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阴之变（北魏大分裂之始）
河阴之变简介
河阴之变：河阴之变，发生于建义元年（528年），是北魏权臣尔朱荣策划并实施的、针对北魏皇族和百官公卿进行屠杀的政治事变。因事件发生于河南河阴县（今河南荥阳市），因而得名。528年（北魏建义元年），胡灵太后擅权秉政，鸩杀了北魏孝明帝元诩，册立元姑娘和元钊为帝。并州契胡酋长尔朱荣假托孝明帝旨意，兴兵攻打洛阳，守将望风而降。四月十三日，尔朱荣在河阴之陶渚（今河南孟津县）溺死胡太后和幼帝元钊，纵兵围杀王公百官两千多人，北魏诸王元雍、元钦、元略、元邵等全部遇害，史称“河阴之变”。尔朱荣借助河阴之变，将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的汉世族大家消灭殆尽，完全控制了北魏朝政，彻底改变了北朝统治集团的素质结构，最终改变了北朝社会的历史走向。
河阴之变过程分析——
自魏蜀吴三国归晋后，中华大地短暂统一。至五胡入中原灭晋，全国又陷入分裂状态。北方汉、赵、秦、燕等胡族政权交替出现，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与南朝对峙。到北魏末年，变乱再次发生，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个互相仇视的国家与南朝一起构成三国对峙状态，这就是本文所称的后三国。
后三国大体时间约有50年，虽持续时间不如前三国——亦即魏蜀吴，然而由于这段时期是华夏文明复兴的关键阶段，探究这段历史，比前三国更有历史性的意义。后三国有统一与分裂的对抗，有胡化与汉化的湍流，有政治层面的探索，有军事维度的创革，智能之才、雄杰之士不绝于笔，奇谋密计、经典战史连番上演，它的精彩程度，绝不输于前三国时代。
探究后三国历史，还要上溯至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历史之源一窥真面目。
一、北魏汉化引发的灾难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排除重重阻力，将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古都洛阳。他改汉姓、断胡语、易户籍、变服饰、立门阀，硬生生将鲜卑部族改易为与汉族相差无几的民族。孝文帝具有超卓的政治视野和宏大的政治目标，他的汉化举措推动了民族融合、复兴了华夏文明，为华夏民族增添了活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数百年分裂胡化潮流毕竟惯性太大，孝文帝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却不见容于本部族。相当一部分北地胡人并不支持汉化政策，这种阻力自始至终存在，并在孝文帝去世后不久，演变孕育出毁灭国家的原力。
爆发点首先发生在官制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其中一项具体措施是改定祖庙。北魏立国时，把鲜卑部族先世28位酋长、大人尊奉为帝。清人赵翼站在汉人礼仪的制高点指责说：“不惟谥号遥加，并名讳亦出于追制，苟欲崇其祖先，而至于滥亵已甚，此不经之甚者也。”赵翼于史则明矣，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办法反映着鲜卑诸部共享政治利益的本能需求，是鲜卑部落制长期以来成果性的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鲜卑诸姓理论上都可以远追姓氏都是一笔糊涂账的先帝，跻身王侯贵族之列。孝文帝改制后，祖庙28帝减少为7帝，太祖定为道武帝拓跋珪，并专门下旨不是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王者，皆降爵为公，原封公、侯者都降一级。这么一来，宗室政治圈子把除了拓跋氏之外的鲜卑贵族都排除在外，这毫无疑问地激化了社会矛盾。
汉族士人都以为看到了复兴魏晋门阀政治的希望，一厢情愿地按照孝文帝确立的职司有分、文武分途原则，进行改易官制的深层次努力，而这些怀揣着美好政治愿景的士人们，远远没有看到鲜卑贵族特别是武人们的愤怒之火。
神龟二年（519年），官制的矛盾终于酿成了大乱。汉人名士、光禄大夫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言事，建议“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意即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孝文帝时代确立的选官制度，使汉化政策更加制度化。毫无疑问，如果这样执行的话，精于经史、善于铨选的汉人士子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与此相反，代北迁来的鲜卑武人将进一步被限制和压缩上升渠道，特别是级别较低的武人，被门阀和选官这两套制度压制到社会底层，这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道奏章顿时引发洛阳鲜卑武人的强烈抵制，“众口喧喧，谤讟盈路”。在京羽林卫士们为了维护阶层权益，聚众数千人发动暴乱，他们先是到尚书省进行打砸烧，要抓住张彝的儿子讨要说法，后来又转到张彝的住宅，痛殴张彝，烧死长子张始均。这些人要么是鲜卑勋贵的子弟，要么是平城迁来的鲜卑军人，可以说是官制改革牺牲品的代表。朝廷对这起暴乱事件的深刻原因心知肚明，不敢大规模究治罪责，只杀了8名带头的羽林兵草草了事。
这起事件反映出北魏统治层面政治能力的欠缺，他们对深刻的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只能坐观矛盾加深。朝野上下莫不议论纷纷，对皇帝和重臣的无能感到失望，“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
二、六镇起义
张彝事件的影响很快延伸波及至六镇。六镇即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6个镇城，这些军镇设置于北魏道武帝皇始年间（396—397年）。六镇设置的初衷，原是出于国防需要，以宿将统重兵驻扎于平城以北的要塞，防范柔然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六镇的镇都大将地位也非常重要，常常由拓跋族的重要将领出任。魏孝文帝南迁后，政治中心南移，加之柔然的威胁已不再严重，北魏战争方向主要指向南朝齐、梁，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不论普通士兵还是镇将，都很难在六镇取得什么良好的前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从治国理念到具体措施全盘汉化，有罪之人按照汉人模式实行迁徙流配，许多罪犯被流配到六镇当兵。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先人，就是因为坐事治罪，被举族流放到怀朔镇罚为兵户。国家纲纪逐渐松弛，镇将的素质也随之堕落，克扣粮饷、欺压士兵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些社会问题，表面上看是由于汉化政策导致。有人据此责难孝文帝汉化，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鲜卑族既然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比汉文化更先进的文化，借鉴和吸收，甚至全盘融入汉文化，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前承赵、秦之余绪，后启北周之变革，是隋唐盛世前华夏民族融合发展、为国家提供新的动力的划时代之举，他对历史的发展有巨大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为何会出现种种社会问题？古人毕竟是有时代限制的，孝文帝看到了汉化对于维护政体、强化君权、提高生产力的好处，但在妥善处理纠结数百年的民族矛盾上，他并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鲜卑上层贵族靠门阀固化暂时压制住反汉化的诉求，下层鲜卑人却没有相应利益保障，一旦汉化政策触及深层次利益，鲜卑人对利益的诉求迅速暴发，所有的矛盾都将以反汉化的形式出现。这也是北周、北齐一度出现不同程度胡化逆流的历史根由。
北魏在宣武帝后出现洛阳汉化与六镇鲜卑化两大集团。六镇鲜卑既然没有从汉化中得到任何好处，必然会持续抵制和反对汉化政策。张彝事件发生后，六镇郁积的怨气像野火一样，哄然燃烧起来。
正光四年（523年），柔然人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要求镇将开仓放粮，好让兵户们有粮抗敌。镇将于景拒不开仓，愤怒的镇兵们起而造反，杀死于景公然造反。随后，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各军镇胡汉人民不堪镇将欺压，纷纷响应。破六韩拔陵引兵南侵，并分兵围攻武川、怀朔二镇。北魏急调中央禁兵围剿起义军，不料连连失败。次年，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人胡琛起兵，秀容川乞伏莫于起兵，羌人和氐人在陇右秦州（今甘肃天水）起兵。正光六年（525年），又有柔玄镇民杜洛周起兵，孝昌二年（526年），破六韩拔陵败死后，沃野镇民被安置到河北，镇民鲜于修礼不堪压迫，再度聚众起兵。杜洛周、鲜于修礼两部起义军后都被葛荣兼并。
北魏中央禁兵在镇压六镇起义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其主力基本被摧毁，以至于不得不外请曾经的敌人柔然来帮助镇压。起义蔓延到河北、关中后，北魏中央无力能制，只好起用秀容川契胡部落兵来镇压六镇起义，契胡首领尔朱荣遂趁势崛起。他率兵在邺城击败葛荣百万大军，基本平息河北大乱，并派尔朱天光入关中征讨渐成势力的万俟丑奴。
契胡在基本平定六镇之乱后，迅速崛起为国内头号实力派。北魏灵太后和孝明帝因为权力之争，贸然引其入京，酿成不可挽回的大乱。
三、惨烈的河阴之变
武泰元年（528年）正月，魏孝明帝与其母灵太后胡氏因权力之争反目，明帝苦于手中无权，密令尔朱荣带兵到洛阳策应。尔朱荣立即发兵南向，但中途明帝反悔，让其停军于上党。灵太后与亲信郑俨、徐纥密谋毒死明帝，立临洮王元宝晖3岁幼子元钊为帝。尔朱荣既已被勾起欲望，便引兵直入洛阳，拥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灵太后及幼主都被扔到黄河中淹死。
此时朝中大权尽入尔朱荣手中，但他自知出身边鄙荒蛮部落，并不具备执政的经验与能力，洛阳朝中公卿大臣并不听附。在心腹费穆的劝说下，决意大行杀伐以立威。
四月，尔朱荣谎称到北郊盟誓，命在洛阳的百官朝士到河阴集会。洛阳百官到达南北长堤后，尔朱荣命部下骑兵围住百官，展开了疯狂的屠杀，可怜这些文弱之士，全部命丧当场。随后，尔朱荣又令人将孝庄帝左右杀死。河阴之变，洛阳宗室、文武官员罹难者达2000多人，北魏中央文官系统为之一空，历来政变之惨烈，无过于此者。
孝庄帝不胜其忿，后来趁尔朱荣到宫中朝见时将其杀死。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和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人继掌其众，率兵入京杀死孝庄帝，改立节闵帝。北魏至此掀开分裂的序幕。
河阴之变表面上看是类似董卓之难式的政变，实则是孝文帝汉化灾难的余绪。契胡部落继承了北地六镇鲜卑反对汉化的民族基因，采取极其暴烈的方式将反汉化的政治诉求落实为具体行动。然而尔朱氏并不能解决胡汉矛盾冲突，自曹操迁北地匈奴入塞以来，交织数百年的民族矛盾，到此时已到了最终解决的阶段。长期的斗争史，终于令胡汉诸族认识到持续冲突的危害，而各族的有识之士也终于总结探索出解决这一深刻矛盾的办法。陈寅恪先生因而指出，河阴之变是中古史划分之重要事变。
河阴之变对中央决策层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汉化从此再无一个全局性力量主持，北中国随着六镇起义的转化与深化而步入更大规模的变乱。尔朱氏偶然走到历史前台，但因为其自身底蕴的浅薄，根本无力承担力挽狂澜的重任，掌握着北魏最强大武力的尔朱氏诸人，很快回归只知残酷掠夺的野蛮本色。
天裂于北，大厦已倾。北中国焦急地选择着能够终结变乱的雄杰人物，沉睡着、压抑着、被折磨着的六镇英才们，终于扬起头颅，开始向历史潮头奋勇地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