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抗倭战争（消除明代近200年倭患）
明抗倭战争简介
明抗倭战争：明抗倭战争，明朝军队抗击倭寇入侵，取得胜利的战争。14世纪，日本在国内战争中溃败的武士，勾结中国沿海海商和失业游民，于洪武二年(1369)攻掠山东滨海州县，后又窜犯其他沿海各省。朝廷遣名将汤和、周德兴在江浙沿海筑城设卫，以御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江于望海埚(位今辽宁金县东北)大破倭寇，迫其南移。嘉靖年间，倭寇趁明内政腐败、军备松弛，占据岛屿、攻城掠地。朝廷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实行海禁政策，严立保甲制度，以孤立倭寇。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朱纨遣将围歼双屿港(今浙江宁波东)倭寇，擒获勾结倭寇的盗首许栋。三十一年，明廷又先后命王忬、张经总督浙闽军务，重用名将，编练水师，协力抗倭。三十三年三月，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率舟师夜袭浙江普陀山，俘斩倭寇数百人。三十四年，副总兵俞大猷于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大败倭寇，斩杀两千余人。后胡宗宪任浙江总督，采用剿抚兼施之策，诱杀勾结倭寇的盗首王直、徐海、陈东等；支持参将戚继光招募精练“戚家军”，提高抗倭作战能力。四十年，戚继光转战浙江台州，9战皆捷。总兵卢镗在宁波、温州与倭寇交战10次，皆胜。四十一年，戚继光移师福建剿倭，涉海捣毁横屿倭巢。四十二年，福建巡抚谭纶指挥福建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和广东总兵刘显一举荡平倭巢平海卫(今福建莆田东南)。此后，俞大猷、戚继光挥师横扫流窜广东沿海残倭。至四十五年(1566)，基本消除明代近200年的倭患。
明抗倭战争过程分析——
“倭寇”问题的争鸣
倭寇，一般是指十三至十六世纪期间，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海的日本海盗。明代倭寇侵扰中国的事件频发，从明朝开国一直到万历年间，一共形成了三次高峰。本书记载的明朝十大战争，其中有两次都是针对倭寇的，可见倭寇祸害中国之严重，深为中国民众所憎恶。之后，“倭寇”就被泛指为日本侵华的一切活动，凡是日本侵略者，都可以指斥为“倭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甚至沿袭到抗日战争。
但是在本章所要叙述的嘉靖抗“倭”中，竟有大量的中国人下海和官军打仗，心甘情愿地冒充自己是“倭寇”，而明朝的官军也乐意承认他们是“倭寇”，结果本来是中国人之间的交兵，变成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对抗。中国人竟然冒充臭名昭著的“倭寇”，这可真是咄咄怪事。正因为事情很怪、很复杂，相互之间冒充和默认，使得“倭寇”这个词，在它活动最频繁最猖獗的时候，就被搞得偷梁换柱，面目全非了。因此，人们对嘉靖抗“倭”、对“倭寇”这个词的理解，一直到现在都有着截然对立的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嘉靖年间所谓扰乱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不是通常所说的日本海盗，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或者说是由中国人构成了嘉靖年间倭患主体。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日本足利幕府后期，失去了对地方大名的控制力，之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各地大名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纠集奸商、海盗、浪人、武士等亡命中国，大肆劫掠，成为真正的倭寇，这是造成嘉靖年间倭患大炽的主要原因。当然倭寇不仅仅就是日本人，也包括了一定数量的中国人，但绝不是占主要的。
这样，倭寇问题就复杂起来。从形式上来看，双方争论的是哪国人在这次旷日持久的倭患中，构成了主导力量？
“倭寇”到底是以中国人为主，还是以日本人为主？
倾向是中国人的一方认为，“倭寇”实际上是中国海盗集团，从首领到成员大多是中国人。尽管其中也有少部分是日本人，服从中国海盗集团的领导，但只是协同作战，不起主要作用，“真倭”的比例占不到三成，甚至是一成。
倾向是日本人的一方认为，倭患是嘉靖二年（1523）日本人在中国争夺朝贡权所导致。日本一直就仰慕中国的富庶，不时地从内地偷运武器，出没在东南沿海一带。当官军把守严密的时候，他们说是奉命朝贡，遇到防守松懈的时候，就亮出兵器大肆劫掠，因此嘉靖年间的倭患是日本侵略造成的。
这种对立的观点，还引发其他许多相关问题，当问题一个个地解决之后，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例如，嘉靖之前，倭患虽然也有，但规模并不大，到了嘉靖中后期，倭乱突然爆发，规模也很大，而嘉靖皇帝去世之后，倭患又迅速消解了。这就好比一条变化奇特的曲线，形成的必然原因和偶然原因是什么？无论哪一方都承认，有许多中国人在此时加入到“倭寇”之中，这些中国人参加的原因是什么，会对倭患的性质以及平定倭患产生怎样的影响？
倾向是中国人的一方认为，假使嘉靖“倭寇”的主体真的是中国人，这就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倭患原有的性质。
更激进一些的观点认为，所谓的“倭寇”，实际上是“海匪”，也不是真正的土匪，因为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把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武装和起义污蔑为“土匪”和“强盗”。嘉靖年间出现这场动乱或者叫战争，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把中国人民反对封建海禁，要求发展海外贸易的合法要求，诬蔑或者说歪曲为“倭寇”。实际上，加入“倭寇”的中国人，都是浙江、福建、粤东等地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边民，这反映出明代沿海地区生产不断发展，要求冲破海禁的斗争。因此这次嘉靖倭乱，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不是什么外族入侵。
倾向是日本人的一方则认为，从倭寇的起因和行为来看，倭乱无疑是掠夺性战争。日本海盗先勾结中国的奸商、豪绅、海盗，还有一部分失业的劳动人民，结成队伍骚扰海疆，破坏中国人民安宁的生活，扰乱东南沿海正常的经济秩序，成为明代的一大祸患。戚继光等人领导的御倭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爱国自卫行动，并不是内部矛盾的总爆发。
多么鲜明的观点，俨然对立的两派。
当然，这两派不同的见解，在历史上孰先孰后、孰轻孰重还是有差别的。从正统的历史观点来说，一直是倾向于嘉靖年间的倭寇就是日本人。而当时一些民间知识分子的声音，或者倾向于朝廷变革海禁政策的官员，则坚持“倭寇”是一些官逼民反的中国人。于是，在几百年间，“倭寇”一词口耳相传，这个问题也就成为定论。
倭寇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战争史话题。它可以从战争史的话题中走出来，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下，引起读者的思考。
嘉靖之前的中国沿海
本章将重点讲述嘉靖朝的抗倭战争，但明代日本海盗侵扰中国，始终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几乎伴随着明朝统治的始终。从明朝开国之初，日本海盗就开始侵扰中国沿海地区，范围从东北的辽东一直蔓延到华南的广东，极大地祸害沿海居民，也使明朝的统治者头疼不已，对日本海盗恨之入骨。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称帝不久，便派遣使者出使日本。这次出使日本，一方面是宣称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希望日本尊明朝为宗主国，前来朝贡；另一方面就是斥责日本最高当局纵容海盗。朱元璋对日诏书的口气非常强硬，说：如果你们愿意来朝贡，就派官方代表来中国，如果不愿意来，就守好自己的家门。胆敢再纵容海盗侵扰中国，那么我将派遣大军前来征伐，你们看着办，好自为之吧。
朱元璋拿倭寇来说事，打算吓唬一下桀骜不驯的日本，但结果也不了了之。因为之前的元朝曾经两度征伐日本，均告失败，对朱元璋来说，多少心有余悸。何况明朝刚刚立国，在水师建设方面非常落后，能守好海疆就不错了，根本无力 跨海作战。
到了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对倭患无可奈何的被动局面有了根本改观。明军在这年的望海埚之战中取得大捷，沉重打击了日本海盗，从此倭寇长期不敢祸乱中国沿海。
望海埚在辽东半岛的金州卫金线岛，地形高而开阔，可以驻扎军队上千人。辽东总兵刘江视察此地时，认为这是倭寇侵略中国的一条重要线路，有防御的必要，于是用石头在这里砌成坚固的堡垒，并设置烟墩作为瞭望台，监视着海面的一举一动。
永乐十七年六月，明军从瞭望台观测到敌情，日本海盗有大小船只近百艘，将近两千人要从望海埚登陆，气焰十分嚣张。
刘江知道倭寇长于海战，短于陆战，他们有了船，如蛟龙入海，失去了船，就是龙游浅滩。倭寇来华，目的就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抢到了东西就会急于上船，然后扬长而去，抢不到东西就会继续寻找目标。正是掌握了倭寇的这一特点，刘江并没有急于和倭寇在海边硬碰硬，他要诱敌深入，利用好望海埚的地形，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犒赏军士之后，主力部队埋伏在山脚下待命，另有一支部队绕到敌之后方，切断了敌人与船的联系。
之前倭寇侵华，每次都有斩获，从来没有做过赔本的生意，这次他们也大模大样倾巢而出，行军来到望海埚下。这时刘江一声炮令，所有潜伏部队从两侧杀出，齐头并进，冲乱了倭寇的阵形，倭寇毫无准备，一下子就被斩杀大半。剩余的倭寇慌不择路，逃入望海埚的樱桃园空堡之中，负隅顽抗，妄想等待时机突围，但他们早被明军团团围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刘江为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果断撤掉西侧的包围部队，改从两翼进攻空堡。倭寇抵挡不住正面进攻，便打算从西侧逃跑，没走多远又被明军断了后路，逐个追杀，直到日本海盗全部被歼灭！
从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倭寇无力大规模袭扰中国，海患逐渐平静下来。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倭寇问题就销声匿迹了。对明朝统治者来说，倭寇问题就像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症，暂时压下去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复发。
有明一代不可谓不重视海防安全。明朝建立之初，东南沿海一带的局势就很混乱。朱元璋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逐步消灭了沿海地区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但他们的余党却纷纷逃到海上，勾结倭寇，频繁骚扰沿海地区，和新政权为敌。
朱元璋、朱棣等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漫长的海疆地区进行军事布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不过这些军事部署都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甚至也没有考虑到反攻的需要，具有明显的消极性。那么，这两条军事措施是什么呢？
第一，确立海禁政策，最大限度地切断内外勾结。朱元璋曾多次下达禁海令，将沿海边民迁入内地，还派遣江夏侯周德兴巡视海防，名义上是防备倭寇，实际上是内迁边民，怕的就是濒海之民私通海外诸国。朱棣的办法更绝，干脆禁止造大海船，只允许造吃水很浅的平头船，而且要把海船的大桅杆砍断，看你们这些想下海的中国人到底能跑多远！海禁措施说明，统治者唯恐东南沿海的船民、商民下海过多，资助那些为非作歹的敌对势力，这其中当然就包括倭寇。
第二，在濒海地区广建卫所。卫所是明朝前期军队的基本编制，一般由5600人组成，主官指挥使授正三品，上有都司、都督府，下有千户、百户。卫所设立在京师、边疆和各地要冲，因此在沿海地带也要修筑城池，派兵把守，并且大造战船沿海巡防。
明朝的这些海防措施，可谓有利有弊。利在统治者，利在国防；弊在老百姓，弊在民生。明朝确立海禁加强军备，其实主要目的并不是针对倭寇，而是防止老百姓下海。
明朝的海禁和海防，主要是“禁”本国居民私自下海，出洋经商，“防”内外勾结，贩卖番货，扰乱治安。朝廷颁布了海禁政策，老百姓就不下海经商、捕鱼、煮盐了么？当然不会。因为在当时做海上生意，虽然很辛苦，但获得的收入也很丰厚，显然要比在家乡种地划算，所以尽管有海禁，仍然趋之若鹜。不但有许多边民偷偷下海，而且还官商勾结，海禁政策执行得时紧时松，并非总是很严厉。例如在福建的兴化卫，指挥使李兴、李春曾私自遣送商贾下海做生意，回来后坐地分钱。
明朝的海禁政策原本是要强化内部控制，割断与外界的联系，但到最后，沿海的军人都参与下海经商，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高度警觉。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倭寇骚扰也不算什么，这些日本强盗来到中国，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但如果有内贼接应，隐患就大多了。对明朝政府来说，最大的忧患还是在海禁政策 的影响下，出现的内外勾结现象。
朱元璋当然明白堡垒总是先从内部攻破的道理，所以实施海禁政策，主要不是针对外国人，即不是禁止外国人按照正常的手续来华做生意，或者向皇帝朝贡；海禁政策主要是禁内，兼顾禁外，防范的对象主要是本国臣民，防止他们和国外勾结，弄得不好，就会成为反明的燎原势力。
明代搞海禁政策，对外国人搞双重标准。虽然总的趋势是关紧国门，禁止外国人来华，但只是禁止他们来华走私经商，并没有禁止官方的正常友好往来。对于官方友好交往，朝廷有一套朝贡外交制度来保障。
那么如何识别来华的外国人是官方派遣，还是走私入境？明朝制定了一套“堪合”凭证。“堪合”相当于一种允许外国人来华交往的外交签证，由中方发给对华友好的朝贡国。上面规定了朝贡国入境的口岸、时间、路径等细节，一式两份，双方保存，在下次入贡时携带。只有双方的“勘合”合得上，才说明对方是合法的，就允许他们入华朝贡，否则来华的外国人一律视为违法，不予接待。
中方接待这些外国人的部门叫市舶提举司，设立在广州、泉州、宁波这三座城市。《明史·食货志》中记载，海外诸国在向明朝皇帝朝贡时，也允许携带一定数量的物品在华销售，所得归己，但要由市舶司管辖，甚至还要抽税，不过税率很低，主要是照顾这些来华的朝贡使者不能空手而归。中方设立市舶司这一级政府机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外国的情况，抑制不法奸商，使海禁政策得到实施，同时消除倭寇等在沿海的挑衅活动。
中外之间的堪合贸易往来，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例如，只允许在上述三地设市舶司，并且限制了对方的贸易规模，还要限制他们在中国行走的途径以及来华的人数等，并不是想来多少人就来多少人，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不过明朝的堪合贸易在规定和执行上，时常有不一致的地方，对于恭顺的国家，如朝鲜、琉球、占城等网开一面，赏赐较多，唯独对日本限制最严，因为日本给中国惹来的麻烦最多。
《明史·日本传》中写到，在明朝最开放的永乐年间，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经向明成祖朱棣称臣，这个时候明朝向日本开恩，也只不过允许日本每十年来华朝贡一次，来华人数不得超过两百，船只不得超过两艘，不准携带兵器，违者以倭寇论。由此可见，无论是政府允许的朝贡贸易，还是海禁政策防范的 内外勾结，明朝都把日本人当作特殊对象对待，在防范日本人来华和防止中国人下海方面，都可说是用心良苦。
物极必反。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狭隘的朝贡贸易，在嘉靖时期终于走向了破产，引发了战争。
嘉靖时期“倭寇”问题的大爆发，除了海禁政策和严防倭寇的诱因外，还和经济的蓬勃发展有密切关系。嘉靖时期，中国周边海上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显现。经济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指引着越来越多的沿海商人铤而走险，私自下海从事贸易活动，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沿海贸易港口增多，交易繁荣，而且海上贸易集团开始形成。
海上贸易的发展必然导致海盗增多，一些有雄厚资本的海商集团，开始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活动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中国东南沿海，而且扩大到日本渤泥、暹罗等所谓东西二洋，在海上的交通要道建立了许多贸易据点。
倭寇图
为什么嘉靖时期中日之间的贸易量会突然增大？这不仅是中国沿海边民非要下海经商，也不仅是倭寇、海盗非要下海抢掠。放眼世界，这个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活动，有了明显的近代世界史因素。十六世纪以来的欧洲，经历着天主教势力的衰微、王权力量的强化、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终于在意大利的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了从东方贸易中捞到足够的油水，占得一席之地，不远万里，逐利而来。
前面说过，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了非洲的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到达了印度，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开始和中国的海上走私商人有了实质性接触。1520年，葡萄牙第一次派遣使者出使中国，他们的贸易要求遭到拒绝后，葡萄牙商船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沿海。1543年，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国海商汪直的引导下，第一次来到日本。在东亚，只有中国和日本最富庶，但是往来很少。如果能把这条海上航线开发出来，那何止黄金万两！嘉靖二十六年（1547）爆发的“倭乱”，有大量的走私商人、冒险家、海盗等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海上骚乱，是离不开这一历史背景的。
“倭”乱源头与争执
嘉靖年间的倭乱，绕不过嘉靖二年（1523）的“争贡”事件，一般把这件事看作是引发倭乱的导火索。“争贡”事件，《明史·食货志·市舶》和《明史·日本传》都有记载。经过大致如下：
前面说过，凡是外国船只到达中国，都是由市舶司接待。因为是要向中国皇帝朝贡，是正式的官方往来，市舶司的官员们还要宴请海外贡使。接待和宴请的规格和座次，通常是按照先来后到而定。这个时候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国内战争不断，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当时日本的两家权臣大内氏和细川氏都抢着来华，希望能在朝贡贸易中捞一票，扩大势力和影响。结果，势力较大的大内氏派遣三艘船先到，由贡使宗设率领，他拿的是正德时期的堪合。势力较弱的细川氏只派遣了一只船后到，由贡使瑞佐率领，他拿的是早已失效的弘治年间的堪合。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瑞佐都落入下风。
中国古代的官场，常常是表面说一套，暗地做一套，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明的玩不过，那就玩阴的。瑞佐的手下有一个华人帮闲，叫宋素卿，恰恰就熟悉中国官场的这套潜规则。他提醒瑞佐，要想后来者居上，就必须花钱，向市舶司的主管太监赖恩行贿，要求照顾。这赖恩见钱眼开，拿到了好处后，果然不按规则办事了。日本的两股势力本来争的就是对华贸易权，竭力想把对方排斥在外，现在因为中国太监的受贿，居然搅出了大麻烦。
宴会开始的时候，大内氏特使宗设率领手下人兴冲冲而来，却被挡在门外，理由是让细川氏的特使瑞佐先居上座，大内氏的人只能陪坐。宴会中，赖恩和瑞佐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宗设被晾在一边，无人理睬。宗设手下人用抱怨的眼神看着他，他用愤怒的目光扫过赖恩和瑞佐。
是可忍，孰不可忍！明明自己名正言顺，人多势众，却不料被小人奚落。日本武士终于按捺不住暴烈的性格，宗设掀翻了酒桌，然后双方大打出手。一开始是日本人之间在市舶司里打群架，很快又把中国人也卷了进来。因为大内氏人多力量大，细川氏一方抵挡不住，于是赖恩赶紧打开兵库暗中帮助。很快双方打红了眼，殴斗变成械斗，械斗变成了对杀。到了这个时候，赖恩再想平息事端已经来不及了，终于酿成大乱。
即便有了太监赖恩的偏袒，这场日本人之间的交锋仍然是大内氏一方在冲突中占了上风。细川氏那一船人被追杀得无路躲藏，从宁波跑到了余姚。大内氏的人一看这次朝贡贸易也做不成了，干脆放火抢东西，继续追杀瑞佐，一直把瑞佐追到绍兴古城。明朝沿海卫所的官兵前来弹压，谁知根本不是日本贡使的对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被斩，执指挥袁璡、百户刘恩被俘。而日本贡使在横扫了浙江沿海之后，竟然驾船而去，逃回了日本。这件事不但震惊了浙江，而且震动了朝廷。
对明朝来说，这两年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止发生一次了。前一年在广东，中国和葡萄牙之间发生了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最近海上冲突频繁，对手桀骜不驯，越来越强，更加重了朝廷对海患的担忧。当时官居给事中后来成为内阁首辅的夏言，提出了一个关门主义的建议：“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
为何夏言等人在这里单提日本，而没有把葡萄牙也算进来？这是因为明朝对葡萄牙来华的情况还不很了解，不清楚这个对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况且明军在屯门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为何夏言又把停罢市舶司作为解决倭患的法宝？当初，海禁政策和朝贡政策都是朱元璋钦定的，为的是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对外往来。这两年海上纷争日渐增多，就是因为有了市舶司，允许日本人来华。现在停罢市舶司，绝了日本人来华的念头，最好两国老死不相往来。
这次明朝在“争贡”事件中损失不小，不但在政治上打了败仗，在军事上也丢盔弃甲，让对手觉得明军的战斗力不过如此，“自是有轻中国心”。这样，明朝吃了亏，更加警惕倭寇，必欲消灭之而后快。于是，朝廷中的强硬派坚决主张 实施海禁，取消市舶司，彻底断绝与日本的来往，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当然，凡是对华友好的国家依旧可以朝贡，可以进行贸易交往。
嘉靖四年（1525），琉球国来华朝贡，返航的时候，明朝要他们向日本传达圣谕：“争贡”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宗设，他伙同少数人在华滋事，罪不容赦，必须逮捕他们押解来华，听任中国处置。被他们掠去的中国人也要送回中国，进行抚恤。如果不从，将中断两国的朝贡往来，天朝还要讨论对日征讨。大内氏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于是两国的朝贡贸易停止。朝廷中海禁派的势力正在抬头。
“争贡”事件过了十六年后，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派遣使者前往中国，目的是重新开始朝贡贸易。日本使者到达宁波后，浙江的镇巡官急忙将情况报告给朝廷，礼部、兵部、都察院在一起进行了紧急商讨，最后的结果是大人不记小人过，仍允许日本来华朝贡。
这次是日本主动提出朝贡申请，明朝政府同意是同意了，但没有忘记十六年前的“争贡”教训。因此接待的规格压得非常低，仅同意日本十年来华一次，人员不能超过百人，船只不能超过三艘，而且再三声明：今后要严格限制朝贡活动。
怎样应对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是沿用老办法还是采取新举措，是态度强硬一些还是和缓一些，朝廷内部很自然地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严禁派和弛禁派。主张沿用老办法的态度强硬的一方，就是严禁派，他们占了争论的上风，认为漫长的沿海地区这几年已经海商辐辏，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时就应该采取停罢市舶司、武力镇压的严厉手段。
主张缓和的弛禁派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洪武皇帝设立市舶司，就是要使各国的产品进行流通，以对方所有换来自己所无，通过商业交流挣来的钱，还可以用来加强海防军备。弛禁派还认为，一百多年来，市舶司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并不说它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市舶司中出现“争贡”事件，并不是中外商品流通惹出来的祸，问题出在中国的人事管理上。自从由太监来主持市舶司，贪污舞弊就增多了，这样市舶司的形象就打了折扣，在外国人面前砸了牌子。而且，完全是由于太监赖恩的参与搅局，才导致了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这笔账不能算给市舶司，而是太监滥用职权造成的。因此，取 消市舶司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取消的是太监掌管市舶司。
如果取缔了市舶司，只能导致官方贸易无法开展。“海禁”实际上禁止不了民间贸易的蓬勃发展，那么海上商业交流所得的好处将全都归入民间，政府一分钱的好处也拿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急红了眼，下令严格海禁，必将是官与民俱困，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铤而走险，将来海上就永无宁日了。
现在看来，严禁派和弛禁派的争论，实际上有着很明显的传承特点，这种对立的观点，从明朝之初一直传到嘉靖时期。凡是现在仍主张日本海盗构成了“倭寇”的主体的观点，都是从严禁派那里发展过来的；凡是主张给历史翻案，认为倭寇是由国内限制民间贸易引发的，属于弛禁派的传统主张。
既然严禁派占了争论的上风，明朝政府还是希望用祖制限制住中日关系，但是它不曾料到，这个时候的国际环境和一百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近代欧洲的介入，使东亚迎来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市场连成一片，因此海上贸易需求也急遽扩大，不要说日本人总想突破限制，拖延在华时间，就是中国的私人贸易也有增无减，更不用说飘忽不定的葡萄牙人了。
从嘉靖二年（1523）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严禁派和弛禁派一直在庙堂上争论不休，还没有动手来真的，去干涉海上私商的现实利益，等到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才打破了下层的平衡。海禁政策终于从理论变成了现实。朱纨尚方宝剑在手，但他先砍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葡萄牙人。
朱纨和葡萄牙
朱纨上台的直接原因就是嘉靖二十六年浙江沿海再次发生武装冲突，终于激怒了明朝统治者，要求严格实行海禁政策，将所有外国人坚决驱逐出中国，由此揭开了嘉靖年间抗倭战争的大幕。不过这次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并不是因为倭寇无端侵扰，而是缘于一次对外商业纠纷。由于这些外国商人觉得解决无望，以致铤而走险，酿成海上武装冲突，参与闹事的主要是一些葡萄牙人。
史料中说：“自从嘉靖元年停罢市舶，一旦国外的商船携带番货到华，就采取赊账的办法交给中国奸商，时间一长，中国奸商欺行霸市，不肯将钱交给番商。番商按照中国的法令，只能将船停泊在中国近海的岛屿上，因为不能登岸 所以无法索取，久而久之连饭都吃不到，恼羞成怒之下，番商就开始出没海上为盗。”在这里千万不能将番商指认为日本商人，因为明朝人称日本人为“倭”，这里的“番”是指葡萄牙。
十六世纪来华的葡萄牙人门德斯·平托，详细记载了类似的事件：
兰沙罗特·佩雷伊拉（Lancarote Pereyar）是利马港（Pote de Lima）人，乃名门望族的体面人物。据说，他以几千达卡借给几个不可信赖的中国人。那些人自食其言，赖账不还。他们失踪了，兰沙罗特·佩雷伊拉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为了补偿自己的损失，他纠集了十五名至二十名最恶劣的葡萄牙亡命之徒，在夜幕中袭击一个距宁波两里路的村庄。
根据中外的记载可以看出，杀人越货的番商就是葡萄牙人佩雷伊拉和同伙，地点就在宁波港。平托没有说葡萄牙人是怎样趁夜色前来袭击抢劫沿海渔村的，实际情况恐怕是非常严重，否则就不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促成了朱纨走马上任。
朱纨上任的时候，明朝的海防早已凋敝不堪，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兵额明显减少，二是武器陈旧，毁坏严重。沿海设立的巡检司，原定兵额是2500人，现在绝大多数只有千人左右，有的甚至被撤销。不仅人员减少严重，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也大不如从前。以海防中最重要的战船为例，数量只有鼎盛时期郑和下西洋的十分之一，而且战斗力最强的大型战船全部损毁。由于水师战斗力不强，所以从来不敢干涉海上的走私贸易，那些有条件的水师头领，还会和江南的海商集团一起私贩出洋，从中渔利。
朱纨上任后，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一是整顿军队，加强海防军事力量；二是打击内外勾结活动。朱纨所做的一切，都是奉朝廷的法令执行，全部都有根有据，毫无问题。但是这种扎紧口袋内外收缩的做法，因为触动了江南各方的既得利益，遭到朝廷弛禁派的极力反对。
除了官方弛禁派反对朱纨外，很多江南的普通百姓也反对朱纨。对浙江、福建一带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衣食住行全都依赖于大海，海洋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朱纨严格执行海禁政策后，百姓顿失依赖，一时间江南骚动，怨声载道。
还有一点很重要，朱纨在朝廷的政策支持者——首辅夏言，先被解职，后被判处死刑，失去了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他执行政策的根基立刻变得不牢固。由于反对派不停地涌动，朱纨已经处在朝廷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朱纨并不是那种油头滑脑、见风使舵的官僚，既然朝廷已经让他负责浙江沿海的军务，那就一定要做好。至于北京城里的人事变动，他远在浙江完全不受影响。于是，朱纨在整顿政务和军务的同时，拟定了进攻双屿港的军事计划。双屿港处在宁波的外海地区，是当时中外双方进行走私贸易的最大基地。双屿一开始是海盗聚会的巢穴，嘉靖十九年（1540），葡萄牙占领双屿后，港口迅速扩大。三年后葡萄牙又发现了日本，趁中日贸易断绝，迅速垄断了这条航线，这些都要以双屿港为中转站。在朱纨的笔下，双屿是这样一个港：
浙江定海双屿港是海洋天险，国内叛贼纠引外夷结为巢穴，名义上是从事市场贩运，实际上是进行劫掳。有一些贪财无耻之徒，进行联络接济，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有智谋的诓领官银，无智谋的铤而走险，势力大的扬帆出入，势力小的依托假借。大型的双桅船三桅船连樯往来。即便是普通百姓，凭借一叶扁舟，运送瓜果酒浆，也能获得厚利，连三尺儿童都知道，双屿港是边民的衣食父母。
朱纨要干的就是捣毁双屿港，斩断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命令福建都指挥卢镗具体指挥明朝水师进攻双屿港。卢镗率领海道副使魏一恭等聚集战船，围绕在双屿港的四周，把港内的中外走私者——所谓“倭寇”团团包围起来。
“倭寇”最初是坚守不出，打算等到恶劣天气再突围。天逐渐暗了下来，大雾弥漫在海面上，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楚。“倭寇”想趁这个机会冲破重围，但明朝水师严阵以待，勇敢地进行截击。大多数船只被截了下来，毙俘“倭寇”数百人。卢镗下令战船冲入港内，击沉剩下的商船，焚毁岸上的房舍，并用大量木石堵塞住港口，自此荡平双屿港。朱纨命令卢镗乘胜追击，在几个月内，又分别 在九山大洋、浯屿港等地大败“倭寇”，明朝取得了嘉靖抗倭第一仗的胜利。
双屿岛
嘉靖二十八年（1549），朱纨指挥明军在福建的浯屿、月港和走马溪等地，再次歼灭“倭寇”，规模最大的一战就是漳州府诏安县境内的走马溪之战。
《江南通志》这样介绍朱纨：“朱纨，字子纯，长州人。正德辛巳年考中进士。嘉靖年间，曾担任四川按察副使，因多次平定据险把守的造反者，官职累迁至右副都御史。后来巡抚江西。等到嘉靖倭寇事件起，又改任闽浙巡抚。海贼据守双屿岛，朱纨派遣水师打败他们。……等到佛郎机国人行劫到了福建诏安，朱纨擒获了他们的大头领，全部处死。”
这段话透露出以下几点战争信息：第一，朱纨指挥的作战，对手通称为倭寇。第二，和明军在诏安交战的是葡萄牙人，明军对白种人和日本人还能分清楚。第三，明军在交战中获胜，并将战俘全部处死。
朱纨的文章全部收在《甓余杂集》中，其中有一篇《六报闽海捷音事》，详细记载了朱纨自报的战争经过和战果。另外，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克路士也写过一篇文章，站在葡萄牙一方详细记载了走马溪之战。双方的材料互相对比，可 以印证出走马溪之战的许多事实。
不过这几场胜利触动了各方利益，导致朝廷海禁派和弛禁派更加激烈的争吵，焦点集中在朱纨身上，弛禁派必欲将其除之而后快。换句话说，朱纨的去留与生死，实际上是个风向标，标志着国内政坛必将有一系列大的震荡。
弛禁派的特点是否定海商和海盗有明显的界线，认为两者之间可以转化：海商可以转化成海盗，海盗也可以转化成海商。两者之间转化的关键，不是因为海商贪图更大的利益，采用铤而走险的暴力手段，而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海禁政策时，剥夺了他们海上生存的空间，将海上贸易大门紧紧关闭，于是将海商推入海盗的行列。如果朝廷的政策宽松下来，绝大多数违法海盗将会重新经商。
所以弛禁派认为，“海寇与海商同是人也，市场通达，海寇就转而为海商，严禁市场，海商就转而为海寇。最初的海禁是禁商，后来的海禁是禁寇。”因此，所谓“倭寇”，既不是海寇，也是不海商，更不是涉洋而来的日本海盗，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在多种角色中游弋变换。一开始，他们只不过是违法乱纪的商人。在朱纨将他们驱逐出双屿港后，这些走私商人只好流落到沿海各地。
双方的矛盾——无论是在利益方面还是观念方面，已经势如水火，因此朱纨遭到所谓“衣冠之盗”的闽浙势家的强烈反对。为了扳倒朱纨，御史陈九德、周亮，给事中叶镗等先后上疏，说朱纨权力过大，应该削去一部分军权，于是朱纨被改任为浙江巡视。走马溪大捷后，陈九德又上疏弹劾朱纨，说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最终将他夺职下狱。朱纨在遭到弹劾后，以一种孤愤的气度，选择了自杀的绝路。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朱纨的死亡，恐怕在他那个时候无法解释清楚，也许永远都要争论下去。即便是同朝的一些清官，也没有给朱纨过高的评价，虽然他一生节俭清廉，工作起来任劳任怨。最好的结论，也只是用一种惋惜的口吻，给他盖棺论定。
《明世宗实录》中说朱纨，“为人清廉，勇于任事；在他任职闽浙巡抚期间，最先严格执行海禁政策，沿海地区的情况得到肃清。走马溪之役，虽张皇太过，然勘官误入其罪，功过未明。朱纨竟然恐惧于被弹劾，还没等到审讯，就喝毒药而 自杀，以致众说纷纭都觉得惋惜。”
惋惜朱纨什么呢？是他精忠报国没有善终吗？非也！
用明末徐光启的话说，朱纨之死“冤枉固然是冤枉，只是他对海上的实情实事不得要领，当时用那种办法来处置显得不合时宜罢了”。
朱纨的悲剧就在于，既看不到新的国际形势下，海上贸易已经是大势所趋，又不顾沿海一带以海为食的各阶层人士的利益，只知道执行朝廷的命令，措施过激，用堵塞的办法制止这场大潮，结果自己非但没有成为手把红旗的弄潮儿，反而在第一个浪头下落了水。
朱纨自杀使严禁派在人事上受到沉重一击。但国家政策却没有根本性改变，整个海疆还是朝贡不许朝贡，走私不许走私，政府在堵塞还是疏导问题上，始终没有明确的态度，也没有任何作为。一个越来越乱的局面就这样形成。两年之后，又开始了第二轮战争高潮。
海禁派在这一轮军事斗争中暂时获胜，掐断了海上私商的财路。为了在政治和军事的夹缝中获得商业利润，或者说为了生存，私商开始猬集。
因为倭寇给中国人的印象素来凶狠好斗，所以一些中国私商标榜与倭寇相勾结，或者干脆打着倭寇的幌子，这样也能吓唬住胆小懦弱的中国人。这样他们不惜甘当汉奸，或者冒充汉奸，走上了暴力对抗之路。那么国内的官兵，为什么要承认对手是“倭寇”呢？因为他们杀掉一个“倭寇”，所获得的奖赏远高于杀掉一个国内海盗和奸商，因此也乐得那些人自称“倭寇”。管他是不是真正的日本海盗，“倭寇”一词就这样传开了。
张经、胡宗宪和徐海、汪直
朱纨自杀后，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由于在第一线缺乏真抓实干的闯将，浙江海防再度瘫痪。卫所的兵没人训练，人员开始流失，空缺也无人填补。训练和打仗都需要花钱，修理器具、监造战船更是需要花钱，国家不肯出这笔钱，这海防自然一日不如一日。相反，由于海上贸易持续发展，商户们生意越做越大，为了防止真的海盗，也为了能抵抗官兵的进剿，海商们的武装自卫能力却有了显著增强。
嘉靖皇帝是铁杆主张海禁的，但这个昏庸皇帝并不清楚谁是真正拥护，谁是口头拥护。那些主张放宽海禁的官僚，在他面前总是先伪装起来，最后再把政策执行得变了样，总之是要让局面维持现状。两年之后，嘉靖皇帝觉得倭患问题依然严重，又打算恢复朱纨上任时的状态，改派王忬督军御倭。但王忬任职时间不长，一年后，嘉靖三十三年（1554）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携李天宠等，总督山东、江南、江北、浙江、福建、湖广一带的军务，不过重点是在江浙。这样又有了一个以抗倭为主的军政机构。
张经到任后，知道情况不是所谓的“倭寇”内犯，而是内外勾结和朝廷的海禁政策作对的问题。因此，御倭绝对不能倚靠东南沿海一带的边民，这里的人不会出力抗倭，否则又会落得一个跟朱纨一样的下场。要想打胜仗，最快的办法就是从外省调兵前来作战，调来的主要是广西的狼兵和湖广的土兵。
正当外地兵源向江南开进的时候，朝廷派遣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前来督战。这个时候朝廷大权已经落入奸臣严嵩的手中。赵文华是严嵩的死党，在抗倭备战紧张的时候，他提了个馊主意，要公祭海神以镇倭患。嘉靖皇帝笃信道教，这个迷信活动竟然也被同意了。赵文华是个贪官，他和严嵩结成死党，这次前来又是搞百无一用的祭海神，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张经身居官场多年，当然清楚严嵩、赵文华的关系和为人，知道他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次他们深入海防，无非是要摆一摆臭架子，还要再捞一票。张经同样身居高位，只是他心中对严嵩、赵文华一党多了些傲骨，也就不管不顾官场的运行之道了，对这个来自明世宗、严嵩身边的红人毫不买账。张经当时是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掌管江南一带的总督大臣，官职和权势都比赵文华重得多。他知道赵文华背后有严嵩撑腰，而且明世宗对严嵩言听计从，但就是要杀一杀赵文华的气势，对他表示轻蔑。
赵文华乘兴而来，一路上抖足了威风，但在张经这里遭到了冷遇。他压着火，出于官家的体面，脸上也不好表现出来，但心想一定要给张经找一找茬，惹一惹麻烦。于是他利用朝廷派他督战的身份，频繁干预军务。当时，一股“倭寇”正盘踞在浙江嘉兴以北的王江泾，张经开始酝酿一次军事行动，进行集中打击。由于兵力不逮，所以张经一直盼望具有战斗力的狼兵、土兵早日到来。赵文华要过问军事，张经偏偏不理他，从来不和赵文华谈论任何军事部署和安排， 在他眼里，赵文华简直是狗仗人势，一味胡闹。
嘉靖三十四年（1555），张经取得王江泾大捷，斩获两千“倭寇”。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赵文华也写了份密报告诉严嵩，又由严嵩上奏给皇帝。赵文华编造谎言，说胜利应该归功于赵文华，而不是张经。为了编得更像一些，又增加了一个胡宗宪，并说如果不是他俩的积极参与，坚决主战，张经还在一旁袖手旁观呢，根本原因就是张经畏敌如虎。赵文华还密报张经费钱无数，又纵容官兵骚扰百姓；还说张经之所以不敢进兵，实际上是等着倭寇大掠之后，再虚报战功请赏。于是，张经被盛怒的明世宗投入监牢，半年之后以纵寇的罪名处死。这样，张经的权力归了胡宗宪。在随后的七八年里，胡宗宪成了东南沿海一带和朝廷内部权倾一时的人物。
胡宗宪，安徽绩溪人，在张经总督江南的时候，胡宗宪巡按浙江，是张经的属下。等到赵文华来浙江督察剿倭军务，胡宗宪认准了只有依附赵文华才有升官的途径，于是选择了这个靠山。但在剿寇中，他也积极参与张经的部署和作战，通过军功表现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在官场的斗争中，胡宗宪八面玲珑，试图做到双方都不得罪，但总的趋势还是站在了严嵩、赵文华一方。胡宗宪依附赵文华，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巴结朝中权贵，其实在政治立场上，他和赵文华更加接近。赵文华并不赞成海外贸易的禁令，否则他就不会试图劝说朱纨离开浙江。后来胡宗宪招降汪直，很大程度上是理解和支持汪直通市的请求。
在明朝的官场中，许多弛禁论的支持者都有历史的污点，或者是江南走私势力的后台，或者是朝廷中严嵩一党的干将，政治圆滑，见风使舵。但这些人物的污点和奸臣身份，不应该成为后人评价严禁和弛禁之争的标准。倒是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观点——谈论了“恶”的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式，这对理解明代海禁政策导致的冲突可以起到帮助作用。恩格斯说：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 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胡宗宪是属于赵文华的人，他们对倭寇的立场又都是主张抚大于剿。但是嘉靖皇帝却是固执的海禁派，他们要听从皇帝的旨令和调遣。要彻底解决倭患问题，真是让胡宗宪左右为难。实际上，只有“抚”的政治手段，或者“剿”的军事手段，都是无法奏效的。只有坚持一手抓政策调节，一手抓军事威慑，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彻底解决倭患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胡宗宪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正值倭患气焰炽热的时候，胡宗宪走马上任浙江巡按御史。就在这一年，也不知道谁给他出了条妙计，暗地里下毒，居然毒死了数百海盗，因为这个功劳，他升到右佥都御史。等到赵文华把张经、李天宠都推入大牢，等于为胡宗宪搬走了挡在仕途上的障碍，也可以说是在赵文华的鼎力协助下，他升任到兵部右侍郎，总督闽浙海防军务，全权指挥抗倭事宜。
胡宗宪在当时的抗倭名将中，是一个政治手段较军事手段更为高明的人物。当他的前任还用武将的思维，死拼消耗国家的财力，与倭寇进行力量角逐之时，胡宗宪已经开始认真分析倭患形成的原因，以及明军和倭寇各自的弱点。
明军水师弊坏，伍卒虚弱，战斗力很成问题。如果明军要靠强攻，倭寇远远躲在外岛，甚至可以退到日本的九州，明军鞭长莫及；如果明军要靠防御，倭寇的进攻力量可大可小，线路飘忽不定，声东击西，单纯的防御措施，无疑是主动伸出了牛鼻子，等着别人来牵。
但是倭寇也有自己的短处。
首先，他们都是因海禁政策而弃商从盗，从本质上来说，恢复了行商的便利，则会弃盗从商。因此，倭寇虽然扰乱一方，但是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有经济上的要求。只要满足一些条件，让他们尝到物质上的甜头，招降并不困难。倭寇既然有浓厚的商人背景，那么商人的重利轻义和斤斤计较的短视特点，可以被朝廷通过贿赂和小恩小惠利用。
其次，倭寇可以划分为几个相互独立的武装集团，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合，也不会相互支持，甚至还要防范对方，这为明军挑拨它们之间关系、各个击破创造了可能，或者让他们互相厮杀，明军坐收渔翁之利。
最后，倭寇的主体孤悬海外，但又和沿海各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乡土关系以及经济利益。
胡宗宪在上台前就知道，光用武力清剿徒劳无益，趁现在自己有了决策权，何不派人前往进行接触。如果倭寇能够接受朝廷“抚”的政策，那么可以了解对手的情况和要求；如果倭寇不想和谈坚持要打下去，那么可以深入对方内部，刺探一下虚实。如果朝廷知道胡宗宪派人接洽倭寇，不追究责任当然没事，要是流露出不满，也可以解释为打着“抚”的幌子，行军事刺探之实。总之，胡宗宪要八面玲珑，各方都能解释得过去，抓不住他的把柄。
胡宗宪此时的对立面，主要是汪直、徐海这两大集团，此外还有势力较小的陈东、麻叶等。派谁前去和谈，这个问题很重要。第一次去，绝不能派政府的高官，因为这要代表朝廷的态度，万一被反对派抓住把柄，皇帝怪罪下来，和谈付诸东流事小，自己的乌纱帽乃至身家性命都难保。第一次派人去，最好是民间身份，然后举着自己的招牌，这样在谈判桌上就可以攻守自如了。最后，胡宗宪派门客蒋洲前往日本岛，最初的希望是见到汪直，探一探对方的底牌。蒋洲到达日本五岛后，碰巧遇到汪直的养子汪滶，蒋洲按照胡宗宪的授意，在汪滶面前流露出朝廷招安的诚意，同时大大夸奖了汪直从商的精明，然后向他提出和汪直会面的愿望，愿意为他们接受招安穿针引线。
胡宗宪和汪直都是徽州人，一个从政当大官，一个经商发大财，互相之间应该比较熟悉。胡宗宪先将汪直的妻母从浙江监狱中放出，给了她们一些钱，妥善安置起来，算是主动释放出和谈的诚意。过了不久，汪直知道家人的情况后，果然改变了对胡宗宪的印象。他从和蒋洲的谈话中了解到，胡宗宪也认识到海盗问题的泛滥，用武力解决终究不是办法，于是才寻求缓和的途径。汪直托蒋洲带话给胡宗宪，表示自己不过是被逼得没有了归路，所以才铤而走险到了这一步，如果政府能够允许他有合法的地位，继续经营海上贸易，那么他愿意解甲接受招安。汪直派遣汪滶先期回国，代表自己和胡宗宪进一步谈判。
胡宗宪老谋深算，对付年轻的汪滶绰绰有余，他雍容的风度和热情彻底感化了汪滶，以致汪滶对胡宗宪深信不疑。胡宗宪对汪滶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能否像林冲加入水泊梁山一样，交出一个“投名状”，表示一下诚意。即汪直 如果愿意协助政府扫除他在浙江的小股同党，不但可以作为赦免的条件，也是为今后从事海上贸易创造条件。汪滶带领手下人马，很快就去袭击了舟山群岛上的两小股海盗。胡宗宪则投桃报李，向朝廷上表请求赦免汪直，并赏赐给汪滶大量金钱，然后让汪滶回日本汇报国内的情况。汪滶对这些小恩小惠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临走之前，他凑到胡宗宪身边，悄悄地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徐海正准备进犯中国大陆。
徐海当时是和汪直齐名的海盗头领。他早年在杭州虎跑寺里当和尚，还俗后下海经商，后来出国去日本，跑上了跨国买卖。海禁后“倭寇”兴起，他在乱世之中越做越大，自称天差平海大将军。
嘉靖三十五年（1556），徐海联络陈东、麻叶等，招引大隅、萨摩二岛的一些日本人，进犯瓜洲、上海、慈溪等地。同行的还有一个名叫辛五郎的日本倭寇，这是明朝正史中能见到姓名的日本倭寇首领。
胡宗宪由于事先得到了消息，自己就驻扎在塘栖，浙江巡抚阮鹗驻扎在桐乡，互为犄角。等徐海到来时，阮鹗派遣游击宗礼在崇德县的三里桥发起攻击，初战告捷。但是兵强马壮的徐海用一个反击，又击败了宗礼，将堂堂的浙江巡抚围困在桐乡。
胡宗宪手头没有足够的士兵，此时直接去营救阮鹗，无疑是飞蛾扑火；他也不打算像对待汪直那样，用伪善的和谈使徐海投降。此时的徐海和仍盘踞在日本的汪直不一样，他正处在军事进攻的有利态势，对明朝来说，现在提出和谈时机不利。
但是倭寇自身的几个弱点，徐海哪一个都有，这是海盗兼海商本性所决定的，胡宗宪必须利用好。他撤回杭州后，派遣手下将领夏正送给徐海一份官书，上面写着希望徐海归顺朝廷，以汪直为榜样。并且，还给徐海看了汪滶与他们往来的信件。其实在这些信里，汪直只是一般性地表示了愿意归降朝廷的意愿，并没有启动归降的程序，但对恫吓徐海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
徐海拿着这些信，心神不定。他也想接受招安，但又怕朝廷政策多变，秋后算账，前不久还把浙江的父母官包围在桐乡，官军被打得一败涂地，现在就投降，恐怕日后没有好果子吃。但如果拖着不接受招安，等到汪直等先归降朝廷，自己就更孤立，谈判的本钱就更少。
夏正看出徐海摇摆的心态，就哄骗他说：陈东已经和官军有密约了，现在主要看你的态度。夏正告退后，徐海一个人在大帐左思右想，还是拿不定主意。这时夏正又溜到陈东的营帐，流露出官军正在和徐海谈判招安之事。这一招一箭双雕，本来松散的联盟，果然开始互相提防和猜忌。
徐海在这伙倭寇中势力最大，他的态度对其他首领有决定性的影响。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夏正将离间重点，或者说是所谓招安的重点，还是放在徐海这边。对徐海来说，最重要的是朝廷招安的诚意。于是他派手下和夏正回杭州，面见胡宗宪，一方面向朝廷谢罪，同时借口手下人多，希望能给一些钱，解燃眉之急。在徐海看来，如果朝廷是铁公鸡一毛不拔，那肯定是诚意全无，他不但要继续围攻阮鹗，还要把战火烧到杭州。
胡宗宪是官场上的老手，颇懂商人们贪利的心态。之前他就通过给严嵩、赵文华送礼，得到了他们的垂青，当然清楚金钱所能发挥的作用。何况前不久官军吃了败仗，堂堂的浙江巡抚还被围困在桐乡，一旦被皇帝降旨怪罪，自己总督前方军务，必须承担剿匪不力的罪责。于是，徐海向他要多少，他就给多少，一丝一毫都没有打折扣。徐海拿到钱后，果然如约从桐乡解围，并且释放了两百名俘虏。陈东看到徐海拿着钱领兵先撤，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抵御阮鹗和胡宗宪的内外夹攻，于是第二天也撤走了。胡宗宪用经济手段打赢了这场战役。
徐海从桐乡撤到吴淞口，心中还惦记着朝廷招安的承诺。他在率众来大陆之前，为了向手下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先将所有的船只烧毁，如果必须要退回日本，到时候再抢一些船也来得及。但现在要和谈了，要接受招安了，怎么搞船居然也成了一个问题。像他们这样以海为家的“倭寇”，如果没了船，真的是寸步难行。
胡宗宪派人告诉徐海：你现在拿了朝廷的封赏，已经是朝廷的人了，朝廷对你不薄，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现在到了你为朝廷立功的时候了。吴淞口方向有一小股“倭寇”，既和官军作对，又不服从你。现在你要能出击将他们消灭，不但是为朝廷立功，而且所有的战利品也全部归你，一举两得。
徐海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当场就同意了，一仗下来斩杀对方三十多人，还缴获了好几条船。正当徐海扬扬自得的时候，胡宗宪却派遣俞大猷悄悄将船焚毁，让徐海落了个空喜欢。
这个时候，徐海还摸不透胡宗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了再次表示诚心，他索性将弟弟徐洪送给胡宗宪作人质，并带上各种礼物，试图博得对方的好感。胡宗宪厚待徐洪，希望徐海再为官军卖一次命。他写信给徐海说：麻叶、陈东虽然听你的命令，但他们不是你的人，直到现在也不肯接受朝廷的招安，丝毫没有归降朝廷的诚意。我们招安的希望破灭了，你最好能把他俩捆来见官，我一定向朝廷请命，给你封个爵位。
事态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经很难判断徐海的心智是否正常。难道他不知道或者说根本没有想，如果失去了麻叶和陈东，自己将孤立无援么？他就真的相信胡宗宪的花言巧语？还是胡宗宪有表演天分，彻底迷惑住了徐海？反正徐海对胡宗宪已经是言听计从，耍了个花招将麻叶抓了起来，送给了胡宗宪。
按照徐海的想法，胡宗宪一定会把麻叶打入监牢。但出乎意料的是，徐海的人刚走，胡宗宪立刻就给麻叶松绑，要麻叶写信给陈东，告诉他必须提防徐海，此人不可靠，自己是如何遭到徐海陷害，同时乞求陈东最好能宰了徐海，为自己报仇。按照麻叶的想法，胡宗宪应该把这封信送给陈东。结果又出乎麻叶的意料，胡宗宪将这封信送给了徐海。
胡宗宪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徐海，而不是送给陈东？看来主要是两点原因：一是陈东和胡宗宪素无来往，突然胡宗宪拿着麻叶的信，真假很难说得清楚。而且陈东的力量弱小，来硬的打不过徐海。二是胡宗宪始终对徐海伪装亲善，因此徐海比较听话，现在将麻叶的信再给徐海，更加证明自己对徐海真是够义气。其实，胡宗宪希望的是徐海见信后，再对陈东下手，这样就砍断了徐海的左右手，从而彻底孤立徐海。
徐海接到胡宗宪转来的信后暴跳如雷，认为麻叶和陈东早有串通，再加上徐海的两个宠妾翠翘和绿珠，早些日子都收到胡宗宪送来的金银首饰，因此也吹起了枕边风，站在胡宗宪一方给徐海出谋划策。
此时的陈东还蒙在鼓里，他根本没收到任何书信，也没有盘算着如何去捉拿徐海邀功请赏。徐海派来的日本武士辛五郎突然出现，陈东还当作是平日的盟友前往迎接，就这样，猝不及防的陈东被抓个正着。尾随辛五郎的明军一拥而上，见人就砍，见物就抢，不但杀死了陈东手下三百人，还焚烧了陈东在乍浦 的据点。
朝廷对倭患海盗问题一直是对立的两种态度，要么主张安抚，要么主张围剿。例如阮鹗属于围剿派，胡宗宪属于安抚派。高高在上、脱离一线的京官们，如果在东南沿海分享不到贸易带来的好处，总会以慷慨激昂的语调表示出对倭患的愤怒。嘉靖皇帝一直主张围剿，现在受形势所迫，又一次派遣赵文华来江南监察军务。这次来赵文华又官升一级，身份是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他到浙江后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拼命捞钱受贿，二是督促胡宗宪制定围歼徐海的计划，以便回京的时候带上喜报。
徐海自以为给朝廷立下了大功，兴冲冲地带着手下人前来叩拜胡宗宪。但是他带来的兵太多，着实把赵文华和胡宗宪吓了一跳。赵文华是文官出身，养尊处优，平时狐假虎威，突然看到好几百士兵全副武装，吓得不敢出面接见徐海。胡宗宪是武将出身，还能强打精神出面相迎。
徐海见到胡宗宪后纳头便拜，口称有罪。胡宗宪见徐海背后的好几百号人都亮着武器，自己心里忐忑不安，敲着小鼓，只得好言安慰，表示这是朝廷的宽容与大度。象征性的表示收编后，胡宗宪为徐海的人马指定了安置地点，并将陈东的部下安置在徐海营寨的附近。胡宗宪强迫被俘的陈东给部下发出密令，透露出徐海要血洗他们的细节。陈东的部下对徐海早已经心怀怨恨，此刻更为处境担忧，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决定趁夜幕降临采取行动。
在官军的支持下，一场解决徐海的战斗打响了。直到大祸临头，徐海那根松弛的神经才又重新绷紧，但是为时已晚，四周喊杀声一片，徐海落入重重包围之中，插翅难飞。
徐海为了支撑住局面，决定先派裨将辛五郎回日本求救，又赶紧派人坚固栅栏，不断施放雕翎箭阻挡官军进攻，如果能多坚守几天，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平时官军打仗总是出工不出力，但这次进攻因有陈东、麻叶部下参与，显然犀利了许多。他们用火攻摧毁了徐海的防御栅栏，等天亮的时候，徐海被发现已溺水身亡。连同被俘获的辛五郎，徐海所有人马被胡宗宪的离间计消灭得干干净净。
浙江的倭患轻而易举就被挫败，赵文华真是喜出望外。他刚到浙江督师就碰上好运气，于是连忙向皇帝上奏。很快，封赏传了下来，赵文华无功受禄，加升少保，胡宗宪加升为右都御史。
在胡宗宪消灭了徐海这支海上武装后，大概过了一年，汪直在养子汪滶的鼓动下也从日本来到大陆。他从不同渠道听说了徐海集团覆灭的消息，莫衷一是，一下子也掌握不了详情。在和朝廷官员交涉的策略上，汪直较徐海高明一些，但本质都是希望通过招安，能够顺利地在闽浙一带从事自营的海上贸易。因此，他对胡宗宪既有一种期待，又有一定的警惕。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汪直率领的庞大船队抵达舟山定海。这支船队一方面带来很多货物，准备做生意，同时带来三千多兵丁，以防不测。同船而来的还有一个叫妙善的日本商人。
突然出现这样一支庞大的船队，浙江的官民内心充满了疑惧，一时民情汹汹。这几年来他们备受侵扰，倭寇海盗在海上抢，官军和歹人在陆地上抢，老百姓的生活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朝廷正好以民意为借口，派出一些军队驻扎在定海四周。
汪直素来警觉，看到周围聚集起来的官军，心里难免产生疑窦。果真像胡宗宪所说，官军只是因民情民意而以防万一么？还是另有企图？
汪直派遣汪滶去见胡宗宪，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我们奉朝廷的招安旨令前来，虽然带着兵，但并不准备打仗。如果朝廷派人前来迎接，我们设宴盛情款待。但是现在周围全是官军，而且禁止船只往来。这将如何解释呢？
胡宗宪反复解释朝廷对招安的诚意，甚至将皇帝的圣旨拿出来看，总算过了汪滶这一关。但汪直并不像徐海、汪滶那样轻信对方，多少年来，他见惯了朝廷官员的口是心非，出尔反尔，因此对胡宗宪的表态仍不放心。血气方刚的汪滶写了血书，陈情是其祖母的意思，以证明胡宗宪对全家恩重如山，希望汪直能参拜认罪，得到赦免。汪直对这些伎俩不为所动，说：“儿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末，阖门死矣。”
最后汪直还是同意去见胡宗宪，表示接受朝廷的招安，向朝廷投降。汪直要为自己留一手，要求朝廷派一位达官贵人做人质，胡宗宪派出在徐海面前耍花招的夏正，并兼做谈判代表。
夏正虽然是一介武夫，但在谈判的时候确能察言观色，应对自如。他对汪直说：你又要保全家属，又要求官，又要开市，但是现在连向朝廷归降都不肯，到底还需要哪些条件能满足你呢？你带了好几千兵丁，说是来归降，现在却毫无动静，让朝廷怎么相信你？再说，你在外有几千兵丁做后盾，这样去见总督，谁敢扣留你，他难道不怕武装冲突引火烧身吗？
这一连串合理的假设推论动摇了汪直的心理防线。最后，汪直要求汪滶回港，以备不虞，在安顿好自己的大本营后，他带着自己的两个主要盟友叶碧川、王清溪入谒胡宗宪，表示彻底归降。
胡宗宪对倭患的态度是主张安抚，能不用兵就不用兵，希望朝廷允许边民从事海上贸易，这样才能官与民、中与外平安相处。他知道汪直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海盗，只不过是在海禁政策面前，连走私生意都做不成的武装商团首领而已。因此，他觉得汪直和徐海不同，可以一用，通过招降汪直，或者说以汪直做榜样，再招降更多的大小走私商贩，通过“抚”的手段化干戈为玉帛。
对于汪直的归降，胡宗宪最初待之以嘉宾，让出高级馆舍给汪直居住，食有鱼出有车；还送出大量的蔬米酒肉，供应汪直的部下，日费数百金。同时向京师呈报汪直的愿望，请求赦免汪直，给予招安。
天有不测风云。此时胡宗宪在北京的支持者赵文华，在政治上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赵文华受到恩宠，日益骄横，这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恼怒，产生了要把他赶走的念头。面对皇帝的不满，严嵩替赵文华辩解，说他工作不得力是因病所致，赵文华也装模作样地上书提出请假静养。皇帝顺水推舟，认可了红光满面的赵文华身患重病，但一定要回原籍休养，不许留在北京，就这样把赵文华轰出了京城。
对胡宗宪来说，赵文华被赶出北京是一个不好的政治信号，自己不但在仕途上有可能被亮出红灯，即便对眼前的汪直问题，也面临着一个如何解决如何答复的悬疑。
如果赵文华还是北京城里炙手可热的红人，胡宗宪完全可以利用严嵩、赵文华的鸽派态度，最大限度上在嘉靖皇帝面前缓和汪直问题。但是嘉靖皇帝却是坚定的鹰派，把汪直视作匪妖，他下达的圣谕是汪直为元凶，“不可赦”。胡宗宪试图赦免汪直的努力泡了汤。
之前，胡宗宪让汪直去杭州拜见浙江巡按王本固。王本固是浙江清除倭患方面次一级的朝廷大员，在剿灭倭患的坚定性上与胡宗宪判若两人，而且对他的上司毫不买账。汪直一到就被抓进了大狱。
面对突然来临的变故，胡宗宪心里一惊，第一个反应就是设法营救。但当时的社会舆论，清议派占了上风，一边倒地支持王本固，纷纷传言胡宗宪之所以积极营救，又竭力替汪直说好话，是因为胡宗宪接受了汪直的贿赂。在最后关头，他决定舍车保帅，抛弃汪直保存自己，还派人追回要求赦免汪直的上疏，划清了两人的界限。这样，汪直又变成了第二个徐海。
胡宗宪是唯一能替汪直说话的朝廷大员，他此时的沉默意味着汪直只有死路一条。汪直回大陆不到三个月就被投入监牢，转眼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他接受浙江按察司的审讯，并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在杭州被处决。
有人认为诱杀了汪直是抗倭战争中的一大胜利，其实不然。据守定海的汪直部下眼看着拯救首领无望，于是肢解了人质夏正，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官军四面包围多次进攻，结果都徒劳而返。史书记载，汪直虽然被杀，但他手下的三千人马都是拼死之士，现在招安不成又被围攻，于是将所有恚恨都发泄出来，浙江沿海的形势大乱。
可见汪直被杀，不但没有减轻倭患已经缓和的苗头，反而因为朝廷失信在先，海盗集团再也不可能与之谈判招安，双方只剩下刀对刀、枪对枪地死拼。
胡宗宪因为诱捕汪直有功，被追加太子太保，政治地位再高升一步。就平定嘉靖倭患的措施来说，胡宗宪打算赦免汪直的初衷未必不可取，只不过在当时的官场斗争中，这样预想的目标最终无法实现。
俞大猷、戚继光
俞大猷、戚继光是1560年代明朝御倭战争中最著名的两位将领。当时的人曾这样评价俞大猷：俞大猷为将清廉，驾驭部下有仁惠，他的长处在于判断敌情，统兵打仗五十多年，未尝遇到败绩，屡建奇功，威震南疆。对戚继光的评价更胜一筹：戚继光为将，号令严明，信赏必罚，士兵们没有一个敢不用命，他与俞大猷并称名将。俞大猷对待军务持重严谨，而戚继光则屡破强敌，声望更在俞大猷之上。
俞大猷像
戚继光在抗倭方面之所以有如此威名，和他统率一支能征善战的“戚家军”有关，而在他没有训练出这支军队前，对倭作战也是胜负参半。嘉靖三十六年（1557），海上走私集团力量越来越大，纷纷下海为盗，开始在浙江的乐清、瑞安、临海一带展开攻势。戚继光奉命前往援救，但海盗总能驾船摇橹扬帆而去，擅长陆地作战的戚继光一直没能打个像样的胜仗。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汪直被捉入浙江按察司大狱之后，汪直余党汪滶、妙善等感到上当受骗，遂率五百余人烧船登岸，沿舟山岑港险要地带设立栅垒坚守，邀集其他地区的海盗加盟，和明军摆开了战场。在围攻汪直余党的时候，由于对方的殊死抵抗，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人也毫无办法。
明军在战场上投入重兵，四面围攻，但是由于海上气象条件复杂，受到雾气、台风等恶劣环境的影响，使得明军陷入苦战。汪直余党凭高坚守，明军被迫采取仰攻。明军爬上山，试图攀过栅栏，很容易就被以逸待劳的海盗用乱箭长矛杀死，尸体遍布沟谷。因为作战不利，嘉靖皇帝下令夺了俞大猷总兵和戚继光参将的职务。
戚继光在实战中认识到，利用原有的卫所军队无法取得“大创尽歼”的战绩，于是产生了重新招募新军、单独练兵的想法。嘉靖三十八年（1559），他前往浙江的金华、义乌等地，从当地的矿工和农民中招募到四千多人，这些人都是世代苦力，又能严守军纪，而对于那些在街头打架斗殴的混混流氓则一个不要，他的募兵原则就是严字当头。对于新兵，他从零开始教习操练击刺之法，训练出古今闻名的“戚家军”。
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两书，都是以如何操练和研究阵法为主。事实上，戚继光治军，最讲究平时的训练和战场上的灵活运用。他根据南方多水田、不利驱驰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了“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将战船、火器、兵械巧妙配合，这样在和海盗的格斗厮杀中，获得了很大的优势。冷兵器作战，单打独斗的时候主要凭借勇力，而一旦十几个人能组成攻防有序的战斗团体，单兵作战的混乱厮杀就尽显劣势了。他们顾得上进攻就顾不上防御，伤亡既大，阵形又很容易被冲散。古人打仗，阵形的重要性超过了人数，哪一方的阵形先被冲散，哪一方必败，即便人再多也没有用。
戚继光抗倭塑像
《纪效新书》中记载，所谓鸳鸯阵就是：两名持盾牌佩腰刀的士兵，在最前面起防御作用。两名持狼筅的士兵各跟一个盾牌，以防盾牌人的后身。四名长枪兵各分管一个盾牌兵和狼筅兵。两名短兵殿后，在长枪兵受伤牺牲后能够及时杀上。以上十人是战斗员，队长和伙兵不是，但队长要突前指挥。鸳鸯阵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作战单位，由以上12人组成。它避免了单兵的各自为战，将进攻防御分成多个方面，分担完成，从而在对抗中，防御有梯队保护，进攻有层次 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作战单位的效能，用当时的话叫“长短相杂，刺卫兼合”。
戚继光使用“一头两翼一尾阵”，将整个参战部队分成四个部分：“一头”是最主要的进攻方；“两翼”是防御进攻敌人，进行侧翼保护；“一尾”是支援方，是参战部队的预备队，随时增援“一头”和“两翼”。
除演练阵法外，戚继光还注重单兵训练，因此对练武抓得很紧。在练武的同时，他还注重对军士果敢和士气方面的训练，把士兵训练得既有强壮武艺之身，又有同仇敌忾之心。只有这样的军队投入到战场后，才能士气高昂英勇杀敌。
戚继光训练军队可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他有整套的训练理论和方法，在作战条件瞬息万变的时候，又能不拘泥于阵形，真正做到了“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抗倭战争结束后，他调离浙江福建的沿海前线，前往北方的蓟门守边，戚家军也较其他军队，显示出卓越的纪律性和战斗力。“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
从政治立场上来说，俞大猷、戚继光都是坚定的海禁论支持者，这和他们承担的海防压力有关。在他们的眼中，凡是猖狂向明军进攻者都是被镇压的对象，至于对方为什么要和明军作战，他们并不需要剖析内在的根源。军人的使命就是服从命令。胡宗宪对海禁政策的理解，要比俞大猷、戚继光灵活得多，他兼署东南沿海的军政事务，在体会“市通则海寇转为海商、市禁则海商转为海寇”方面也深刻得多。如果嘉靖年间能像之后的隆庆、万历时期一样，罢弃了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胡宗宪在政坛上可能更活跃、更成熟、更有成就。然而由嘉靖时期的海禁政策所导致的倭患，却成就了俞大猷、戚继光等军事将领，他们可以在战场上大显身手。
胡宗宪虽然在内心中不赞成朝廷的政策，但是一旦开战，他又不是一味求和、懦弱无能的小人。即便在战场上，胡宗宪仍能表现出应有的风度，像儒帅一样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相比之下，他的政治靠山赵文华早就吓得两股战栗，不知所措了。所以胡宗宪和俞大猷、戚继光在对待倭寇问题上，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这种不同之处，除了表现在海禁问题上的认识差别外，还 表现在胡宗宪依附于严嵩、赵文华等奸臣，而俞大猷则光明磊落得多，戚继光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
《明史·戚继光传》拿他和俞大猷做对比，说戚继光“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这种评价似乎是说他治军方面的操行，其实不尽然，戚继光在寻求朝廷高层的提携方面，也像胡宗宪一样有自己的弱点，只不过不如胡宗宪那么明显和功利罢了。
俞大猷、戚继光抗倭图
俞大猷的抗倭活动，既要和外面的海盗交战，又受到内部权臣的诬陷，他的战绩是在长期内外夹攻的困境中取得，显得尤其可贵。嘉靖三十八年（1559）前，他多年在江南、浙江组织抗倭，先是配合张经取得了王江泾大捷，擒斩海盗两千人，但是功劳归了赵文华、胡宗宪。继而他又在陆泾坝大败倭寇，斩首千余，焚船三十余艘；后来又曾在南直隶的莺脰湖、马迹山、茶山、柘林等地与海盗交战，为明朝立下了卓越战功。但是在舟山岑港与汪直余党的作战中，他没有取得期望中的胜利，士兵多有杀伤，胡宗宪为了推卸自己屡讲空话大话所造成的失误，遂将过失下移。在言官多次弹劾下，俞大猷先被免官，随后被逮捕入 狱，如果不是两年后海盗们卷土重来，俞大猷也许会冤沉海底，不得翻身。
出狱后，俞大猷转战在赣南、闽东和粤东等地，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明史·俞大猷传》评价他说：俞大猷负有奇节，以古代的豪杰之士为榜样。他用兵打仗，先运筹帷幄然后交兵，不贪图眼前的利益。他以身许国，多年来身体力行，所以为国家立下了大功。他在福建的上司谭纶评价说：论节制精明，俞大猷不如我谭纶。论信赏必罚，他不如戚继光。论精悍驰骋，他又不如刘显。然而这几个方面都是枝梢末节，只有俞大猷堪当大任。事实的确如此，俞大猷在嘉靖年间的抗倭之战中，不但是统兵作战能征惯战的将才，还是独当一面可以委以重任的帅才。
戚继光抗倭图
相比而言，戚继光的抗倭活动声威更显赫。或许是戚继光对待上司较俞大猷人情练达，因此他在抗倭时期的军事活动少有掣肘，直到首辅张居正去世后，他因为与张居正交往过密，才被弹劾罢归，而这个时候大规模的抗倭活动早已结束。戚继光在训练好了戚家军后，正逢嘉靖四十年（1561）海盗进攻浙江的桃渚、圻头。他率军急忙赶到宁海，败敌于龙山，追击至雁门岭下。海盗逃遁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率军回旋，尽歼敌于瓜陵江。戚继光在连续出击作战的情况下，九战九捷，又有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在宁波、温州大破海盗的配合，这年基本上终结了在浙江的对倭作战。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战事转入福建。闽北宁德的横屿岛是海盗集团的大本营。由于道路艰险，四面皆水，官军守望了一年多都不敢进攻。戚继光被胡宗宪调至福建前线后，他制定了擒贼先擒王的战术：“人持草一束，填壕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戚继光乘胜至福清，打败了盘踞在牛田的海盗，其残部逃往兴化，戚家军紧追不舍，连克六十营，杀敌千余人。从此，福建的抗倭活动由被动转为主动。
为了彻底解决福建的倭患，俞大猷也被派遣到福建任总兵官，戚继光副之。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在福建巡抚谭纶的指挥下，戚继光、俞大猷和刘显三路大军进攻平海卫，戚继光捷足先登，斩敌二千二百人，取得最大战功，遂取代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戚继光又在福建仙游、同安、漳浦等地，连续击败剩余的海盗，至此福建的倭患也逐渐得到了平息。
嘉靖四十三年到四十四年（1565），时任广东总兵官的俞大猷会同副将汤克宽，在两广总督吴桂芳的支持下，先后击败海寇于海丰、南澳等地，擒斩殆尽，于是广东的倭患也基本结束。至此，全国境内的所谓“倭患”，对朝廷来说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最后，再说一下谭纶在抗倭战争中的活动和他对倭患的重新认识。胡宗宪被捕入狱后，谭纶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任福建巡抚，是俞大猷、戚继光等的顶头上司。倭患结束后，谭纶又担任蓟辽总督和兵部尚书。可以说在清除倭患的最后几年，是他率领着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人，取得了诸如平海卫大捷的战果。
鉴于多年战争所造成的福建海防战守虚弱，他不断地给朝廷上疏，逐条陈情长治久安之策。尤其是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他谈到了善后六事：1.议将；2.议兵；3.议食；4.宽海禁；5.增设县治；6.议处有司。尤其是宽海禁之策，谈到了历行海禁以来，近海渔民活动和福建、广东等地的贸易均被禁止，民贫而盗的现象愈加严重，因此应该实行放宽海禁之法。这是对朝廷错误政策导致海盗泛滥的委婉指责，也说明谭纶在对如何处理倭寇和着眼战后重建等问题上，的确有宽广的视野。
沿海开放和战争结束
谈论嘉靖抗“倭”，究竟主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分歧并不在于怎样叙述战争的过程，也不在于评价战斗的胜负，分歧主要在于这场战乱由何引发。即，到底是因为日本强盗嗜血抢掠，还是沿海边民极端抵抗国家的海禁政策？其实认识这个问题，可以从战争结束后的一些国情变化上进行分析判断。
先简单地看嘉靖末年倭患烟消云散的过程，来判断一下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那些假扮的倭寇、真正的日本人、依附的小民、抗倭的官军等各方力量，最后是一个如何的历史结局？他们在社会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命运？
中国沿海抵御倭寇的袭扰图
1561年，戚继光在浙东基本上平定了倭患。
1562年，明朝与倭寇的战争重心转入福建。
1563年，谭纶任福建巡抚，与戚继光等取得平海卫大捷。
1564年，戚继光又在闽东、闽南等地取得对倭寇作战的胜利。
1565年，俞大猷联合戚继光等，在广东南澳歼灭海盗吴平。广东战事基本结束。
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即位。
1567年，户部和兵部开始提议减少兵饷，理由之一是倭患已除。
隆庆元年六月，户部提交了一份奏文，说福建每年额征各种白银大约二十五万，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四十三年（1564），因倭乱而募集军队，将这笔钱留为兵饷。其后巡抚、巡按往往截留这笔钱。现在倭患既然不复存在，对军队 的供应也应该逐渐减少，因此这笔钱应该收回，不应该拿国家的常赋让个别地方浪费挥霍。
以上时间年表好像说明，在俞大猷、戚继光等所率明军的沉重打击下，倭患彻底被消灭。既然倭寇都没有了，国家也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养活大量的军队，因此要削减沿海军队人数。
那么，为什么日本海盗再也不敢前来骚扰中国沿海？这个问题很重要。
一个倾向是真倭的学者，在其专著《明代倭寇史略》中列出五大原因。这五大原因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一，嘉靖年间抗倭战争的胜利，使倭寇多数被歼，残余势力不敢轻易进攻中国，这是主要原因。第二，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利于新倭的产生。第三，嘉靖年间倭患严重还在于内部汉奸的勾引，汉奸被消灭后，到了隆庆和万历初年，汉奸基本上没有了。第四，隆庆和万历初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张居正力图扭转嘉靖年间政治腐败、边防废弛和民穷财尽的局面，因此也不存在小民依附汉奸和倭寇的情况。第五，明朝海防力量的增强，使倭寇难逞其狼贪之志。
现代人罗列学术观点，总喜欢面面俱到，缺一不可。可惜，在分析的时候，并非所有的观点都是对事实的准确阐述，一些观点存在着很大的误判，因此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例如第四条说，嘉靖时期的奸相严嵩垮台，使明朝的黑暗政治有了转机，继严嵩之后的内阁首辅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都是有才干的政治家，特别是张居正在隆庆六年任首辅之后力主改革，政治清明、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这是倭寇势力削弱的一大原因。且不说户部的那份奏文已经表明，在隆庆初年就有了倭寇大量减少的现象，就算说到张居正改革，那也是在十多年后才发生的事情。如何能用后面历史所发生的事实，来解释成之前历史变化的根由呢？
而且，为了说明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严重，就将嘉靖年间的政治经济状况涂抹得一团漆黑，到了隆庆、万历年间，又变成一片光明。既然嘉靖年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民不聊生，那明朝抗倭作战应该一败再败才对。如何产生了戚继光、俞大猷等众多的抗倭名将，能在一系列的大捷中将倭寇一举清除呢？如果 嘉靖皇帝稍微有些政策眼光，还会自我表扬的话，他能不能宣布这一系列对外战争的重大胜利，是嘉靖年间政治中兴、官吏廉洁、王朝崛起的一个标志呢？历史并不是一个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来。
再如，说到明朝海防力量在增强，上面那份隆庆初年的户部奏疏，已经表明要减少抗倭的兵饷，兵部附议的时候，也表明要进一步减少抗倭的兵饷和水陆军的兵源，这一切都是在隆庆之初作出的决定。而且谭纶、戚继光等人很快就被调离福建前线。谭纶北上为蓟辽保定总督，戚继光为总理兼蓟镇总兵官。在这样短短一两年内，就突然从东南沿海大量撤兵、裁员、派将，能说是在加强明朝的海防吗？这只能说明在隆庆初年，朝廷已经认为倭患不那么严重和可怕，所以才能作出上述决定。同时，一进入隆庆时代就能明显感受到倭患的减少，并不是一个逐步下降、逐年减少的缓慢过程。当然，在隆庆、万历时期，少量倭寇也曾在沿海各地出现，但就对抗的强度和爆发的规模来说，与嘉靖年间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再说说倭寇的成分问题。嘉靖倭患，如果没有真正的日本人则不能称其为倭患。在上述五大结论中，曾指出勾引日本人的汉奸减少了，被消灭了，这也是倭患不那么猖獗的一个原因。而且该书还自我举例说，自从汪直被处死之后（1559），勾引倭寇的汉奸头目已所剩无几，他们与倭寇的结合也不像汪直等人那么紧密。该书这样认为，大概是想认定进入1560年代后，戚继光等打击的都是真正的日本海盗。既然汪直之后，所谓“汉奸”已经所剩无几，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赫赫战功，几乎都是在1560年代取得的，那么这些日本真倭又是谁勾引来的呢？一方面说倭患产生是由于有汉奸的勾引，另一方面又说，失去了汉奸的勾引，日本人入侵中国已经不大猖獗。那么，在汪直事件之后才显露英雄本色的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击杀的倭寇，到底有没有汉奸的勾引？连这个问题都解释得随心所欲，是不是太不严肃了呢？
再看在1560年代的日本列岛上，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件，导致日本强盗突然不来侵扰中国？按照这本书的分析，嘉靖年间倭患猖獗是因为日本处在各大名纷争的战国时期，而隆庆、万历年间，日本社会逐渐趋于统一。1560年，织田信长击败今川氏，开始了征服天下的第一步。（这个时候也是戚继光等人开始如火如荼抗倭之时。）1568年，织田氏进军京都，1570年，掌握了幕府的实权。（这 个时候，中国的抗倭活动已经平息。）1570年至1582年，织田氏通过一系列战争逐渐消灭了各地大名，几乎将半个日本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在一次偶发的叛乱中丧命。1583年，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氏的地位。1590年，丰臣氏最终完成了统一国家的大业。该书进一步肯定说，特别是丰臣秀吉实行的禁戡海盗活动，更不利于倭寇的产生。难道丰臣氏在十六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国策，能够影响到十六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沿海安全吗？
事实上，进入隆庆之后，倭患问题突然消解，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明朝政府前几年的大力征伐，使海上武装集团受到严重损失；二是隆庆元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许中国商人贩货于东西二洋。而东洋就是指吕宋、苏禄等国，西洋就是指交趾、占城、暹罗等国。海外市场突然变得开阔，既然能够正常做生意，又有哪个商帮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政府较量呢？相反，如果连生存的活路都被政府的政策堵死，那么除了和政府较量，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战争就像锋利的双刃剑，在砍杀对方的时候，通常也伤害到自己的安危和利益。一个国家在制订和执行坏的政策时，何尝不是如此。当历史在对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充满敬仰的时候，这只是对作战指挥艺术的欣喜，对军人的崇敬，却没能对引发战争的原因进行反思。
明朝原本希望通过海禁政策，来预防日本“争贡”事件以来的一切侵扰，但推行的结果，却使得海上贸易集团因商道受阻无法谋生，于是铤而走险，转而为盗。沿海的渔民小贩因为无法取食于大海，许多也投身海商武装集团。所以到了嘉靖中期，出现了海禁越严，倭寇越多的乱局。
嘉靖后期，倭患虽然在戚继光、俞大猷等忠勇将领的弹压之下被暂时扑灭，但通过十多年的倭寇骚乱，也使明朝政府的许多官吏认识到，海禁政策既不能在经济上限制私人参加海上贸易，又不能在军事上防患于未然。嘉靖皇帝去世后，比较有远见的人士极力主张开放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在迎来海上贸易繁荣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那些艨艟巨舰蔽海而来的倭寇，就自然化解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而这一切，单纯靠战争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