叛乱。他当即命令警卫军、部分北伐军迅速从韶关向广州进发，全力剿匪。

10月13日深夜，警卫军率先赶赴广州。14日下午，其他各部也先后抵达广州，分路包围西关，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孙中山向胡汉民和广东驻军下达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手令：“收缴商团枪支，刻不容缓，务必24小时内办理完毕，以免后患。”

15日凌晨，革命委员会下达总攻令。广州商团占据了市内许多制高点，在街头设置栅栏，凭借高楼和街头堡垒，疯狂地扫射政府军，妄图负隅顽抗。

战斗打响了。政府军首先利用消防车引火焚烧了商团设置的街头栅栏，打开一个进攻的缺口，冲入西关，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黄埔军校的四百多名学员也全副武装，开到市区，协助政府军平定叛乱。尽管是第一次真枪实弹上阵，可这些年轻的军校学员一点也不怯阵，奋不顾身，勇往直前。

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神气活现的商团士兵，在政府军猛烈的炮火进攻下，顿时失去了昔日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态，枪声一响，有的躲在房屋里，不敢露头；有的干脆扔下枪支，抱头鼠窜。

战斗开始的时候，陈廉伯自以为凭借精良的武器，可以抵挡一阵，没想到商团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此时，他一心指望广州附近的英国军舰能支援自己，马上向政府军开火。可是等了老半天，也不见港口有什么动静。原来，英国慑于孙中山的严正态度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不敢贸然行动，进行公开干涉；英国军舰上的大炮又重新裹上炮衣，调转了炮口。

商团军完全处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境地。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商团军大部分被歼灭，小部分逃到郊外的也被缴了械。叛乱头子陈廉伯趁着混乱，逃到靠近香港的英国租界内。

孙中山听到平叛胜利的喜讯，即电令胡汉民全力处理善后事宜：下令没收一批商团首犯的财产，附从者按情节轻重处以罚金，作为北伐经费；全面恢复广州商业活动；通缉陈廉伯，消除后患。

中外勾结的广州商团叛乱，终于被镇压了，广州革命政府解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抱病北上

1924年10月底，从北京传来消息：直系军队将领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囚禁总统曹锟，控制了北京的局势。冯玉祥向孙中山发来电报，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谋取全国统一。

冯玉祥兵变一事，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追根溯源，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冯玉祥原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下，他任河南督军的时候，因为财政问题与吴佩孚发生过矛盾。吴佩孚为了报复冯玉祥，采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免去他的河南督军一职，改任陆军检阅使。陆军检阅使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差。冯玉祥心中十分不满，为日后发动兵变埋下了伏笔。

1923年，当时任直隶督军的曹锟，用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花40万元买通了国会议长吴景濂，又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高价收买国会议员，通过“选举”当上了总统。曹锟的贿选丑行，招致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声。

这期间，孙中山特意托人带着自己亲著的《建国方略》，去做冯玉祥的思想工作，鼓动他起兵反击曹、吴，配合北伐军，统一中原。冯玉祥考虑到自己手中的兵力有限，不愿贸然行动，表示今后时机成熟，再作图谋。双方从此建立起秘密的联系。

盘踞东三省的张作霖，一看形势对自己有利，便和他的儿子张学良一道，率领15万东北军，进攻山海关，直逼北京，试图问鼎中原。曹锟见大势不妙，奉军就要兵临北京城下，便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由他统兵20万，火速赶往山海关，迎战张作霖。这就是规模空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张作霖，辽宁海城人，出身贫农。曾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喜人以“张大帅”称。

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厮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命令自己的部队调转头，将后卫变前锋，每日急行军140里，星夜兼程往回赶。部队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回北京。

1924年10月22日晚，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与冯玉祥暗中配合，命令守城部队打开城门，冯玉祥的部队一枪不发，迅速占领了北京城，囚禁了曹锟。正在前方激战的吴佩孚腹背受敌，哪敢恋战，立即从天津塘沽乘军舰仓皇逃往南方。冯玉祥被推举为国民军总司令，即以国民军名义致电孙中山，请他到北京共商大计，寻求解决时局的办法。

曹锟、吴佩孚政权垮台了，张作霖趁机引兵入关，攻占山海关和秦皇岛；一度失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也蠢蠢欲动。冯玉祥势单力孤，经验不足，就在他电请孙中山的同时，又联系奉、皖两系，在北京组成了一个由奉系支持、皖系段祺瑞任执政的临时执政府。

老奸巨猾的段祺瑞为了欺骗舆论，也故作姿态，和张作霖联名促请孙中山早日赴京。中国的政局又变得复杂起来。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一个有利于革命的转机。

为了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权衡再三，决定接受邀请，遂致电冯玉祥：

 

诸兄高举义旗，肃清国贼，功在国家，深感庆幸；建设大计，亟须决定，我准备即日北上，共商国是。

 

对于孙中山北上一事，国民党内部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时局动荡，形势不明，段祺瑞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政客，此行冒着生命危险，跟他绝不会谈出什么名堂。

由于长年为革命奔波操劳，孙中山的身体大不如前，经常感到肝部隐隐作痛，但他一直没有在意，仍然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1924年上半年，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为了筹备会议的各项议程，他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严重损害了身体。5月份，孙中山肝病发作，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到广州白云山静养休息。由于很少外出活动，外界议论纷纷，外电甚至报道他已经逝世，德国各大报纸均刊载了这个消息。为了辟谣，孙中山抱病出席欢迎法国飞行家杜爱西飞赴广州的欢迎会。

考虑到此行的形势和孙中山的身体，大家都劝说他还是不去为好。

孙中山对于个人的安危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你们把我看作是大元帅，那此行危险很大；如果你们只把我看成是一个革命的领袖，此行就不会有什么危险。至于我的身体，只要革命工作还需要我，我就要坚持到底，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家见孙中山态度坚决，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也就不再劝说了。

在冯玉祥的再三催促下，孙中山决定动身北上。临行前，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政治立场，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谋取中国的统一与建设。

起程的前一天，正巧是孙中山58岁生日，他意味深长地说：“我已近花甲之年，能够再为革命出一点力，感到由衷的高兴。”

广州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晚上，两万群众参加了提灯大游行，表达他们对领袖的支持和爱戴。在灯火的海洋中，孙中山登上市财政厅，向过往的群众挥手致意。游行一直持续到10点钟才结束。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在二十余名随员的陪同下，登上了永丰舰，起程北上。码头上军乐齐鸣，鞭炮不断，孙中山伫立在甲板上，频频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欢呼的广州各界群众告别。

当永丰舰行抵黄埔的时候，孙中山特意到军校巡视，检阅军校军事演习。看到自己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蒸蒸日上，面貌一新，孙中山备感欣慰，勉励军校教职员工再接再厉。

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这次去北京，明知道是很危险的，然而我去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去奋斗，什么危险都不放在心上。况且，我已经59岁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革命的事业要靠你们去完成。看到你们精神振奋，面貌一新，我可以放心而去啦！”没想到，这竟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视察黄埔军校。

到香港以后，孙中山一行换乘日本“春阳丸”，离港赴沪。

近年来，由于孙中山不断发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言论，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仇恨。听说孙中山要来上海，英国两家报纸居然发表文章，胡说“上海不需要孙中山，应阻止他登岸”，叫嚷着“要驱逐孙中山出上海”，“绝不要理会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然而，爱国的上海人民并不理会西方报纸的谎言。船抵吴淞口，上海各界上万名民众聚集在码头欢迎孙中山。

人们高呼：“孙总理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一路上的风浪颠簸，使得孙中山面色苍白，已经没有在广州时的气色。但是，看到沿途群众热情相迎，从上海外滩码头一直拥到莫利爱路的寓所，孙中山深受鼓舞，一路面带微笑，频频向人们颔首致意。在住所门前，孙中山站在小板凳上，向群众挥手答谢，久久不愿离去。最后在警卫的恳求下，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客厅休息。

当他听说法租界巡捕房阻挠并逮捕了欢迎他的群众时，孙中山立即坚决给予回击。他义正词严地指出：“上海是中国人的领土，我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住在上海的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无论干什么，客人都不能干涉。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飞扬跋扈，我们迟早要收回租界！”

孙中山不顾身体疲惫，连连接见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宣传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中国现在动乱的根源就在于军阀和那些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要打倒军阀，第二点要打倒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只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大家料得到我此行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愿意去冒这种危险！”

孙中山一行在上海停留了四天。由于上海到北京的铁路中断，而从海道去天津的轮船半个月内没有舱位，孙中山临时决定与部分随行人员分道而行，汪精卫等人先行北上，自己绕道日本，到天津会齐。

11月21日，孙中山偕夫人乘日轮“上海丸”去日本。轮船进入太平洋后，风浪很大，孙中山的肝病又一次发作，疼痛难忍，他只好用手杖顶着右腹部，以求减少一点痛苦。

随行人员看着他那难受的样子，关切地问道：“先生是不是在日本治疗一段时间？”

孙中山忍着疼痛，擦去头上的汗珠，摇摇头说：“还是到天津以后再治吧！”

孙中山先后行抵日本长崎和神户两地，会见日本各界人士和中国留学生，不断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此行的目的。他沉痛地对留学生们说：“不平等条约是我们大家的卖身契。中国人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奴隶，实在是做十几国的奴隶，国家地位真是一落千丈，比亡国奴的地位还要低。”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中国留学生泪如泉涌，发誓要听从孙中山的号召，投身革命，报效祖国。

旅途劳累，加上多次演讲，使得孙中山的身体更加虚弱，随行人员劝他在日本九州稍作休息，再转赴天津。这时，接到汪精卫发来的催促电报，说北京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让他尽快回国。

原来，在孙中山抵达日本后，张作霖带兵万余人进入北京，试图反客为主，驻防北京，控制北京政权。冯玉祥对此大为不满，引兵退居西山，想和张作霖再一次交手。段祺瑞从中调和，张作霖退出北京，驻守天津。

段祺瑞一上台，就扯下了假面具，迫不及待地向外国驻北京使团表白，承认历年来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主张召开由军阀官僚政客包办的所谓“善后会议”，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

形势急转直下，孙中山当即取消原定的行程，决定于11月30日起程赴天津。

当孙中山乘坐的“北岭丸”轮船行到东海的时候，遭到西伯利亚寒潮的袭击。洋面上波涛汹涌，浊浪冲天，轮船时而被巨浪投向半空，时而又被抛至浪底。乘客根本无法在船上行走，只能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一不小心还会被抛下床去。许多游客经受不了剧烈的颠簸，呕吐不止。即使这样，孙中山仍然手不释卷，认真地阅读着刚购买到的新书。这次北上，他准备在北京作有关民生主义的演讲，所以购置了大量的参考书。旅行途中，一有时间，他就取出随身带的书籍仔细地研读。

随行人员劝他说：“先生，您要多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

孙中山风趣地说：“书籍是治病的良药。我一读书，就忘记了病痛。”

船抵山东半岛，同行的日本友人想让他题字留念，孙中山提笔在手，笑着说：“叫我革命，我马上可以革命，但现在要我写字实在是太痛苦。”

12月4日清晨，“北岭丸”驶抵天津大沽港。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朔风怒号，寒气逼人。但是，天津各界人士两万多人，早已在寒风中伫立多时，迎候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晚年照

当孙中山和宋庆龄出现在甲板上的时候，欢迎的人群一下拥上前去。孙中山面带病容，显得有些憔悴，但他仍然长时间地站立在码头，脱帽向在场所有的人致意。

欢迎仪式过后，孙中山乘车前往市区，暂住日本租界秋山街的张园。天津街头张灯结彩，燃放鞭炮，像庆祝盛大的节日一样，隆重地欢迎孙中山的到来。

下午，孙中山顾不上休息，前往曹家花园拜会张作霖。往返途中，孙中山浑身颤抖，冷得难受。到了晚上，他的肝病发作，又因为风寒侵入体内，夜里大汗淋漓，呕吐不止。

孙中山已经不能如期进京。随行人员汪精卫等人，经商议提出解决时局的七项主张：要求惩办曹锟、吴佩孚和参加贿选的国会议员，召开国会商议统一问题，反对召开“善后会议”。

中国共产党专门发表时局宣言，指出挽救国家危机的办法是召开能够代表民意的国民会议，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抵制段祺瑞。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积极开展斗争，声援孙中山。北京各界派代表来天津，敦请孙中山早日入京主持国家大计。

迫于形势的压力，段祺瑞不得不派代表叶恭超、许世英到天津，拜见孙中山先生，欢迎他从速入京。

会见时，孙中山问道：“外国使团要求尊重条约，听说执政府已经照会应允，是否有这件事？”

叶、许两人不敢掩盖明摆着的事实，只能支支吾吾地说：“确实有这件事，但尚未向外国发出正式照会。”

一听此言，孙中山勃然大怒，厉声说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新生那些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为何还要来欢迎我呢？”

当天晚上，孙中山肝病再度恶化，不得不再一次延缓进京。

巨星陨落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为了不辜负民众的重托，抱病前往北京。

这一天正好是旧历年三十。因为前一天夜里下了一场瑞雪，古老的北京城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冬衣，节日的京城增添了一道清新悦目的景致。冰天雪地之中，青灰色的正阳门城楼，显得更加庄严肃穆。寒风阵阵，带着凄厉的哨声，裹起一片片飞雪，不断地吹打着大街两侧枯萎的老树。街面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

冬日苦短，加上天气阴冷，虽然刚过下午4点，城内已经有些昏暗，街道上早已不见人影。但是，前门火车站前却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人把整个广场围得严严实实，执政府的全体阁员、警察总监、警备总司令、国民军官兵和北京各界人士及数万民众全都聚集在这里，恭候孙中山的到来。

车站上空，“热烈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京各界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等巨幅标语迎风招展，飒飒作响。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孙中山乘坐的火车缓缓地驶入火车站。在宋庆龄的搀扶下，孙中山走下火车，朝着欢迎的人群徐徐走来。人们睁大了眼睛，注视着这位日夜企盼的革命领袖。尽管他面容憔悴，面色黑黄，步履沉重，但仍然神态安详，面含微笑，不住地向人们点头致意。在场的人多么想亲耳聆听他那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啊！但是，肝病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此时的孙中山已经没有力气讲话了。

车站上鸦雀无声，人们屏着呼吸，目送孙中山乘上汽车，径直朝北京饭店开去。车走了，许多人站立在寒风中，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病魔竟然把孙中山先生折磨成这个样子。人们都在为中山先生的身体担心。

孙中山虽然饱受肝病之痛，但脑子还非常清醒，仍念念不忘工作。刚刚在北京饭店安顿下来，他就让随行人员代读了他的书面讲话：

“我这一次来北京，以前曾有宣言，不是为了争夺地位、权力，而是为了救国。13年前，我担负起推倒满洲政府，让全体国民享受自由和平等的责任。虽然清政府已经倒台，但是国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却被出卖给别国，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位置，我们拯救国家的任务刻不容缓。救国的道路很多，由于本人患病在身，只能等他日再和诸位共商。”

当天，协和医院三位医师和两位德国大夫到北京饭店来为孙中山会诊。会诊的结果表明，孙中山的肝病非常严重，需要用外科手术来作进一步的检查，以便查明病因。征求孙中山和宋庆龄等人的意见时，孙中山希望用内科方法来治疗。于是，确定由德国医生克礼每天来探诊一次。

为了尽快查明病因，第二天又请来了六七位外国医生会诊。这些医生都诊断为肝病，但究竟是什么肝病，众人说法不一。大家的意见一致是让孙中山不会客、不处理公务，安心静养。

可是，孙中山不顾医生的建议，仍然坚持工作。医生走后，他立即召集随行人员，安排办理两件紧急事务：一是成立北京政治会议，作为在北京进行工作的机构；二是创办《国民日报》，扩大革命宣传。为了阻止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他在病榻上亲自口授一封给段祺瑞的长篇电文，苦口婆心地规劝段祺瑞，再一次表明自己的正确观点。孙中山的良苦用心，已无法阻止一意孤行的段祺瑞之流。

孙中山忧心如焚，身体时好时坏。1925年1月21日，中山先生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和脉搏起伏很大，体温有时高达41摄氏度，有时又低于27摄氏度。医生发现他的眼球出现了黄晕，这表明病毒已经侵入身体的其他部位。不久，中山先生已难以进食，稍吃一点东西，便呕吐不止。医生为他注射药剂也无效，于是建议送孙中山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26日，经宋庆龄再三劝说，孙中山同意去协和医院进行手术。手术在下午6时进行，孙科等人守候在手术室，心中惴惴不安，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只见孙中山先生神态自若，坦然地对医生说：“我不怕痛，开刀吧！”

医生小心翼翼地为孙中山做了手术，发现他肝脏坚硬如木，上面布满了白色斑点，无法再割除病灶，于是仅从肝脏上取下少许组织，就把伤口缝上了。化验结果证明，孙中山已经是肝癌晚期，救治无望。

24小时后，孙中山从麻醉中苏醒过来，他强忍着伤口疼痛，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医生，我学过医，对病理了解一点。请告诉我，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还有没有救治的希望？”

“先生不必着急，我们希望您能在医院住下来，再观察一段时间。”

“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怎么能在医院躺着呢？”

宋庆龄望着面色苍白的孙中山，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先生，还是听医生的话，在这里休息一下吧！等养好病后再工作也不迟。”

接下来，医院为孙中山进行镭锭治疗。十多天过去了，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进一步恶化。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用英文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孔庸之转孙先生家属暨国民党党员诸君览：孙先生入本院即发觉所患为肝癌最末期，为不治之症。经剖割及将癌的外皮用显微镜考察，证明论断正确。我们认为孙中山先生生存已经没有希望。”

2月18日，孙中山从协和医院移至铁狮子胡同5号，改用中医治疗，仍然没有起色。

2月24日，孙中山口授了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死神一步步朝孙中山逼近。在最后的日子里，孙中山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宋庆龄一天到晚陪伴在他身边，悲痛难忍，以泪洗面。

有一天，孙中山从昏迷中醒来，望着泪流满面的宋庆龄，吃力地睁开双眼，示意夫人靠近他身边，喃喃地说：“我曾经计划访问苏联，与支持中国革命的友人会谈，看来只有你来替我实现这个未遂的愿望了。”

宋庆龄含着泪水，使劲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孙中山又说道：“我一定要死了，我的警卫马湘一生跟随我，必须养他过世，教育他的子女到大学毕业。”

“先生放心好啦，我会照料他的。”宋庆龄说着话，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夫人，你不必悲哀，我的一切都属于你。”孙中山用微弱的声音劝解宋庆龄。

宋庆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我一切都不要，我要你！”

孙中山嘴角浮现出一丝苦笑，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努力地张了张嘴，但没有说出口。

这个时候，汪精卫等人走了进来。孙中山环视在场所有的人，用极其关切的口吻说：

“我死了以后，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千万不要被敌人软化。”

汪精卫等人连连点头。在场的人含着热泪，劝孙中山多多保重。

从此以后，孙中山呼吸更加困难，精神倦怠，连完整的字句也说不上来。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25分，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终年59岁。

一颗巨星陨落了！

孙中山一生仰慕列宁，在逝世前，他曾告诉家属和一些同志，希望能像列宁那样保留遗体。遵照中山先生的遗嘱，中国国民党决定依照列宁的殡殓方法安葬孙中山。孙中山的遗体经协和医院处理，移灵到中央公园举行公祭。

中国人民沉痛地哀悼这位为了中华民族献出生命的民族英雄。北京74万群众自发到中央公园孙中山的灵前悼念；当他的灵柩从中央公园移送西山碧云寺暂厝时，30万人徒步护送至西直门，另有两万多人徒步从西直门护送至西山。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哀悼孙中山先生。全国各地群众和世界各地的华侨、国际友人同时举行追悼会，纪念这位伟大的民主志士。

九州同悲，山河呜咽。中国因失去一位伟大的民主先驱而悲伤；世界为失去一位国际主义战士而惋惜。

1929年6月1日，中国国民党将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碧云寺运到南京，安葬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内。孙中山，这位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从此长眠在这里。

陵址是按孙中山的遗嘱而确定的。在民国元年（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今陵墓所在地打猎休息时，笑对左右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1925年，在北京弥留之际，再次嘱咐归葬紫金山。

中山陵1926年春动工，到1929年夏建成。

从空中往下看，整个陵墓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气势不凡。它象征着孙中山为中国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奋斗的一生。

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为了拯救中国，孙中山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孙中山先生：

 

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20世纪的伟人，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成长词典

中山陵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南麓，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面积共八万余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石阶、碑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

 

孙中山生平大事年表

1866年 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879年 13岁 陪母亲前往檀香山，入当地一所学校读书。

1883年 17岁 结束在檀香山的学习生活回国，入香港书院学习。

1887年 21岁 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

1892年 26岁 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

1894年 28岁 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陈述变法主张。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1895年 29岁 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广州起义；起义失败，经香港逃亡日本。

1896年 30岁 在伦敦被清使馆绑架，经英国友人搭救脱险，撰《伦敦蒙难记》。

1900年 34岁 在日本创办军事学校；惠州起义失败。

1905年 39岁 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

1907年 41岁 镇南关起义爆发，孙中山取道越南回国参战。

1911年 45岁 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相继爆发。

1912年 46岁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5年 49岁 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护国战争爆发。

1917年 51岁 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护法战争爆发。

1919年 53岁 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1年 55岁 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2年 56岁 讨伐陈炯明。

1923年 57岁 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改组国民党。

1924年 58岁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5年 59岁 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