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远东之战（尼古拉二世远东惨败）

日俄远东之战简介

日俄远东之战：日俄战争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一场影响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列强之争。在这场战争中，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远东扩张计划宣告破产，而日本这个新兴列强则依靠英国这一得力盟友击败了俄国这个老牌强国，这就是日俄远东之战所要描述的。

日俄远东之战过程分析——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在他的父亲——俄国白银时代最后一位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94年10月20日逝世后，继承了俄国沙皇的宝座，成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全家惨遭屠戮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个雷厉风行而又善于权谋的沙皇。在他当政时期，俄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工业方面有了质的飞越。此时的俄国虽然已经不是当年的“欧洲宪兵”，但是其强大的国力仍然使得亚历山大三世可以傲慢地对欧洲事务大臣说：“俄国沙皇还在钓鱼，欧洲暂时可以等着。”亚历山大三世也绝非莽夫，他巧妙地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俄国强大的国力本身所产生的威慑，以极小的代价吞并了中亚，并在巴尔干掀起血雨腥风。同时，这位沙皇还颇有远见，他在中亚和远东的行动中始终保持着适当的力度，以避免出现类似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各国抵触的尴尬局面。另外，为了遏制日益崛起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亚历山大三世更是不惜放弃传统的德俄友谊，选择与宿敌法国结盟。

然而当这样一位强大的沙皇逝世后，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所继承的俄国却并非形势一片大好。随着欧洲各国之间的摩擦日渐扩大，矛盾也在与日俱增。同时，俄国臃肿而庞大的官僚体系与沙皇甚至民众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最为关键的是，自叶卡捷琳娜大帝改革之后，俄国社会阶层出现了严重分化，并且这种分化还在不断储蓄力量酝酿新的灾难。

亚历山大三世

尼古拉二世和他的父亲相比，可以说资质平庸。与他多灾多难的德国表兄威廉二世不同，尼古拉的童年可以说相当幸福，虽然他并不讨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喜欢，但是这位老沙皇对他依然表现出了慈父的一面——撇去没考虑过让他继承皇位这一点；尼古拉的母亲，来自丹麦的公主玛丽·苏菲·弗雷德里卡·达格玛，因为前两子的夭折，对这个儿子格外呵护。不过，尼古拉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游历过很多地方，是唯一去过亚洲国家的沙皇（还险些在日本遇刺），但是他始终缺乏作为沙皇所需的自信。这使他在位时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偏执，并为后来一系列灾难般的决策埋下了伏笔。

德皇威廉二世

尼古拉二世与他父亲在欧洲事务上的表现也有所不同。亚历山大三世对新任德皇威廉二世可谓极为厌恶，然而尼古拉却与这位表兄关系不错。尽管尼古拉和他的英国表兄在相貌上更加接近，然而相对英国人，他还是更喜欢与德国人相处。威廉二世甚至在尼古拉二世与来自德国黑森的公主阿历克丝的婚事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威廉二世常常吹嘘，如果没有自己，尼古拉二世与阿历克丝公主无法结成连理。

远东乱局

尼古拉二世即位后，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便来自东方。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并很快演变成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半岛展开的甲午战争。由于日本蓄谋已久，北洋水师惨败，咄咄逼人的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仅实现了对朝鲜的掌控，更进一步让清廷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给日本。

日本的这一举动打破了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平衡。此前，俄国一直将整个东北亚视为自己的控制范围，而法国也对台湾早有图谋，日本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对俄法两国的极大挑衅。于是，俄、法、德很快共同威胁日本，进行了“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准备吞下肚的辽东半岛，竟然一下子变成了国际问题。面对欧洲列强，已经在甲午战争中耗尽国力的日本也不敢再起战端，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索要一笔“赎辽费”之后便草草了事。

虽然这次行动是三国共同完成的，但是德法两国对日本显然没有太大想法，尤其是德国，完全只是帮着自己的表兄弟出口气而已，因此作为整个行动的中坚力量，俄国立刻就被清廷加以关注。而近在身旁的后起之秀日本，对清廷的威胁远大于那些处在大陆另一端的欧洲列强，而且对清廷的狮子大开口也足以说明日本对欧洲列强在远东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并没有一丝想要遵守的想法。于是，察觉到威胁的清廷决定玩一招“驱虎吞狼”。

1896年，在俄国提出对日本“共同防御”之后，中俄两方一拍即合。李鸿章前往莫斯科，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波诺夫、财务大臣维特签订了《中俄密约》。通过《中俄密约》，俄国不仅可以正大光明地介入中国东北的事务，同时还获得了一个更加实际的好处：19世纪90年代，俄国开始施工修筑贯通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过《中俄密约》，这条铁路不仅可以修到原来的目的地海参崴，还可以一直修到中国东北地区，而且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俄国都可以优先使用。除此之外，1898年俄国还强迫清廷签署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从此俄国舰队和军队可以堂而皇之地正式进入远东。

加冕时的尼古拉二世

俄国的势力不仅渗入了中国东北，近邻朝鲜所出现的危机也给了俄国可乘之机。朝鲜在东北亚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其南部拥有大量的优良港湾，而且与隔海相望的对马岛一起扼守着从日本海通往黄海的通道。元朝时，蒙古军攻打日本，便是从朝鲜出发入侵日本九州地区的。而朝鲜自北向南的地理走势，更是使之成为中国辽东和华北地区的一道屏障，或者说是威胁。同时，朝鲜所拥有的大量人力、物力，正是俄国人所急需的。1874年，俄国交通大臣波西耶特在一份建议废除流放制度的备忘录中写道：由于滨海地区和阿穆尔地区缺乏谷物、牲畜和苦力，而朝鲜却具备这些东西，所以有必要和它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不过由于朝鲜的地理位置并不在当时比较繁忙的太平洋航线上，因此这个被称为“隐士之国”的国度相较于它的两个邻国——大清和日本，更晚受到西方国家的干扰。

日本浮世绘——甲午战争

最先打开朝鲜国门的，是它的邻邦日本。

同治二年（1863年），年仅12岁的李熙以王室旁支身份即位朝鲜国王，由于年幼，其父李昰应总揽大权，封号“兴宣大院君”。大院君摄政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与整个时代相悖。他不仅表现得极为排外，而且一心想要重新在朝鲜树立李氏王室的权威。他的排外态度直接导致法国人发动“丙寅洋扰”、美国人发动“辛未洋扰”，然而两次“洋扰”中所暴露出的朝鲜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并没有引起兴宣大院君的关注。但他积极排外的态度，以及对王室权威的追求，却为朝鲜另一位政治家创造了条件。

这位政治家就是高宗李熙的王妃——闵妃。闵妃虽然是兴宣大院君的儿媳，同时又是大院君的亲戚，但是两人之间并不和睦。闵妃的儿子不是流产就是夭折，她在1871年生下长子，但仅存活5天便夭折了，而在一年前她就曾怀孕流产，这被闵妃疑为食用了大院君进献的山参所致。同时，大院君有意册封尚宫李氏之子完和君李墡为世子，这无疑会严重动摇闵妃的地位。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两人在之后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几乎水火不容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闵妃联合遭到大院君排挤的多方势力以及开化派人士，借助自己家族的力量，以“亲政”为由迫使大院君离开都城汉城（今首尔）。大权在握的闵妃虽然相比大院君要开明得多，但是这种开明却并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她甚至为此从日本获得力量以压制国内的反对势力。尤其在“云扬号事件”之后，闵妃更是独断专行地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这无疑使朝鲜彻底受制于日本。正如韩国历史学家李瑄根的评价：新政权的这些内政外交措施，并非为民族久远的发展而树立的根本政策，而是以曲解、攻驳大院君执政十年的政绩为主要目标。

在闵妃的统治之下，朝鲜的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大院君趁机利用民愤，在光绪八年（1882年）发动“壬午军乱”，将闵妃驱逐出宫。然而大院君的夺权以及恢复锁国政策的意图，给朝鲜引来了更大的国际纠纷。不甘心失败的闵妃联系不满大院君的高宗和官员，准备东山再起。

闵妃很快就通过使者向清廷以及因为在“壬午军乱”中使馆被烧而进入朝鲜的日军寻求帮助，替她驱除大院君。早已想对朝鲜加强控制的清廷派遣了吴长庆和丁汝昌率兵入朝，并将大院君扣押送往天津受审，之后羁押在了保定。闵妃重掌大权之后，从亲日变成了亲清，然而这仅仅是表象。闵妃对清廷的阳奉阴违，在镇压了开化党的“甲申政变”之后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她很快笼络了清廷派来的德国顾问穆麟德，并通过穆麟德与欧美列强进行接触，试图通过洋人的帮助来使自己摆脱清廷的控制。然而闵妃在政治上的投机并没能稳住自己的位置，由于朝鲜此时的经济已经完全被日本掌控，下层民众的生活难以为继，最终朝鲜如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预测的一般，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东学党起义。以此为契机，已经归国的大院君借助日军的力量，再次掌握了朝鲜的政局，这也使得中日两国爆发了改变东亚历史的“甲午战争”。

战争结束后，朝鲜实际上已经被日本控制，而大院君和日本则是貌合神离。双方越来越大的矛盾，最终导致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以私通平壤清军以及煽动农民暴动为名，迫使大院君下野。大院君下野后，朝鲜的内政很快陷入了混乱之中，原来的开化派虽然掌握了政局，但是他们为了争夺权力而最终分裂，这又给了蛰伏于后宫之中的闵妃重返政坛的机会。闵妃一边对开化派的权力争斗隔岸观火；一边积极与欧美国家，尤其是俄国进行联络，并且将亲欧美的大臣团结到自己的阵营中。闵妃的态度，日本已有所觉察，但一开始还是对闵妃一派采取怀柔政策，不过闵妃显然和她的公公一样，与日本是面和心不和。

闵妃

很快，失去耐心的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发动了“乙未事变”。在三浦梧楼的策划下，数十名日本浪人、400多名日军守备队成员和800名朝鲜训练队员冲进景福宫，他们找到闵妃后将其残忍杀害。

然而“乙未事变”并没有让朝鲜如预期的那般归顺日本，相反，日本的暴行激起了其他欧洲列强的强烈不满。这一失当行为使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变得举步维艰。在巨大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选择暂时从朝鲜退兵。受到日本暴行刺激的高宗对日本人深恶痛绝，这使他开始积极寻求俄国的庇护。

很快俄国派遣了一支100人的队伍进入汉城，并开始对朝中的亲日派势力进行大清洗，亲俄政府就此在朝鲜建立起来。此时的俄日双方，对朝鲜的归属问题都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一方面，日本此时的国力还不足以对抗俄国；另一方面，俄国也忌惮英国插手。

英俄双方在远东地区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早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俄国就因为北太平洋航路的利益纠纷与英国结下了梁子。后来，当俄国的俄美公司试图兼并加利福尼亚的时候，英国也没少掣肘这个曾经共同对抗拿破仑的盟友。不仅仅在北太平洋，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同样使印度的英国人如坐针毡，毕竟印度被称为英国“皇冠上的明珠”，所以无论俄国在中亚如何肆无忌惮地扩张，印度，英国人是绝对不容许俄国人动一点点想法的。亚历山大三世虽然对英国极为反感，但是也明白印度对英国的重要性，因此对印度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在中亚的扩张也极为小心，生怕招惹到这个脾气不好的亲戚。

然而，尼古拉二世却远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外交手腕。作为一个年轻的、不被周围人看好的沙皇，强烈的表现欲望使他展露出了极大的野心。正如当时俄国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所说：“我们的皇上（尼古拉二世）的脑袋里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东北，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要夺取波斯；不仅要占领博斯普鲁斯，还要占领达达尼尔。”总之，尼古拉二世庞大的野心已经严重威胁到俄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英国对尼古拉二世的野心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最终，迫于英国的压力，俄国选择和日本坐到谈判桌上，就朝鲜问题进行商讨。伴随着《汉城条约》《洛巴诺夫—山县协定》的签订，俄国在朝鲜的利益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并且通过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日本则处在了一个相对劣势的地位。

伊藤博文

俄国虽然通过条约将自己已得的成果确定了下来，但是仍不忘继续在朝鲜扩大影响与力量。俄国的举动引起了日本极大的不满与恐惧：一方面，俄国的做法使日本的“大陆政策”受挫，多年心血浇灌出的果实竟被俄国人摘走；另一方面，无论是俄国不断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还是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无疑都预示着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已有的局面，一旦俄国彻底完善了自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部分与远东的联系，那么已经夹在俄国南北势力之间的日本，无疑会受到攸关生死的威胁。正如1901年加藤外相致信伊藤博文时所说：“俄之占领东北，其本身虽与我之利益无大冲突，然结果则有使俄国势力支配朝鲜半岛，并危及帝国自卫之虞。”毕竟在钢铁大舰的时代，仅仅依靠“神风”，肯定不能像阻挡蒙古军队一般，阻止俄军的步伐。

俄国人对日本人的想法毫不关心，或者说俄国高层对远东各国都还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就像他们分不清中国人与鞑靼人究竟有什么区别，俄国对远东的政治生态，甚至地理、民生等都不曾关注过。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俄国也迅速行动，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这一次，日本和英国对俄国的行动忍无可忍，两国分别在对马海峡和仁川海面进行了示威。面对这场“旅顺口危机”，俄国外交大臣秘密召见了日本驻俄大使，再次提出了与之前处理库页岛与千岛群岛归属权相同的办法——“满鲜互换”，即承认日本对朝鲜有更大权益的同时，要求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然而实际上，俄国对日本在朝权益的承认，更多只是承认日本对朝经济控制的现状。在其他许多关键问题上，俄国表现出的，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显然，俄国的这种让步只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与中东铁路尚未完工的情况下，俄国人会避免与英国和日本正面为敌。

侵占东北

就在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处于多路受阻的局面时，大清爆发的危机为俄国进一步入侵中国东北创造了条件。随着19世纪末期国内矛盾的不断累积，中国华北地区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场起自民间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迅速席卷开来，并最终影响到了大清皇室。之后，清政府出于“以汉制夷”的思路，贸然对列强宣战，将整个中国拖入了战争的深渊。

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扩张的重要支点——中东铁路，也受到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破坏。俄国借此机会，以“护路”“保护侨民”为由，调遣大量军队进驻东北地区。1900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总司令，命令12军区进行动员，调遣步兵128个营又1个连、骑兵78个连、大炮340门，共计17万人出兵中国东北，这些部队来自阿穆尔、西伯利亚、土尔克斯坦、波兰和乌克兰等地区。俄国将这支庞大的部队分兵两路：北路由格罗德科夫中将率领，南路则由阿列克谢耶夫中将率领。之后俄军又分为七路，进犯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一系列重点城市。俄国早有把东北地区纳入其版图的野心，以致尚未踏入大清疆域，就对居住在海兰泡、尼布楚等城市的华人，以及包括江东六十四屯在内的一系列中国人居住的乡村，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

义和团成员

在这之后，俄军跨越中俄边界，占领了瑷珲城并立刻进行了大屠杀，最终将这座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彻底摧毁。俄军在东北其他地区的表现并不比他们在瑷珲城好到哪里去，他们如同过境的蝗虫一般，将所遇的一切都破坏殆尽。面对俄军的进攻，黑龙江将军寿山虽然采取了强硬的抵抗措施，但是他手中的清军完全没有做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寿山战死之后，吉林将军长顺则选择了一种与俄军合作的态度，他甚至认为，俄军此次来犯仅仅是因为义和团对中东铁路的破坏引起了对方的不满。而盛京将军增祺却在俄军来犯之际，直接弃城而逃，甚至被俄军追赶得不敢前去与俄军会晤，只派了一个副官代替他。不过，俄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进攻，依然遭到了许多清军爱国将领的激烈抵抗，最终，俄军占领东北全境的时间晚于清廷和八国联军谈判开始的时间。同时，后续的发展证明，这些爱国将领的英勇奋战绝不是一腔心血白费。

在国际上，俄军在中国东北的处境实际上是极为尴尬的，其出兵的借口是保护铁路和俄国侨民，但是在清廷和八国联军谈判开始后，俄军依然不曾停止进攻。《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俄军的处境就更为尴尬了。因为除了条约中规定的外国驻军外，其他地方的外国军队显然是不应该存在的，尤其是如此庞大的部队。虽然对俄国来说，吞并庞大的中国东北地区，最好的办法是强迫清政府签署条约，但这一区域有太多的利益纠缠在其中，独吞的想法显然是无法为列强所能容忍的。

1900年8月25日，俄军先行从北京撤往东北，负责东北事务的俄国关东省首席长官阿列克谢耶夫也开始活动起来。这位俄国大员有一个极为显赫却又尴尬的出身，他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虽然皇族成员的身份使他可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但私生子身份带来的巨大心理阴影使这位长官目中无人，并急于证明自己。阿列克谢耶夫通过代表克洛斯特维茨，向增祺的代表递交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后面简称《章程》）。

驻扎在盛京的俄军哥萨克

这个短短的《章程》共有9条，但是里面的内容却将东北地区彻底搅翻了天。它不仅要求盛京方面修复之前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铁路，更进一步威胁增祺答应俄国增加在东北地区的驻军，并允许俄国合法干涉东北的内部事务。俄国的做法不仅造成了东北与清廷的分离，同时还破坏了八国联军的统一步调，甚至严重影响了八国联军代表的权威性。虽然户部侍郎清锐和奉天府尹福裕都极力反对这个协定，但迫于压力的增祺，最终还是在条约上签了字。

不论增祺是否另有盘算，阿列克谢耶夫的这一行动确实是急功近利了。当《章程》送达北京后，李鸿章立刻将这份秘密签署的条约送至《泰晤士报》公开，瞬间引起了一片哗然。原本俄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独立军事行动已经饱受争议，在这一条约公开之后，俄军在东北的存在就更受外界非难了。在获得了英法方面威胁式的支持之后，清廷迅速将已经被俄国人控制的增祺免职，并派遣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国进行正式谈判。

杨儒

杨儒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后，与他会面的是之前和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面对阿列克谢耶夫送来的这个大麻烦，维特在《泰晤士报》已经彻底曝光条约的情况下，对《章程》自然无法否认，只能辩解称这是为了“防止兵患”的对策。不过当杨儒与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会面之后，拉姆斯多夫开始不断劝诱他接受《章程》，但是都遭到拒绝。这使俄国政府只得选择放弃《章程》。

俄国老政治家维特

但是，俄国很快又拿出了更加苛刻的所谓“正约”。这个“正约”在杨儒与维特第三次会面时便被提出，不过当时维特只是口头提出。然而到了1901年1月21日再次会面时，维特不仅没有放弃这个“正约”，甚至变本加厉。俄国在“正约”中不仅狮子大张口索要中国东北地区的税权以及铁路、军事、行政等多项权利，更进一步要求将俄国的利益扩展到“东北、蒙古及中国北省”。

面对维特的威逼，愤怒的杨儒直接质问道：“如此乃是以布哈尔（指被俄国吞并的中亚布哈拉汗国）看待东北，中俄友好之谓何？”俄国外交人员对杨儒的愤怒显然并不在意，他们的目的也不是如《辛丑条约》那样捞一笔，而是想强迫清廷接受一个极利于俄国的条约，让俄国能够真正占领东北地区。对俄国来说，清政府自然不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对手，但是在它背后磨刀霍霍的英日两国却不得不防，签署条约无疑是能够让两国吃哑巴亏的最好办法。只不过，俄国的贪婪使这个条约变得非常不确定。在双方争辩一个多月之后，俄方在2月16日正式提交了“十二条”。新的“十二条”，不仅在东北问题上没有退步，甚至正式提出了对蒙古、新疆、甘肃地区的利益索求。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面对杨儒的诘问，更是露骨地表示：“这数省虽未经俄兵占领，然俄之兵力足以占领。”

“十二条”显然已经超出了清廷所能忍受的底线，各省督抚也纷纷表态：反对俄国人提出的条约。得到清廷高层支持的杨儒，对维特的威胁自然也就无所畏惧了。他在反驳了维特提出的种种理由并表示绝不受其威胁之后，向拉姆斯多夫递交了清廷所拟的“十二条”。拉姆斯多夫和俄国政府绝不可能接受清廷的“十二条”，因为俄国在东北的利益诉求在新的“十二条”中大多都被驳回了。在一系列谈判无果之后，杨儒对拉姆斯多夫提出了“缓议”，即等八国联军代表与清廷的《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再进行相关讨论。然而敏感的拉姆斯多夫立刻予以回绝，因为留给俄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辛丑条约》签订生效，俄国作为八国联军的参与国之一，也必将受到《辛丑条约》的制约，那么在东北驻军所受到的非议就不仅仅来自英、日、中三国了。明白其中关键的杨儒也学着俄国人摆出了一副街头无赖的架势，他表示：“现在如此为难，只好请朝廷另简干员，或遣新使前来再办，我力竭已。”

已经火烧眉毛的俄国政府见谈判桌上已经难有成果，于是开始在谈判桌下做起了小动作。俄国驻北京公使璞科第在维特的指使下，动用了俄国专门为贿赂清廷官员而设的基金，向李鸿章贿赂了50万卢布的巨款。同时，另一位驻华公使格尔斯则以清俄断交相要挟，给正在和联军谈判的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施压。这下清廷的高层乱了套：身在圣彼得堡的杨儒先是收到了李鸿章和奕劻的联合电报，要求他尽快结束谈判，速速画押；三天后，杨儒又接到了来自军机处的电报，上面则要求杨儒万万不可以画押。

面对清廷高层下达的混乱指令，杨儒选择了与俄国人对抗到底，拒绝签字画押。不过此时，杨儒在俄国的处境也变得岌岌可危，正如他自己致军机处的电报中所描述的那样：“外部（俄国外交部）屡诣不见，国书公文，一概不收，绝我已甚，悚愤万分。”除了要承受俄国施加的巨大压力，杨儒还要忍受身体上的不适，他不慎跌伤了，伤势颇为严重，但依然坚持带伤谈判。另一边，得知李鸿章给杨儒发消息的维特则信心满满，认为杨儒已经收到了命令，但是杨儒则坚称自己并没有收到正式的命令，依旧拒绝画押。眼见威逼利诱都无法奏效的维特终于选择了放弃，然而25日，拉姆斯多夫将杨儒约至外交部，并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他在26日上午必须签字画押，否则后果自负。杨儒再次拒绝后，拉姆斯多夫二话不说直接闭门送客。不巧的是，就在回去的路上，杨儒再次在风雪中跌伤，这次他伤得更重，当场不省人事，最后在第二年2月病逝于使馆。不过杨儒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就在杨儒与拉姆斯多夫不欢而散的第二天，清廷正式下达了拒绝画押的谕旨，杨儒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至此，俄国企图通过条约吞并东北地区的野心，彻底成了水中月、镜中花，遥不可及。

不过对俄国来说，就算没能通过条约彻底将中国东北地区吞入腹中，但继续蚕食东北的政策依然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坚定支持下被启动了。同时，虽然英国向德国表示，对1900年签署的划定英德两国在中国利益的《英德协定》不适用于东北感到不满，但是身陷布尔战争的英国也难以抽出身来直接对付俄国，在东北发动第二场“克里米亚战争”。

如果说，之前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还只停留在和其他列强相同的修筑铁路等经济掠夺层面，那么在这场“义和团运动”之后，俄国在东北的势力就变得空前强大了。如前所说，俄军的行为已经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强烈不满，其在东北的庞大兵力显然已经彻底打破了这一地区微妙的势力平衡。为了对抗俄国，英日两国开始更加频繁地接触起来，但并不想将自己真正卷入与俄国的战争当中的英国，对于与日本这个亚洲国家结盟一开始显得有些态度暧昧。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他立刻主张进行“满鲜互换”，即通过牺牲俄国在朝鲜的利益，换取日本对俄国蚕食中国东北的支持；维特还提出开放关东州，允许俄日两国在这里进行商业和航运的公平竞争。维特的主张很明显是想要将日本拉拢到自己这一边，并以此将英国的势力向南挤压。

不过随着伊藤内阁下野，桂太郎上台组阁，事情再次出现了转变。桂太郎主张远交近攻，对俄国递出的橄榄枝并不感冒。所幸伊藤博文此时在日本政坛能量不减，他和另一位元勋井上馨都认为，英日同盟的实质是让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为英国火中取栗，因此对这一同盟保持谨慎的态度。9月，伊藤博文动身前往圣彼得堡，试探俄国对和平解决中国东北和朝鲜问题的诚意。然而，即使获得沙皇尼古拉二世支持的财政大臣维特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伊藤博文一行依然被冷淡对待了：相对于维特的积极态度，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等人则是一种拖延和冷漠的态度。伊藤博文此行使日本上下，包括一开始对英日同盟抱有怀疑的人，都彻底放弃了和平解决日俄争端的想法。

面对俄国在远东的强大军事威胁，终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岛国握手结盟。1902年，英国与日本正式建立起“英日同盟”。这个同盟对两国来说，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一方面，英国在德国崛起的威胁下，精力不得不更多地放到欧洲事务上，在远东，英国只能通过扶持一方势力来与俄国这位老对手对抗；另一方面，对日本来说，英国的支持无疑使他们拥有了与俄国对抗的勇气，至少在英国的外交压制下，在远东的另一个重要势力——法国不得不保持中立，这样，俄国的行动实际上就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虽然这之后，俄法两国也发表声明，将俄法同盟的有效地区从欧洲扩展到了亚洲；然而实际上，这也不过是法国给俄国吃的一颗定心丸，防止俄国为了对抗英国而转向德国一方。不过对英日同盟而言，法俄同盟的威慑已无关痛痒。

英日同盟宣传画

当时，老政治家维特苦口婆心的劝告没能让自己的同僚们回心转意，整个俄国高层实际上已经沉迷于冒险主义而无法自拔。面对英日同盟的巨大压力，俄国上层反倒乐观地认为：英国人的精力已经被布尔战争和德国这个威胁牵制住了，自顾不暇；至于日本选择与英国结盟，更是一种对自身实力的极度不自信。不过俄国此时确实也有乐观的资本，它在经历了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白银时代之后，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在亚历山大三世期间，俄国的工商业有了质的飞跃。对比宏观经济总量，日本远远达不到俄国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俄国作为欧洲军事强国之一，其军事力量也是极为强大的。因此，在此时的俄国高层以及远东的俄国封疆大吏当中，冒险主义迅速扩散开来。

对这些激进的冒险者来说，老臣维特的稳妥外交反倒成了他们走向功名的最大阻碍。激进派首领别卓布拉佐夫与维特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尼古拉二世虽然试图调节御前会议中剑拔弩张的两方，但是他本人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别卓布拉佐夫等人的意见：在远东发动战争，吞并中国东北。维特本想尝试做最后一搏，阻止俄国在中国东北继续进行军事冒险，但是当别卓布拉佐夫被尼古拉二世封为御前大臣，其党羽也鸡犬升天之后，维特已经在远东冒险这一问题上无力回天了。

与此同时，维特以及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等人，开始遭到得宠的别卓布拉佐夫一派愈加严重的排挤，甚至连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开始偏向他们。更加过分的是，设立远东大总督区以及任命阿列克谢耶夫作为总督的决议，直到付诸实践之后，维特等人才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虽然别卓布拉佐夫本人还幻想着，自己能够说服维特这位政坛元老支持自己，但是维特的态度使两人最终划清了界限。之后，维特被调离财政大臣的职位，就任了级别更高但却毫无实权的大臣委员会主席。

与维特不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并且拒绝了下属们提出的辞职建议。虽然拉姆斯多夫的坚守一度使别卓布拉佐夫不得不离开俄国，前往日内瓦，但是别卓布拉佐夫产生的巨大能量，让他在不久之后就重新回到了圣彼得堡的政坛。不过颇为讽刺的是，别卓布拉佐夫以及俄国军界尝试冒险的资本，却是维特为俄国留下的巨额现款。多达数亿卢布的自由现款，完全可以支撑俄国进行一场巨大的消耗战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需要通过借贷来维持战争。虽然维特积蓄这笔巨款的最初目的可能并不是拿去给这些冒险分子打仗，但这笔钱确实成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底气来源。

同时，由于圣彼得堡的刻意纵容，身为远东总督的阿列克谢耶夫的权力迅速膨胀起来，他一人独揽了远东大总督区的政治、经济乃至外交和军事大权。但是膨胀的权力与他本人的能力不成正比，因此在权力扩张的同时，阿列克谢耶夫本人为俄国带来的危险也越来越大。

俄国拒绝撤兵并且在中国东北成立行政部门的做法，将它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时的俄国一边惺惺作态，一边开始将兵力重点向关东州等重要战略城市集结。与此同时，为了给日本施加压力，阿列克谢耶夫上奏沙皇，请求准许在鸭绿江沿岸进行作战部署。在获得尼古拉二世的批准之后，驻东北的一部分俄军进驻安东，并以建立伐木公司为由，进一步进入朝鲜半岛，在鸭绿江下游的龙岩浦建立起军事基地。俄国人粗暴的行为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与强烈反对，不过对日本在外交上的警告，俄国人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此时俄国人对日本展开外交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迫使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

日本方面并没有如俄国所愿。日本人在1903年10月8日通过与清政府签订《日清通商续约》，为日本商人打开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市场。除了日本之外，美英两国也几乎同时与清政府签订了开放奉天、安东作为通商口岸的条约。很明显，日、英、美就俄国在东北的行为已经达成了共识，而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虽然看似保持了一种任人宰割的“中立”立场，但实际上也是在通过牺牲主权换取东北问题复杂化，以达到阻止俄国在东北地区一家独大的目的。

面对巨大的外交劣势，俄国却表现出了一反常态的强硬态度。日本方面出于避免战争的考虑，向俄国提议在朝鲜北部以及中国东北地区东部建立中立带。日本的这一折中提案并没有对俄国产生多大的影响，与日本方面设想的相反，阿列克谢耶夫将日本人的提案解读为一种在英国煽动下做出的虚张声势之举。日俄两国避免战争的最后希望就此破灭。

日俄交锋

俄国最早针对日本制定作战方案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倘若甲午战争扩大、日本入侵乌苏里江以东区域，俄国将启用这一作战计划；不过随着《中俄密约》的签订，俄国对该作战计划进行了更改。针对日本有可能就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扩张采取的反制军事措施，俄国制定了第二个作战计划。这两个计划实际上有着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远东部队所承担的军事任务并不是与日本进行决战，而是迟滞日军的进攻，为俄军从欧洲调兵增援换取时间。到了1901年，经历了俄清战争之后，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急速膨胀。然而即便如此，在批准的第三个对日作战计划中，俄远东军的任务仍在于避免过早地与日军展开决战。

俄军在这一作战计划中规定：如果日军的行动目标只是占领朝鲜全境，那么俄军将按兵不动；如果中国东北地区遭到日军进犯，那么俄军在关东州的相关部队必须依靠关东州的多个要塞防御日军的进攻，其他如奉天、辽阳等地的俄军则向哈尔滨逐步撤退，并在这期间尽可能地阻挡日军的攻势，而南乌苏里的部队需经过海参崴前去援助东北的俄军。

如果说第三个作战计划还能够算得上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作战方式，那么到了1903年，在冒险主义者的推波助澜以及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运作下被启用的第四套作战计划不仅更加冒险，而且漏洞百出。

根据第四套作战计划，俄军的远东军主力将不再进行原来的迟滞日军攻势的行动，而是以奉天、辽阳等地为基础，固守作为日军进攻重点的辽南地区。同时，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强烈要求下，俄太平洋舰队从海参崴转移到了旅顺，旨在阻止日本舰队进入黄海对朝鲜西海岸和鸭绿江口实施登陆作战。然而，旅顺虽然比海参崴更加靠近战区，但是这也无疑是一场豪赌。如果日本海军成功对俄太平洋舰队发起封锁作战，并同时在陆上攻破旅顺，那么太平洋舰队必将在劫难逃。为了增加筹码，俄国海军高层开始向远东增派船只，什塔克尔别尔格海军少将率领2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组成的小型舰队来到旅顺；之后，俄国向法国购买的新锐战列舰“皇太子”号和巡洋舰“巴扬”号也先后来到旅顺。

皇太子”号战列舰

1904年，在与日本的战争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俄国再次调整了作战计划。根据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和已赴中国东北地区的库罗巴特金提出的新作战计划书，俄军对在东北的部署进行了最后的调整。根据俄国海军的预测，由于俄海军离开海参崴驻扎在旅顺，与日本海军争夺日本海的制海权显然已不现实，日本很有可能会从朝鲜半岛南部城市釜山向中国东北地区发起进攻，或是驻扎在朝鲜的日军直接通过朝鲜北部进攻这一区域。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俄军的部署是以中东铁路为基础，将军队在整个东北地区铺开，以期能通过铁路让分散的俄军在对日战争爆发后相互照应。当然，这个全新的、基本已经是最终作战计划的部署，可谓处处充满了“阿列克谢耶夫式”风格。

这个计划不仅模糊了海军在战争中的作用，也体现出阿列克谢耶夫本人对日军军事实力的无知。他不仅没有对日军作战意图进行正确的预估，直接将军队在东北铺开，同时也远远低估了日军的作战实力，使得一些守卫战略要地的俄军规模甚至只有营级单位；并且阿列克谢耶夫没有明确指出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或者说他自己都没有想好，造成的结果便是日后太平洋舰队的不作为。

在俄军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信号表明日军的对俄战争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俄国驻日海军武官鲁辛海军中校在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日本所有轮船都已停航，私人船只也被政府征用以作战争之需。阿列克谢耶夫对收到的这些信息表现出了一丝不安，他奏请尼古拉二世允许他在远东地区进行战争动员，然而尼古拉二世只给了一个极为模糊的回复。

日本浮世绘——旅顺海战

另一方面，阿列克谢耶夫对海军的无知也暴露无遗。在日军偷袭俄国海军的前几个小时里，海军高层曾就是否布置防雷网进行表决，但这个提议立刻被阿列克谢耶夫以“担心引起恐慌”为由拒绝。与此同时，舰队指挥官斯达尔科也对阿列克谢耶夫这个“海军盲”溜须拍马、随声附和，表示日本人根本就不会偷袭俄国海军，甚至会因为畏惧俄国人而不会开战。最终，俄国将领们的错误判断让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月8日晚，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俄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之后，俄军派往仁川的分舰队也在2月10日被日本联合舰队围歼。

俄军在陆地上的战绩同样惨不忍睹。临时动员起来的西伯利亚民兵和厉兵秣马的日本陆军相比，简直不堪一击。而且，俄军还有一个不得不提防的潜在对手，那就是一直逆来顺受的清政府。虽然清政府在日俄的争端中表示中立，并且划出了交战区，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对此并不放心。他原本希望能够占领辽西，以确保俄军无后顾之忧，但被清政府驳回。此后，他虽然多方尝试，却仍旧没能成功。即便如此，阿列克谢耶夫依然没有放弃将清廷拉上俄国战车的打算，他不断威胁东北地区的清廷官员，并恐吓当地的团练，想让他们加入俄军的队伍中。最终，在阿列克谢耶夫的逼迫下，越来越多的东北地方势力开始对俄国人恨之入骨。

对于此时圣彼得堡的俄国高层来说，陆军的劣势尚且容易扳回，只要欧洲的兵马调至，将日军的进攻彻底粉碎似乎轻而易举。但是如何弥补太平洋舰队在战争初期的损失，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虽然作为俄国“现代化之父”的彼得大帝曾提出海军和陆军是一个国家的两只手，应同等重视，但是俄国对海军的定位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很迷茫的状态。当然，俄国海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港口和周围海洋的地理状况：无论是波罗的海还是黑海，都是不折不扣的内海，而且在波罗的海上，俄国海军不得不对上瑞典、丹麦、德国等国的海上势力；在黑海，俄国的宿敌土耳其则牢牢控制着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要道。这种拘束的发展空间，使得俄国海军的作战任务往往不是驰骋于海洋，争夺海上的制海权，而是作为类似于“陆军海战队”的存在进行作战，其任务更多是配合己方港口的防御，以及向敌方港口发动进攻。

罗杰斯特文斯基

就在陆军节节败退之际，担任侍从将官的罗杰斯特文斯基 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将波罗的海舰队改编为第二太平洋舰队，增援旅顺。对于近代任何一支大规模船队而言，环球航行似乎是家常便饭，但是这有一个很大的前提，那就是在航海过程中有港口可供停泊休整。然而，这个基本条件对俄国来说，却是一个难题。不同于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俄国在海外并没有什么殖民地。再者，第二太平洋舰队此次远征必须经过的印度洋，更是英国的地盘，那里的所有港口基本都在英国的控制之中。在两方实际处于敌对的状态下，英国根本就不可能应允俄国舰队在其殖民地港口靠岸。加上英国人控制着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因此俄国唯一的选择便是绕过非洲大陆，从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只是这样就增加了航行的路程，所幸法国与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应能给这支舰队一些帮助，还不至于让俄国舰队因为无煤可烧而只能去搭洋流的顺风车。

罗杰斯特文斯基恐怕没有想到，自己这个不切实际的建议竟然真的被通过了；更令他无法相信的是，被任命为这个第二太平洋舰队司令的人正是自己。罗杰斯特文斯基没有办法改变上面人的主意，他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多地做一些准备。此时的波罗的海舰队状态并不乐观，俄军在日俄战争中的颓势已经彻彻底底影响到了这些海军士兵。他们虽然训练状况并不算太坏，但是要一支大多数人只完成过最基本的训练、缺乏远洋航海经验的海军，去进行高强度的远征实在是强人所难。不仅仅是水兵们，实际上对这个需要大量后勤以及外交工作进行配合的高难度任务，俄国上下都是两眼一抹黑。甚至有一些官员已经开始认为这次远征是自己发财的绝好机会，并准备通过贿赂当选后勤官员。

硬着头皮开始规划第二太平洋舰队的罗杰斯特文斯基，将舰队划分成：

第一战列舰队

战列舰：“苏沃洛夫”号（旗舰）、“亚历山大三世”号、“博罗季诺”号、“鹰”号。

司令长官：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

总吨位：54064。

第二战列舰队

战列舰：“奥斯利亚比亚”号（旗舰）、“西索伊·维利基”号、“纳瓦林”号。

装甲巡洋舰：“纳希莫夫”号。

司令长官：弗尔克萨姆海军少将。

总吨位：41822。

第一、第二巡洋舰队

防护巡洋舰：“奥列格”号（旗舰）、“阿芙乐尔”号、“斯维特拉娜”号、“金刚石”号、“珍珠”号、“绿宝石”号。

旧装甲巡洋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

司令长官：恩科韦斯特海军少将。

总吨位：32177。

第二太平洋舰队出师仪式

除上述舰船外，第二太平洋舰队还有9艘驱逐舰、14艘运输船、14艘工作船、1艘医院船和1艘特别任务船。

10月16日，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全体官兵在举行了庄严的出师典礼之后，正式从利巴雅出发，踏上了凶险的未知之路。

万里远征

远征一开始，罗杰斯特文斯基就碰到一个十分棘手的大麻烦。由于日军在远东的军事胜利，俄国水兵的士气普遍偏低，身在海上的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水兵们更是如同惊弓之鸟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对日本的无知让他们不断地在心中夸大敌人的手段，甚至在水兵中有说法认为，日本的联合舰队已经在北海布下了埋伏，正等着这支可怜的舰队自投罗网。惊恐的俄国水兵开始在波罗的海疯狂地对着他们所能看见的一切非俄国船只开炮，而这些船其实基本都是来自瑞典、挪威、丹麦这些和战争毫无干系的国家的商船。所幸，水兵糟糕的瞄准为俄国避免了一场又一场的外交风波。更大的丑闻发生在10月21日，修理舰“堪察加”号突然发出电讯，称自己遭到了日本鱼雷艇的围攻！俄国水兵在紧张的氛围中煎熬着，到了次日，进入北海的俄军又发现了一些不明船只。由于海面上的大雾遮蔽了视线，第二太平洋舰队立刻进入战斗状态，并很快将这几只小船送入海底。虽然之后因为这场大雾，第二太平洋舰队各战舰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误击事件，但是此时，整支舰队上上下下都觉得取得了出师以来的第一场胜利，并为此欢呼雀跃。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攻击的只是几艘可怜的英国渔船。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怒不可遏的英国已经向其他中立国家施压，要求他们拒绝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入港。这一切，还要等到西班牙海军用他们那破旧的战船拒绝第二太平洋舰队入港时，罗杰斯特文斯基才能知道。

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坏运气并没有因为他们离开欧洲而结束。原本罗杰斯特文斯基计划在法国殖民地进行加煤和休整，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船上的无线电发生故障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已经送了俄国一个“外交大礼包”。1902年，法国与西班牙秘密签署了瓜分摩洛哥的协议，同时通过英法协约，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得到了英国的认可。对此极为不满的德皇威廉二世，立刻开始对摩洛哥进行援助。虽然德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改变摩洛哥即将被法国控制的现实，但是德国的举动让法国人感到神经紧张。对于法国人来说，在地中海的事务中，俄国远没有英国对自己的帮助大，而且俄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二世之间的友情所导致的两国近似亲密的关系，也令法国人感到紧张。这使法国的立场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甚至决心即便与俄国为敌，也要稳固住自己与英国的同盟关系。

因此，当第二太平洋舰队到达法国殖民地加蓬时，罗杰斯特文斯基面对的是态度强硬的加蓬总督。总督拒绝让俄国舰队在加蓬休整，甚至拒绝德国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加煤船在公海为俄国舰队加煤。罗杰斯特文斯基愤怒地大喊：“阁下，这里是公海！”对此，这个法国人则回应说：“是的，阁下，但是这里是靠近加蓬的公海。”

令罗杰斯特文斯基头疼的事情远远不止这些，由于船上的无线电设备频频发生故障，他甚至根本无法获知外面的消息。如果这还不用太过在意的话，那么无法确定德国加煤船的位置，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罗杰斯特文斯基不得不把握好每一次加煤的机会，疯狂地往船里塞进尽可能多的煤，就连浴室、甲板、军官仓无一例外都放满了袋装的煤炭，毕竟谁也无法保证下一次加煤会是什么时候。罗杰斯特文斯基的这一命令让船员们苦不堪言，除了对俄国人来说并不友善的炎热天气之外，现在又加上了满船的煤灰要忍受。如果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击水兵士气，那就只有后勤问题了：由于一艘冷藏船出现故障，几千吨的生肉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勤人员居然在舰队航行到热带地区时，为水兵们送来了几千件棉衣。

假使这些都还在能够克服的范围内，那么很快，一个更糟糕的、无法逆转的灾难向舰队袭来。当舰队开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时，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砸得罗杰斯特文斯基眼冒金星——旅顺陷落了！

第二太平洋舰队原本的使命就是与旅顺港内的太平洋舰队会合，然而旅顺陷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灭已使这个使命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国这时大方地允许俄国舰队在马达加斯加的港口停靠，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俄国人会转身回去，可能连罗杰斯特文斯基本人也是这么想的，但尼古拉二世却没有这个意思，没有接到返航通知的罗杰斯特文斯基只能继续前进。临走前，船员们往船上弄了大量的活物，显然之前冷藏船的故障还让他们心有余悸。

旅顺港内的太平洋舰队

总之，对罗杰斯特文斯基来说，前方可没有多少能让他松口气的地方。印度洋在英国人的牢牢控制之下，要想如在马达加斯加这般休整加煤，其可能性就跟沙皇能够舀干日本海的几率一样大。令人欣慰的是，在印度洋上的航行让俄国水兵的加煤技巧越加精湛，旗舰“苏沃洛夫”号上的水兵一小时就能加煤120吨，打破了英国水手一小时加煤102吨的世界纪录。在印度洋上的航行持续了整整3周，舰队在无垠的海洋上保持着一成不变的8节航速，在看不到船的海面上惬意地前进，仿佛他们只是来享受印度洋上的温暖阳光。如果不是平均每三天一次的水兵跳海自杀事件，以及囚船不断发来船上即将满员的消息，这一切看上去还挺美好。

舰队到了苏门答腊岛后，负责侦察的“光明”号巡洋舰带来了令整支舰队精神紧张的消息：他们声称看到了严阵以待的海岸炮，以及海上无数的鱼雷艇与游弋的潜艇。不过在舰队司令部花了一段时间研究了“光明”号带来的情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海域是安全的。

之后，舰队到达了新加坡。虽然英国人毫不掩饰对俄国舰队的不满，但是对他们能够完成如此远距离的航行这一壮举本身依然保有极大的敬意。最重要的是，英国的情报人员需要趁着这个机会，为自己的盟友评估一下此时这支庞大舰队的战斗力。很快，英国人就发现，俄国舰队船只下的藤壶类水生生物已经多到开始影响其航速的程度。早先是没地方可以停泊下来让舰队除掉水下这些碍事的小玩意，现在一靠岸却有无数的坏消息如同雪花一般飘来：奉天失守，辽河以东地区已经彻底被日军掌控！越来越多的坏消息让罗杰斯特文斯基无力招架，更可怕的是，海军部将波罗的海舰队中那些被罗杰斯特文斯基挑剩的老旧舰船清点一番，组成了第三太平洋舰队，正赶往远东。罗杰斯特文斯基非常清楚没被他选中的那些船是个什么状态，他甚至开始考虑，不听从总部向他传达的前往金兰湾等待与第三舰队会合的命令，而是直接北上奔赴战区。不过，即使在新加坡加再多的煤，舰队依然不可能一直开到海参崴；一万个不情愿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最终还是选择来到金兰湾，等着拖后腿的第三太平洋舰队的到来。

与罗杰斯特文斯基一样，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东乡平八郎也因为这个第三太平洋舰队即将到来的消息而心急如焚。他从英国人的口中得知了俄第二、第三太平洋舰队的规模之后，对两个舰队的吨位与火炮进行了评估，并得出了令自己毛骨悚然的结果。忌惮的日本政府立刻对法国政府施压，让其驱逐泊在金兰湾的俄国舰队。法国人并不想彻底得罪俄国人，因而罗杰斯特文斯基被允许带着舰队到平富湾下锚。

平富湾的环境相当糟糕，港口设施的缺乏使罗杰斯特文斯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甲壳类动物在自己的船底繁衍生息。他的副手，第二战舰队司令长官弗尔克萨姆海军少将则在抵达平富湾的次日病逝。在等来了第三太平洋舰队之后，罗杰斯特文斯基不得不立刻踏上旅途，因为德皇威廉二世就摩洛哥问题正式对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对俄国的不信任，以及对普法战争的心有余悸，让法国人很快就炸了锅。在加蓬遭到无礼对待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不难想象如果自己继续待在这里，这群法国佬会做些什么，所以还是趁早离开为好。

在添上了足够多的煤之后，罗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通过南海驶进了东海。为了安全起见，在抵达海参崴之前，罗杰斯特文斯基并不打算带着舰队到中国的港口停靠。在舰队从东面绕过台湾岛之后，被独自派去中国港口采办给养的“希望”号为舰队送来了最后的食物——一堆令厨师们头疼的中国腊肉。不过水兵们也没得挑，因为给养越来越少。罗杰斯特文斯基则在为之后的路线苦恼，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另一条则是绕过日本，通过南千岛群岛进入日本海。后一条路线更安全一些，但是考虑到给养问题，罗杰斯特文斯基最终还是选择了前一条路线。水兵们也很高兴，因为对他们来说胜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尽快结束这令人发疯的海上航行，不论是以怎样的方式。

“苏沃洛夫”号战列舰

东乡平八郎对战机抓得很准，他料定俄国人在没有给养和煤炭保障的情况下，不会冒着跟洋流走的风险向东绕过日本，而是会通过对马海峡直接前往海参崴。根据这一推断，东乡平八郎集结舰队，等待着俄国舰队自投罗网。这是一场豪赌，因为一旦东乡平八郎失误，那么日本联合舰队所面临的威胁，将极有可能彻底改写日俄战争的结局。好在东乡平八郎坚信自己的判断，从始至终都没有分兵。

对马海战

很快，在对马海峡，一场大海战将俄罗斯帝国三代沙皇在海军建设上的努力都变成了水下的废铁。而凭借极强运势逃脱出来的幸运儿——“阿芙乐尔”号在十月革命中，又给俄国和全世界带来了一声炮响。

帝国梦碎

第二太平洋舰队的覆灭，让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翻盘的一切希望都变成了泡影。而且伴随着俄国这支本应在波罗的海的庞大舰队的毁灭，波罗的海的局势也发生了极大的逆转。没有舰队的保护，包括首都圣彼得堡在内，大量的波罗的海沿海城市等于直接暴露在了德国海军的威胁之下。即使尼古拉二世再不愿意，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实际上已经全面失败了。

日军的军事行动还在继续，借着消灭俄第二太平洋舰队的余威，1905年5月下旬，日军成立北遣舰队，准备登陆依旧可能会威胁到日本本土的库页岛，解除岛上的俄国武装。7月4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的登陆部队在北遣舰队的护卫下，登陆库页岛南部的亚庭湾和女丽。7月19日，日军第二支登陆部队在小樽集合，在剩余北遣舰队的护送下，于7月24日到达亚历山大罗夫海，最后在阿尔科沃谷地登陆。

面对计划周密的日军，兵力匮乏且毫无准备的俄军显然没有多大胜算。在经历了短暂的交火之后，8月1日，俄国军务委员、库页岛军司令官利并普诺夫向登陆日军投降。对库页岛的占领，进一步增添了日本索取利益的筹码。不过日本也明白，此时的日本与俄国在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还是希望尽可能地以外交谈判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消耗巨大的战争。

俄国方面，前两任沙皇在位期间推行的社会改革变得滞缓之后所积压的社会矛盾，在日俄战争失利后进一步爆发出来。不仅工人罢工与农民暴动不断，许多矿业和石油工业的资本家也担心战争继续下去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因此强烈要求俄国政府尽快结束战争。担心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俄国政府，早在1905年3月便开始尝试接受美国的调停。3月21日，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通过法国方面向日本提出了俄国的几项媾和条件：

一、俄国不割让任何领土。

二、俄国不支付军事赔偿。

三、俄国保留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

四、俄国保留太平洋舰队。

4月10日，法国外交部部长德尔卡塞在与俄国方面进行磋商之后，向日本驻法大使本野一郎表示愿意居中调解，但是由于与日方诉求不同，遭到日方拒绝。4月18日，日本向美国方面转告了法国的调停经过，并请求美国总统代为调停。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日本的要求欣然应允，作为回报，美国要求“日本保持东北门户开放政策，并将主权还给中国”。

伴随着第二太平舰队的覆灭，俄国内部要求媾和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在6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阿列克塞大公坚决主张在战事进一步走向灾难化之前与日本议和，而之前作为主战派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也转变立场，主张尽快议和。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意见在这场御前会议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即使仍有冒险主义者主张继续作战，也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冷静的分析下偃旗息鼓；毕竟以当时的战争形势来看，俄国如果想要改变现状，所付出的代价将极为沉重，更何况俄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最大的困境中，那就是海军的毁灭。最终，尼古拉二世选择接受议和。

6月7日，尼古拉二世接见了美国公使兰格尔克迈耶之后，向美国方面正式表达了俄国愿意接受议和的想法。6月8日，罗斯福总统照会日俄两国公使之后，日俄双方分别于6月10日和6月12日正式发布通知，表示接受美国的调停，并派出代表前往美国朴茨茅斯进行和谈。

不过朴茨茅斯会议最终拖延到了8月，也就是日本完成了对库页岛的占领之后，才正式开始。在会议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不仅日本为和谈争取了更多的资本，就连英国也通过扩大英日同盟的方式将自己在印度的安全利益搬上了朴茨茅斯的谈判桌。俄国方面，却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麻烦，那就是谈判首席代表的人选尚未定下来。原本俄国拟定了几个外交官，但这些人都清楚这个任务会对自己以及家族的政治生涯带来怎样的污点，所以他们纷纷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了。在这样的尴尬局面下，尼古拉二世只能去找已被免职的财政大臣维特。赋闲在家的维特自然也明白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任务，但这位政坛元老却毅然决然地接下了这项危机重重的重任。

离开了圣彼得堡的维特代表团在经过巴黎时，先面见了法国内阁总理鲁维埃和总统卢贝。此时的俄国已经难以从法国的金融市场继续获得贷款了，而维特凭借高超的外交手腕，不仅获得了法国对俄国在谈判上的支持，甚至令法国表示，如果俄国需要付给日本高额赔款，法国愿意代为支付。即便在法国获得了外交上的局部胜利，但在法国所受的冷遇依旧让维特这位老政客感到无比心寒。然而沉重的压力，令他不得不到了美国之后立刻展开外交攻势，以期获得美国的舆论支持。维特这一手玩得相当成功，在美国的舆论压力下，日本被迫在许多条款上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1905年9月5日，在维特的努力之下，俄国与日本最终达成共识，并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这一条约极大地挽回了俄国的利益，在中国东北地区，双方以长春为界，划分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至于朝鲜半岛，日本则将其彻底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之后通过“日韩合并”将朝鲜半岛变成了自己的领土；在库页岛方面，经过维特的努力，双方最后以北纬50度为线分割了库页岛，以南为日本领土，以北则为俄国领土。

朴茨茅斯会议现场

一战前的尼古拉二世大阅兵

尘埃落定之后，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再难有大的作为。然而伴随着清政府的垮台，俄国又介入到蒙古的问题之中。不过即使如此，尼古拉二世在之后的一切远东扩张政策都已不复中俄战争之后鲸吞东北的气势。而俄罗斯帝国自身，最终也在一战的血雨腥风之中，轰然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