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驾马车（辅政体系的崩溃）

五驾马车简介

五驾马车：南朝宋孝武帝的五位顾命大臣，大明八年（464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南朝刘宋政权的第四位皇帝——三十五岁的孝武帝刘骏驾崩，年仅十六岁的太子刘子业继位。孝武帝生前为刘子业安排好的五位顾命大臣及辅政体系。只是短短三个月后，五驾马车体系就在政斗、清洗和政变中崩溃了。

五驾马车·历史词解——

大明（宋孝武帝年号）八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公元464年7月12日），南朝刘宋政权的第四位皇帝——三十五岁的孝武帝刘骏在玉烛殿驾崩。当天，年方十六岁的太子刘子业继位，成为该王朝有史以来第二位从储君位置合法入承大统的皇帝，史称前废帝。不过，顺利继位并不意味着一个良好的开局，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烂摊子。

《历代古人像赞》中的前废帝刘子业肖像。

刘宋政权的内忧首先来自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元嘉末年与北魏之间的两次大规模战争，以及孝武帝与宗室间的三次战争，还有各种灾害的影响，南方的社会生产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宋文帝元嘉之治的辉煌渐趋暗淡。如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固执己见发动北伐。当时，距前一次北伐惨败不满两年，被北魏侵略的南兖、兖、徐、豫、青、冀六州之地“居业未能，仍值灾涝，饥困荐臻”。在这种情况下，宋文帝动员兖、徐、青、冀等州力量再次北伐，却又一次“死败涂地”，大伤元气。又如大明三年（459年），孝武帝平定亲弟弟竟陵王刘诞的叛乱，攻克广陵城后，诛杀城内全部男丁五千余，妇女赏给士兵。一座数年之前已经“井径灭兮丘陇残” ，如今刚恢复些生气的广陵城又横遭灭顶之灾。而自然灾害更是层出不穷。以孝武帝大明年间为例，根据《宋书》的记载，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四年有水灾，两年有旱灾，两年有疫病流行，两年有地震，一年有雪灾，一年有风灾。其中大明七年、大明八年的大旱灾，几乎覆盖了整个东方地区，导致“甚者米一升数百……饿死者十有六七”。朝廷不得不允许民户用杂物抵田租，并给予贩卖米粟至东方的商旅以免税优待，还允许他们自行武装押运。

同时，世家大族和地方豪门兼并土地，占山固泽，隐匿民户。他们养肥了自身，却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严重动摇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大明二年（458年），孝武帝在诏书中坦承“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没无敛槥，朕甚伤之”。其中，值得一说的是占山固泽。元嘉三十年（453年），孝武帝登基后下诏宣布“其江海田池公家规固者，详所开弛。贵戚竞利，悉皆禁绝”，即允许百姓自由进山樵猎，入湖捕捞，不准私人侵占牟利。但是，这一法令遭到士族高门和地方豪强的抵制。到大明七年（463年），孝武帝不得不承认“前诏江海田池，与民共利。历岁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的现实，再次严旨“有司严加检纠，申明旧制”。当然，这样的严旨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朝廷还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对此，田余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经历了百余年的东晋门阀政治之后，“南朝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纠纷”。就孝武帝时代而言，他为了加强和巩固皇权，从政治和经济各方面削弱宗室、士族及地方豪强，采取了诸多强硬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与宗室、官僚之间那本就菲薄的信任度，进一步恶化，相互猜忌和防备达到空前的高度。甚至孝武帝本人不得不采取奇特的斗争方式——他到了晚上就喝很多酒，早晨起来梳洗完毕，又喝数斗佳酿，装作沉醉不醒的样子靠着书几昏睡。一旦有人奏事，他却立即恢复正常严肃的面容，就像没喝过酒一般处理事务。孝武帝用这种让臣子捉摸不透的办法，在表面上着实达到了让朝廷内外畏服，不敢偷懒和糊弄天子的目的，但这是一种相当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状态。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放眼境外，对刘宋政权威胁最大的就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尽管北魏太武帝死后，国家一度陷入内部权力斗争，扩张的触手也接近极限，暂时偃旗息鼓，但是魏宋双方矛盾依然尖锐，实力尚存的北魏令宋人忌惮。大明二年（北魏太安四年），因为刘宋在边境的筑城活动，曾导致北魏军队迭次入侵兖州、青州一带。

五驾马车

面对以上窘困局面，孝武帝是不能安心地闭上双眼的。虽然继承大统的刘子业并非孝武帝最喜欢的儿子，但是为了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江山的千秋永固、血统的长久延续，他仍然需要精心设计死后的政治格局。他为刘子业挑选了五位大臣，组成一个顾命集团，并设置了复杂的相互掣肘机制。按照他的遗诏，“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入住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可为总统。尚书中事委颜师伯。外监所统委王玄谟”。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义恭，即江夏王刘义恭。他是刘宋朝开国皇帝刘裕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刘裕直系后代中还活着的辈分最高的人。作为顾命中唯一的皇族成员，代表着皇族权益。据史载，他对孝武帝“乃卑辞曲意，尽礼祗奉，且便辩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他不仅“屡迁第宅”，还挥霍无度，以至于就算朝廷“资供丰厚”，仍然“用常不足”。而且，他“与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终”，“左右亲幸者，一日乞与，或至一二百万；小有忤意，辄追夺之”，“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民有通辞求钱者，辄题后作‘原’字”。刘义恭这种对上恭顺，生活奢靡无政治野心，还不善交际与邀买人心的低劣品质 ，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却是值得信任的条件。再加上刘义恭在宗亲之中辈分最高，因此以“太宰、中书监、领太尉”的身份成为顾命集团首席，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由他过问处理。当然仔细分析他的职务，实权有限。太宰、太尉实为荣誉官职，尤其百官之首的太宰，只反映出其尊贵身份而已。解除尚书令改任中书监，是从掌管行政事务的尚书台一把手调到掌管诏敕颁布的中书省任二把手，不过由于当时一把手中书令刘子鸾是个年仅九岁的孩童，因此他就是中书省实际上的首脑。这看起来只是更换了他主管的业务，但自南朝起，中书省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从寒族中选任的中书通事舍人逐渐夺取了出制诏敕的权力，中书令、监、侍郎权力减轻，甚至成为清贵的官职而已。所以，刘义恭的权力实际比之原来反而稍有缩减。

柳元景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他出身雍州豪族，长期在刘义恭幕府为职，因刘义恭的安排获得展示能力的机会，并以军功获得晋身台阶。孝武帝在世时，柳元景已经当上了侍中、骠骑将军、领军将军、雍州大中正。除了骠骑将军是军号，标明位阶的高低，非职官外，侍中之职使他获得了出入宫禁，陪伴皇上左右的权力；领军将军之职使他掌握了禁卫军权和全国部分军权；本州大中正则使他掌握了雍州品评和察举官员之权。当时，他的个人权力一度达到顶峰，出现了“时柳元景宗强，群从皆为雍部二千石”的现象。他的宗族、旧部不仅谋取了官职，还利用雍州侨置制度，隐匿了大量户口，从中获取实利。于是，孝武帝与柳氏的矛盾开始滋生与加深。自孝建元年（454年）平叛之后，柳元景始终被羁縻在京师，没有一次出征的机会，全由比他年迈二十岁的沈庆之带兵。他甚至用种菜不求利来韬光养晦。大明二年，孝武帝曾安排王玄谟去雍州实施土断，取消没有实地的侨置郡县，整理户籍，将不用承担调役的侨户和豪强隐匿的民户转为国家正式户口，收取田租，征发调役。但这一旨在富国的行动导致雍州豪强不满。柳元景的弟弟柳僧景只是荆州的一个郡守，竟然借兄长的威势命令雍州内各郡起兵，攻击雍州一把手雍州刺史王玄谟，并栽赃后者造反。最终事态在双方妥协下平息，柳元景获得了“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的面子安抚，但改任尚书令，从掌握禁卫权的领军将军改成行政执行机构尚书台的长官，被剥夺了军权，甚至还可能导致了长子柳庆宗被赐死 。孝武帝则取消了土断，调回王玄谟。到孝武帝病逝前，柳元景担任的职务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虽然侍中可以进出禁中，但从遗诏中可以看出，柳元景住在城外，而且一定是被限制在城外，否则没必要强调要他入住城内。此外，骠骑大将军是荣誉职务，而未授节加督的刺史并不具备领兵的权力，让他留卫京师，没有打发去南兖州上任，更等于是剥夺了他所剩无几的实权。那为什么他还能进入顾命大臣的行列呢？孝武帝在有生之年并没有有效削弱强大的雍州柳氏集团，既然无法把一根剔干净木刺的木棍交到儿子手上，那么只能选择将其纳入政治体系，让他们参与政治决策，分享政治权益，以保证暂时稳住该集团，让儿子有充分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柳元景成为顾命既是当时形势促成，也是孝武帝无奈的主动决策。尽管如此，孝武帝为这个决定加了三道保险，也就是五驾马车的另外三个人：沈庆之、颜师伯、王玄谟。

安徽寿县出土的青釉贴花罐，图片来自《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二级品》第56页。

与柳元景一样，沈庆之也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是吴兴沈氏集团。吴兴沈氏是刘宋朝开国功臣，沈渊子、沈田子、沈林子三兄弟即为其中闻名者。沈庆之本人是武将出身，曾在晋末宋初与元嘉年间，到雍州参与镇压蛮族起义，屡立战功。他的军事才能受到宋武帝的舅舅赵伦之的欣赏、名将檀道济的推荐；他的政治敏锐性则在宋文帝诛杀刘湛一事时得到体现。平蛮期间，他任职孝武帝的幕府，而柳元景、王玄谟等都曾在他的麾下受其指挥。因此他跟荆雍豪族没有实际利益的瓜葛，而又对其有统御制约的能力，沈氏集团自身又具备与柳氏集团的抗衡力，这些正是孝武帝看重的。其后每遇内乱，他都果断地站在孝武帝一边，平乱后又急流勇退，在政治可靠性上获足够加分。在遗诏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孝武帝对他的信任达到了极点——军国大事没有沈庆之的参与，不可决定，还把军事统帅权交给他来控制，使他成为顾命集团中权力最高的人。

除了沈庆之，另外两人也拥有实际权力。先来说颜师伯。在遗诏中，柳元景领尚书令，应该是尚书台的最高长官。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尚书中事即尚书台的事务居然不是由他管，而是交给了尚书台的第三把手尚书右仆射颜师伯，这等于把柳元景给架空了。那么颜师伯是如何获得这样的信任呢？他早在孝武帝出镇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时，就因为“善于附会”而“大被知遇”。此人的逢迎功夫有一事可看出。孝武帝做皇帝后，一次与颜师伯赌博，孝武帝扔了个难得的“雉”，以为可以赢了，颜师伯却掷出一个更大的“卢”，他看到孝武帝脸色不好看，立即出手打乱骰子，说“哎呀呀，差点扔个卢”，当天输给皇帝百万钱之多。在孝武帝讨伐那个弑父兄长刘劭并夺取皇位的行动中，颜师伯也积极谋划，并获取了更大的信任。接着，他在大明二年参与了击退入侵的北魏军队的军事行动，大明三年支持孝武帝平定竟陵王叛乱，因此得以进京，管理官员的选拔。根据记载，他当时“亲幸隆密，群臣莫二……专情独断，奏无不可……居权日久，天下辐辏，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纳货贿，家产丰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为衣冠所嫉”。因此，他顺利成为顾命大臣，并且真正控制尚书台的事务。

至于王玄谟，他是北方来的士族，是孝武帝的心腹之臣，曾在雍州土断中充当先锋，直接与柳氏集团正面冲突。他并非以出色的军功捞取政治资本，而是以无能和苛刻闻名军内。但是这些在军事角度来看糟糕透顶的品质，从帝王权术角度看却是难能可贵的东西：无大军功则好驾驭，不会恃功傲主；无军事才能则不用担心他会反叛；苛刻使他与人关系不善，则不会结党与皇权对抗。同时，王玄谟背后也有一个强大的地方集团。他的家族中，王玄象、王玄载、王文和等都是地方官员，在北方青州、徐州一带势力雄厚。王玄谟在大明年间出任徐州刺史时，“时北土饥馑，乃散私谷十万斛、牛千头以振之”，可见其家族的经济实力，而这也是一种政治资本。至于遗诏内的外监说法，根据张金龙先生的推理即是制局监，负责宫殿禁卫兵力的部署，皇帝出行时警卫部队的调派、督察，与征兵兴役有关事务的处理。也就是说，王玄谟以领军将军的身份和掌握外监的授权，真正掌握了整个宫廷的禁卫权和军政事务。

分化组合

根据前述情况，五人顾命集团看似布局精巧，各负职责，但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隐患。首先，这些人选并非考虑其政治素养和行政管理才能，单纯从政治背景、集团力量和亲密程度做判断，因此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在应对复杂局面时就显得力不从心。而五人之中最具政治头脑的沈庆之已老迈不堪。

其次，其组织结构存在致命缺陷。在五人集团中，最受尊崇的两位有名无实，其余三位才是朝政和决策的真正掌控者。另外，这三人手中的行政决策权和军权实际也被别人分割。沈庆之握有大事参决权，而行政事务的处置权力则掌握在颜师伯手里。军队的管理和宫城的禁卫权由王玄谟控制，但是军队征伐权却在沈庆之手里。这样复杂的权力制衡，可见孝武帝煞费苦心。但是，这样分配权力的后果却是没有一个集中的核心，导致了“时朝政多门”的局面。这种情况必然导致顾命集团内部的分化和重新组合。

清代《江苏王氏三沙全谱》中的王玄谟像，为避康熙玄烨讳而改元谟，图片来自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清代《安徽休宁戴氏宗谱》中绘的戴法兴像，图片来自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果然，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前述两层隐患发生了总爆发。我们先来讲顾命集团内的分化组合。这个问题的阐述无法回避一个群体——寒族新贵集团。先前提到，孝武帝为了对抗士族门阀，维护皇权，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引入寒族出身者出任中书通事舍人，掌管中书机要事务，并且遇事多与寒族之人商议决策，绕开士族掌握的行政系统。这些寒族之人依赖皇权飞黄腾达，形成了新的权贵集团。这里面比较出名的有三人——戴法兴、巢尚之和戴明宝。戴法兴和戴明宝并非亲戚，前者出身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柯桥区一带），后者出身南东海郡丹徒县（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在孝武帝还是藩王时，两人就同为他的心腹侍从，都曾参与他起兵反抗兄长刘劭的密谋，因此“专管内务，权重当时”。后来，他们之中又增添了一个出身鲁郡（今山东省曲阜市）的巢尚之，他因涉猎文史和反应机敏受到赏识。三人深受孝武帝的信任与倚重，负责东宫事务的戴法兴与任中书通事舍人的巢尚之竟能参与官员选拔、授职、升迁、调职、诛杀、封赏之类大事的决策，而细杂事务交给戴明宝。他们借此机会“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前文已述，孝武帝时代官员选拔是颜师伯的职业领域。戴法兴、巢尚之能与颜师伯在同一件事上达到一样的效果，正说明这三人早已沆瀣一气，荣损与共了。此外，因为孝武帝驭下以严，遇到事情动辄追责加罪，所以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等官员得依赖巢尚之等人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这就形成了事务与心理的双重依赖。当孝武帝驾崩之后，戴法兴、巢尚之失去了可供倚靠的皇权，一方面必然要利用手中残余的权力重新与政治强者结合，确保自己的权力；一方面旧有的依赖和合作关系也会适当延续。至于戴明宝则会在后文另行交代。

既然存在寒族新贵与顾命强权集团利益结合的基础，又有戴法兴、巢尚之这个黏合剂，顾命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就聚合到一起了。在孝武帝时代不敢私相往来的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等人，居然在孝武帝驾崩后相互欢庆“今日始免横死”，还“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可见刘、柳、颜等人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了。虽然《宋书·戴法兴传》记载，在刘子业继位前后，“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宋书·刘义恭传》记载，刘义恭“承事近臣戴法兴等，常若不及”；《南史·刘义恭传》记载，“（刘义恭）受遗辅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归近习。越骑校尉戴法兴、中书舍人巢尚之专制朝权，威行近远”，但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肤浅的描述。真相就是戴法兴、巢尚之作为利益共同体中出面办事的一员，负责具体操作和执行罢了。

对此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就在孝武帝驾崩四天之后，新继位的刘子业下诏，宣布了一个诡异的决定：“太宰江夏王义恭……可录尚书事……侍中、骠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巴东郡开国公、新除尚书令元景……可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一依旧准。”为什么说这事诡异？其一，录尚书事是总管朝廷行政事务的职位，如果孝武帝真有意让刘义恭担任，大可在遗诏中直接授予，不必含糊其辞“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其二，柳元景在大明七年正月早就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何以重复？毫无疑问，这份诏书出自戴法兴、巢尚之之手，使被遗诏解除实际行政管理权的刘义恭重新获得超乎寻常的权力，使很可能已经被孝武帝削夺开府仪同三司的柳元景重新扩府置佐，掌握部分军队。这些都是大大有利于刘柳颜集团的。

组合的同时，自然就伴随着分化。因为前文所述雍州土断的矛盾，柳元景和王玄谟相互仇视，而沈庆之一向与刘义恭关系恶劣。此前，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军队南下时，在彭城的北伐军总统帅刘义恭开始慌乱不堪，准备逃跑。后来他听说北魏太武帝亲自到了彭城附近，竟然只给了沈庆之三千人，却要他去攻击太武帝的大营，这让沈庆之十分鄙视和记恨。孝武帝孝建三年，关于铸钱问题，刘义恭更是针对沈庆之的观点大加批驳。于是沈刘二人积怨很深。但敌人的敌人是不是朋友呢？未必。沈庆之与王玄谟之间的关系也好不到哪去，沈不大看得起王，所以原来的五人顾命集团就成为刘柳颜集团与落单的沈、王三方角逐。这样的权力争斗，通常围绕关键位置展开，而遭到排斥的一般是实力偏弱的一方，顾命集团的内斗并不能打破这个框框。在三方中，王玄谟所掌控的军权和禁卫权是最为人垂涎的，也是各方首先争夺的焦点。既然他跟双方都不好相处，那么也容易遭到共同排斥。同时，王玄谟也是三方势力中最弱的一系，他的实力一是来源于孝武帝的信任，一是来源于青州、徐州的地方势力。如今孝武帝已经病故，他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而青州、徐州地方势力不如雍州柳、吴兴沈势力强大，在朝廷中处境相对孤立。于是，在大明八年八月初一日（464年9月17日），孝武帝驾崩尚不满三个月，王玄谟就被解除了领军将军职务，赶出朝廷，去北方边境担任青、冀二州刺史。《宋书》记载王玄谟是因为“严直不容”而离开，这只是表象，其实他不过是顾命集团内斗的第一个失败者而已。当然，暂时的失败并不意味结局已定，残酷的政治斗争还要看谁笑到最后。

其实就当时的政局而言，主要矛盾是顾命集团与皇权的矛盾。顾命大臣制度只是临时过渡的措施，必然要回归正常的政治秩序。问题在于，怎样处理好过渡时期与皇权的关系，以及选择合适的时机奉还皇权。

面对这种情况，缺乏政治远见和干才的刘柳颜集团却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大明八年六月初四日（464年7月23日），他们自以为朝政在握，竟然一股脑儿地将孝武帝登基以来变革的制度全部废除，恢复文帝元嘉时期的状态。当时，距离他们掌握辅政权力仅有十一天。这个举措不仅得罪了孝武帝变革的受益群体，更直接得罪了新皇帝。尽管刘子业跟父亲孝武帝的关系并不好，在父皇的追悼仪式上也丝毫没有悲伤的情绪，还在太庙批判父皇好色，并企图破坏孝武帝的景宁陵。但从心理上讲，毕竟疏不间亲。依刘子业的目光所见，父皇纵然有诸多不是，也轮不到你们这些外人在这个时候来教训他，你们这样做看似给父皇纠偏，实质却是联合起来欺凌我这个新君罢了。

同时，已获得空前权力的刘柳颜集团还不知收敛地盲目扩大自身权力、巩固自身利益。比如前文所述刘义恭获得录尚书事之职。他曾在宋文帝和孝武帝时代两度出任此职，但第一次仅依照宋文帝的意思行事，第二次也只是降低规格的“录尚书六条事”（尚书省的部分事务），并且很快在孝武帝的示意下主动提出废除录尚书事制度，都未尽得权力之实。唯独这一次，刘义恭在毫无强势皇权压力下掌握录尚书事一年多。 类似的还有，如在五月至七月间的某一天，摆摆样子的幼童中书令刘子鸾改任他职，中书省内没有了能制约刘义恭与巢尚之的力量，即使哪怕是形式上的制约。

如果说第一件事还有延续孝武帝遗诏精神，是将“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化为实际职权的借口，第二件事也有打击刘子业所痛恨的刘子鸾势力，尚能被刘子业接受，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件事就是赤裸裸地肆无忌惮了。九月初七日（10月23日），七十多岁的尚书台二把手、尚书左仆射刘遵考被任命为特进、右光禄大夫，这些都是尊崇和养老的官位，也就是说，他被礼送出了尚书台，这里完全成为刘、柳、颜三人的一言堂。这还不算完，十二月二十五日（465年2月6日），颜师伯又将空缺的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合并，称尚书仆射，自己出任此职。通过这一合并，他不仅能更如意地掌控尚书台，还侵吞左仆射直接掌管的殿中曹，对宫殿警卫事务有了一定话语权。永光元年（465年）二月，他们又通过中书省发诏赐沈庆之执仗、三望车，增设随从，企图以虚有其表的优崇拉拢沈氏集团。虽然这是减少顾命集团内耗之举，但却是皇帝视角所不愿意看见的情形。前述种种，加上王玄谟的外放，使新皇帝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南京市大行宫科巷西口附近出土的莲花纹瓦当，出土地大约在刘宋建康宫城东墙附近位置。图片来自《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彩版第5页。

刘宋景和年间（宋废帝年号，公元465年）铸的二铢钱，直径18.7毫米，重1.3克。图片来自文物出版社《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选》第78页。

更为不智的是，随着权力的巩固，他们直接对少年天子表现出不尊重的态度。比如，戴法兴大概是多年担任东宫属官形成的习惯，对刘子业指手画脚，还威胁说：“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耶？”营阳即宋少帝，也是少年天子，因为与开国皇帝刘裕留下的顾命集团关系不睦，而遭到顾命集团合力废黜惨死。这话拿刘子业比宋少帝，意思是如果你不听话，我们也要像废黜宋少帝那样废黜你。这对于刘子业来说是直接的恐吓和莫大的刺激。本该全力协助引导皇帝管理国家的顾命大臣们竟然站到了皇权的对立面，双方的矛盾彻底尖锐化了。

血腥政斗

高坐在龙座上的刘子业不是个懦弱的君主，他不容许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他要像他父亲那样维护皇权政治，所有阻碍他的势力都必须被清除，只是他需要等待时机。在准备阶段，他应该还借助了戴明宝的力量 。这位孝武帝时代权倾一时的红人，在孝武帝驾崩后失去了倚靠。戴法兴、巢尚之与新势力结合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却遭到忽视，跌落到政治生涯的低谷。这种现实境遇和心理落差很可能导致他重新寻求政治靠山，并怨恨戴法兴等人，也就成为值得刘子业拉拢的力量。到永光元年八月初一日（465年9月6日），完成准备工作的刘子业终于出手了。他借着他宠信的宦官华愿儿的汇报，先免了戴法兴的官职，又将其发配远郡，再将其赐死。第二天，刘子业还焚烧了戴法兴的棺材，并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同时，他还将其同党巢尚之逮捕，不过后来仅免除其中书通事舍人之职，让他继续为自己效力 。又过了八天，完全控制了中书诏敕之权的刘子业罢免了颜师伯的丹阳尹之职，并让他从尚书仆射改任尚书左仆射，让另一名官员出任尚书右仆射。这是削夺颜师伯权力之举。

面对少年天子咄咄逼人的攻势，刘柳颜诸人感到恐惧不安。他们为求生路，仓促考虑和密谋废立之事。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病急乱投医，居然找沈庆之探口风。这大概是柳元景的意思，因为他是三人中唯一可能与沈关系良好的人。沈庆之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权力已臻顶峰，就算参与其中也得不到更多政治利益，而且让刘义恭做皇帝自己的下场可想而知，所以还不如主动告发。其实沈庆之很早就表现出对刘柳颜诸人的不合作了。之前刘柳颜集团曾借刘子业的名义，赏赐了沈庆之三望车，并允许其配置更多的随从。但沈庆之每次去朝廷，仍然只坐猪鼻无幰（xiǎn）车，带三五个随从。总之，有了沈氏集团和禁卫系统中拥护自己的势力支持，刘子业决定趁对手尚未决定之机，先发制人。八月十三日（9月18日），刘子业率宫禁部队出击，刘义恭与他的四个儿子，柳元景与在建康、襄阳的子侄宗亲数十人，颜师伯与六个儿子都被诛杀。其中，刘义恭更是遭到虐杀，四肢都被砍断，肚子被剖开，眼睛也被挑出来浸在蜜糖里，称为鬼目粽——这很可能就是广陵城屠杀执行者宗越的杰作，是他将那场屠杀变成了大虐杀。

展现戴法兴在孝武帝时代权倾一时，反对使用祖冲之研究的新历法的场景。出自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历史名人故事·祖冲之》。

今人草绘，表现孝武帝让巫婆施法，使自己得见亡故的殷贵妃（刘子鸾的生母）。图片来自文物出版社《六朝石刻话风流》第61页。

一场腥风血雨之后，建康城恢复了暂时的宁静。部分被废除的制度与工程得以恢复，朝堂之上亦有所调动。沈庆之荣升太尉，其长子沈文叔由门下省的黄门侍郎升任侍中——这是对沈氏集团忠诚的奖励；王玄谟又从青、冀二州刺史任上调回京城，继续担任领军将军之职；刘子业信任的同母弟刘子尚出任尚书令。现在，刘柳颜集团已不复存在，沈、王虽然依旧，但顾命集团的体系已经土崩瓦解，王玄谟所有私兵也被刘子业以各种理由尽数收编，两人徒有顾命之名，无顾命之实了。

对刘宋政权来说，顾命集团的瓦解是必然，人们也该庆幸朝廷政治又恢复了正轨，只要皇帝是位充分历练的政治家，或许政权就能逐渐走向稳定。然而不幸的是，掌握帝国命脉的偏偏是位年轻天子，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他还不是普通人，重重政治风雨带给他的更多是创痛和梦魇。

当年宋文帝被自己的太子刘劭弑杀，刘子业的父亲孝武帝起兵反对刘劭，留在建康的刘子业被刘劭当人质抓起来，几次准备杀掉。虽然年仅五岁的刘子业幸运地活下来了，但几度在生死线上徘徊，给他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刻的烙印，形成挥之不去的阴影。按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刘子业的经历使他形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但此后刘子业没得到良好的抚慰和健康的疏导。首先，孝武帝期望他能尽快承担起政治责任，对他经常指责批评，还通过戴法兴监督东宫，使之长久感到处于父权压抑之下；其次，孝武帝宠爱殷贵妃和小儿子刘子鸾，使他感觉丧失父爱；这两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型障碍。于是，严重的童年PTSD导致其持续的边缘型人格障碍 。他相当缺乏安全感，欠缺与人建立正常情感与信任的能力，宫廷政治的压力让他焦虑和抑郁，一旦找到突破口就以极端暴力的形式宣泄出来。就这样，顾命集团的铁笼烟消云散后，释放出的是一头嗜血的皇权猛兽，要把他怀疑的、痛恨的一切都吞灭。

因古人记述资料稀少，我们很难简单给刘子业确诊，但将《宋书》内有关记载对照《创伤心理学》（主编施琪嘉，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来自美国DSM-IV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我们会发现“帝幼而狷急，在东宫每为世祖所责。世祖西巡，子业启参承起居，书迹不谨，上诘让之。子业启事陈谢，上又答曰：‘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闻汝素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顽固乃尔邪！’初践阼，受玺绂，悖然无哀容……初太后疾笃，遣呼帝。帝曰：‘病人间多鬼，可畏，那可往’”，符合“长期回避与该创伤相关的刺激、普通反应性的麻木”，“障碍引起具有临床意义的苦恼或者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的损害”两点，以及“持续存在醒觉性增高的症状（创伤前未出现）”中的“易激惹或暴怒”，“症状持续超过1个月”。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该书。

郭湖生先生绘制的六朝建康宫城内部布局图，出自《六朝都城》（卢海鸣著，南京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79页。《宋书·前废帝纪》：“三十年，世祖入伐元凶，被囚侍中下省，将见害者数矣，卒得无恙。世祖践祚，立为皇太子。始未之东宫，中庶子、二率并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东宫。”刘子业成为太子后入住永福省，距离他拘禁受难的门下下省（即侍中下省）很近，不利于他PTSD的缓解。

首先遭殃的是孝武帝的爱子、刘子业的亲弟弟刘子鸾及其周边人。这位年仅十岁的王爷，仅仅因为曾独占父亲的宠爱，而遭到刘子业的嫉恨，被废为庶人。为了宣泄怨恨，刘子业还掘了他母亲殷贵妃的墓，拆了孝武帝为悼念殷贵妃而建在墓附近的新安寺，并将为殷贵妃写祭文的才子、吏部尚书谢庄拘捕下狱。这天是景和元年九月初四日（465年10月10日，刘子业在诛杀刘柳颜集团成员的当天宣布改元景和），距离刘柳颜集团被清洗只有三十四天。短短七天后，刘子鸾和年仅六岁的同母弟弟刘子师、年龄不详的同母妹妹一起被残忍赐死。

接着，在九月十九日（10月25日），刘子业又亲征自己的叔叔义阳王刘昶，后者此时正担任徐州刺史而身在彭城。刘昶与刘柳颜集团亲善，共同欢宴无度，并曾为孝武帝时代谋反的竟陵王刘诞讨情。这是刘子业所无法容忍的。尽管是御驾亲征，刘子业还是遵从遗诏，安排沈庆之作为统帅。刘昶惊慌失措，扔下母亲与妻儿，只身与一名爱妾逃奔北魏。十月二十日（11月23日），义阳王师王偃的儿子、刘子业的亲姑父东阳太守王藻很可能受此事牵连而下狱蒙难。

同时，打击面又扩大到刘子业的其他叔王（即孝武帝的弟弟们）。由于担心诸叔王对自己不利，刘子业把这些叔王聚集到京城，严加控制，甚至多次恐吓凌虐。然而当时朝廷内反对的声音很大，诸如沈庆之、王玄谟也屡屡谏诤。叔王中多智者，如建安王刘休仁，也以各种方式讨好，暂时保全性命。当然，在这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中，宗室诸王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以极秘密的方式筹划着政变。十一月初三日（12月6日），刘子业的姑父，亦是他的舅舅，宁朔将军何迈参与谋反事泄，下狱而死。何迈的后台极有可能就是生命屡遭威胁的湘东王刘彧。可就在何迈案曝光之时，屠刀竟落到了功高无限的沈庆之头上。这完全是个冤案，其背景更为复杂，简单来说是沈氏集团的内斗与皇家宗室内斗融合的结果。湘东王刘彧为求自保，借何迈案下手，安排自己的暗间、刘子业信任的红人沈攸之行反间之策（沈攸之与沈庆之有矛盾），使猜忌心失控的刘子业误杀忠良，自断臂膊。沈氏一门也多人罹难。

猜忌催生暴力，暴力催生无休止的暴力，无休止的暴力轮回终于形成反噬。就在沈庆之死后第二十六天，南平王、黄门侍郎刘敬猷，庐陵王刘敬先，安南侯刘敬渊被赐死的当天深夜，湘东王刘彧与心腹勾结宫内宦官，以及并未在刘柳颜集团垮台后出人头地的戴明宝，冒险发难，凭借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踏着侄儿刘子业的尸体登上了皇位，是为宋明帝。当时，顾命集团唯一的幸存者王玄谟没有守节，刘子业对士族毫无区别的猜忌、压制和打击让他心寒，无休止的血腥杀戮让他丧失信心，所以他倒向了宋明帝。随后王朝全境爆发了战争，文帝诸子系和孝武帝诸子系为争夺皇权杀得你死我活。在这场战争中，王玄谟成为宋明帝的有力助手，也因为如此，这位德行、才能均属二流的老将居然得保善终。刘子业死后四年，他以八十高龄在右光禄大夫、车骑将军、护军将军的位置上过世，谥号庄。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一个人无法操纵历史进程。无论你事先对一个事物设想得如何完美，但是它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它的进程也总是会脱离设定的轨迹。因为人不是神仙，只能看见眼下的环境和条件，并受现实条件的束缚，无法预料到未来发生的一切。所以，一切预设体系的成功，并非由一个人理性的头脑决定，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未来的机遇和环境。孝武帝苦心设计的五驾马车存在着先天的结构缺陷，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缺陷迅速暴露出来，仅仅运行了三个月就导致五人集团发生分裂，失去了平衡。而他们与政治经验不足、性格严重缺陷的年轻皇帝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整个顾命体系的崩溃。这一矛盾的过早激化，恐怕是孝武帝未曾料及的。然而，一切已经无法弥补，中央朝廷躯体上巨大创伤留下的权力真空，被第三支政治力量所填补，进而导致血流漂杵、御座易主、成王败寇的结果，徒让后人无限感慨而已！

有关王藻、何迈被杀以及沈庆之、沈攸之在刘彧、刘子业叔侄争斗中的角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史书记载不详，缺乏直接证据，这里不作展开，留待另文详析。现简单提供些历史阅读的角度以供参考，如王藻可能因父亲义阳王师的身份，而与义阳王刘昶交好，卷入义阳王变乱事件。何迈最大的问题是，他在宋明帝刘彧登基后被追封建宁县侯，食邑五百户，所以很可能参与帮助宋明帝谋反。而沈攸之在历史上跟宋明帝的关系过于亲密可靠，特别是在孝武帝系诸子与宋明帝的征战中表现得过于抢眼，可能他很早就是刘彧的“无间道”棋子。此外，刘敬猷三人之死，据史书说是三人之母江氏不服从刘子业的逼迫被杀，这里并非全实，背后更可能是孝武帝与三人之父南平王刘铄不和的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