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西北王）

胡宗南简介

胡宗南：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1962年2月14日），字寿山，原名胡琴斋，汉族，浙江镇海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1950年兵败后去台湾，曾在大陈岛指挥沿海游击部队。历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等。1962年2月14日因心脏病病逝。

胡宗南传记——

一、小小老百姓　大大野心家

少年狂生

1896年5月16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四），胡宗南生于浙东宁波镇海县（今北仑区）陈华埔朱家塘村一户小药店主之家。3岁时，其父胡际春从等级森严的清朝手中谋得一个“兵头将尾”式的小官吏：湖州孝丰县（今安吉）收粮主事；于是，胡宗南随全家迁至孝丰城西十里远的鹤鹿溪村居住。生于浙东，长于浙北，为胡宗南日后政治上的发迹提供了最初的契机。

胡宗南天资聪颖，智商极高，但开发较晚。14岁时始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16岁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毕业；18岁时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读书，于21岁时以名列全校榜首的成绩毕业，其时已是1916年了。

胡宗南从小学到中学，考试成绩不是“状元”，便是“探花”，大可以算是鹤立鸡群了。其实，这也算不得是什么出奇之处。神童才子，才华横溢者各地都有，无须特别夸耀。胡宗南的大奇之处：一方面在于他少有大志，膜拜枭雄；一方面在于他言语乖张，狂放不羁，在同学中素有“狂生”之名。

早在孝丰小学时，辛亥革命爆发，胡宗南即在全校学生中第一个剪去发辫，以示与清朝势不两立，一时在师生中小有名气。自进入吴兴中学后，胡宗南更是不断有特立独行之举。当时，学校开设英文课程，教习英语。自清代“中兴”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推进“同光新政”，实行洋务运动以来，青年学子无不把学好英语，赴西洋留学视作是“金榜题名”的终南捷径，人人对英语都是特别的“恭敬”，也是特别用功的。故每天清晨，吴中学生都早早来到教室，正襟危坐，低声朗读英语单词或课文。独胡宗南对这种洋鬼子的蛮语深恶痛绝，不屑一顾，平时只求考试及格，从不肯多花一点工夫眷顾。可是，胡宗南对历史课却情有独钟，一册《史记》更是爱不释手，晨吟夕诵，百读不倦；对中国历史上的项羽、刘邦、陈平、韩信等枭雄人物，尤为膜拜，视为偶像。

由是，每到晨读时，别人都在专心致志地朗读英文，独胡宗南旁若无人地高声朗诵《史记》。每每念到：郦生瞋目案剑大骂“吾高阳酒徒也”；韩信大呼“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等动情处，胡宗南总是豪情勃发，不能自已，以至手舞足蹈而不拘形骸，令同学侧目。如是念到：刘邦“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及吴起“欲就名，遂杀其妻”等忍常人所不能忍、行常人所不能行之处，胡宗南越加兴奋得拍案而起，忍不住击节叫好，一室皆惊。如是念到：荆轲刺秦王，辞行于易水之滨，歌咏唱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等壮烈场面，胡宗南则更是咬牙切齿，拍桌跺脚，仰天长叹，弄得满室不得清静。

胡宗南如此神经质而又旁若无人地发泄情绪，扰乱晨课，早有急公好“义”者，奋然而起，上前与胡宗南理论，岂料胡宗南从鼻孔里嗤出一丝冷笑，翻以白眼，全然摆出一副大丈夫不屑置理的神气，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并不肯稍有收敛。如有不屈不挠者，偏要向胡宗南讨个说法，胡依然不肯正面作答，而是朗诵一句《史记》作答：“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以胡宗南的潜台词，这就是：“尔等非我同类，如何能有共同胸臆和语言”。如是，发难者虽对胡宗南不无讥讽，终无奈而退。

更有甚者，一次，老师组织全班学生座谈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学术价值。正当全班同学对红学笔法交口称颂，赞不绝口之时，胡宗南腾身而起，先以睥睨的眼光将全班同学扫视了一下，尔后以不容质疑与不屑一顾的语气论定：《红楼梦》是描写女性的文学作品，用笔固然细腻，但内容无非是男女情爱，卿卿我我，打情骂俏，不乏装腔作势、忸怩作态之处，全无男子汉大丈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雄气概。“这样的作品不配我的胃口。”胡宗南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时间，全班同学同声讨伐，大骂他“自大狂”、“狂妄分子”、“伪君子”等等，就连平素与胡宗南相处极好的同学方秉性，也劝他不要过于自负。然胡宗南不为所动，依然摆出一副天低吴楚、居高临下的冷峻傲嚣姿态，向全班同学宣战。

以当时的社会来说，胡宗南有如此强烈的枭雄心理，是毫不奇怪的。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的中国，内乱外患，灾难深重，难于言述。依然“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诚实百姓，劳作甚于牛马，生活劣于猪狗，的确是到了毫无做人乐趣的地步。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揭竿而起、占山为王、拥兵自重的枭雄人物，或许是一位通权达变、折冲尊俎、纵横捭阖的官僚政客，情况则另当别论。君不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政，天下由此失衡，国中大乱，群雄并起，几人称王，几人称帝，哪一个不是野心勃勃的枭雄！抑或是高材疾足的政客！当总统，做执政，别人做得，胡宗南便做不得？更何况江湖“神相”早已推定胡宗南面相“贵不可言”，命中注定不是寻常人物。

安吉县递铺镇鹤鹿溪村胡宗南故居

 

鹤鹿溪村胡宗南故居后院

 

鹤鹿溪村胡宗南故居内景

 

胡宗南身材令人观之不敢恭维，可面相令人一望而不敢有轻视之心。胡生就一副横脸，大嘴，厚唇，发不浓密，神情矜持、冷峻，这些都为平常。唯有两道眉毛，令人过目不忘，印象十分深刻。胡宗南的眉毛浓而密，粗浊而有威仪，形肥直，犹如两块泼墨倾倒在额头。中医学家认为：眉属胆，性阳刚而近火，故上生而宜昂。曾国藩的《冰鉴》更是有“眉主早成，须主晚运”的说法，意思是观人看相，青少年时期要着重看两道眉，中老年时期要着重看一抹须。一个人的眉毛有这样大的作用，且胡宗南的眉毛又是这样的不同凡响，也难怪他要讨个说法了。胡宗南遍翻麻衣相书，知道有“铁面剑眉，兵权万里”的说法，如生虎眉，则又有威风凛凛，不可侵犯一说，主胆大志高，敢作敢为，事业有成等等。胡宗南从直觉上认为，这一定是在说自己了。一次，胡宗南与同学方秉性上街逛庙会，恰被湖州城里颇有神相铁嘴之名的金少裳截住，一番端详推衍，“金铁嘴”排出6个字送给胡宗南：“年少眉浓必发”。胡宗南得此不可泄露之“天机”，从此狂傲不驯起来。胡的志向从他多变的名字上，亦能测知大概。胡初名琴斋（在吴兴中学就学时尚用此名），后改名公明，再改名宗南，字寿山。足见胡宗南的心机固深，这山望着那山高。

在言论举止上，胡宗南也常是口出狂言，且极负才名，使得家里人对他的前途处于一种矛盾的揣测之中。胡的伯父胡际清是湖州商会会长王绘青家中的账房先生。能给商会会长当账房的，可见得其人在算计上一定有精明过人的地方。胡账房见其侄天资聪颖，学冠全校，很是宠爱。胡际清的夫人褚素贞对胡宗南也极为喜欢。账房先生夫妇推论：若论才智，其侄的前程当不可测度；可是若论身材貌相，似乎又非出将入相之材。到底如何，不妨到万寿寺求签看看。1915年清明节，胡账房夫妇于百忙之中，亲带胡宗南到湖州道场山万寿寺烧香拜佛。

进入大雄宝殿，胡际清先指点胡宗南净手，烧香，拜佛；然后再摇动签筒，抽出一签，递给大彻大悟的老和尚。老和尚目后不动声色，转递给胡际清。胡际清接过一看，勃然色变。原来签上分象、诗、断三部分，象曰：“一轮明月照水中，只见影儿不见踪，愚夫当财下去取，摸来摸去一场空。”诗曰：“水底明月不可捞，占者逢之运不高，交易出行难获利，走失行人无音耗。”断曰：“求名不遂，疾病未愈，婚姻无成，合伙不利。”这一卦直打得胡际清心惊肉跳，心中暗暗寻思：侄儿的前程怕是从此完了。不过，胡际清还存着一点非分之想，虔诚地用双手将签递还老和尚，颤声恳求：“还望师父指点迷津。”老和尚禅机深不可测地说：这个卦名为“水底捞月”，签语上是写得明明白白的了，诸事不成，万事皆空，当属下下卦；不过，世间万物，变化无穷。此卦既讲有月可捞，当说明令侄的前程尚有可为之处，一切只看令侄的造化了。总之，凡事要当心为好，切切适可而止，不可贪心过甚。

胡际清听了，虽有一点释然，但终怀疑这不过是老和尚的人情练达之处，总叫自己不致过分绝望罢了。胡际清夫妇俩心中颇感懊丧，胡宗南仍然是豪气干云，雄心万丈。他出得庙门，便傲然说：世间事，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岂是一纸签语可以断定的。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大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佛斗，其乐无穷的味道。胡际清见此，也不愿拂逆胡宗南的一片雄心，只是告诫说：“不管如何，日后总要处处小心为好。”

求仙拜佛，问卜求神，固属愚不可及。不过，综观胡宗南一生，倒也多少印证了老和尚的一番佛家谶语。推究本源，一方面当是世间事巧合之处甚多，一语中的，本不为奇；另一方面当属老和尚阅历丰富，“道行高深”，阐释签语时持中庸之道，凡事顾及两头，不把话说绝而已。这大抵也是万寿寺的灵气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了。

“莫以乘车轻戴笠”

1916年，胡宗南从湖州公立吴兴中学毕业，若按他的雄心，理当继续求学深造。无奈因家道中落，经济上入不敷出，胡宗南不得不于毕业后回到孝丰，在县立高等小学里谋得国文、历史、地理教员一职，同时还被聘为全县最完善的学校“私立王氏学校”高年级与补习班主任教员。以胡宗南“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与鸿鹄之志，当一名小学教员，未免是高射炮打蚊子，的确是有屈了。不过，大凡枭雄人物，一生中都有这么一段落难时期，胡宗南也不例外。孟老夫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胡宗南在孝丰高等小学任教的数年生活，大抵也有点苦其心志与动心忍性的味道。

就胡宗南当时的政治情怀与理想追求来说，20岁的年纪，无财又无势，备受传统的封建制度与社会势力的压迫，正是属于对社会现状表示强烈不满而又追求变革的一代热血青年。他关心国家危亡，向往社会变革，倾向和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胡宗南除了教课之外，一方面博览群书，熟读经史，精研《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一方面则注意了解天下大势，关心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盛衰消长。当经济上稍有余力时，他便利用暑假，出外游览山水，同时借以亲身体察社会人情与政治大势。1921年暑假期间，胡宗南经中原北上，遍游北京、天津与山海关一线，目睹了日人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种种猖獗活动，对国家民族的危亡深怀忧虑。他预言：十年之后，中日之间必将发生战争。恰在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胡宗南的预见如此准确，这当然有巧合的成分在内。但是，胡宗南对政治形势的敏锐悟性与判断力于此可见一斑。十数年之后，胡宗南能够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和“预言家”，在蒋介石手下长宠不衰，亦是得力于他以政治判断力作为资本而进行的政治投机活动。

孝丰小学的生活枯燥而又寂寞，胡宗南逐渐堕入“国粹”麻将牌的竞技之道。他通宵打牌，乐不思归。虽有“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的时候。但大多数时候都与阿Q押牌宝时的境遇差不多：“阿Q的铜钱拿过来——！”也有与阿Q不同之处。阿Q输光了铜钱，便“只好挤出堆外”，“替别人着急”。胡宗南输光了铜钱，仍然恋战不止，结果输得满身是债。因债主追索债务甚是急迫，胡宗南一段时间里竟不敢出门一步。这段经历，对胡宗南后来的发迹不无教益。

胡宗南在孝丰小学的重要收获，是在教授过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日后成为未来西北王的重要班底。诸如刘大钧、蒋竹三、程开椿、徐康良等人，都在胡宗南的提携下，先后当到战区特工头子、补给司令、空军司令等职；另有章云与王微等人，本是胡宗南的吴兴中学同学或孝丰小学同事，后来也被胡带到西北，委以要职，在胡宗南手下形成一个排他性很强的小派别：孝丰派。另有一些孝丰学生，在胡宗南手下虽不出任高官，却占据着情报处、机要处、侍勤队、战地服务总队等特工机构的要职，替胡宗南做搜集情报与肃清异己的工作。这批亲信学生与小同乡成为胡宗南在西北地区建立和巩固封建军事统治的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胡宗南在孝丰期间的最大收获，当数在无意中结交了未来的特工王戴笠。胡宗南初识戴笠，颇有点中国章回小说的传奇色彩。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胡宗南带领孝丰高小的一群学生到杭州西湖游览，在经过灵隐寺入口处的湖滨时，只见湖滨的草地上晾晒着一套刚洗净的便服，上面压着几块石子，以防止从湖面上吹来的阵风将衣服刮跑。第一次走出山区的孩子们，从杭州的繁华景象，看到西湖的美丽景色，一个个眼界大开，欢呼雀跃，精神也越加亢奋起来。其中有几个好动而又调皮的孩子，竟不问青红皂白地捡起压在衣服上的石子，竞相掷向湖中取乐。如此一来，眼看快要晾干的衣服便随着湖风在草地上翻滚起来。此时，一位在湖中洗澡的马脸青年，早已急得满脸涨红，在水中挥手大喊大叫，可是他的身子却总是不肯出水，行状极为狼狈与尴尬。

胡宗南一看便已明白，这马脸青年一定是位“浪里白条”，故只肯动口示意，却不肯出水“示形”。一个人穷愁潦倒到只有一套“行头”，一旦洗涤，便只好将自己的“臭皮囊”隐入西湖的水中遮羞，其境况比之自己还要悲惨。想到这儿，胡宗南一股惺惺相惜的心绪袭上心头，马上弯身从草地上重新捡起几个石块，把衣服抻平压好，然后以善意目光与湖中急红了眼的马脸青年莞尔一笑，紧随着学生队伍飘然而去。

谁知胡宗南带领学生队伍离开湖滨片刻，刚才还在水中的那位马脸青年便追了上来，连连向胡宗南表示谢意。几句交谈，胡宗南便感到此人气质不凡，谈吐亦不俗，于是，一边找了个地方，号令学生就地休息，一边与马脸青年攀谈起来。由是，胡宗南始知这位西子湖的“浪里白条”，名叫戴春风（后改名戴笠），江山县人，毕业于杭州省立第一中学（实际上仅在校一年，便因品行不端而被扫地出门，成了失足青年），现在暂且以打流谋生，以便等待机会，一抒猛志等等。谈吐间，胡宗南发现戴春风虽然是落泊潦倒，一文不名，却是一副顾盼自雄，倔强倨傲的神态。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此人不可轻视，说不定多少年后，也是一位傲视天下的枭雄人物哩！胡暗思自己的处境，表面上强似这位青年，但因自己是客籍，这在学校里便吃了大亏，不但升迁一说，希望渺茫，而且还要处处受本籍教员的排挤。细论起来，自己的处境却也比这位戴先生好不到哪里去。

如此一想，胡宗南不但对戴春风肃然起敬，而且更有了同病相怜之感。于是，两个人席地而坐，倾心而谈。说完了各自的境遇时，双方恰似成了久别重逢的老友。接着纵论天下大事，两人竟越说越投机，只恨相见太晚了。最后话别互道珍重，大有谈兴正浓、意犹未尽之感，于是相约他日重逢再长谈。从此，开始了胡宗南与戴笠长达25年之久的生死之交。

两三年后，胡宗南进入黄埔军校，开始走上了发迹之路。又两年以后，戴春风亦赶到广东报考黄埔。戴春风在启程赴广东之前，痛感自己十年打流，一事无成，决心从此发愤图新，由是改名戴笠，字雨农。“戴笠”两字出自《风土记》，为西晋周处所作。周处于少年时横行乡里，被乡人与蛟、虎并举，合称“三害”。周处长成后幡然悔悟，斩蛟射虎，做官做到太守、御史中丞。戴春风取名戴笠，亦在于以周处自喻，以建功立业，大展宏图。

《风土记》上说：“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楫；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喻。后人以“戴笠”指贫贱的故人，古诗亦有“万事倏息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之句，后世亦称不以贵贱而异的深情厚谊为“车笠交”。胡宗南与戴笠在西湖相遇，其时，胡固然未乘车，戴确算得上是“戴笠”，然胡并未轻视戴笠，一番长谈，竟成了高山流水的“知音”，足见胡是“莫以乘车轻戴笠”的。

胡戴一见倾心，从此深交，原有许多必然因素使然。若将戴笠与胡宗南比较，两个人相似的地方太多了，择其要者：一是两个人出生地域相近。胡生长于浙北山区的孝丰，戴生长于浙西南山区的江山县。从人文地理上来说，两人都具有浙人的那种聪慧、机警、刚柔相济及心胸褊狭的典型气质；二是成长的时代背景相同。胡生于1896年，戴生于1897年，清王朝末期的腐败统治与民国初期的乱世政治，都在胡戴的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胡戴能在政治上产生许多共同语言，是可以想见的；三是两个人的家庭社会地位亦相似。胡宗南的父亲当过数年孝丰的收粮主事，戴笠的父亲当过几年衢州府的皂卒，其角色大抵介于主子与奴才之间，在官僚面前是奴才，在平民百姓面前又可称之为主子。父辈的复杂角色，也在子辈的胡宗南与戴笠身上注入了复杂的性格：痛恨权势而又要拼命追求权势，以此形成了扭曲的人生价值观念；四是两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亦相当。初期父辈们都尚算得上是小康之家，不但温饱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尚有余力能够供其上学，胡宗南上到中学毕业，有一点所谓“孝丰才子”的嘘声；戴笠中学未毕业，然亦有一点“江山才子”的虚名，且双方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五是在接受家庭的爱抚上，也有类似的地方。胡宗南失母较早，戴笠早年丧父，都是接受一种残缺的父母之爱。如此一来，两个人的脾气、性格与气质等方面，也更容易合拍等等。不过，胡宗南与戴笠的最大共同之处，即在于当时双方都是：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在天地茫茫、人海滔滔之中，两个素昧平生的人能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也难怪要一拍即合，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了。

若说胡戴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由于两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因生活经历不同，在气质上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戴笠自被省立一中开除后，就长年在京、沪、杭等地打流，出于残酷的生活环境所迫，故在性格中早已练就了一种浓厚的流氓无赖习气。比较而言，胡宗南的生活境遇比起戴笠，要算是一帆风顺的了。胡于中学毕业后，在孝丰小学教员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六七年之久。这个行当并不是胡宗南所愿，他亦认为干得并不舒畅。但是，在两千余年的儒家道德传统中，天、地、君、亲、师，教书先生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高的。故胡宗南在性格中则更多地注入了一种道貌岸然及矫情自饰的浓厚气质。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到了“知人善任”的蒋介石手里，结果戴笠做了特务头子，胡宗南做了西北“疆帅”。可谓“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其所长”了。

强龙不压地头蛇

在孝丰高小教书时，胡宗南正是“君子好逑”的虎狼之年。经多年考察，胡宗南看中了孝丰城内的梅家二小姐，并请梅二小姐的姐夫王稼禾为其牵线搭桥。王稼禾本是孝丰城里的竹器店老板，镇海人，与胡宗南同属客籍。有此一层缘由，王也就不遗余力地为胡玉成其事。梅家本是当地大户，二小姐又是孝丰美人，胡宗南为孝丰才子，才子佳人，天作之合，此事居然也就得成。婚后，小夫妇恩爱相亲，伉俪情深，倒也无可厚非。美中不足之处，胡宗南要很快回城里教书，梅氏须留在鹤鹿溪村的家中独守空房。两情相思，不能日日相会，未免不是一件憾事。胡宗南回城之前，对梅氏约法四章：习女德，修女容，谨女言，勤女工等等。梅氏亦表示奉命唯谨，谨遵夫教。临分别时，梅氏缠缠绵绵、恋恋不舍地将胡宗南送到村口，恰逢此时绍兴戏班到鹤鹿溪村搭台演戏，胡宗南眉头一皱，临时在约法四章之外，再给梅氏加上一章：禁看戏。梅氏是大家小姐，《女儿经》是熟读了的，《女儿经》也是学过的，那上面对女人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规定得何等绵密周详，可是亦未见得有不准看戏的悬禁。她以为这不过是丈夫临别时的一句戏言，虽言者有心，然听者无意，也就未放在心上，悲剧由此产生。

胡宗南熟读经史，崇尚儒学，是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伪道学君子。当日回到城里，心里终究有些惶惶不安，想起白日在村口所言，梅氏似乎听得并不专心。古训：防淫必禁戏，教妇在初来，此事不可不防，何不杀她一个回马枪，以弄清真伪。由是，胡宗南当即趁夜赶回家中，果然梅氏随邻家女子到社场看戏去了。胡宗南这一怒非同小可，心里恨恨地想道：新来乍到，初为人妻，竟如此不守妇道，天长日久，如何能做得贞节女子。这样的女人迟早是个祸害，留她不得。不过，要是仅为看戏一事，就公开将其赶走，未免情理不合。如果再将此事张扬开来，闹得满城风雨，也于脸上无光。思来想去，胡宗南决定：此事要让别人不明不白，唯有智取，不可强攻。

当晚，梅氏看戏归来，见丈夫去而复回，不禁又惊又喜。胡宗南亦不动声色，只字不提看戏二字，只告以因思妻心切，不耐寂寞而复归，搪塞遮掩过去。梅氏亦不疑有他，当夜二人温存体贴，一阵狂风暴雨过后，天已大晓，胡宗南重新上路回校。

谁知从此以后，胡宗南面孔大变，对梅氏视同路人，咸淡不加理睬。平时也是绝少回家，即使回去，也是严格奉行“三不政策”：不同宿，不说话，不接受侍奉。可怜梅氏挨此当头棒喝，却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终日里胡思乱想，也不能找到一个答案。而胡宗南的冷酷无情，竟是日日、月月、年年，渺无绝期，无论梅氏怎么诘问，也无论亲朋好友怎么规劝，胡宗南终是不置一词。后来，胡宗南离家出走，再投笔从戎，也就把梅氏彻底打入了“冷宫”。梅氏在家想夫情痴，以致精神歇斯底里，终日里洗被涤帐，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明天要回来了！”见者无不可怜叹惜，禁不住要心酸落泪。数年后，梅氏终一病而亡。一个花容月貌的梅二小姐，只因一场社戏，竟被胡宗南从精神上活活摧残致死。

胡宗南自视颇高，一个弱女子梅氏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就是在整个孝丰城里，也未见得有谁能让他看得上眼。南朝诗人谢灵运自谦：“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胡宗南是谦谦君子，还不至于像谢灵运那样以天下才自负。不过，如果说：孝丰才有一石，胡宗南独占八斗，这句大话他还是敢说的。正因为有这样的自我感觉与心理状态，当孝丰小学校长出缺时，胡宗南自信也就非他莫属了。所以，当孝丰小学的同事王微跳出来要与他争夺校长一职时，胡宗南是很不以为然的。老实说，这王微在他眼里，就像当年阿Q眼里的王胡一样，是很可以骂他一声“这毛虫”的！有胡宗南在这里，王微算是个什么东西，敢与他这个大才子较量吗？

可是，现实却给了胡宗南当头一击，竞争的结果，居然是王微当上了校长。据说，问题出在王微是孝丰本地人，可以说得上是条地头蛇；而胡宗南系钱塘江以东的客籍“过江人”，大抵算得上是一条“过江龙”。中国人的老例：强龙不压地头蛇！这种事历来如此，本不值得过分计较。可是，胡宗南素以狂傲出名，偏执而好激动，个性倔强，不甘屈居人下，何况是历来被他藐视的王微“这毛虫”！在胡宗南的记忆中，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桩的奇耻大辱，因为在过去，这王微只有被他藐视，从没有他被王微藐视的。现在却要被王微来藐视他了，胡宗南如何咽得下这口鸟气。一怒之下，他负气出走，跑到上海，找到他早年的同学与好友章云，在章云家开设的毛竹行里，找了一份打杂的活计，一边栖身落脚，一边挣钱糊口，徐图计议。

这个章云，可以说是胡宗南的平生第一好友，也可以说是第一恩人，早在胡宗南就读吴兴中学时，章云就经常给予接济。现在胡宗南落难，龙困池中，章云不但热情接待，而且毫无厌烦之意。他从未让心高气傲的胡宗南有任何不便与为难之处，这多少给胡宗南一丝安慰，也为胡宗南发迹以后提携章云奠定了基础。胡宗南一边在章云的毛竹店帮工，一边开始筹划着自己独立经商赚钱。孝丰县本是全国著名的毛竹之乡，盛产毛竹、鲜笋、笋干等经济作物，更有天目笋尖、清什笋、竹制工艺品、钓鱼竿等闻名遐迩，远销海内外，故孝丰的竹器商人遍于国中。胡宗南从小耳闻目睹，对经销竹产品之道，当然也略懂一二。不久，胡宗南向章云等同乡好友商借筹措了一笔资金，亲自从孝丰贩运了一批毛竹到上海出售。他本想发一笔意中之财，好渡过难关，亦不想让别人轻视自己。哪里知道这趟生意因不谙行情，不但未能生利，竟连老本也贴了进去，弄得胡宗南背上一屁股债务，日坐愁城。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幸逢广东黄埔军校在上海地区秘密招生，胡宗南闻讯大喜，当即决定远走广东，报名投考军校，一方面避开债务纠缠，一方面也好谋个晋身之阶，说不定从此发迹，也未可知。果然，胡宗南这一闯，竟走上了青云直上之路。

人生的荣辱祸福真是说不清，亦道不明。胡宗南与王微争夺孝丰小学校长失败，这在他来说，当然是人生一大挫折，谁知道人生的转机竟由此而始，使他能够赶上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的大机遇。如此看来，“过江龙”胡宗南败于“地头蛇”王微之手，实在是他的好运气与好福气。无怪乎胡宗南发迹以后，饮水思源，始终不忘王微当年将他从孝丰赶跑的大恩大德，竟将王微带在身边，畀以要职，视为亲信干部而处处加以提携，倒是便宜了王微“这毛虫”。

二、黄埔先进

黄埔考官：有眼不识上将军

在军阀的花言巧语下，孙中山先生总是上不完的当，吃不完的亏。结果，在完全不设防的情况下，被“好学生”陈炯明对准总统府一阵重炮猛击，把孙大总统打得措手不及，甚至连夫人宋庆龄都无法带出，就仓皇出走。这一番刻骨铭心的失败，使从来都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孙中山先生清醒过来。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先生愤然下令筹办一所真正忠于自己的革命军事学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于是，这才有了后来名震天下的黄埔军校；这也才有了后来名传四海的黄埔骄子胡宗南。

招生面向全国，在国民党控制的华南地区可以公开进行，在北洋军阀控制的地区则只能通过国共两党的地下渠道秘密进行。军校考试委员会在上海设立分考场，主持长江流域各省学生的复试工作。复试录取的，赴广东参加总复试；复试未能录取的，不用说了，免去广东，各自打道回府。主持长江分考场的主考官，就是国民党未来的克星毛泽东先生。不过，毛泽东当时并未想到要反对国民党，因为在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可以说是革命的政党，而且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创始阶段，国共双方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亲密融洽。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先生完成的，毛泽东在其中也起了重大作用。许许多多忠于国民革命的优秀青年被选拔出来，分期分批地秘密送往广东。

胡宗南其时落泊上海，自然得风气之先。他经同乡阚怀珍介绍并报名，顺利地通过了黄埔军校上海地区的考试项目，被录取并发给路费，另由好友章云赠送了一部分川资，乘坐日本轮船“嵩山丸”号前往广东。就在轮船起锚时，发生一个小插曲。原来，湖南考生贺衷寒原定也是乘这条船赴广东参加总复试，当他赶到码头时，轮船已离开码头开航。贺衷寒傻眼了，情急之下，急雇一条小舢板，紧追“嵩山丸”号轮。当小舢板迫近该轮时，幸得一船客施以援手，贺衷寒得以攀援而上。贺为之感激，当即询问姓名，始知这位船客叫胡宗南，亦是赴广东投考黄埔军校的学生。从此，两个人一路同行，私交缘起。由于贺衷寒的影响，导致胡宗南在黄埔军校后期的政治态度急剧右转。在国民党黄埔系中，长期流传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

1932年6月蒋介石颁发的胡宗南《将官证》

广东的总复试要严格多了，因为最初的计划只考虑招收324名学生，可是仅广东一地就有数以千计的优秀青年报名，不用说从全国各地集中起来的更多的优秀青年了。供需如此失衡，完全成了一边倒的“买方”市场，考试条件自然严而又严，胡宗南的麻烦也就由此而生。复试先后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于3月27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连续考三天，戴季陶出国文题，王登云出数学题，王柏龄负责其他方面的各项考试，包括考试之前的体格检验工作等，胡宗南的麻烦出在体格检验方面。

其实，严格地来说，胡宗南连报名投考黄埔军校的资格都是没有的。按黄埔《招生简章》第四条“投考者之资格”第一项：“A．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内”，胡宗南报名时已经29岁了，即使按足岁计算，减去1岁，也与“25岁以内”八竿子打不着。可见，胡宗南在年龄问题上一定是做了手脚的，大概是在填报名册时，笔头稍微弯了一弯，把离开娘肚的时间，推迟了几年。不过，这个现象不止胡宗南一个，仅黄埔一期生中超龄的至少在一打以上。素有“扩大哥”之誉的曾扩情当时已经32岁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三李”之一的李仙洲在报名时也已经31岁；中山舰事件的重要人物、黄埔生中第一个晋升中将的海军局长李之龙，虽然比胡宗南小一岁，但是在入学时也已经28岁了，亦不在“25岁以内”。这么多的“好学生”超龄了，足见得那个“25岁以内”的条件大成问题。再说，革命尚不分先后，出生还能分迟早？胡宗南早出生了几年，这也不是他的错，为了报效国民革命，稍稍改动一下年龄，主动“年轻”几岁，本也无可厚非。于是，胡宗南在年龄问题上闯关而过，没有引起任何麻烦。

年龄问题好办，因为这全在于个人在填报时，舌头怎么转，笔头怎么弯。而体格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尤其是身长问题，要命就在于那是一目了然的事情。遮不住，掩不住，这就麻烦了。按《招生简章》第五条“试验之种类”：“B．身体试验。准陆军体格检查之规定，分身长、肺量、体重、目力、听力等项。”身高放在第一位，可见得军校考试委员会对这一点是很重视的。这也难怪，战场上抡枪弄刀，争强斗狠，按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子的说法，那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好汉“单挑”，如果对手比你高出一头，臂长五寸，终归要沾光得多。

考生开始接受体检，大家先是排好队，然后考官按顺序一个个地对身高进行测量。胡宗南的个子实在太短了，排在队伍中是最矮的一个，几乎要比别人低出一头。于是，体检主考官目光略微横扫了一下队伍，就看出问题来了。考官大人铁面无私而又当机立断地把胡宗南小鸡似地拎了出来，“胡宗南，你不是干军人的材料”。考官的语气也还客气，不过，这在胡宗南听来，恰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无非是叫他收拾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府吧。胡宗南久已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躲过，而且看考官的脸色，似乎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这种事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如果生源不足，情形或许另当别论。可是现在完全相反，前来投考的学生已经是人满为患，甚至开后门的、递条子的，已经到了屡禁不止的境地。后门开得大的，已经开到大总统孙中山那儿。面子没有孙中山大的，但是如果找得得法，也一样管用。例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陕西来的11个考生递了一张条子，于是，蒋介石照单全收。据说，于先生的条子中有一条至关重要的理由：“将来便于开展北方革命工作。”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北伐，为了便于在北方打开局面，内部规定，录取学生时，对北方学生的标准可以放宽些。于先生是党内的要人，所以能够钻到这个政策空子。至于胡宗南，不但不知道有这个政策，而且也不能算是北方人。其处境确是无权无势，无亲无友，两眼一抹黑，到哪里去找人说情，递条子？这个时候的胡宗南，即便是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转世，纵有满腹经纶，也是枉然。因为你过不了体检这一关，便不能参加其他考试，你的经天纬地之才便只能烂在你的肚皮里，别人到哪里窥测得到。

胡宗南想到自己千里迢迢，来投奔久已向往的革命军校，现在竟然被半路开涮，一切理想与大志不但都要落空，而且还要重新回到上海滩上去寄人篱下，做一个被人吆来喝去的小伙计，不觉悲从中来，情不自禁地跑到操场的一边暗自饮泣起来。虽然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不过，当弹之时也还是要弹的。

这一哭，胡宗南抑郁的心情竟有所放松，心态开始平衡，理智也开始恢复。他开始面对现实，认认真真地思考：体检不及格，难不成就真的打道回府，从此老死乡间闾巷不成？开弓没有回头箭，大丈夫自当马革裹尸，喋血沙场，岂有未建功业，就半途而废的道理。再说，自从报名投考黄埔军校，自己就决心报效国民革命，从没有想过再走回头路。自己虽然到广东不久，但是，革命朝气在南方，将来的中国，非南方革命政府莫属，这是没有看错的，自己岂能错过这一大好机会，铸成大错！只是，如何能使这一局面重新逆转？

胡宗南心想：当初汉高祖刘邦最恨摇唇鼓舌之类的儒生，但有游说之士求见，“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可见此公人品之不齿。汉初策士郦生也是像自己今天一样，苦于人微言轻，不能被刘邦见重，但是他认准这位“流氓大寇”固“慢而易人”，然“多大略”，将来得天下者必此人也。于是，郦生设计：先以一句“高阳酒徒”的狂傲之语通报，次以“长揖不拜”的倨傲之态入见，再以“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之语斥责，终于使刘邦对其刮目相看，被延之上坐，“问所以取天下者”之策。再说那个汉初名将韩信，刚开始时投奔刘邦，不但不能被其见重，反而“坐法当斩”。其时，同行14人，13人已斩，下面就轮到韩信伸头吃上一刀了。就在人人都认准这小子“死定”的时候，韩信却无比神勇大呼：“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他那种撑破了天的大话与笃定泰山的态度，似乎皇家的玉玺就在他手里捏着，随时可以送给刘邦。偏偏监斩大法官“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于是，一句狂言竟捡回了一条小命。韩信后来被滕公推荐给刘邦，拜为都尉之职，终成为汉初一代开国功臣。

胡宗南想到这儿，不觉豁然开窍，心中顿生一计：想来现在既已被开涮，横竖是个考不上，与其坐以待涮，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来一个破罐子破摔，像郦生、韩信一样，以狂言闯出个绝处逢生，豁出去搅它一个天翻地覆，事情或许有个转机，也未可知！想到这儿，胡宗南神情一振，热血上涌，双目炯炯，豪气干云，重新向体格检验处跑去，找到刚才把他从队列中拎出来的考官，厉声责问：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青年的义务，救国是青年的责任，国家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再不发动青年，还有希望吗？

胡宗南一语惊人，立即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刚才还是神气十足的考官，在胡宗南的突然发难之下，竟弄得张口结舌，无词以对。全场考生见胡宗南如此举动，投以赞许钦佩的眼光。这真是“天助自助者”，胡宗南声震四野的大嗓门，竟惊动了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先生。

廖先生一听外面好像是有人吵架，连忙从屋内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凝神谛听。胡宗南的精神气质中原本就有一种虚伪与做作的潜质，现在一见这么多人都在观赏他的杰出表演，精神越加的亢奋，陈词亦越发的慷慨：孙先生的主张是好的，中国的青年也都是有热血的，可是孙先生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国民革命为什么总是不能胜利？这个原因，就是青年发动得太少了！太少太少了呵！真是说得太好了！廖仲恺先生站在台阶上不禁以手击掌，兴奋得连连赞叹。

此时，心中的郁闷与愤恨积蓄得太多太久的胡宗南，犹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他的那些又革命又漂亮又时髦的词句一串串地往外冒，弄得远远近近的考官与考生们都围拢过来。胡宗南仍然在大喊大叫：个子矮怎么啦？个子矮就不能参加国民革命了？个子矮就不能实现孙先生的主张了？拿破仑个子不高，还不照样驰骋疆场，叱咤风云！连两千多年前的圣贤孔夫子都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国民革命怎么能以貌取人呢！

站在台阶上的廖先生更是对胡宗南刮目相看了。对！对！对！革命原应不分高矮的。廖先生想到孙先生的身躯也不见得如何的高大，还不是一样当国民革命的领袖！自己的身材亦不是如何魁伟，不也是一样的参与领导国民革命。这么好的青年，仅仅因为个子矮一点，我们就不能录取，真是太可惜了。特别爱惜人才的廖先生简直被眼前这个小个子年轻人的革命豪情和革命口才征服了。他忍不住站在台阶上就朝胡宗南喊道：“这位同学，我批准你参加考试了！”接着，廖先生返身回到屋内，撕下一张日历，在反面写了几行字：国民革命，任重道远，正急需大批勇于献身的热血青年。这位同学，迫切要求参加国民革命的热情可嘉。虽然个子矮一点，如果考试成绩优秀，身体健康，是不应该不录取的。廖先生将字条交给随后赶来的胡宗南，并热情地与他握了握手。胡宗南激动和喜悦得几乎不能自持，他真诚而恭敬地向廖先生鞠了一躬，拿着字条转身跑了出去。

胡宗南凭着廖先生的一张字条，被特许参加文化考试。胡宗南本是孝丰才子，且多年任教，军校的考试题目原本就不算太难，这在胡宗南来说，更是小菜一碟了。结果各科考试成绩均为上佳。到4月28日，一期学生入学考试放榜，总共正取350人，备取120人，胡宗南榜上有名，只是列在备取生一栏中。不过，这在胡宗南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从此，胡宗南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开始了他一生近40年风云际会的国民党枭雄生涯。

谋定而后动

胡宗南在黄埔军校入学考试中，本已被开涮，于绝望之中，效淮阴侯韩信“说大话不犯死罪”的故技，奋力一击，来了一番字字珠玑、句句血泪的慷慨陈词，感动了好心肠的廖仲恺先生。20年后，他竟为自己扛回了上将军的三朵金花，这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吉人自有天相。推究起来，廖先生固然是爱才心切，自认为是为国民革命做了一桩好事。但廖先生哪里知道，这个当年被他破格特许的小个子考生，十数年后会成为“围剿”革命力量、践踏大革命成果的重要打手呢！

说起来，这件事自然不能怪廖先生。实际上，青年胡宗南虽不能说先进到哪里，但总也不能算是落后青年。野心固然是有野心，但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年代，青年人要出人头地，亦无可厚非。就其投考黄埔军校时的政治倾向来说，他能千里迢迢到广东投奔国民革命，可以说不失为那个时代的热血男儿之一。胡宗南的一期同学徐向前元帅说：“第一期黄埔生五百人，都是热血青年，是从艰难与困苦中奋斗出来的。”胡宗南之由革命走向反革命，溯源不在于廖仲恺先生举贤不当，而在于蒋介石私心自用，诱导胡宗南上了他的贼船。如果廖先生不是在其英年被反动派刺杀，国民党不是很快就走向反面，事情的结果或许要有所不同。况且，胡宗南在黄埔期间，是差一点成为共产党的。

黄埔学生们于1924年5月5日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使黄埔学生们特别兴奋的，是在这一天不但可以看到南方政府一串“伟大”人物，而且有幸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的即席演说。和所有黄埔学子们一样，孙中山早就是胡宗南心目中传奇式的英雄。如今能亲眼目睹孙先生的形象，亲耳聆听孙先生的演说，他自觉是平生一大快事。站在队列中，胡宗南凝神谛听孙中山先生的宏言傥语，的确有一种令人动容与奋发慷慨的感觉。他心中暗暗感叹孙先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演说家，孙先生所言，虽然都是普通的革命道理，可是一旦从他的口中表达出来，仿佛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

孙先生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这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胡宗南在心里连连赞叹：正是！正是！说得何等明白而深刻！

孙中山先生站在台上，头戴“拿破仑”式白帽，身着笔挺的白色中山装，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滔滔说词，如江河奔腾。讲台下全体师生列队肃立，鸦雀无声，此时此地，孙中山那略带广东官话的演说，的确给人一种摄人心魄的震撼。孙中山先生的演说很长，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胡宗南听着听着，慢慢地有些分神了。因为当他用目光，从主席台上站着的那些国民党大佬们身上一个一个地扫过去时，他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本来，在他的想象中，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人物，都是清王朝的克星，一定都是楚霸王、关云长、岳武穆一类的传奇英雄，纵不济，也要有点刘玄德或曹孟德的枭雄之像。可是，今天一看，却是大出意外。如果单从形象上来看，不但算不得是楚霸王那种“身长八尺余，力能扛鼎”的高大形象，而且一个个儒雅清癯，瘦小精悍，缺乏那种久经行伍、出生入死的粗犷雄拔的军人气质。想来他们也不是三头六臂，何以他们能成为名人、伟人，自己难道便不能？今日他们在台上能站得，难道日后自己便站不得？胡宗南由是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以非常之毅力，进行非常之奋斗，成为非常之伟人！此时，孙先生的演说词，似乎成为高天之上的圣音，在他的耳边悠悠荡荡，飘飘忽忽，伟大也还伟大，却有了一种尊而不亲、敬而不敏的感觉。

军校第一期共编有四个队（9月份以后又编一个队），胡宗南被编在第四队，该队共117名学生，全部由备取生编成。就第四队学员的整体素质而言，确是相对较弱。仅以后来名扬天下的国共名将来说，第一队中有蒋先云、徐向前、王尔琢、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宋希濂、董钊、周振强、蒋孝先等人；第二队中有李之龙、许继慎、周士第、桂永清、酆悌、黄维、郑洞国、俞济时、李延年、黄珍吾、董煜等人；第三队中亦有陈赓、阎揆要、杜聿明、关麟征、侯镜如、袁守谦、梁干乔、潘佑强、吴乃宪、黄杰、孙元良、李仙洲等人。至于第四队，除了胡宗南以外，后来混得比较出名一点的，也就是范汉杰、宣铁吾、王敬久、冷欣、何绍周等数人而已，这大概就是正取生与备取生的差距。不过，第四队出了一个胡宗南，终成为黄埔学生中的军事领袖，多少为备取生争了一口气。只是，胡宗南之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已是十数年以后的事。说起来，很有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味道。因为等到胡宗南浮出水面时，真正的黄埔之杰蒋先云、陈赓及李之龙等人，早已与蒋校长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胡宗南能够成名，实在是沾了国共分手的光。

在整个黄埔时期，胡宗南都算不上是一个头角峥嵘的风云人物，更算不上是首屈一指的顶尖人才。不要说与蒋先云、贺衷寒、陈赓等黄埔三杰相去甚远，就是与名声稍逊一筹的李之龙、曾扩情、杜聿明、桂永清等人比较起来，也是不如的。胡宗南在黄埔时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神秘人物。这一方面固然是他的才干确实不及黄埔三杰等风云人物，另一方面也与他在黄埔时期的政治倾向有关。

黄埔一期招收的500名学生，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人才济济。就拿胡宗南来说，他本人的自我感觉如何，当然是不足道的。不过，所谓的湖州才子或孝丰才子，大抵也有一点根据。可是，一到黄埔，胡宗南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过去，他在孝丰高小或吴兴中学，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是到了黄埔，不要说第一的名次挨不上边，就是要争个前几名，也是奢想，比胡宗南更优秀出色的学生，大有人在。在黄埔学生中有个说法，叫做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是为三杰，胡宗南一样都挨不上边。胡宗南原本就十分高傲自负，虽然他的本事未见得比别人高明，可是他还是一样的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如果说在黄埔学生中，能有什么人可以让他不敢太放肆的话，那么这个人肯定就是蒋先云了。确实，蒋先云这个人，既叫胡宗南嫉妒，又叫胡宗南服气。

所幸黄埔不发金牌，否则大小金牌都会让蒋先云一个人“统吃”。从入学考试，到毕业考试，无论文的武的，蒋先云没有一样不拿第一。这实在让人有点怀疑上帝在造人时，是否真正做到了一碗水端平。试想一下，如果黄埔一期没有蒋先云，那黄埔军校的历史一定要逊色得多。不过，了解一下蒋先云的来历，的确让你大吃一惊。蒋先云是湖南新田人，三湘子弟，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天才少年，聪明过人。自曾国藩编练湘军以来，湖南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地，翻一翻国共两党的名将录，三湘子弟之多，一定会让你大惑不解，其中缘由非一言两语可以尽述，大抵可以写一本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大著。

其实，蒋先云的优越之处还不在这里。蒋先云的出色就在于他是毛泽东的得意弟子，五四运动时期就已出任湖南学生自治会总干事。1921年10月，蒋先云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毛泽东派他到安源路矿建立党组织，发动和开展工人运动。他革命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以至倍感荣幸地被反动派列为黑名单上的头号目标，杀手们像猎狗一样四出追寻。后来反动派索性公开悬赏通缉，价码是：报告行踪的，赏洋五百；捉获的，赏洋一千。当时，蒋先云的年龄也仅仅二十出头，身价就这样值钱，可见其不寻常之处。事实上，在中国，能够受到毛泽东赏识与栽培的，其人的才干还用怀疑吗！为了在军校中开展党的工作，也为了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蒋先云被指派投考黄埔一期。蒋先云进入黄埔军校，自然而然地成为左派的领袖与旗帜。蒋先云实在是太出色了，胡宗南嫉妒尽管嫉妒，但是不得不服气。因此，在一期学习的前期，胡宗南与左派学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政治上甚至也靠得很紧，这与蒋先云的出色工作不无关系。

黄埔军校的右派领袖与旗帜是贺衷寒。贺衷寒是湖南岳阳人，又是一个三湘子弟，如果算上另一个三湘子弟陈赓，那么黄埔三杰正好全部来自湖南了。“三湘才子甲天下”，可见不是偶然的巧合。从黄埔开始，贺衷寒一生反共，而且是铁杆一个。令人不能相信的是，查一查贺衷寒的历史，原先竟也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并且是第一批加入中国共青团组织的资深分子。贺曾师从董必武、陈潭秋等资深共产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出席过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这样的经历推断，贺衷寒应当算是相当革命的了。问题出在贺衷寒出席莫斯科会议期间，与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的关系搞得很糟。张国焘的身上总是飘散着一种带血腥味的独裁作风，而贺衷寒则处处以反封建、反独裁的青年革命者先驱自居，哪里肯买张国焘的账，于是，双方在莫斯科期间就常常为一点小事而拍桌子，打板凳，闹得不亦乐乎。回国后，张国焘终于运动陈独秀，把贺衷寒赶出共青团。贺衷寒恨死了张国焘，连带着对共产党也没有好感，从此走上反共的道路。贺衷寒才华出众，不但文章写得漂亮，一手艺术性的双勾字，也令人叫绝；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都有很深的造诣，也难怪他处处要那么自负了。可以想象，这样的枭雄之才，一旦反共，自然也是能干出成绩的，他之成为黄埔学生中的右派首领，是有这个资格与水平的。

左派有了领袖蒋先云，右派有了领袖贺衷寒，当然轮不到胡宗南有什么上佳表现了。到了黄埔，胡宗南也实在太稀松平常了，完全拿不出可以在黄埔学生中叫得响的绝活。一定要说有什么的话，他也就是能写得一手好字，并且是王羲之的风格，这一点可以与李之龙媲美了。据说，贺衷寒的一手双勾字，还要在胡宗南与李之龙之下。可见，胡宗南的一手好字是有根底的。只是，黄埔不搞书法比赛，显不出第一来。再说了，军事学校讲的是行军布阵，攻城略地；披坚执锐，奋击八方。书法这玩艺儿，雕虫小技罢了。看到了，说一句好也是有的，没有人会羡慕得从此丢掉枪法不练，师从你胡宗南练习书法。不过，胡宗南有胡宗南的长处。入学时，胡宗南已经29岁了，这个年龄在军校里比许多教官的年龄都大。比较而言，年龄稍大，成熟，阅历多，人生经验自然丰富，处事老成持重，通权达变，凡事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决不想仅凭一股热情就乱冲乱撞，结果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其进锐者，其退速”。于是，胡宗南在入学初期，在策略上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对于左右两派的激烈斗争与频繁活动，不过早表态，亦不过早投入，而是一边冷眼旁观，一边专心学习军事知识与各项课程。

胡宗南在精心地计算军校及南方政府内左右两派的政治实力，把握自己可以利用与崛起的最佳时机。是为大猾！

差一点成了共产党

军校的生活紧张、刻板而严格，这是大家都想到了的；但其艰苦的程度，超出了许多学员原先的想象。在这一点上，胡宗南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显得从容而充实。

军校初创，经费紧张，生活非常清苦。一日三餐，大都是粗蔬淡饭，住宿条件亦很简陋，这些倒也罢了，当未来的大军事家，是要能吃各种各样苦的。使胡宗南最不适应的，是卫生条件极差。校内没有浴池，洗澡大成问题。况且每人仅发一套衬衣裤，在夏季炎热、潮湿的气候中操练，终日汗流浃背，身上的衣服湿了又捂干，干了又湿，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难闻的汗馊味。这对于过惯了干净、卫生生活的浙江人胡宗南来说，显得十分难受。但是，胡宗南的黄埔生资格，是通过背水列阵、破釜沉舟的奋力一搏，才争取到的，胡宗南自感这一机会来之不易，故加倍地珍惜。并且，胡宗南深知，不达卓绝，不能遂大志；不经磨砺，不能成大器；不历艰苦，不能做大事。这就是孟老夫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效果了。在这样的心态下，胡宗南不但能够自觉经受军校各种艰苦生活的考验，有时还要找机会进一步磨砺自己。这对于胡宗南后来能够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西北高原上生存，受益匪浅。

研究一下胡宗南在黄埔军校初期的政治倾向，对认识胡宗南的政治性格，了解胡宗南后来的反共实践，至为重要。胡宗南一生的飞黄腾达，都建立在反共事业上，这是人所共知的。鲜为人知的是：胡宗南最初的政治倾向，竟是接近共产党，倾向共产党，在黄埔初期，也跟着共产党员跑了一段时间，甚至差一点成为共产党员。周恩来称他为“黄埔先进”，右派学生称他为跨党分子，都是缘出于此。

胡宗南出身寒微，地位卑下，投身国民革命之初，本也有通过社会变革改变社会地位，从而能爬上权势者阶层的动机。不消说，对于国民革命，胡宗南是拥护的。但是，胡宗南对国民革命目标的理解，大概与阿Q先生理解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名言相去不会太远。就是说：通过革命，把别人革下去，把他自己革上去，他能接受的就是这些。因此，孙中山主张实行三民主义，胡宗南是拥护的；共产党号召造反，反帝反封建，胡宗南也能同意。但是，对共产党未来的最高目标：主张实行共产主义，胡宗南不甚了了。这就是胡宗南思想上的矛盾之处。胡宗南曾经为血花剧社写作了一个剧本，剧中人的对话，突出地反映了胡宗南思辨上的自相矛盾。

“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的一个重要文化阵地，原由左派学生的重要领袖之一、中共党员李之龙创建并主持。从政治倾向与思想志趣上来说，由于胡宗南与左派学生较为合拍，故血花剧社初创时，胡宗南亦为创始成员之一，对剧社的编演活动十分投入与热心。问题是，胡宗南的个头太小，面孔长得也不敢恭维，因此，他总也当不了剧中的“一号人物”。凑合着跑跑龙套吧，胡宗南又觉得太对不起自己的雄才大略。于是，胡宗南另辟蹊径，弃演从编，创作剧本，通过剧中的人物，来反映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这当然是好的，李之龙很支持。

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革命的主体力量自然是像胡宗南这样的黄埔革命青年。顺理成章，胡宗南创作了一个革命青年同反动的北洋军官进行斗争的剧目。主题思想自然也是好的。于是，剧中的革命青年与剧中的反动军官对话了。

革命青年：不！不！我本意不要反对你，可是我如何可以不反对你！

反动军官：你反对我吧，没有人会反对我的。

革命青年：不！不！我不是这种意思……

反动军官：好了！好了！你去做你的事情吧。

胡宗南到底要表现一种什么莫测高深的哲学思想呢？没有人能够看得懂。其实，胡宗南自己也不一定清楚。剧中人的自相矛盾，实际上就是胡宗南思想上的自相矛盾。李之龙商请胡宗南进行修改，胡宗南断然拒绝。理所当然，这个剧本被李之龙枪毙了。不过，这件事惹恼了胡宗南，从此再不参加血花剧社的活动，并且与左派学生多了一层隔阂。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胡宗南与左派学生的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与军校中的共产党员也联系较紧。特别是自从周恩来主持军校政治部的工作以后，胡宗南看到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以及对国民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深为感动和振奋，与中共党员的关系也就更进了一步。本来，在胡宗南的思想深处，有一种强烈的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意识，当胡宗南读完了周恩来编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简要讲义》后，对周恩来不但有一种好感，简直是钦佩崇敬了。胡宗南从内心里感到这位新来的政治部主任不仅为人师表，风度翩翩，学识渊博，机敏干练，而且具有强烈的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热忱与斗志，他觉得这位政治教官很对自己的胃口。

胡宗南本以狂傲出名，寻常时候，眼睛大都好像长在额头上，很少能有他看得上的人。但是，对周恩来，他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也不能不表示佩服。于是，胡宗南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周恩来的宿舍里去看望和请教。应当说，胡宗南的态度是真诚的。周恩来是古往今来一位“人学”大师。胡宗南上门请教，周恩来看成是送上门来的思想工作，不仅因势利导地利用自己在东西方留学的生活经历，生动传神地介绍落后就要挨打的史实，而且妙语解颐，要言不烦，平易近人，切磋交流，使胡宗南大为折服和感动。其实，论年龄，胡宗南比周恩来还要年长两岁。胡宗南这个人一生中佩服的人不多，周恩来始终算一个。

周恩来发现胡宗南的气质中固然有虚伪的成分，有时甚至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做作；但是，总的来看，胡宗南思想敏锐，头脑清醒，文化程度较高，民族感很强，对政治有强烈兴趣，一手字写得尤为漂亮等等。于是，周恩来注意通过一些实际工作来影响胡宗南，促使他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大凡在政治宣传活动极为紧张的时候，周恩来就把胡宗南拉来帮忙，帮助策划或写作，或抄抄宣传材料等。胡宗南亦十分乐意，干得挺欢，也挺投入，内心深处则以能被周恩来器重而自豪。后来，周恩来到第一军任政治部主任，胡在一团任排、连级基层军官，仍然是得空就去看望周主任，极愿意、极虚心地向周主任讨教问题。蒋介石对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下逐客令时，胡宗南竟不避嫌疑，主动前去为周恩来送行。一个学生能够对老师热爱到这一步，这便不是一个简单的师生之情能够说得清、道得明的了。

周恩来走后，胡宗南感到很失落，也很惋惜。他对一期学生中的好友蒋超雄说：“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了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了！”顿了一顿，胡宗南以一种预言家的口吻强调：“再过几十年，你们才会明白我这话的意思。”胡宗南没有看错，也没有说错。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蒋介石总是败在周恩来手上。至于胡宗南本人，更是被周恩来玩弄于股掌之中。即使是黄埔学生的领袖，也仍然不是周老师的对手。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党员的影响与团结下，综观在整个黄埔学习期间，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可以说是倾向进步的，至少可以划入“中间偏左”一档。由此，学生中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最初骂胡宗南是跨党分子，扬言要对他采取行动。黄埔学生在入学初期，就集体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胡宗南也不例外，转瞬之间也成了国民党员。由于来得太过顺利，胡宗南似乎对这个头衔并不重视。倒是对共产党的活动，表现得很热心。不过，胡宗南到底没有加入共产党。其原因，就在于他还要看一看，说他是跨党分子，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不过，贺衷寒倒是利用这一点，对胡宗南进行威胁，终于把胡宗南拉入了孙文主义学会，成为其中的一名主要成员。尽管这样，对与共产党员打架这一类事，胡宗南总是不感兴趣。周恩来虽然走了，但周恩来对他的影响还在。

一般的说法是，胡宗南的飞黄腾达，是缘于黄埔时期就与蒋校长拉上浙东小同乡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充分的根据能够证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给了这位小同乡更多的青睐。这原因很简单，胡宗南固然也可以算是一位人才，可是要与蒋先云、陈赓、李之龙、贺衷寒等奇才比起来，毕竟要逊色多了。特别是“蒋、陈、李三位共产党员学生，真是太棒了。为了与共产党争夺人才，蒋介石几乎使尽了看家手腕：封官、许愿、扬名、发财等等，然而，蒋想要把他们笼络在自己麾下，总是不能成功的。至于等而次之的胡宗南，他大概还没有怎么往心里去。

蒋介石初期没有过分重视胡宗南，可能还有一层原因，这就是胡宗南的形象问题。蒋介石用人，是很注重精神仪表与外观形象的，并且对每个黄埔学生的仪表与气质都进行过认真研究。这个方法，是从曾国藩那儿承袭过来的。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也是个货真价实的“追星族”，是个曾国藩迷。他大到治军理政，小到言行举止，无不模仿曾国藩。据说，曾国藩一生有13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剩下两套，一套是《曾文正公家书》，蒋介石把它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镇山之宝，这是尽人皆知的。另一套是《冰鉴》，总结了曾国藩相术的理论。《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曾国藩但凡选吏择将，必先面试目测，即为之看相了。蒋介石在公开的场合或讲话中，对《冰鉴》绝少提及（大概也有点顾忌）。可是，蒋介石对曾国藩的看相理论十分推崇，一生都在揣摩意会，精心实践。

在黄埔时期，蒋介石每个星期都要找十个学生见面，单独谈上几句，无非是问问籍贯、家庭、经历等等。长则十数分钟，短则三言五语，也就打发学生开路。不过，谈话的作用不能低估。其时，阅世未深的学生所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能被至尊无上、威风凛凛（有时是装腔作势）的蒋校长找去单独谈话，这实在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表示亲信与亲近的象征。由是，学生们谈话之后，大都是乐颠颠的，无不喜笑颜开，这是可以理解的。从蒋介石来说，单独谈话的过程，既是了解学生各方面情况，笼络学生感情的过程，也是依据曾国藩的《冰鉴》理论，对每个学生的精神仪表与形象举止进行目测的过程。往往是经过一次谈话，蒋介石对这个学生的“印象分”就已经打下了。一般来说，这个最初印象对学生今后的前途至关重要，非有大的事件，是轻易不会改变的。

在黄埔一期开学约一个多月后，蒋介石也单独对胡宗南进行过一次目测性的谈话。过分重视外相的蒋介石，看到胡宗南长仅四尺余的矮小身躯，被裹在肥大的军衣内，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心里直犯嘀咕：这个胡宗南，什么事不能干，怎么非要来当一个军人不可。不过，等到胡宗南离开时，蒋介石的印象分还算好，因为他发现这个小个子学生的祖籍，原来是宁波镇海人。中国人的传统，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淌眼泪，当然没有必要了。不过，阿拉宁波小同乡，照拂一下，举手之劳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其实，在当时，蒋介石也就是仅此而已，这期间也没有给以什么特别的照拂。蒋介石发现胡宗南的统帅之才，是在二次北伐期间的事情。而胡的成名，则是在西北军事“剿共”，这是后话了。总之，有一点大抵可以肯定，在黄埔时期，周恩来对胡宗南的影响，肯定要比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影响要大。而且，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影响，主要是地位与权势；周恩来对胡宗南的影响，主要是品质与才识。两者之高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从东征到北伐

1924年11月9日，黄埔一期学生经过了半年时间的训练，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学生的毕业分配去向主要是正在组建的黄埔教导团，少部分留校工作。在职务安排上，依据个人情况，分别担任上士、班长、文书、副排长、排长等职，特别优秀的则越级出任连党代表或连长职务。在具体分配时，产生了一点小小的麻烦，由于蒋先云、陈赓等几个“金牌”学生都已经被各方面看好，有时一个人，好几个方面抢着要，这就难免要争执一番；几方争执不下时，只好由蒋校长裁定。争得最厉害的当然是黄埔的头一块“金牌”蒋先云了，就连蒋介石也直言不讳地承认：“蒋先云同学文武全才，的确值得一争。”不过，蒋先生的既定方针是：当前最重要的是军事工作，理应给黄埔教导团一点“倾斜政策”。于是，其他方面知难而退，蒋先云给了教导团，任连党代表之职，教导团团长何应钦与党代表王登云喜笑颜开。作为一种平衡，陈赓被入伍生部要去当连长，李之龙和贺衷寒都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工作，李之龙主持血花剧社，贺衷寒任上尉秘书。

胡宗南没有被各方看好，当然也就没有人来抢。于是，他被分配到教导团第三营第八连，先是任少尉见习，不久调机关枪连任少尉排长。就一期学生的总体安排水平来说，胡宗南能当上一个排长，蒋校长大概还算是照拂的了。在当时只有一个教导团的情况下，要安排500名学生，庙小菩萨多，僧多粥亦少，哪里能够人人都有官当。即使是被称为“兵头将尾”的排长一职，满打满算，大致也就40多个。可见，当不上职务的要比能当上的多得多。

职务安排得比胡宗南好的，也大有人在。蒋先云、陈赓、李之龙、贺衷寒等黄埔骄子，不消去说了，诸如：桂永清先是任连党代表，很快改任一团九连连长；袁守谦留校任学生总队部上尉副官，曾扩情任政治部少校科员，黄鳌任政治部秘书股主任，郑洞国任一团四连助理党代表（很快升为党代表），许继慎当了几天排长，也是很快升任副连长等等。

胡宗南第一次让蒋校长露脸的，是在棉湖战役中的表现。

1925年1月，胡宗南所在的黄埔军教导第一团随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史称第一次东征。在这次东征中，有三次硬仗，一次是进攻坚城淡水之战，一次是在羊塘圩与陈部大将洪兆麟的野战，一次就是棉湖战役了。在当时，由于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的武器装备要比东征联军中各军优越，除当家武器步枪外，还装备有手榴弹、十响驳壳枪、手提机关枪、重机关枪、山炮等，这些在当时都可以算得上是“现代化”的先进武器了。因为山炮门数有限，弹药也不多，使用时毕竟要受到限制，故黄埔军东征中的“战争之神”，实际上还要算是机关枪。正因为这一点，黄埔军将有限的机关枪编成机枪连，集中掌握使用，以便发挥机关枪的最大威力。诸如：在淡水之役中，机关枪以强大的火力掩护奋勇队攻城；在羊塘圩野战中，机关枪就被摆在第一线，以密集的火力抗击陈军的梯次冲击。应当说，胡宗南在这两次战役中，较好地贯彻了战役指挥的意图，充分发挥了机关枪的强大威力，对取得战役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头头脑脑们也感到满意。但是，真正使胡宗南出名的是在棉湖战役中。

3月12日，陈炯明的王牌军林虎所部2万余人，与黄埔军在棉湖地区相遇。按黄埔军预定作战计划，以第一团正面迎击林虎主力，以第二团侧击林虎右翼。但是，由于第二团增援迟缓，结果第一团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林虎为陈炯明手下第一员虎将，向以善打硬仗著名。林虎本为复仇而来，士气高昂自不必说，正面冲击的主力就达1万余人；其时，黄埔军第一团仅1000余人，且黄埔军自东征以来，连续作战，师老兵疲，战斗力已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以1000余疲惫之兵，战1万多生力之军，无异于驱羊群而入虎狼之阵。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恶战就此打响。战斗从拂晓开始，一直打到下午。林虎凭借有利地形，率1万精兵直扑黄埔第一团，双方厮杀在一起，阵地反复易手，伤亡惨重。上午11时，一支敌军竟突入一团阵地，冲到距团部指挥所仅百余米的位置。这个时候，早已打红了眼的胡宗南，以两挺机枪死死顶住敌军的冲击，决不后退一步，终于压住了阵脚，后由二营营长刘峙率一连兵力，端起刺刀，将敌军逐出阵地。

中午，打疯了的林虎，加派重兵再次强行突入，最危急时距黄埔军指挥所处仅数十米。黄埔军在强敌的巨锤重击之下，拼死抵挡，成班成排地力竭而亡。指挥所的幕僚与警卫人员都已全部投入战斗。最后，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都举枪向敌军冲去。蒋介石手握战刀，军事顾问加仑大将军拔出手枪，也都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在如此险恶的关头，胡宗南更是手端机枪，疯狂地向敌军扫射不止，一副其貌不扬的矮小身躯，却透出一股勇冠三军的气概，令在场亲眼目睹战况的蒋校长大为赞叹与感动。

棉湖战役结束，蒋校长论功行赏，胡宗南当上副连长，再任连长，再任教导第二团第二营副营长。这个时候，黄埔教导团中升得最快的蒋先云，也只是代理营长；郑洞国次快，也就是营党代表。胡宗南的这个速度，虽不算最快与次快，但也算是相当的快了。1925年10月，黄埔军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在海丰一战后，胡宗南升任营长。并在河婆横峰一战中，当第一师后路被陈军截断的危急情势下，胡宗南以冷静的头脑与果断的决策，亲率李铁军的第六连，夺取了生命攸关的制高点，使黄埔军免于陷入绝地。这个仗一打，使蒋介石开始注意到胡宗南的全局观念和战场指挥才能，培养胡宗南的考虑趋于成熟，为胡宗南在北伐中的擢升，进一步打下了基础。

1926年7月北伐时，胡宗南的行情进一步看涨，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上校团长。当时，真正属于蒋氏的嫡系部队，也就是第一军，计三个师九个团。胡宗南能当上团长，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位置了。况且，当时的黄埔学生在第一军中，所能担任的最高军职，也就是团长而已。由是，胡宗南已经算是爬得最快的黄埔学生之一。这个时候，可以看出蒋介石要把胡宗南作为黄埔学生中的旗帜来加以培养及运用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了。

不过，胡宗南能当上团长，有一个人的作用不能忽视，这个人就是胡公冕。胡公冕是浙江永嘉人，于1921年10月加入中共组织，是一位资深共产党人。受中共派遣，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出任军校管理部卫兵长。黄埔建军后，先后出任教导第二团第二营营长、教导第二团团长等职，为胡宗南的直接长官。由于胡宗南在黄埔也算是一位先进，又有一层老乡关系，故胡公冕对胡宗南处处予以照拂。胡宗南亦对胡公冕恭敬有加，以师礼事之。由是，“二胡”之间，很有一点“同志加兄弟”的意思了。据说，胡宗南、胡公冕、章云三人，曾有“桃园三结义”之举，互结金兰之好。按例，在国民党军队中晋升军职，须有人举荐。当胡公冕从第一师第二团团长任上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副官长时，当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果断保荐胡宗南接任团长一职。胡宗南对胡公冕的这一“大恩”，可以说是没齿不忘。抗日战争时期，胡宗南荣登西北王宝座，特地将刚从狱中释放不久的胡公冕接到西安，推荐为陕西省岷县地区行政专员，以为报答。

胡宗南春风得意，荣任上校团长。这个时候，原先总是跑在黄埔学生前头的一批“金牌”学生在干什么呢？“黄埔三杰”中的“第一杰”蒋先云，被蒋介石调在身边任侍从秘书，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全看蒋校长的心情而定。因此，不好将他与胡宗南的团长一职进行比较。不过，从蒋先云后来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补充第五团团长来看，蒋先云是落在胡宗南的后面了。“黄埔三杰”中的另一杰陈赓已经与蒋校长分道扬镳，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赴苏联海参崴学习组织群众武装暴动的经验去了，当然再不会在胡宗南前面“挡道”。“三杰”之一的贺衷寒，也被蒋校长派到苏联学习军事去了。曾经是黄埔学生中升职最快的海军局中将代理局长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中，被“亲爱的”蒋校长逮捕关押，吃足了苦头。直到北伐前，才被释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新剧团主任，从事战时宣传工作，与风头正健的胡宗南自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几位学生，原先也走在胡宗南的前头，现在的态势是：郑洞国任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团长，桂永清任独立第五十八团团长，孙元良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等。这些同学虽然与胡宗南同处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就才干来说，不但与“黄埔三杰”相去甚远，就是与胡宗南比较，也要稍逊一筹。故胡宗南已不再担心他们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何况，蒋校长的“阿拉小同乡”这一金字招牌，是谁也夺不走的。从根本上来说，胡宗南能够异军突起，先后越过蒋先云、陈赓、李之龙等“大牌明星”，冲到前列，缘于蒋介石的反共决心与部署。蒋此时已认定：蒋先云等中共学生已不能为自己所用，必须迅速调整部署，抑制蒋先云等中共同学，重新培养心腹学生。胡宗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蒋选中而加以重用的。胡宗南亦于暗中额手庆幸：当初幸亏多了一个心眼，没有加入共产党，否则……这一个过节不提也罢。

胡宗南率团随第一师作为北伐军的预备队，跟随北伐大军向湖南开进。北伐中，胡宗南先后参加了浏阳阻击、再克南昌、攻占杭州、进军上海等战斗。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第一军未打多少好仗，要是与北伐前锋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比较起来，“天下第一军”的表现简直只能算是一支“豆腐军”。当时，这两支部队的军官基本上都是黄埔学生；所不同的是，叶挺独立团受中共领导，并且连以上军官大都是黄埔一、二期毕业的中共党员，后来成为红军著名将领的周士第、许继慎等人，都在这个团中担任营长职务，故战斗力十分顽强；而第一军自从蒋介石将中共党员赶跑后，战斗力一落千丈，早已不复东征时的雄风。结果，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开路先锋，攻城略地，夺关斩将，一路势如破竹，特别是在攻克汀泗桥和贺胜桥等鄂南天险，以及血战武昌之役中，直打得吴佩孚大帅的十数万精锐之师丧魂落魄，肝胆俱裂。从此，叶挺独立团享有“铁军”之誉，威震天下，海内摇动。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挺独立团席卷千军，横绝天下。胡宗南所在的第1师在南昌几乎全军覆没。原来，由王柏龄率领的第一师与第六军在攻克南昌后，竟被胜利冲昏头脑，对当面的严重敌情疏于戒备。师长王柏龄更是嫖性大发，一头钻进花街柳巷，竟数日不归，真是“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结果，被孙传芳“秋后算账”，来了一个反包围。等到王柏龄迷迷糊糊地被人从妓院里找出来时，所有的作战部署只剩下一个字：“退！”于是，王师长亲率胡宗南等人仓皇突围。因章法大乱，致遭敌围歼，第一师几乎全军覆没，逃出来的只剩下包括胡宗南在内的数十名军官。这个脸实在丢得太大，连胡宗南都觉得无地自容，不用说是北伐军蒋总司令了。这以后，胡宗南虽然参加再克南昌之役，率部首克南昌要津牛行车站，并在随后的追击战中，担任第一师前锋，俘敌达2万余人。但是，南昌之败的阴影始终未能在蒋介石心头消除。不久，蒋介石策划四一二政变，血洗共产党人，第一次北伐半途夭折。胡宗南至此仍然当他的第二团团长。

“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胡宗南的扬名，缘于第二次北伐。胡宗南在蒋介石心目中真正确立黄埔学生的领袖地位，则始于中原大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胡宗南在这个时期打了一些硬仗好仗，使蒋介石看出了胡宗南的领军之才；一方面是原先的许多黄埔精英们，不是战死于东征与北伐路上，就是因四一二事变而与蒋介石彻底分道扬镳。这个境地，多少有点便宜了胡宗南这个小矮子。

这段时期，蒋校长的第一得意门生，“黄埔之花”蒋先云，因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先是断然拒绝了蒋介石以第一师师长作诱饵的收买，继而愤然离开南昌到达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总队长，并担任武汉30万各界群众“讨蒋”大会主席。在大会上，蒋先云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凛然正气大呼：“蒋贼不除，国无宁日。”随后，蒋先云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第二次北伐中，于5月28日率部在河南临颍与奉系军阀激战时，壮烈牺牲，年仅25岁。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因蒋介石反共而使蒋先云愤然出走，第一军中还会有胡宗南的出人头地吗！

陈赓与蒋校长分手，比蒋先云还要先行一步。在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陈赓回到国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策划与领导南昌起义。南撤时，因腿负重伤，辗转经香港到达上海治疗。伤愈后，任中央军委特务科科长、中央特科二科科长等职，成为中共特务工作的开创人之一。他的杰出特工才能，使蒋校长大为头痛。陈赓对蒋校长有过救命之恩，要说在蒋校长心目中的分量，陈赓要比胡宗南重多了。无论蒋校长使出什么手腕加以笼络，陈赓总是不肯跟他跑，这使蒋介石大为气馁，感叹：好学生都跟着周恩来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胡宗南赠友对联

李之龙以革命大业为重，在北伐途中兢兢业业地负责宣传工作，但中山舰事件的巨大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周围，不用说国民党了，就连共产党中都有不少人对他存有误解。四一二政变后，李之龙立即撰写了《三二反革命政变真相》一文，揭露蒋校长制造中山舰事件的阴谋，以此向世人剖明心迹。大革命失败后，李之龙拒绝了蒋校长的“招安”信，毅然赴广州秘密组织海军社，策动海军起义，后因事机不密而被迫东走日本避难。1928年2月，由日本经香港回到广州时被国民党逮捕，就义于广州黄花岗。据说，蒋介石在南京得到李之龙被捕的消息后，当即发电到广州，令李济深将李之龙押解南京。按蒋的意思，还想给李之龙一次机会，因蒋对李之龙的才干太欣赏了。不过，已经晚了一步，电报到达，李之龙已经喋血黄花岗了。蒋介石得到李之龙的死讯，默然许久，谁也不知道蒋校长此时作何感想。总之，学生死在校长的屠刀下，一定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总归是，好学生们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无疑是给胡宗南这个二流黄埔生创造了羊群里跑马，高人一头的历史性机遇。

平心而论，从北伐开始以来，胡宗南率领的第二团，固然与叶挺独立团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但在第一军中，也还算是战斗力相当强的一支部队。1927年8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团团长，率部从杭州赶赴南京，参加龙潭战役，一举攻克孙传芳的司令部所在地，为拱卫京师南京立下一功。当年11月16日，胡宗南率部击溃直鲁联军中由白俄雇佣兵组成的铁甲车队，为攻克津浦重镇蚌埠扫除了障碍。这两仗打完，蒋介石提拔胡宗南任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

若以此时为限，黄埔学生中出任师长的仅为两人：一为范汉杰，一为胡宗南。巧合的是，这两个升迁最快的黄埔学生，竟都是黄埔一期备取生队——第四队的学生。两人中，范汉杰升迁在前（于1927年初升职），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人；胡宗南升迁在后，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二人。不过，若按重要性来区分，范汉杰担任的是地方军浙江警备师的师长，胡宗南担任的是嫡系中央军的师长。孰轻孰重，是不言而喻的。

1928年7月，张学良暗中同意东北易帜。从此，天下形式上统一，北伐大业“完成”。于是，蒋介石开始“削藩”，编遣军队，以达到强本弱枝的目的。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也一并裁撤，改为第一师第二旅，胡宗南亦屈就第二旅少将旅长之职。蒋为表彰胡宗南自北伐以来的贡献，于1928年11月，授意把第二旅评为中央军“模范旅”，并下令将第二旅团以上官佐全部接到南京官邸，垂询嘉许，面示训勉。据说，此种荣誉在国民党军界空前绝后，仅此一例，弥足“珍贵”。应当说，从这个时候开始，蒋介石已经拿定主意，要以胡宗南为榜样，在黄埔学生中树立一面旗帜了。

不久，蒋介石为了更好地体现胡宗南的黄埔军事领袖的作用，改任胡为第一师第一旅旅长。从此，第一旅成为胡宗南发迹与起家的本钱。1929年，胡宗南率“天下第一旅”，参加蒋、桂战争与蒋、唐战争，再立战功。1930年，在蒋、冯、阎发动的中原大战中，原第一师师长刘峙升任第一路军总指挥。蒋有意提拔胡宗南接长第一师，但因其资历不够，只得先调升非嫡系的副师长徐庭瑶为师长。胡宗南被调升为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随时觊觎师长一职。碰巧战争爆发不久，徐庭瑶因作战负伤休养。胡宗南于此顺理成章地代理第一师师长，率部与冯玉祥手下的悍将孙良诚作战。

在冯军中，孙良诚虽有剽悍善战之誉，但在此前的蒋、唐之战中，吃过胡宗南的败仗，曾被胡宗南一直追到嵩山少林寺。有此一段经历，在中原大战中，孙部在陇海线两侧，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隐忽现，神出鬼没，不断向蒋军进行反击。可是，就是不愿与胡宗南的第一师纠缠。但凡听说当面之敌是第一师，就立即撤出战场，飘忽而去，令蒋军十分头痛。后来，蒋军的其他部队听说孙部不愿与第一师作战，索性就来个以假乱真，但凡遇到孙良诚的部队，就一边冲锋，一边大叫：“孙良诚的部队听着，我们是胡宗南的第一师！”如此一来，孙部左冲右撞，打着打着，见四面都喊自己是胡宗南的第一师，竟弄得不知所措。这件事传到蒋介石那儿，蒋大悦，觉得胡宗南为自己大大地露了一次脸。

最让蒋介石骄傲的，是胡宗南的勤王救驾之功。在一次混战中，冯、阎的军队长驱直入，竟一下子攻到距蒋氏专列十华里处。守军张治中、陈调元的部队相继被冲垮击溃，眼看蒋有被敌军生擒活捉之虞。此时，胡宗南率部及时赶到，逼退敌军，解除了危险。其后，胡宗南继续率第一师出山东，经河南商丘、许昌，包抄冯军后路，使冯军全线摇动，打得冯军的一些部队抬不起头来，为蒋军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立下殊功。战后，蒋介石将伤愈后的徐庭瑶他调，让胡宗南出任第一师中将师长。

从此，作为蒋介石树立的一面黄埔旗帜，胡宗南已经将其他黄埔学生抛在后面。

三、以“剿共”成名

东线无战事

周恩来曾经给胡宗南写过一封信，说他“以剿共成名”。从黄埔时期的胡宗南来说，他大约想过很多成名的方式，有没有想过以“剿共”成名？或许没有想过。因为以他当时接近共产党的态度，也还算是真诚的。否则，周恩来不会说他在黄埔为先进。胡宗南尽管大猾，精于欺诈，会糊弄人，可是要糊弄周恩来的那双眼睛、那个头脑，恐怕不那么容易。

胡宗南走上反共道路，最终以“剿共”成名，始于1932年。这一年5月，胡宗南率第一师进驻皖西重镇安庆，准备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一次军事行动，对胡宗南一生的走向，产生了始料不及的重大影响。

鄂豫皖根据地是与中央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齐名的红军三大革命根据地之一，当时拥有人口350余万，面积四万余平方公里，革命政权遍及鄂东北、皖西、豫南26个县，红军发展到四万五千人，地方武装及赤卫队达20万人以上，从规模及实力上来说，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红军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更为重要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地位：横跨气势雄伟磅礴的大别山区，位于鄂豫皖中央，绵延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交界处，襟长河而带淮渝。北窥豫中，南瞰武汉，东制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山川交错，物产丰富。为历代兵家逐鹿中原、囊括大江南北的必争之地。

有这样雄厚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又有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难怪蒋介石感到是心腹之患，横竖要睡不着觉了。蒋氏鉴于前三次“会剿”红军失败的教训，第四次“围剿”动员了81个师另29个旅的建制，兵力达60万人。其中包括了当时所能动员的中央主力嫡系部队，意图一战而定大江南北，胡宗南的第一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命参加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按蒋的总体部署：第一步即“围剿”鄂豫皖、湘鄂西两区红军，待得手后再全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在指挥部署上，分左、中、右三路，以左路专门对付湘鄂西根据地，中路与右路全力“围剿”鄂豫皖苏区。中、右路的总兵力达26个师又五个旅，合计30万余人，另将他的四个心肝宝贝似的航空队也拿了出来，可见蒋对这次行动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蒋介石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右两路上，中路军的司令官由他本人自兼，右路军的司令官由老资格的粤军将领李济深兼任。“会剿”方针是：中路军从豫南南下，右路军从皖西西压，南倚长江天险，西控平汉铁路，形成一个对鄂豫皖苏区四面合击的态势。胡宗南的第一师编在右路军第二纵队，进攻集结地域为皖西的六安、霍山地区，攻击的首要目标为占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霍山、苏家埠等重镇，这是从东线“会剿”鄂豫皖苏区的主要进攻方向。

蒋介石这次“会剿”的主要对手是自己的门生徐向前，师生较量，同学交锋，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战争奇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亲自率部“进剿”鄂豫皖苏区，将是一次黄埔精英大会猎的“盛事”。从蒋方来看，不但有校长御驾亲征，有黄埔旗帜胡宗南为王前驱，而且中央嫡系部队的师、旅、团等各级主官，几乎都是黄埔毕业生。诸如第二师师长黄杰、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等，无不是黄埔一期出身的所谓“名将”。

从鄂豫皖苏区来看，当时是黄埔学生中的红军将领最为集中的区域，先后出任过红军师以上高级将领的黄埔毕业生就有：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红二师师长漆德玮，红十师师长倪志亮，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红十二师政委姜镜堂，红十二师副师长萧芳，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等。仅黄埔一期毕业的红军将领就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红一军军长许继慎，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红十二师师长陈赓等。事实上，鄂豫皖苏区红军的主要指挥职务大都由黄埔出身的中共党员出任，这在当时的各个苏区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

就蒋介石来说，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徐向前其人，自然十分清楚。遥想当年，这个山西佬在黄埔军校的表现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在自己的印象中，好像属于“出息不大”一类。正因为这一点，蒋校长在前几次“会剿”中，并没有把这个“出息不大”的门生放在眼里。固然曾数度派出大军“进剿”，但依靠的大都是杂牌军队。这一考虑无非是“以毒攻毒”，“两毒”火并，迫“两毒”俱散。令人难堪的是：最后的结果总是校长放出的“毒”一攻就破，而学生的“毒”越发厉害。校长一怒之下，不得不放下架子，这一次来个御驾亲征，以“正”克“邪”，彻底化“毒”。由是，不但蒋校长几乎把手下的嫡系主力都带了出来，而且把从未用到“剿共”方面的“天下第一师”胡宗南所部，也调到“围剿”鄂豫皖的东战线。这在蒋校长的考虑，似乎也有让黄埔的高材生胡宗南，会一会徐向前这个神秘同学的考虑。

就胡宗南来说，徐向前这个名字自然也不陌生。黄埔军校时期，徐在一队，胡在4队，同学半年多，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天不见明天见。当时，徐向前与“黄埔之花”蒋先云同一个队，同一个宿舍，后来又都是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属于左派学生之列。胡宗南后来参加了学生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蒋先云、徐向前固然属于两个营垒；但是，胡宗南的政治倾向：在初期是接近共产党的，在后期大体上还属于右派中的左派，与蒋先云等左派学生领袖的关系也还过得去。从这一点分析，胡宗南与徐向前的关系大致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不过，在胡宗南的印象里，徐向前是个沉默寡言、腼腆刻板的同学，各方面也都未看得出有什么突出才能。好像听说徐向前来自山西五台县，与晋省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家只一河之隔。司马迁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古代出了个纵横家张仪，现代出了个九尾狐阎锡山，都是运用权术的高手，按史家的说法，属于“倾危之士”。当时，胡宗南就曾经暗自寻思：这个徐向前，少言寡语，不善结交，一副乡下人木讷相，与司马迁笔下纵横捭阖的三晋权变之士们口若悬河、能言善辩、机警洒脱、才华外溢的辩士风采，相去何其之远！

正因为有了这个先入之见，素来高傲的胡宗南，自然也就不会把这个一期同学放在眼里，说起来，大概也就是点头之交而已。一期毕业后，徐向前先是留校任第三期入伍生的副排长，东征时升为排长。1925年夏天，胡宗南听说徐向前跑到北方冯玉祥的部队去了，这就使胡宗南大惑不解了：山西有句民谣，那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会说五台话，便有洋刀挎”，盖晋军的高级将领，大都出自五台。阎老西既然那么看重乡土关系，徐向前竟舍近求远，不去晋军中腾达，而到冯军中去烧冷灶，可见得其人实在是不懂为官之道，真是迂腐木讷得可以。

后来的几年中，同学中关于徐向前的话题，已是很少有人提及，胡宗南亦未想起，盖此人太平凡了。哪里知道，数年前有消息传来，徐向前到了大别山区，一跃而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一期同学许继慎、蔡申熙等都在那里“附逆”，就连“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也只是在徐向前的手下当一个什么师长。蒋校长为此先后派出数十万大军“进剿”，均遭败绩。据说，曾任徐向前老上司的国民第二军军长岳维峻所部5000余人被徐向前俘虏，岳维峻竟被活捉，真是丢脸。

初始，胡宗南还觉得像岳维峻这种人，都是些过了时的老军阀，被自己的同学活捉，固属咎由自取，未见得徐向前有什么奇才。可是，接下来就有点骇人听闻了。在1931年的军事“进剿”中，徐向前竟连战连捷，锐不可当。在黄安战役中，国军被歼一万五千人，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官兵被俘；在商（城）潢（川）一战中，国军被歼近5000人；苏家埠一战，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与5个旅长、11个团长及其以下2万余人全部被俘，被歼达3万余人，损失枪支弹药无数。据说，还被击落飞机一架，真是闻所未闻。在其后的潢（川）光（山）一战中，国军丧失建制部队达8个团之多，伤亡被俘官兵又是万人以上。

胡宗南震惊了。这个徐向前，当初真是有点小瞧了。也许正是应了古人那句话：真人不露相！或曰：智者多思吧。怪不得这次校长下了决心，亲带30万精锐之师“进剿”，并立下誓言：“我这次到湖北，抱定一个决心，一个生死存亡的决心，有匪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是没有匪。”校长竟以生死存亡之念来对付当年的学生，这个徐向前真是非同寻常，的确让胡宗南有点动容了，内心深处也就被激起了要与徐向前一比高下，一决雌雄的强烈欲望，以便替蒋校长大大地露一下脸，争一口气。

老实说，此时的胡宗南，固然还不敢过分轻视徐向前，但也未必就把徐向前看成是自己的对手。在胡宗南看来，或许徐向前同学算得上是一位军事干才、奇才，并且也是打了一些好仗的。可是，说到底，那只不过是因缘时会罢了，恰好是一些酒囊饭袋撞到他的枪口去了。其实，真正的军事天才、雄才，徐向前至今还没有遇到。此人姓胡，名宗南，字寿山，黄埔第一人！胡宗南在心中作如是想。并且，胡宗南也是作好了准备的，决与徐向前、陈赓等同窗同学进行一场恶战！胡宗南暗中抱定了一个决心，要让校长看看：谁才是他的最优秀学生！

面对黄埔校长蒋介石以及以胡宗南为代表的大批黄埔同学的合力“进剿”，徐向前也在认真研究反“围剿”的对策。鉴于红四方面军已经连续作战7个多月，师老兵疲，兵家之大忌，徐向前主张在蒋军四面合击之前，一部主力放在内线，巩固老区；一部主力打出外线，开辟新区，以扩大活动空间，便于机动穿插，捕捉战机。同时，抓紧时间休整补充，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后来的实践证明，徐向前的这个战术思想无疑是再好没有了，恐怕也是他的校长蒋介石与同学胡宗南等人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可惜，一场黄埔尖子大斗法的好戏让张国焘搅了，原因是领导徐向前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被胜利冲得昏头昏脑。张国焘认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已经证明国民党军队不是红军的对手。为此，张国焘提出了著名的“偏师”之说，即今后能与红军作战的只能是帝国主义派军队过来，国民党军队的资格无非是给帝国主义军队当当助手罢了。根据是什么呢？张国焘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说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只剩下七个师，其余的都是杂牌军。这点兵力，小菜一碟，不够我红军风卷残云，一次横扫的。著名的苏家埠战役，红军不是一下子吃掉了蒋军五个师另两个旅吗！这样计算，蒋介石的这点老本，能经得起几次苏家埠战役？想想看，张国焘的豪情何其壮也！并且，他甚至还有点替蒋介石担忧了。于是，张国焘否定了徐向前的建议，命令红四方面军要趁帝国主义的大军还没有漂洋过海，打到鄂豫皖苏区之前，来个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先把国民党的军队消灭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再与帝国主义开战。

张国焘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战略方针：红军应实施不停顿的进攻，先南下围攻鄂东北重镇麻城；然后再乘胜向南席卷武汉，再然后……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徐向前只好率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计五个师的兵力南下围攻麻城。这样，战事在西线麻城地区展开，胡宗南所在的东线无战事，显得相对平静。可是，西线的战事，一开始就使徐向前陷入不利局面。一是麻城有坚城之利，攻难守易；二是红军火器落后，难以攻坚；三是红军为久战之师，已疲惫之极。结果，这一仗从7月上旬一直打到8月上旬，久攻未克。本来，高手过招，只争瞬息之机，哪里经得住一个月的旷日持久。如此一来，战机尽失，整个战场形势逆转，红四方面军顿陷绝境。

原来，蒋介石在前三次军事“进剿”失败后，总算是交足了学费，懂得与红军打仗，切忌孤军冒进，被其各个击破。于是，这一次就来个稳扎稳打，方针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部署是：第一步，中路军由北而南，由西而东；右路军由东而西，形成三面合击之势，将红军像赶羊似地压到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皖西金家寨地区围歼；第二步，把红军残部向南挤压到长江沿岸，彻底加以解决。实施这个方针，蒋介石当时有两怕：一怕红军主力飘忽不定，不与自己决战；二怕红军主力跳出重围，或西出平汉路，或东出潜山、巢湖，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陷蒋军于被动。所以，蒋把主力胡宗南部放在东线，把主力卫立煌纵队放在西线，严加戒备。哪里知道战事一起，情形不是这样。红军竟将主力集中到一起，围攻有坚城之利的麻城。蒋心下大喜，自觉学生总归是学生，哪里能比得上校长的棋高几着，技高数筹。

于是，抓住红军主力胶着在麻城地区的时机，蒋介石立即下令改变原先的战术，一方面命令中路军的主力卫立煌纵队与陈继承纵队迅速向麻城地区合击，一举与徐向前决战；一方面令东线的胡宗南等部来一个疾速进击，长驱直入，迅速深入到根据地中心区域，攻占红军的后方基地。这样，以胡宗南的第一师为主力的东线纵队，在几乎没有什么阻力的情况下，迅速攻占了霍邱、霍山、苏家埠等重镇。进而攻占河口集、丁家集及淠河一线，迅速向金家寨逼近。至此，鄂豫皖根据地的皖西区域大部陷落。并且，胡宗南终于等到了与一期同学徐向前、蔡申熙等红军将领直接进行较量的机会。

在西线，红军久攻麻城不克，蒋军主力卫立煌与陈继承纵队乘势夹击。在蒋军中，这两支部队都是能打仗的，特别是第六纵队指挥官兼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作战经验丰富，素以善战著名，不是岳维峻之流所能比拟的。张国焘到此时才如梦初醒，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于是，张国焘再不提“偏师”之说，急令放弃麻城，在黄安、七里坪、英山地区左冲右突，均未能制胜，红军师长陈赓在激战中身负重伤。不得已，徐向前决定跳出重围，挥师西进，向平汉路突进。蒋介石防的就是这一着，于是，急调胡宗南的第一师与俞济时的第八十八师等主力部队，预先在苏区西界的麻城、黄安地区堵截。由是，著名的河口之战发生。

“剿共”第一仗：血战河口

1932年10月8日，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鄂东北黄安县的河口地区，与先期到达河口镇的胡宗南部第一师、俞济时部第八十八师遭遇。河口镇为鄂东北的交通要冲，这里东达黄安、麻城县城，北达豫南，西达平汉路，南达武汉。红军如果要西出平汉路，河口为必经之地。于是，当蒋介石发现红四方面军有挥师西上的企图后，急调胡宗南与俞济时各率所部预先到河口一线拦截。另命卫立煌与陈继承两纵队从皖西掉头向西衔尾追击，形成前后合击的态势。

胡宗南此次战役中一直未能有突出表现，眼看河口之战将是“进剿”鄂豫皖的最后一战了，再不立功，这黄埔学生的旗帜如何能在校长面前打得。他急切地寻机同红军交火，分析道：红四方面军经过近10个月的连续作战，所谓“师久必疲”，已成强弩之末，不足为虑了。“天下第一师”要一战而定鄂豫皖，从此名扬天下，给此次校长的御驾亲征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出于这一考虑，当徐向前与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率部到达河口时，胡宗南下令放弃本来可以在河口镇凭险据守的有利地形，而是急不可耐地主动出击，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并雄心勃勃地扬言：要趁红四方面军立足未稳之际，来一个鼓洪炉以燎毛发，以破竹之势，毕其功于一役。胡宗南想是这样想了，岂知事情并非如他所愿。河口之战的枪声一响，使他顿感第一师遇到了劲敌。

事实确是如此，胡宗南自领军以来，虽然也打过不少硬仗好仗。但是，所有的作战对象，不是吴佩孚、孙传芳等一批北洋老军阀，就是桂系、阎锡山、冯玉祥等一批国民党新军阀，从未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交过手。这次河口之战，是胡宗南自出山以来，平生第一次与红军主力部队交手。

战斗于8日在河口镇以东一线打响。双方从一开始就是霸王硬上弓，猛打猛冲，硬顶硬抗，对实力不作任何保留。在胡宗南与俞济时的想法，要抢在卫立煌与陈继承纵队赶到之前，把红军一口吃掉，捞它一个全功，岂不大妙；在徐向前与蔡申熙考虑，前有强敌，后有顽兵，红军已入绝地，不冲决当面之敌，杀开一条血路，红军就将全军覆没。双方都是志在必得，其战斗紧张、激烈、残酷的程度，可以想见。

胡宗南亲督麾下官兵，向红四方面军坚守的阵地轮番冲击，前浪未止，后浪已到，其势十分凶猛凌厉。胡宗南是读过不少兵书的，运用这种战术当然也是大有出处。不闻《孙子兵法》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势如弩，节如发机。”这意思就是：组织攻势要像张满的弓，发动冲击要像击发弩机，做到持满而发，迅猛神速。在“彼竭我盈”的状态下，这样的战法可以说是屡试不爽，没有人能经得起“天下第一师”连续三浪的冲击。在中原大战中，西北军悍将孙良诚所部，每遇第一师如惊涛骇浪般的集团冲击，无不丧魂落魄，心胆俱裂。

原先胡宗南估计：红军已是残兵败将，若有个一浪两浪的冲击，也就差不多了。哪里知道战斗打响后，数次狂涛恶浪般的冲锋，不是被红军的火力击退，就是被红军的刺刀杀回。傲啸无比的第一师官兵，屡进屡挫，个个打红了眼，在双方用火网与刺刀组成的死亡之墙面前，胡军官兵是一排一排地倒下，红军官兵也是一排一排地倒下，双方的后续部队仍然是端着刺刀，一排一排地踏着同伴的尸体，蜂拥而上。可是，在气势上，红军更勇、更壮、更猛！似乎他们都不是血肉之躯，而是钢铁之体。胡军士兵从未看到过这种神勇无比的军队，也从未打过这种残酷无比的恶仗。渐渐地，他们勇悍的锐气被挫败，必胜的信念开始动摇，内心的怯气上升，阵脚开始紊乱。

就在胡军进攻的声势受挫，冲击的后浪还没有形成的瞬间，红军山呼海啸般狂泻而下，向胡军反击过来。这一着，大出胡师官兵的意料，他们来不及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就已经相互被裹挟着溃退数里。直到河口镇，胡宗南才得以凭借有利地形，有效地组织起抵抗，从而挡住了红军的反突击。这一仗，胡师与俞师被歼2000余人，被红军缴枪1000余支。于是，胡宗南再不敢贪功冒进了，开始改变战术，坚守河口，等待其他蒋军的后援。

胡宗南到底算是聪明的。其实，高手过招，一路拳打下来，双方的功底也就立见分晓。从胡宗南来说，这一次战斗固然只是与红军打了一个遭遇战，第一师的损失亦不算太大。不过，红军的实力，胡宗南当下就看出来了，与新老军阀相比，确是不可同日而语；与他原先想象的，亦大相径庭。胡宗南狂则狂矣，然则不昏。胡宗南已经看出：这支红军队伍的战斗力，即使不在第一师之上，也绝对不在第一师之下。要想凭借河口两个师的力量就把当面之敌消灭，绝无可能。

平心而论，胡宗南的第一师，的确算得上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王牌部队”。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第一师原先由黄埔一期学生为骨干组建而成，并且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许多优秀共产党人都曾经在其中工作过，给第一师的政治工作灌输过许多好的传统。在东征与北伐中，第一师也确是打过不少硬仗恶仗，积累了很好的传统与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第一师能打大仗的顽强作风；第二，第一师是蒋介石起家的本钱，蒋在人事安排上，不但要选自己最为得意的心腹，出任师长、旅长，而且自排长以上军官，大都是出自黄埔军校。师长胡宗南自不必说，就是从当时的几个旅长人选来看，第一旅旅长李铁军、第二旅旅长袁朴、独立旅旅长丁德隆，无不被蒋校长视为黄埔一期的“精英分子”；第三，为了增强第一师的实力，蒋在兵力员额、武器装备、后勤补充等方面，都要优于一般部队，其整体实力，要超出一般的军之上；第四，为了培养第一师的所谓光荣历史，蒋介石在战役部署上，注意巧为运用。一个部队的战斗传统，固然要靠打硬仗来锻炼，同时也要靠打胜仗来鼓舞。于是，蒋校长常常是师心自用，但凡有便宜好占，总是让第一师先去。比如，这次将第一师西调河口阻击红军西进，在蒋的私心，就是认为红军已经不堪一击，送一个落地桃子，让胡宗南来捡。一旦打了胜仗，自然又是大吹大擂一番。而第一师的传统与历史，不用说，也就更加“光荣”了。有这样好的校长特别关照，又有这样好的“光荣历史”，第一师再不争气，真是不可救药了。

可是，胡宗南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马失前蹄。本来，看准了是一个落地桃子，一伸手，竟是一只烫山芋。徐向前、蔡申熙、陈赓这些同学果然不凡，连续作战10个多月，竟还有实力跟“天下第一师”硬拼，简直难以想象。

10月9日，蒋介石急调黄埔一期生黄杰率领的第二师赶到河口，与胡宗南、俞济时合力阻击红军。由黄埔一期出身的三个蒋军师长，拦击黄埔一期出身的三个红军将领，这个巧合也算是国共10年内战中的一个趣闻吧。此时，卫立煌、陈继承纵队也从东线接踵而来。战斗于9日下午重新打响。红军方面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是蔡申熙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巧得很，蔡申熙与当面之敌的三个师长不但是一期同学，而且与胡宗南手下的三个旅长李铁军、袁朴、丁德隆都是一期六队的同学（与袁朴、丁德隆还同为湖南同乡）。现在却是同学相见，分外眼红。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校长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同期同队同学及同乡之间，何会有这种“煮豆燃豆萁”式的自相拼杀。

9日的战斗，比之8日更为惨烈。仅在一个下午，红军就打退了第一师等蒋军部队的七八次进攻。双方伤亡惨重，蒋军第二师副师长柏天民被击伤。比较而言，红军的损失更大。红一师政委甘济时牺牲，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身负重伤。胡宗南此时尚不知道这些情况，否则他要大大的得意一番，并迅速向校长报功。10日的战斗，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红军官兵大都是连续作战两昼夜，得不到任何休息。更为困难的是，弹药没有补充，伤病员无法安置。蔡申熙躺在担架上仍在指挥战斗，并且是一天一夜没有吃饭，最后因伤重、血尽、力竭而牺牲，成为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最高将领，死时年仅27岁。未来的黄埔校史应当补上这样一笔：1932年10月10日，在校长蒋介石的导演下，一期同学蔡申熙死于一期同学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10月10日，胡宗南进一步加强攻势，红军四面受敌，形势十分危急。当日晚，红军后退到黄柴畈，随之举行鄂豫皖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了撤出根据地，西出平汉路的方针。11日晚，红四方面军主力一万五千余人，在红二十五军的顽强掩护下，利用夜色的屏障及熟悉的地形条件，分路急进，终于跳出国民党四路大军将要形成的包围圈，从胡宗南所部第一师的侧后方，长达50公里的正面地段上，冲过平汉路，扬长西去。

眼看已经到手的落地桃子，胡宗南仍然没有捡到。

穷追三千里　五狙徐向前

本来，按徐向前的想法，红军跳过平汉路，只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先到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桐柏山区避避风头，休整一下，待胡宗南等率领的大军退出鄂豫皖后，再杀蒋军一个回马枪，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岂知这一次蒋校长运用的是“全场盯人”战术，胡宗南等率大军，如影随形，穷追不舍，逼得红军全无喘息之机。徐向前边打边退，这一退就是3000余里，再也没有能够回来。这是徐向前始料不及的。

徐向前没有想到的事，胡宗南更是没有想到。原先，胡宗南分析：徐向前率领的这一支红军，经过此次蒋校长御驾亲征，合力“进剿”，主力已经被消灭，逃出去的只是漏网之鱼罢了。况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徐向前一旦逃出了大别山，失去后援，还能逃到哪里呢？只要我们乘胜进击，穷追不舍，全歼红军是指日可待的事。

胡宗南设想的这一番“胜利大结局”的理想图景，可惜是画饼一只，陶醉可，充饥则不可。不过，胡宗南这一次穷追徐向前3000里，倒是与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观其一生，最初竟是靠抢先一步进入西北，结果在关中坐大，成为煊赫一时的西北王。

自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胡宗南与徐向前，从中原一直打到川北，间打间行，边走边打。当时的形势，徐向前与胡宗南是各有各的苦衷。从徐向前来说，打又不能打，停又不能停，摆又摆不脱。只能是一路猛进，走到哪里算哪里。确是处于自创建红四方面军以来最为困难，也最为险恶的境地。从胡宗南来说，追又追不上，堵又堵不住，“剿”又“剿”不到。只能是一路穷追，追到哪里算哪里。可谓是自统兵领军以来，最难打的一场战役，也是最为劳而无功的一次战役。胡宗南五次狙击徐向前，均未成功。

胡宗南对徐向前的第一次围击是在大洪山的新集以西地区。红军西上，沿大洪山区，向桐柏山急进。蒋连发四道“金牌”，调动大军四面堵截急追。第一道“金牌”发给第六纵队卫立煌，令其亲率第十、第八十三师，撵着徐向前的屁股追击；第二道“金牌”发给胡宗南，令其率所部贴着徐向前西进路线北缘的花（园）、襄（阳）公路，与徐向前齐头并进，实行平行追击；第三道“金牌”发给第四十四师师长萧之楚，令其率所部贴着徐向前西进路线南缘的京（山）、宜（城）公路，亦与徐向前齐头并进，实行平行追击；第四道“金牌”发给刘镇华部师长刘茂恩与阎军师长冯鹏翥，令两人抢在徐向前西进路线的前方：桐柏山区的沙河一线，组织堵击。因胡宗南走的花襄公路与萧之楚走的京宜公路，都将在襄阳、宜城及枣阳这样一个三角地带会合。蒋介石的企图是：将徐向前部的主力挤压到襄阳、宜城与枣阳三角地区进行围歼。为了防止红军再次窜出包围圈，蒋介石划分了所谓“围剿”区，严令各部：“如匪在该管部队区域之界线以内窜出者，该管部队长官概以纵匪论。”在这样一个四面合击的围剿区内，蒋介石最为看重的是北侧的平行追击与沙河堵截。

按蒋的分析：红军后有卫立煌的重兵紧追不舍，徐向前当不至于再回头东上；而红军的南侧是长江天险，徐向前亦不至于率部跳江，故萧之楚的平行拦截应不成问题。“围剿”区的东线与南线都没有问题，红军剩下的出路，则是继续西进与北出两途。红军的前方是雄踞鄂西北、扼长江与沙河汇合处的重镇襄阳，襄阳的两翼则分别是建在长江之阳的宜城与沙河之阴的枣阳。红军要夺路西进，飞越大江，去攻打重镇襄阳，绝无可能；故西进一途就只能是在枣阳与襄阳之间，越过沙河，向鄂豫边境的桐柏山区或武当山区逃窜。但是，只要刘师与冯师能够依托沙河，据险死守一日左右，其时，南、北、东三面“追剿”大军就会风驰电掣般赶到，便可收四面合击之效，制“共匪”于死地。徐向前西进一途，也是死路一条，最后的可能，当是横越花襄公路，北窜桐柏山区及豫南山地。为此，蒋对北侧的平行追击极为重视，决定由胡宗南率第一师在北侧追击拦截。“为收指臂相助之效”，蒋介石把萧之楚的四十四师与独立三十七旅全部划归卫立煌统一指挥，唯有胡宗南由他自己直接掌握。这样，当徐向前率红军在大洪山区崎岖的山间小道上，冒着蒙蒙细雨，踩着没胫的泥泞向西转进的时候，胡宗南则率精兵，在北侧沿着公路始终与红军保持着平行速度西进，完全封死了红军北进的可能。

经七天多的昼夜追击，胡宗南等三路大军，从左、右、后三面“护送”徐向前到达襄阳、宜城、枣阳三角地的底边线：新集地区。从这里，向北到枣阳，向南到宜城，向西到襄阳，差不多都是三五十公里。从地形上来说，这里南是大洪山，北是桐柏山，西是武当山，属于鄂西山地，正是打游击的理想地带，徐向前准备在这里重新建立根据地了。此时，蒋介石亦已看出了徐向前的企图，命令胡宗南等各路大军，迅速“进剿”，决不让红军在此地有喘息之机。

出乎徐向前意料的是，这一次跟踪追击的三路敌军在卫立煌与胡宗南的亲率下，前进的速度相当迅速。19日晨，红军到达新集地区喘息未定，蒋伏生、李默庵、萧之楚等所率各师均于一两日间迅速赶到，与红军开始了激战。21日，胡宗南的第一师从花襄公路全线压了下来，徐向前这才感到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据徐向前后来回忆，当敌蒋伏生、李默庵、萧之楚等各师压上来后，红军并不在乎，认为从战斗力上看，红军仍占有优势，并随之展开反击，直打得这三支敌军勉强据险顽抗。可是，当胡宗南的第一师赶到后，徐向前自知不敌了，不得不放弃在该区域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考虑在与胡宗南的第一师接触之前夺路而走。于是，选准敌军防线薄弱的西北土桥铺地区突围。

土桥铺位于枣阳以西10公里处的一处临河据点，刘茂恩的第六十五师早已在这里摆开阵势，严阵以待。徐向前率部来到这里，用诱蛇出洞之计，引诱刘师离开阵地向红军进攻。然后以近距离跃出搏击的战术，猛冲猛打过去。红军终于杀开一条血路，抢得临河渡点，闯过敌军的沙河防线与花襄公路，甩开第一师等部队的围歼，继续向西猛进。这一次，胡宗南虽然让徐向前在眼皮底下溜掉了，但是到底迫使徐向前放弃了在桐柏山区建立根据地的预定计划，也算是不无收获吧。

胡宗南对徐向前的第二次狙击是在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23日以后，胡宗南得知徐向前已经突破了刘茂恩的防线，正在从枣阳以西的隆兴寺、七方岗等处向西逃窜，胡当即马不停蹄地率部跟进。时值深秋，胡宗南看到所经地区，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人祸加天灾，早已是田园荒芜，庐舍废墟，荆棘漫野，满目凄凉。举目数十里，不见人烟。胡宗南不禁哀叹：“粒米未见，勺饮难得，军行所至，尽皆露营”，“凄凉景象，俨同塞外”。

胡宗南蹑着徐向前的足迹，忍饥耐寒，昼夜穷追。数日后，进入豫西南。经新野、邓县、浙川，最后在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总算撵上了魂牵梦萦的徐向前所部。这里，北面是秦岭山脉和伏牛山，南面是武当山和汉水。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粮米较丰。徐向前一到这里，发现这儿既是鄂豫陕交界的三不管地区，又是山高林密地带，又是一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于是，部队停下来休息，开展群众工作。可是，才住下三天，胡宗南就已经像猎狗一样，沿着气味追寻而来，卫立煌率军亦从三面席卷而至。大敌当前，徐向前不得不第二次放弃建立根据地的打算，重新卷起铺盖赶路，力图将胡宗南甩脱。

胡宗南第三次对徐向前形成围歼的态势，是在鄂陕交界的漫川关地区。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重要隘口。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土地贫瘠，居民稀少。早在红军向鄂西北转进时，陕军杨虎城已奉蒋命，率三团精兵抢占了漫川关，封住了红军的西进通道。徐向前率部刚刚来到漫川关下，胡宗南的第一师已经从南线卷击下来，蒋军第四十四师、四十二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分别从东面、北面围击过来。这样，东西南北，四面皆有强敌环伺，徐向前陷入蒋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漫川关以东十余里长的悬崖峡谷之内，红军面临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危急局面。据说，当时红军领导人开会，张国焘心胆俱裂，竟提出解散部队，化整为零的主张，后因徐向前与陈昌浩坚决反对而作罢。

徐向前冷静分析当前的态势：前敌杨虎城所部，虽仅有三个团，但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漫川关相助，攻关夺路殊无可能；南线胡宗南所部第一师为最强之敌，必须避开；东线第六十五师、五十一师的力量亦不弱，只有北线第四十四师与四十二师的实力较差。于是，徐向前决定从北线两个师的接合部打开缺口，夺路北进。

为此，徐向前下令红军第三十四团担任开路先锋。红三十四团团长就是出身少林寺的武和尚、后来名动天下的中共著名战将许世友。许将军的个性是：战斗越是激烈残酷，越是显出他的英雄本色。在这一仗中，许世友亲自端着一挺机枪，率三十四团官兵，如狂飙突起般跃入敌阵，奋击敌营如卷席。一夜打下来，第二营500多人，只余100余人，可见其惨烈的程度。在许世友前锋团的反复冲杀下，徐向前终于从敌军手中夺取了极为重要的北山垭口，然后掩护红军大部队利用黑夜，沿着山间的崎岖小道急进。其时，山道狭窄，仅容一人一骑通行，徐向前下令将大部分火炮与炊事用具扔掉，以最快的速度突出包围圈，终在天亮时脱离险境。天亮时，胡宗南面对红军已经撤退一空的空山峡谷，不觉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他大骂北线守军都是一群饭桶，不能恪尽职守，白白地放弃了一次全歼徐向前所部的天赐良机。

胡宗南三狙徐向前，三次被走脱，越来越看出徐向前确是一代高手，绝非自己想象中的等闲之辈。这时，第一师官兵也都精疲力竭，但在胡宗南的严厉督促下，也只得鼓起余威，继续跟着徐向前走山地，钻密林，过峡谷，昏头昏脑地“大游行”。胡宗南分析，这次徐向前出了漫川关的险地后，必定是一路向西，翻过险峻的野狐岭，经陕南商县向秦岭腹地转进，然后窜入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汉中是当年汉高祖建立帝王基业之地，不可让其立足。

为此，胡宗南沿漫川关大道，抢先到达商县以西的凤凰咀，在红军西进的路上进行拦击。果不出胡之所料，数日后，在凤凰咀以东地区，胡宗南第四次与西进的徐向前迎头相撞。战斗甫经打响，徐向前不敢恋战，立即放弃西进汉中的计划，迅速脱离战场后，兵分两路，调头折而北上，翻越秦岭，扑向关中平原。这时，整个关中地区，犹如一支十数万的大军在游行，阵势蔚为壮观。红军在前头带路，蒋军五个师在后紧追不放，走在最前头的，就是胡宗南亲率的第一师。无论徐向前怎么急行慢走，企图甩脱胡宗南，但胡宗南始终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狗，总能找到徐向前的行踪。徐向前通过这次3000里大迁徙，亦算领教了胡宗南的厉害之处。

胡宗南第五次撵上徐向前是在关中户县地区。红军进入关中平原后，形势更加险恶。陕军杨虎城的一个师迎头阻击，胡宗南率领五个师穷追不舍。陇海线上，又有第二师、第四十二师紧急增援西调。徐向前率部四处转进，八方奋击，固然也杀伤了不少敌人，但是红军伤亡也很大，部队持续作战一年有余，连续行军两个多月，转战3000余里，处于无后方、无补充、无休息、无支援的境地，战斗力有相当削弱。尤其是红军当时在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影响下，没有明确的前进目标，完全是处在被胡宗南等蒋军撵着走的境地，处处陷于被动。12月初，在户县徬徨镇地区，胡宗南率第一师与陕军警备旅，再次将徐向前部团团围住，只是因后续部队没有能跟上，被徐向前趁胡宗南立足未稳之际，率军迅捷反击，激战数小时后，终于破围而去。这一次，红军再次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红十师代师长曹光南在战斗中牺牲。

在胡宗南的步步紧逼下，徐向前已知关中乃强敌云集之地，绝无可能立足，于是决定第二次翻越秦岭，向山高林密的大巴山区发展。秦岭在地理上是中国南北方的重要分界线，又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秦岭海拔2000米以上，北坡到处是峭壁悬崖，攀登之难，难于蜀道。更为突出的是，当时已近严冬，部队尚着夏衣。在这样的情形下，部队还要不断突破重兵围击，每天穿行于崇山峻岭与悬崖老林之中，连续翻越几座海拔2000米至4000米高的大山，其饥寒交迫、艰难困苦之状，常人无法想象。12月中旬，红军在数九寒冬中，赤脚涉过浅滩处已结着冰凌的汉水，来到大巴山下。

大巴山上下210里，不但山道崎岖，而且此时已冰雪封山，红军衣单鞋缺，体力也早已不支，如何过得大巴山？后面胡宗南的追兵，已经迅速逼近，甚至人喊马嘶之声也隐约可闻。形势之危急，已不允许红军从容准备。为此，徐向前命令全军每人带一把稻草上山，一是将稻草扎成火把，以便夜间点燃，以作照明之用；二是把稻草撒在雪地上，以防大部队行军时冰雪路上打滑；三是稻草一路撒在地上，可以作为部队前进的路标；四是衣单的官兵可用稻草扎成蓑衣披在身上，抵御严寒。此法在红军中推广后，果然大妙。结果，徐向前率部攀鸟道，履冰雪，一举越过大巴山，进入川北，从此开辟出一个新局面。究其奥妙：竟是一捆稻草过巴山。

徐向前前脚刚过巴山，胡宗南后脚亦赶到巴山脚下。当他看到大巴山雪地上满是散落的稻草时，颇感不解，便向山民打听原委，闻报徐向前仅是靠每人一捆稻草过大巴，一举而四得时，不禁击节四叹，心中暗暗地赞赏佩服之至，隐隐中第一次有了一种自叹不如的感觉。

川军拒发“入川证”

胡宗南来到汉中巴山脚下，一边向蒋报告徐向前部的行踪及第一师准备入川“追剿”的作战计划，一边向蒋要求补充粮弹装备，紧张地进行入川作战的准备工作。此时，正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第一师因跟在徐向前后面连续行军打仗两个多月，各方面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经过数日休整，胡宗南命令前锋先行攀登大巴山，为后续部队翻山入川预作准备。

大巴山是横亘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的一座界山，山势自西北而东南，绵延数百里，海拔2000米至2500米，主峰就是闻名天下的神农架。可是，就在第一师的先头已经爬上巴山山顶，四川盆地一望而收于眼底的时候，四川军阀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派人来到巴山脚下的第一师师部。来者向胡宗南表示，不欢迎第一师入川。田颂尧的代表对胡宗南说：“小小几个红军，川军可以彻底消灭，毋庸中央大军进剿。”话说得很明白：四川的事情，免劳尊驾！请贵军打道回府吧。

这一下问题有点严重了，而且颇出胡宗南的意外。胡宗南是历来关注天下大事的。四川政治军事形势的复杂性，胡宗南不但留心，而且还是多少作过一番研究的。中国的大政治家与大军事家们曾经达成一个共识，叫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用现在的话说，缺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大抵与四川的民风强悍、物产丰富及交通闭塞有很大关系；民风强悍的后果自不必说，物产丰富则是有余力可以养兵养匪，交通闭塞则大可以不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凡此种种，便使四川形成了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最难控制的省区之一。先朝的事固然不很说得清楚，清末民初以来的情况，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未有辛亥革命之前，四川便有个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直闹得清王朝大为头痛，这就是“天下未乱蜀先乱”了；爱新觉罗氏逊位后，四川境内一下子冒出了一个军阀群，且20余年来，连年混战，战乱未有宁日，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无不是鞭长莫及，望川兴叹。为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统一”，只好眼睁眼闭，默许“川人治川”，让川军武装割据，这就是“天下已定蜀未定”了。

历代封建王朝都未能做到的事情，胡宗南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且胡宗南驻军巴山之下时，正是川军之间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实力最大的两位川军巨头刘湘、刘文辉为争夺“川王”宝座，爆发了一场全川大战。以“川北王”自诩的田颂尧加入“刘湘帮”，倾其主力30个团，西出成都参战，后方老巢仅留下十余个团看家护院。徐向前就是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举越过巴山，直下川北重镇通江县城。接着，红军西进巴中，北取南江，东向万源。一月之内，徐向前连战皆捷，共歼敌三个团，溃敌八个团，占据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周围广大地区。

通南巴地区，位于川陕边。背靠巴山天险，俯视川东盆地，层峦叠嶂，林木际天，河川纵横，地势险峻，进可攻，退可守。而川北人民在“川北王”田颂尧的治下，饱尝了人间最为不幸的生活境遇。幸好川人的天性是幽默的。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姑且不谈，仅田赋税一项，就已收到60年以后，如此“长远”的目光，简直是世界一绝。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为什么振臂一呼：“吃大户，闹共产！”“打土豪，分田地！”能够获得八方响应，万民拥护？其源盖出于此。正是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具备的特殊契机下，著名的通南巴根据地很快创建起来。

川军不但“给了”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创建根据地的土壤，而且“给了”他们从容创建根据地的机会。据说，当田颂尧在成都参加“二刘”争夺“四川王”王冠之战时，闻讯徐向前已经率红军入川。田颂尧过去在川北割地称雄，从未与红军谋面，更没有交手过招的机会。自以为老子虽不敢称天下第一，“川北第一”这个大话还是敢说的，一小撮东流西窜的共军岂能算是对手！胡宗南率第1师追到巴山脚下，要从陕南入川继续“进剿”。田颂尧与刘湘一番谋划：认为此次“二刘”之战，刘湘胜券在握，“四川王”已是非刘湘莫属。如果胡宗南的中央军于此时进川，只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岂不是在刘湘的“四川王”之上，又压着蒋介石这样一个太上皇？如此一来，刘湘岂不是白忙乎一阵，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川军大战的成果让蒋先生垂手而得。田颂尧亦认为：这次“二刘”之战，自己出力最大，刘湘若能当上“川老大”，论功行赏，当一个“川老二”，也未可知。可是，如果中央军一旦入川，刘湘当不成“老大”，田颂尧自然也未必当得成“老二”！这样一想，刘湘与田颂尧都不愿意了。于是，心生一计，先由刘湘复电蒋介石，谓川北“剿共”，川军可以胜任，毋劳中央军的大驾；次由田颂尧派出代表到汉中巴山脚下与胡宗南部联络，当面谢绝第1师进川。

据说，盘踞在川北宣汉、达县一带的另一个老牌军阀刘存厚，倒是颇有忧患意识，对刘湘与田颂尧宁可先放红军一马，也拒不让胡宗南的中央军进川的策略，大不以为然。刘为此很是忧心忡忡地致信田颂尧，示意要他罢战成都，速回兵“剿赤”，否则，恐后果难料。岂知田颂尧满不在乎地回信说：“区区之灾，何劳老师费心！”他的算盘十分的如意：待成都之战得胜后，再搬得胜之师“回剿”，“川老二”的交椅坐上了，通南巴也仍然是田家之天下，岂不两全其美！

这样一来，胡宗南进退维谷了：如果继续前进吧，川军已经明确挡驾；如果就此退回吧，岂不是功败垂成？第一师已经追到巴山脚下，前锋已经上了巴山，“剿灭”红四方面军，活捉徐向前，百步之遥，只剩下这最后一步了，却不能迈出，于心何甘？现在中途而退，岂不是几个月来转进五省区，奔波3000里的辛辛苦苦，全部付之东流？不但是劳而无功，前功尽弃；而且是放虎归山，贻患无穷了。这一次的“冤大头”，实在是做得毫无道理。想到这儿，胡宗南愤愤然地对自己的亲信部下说：“军令不能统一，怎能同共军作战？”

胡宗南面前放着一道难题：部队如何行动？四川固然是进不去了，这巴山脚下看来亦不可久留。现在正值隆冬季节，大雪纷飞，给养困难。数日前，蒋先生派飞机给第一师空投10万元救济款，其中有一只散包。结果，钞票从空中飘扬而下，竟被附近的一个陕军营捷足先登，抢去了一两万元之多。后经多次交涉，追回一部分，仍缺8000余元，无法补足。这件事弄得汉中绥靖区司令、陕军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大为不快，一气之下，从汉中监狱中提出一个死囚，一枪崩了，然后通知胡宗南，谓该营长已经以死赎罪。这一着，竟弄得陕军官兵鼓噪不止，军中一片哗然。自此，第一师与陕军的关系大为紧张。双方关系最僵的时候，赵寿山愤然对胡宗南的人说：“你告诉胡宗南，我赵某从来没有打过三十倍以下的敌人。”“胡宗南那几个毛毛兵，喊一声就可以把他的枪收了。”此时，胡宗南是前有川军挡驾，后有陕军虎视，真正是进退无据，如之奈何？

红军入川，西北政治军事形势将如何变化？胡宗南经过一番全面分析：认为结局无非是三种可能：

一是红军被川军“剿灭”，这当然是上上结局，再好没有。可是，胡宗南深知：徐向前在鄂豫皖边区纵横四年有余，国民党先后派出数十万大军进行“围剿”，均被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这一次蒋先生亲率两路大军，九路纵队，30余万兵力，才将徐向前逐出鄂豫皖根据地。又经十数万大军前后计两个多月的“追剿”，转进3000余里，也不过是将他们赶入川北地区。以蒋先生的英明，以中央军的实力，以第一师的剽悍，尚不能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可以想象，仅凭川军那几杆鸟枪与烟枪，竟大言不惭地说：“小小几个红军，川军可以彻底消灭，毋劳中央大军“进剿”。”真是愚不可及，自不量力。胡宗南以自己的经验断定：川军将不是红军的对手。川军彻底“剿灭”红军之说，纯粹是梦中呓语，自欺尚可，欺人则不可，欺胡更不可能！

二是红军在川北不能立足，再一次流窜作乱。胡宗南认为：如果川军能够在蒋主席的领导下，捐弃前嫌，齐心合力地“剿共”，亦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毕竟从军事实力上来说，川军有数十万大军，而红四方面军经过这次“清剿”，以胡宗南的估计：已剩下不足5000人的一支残兵败将（实际上进入川北时尚有14000余人），且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伤不能疗，有病无药医，战斗力远非鄂豫皖时期可比。此时，川军若能上下一心，“击其堕归”，一定可以捡一个现成的落地桃子，“剿灭”红军固无可能，然打败红军是有条件的。问题是：如果徐向前不能在川北立足，会向哪里流窜呢？最有可能的方向，当是往大西北的腹地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等省区窜逃，一方面那些地方地广人稀，便于藏匿作乱；另一方面，则可以进一步向苏俄靠拢，以便开辟一条国际交通线，或在与中苏接壤地区营造新的巢穴，建立所谓根据地。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当如何预作筹划？胡宗南认为：为防患于未然，应预先在川北通至大西北的必经之路上，以重兵防守。

三是川军被红军打败，红军在川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胡宗南揣测：若真的到那个时候，川军必定要在红军与中央军之间进行一次选择，或许会重新请中央大军入川，帮助川军进行“清剿”，也未可知。

胡宗南分析：三种结局中，第三种可能性最大。据此，胡宗南决定：第一师既不便在汉中久留，久留则陕军将于第一师不利；同时，第一师亦不宜重新退回鄂豫皖，那样，半年多来与徐向前血战的成果，的确是一点也得不到了。不如向校长建议：第一师移师陇南，一是避开陕军杨虎城部，以免产生进一步的摩擦；二是据守红军西窜大西北腹地的必经之地，一旦红军被川军打败，则第一师进行拦截，置红军于死地；三是以静制动，若川军一旦被红军打败，需要向中央军求援时，第一师则有近水楼台之利，入川助战，立此不世殊功。

胡宗南谋划既定，当即向蒋介石建议：“汉中是危地，不可久留。”请求蒋介石下令把原驻甘肃天水的陕军孙蔚如部撤回陕西，让他把第一师带进天水及陇南一带，一边休整、备战，一边注视川北战事，起一举而三得的效果。蒋接到胡宗南的请调电后，深为赞赏。多年来，蒋就考虑如何把中央军嫡系向大西北腹地渗透的问题，只是一因力量所限，二因没有借口，故迟迟未能下手。现在“追剿”共军，在充实西北“剿共”军事力量的借口下，中央大军入甘，自是不可避免。难能可贵的是：胡宗南竟能不畏艰险，主动请缨，担当大任，不但谋划深远，思虑缜密，而且其艰苦奋战，愈挫愈奋的精神，更是不可多得，可谓智勇皆备，大仁大义。此人不负我多年的培养，殊堪嘉许！

“巴山决策”：奠定西北王的基石

1933年春，胡宗南率领第一师退出汉中，移驻陇南。自此，胡宗南开始成为蒋介石手中一颗楔入大西北的要棋，也是中央军嫡系部队中第一个进入大西北腹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无论是从胡宗南一生的官运看，还是从蒋介石的“剿共”及“统一西北”的大业看，胡宗南的“巴山急电”都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决策。并且，确是由此奠定了胡宗南称雄大西北，控制中国西北腹地达18年之久的基业。

也许，从最初的动机看，胡宗南关于进兵陇南之策，实是出于一种无奈。川军巨头视川境为他们的“私家猎场”，川北进不去了；杨虎城又视汉中为他的“陕军禁裔”，汉中亦不能立足。胡宗南深感：以自己的一师之众，孤悬巴山险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其一，如何能够久留？出于图存自保的需要，大概任何一位将领都会作出从陕南撤军的决定。就以蒋本人来说，素来视第一师为自己的心肝宝贝，当然也不会同意把第一师久悬险象丛生的巴山汉水之间。然胡宗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消极地向蒋介石提出从汉中撤军建议，而是通过缜密地分析天下大势，为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如何控制与统一大西北的重大决策。作为实施这一决策的第一步，就是在“巴山之电”中，建议将第一师从汉中移驻天水，控制陇南，以此扼甘、川、陕、青、宁、新等数省的咽喉，为蒋介石今后徐图大西北奠定基石。

的确，胡宗南是很有点政治眼光的。就陇南的地理位置来说，居于川军、陕军、“回马”军阀集团的中心，可以说正是大西北的咽喉所在。占据陇南，对于抑制西北各军事实力集团，控制大西北，不啻有扼亢拊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作用。

从当时西北陕、甘、川、宁、青、新各省的政治来看，无不被当地军阀或地方实力派军人所把持，有的只是在表面上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蒋的号令起不了大作用。蒋介石虽然早有徐图之心，无奈鞭长莫及，偌大的大西北腹地，没有自己的一兵一卒，在那些拥兵自重，割地称雄的军阀眼中，谁又会尿你蒋委员长那一壶。因此，如何将自己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打入大西北，成为蒋介石控制与统一大西北的中心环节，也成为他不便对人启齿的一块心病。就在蒋介石为此苦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胡宗南的一纸“巴山急电”使蒋介石拍案叫绝。有自己最为亲信的“天下第一师”陈兵陇南，扼大西北的咽喉，进可以对流窜川北的红军进行清剿，退可以扼守红军将来向大西北腹地流窜的通道，还可以对周围数省的川军、陕军、“回马”等地方实力派进行军事威慑，一石而数鸟，大妙！

胡宗南的“巴山急电”，不但医好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而且使胡宗南在蒋校长心目中的分量大大加重。蒋介石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胡宗南进行审视。蒋发现：胡宗南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而且是一位具有战略头脑的军事统帅。兵法云：“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驻军天水，进兵陇南。据其所必攻，攻其所必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非上将军不能有此眼光，非战略家不能有此谋略。况且，胡宗南不畏艰险，勇于担当，不退反进，西出陇南，非大智大勇、大忠大义之人，不能有此举动。若是黄埔学生都能像胡宗南同学这样，识大体，顾大局，鼓大勇，行大义，何愁天下不能大定？

老实说，在蒋介石手下，忠心耿耿，作战勇敢，不畏艰险的黄埔学生，并非胡宗南一人。君不见，在第二次东征之役中，黄埔精锐，血战惠州，因久攻不克而死伤累累。当此关头，是湖南硬汉陈明仁在九死一生中，第一个高举战旗，冲上惠州城头，率先杀开了一条通道。当晚，蒋校长亲率黄埔将士，在惠州城下集合，向站在惠州城头的陈明仁，军号三番，全军敬礼！黄埔学生中，能享此殊荣的，空前绝后。可是，黄埔学生中能够像胡宗南这样具有全局战略头脑的，确是不多。况且，黄埔学生成为高级将领后，所需要的已不是身先士卒式的冲锋陷阵，而是文韬武略与智勇兼备，这正是其他黄埔将领不及胡宗南之处。总之，自巴山一电后，胡宗南开始率第一师久住西北高原，成为蒋介石手下第一位独当一面地执行战略任务的黄埔高级将领。

胡宗南率部到达陇南后，面临的是一个孤军深入、人地生疏的困境。民情风俗迥异，官兵水土不服，自然气候严寒，生存条件恶劣，后方补给困难等等，这些都不必细说。而且，红四方面军随时可以奔袭，四周又都是虎视眈眈的“回马”、川军、陕军部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胡宗南的一师之众要面对这些蜂拥而上的虎狼之师，无疑是自蹈覆地。于是，胡宗南立足陇南的第一步，就是在兵力部署上，以“剿共”作号召，摆出以防堵红军北上的一副架势，避免刺激“回马”、川军、陕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兵力，增强实力，以应付不测。

当时，胡宗南进驻的甘肃陇南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共分两区15县。一为第四区，以天水为中心，东邻陕西宝鸡地区，西邻甘肃陇西地区。下辖秦安、甘谷、武山、礼县等十县。因该区扼陕、甘、宁、青、新数省咽喉，故倍为西北“回马”与陕军警惕；一为第八区，以武都为中心，东邻陕南汉中地区，南接川北广元地区，为川、陕、甘三省交界处，扼红四方面军北上通道。下辖武都、文县、成县等五县。这样，胡宗南在布防时，仅将师部与直属部队及其第二旅驻天水和周围地区，其余主力全部向南推进到陇南川、陕、甘三省交界处驻扎，一方面封锁红军北上通道，一方面以示与西北地方军阀无争之意。

自古以来，陇南即为用兵之地。历史上陇南籍的名将、军事家甚多，举其要者：西汉大将赵充国，西汉著名军事家赵光国为天水人；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姜维是甘谷人；西汉戍边名将李广和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均为秦安人等。至于蜀汉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诸葛亮更是把陇南作为讨伐曹魏，进取中原的陈兵之所与练兵之处，在这里曾一次次演出了悲壮的战争史诗，留存着不少著名的战争遗址。诸如：所谓诸葛亮“六出祁山”的礼县祁山堡、天水的诸葛军垒、秦安县清水谷的蜀魏街亭之战等。

胡宗南率部到达天水时，忍不住发思古之幽情，曾召集师部官长训话，宣称：“张子房、诸葛孔明皆第一流政治家，而能尽其心力辅助刘邦、刘备第二流政治家，戡平祸乱，中兴民族，人民蒙其福利，此无他，张子房、诸葛孔明一心为国为民之故也。汪精卫自命为第一流政治家，而不肯与委员长合作……吾人必须以全力拥护领袖，完成国民革命，或可免于未来之祸患。”胡宗南素以军事奇才自诩，对陇南的战略地位、兵要地理及险地要冲，自然了然于胸。第一师进入陇南，主要作战方向是川北的红军，首要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川陕及川甘之间的交通要道：即蜀道问题。“蜀道”一说，胡宗南自然十分清楚，李白的一首《蜀道难》，就曾经使青年胡宗南对天梯石栈的蜀道及崔嵬峥嵘的剑阁魂牵梦萦不已。诗中那“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等著名的诗句，读来常使胡宗南手舞足蹈，激动异常。胡宗南感到：现在不但可以亲眼领略“连峰去天不盈尺”的蜀道雄姿，而且还要像当年的诸葛武侯一样，在这里演出一幕流传千古的战争史诗，真是壮哉！快哉！胡宗南自信得快要醉倒了。

“超级第一师”

川人出川，的确是颇为不易的。即以与川北相邻的陕西、甘肃两省来说，川陕间横卧着一座大巴山，海拔都在1000米至2000米之间；跨过巴山，还要再跨秦岭，海拔更高达2000米或4000米以上，然后才能到达富庶繁华的八百里秦川。川甘间则横隔着一座岷山，海拔达4000米左右，主峰竟达5500米以上。川人到陇，要跨岷山；川人赴陕，要跨巴山和秦岭，容易吗！正所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于是，这才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说；于是，这才便宜了李白，让他吟出了一首《蜀道难》的千古绝唱。

红四方面军出川，当然也免不了要走蜀道。胡宗南判断：徐向前走蜀道，从川北进入陇南，然后借道河西北上，大抵要走东、西两个方向，即一走东线汉中蜀栈，一走西线文县碧口，故蜀栈与碧口这两处要冲是非守不可的。即以蜀栈而论，由川北剑门关入陕，越川陕交通咽喉阳平关，借道陕西南边境，尔后进入陇南。这一条蜀道，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由巴蜀进入汉中及陇南的交通要冲，称之为蜀栈（或称南栈），以示区别于由汉中向北到达关中宝鸡的秦栈（或称北栈，亦称陈仓故道）。西线以文县碧口、姚家渡等处而论，亦为川甘交通要冲。历史上著名的阴平道，就在此县境内。该道穿越川甘边境的界山岷山，经川北平武等县，绕过川北门户剑阁之西，可以直取成都。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邓艾即由此道进兵灭蜀。大凡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是知道这条灭蜀之路的。所谓诸葛亮“六出祁山”之说，也都是要从这两条蜀道出川伐魏。

据此，胡宗南令主力第一旅李铁军部扼守川陕之间的蜀栈，以封锁东线通道；另将第一师独立旅丁德隆部推进到川甘边境驻防，扼守川甘通道。以第二旅袁朴部作为全师的机动部队，分驻天水及附近县镇。这样，全师九个团，以攻势防御的所谓“掎角之势”，据守陇南的十多个县镇，形成分别以天水、徽县、碧口为中心的三个重要防区，组成一个大三角，形成击左则右应，击右则左应，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左右、首尾皆应的战略态势。

布防之后，胡宗南开始了陇南建军的一系列措施，以增强第一师的战斗力，其主要方面有：

一是在天水办起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考选部队作战有功的行伍士官、地方优秀学生施以训练。除步兵训练课程外，另办起俄文、英文班，以及工兵科、骑兵科、经理科等，以培养部队的特种人才。

二是命令各团加强武装便衣队，在所属防地广面积地搜索与游击，防止红军地下工作人员进入陇南活动；此外，对陕军与“回马”的活动亦加强暗中监视，以预防异动等等。胡宗南认为西北民情风俗与中原及南方迥异，由官兵组成的便衣队，往往不能很好隐蔽自己，执行好任务，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改派陕西籍的黄埔同学刘鸿勋任指挥，设立所谓游击司令部；除抽调精干的下级军官充任骨干外，另从当地招募游民、地痞等三教九流人物，编成四个支队，每支队约200人，再施以一定的情报活动方面的训练。尔后，指令他们经常化装成当地农（牧）民、行商、游丐或藏、羌族居民等等，进行搜集红军情报的活动。

三是组织庞大的辎重队，解决给养问题。第一师孤悬大西北腹地，如何解决部队给养，是个令胡宗南十分头痛的问题。为此，胡宗南编组了一个极其庞大的辎重营（据说是国民党各师中最大的），其中仅挑夫就达1000多名，另有骡马队、骆驼队、大车队等等。风雨无阻，在咸阳与天水之间，绵延不断地担任军事物资的运输任务，一方面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一方面也是借以炫耀第一师军资充足，兵力雄厚。最能体现校长“皇恩浩荡”的是：蒋介石为胡宗南特予配备了两架战斗机，平时停放在天水东门外飞机场，除专供胡宗南乘坐到南京或兰州外，并不时派到川陕甘边境上空，进行所谓敌情侦察。这在国民党的师长中，是无人能得的装备与殊荣。

四是大力扩军。胡宗南认为：仅以第一师九个团的兵力，要在陇南经营出一块中央军的根据地，无论是对付红军，还是钳制陕军、“回马”，其力量都是不够的。如果增调中央军入陇，又势必引起陕军、川军及“回马”惊恐，那是不可取的。唯一办法，便是来一个掩人耳目，对第一师的现有编制进行扩容。对外宣传，仍是中央军一个师，而实际上的战斗力，却是大大增强。

本来，按照国民党编遣会议的规定，军队编组，以师为最高战斗单位。师分甲、乙、丙三种编制。甲种师辖步兵三旅，每旅三团；乙种师辖步兵三旅，每旅二团，或步兵二旅，每旅三团；丙种师辖步兵二旅，每旅二团。实际上，各师大都按乙、丙种师编制，但保留旅、团序号。第一师也不例外，被编为第一、二旅，每旅三团，另保留第三旅番号。这样，第一师按正规的编制应是六个团。可是，第一师的这个编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给冯、阎、桂等军事巨头们看的，蒋并未很好遵行。蒋先是在兵员补充、干部配备及武器装备上给予特别优先；接着又于私下给了胡宗南两个暂编独立团的编制，第一师就成了八个团。整体实力，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甲种师的水平。

进军陇南之初，胡已看出这是一个扩充编制的绝好机会，故借口兵力不足，防区不敷配置，向蒋提出将两个独立团，连同新从河南调来的一个补充团，合编为第一师独立旅，蒋自然是照准。如此，第一师已经是三旅九团。另外又重新成立一个补充团及一个补充大队，常住郑州，不断在河南和两湖招募新兵，随时补充部队缺额。

不久，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连战连捷，雄风大振，直打得川军抱头鼠窜，丧魂落魄。抓住这个机会，胡宗南呈报：鉴于川北“共匪”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师必须再组建一个旅，以便能在“剿共”时稳操胜券。对于该旅名称，胡依然不用第三旅番号，而仅以第一师“补充旅”冠之。补充旅成立后，胡下令调黄埔二期同学、第一旅第二团团长廖昂出任补充旅旅长。由是，第一师编制发展到四旅十二团，另加一个补充团，达十三团之多，超过了乙种师的一倍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师了。如果按照一般杂牌军每军三师（有的只有两师），每师三团的“三三制”编组而言，第一师已经大大超过一个军的实力了。无怪乎当时杂牌军的一些军长或所谓的总司令，若是提到“胡宗南”三个字，无不侧目而视。

胡宗南十分注重对西北人文地理进行深入研究。他深知，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集中定居的地方，任何中央军部队，要想能在西北地区长期扎根，必须善于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否则，部队不但不能在西北地区立足，相反，有可能遭到少数民族的敌视与袭击。为此，胡宗南下令组织相关人员，认真研究西北及四川地区的地理、风俗、民情以及藏族、羌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等等，对官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特别是注重处理好与少数民族头人、土司等上层贵族及封建地主等阶层的关系，以免酿成严重的民族纠纷。胡宗南的这一手，进一步说明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职业军人。胡宗南能在西北驻军近20年之久，这与他本人能够注意掌握并协调与西北各方面的关系，不无作用。

胡宗南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能适应高原地区气候严寒、干旱缺水、风沙频繁、沟壑纵横、丘陵绵延、山高谷深等特点，进行山地、河川地区作战训练。胡宗南深知：第一师组建于南方，转战于长江流域及中原地区，部队官兵也是以江浙、两湖及中原地区居多，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气候宜人、环境舒适、生活优裕的地区，从心理到生理，都缺少能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地区生存的能力。这些官兵，将来不要说打仗，就是要生存下去，都是很困难的。为此，胡宗南在驻军陇南过程中，不断对第一师官兵施以耐寒、耐渴、耐饥、耐走等艰苦作战环境的磨练，增强部队适应自然“绝地”条件下生存的生理机能，以便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两年后，胡宗南率部进入川西北高原的生存“绝地”，与中央红军作战，对中央红军形成极大威胁，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得助于这段时期对部队的严格训练。

胡宗南也很注重解决山地作战时的通讯联络问题。他认为：一个师，十数个团，在山地行军作战，常常相距数百里，仅靠过去的传骑或有线电话联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先进的通讯手段。于是，胡宗南找到戴笠帮忙。戴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由戴笠以加强特工活动的名义，为胡宗南搞来了一批2.5瓦的小型无线电台。这种新式通讯工具当时称得上是军中基层分队的“通讯之神”，它的优点是：便于携带，使用方便，通讯迅速，准确保密。在行军途中，只需两名士兵便可以背带，仅需一名军士便可以操作。于是，胡宗南大为开心，规定凡派出独立执行任务的营、连部队，都要配备这种小型电台，按规定时间同师部电讯联络，以便随时掌握情况。

针对红军的作战特点胡宗南也作深入研究。本来，在参加“围剿”鄂豫皖根据地之前，胡宗南对红军的战略战术是颇不以为然的，认为大抵不过是流寇惯用的手段：长途奔袭，速战速决，如此罢了。红军的这一手，对付那些毫无战斗力的杂牌军队，也许有效。可要对付正规军就不那么容易了。可是，交手一年来，胡宗南确实感到红军的战略战术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许多方面，都是需要加以重新认识的。比如“围点打援”，是红军惯用的手法之一。在初期，“围点”是假围，“打援”是真打；此时如果派出援兵，往往上当。可是，如果不派援兵，则红军很可能改“假围”为真围，此时又要上当。真是援之不好，不援亦不好，这就是共军的狡猾之处，也是许多国民党将领深感头痛的问题。胡宗南针对红军的这些作战特点，认真研究对付的办法，很是下了一番工夫，亦颇有一些心得。后来，胡宗南率部在川北与红军作战，确是取得一些成效。

胡宗南久居西北，交通不便，消息并不闭塞，对京中的重大事件或内幕新闻，无不了然于胸，原因就在于他有戴笠这条内线。除此以外，蒋对他也作了一条特殊规定：每年均须抽一两次机会，亲到南京面蒋述职，接受蒋的聆训。胡宗南到京后，照例住在鸡鹅巷53号戴笠公馆。这里本是第一师驻南京办事处，后由胡赠送给戴笠，作为复兴社特务处的办公处所。不久，张学良送给戴笠一处更大的办公处所，即洪公祠一号。戴笠即将特务处搬迁过去，这处地方即改造成戴公馆与特务处的交通处，同时也是胡宗南每次到京的落脚点。

胡到南京述职期间，谒蒋听训是第一任务；与戴笠长谈，了解高层内幕，共同谋划进退行止，是第二任务。此外，尚须拜谒党国元老，恭见朝中重臣；遍访在京黄埔同学等等。每日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乐此不疲。每次总是“满载”而归，收获颇丰。这中间，值得一叙的，是胡的焦山之游。

焦山是江苏省会镇江的一处风景名胜，位于长江江中，高150米，周2000米，与矗立江边的金山、北固山成鼎足而立之势，形势险要，历来为拱卫南京的门户。又因山上寺庙众多，文化古迹遍布，风景迷人，亦成了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名胜之地。胡宗南欲游览焦山，久已向往。恰好此间黄埔一期同学蒋超雄出任江苏省水上警察督练署署长兼江苏省水上公安第五区区长之职，辖区范围上自安徽境内，下至江阴、常熟之间的江面及沿江两岸。于是，蒋超雄盛邀胡宗南、戴笠到焦山小住三五日，以尽地主之谊。另外，蒋超雄还邀请黄埔一期同学，同在江苏水上公安部队任职的陈德法一起陪同。

胡宗南与戴笠在焦山住下，不意蒋超雄突然提到一个话题：黄埔一期同学宣侠父正在此处避难，蒋超雄请胡向校长说情，“许他重返师门”。提起宣侠父三个字，胡宗南为之一震。这个人大名鼎鼎，可以说在黄埔一期学生中无人不知。当年，宣因坚决反对蒋介石以校长令任命国民党小组长的独裁专制作风，成为一期中唯一被蒋开除的学生，此事曾闹得黄埔满岛风雨。从内心来说，蒋也许并不想开除宣侠父。但宣在真理面前，不肯作任何“悔改”的表示，弄得蒋“颜面尽失”，雷霆一怒，不得不拿出校长的撒手锏，把宣赶出黄埔。宣侠父其实是一个老资格的中共党员，离开黄埔后，一直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后因受到严密的监视，故投奔蒋超雄处避难。蒋超雄出于同学情谊，天真地想把宣侠父再次拉入师门。

然而，胡宗南的老于世故，自非蒋超雄可比。听了蒋的请求，胡莞尔一笑，半真半假地说：“如果侠父成了气候，你我的头，他都要的。”蒋说：“因此我们争取他为友而不为敌。”胡不客气地说：“你肯跟他走吗？我想你不会肯，你要他跟你走，他也未必肯，各走一条路，何能为友？至于你想改变他的航向，我想你没有这个本领。”话不投机，蒋不便深谈，只说宣侠父表示要来看看老同学，胡表示欢迎。

第二天，宣侠父由蒋超雄带到焦山，与胡宗南、戴笠、陈德法见面，大家握手言笑，欢若平生，但都绝口不谈军事政治问题。此时的焦山五“黄埔”，除戴笠为六期外，其余均为一期学生；蒋超雄江苏武进人，其余均为浙江人。当日，游完焦山，胡宗南兴犹未尽，提议在刚买来的一幅《焦山图》上题字，以作小聚的纪念，大家欣然同意。于是，胡宗南领衔，提笔写下两句诗：“焦山一拳大，捶破大江流。”宣侠父次之，题为：“金焦日落夜潮生。”戴笠再次，题字是：“风风雨雨，我随诸兄上焦山。”蒋超雄第四，题：“中流砥柱焦山在，风雨同舟会至友。”陈德法殿后，题为：“既写焦山又写人，人与焦山两不分。”

若以书法论，胡学过王羲之，宣练过张黑女墓志，书法都已自成一体，其他3人都是无法望其项背的。若以题字寓意论，胡宗南以“捶破”大江的焦山自许，其野心已跃然纸上；宣侠父则以金焦“夜潮”，喻其险恶的处境与国势，可谓精当之极；戴笠的一个“随”字，既表示了他在诸学长面前的谦逊之处，又勾画了其人极善“盯梢”的本职特点。果然，“诸兄”之一的宣侠父，终在数年后死于其手（此事在拙著《特工王戴笠》中已有详述）。蒋超雄的一句“中流砥柱焦山在”，当场就得胡的赞赏，认为是一语双关，可见与他的野心合拍了。陈德法的“既写焦山又写人”更为直露，道出每个人的心境。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幅题字的画，送给东道主蒋超雄珍存。

胡宗南在风景如画的焦山勾留四日后，便入大西北的荒漠之地去了。

黄埔两精英川北交手

1934年冬，胡宗南终于等来了入川作战的机会。

川北的形势正如胡宗南原先分析的那样，数十万川军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自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先是“川北王”田颂尧派出主力38个团计6万余人，对红军来了一个三路围攻。结果，四个月内被歼一万四千余人，旅参谋长李汉祥以下一万余人被俘，田颂尧多年积蓄起来的一点“家底”被徐向前扫掉了近二分之一。通南巴一片3万多平方公里、200余万人口的地区，已不复“川北王”的号令。

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在川军中算是一支劲旅了，且在“二刘”争霸四川之战中，为刘湘夺得四川王的宝座出力颇大，气势正盛，正是顺风顺水的时候，不想与红军一交手，就翻了船，闹了个人仰马翻。随后，徐向前挟其余威，西击田颂尧，南打杨森，东攻刘存厚，三战而三捷，再歼1万余人，缴获无数；红四方面军亦发展到8万之众，根据地扩展到500余万人口，整个川军闻风丧胆。

红军入川9个多月，川军屡剿不胜，损兵折将不说，反而让红军“死灰复燃”，红旗越打越高。蒋介石火了，一怒之下，以“御匪无方，轻弃防地”之罪，先将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撤职查办，再令四川王刘湘亲率六路大军（计110余团、20余万人）“进剿”，口号是：三个月内完成“剿赤”大业。这一次，川军几乎是倾其精锐，孤注一掷了。结果，打了10个月，川军的六路围攻被打了个稀巴烂，先后被歼达8万余人。

到了这一步，川军才算是彻底领教了红军的厉害。事实上，川军久居天府福地，猴子称大王，并未有哪一支川军真正出川打过什么硬仗，大都还保持着“汉孰与我大”的夜郎国古风，坐井观天，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川军一败再败之后，如梦初醒，才知红军既不是几个“残匪”，亦不是“区区之灾”了。自知仅凭川军的力量，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川军经过一番权衡，认为蒋军与红军相较，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先将中央军请进四川，把红军赶走再说。幸好当初被“挡驾”的胡宗南第1师还留在陇南，咫尺之地，马上给老蒋发电，恭请胡宗南率“天下第一师”入川驰援！

川军打仗固然不行，但人情世故是懂得的，于细微处都能想得十分周到。考虑到当年胡宗南的部队已经来到巴山脚下，前锋已上巴山，结果是热脸贴了川军的冷屁股，被不客气地赶了回去，胡宗南心里一定不会好受。于是，川军巨头们为检讨当年的错误，一致决定：由第二十八军军长、川军领袖之一邓锡侯亲到陇南恭请，以示诚意。

1934年冬，蒋介石一方面由于“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迭请中央派兵入川”，一方面则担心中央红军北上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故命令胡宗南迅速率第一师入川驰援，参加蒋介石重新部署的“川陕会剿”，务必在中央红军到川甘之前，将红四方面军“剿灭”。胡宗南果然对当年川军拒其入川一段过节怀恨在心，颇为自信而愤慨地对手下将领说：“第一师如果早入四川，共军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千穿万穿，只有马屁不穿。”其实，邓锡侯早已想好了对付胡宗南的法宝。赶到陇南天水第一师师部，邓二话不说，只是恭恭敬敬地“搬”出一大堆所谓“青年将领”“黄埔精英”“蒋校长的得意门生”“扫平赤匪，唯有仰仗胡将军”等等高帽子，一顶一顶地往胡宗南头上套去。胡架不住川军巨头的恭维，果然喜笑颜开，让仪仗队出队欢迎川军老前辈。于此，双方握手言欢。

经邓锡侯与胡宗南商定：第一师入川的第一步，先由驻在碧口的丁德隆旅过境，接管川北咽喉广元、昭化的防务。与此同时，胡宗南另命两个团进据广元、昭化侧背，以固丁旅安全，再命一个团开进川、陕、甘三边的交通要冲阳平关，对前出广元、昭化的丁旅遥为策应。广元位于川北嘉陵江东岸，昭化位于川北嘉陵江支流白水河西岸，昭化在西，广元在东，相距极近。均为川北要塞剑门关的左右两大门户，分别扼川甘要道与川陕要冲，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此时，中央红军北上，已前进到川贵边境的赤水河一线。据此，蒋介石一方面要求胡宗南严密封锁川陕甘边境的交通咽喉，截断中央红军的北上之路；一方面命令第一师担任“川陕会剿”的北线任务，参加对红四方面军的“进剿”。

1935年1月，第一师独立旅丁德隆部入川接防广元、昭化防务，在立足未稳之际，红四方面军于1月22日发起了广（元）、昭（化）战役，丁旅被红军团团包围。1月24日，红四方面军开始攻城，第一师入川后与红军的第一仗即已打响。丁旅入川即被包围，红军动作如此之快，来势如此之猛，颇使胡宗南大吃一惊。令胡宗南进退两难的是：对陷入重围的丁旅，援，还是不援？如果驰援，红军惯用“围点打援”的诡计，很有可能中了徐向前的圈套；如果不援，则丁旅一旦不支，被红军一口吃掉，入川即遭败绩，岂不是徒遭川军耻笑。如此思来想去，竟不能决。最让胡宗南头痛的，是一时不能弄清徐向前的战役意图所在。

胡宗南进一步分析：徐向前发起广、元战役，其战略目的，不外乎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突破“川陕会剿”。蒋先生在亲率薛岳、吴奇伟大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命令本已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复职视事，并在川陕根据地周围部署了达200个团的“会剿”兵力，采取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企图一举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而第一师在川陕“会剿”中所负任务，就是在北线恃险固守，以呼应南线的攻势。问题是：红军历来的战术总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这一次，川军在南线，第一师在北线，且第一师已经整军经武、养精蓄锐两年有余，其战斗力远远在川军之上，又有广、昭的坚城之利相助，徐向前为什么还要选择第一师作为首攻方向？此举似乎不合红军用兵的一贯作风，看来徐向前的目的并不单纯在突破“川陕会剿”，其中一定另有图谋。

二是实现与中央红军在川西北会师的企图。据蒋先生电示：由朱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已到贵州遵义，其前进方向，有可能越川贵边境的赤水河，经泸州到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向川西北“流窜”。如此看来，徐向前发起广、昭战役，有可能是为了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实现与中央红军在川西北会师的目的。据此分析，似乎也有可疑之处。嘉陵江横贯四川盆地，可渡江之处甚多，何以一定要选择在广、昭之间？

三是进取陇南，为中央红军转进大西北腹地扫清通道。胡宗南分析：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固然有在川西北会师的企图，但川西北乃不毛之地，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加之四周有国民党大军“围剿”，必不是红军的久留之处。红军的根本企图仍然是要向大西北腹地发展，进出甘、宁、青、新数省，前出中苏边境地区，打通国际交通线，以取得苏联的国际援助。如此看来，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仍然要走川甘通道北上。

至此，胡宗南心中豁然一亮，红军是要攻取陇南。徐向前发起广、昭战役的真正企图，可能正在于此。一方面扫除进出川甘、川陕的两大障碍，一方面运用围点打援战术，调动第一师援救，然后在运动中吃掉第一师，乘势夺取陇南。如果第一师稳居陇南不动，红军即使夺取了广、昭，由于不能进一步进出陇南，在国民党大军的“进剿”下，势难持久坚守。这样，只要第一师在陇南稳坐钓鱼台，徐向前就会黔驴技穷，其奈我何了！

胡宗南前思后想的结果，决意不上徐向前“围点打援”的圈套，一方面令第一师在陇南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且看徐向前如何动作；一方面下令丁旅在广、昭坚守，即便舍弃丁旅，也决不让出陇南。

红军对广、昭丁旅发起攻击的战斗异常激烈。在如潮的攻势面前，胡宗南发电丁旅，对官兵浴血奋战，深表嘉许。同时给丁德隆鼓气：红军历来不惯久战，尤其是不耐攻坚，现在既不能一鼓作气，必再而衰，三而竭，已成强弩之末，势难持久。据此，胡宗南严令丁旅官兵，誓与广、昭共存亡，即使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亦不准后退一步，否则严惩不贷。果不出胡宗南所料，因丁旅凭险固守，红军久攻不克，很快即撤兵他去，广、昭两城有惊无险。第一师入川第一战，即旗开得胜，令川军刮目相看。

实事求是地说，胡宗南关于广、昭战役的应对策略与战术，无疑都是正确的。徐向前发起广、昭战役的战略意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正是要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吸引胡宗南驻防陇南的第一师主力出援，决于运动途中将其吃掉，尔后乘势夺取陇南。自“川陕会剿”开始后，徐向前考虑到：川陕苏区虽然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大胜，但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兵员、物力、财力已达枯竭的地步；大巴山下，千里匮粮，万户空锁，饿殍遍野，士有饥色；放目望去，野菜挖光了，盐井破坏了，伤寒、痢疾等疫病广为蔓延。为此，必须扩大苏区，从更大范围内筹集钱、粮、衣、药等，才能解决苏区及红军的困难，粉碎川陕国民党大军的“会剿”。为此，徐向前经反复研究：决定将扩大新区的首要目标指向陇南，以打击胡宗南为主要对象，夺取陇南，进而把川陕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根据地。

提出这样一个战略方针，徐向前有以下理由：第一，胡宗南的第1师虽然是这次“川陕会剿”中战斗力最强的中央军主力，但由于它与川军及陕军均有矛盾，相对而言，处境比较孤立。红军一旦集中力量打击及消灭胡部，川军与陕军不但有可能袖手旁观；而且将在北面掘开一个缺口，打开进出陇南的门户，对粉碎“川陕会剿”，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有重要作用；第二，陇南地区位于长江支流汉水及白龙江流域，人口不少，也还算富庶，对于解决红军的兵员和物资问题，都相当有利。徐向前曾经设想：“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搞掉胡宗南，我们的武器弹药就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新的‘会剿’就好得多了。”第三，陇南是大西北的腹地与交通枢纽，也是中央红军未来向大西北转进的必经之道。同时，就红四方面军来说，也只有依托川北、陕南、陇南苏区连成一片，才能使回旋余地增大，达到进退自如的目的，不致出现无后方作战的危险；第四，胡宗南自参加鄂豫皖“围剿”以来，充当“剿共”先锋，屡次给红四方面军造成重大威胁与困难。

鉴于上述因素及这种教训心理，徐向前制定了这一次广、昭战役计划，意图利用这一机会，狠下杀手，给第一师来一个不死也伤，杀一杀胡宗南的狂傲之气。为此，徐向前集中了三个军的精锐部队出击，并在战役之前进行了广泛的练兵活动，以期必胜。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徐向前也有点低估了胡宗南的实力。徐向前攻伐广、昭，被胡看出意图。结果，徐向前一方面感到强攻广、昭不下，一方面看到胡宗南不肯上当，即便攻下广、昭，亦不能达到调动第一师的目的，当即调整战役计划，决定撤围回师，另谋发展。

高手过招，不在于招招都能料敌机先，百战百胜；而在于能随机应变，争取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句话的意思或许深奥了一些，来几句大白话吧，意思就是说：善战者，先要做到不让敌人战胜，然后才能做到等待机会战胜敌人。不被敌人战胜的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敌人会不会暴露弱点让我们战胜哩？这个主动权自然也操在敌人手里。

徐向前在广、昭战役中，与胡宗南的一番较量，大抵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以此观之，这一次胡徐交手，徐固未胜，然亦未败！胡虽未败，然亦未胜！盖双方都深谙兵法所云：“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耳！

不过，红四方面军在此次战役中，因未能实现略取陇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意图，给日后的中央红军北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只是，其时红四方面军的情形十分复杂，因为上有一个“太上皇”张国焘，徐向前的许多战略意图常常不能贯彻始终。4月份，徐向前在川中地区发起嘉陵江战役，连克八座县城，全川震动。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此时，徐向前再次提出：集中红四方面军主力，乘胜略取陇南，打击或消灭胡宗南，创立川陕甘根据地。但是，因张国焘没有采纳这一北进方针，徐向前扼腕叹息！

又是一个“天下第一”

大凡国民党的领袖人物，抑或是政坛权贵，在其一生中，都能找出一个发祥地。比如说蒋介石吧，黄埔岛可以说是他的发祥地，因为他在那里训练了500个开山大弟子，最终成为他纵横天下的资本。

胡宗南的发祥地在哪里呢？就连他自己也未必想到会是川西北高寒地带的松潘县。1935年的夏间，这里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著名中共巨星以及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著名红军将领，都知道了这个小矮子的分量。

亘古以来，松潘名不见经传。从地理上看，松潘县地处川西北高原，岷江、涪江上游，岷山山地中段。地旷而人稀，荒凉加严寒，是它留给世人的主要形象。松潘的西邻是一望无际、数百里不见人烟的大草地，其间布满沼泽；东邻即为岷山的主峰雪宝顶，俗称小雪山，海拔达5588米，峰顶终年积雪，顽固而不化；一年四季，气候干燥严寒。松潘人，东出是雪山，西出是草地，迎面是寒风。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人们可以想象，自然是默默无闻的了。

不过，1935年夏间，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夺松潘的一场大战，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撩开了古松潘的神秘面纱。使松潘一夜扬名的，正是由于胡宗南据守松潘，将中央红军逼入死亡陷阱：大草地，从而演出了一场惊绝人寰的生死搏斗……

1935年4月2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在蒋军70个团的“护卫”下，到达金沙江边。这一天，毛泽东作出了向川西进发，建立川西根据地的决策。6月16日，毛泽东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同时强调：“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毛泽东已经看出胡宗南将是中央红军北上的最主要危险；能否击败胡宗南，将是红军长征成败的关键。

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的电示，当即向岷江上游的茂县地区突进。然后在此地兵分两路，一路南下，占领岷江两岸的理县及汶川等县，扩大控制范围，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一路北击岷江源头的松潘，由此控制整个岷江上游地区，为一、四方面军北进甘肃，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开辟前进通道。

早在红四方面军放弃川东北根据地，于1935年春间西向岷江流域发展时，胡宗南就判断中央红军有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的可能。胡宗南在分析时对部下说：“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据地也保不住。共产党只有移到新疆或者外蒙古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质援助。如果让共产党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好对付了。”胡宗南为此大骂新疆军阀盛世才拒绝第1师进驻新疆，真是“误国不浅”。胡并将红四方面军的动向和自己的分析成果，及时向蒋介石报告。蒋当然也在一直注意并判断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其中最为忧虑的，就是害怕中央红军与川陕红军合兵一处，然后进出川、陕、甘、青、宁、新数省，打通国际交通线，得到苏联的援助。如此，必定是形格势禁，终不能制了。

为此，蒋介石决定成立西北“追剿”纵队，指定胡宗南出任纵队司令。该纵队除第一师外，另增调原驻安徽芜湖附近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驻河南开封的第六十师陈沛部，驻赣东的第一补充旅王耀武部，驻北平的第二补充旅钟松部，统归胡宗南指挥。其中，伍诚仁与陈沛，都是黄埔一期出身，钟松毕业于黄埔二期，王耀武毕业于黄埔三期。补充第一、二旅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四十九师与第六十师虽然原属广东粤系部队，但军中已有不少出身黄埔的干部。应当说，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纵队，实力还是很强的。这样，胡宗南以第一师师长的本职，指挥的部队竟有三个师另两个旅。后期又将杨步飞的第六十一师拨归胡宗南指挥，这样，受其节制的步兵团有近30个之多。事实上，胡宗南已经成为国民党军队北线“追剿”红军的最高军事主官。若论在国民党师长一级将领中，兵权之大，无疑又是一个“天下第一”了。

西北“追剿”纵队成立后，胡宗南迅速调集部队，星夜向陇南及川甘边境地区集结。此间，胡宗南最为担心的，是怕各部在集结途中出现意外，因而不能按时到达陇南，延误进攻出发时间。为此，胡宗南严令各部队在集结途中，要避免一切干扰，星夜兼程，到达指定地点。原先驻防北平的第二师补充旅钟松部，接到拨归胡宗南指挥，参加川陕“剿共”的电令后，迅捷乘火车出发，经郑州转西安。在西安火车站，钟松因不明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故命令部队暂时就近驻下，小驻数日，一边休息，一边等待胡的指示。

其时，陕军首领杨虎城对胡宗南的大军鱼贯而入陕境，深怀戒心，但表面上又不得不加以敷衍。于是，杨虎城在西安新城大楼省政府设宴，为第二补充旅团长以上军官洗尘接风。席间，双方既不提主客军关系，也不提“剿匪”作战问题，只是说了些“今天天气哈哈哈”等不痛不痒的话，气氛颇为尴尬。第二补充旅在西安休息三天，接到胡宗南用电令下达的行军路线；徒步经宝鸡，越秦岭，到达陕西南的凤县。然后继续沿宝鸡至汉中的大道，到达褒城后，折向西南，至阳平关集结。

可是，当钟松旅到达凤县后，胡宗南突然修改原先下达的行军路线，不许钟松旅再走汉中大道了。原来，胡闻讯陕军冯钦哉师此时奉杨虎城命令，也在沿汉中大道向宝鸡相向而行。胡宗南驻守西北以来，与陕军打交道最多，素知陕军作风强悍，对胡宗南的部队深怀戒惧和恶感。现在听说两路大军狭路相逢，如因争道或补给等问题，发生争执，不但会加深裂痕，且必定延误部队行进时间，影响“剿共”大业，岂不是因小而失大？加之，胡宗南孤悬西北一隅以来，经多年与陕军、川军及“回马”打交道，深知要在西北站住脚跟，切忌以中央军自居，这就是“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这条体会是胡宗南于汉中以血换取的。其时，胡在巴山脚下与陕军赵寿山旅关系搞得很僵，双方士兵火并致死人命，赵又扬言要收胡的枪。胡被弄得坐立不安，只得放下臭架子，派人给赵送上表示和好的橄榄枝——好话一大堆，什么“才到西北，情况生疏”，“为了‘剿共’大业，今后尤望赵旅长多多指教”，等等。这一着，终于引得赵上门讲和，胡闻报亲到大门口迎接，又是一堆好话推上，终使赵面露笑容。然赵于笑声中夹着七分斥责，对胡说：“你是中央的第一师长，委员长的亲信，一定要为人谦虚。”不过，“团结友军才能完成任务，否则一事无成，只能祸国殃民”。胡耳觉难听，口却道是，并说：“你的指教我衷心接受，还望以后多谈。”胡宗南这次终以“受辱”而获得陕军的和解，而且使他重视起与杂牌军的关系。

胡宗南决定钟松旅避开陕军的北进路线，从凤县出发时，不走宝（鸡）汉（中）大道，而改走多年失修的陈仓古道，然后折上蜀道（南栈），直趋川陕交通咽喉阳平关。钟松只得遵命改道出发。当钟旅前锋团走上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后，发现上有抬头不见顶的高山茂林密蔽，下有低首不见底的深涧流水潺潺。单人行走，尚勉强可以通过，乘马、驮骡，则是寸步难行了。第一天下来，行程不远，倒摔死骡马四五匹。于是，前锋团向钟松报告：“陈仓古道，多年失修，栈道破坏，不能行走。”钟松亦将道路困难情形如实转报胡宗南，请求改走汉中大道。胡很快复电，以不容任何商量或置疑的口气指示钟松：“无论如何困难必须遵行。”

钟松毕业于黄埔二期，且为浙江松阳人，与胡宗南有同学同乡的双重关系。本以为拨归胡部指挥，各方面都会有所照拂。不想现在第一次有所请求，却碰了个硬钉子，心中甚是不快。钟松于是大骂：“这样走法，部队不要打仗，自己就拖垮了。”不过，对于钟松来说，胡宗南现在是顶头上司，他的命令，自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迫不得已，钟松通知各团，把驮架、驮鞍、重武器、弹药箱，以及给养、行李都卸下来，由士兵抬运。空马、驮骡放入山涧行进。水浅的地方踏石而过，水深的地方则泅水而过。其时，因天雨连绵，夜间没有宿营之地，路上到处是整箱的弹药，整袋的面粉，丢失无数。300多里路程，部队3日3夜兼程行进，到达阳平关后，全旅几乎走垮。略经整顿后，才按胡宗南的命令，进一步赶到川北的昭化县待命。

被划归西北“追剿”纵队的各师、旅，都按照纵队司令官胡宗南的命令，日夜兼程，向指定地点急进。耐人寻味的是：胡宗南指挥这样庞杂的大军，进出川西北地区，在红军北上的第一线担负阻击任务，既不设总指挥部的编组，也不就总指挥的名义，一切指挥及参谋业务，只以第一师暂代。其目的大抵是出于隐藏实力，达到迷惑红军的目的。

1935年4月下旬，胡宗南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地区，对西北“追剿”纵队各师、旅陆续下达作战任务。胡宗南分析：在川西北地区堵截红军的最重要地点，就是平武与松潘两镇。特别是松潘，因夹于大草地与岷山主峰雪宝顶之间，是红军经川西北上甘肃的咽喉，其重要性，大体相当于诸葛亮出师祁山之战的陇南清水谷街亭，得之则全盘皆活，失之则满盘皆输，可以说是非争不可的。从碧口等地区西进松潘，第一步须占领平武。此时，胡宗南得到消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也正在沿着涪江西进，决在抢占平武，进击松潘。为此，胡宗南不待西北“追剿”纵队全部到达，便先期率领第一师及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补充第二旅等部队，采取攻击前进的方式，向平武、松潘突进，以防被红军捷足先登。

5月初，胡宗南命令钟松旅，为攻占平武的前锋。胡宗南概略地指示钟松说：共军四方面军主力已沿涪江南岸西上，你旅仍为先头部队，采取扫荡式的态势，对平武方向追击前进。攻占平武后，就地构筑工事，进行防御等。

平武城位于涪江上游北岸，东、西、南三面环涪江，北面依山构成，居高临下，形势险要。钟旅到达平武城下时，红军已占据该城，初时进攻受阻。胡宗南当即效三国时魏将邓艾取蜀的故伎，派补二团三营营长李荣林率部从陇南文县出发，渡阴平小道，穿过岷山山脉，爬山偷袭，攻占了平武城北山地。胡宗南原估计于此会打红军一个措手不及，赚得一个“智取平武，全歼守敌”的美名。哪里知道留在城内的只是一支人数很少的红军，原本就无意坚守。红军在平武城头对补二旅虚晃几枪后，即弃城不战，主动撤到涪江南岸，向西逶迤而去。一条旷古奇计，却没有看到一场旷古激战，亦没有得到一次旷古大胜，胡宗南深以为憾。

封锁松潘大通道

钟松旅首战告“捷”，占领平武。胡宗南当即命令后续跟进的第一师丁德隆旅，马不停蹄地沿涪江北岸西进，抢占松潘城。第一师主力及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等，随丁旅跟进。当丁旅出平武城沿涪江西进时，一支红军部队亦沿着涪江南岸，向松潘急进。胡宗南闻讯急了，立命丁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先到达松潘。从平武到达松潘，大约300多里路。大都是高山峡谷，急流险滩，并有岷山主峰雪宝顶横亘其间，行军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涪江出平武后，已经接近源头，水面宽只有20米至30米左右，且水深流急，不能徒涉。丁旅与红军隔江而望，双方一举一动都是历历在目。其时，两军都是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为此南岸的红军不断向北岸的丁旅射击，企图延缓独立旅的前进速度。丁旅当即也向南岸的红军还击，一时两岸枪声大作。可是，胡宗南听到汇报后，立即传命丁德隆：不要与南岸红军纠缠，将部队列成单行前进，拉大行军距离，不顾官兵的伤亡，不分白天黑夜，全速向松潘急进。如此，丁旅前进的速度果然大大加快。丁旅甩掉南岸红军的袭扰后，越过涪江上游，来到小雪山东山脚下姜糖铺。从这里到松潘虽然仅一山之隔，但仍有百里之遥。当地土人指示：上山60里，下山40里；早晚不能行走，只有上午8时至下午4时之间可以通过。上山时须在姜糖铺喝姜糖水，暖了身体后才能过山。否则上山遇到风雪，只有冻死的份了。丁旅经过认真准备，终于顺利通过小雪山，抢先一步占领松潘。

据《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作者韩素音说，是胡宗南亲率先头部队到达松潘。胡本人说：“我在松潘只带了很少的一点部队，红军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抓获我。如果他们把我捉住，我只好求助于周恩来，因为我们在黄埔军校就认识，他能救我一命。”事实上，当时国共双方争夺松潘的行动的确是一步之争。丁旅到达松潘时，集结在岷江上游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一部，亦已经沿岷江北上，执行占领松潘的作战计划。结果，因行动迟缓一步，红军到达松潘以南60里的要冲镇江关时，松潘落入丁旅之手。结果，红四方面军的前锋（达两营之众）与胡军先头部队虚晃了几枪，就主动撤退了。饶是如此，也把胡宗南吓出了一身冷汗。因当时胡军主力并未到达，若红军全力进攻，胜负仍将是未定之数。据说，胡已策划好了被红军俘虏后，如何脱身的准备。听说红军主动撤退后，胡当即兴奋地对参谋长於达说：“能先占松潘，就能协同第二路军消灭共军。”其自得之色，溢于言表。确实，胡宗南是有理由得意一番的。红军痛失松潘，其重要性不亚于当年诸葛亮的痛失街亭。

胡宗南到达松潘后，即紧急部署松潘防务。松潘之东，是去天不盈尺的雪宝顶；之西，是死亡陷阱大草地。只有岷江东岸，有一条出入甘南的通道。因此，胡宗南的松潘防御部署并不复杂，只是沿着松潘通道，将大军展开而已。问题只在于这条防御通道太长。若从松潘通道的前出地带镇江关算起，一直到松潘通道的后门：位于川甘边境的求吉寺结束，这一条防御线长达600里左右。仅凭西北“追剿”纵队的力量，要想把防务安排得滴水不漏，显然是不可能的。据此，胡宗南采取选点配置，纵深防御的方针。将第一师主力与钟松旅摆在松潘县城，担任第一线的坚守任务；将补充第一旅放在松潘以北40里左右的漳腊营，形成第二线防御态势；将第六十师摆在漳腊营以北30多里路的黄胜关，形成第三道防线；将第四十九师、第六十一师再向北摆，进一步形成多梯次、大纵深的防线。另将第一师第五团摆到松潘通道的最尾端：川甘边境的包座地区设防。在胡宗南认为：这是红军永远也不可能到达的地域，有第一师的一个主力团，足够应付突发情况。所有部队进入防御阵地后，立即抓紧时间构筑工事，以备红军攻击。

胡宗南最为重视的，当然还是松潘防务。松潘四面皆山，其中尤以白塔山最为险峻。此山在，则松潘在；此山失，则松潘失。胡宗南认为这是松潘防务的灵魂所在，决心以死争之。在具体部署时，胡宗南命令第一师主力及钟松旅全部上山，纵队指挥部也设置在白塔山上，城内只留师部、医院、兵站等。当时，松潘城人口稀少，房屋紧张，几万大军蜂拥而至，根本无法安置住房。为此，胡宗南下令在四面的山上及河谷中，搭起各式各样的棚棚。这一方面是欺红军没有大炮，不怕暴露目标；另一方面是松潘地区气候严寒，且时而大雨倾盆。胡军本是夏季西进，全军都是单衣，又无雨具，临时运送棉衣亦无可能。结果，未下雨时，胡军官兵一个个冻成乌骨鸡；一旦下雨，则又变成落汤鸡，数万只“鸡”在高原寒风中鹄立，其状实在是惨不忍睹。

在部署松潘通道防务的同时，胡宗南分别伸出两根触须，一根前出，一根侧出。负前出任务的是第一师两个主力团，前出地点为镇江关一带，据守岷江东岸，与红军隔江对峙，作为第一师的前哨阵地。负侧出任务的是廖昂旅的一个加强营，侧出地点即为著名的毛儿盖地区。该营西出前，胡宗南曾当面向营长李日基密授了七个字的“真经”：“搜索、警戒、打游击”，并再三叮嘱：“能打不能打全由你自己作主，不要向我请示。”这就颇有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帝王风度了。

其实，在胡宗南下达命令时，毛儿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他根本闹不清。而历史上使毛儿盖出名的是在8月份，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经松潘大草地北上的战略方针，从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即将到毛儿盖走马上任的李日基，耳朵里只听到了胡宗南所讲的“能打不能打全由你自己作主”几个字，自感这个任务倒也不是太危险。兵家的诡计实在太多，李营长不甚了了。但有一条，他是记得的。这就是：“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大白话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红军纵是三头六臂，天兵天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李日基带着随时可以与胡宗南联络的小电台，率加强营欣欣然地向毛儿盖进军了。

如果就地理位置而论，毛儿盖虽然居于松潘城以西仅100多里路，却是松潘大草地的门户与屏障。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仅次于松潘城的。但是，胡宗南一是失在当时没有现在通行的军用地图，故不能看出毛儿盖的真实地形地势；二是失在自己没有亲临毛儿盖踏点勘察，了解毛儿盖的真正战略价值；三是失在被自己手下的官兵欺蒙，没有在毛儿盖布置足够的兵力坚守；四是失在过分相信藏族土司的判断，认为松潘大草地真正是插翅难过的死亡陷阱，以至一念疏忽，一误再误。结果是痛失毛儿盖，造成满盘皆输。

李日基率一营官兵，带着两个懂藏语的“通使”，经两天的行军到达毛儿盖。实地一看，李不禁大吃一惊，这才知道毛儿盖所以要叫“毛儿盖”了。如果说松潘城是松潘大草地的一道“门”，那么毛儿盖完全可以说是松潘大草地的一只“盖”。毛儿盖的地势是：两座东西相对而望的大山，中间一条宽约20公尺至30公尺的小河。毛儿盖河南北流向，将两座大山劈开。在沿河两岸100公尺宽的舒缓坡地上，种有青稞。西山的东坡上，由山脚到山顶，约有十华里长的坡地，坡度较缓；东山的西坡，坡度则很陡。故毛儿盖的主要建筑，均集中在西山的东坡上，形成毛儿盖的“闹市区”。其实，毛儿盖的所有繁华建筑就是一座喇嘛寺，建在西山东坡脚下，共有200多间瓦房。其余的地方，就是满山的草地、杂柴、树林，而东山则全是密林。从毛儿盖向南约十余里，有一个叫下八寨的所在，才有藏民的聚居处。从毛儿盖向北，就是令人闻之丧胆的松潘沼泽大草地了。

李日基基于胡宗南密授的“能打不能打全由你自己作主”的十二字真经，当即立足于“不能打”三个字。于是，全营就在喇嘛寺的空瓦房里住下，另向下八寨派出一个班，西山顶上派出一个排，毛儿盖前面的山头上派出一个班。所有的派出小分队的任务，就是胡宗南交代的7个字：“搜索、警戒、打游击”。至于其余的官兵，由于毛儿盖比松潘的地势更高，气候越加严寒，早晚非有棉衣不能御寒；又兼当时第一师都是一袭单衣西进，李日基营既无棉衣保重贵体，又因没有固守毛儿盖的打算，自然不需要做什么工事，剩下来所要做的，也就是如何缩在喇嘛寺里，成天避寒风，“白相相”了。

胡宗南固然至愚，也不得不防红军一手。当他听了李日基关于毛儿盖地势的汇报，立即发现了毛儿盖所具有的重要战略价值与地位，马上更正原先的战术考虑，复电李日基，要他固守毛儿盖。李日基发现胡宗南的七字真经不算数了，大为惊骇，毛儿盖如此之大，又如此重要，一个营固守，谈何容易？于是，发电胡宗南，申述说：若固守毛儿盖，最少要一个团的兵力。胡宗南将信将疑，当即派补充第二团副团长再带一个营到达毛儿盖，进一步了解毛儿盖的具体情况，以便定夺。

补二团的这位副团长真是功力不凡，到了毛儿盖，一眼就被他看出：这是一块“死地”，四处皆无退路，即使来一个团，也不过是多派几个弟兄送死罢了。但是，这话不能由自己去对胡宗南说，否则胡宗南会看出自己怕死。正在这位副团长苦思无计的时候，所幸“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救星来了。胡宗南派往阿坝去联络藏族土司的师部参谋李苾，完成任务后，从阿坝回松潘，途经毛儿盖“考察”。于是，补二团副团长暗中请这位李参谋帮忙，并密授其计。这位“钦差大臣”回到松潘，遇到胡宗南“不耻下问”：固守毛儿盖，不使红军通过，需要多少兵力？这位李参谋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当即“如实”禀报：以毛儿盖地形来展开兵力，“至多一个营就行了”。于是，胡宗南又将本已派到毛儿盖的补二团一个营，连同那个副团长一起调了回去。事后看来，这位李参谋真是一言定乾坤了，结果，毛儿盖丢失，红军走出了松潘大草地，也就是走出了中国革命的“绝地”。最终，弄得蒋介石的江山丢失。追根溯源，似乎也就是失在毛儿盖，失在这位李参谋的一言“至多一个营就行了”。

其实，当时欺骗胡宗南的，也不仅仅是补二团的副团长与李参谋，也还有一个人是欺骗了胡宗南的，这个人就是阿坝的藏族土司。当时，胡宗南的大军封锁了松潘通道，认为东边是岷山主峰雪宝顶，标高5000余公尺，“黄鹤之飞尚不得过”，何况是本无双翅的“共匪”；彼不足虑耳！中间是险峻丛生的岷江两岸，已有西北“追剿”纵队的四万余骄兵悍将，严阵以待，恃险固守；况且是一道又一道的铜墙铁壁，红军纵有万夫不当之勇，也难以攻破这样一张天罗地网；此亦不足虑耳！现在唯一不放心的，也就是西边的松潘大草地了。

人人都说，草地是绝地。放眼望去，纵横数百里，苍苍茫茫，渺无际涯。加之，在郁郁葱葱的青草之下，隐藏的是一片深不可测的大沼泽，是一口满布着机关陷阱的大泥潭。行人只要稍一不慎，失足其间，就会越陷越深，最后在魂飞魄散、肝胆俱裂之中，陷于灭顶之灾，成为一个无声无息的亡灵。自古以来，数不清的行人商旅、英雄豪杰……都在这一片泥潭沼泽中丧身。在这一片不见飞鸟、不见树木、不见动物、不见人烟的沼泽草地上空，天苍苍，野茫茫，充满着一种神秘可怖的气息，游荡着无数的孤魂野鬼。

胡宗南据有如此天赐“福地”，防御部署又是如此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理应坐受其功，建不世之伟业了。可是，他总还有些放心不下。草地到底能不能通过？自己毕竟没有亲身深入草地的经验，亦不敢说得百分之百的肯定。世界上有许多事都是很难说的。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实在是太重大了。一旦让红军漏脱，后果不堪设想。至时，不但辜负了校长的一片苦心，自己也无颜见“江东父老”。胡宗南为防万一，再派师部少校参谋李苾，携带从中原带来的大批名酒、茶叶及现金等礼品，专程到阿坝去拜见当地的土司，探问松潘草地的实情。土司看到胡将军命人送来的好酒、好茶、好钞，顿时眉开眼笑，私下里又觉得总是不便白收。于是，搬出一箩筐的好话，请李参谋转送给胡宗南，再三对李苾说：“在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保险可以堵住共军，请一定转报胡司令放心。”说完了这一番大话，土司自觉与胡宗南已经是银货两讫。收下胡宗南的礼物，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大抵也是受了土司的宣传影响，胡宗南对毛儿盖的固守不再过分看重。

据说，在此期间，钟松旅曾经查获红军逃兵一名，其人自称是红军副师长的勤务兵，并从图囊内搜得川、甘、陕部分地区的地图一幅。图上内容虽用毛笔绘就，但所绘山川、道路、河流、村庄的名称，有许多在国民党的军用地图上，均无记载。尤为重要的是，该图不但对松潘通道所绘极详，而且对松潘大草地的情形，亦有标注，在军事上价值极大。视其情形，绝非短时间可以仓促制成。据说，这是红军入川之前，由红军地下工作人员，扮作商旅行人，秘密绘就的。胡宗南详细研究了这份地图后，深为震骇。认为红军的情报活动已相当深入，不可掉以轻心。所幸第一师捷足先登，否则必为共军所算。但是，胡宗南还是没有对松潘大草地引起足够的注意。

“真有点对不起猫狗”

胡军进驻松潘后，与红军尚未接战，部队即已陷入困境。最大的困难，是部队不能适应青藏高原的严寒。松潘地带，毗连青藏高原，西南面是大雪山，东北面是小雪山，山顶积雪，千年不化，万年常白。夏季的平均气温仅十多度，无霜期仅一个多月。即在夏季，也是早晚必穿棉衣。胡宗南虽然对川西北高原气候特点早有研究，却因“剿共”心切，行动前未能从容补给。更何况这一次军事行动，偏偏是夏季西进，全军上下，人人都是一袭单衣，到得松潘，早已是“高处不胜寒”了。数万人马，于八面来风中苦撑苦熬。部队因受寒而发病的，先是一个个，尔后是一批批。即以胡宗南来说，也是“乌龟垫床脚——硬撑”。胡氏满脸满手都冻起了冻疮，每天却是单衣薄衫地在军中穿行，借此将周身的冻疮向官兵展示，表明同甘共苦之德意，官兵们也只好以自己区区一条小命报效蒋先生了。

在松潘通道地区，胡宗南遇到的最大困难，还不算是严寒。比严寒更可怕的是：部队军粮奇缺，这实在是要了胡宗南的老命。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这一首民谣，胡宗南不会不懂。军粮不足的原因十分简单：一是松潘地域虽大，但气候严寒，人烟稀少，粮食本就缺乏。寻常时候，老百姓自己还饿着肚皮，哪里还有余粮兼顾数万饿兵。再说，胡宗南的大军，达四五万之众，骡马不论，以每人每天一斤军粮配发，一天就要消耗掉军粮5万斤以上。如此庞大的数量，不要说一个松潘无法解决，就是在整个川西北地区，也无法筹措。

二是由于松潘地区交通不便，军粮难以调进。当地筹不到粮食，胡宗南只有强派成百上千的民夫，到川中地区的江油、绵阳等县担运。从松潘到江、绵等县，山路崎岖难行不说，光是路程就有四五百里之遥，民夫肩挑背负，往返20多天，加上沿途自食及损耗，能够运到松潘的，自然是所剩无几了。一个简单的数字：若以每个民夫每次担运军粮100斤计算（一般情况下只能担五六十斤），则每天需有500名民夫担运军粮，才能满足胡军一天的需求；若以来回一次需20天计算，则总计需一万名民夫，川流不息地在松潘道上运粮，才能勉强满足胡军的需要，这还未计算担运弹药、装备所需的民夫。事实上，即使是将松潘地区所有的青壮劳力都征集起来，也不可能满足如此庞大的民夫需求。何况，每天都有许多民夫因不胜负荷，或因饥寒交迫，沿途生病以至倒毙，造成民夫大量减员。特别是从平武到松潘的途中，地势越高，空气越稀薄，沿途民夫的尸体更多，有时是数十具躺在一起。胡军自己已经饿得命若游丝，哪里还会想到派人为他们收尸。其状令人触目惊心。

军粮不能保证供应，数万大军饿得嗷嗷直叫，胡宗南急了，只得想方设法从当地搜刮，加以补充。先是利用当地藏、羌等族土司、地主极喜枪弹的习性，不惜拿出好枪好弹换取一些青稞等杂粮；次是假地主、土司的势力到藏、羌民中去强买。两招次第用完，能够搜集到的，仍是杯水车薪，无补于事。胡宗南索性放手让各分队到藏、羌居民中去搜抢。再后来，连青稞、燕麦也抢不到了，士兵们就挖野菜充饥。结果，因中毒而死的不在少数，亦有整班倒毙的。当时的情况是：能够抢到就饱餐一顿，抢不到就饿上一天。如此，饱一餐，饥一餐，一个个不是饿病，就是胀病。设在松潘的野战医院，早已是人满为患，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二三十人以上。整个部队人心摇动，士气低落。

有时一批粮食运到，胡宗南为了细水长流，只能勉强维持一天一餐的供应标准。胡宗南说：“国难当头，一切节约，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胡宗南本人也拿着碗，与士兵同饮同食。不过，胡宗南一顿午饭之后，另有高等饼干罐头补充。况且，还有地方士绅请酒吃饭。据说，这是不计在每天一餐饭之内的。即便是一些师、旅司令部的军官，也是各有门路，苦只苦了下级军官和士兵而已。

严寒加饥饿，无疑是雪上加霜；饥寒加疫病，更使胡宗南忧心如焚了。先是一冻，后是一饿，水土不服，疫病在军中迅速流行。由于药品奇缺，士兵成批成批地病倒。据说，当时因生病死亡的人数，仅第一师就达两个团以上。其他部队的人数，还要更多一些。不少半途开小差的“机灵鬼”，由于松潘特定的气候与地势影响，跑不多远，也大都途中倒毙了。

以胡宗南中央军的优越条件，在川西北的境况尚且如此，那么红军当时所处地位及后勤补给条件，比起胡军来，其境况也就不言而喻也。事实上，红军到达川西北后，最大的困难，既不是以胡宗南为代表的中央军或川军围击，也不是川西北的高原严寒，最大的困难也是粮食奇缺。当时红军所占领的岷江以西地区，均为藏民区。因受国民党军队的欺骗宣传与劫掠，藏民们大都一方面是早已坚壁清野，一方面是逃避一空，使红军没有机会来宣传和证明自己的民族政策。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曾说道：“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头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等蔬菜。”当然，这是没有经过藏民允许的。毛泽东曾经幽默地告诉斯诺：“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即便是这样的“补给”方式，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达10万人以上。当时，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很快被搜寻一光，包括地里的野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红军在川西北因没有粮食吃，“吃黄麻把嘴都吃肿了”；并且，红军还要省吃俭用，节约一点粮食，准备留作过草地。什么办法都想到了，还是不能解决饥饿的痛苦。于是，红军们想到了吃老鼠。有时一个村子所有的老鼠都被搜绝了。尽管那味道真难吃，可是，还是吃光了。这样做，“真有点对不起猫狗”，红军们每想到这一点，心里就感到歉疚，颇有点不好意思。到了过草地时，那境况就更惨了。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可吃，就开始把皮带、皮靴煮着吃。可气的是：那牛皮的质量真不含糊，即使煮上24小时，也仍然不能嚼得动，只好整块地吞咽下去。为了能使更多的红军品尝到这样的“美味佳肴”，有时只能把皮靴烧汤，然后大家一起喝皮靴汤。最后，仍有很多的红军官兵不能逃过饥饿致死的厄运，成批成批的红军将士们，在川西北荒原及草地上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能爬起来。他们死亡的时候，早已是骨瘦如柴，全身没有了一点热量。这还只是红军在饥饿方面所遇到的惨况，至于他们在严寒、疾病方面的麻烦，比起胡军来，自然是可想而知。

可以这样说，红军与胡军在川西北地区，任何一方，只要能够战胜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也就有可能战胜对方。红军的生存能力之强，自不用怀疑。胡宗南的第一师，由于经过了陇南练兵的锻炼，能够支撑下来的系数也绝不能小觑。

毛泽东：用20个团与胡打野战

胡宗南对松潘通道的严密封锁，使红军陷入空前绝境。

毛泽东原有在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到了这个地方以后，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才深切地感受到川西北竟是如此的荒凉贫匮，搞不到吃的，也搞不到穿的，还建立什么根据地？胡宗南的补给线固然太长，但毕竟可以源源不断地予取予求。红军当然不会享受到由国民党地方政府补给的待遇，只能是“流”到哪里，补给线就设到那里。大军一路推进，如不能在当地搞到补给，就是没有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也得赶快向前走。

于是，毛泽东审时度势，用他那扭转乾坤的巨掌，在地图上一拨拉，将川西北根据地一下子北移了1000多里，到了甘南地区，全称还是叫川陕甘根据地，不过，显然是以甘南为主了。只是，红军要从已经占领的茂县、理县、懋功等岷江西岸地区，向甘南地区推进，就不能不走松潘通道。要走松潘通道，就不能不与胡宗南作战。由是，打垮胡宗南，夺取松潘通道，成了红军在川西北地区最主要的战役目标。

使胡宗南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红军高层领导正在围绕打不打他的问题，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执，从而产生了严重分歧，主要代表人物便是毛泽东与张国焘。张国焘认为：“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红军可以向西发展，到西康、青海、新疆地区去；也可以向东南发展，去打成都；还可以暂时回头向南，沿原路回去。总之，就是不要向北发展，不要去打松潘，不要去碰胡宗南。张国焘的意思再清楚没有了，胡宗南是那么好打的吗？红四方面军与胡宗南多次较量了，始终没有沾到什么光。这一次，在他的手下，集中了27个团的庞大兵力，并且据有松潘天险，你们拿什么去跟胡宗南较量？就凭你们一方面军16个团的老弱孱兵？你无非是想让我们四方面军冲在前头，替你们去啃这个硬骨头罢了。能啃下来，你们一方面军跟着过去；啃不下来，死的是我们四方面军的人，于你们无损，甘蔗两头甜，世上竟有这样的好事？我张国焘会上你毛泽东的当？再说，就凭你毛泽东手下那几杆破枪，就想指挥我了？

张国焘不肯从命，是有这个“实力”的。川西北两军会师，张国焘一看，中央红军名义上有四个军团，其实，只有16个残破不全的团，一群老弱孱兵，加起来也就是两三万人（这是周恩来对张国焘通报的数字，实际上只有一万余人）。再看那一身行头，与其说是衣服，还不如说是渔网。结果，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从红四方面军调拨过去。张国焘觉得自己上当了。心想，就凭你们这点实力，能叫中共中央吗？我张国焘的手下，不但有五军十师三十个团八万精兵，而且是弹粮充足，军威雄壮，在大西北雄霸一方，何等的气派！何等的惬意！现在你们丢了江西，万里走“单骑”，投奔我张国焘倒也罢了，屁股后面还引来了这么多的国民党大军，害得我也不能在西北立足。这些也都可以不谈，居然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的中央大佬，还想压在我张国焘头上，对我指手画脚，岂不可笑！你们也不问问，在四方面军，在大西北，我张国焘听过谁的？“那个乡巴佬，他算老几？”张国焘这是在骂毛泽东。当时，不少部下都听到了这句粗野的话。

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早有定论，不但共产党不齿，就连国民党也是不齿的。剖析一下这个人的政治性格，其实是一个周身都浸透着封建主义毒汁的野心家。他在红军和中共党内的崛起，有着当时的特殊背景和特殊机遇，不必一一去说。固然，也不能说他一点好事没有做；但是，他所做的坏事，一定要比做的好事多得多。就连蒋介石、胡宗南、戴笠这些人，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位共产党的重要领袖，红四方面军的“老大”，杀起同类，杀起共产党，杀起红军将领，杀起自己的手下人，怎么就那么心毒手狠，毫不手软？实在说起来，胡宗南能够纵横大西北，在某种程度上，要感谢张国焘。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张国焘残杀了以许继慎为代表的一大批红军著名将领，从根本上削弱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会有胡宗南的好果子吃吗！

现在再次轮到胡宗南感谢张国焘了。本来，中央红军于6月上旬到达川西北，就已经提出北打松潘的问题。这个时候，胡宗南也正在向松潘地区集结，尚未能部署就绪。如果张国焘不闹野心，不搞分裂，红一、四方面军同心协力，以十万大军，挟排山倒海之势掩杀过去，打胡宗南一个立足未稳与措手不及，冲决松潘通道，是完全有这个胜算的。况且，红军是以背水一战的态势作搏浪一击，以其冠绝天下的剽悍，必定是纵横莫当，溃决千里。这个时候，红军的战斗力，完全不可以常理及常情来测度。可惜，这个机会始终没有能把握，一切都被张国焘给搅了。

当时，红军的西侧是大渡河及大小金川，东侧是岷江，南是大雪山，北是大草地。在这样一个“四绝之地”，集中了国民党200多个团的大军。南是刘湘的50个团，向北筑垒推进；西是刘文辉的15个团，筑碉扼守大渡河；东是薛岳大军130个团，虎视眈眈地准备越岷江西进；北是胡宗南的27个团，正恃险固守松潘通道。毛泽东深知形势已十分危急，故主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捷冲决胡宗南的防线，扬长而北上，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北进方针。周恩来作报告，坚决主张北打胡宗南。胡宗南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在红军及中共内部，没有人比周恩来更了解胡宗南这个人。胡宗南才华固然是有的，但狂傲自大，目空一切，是他的致命大伤。如果利用胡宗南的轻敌，集中两个方面军的优势兵力，以运动战的方式，迅速卷击，必能稳操胜券。所谓“骄兵必败”，正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再次显示了他那种睥睨天下与大气磅礴的统帅气度：“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毛泽东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6月26日了。为此，红军正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但是，由于张国焘坚决不同意北打松潘的方针，毛泽东提出用20个以上的团与胡宗南打野战的计划，当然不能实现。胡宗南有27个团，张国焘手中有30个团，毛泽东手中只有16个团。可见，仅凭一方面军的力量，集中不到20个团以上，也不具备与胡宗南打野战的实力，更不具备与胡宗南打堡垒战的实力。张国焘正是狠在这里，他料到你毛泽东没有这个力量要胡宗南让路，你毛泽东闹一通脾气，还得乖乖地跟我张国焘走。据此，张国焘要挟中央执行他的南下川康的主张。由是，张国焘“南辕”，毛泽东“北辙”，吵得相当厉害。甚至整个7月份，都在争论红军到底是北上，抑或南下的战略问题。原先所谓计划于6月份突破松潘封锁的战略目标，自然泡汤。

正在“南辕”与“北辙”相持不下的阶段，红军按照《松潘战役计划》发起了毛儿盖战役。严格地来说，这还够不上是一个战役。因为坚守毛儿盖的仅为胡宗南的一个加强营。一方面军的红1军（林彪军长、聂荣臻政委）与四方面军的红30军（程世才军长、李先念政委），各出动了一部分兵力执行这次进攻任务，可见毛泽东对打好这一仗，是相当重视的。红军虽有优势兵力，但胡军是以逸待劳，而且是凭险据守，在装备火力等各方面，又都比红军占有优势。结果，这一仗打得相当艰苦。前后一共打了8天，于7月16日，总算是攻占毛儿盖。李日基按照胡宗南的突围命令，带着不到100人的败兵，逃回了松潘。

胡宗南在毛儿盖战役中，依然采取固守松潘，以逸待劳的战术，避免与红军打野战。在毛儿盖被红军包围初期，胡军营长李日基亲上毛儿盖山头指挥。其时，副营长吴剑平“当仁不让”地用自己的大名签发电报，向坐镇松潘的胡宗南报告战场情况。胡在电报的落款处，没有看到李日基的签名，马上联想到李可能已经“壮烈牺牲”，即发电问：“李日基情况如何？”第3天，李回到营部，即向胡报告自己安然无恙。胡原是十分多疑的枭雄人物，现在发现李失踪数日，竟又回到营部，其行状至为可疑，或者已经投降共军，也未可知！

结果，在战况最为激烈的阶段，李日基连续发出求援电报，胡宗南都怀疑是红军企图假李之名“引蛇出洞”，实现其“围点打援”的诡计，故一律置之不理。每日只是向李日基询问战场情况，如红军的战斗士气、进攻战术、火力火器以及衣着装备等，一直到李营被红军打得弹尽粮绝的时候，胡宗南才给李日基下令：“电到后该营即刻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十元，带回武器一枝赏洋二十元。”

据说，李营长译到“并将电台砸毁”时，如蒙大赦，连下面一句“逃回”有奖的“政策”都未来得及译出，于仓促之间，就将电台砸毁，一路狼奔豕突地逃回松潘。事后，司令部副官处通知李营长等逃兵去领奖时，初时尚愕然不知所措。等到弄清原委，不觉哑然失笑。固然在胡师长眼中，逃回一兵，不及捡回一枪值钱。然能捡回一条小命，已属万幸。现在竟又凭空捡到一注铜钿，岂不更是上上之幸！

胡宗南损失了一个加强营，丢弃了毛儿盖，看起来是一个失败，实际上却是信心更足。就胡宗南来说，此时的战场形势，颇有点类似汉、赵井陉之战，胡军一旦离开松潘，轻赴险地，与布下背水之阵的红军进行较量，不啻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毛泽东确有将胡宗南“钓”出来打一场野战的意图）。况且，胡军的任务，原在于封锁松潘通道，不让红军借道北上。守住了松潘，扼住了川甘咽喉，红军陷入重围，势成瓮中之鳖，至时必不战自溃。此乃天授之伟业，何愁大功不得告成？！再从毛儿盖一战来看，红军虽然勇悍非常，但胡军一个加强营，就坚守了8天之久，足以说明红军经万里转战，早成强弩之末，不足虑耳！如此，胡宗南以不变应万变，无论红军怎么挑战，总归是岿然不动，绝不主动出击。

红军的形势确已到了危急之时，一方面，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已成四面合击之势，且天时、地利均与红军无缘；另一方面，由于张国焘的突然发难，红军内部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人和一说，亦不可得。因张国焘坚决反对北上甘南的战略方针，使得毛泽东的《松潘战役计划》无法执行。从6月16日提出北打胡宗南的作战方针，到7月31日撤销《松潘战役计划》，其间达46天，红军均未能发起松潘战役。可以想象，在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一个战役计划的执行，竟延搁一个半月之久，这个仗还怎么打？在这40多天里，不但胡宗南在松潘通道上早已深沟壁垒，严阵以待；而且国民党的其他各路大军，也已经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形成铁壁合围之势。

对川西北地区形成的这种形势，最感欣慰的要算是蒋介石了。7月上旬，蒋介石由重庆赶到成都，以便就近指挥万里围堵红军的最后一战。在成都行辕，蒋氏详细了解了胡宗南封锁松潘通道的部署，情不自禁地以手加额，确信红军已陷入绝境，绝无再次逃脱的道理。蒋认为：过去红军在陷入绝境后，屡次破围而去，关键是担负堵击任务的大都是由地方军阀掌握的杂牌军。他们为了保存自身实力，只想着如何把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界，就算大功告成，根本不想与共军作殊死战斗。结果，虽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天险绝地，却不能很好利用，终究是功亏一篑。而这一次红军重蹈绝地，在红军前方担任堵击任务的，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胡宗南。毛泽东这一次要想从胡宗南的铁壁下溜走，可以说绝无可能。

蒋还认为，红军目前的处境十分困难。数万人马被压缩在东起岷江，西至大渡河及大小金川，南迄大雪山，北至沼泽草地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已经40余日，不能动弹。红军如果要突围，向北是松潘沼泽草地，千古绝地；向西青藏高原，正是荒时暴月；向南再翻一次大雪山，无非再叩一次鬼门关；向东飞越岷江，正是国军主力所在，岂不是自投罗网！四面既是“死地”，剩下一条路线：走松潘、包座通道，经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然而，这儿有胡宗南一夫当关。

为竟“剿共”全功，蒋介石根据胡宗南的建议，制定了“统一川军，困死共军”的策略，并对藏、羌居民规定两项禁令：凡有偷运粮食资共者处以死刑；有参加红军、供应乌拉者以通敌论罪。为震慑川军，防止川军“剿共”不力，蒋命刘文辉将手下两名作战不力的旅长解送重庆参谋团法办等等；与此同时，蒋决定举办峨嵋军官训练团，以便对川军进行轮训，提高与共军的作战水平，并为统一川政作好准备。

一切部署就绪，蒋开始有点陶醉了。几十万大军，屁颠屁颠地跟在毛泽东后面跑了大半年，现在总算要修成“正果”了，这全在于胡宗南一步争先，占领了松潘古城，将红军逼入了绝地。于是，蒋在大小军事会议上一次次地对胡宗南及其第一师大吹大擂，以示嘉许。一时间，胡宗南名声大震。

抱愧松潘

胡宗南在国民党军队里闻名遐迩，在红军中，也几乎是暴得大名。上至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中共领袖人物，次至徐向前、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红军著名将领，下至每一位红军将士，无不知道红军遇到了一个劲敌胡宗南。

毛儿盖一战，是中央红军与胡宗南所部的第一次较量。由此中央红军大体弄清胡宗南的实力，非一些地方军阀可比。红军领袖们也开始重新审视松潘战场的形势及《松潘战役计划》。

7月31日，毛泽东鉴于红军与胡宗南作战的最佳机会已经丧失，终于作出撤销《松潘战役计划》的决定，改道经草地北上。8月，中央红军总部与中共中央机关推进到毛儿盖，积极部署红军经草地北上的问题。8月17日，毛泽东会见红1军先遣团团长杨成武时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毛泽东强调：“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18日，红军先遣团出发。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北进方针与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毛儿盖由此而大大扬名，并成为今日松潘的一个革命景点。8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红军主力一起，开始了横跨松潘沼泽草地的艰苦历程。

在红军主力北上之时，为掩护侧翼安全，毛泽东派出红军一部，猛攻胡宗南的松潘防线，特别是松潘的前出阵地镇江关。战斗过程中，双方均有较大伤亡。胡军前部一度不支，并开始向松潘撤退。松潘城白塔山阵地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胡宗南初时估计是红军发起了全面进攻，故急调二线部队加入松潘战斗。数日后，红军却主动撤出战斗，向草地深处飘忽而去。

红军被胡宗南逼入沼泽草地后的历程，完全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悲壮之举。第一个横越草地的杨成武将军在回忆时说：“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举目一望，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西南北。草底下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道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脚。我们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茎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

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极目四望，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是黑泥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是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寒风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着阴沉沉的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

许多红军将士就在这样的沼泽草地中，失足而陷入泥潭，可是站在一边的战友却无从援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慢慢地沉下去，沉下去，终至没顶，永远地留在那死草之下的泥沼中。

杨成武回忆：“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是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使人难耐，我们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特别是暴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是水，战士们只好在风雨中站着，急切地盼天快亮。”

红军在出发前，毛儿盖附近的藏民忠告：如果红军不穿毛袜和羊皮衣，一定会冻死。实际上，红军们无法得到这些，他们大都是穿着一套或两套单军衣走进草地的。可想而知，风雨冰雪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无数红军的英灵至今仍永远地留在松潘大草地中，他们有的是落足泥潭而被吞噬，有的是不敌严寒而被冻死，有的是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更多是因饥饿而死。出发前，按规定每人要准备八天左右的粮食，可是实际上大多数红军都不可能带足，许多人只准备了两天的干粮。一些没有经验的红军战士，在进入草地的第一天，就把干粮吃光了。其实，所谓一天的干粮，也就是一把或两把青稞而已，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那能算是一天的干粮吗！实际上，不仅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水是污浊的，喝下去，马上就会泻肚子。红军战士们回忆说：“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又原样便出来。”

没有了粮食，开始吃树皮，吃草根。战士们解下皮带，再加上一些野菜，放在水里煮，周恩来把这叫做“三鲜汤”，他尝了尝风趣地说：“味道真鲜美。”有的红军因得到别人赠与的一小把青稞而走出了草地，也有的红军由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彭德怀曾下令将红三军的最后六匹骡子全部宰杀，因此而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有一个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在草原上曾遇到过几头野牛，几条枪一齐对准野牛，可是全身没有一点力气，枪端在手里老是发抖，那么大的目标，就是打不中。有的红军战士，由于饥饿无力，本想坐下来喘一口气，却再也未能站立起来。等到后面行军过来的战友们发现时，已经断了气。

似乎没有一份确切的资料，统计出到底有多少红军将士丧身在松潘大草地上。原任红一军政委的聂荣臻元帅回忆：仅有几千人的红一军，因过草地而牺牲的，就在400人以上；那么整个红军是多少？如果加上红四方面军后来又有两次横跨草地的历程，这个数字一定是个惊人的数目。

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红军如果不是横跨沼泽草地，而是继续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攻打松潘通道，那将有多少红军战士牺牲？可以想见，其时战死在胡宗南枪口之下的红军战士，一定不会比牺牲在松潘草地上的少。而且，即使这样，松潘通道也未必能够打开。这正是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思想的一个实例。毛泽东总是这样出人意料，而最后又总是成为赢家。

换句话说，毛泽东当时拼死一搏地作出横跨沼泽草地的决策，也是形格势禁使然！四面都是铁壁，只剩下草地一途，或许是个未知数。人人都说它是千古绝地，有谁见过？既是绝地，亲见者一定不可能生还！既能生还，可见得未必是绝地！毛泽东偏又是个“老子不信邪”的人，世界上果真有“绝地”一说吗？“绝”者，无也！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善于思辨的智者，这就是毛泽东区别于一般领袖人物的非凡之处！当然，要越过这样一个鸟兽罕至的沼泽草地，要有人死，也许会死不少人！难道去打松潘，去打胡宗南，就不死人吗？与其用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的生命，到胡宗南的屠刀下去讨一条通道，不如向大自然闯出一条生路。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思维。事后来看，红军固然在松潘草地上留下了许多红军将士的英魂，但是，更多的红军却因此胜利北上，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

显然，胡宗南失就失在过分相信沼泽草地是“绝地”一说。鸟绝飞，兽绝迹，人还能不“绝”吗？如此用静止、停滞的眼光观察世界，这就是胡宗南的平庸之处。如果胡宗南不是过分依赖松潘草地，而是将固守松潘通道的防线推进到毛儿盖，并在毛儿盖地区保持一支强大的机动防御部队，无疑，那将给红军造成更大的困难。当然，于事后品头论足，人人都能做得，况且，毛泽东只有一个，岂是胡宗南所能比拟的。

红军各部队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后，大都经过五至七天的行军，奇迹般地走出了沼泽草地，分别到达川甘边境的班佑、上下包座地区。8月29日，徐向前指挥红四军和红三十军一部，发起包座战役。31日，歼灭了胡宗南纵队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所部，歼敌5000余人，且缴获甚多。不但打开了红军北进通道，而且也是红军两大方面军自川西北会师以来，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士气大振。9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关胜利进入甘南，至此，胡宗南坚守的川甘交通咽喉：松潘大通道，形同废墟，已对红军不起任何作用。

胡宗南最早知道红军已越过草地，是在杨成武率先遣团到达班佑以后。其时，胡宗南的第一个反应，是怀疑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第二个反应，是急调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就近驰援包座。等到伍诚仁师在包座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胡宗南如遭当头棒喝，一时竟目瞪口呆，魂飞魄散。当日，即将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不会客，不见人，踱步徘徊，狂怒不已，几成癫狂之状。据说，当蒋介石闻讯毛泽东横越草地，胜利北进后，心情抑郁，暴躁异常，顿有心态苍老之状，时生慨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蒋先生的部下听了这句话，一个个思之怆然，每有“揾英雄泪”之感。胡宗南是蒋先生的得意门生，心情自然要更不好受。

从1932年10月追击徐向前算起，胡宗南到达大西北已经近三年之久。其间，胡宗南所忍受的坎坷、屈辱、痛苦等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所为何来？或者说，都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还不是为了竟“剿共”之大业，建不世之殊功！现在辛苦数年，竟成泡沫，岂不令人心酸失望之极。或许从表面上看来，可以说红军是“仓皇”向甘南“逃窜”，蒋军自是在川西北大胜无疑。这种话在报纸上登登无妨，骗骗老百姓也可以（其实，亦未必骗得到）。可是，胡宗南是有政治头脑的，这一仗蒋军不但大败，而且是败得很惨。打一个比方吧，就像一只猛虎，本已被诱进铁笼，只等关门加锁，围而歼之。突然间，却闻一声长啸，猛虎破笼而去，瞬即越入深山老林。蒋军胜耶？败耶？岂非是一目了然之事！

松潘“围剿”后，已至10月，川西北高原的气候越加严寒，全师因战、因病、因饥、因冻而大量减员的数字急剧增加。当时有许多连队虽没有参加战斗，但因生病死亡后，人数也只剩下五六十人，而且均已拖得毫无战斗力。胡宗南感到松潘无法久留，只得向蒋介石请准，将临时配属其指挥的各师旅归回原建制，第一师“调回甘肃整补，再图报效”。经蒋同意，胡宗南率领第一师沿着松潘通道，进入甘肃。本来，胡宗南仍想重新回到老巢天水，整补比较方便。但是，陇南那块地盘，已由第三军王均部占据，胡宗南只得暂时蜗居陇东甘谷、通渭等县，进行整补。此时，胡部真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然而甘、通地区又因交通不便，整补困难颇多。但因第一师为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各方面不能不得到优先照顾，故其“追剿”红军所受的损失，总是尽先、尽快、尽量补充。结果，仅仅四个月时间，所有损失的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装备等，均补充齐全。

四、蒋介石的黄埔“旗帜”

大西北的神秘人物

胡宗南在大西北三年磨砺，终成为红军的劲敌；松潘“剪径”，又将红军逼入沼泽草地，一时在蒋军与红军中都算有了点名气。但是，真正使胡宗南具有“国际影响”的，当是缘于《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的一次采访。

胡宗南很少与新闻界打交道，即便是国民党的官办报纸也不例外。其中缘由，一方面固然是感到作为一个军人，对自己的行动与生活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不宜处处出头露面，以免过多暴露行踪和生活习性，徒招非议；另一方面，则感到国民党的舆论宣传水平太低，给民众的观感太差，一旦过多接触，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这是胡宗南对舆论宣传及民众心理多年研究的结果。当然，在早期，胡宗南作为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位普通将领，也难以引起新闻界的过多注意，找他的记者估计也不会太多。胡宗南不喜欢新闻界，但是，对于《大公报》是个例外，对于范长江也是个例外。原因就在于《大公报》有极高的身价。

范长江，本是北方的名记者，后被《大公报》挖了过去。从1935年7月份开始，范长江自四川出发考察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并以“中国的西北角”为题，写下了大量实地通讯，然后在《大公报》上连载。这样一个极敏感而又极重大的题材，连载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是完全不奇怪的。其中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等通讯，就刊登在1935年11月下旬的《大公报》上，其时，距毛泽东越过川甘通道仅两个多月。这个时候的胡宗南，正在率领第一师经甘南撤回天水甘谷整补的途中。由于第一师是蒋介石楔入大西北的一支王牌部队，也是在大西北地区执行“剿共”任务的一支劲旅。范长江要写《中国的大西北》，不能不采访一下胡宗南这个在大西北颇有点名气的国民党青年将领。

范长江采访胡宗南是在甘谷30里铺的第一师师部。在甘谷整补期间，胡宗南将师部设在30里铺半山上的一座小庙中。该庙门窗不全，高原寒风呼啸而至，屋内形如冰窟。如此，胡宗南还要规定一不生火炉，二不睡热炕，三不穿棉衣（只穿单衣单裤，在晚上才穿大衣）。面对这样的环境，胡宗南却能安居其中，这就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了。毋怪乎天水地区的老百姓，只要提到胡宗南三个字，都觉得这个人有点“特别”。

范长江就是冲着这个“特别”而来。在采访之前，范长江已经从天水一带的民众与朋友口中，听到过不少关于胡宗南的故事。谈得最多的，就是胡宗南的与众不同，这当然是指与一般国民党军队将领的不同了。事实上，胡宗南自驻防天水及陇南地区以后，确是有些非常之举，让人不敢轻视。比如，胡宗南除执行军事“剿共”任务之外，拿出极大的精力，插足陇南地区的政治建设，注意改革政风，刷新吏治；积极推进陇南地方自治训练活动，给地方官吏及青年讲授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民权初步；派人慰问疾苦，买米赈饥，办民众诊所、民众夜校；收容天水一带流落乞食的贫苦儿童，成立童子军，为他们提供学习与生活条件，以后或入军官训练班，或资送中学、大学深造；对陇南民众种植及吸食鸦片的陋习，进行严厉的劝禁活动；田地改种五谷，协助安居生产；对入境贩卖鸦片者，严加驱逐；为甘谷、天水等县修复古迹，改进中小学教育，捐助书籍，开办陇南小学教师训练班；等等。一时陇南民风大变，政风吏治也都有一些改观。

胡宗南从事这些“善举”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目的。他比较注意对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状况进行深入考察，企图从中找出症结，然后对症下药，进行社会或政治改良实践。特别是胡宗南在黄埔时期追随过共产党，对中共组织曾经进行一番深入研究，自认为对中共组织有相当了解，是国民党军事将领中的“中共问题专家”，因而常常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胡宗南的陇南改革措施，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笼的，也可以说是胡宗南意图对中国社会进行政治改良的一次局部试验。实际上，早在1927年国民党血腥“清共”时期，胡宗南就提出：“‘清党’在军队容易，问题在青年与农民，今后农民问题如不解决，中国的命运与前途，是堪忧的。”三年前，胡宗南率部到皖西“剿共”时，再次提出：“以军队‘剿匪’，军队去则‘匪’又来，若组织民众使抗‘匪’，则可省军队之力，使民众安居，知有生之可乐，自不愿从‘匪’，‘匪’乃无所施其技，而‘匪患’潜消矣。”

这些当然都只能是胡宗南的一相情愿。中国的问题是民众问题，这句话固然不错；但是，国民党凭什么去号召民众，安居民众？凭什么替民众解决问题？就凭他们对中共和革命民众进行的血腥清洗吗？就凭以孔宋为代表的大官僚、大买办阶级对中国民众的微薄资财进行的无情扫荡吗？就凭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年进行混战，无休无止地把民众裹入战乱吗？其实，这也说明胡宗南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没有真正“读懂”，对国民党没有真正“读懂”。自然，胡宗南的那些政治理想、治“匪”方略与改革大计，只能丢到废纸篓里，最后则灰飞烟灭了。

不过，胡宗南的陇南改革措施，在推行的初期，毕竟在天水的老百姓中，多少搅起了几圈微澜。中国的老百姓都是善良淳朴的，他们并不知道胡宗南心里隐藏着那么大的野心，只觉得胡宗南这个人似乎与一般的国民党官僚不太一样，或许还不算太坏吧！比如，胡宗南比较注意研究及尊重当地的民族风情与宗教习俗，对土司、头人、军阀等，皆因人而异，笼络亲近；对一般民众，则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形象，偶尔来一次微服私访，考察吏治，掌握民情等。胡宗南率部由川西北回甘后，还不忘派人备带好烟、好酒、哈达等礼物，沿金沙江北上，抚慰各地土司、头人，传达中央政情，以发展及巩固胡在当地土著民族心目中的威权与形象。

胡宗南平时的生活习性，与一般国民党将领在民众心目中留下的花天酒地、又嫖又赌的形象相比，更是大背其道。比如，胡宗南在衣着上，大都是一套旧军装，一双普通皮鞋；平时不吸烟、不喝酒，也很少喝茶；饮食简单而呆板，每餐3小盘菜，二素一荤一汤，这在胡宗南来说，已经是最奢侈的享受了。即使达不到这个标准，胡宗南亦行。如有来客，加一盘木须炒肉片，就算是对客人的优待。胡对衣着与吃喝非常简单，至于赌、嫖两道，更是未听说胡宗南在这方面有什么艳闻传奇，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试想一下，在当时的西北土著军阀们大都是穷奢极欲，生活腐朽糜烂得无以复加的时代，突然之间走出一个清教徒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他带给普通老百姓的印象，当然有一种困惑不解的神秘感。

范长江采访胡宗南，已是1935年底，其时，陇东地区正是北风凛冽、天寒地冻的季节。范长江虽未与胡宗南谋面，但在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心理上也已作了一些准备。饶是如此，等到范长江真正见到胡宗南时，也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这座被称之为师部的破庙，确已破败不堪，四面通风不说，庙内陈设且极其简陋，更没有火炉、火炕等取暖用具，而胡宗南依然是单衣单裤，只见其手脸额耳等全身的裸露部位，均已冻成无数的冻疮，观其神情，却依然是鹰扬虎视，猛志常在。胡宗南虽然不喜欢新闻界，但是鉴于《大公报》的影响和范长江的声名，他这次破例作了热情接待。当然，胡宗南多半也是被范于天寒地冻中奔波而来的精神所动。

范长江困惑地提问：“人生究竟为的什么？”胡宗南笑着避开对这个问题进行直接答复，却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如何，某个如何，某个又如何。这样的回答当然不能令记者满意，范长江茫然了。1936年初，《大公报》天津版连载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中，刊登了范长江采访胡宗南的这段经历。从此，全中国，海内外，都知道了在中国的大西北，有这么一位“使人有点茫然”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胡宗南，这是胡宗南第一次扬名于天下。不过，胡宗南并不“茫然”。他在看到这篇报道后，颇为得意地笑了。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要的就是这一点，要的就是别人的“茫然”！

很早以来，胡宗南就认为：浙东人杰地灵，文人才子，富商大贾，冠绝天下；至于说到带兵打仗，却是不敢恭维。胡宗南要以自己吃苦耐劳、坚韧不屈的性格与气质，充分洗刷江南文人习气。

《大公报》宣传了胡宗南，胡对《大公报》也是青眼有加，并且在发迹以后，坚持只接受《大公报》的采访，对其他报纸是一概婉拒。至于范长江，胡不但将其视为自己的朋友，而且深感其人颇有才华。并于抗战初期给蒋介石写了一个报告，推荐范去美国留学。蒋看到这个报告，拿起红蓝铅笔，批了“糊涂”两个字。后来见到胡宗南时，又将胡训斥了一顿，说他太不关心政治。胡氏向来以关心政治、懂得政治自诩，蒋氏这一骂，竟弄得他如坠云里雾中，多少天都是瘟头瘟脑的。为此，胡私下去问好朋友戴笠，何以校长竟骂自己不关心政治？这一问，才问出范长江本是共产党一说。胡一吓，几乎吓出了一身冷汗，然仔细一想，竟更加“茫然”了？怎么大凡发现了一个优秀人才，最后一查，差不多都成了共产党？何以天下之才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思之真是使人有不寒而栗之感。

胡宗南由于奇特的生活习性而声名远播。但是，他为此也付出了代价。经过松潘第一次严寒的摧残，再经过甘谷第二次严寒的打击，胡宗南患了腹痛病，竟历旬不愈，撂倒在甘谷30里铺的寺庙中。蒋介石闻讯后，至为关切，当即派军事参议院参议、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冷欣，带着南京的“御医”飞西安转甘谷，进行诊治。后经医生与冷欣劝说，并由蒋特批病假一月，胡始赴南京治疗。

这一年的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全大会。胡宗南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虽有曾扩情与贺衷寒两名黄埔学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是，能够入选中央监委的大都是国民党元老，以黄埔学生的资历跻身其中的，仅胡宗南一人。虽然从相当程度上来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大都是一种荣誉职务，但是，它为胡宗南以后政治上的进一步蹿升，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剿匪是无期徒刑”

1936年2月，胡宗南率第一师由甘谷东开，越过关中八百里秦川，到达潼关附近。此处据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通要冲，有“关门扼九州”之誉。胡部扼守此处，一方面可以控制中原及关中交通要道，屏障西安及郑州等中心城市的安全；一方面则随时准备入晋，配合阎军，对东征抗日的红军进行截击。当时，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地区，并于2月20日分兵一部，渡河东征阎锡山，目的在调动陕北的阎军主力回援，以保障陕北根据地的安全。同时，对北平及华北地区的抗日潮流遥相呼应，抵御外侮。由此，红军打出了东征抗日的旗帜。

胡宗南到达潼关附近，立即引起山西九尾狐阎锡山的警惕。阎素来认为：三晋之地是“阎家后花园”，不容他人染指；红军固然不能进入，蒋军亦不宜进入。现在红军虽有一部“窜入”，但阎锡山并不认为会构成对自己“山西王”统治地位的威胁；况中央军已有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入晋，一旦胡宗南的超级第一师再轧上一脚，中央军势力过大，岂不是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老话说：主大欺客，客大亦欺主；到那个时候，红军虽被赶跑，蒋军却落地生根，岂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与川军一个腔调）！”况且，蒋介石最拿手的绝活，就是乘虚而入。要是蒋来个“晋君有国，赵孟治之”，岂不悔之无及！抑或再来个“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那就更加惨了！

就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实力派领袖人物来说，阎锡山完全算得上是一位玩弄权术的老手。在他认为，“政治”一道，全无信义可言，无非是一个权谋加诡计演示过程而已。大凡玩政治的人，无不是小人。由是，蒋介石，小人也！阎锡山，小人也！胡宗南，小小人也！大家都是小人，也就无须遮遮掩掩，索性坦诚相见了。于是，阎明明白白地向蒋表示，拒绝胡宗南的第一师入晋。最后，经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陈诚调解，胡宗南象征性派出一个团进入晋西南协‘剿’，其余部队全部留驻潼关附近，筹划改编事宜。

1936年4月间，蒋批准将第一师改编为第一军，关于具体编制，蒋委胡自决。胡据此认为第一师已有四旅十三团，全师人员充足，应编成三师之军。但是，反对者认为只宜编成二师。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未等蒋裁决，两广事变发生，西南震动。蒋得到消息：广西桂系已与湖南省主席、“湘军”头子何键暗中有约，只等桂军开到长沙，湘省即易帜呼应，同时借道桂军北上，伐蒋抗日。蒋思之再三，认定唯有对何键采取实力政策，才能稳定湘省大局。当即电令胡宗南率部移驻湖南，震慑三湘，威慑何键。于是，胡秘密将第一师星夜开到湖南岳阳一带，然后轻车简从，亲赴长沙，昂首直入省政府，拜谒何键，说第一师奉蒋委员长命令，已拨归何主席指挥，大军正在开往长沙途中，请何主席指示云云。何见胡宗南不期而至，且王牌第一师已从天而降，当即惊慌失措，连声答应说：我没有接到命令，我没有接到命令！胡暗藏杀机地对何一阵威胁以后，调头昂扬而去。据说，何键经此一吓，早已被惊得魂不附体，哪里还敢心怀异志。自然，原先对桂系的承诺，也只好不作数了。

很快，两广事变以陈济棠兵败出逃，桂系被蒋招安而告结束。9月间，胡宗南胜利地完成了对何键的监视与威慑，再次由湖南撤回陕西咸阳地区，开始扩编事宜。

国民党军队师以上单位的编组情况相当混乱，有时甚至到了局外人不知所云的境地。仅常见的名称就有师、纵队、军、路军、军团、集团军、兵团、方面军、战区、绥靖区等等。这中间，除了“师”这一个建制“不死”之外，其他的名称都是生生死死，几生几死。即以“军”这一常用编组方式来说，本是创建于国民党北伐初期。其时，第一军军长即为蒋介石，后由何应钦继任。1928年下半年，进行军事编遣，军被撤销，以师为军队的最高作战单位。就在这次编遣中，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与第二师被编为第一师，胡任第二旅旅长，从此奠定了胡宗南控制第一师的基础。1929年，蒋为了讨伐桂系，又将军的番号恢复起来，重新组成第一军，由刘峙、陈继承先后出任军长，胡宗南改任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尔后任第一师师长。1935年前后，蒋介石再次下令对陆军进行整理，规定原则上平时仍以师为最高单位，但有的仍保留军。这一次整理，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实现。

事实上，无论国民党军队怎样编组，能够出任第一军军长的也就非蒋的亲信莫属。第一任军长蒋氏自不必说，继任的三位军长何应钦、刘峙、陈继承，也都分别被誉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可见均非等闲人物。现在轮到胡宗南出任第一军军长，仅从这一军职本身来看，就已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经蒋批准，新组建的第一军按“二二制”进行编组，即第一师分别编为两个师：第一师与第七十八师；师辖两旅，旅辖两团。胡以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经胡保荐：黄埔一期同学范汉杰任副军长，原第一师参谋长於达递升为军参谋长。第一师副师长为李文，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旅长分别为李正先、詹忠言、廖昂、李用章等人。另有补充旅、骑兵团、炮兵团等。在这次改编中，自团长以上的高、中级人员大都由胡宗南亲自向蒋保荐，故原第一师老人升官的升官，晋爵的晋爵，人人皆大欢喜，部队士气大振。尤其是高中级干部对胡的依附性增强，胡对全军的控制力也进一步加强。此时，第一军近4万人，一个师就是1万多人，一个连队达到200人，且军饷多，装备好，真正成了蒋介石的王牌军了。

在国民党军队中，师与军具有较为严格的界限。师作为一个基本的战略单位，它的主要职能是实现对自身的管理。一般来说，将一个师单独使用于某个战略或战役方向的实例并不多见（胡宗南的第一师被单独用于大西北，正可以看作一个例外）。因此，无论国民党军队的编组怎么变化，师这一级建制是始终存在的。据此，选择师级主官时，主要的标准是：带兵严格，作战勇敢，以身作则，对上忠诚等。军就不太那么一样了。军作为一个合成的战略单位，由两个以上的陆军师及多兵种师合成，编组比较灵活，实力可大可小，也可以单独用于某个战略或战役方向。事实上，翻一翻国民党军队的将星名册，在抗日战争以前，至少有10个以上的军长是雄霸一方的“诸侯”，蒋介石的号令在他们的领地里，往往是不够响亮的。据此，选择军级主官时，除了要具有师级主官的个人战斗品质与管理素养外，还要具有相当的战役或战略指挥才能。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情况，因国民党军队的情况相当复杂，任何人都无法尽述其中奥妙！

因此，在国民党军队中，要从师长混到军长，总的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实际上有许多也是大草包一只）。陈诚在蒋介石手下算是混得最好的了，从师长到军长也还苦熬了近4年时间；汤恩伯也算是混得不错，亦苦斗了4年左右。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是正宗黄埔出身，陈诚是保定系，在资格上可以算是胡宗南的前辈了。汤恩伯到日本走过一趟，算是在世界军事强国镀过金的“大牌红星”，与土包子出身的胡宗南自不可同日而语。而胡宗南仅以黄埔学生的资历，由第一师师长到第一军军长，中间约6年时间，不但是其他黄埔学生难以望其项背，就是许多老资格的“保定系”将领，也是很眼红的。事实上，中央监委加中将军长（况且还是天下第一军），这在当时许多黄埔学生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高官”。到此，胡宗南不但把其他黄埔学生远远抛在后面，而且把黄埔领袖的旗帜，也稳稳地抓牢在手中了。

胡宗南领衔第一军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再一次入甘执行“剿共”任务。在入甘之前，胡宗南先到南京晋见蒋介石，接受校长的聆训，请示“剿共”机宜。回陕后，又赶到西安拜谒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一方面，第一军表面上已划归西北“剿总”指挥，胡不得不对张来一番礼仪性的拜访；另一方面，则是按蒋的指示，动员张积极“剿共”。

但是，这个时候的张学良，已经与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抗日友好”的秘密协议，相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现在胡宗南要率部入甘，重新完成“剿共”大业，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发生了冲突。于是，围绕“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国策问题，胡宗南与张学良在西安整整争论了两天之久。在争论中，胡宗南表示：他并不反对张学良关于“拥蒋抗日”的主张。在内心深处，甚至也并不完全赞赏蒋的“先剿共、后抗日”的方略。胡宗南曾向张学良抱怨：“剿匪是无期徒刑”；并说，周恩来是他的老师，徐向前是他的同学，等打一仗再讲和。据此，胡宗南态度是：坚决主张拥蒋“剿共”，先打好这一仗再说。张学良则认为：当前无论是中央军、东北军，还是红军，最大敌人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张坚决主张联合红军，拥蒋抗日，不愿意见到“豆萁相煎”的不幸局面。

据说，胡宗南在这段时期里，思想非常矛盾。一方面，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执行“剿共”任务，胡不得不遵命，也不敢不遵命。忠蒋拥蒋，这是他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剿共”确非他内心所愿，而抗战则久已向往。追本溯源，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确在胡宗南身上有着很深的情结。胡宗南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清朝的末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早期的革命口号，激发了一大批青年的民族主义情怀。胡宗南曾立下宏愿：此生要做一位轰轰烈烈的民族英雄！

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胡率第一师驻节甘肃天水。是时胡宗南闻讯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中央军第二师黄杰所部等均在长城一线浴血奋战。胡宗南对黄杰等同学羡慕不已，多次电呈蒋介石，表示愿率部东开抗日，卫我长城。但蒋复电说：“驻防陇南防匪北窜，其重要不下于长城抗日，宜加紧训练部队，暂勿东开。”胡知蒋“剿共”已铁了心，也只得死心塌地地跟着筹划“剿共”。

与1933年时的长城抗战相比较，1936年时的抗战形势，可以说是更加严峻了。经日本的策划，东北搞了个“满洲国独立”，华北搞了个“五省自治”，上海被弄得一夕数惊。偌大的江山，早已是支离破碎，风雨飘摇了。在这样的境地下，胡宗南确实感到“剿共”已无前途，国共血战，徒然给外敌制造入侵的机会。但是，胡认为以自己的资历和地位论，不足以改变校长的既定国策。同时，胡也认为：再打一仗，消灭了红军的主力，后方安定，抗日才能消除后顾之忧，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办法。

胡宗南率部二次入甘，给西北红军造成极大威慑。为此，中共调动各方面的关系，对胡宗南进行统战活动。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统战”，便是周恩来于1936年9月初写给胡宗南的一封信。信是经胡公冕转交的。据说，胡宗南看完信后，默然良久，不道然，也不道否，亦未回信。不过，周恩来的这封信在胡宗南的心理上造成了强烈的震荡，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周恩来在信中对胡宗南有两点评价，击中了胡宗南的要害。一是热情赞扬他“在黄埔为先进”，二是严厉谴责他“以剿共成名”。最后，周恩来表示：衷心相信胡宗南“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希望他能劝蒋促蒋抗日，盼望他成为民族英雄等等。9月23日，当胡宗南率部向甘宁地区急进的时候，周恩来再发一信，劝胡“不能无视日寇侵入西北之急，相凋则徒损国力，相持则坐使日寇收渔人之利。西北再失，则同陷浩劫，同为奴隶，尚何胜负可言！”“兄果能力持大义为同学先，则转瞬之间，西北得救，合作告成，抗日前途实深利赖。”

看得出来，周恩来对胡宗南这个当年的学生，了解得太深，把握得太准了。周恩来深知：就胡宗南这个人来说，最大的矛盾之处，就是既有野心，也有爱国心。胡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不得不忠蒋拥蒋！胡不能泯灭自己的爱国心，又十分重视外界舆论对自己的评价，特别是十分重视周恩来这样的大学者、大政治家、大革命家的评价。而周恩来写给胡宗南的这两封信，其最大特色，正是字字句句都抓住了胡宗南在心理上要做民族英雄的爱国情结，使得他对大是大非等人生的大思考，完全不能泰然处之，更不能漠然置之。正是在这一点上，周恩来的这两封“统战信”对胡宗南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二次入甘：摇动大西北

胡宗南对周恩来的来信很珍惜，但对蒋介石的忠诚不可能改变。他心里很明白，自己之所以被视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黄埔系的一面旗帜，国民党政坛上一颗令人炫目的“新星”，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基本的前提：忠蒋与拥蒋。离开了蒋介石，一切荣华富贵都将转瞬即逝，这就是胡宗南的人生轨迹。所以，蒋介石要胡宗南第二次挥师入甘执行“剿共”的任务，胡不得不再次进兵。

1936年的政治局势，也许是蒋介石开府南京以来，最为复杂微妙的一个阶段。一方面是日人侵华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全民族要求对外御侮的呼声，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势不可遏！另一方面是南方的两广“政府”声称要北上抗日，西北地区的苏维埃政权，要求东征日寇，都是大义凛然的正义之举，弄得蒋介石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形状颇为狼狈。蒋介石在深思熟虑之后，也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两广”要抗日，红军要抗日，都可以谈判，不过要按照南京开出的价码“成交”，少一个子儿也不行。在没有谈妥之前，大军压境，打还得打。先后次序是：先打内敌，后打外敌！若是内敌，则先打南方之敌，后打西北之敌。这就叫“攘外必先安内”与各个击破。于是，谈是真谈，打也真打，一点也不含糊。终于，这一年秋天，经蒋介石一打一拉，粤系陈济棠出逃海外，桂系李宗仁易帜，南方初定，大军迅速北调，再打西北之敌。

胡宗南率部再次入甘，使大西北的形势更加复杂动荡。从西北地区国共之间的政治军事形势来说，可以说也是相当的复杂微妙。一方面是国共两党的谈判已经进行了1年多时间，不少问题都已有了共识，一些主要的合作条件都已谈得相当深入，但是，就是达不成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却调动了260个团的精锐大军，合击陕甘宁苏区，鼓吹这是“剿共”的“最后一战！”从战场形势来看，蒋军方面：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回马”军、晋军，各派系之间又是态度微妙，策略互异。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达成“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回马”则图存自保，不愿当“出头鸟”。中央军则是长驱直入，猛打猛冲。红军方面，红二方面军到达陇南，红四方面由川康地区重新北上，到达甘南，红一方面占据陕北，三军遥相呼应，会师在即。但是，由于张国焘继续另搞一套，红军的行动始终不能达到一致。结果，西北地区数十万大军云集，形势十分的错综复杂。两军之间，真打的，假打的，瞎打的，真是分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这样的局面，不要说局外人看不明白，就是局内人一时也理不出个头绪。

但是，不管当时的局势多么微妙复杂，有这么两个人，心里始终是明明白白的。一个是蒋介石，一个就是毛泽东。蒋的策略很明确：国共谈判有一个最低条件：即要取消中共武装。如果中共不肯放弃这一条，那好，我就继续调集大军“围剿”。能全歼，则最好；若不能全歼，最低限度也要消灭他个八九不离十，余部进行收编，以示宽大为怀。如此一来，将逼得中共从此在政治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毛的策略也很明确：一手高举“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对蒋方力量进行分化瓦解；一手紧握枪杆子不放，不断巩固和扩大陕甘宁边区。分化蒋方力量的策略是：对东北军、西北军、“回马”军取守势，对中央军取攻势。巩固扩大苏区的策略是：向东，对山西、华北方向取守势；向西，对宁夏、甘肃河西方向取攻势，目的是进出新疆与外蒙古，接通苏联，打通整个国际交通线，以便取得苏联的援助。

蒋介石对毛泽东也是看懂了的，蒋似乎并不怕红军东征。华北方向，交通方便，蒋军、阎军力量强大，便于合击。蒋怕的倒是西征，红军西征如果真的打通了国际交通线，事情就复杂了。于是，蒋介石“围剿”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一步，就是派出王牌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军，抢占甘肃河东地区的重镇靖远、打拉池等地区，扼断甘宁边境，拦腰截断红军的西进计划。要看懂蒋介石这一手的厉害之处，就得大体上弄懂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态势。

当时，红军的处境是：东边是黄河，河东是阎军；北边是黄河，河北是宁夏马鸿逵及晋绥邓宝珊的部队；西边也是黄河，河西是甘、青马步芳的军队。三面都是黄河，留下南边一个缺口，却集中了东北军、西北军及中央军的强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作出的选择是：居于陇南与甘南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居于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南下，三军会师，扩大陕甘宁苏区。然后分兵一部，西渡黄河，控制甘肃河西地区，进出新疆，打通国际交通线。

红军要西进河西，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要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二是要控制甘肃河东地区的要镇靖远地区。这是一个普通的战略常识，蒋介石自然也看到了。为此，蒋介石给胡宗南指令，第一步，抢占西兰大道的战略要冲界石铺一线，阻止红军三军会师；第二步，抢占河东要镇靖远地区，阻止红军西进。为了加强胡军的力量，蒋介石指令胡宗南为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二纵队司令，除所部第一军外，另将国民党第四十三师周祥初部、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及补充师划拨胡宗南指挥。这样，胡宗南入甘的部队，一下子扩大成五个师，其实力是相当强大的。

胡宗南的二次入甘，再一次在红军高层引起震动，张国焘更是利用这一事件发难，拒不执行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战略决策。其实，早在胡宗南入甘之前，国民党第三军、第三十七军等中央军已布置在西兰大道一线，红军并未感到有多大威胁，张国焘亦未感到害怕，为什么独对胡宗南的第1军如此注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自胡宗南加入“剿共”行列以来，与红军交手已经两次了。第一次的交手，自河口血战后，红军被胡宗南一直追到巴山脚下，若不是川军挡道，其后果不堪设想；第二次的交手，从川北广元之战，到胡宗南封锁松潘大道，红军被逼入沼泽草地，都使红军看到了胡宗南的实力。大约就在胡宗南二次率部入甘期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陕北考察，周恩来在同他谈话时，明确评价：“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

1936年9月，当毛泽东从张学良那里得到胡宗南即将入甘的消息时，当即指示红四方面军，设法就近“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10天后，毛泽东再次指示：“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宗南占领该线，这是最重要的一着。”隔了4天，毛泽东补充说明，要求四方面军由甘南北上，“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进而占领甘肃河东的靖远地区，继而执行红军的西进战略。毛泽东反复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但是，张国焘犹疑观望，患得患失，半个多月过去，竟未能有所决断。

9月17日，胡宗南部已经全部到达西安，正陆续西运。这一天，毛泽东连电四方面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与此同时，毛泽东命聂荣臻率一方面军红一师陈赓部南下策应。但张国焘始终不敢执行与胡军决战的任务。三天期间，胡宗南正率部向西兰公路的界石铺地区急进，而张国焘却要推翻中央的战略决策，提出向甘西进军的主张，实际上是企图避开胡宗南的进攻，保存实力。毛泽东急了，于19日急电重申中央关于“夺取宁夏，打通苏联”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性，指出：“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毛泽东最后竟用上恳请的语气：“千祈留意，至祷至盼。”按照毛泽东那种“老子不信邪”的硬脾气，是难得求人的。现在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可见形势不是一般的危急。这时，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将领也都一致感受到了胡宗南的严重威胁，遂于19日这一天分别急电一、四方面军，共同指出：“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全都失去。”

迫于形势及一、二方面军的一致压力，张国焘态度有所转变，同意北上，条件是：打胡宗南可以，必须是一、四方面军一起打。即一方面军南下，四方面军北上。让四方面军单独与胡宗南决战，不干！毛泽东只好做出让步，急调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南下增援，选择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地区对胡宗南进行阻击。为了不使胡宗南占去先机，由陈赓的红一师抢先占领了界石铺。经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将领的艰苦工作，张国焘这才同意于9月29日下达了北进命令。至此，红军高层领导围绕打不打胡宗南的问题，整整争论了一个月。

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为尔后三军会猎胡宗南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胡宗南分割红军三大主力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由于攻势猛烈，迫使红军不得不从已经占领的会宁、静宁一线向北撤退。胡宗南乘势追击。

在此期间，胡宗南收到黄埔同学徐向前关于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的呼吁信。信中说：“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信中提出红军取自卫手段，停止进攻，“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家力，长寇焰也”。胡宗南自然不会理会徐向前的停战建议。不过，胡宗南对信中首倡：师生同学，尽弃前嫌，外敌当前，“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的主张，颇为感叹。对信中那股磅礴的气势，尤为赞赏。胡宗南哪里想得到，这封信是由中共一号人物毛泽东亲自起草后，交徐向前发出的。这种情况，足证毛泽东当时对胡宗南的期望与重视。

胡宗南接到“统战信”，认为红军主动求和，足证其势不支。由是攻势日猛，对北退的红军步步紧逼。不过，胡宗南虽然骄狂，却也存着一份小心，即决不肯贸然冒进，以遭红军暗算。此时，与胡军同时由南向北推进的部队，有中央军第三军王均部、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等。四个军又三个师齐头并进，而第一军又不肯当“出头鸟”，这样一来，使得红军诱歼胡宗南的计划难以实现。

这一次北进行动，蒋介石规定胡宗南部的进攻目标是靖远地区。靖远地处甘肃黄河东岸，东邻宁夏。是宁夏中部接通甘肃河西走廊的交通要冲。在明代，该地叫靖虏卫。听到这名字，就不免使人感到一种森然杀气。清代虽然更名靖远卫，但听起来，总还免不了一种浓烈的军事意味，可见这地方确是军事要地。

红军退到靖远，也就无路可退了。一方面，这里是中共中央制定西进战略的支撑点，即红军要夺取宁夏，控制河西，打通国际交通线，把陕北、宁夏、河西走廊、新疆等地连成一片，靖远是一个中心点，必须保住。另一方面，当时蒋军采取的战略，为南北合击：即南线是以胡宗南为首的大军，由南而北取攻势；北线是由宁马军与邓宝珊部组成的“河防大军”，在黄河北岸取守势。如果靖远一失，蒋军南北两线连成一片，宁夏不保，红军退回陕北一隅，地形回旋与粮草补给都相当困难，后果不堪设想。

蒋介石看到了靖远的重要性，所以要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全速前进，抢先占领靖远地区。胡宗南当然也是看到这一点的。但是，胡宗南多了一个心眼。他想：靖远这个地方，对于红军来说，可以说是生命攸关之地，毛泽东岂肯轻易丢弃。况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仍有相当实力，并未到溃不成军的境地。如果第一军冒进，中了毛泽东的诡计，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弄巧成拙。这样一想，胡军虽然一路攻在前头，却也不肯过分突出。不曾想，胡宗南动作稍稍一慢，倒让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冲在前头，抢先占领了靖远城。

事实上，胡宗南的谨慎是有根据的。当时，任西线红军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确已设计了一个围歼胡宗南的计划。策略是以一部牵制与迟滞王均部与毛炳文部的进攻行动，引诱胡宗南部冒进，然后集中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力量，歼灭胡军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围歼的预设阵地即为靖远及相邻的宁夏海源地区。在毛泽东与彭德怀认为：南线之敌，是胡宗南在领衔主演。不打胡宗南，无论其他蒋军受到多大的重创，也不能遏止南线之敌的进攻势头。况且，其他蒋军都曾受到红军的重大打击，只有胡军至今未受痛击，以至其骄横狂妄，不可一世。红军正可以利用胡军的轻敌情绪，诱其深入，断其数指，令其清醒清醒。

可是，由于胡宗南的狡诈，不肯轻易上钩。加之红军内部张国焘不肯配合，竟于关键时刻命令执行设伏任务的红四方面军后撤。结果，伏击计划告吹，彭德怀第一次围歼胡宗南的设想落空。这样一来，从黄河东岸的靖远，到控制甘宁交通要冲的打拉池、海源等要地，都被胡宗南的南线之敌占领。红军西进战略被拦腰斩断，在此之前已渡河西征的西路军徐向前部孤悬河西，红军的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形势十分严重。毛泽东痛定思痛，深感如不能捕捉机会，诱歼胡军一部，局面将无可转机。于是，断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令红军三大方面军：红军的“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在当时的危急局面下，此举削弱了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控制权，保证了尔后的山城堡之战对胡军一部的围歼。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十分果断与必要的举措。

危急存亡之秋，彭德怀开始力挽狂澜了……

山城堡之战：西安事变的导火线

关麟征一马当先，攻进靖远。蒋闻讯自然对关十分满意，于是发电嘉奖关麟征：“吾弟行动神速，殊堪嘉勉，盼继续奋战，树勋于边疆，名垂史册，有厚望焉。”蒋介石嘉奖了关麟征，当然少不了臭骂一顿胡宗南，把争名好誉的胡宗南气了个半死。他心想：你关麟征小子得意什么，让你拣了个便宜，你就卖起乖来，想在校长面前损我，你还嫌嫩了点！这不才是个开始吗！谁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

胡宗南处处要出人头地，事情就有点不妙了。他哪里知道，彭德怀等来等去，就是要等他个“出人头地”，好让红军来个“枪打出头鸟”。靖远既失，红军只好一路向东，且战且退；胡宗南也是一路向东，且战且追。从地图上看去，甘肃好比是一只仰躺着的蜈蚣，嘴巴大开；宁夏则像一块肥肉，刚好落在它的嘴里。胡宗南追击红军的路线，就是横穿甘肃“蜈蚣嘴”，一路向东穷追猛打。于是，胡宗南率部从甘肃靖远向东，很快进入宁夏境内；越过宁夏再向东，进入甘肃陇东境内；设若越过陇东再向东，抬一抬脚，就到了陕北保安县。这里就是中共中央机关与红军总部所在地，也是胡宗南此次志在必得与立志踩平的所在地。

胡宗南分析，在“蜈蚣嘴”地区，有两条纵贯南北的交通要冲：一条纵贯宁夏南部省境，一条纵贯甘肃陇东地区。在这两条南北交通控制带上，有几个控制点是红军志在必得的：一是宁夏境内的同心城，一是陇东境内的山城堡和甜水堡。攻下这几处要点，红军就无点可守了。再向东，一伸脚，就踩到中共的心脏保安了。

于是，从靖远向东追击，胡宗南一改过去稳扎稳打的谨慎作风，不但兵分数路，一味地穷追不舍，猛打猛冲；而且一改以前采用的“庶出”开路，“嫡出”跟进的战术，在北攻靖远时，胡宗南为了保存第一军的实力，故意将受其节制的第四十三师周祥初部、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前驱。心想：要是有什么不测，也就只好委屈一下周、孔两位啦！反正死活都与第一军干系不大。可是，到了从靖远东进时，胡宗南撤下了这两个“干儿子”，而是把“亲儿子”第一师与第七十八师摆在前头，当起了开路先锋。这在胡宗南来说，除了蒋的鞭策之外，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红军确实不行了。胡宗南原以为在靖远必有一场恶战，等到靖远很轻松地拿了下来，红军全线不支，向东远遁，他心里也就有些懊悔，觉得对红军的估计有些过高，悔不该将夺取靖远的首功让给了关麟征，讨了校长一阵臭骂。这一次东进，一定要将夺取中共首府保安的头功抢到手中。

第一军一路突进，很快攻下了同心城。胡宗南更认为红军“不堪一击”了。为了不让红军有喘息的机会，也为了不让跟进的蒋军争功，胡宗南下令第一军马不停蹄地向东猛进，乘势攻取甘肃陇东境内的要点山城堡、甜水堡等地。胡宗南唯恐将士临阵畏惧，坐失良机，一路上，亲自深入师旅，对各级军官进行训话：共军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已是精疲力竭，弹尽粮缺，而且人员损失大半，已成惊弓之鸟，没有大力量了。由现在看起来，已是跑不动了。乘此他们跑得不远的机会，只要我们一刻不放松的穷追，一定把当面的这股共军消灭在黄河东南地区”。为了侦察红军的行踪，胡宗南派出四五架双翅膀的黄颜色飞机，每天贴着红军的头顶转动。

胡宗南的孤军冒进，固然给彭德怀创造了围歼的机会，但是因其速度太快，也给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本来，彭德怀原想在宁夏同心城地区设伏围歼，后因王均的第三军与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从两翼跟上，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彭德怀只得临时下令撤出同心地区，继续向甘肃陇东境内转移。对于红军来说，陇东环县与山城堡一线，将是陕北根据地的最后一道屏障，背后就是保安县，红军已是退无可退了。

当时的保安，全县人口只有1万余人。如果数万红军退到保安，又将十数万国民党大军引入，中共中央机关与红军总部将别无选择，唯有卷铺盖走路，东渡黄河。多年来，由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一起辛辛苦苦创建的根据地，将再度丢失。况且，红军东渡黄河之后，还能向哪里转进呢？难道可以再来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吗？据此，陇东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保安，蒋介石在南京，都有点坐立不安了，国共双方都认为到了决定胜负的最后关头。在1936年11月中旬，毛泽东几乎是一日数电彭德怀，讨论围歼胡军一部的战役计划。蒋介石也几乎是直接关注并指挥胡宗南的行动，令其向陕北急进，对中共与红军的首脑机关予以犁庭扫穴。

对于彭德怀来说，这一仗怎么打，确实不好筹划。从天时、地利上来说，都已经别无选择。从兵力对比上来说，红军号称三大方面军，方面军下面是军团，军团下面又是师，听起来不啻是雄兵百万。其实，那里面很有一点虚张声势的味道。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全部力量加起来，也就是六七万之众。其中，四方面军分兵2万余人渡河西征，陕北根据地的东线及南线防御，也要分去一部分兵力。三下五除二，真正能在彭德怀手里集中起来的兵力，说顶了天，也就是三四万人。而当时红军的当面之敌，不计与胡部同时推进的其他部队，也不谈装备、火器上的悬殊差距，仅以胡宗南的第一军而论，就有五个师之多，兵力也已在四五万人以上。以兵力而论，以三四万对四五万，打一个阻击战，迟滞一下胡宗南的进攻是可以的，要想围歼其中的一两个师，或数旅之众，谁敢说有这个胜算？况且，胡宗南所部岂是那么好打的。兵法云：“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凡取攻势，兵力都须在对方两倍以上。如果不行，也就只有“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了。

然而，这一仗既是红军的背水之战，也就非打不可了。而且是只能打胜，不能打败，由此形成了激励全军团结一致的强大动力。11月18日，红军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第一次联合署名发出命令，号召全体将士“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即便是张国焘，这个时候都不敢再做小动作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围歼地点。过去徐向前多次设伏，胡宗南都未上钩。可见要引他中计颇为不易。彭德怀经反复比较分析，最后选定在甘肃陇东环县境内的山城堡设伏。

山城堡居于陇东环县到宁夏吴忠的交通线上，由山城堡向北，相继有甜水堡、惠安堡（宁夏境内）等要垒。初听起来，“山城堡”一定是个很了不得的要隘所在，“山城”之上，再加一个“堡”字，不得了！其实，所谓的山城堡，仅有几户人家，有几道土寨而已。不过，天下人都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小土围子，竟然成了胡宗南“剿共”以来第一次惨败的抱恨之地，成了蒋介石十年“剿共”的一个“句号”，成了促使西安事变发生的一根“导火线”！

为什么是山城堡，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被彭德怀选中作为打击胡宗南的伏击阵地？这种事情看起来有点神秘兮兮。其实，理由再简单没有，山城堡有一眼笔孔那么大的泉水。追根溯源，正是这一眼泉水，成了促使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有功之泉。在陇东高原，说水比油贵重，似乎还没有表达出水的深刻意义。在那里，水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生命的象征，是一种生命之源。原因是当地河沟里的水，又苦又涩，喝下去，会浮肿，拉稀。老百姓全靠储存雨水、雪水，维持生存。于是，家家都有一个地下水窖。水窖的大小和储水量的多寡，几乎就是衡量这家财富的标志。以致人们逢年过节走亲戚，送馍不送水。馍是礼物，水是生命。礼物可送，生命不可以送，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可以想见，无论是胡宗南，还是彭德怀，要指挥部队作战，就不能不考虑解决部队的水源问题。胡军要越过山城堡一线东进，必定要到山城堡补充饮水。这就是彭德怀选择山城堡的理由。从地形上来说，这里也是川塬相交，沟壑纵横，便于大部队设伏。

当时，胡宗南与彭德怀之间，始终只相差一至二天的路程。出了同心城，胡宗南兵分三路，向东追击。右路由丁德隆率七十八师，向山城堡方向急进；军部和其他师旅，一路走甜水堡，一路奔惠安堡。几天以来，第一军严重缺水，有不少士兵已经一天多没有喝到水了。胡宗南运用曹孟德“望梅止渴”的法宝，指示丁德隆率部赶到山城堡补充水源，并就此对官兵进行宣传，激励士气。果然，听说赶到山城堡后，可以把水喝个够，部队的前进速度大大地加快。由于这个原因，胡军与红军的距离被缩短到只有一天的路程。

红军进入山城堡预伏地区是11月19日。这一天夜间，红一、四方面军按照彭德怀的命令，全部进入山城堡地区隐蔽完毕。此外，红二方面军及红二十八军等部队担负牵制蒋军其他部队的任务。红军担负主攻任务之一的，是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林彪是胡宗南的黄埔四期学弟，在松潘毛儿盖之战中，两个人虽然有过一次间接接触。但总体上看，双方了解不多。担任红一军团前锋的，自然又是陈赓的红一师。至于陈赓，既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也是自河口血战后，第二次与胡宗南直接交手。河口之战，陈赓丢了面子，这次要从胡宗南手里把面子争回来。为此，陈赓拄着拐杖，拖着因伤致残的双腿，利用夜色在阵地之间爬上爬下，一边检查作战部署，一边对部队进行动员，常常第一句话就是：敌人是胡宗南的精锐，准备啃骨头，动刺刀、马刀。陈赓是铁了心要打好这一仗的。

丁德隆率七十八师于20日黄昏左右到达山城堡。当时，丁师的行进顺序是：廖昂旅走在前面，师部与李用章旅在后面跟进。廖昂是黄埔二期出身，为人多谋，然不能善断。初到山城堡，廖昂一看四周地形，暗吃一惊，心中顿感不妙，马上下令旅部后移。此举遭到团长晏俭的反对。晏认为部队正在安排宿营与寻找水源，有的士兵已经两天多没有喝到一口水。此时移动，徒然自相惊扰，引起军心摇动。再说，我们现在是撵着共军打，怕的就是他们不敢来。他们来了，也就省得我们再撵了，就地解决，一战定陕北。廖昂经此干扰，也就犹犹豫豫地住了下来，心中还暗存着一个侥幸，也许今晚不会有什么问题，先对付过去，明天再说。哪里知道对付不过去了。20日夜间，战斗全面打响。

就红军来说，这是三大主力会师后，同心协力打的第一仗。三个方面军的将士都不甘落后，立志打出威风。况且，三方也都深感这是背水一战，绝无一退再退的道理。即便是个死，也要战死在山城堡，绝不后退了。于是，三军上下，个个咬着牙，憋足了劲，要把这一仗打好。就胡军丁师廖旅来说，自加入“剿共”军事活动以来，从皖西打到汉中，从汉中打到川北，再从川北打到陇东，总是一路撵着红军的屁股打，从未吃过败仗（毛儿盖之战，胡宗南认为是主动撤退，不算打败），自认为是打遍红军无敌手，因而锐气正盛。

由是，两强相逢，这一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是日夜间，战斗一打响，双方都是反复冲击、反复厮杀，喊声地动山摇，响彻空谷旷野。最怪的是，这一晚没有月亮、没有星光，特别漆黑，真正是伸手不见五指。加之猛烈的朔风裹挟着厚重的黄沙，鬼哭狼嚎般扑面而来，更加重了战场上的森然杀气。据红一师十三团政委魏洪亮在《夜战山城堡》中回忆：“我们全团每人有一把马刀，突击队上去后，敌人也从工事里跳出来，混战激烈的时候，战士们一只手提刀，一只手往前摸，只要摸到人头上有个‘圆巴巴’（胡军帽徽），顺手就给一刀。一刀下去，不管他死活，又去摸另一个。”这种打法，真是闻所未闻，简直是连鬼神也要心胆俱裂了。

山城堡之战的结果不言自明，除廖昂等少数高级军官逃脱外，该旅旅部及两个团被红军全歼。胡宗南自“剿共”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惨败，它震撼了整个国民党军队。

胡宗南痛不欲生，震惊与狂怒之下，跳脚大骂王以哲，指责他未能在廖旅右翼齐头并进，有意让廖旅孤军突进，遭共军伏击。那个抢占靖远有功的关麟征闻讯胡军惨败，半是得意，半是揶揄地说：“胡宗南该猛进时不猛进，不该猛进时却猛进，结果不出我之所料。”胡宗南被打败了，不少蒋军将领扪心自问：自己的部队与红军作战，又有多少胜算？这“剿共”军事岂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战’绵绵无绝期”了；更有一些颇有正义感的将领，深感日人侵华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自己却还麻木不仁地在这里豆萁相煎，自相残杀，实在是愧对国家、民族，愧对先人、子孙！就连战败的胡宗南，也无急于复仇再战之意，自觉这个仗是打不得了，否则，败之固耻，胜之亦不武。以至张学良马上给中共送去消息：“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

蒋介石闻讯胡军惨败，本已气得不行；接着又闻上下内外要求“罢剿”的呼声再起，更是龙颜大怒；痛定思痛，深感所有的祸事都是东北军“抗剿”引起的。于是，蒋连降“三旨”：一是严电斥张“剿匪”不力，追究责任，限期电复；二是要惩办在山城堡之战中临阵不前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以儆效尤；三是调西北军、东北军南下福建，以便让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张学良于惶恐不安之中，加快了策划“兵谏”的步伐。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人所共知的了。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中国现代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此时距山城堡之战，仅20余日。彭德怀同志在“自述”中回忆山城堡一战时说：“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血雨腥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终于在甘肃陇东的一个小土寨山城堡画上了句号！

应付西安事变的赢家

西安兵变，张学良搏浪一击，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转变。

要说西安事变中的真正赢家，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民族。国、共双方都是受益者，无所谓输赢。若是一定要在国共之间再分一个高低，当然是中共的赢面稍大一点，国民党失分较多一些。若从国民党内部来分输赢，则非一言可以尽述；总体上说，代表英美派利益的宋孔家族是为赢家，代表亲日派利益的汪何等人是为输家。至于在西安事变期间举足轻重的黄埔系军人，情形颇为复杂，有输亦有赢。不过，把胡宗南看作是赢家之一，那是没有错的。

蒋介石西安被扣，国民党南京政府顿失重心。一时间，南京政权内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纷纷露相表演，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半月民治”。结果成了蒋“考核”文武百官忠诚程度的一个极好机会。于是，心怀弍志的，打入“另册”；忠心不二的，飞黄腾达；左右摇摆的，予以警告。

其他文武百官的忠奸之分，不必去说，只讲胡宗南吧。在整个西安事变过程中，胡宗南的政治态度是很值得玩味的。大奸当然谈不上，但是至少也是做了一点小动作，留了一步退路。可是，“半月民治”结束，蒋重新上台，论“忠”行赏，胡宗南却被列入“忠心不二”一类。其中谜底，只能证明胡宗南在久经官场后，其权变手腕已经炉火纯青。

西安兵变初起，胡宗南正在宁陕忙于“剿共”。其实，红军自山城堡之战后，已转移至洪德城与盐池间，位置于沙漠边缘埋伏着，拟待胡宗南部通过沙漠疲乏和饥渴之际，给以打击。

当蒋介石被捉的电讯传至军部，胡宗南悉知几如五雷轰顶，惊骇之下，神经顿失控制，狂怒不已。等到胡宗南确信张学良并没有杀蒋，他的情绪渐得稳定。认为：只要张学良肯刀下留人，大局就有可为。胡宗南分析：兵变的结果，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宁陕谈判，南京（其实是蒋介石自己）接受西安三方的开价，事变和平解决；二是宁陕谈而“不判”，蒋介石成为“人质”，西安挟天子而慑“诸侯”，使得南京方面不敢大动干戈，解决问题的时间将拖得很长；三是谈判破裂，张杨杀掉蒋介石，结果是内战再起，天下大乱。

既然有“三种可能”，就不能不有两手准备，以应付不测。于是，胡宗南的两手方针是：立足“第一可能”，应付第二、第三可能发生。由是，胡宗南一面通过电台，与复兴社太保、特务头目戴笠、郑介民、梁干乔等人联系，了解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的意图与动向；一面着手布置撤离“剿共”前线的准备。彭德怀回忆：“12月12日夜，我和任弼时（此时，中央刚指定为前敌政治委员）住在一个一米高，两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来了！’……13日拂晓，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敌其他各路也均撤走了。”

胡宗南率先撤出部队，脱离与红军的对抗状态，为国共停止内战作出了一个和解的姿态。他分身出来，着力注视西安局势和南京的动向。当时，南京主和派是少数，主战派的阵营相当强大，以至复兴社中的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刘健群等“大太保”，都成为主战派大将，于中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声势颇壮，并要求复兴社就武力讨伐张杨一事作出决议案。为此，胡宗南要求复兴社代理书记郑介民，以一个“拖”字，迫复兴社开不成高干会，以此顶住主战派的压力。胡宗南说：“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

同时，胡宗南又深感不能只在主和派这一棵树上吊死。否则，一旦蒋介石不测，何以自处？胡宗南深知：能够在蒋介石身后左右政坛的平衡力量，必定是党内的元老派。据此，胡宗南暗示戴笠说：“自家出了叛贼，一点眼泪都不要淌。你不妨多听听元老们的意见。”当时，国民党元老派中的大多数人都已加盟主战派阵营，其中如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人，更是主战派的中坚分子。胡宗南要戴笠与这些元老们保持接触，无非是想在政局大乱时，能得到这些元老们的青睐与扶持。在巴结元老派的同时，胡宗南对主战派也采取了敷衍态度。其时，“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很希望能得到胡宗南的支持，暗中曾叫“讨逆军”东路军总司令刘峙打听胡宗南对何本人的态度。“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为推重、拉拢胡宗南，以取得黄埔系的支持，电令由胡统一指挥在甘的中央军。胡欣然受命，遥领该职，迅速指挥部队东开，做出恭顺从命的样子。

胡得到主战派的好评，迅即打出黄埔系的旗号，充分发挥黄埔阵营的作用。胡宗南深知自己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始终抓住黄埔系不放，为自己积蓄政治角逐的资本。为此，胡宗南领衔联合黄埔系大将王耀武、宋希濂、桂永清、贺衷寒等34名师长级的同学，发出通电，要求张杨立刻将校长送回南京，否则就是不共戴天之仇，必当誓死以报。该电第一次从黄埔系阵营这个角度，明确了黄埔学生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胡宗南在暗中联络各方，召集手下的师长、参谋长开会，决定以主力监视东北军王以哲部。同时联系各友军在同心城开会，决定向西安进军。驻甘的中央军毛炳文部、关麟征部、曾万钟部等，都表示接受胡的统一指挥，这使胡的实力大增。

此外，胡系中人还暗中在河南组织百万民军，意图一旦天下大乱，就率第1军进据中原，开创霸业。西安事变期间，河南的复兴社高干、省保安处副处长萧洒判断蒋的生命总是靠不住了，天下从此将进入几人为王，几人为帝的“战国”时期。于是，萧氏惊人地提出利用河南有上百万民枪的优势，马上组织十万大军，先应付非常局面，然后再继续扩编。萧洒的计划是，将这支大军交给胡宗南指挥，连同胡的“天下第一军”，构成东到徐州，西到洛阳；南到信阳，北到安阳的一个十字形“势力圈”，是为黄埔系开创霸业的基础。

萧洒提出的这样一个开创中原霸业的谋划，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胡宗南的预案。早在1930年，胡宗南率部驻防开封时，就特别注意到河南九州通衢、力控八方的特殊地形与地势，很想在中原地区打下一些基础，是为将来开创霸业的本钱。据此，胡宗南联合萧洒等人，成立了一个叫做三民主义大侠团的小组织，预先为他在中原地区创业打基础。萧等不负胡望，联合黄埔同学与复兴社分子，经五六年的卧薪尝胆，终将河南上百万民枪的80％控制在手中，并秘密制定了编组军队的预案。他们认为：一旦天下大乱，以胡宗南训练的中央军作核心，以中原地区的百万民枪作基础，“再联合其他的同学将领，就不怕天下会落到别人手里去”。当西安兵变的消息传到开封，萧不悲反喜，马上将编组民枪的举兵之议报告胡宗南。胡当即表示赞同，并同意拨款作为编组的经费。后因西安和谈进展迅速，此议遂寝。

胡宗南应付西安事变的两手方针，进展神速，收效明显。其中，最见效的当数推动戴笠冒险赴西安“救驾”一举。胡宗南熟稔中国数千年宫廷政治的传统：封疆大吏若是没有内廷重臣奥援，大都少有作为。秦始皇长子扶苏、康熙帝十四子允，都是在没有宫廷内援的情况下，失去了本已到手的皇位。这样的教训，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举不胜举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胡宗南由是十分看重戴笠的位置，并且也注意从各方面加强戴在蒋心目中的地位。

其时，因西安兵变，戴笠正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戴深知若蒋有不测，自己不但前途茫茫，而且因事先失察，将难逃惩处。据此，戴笠有心随宋氏兄妹赴西安一行，博取一个与校长共生死的美名，捞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又担心就此落入虎口，弄得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误了性命。一时狐疑难决。于是，想到胡宗南久驻西北，了解张杨为人，故请胡宗南决疑。胡接电后，力主戴笠不可犹豫，要当机立断地赴西安勤王救驾。否则，无论蒋“测”与“不测”，戴终将难逃一个渎职误蒋之罪。

胡宗南同时为戴笠分析：此行有惊，但是无险。一是此次张杨发动兵变，目的只在于逼蒋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必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因此，蒋绝无性命之虞。张杨既不斩“阎王”，何必杀一“小鬼”，弄得大家都不愉快；二是戴此行不但有宋氏兄妹保驾，而且负有和谈使者的身份，可谓是一道双“保险”。宋氏兄妹与张学良关系非同寻常。以戴笠的地位而言，与西安方面本无足轻重，杀之不但于事无补，反徒然伤害蒋、宋的颜面与感情；三是此次兵变后，有中共领袖周恩来居间调停。周公其人，谋略、气度、手腕，在当今中国，堪称首屈一指。以周之折冲尊俎，纵横捭阖的奇才，和谈非但有望，而且当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这固然是中共的自救之策，但在客观上也可以增加戴笠此行的安全因素。

由是，胡宗南断言：戴笠此去西安，表面上看来是惊涛骇浪，步步凶险；实际上有惊无险，可保无虞。况且，正因为此行的表面凶险，更加重了戴忠心报蒋的价码。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建功机遇，将从此飞黄腾达，终身受用不尽！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

胡宗南极力推动戴笠赴西安一行，固然一方面是出自对蒋的忠心及对戴的爱心；另一方面，却也还存着自己的一点私心。其实，胡宗南自己也知道戴笠此行凶险极大，盖因张杨既能发动兵变，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出来！西安什么样的不测情况都能发生。不过，戴笠若能全身而归，必定更加飞黄腾达，自然与己有利。若是戴笠此行万一“不测”，这也是命该如此。好在经胡如此一番的“分析”，戴茅塞顿开，去意始坚。果然，戴笠拼死一搏，一宝押中，名利双收。戴饮水思源，感慨良深，总是说：“双十二事变，我敢于飞入虎穴，下定决心，关键在于宗南的来电。”此后，戴始终认为：“琴斋是有恩于我的。”胡宗南亦很得意地说：“如果没有我那通坚决主张的电报去，雨农顾虑重重是押不中这一宝的。”胡宗南一言建功，里外都做了好人。

倒垮复兴社：解铃还是系铃人

西安事变之后，胡宗南与戴笠俨然以第一功臣自居，彼此弹冠相庆，神采飞扬。苦只苦了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一班复兴社大太保，只因一念之差，一步不慎，上了何应钦的贼船。结果是上船容易下船难，被蒋校长看成是有二心之嫌，从此弄得灰头土脸，终日惴惴不安。最倒霉的要算是西北“剿总”政训处长、黄埔学生中的“扩大哥”曾扩情了。在西安事变被囚期间，曾感于张杨与中共的民族大义，又是上书蒋校长，又是致函胡宗南、贺衷寒，又是发表广播讲话，表示拥护张杨的和谈方案。蒋对此怒不可遏，回京以后一道手令下去：“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原先何等神气的“扩大哥”，竟成了六期小学弟戴笠的阶下囚。仕途凶险，一至如斯！

西安事变，对于复兴社太保及黄埔学生们来说，他们的先后位次在蒋校长的心目中重新进行了一次排列组合。这中间变化最大的，莫过于黄埔一期的三巨头曾扩情、贺衷寒、胡宗南了。事变之前，曾、贺、胡三人，可以说是黄埔学生中的“三驾马车”。一般的说法是：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胡宗南成为黄埔学生中的军事领袖，这个地位虽不能说已得到公认，但大致也与事实相去不远。贺衷寒成为黄埔学生中的政治领袖，这个地位没有得到公认，但贺一直是如此自诩的。至于曾扩情，他的影响，既不在文，也不在武，而是在党。曾扩情对党的贡献，是运用他的川籍本钱，两次代表蒋校长出使四川，为拉拢川军巨头投蒋，安定川局，建功颇伟，很得蒋的欣赏。1931年12月，曾扩情被推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执委，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央权力圈的黄埔学生。可见其人在党方的得意本在贺、胡之上。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曾、贺、胡同时进入中央权力圈，标志着黄埔学生中“三驾马车”体制的确立。

西安事变后，曾蹲大牢，贺入另册，得意的只剩下一个胡宗南。三驾马车不复存在，按理说，胡此时的心情应当是志得意满，得饶人处且饶人了。可是，胡宗南不退反进，反而于暗中提出了一个更大胆、更急进、更惊人的计划，要与戴笠一起，合力将复兴社倒垮。俗话说：“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胡宗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个长期演变过程。

本来，复兴社的成立，胡宗南出力颇大。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宣布下野，这一次是树倒而猢狲不散。一班黄埔系的英雄好汉（后来被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在南京浣花菜馆里开下两桌酒席，一边进餐，一边座谈，讨论如何按蒋校长下野前的遗策“组织起来”。讨论的结果，仍然是坐而论道，不得要领。此时，不速之客胡宗南闯了进来。据胡说，他从河南到奉化去晋谒校长，途经南京，闻风而来。这个时候的胡宗南，已经是“天下第一师”的师长，虽未红得发紫，也是红得夺目了。于是，大家请胡宗南发表高见。胡宗南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要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

胡宗南的话虽不多，却是一语中的，“食客们”当即同意。于是，由胡宗南当场推举贺衷寒、康泽、酆悌、滕杰、周复5人负责筹备工作（此5人后来均成为复兴社的五大高干，与胡的推荐不无关系），大家亦无异议。一个争论了许多日的话题，竟被胡宗南三言两语就告解决。从此，复兴社的筹备活动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当蒋介石再次复出后，复兴社的一切筹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并于1932年3月顺利成立。可见，胡宗南的建议与推动，对复兴社的成立，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其实，胡宗南的见解与经验，当归功两年前他在河南创议成立“三民主义大侠团”的实践。当时，加入这个“大侠团”的成员，除胡与萧洒外，还有冷欣、马志超、陈质平、王六木等黄埔学生。从时间上来说，这个组织的成立也比复兴社早了两年多。但是，在复兴社组织成立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疏忽，这就是没有选举胡宗南进入复兴社中央领导机构，胡宗南对此耿耿于怀，是毫不足怪的。无论是从资历、声望，还是从贡献上来说，胡宗南屈就一个中央干事，都是有这个资格的。但大家一致没有选他，胡好不失望。也许是考虑到胡是一个带兵官（带兵官非蒋钦点，不得参加复兴社），不过同样是带兵官的桂永清，却被选为中央干事兼训练处长，这又作何解释？也许这是一个疏忽，不过，从情理上说，这也是站不住脚的。胡宗南并非无名小卒，提到黄埔系，哪有想不到胡宗南的？况且，复兴社本是黄埔学生的组织，胡宗南又是在创议阶段一锤定音的首谋人物之一，浣花菜馆的“食客们”哪能就如此健忘，把胡宗南忘得干干净净。

把胡宗南排斥在复兴社高干之外，很有可能是一个预先设定的谋划，这个谋划的设计人就是贺衷寒。从贺来说，野心之大，亦不在胡之下。贺认为：胡既然成为黄埔系的军事领袖，就不应该插手复兴社。自己既然忝为黄埔系的政治领袖，理应要当仁不让地坐上复兴社的第一把交椅。由于存着这个私心，贺衷寒当然不愿让胡进入复兴社的中央领导机构，成为自己的劲敌。在当时，黄埔学生中的湖南籍与留俄派有着相当强大的力量，而贺衷寒本就是黄埔学生中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他要在这方面做点小动作，把胡宗南挤出核心圈之外，还不是关云长舞镰刀，小事一桩！

尽管一般的说法，胡宗南仍然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凡有大事，其他太保们大都要征求胡的意见，但是，胡在幕后影响力的大小，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一是因为大家都是黄埔学生，谁也不比谁高明到哪里去，为什么要处处唯胡的马首是瞻？二是胡宗南在复兴社中不负实际责任，从职权上来说，并没有规定要事事请示胡的然否。这样，胡宗南如果要想控制复兴社，就需要另辟蹊径。胡宗南采用的办法，大致有：

一是主动与复兴社太保级大人物，保持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诸如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康泽、刘健群、周复、滕杰等。这当中，有的与胡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为了利用他们，胡往往也只好曲意周旋，刻意敷衍。而在胡的心里，怨恨情绪早有存在。

二是八方结交，礼贤下士，以扩大声势，广泛制造影响。诸如复兴社才子萧作霖，曾先后任“中国文化学会”书记长，复兴社湖北分社及河南分社书记。若单纯从职务上来说，只能算是一个地方级的大将，复兴社的二流角色。胡与萧素无交往，但是，由于萧素有文名，故备受胡的注意。胡在因事路过河南时，曾主动到开封拜访萧作霖。这在当时，以胡的大驾，主动屈尊就教，萧的感受简直是刻骨铭心了。另有一次，萧北行经过胡部驻防的徐州，事先并未让胡知道。胡却能准确掌握他的行踪，派人上车请驾，将萧接到住处作通宵长谈。萧是湖南人，原是跟着贺衷寒、邓文仪、酆悌等湖南籍大头目跑的。后来，竟为胡宗南所用，可见胡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三是利用戴笠的特务处系统，在复兴社内独树一帜，形成死党。复兴社太保戴笠、郑介民、梁干乔等人，都属于复兴社特务处系统，胡宗南通过戴笠，始终将其抓在自己手中，形成复兴社中实力强大的浙江派与特工派。这一派别在复兴社内，素来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除了那个“老子天下第一”的社长蒋介石外，能过问的只有这一个矮子胡宗南了。可见胡与这一派别的关系之深。

四是强化参与意识与渗透政策，复兴社凡有大事，或有所求，胡无不积极参与或予以满足。由于蒋对复兴社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除了蒋介石永远是第一把手以外，复兴社永远形不成固定的二把手。据此，在复兴社成立后的五六年中，担任书记长的先后有滕杰、萧赞育、贺衷寒、酆悌、刘健群、郑介民、康泽等六七人之多。每个第二把手平均在位时间，大致只有一年左右。这样一来，复兴社果然是群雄并立，难以产生新的铁腕人物。这样，凡有大事，在意见纷纭，难以统一的情况下，若不便谒蒋，便只有找胡决疑。于是，胡宗南很自然地成了复兴社中的一股平衡力量。胡亦乐此不疲。对于复兴社在西北地区的组织，胡也不忘加以照拂与节制。如果复兴社成员有千里投奔的，即便是大饭桶一只，臭狗屎一堆，胡也是兼收并蓄，来者不拒。

据此，胡宗南在复兴社内虽然没有负实际责任，并且从不与人轻言复兴社这个名称，然胡在复兴社影响颇大。按萧作霖的说法，胡“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是一个发纵指使的幕后人物，实际上成为所有那些‘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

最能暴露胡野心的，是胡与萧作霖纵论历史人物的一次谈话，那简直就是直抒胸臆了。胡先是故意以唐初军事家、卫国公李靖推崇萧作霖，继而话锋一转，突出惊人之语：“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便自知不如而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由此可知，胡宗南与戴笠结成死党、结交天下奇才豪杰、巴结元老派、广泛笼络黄埔学生、拉拢复兴社太保等，无不处处显示其不可测度的机心。

胡宗南要称雄国中，最大的不利是资历太浅。他不是何应钦的对手，也不是陈诚的对手。胡剩下的本钱，也只有依靠黄埔学生争天下、坐天下了。这也就是胡宗南为什么要拼命利用复兴社的原因。

胡宗南运用复兴社统制并掌握黄埔系的企图，遭到了以贺衷寒为首的一批湖南籍及留俄派的强烈抵制。在复兴社及中央军中，湖南籍的黄埔学生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这些人虽然表面上与胡宗南保持着较好私人情谊，但是，内心里对胡并不佩服。他们认为胡无非是靠乡谊见重于蒋，真才实学是没有多少的。胡宗南深感自己在复兴社中始终不能为所欲为，日积月累，使得胡宗南对复兴社由失望而怨愤，由怨愤而憎恨。以至萌生出“敲碎狗食盆，大家吃不成”的欲望。

西安事变之后，胡宗南终于等到这个机会。胡认为：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桂永清等复兴社大将，都是与何应钦勾结得很紧的叛逆分子。在他们的煽动下，不少复兴社省市分社竟然附和主战派，以复兴社名义，作出拥何主战的决议。刘健群与周复甚至胁迫、利诱复兴社南京支社召开拥何讨伐大会，以壮声势。这说明复兴社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些异己分子的附庸。于是，胡与戴笠密谋砸烂复兴社对策。戴主持特务处，早已不把复兴社放在眼里，也希望复兴社早日垮台，好将特务处名正言顺挂到蒋校长名下，由蒋直接领导。现在有胡宗南出面，合力倒垮复兴社，自是正中下怀，喜不自胜。

胡、戴策划的结果是：由戴收集贺衷寒等复兴社太保及复兴社各级组织拥何主战的黑材料，向蒋报告。胡则单独谒蒋，正面向蒋陈述：在各党各派一致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复兴社组织不但失去原先成立时的初衷，而且也无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应早谋良策，以变应变，或取消，或改组，或换名，或转向，以免被政敌或中共抓住把柄进行攻击，在政治上产生负面效应等。

胡宗南与戴笠的秘密策划产生了预期效应。西安事变后，凡上了何应钦贼船的复兴社太保，莫不迭次受到蒋的处分与警告。1937年7月，蒋权衡各方面的意见，决定解散复兴社。一年后，胡宗南出任新成立的三青团核心机构组织处长。胡宗南在复兴社里没有达到的目的，终于在三青团里达到了。

胡宗南倒垮复兴社的活动，本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于幕后策划进行的。但是，袁守谦多少泄露了一些天机。袁先后任军委会政训处副处长、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副厅长等职，长期任贺衷寒的副手。后来在出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期间，被胡宗南挖墙脚挖了过去，又成胡的知心好友。故胡有许多活动是从不避袁的。袁据此透露：“复兴社之所以垮台这么快，原因之一是胡宗南在背后捣鬼。复兴社成立时，由于大家疏忽，没有把胡宗南选进领导层，胡认为大家瞧不起他，所以一直同复兴社过不去，经常在蒋介石面前说复兴社的坏话。”固然，复兴社的彻底垮台，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及多方面因素，并非完全是胡戴二人之力，但胡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应当忽视的。

喋血淞沪

蒋介石一生说过无数次的政治谎话，但作为达成的西安和谈方案的一部分，中央军必须陆续调离大西北，用于抗日方向，这次在这点上总算没有食言。1937年4月，胡部奉命东开，集结徐州一线，一方面接替郑洞国第二师的防务，一方面积极进行备战。从穷追徐向前入甘开始，胡部与红军作战，前后达4年多。其间，胡宗南未向日军放一枪。现在到了即将对日作战的最后关头，胡不得不有所筹划。

胡分别举办军官与军士训练班，从提高军官的指挥能力与士兵的作战能力入手，强化对日作战的军事技能准备。训练中，胡宗南从陆军大学与步兵学校请来教官，讲授日军的作战特点，以日军为作战对象，研究对敌战术。在学习战术原理的基础上，还频繁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陆空联合作战的实兵演习。这是胡部自组建以来，第一次不以中国人为作战对象的演练，故官兵同仇敌忾，情绪激昂，训练极为刻苦。这一次训练历时两个多月，直到八一三战起，才匆匆结束。

从后来的实战来看，这一次的备战，也只是在形式上走过场。胡宗南没能很好地研究怎样以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怎样利用士气与地形打击日军，特别是如何对付敌陆海空三军的联合作战。在长期以来的“剿共”作战中，胡军都是以优势装备对付红军的劣势装备，各种优势火器出尽了风头。而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他们要以劣势装备对付日军的优势装备。胡宗南不得不用成千上万的血肉之躯，来换取对日作战的经验。

中国全面抗战，虽以卢沟桥事变拉开序幕，却是以八一三淞沪抗战进入正剧。应当说，蒋介石确实是想不惜血本，打好这一仗的。在兵力上，日军先后出动了十四个半师团，约28万人。而国民政府调集了73个师投入战斗，其中，几乎包括了中央军所有的精锐部队。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入淞沪战场的。

胡宗南接到参战命令时，在1937年8月底。这个时候的淞沪战场，打得正像开了锅的粥，双方都是欲罢不能了。淞沪会战的特点是：中日双方都是逐次使用兵力，恰如一副牌局，一张牌发出，一家下注，另一家跟着下注。于是，场面上的赌注越下越大，但双方又都不肯一次把赌注下足。日方初期抱轻敌观念，高唱速战速决，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制服中国，哪里知道光是一个上海，就不是那么容易制服。于是增援，再增援。而中方虽在本土作战，腹地广阔，但内地交通梗阻，准备不足，调兵参战，欲速不达。半个月的战事下来，张治中所部三个德式教导师、陈诚赖以起家的第十八军4个师、李玉堂部第三师、李延年部第九师、宋希濂部第三十六师、王耀武部第五十一师、俞济时部第五十八师等，都陆续拉上了战场，仍然是力竭不支。这些部队，无不是国民党中央军之花，且师长一级主官，几无不是胡宗南的黄埔同学。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环顾左右，发现中央嫡系部队中已经没有多少可用之兵，一狠心，把最后一注老本也掏了出来，下令第一军参战。于是，胡宗南率第一军，紧急从徐州搭乘火车，直达淞沪战场。

9月4日，胡军前锋部队到达昆山、南翔一带。为避免日机空袭，部队奉命于夜间进入战场，任务是增援在宝山作战的守军。不幸的是，5日晨，宝山守军姚子青营500官兵全部牺牲，宝山陷于敌手。胡军前锋无法前进，只得就地占领刘行、杨行等第二线阵地，迅速构筑工事，阻击日军。第一军历史上最为光荣的一次战斗，由此开始。

第二日拂晓，第一军所属第一师与第七十八师就相继投入战斗。日军一上来就是陆海空联合作战。日机低空轮番进行滥炸；军舰从黄浦江上架炮，暴风骤雨般狂轰；接着是步兵以武士道和大和魂精神开道，饿狼舐血般扑击上来。淞沪地区，一马平川，第一军仓促参战，没有坚固的工事抵挡。如此一来，不啻使日方优势更优，中方短处更短。这样的战场形势，胡宗南所部何曾见过。所幸的是：不同于以往的军阀混战及“剿共”战事，这是一次理直气壮的正义之战，第一军上自军长胡宗南，下至伙夫马夫，都是热血上涌、须发怒张，与敌殊死搏斗，寸土必争。

第一轮战斗下来，第一师与第七十八师都遭受了重大伤亡。仅以第一旅为例：第二团团长杨杰、第四团团长李友梅阵亡，第一旅旅长刘超寰、第一团团长王应尊负伤，营长以下军官与士兵伤亡达80％之多。整个第一师与第七十八师的伤亡情况与第一旅大致类同。其时，第七十八师仅余一个老营长严映皋，当即被提升为团长。在这种情势下，第一军显然已无法作战，不得不由陶峙岳的第八师接替防务，第一军开到昆山附近进行补充。

昆山整补，第一军扩充为第十七军团，胡宗南升任军团长。陶峙岳的第八师拨归第十七军团序列，由胡指挥。胡宗南再一次打破黄埔学生升职的“吉尼斯纪录”，第一个抢得军团长一职。其实，若从军队编组的实际需要出发，这个第十七军团全无组建的必要。本来第一军只有两个师，增加一个师，也只有三个师，把胡宗南提升一级，也只是摆个空架子而已。好看则好看，不免叠床架屋，多此一举。但是，蒋之为人做事，素来有自己的考虑和传统。蒋认为：若要叫下属忠于职事，最灵光也是最实用的秘诀，莫过于两条：一为升官，二为发财。在炮火连天的淞沪战场上，发财一说，显得过于市侩；但升官之诀，正可以大行其道。

当时，新编部队甚多，有的新编军只有一个师，原因就在于师长资历较深，不升军长就摆不平。以后，又觉得有些人作军长委屈了，作总司令又不够格。于是，又决定增设军团一级。但是，也不是普遍设。先是陈诚捷足先登，为他的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提出升职请求。蒋照准，升罗为第十六军团长。此例一开，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认为胡宗南做军长也嫌小了，也就一气呵成地升为第十七军团长。如此因人设事，到最后，淞沪战场上竟形成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六级指挥机构。这真是军师长多如毛，总司令满地跑！淞沪会战的失策颇多，这也可以算是一条吧。

第一次补充与扩编之后，胡部再上前线，奉命到蕰藻浜、陈行、大场一线阻击。这一轮战斗较第一轮更加激烈，全军官兵伤亡再次达到80％以上。若论有什么不同之处，也就是团长以上的中上层军官懂得了自存之道，伤亡较少（团长阵亡二人）。但营连长以下的基层干部所剩无几，士兵自不用说。第七十八师四六七团第三营营长三易三亡；第二营官兵全部牺牲。许多师旅的连长一日数易，排连长伤亡殆尽。第八师坚守蕰藻浜21个昼夜，全师战斗兵员仅余700余人（只够编为一个加强营）。就连胡宗南见了也大出预料，赞叹地说：“想不到你们几杆破枪，还打得这样不错！”于是，胡宗南再次奉蒋命，率残部退出战场，到黄渡附近进行第二次补充。这次接防的是广西部队，据说，上去后三天就打光了。

胡军两轮战斗下来，元气大伤。从大西北带出来的营以下基层干部，基本上伤亡殆尽。这些人在西北高原训练多年，现在竟全部贡献给淞沪战场。好在蒋特别照拂，补充的兵员，都是直接来自后方未参战部队中自愿要求上前线的抗日官兵。有的还是从具有较好作战传统的部队中，挑选整团整营的建制部队补充。故胡部的战斗力仍很强。今天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先生，当时就是率第十军的一个建制营，直接编入第一军第一师第二旅严明部。该营在战场上坚守20余日，与日军阵地相距仅数十米，日军始终无法前进一步。全营400余人，拼到最后仅剩100余人，阵地岿然不动。胡宗南赞叹之余，将其调升为旅参谋主任。

第二次补充之后，胡宗南奉命率部到苏州河南岸继续作战。这时已是10月中旬了，战场形势更为严峻。苏州河以北地区大部沦陷，战火日益向市区迫近。胡部在此处坚守到11月初，日军大批增援部队从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侧背受敌，面临全歼的危险，不得不全线撤退。其时，在淞沪战场参战的中国军队因仓促间组织撤退，既无通盘计划，又因退路狭小受阻，部队拥挤混乱，溃不成军。胡宗南于乱军中冲出时，身边仅余几个亲随人员，几成光杆司令，直到苏州附近才将部队陆续收容起来。

淞沪抗战，是中日两国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中国军队伤亡30万精锐之师，远东大都市、东部沿海第一出海口上海沦陷。不过，中国军队坚守淞沪地区达三个月之久，宣告日军三个月征服中国的高调破产。中国军人在淞沪战场上以一身血肉之躯，抗击暴日的钢铁之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绝天下的凛然正气和献身精神，足以永标史册！

在这一场可歌可泣的伟大卫国战役中，胡宗南率所部官兵作出了很大牺牲。胡宗南的卫国御侮精神，在淞沪会战中写下了一个惊叹号，同时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五、关中霸业

帝王之乡　帝王之心

胡宗南率部撤出上海后，1937年12月底，又奉蒋命，率第十七军团入陕。其任务是固守黄河河防，即防止日军从陇海线西进及从同蒲线南下，屏障大西北，保护大后方。实际上，黄河河防东起陕州，西至潼关，北至宜川，长1000余里。但河东有中共的太行山根据地，河西有中共的陕北根据地，这条河防线不啻是中共的生命线。而后来的八年抗战实践证明，日军从未碰过这条河防线。胡宗南的河防，与其说是防日，不如说是防共。这就是蒋介石令胡宗南第三次入关的真正意图所在。如此，与其说胡宗南与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如说是与中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半年多以前的出关相比，胡宗南的这一次入关，有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头上多了一顶“军团长”的桂冠，这是胡宗南在淞沪会战中，用第一军数万将士的英灵换来的，可见得弥足珍贵。这也可以说是“凭君莫问封侯事，一将‘官’成万骨枯”！二是开始长驻关中，不久更进入“帝都”西安，开府办公。

西安自古以来就是众多王朝奠定帝业的发迹之地，胡宗南意欲在大西北开创霸业，久已魂牵梦萦这一风水圣地。无奈第一次入关时，这里是杨虎城的领地，胡宗南只能避居天水一隅。第二次入关，这里又成了张学良的西北“剿总”衙门，胡宗南亦只能绕道而行，到达咸阳整编扩军。现在是第三次入关，情势已经是今非昔比。张学良被囚，杨虎城被赶，东北军、西北军皆已作鸟兽散，现在终于轮到胡宗南到这里做主子了。

胡宗南对关中地区的地理形势，早在阅读“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时，就已了然于胸。刘邦初得天下，意欲建都洛阳，布衣大儒娄敬进言：“秦地被山带河”，南有武关，北有肖关，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四塞以为固”，此为关中之地。若忽然有难，百万之军可得。陛下入关建都，即使太行山以东地区发生骚乱，但秦国故地仍可保全。比如你老人家与人打架，不扼其咽喉，击其背脊，如何能得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刘邦点头称善，“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于是，娄敬因一言之功，被赐姓刘氏，官拜郎中，号奉春君，成了汉初政坛“大腕”，以至连司马迁这样的如椽巨笔，也为其作了一“传”，把他和许多“阔人”排在一起，摆在正史里，名之曰《刘敬叔孙通列传》，此人竟从此也在中国历史上“不朽”了。

不久，汉高祖采用“情报部长”陈平之计，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智擒齐王韩信。大臣田肯再次向刘邦进言：“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山河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田肯于是“指点”高祖皇帝：齐国之险，譬如“东秦”，“非亲子弟，莫可以使王齐”，让韩信这种野心家到齐国称王，如何不危险？刘邦一听，龙心大悦，立“赐金五百斤”。田肯一言之功，立成“大款”，暴富得快要流油了。

一个刘敬，一个田肯，都是由于从关中地区独特而优越的地理形势中，看到了千古不朽的帝王之业，结果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简直把个胡宗南惊得目瞪口呆。一个关中之地，竟有这等神奇的魅力，儒生们懂得它，就可以坐拥荣华富贵；枭雄们懂得它，就可以坐稳千古江山。世上竟有这等宝地！又竟有这等好事！从此以后，胡宗南不但处处留心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关中地区盛衰兴亡轨迹，而且开始研究关中地区特殊的地理形势对近代霸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在胡宗南的潜意识中，这已经是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并且极望自己有一天会到关中地区开创霸业。当胡宗南率部尾追徐向前3000余里，到达汉中地区后，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很快作出了进军陇南、觊觎关中的重要决策。

胡宗南第三次入陕，面临着一个最为急迫的问题，就是如何重建“天下第一军”。原先的第一军，除了旅以上将领保存得较为完整外，团营两级干部伤亡达百人以上，连以下干部基本上丧失殆尽。这对胡宗南来说，自然极为痛惜。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老的第一军没有了，也就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第一军。这就是说，现在可以从挑选并训练一个排长、一个士兵开始，重新创建完全忠实于自己的胡家军。

胡宗南重建胡家军的计划相当庞大，目光当然也更远。胡首先获准在第一军的基础上，又扩充了一个军（即第九十军）与两个独立师，作为第十七军团的基本部队。兵员缺额较大，胡把原先在上海临时划归他指挥的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总队等，全部带到西安整编。再通过当年三民主义大侠团的把兄弟、河南省保安处副处长萧洒等人的关系，从河南拉去一批保安团队，进行整补。

胡宗南重建胡家军的最大资本，是得蒋恩准在西安成立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胡宗南根据蒋介石办黄埔军校起家的经验，把办好第七分校也作为自己开创关中霸业的基石。胡毫不掩饰地对下属说：“委座统一中国，靠办黄埔，我们要继承大业，就一定要办好七分校。”胡对分校筹建工作十分重视。他可以把第十七军团的整训工作交给参谋长罗列主持，却不肯把分校的筹建活动让别人代劳，而是事必躬亲，亲自过问。于是，分校校长由蒋兼任，分校主任则由胡兼任。为便于自己经常过问，胡将原先设在凤翔的校址，改设到西安以南20公里的王曲青龙岭。分校内设步兵总队、特科总队、政治训练队、边语训练队、军官大队、军士教导团等班别。全盛时期的人数在两万人以上，其规模甚至超过了成都中央军校。

分校成立后，胡很想模仿当年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师及教导军的做法，在分校成立教导军。于是，第一步先成立了两个军士教导团，施以法西斯式的政治训练，号称要将他们训练成“政治军士”。然后胡与参谋长罗列共同起草了成立教导军的计划，报蒋核批。也许蒋看了这个东西，心中有点不是滋味；也许其他军界元老们从中嗅出了某种气息，向蒋进言阻止等等。总之是蒋批复“暂缓议”，也就是说没有批准，胡的这一计划落空。不过，胡想想还是于心不甘，索性耍了一个花枪，先请准将驻兰州的第一八一师扩编为第四十二军，然后将这两个军士教导团拨给该军，以代替预备成立的教导军。胡宗南当面对第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交代：“现在把七分校两个军士教导团拨给你们军，要以此为基干训练出一支有力的军队，像北伐时期教导师那样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部队。要好好使用这批政治军士，使我们的士兵既骁勇善战，又具有政治头脑。”胡宗南甚至授意人喊出：“统一中国靠黄埔，战胜日本靠七分校”的口号。

七分校虽然只是一所培养初级军事干部的学校，但是，在胡宗南的未来政治宏图里，从七分校毕业的每一个学生，将来都要像黄埔一、二、三期学生一样，成为中国军界的著名将星。由是，胡对七分校学员的招生工作十分重视，要求从中学以上的知识青年中直接吸收。早在胡率部从淞沪战场向陕西撤退的过程中，就注意沿路搜罗青年学生，随队西撤。甚至通过诱骗与强制手段，把蚌埠、徐州、开封等地的中学生强行带到关中，编为学生总队，送到七分校进行训练。七分校成立后，胡又派人从冀鲁豫等地招录沦陷区学生数千名，成为七分校的基本学员。

胡从黄埔军校的办校实践中发现，湖南的知识青年不但文化程度高，整体素质优秀，而且具有湘军传统，民风强悍，打仗勇敢，最适宜于培养为优秀的军人。为此，胡宗南专门派人到湖南设立第七分校招生点，大肆招收青年学生。不但招男学员，也招女学员（在长沙招收的60多名女学员被戴笠要去，成了女特务）。当时，在全国的青年中有个时髦的口号：到大西北去！西北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延安，一个就是西安了。到延安去的理由自不必说，到西安去的理由，大都是听了胡军招生人员或一部分黄埔学生的宣传，鼓噪胡是“青年将领”，蒋先生的“得意门生”，部队多，单位多，粥多僧少，升官有望，前途无量等等。于是，湖南也有一部分青年是持着这种想法到了西安。此外，胡还命人策划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社会上吸收了50多名流亡大学生及知识人才，到“天下第一军”服务。就在这次招收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胡宗南果然选拔到一个令自己十分满意的干才，并引为心腹，加以培植。然而，多年以后，他却发现他的心腹却是黄埔老师周恩来有计划打入自己身边的一个共党“空子”，此事容稍后再述。

第七分校之外，胡宗南还在关中地区先后创建了军委会战时工作训练第四团和西北干部训练团，这两个团都是由蒋介石挂名兼任团长，胡亲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战干团设在西安西郊营房，以培养军队政工干部为主，极盛时期，学生亦达七八千人。西北干训团为甘、宁、青、新、绥等西北五省训练军政干部及保安团队的机构，是为打入西北地方势力的重要部署。为便于开展活动，胡宗南请准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挂名该团主任，马鸿逵、马步芳挂名副主任。此外，胡宗南还开办了“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游击干训班”“骑兵学校”“特种兵联合分校”“军医分校”“警官分校”“将校训练班”“中美训练班”等，以上军事学校及训练班人数总计有5万余人，足见胡宗南的关中伟业之恢宏广阔。

最能说明胡宗南在关中地区有帝王之心的，还不是以上动作，而是由他发起的一个篡改地名的运动。胡考证第七分校的所在地王曲青龙岭，本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起家发迹之地。胡于此不觉怦然心动，既然刘秀那小子都能从这块地方发迹，最终入主天下，何以见得我胡宗南没有这个可能。于是，胡宗南下令将青龙岭改名为兴隆岭，改山下的皇甫村为黄埔村，甚至下令将终南山改为宗南山。尤其是胡宗南竟然捡起当年陈胜王的故伎，授意一批心腹为之四处开展“耳语”运动，说什么在洛阳掘出一方古碑，碑上刻有诗句：“一轮古月照中华”，“古月”者，胡也！如此，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1938年，对于胡宗南的霸业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胡的关中基业开始初具规模，势力也大为扩张。其基本力量第十七军团，也从最初的一个军，迅速扩充到四个军之多。其扩张与发展之快，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当然，蒋介石毫无顾忌地刻意培养胡宗南，从深层次的原因上来看，是基于中共力量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已经对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构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故蒋制定“以胡制共”的决策。

胡宗南自从拿定主意要在关中地区开创帝王之业以后，就开始对关外的卫国战争不甚热心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1938年不啻是生死危亡之秋，中原与华中地区，都打得翻天覆地。蒋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也为了应付非常局势，曾命胡宗南两次率部出关作战。与淞沪抗战比较，胡这两次出关作战，都明显地带有消极应付性质。

胡宗南第一次出关，是在1938年春。这一年5月，日军精锐土肥原师团攻陷陇海线上的豫东重镇兰封，随后即长驱西上，直取开封、郑州。蒋此时正在郑州指挥中原战事，故急调胡部第十七军团东出潼关驰援。胡率第一军、第九十军赶到开封，数日激战，伤亡颇大。由于敌增援部队源源而至，蒋先生于危难之中，灵机一动，把中国的老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来一个留头断尾，变成了“兵来水淹”，下令破开黄河花园口，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西进。果然日军攻势受遏，国军安全西撤。可是，豫皖苏三省大片国土尽成泽国，老百姓1000余万人流离失所，淹死、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从此，中国地理上产生了一个新名词：“黄泛区”。

胡宗南第二次出关，是在1938年秋。这一年的9月，中日会战武汉，胡宗南奉命率第十七军团出关，扼守武汉的北大门信阳地区。战斗初期，胡军打得尚好。由于部队伤亡人数高达1.3万人，胡宗南的心情颇感紧张。他这个时候的心态，与一年前的淞沪抗战时期大相径庭。由于关中已有基业，他怕自己辛辛苦苦攒起来的一点本钱，再度丧失，使得关中基业被他人夺走。于是，当日军攻势加强，胡军防线被逐次突破后，胡宗南不顾友军安全，给日军让开南下攻占武汉的大路，擅自率主力西撤桐柏山区。

胡宗南的“信阳一退”，基本上结束了他的抗战历史。在此后7年多的抗战过程中，胡宗南再也没有亲率部队与日军作战，而是专心在关中经营反共大业。同时，由于信阳抗战不力，胡遭到以桂系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攻击，使他在淞沪抗战中建立起来的一点声誉，很快丧失殆尽。

反共专家与红色间谍

对于胡宗南来说，1938年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就是找到了一个“文胆”“陈布雷第二”式的人物：熊向晖。

胡宗南很早以来就在暗中注意研究蒋介石的统治手法。胡宗南深知：蒋之能打天下，不外是靠了黄埔学生这一批猛将；蒋之能坐天下，又不外是靠了浙江籍幕僚及政学系官僚这一批谋臣。其他的自不必说，单是浙江籍幕僚中那位有蒋先生“文胆”之誉的陈布雷，就让胡宗南羡慕不已。在胡宗南认为：陈布雷对蒋先生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为人又淡泊权势，毫无野心。这样的权臣谋士，儒学才子，不但用起来得心顺手，而且留在身边也可以高枕无忧，真是天下少有。自己既要准备继承蒋先生的“大统”，就不能没有这样的“文胆谋臣”襄助。

不过，胡宗南清楚以自己现在的地位，在国民党内尚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增之一个不觉多，减之一个不见少，当然不会有像陈布雷那样名动海内外的新闻界“大腕”自动投靠自己。这样的“文胆”，也只有靠自己多方发现及培养了。于是，多年来胡宗南一直在注意寻觅一位“文胆”式的心腹亲信，然一直未能如愿。正当胡宗南对这件事有点心灰意懒时，一个“文胆”却自己送上门来，这真使胡宗南喜出望外。

事情缘起于胡宗南从淞沪战场西撤潼关途中，突然接到一份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电报，电称有不少进步知识分子踊跃参加该团，自愿到胡的第一军服务。胡见电大喜，当即于途中致电表示欢迎，并派去一位姓陈的亲信赴该团任指导员，一方面对加入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进一步进行考查，一方面则在该团成员中开展对胡宗南的宣传活动。其宣传词不外是：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等等。

胡宗南本人于1937年12月底到达武汉，决定对服务团成员分批“传见”，当面考核，并亲自决定录用事宜。“传见”的方法亦是从蒋先生那里“借用”过来的。具体程序不外是：先由胡手拿被传见人名册，依次点名。对被点到名的人，胡不分男女，一律都称“先生”（这是胡的独创），以示尊敬。按事先的“排练”：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于此举目审视（这是蒋惯用的“目测”方法），然后说“请坐”。接着胡便提出三个或四个问题，由被传见者回答。通过数次一问一答，胡边看边听边思，看完问完想完，大致也就知道了面前这个人的个性志向及道德文章。问话结束，胡宗南就在此人的名下画圈，以示考查成绩。如是寻常之人，则以一个圈表示；如是重点之人，则以两个圈标明；若是重中之重，则非画上三个圈不行。不过，很少有人得到这种“殊荣”。这种“传见”考查方法，在胡那里有个说法，叫“察言观色”。往往一个人，经过胡这么一察一观，终身的走向也就差不多敲定。

胡宗南机要秘书熊向晖

一般来说，这种传见方式，因被传见人在事前都被打过“招呼”，对回答问题的程序，进行过严格规定，大都不会出什么意外。武昌传见，开始时一切也都正常，但在中间却峰回路转，突然冒出一个人，不但使事先规定的“传见”程序被打乱，而且回答的问题，也令胡大出意外。这个人就是一位叫熊汇荃（熊向晖的化名）的年轻大学生。

从一开始，事情就显得颇具戏剧性。当胡宗南喊到熊汇荃的名字时，熊没有按例起立喊“有”，而是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这一别出心裁的举动（大概也有点对胡不敬的味道），顿时引起胡宗南的注意，并使他产生了第一个怪异的感觉。胡于是瞪着眼睛继续问：“贵庚？”“再过三个月零四天满十九周岁。”熊的回答，不但准确到“月”，而且准确到“天”，又是一个别出心裁，这是胡宗南产生的第二个怪异感觉。

胡宗南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于是，胡再问：“为什么到本军来？”对所有这次被传见的成员，这是一个必答题。熊汇荃的回答又让胡宗南吃了一惊，只有四个字：“参加革命。”在当时，“革命”一词，似乎早成了中共的“专利权”。胡宗南一怔之下，接着就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熊镇定自若地回答：“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不可小看！胡宗南在心里暗暗赞叹。这个青年不但研究了国民革命，而且研究了孙中山。况且，在他的眼里，第一军就是代表革命军。参加第一军，就是参加革命。这是胡宗南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不论这个青年居何用心，胡宗南心里总还是高兴的。胡宗南第三次对熊汇荃产生了怪异感觉。

为了进一步考查熊汇荃所说的“革命”到底是什么含义，胡改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考问：“怎样才是革命？”熊向晖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胡当即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熊连珠炮一般回答：“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熊话音刚落，胡突然间加快语气，丝毫不让熊有考虑回旋的余地，急促发问：“对反革命怎么办？”熊果然脱口而出：“杀！”胡心中一愣，盯着熊看了好一会儿，决定不再问下去了。但是，胡在熊的名下却是石破天惊地连画了四个圈，不仅仅是重中之重了。胡决定要深入一步对其进行考查，不过，不是通过集体传见，而是进行个别谈话。

胡宗南其实在传见之前，就已对熊汇荃的一般情况有所了解。知道熊原是清华大学学生，在北平参加过学潮，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这是一个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胡宗南对此是清楚的。不清楚的是，据说，“民先”中有不少共产党人，这位姓熊的到底姓不姓“共”，这是必须弄清楚的。胡宗南的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与不用的界限，关键是要弄清他的底细。经服务团负责人及陈“指导”暗中调查，这位熊先生是位激进学生，但不是共产党。这是他们的结论，并不代表胡的结论。胡历来只相信自己的结论，他要用自己的眼光与思维进行判断。所以，胡还要进行一次个别谈话。

当晚，胡宗南就派侍从副官唐西园接熊到其住处谈话。胡的公开“传见”与个别谈话迥然不同。熊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胡的表情不再矜持，而是相当随和。胡对这次谈话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首先，胡注意用漫谈的方式，于不经意间对熊进行政治盘查。故胡问熊的学历，盛赞熊“17岁进大学了不起”。尔后则看似轻描淡写，实际暗藏杀机地切入正题，诘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熊大义凛然地回答：“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胡对此似乎表示首肯，熊通过第一道关口。

其次，胡开始盘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熊当然知道胡所指何事，当即说明自己曾参加过公开性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其中担任过清华分队的负责人。胡又问：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熊说明：“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胡听到这里，面露喜色，当即称赞熊对“总理遗教”有研究。熊通过第二道关口。

第三，胡再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熊先是一枪晃过，回答：“我不清楚。”接着再说明：“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胡考查到这里，感到满意。熊三关顺利通过。

最后，胡站起来同熊握手，代表第一军，表示对其欢迎。然后话题转到询问熊的家庭情况。胡听说熊父在湖北高等法庭任庭长，当即就要熊写下家庭地址，表示“明天中午我派唐副官坐车去府上，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据说，熊向晖的父亲本来反对其子弃学从军，但自从应邀同胡宗南便餐叙谈后，马上便改变了态度，并告诉熊：“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胡为了考查笼络人才，从暗中派人调查、公开传见、个别谈话，到接见、赐宴家人等，软硬兼施，明暗齐下，各种手段无所不用。胡的心机之深，用人之慎，由此可见一斑。确实，以胡之机警、世故、才华，在国民党内并不多见。不过，无论胡宗南如何绝顶聪明，无比机警，盖世深算，千年老谋，他的这点“手段”若是与他的黄埔老师周恩来交起手来，仍是一败涂地。

就说这个熊向晖吧，虽经胡宗南使尽十八般手段进行考察，才确信是一位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的忠实优秀的青年干才。哪里知道这位“熊先生”偏偏就是周恩来派到胡宗南身边的“空子”，熊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了周恩来的精心设计与策划。结果，周公一击而中，胡很快上当。对于熊向晖其人，他在胡宗南身边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中共领袖毛泽东后来有一个微妙而形象的评价：熊之一人可以顶几个师！

周恩来派来“几个师”

周恩来向胡宗南身边派出“几个师”，这简直让人感到神奇无比，目瞪口呆。若要探个究竟，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早在1936年的北平“一二·九”运动期间，熊向晖就已经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共党组织，其顶头上司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蒋南翔。1937年底，蒋南翔被调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受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蒋南翔在党内的秘密职务是：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及南方局青委书记，全国学联党团书记。这样，熊向晖上级的上级，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与领导人，他造就了一大批星光灿烂的中共情报工作干才。他领导的情报工作，数次把中共中央机关从危亡中挽救出来。如果能把周恩来一生创立并领导情报工作的经验总结出来，那一定是一本全新的“孙子兵法”。

当胡宗南率部向关中“转进”时，周恩来就已经洞察了蒋介石的意图——将以胡宗南所部填补张杨被赶走后关中地区留下的军事与政治空白。今后，中共陕甘宁边区直接面对的敌人，将是比张杨更难对付的中央军嫡系。如何应付这一严峻局面，极善制变机先的周恩来，已经在深谋远虑，精心筹划了。适在此时，周恩来闻讯长沙成立了一个去胡宗南部服务的青年战地服务团，正在招收成员，于是机会来了。周恩来马上指示负责学生运动的蒋南翔，立即从大学生中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服务团，相机打入胡宗南身边或第一军工作。

问题还不在于周恩来的以变应变，善于迅速把握机遇的杰出能力。周恩来的神奇之处，在于他看人的本领，在于他对人的研究与分析，特别是他对国民党上层人物性格、特点与心理的深入了解与精确把握。如果说中国有什么“人学”大师，这个大师就一定是周恩来！如果说中共党内有什么“国民党问题专家”，这个专家也一定是周恩来！我们可以听一听董必武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熊向晖在与胡宗南个别谈话后的当天晚上，从武昌乘渡轮到达汉口，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受组织上的指示。据此，董必武向熊向晖介绍了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及决策过程。董必武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认为：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严重或胡宗南接替亲日派的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胡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的重要支柱等等。董必武的这一段话要是让蒋介石听到，他一定会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人一字不漏地记下，放入胡宗南的档案。想想吧，不要说共产党内了，就是在国民党内，还有谁比周恩来的这个评语更中肯、更准确、更权威地勾画出了胡宗南其人！

如何能将中共秘密党员打入胡部，并且如何能引起胡的重视，受到胡的重用，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于是，周恩来针对胡宗南的这些特点，交代蒋南翔在选择秘密党员时，必须注意掌握这样几条：（1）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胡为人势利，重出身，重门第）；（2）年纪较轻，仪表不俗（胡注重仪表气质，极重第一印象）；（3）公开的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胡在黄埔阵营中，属于主战派）；（4）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胡素以中山先生的信徒自许，不放弃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旗帜）；（5）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胡机警干练，老谋深算，不可不防）。仅从以上几点，就不能不佩服周恩来对胡宗南的研究与了解之深，其中每一条，无不针对胡的心理特点，有的放矢。熊向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蒋南翔选中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分析、设想与判断完全正确。熊向晖立马受到胡宗南的注意与重视，并立即作出了要对其进行“培养”的决定。

周恩来所以要把熊向晖打入到胡宗南身边，是基于他的一项情报战略，即所谓的“闲棋冷子”战略。周公认为国共合作抗日虽然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但蒋介石与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只有未雨绸缪，先走一步，着手下闲棋，布冷子，才能掌握主动。如果闲棋冷子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有利。

据此，周恩来给熊向晖规定了三条铁律，要董必武转告：第一，不要急于找党。今后的联系将由周恩来派人查明胡宗南的驻地，设法联系。这个时间不论多长，都要耐心等待，“要甘心做闲棋冷子”；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最后，董必武告诫熊向晖，他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故与恩来送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周恩来的这一番指教，实在是一篇无与伦比的“用间心法”。熊向晖此行虽然是“单刀赴会”，只身深入虎穴，但他怀揣这样的“宝典”，什么样的事不能对付！从1938年开始，熊向晖只身深入胡营近10年之久，胡宗南及其身边的特务们，无不在暗中监视熊向晖的言行举动。熊若一言不谨，一行不慎，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是，由于熊临行有周恩来的三点铁律，基本上是有惊无险。

胡宗南曾多次设计对熊向晖进行考验。一次，胡宗南暗中设计，由自己的特务头子“制造”一封匿名信，故意拿给熊向晖看，信里检举熊是“匪谍”。一般来说，如果熊此时应对稍有不慎，很有可能铸成大错。但熊牢记周恩来所说的“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的指示，装出一种“士可杀，不可辱”，“合则来，不合则去”的高傲姿态，当场来一个以攻为守，立马把桌子一拍，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在玩特务手段，表示要向胡宗南辞职。这位特务头子马上进行劝阻，表白他是好意，是想让熊知道有人对他进行诬陷，希熊提防着点等等。另有一次，胡只带了两人到西峡口会晤汤恩伯，中途夜宿村塾。熊针对胡的多疑心理，不作声张，独自通宵警戒，结果被胡无意中发现，印象颇深。经胡多年观察考验，才对熊深信不疑。

1938年2月，熊向晖随服务团由武汉转陕西凤翔整训。5月，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熊单独谈话，开始不称熊为“先生”。胡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次日，熊与胡同车去西安，进入第七分校学习，成为一名特许学员。在这里，熊与其他学员一起，集体参加了国民党。10月，胡“传见”熊，赞扬他“已经像个革命军人”。胡问起熊的家庭情况，当他得知熊的父母逃难入川，父亲已失业时，便立即派人安排熊父母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并前去探望，问寒问暖。

胡宗南的这一手不可小看，中国素来是个极重人情的国度，古来就有所谓“结草衔环”等种种“感情效应”的说法。以胡宗南当时的权势，施一些小恩小惠，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在受恩者来说，也许就是贫富、荣辱、生死攸关的人生大事。此等大恩大德，受恩者当然要没齿不忘了。只是，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胡宗南的居心当然是想熊向晖日后能感恩图报，从而取得“高额回报率”。这一点，一般老百姓自然不会去多想，但是，熊向晖是何等人！岂能是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收买！有一句话，叫做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样一来，胡宗南就惨了，他的这几只“甜果子”，不但未能动摇熊向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反而使胡自己产生了一种麻痹效应，以为熊会对他肝脑涂地，衔环结草了。事情正好相反。

1939年3月，熊向晖在军校学习期满，第七分校召开毕业典礼大会，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胡指定熊向晖代表毕业生致词，规定讲词由熊自拟。熊为此讲得慷慨激昂。事后，胡找熊谈话，表示满意，并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熊，委派熊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

熊此时心中的惊喜是可以想见的，然机警无比的熊向晖，却是欲进还退，先与后取，故意表示不敢从命。胡问为什么？熊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的负责人，有‘左’的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会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自信地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从此以后，熊成了胡的亲信助手，胡的重要文电无不经过其手，这对蒋介石与胡宗南精心策划与实施的反共活动来说，不啻是一个天大的嘲讽：由共产党人帮助他们处理反共文电。说句不恰当的比喻：这其中很有点“恭请黄鼠狼看鸡”的味道了！数十年后，曾与熊共过事、任胡宗南驻西安办事处代表张佛千回忆道：“胡宗南十分重视人才，也重视对人才的磨练与驾驭，尤其重视对共党潜伏的防范。因为胡开始西安练兵大业之际，30多位名牌大学的学生适时到达，人人优秀，共产党的熊向晖、陈忠径、申健，国民党的徐先麟、洪同、陈大勋（现在台湾），都是人才。李芳兰（现在美国）也是能力极强的女性。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我绝对不相信，也不会想到他是做情报工作的人。胡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果我是胡，也会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不过，说到底，熊向晖也不是白得胡的反共情报，因为熊还替胡承担着一项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起草讲话稿。胡经常要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据熊自己说：“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胡宗南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陈布雷式的“文胆”人物，周恩来则庆幸党内又出了一位钱壮飞式的孤胆英雄，国共双方都是各得其所。

“为谁辛苦为谁忙”

中日武汉会战之后，胡宗南遇到了麻烦，遭到了一批国民党军界元老的猛烈抨击。原因是胡宗南失守信阳，置第五战区李宗仁所部的侧翼安全于不顾，擅自率部西撤南阳。李宗仁措手不及，被南北两路的日军迅速包抄，形成四面合击的态势，一时形势万分危殆，后不得不指示部队各自行动，多路向西突进，才冲出包围圈，免遭灭顶之灾。事后，李宗仁对此大为光火，大骂胡宗南擅自撤离信阳，致使敌军乘虚南下，严重影响保卫武汉的作战。武汉的失守，胡宗南应负重大责任等。这个罪名是很重的，如果这个指控成立，胡宗南大概只好吃不了兜着走了。据说，李宗仁曾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正式电请军事委员会查办胡宗南。李宗仁既是党国元老，又是军界老资格，他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力都是胡宗南难以望其项背的。由他站出来领衔讨伐胡宗南，胡自然体会到一种强大的压力。直到50年代末，李宗仁先生在美国撰述回忆录，仍然余恨未消地提到这一段过节，斥责胡“不听命令，竟将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我抵樊城后，便呈报中央，要求严惩胡宗南。孰知此电报竟如石沉大海，永无反响。于是，武胜关一带失守的责任问题，亦不了了之。”

如果说桂系“主脑”李宗仁对胡宗南是正面强攻，那么桂系“次脑”白崇禧对胡宗南则是侧面袭击。白崇禧时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到各战区视察讲话的机会是很多的。借此机会，白也就不客气地四处宣扬胡宗南所部的无能，以致种种可笑之处。白说：“胡宗南部队的士兵，看到敌人骑兵尖兵骑着高头大马来了，还以为是自己的长官，向敌人敬礼。”又说：“配给胡宗南的7辆坦克车，见了有利目标也不发射，而让敌人横冲直撞。只是掩护胡宗南向后跑时，才勉强向敌人冲了一下。”白崇禧的这种侧击，自然大都是在非正式场合的闲谈，但是，以他的身份说出来，当有不同寻常的威力。可恨的是，面对这种空穴来风，胡宗南却是无法应战。只能是听之任之，任其蔓延。

不但是桂系领袖大肆讨伐胡宗南，其时，在武汉会战中负有指挥责任的武汉卫戍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及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等军界老资格，一致指斥胡宗南。一次，何应钦、李宗仁与程潜三上将在南阳商讨武汉失陷后的作战方针时，于漫谈中一致认为：在黄埔将领中，“胡不如宋（希濂）”。可见，当时的情况的确是对胡十分不利。

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农业专科学校召开军事会议，出席对象为长江以北各战区军长以上高级将领。胡宗南揣测自己在这次会议上，不免又要受到来自桂系等军界元老们的攻击，内心十分恐惧。会前，胡宗南与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同乘一辆专列，冒雪前往武功。在专列包厢中，一向喜欢高谈阔论的胡宗南此时一反常态，变得精神抑郁，心事重重。突然间，胡宗南对宋说：“老宋，我不干了！这次到武功，我要向校长请求辞职。”宋大为惊讶，急问何故？胡气愤地说：“桂系捣乱，他们控告我，我不能使校长为难。”

果然，胡在武功会议期间，向蒋提出了辞职请求。出乎胡的意料，他的请求不但未获批准，反而被进一步赋予重任，蒋要他担负在关中地区限制中共发展的反共大业。关于这次蒋胡会谈的情况，胡曾向宋希濂作了部分披露。武功会议之后，胡在西安东仓巷一号寓所单独约请宋希濂吃晚饭。饭后，胡宗南对宋希濂说：“这次在武功，我曾向校长请求辞职，校长坚持不允，说一切事由大本营（即军委会）替你负责，你不必顾虑。”

说到这里，胡的情绪变得特别激动，突然站起来，将两手插在裤袋里，在室内走来走去。忽然他停住脚步，仰面对宋说：“校长对我有很重要的指示。”宋马上以惊奇的目光注视胡宗南，并追问：“有什么重要的指示？”胡犹豫了一下，不肯直接回答宋的问话，却突然间走上来用手拍着宋的肩膀说：“老宋，我国有句成语，‘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年多的仗，中央的部队牺牲是这样大，但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扩充势力，它们的军事力量，不仅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发展到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等地。他们政治的渗入更是厉害，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也是大力发展组织，大量吸收青年到陕北去。”胡越说越激动，并用右手紧握着拳头击着左手掌，斩钉截铁地说，“这样下去，我们不是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会亡于共产党。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共产党的发展”。

武功会议，对于胡宗南个人的发展来说，是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蒋介石确立了把胡宗南培养成为限制中共发展的主要战略力量的构想。武功会议之前，胡宗南本来已有接受处分甚至辞职的心理准备，岂知会议期间不降反升。蒋利用撤销军团与旅两级指挥机构的机会，提出擢升胡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也表示这样做将更遭外界物议，故向蒋建议可由蒋鼎文挂名兼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以副总司令代行正职，过一段时间再转正，蒋表示同意。结果，胡宗南又一次成为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出任集团军总司令一职的高级将领。自师长、军长、军团长之后，这是胡宗南第四次在升迁方面领先于其他黄埔学生。

武功会议之后，国民党接着就于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针，表明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出现重大倒退。由于国民党的“八字”反共方针得到中央全会的确认，作为贯彻并实施这个“八字”反共方针的一个中心环节，胡宗南的军事力量自然受到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瞩目与推重，这对于胡宗南能够在关中地区迅速坐大，并且成为威镇西北陕、甘、宁、青、新数省的西北王，至关重大。

胡宗南根据武功会议及五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很快在关中地区调整政策，加紧反共部署，归纳起来，可称之为反共九策：一是在西北地区设关立卡，拦截奔赴延安抗日的知识青年，并将他们投入法西斯集中营、西北劳动营（原战干第四团），进行所谓“政治感化”和“政治训练”；二是建成了一条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线，长达1300余里；三是在紧靠陕甘宁边区的耀县与大荔行政专区，以组训民众为名，加强法西斯统治，并保荐原复兴社高干梁干乔与蒋坚忍为这两个专区的专员。另保荐大批行政人员进入陕、甘两省任职，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诸如胡受谦任天水区行政专员，胡公冕任岷县区行政专员，赵龙文任甘肃省政府民政厅长等；四是与戴笠的军统密切配合，加强特务活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逮捕并迫害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宣侠父，就是在这一段时期里被西安的军统特务杀害）；五是保荐自己的亲信人物掌握并控制陕、甘等省的三青团组织，对青年学生进行分化、拉拢、收买活动，向他们灌输反共思想；六是分期分批派出手下的亲信大将，到江苏、浙江、山东、豫东、皖北一带，大量招收沦陷区青年到西安接受反共训练，然后再派他们回去，专与共产党闹摩擦；七是积极拉拢陕北榆林地区的邓宝珊部，派黄埔一期的董钊为邓部副总司令，派亲信傅云为榆林专区专员，力图从南北两面夹击陕甘宁边区；八是派何文鼎师、白海风骑兵师进驻内蒙古，打击中共在内蒙古地区的发展等；九是不断派出军事力量进攻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事件。仅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间，就先后发生了“第一次陇东事件”“旬邑事件”等各种反共摩擦和军事挑衅事件达150余起。

因胡宗南反共有功，蒋介石决定替胡宗南摘掉“代理”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帽子，正式调升胡为总司令，所属部队，也由三个军发展到6个军。胡的任职命令发表后，蒋召胡宗南赴重庆述职，了解并垂询中共势力在陕、甘一带活动的情况。胡从重庆回西安的第二天晚上，即单独约宋希濂到寓所吃饭（宋此时由胡保荐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透露这次赴重庆谒蒋情况。

胡宗南的神情显得非常亢奋，一开始便得意洋洋地告诉宋希濂：“过去见老先生，总是他问什么答什么，然后听他指示几句就算了，这次完全不同。这次我向他汇报情况，并陈述自己的意见，老先生是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倾听我的话，足足谈了两个钟头。”

说到这里，胡宗南随即站了起来，两手互抱，昂着头，有力地说：“我们这次谈的，真是关系着党国存亡的大事。”宋即问：“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胡坦然直陈：“今日本党的真正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才是心腹的大患。国际形势一天一天在变化，日本人要对付俄国，又要对付英美，它不能再有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所以日本人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但共产党却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过去在江西、湖北一带，我们和他们打了七八年，消灭不了他们。现在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整个华北地区。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三年，我们想维持这个局面都不可能了。”

胡宗南接着深为感慨与愤激地说：“老宋，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区域里限制他们的活动。”随即，胡宗南义无反顾地说：“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争沦陷区。”胡宗南的这一次重庆之行，犹如被蒋先生注射了一剂反共的强心针。

胡宗南以反共而日益见重于蒋，即使在国民党阵营中，也引起了一些抗战军人的不满。负责长江以北作战的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即主张国共之间应一致团结抗日。天水行营参谋晏勋甫更是对宋希濂大发牢骚，公开对胡宗南发泄不满：“宗南以委员长长子的身份在这里把持一切，叫我们有什么办法？军队不听调遣，天天和共产党闹摩擦，这算个什么名堂！现在举国一致抗日的时候，无论怎样，共产党也绝不会派兵打到西安来，宗南把重兵摆在对延安的封锁线上，却不肯调去抗日，这怎能说得过去呢？”结果，天水行营因不能很好配合胡宗南反共，双方产生矛盾，结局是天水行营撤销。

天水行营的下场不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处境也不佳。1941年5月，中共领袖毛泽东与朱德致电卫立煌，建议国共两党两军进一步密切合作，并就此进行会谈。卫立煌对此极感兴趣，并主动拉胡宗南一起参加会谈。卫并对胡说，如委座准许他与中共会谈，相信有八分把握等。胡据此向蒋密报，认为卫颇对毛电所惑，此事引起蒋的警戒，当即下令禁止卫再与中共接触。这一年12月间，卫立煌在洛阳召集军事会议，胡宗南奉蒋命出席。会上，卫主张对参加抗日的国共军队，在经费、弹药、器材等供应上应取公平态度，胡宗南对此极力表示反对。会后，胡离开洛阳，车过陕境时，立给蒋发电一封，报告会议情况，对卫的“资共”行动进行攻击。蒋接电大怒，立下手令将卫立煌与时任西安办公厅主任的蒋鼎文对调。

胡宗南对中共及抗日的立场，中共也极为关注，并通过打入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及时了解胡的政治态度。初期熊还认为：“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此人可能成为‘夏伯阳式的人物’我希望党尽快派人同我联系。”不久，熊向晖就开始失望，并说：“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

从武功走向王座

严格地说，胡宗南之成为蒋介石的宠儿，是自1938年12月的武功会议开始。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蒋介石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要把胡宗南所部培养成在西北地区抗衡中共武装的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部队。换句话说，蒋介石是采取“养胡制共”的策略，把胡宗南培养成中共的克星。也正是有了这个考虑，胡宗南才能于短短几年间，由第十七军团初期的一个军，迅速发展成一支拥有6个集团军、数十万兵员的庞大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这支国民党内最庞大的军事集团，从人事到经理等各个方面，都赋予胡宗南不可想象的最大特权。对于这样一个特权，蒋介石自黄埔建军以来，可以说是从未赋予任何人，即便是另一个宠儿陈诚，也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对于这支部队，是完全可以“胡家军”三个字来称呼的。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胡宗南的信任之专与宠爱之深。

实际上可以这样说，胡宗南能够在西北地区迅速崛起，并非他有什么特殊军事才能，也并不完全因为他是浙江籍的黄埔学生，胡的火箭般的崛起，关键在于中共军事力量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在于蒋“养胡制共”的需要。没有这样一个“对立面”，无论胡宗南有什么异才，也无论胡宗南多么服从与听话（听话的将领多的是），以蒋的猜忌多疑的个性，他不会这样高度放心地把军权交到胡宗南手里。从这种意义上说，胡宗南也许要感谢共产党，正是中共军事力量在敌后地区的日益发展，给胡宗南坐大关中及西北地区，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要说蒋介石这个人一生中有什么化解不了的仇恨，也就是他对共产党的刻骨铭心之仇。这实在有点不可理喻，让人看起来好像蒋先生是个苦大仇深的苦主，不知道受了中共多深的打击和迫害。事实上，正是他从共产党人的帮助中，取得东征北伐的胜利，从而使得他能够博取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骗，上了他的“大穷”当，无数共产党人死在他的屠刀下。真正的苦大仇深，是中国共产党人。西安事变之后，蒋先生在张学良那黑洞洞、阴森森的枪口之下，总算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形成了举国一致抗战的有利局面，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在日寇以雄狮搏兔之力的打击下，顽强地进行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不屈抵抗，终使暴日所谓“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迷梦破产，长期抗战的局面得以形成。

但是，武汉会战之后，蒋介石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吃了亏了。原因是自从中日全面开战以来，在先后进行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受到了惨重打击，损失精锐之师几有近百万之众。

蒋介石出身于盐商之家，早年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混了一段时间，素来具有商人的精明与算计。本来，对于国共合作抗战一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自己已被张杨绑为人质，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苛刻”的条件；另一方面又想：既然“剿共”一路不通，不如另走一路，索性像商人投机与炒股一样，再搏它一记。这一记便是通过国共合作抗战，驱日、共火并，借日人之手“剿共”。恰如卞庄子刺虎：两虎相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哪里知道现在的结果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蒋介石是从来不肯吃亏的，他想：大家都是一样抗战，凭什么让我们国军一败再败，你们共军却在那里不断坐大？既然我做了蚀本生意，我也不能让你们轻易发财！用今天的眼光来考证，蒋介石患的也是一种“红眼病”。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动机，蒋介石决定要在大西北地区保留并培养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部队，一方面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发展进行必要的抑制，一方面则准备在战后运用它与共产党争夺天下。

问题是，选择谁来掌握并运用这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部队？换句话说，由谁来当这支反共大军的统帅？没有上将级军阶与赫赫威权当然不行；不具有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与全局战略观念的庸才，同样不行；缺乏政治头脑与策略手腕，只会一味打仗的传统丘八，也是不行的；如果是个人才，在各方面都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帅才，亦不行；若是此人具有亲共或容共倾向，则更加不行；此人虽然反共，但是对自己不忠不爱，有二心之嫌，尤其不行，等等，这不行，那不行，如此想来想去，蒋几乎把国民党军界的上将军阶都过滤了一遍，一时竟遍寻不得，彷徨难决。

蒋介石深叹国民党内这样的“全才”与“完人”实在是太少了。比如，那个天水行营主任程潜，湘军老将，资格与军阶当然都是没有话说的，唯其“老”得嚼不动了，如何能够驾驭？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桂军主帅，政治头脑与军事才干都属一流，唯其太强，各方面都与蒋不相上下，怎能让蒋放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是一员难得的战将，可是有情报说此人有容共倾向，怎好让他统领反共大军？军界元老何应钦，反共是没得话说的，但此人有二心之嫌，如何能用？陈诚稳重实干，刚直不阿，勇气与忠心无可多虑，唯其权变手腕不够，亦难以担当如此大任。

既然上将军阶不够，只有中将来凑了。好在国民党的中将又多又滥，其中亦不乏一两个有点真才实学的。其他人不必说，中将胡宗南的名声之大，就远在一些上将之上，大可以说是遐迩闻名了。蒋想：此人生于浙东，出身黄埔，同乡加同学，对我的忠心不需要再考验了；多年来，此人独率一师，在条件恶劣的大西北地区与红军反复周旋，功勋卓著，其反共的意志当然也是没得话说的；在北伐与“剿共”军事中，很是打了不少硬仗与大仗，军事才干也是有的；巴山一电，贡献进军西北之策，战略眼光堪称一流；难得的是，这个人的政治头脑与策略手腕，在黄埔学生中也可以说是无人能及。所缺者，唯资格不够耳！不过，退一步想，唯其资格不够，难孚众望，且事权越大，地位越高，越成众矢之的，这就在无形中给他培养出一个强大的对立面，可以抑制他的野心和权势，以防他有尾大不掉之嫌。

蒋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对胡宗南破格重用，把他培养成威镇西北一方的封疆大吏。因其资格不够，蒋要对他超升，不得不耍几个花枪，预先采取一些变通或过渡措施，以避开舆论的攻击。在提升胡出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之前，不得不先以副总司令过渡，这便是“变通”之一。其实，胡宗南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开始，国民党军界的一切常规都被打破。姑且不说他当兵一年（从入黄埔开始计）当营长、两年当团长、四年当师长的经历了；从当第一师师长开始，他的升迁总比别人快一个，甚至几个节拍；他的超级第一师的配备，他以师长一职竟能指挥四五个师的部队，他的军团长一职完全是因人设事等等，都不去说了；只说这一个第三十四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就当得与众不同。

一般来说，按照国民党军队编制，副职是不设置参谋幕僚机构的。但是胡宗南的此“副”非彼副，他是挂副职之名，坐正职之实。真正的正职蒋鼎文反倒成了徒有虚名的“伴食宰相”，不但没有总司令的参谋幕僚机构，甚至不能调动第三十四集团军的一兵一卒。蒋鼎文对此深感失落，并在刘峙面前大发牢骚，恨恨地说：“胡宗南虽然见面时老师长老师短，但背地里尽搞鬼把戏，不要说让胡宗南服从我们，就是我们想服从他，也摸不清他鬼头鬼脑的意图，真伤脑筋。”蒋鼎文被称为蒋介石亲信将领中的“八大金刚”之一，素有“飞将军”之誉；“西安事变”中，又因替蒋介石到南京跑腿送信，为西安和谈的成功，立有新功，更得蒋介石的信任。此时，蒋鼎文一身兼领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与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可是他竟然向刘峙如此大叹苦经，可见他这个第34集团军的总司令实在是徒有虚名，在胡宗南那里不值一个铜板。好在蒋鼎文在黄埔时期当过胡宗南的教官，凭着这点老资格，多少还能得到一个“老师长老师短”的浮名，聊以自慰。

1939年8月，胡宗南终被蒋介石“扶正”，当上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此时，蒋介石深感只凭胡宗南的一个集团军，仍不能起到反共战略大军的作用，要想超升他当战区司令长官，资望相去又太远。本来当一名集团军总司令，已属勉强。于是，蒋再来一次故伎重演，以“副帅”之名，坐正帅之实，调升胡宗南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原第十战区撤销）。战区司令长官为朱绍良，长官司令部设在兰州。第八战区下设两个副司令长官部：一为傅作义的副长官部，设在绥远，代号为“绥”；一为胡宗南的副长官部，设在西安，代号为“秦”。除此以外，另外还有两个未设副长官部的副司令长官，一为“宁马”马鸿逵（1939年任），一为新疆军阀盛世才（1943年兼）。这样，第八战区可以说是“一国五公”，政出多门，而其中势力最大的，还算是胡宗南。因他的部队分布陕西、甘肃两省，其势力向西渗入新疆，“宁马”马鸿逵与“青马”马步芳的部队，虽然不隶属于胡，但亦受其挟制。而真正的司令长官朱绍良，也只是一名位高权不重的傀儡而已。

满朝侧目胡宗南

蒋介石为了贯彻他的“养胡制共”的反共战略构想，不得不一再打破军界常规，对胡宗南一再超升。其升迁之快，不但局外人感到不可思议，就是胡宗南自己有时也感到出乎意料。当然，所谓“养胡制共”的战略构想，如果是躲在密室里说说，自然是可以的，但在公开的场合则万万讲不得的，即便是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参加的武功会议上，蒋介石也不好明明白白地给大家一个说法。原因是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战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不提抗日雪耻，驱逐倭寇，却在背后谋划反共，与汉奸何异。再说，即使是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将领，内心亦会不服。他们认为既然是选拔一位反共战略大军的统帅，凭什么胡宗南当得，我便当不得。

大家都有这种想法，这种事就有点难办了。于是，胡宗南无功加冕，一路飙升，在国民党军界政界都引起一致非议与责难，甚至到了朝野侧目，内外交攻的境地。各方面的舆论认为：蒋先生如此将满朝恩宠施于一人，何以服众。

对于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同样是出自黄埔门下的宋希濂就有个说法：“自北伐到抗日战争的初期，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人事上的升迁调补，基本上还是相当平衡的，即是说，除了极其个别的外，所有升调起来的人，一般都是基于他的战功和在部队有相当时期的作战和带兵经验。及到抗日战争中期，这种平衡就打破了。蒋介石师心自用，他害怕这些日益扩展起来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权过大，会对他不忠诚，于是他就开始把兵权寄托在他认为对他最忠诚可靠的几个浙江人身上，这就是陈诚和胡宗南，其次是汤恩伯。”宋希濂是湖南人，自然不属于蒋介石划定的“最忠诚可靠”的浙江人小圈子。其实，有这种想法的黄埔学生不止宋希濂一个，可以说在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是相当普遍的。

宋希濂这类人的不满情绪，其实只是出于非浙江籍黄埔将领的心理不平衡而已。即以宋希濂本人来说，他的升迁也还算是相当快的。再说，宋希濂与胡宗南的私交不错（胡与绝大多数黄埔一、二期学生的关系都是不错的），甚至在胡宗南被“扶正”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后，保荐他出任副总司令。因此，宋希濂的不满，主要不是针对胡宗南，而是对蒋校长施恩不均的不满。老话说：水不平则流，物不平则倾，气不平则鸣，此之谓也。

撇开宋希濂这一类人不谈，另一个湖南籍黄埔将领黄杰的不满情绪，情形则要复杂得多，黄是在自己倒霉期间，又受到胡的冷遇与排斥后，从而对胡产生了一种怨恨心理。据黄杰自己说，同样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根据从前的升官惯例，是胡宗南第一，黄杰第二。排出这样一个顺序，根据是什么呢？查一查胡、黄升官时间表，也许多少能说明这一点。比如，胡于1931年初（也有说是1930年底）被正式任命为陆军第一师中将师长，黄则是于1932年3月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师中将师长。胡于1936年4月被任命为陆军第一军中将军长，黄亦于1936年春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相当于军长）。淞沪抗战期间，黄又被任命为陆军第八军中将军长兼税警总团长。这个时候，胡当上了军团长，黄自认为坐二望一，下面该轮到自己了。甚至在私下里请人打听洛阳军分校的军官中，有没有能当好幕僚的，以便于搜罗。

黄的这种心态，其实也稀松平常。高官人人能做，胡能做得，黄便做不得。况且，“第一”是胡宗南的，黄并不想去争，争的只是一个“第二”而已。要说这是野心，也只能说是“第二野心”。不过，黄这样想，胡不这样想。黄的“第二”升迁速度，已经使胡宗南的“第一”升迁速度感受到一种威胁。更何况黄杰曾率部参加长城南天门、古北口抗战，因功被国民党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这使胡宗南当时极为羡慕与嫉妒，在资本上也自感比黄杰逊了一筹。有了这个戒心，胡不得不对黄处处提防一手，生怕黄不定什么时候来一个青云直上，跑到自己前头，抢去“第一”的桂冠。正因为这样，胡、黄之间桌面上仍然是你好我好哥俩好，而桌子底下双方早是你踩我，我踩你。尤其是胡宗南，可以说是防黄之心到了“甚于防川”的境地。

胡宗南终于等到了一个打击黄杰的机会。1938年5月，黄杰率部参加兰封抗战时，因归德失守，被撤销军长职务。黄杰初期尚表示乐观，认为自抗战以来，失守防地的将领多得很，这其中虽不乏撤职查办的，但大都只是调动一下工作而已，不要说异地做官了，异地升官的也不少见。况且凭自己与胡宗南的交情，可以请胡向蒋先生说一说情，大抵可以没事。而且胡宗南正处于扩充部队时期，由胡给他重新编军，估计也不会有多大问题。

哪里知道黄杰到西安找到胡宗南后，恰似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请胡向蒋说情一事自然是“马尾提豆腐，提不得了”，就连对他表示安慰一下的待遇也未得到，简直是自取其辱。胡不但对黄表现得十分的冷淡，甚至摆出一副长官的架势，责备黄既不坚守归德，又没有在战斗期间经常向他报告战况，甚至连电台都很少与西安联系等等。胡的这顿没头没脑的训斥，把个黄杰气得要死，从此总算知道了胡宗南的厉害。黄在西安期间不得要领，只得收拾行装，到达汉口，进了陆军监狱。后得汤恩伯出手相援，由汤主动承担责任，黄蹲了半个月的大牢，始被放出，到成都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去了。自此以后，胡的“第一”宝座总算坐稳，再也没有一个实力强大的“第二”，能够对他构成“坐二望一”的威胁了。

在湖南籍的黄埔学生中，对蒋介石如此宠爱胡宗南最为愤懑与失望的要算是贺衷寒了。1941年，原复兴社大将萧作霖在胡宗南的西北地区混了几年，自感不甚得意，调到重庆后又被投闲弃散，无所事事，与同样被弃置闲居的贺衷寒有了共同语言。一次，两个人在贺的李子坝住处喝酒吃腊狗腿，竟来了个酒后吐真言。萧大骂蒋介石昏暴，贺则表示不敢苟同，认为“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接下来，贺衷寒从地缘统治术的角度，深刻揭示了蒋先生的政治驾驭术的核心秘诀“三三制”，即：抓政权的核心是抓军队、抓特务和抓财政三个方面。每个方面又注意培养三种力量相互牵制，诸如：财政是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氏兄弟，特务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军队则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在这三个方面九大力量中，除孔宋是至亲外，其余都是浙籍。因此，贺衷寒的结论是：胡宗南等人之得宠，是蒋先生基于“三三制”统驭术的需要。并说蒋“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

在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中，比宋、黄、贺等人更强烈地表达对胡不满的人，大有人在，陈诚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陈诚其实和胡宗南一样，也是蒋介石的一个宠儿。若是就陈诚与胡宗南的关系来说，简而言之，也就是“死对头”三个字！不过，由于陈得宠于先，胡得宠于后，陈感受到了胡的威胁，正像胡曾经感受到黄杰的威胁一样。但是，心高气傲的陈诚，却从来不肯把胡宗南当成自己的对手，一副坦然与满不在乎的神态。事实上，陈也是从骨子里看不起胡宗南的。陈的观点是：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不过靠机缘时会，把军队摆在反共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罢了。至于陈诚与胡宗南咬斗，尚是几年以后的事情。

六、声威赫赫西北王

“陕甘总督”

为了使胡宗南能与中共进行较量，蒋介石在胡宗南就任第三十四集团军代总司令之初，就已授意军委会下令，凡驻在陕西、甘肃两省及豫西的部队，大都被编入第三十四集团军的战斗序列，或者明令归胡宗南督训。就连驻在豫西的军委会战略总预备队第七十一军宋希濂部，亦奉命受胡宗南督训。但是，这些举措对胡宗南来说，并不觉得有多大的满足，胡心里整天揣摩着，怎样对一些被编入第三十四集团军的杂牌军进行彻底改造，使他们真正成为“胡家军”。

胡宗南决定第一步先从陶峙岳的第七十六军下手。陶峙岳是湘军老将，第七十六军也是湘军的老底子。在国民党的杂牌军中，湘军算得上是对蒋忠心耿耿的。以第七十六军来说，自北伐以来，可以说是无役不从，一贯忠顺。可是，忠顺归忠顺，总归不属于蒋的嫡系部队。按中国人的老例，提到“血统”二字，最是讲究纯正。若非亲生，便是杂种！这个第七十六军固然对蒋家效尽犬马之劳，但是，从它的出身来说，便在血统上吃了亏。

第七十六军被编入第三十四集团军战斗序列后，胡宗南一个报告送上去，军委会照准：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与第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对调。从表面上看，陶峙岳长“天下第一军”，胡宗南把自己起家的老本都交给陶峙岳经营，不能不说是对陶的信任。可是若非至愚至蠢，只要是对第一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胡宗南耍的一个障眼法而已。以陶峙岳的话说：“李掌第七十六军，我掌第一军。这样一来，七十六军成了他的，第一军还是他的。”结果，陶峙岳老而知趣，赤手空拳地走马上任。到了第一军以后，也只是从李铁军手里接收了关防，其余的一无所有。陶在这里一无后台，二无班底，“光棍”一条，如何能打得天下？只得识相，来个以诚待人，祈求“理解万岁”，总算没有弄到被胡手下的那些骄兵悍将们轰走的地步。陶峙岳在第一军固然如履薄冰，小心谨慎，但时间一长，胡宗南还是不能放心，干脆来个明升暗降，向蒋保荐陶为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终日闲居西安，连胡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也没有去，而第一军军长则另保荐他的心腹将领丁德隆接任，胡从此才算安心。

陶掌第一军，等于是在做小媳妇；李掌第七十六军，恰如在做当家公婆，情形正好相反。李铁军上任伊始，便立即秉承胡宗南的旨意，对第七十六军进行改造，用一句流行语来形容，就叫做：“吐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具体的改造政策便是：对第七十六军的大批干部（二氧化碳），分期分批地或资遣，或调动，或受训等等，总之，请他们卷起铺盖走路。然后将第一军的大批“新鲜空气”补充进去。不到一年时间，第七十六军便完全第一军化了。

杂牌军出身不好，被胡宗南吃掉，自然是命该如此，无话可说。可是，即便跻身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一旦到了倒霉背运的时候，胡宗南也是毫不留情予以兼并。其办法不外是：先将这些部队的师长、副师长、团长、副团长、营长等中上层军官，分期分批送到第七分校轮训，美其名曰：“深造。”一段时间之后，便被分派到其他部队或其他训练机构工作，这些人原先的职务也早已被胡的亲信接替。任何部队，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之后，自然成了“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老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胡宗南为了扩充势力，就连兔子的这点气度和肚量也没有。黄埔一期同学宋希濂，多年来被胡宗南引为知己，双方都推许彼此的友谊是“高山流水”。照此来看，说宋希濂所部是长在“兔子”胡宗南窝边的“一片青草”，大概总不为过。岂知胡根本无视兔子的这一条“窝边草原则”。本来，按军委会指令，第七十一军只是暂归胡宗南督训，并不归他指挥。但是，胡并不作如此想，既然归我督训，就适用于“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一条扩张原则。其时，适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钟彬调任洛阳第一分校主任，宋希濂一个疏忽，被胡宗南抢先一步，保举第七分校教育处长杨彬接任第八十八师师长。偏偏这位老兄不学无术，性情乖张，喜怒无常，到职半年，竟闹出了许多笑话，为官兵们所耻笑。宋希濂是个“有心人”，先派人将杨彬的种种劣行搜集起来，然后亲带这本“黑材料”向胡宗南摊牌。胡被宋的这一手弄得很不好意思，只得检讨自己没有知人之明，并向宋解释说，杨彬是经一个朋友介绍来的，以前并不认识。几天后，胡将杨他调，由宋另保人接充第八十八师师长，总算将这件事摆平。

胡宗南利用“白吃白”“白吃黑”“黑吃黑”种种手段，使得他的部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1939年1月到1942年7月，是胡宗南的势力在大西北地区像吹气球一样膨胀的时期。尤其是胡宗南于1942年7月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所部由一个集团军扩编为三个集团军，其速度简直像原子裂变。最多的时候，胡的战区副长官部指挥六个集团军之多，划入的部队计有25个军、计45万兵力的庞大军队；加上长官部直属的炮兵团、工兵团、汽车兵团、装甲团、通讯兵团、警卫团，以及第七分校、骑兵学校、特种兵联合分校、军医学校、警官学校、战干第四团、劳动营、陆大西北参训班、将校训练班、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北干部训练班、中美特工训练班等等，人数多达六七十万，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力量最为庞大的势力集团，是国民党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观。至于以军委会名义在西北地区设立的各种训练机构，无不受其节制，其势力范围除陕甘宁边区外，囊括大西北陕、甘、宁、青四省，伸入河南、晋东南地区，甚至达于新疆。其势力范围之广、军权之大、威权之重，甚至超过了清末有西北王之誉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中国近代史上所仅见。

如此庞大的兵力，其后勤军需补给数量之大自不待言。为此，经蒋批准，军委会在西安设有西北军需局，专为胡军服务。后来更扩充为第七补给区，由胡宗南保荐他的小同乡程开椿出任司令。除此以外，另有一个第八补给区司令部设在兰州，实际上其主要任务也是为胡军服务。一支部队，由两个补给区同时为其服务，在国民党军事史上绝无仅有。为了加强胡军的反共战力，蒋指令对于武器弹药及各种军需物资，都要优先供应胡军。据说，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以上。胡宗南在宝鸡还开设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补给仓库，仓库主任亦是由胡宗南推荐他的小同乡周世承出任。结果，周世承“靠库吃库”，竟办起了私人澡堂、旅馆等企业，人称“宝鸡王”。

胡军粮秣被服等均由蒋指令胡就地补给。关中八百里秦川，本是著名粮区，盛产小麦、棉花等，故胡军这方面的补给十分充裕。铜川、耀县、白水一带有丰富的煤矿藏，也使胡军的燃料无虞。西北地区本产骡马，各军牧场的马匹，无不优先满足胡军征用。陕西、甘肃及河南、四川等省的兵员充足，也保证了胡军的兵员来源。为了能够使陕西省政府更好地为胡军服务，蒋介石恩准上至两任省政府主席祝绍周、董钊，下至一些主要行政区的专员，都由胡一手保荐。蒋对胡信任之专、畀予军权之大，均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蒋介石为了表示对胡宗南的特别宠信，还作出了一个令其他亲信将领们垂涎欲滴的重大决定：把刚从美国装甲兵学校学成归国的小王子蒋纬国，送到胡宗南的第1军工作，这对于胡宗南来说，确是不世殊荣。若按过去封建王朝的传统，胡宗南的身份就是太子太傅了。于是，胡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把小蒋送往潼关军中，摆在抗战的第一线，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而胡宗南为了保护小王子的安全，特意关照戴笠选派军统特务中的武功高手，随小蒋在军中服务，负责保护小蒋的安全，同时于暗中监视并掌握小蒋的行踪。

蒋纬国是遍学德、美的世界级“大军事家”，肚皮中到底有多少文韬武略，人们一时难以领略。不过，素有“风流王子”之誉的小蒋，在其放荡不羁的生活习性中，历来是不惯清规戒律和清苦生活的。为此，蒋纬国每每在潼关军中熬过一段时期单调、枯燥、乏味的生活后，总要到西安放松一下，对“苍白”了的感情进行调剂。胡宗南对于这样一位军中的“特殊人物”有时也颇感为难，既要处处对他加以笼络，能让他玩得开心、舒畅，又不能因拈花惹草而弄出沸沸扬扬的飞短流长来，有损蒋介石的“声誉”。于是，胡宗南不得已，只好将自己在西安东仓巷一号官邸的办公室与书房腾出来，让给小蒋作为在西安居留的“行宫”，以便于加以照拂或掌握。在这里，小蒋出于感情“丰满”的需要，常常带回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子在官邸内放唱片，唱歌跳舞，往往是通宵达旦地闹腾，吵得胡宗南心烦意乱，无法办公。有时实在无法清静，胡只好退避三舍，或到下马陵公馆，或到小雁塔司令部，或到兴隆岭别墅，或到常宁宫等等。眼不见，心不烦，图个一时安静。好在胡宗南狡兔三窟，公馆甚多。

为了讨老头子之好，也为了负一点“太子太傅”的责任，胡不时督促小蒋研读《中庸》《大学》《曾胡治兵语录》《孙子兵法》等书籍，并教他写下学习心得，定期寄给老蒋批改。老蒋见纬儿在胡宗南处循规蹈矩，学业精进，深为满意。每到逢年过节，胡宗南更是不忘督促小蒋打长途电话到重庆，给老爸蒋介石、老妈宋美龄，或拜年，或问安，以讨得他们的欢心。蒋介石与蒋夫人见纬儿颇懂“孝上之道”，忠孝得以两全，亦感到胡宗南管教有方。

胡宗南对蒋氏家族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促成并帮助蒋纬国选“妃”。“王妃”石静宜，其父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资本家、西安大华纱厂总经理石凤翔。石静宜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气质高雅，风华绝代。据说，蒋纬国最初是在火车上相识千金小姐石静宜的，一见之下，即为之倾倒。从此便有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相思之苦。胡宗南据此派人进行调查，亦认为蒋纬国固为“王子”之身，贵不可言；但石静宜确为“千金”之体，富可敌国。男尊女贵，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佳偶天成。于是，报经蒋介石恩准后，便派人出面牵线，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蒋介石龙颜大悦，亲下手谕，恩准婚礼于1944年11月举行。

使胡宗南感激涕零而又诚惶诚恐的，是蒋介石竟将替“王子”完婚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他去操办，婚礼大典一并在西安举行。蒋另派戴笠作为自己的特使，由重庆飞西安协助；派蒋经国作为家族代表，携妻挈子，全家飞赴西安出席纬国的婚礼大典。胡宗南当即召集手下的一批高参决策、筹划，如何将这件“党国”的大事，办得既隆重得体，以不致使蒋“丢分”；又要能办得“刀切豆腐两面光”，不致引起朝野非议。其时尚在抗战时期，蒋介石素来强调要体念时艰国难，一切均须从简，岂可莺歌燕舞，一片升平景象。经胡宗南一番策划，少不得由自己多作点贡献，腾出下马陵公馆，布置成蒋纬国的新房。另将兴隆岭别墅装饰一新，作为举行结婚大典的地点。这一天，胡宗南亲率蒋介石的特使戴笠、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省参议会参议长王宗山、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等一干党政军大员，向蒋纬国、石静宜一对新人恭贺祝福。新郎及新娘亦向主婚人胡宗南鞠躬行礼。胡宗南满面春风，一脸喜色，踌躇满志至极。

事实上，胡宗南是有理由兴奋的。在民国历史上的文武大臣中，谁有资格为民国大帝蒋介石的“王子”单独举办过完婚大典，唯有胡宗南一人而已。仅此一点，就可以知道胡宗南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了。果然，2个月后（1945年1月），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又隔了6个月（同年7月），胡宗南正式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又隔了3个月（同年10月），胡宗南被授予上将衔。从师长（指中央军嫡系）、军长、军团长，一直到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胡宗南已经是7次打破黄埔学生升职的纪录。至于中将加上将衔，不但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人，而且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也没有一个黄埔学生能够打破这一纪录。

军中尽是“黄马褂”

许多国民党权要终了都没有闹明白（包括许多黄埔学生也是如此），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期，为什么那样鬼迷心窍地相信胡宗南。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把他对黄埔学生的全部恩宠，几乎是施于胡宗南一身。胡宗南是风光独好。如果说胡宗南有什么经天纬地之才，骄天傲地之功，倒也还另有一说，哪里知道事情并不是如此。从中原大战到淞沪战役，胡宗南虽然打过不少硬仗，也打过一些大仗，自然也取得一些胜绩。但可以说，这中间没有哪一次大仗能取得一个漂亮的全胜。往往弄到最后，不是以失败告终，就是半途而废，这种事例已经屡见不鲜，亦无须再举。自淞沪战役到抗战胜利，可以说胡宗南连一次硬仗都没有打过。偏偏在这段时间里，胡宗南升官速度之快，竟到了惊人的程度。几年间，简直是连爬带滚，连奔带跑地往上冒，若一时够不到正职，就先捞个副职过渡，或是就先弄个代理掌权。总之，在别人也许是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在胡宗南转瞬间就能得到。

胡宗南大红大紫到这种程度，事情便有点不好让人理解。而且知情者都了解胡宗南有很大的野心，蒋介石也不可能不察觉。特别是胡宗南在大西北地区大搞封建家长制式的统治，蒋介石也不可能完全不了解。但是，蒋介石就是绝对相信胡宗南，而且不让人破坏他对胡宗南的绝对信任，事情就是这样神秘！也许蒋介石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造就一个绝对的黄埔领袖，以造成黄埔学生的向心力。也许蒋介石已经有意要把身后的江山交给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系坐镇。总之，不管蒋介石是怎么想的，胡宗南成为当时黄埔系的一面旗帜、一种象征、一位领袖，这是事实，千真万确。

事实上，胡宗南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打出了“黄埔大家庭”这面旗帜，在蒋介石的面前不断挥舞，在广大黄埔学生中大肆号召。其结果是蒋介石认为：他依靠黄埔学生打出的这块江山，将来只有黄埔学生们才能继承。而黄埔学生出身的这批骄兵悍将，只有胡宗南才能驾驭。广大黄埔学生亦认为：在蒋介石的身后，只有胡宗南才能成为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忠实代表；黄埔学生只有跟着胡宗南走，才能做大官，发大财，得大名。事情就这样说定了。胡宗南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也找到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这就是把自己率领的部队，改造成黄埔学生的大家庭。因此，史家们在谈到胡宗南时，对胡的用人政策，一致的看法历来是四个字：黄（埔）、陆（大）、浙（江）、一（师）。亦有说成五个字的，即黄、陆、浙、一、七（分校），把西安第七分校加上去了。四个字也好，五个字亦好，都确切地概括了胡宗南的干部政策。不过，依笔者愚见，胡宗南用人政策的核心，实际上只有一个“黄”字，即黄埔学生。其他的几个字，或者已经归于这个字之中，或者在分量上尚不能与这个字并列。

即以陆军大学来说，初期在国民党军界的地位是不高的，自1927年成立以后，先由黄慕松及周斌任代理校长，后由杨杰任校长。黄的资格是没有话说的，当过辛亥革命党人的民军参谋长，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真正的“一品”大员，然位高而权不重。周斌原为炮兵学校校长，军事教育的长才。杨杰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这在国民党军界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比起蒋介石以一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据说还是冒牌的）资格，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来说，他当个陆军大学校长，绰绰有余。但是，无论这些老将军资历多么显赫，还能盖得过蒋介石吗！众所周知，无论是从什么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入室弟子，便要打入“另册”，在军界的升迁，当然要失望得很了。偏偏蒋介石初期对这个陆军大学兴趣不大，不肯收为己有。直到1935年1月，蒋介石才肯赏光，勉为其难地遥兼校长一职，但仍然是挂名而不视事，一应事务，大都由教育长杨杰代行了。

据此，陆军大学的牌子固然很大，但是若论与蒋介石的渊源，若论革命传统，若论在国民党军界的势力，均与黄埔军校相差甚远，这在政治分量上便吃了亏。后来陆大虽然也办过“将官班”或“特别班”，并有一些黄埔高级将领进入其中受训，但这些黄埔将领仍然“谦称”自己为黄埔系，并不以“陆大系”三个字进行炫耀。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陆大的牌子终不及黄埔炫目。在国民党军队中还有一种说法，往往称黄埔生为“黄马褂”，称陆大生为“绿帽子”。也说明陆大生的身份自不可与黄埔生同日而语。事实上，陆大的“吃香”，这也只是相对一些既无黄埔出身，又无陆大学历的杂牌军人而言。

陆大真正的成果，是为国民党各级司令部训练了一批高级幕僚人员，这批人在国民党军队中有一定的势力。但国民党军界历来对幕僚与主官的出身，有严格的考核与区分，当幕僚的如果没有带兵经历，大都只能终身做幕僚，是绝少有机会出任带兵主官的。单纯产自陆大的幕僚人员，能够在胡部中当上军长以上带兵主官的，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师长以下的各级将领，难以逐一考证，故不敢妄加揣测）。

其实，大凡出身黄埔一、二、三期的“老大哥”，对陆大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倒是一些非黄埔出身的将领。他们为了能改变一下“出身成分”，往往需要通过陆大“将官班”或“特别班”镀一下金，从此升迁有路。比如，胡宗南并没有进过陆大，好像胡手下的集团军总司令丁德隆、李文、李铁军等人也没有进过陆大。他们都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开山大弟子，不需要借陆大的牌子“包装”，也能做到高官。曾任第一师及第一军参谋长的於达，浙江籍，原是保定系毕业，出身“不好”，但在军界也有了相当职务，如果要他重新去上黄埔，自然诸多不便，只好退而求次，进入陆大第九期，进行一番“包装”，一跃成了“陆大系”，被胡宗南与蒋介石重用。

再说浙江籍，胡军中固然有一些浙江籍将领出任各级主官，但从数量上看，并不占有优势，或者说比例很少。以胡部在抗战末期，即全盛时期所属六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与25个军的军长，计30位核心“高干”来看（其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兴中兼第九十六军军长），总司令中没有一个是浙江籍，军长一级中也只有两个浙江人，即第十六军军长李正先、第三十六军军长钟松，仅占十五分之一，倘与当时中央军嫡系中的陈诚、汤恩伯军事集团相比，这要算是比较低的。可见，大凡浙江籍的高级将领，在胡部中并没有得到特殊宠爱。

若从地域上统计一下这些集团军“老总”与“军座”的出身（亦以前述30名高级将领为统计对象）：湖南籍的7人，计有丁德隆、李文、袁朴、严明、谢义峰、彭杰如、贺光谦；河北籍的5人，计有高树勋、李兴中、池峰城、马法五、胡伯翰；广东籍的2人，计有李铁军、陈武；陕西籍的5人，计有董钊、张耀明、何文鼎、高桂滋、高双成；四川籍的2人，计罗历戎、廖昂；河南籍的3人，计刘希程、李汉章、武庭军；福建籍的1人，为罗列；安徽籍的2人，计陈金城、谢辅三；云南籍的1人，为杨德亮。从这个地域分类中可以看出，在胡部最吃香的当数湖南籍与陕西籍（河北籍与河南籍中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本为胡宗南吞并的杂牌军，不在胡的亲信之列，胡尚未来得及改造）。若从气质上看，湖南籍将领才华横溢，打仗勇敢，在黄埔学生中人才济济；陕西籍将领忠诚可靠，服从性好，等等，大概这是他们能得到胡宗南器重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胡军中即便是能够荣升“军座”的浙江籍高级将领，也都是缘于他们的黄埔出身，而非浙江籍（李正先与钟松均为黄埔出身）。不是黄埔出身的浙江籍军人，能够在胡军出任高级将领的，可以说一个没有。有的浙江籍黄埔将领，本是由胡宗南亲自笼络到他的第一师工作的，但是，即使是到了胡军以后，也未见得能有破格任用。张新一例便是最好的说明。

张新原籍浙江浦江，黄埔三期生，本在浙江省防军工作。与胡宗南风马牛不相及。一次，胡与他在杭州昭庆寺黄埔同学会相遇，胡了解了他的情况后，主动上前厉声责问：“你是黄埔三期同学，为什么贪生怕死，不到前方去？”胡的这一闷棍打得张新不知所以，故莫名其妙地问：“到前方什么地方去？”胡宗南答道：“过长江到浦口，到第一师第一旅去。”胡这时的职务是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故有此一说。胡宗南这时在黄埔同学中已经崭露头角，成为名声显赫的“大牌红星”，张新也算是前三期的黄埔老大哥之一，胡的大名是早已知道的。现在胡当面敦请，当即也就毫不犹豫，从浙江防军“跳槽”到胡部第一旅，成为第一师的老人。

这样说来，张新在“黄、陆、浙、一”4个字中，一人就独占3个字，又是胡从浙江防军中亲自“挖墙脚”挖过来的人才，与胡的关系不可谓不密了。后来，又在七分校2000多名学生的闹事中，以“头皮要硬，说话要软”的真功夫，替胡摆平了这次事件，对胡不可谓功劳不大。但是，张新在胡部混到最后，也只是一个少将旅长。而在这之前，胡军中已有不少黄埔三、四期毕业的非浙江籍、非第一师出身的将领出任军长以上职务，诸如黄埔四期毕业的：福建籍的罗列、湖南籍的严明、谢义峰等；黄埔三期毕业的：云南籍的杨德亮、安徽籍的谢辅三等，这些人就各方面的资格与关系来说，并不比张新优越，在胡军中却比张新得势得多。可见，胡之用人，所谓“浙籍”之说，是要打上一个折扣的。

不让浙江籍带兵：有个说法

胡宗南本是浙江籍，从民国政坛的大腕级人物陈其美、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开始，都是既有浙人的聪明机警、精明强干、敢为天下先的个性，又具有器局狭窄、不能容人、好以地域划圈拉派的气质。为什么胡宗南独能器局“恢宏”，独树一帜，不以浙籍将领为贵，敢于重用各省将领？其中缘由，就在于胡宗南对浙江人有个说法：即浙江人宜于经商，不宜于统兵打仗。胡宗南认为：“浙江省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生活容易，而且舒适安逸，人们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因而缺乏毅力，无吃苦耐劳的精神。”因而不适宜于带兵打仗。对此，胡宗南在选兵任将过程中，有时甚至是对浙江籍军人出任带兵主官有意识地进行抑制。

1942年，胡宗南交代第七分校教育处少将处长刘钊铭（浙江诸暨人），从分校遴选4名团长。刘多少出于私心，选了4名大队长，竟全部都是浙江籍。胡宗南不高兴了。他看了刘钊铭送来的4名预选团长的履历表，皱皱眉头，没有吭声，好一会才婉转地对刘说：“你再考虑考虑，可以多选几个，等几天再给我好了。”接着，胡宗南利用与刘散步的机会，对刘阐述他的“干部政策”：“今天大敌当前，作为一个军事干部，固然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硕满的军事学识，有高瞻远瞩的政治战略见解。但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冲劲。所以不是光需要文质彬彬、云淡风轻的文人学士，也需要像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那样的一些闯将。”

胡宗南表示自己曾经专题研究过太平军的用人秘诀。他发现太平军之所以兴也，将为儒生，兵为农民，儒生与农民有真诚、质朴、刚毅、木讷的共同点。冯云山扶持洪秀全，掌握了这个建军原则，所以太平军自上至下团结一致，将与兵之间没有隔阂，因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短短时间统一西南半壁河山。冯云山去世后，尤其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不能继续掌握冯云山所创立的建军原则，故虽有如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一些优秀将领，和林凤祥、李开芳等骁勇闯将，也就无济于事了，结果彻底失败。相反，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恰好掌握了冯云山的建军原则，于是战胜了太平军。

刘钊铭听了胡的高谈阔论，忽然想起一件事，向胡报告说，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有个电报来，说他将从侍从室外调第三战区任建国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士兵都是江浙皖南沦陷地区的子弟，听说七分校曾在该沦陷地区招考了一批学生，希望这批学生毕业后，派一部分到俞军服务。这样，官兵是同一地区的人，生活习惯接近，可以相处得融洽，以利团结。胡宗南听到这里，用极为轻蔑的口吻笑问：“俞济时也可以去带兵？”刘大惑不解地问：“俞济时怎么不可以去带兵？”胡宗南笑了笑说：“俞济时是宁波人，宁波人只能做生意带不了兵。”刘大概觉得自己也是浙江人，对胡的这番话不敢苟同，故反驳说：“胡先生这话我觉得有些不合逻辑。”胡两眼盯住刘问：“什么叫逻辑？”刘说：“胡先生说俞济时是宁波人，只能做生意带不了兵。那么，委员长不是宁波人吗？”胡一时为之语塞，当即使出他的惯伎，不置可否地哈哈大笑起来。随后才说：“领袖人物，应作别论。”

胡宗南的这一番见解固然可圈可点，亦未见得是真知灼见。但是，由此可以看出，胡对如何选拔带兵将领，有他自己的看法与做法，而且这方面与蒋介石的一贯看法与做法大相径庭。应当说，胡宗南形成的这些观点，决不是得之偶然，而是经过长期研究太平军与湘军、淮军兴亡历史之后，深思熟虑的结果。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胡对于自己的浙江籍出身，也力图通过艰苦的军旅生活，不断地磨砺自己的意志与筋骨，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努力洗刷身上的江南文人习气，从而取得带兵打仗的资格。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胡宗南在松潘与甘南等大西北腹地，为什么要用一种近于苦行僧的生活作风，约束及磨炼自己了。

不过，胡宗南也不是对浙江籍一概拒绝。比如，在胡部中就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各级司令部中的幕僚与参谋人员，就有很多浙籍人。其中尤其是涉及特工与机要等部门的负责人，几乎全都是交给清一色的浙江人在那里把持，有些人更是胡宗南的孝丰同乡或吴兴中学同学、孝丰小学学生等。诸如：长官部机要处处长王微，胡宗南吴兴中学的同学、孝丰小学的同事，掌管胡军所有部队的无线电通讯及机密事项；长官部战地服务总队队长及侍勤队队长、特务头子刘大钧，孝丰小学学生，掌管胡宗南及长官部的警卫事宜，负责搜集情报、监控各级部队长、捕押胡军高级军政人员中的异己分子等；胡宗南的随从副官兼侍卫长唐西园，浙江嵊县人，军统特务，虽为中校军阶，因有戴笠与胡宗南两重背景，一时间权倾西北，故西安有“上将中将不如芝麻酱”一说。至于胡军各级司令部中的处长、科长、文秘、机要人员，浙籍人更是济济一堂，不胜枚举了。

胡宗南在各级幕僚机构中组建了一个“浙江系”的侍从班子，贯穿着他的狡诈机心。在胡认为：浙江人统兵打仗固然不行，但玩政治，弄权谋，都属上乘。更因为地域观念强，容易在政治斗争中抱成一团，便于培植其对自己的忠诚。据此，胡把他们放在各级幕僚及机要人员的位置上，固然算不上是高官，但绝对是要职。十来年中，胡军在西北地区能够自成一体，形成一个庞大的封闭式的封建军事集团，与胡的这种统治与驾驭手法不无关系。

这些浙籍幕僚人员，尤以机要处长王微的作用，最具代表性。这位当年孝丰小学的“地头蛇”，曾在争夺孝丰小学校长一战中，将“强龙”胡宗南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最终出走上海，远遁广东。不过，胡宗南深感幸亏王微这一痛击，使自己在孝丰不能立足，从而逼上“黄埔”，竟坐上了蒋先生黄埔500开山大弟子的第一把交椅。否则，如果当初王微心慈手软，让自己争得孝丰小学校长一职，说不定从此老死孝丰，也未可知。那样，岂不是再无出头之日了。

大概一是出于可靠，二是出于感恩，三是出于发迹之后需要对当年的对手进行炫耀，胡宗南竟将王微招来，以机要处长的要职相畀。表面上看，这个职务官位不高，实际上其权力之大，令胡军上下为之侧目。当时，胡军旅以上各级司令部都设有机要处（科）或译电室（组），工作上固然受各级部队长指挥，但在人事及业务上，却是自成一统，受王微领导。在胡宗南的本意，就是要通过他们监视各级部队长的一举一动，以保证各级将领对胡宗南绝对忠诚。据此，胡军所有密电码及译电本都由王微编发，胡部所有机要工作人员和译电员，都由王从浙江单独招收，并由王进行教育训练，分发各部或提请任命。如此，这些机要人员莫不听命于王，而王则听命于胡，胡则像一只庞大的“蜘蛛精”，通过自己精心设计、编织的这一张庞大的蛛网，随时掌握监控各级将领的言行举动。由于王微居中起着起承转合的重大作用，若一言不慎，经王加工转呈胡宗南，就有可能自招其祸，或有牢狱之灾。故胡部高级将官对王莫不恭敬有加，曲意逢迎。见面言必称“王先生”，一如称“胡先生”一样。若逢年过节，大把赠“金”，大斗送礼，亦不敢稍加疏忽，以免得罪。通过王微之宠，可以测知胡的“干部政策”的另一个层面：黄埔系做大官，浙江系据要津；黄埔系权大，浙江系法大；黄埔系尊而不宠，浙江系宠而不尊，二者相互牵制、相互平衡，而胡宗南则遥居其上进行控制。

在胡军中真正受到特别照拂的当数第一师的一批“老干部”了，诸如前述30名“高干”中的李铁军、李文、丁德隆、罗列、袁朴、廖昂等，均出自第一师“门下”。尤其是在抗战末期，胡宗南所属四大嫡系集团军的总司令，为李铁军、李文、丁德隆、董钊，除董钊外，其他三位均为第一师的老人。不能说这其中没有考虑出身第一师的因素。不过，说到底，他们都还是黄埔出身，离开了这个条件，即使是第一师的“老资格”，也是混不下去的。同时，他们大都还是黄埔的“老资格”（廖为二期，罗为四期，余均为一期）。这些“军中骄子”，在蒋介石那里都是挂了号的。若按台阶式的正常升迁，亦已到了出任高级军职的时候。更何况胡部势力的不断坐大，初期的模式是按照“裂变式”发展的，即由第一师裂变为第一军，由第一军裂变为第十七军团，由第十七军团裂变成第三十四集团军等。在这种不断裂变的过程中，所需干部自然成倍增加，升职的机会常常是俯拾皆是。如此，第一师的“老资格”在加官晋爵方面，自然要沾光很多了。

至于西安第七分校，本就是中央军校的分校之一，进七分校受训，也就是进了黄埔大家庭，这在其他分校也是一样，这是当时国民党军界的共识。胡宗南当然也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只不过，胡办第七分校，打的是中央军校的牌子，办的却是“胡氏私立军校”，营造个人势力而已。若按国民党军界的传统，到了抗战期间，即从小排长开始，无不是经过各类军校镀金的“科班”出身，真正的行伍出身，早已不复存在。不独胡部如此，其他部队亦然。说到胡军基层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第七分校学生，缘由正在于此。何况，第七分校毕业的学生，大都也只能分到胡部谋职，这几乎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这可以说是胡宗南的“干部政策”，也可以说是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干部政策”使然。

“黄埔帝国”

胡宗南的干部力量大都是来自黄埔军校各期的学员，他在西北地区经营的数十万大军被称之为“黄埔大家庭”。据此，大凡在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中，或者是经过胡宗南多年改造的“准嫡系”部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从一个小排长开始，一直到集团军总司令，各级主官几乎无不是黄埔出身的干部。如果是排、连级干部，大都是出身于西安第七分校时期，这些人可以算是黄埔的“孙字辈”；如果是营、团级军官，大都出身于南京中央军校时期，这些人可以算是黄埔的“父字辈”；如果是旅、师级将领，大都出身于广州黄埔岛本部时期，这些人可以算是黄埔的“祖父辈”；如果是一军之长，则大都出身于黄埔一、二、三期，如果是集团军“老总”，则必定是清一色的黄埔一期生，这些人都是被蒋介石例准穿“黄马褂”的黄埔“大爷”；至于胡宗南，不用说，是这个大家族中的“太爷”。

这就是胡宗南所部黄埔系干部的摆布情况。为了使读者能够有一个前后一致的对照参数，笔者仍以前述六大集团军总司令、25位军长，计30名核心“高干”作说明：在他们当中，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就有17名之多，另有13名“高干”均系胡宗南吞并的非中央军部队的将领，大都属于原西北军系统，相当一部分毕业于保定系。当时，在胡宗南所节制的六个集团军中，有原属西北军系统的第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部，有原属陕军系统的第四集团军赵寿山部。这两个集团军都是成建制划归胡宗南节制，胡要一下子将他们的人事全部刷新，自非一朝一夕之功。不过，我们要是想到在抗战之初，胡的基本部队只有一个军；8年之间，一个军扩充成25个军，其中大都是吞并的非中央军嫡系部队。在这25个军的军长中，就有13个军的军长被改造成黄埔系出身，可见胡宗南推行的“黄埔大家庭”的改造计划，非常有效，也非常成功。至于师以下各级主官的出身情况，难以一一考证。总之，早期由胡宗南领导的嫡系第一军，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出身。从其他杂牌军吞并过来的部队，情况则较为复杂，经胡宗南改造时间较长的，则黄埔系的干部相对就多，反之则少。

胡宗南以黄埔系干部改造非中央军嫡系，必定要在实践中遇到非中央军嫡系的顽强抵抗。因此，改造计划推行起来相当不易。最大的困难，是国民党军队的组成，按其来源来看，其实是一个由各地方军事派系“炒”成的大杂烩。每一个军事派系都有自己的一套人事制度，其核心又不外是以人画线，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撤换一个高级将领，很可能就已经站到了整个军官队伍的对立面。所幸胡宗南是一个吃杂牌的高手，他经过多年来在“黑暗”中的苦苦摸索，终于总结出一套“吃杂牌”心得大法，其中最主要的手腕不外是通过打乱建制、明升暗降等手法，对非黄埔系干部实行残酷无情的整肃政策。

所谓打乱建制，就是先将杂牌军的原建制拆散使用，而后伺机吞并、宰割。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往往把一些作过战的残破部队交给胡宗南整训。胡宗南当然是深谙蒋校长关于“整训”二字的含义，即先“整”而后训。所谓“整”，在胡认为：无非是一个建制或人事重新排列组合的过程。鲁崇义的第三十军，辖第二十七、三十、六十七3个师，原本由西北军系统的第二十九路军改编，多年来一直集中使用。但是，一入胡宗南所部的战斗序列，就被整得七零八落。胡先命美械装备的第二十七师直接归他指挥，脱离军部另驻一地。等到第二十七师好不容易熬到归建，胡又将第六十七师抽了出去。再后来，第六十七师没有归建，第二十七师又被拿走。于是，鲁崇义的一个军是三分天下去其二，只剩下一个第三十师，算是他的基本部队。其余两个师经胡宗南逐步整肃，差不多也成了胡的基本部队了。其实，如果按胡宗南一贯“吃杂牌”的手段来看，鲁崇义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胡毕竟还给他留下一个师的基本部队，比之许多被胡整得身边没有一兵一卒，只剩下光棍一条的高级将领，鲁真是要额手称庆了。

胡吃杂牌最厉害的手段是明升暗降。正职调升上一级的副职，旅长升副师长，师长升副军长，军长升副总司令等，升官固然也算是升官，但兵权却被剥夺殆尽。如果是正职升正职，则必定是一个“冷宫”，甚至比起副职来，还要不如。一旦运用到这种方法，那么这支杂牌部队就要面临着整批干部被整肃的命运了。胡宗南的这个方法，最早是用在陶峙岳身上，所以也可称为“陶峙岳方式”，这是胡宗南吃杂牌的一种典型方式。陶被剥夺了第七十六军，又很快被赶出第一军，名义是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却连胡的总司令部都没有去过。1941年被胡推荐为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一年中间到洛阳（长官部所在地）只去过三次。1942年8月，胡部扩编为三个集团军，胡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不给陶保荐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位置（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却在暗中另派心腹亲信、黄埔二期同学蔡棨出任参谋长，暗中对陶进行监视。1943年夏，胡秘密调集兵力，意图对延安进行“闪击”（后因计划暴露夭折），作战计划已经传达到蔡，陶却被蒙在鼓里。这一年秋天，胡命丁德隆接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陶再次被赶到甘肃酒泉任河西警备总司令，手中所能指挥的部队，仅为一个特务营。从此，陶被胡摆在河西警备总司令部这个“冷宫”中，咸淡不加理睬了。在胡的数十万大军中，陶算得上是第一个老资格，尚且是这样的命运，其他等而下之的杂牌军高级将领，也就不用再说了。

大凡杂牌部队的主帅一旦被赶走，胡很快就会任命自己的亲信顶上去。接下来，大批军官的命运不外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着胡宗南进行宰割、整肃。胡宗南认为：杂牌军的干部成分相当庞杂，或为保定系毕业，或为云南讲武堂培养，或为草莽行伍磨砺出身等等。无论是思想观念、个人感情，还是治军作风、历史联系等等方面，这些人都与自己格格不入。胡宗南要建立他的“黄埔帝国”，确立他的“黄埔王”的领袖与统治地位，不能不采取非常手腕，把这些“异己分子”扫地出门。至于出门以后的安置方法，一般来说，对师、旅将领，或投闲置散，或明升暗降，给高位而夺兵权，给虚名而无实利；对团、营干部，或受训，或他调，三拳两脚，礼送出境；对连、排干部，索性资遣走路，一了百了，从此眼不见为净。这样，最终能够留下或即退即补进来的干部，主官则大都是黄埔出身的宠儿，参谋则一般是陆大出身的干部，幕僚或机要人员则几乎全是浙江系心腹，基层干部总不外是“老七”（七分校）调补。这几条中一条都不沾边的，也就请你免开尊口，且免伸尊脚，自动卷铺盖走路。

要说胡宗南对杂牌将领是不分皂白地一概横扫，也不尽然。盖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在不少情况下，胡也还是要问一问皂白的。诸如：因为李宗毅是国民党军界元老冯玉祥的亲戚，不但不属于整肃之列，而且还可以出任长官部的副官处长，这简直是法外施恩了，然目的是要李帮他联络原西北军的将领；夏新华为战区长官孙连仲的女婿，竟可以出任胡的私人秘书，以巩固胡与孙的关系；第七分校副主任及西安警备司令周嘉彬虽非黄埔出身，但他是胡的黄埔教官、蒋介石的亲信将领张治中的女婿，亦在施恩之列；曾经先后任第七分校副主任、天水行营政治部副主任、西北训练团教育长等要职的顾希平，也是靠了其兄顾祝同的关系，而被胡引为亲信等等。那些既无黄埔背景，又无政治靠山的杂牌军官，胡是爱莫能助了。

面对这样一种“地毯式”的严厉整肃政策，各种“恶毒攻击”“诋毁”胡宗南的流言飞语，自然是大行其道。于是，“四字诀”被总结出来了，“五句歌”也创作成功了，“黄埔谣”也应运而生。所谓“四字诀”自然是指“黄（埔）、陆（大）、浙（江）、一（师）”四种干部的“出身成分”；所谓“五句歌”是指在杂牌系中流传的五句顺口溜：“黄牌高，浙江暗，陆大靠牌吃饱饭，一师有靠山，杂牌迟早要滚蛋。”所谓“黄埔谣”即为：“黄埔黄埔，烟酒嫖赌。陆大陆大，陆（六）个大（牌子大，架子大，脾气大，胃口大，牛皮大，洋相大）。”这种歌谣虽未必准确，但是它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胡军内部的派系矛盾，及由此产生的鸿沟。

这种完全以黄埔系（包括依附于黄埔系的陆大系、浙江系）画线的宗派做法，给各级将领及各个部队之间造成的危害之深，自不待言。即便是一些黄埔将领，对此也不予苟同。号称胡宗南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第七十八师师长许良玉就看到了这种危机，并给胡宗南写信，引用曾国藩的两句话向胡进言：往往忠直之士，屈居卑下，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餮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胡宗南阅后，默思良久，感触良深。于是，召见许良玉长谈，研究解决办法。最后，胡决定在第七分校举办两个军官大队，抽调一部分素质较好的杂牌军军官到分校进行轮训，为其取得出身七分校的资格，一方面将他们融入黄埔大家庭，为他们找到一条升迁之途；一方面则缓和并淡化内部矛盾，达到稳定部队的作用。这样做固然也起到一些作用，但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盖黄埔系的权益就是黄埔系的权益，它当然不会甘心与其他派系分享这一权益，先人之训：“肥水不流外人田”，信然！

整肃杂牌部队的将领，只是胡宗南建立“黄埔帝国”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则是大肆网罗黄埔系军人，以为己用。在蒋介石的嫡系军事集团中，对黄埔系军人争夺最为激烈的，一为陈诚集团，一为胡宗南集团。陈诚虽然大量录用黄埔系军人，但是并不一概排斥非黄埔系军人。比如，在陈诚的班底中，就录用了不少保定系与行伍出身的干部，这当然与陈诚本人出身于保定系有关。总之，陈诚用人的视野较宽，路子较广，人才亦较多。而胡宗南做不到，其原因：一是胡宗南要建立“黄埔大家庭”，当然限制了他只能用黄埔系干部；二是胡宗南自己本就出身于黄埔系，限于声望、资历与心理气度的局限，一般来说，胡也使用不了保定系或行伍出身的将领。结果，胡只能是一条大道走到黑，只认“黄埔”二字。这样做使人才来源途径过窄。特别是到了抗战中后期，胡宗南集团的人才（当然是指黄埔人才）缺口太大，不得不用各种手段广为笼络，甚至连一些地方的“阿猫”、“阿狗”，也都被搜罗过来。一时间，竞相“走西口”投靠胡宗南，几成一种风气。

黄埔学生“走西口”

抗战期间，到底有多少黄埔学生“走西口”投奔胡宗南，一时难以尽述，只说几个有头有脸的复兴社及黄埔学生中的大将吧。

较早投奔胡宗南的是复兴社太保梁干乔。梁在早期曾加入中共组织，黄埔一期生，在复兴社高干中，资格也是老的了，自然不能算是等闲之辈，野心也是有的，所缺者唯一生运命不佳。1925年，梁是蒋校长钦点赴苏留学的数十名黄埔学生之一，可惜“误入”托派的贼船，被开除中共党籍。梁一怒之下，恨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竟利用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游行的机会，率领几个托派分子，在斯大林面前打出了“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史称“红场事件”。梁自然也算是有胆量的，但以他的那点道行，要与世界强人斯大林作对，其下场不说便知。姑念梁是个中国人，苏共“恩准”开除其学籍，遣送回国。

梁干乔以托派老资格的身份回到国内，在争夺中国托派领导权的斗争中，再次失败。梁怒不可遏，竟负气投到黄埔六期小学弟戴笠麾下效力，成为军统“十人团”的元老。因参加了复兴社的创始活动，被“敕封”为十三太保之一，以后曾一度负责训练处的工作，并出任南京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等职。但是，梁的专业仍然是特务，先后被戴笠任命为复兴社特务处科长、书记等职。梁大概自己也耻于“雌伏”在戴的淫威之下讨生活，故于出任特务处驻郑州办事处主任期间，于1938年初，私自收容了800名学生进行训练，意在脱离戴的掌握，自立山头。就戴笠来说，虽然拉拢了不少黄埔老大哥供其驱策，但私心也是为了抓黄埔这面旗帜，一方面在于加强特务处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一方面则是替他这个没有毕业的黄埔“小六子”装点门面，提高自己的声誉。故戴笠对黄埔老大哥怀有很复杂的情绪，一是不得不用，二是不得不防。现在梁干乔果然背着他搞特务武装，戴防的就是这一手，岂能让梁的诡计得逞，于是，立派人持他的手令将800名学生全部带走。梁与戴翻脸，不当特务了，索性也走起“西口”，闯进潼关去找老同学胡宗南。

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不错，从道义上来说，本不应收留被戴笠赶跑的丧家之犬梁干乔。但胡宗南有胡宗南的想法。在胡的私心，所有来投奔他的黄埔学生都是对他的黄埔领袖地位的一种确认，并把雄踞关中地区的胡军当成了黄埔学生的“娘家”。但凡黄埔学生“嫁”出去后，在“夫家”受气的、吵嘴打架的、感情不和离异的、做了不贞不洁之事被“丈夫”休了的……重新回到“娘家”来，岂有拒之门外的道理。胡与戴的关系固然不错，但也只是不错而已，未必想要用牺牲“黄埔领袖”的至尊地位，来维护这个“不错”的道理！于是，梁干乔到了胡部，不但受到欢迎，而且受到重用。先后被胡推荐出任西安战干第四团教育长、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参谋处处长兼彬县洛川区指挥部副指挥官等，专门从事反共活动，颇受胡的赏识。

梁干乔之后，第二个投奔胡宗南的复兴社大太保是曾扩情。曾自从在西安事变中犯下主张和谈的滔天之“罪”后，被蒋介石送进戴笠的特务处蹲大牢，直到南京快要被日本人攻陷的时候，才被蒋介石恩准让人保释，差一点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刀下之鬼。从此，曾扩情退隐成都家中。1941年，经胡宗南向蒋力荐，曾扩情重新出山，任第八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但蒋介石总是看着不顺眼，没多长时间又撤了他的职务。此后，“扩大哥”闲居西安，成了民国“小孟尝”胡宗南门下的食客。

蒋坚忍的遭遇颇与曾扩情有点类似。他自称是黄埔四期生。说他是“自称”，是因为黄埔四期同学录中没有他的名字。复兴社的人不客气地称他是黄埔系的“空子”。但蒋坚忍是浙江奉化人，本名蒋孝全，与蒋校长是同乡加同宗，故得到蒋校长的特殊恩宠，不但当上中央航校副校长，而且被当选为复兴社中央干事。1938年，蒋坚忍在担任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期间，因集体贪污案被查获，使得蒋介石闻之大怒，下了一道手令：“永不录用”。后经胡宗南力保获释，到西安任战干第四团副教育长、西北劳动营教育长、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组训处处长兼商洛大荔区指挥部副指挥官、大荔行政专员及保安司令、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职。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那道“永不录用”的手令早已不复再提。除此之外，曾经担任过战干第四团教育长的葛武棨和西北训练团总队长的萧作霖，也都是复兴社的太保级人物或中坚分子。

在投奔胡宗南的复兴社分子中，最为吃香的当数赵龙文。赵是浙江义乌人，广东高师毕业，本不是黄埔出身，但因投靠戴笠，当上浙江警官学校校长兼杭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职，称得上是特工训练专家，也是复兴社浙江分社的大将之一。赵龙文长于谋划，精于算计，有特务处的阴谋家、戴雨农的军师之誉。后来也是不甘受戴笠驱使，通过“走西口”到了胡宗南处，先后任陕西省政府社会处处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第一战区办公厅主任及西安绥署秘书长等职。赵的阴谋家的天赋深受胡宗南的器重与赏识，在胡宗南“总督”西北大权的十年时间里，赵始终是胡的谋臣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尤其是在胡宗南兵败大西南，被困西昌一隅时，正是由赵龙文缜密设计与精心策划，才使胡宗南在最后一刻得以逃台，免遭被人民解放军生俘的下场，此是后话了。

大凡投奔胡宗南的复兴社分子或黄埔学生，情况固然各异，不少人是政治上失意，如曾扩情等，不少人是劣迹斑斑，如蒋坚忍等，有些人是野心使然，如梁干乔等，有些人是怀才不遇，如萧作霖等，但更多的人是一些饭袋酒囊式的人物。中、小饭桶固然不必再说，只说一个大饭桶马志超，就可略知这个胡式“黄埔帝国”的一个缩影。

马志超是陕西华阴人，黄埔一期生，给蒋介石当过一段时间的侍从副官，当过一任河南开封区保安司令。后在第八十师当团长时，因与新任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而闹翻，马赌气投奔了戴笠。戴虽然多少知道此公不才，但一方面是看中了他的黄埔一期的“黄马褂”，另一方面是看中了他的“老陕”身份。于是，戴派马志超回陕出任特务处陕西站站长，公开身份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时间在1934年。哪里知道马志超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僚，虽然没有做过特务工作，但如何做官是知道的。并且，他把特务也当成一种“官僚”来做。为了工作方便，竟违反特务工作中关于公开工作要与秘密工作绝对分开的悬禁，下令把特务处陕西省站的秘密工作人员及电台全部搬到陕西警察局合署办公。

马志超这一明显违禁的决定，遇到陕西省站书记岳烛远的强烈反对。但马志超坚持要“合”。马的理由很简单：“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岳烛远是小胳膊扭不过大粗腿，只得从命。结果，西安事变初起，杨虎城手下的西安城防司令孔从周率部首先包围了西安警察局，将陕西省站的一干大小特务及电台全部抄走，一下子切断了特务处陕西省站与南京特务处总部的联系，害得戴笠在南京城里有一天多时间，得不到西安事变的一点消息，急得终日绕屋号叫。所幸马志超与岳烛远都不在警察局里住，得到消息后，连夜化装潜逃出城，未能让杨虎城一网打尽。事后，戴笠追查责任，宣布给马志超处分，岳烛远升官。马觉得自己闯下了这等祸事，也无脸再在特务处待下去，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去找胡宗南谋事。不过，马不需要“走西口”，因为他本就在西安。

马志超自出山以来，当过野战部队的中下层军官、当过军校的教官、当过蒋校长的侍从副官、当过保安司令、当过警察局长、当过复兴社特务等等，大概可以算是黄埔学生中的“十项全能”了。但是，什么都干过，却是什么都没有干好。还能干什么呢？胡宗南竟委他当了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第八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要职。可见胡宗南在使用黄埔学生的问题上，毫无原则可言。不过，胡宗南并不糊涂，马志超的那点货色，当然也是一清二楚。问题是胡自许为黄埔领袖，自然不便把落魄而来的黄埔同学拒之门外，特别是像马志超这样的黄埔一期生。否则，他手中这杆“黄埔大家庭”的大旗便树不起来。至于马志超这个饭桶如何处置，他也自有办法。马不是被戴笠踢过来的吗！好了，先敷衍他一段时间，再将他踢回戴笠那里就是了。

结果，当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在三战区被顾祝同攻击为土匪，蒋介石发狠要取消这支特务武装时，胡认为机会来了。其时，戴向胡求援，胡答应亲向蒋转圜缓颊，并向戴推荐由马志超从胡部率一批军官到忠救军任职，美其名曰：“改造”忠救军的匪气，以取得蒋的谅解。戴为了达到保留忠救军的目的，也只好同意。于是，胡不但将马志超重新踢回戴笠那里，而且借机控制了戴笠的特务武装。戴笠吃了一个哑巴亏，自是不会甘心，几年后又找了一个机会，把“马饭桶”再送回胡宗南那里。胡收容下来没有几年，第二次将这位“大饭桶”踢回军统局（其时军统的门牌已改成保密局），出任由军统直接控制的交通警察总局副局长、局长的高职。不过，这个时候的戴笠已于两年前乘飞机失事暴死，军统再也没有人敢出来与胡宗南“踢足球”了。

除了一部分黄埔学生中的高干是通过“走西口”自动集聚到胡宗南麾下以外，大部分黄埔学生都还是胡通过各种方法搜罗拉拢的。在这方面，於达对胡的贡献最大。於达出身保定系，严格地来说，算不上是黄埔大家庭的成员。但是，於达是浙江黄岩人，陆大毕业生，多年在第一师与第一军任参谋长，与胡的私交极深。於曾在参谋本部任职，抗战前期又曾多年在蒋介石身边任侍一处二组（军事）组长，为蒋的心腹近侍之一。於在侍从室得地势之便，与各方面交游较广。利用这一机会，於便帮胡物色并介绍黄埔学生到胡部中工作，几乎成了胡宗南的“干部部长”。抗战胜利后，於出任国防部第一厅（人事）厅长，在人事上对胡宗南的贡献，也就更方便、更出色了。

总的来说，胡宗南吸收并使用了大批黄埔学生，逐渐形成并确立了“雍容悠徐，独断专行”的风格，并通过“唯黄是举”的干部政策，形成他的各级部队主官的基本班底，这对巩固与扩大他的部队，在所部中营造忠于他的宗派势力，强化其西北王的独裁地位，都起到了难以揣测的重要作用。

军中“铁血教父”

有一长，便有一短！胡宗南在关中地区“筑巢引凤”，呼朋引类，毫无原则地大量录用黄埔学生，也就难免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结果“黄埔大家庭”的旗帜是打出去了，胡本人“黄埔领袖”的名声也出去了，随之而来的干部状况，却是一种庸才多，雄才少；谋官者多，谋事者少；市侩多，英才少的现象。涉及胡宗南政敌的诸多评论姑且不谈，以免中了他们攻讦诋毁胡先生的诡计。但戴笠自称是胡宗南的第一密友，他的话或许比较公允，不至于有“含沙射影”之嫌。戴笠在谈到胡的用人政策时，直言不讳地说：胡宗南用人庸才多，雄才少，但其取一个“忠”字，亦不失为大将用人之道。

“大将用人之道”，竟可以不问才干，只需取一个“忠”字而已。这当然是戴笠的逻辑。戴笠的这段话看起来是一段褒词，但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的“贬”意。事实上，戴笠的用人之道，与胡宗南大相径庭。戴用人重才而不重德，故戴手下有不少大特务，常常是才气横溢，恶贯满盈，都是绝顶的出色、绝顶的坏蛋。戴看不起胡手下的那些饭桶是有理由的。

不但戴笠是这样评论，就连“最高当局”蒋介石也有这样的共识。蒋曾经当面指示胡宗南要注意培养干部，并说：“独当一面责任之人，器局胆量必须相合。听说你的军师长安分守己有余，开创有为不足。并非安分守己不是，而是在此局面，必须有敢作敢为之人，才能打开局面。而况你将来所负责任，恐不仅如今日之二三倍。如无此种干部培养，将何以打开局面？”

蒋的话婉转、含蓄多了，没有一语道出“庸才”二字，而是说“安分守己有余”，“开创有为不足”，或者是说“器局”与“胆量”不合。况且蒋又补了一句：“并非安分守己不是”，这就让胡宗南的自我感觉好多了。更重要的是，蒋对他许了一个天大的宏愿：“你将来所负责任，恐不仅如今日之二三倍。”所谓“二三倍”是多大？蒋没有明说。但蒋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胡宗南即将走马上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时候。比战区长官的责任还要大“二三倍”的位置，读者可以想象是一个怎样的高位？依笔者冒昧揣测：“最高当局”的位置或许谈不上，但是与“次高当局”的位置，大概相去不会太远。以胡宗南的绝顶聪明，他当然更能品味出其中的深刻含意。

胡宗南所吸收录用的人才，大都是庸才，这是没有话说的。胡宗南用人，重在一个“忠”字，这也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就这一个“忠”字来说，是需要加以区分的。忠于谁？是忠于国家民族，忠于国民革命，还是忠于蒋介石，忠于胡宗南自己。实际上，胡宗南所取的“忠”字，只在于要求各级将领向蒋介石及胡宗南个人表示效忠而已。如果要在蒋胡之间再作一个选择，又是以忠于胡为第一目标。这就不难看出，胡宗南所取的“忠”字，正是一个“愚忠”。从胡宗南一贯的治军作风与用人手法来看，这也是不难印证的。对于这一点，胡宗南当年的亲信将领张新在《我所知道的胡宗南》一文中，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以表述过。

张新投奔胡宗南后，初任第一师独立旅营长，其顶头上司（团长）即为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周士冕。周之为人，完全当得上“贪婪残暴”四个字。周克扣军饷，盗卖军用物资，竟连士兵短裤都不肯放过，也要拿出去变卖，可见此公的贪婪之极！周吮吸兵血，攫取兵脂兵膏倒也罢了，竟然还不准官兵在心里对此有什么怨气和啧言，可见此公的残暴之极！周士冕为了测验全团官兵对自己的态度，竟召集全团官兵训话，故意问营、连长：“对团部的经理（指管理军需业务的人）有意见吗？”

周士冕所以敢这样做，他是估计绝对不会有人敢站出来“犯上”的。果然，胡部的营、连长们莫不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也许张新刚从浙江防军调过来不久，还不懂胡部的规矩；也许张新是以黄埔同学中的浙江籍自许，以为自己是胡宗南的亲信；也许张新的天性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总之，在别人都是缄口不言的情况下，张新竟站了起来，回答：“有！”周士冕立刻厉声责问：“有什么？”张新亦大声回答：“团部克扣军饷，变卖士兵短裤。”周怒极大骂：“混蛋！”张亦怒极，并且是厚积薄发，当着全场官兵赏了他们的凛然不可侵犯的周团长一记老拳。

所有的营、连长都被张新的这一神来之拳惊得目瞪口呆，无所措置。倒是全场士兵顿感张新的这一拳不但打出了兵威、打出了正气，而且帮他们宣泄了久已郁积在胸中的一口恶气。于是，全场士兵兴奋得平地起立，高呼：“打得好”，“做得对”。周士冕一看今日的情势不对，正是众怒难犯，于是，盛怒之下，悻悻然地拂袖而去！

事情玩到这一步，就有点复杂了。张新自知闯下弥天大祸，周士冕纵然混蛋到家，但毕竟是顶头上司，此例一开，军中何以为法度。但事已到此，追悔亦无及。张新索性来个乌龟垫床脚，充他一回硬汉，既不逃跑，亦不认错，听候处理。

胡宗南闻张新所作所为，勃然大怒。当即立下两道手令。第一道手令下去，命独立团着人把张新押解到安庆师部，单独禁闭在胡所住的司令部楼下。第二道手令下去，就是“着即枪决”了。胡宗南的权术到这里开始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说是“着即……”，又不是马上执行，却要走上一个过场，先派师部参谋胡受谦拿着他的手令到禁闭室对张宣读：“张新在全团官兵集合之际，有意侮辱直属长官，蛮横不法，开国民革命军未有之先例，为了整饬纲纪，着即……”下面本是“枪决”二字，但胡受谦念到这里，却不肯再念下去。张新听到这里为之色变，急急地追问：“着即什么？撤职，还是枪毙？”这说明张新私心里也还存在着一丝侥幸。可是，胡受谦终不肯明说，最后丢下一句：“反正你自己明白。”

张新揣测：那个“着即”之后，大概是“枪毙”无疑了。至此，张虽然深悔自己行为鲁莽，但亦觉得此事自己没有做错，死也不怕。既然死到临头，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与其窝窝囊囊地缩头挨斩，不如轰轰烈烈地伸首“就义”，再来个“土地爷放屁，神气十足”。于是，张新向胡宗南的随从副官程开椿要来纸笔，写下两句话报告胡宗南，即：“死而无怨，死后请安葬烈士墓。”胡当时就住在楼上，看到程开椿送来的报告，不禁大发雷霆，痛骂张新“该死”！其实，胡的这一手，早被他手下的高级将领们揣知其意。当即从副师长彭进之、旅长丁德隆开始，都极力去为张新求情。即便是周士冕，也只好到胡宗南面前力保张新，称赞张勇敢善战，杀之可惜。胡宗南这才表示不愿拂逆众意，恩准不杀。

张新死里逃生，自感胡先生真是恩重如山，从此以后只有忠心耿耿，以死效命了。胡宗南略施小计，终于收得了一个心腹死士。40天后，张新被开释，胡在接见时以极温和的态度对张说：“有勇无谋，不成大器呀！”事后，胡介绍张到第九十二师工作，台儿庄战役后，被胡要回西安，任第一二八旅旅长。至于那个变卖士兵短裤的周团长，竟一步步做到师长、军长。

其实，张新哪里知道，允许主官吃空额，本是胡宗南用人的一大法宝，也可以说是一种驭下之术吧。不过，胡宗南的政策是把吃空额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合法化的管理体系，即只能按规定吃，不可以乱吃。规定是什么？规定连长吃3名，营长吃5名，团长吃15名，师长吃30名等，余皆依次翻番，职务越高，自然是吃得越多。副职和幕僚人员也可以比照等级补贴空额，如每月送面粉若干袋。若是有骡马的部队，还要“发财”，可以留骡马的空名吃“马干”（马料）。这些本属公开的贪污劣行，在胡宗南那里有个说法，叫做“补贴办公费”和“特别费”。这样一来，也就名正言顺，“吃”起来自然心态平衡了。

胡宗南在“张新事件”中，采取先抑后扬的手法，既维护了军纪，又收服了张新，真正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不过，就运用这种权术的动机来看，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惺惺相惜的味道，本也无可厚非。但是，胡宗南收服徐保的过程，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了。徐保为黄埔四期生，察哈尔怀安（今属河北）人。1936年升任团长。其人作战勇敢，但赌瘾之大，比之当年的胡宗南，还要胜过几分。某次一夜狂赌，竟将全团军饷输得精光。难得的是徐团长性格憨厚可爱。天亮时回到部队，立命值星官集合部队讲话，说是今日团长亲自发饷。官兵们起初不明就里，听到团长发饷，莫不喜形于色。于是，徐保对全团官兵讲话，第一句便是：“这个月的饷，团长领来了！”士兵们听到这里，精神一振，满脸放光。谁知徐保第二句便露出了流氓赌棍的本色，开始嬉皮笑脸了。徐说：“他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团长统统把钱输光了。”这一下如一瓢凉水兜头浇下，许多士兵的两眼有点发直了。所幸第三句话大妙，徐大声说：“弟兄们，不要急，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明天全团关双饷，好不好？”妙就妙在全团官兵听到这里，竟都被徐保一下子搞得稀里糊涂，居然全团齐声答应“好！”于是，徐保竟不可思议地顺利过关。

事后，这件事还是很快被胡宗南得知。胡大怒，将徐保找来听训。胡拍着桌子大骂：“徐保，我问你一个问题，古来名将，谁是赌棍出身？你答复！”徐一介赌棍，何曾研究过这等深奥的问题。既然不懂，也就自认晦气，木桩似地站在那里。胡知道徐无词以对，当即气哼哼地拂袖而去。胡这一走，竟把徐保挨罚的事置诸脑后，直到天黑才回来，见徐保仍然站在原地未动。胡怦然心动，“忠不忠，看行动！”此其人也。胡心中窃喜，嘴上却呵责道：“答不出来？没有用的东西，去！向经理处再领一个月的饷，下次不得胡来！”于是，徐保笑嘻嘻地走了。这种只知嗜赌为乐，对官兵毫无体恤之念，纯以愚忠进宠之人，竟被胡宗南收为心腹死士，一直当到胡部的整编师师长。

总之，胡宗南的用人原则及驭下之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下属的感激心理，建立一种个人的感恩与依附关系。这就在国民党军界出现了种种传言，所谓胡宗南的用人原则是：“打一次败仗，检讨一次，升一次官；犯一次错误，处分一次，升一次官。”这些传言固然不尽准确，但如果打败仗与犯错误之人，恰是胡的心腹死士，倒也所言不差。胡部将领因犯错误而升官的现象无需再说，因打败仗而升官的现象，在抗战期间其实并不算太多，原因是胡部在此期间打仗不多。这方面的现象大量出现在国共逐鹿大西北时期。这虽然是后话，不妨在此略举一例。黄埔五期生、第一七七师师长刘孟廉出身于第七分校教官，为胡的心腹将领。西北解放战争期间的扶眉战役中，竟抗命不遵，暗中率部远逃，造成胡军第十八兵团全线摇动，溃不成军。战后，胡不但不追究刘的临阵脱逃的责任，竟将刘升任第二十七军军长。试想，这样的将领固然会对胡宗南表示某种忠诚，但岂能担当大任，效命疆场。可笑的是，此等贪生怕死之徒，总是能在胡的手下得宠，岂不是滑稽之极。

胡宗南常常把他的这种驭下之术，美其名曰：以“仁义”治军。其中最为下属传为美谈的就是胡对“张灵甫杀妻案”的处理。解放战争时期，张灵甫的名噪一时，大概是无人不知了。盖因此公率领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被蒋介石列为国民党“五大御林军”之首。然1947年5月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首开“王牌军”被歼纪录的，也是此公。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电影《南征北战》《红日》的深入人心，更使得这位骄傲的“张军长”大名鼎鼎了。不过，若说到这位“王牌军长”曾是胡宗南手下的爱将，恐怕知之者不多。张为陕西籍，黄埔四期生，1935年时已当到第一师独立旅的团长，因作战勇敢，善打硬仗，很得胡宠爱。张原有一妻，发迹后即将其遗弃，另在川北广元驻防时，又与花容月貌的川妹子吴海兰结婚，并将其安置在第一师的后方基地西安居住。

张本是一个冷酷寡情的人，不但心胸狭隘、嫉妒多疑，而且也是一个周身浸透着封建夫权思想的伪君子。张每遇军中有同事从西安探亲回来，都要借故上前打听其妻行止，以防其妻有不轨之事。一次，有好事者说了一句打趣的玩笑话，竟引得张信以为真，且不加任何核实，提着枪回去就将其妻打死，如此引起西安舆论大哗。西安市警察局派员到胡军中缉拿凶犯，竟被胡挡了回去，法院亦只好压着不办。此事越闹越大，以致最后由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出面，将吴家的状子转给宋美龄，宋则“批转”蒋介石办理。这一来，就通了天了。于是，胡宗南接到“最高当局”的手令，接电后速将张灵甫解往南京，监禁法办。

胡宗南奉到蒋谕，只好把张灵甫叫来，叹了口气说道：你的事闹大了，校长亲自过问，我是爱莫能助了。胡宗南一方面也是深知张固然凶残暴戾，但为人重信义、重诺言，勇于担当；另一方面大概也是想到自己当初在婚姻生活中的一段“不幸”遭遇，颇与张灵甫有“同病相怜”的感慨。如此一想，胡决定来一个“大仁大义”之举，既不搞五花大绑，手铐脚镣，也未派人持枪起解，囚车押送，而是出人意料地让其自行乘火车到南京投案。张感胡的知己之恩，倒也未有中途逃跑之念。甚至当途中川资不足、囊中羞涩的时候，居然以卖字谋生，一步一步挨到南京，被蒋校长关进大牢。抗战爆发后，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将其秘密保释，到军中“戴罪图功”，从此张入第七十四军效力。结果，胡的这一手，被其心腹亲信吹嘘为：宅心仁厚的大义之举。

胡宗南的驭下之术固然高明之极，但是他并不仅仅靠运用权术来培养下属的愚忠及依附观念。事实上，从抗战中期开始，随着胡军的极度扩张膨胀，所部旅级以上的高级将领成百上千，有的将领一年之间也难得见一次面，仍然靠用过去那种个别会见、法外施恩等“小儿科”的手法，笼络、驾驭、控制，已经远不能适应需要。于是，胡宗南再次搬出当年在第一师中成立“三民主义大侠团”的法宝，在军中秘密创立了一个封建帮会组织，取名为“铁血救国团”，胡宗南自然是这个“救国团”的铁血教父。

比起当年“三民主义大侠团”的四五条“侠客”的小打小闹来，这一次的“铁血救国团”自是不同凡响。首先是在人数上，大凡胡宗南所部师旅长以上的黄埔将领，无不参加。诸如，上自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李文，战区长官部参谋长罗列、西安绥署秘书长赵龙文，亲信军长袁朴、罗泽阙、盛文、李正先等，下至一些亲信师旅长及心腹幕僚如许良玉、陈鞠旅、钟松、李日基、李振西、王应尊、何文鼎、王微、程开椿等等。胡宗南通过掌握运用这批“铁血团”的骨干分子，基本上也就控制并掌握了所部数十万大军。

其次，能够参加这个秘密帮会组织的成员，均须有严格的考查措施与严密的入团手续，以防异己分子打入。所有成员都必须经过胡宗南的钦点，并且绝对效忠胡宗南个人，不允许有任何二心之念；加入“铁血团”时还须经两个人以上介绍，举行秘密仪式，歃血为誓，以严厉的纪律进行约束。

第三，所有加入该团的成员，其义务：一为维护胡宗南的个人威信，确保胡对所部的绝对统治权与黄埔领袖地位；二为考察各级军官的思想言行，监督杂牌军队的行动，肃清内部异己分子；三为在战时执行督战任务，以防所部官兵在一旦反共时行动不力；四是可直接向胡宗南密告他人，并有保荐各级部队长直至同级部队长的特权。仅此数点，就可知这些“救国团”中的“铁血勇士们”的权力之大。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个封建帮会团体的严密控制下，任何对胡宗南稍有不敬的异己分子，都将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铁血救国团”之外，另有战区长官部机要处、第二处、侍勤队、战地服务总队等特工机构，以及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帮助胡宗南对所属各级将领实行法西斯式的监视、驾驭及统治。以胡宗南的如此手法，以及如此对所部将领的严密控制程度，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军大员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也是在国民党的各个中央军嫡系集团中，为什么只有胡宗南的部队可以被称为“胡家军”，并且后来被中共称之为“胡匪帮”，而陈诚集团从未被称之为“陈家军”“陈匪帮”，汤恩伯集团从未被称之为“汤家军”“汤匪帮”的重要原因。

当然，若从更深层面上看，胡宗南的封建军事集团所以能够建立，并且能在西北地区不断坐大，关键还不在于胡本人有所谓高明的权术、手腕或特工手段，也不在于胡有什么祖传的秘方异才，关键是蒋介石能够在干部运用方面，赋予胡宗南有升降去留的独断“人事权”。

本来，按照国民党军队的传统，蒋对军队人事的控制权是历来抓得很紧的。上自战区长官的钦点，下至部队团长的任命，蒋莫不事必躬亲，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请他人代劳。但蒋唯独对胡宗南皇恩浩荡，网开一面，授胡以所部军队人事的全面控制权，恩准凡胡以下集团军总司令大都取决于胡。仅举一例，胡宗南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时，先后有宋希濂、陶峙岳、范汉杰、李延年、董钊、李文等高级将领出任副总司令一职，几乎都是由胡宗南报请蒋介石加委；至于胡部的军长、师长，胡报请之后，无不是“照准”二字；有时胡甚至可以“先斩后奏”，先发表“日令”，再报请加委，可见胡对所部人事的权力之大。至于等而下之的旅、团长一级，也就无须多说了。这样一来，大凡胡军将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一条“政治小命”，是攥在胡宗南手中。

黄埔“戏子”

如果撇开政治上的因素不谈，实事求是地说，胡宗南有大志、有目标、有干劲，也有忍耐和刻苦精神，亦能礼贤下士，谦恭尊老，才干不在一般人之下。中共的国民党问题专家周恩来当年在谈到国民党将领时，就是看好胡宗南的。1936年7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求教于周恩来：“您认为南京最有才干的野战指挥官是谁？”周对此不假思索地回答：“陈诚是个不错的稳重而实干的人，但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胡宗南也许是蒋介石的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他曾对红军进行过最有力的战斗。何应钦从前是个不错的指挥官，但是1927年，他因为遭到惨败（败于孙传芳）而吓破了胆，锐气大减，从此在战场上就一蹶不振了。”

然而，即使这个被周恩来称为：“也许是蒋介石的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最后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十分地令国民党失望。完全可以说，胡宗南自第三次入陕，坐镇大西北，一直到兵败西昌，全军覆没，以致只身逃回台湾的十来年间，几乎没有打过一次能够令人称道的好仗。这其中的原因固多，但胡在用人上的失策，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致命之处，就在于野心太大，功名利禄之心太盛，权势欲望太强；一心只想着如何营造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以黄埔系为班底的封建军事集团，以便谋取更高的权位；对所部军事力量视为私产而加以经营；用人亦不能公允，更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往往是善善而不能用，或虽用而借故掣其肘，使之不能尽其才；恶恶而不能去，或虽去而复召回，恩宠不减。遇有亲信下属出现重大失职、渎职以至误国等情事，既无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正号令的决心，更无毒螫在手，壮士断腕的勇气。如此，则造成内部沽名钓誉之徒得势，埋头苦干之辈落寞，派系纷呈，党同伐异，勾心斗角，四分五裂，每到关键时刻，不能形成合力，鲜有不败耳！

在胡宗南兵败大西南以后，很少能够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国共两党，却在评价胡宗南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个盖棺论定的共识：“志大才疏。”如果说“野心”也是一种“志”，那么说胡宗南“志大”，信然！至于说到“才疏”，倒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要是把胡宗南与他在西北战场上的老对手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巨星相比，送他“才疏”二字，的确不为冤枉。若是把他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汤恩伯、戴笠等许许多多国民党军界的大佬及“精英人物”相比，倘若也断定他是“才疏”，则不然！实在说起来，胡宗南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逊色，甚至还要更加老猾！

平心而论，与其说胡宗南是一个好的军事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好的权谋家，更为恰当。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军事才能，也只能这样说了：即以十分计，胡为五六分罢了。正因为如此，胡当一名旅长、师长，不但可以人尽其才，或许还可以当得极为出色！如果要他当军长，颇有点强人所难，殊属勉强！当集团军总司令，纯属力不从心！当战略方面军指挥官，坐镇一方，雄霸大西北，说他是尸位素餐有点刻薄，说他是滥竽充数不为过分！至于胡宗南竟然野心勃勃地想到要争夺蒋介石身后的第一人，觊觎未来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其下场不说便知。当胡宗南窜上西北王的高位时，人们评价他“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暗”，已是十二分的恰当了。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胡宗南平生打的几次好仗，为什么都是在担任旅、师长时期创下的！同时，我们也就明白了，周恩来评价胡宗南“也许是蒋介石的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正是针对胡宗南率第一师在川西北对红军组织的几次堵截战斗而言。周恩来说这个话时，胡宗南刚从第一师师长升为第一军军长，职与责、才与干也还相当。周恩来的论断的确言之不谬。不过，此一时，彼一时，谁能想到蒋介石师心自用，竟将胡宗南扶上西北王的宝座呢？说到胡宗南在军中私立山头，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玩弄权术，施恩笼络等等，无不是出于“才不够，权来凑”的考虑及需要。古来中国统治者的驭下之术无不说明：厚德而载物，高才可役智。智者可以使才，使勇；而拙者只能使贪，使愚。胡宗南军中的将领，其贪者、愚者之多，亦说明了胡宗南在智与识上的严重“残疾”。老话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胡宗南并非是君子，故矜而又争，群而亦党。此其然也！

更为可悲的是，胡宗南承认自己“志大”，却并不认为自己“才疏”。他的骄横狂妄、睥睨天下，他的自负其才、恃才傲物，他的好大喜功、顾盼自雄，在国民党军界和黄埔同学中都是出了名的。结果是：为了要处处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却常常失之于浅薄可笑和故弄玄虚；为了要时时证明自己的不可一世，却往往失之于装模作样和莫测高深；他在生活中简朴到自残的程度，刻板到机械的境地，却使人一眼看穿是故意示之于人，沽名钓誉；他待人接物，俨然平易近人，谦恭有礼，却使人一望而知是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以便达到某种目的。总之，他的一切言行举止，莫不给人以作假或演戏之感，骨子里透出一种戏子的气质。

最早看出胡宗南的气质中这一做戏气味的，还是他的那些黄埔系加复兴社的同学，尤其是那个对胡宗南知之颇深的复兴社才子萧作霖，可以说观察得尤为精细入微。在国民党将领中，唐纵与萧作霖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复兴社高干，又都是湖南同乡，故平时共同语言颇多，相处日久，也就很有点“高山流水”的意味了。1940年3月29日下午，唐纵与萧作霖相遇于重庆国际联欢社。其时，唐为侍从室六组组长，负责总核编审所有情报工作；萧则新从天水行营军务处处长兼战干第四团特训总队长任上卸职不久，出任平（凉）秦（天水）师管区司令。萧每次回重庆公干，唐纵必往访看望，纵论一番西北人物。这一次相遇，唐纵在日记中，记下了萧作霖对胡宗南的评述：“作霖论宗南，其人聪明有才气，且能苦干奋斗，为时下杰出之材。但有不少缺点，骄，多疑，不诚，莫测。无论其情态、意志、行为，几无不有莫测高深之感！为何如此？因彼受委座之特殊恩遇，而抱负又为不凡，故其聪明才智，无不欲从不凡中求进展、求表现。因其意识充满不凡，故其情态化为莫测，于是骄与伪生焉，惜乎！”胡本一凡夫俗子，却处处欲求不凡，故而生伪，故意示人以莫测高深之感，以掩饰其“凡”！萧作霖这个时候已在胡宗南手下干了一年多时间，所以他看出了胡的“做戏气味”。看来唐纵对此也是深有同感，否则他不会如此充满感情地记下萧的这段宏论。

其实，唐纵也看出了胡氏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1942年11月24日，唐给胡写信，信中说：“北望云旌，益思贤豪，关中为古发祥之地，据中原门户锁钥，总中苏交通之枢纽，时地两重，人物俱孚，国内有为之士向往西北，今学长时望所归远甚郑陈，陈以内无筹划之人，外乏争议之友，虽有过人之胆识，而无舆论之归趋，贞观之治史誉空前，夫岂偶然哉。”这一天，唐纵在信发出之后，又在日记中写道：余借故为喻，“实即讽劝宗南也，观其反响如何？”

另一个对胡宗南的莫测高深感受颇深的是军统大特务张严佛。张前后数次被戴笠派往西北地区，出任军统西北区区长，并受胡宗南节制。张以戴氏亲信大特务的关系，与胡宗南接触颇多。据张自己说：“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汇报西北各方面的情况，以至和向戴请示一样去向他请示。”通过多年的近距离观察，张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胡对他的部下却故作神秘，非常矫饰，说起话来，天上一句，地上一句，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见到他，有时候在家，也故意不见，部下也就不敢去见，而我却可以随时去见。”胡的装模作样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可见他的“戏子味”已经相当的浓厚了。

难得的是，胡宗南对自己当“戏子”的理由，竟也做过一番解释。1944年7月10日，胡宗南在重庆约唐纵谈话。胡一开始就说：“今日彼此尽情而谈，人谓我神秘，以我不与人谈政治，不得其人不谈，今日我都可谈。”于是，唐纵开始与胡谈政治了。唐说：“你在西安的部队，一身系国家民族的安危，千万不能失败。”胡故意问：“责任如此重大吗？”唐说：“现在的国军都打完了，共产党所惧者只有胡部。如果胡部失败，共党可以独步中国了。”胡宗南表示对国民党的政治现状悲观失望，并认为政治很危险，军事也危险，要准备事变。“唯一的办法只有组织，只有组织才能救中国，要如何形成一个坚强的中心力量的组织，这是今日救中国唯一的道路。”这里胡宗南的意思，显然是要唐纵能够提出如何在黄埔学生中形成一个以胡宗南为坚强中心的组织力量，帮助他挽救国民党政治的失败，进而解救中国。唐纵其实也看穿了胡的用意，故只在表面上同意胡宗南的这一观点，而用具体困难将这一问题否定。唐故意说：“领袖将此责任交给谁？而组织的意识又各人不同；领袖对于组织的运用并不坚强，将奈何？”胡宗南对此不得要领，最后只得表示请唐进行批评。唐据此提出两条：“人云你的部下打牌要钱；你在西安会客不易，人以你神秘。”唐并劝胡保持平庸。胡对此不解，反问：平庸吗？唐纵说：“圣人大智若愚！”胡不置可否。

实际上，胡宗南认为唐是蒋身边的情报总管、内侍近臣，这一天所以要主动约唐“尽情而谈”，固然也有相互交换看法的成分在内，但私心则是想借此能从唐的嘴里了解蒋对他的评价与看法罢了。胡何会平庸？又何能平庸？

秘密策划：“闪击延安”

胡宗南荣登西北王的宝座，引起国民党军界、政界侧目而视。有人说他：徒以乡谊与学生而得宠于蒋。也有人认为：蒋所以“全力培植胡宗南这个军事集团，目的就是想依靠这个力量来消灭共产党。这是胡宗南军事集团能够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宋希濂就持这种见解。

如前所说，胡氏的崛起，完全是国共斗争形格势禁的结果。胡氏正是适应了国共斗争的需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政治上“走穴”的结果。但胡宗南的发迹，并非全是蒋介石的恩赐，也有他自己博取的成分。他的这个老本早在“巴山急电”中，就有了最初的积累。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蒋校长不但看到了胡宗南的军事才能，而且看到了他的政治才干。事实上，在随后的几年中，胡宗南驻军天水及陇南期间，除军事活动之外，还打着“国民革命”的旗帜，以极大的精力推进地方政权建设，关心生产发展，支持文化事业等等，俨然以一个国民党政治家的面目出现在大西北，并且给历来封建闭塞的西北地区，带去了些许“新风”，引起西北各界的瞩目。胡在陇南的一举一动，除了他本人必须每年到南京向蒋介石述职以外，自然也会有各方面的材料，源源不断地送往南京，摆到蒋氏官邸的办公桌上。这在蒋的头脑中，也就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印象：黄埔学生中，唯有胡宗南是一个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人才。

等到武汉会战之后，蒋介石考虑要选择一位既能在军事上，又能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实力与中共进行一番较量的统帅型人物时，蒋想到了胡宗南，自是顺理成章了。1939年，胡氏奉蒋命，执行镇守大西北的任务，蒋介石召见他面授机宜，交给他的“法宝”是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并对此详加讲解剖述。

从东面来说，山西大部沦陷，潼关至宜川黄河防务关系重大，蒋令胡用主力第34集团军加以固守，蒋并派“小王子”蒋纬国到潼关军中服务，既是表示对胡的信任，也是表示对这段河防的重视。否则，如这一段河防不保，日军渡河西上，窜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国统区再度丢失，蒋岂不是要出国当流亡领袖吗！同时，以美国为首的盟国，要借助中国牵制日本，也希望能看到蒋有实力与日本对抗。蒋亦需要借此标榜抗日，显示实力，提高国际地位，借以取得美援，并阻止美国援助中共。因此，潼关河防关系重大，也是蒋对日军的最后一道“生命”防线，是绝不允许丢失的。

从北面来说，延安始终是蒋的心腹大患，只要中共一天不亡，蒋就一天如鲠在喉，不会舒服。但是，蒋认为若仅凭胡的现有力量，既要“东御”，又要“西防”，还要“内慑”，更要对付中共“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显然是四面兼顾，四面又不顾。因此，蒋要求胡宗南对“北”在于“制”。在西北地区，力求将中共的力量，限制在国民党中央已经划定的边区范围内。

从西面来说，苏联暗中支持并策动新疆军阀势力盛世才闹独立，企图把新疆划入其势力范围，并有进一步东进，与中共的力量连成一片的野心。据此，蒋要胡“西防”。但是，西线的情况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苏联无力南顾，二是盛世才投蒋，三是胡宗南的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西顾之忧，至此基本解除。

从国民党集团内部来说，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都是地头蛇，挟回民自重，蒋不得不给以兵权、政权，但又怕他们坐大，反蒋、降日、联共，故蒋需要恩威并施，一方面施恩笼络，一方面令胡“慑”服。

显然，这样一个“十六字战略方针”，与其说是一个军事战略，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战略。如果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军事将领，是根本不具备在西北地区担当这样一个重要政治战略任务的。胡宗南符合这个条件，并且也是很好地贯彻了蒋介石的这个“十六字战略方针”的。

公允地说，胡宗南在抗战期间，自始至终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反共，二是抗日。抗战初期，倾向抗日；中期以后，倾向反共。胡之反共，固然有自身的因素，但也有报答蒋的知遇之恩的一面。胡氏能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无不是缘于蒋的恩宠。胡基于本身利害，故只能对蒋效忠、服从。蒋抗日，胡拥护；蒋反共，胡追随。据红色间谍熊向晖先生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中介绍，在抗战初期，他曾一度幻想胡可能成为“夏伯阳”式的人物。其时，胡宗南的确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抗战倾向。

诸如：周恩来于1936年9月1日写给他的那封信，胡极为珍视，并妥为珍藏。胡曾将这封信拿出来给熊向晖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胡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珍珠港事件后，胡请求率部渡过黄河对日反攻，蒋未批准；黄埔一期同学杜聿明等率中国远征军到缅甸作战，胡颇为羡慕；胡要熊向晖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的调子不为突出。1942年，中共中央通过黄埔四期同学、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邀请胡访问延安，胡很想去协调一些关系，但蒋未允许。但是，自抗战中期以后，随着国民党反共活动的不断升级，胡的反共意识也更加强烈。至于他在西北地区策划并主持的种种反共活动，已有前述，无须再说。这中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个未遂的“闪击延安事件”。

事件缘起于1943年5月15日。这一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对于中共来说，由于吃够了“国际”瞎指挥的苦头，听到这个消息，不啻是一个福音，故于5月26日声明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然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亦是喜不自胜，认为趁火打劫的机会到了。于是，他密电胡宗南：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你部应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蒋命还吩咐，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

胡宗南当时的军职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手下集中了四个集团军。其中，第三集团军驻甘肃武威，准备进入新疆；第三十四集团军驻潼关至宜川一线，扼守河防；第三十七集团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全部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的正面，负封锁边区的任务，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北制共匪”了。胡宗南奉蒋“闪击延安”的密电，最初的部署就是准备使用这两个集团军，对延安实施打击。并于6月初会同蒋派出的“钦差大臣”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一起赴关中、陇东防区视察，秘密进行策划部署。

6月9日，胡宗南在耀县召开作战会议，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相继决定由第三十七集团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分别组成陇东兵团与关中兵团，在东线阎锡山部、北线邓宝珊部的策应下，分别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边区，夺取陕北全境。一切部署完毕，胡宗南于6月下旬回到西安。然而，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第三十八集团军因执行“弭平”西北民众暴动的军事行动，至6月底仍未奏功，不能按洛川会议计划，参加“闪击延安”的行动。胡宗南别无撒豆成兵之术，只得冒一下天下之大不韪了。他置“东御日寇”于不顾，从坚守河防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中抽调第一军、第九十军西上，接替第三十八集团军的任务，参加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为避免过早暴露，胡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数先遣人员活动，大部队在发起总攻击前两日进入指定的作战位置。预定发起总攻击时间是7月9日。据说，当时中共留在陕北的正规武装力量只有一个三五九旅，其余的也就是中央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及地方部队等。可以想见，在胡部五个军20余师的闪电攻击下，无论共产党人是怎样的三头六臂与钢筋铁骨，也未必敢说是胡军的对手。

一个党，一个民族，抑或是一个时代的命运，有时候正像是一个人的经历一样，往往在紧要关头只有一步的选择。这一步，失之便是满盘皆输，得之便是全盘皆活。大革命后期，中共走错一步，党人血流成河；西安事变中，中共走对一步，全民抗战的局面形成。中共在1943年6月间的处境，完全可以这样说，到了再一次面临历史抉择的紧要关头。在这个关键之处，也就是“一步”的选择权了。如果这一步走错，胡宗南闪击成功，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果然被摧毁，随后必然是国共再一次发生全面内战。此时，不必说中共能操多大的胜券，只需看一下在一侧窥伺的日寇，一旦乘机渡河渔利，其后果就不堪设想。

所幸的是，周恩来预先在胡宗南身边埋伏的一着妙棋，此时发挥了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大作用。周恩来的这着妙棋，就是预先设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红色间谍熊向晖。熊向晖身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蒋胡之间来往的所有密电，无不要经过熊的手过滤一下。自然，这种“天字第一号”的重要情报，熊向晖岂会放过。于是，他在7月3日晚，很“尽职”“尽责”地将蒋、胡“闪击延安”的军事部署与攻击时间，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设立的地下电台，及时转告延安。

“两筐鸡蛋”被“两块石头”砸烂

毛泽东接到西安密电，其震骇之状，自不待言，关键是此时此地国共“重开战”，自非中共之福，亦非国家之福。不要说八路军与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均在敌后抗战，此时全无可能迅速班师回援，就是中共能够召回一批主力部队，难道国共能在日军的大炮与刺刀面前，再来一番血战吗。毛泽东别无选择，既然“武斗”不行，也只有“文斗”一途了。

于是，毛泽东连续采取了三项应变措施，一是把蒋、胡“闪击延安”的消息迅速向外界传播，意在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的力量制止内战；二是在边区进行紧急动员，准备以武力还击胡宗南的进攻；三是请此时由渝赴延途中的周恩来、林彪火速赶往西安，直接向胡交涉。三项措施中，又以第一项为重。盖因武力还击一举，也只是重在自卫图存而已，说到粉碎或打退胡军的进攻，此时殊无可能。至于周、林交涉一事，不要说能否立见成效，更因为他们尚在途中，能不能在内战爆发之前赶到西安尚很难说。如此，这就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朱毛两电退胡军”的传奇佳话。

“朱毛一电”是毛泽东于7月4日发给重庆董必武的一份急电，通报胡宗南即将发动“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请你立即将此种消息向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愈快愈好”。毛泽东特别指出，要董必武在交涉中说明：“自国际解散后，我党中央准备讨论改善两党关系，不负委座期望，现若动兵，全局破裂，绝非国家之福。”此电的意图非常明确，要通过动员国际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制止胡宗南“闪击延安”。同时，也塞给老蒋一颗“准备讨论改善两党关系”的“甜果子”，甜一甜他的嘴，让他知甜而足。果然，经董必武及时传播，美英苏等国大使馆纷纷向蒋氏施加压力，威胁老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即停止援助。“七七”纪念日那天，驻渝外国记者纷纷就内战危机质问国民党发言人张道藩，弄得国民党政府极为尴尬狼狈。“朱毛一电”，一击即中。

“朱毛二电”是朱德总司令于同一天发给胡宗南的急电。揭露：“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等等。此电的杀手锏是“日寇渔利”与“妨碍英美苏盟邦”两大板斧，可说是击中了蒋、胡的要害之处。毛泽东下令，通过重庆《新华日报》等各种新闻渠道，刊登朱德的这份电报，广泛向各方面宣传，一时如火趁风势，弄得重庆舆论大哗。

熊向晖7月4日收到朱德的电报后，当即送给胡宗南。胡极为震惊，看了两遍，犹嫌不够，又让熊念了一遍。这才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向熊提出了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熊对此早有对策，从容回答：“应该查明是谁泄密。”熊并虚晃一枪，故意说：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不许公开评论。“闪击延安”行动，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熊向晖据此点拨胡宗南：“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继续问计于熊向晖：“你看怎么查？”熊“大度”地授计于胡：“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密给共产党。”胡宗南深以为然，当即命熊找来特务头子刘大钧，向其交代密查“共匪”间谍的任务。胡性格多疑，每逢这种场合，从不让第三者在场，熊亦知趣地退出，故未能预知胡心目中的涉嫌人员是谁。然当日晚，胡通知熊出席长官部召开的讨论“这一仗打不打”的高级幕僚人员会议，可见熊不是涉嫌人员。

当晚的会议，讨论得颇为热烈，并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照打，理由是不应坐失良机；另一种意见主张缓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大军进剿近月，尚未奏功，遑论陕北共军。况且此时事机已败露，如日军于中趁火打劫，何以善后。建议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岂知胡宗南对两种意见都不赏识，胡作结论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攻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胡当即令参谋长起草电报，由他核发报蒋。蒋在重庆本已被弄得焦头烂额，此时权衡利弊，即于7月7日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胡宗南于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一场“闪击延安”的闹剧，未等报幕，便已悄然收场。

此间，中共的舆论攻势依然不减。7月6日及9日，朱德两电蒋介石，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连日以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遍电胡部20余名师以上将领，呼吁消弭内战危机；9日，延安3万人集会，进行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紧急动员；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等。据说，胡宗南看到上述电文时哈哈大笑，认为他已经下令收兵，可见得共产党情报不灵，对他莫测高深。胡虽不知道《质问国民党》一文为毛泽东之作，但却很欣赏该文犀利的文笔。

按照蒋介石电报中关于“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的指示，刘大钧查出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及一名中央社记者曾公开叫嚷要毛泽东趁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胡闻报大怒，立命将这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算是对蒋介石的交代。张涤非原想：在蒋先生、胡先生手下做事，千错万错，反共总是不会错的。据此，张决定抓住国际解散的机会，抢先一步喊出了“解散中共”的口号，借机立一个天大的功劳。岂知寸功未立，倒犯下弥天大罪。终日里唯恐别人反共不力的劳动营训导处处长，一觉醒来，竟成了“匪谍”，自己也蹲进了大牢，真是匪夷所思，大白日撞见老鬼了。

一场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内战危机，经毛泽东一电董必武，朱德再电胡宗南，顷刻间竟烟消云散，这真是朱毛两电退千军了。20多天前的6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交际处设宴款待驻节榆林的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时，曾经豪气干云地打过这样一个比喻：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头，就全部砸烂了。这当然是领袖人物的一种磅礴激情，不足以当真。但是，这一次蒋、胡辛辛苦苦地策划一个多月的“闪击延安”行动，仅仅由毛泽东发了两份电报，或者说是抓住了“日寇渔利”与“妨碍盟邦”两句话，就宣告破产。如果把胡宗南策划的“闪击延安”的两路大军比作两筐鸡蛋，把朱毛的两份电报比作两块石头（亦可将“日寇渔利”与“妨碍盟邦”比作两块石头），倒也有相像之处。

7月11日，蒋介石与胡宗南都正式复电朱德总司令，声明无进攻意。12日，胡宗南下令撤退一个师与两个军部（第一军与第九十军），重新开回河防，陕北地区的国共军事控制线，开始逐渐恢复到原有态势。对于这次“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给董必武与彭德怀的电报中分别作了如下分析判断：“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迫我作城下之盟。”又说：“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等等。

对于这次能击退蒋胡“闪击延安”的进攻意图，毛泽东在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由于近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苏联打退德国攻势，重庆各国大使的干涉，而主要是我党动员广大群众对蒋介石、胡宗南调兵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表示坚决的反抗，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和缓进攻边区的形势。

周恩来舌战“群胡”

从根本上来说，蒋、胡“闪击延安”的计划未能寿终，关键在于国际国内的大形势不允许此时国共重新开战。最为简单的一个道理，不用说国内人民不允许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内战的局面，就是当时稍有一点爱国心的海外侨胞，对胡部数十万大军躲在大后方从事反共活动，也极为鄙视和痛心。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是一位老同盟会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应当算是很深的了。抗战期间，陈率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到西北参观，检阅了胡的部队（胡以检阅部队为最高礼遇），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此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之精锐部队，不开上抗日前线杀敌，反屯集后方反共，天理何在，实属民族之大不幸！于是，陈先生竟拂逆蒋意，亲到延安考察，对中共的团结御侮精神，大为赞赏。结果，陈到处演讲，大声疾呼：现下为祖国抗日救亡的危急时期，希望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切勿多生事端，制造摩擦，致影响抗战大局，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蒋氏在接见陈嘉庚先生时，借故大骂共产党。陈先生不肯苟同，直面进言：“华侨心理，甚盼国共两党及全国上下，能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内部政治问题，等待抗战胜利后，协商解决。况共产党军队不多，又无兵工厂，你何必多虑。”可见，陈先生尽管站的还是国民党的立场，却是坚决反对此时国共内战。

从一个普通的海外华侨老人的爱国激情，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力量是何等强大！正是有这样一种伟大的力量作坚强后盾，朱毛“两电”才能力退千军。否则，便是朱毛发上一箩筐的电报，也未见得会有什么作用。毛泽东的英明，就在于他看到了这种伟大力量之所在，并且是巧妙地运用了这种伟大力量，故而能够出现“两电退千军”的千古传奇佳话。

此外，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原因的话，胡宗南主动请求罢兵，应当说不无“微功”。事实上，蒋命胡“闪击延安”，虽事机败露，胡仍可蛮干，蒋氏固不会阻止，国民党内更无人能够阻止。再退一步说，虽事机败露，胡亦可以按兵不动，听候蒋的指示。其时，打耶，撤耶？胡都可以借口奉命行事，既可以在政治上推诿责任，又可以在军事上独得头功。如此，对于胡来说，于“公”于私，都是进退得据，有利无弊。但是，胡却能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帮蒋氏权衡利弊，主动请求撤兵，其主观动机固然是为蒋氏分忧，但其客观效果，不能不说是于国、于民、于共有利之举。

据此可知，胡宗南即使到了抗战后期，我们从他身上也还能看到一种两面性：忠蒋、反共，是其一面；“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其另一面。当然，胡不是不想反共，但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本也想能在国际大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来一次火中取栗，偷吃一次“禁果”，岂知还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形格势禁，“北剿共匪”未能如愿，还得回到“北制共匪”上来，也还得将“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将“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中共对于这次能够取得避免内战危机的重大胜利，没有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熊向晖。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得蒋不得不于10日改变计划。”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毛泽东虽然不便在电报中直言“熊向晖”三个字，但周子健自然是知道“你们所得情报”一语所指何人。

的确，中共能够粉碎蒋、胡“闪击延安”的预定计划，熊向晖当为头功。没有他的这一电，恐怕中国现代史要重新改写了。对于熊向晖的作用，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熊向晖顶几个师。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评价高到什么程度，无须笔者在此饶舌。

由熊向晖的首建头功，我们不能不想到另一个人，这就是周恩来。他在1938年初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周恩来的谋略智慧，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这正是孙子所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恰在胡宗南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伎，声明并无进攻边区的企图时，周恩来到达西安，从而演出了一场周恩来舌战“群胡”的历史剧，进一步把蒋、胡“闪击延安”的密谋逼进了死胡同。周恩来此次回延，是缘于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决定开会讨论中国政策问题，需要周恩来回延出席。为争取时间，毛泽东在5月24日曾有电到周，“请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飞机回延更好”。直到6月1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盼于7月1日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可见，周之回延，原本与胡宗南“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并无联系。周恩来此行的队伍颇为庞大，计有林彪、邓颖超、孔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等100余人。但是，由于有事耽搁，周恩来一行直到6月28日才离开重庆。

周恩来出发后，毛泽东改变了主意，于7月3日第一次发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指出：胡部五十三师“已有一部侵入边区地境，修筑工事，似有逐步侵占企图……请就近向胡提出交涉，退出侵占地区……胡曾到洛川召集军官会议，部署军事，此事请在西安加以探询，并向胡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毛泽东此时尚不知道胡宗南已有“闪击延安”的预谋，以为这只是国共军事摩擦的一般升级，故意图通过周恩来顺路经过西安时加以解决。

7月3日晚，毛泽东收到熊向晖的电报，发现情形不对了，当即于7月4日二电周子健转周恩来：“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请向胡交涉，一切问题均可于你们回延时讨论解决。”7日，毛三电：“胡宗南进攻部署已完成，请你们努力在西安设法转圜，力求避免战事。”9日，毛四电：“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回延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则进击。”10日，毛五电：“江电（即3日电）所提都是小事。从江日晚上我们发觉胡奉蒋令限灰日（即10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听候蒋之手令即行进攻……江电所说诸小节，你们不要再提，应从制止内战着眼。”一周之内，五次发电，并且对原先所提胡部53师侵入边区的挑衅行为，已认为是小事一桩，不值得再提，而要着眼于制止内战。可见情形已至十二万分严峻的境地。

胡宗南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因做贼心虚，担心周公此次来者不善，故于事先进行了一番策划：一是通知陕西省主席熊斌：如周恩来约谈，应矢口否认他有进攻边区意图；二是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副长官部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从胡部中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30人左右，各自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胡宗南对这次酒会的政治礼节规定得极详细：对周称周先生，对邓称周夫人，对蒋称蒋委员长，对胡称胡宗南同志。有意思的是，胡宗南不请黄埔四期的学弟林彪出席。据熊向晖披露，因林彪从苏联疗养回延安途经西安时，对胡态度甚卑，胡很是瞧他不起。当初，周恩来曾经通过董必武转嘱熊向晖：“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这实在是经验之谈，何等正确伟大！试想，林彪本是毛泽东的一员爱将，论才干并不在胡之下，论打仗更要在胡之上，尚因态度稍嫌谦卑，胡还瞧他不起，遑论他人了。

周恩来一行于7月9日到达西安，胡宗南的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邓颖超因身体不适，谢绝参加，邀请的嘉宾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人。好笑的是，胡这一次自始至终派熊向晖作为自己的亲信代表，负每次接送周恩来的任务。本来，周对自己直接派出并亲自领导的这一名红色间谍，是只知其人，未谋其面，倒是胡宗南给他们成全了一次见面并密谈的机会。熊于10日下午，乘胡的专车，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一见面，熊自报家门，周大喜过望，即紧握一下熊的手，表示有数了。熊亦机警地轻声以英语提醒：“请小心，提防被灌醉。”这是熊在打入敌营五年多以后，当面送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周恩来的第一个见面礼。

车到小雁塔，胡对周执礼甚恭，亲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敬礼，陪同周进入会场。然后是王超凡作为总司仪，指挥出席者“起立”“坐下”、致欢迎词等等。最后，王超凡按照胡“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的预定部署，来了一句狗尾续貂：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得熊暗中提醒，心中已有警惕，正在筹思对策的时候，忽听到王超凡要拉他一起拍蒋介石的“马屁”，当即有了应对之策，随之雍容大度地举杯起立，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周恩来三言两语，不但向胡宗南的高级将领们宣传并指明了“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这一重大原则问题，而且一脚就把“请干第一杯”这一个难题，重新踢回胡宗南面前。果然，胡宗南一下子愣住了，王超凡等作陪者更是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见目的达到，马上显得善解人意地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胡宗南与作陪者们顿觉如卸重负，一个个喜不自胜。胡宗南的第一次进攻受挫。

接下来先是十几位夫人，后是十几位将军排着队端着酒杯，雄赳赳地轮番向周恩来进攻，表示要给周先生敬酒。周恩来先是以攻为守，巧妙地将他们的话头接过，再反问过去，只问得他们张口结舌，无词以对，最后只好由胡下令免喝。但是，周恩来通过与他们握手寒暄、问姓名、问职务、嘘长问短、送回原座等言语动作，亲切平易，一如长者。使得他们如沐春风，如沥春雨。当这些夫人、将军们转身回座时，一个个都为能亲见周恩来的风采，并结识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中共著名领袖人物而面露喜色，心旌摇动。

酒会即将结束，周恩来看出胡宗南已经是黔驴技穷，没有什么戏好唱了，当即转守为攻，一下子接触到此次在西安停留的实质性话题。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周恩来一饮而尽。

周恩来的一席话，正是他那种压抑已久的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的披肝沥胆之情，现在又以他那种特有的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声音，充满激情地一气道来，浑如高天惊雷，深海浪啸一般，形成一重重撼天动地、神鬼皆惧的隆隆巨响，从天边、从海底，势若奔马般滚滚而来。在席之人，几无不被激得回肠荡气，百感交集，一股似已泯灭久违的民族豪情从心底被激得勃然而发。即便是出了名的虚伪奸诈、装腔作势，且以目空一切、莫测高深而自许的胡宗南，今天似乎也有点动了真感情，二话不打地端起酒杯，一仰头，竟也是一饮而尽（胡自称从不喝酒）。所有作陪的人，不论是花枝招展的夫人，还是高傲冷峻的将军，也不论是千杯豪饮的，还是滴酒不沾的，一个个全都不发一言地高举酒杯，跟着周恩来满杯尽饮，一座酒杯皆空。

酒会结束，胡氏陪同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一洗过去的骄饰之态，以出自内心的恭敬之情，对周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车启动，胡以军人的姿态，注目敬礼，周向他招招手。熊向晖再送周恩来回七贤庄。

车到七贤庄，周恩来借故将熊留住作简短密谈。周恩来再一次紧握着熊向晖的手，亲切而动情地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仅此一语，熊百感交集，禁不住要流泪。周柔声说：“要忍住。”熊当然懂得这是一句双关语。接着，周表示只能用一刻钟时间，向熊问几个问题，即“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胡反共坚决不坚决”，以及熊在敌营的情况等，熊均一一作了回答，使周恩来深感满意。最后，周恩来充满深情地送熊几句话：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如果避开其中的政治因素，对于世间所有的间谍来说，这三句话都可以称得上是千古经典名言。说到这里，周恩来再次紧握这位还是第一次谋面的得意弟子，用他那特有的感情浓烈时的习惯动作，将握着的手摆幅很大地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周恩来一行于7月13日离开西安，向延安出发。其时，内战局势已进一步缓和。事后，军统西安站为了表明恪尽职守，给胡宗南送来综合监视报告。其中提到有一个人坐胡的专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去接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去送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带走几大捆东西，看不出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此人拿走几本反动刊物等（周命熊转交胡的红色书报杂志，以作为留熊在七贤庄密谈的借口）。熊向晖亦为了表明恪尽职守，将军统的这些监视报告送给胡宗南。胡亦恪尽职守地认真看完了这些所谓的重要情报，然后哈哈大笑起来，颇为得意地对熊向晖说：周恩来在西安，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周恩来此时正在回延安的途中，他是不是也在想：胡宗南在西安，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周恩来很可能也在想这个事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周恩来不会为此而哈哈大笑，因为这不符合周恩来的气质和个性。

西北王与特工王的对手戏

胡宗南能在西北地区扶摇直上、冲天而起的话题，本已说尽，再增之一分，也是味同嚼蜡了。不过，笔者还想补充一点，即胡宗南的崛起，与戴笠在朝中的奥援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民国史上，胡宗南与戴笠的交往，既算得上是一绝，也算得上是一谜。所谓“绝”，谓其相交之久、感情之深、勾结之紧、野心之大，都已到无可比拟的境地。所谓“谜”，谓其相互之间的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暗中控制，也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正是在这一点上，至今还有许多不被人们了解的内幕。

胡戴之间的交往，在西安事变之后，有了质的变化。如果以西安事变为界，将胡戴交往分为前期与后期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在前期是友谊多于利用，在后期则是利用多于友谊。在前期，胡戴之间还算得上是一对“患难与共，安乐与共”的难兄难弟；在后期，他们已成了相互利用、相互控制的政治死党。但严格地说，胡戴之间的交往，自始至终都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由于在出道时间、职级军阶、政治分量、社会影响以及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各方的关系上，戴笠都无法望胡氏项背。故在胡戴的交往史上，戴笠所充当的角色，只是在扮演胡宗南的一位小兄弟而已。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戴的确也是心甘情愿地唯胡氏马首是瞻。凡胡有计，戴无不听命；凡胡有需，戴无不满足。胡长期驻节外地，每到南京、重庆等地面蒋述职，其一切生活起居，无不是戴代为安排侍候。胡要在朝中结交权贵，打通关节，所需贵重礼物，无不是戴代为准备。胡要拥蒋固宠，揣摩迎上，每在面蒋之时有所进言，必得先摸清蒋的底牌，无不是戴预为胡提供咨询决策。蒋若有什么别出心裁之处、朝中若有什么飞短流长、政敌若有什么造谣攻讦等等，戴笠得风气之先，都要及时向胡通报。若是军统以及各方面有了对胡不利的情报，戴笠更是留中不发，网开一面。至于军统西北区的历任特务头子不但都要定期向胡汇报工作，而且一旦有了关于胡部的情报，无不要在报送军统的同时，抄报胡宗南一份。

戴笠如此明目张胆地违背特工悬禁，正说明胡宗南对戴笠的控制力之强与影响之深。正因为有戴笠处处对胡氏加以奥援，大凡于胡有利的情报，都能很快到达蒋的案前，大凡于胡不利的情报，无不加以剔除。久而久之，蒋氏从情报系统得到的对胡宗南的印象，都是戴笠与胡宗南共同设计塑造的“最佳产品”，以致蒋介石对胡宗南宠爱到了迷信的程度，如果有人要想到他面前密告胡宗南的刁状，弄得不好要自讨没趣。

戴对胡的恭敬有时甚至到了多管闲事的境地。1936年，胡任第一军军长，驻节徐州。其父千里迢迢地从浙江孝丰赶到徐州，本指望来一个子贵父荣，共享荣华富贵。岂知胡宗南先是将父拒之门外，不肯相认；后是私下赶到旅店，摔出300元钱，将父“礼送”出境。胡父气得要死，宁肯厚着老脸，向其他孝丰同乡借盘缠，也不要“胡军长”的300元忤逆钱。胡氏对其父如此绝断，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固然是胡氏家事，外人不足道。不过，中华民族历来有孝敬长辈的悠久传统，独胡宗南对此偏要独树一帜，竟将老父赶出门外，真乃一方“异人”。倒是戴笠基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一说，对胡宗南此举大不以为然。同时，戴氏亦担心设若胡氏不孝之名远扬，对其政治清誉大为不利，易为政敌可乘。故戴笠勇代胡氏孝敬其父，不但视胡父为己父，经常派人从生活上加以接济照拂；而且在胡父去世后，代胡氏千里奔丧，料理后事等。

胡宗南对军统的介入，令人亦是不可思议。胡宗南不但对军统西北地区的特务组织有调动指挥大权，就是对军统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活动，也都有预知及建议之权。大凡军统特务到各地，无不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唯独到了西北地区，在胡宗南治下，要老老实实地当“儿子”。所有军统的秘密，有时对蒋介石还要遮遮掩掩，独对胡宗南可以和盘托出。军统特务对戴笠，当面称戴先生，背后称戴老板；对胡宗南亦复如此，当面以胡先生称之，背后亦常以胡老板称之。因此，军统上上下下对胡，一如对戴，莫不恭而敬之，丝毫不敢懈怠。爱屋及乌，胡部的高级将领范汉杰、李铁军、丁德隆、盛文等人，到了重庆军统局，也都能受到特殊礼遇，得到与胡一样的招待。

军统人事，历来只受戴笠一人掌握控制，即便是蒋介石，也从不过问。但是，胡宗南却能有很大的推荐录用之权。军统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就是胡宗南安插到军统内的一个耳目。除了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中的数百名军事骨干，都是直接从胡军中大量调用以外，在一些军统纯特工的部门，胡宗南也安插了不少心腹干部，诸如林尧民、郭斌、史铭等军统大特务，均出自胡的麾下。甚至戴笠派到西北、华北地区的特务头子，在走马上任之前，也要先派到胡的副长官部，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与考察。经胡考查合格后，才可以正式赴任。军统西北区区长王鸿峻、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等人，都是久经考验的老牌特工，在分别赴西北、华北之前，都还要经过这么一道“功课”，才算正式“毕业”，遑论其他等而下之的“新牌”特工了。

戴笠不痴不愚，如此厚待胡宗南，岂无所图？事实上，戴笠的走红与发迹，胡宗南的提携与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戴笠创立特工基业的初期，要人无人，要物无物，要钱无钱，备极艰难。尤其是人微言轻，不为时人所重，常遭权势冷眼。其时，胡宗南不但在人、财、物上帮助甚大，而且利用自己与蒋介石及黄埔系的深厚关系，极力加以推荐。使戴笠能够逐步得蒋青睐，并能在黄埔系中站稳脚跟。

在黄埔系中，素来潜伏着一、二、三期与六期的划界。因第六期招收的学生文化程度较高，在各期中显得出类拔萃，人才济济，以至渐渐自成一系，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胡宗南为了帮助戴笠打开局面，搜罗优秀人才，决定以黄埔系中的浙江派作中坚，分工一、二、三期的黄埔学生，由胡负责号召，六期黄埔学生，由戴负责号召，并由胡从旁襄助。结果，军统特务中的大特务，有许多均为黄埔六期出身。至于胡对戴的最大奥援行动，当属西安事变时，力促戴赴西安一行，以至促成戴氏一宝押中，从此被蒋视为心腹亲信。

胡戴之交，如此深不可测，其实说穿了，无非是出于各自野心的需要。胡宗南的野心之大，至少在黄埔学生中，是无人能及的。加之他长期驻节西北地区，与国民党政坛中枢相距甚远，往往对峰层内幕及朝中动向若明若暗。在胡看来，自古以来的封疆大吏，若是不能在朝中、宫中结交权贵，安插亲信，布置耳目，订立同盟，要想有所作为，成就一番大事业，绝无可能。出于这一目的，胡宗南不但极为重视戴笠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位与作用，而且极为重视戴笠在政治上的发展与前途。事实上，在胡宗南的心理深处，始终是把戴笠看成是他手中掌握的一张王牌，以便能借助这张王牌的力量，在政治上谋取更高的地位与更大的权益。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胡戴关系中，有许多问题是耐人寻味的。比如，胡介入军统颇深，而戴却难以介入胡部的势力范围。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胡宗南能够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系统。按国民党军队特工的成例，行营、“剿总”、战区长官部，均须成立第二处（即情报处），集团军、军等单位均须成立第二科，以便负责本系统的军队谍报参谋及特工情报活动等。该处（科）人事及业务均须交给军统全权负责，各级部队长并无权力过问。但是，从胡宗南出任第一军军长起，他的第二科及第二处的人事，就完全控制在胡宗南手中，戴笠无权节制。胡宗南手下的两大特务头子刘庆曾与刘大钧，都是胡的亲信心腹，平时一应活动，固然也与军统协调，但二刘首先听命于胡，而不是听命于戴。军统的许多大特务对此深为不满，认为胡在特工方面自成一系，不但与军统体制不合，而且显然是不信任军统的一种表现。可是，戴笠非但不向胡据理力争，竟然还要从军统中抽调先进的无线电台及技术人员，以不断改进胡部特工组织的装备。

在第二处之外，胡还成立了一个所谓“侍勤队”的准特工组织，这更是一个从人事到业务，都完全独立于军统的“胡氏私营特工店”了。据说，在国民党的军事集团中，敢于公开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组织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陈诚，一个就是胡宗南。“张氏特工店”本在蒋、张合作之前就已成立，故不在军统成例之内；况且自西安事变后，这一特工系统，也已经冰雪消融，不复存在。“陈氏特工店”得自蒋的默许，且陈是蒋的第一心腹，数十年大红大紫，经久不衰，为民国政坛一大奇迹，戴笠自是难敌其锋，也只得自己认了。至于“胡氏特工店”，当然也不会是戴笠愿意看到的“杂种”。但是，出于维持胡戴联盟的需要，戴笠既不敢怒，又不敢言。

在胡戴关系中的另一个耐人寻味之处，是胡宗南对戴笠关系的表白。胡戴之交，表面上好得不能再好。可是，在私下里，胡宗南并不认为戴笠是他的最好朋友。有一种说法，即胡戴之交，已经到了“共产共妻”的程度。所谓“共产”，自无话说；所谓“共妻”，谓胡宗南的老婆叶霞翟原为戴的情妇。就胡戴平时无心不交、无话不谈的种种行迹来看，说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也是大体不差的。戴笠就自称胡宗南是他的“第一挚友”。但是，胡宗南并不这样认为。对于这一秘密，胡宗南曾经向唐纵泄露了天机。1944年7月14日，胡与唐在重庆约谈黄埔系如何进一步组织起来的问题。胡因行色匆匆，急于离渝返回西安，不便与唐进一步深谈。唐于是提出，在你离渝后，有何人在渝代表可与谈论此事？胡说“私交唯企之，但此事未与任何人谈及过”。

唐纵是深知胡戴相知相交之深的，并且他也是认为胡宗南的最好朋友当推戴笠无疑。现在竟由胡自己说出“未与任何人谈及过”的“私交唯企之”一语，唐对此亦大吃一惊，这真是他从未想到的。企之即袁守谦，亦为黄埔一期毕业，湖南长沙人，长期出任国民党军队政训系统的头目。从工作关系上说，胡袁之间并无直接渊源，但袁竟能成为胡的第一私交，可见，胡之交友，常有出人意料之处。这也进一步说明，戴笠不过是受胡利用的一张“牌”而已。至于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抑制戴笠权势，以防其尾大不掉，曾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对戴秘密进行监视，蒋竟然吸收胡宗南为该小组成员，这也就不足奇怪了。从另一方面来说，戴笠所以不能成为胡的第一私交，大概亦是看出了戴的野心及蒋的疑忌之处，为洁身自好或图存自保，胡在与戴交往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抽身退步，以免遭蒋猜忌，抑或将来被蒋一网打尽。

胡的忧虑与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实际上，戴笠也是大野心家一个，其野心之大，甚至不在胡之下。胡野心勃勃，显得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而戴的野心勃勃，则更显得心机缜密，深谋远虑。从抗战中期开始，戴笠就已经开始不安心于当一名军统特务头子，而在暗中积极谋取更高的权位。诸如通过扩大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的力量，以便掌握雄厚的军事实力；挟中美合作所以自重，谋求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夺取中国海军总司令一职；在军统息烽集中营进行理论调研活动，设计如何在抗战胜利后，将军统组织改造成政党的课题；多方面通过与财经王宋子文、中原王汤恩伯、江湖皇帝杜月笙等各种政治、军事、社会势力的勾结，以增强在政坛竞争的实力，等等。而戴笠与胡宗南的结盟，只是实施他的帝王野心链条中的一环而已。所幸蒋介石与胡宗南对戴的野心，还只是若明若暗，否则一旦了解了全部真相，真不知要如何惊出一身冷汗。

“大内高手”的“色相炮弹”

戴笠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当然并不甘心于只是当一名胡宗南的“马前卒”与“小伙计”，亦不甘心于始终受胡的控制。戴笠的特点是：心眼多，方法隐蔽，手腕毒辣。戴深知，以他当时的地位，尚不足以与胡一争短长，必须采取韬光养晦之计，表面上奉胡为正朔，甘心“为王前驱”，而实际上却是：一方面在暗中积累力量、积蓄本钱，有时甚至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亦在所不惜；一方面则通过女色，对胡进行反控制，力求把胡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方面，戴的王牌就是军统女特务叶霞翟。

戴笠的韬光养晦之计，核心就是一个“忍”字。对于这一个字，戴笠有过精到的研究与精辟的解释。戴说：“至于忍耐，更是重要。忍字象征一把刀插在心上，小不忍则乱大谋。”钢刀插在心上，也要忍住，这就是戴笠的常人不及之处。

即以胡戴关系来说，表面上看起来是两好无间的“亲密战友”，亲到无话不谈，无心不交，无利不共，好到无可言喻。实际上，胡宗南从内心里根本看不起戴笠的为人，认为戴是流氓出身，道德卑劣，连校长都骂他“下贱”，“没有人格”。胡宗南一旦在一些场合得意忘形起来，总要评点戴笠几句，诸如说戴笠是“流氓”，讽刺戴没有“人格”等。

当军统大特务徐亮从外面听到胡宗南竟如此评点戴笠后，颇替戴老板不平，私下将此事告诉戴笠。哪里知道徐亮的这一番好心肠，却被戴笠当成驴肝肺。戴不但不领情，反而痛骂徐亮不自量，在他和胡之间挑拨离间，存心不良等等。徐平空讨了一个没趣，晦气之极。其实，徐哪里知道戴笠的苦衷。胡对戴不敬，戴岂有不知。问题是：大凡成大事者，皆须不计毁誉；小不忍则乱大谋！古来莫不如此。刘邦算个什么东西，大流氓一个，还不是照样做皇上。蒋介石是个什么出身，大流氓一个，还不是照样做领袖。我戴雨农的确是做过流氓，然彼一时，此一时！等到我戴雨农一朝大权在手，有了生杀予夺之威，他们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还不是照样一个个争着对我溜须拍马！取鱼不在早市，笑到最后的才是笑得最好的，这就是戴笠所以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胡宗南凌辱的真正原因。

戴笠在结交权贵方面，还有一个战无不胜的“绝招”，这便是“拉皮条”，利用漂亮的女色作“敲门砖”，引诱猎物上钩，以利于对其进行控制。

戴笠在其20年的特工生涯中，制造的“色相炮弹”固多，但运用得最有成效的当是在宋子文与胡宗南两位身上。戴笠是如何运用女色对付宋子文的，不在本书叙述范围，故按下不讲，只讲胡宗南吧。胡氏将前妻活活气死后，就始终是一名单身贵族。由于有了个人感情上这种“不幸”遭遇，胡从此对选择配偶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加之随着自己的野心不断膨胀，权势日隆，地位日高，胡对婚姻的价码也水涨船高。其理想中的佳丽偶像，就是蒋校长夫人宋美龄。问题是中国固大，佳丽亦多，然宋美龄只有一个，宋家也再无一个宋四小姐，这就颇使胡大将军难圆鸳鸯梦。如此，胡宗南的婚姻大事，也就一年一年的拖了下来。凡事有弊亦有利，胡宗南老婆固然没有找到，但政治稻草倒也捞了不少。抗战期间，胡的部下们据此为胡大吹大擂：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想想看，如果胡宗南草率婚聘，所谓“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词，从何说起。

胡私心要以蒋夫人作为未来胡夫人的标本，这在别人也许不知。但戴笠是干什么吃的，岂有不知道的道理！戴要控制胡宗南，早就想到“拉皮条”这一镇山之宝。问题是：胡宗南极为虚伪奸诈，素以正人君子自许，往往标榜自己不近女色，不像禀性风流的宋子文那样好上钩，这就需要精心策划设计了，一切都要做得顺其自然，天衣无缝方可。好在戴笠是玩弄良家女子的老手，足智多谋，功夫老到，一个老光棍胡宗南又哪里是他的对手。戴笠连走三着妙棋，胡宗南终于入彀。

第一着妙棋是：戴笠针对胡氏浓烈的封建正统意识，精心选择女性，天姿国色自不必说，而且必须具备清纯可爱，清丽可人的纯情气质，因为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适应“正人君子”胡宗南这种假道学的审美情趣，也才能使他有一种放松感及安全感。为此，戴选中了女特务叶霞翟，作为引诱胡宗南上钩的“色饵”。叶原是杭州女中的学生，后入浙江警校第三期；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接受特工训练。毕业后，被戴笠选中，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兼“情妇”一职，由戴笠从各方面加以调教。叶虽为女特务，但看上去却是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双目清亮，个性天真，气质宁静，举止自然，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纯情美。

第二着妙棋是：利用胡宗南每次到杭州浙江警校看望戴笠的机会，不显山不露水安排叶霞翟与胡接近。据说，胡宗南第一眼见到叶霞翟时，就被她那种清纯脱俗与美丽活泼的气质所慑服。戴笠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并不故意促成，而是像一位有经验的猎手那样，只是耐心地等待机会，给他们提供自然接触的机会，以不断吊起胡的胃口，引诱胡氏于不知不觉中一步步坠入情网，落入陷阱，直至不能自拔的境地。

第三着妙棋是：就在胡、叶定情而未定终身的时候，戴笠于1937年出面保送叶赴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接受美国生活的训练，以便取得与蒋夫人一样的“美国化”的身份与资格。

戴的三着妙棋走完，胡果然就范。叶赴美后，胡与叶之间鸿雁传书，袅袅不绝，俨然一对难分难舍的恋人。据说，这中间也曾出现过风波，即叶飞美后，一是认为天高皇帝远，戴老板神通再大，也是鞭长不及马腹，奈何不得她了！二是认为她与胡的通信，本属男女私情，即便是特工，想来这一点恋爱通信的自由权，也还是有的；三是认为胡是戴的政治盟友，即便戴不高兴，想来戴也不至于跟她闹翻。于是，叶霞翟“调皮”起来，决定在与胡通信时，不再预先送给戴老板检查，意在摆脱戴的控制。结果，被戴采取断然措施，断绝叶在美的一切经济来源，终于迫叶就范，仍将叶牢牢地握于掌中。

这一小插曲，由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军统局帮办唐纵记录在1944年8月13日至19日这一星期的“反省录”中，唐纵当时已经受蒋密令，暗中负责监视戴笠活动，抑制戴笠权势。因此，研究并掌握戴笠与胡宗南等封疆大吏的关系，正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这一段“反省录”可以看作是唐的工作成果之一，现引录如下：“戴的为人更深认识了一层。他想掌握胡宗南的一生，他正为宗南培养一个女人，这是叶霞翟。叶是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叶毕业后授以特务训练，曾在上海工作。太平洋战事发生，他送了几个女子往美国读书，叶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想掌握她的将来，必须掌握她现在一切的活动。在美国时，叶与胡的通讯，他要求经过他的检查，她拒绝了，他恨而停止叶的费用，同时阻止她回国。但叶在他委托监视人萧勃返国时，又居然回到重庆，叶与胡的联系接上了，他又回复原来的笑脸。”

戴笠真不愧为秘密警察之王，当警察居然当到这一步，要充当叶与胡之间的“爱情警察”，这真是蛮横之极，霸道之极，令人惊骇莫名，而又毛骨悚然。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朋友妻，不可欺”，何况戴与胡是一种患难与共、荣辱与共、安乐与共的“铁哥们”哩！但是，这又岂能责怪戴笠，在他认为：权力之争，就是一种生死之争。在宫廷政治史上，儿子为了向老子讨皇位，往往还要大开杀戒，何况戴与胡之间，只是一对异姓“兄弟”！

“国难当头，何以家为”

戴笠要利用叶霞翟这发重磅“色相炮弹”控制胡宗南，然胡宗南不是那么好上钩的。胡宗南早已从中嗅出了一点味道，不免对此“搔首踟蹰”，望而却步。但是，胡要就此与叶霞翟分手，却又难于下此决断，一者感到叶确是一个天造地设般的“尤物”，贸然弃之，岂不可惜！二者感到叶本已是一块到嘴的“肉”，就此吐出，于心何甘？故胡宗南采取军事上“决而不行，围而不打”的策略，对戴笠抛出的这颗“色饵”，吃是吃了，却是含在口中，既不下咽，亦不吐出。弄得足智多谋的戴雨农收亦不行，放亦不妥，心中暗暗叫苦不迭。直到胡宗南攻占延安，为庆祝“陕北大捷”，以壮人生行色，才匆匆宣布与叶女士结婚。其时，戴笠早已命丧黄泉，在阴曹地府里行走了一年之久。当然，此是后话。

叶霞翟从1937年赴美开始，就希冀胡宗南能有一封求婚信，好从此确定终身大事。可是，秋水望穿，一无所获。叶霞翟在美国等了六七年之久，一颗芳心几如死水，难以再现波澜。最后只得抱一线希望，怀揣一纸女博士证书，于1944年回国，原指望当面见到胡大将军，或许能给个说法。岂知胡宗南唱的仍然是一曲“涛声依旧”，不言娶，亦不言休。胡叶的这一场“恋爱抗战”，时间之长，竟盖过了八年抗战。

胡戴相斗，久久难分伯仲。但是，楚国亡猿，祸及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苦只苦了叶霞翟，好端端的一个良家女子，只因上了军统的贼船，被戴笠作践蹂躏，还要成为胡戴权谋之争的牺牲品。叶霞翟眼看着自己从一个豆蔻年华的怀春少女，一天天地成了一个铅华日浓的半老徐娘。

胡宗南素来喜欢通过各种方式标榜自己：一不贪财，二不好色。不贪财，信然！一个声威赫赫，势力遍及陕、甘、宁、青数省的西北王，统兵数十万的胡大将军，难道还会有衣食之虞？胡自己就经常向亲信们宣扬：“要钱干什么？我平生不爱钱，身上从不带钱，箱子里也从不放钱，在我的驻区内，不管到哪里，不管是哪家银行，只要我写个条子签个字，就可以拿到钱。”说到不好色，倒也未必！盖因在这一点上传闻之多，一时竟难辨真伪。诸如，有说胡宗南在杭州游览时结识一有夫之妇，本已巧取豪夺到手，只因其妇有失检点，一次被胡偶然发现与一青年军官谈笑风生，胡顿生厌恶之心，随即弃之他去；有说胡宗南在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养着一只“金丝小雀”，胡每隔一段时期，便以医牙为名，赴成都与其幽会，盘桓数日；有说胡宗南本已在故里觅得一位深为中意的“小星”，只因她又与胡的堂弟相恋相爱，胡忍痛割爱，使得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有说胡的交际秘书徐先麟之妻，有西安第一美人之誉，从此以后，徐不但深得胡宠，其太太亦与胡韵事频传；甚至还有说胡宗南迷恋寡嫂，以致将其接到上海，金屋藏娇，“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等等。这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真假假，亦未可知？

想来胡宗南并非圣人，此等风流韵事，自是不能免俗，有之亦真！无之亦真！笔者无意去一一考证，当然也就不便妄加评说。不过，说到胡宗南与孔二小姐的一番婚姻“纠葛”，倒是不能不交代一下，究其原因，这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婚姻的一段“佳话”。

抗战期间，在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中，胡宗南是唯一坚持了八年之久的“单身贵族”。价值规律的基本原则是：物以稀为贵！想想看，胡宗南是黄埔系领袖，军界新星，政坛之得意，如日中天，前程何等辉煌！况且，既是“唯一”，便没有了参照系数，自然可以漫天开价。于是，胡宗南成了不少权要注视的重要“猎物”，亦有一些政坛大佬不揣冒昧地想替党国做一件善事，为孤男寡女们积一份善德，为胡宗南当一回大媒人。岂知，胡宗南得了便宜，还要再卖个乖，竟喊出一句：“国难当头，何以家为”的口号，为之婉拒。胡宗南果真有此为国忘家的献身精神，这真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了！其实，胡宗南喊出这样一句豪语，并非缘于“国难当头”，而是另有一番苦衷，这就涉及孔府千金、民国第一小姐孔令伟了。

孔令伟，便是大名鼎鼎的孔二小姐，民国首富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的第二位千金，生于1919年9月。其人虽未出国留学，却也取了一个颇为时髦的洋名，谓之珍娜。其时，孔祥熙一身兼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抗战初期一度任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三要职，盘踞中枢峰层已达十年之久。若论地位、权势，除了“最高当局”蒋介石之外，不作第二人想。孔令伟之母宋蔼龄，本是宋氏家族的大阿姐与掌门人，权势赫赫，威加海内，故有未加冕的女王之誉。孔二小姐出生在这样一个威势无比的“相府”之家与“女王”之府，其地位之“尊”，自不待言。其实，孔二小姐的真正背景还不是孔“中堂”与宋“女王”，而是蒋介石政权的“后党”领袖、“上海娘娘”宋美龄。“宋后”一生无出，不免有晚景凄凉无靠之感，故历来视大阿姐宋蔼龄的子女为己出，备极恩宠。这其中，又以孔二小姐为最。

据说，“宋后”虽无嫡出，却认了两个干女儿，一为民国元老谭延闿的女儿谭祥，另一个即为孔二小姐了。谭祥已由宋美龄作伐嫁给了陈诚为妻。陈为军界大腕，有“小委员长”“袖珍元帅”等种种美称，这一门亲事自然是门当户对，没有话说。剩下一个孔二小姐，亲缘、门第、尊贵，比之谭祥还要出色，如何善待，为之摆平，自是“宋后”的一番心事。古贤有训：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孔二小姐固然不能算是正宗的“皇帝”女儿，但是若说她的小姐身价为中国之最，这是没有话说的（蒋介石没有女儿），婚嫁一事，总还不至于发愁。哪里知道问题就出在这里，孔二小姐的婚事，的确是无人问津，久拖而不决，竟也成了“怎一个愁字了得？”孔二小姐长得并不难看，甚至还可以说是相当的漂亮，若用眉清目秀、玲珑剔透几个字形容，不为过甚。何以竟弄到找不到婆家的地步？究其缘由，这就要涉及孔二小姐的生性和为人了。

孔二小姐的为人，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尽述。以中国语言之丰富，竟至找不到一句恰当的形容词语，实在是至为遗憾。概而言之吧，孔二小姐敢作敢为，胡作非为，无所不为。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她的女扮男装，雌雄莫辨，阴阳倒错，好作男妖等种种恶行恶状，与名门媛女形象相去甚远。

孔二小姐从小就生长在被豪门权势重重包裹、日日娇宠的温床之上，优秀的遗传基因，使得她人极聪明；唾手可得的惊人财富，又使得她从小就不肯（也无须）接受严格的教育；无边无际的权力庇护，更使得她不知法律为何物。于是，她养成了喜怒无常、桀骜不驯、凶残暴戾的性格。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怪物”，居然受到蒋、宋、孔家族的一致青睐欣赏，宋蔼龄称赞她敢作敢为，有男子汉气质；宋美龄更夸奖她“天生豪放，女生男相，很像我”。经此一吹一捧，孔二小姐的恶行恶状，更是火趁风势，一发不可收拾了。

胡大将军智避孔二小姐

有关孔二小姐的恶作剧及暴戾凶残的种种传闻，笔者曾在拙著《未加冕的女王宋蔼龄》一书中有所涉猎，不敢重复向“上帝”兜售，此处再略举两例，以便进一步领略孔二小姐的“风采”。

国民党重庆政府时期，据说是国难阶段，凡事都讲究不得。比如，要人们大都有一个习惯，喜欢在家里办公。孔祥熙就由此而在范庄设立了一个官邸办事处，综揽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三处一应大事。这样一来，孔二小姐也就增加了一个“业余爱好”，闲来无事，翻翻孔老爸的公文，有时看得有点意思，拿起笔就批，下面居然也有照办的。听说，孔老爸知道后，很是不快，照例要说上一句：“真拿她没有办法！”孔二小姐对这类事干多了，渐入此道，开始背着老爸下条子派差事，居然也总能成功。久而久之，孔二小姐练成此道中的一位老手。一次，孔二小姐竟然扣住广西兵的一批粮饷，没有能按时发放。李宗仁久催不到，大怒，直接电蒋催逼，威胁广西部队已有将士鼓噪造反。蒋介石查清原委，竟是孔二小姐居中作怪，一气之下，以至失态，挥起巨掌，赏了孔二小姐两记耳光。在蒋虽算掌下留情，下手并不算重，其意也只是要吓唬吓唬这位“九天魔女”而已，警告她此后不要如此胡来，以致差点坏了党国的大事。岂知孔二小姐不肯受此凌辱，当即到“上海娘娘”处哭诉，“宋后”立马责问蒋介石，何至于如此冲动。蒋余怒未消，恨恨地说：“打她是轻的，我要枪毙她！”当然，蒋的言语有失检点，枪毙一说，也只是自壮其胆罢了。

连蒋介石这样的民国第一号“太岁”，孔二小姐都敢到他的头上动土，普天之下，也就没有什么她不敢做的了。这样的女子，有谁敢娶她为妻！加之她终日热衷于扮男人，找“太太”，还要口出大言，发誓非英雄不嫁，如此一来，孔家更是“门前冷落红娘稀”。自然，孔令伟毕竟是个女人，要说她没有一点男女恋情，也不尽然。据说，此女曾暗恋过原淞沪警备司令、上海青帮大头目杨虎的大公子。杨虎与孔家关系甚好，杨本人对孔二小姐亦颇为照拂。仅举一例：1941年3月，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宋希濂到珊瑚坝机场送客，途中恰遇孔二小姐去香港，财政部与中央银行竟有100多位司长、科长、经理、专员等大大小小的官员送行，杨虎亦在送行之列。若论身份，杨虎是民国时期黑白两道都叫得响的大人物，够得上与杜月笙、孔祥熙等大佬称兄道弟的老资格。孔二小姐寻寻常常去个香港，竟不惜纡尊降格，也要赶到机场恭送，可见杨对孔二小姐的看重。按理说，杨、孔两家联姻，正是天作之合。岂知，就连杨家对孔二小姐这样的人物也不敢问津。杨大公子自德国学成归国后，竟将孔二小姐晾在一边，另与张治中的千金结秦晋之好。孔二小姐一时心理失衡，就在杨、张两家订婚之日，用手枪将杨大公子绑架出走，数日后才恩准释放归府，以示薄惩。

胡宗南久不娶妇，孔令伟久不嫁人，一个是军界新星、政坛大腕；一个是豪门名女、财界大款，一时都成为党国军政各界注目的孤男寡女，联姻一说，也就应时而生。倡议胡、孔联姻之说最力的，当数党国重臣陈立夫先生。陈立夫为国民党CC系主脑之一，也是国民党湖州中委集团的中坚人物；在黄埔军校时期，曾出任过一段时期的校长机要秘书，也算与黄埔系多少搭上了一点关系。陈氏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要职，雄踞国民党中枢峰层。以陈的地位、权势以及与双方的渊源，当然也是有这个资格充当红娘的。从孔祥熙与宋蔼龄来说，果真能有这么一位“天子门生”“黄埔领袖”“青年将领”“封疆大吏”为婿，不但门第相当，声名显赫，而且政坛早已盛传胡宗南与何应钦、陈诚并列，是蒋氏身后的三大接班人之一。如此看来，或许多少年后，说不定又是一个“蒋介石式”的铁腕人物，亦未可知。于是，孔宋夫妇颇有喜不自胜之状。从宋美龄来说，第一个干女儿谭祥的夫婿是权倾朝野的陈诚，第二个干女儿孔令伟的夫婿是名震天下的胡宗南，岂不是两鸟争鸣，双珠争辉！于是，“宋后”对此点头赞许。从蒋介石来说，固然不便以一国之尊，亲自过问男婚女嫁这种鸡零狗碎的小事，以分散自己领导“抗战”与反共大业的精力；但既然“后宫”如此投入，况胡宗南又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不用说也是点头默许的。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起把为孔二小姐招亲的“绣球”抛到了胡宗南的头上，不但是民国政治婚姻史上的盛事，而且说明了四大家族对胡宗南政治行情的一致看涨。从胡宗南来说，本来在与政敌陈诚争锋的过程中，自认为吃亏就吃在不是“宋后”的干女婿。现在党国元老陈立夫亲自把孔府千金、民国第一小姐孔令伟送上门来，不但当“宋后”的干女婿不成问题，而且一下子与宋、孔家族形成了血浓于水的姻亲关系，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结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这对于将来争夺蒋介石身后第一人的地位，当是至关重要的一根政治筹码。

但是，胡宗南既是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也是一个封建正统思想与夫权意识极为浓厚的“正人君子”。他虽然长期驻节西北边陲，关山阻隔，消息闭塞，对豪门大族中的许多花边新闻若明若暗，但是对孔二小姐的艳闻也多多少少听到一些。诸如，传说此女聪明绝顶、生活浪漫、性格豪放、女生男相等等。确切情况如何？倒是不能不防一手。于是，胡宗南向戴笠打听孔二小姐的品德操守与生活作风方面的情况。

不用说戴笠已在实施用“色饵”叶霞翟钓取“金龟”胡宗南的计划，就以军统戴笠与中统陈立夫的势不两立，以及与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的结怨甚深来说，也绝不会为孔二小姐美言几句。然天地良心，戴笠这一次向胡宗南介绍孔二小姐的情况，的确是如实相告，倒也没有添枝加叶。其实，还用得着戴笠增之一分吗！即便是如实把孔二小姐的举止言行介绍十之一二，也早已令胡宗南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心中顿生怯意，原先的喜悦之情转瞬之间荡然无存。不过，胡宗南转念一想，戴笠本与陈、孔不睦，又是胡、叶联姻的幕后牵线人，利害所在，说不定正是戴笠的一条离间计，也未可知。凡事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此事亦不可不防一手。于是，胡对这门亲事不道“然”，亦不道“否”，而是单等孔二小姐到西安相亲时，当面进行考察，以验证戴笠所言真伪。

孔二小姐乃“新潮”女性，谈婚论嫁，自然也是一派“新潮”作风。比如，听说陈家叔叔为自己介绍的白马王子，就是国民党军界第一新星胡宗南。胡宗南是个什么东西？孔二小姐觉得有点意思，决定亲到西安“明察”一下这位未来的“驸马爷”，看看他有什么三头六臂之能。当即携带大批悍仆丽妇飞赴西安。胡闻讯，先下手为强，在孔二小姐下机之后、“明察”之前，先来一个“暗访”。于是，胡穿上马弁服装，化装成由胡宗南派去的勤务兵，到孔二小姐下榻的公寓送信。“勤务兵”还未登堂入室，即被孔二小姐手下的一班虎狼亲随挡驾。胡个子矮小，本就貌不惊人，虽有两道浓眉，颇能引人注目，但孔二小姐手下的这一班狐朋狗党原就是狗眼看人低的势利之徒，他们哪里想到这位“破帽遮颜”的小马弁就是这次孔二小姐千里迢迢到西安相亲的白马王子胡大将军。于是，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将其喝开。胡宗南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却见一大群悍仆丽人簇拥着孔二小姐归来。只见她头戴鸭舌帽，身穿蓝色长袍，嘴叼香烟，手牵狼狗，神气活现而又举止轻佻。胡一见之下，当即溜回官邸。

至此，胡宗南哪里还敢与孔二小姐践约。那天，他连夜避走前线军中视察防务，另着人送信给孔二小姐，推说前线军情紧急，难以分身见面。同时，胡宗南写信给“红娘”陈立夫，婉言谢绝厚爱，并在信中标榜自己：“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大有“名门闺秀，不敢领教”的意味。一番慷慨激昂，且不失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使陈立夫知难而退，孔、宋夫妇心生不满，宋美龄无可奈何，蒋亦不便多言。事后，胡宗南私下对人说：“等到抗战胜利后，我将在北平太和殿结婚。”结婚便结婚，何以一定要到太和殿不可。想来，胡宗南之野心，到此已昭然若揭了。后因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胡氏未能出西北一步，太和殿结婚一说，也就不再提起。

胡、孔联姻，本已水到渠成，竟未成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无不引为憾事。但在当事人孔二小姐自己，却处之泰然，并无失落之感。孔二小姐自忖：好像是听谁说过，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等污浊的男人，如此不知好歹，不嫁也罢！报载孔二小姐于1994年11月8日在台去世，竟是终身未嫁，想来也算得是一个独身的“理想主义者”了，倒也颇有点难为了她。

最后“两跳”

抗战末期，胡宗南一跳再跳，大走官运。先是于1945年1月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7月正式升任司令长官，这是第一跳；10月，加上将衔，是为第二跳。这两项纪录既是他一生官运的两大“珠峰”，也是蒋介石政权大陆时期黄埔学生中的最高纪录。事实上，胡宗南能有这“最后两跳”，多少要感谢日军的“最后一跳”。

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实施“一号作战”计划，完成了打通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全长2400公里。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日军仅投入50万兵力，而国民党当时号称600万大军，其结果却是一场比抗战初期还要惨不忍睹的战略大溃败。简单报一个流水账：国民党损失兵力约70万人，丧失大小城市146个，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飞机场36个等，约有6000多万国民再次遭受日军奴役，全世界为之震动。

所幸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于是，聪明的史学家在书写国史时，不称这是中国人的“最后一败”，大笔一挥，名之曰：这是日军的“最后一跳”。如此，国军的惨重失败终于变成了日军的垂死挣扎。

在日军的“最后一跳”中，第一个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素有中原王“美誉”的汤恩伯大将军。冈村宁次率领他的15万精兵，直打得汤将军的40万大军溃不成军，望风披靡。汤部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竟被乱枪打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直属总部在一个土寨中被地方团队包围缴械，竟连汤的卫队也被“缴枪不杀”。所幸汤本人棋高一着，化装成伙夫后，方才逃脱，最后仅以身免。结果，国民党在一月之余，连失中原三十八城，河南全境沦陷。此时，日军继续沿陇海线西进，前锋抵达陕州，潼关告急，西安震动。关中既为胡宗南开创霸业的基地，亦为国民党大后方的最后一道屏障。为此，蒋一方面派陈诚亲赴西安整顿西北军政事务，总揽西北全局，一方面命胡宗南设前进指挥所于华阴，指挥部队东出潼关迎击日寇，中日双方战于陕州之线。此时，日军认为“一号作战”计划第一阶段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遂浅尝辄止，不再西进，改为挥戈南下，向鄂湘两省横扫过去。

这一仗，胡宗南打了一个“擦边球”，出兵不多，牺牲亦不算大，却因机缘凑巧，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拣了一个大便宜。从胡宗南来说，一是在八年抗战期间，自淞沪及信阳之战后，就没有与日军有过正面意义上的交战，未免被许多在第一线与日军作战的国民党将领们瞧不起，即便是一些与胡私交甚好的黄埔系将领，对胡氏不打一仗，却能连续升官，也啧有烦言；二是胡率40余万精锐大军，躲在关中，不断制造内战危机，负有一个“反共将军”的臭名，未免遭国人唾骂，就连国际盟邦也颇有微词；三是胡亦感到自己战功不大，臭名不小，虽居高位，却是众望而不归，未免有点心虚气短，于心不安。现在总算与日军开了一仗，且侥幸得胜，这就很可以做出一篇大文章了。

据此，胡将陕州一仗的战果，来了个急火猛“炒”，竟“炒”成一个“豫西大捷”，吹嘘他的部队如何“英勇善战”，“将士用命”，东出潼关，“小试牛刀”，就大败日寇，终至挽救了豫西战局，屏障了大后方的安全等等。从蒋介石来说，以他的鹰眼，对所谓的“豫西大捷”究竟有多大战果，岂有不知！不过，蒋亦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一是愤于汤恩伯的40万大军不堪日军一击，气得他有一星期睡不着觉，两眼发赤，逢人便骂，深感颜面尽失，需要有所挽回；二是感于胡宗南在抗战期间奉谕反共，遭各方非议，委屈颇多，形象不佳，需要有所安抚；三是日军自中原会战后，攻势不减，一路势如破竹，横扫国军如卷席，不但弄得蒋军士气低落，国人骂声四起，而且国际盟邦也目瞪口呆，连电责问，需要有所交代。

为此，蒋深感有必要借一个莫须有的“豫西大捷”，对军内外、党内外、国内外，给个“说法”。故蒋氏对胡氏“制造”的“豫西大捷”，不但不予以深究，反而来了个推波助澜。由蒋授意或亲下手令，凡参与此战役的胡部营长以上指挥官都被晋级记功，传令嘉奖；对军师长和总司令等“抗战有功”的高级将领，授予国民政府“勋章”。至于胡宗南，不用说，这也为他的“最后两跳”积累了政治资本。蒋介石甚至称赞说：“没有胡宗南这支力量在西北顶住，四川这个地方，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次中原战役中大丢其脸的第一战区，蒋介石亦有相应处置，一方面感于他们在此战中“大获全败”，不撤职不足以平民愤；另一方面感到第一战区在中原之战后，西逃关中，进入第八战区的地盘，所谓“第一战区”已经成了“空麻袋背米”；且第一战区“背米”背到第八战区，也与体制不合，亟须调整。于是，蒋下令免去原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职务，重组第一战区，将关中及陕西全境划归第一战区管辖，长官部设在西安，由陈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亦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成为陈诚的副手。这样一来，体制固顺，却使胡宗南大伤脑筋。

全面抗战八年，胡宗南坐镇关中，屁股没有挪动一寸，竟先后换了三个战区。最初是隶属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为蒋鼎文；其次改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为朱绍良。这两个人虽然都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但是，相对来说，都不是那种头角峥嵘的枭雄人物，往往是位尊而权不重，名高而威不风。与胡合作期间，也颇能知趣，以“大局”为重，对胡的大权尽揽，独断专行，不但能忍辱负重，降格以求，而且甘当“伴食宰相”，以求得一个相安无事。

豫西一战之后，关中划归第一战区，胡自感自己立下大功，未能升官倒也罢了，相反却派来了陈诚出任司令长官，要自己从此受小鬼的节制，岂不是窝囊之极。而且陈素为铁腕人物，向以刚直强悍、高傲冷峻著称，作风果断，说话直率，疾恶如仇，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作风。陈氏除了对蒋介石表示绝对忠诚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打击的态度。至于胡宗南，陈更是一向取瞧不起的态度，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靠机缘时会，把军队摆在反共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罢了。陈、胡之间，早已是形同路人，势同水火，老死不相往来了。

其实，陈诚、胡宗南都是国民党江浙籍官僚集团的中坚分子，蒋家的心腹重臣与亲信将领，两人既无宿怨，也无政治利益上的根本冲突，何以有什么天大的怨仇不好化解，竟要弄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说白了，问题就是出在“野心”二字上。陈、胡都是蒋手下大红大紫的宠臣，又都听说进入了蒋氏身后三大接班人的行列。可是，蒋身后的宝座只有一个，有陈则无胡，有胡亦无陈，怎么能够相互谦让！于是，自命不凡和野心勃勃，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陈、胡冲突愈演愈烈，双方只差动刀动枪了。

从陈、胡当时在政坛的实力来说，由于陈出道较早，屡次出任中枢权要或封疆大吏，脚跨军政两界，影响非同一般，其实力自然要比久居西北一隅的胡宗南强大得多。当时，曾有人把陈诚、胡宗南、戴笠称为蒋的“三鼎甲”，或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称为蒋的中央军三大军事集团。无论怎么排，陈诚都要居于首位，这是胡宗南所无法改变的。但是，胡宗南也有自己的诡计。胡认为陈既为“大鼎甲”，实力不凡，但胡可以采取“合纵”之计，集合各方面的力量，与陈进行一番较量。据此，胡联合戴笠、汤恩伯，暗中结成联盟，与陈氏进行对抗。戴、汤也都认为，陈实力最大，当为首敌。胡、戴、汤有联合拒陈的必要。

野心与野心的冲突，可以形成死敌；野心与野心的碰撞，亦可以结成盟友，一切都基于因缘时会，这就是野心家、阴谋家的秘密了。1943年秋，胡与戴、汤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秘密聚会，相互盟誓，达成了西北王、中原王、特工王“三王”之盟，从而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个实力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若以实力及影响论，胡宗南无疑是三王联盟中的“王中王”，权势之大，无可测度。这样一来，胡宗南的实力反跃居陈诚之上。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原先在陈诚出长的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司令部里，有一批青年军官因不满蒋介石被一批贪官污吏和昏庸无能的军政大员包围，计划发动一场“清君侧”的宫廷政变，以挽救国家危亡。此事被戴笠侦破，结果，所有参加这一计划的数百名“密谋”分子均遭逮捕，“首犯”十数名遭到处决。陈诚固属“清白”无辜，然不能辞其咎，被蒋介石以“养病”为名，数月之内先后免去湖北省政府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兼职与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本职。从1943年底至1944年5月间，陈诚经历了一生中自出山以来，唯一的一段政治上的空白时期（上述事件在拙著《特工王戴笠》中已有详述）。陈经此挫败，固然是戴笠的首功，但胡宗南在幕后的作用也不能轻视。

陈诚经胡戴合力一击，锐气虽挫，但也未伤元气，在蛰伏了半年时间之后，竟然东山再起，再次大红大紫起来。这一次，陈诚竟跑到西安，做起了胡的顶头上司。胡眼睁睁地看着陈诚得意，心态不得平衡，于是，一方面胡秘密召开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军、师长会议，规定三条：一是凡陈之一切命令、指示，未经胡副署，概不生效；二是如接到陈的一切电令指挥调动部队，都须请示胡同意后，方可执行；三是部队人事任免，必须由胡亲自决定。这三条“大政方针”一定，陈诚对胡部的影响，也就到此为止了。另一方面，胡打电报给蒋介石，佯称身体不佳，上西岳华山“养病”去了。

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件事多少没有摆平，但蒋有蒋的打算，这其中的奥妙自然又是学生胡宗南所不能领会的了。

一是陈诚毕竟是自己多年来苦心培养的首席心腹，一时的怒其不争或可，永远的弃之不用则不可；现在是骂也骂了，惩也惩了，用也还得用。这就需要找个机会，让他重新复出视事。并且还得在安排上有所安抚，不能让陈诚有心存疑虑之处，以便让他继续为自己效忠；

二是认为中原一失，关中地区将正面抗击日军，以胡宗南的才气，既要东击强寇，又要北制共党，恐才非所用，不堪大任。蒋深虑西北防务不固，故决定由多次出任战略统帅要职的陈诚到西北地区抵挡一阵，以防不测；

三是蒋闻讯中原之失，失在蒋鼎文与汤恩伯等封疆大吏、军政大员相互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以至军政、军民不和，民心、军心尽失，亟须陈诚这样的铁腕人物出使西北，对中原及西北军政当局进行整顿；

四是胡宗南与汤恩伯都是野心极大的枭雄人物，以蒋介石历来对高级将领的严密监视，固然不一定清楚他们的全部活动，但也不可能不掌握相当一部分情况。戴笠就曾经说过：“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盖主决无善终之理。”戴笠能够说出这句话，至少是看到了某种危险，也许这正是蒋介石的某种表示，亦未可知，这就给汤恩伯的中原王画上了一个句号。因此，蒋需要依靠汤恩伯的冤家对头陈诚，抓住汤恩伯丢师失地的机会，瓦解他的封建军事集团，并趁机拆散胡、汤联盟等等；

五是当时因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借口中国军队抗战不力，与蒋氏公开争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双方几至闹到中美关系快要决裂的境地。蒋一方面固然恨死了史迪威这个美国佬，一方面也决定撤换在美国军方眼中观感不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就此把陈诚顶上去。由此，蒋深感有必要让陈诚尽早出山过渡一下，以便接受新任；

六是胡宗南固然也是自己的心腹弟子，但贸然出任战略方面军总指挥，不但火候未到，而且又要遭各方非议。只有在陈诚走后，先令其代理一段时期的战区长官，然后再视情“转正”，方可保无虑。这就是蒋的一套连环妙计，可惜胡宗南虽为其得意门生，却不能领略其玄妙之处。

果然，陈诚接长第一战区之后，“围剿”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汤恩伯。陈在陕西省商县召开的中原战役检讨会上，不但破口大骂汤恩伯的失败是缘于将帅、军民、军政、官兵“四不和”，而且还指使河南“党政”代表团总结了汤恩伯的十大罪状，在会上控诉。接着，陈立下毒手，下令拆散了汤恩伯的基本部队——封建军事小集团性质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并且立逼汤恩伯于会上当众认罪，弄得汤恩伯威风扫地。会后，汤恩伯大发牢骚：“陈矮子这次整得我好苦。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会整到他自己头上。”

汤恩伯被陈诚一顿闷棍打得晕头转向，倒是在胡宗南那里得到一些理解和同情。1944年9月前后，汤奉调重庆，路过西安，胡宗南在自己的公馆里，设宴款待昔日的政治盟友。出席宴会的除胡、汤外，还有胡的参谋长范汉杰，副参谋长李昆岗，政治部主任顾希平，第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军统大特务文强，反共专家周天僇、张大同等人。从胡安排出席会议的人选来看，不难看出胡的用心在于座谈反共问题。席间，胡首先说明这次聚会“是为汤先生到重庆饯别，同时借此机会检讨这次中原会战的失败教训。请汤先生报告一下，大家都可以提供意见。”但是，汤开始未能领会胡的深意，一番沉默之后，竟来了个抱头痛哭，然后咿咿唔唔地说：“中原战争失败之责任全由我负，蒋长官（指蒋鼎文）虽然拉了我的腿，我不怪他，怪也来不及了。胡先生要我报告，我不知从何说起。”汤竟如此结束了关于中原战役的报告。

胡宗南见汤恩伯是朽木而不可雕，只得用目示意周天僇与张大同。于是，两位反共专家开始高谈阔论起来。张大同谈到由于苏联的节节胜利，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国际间将会起根本的变化。由此不能不考虑到我国国内的问题。在张看来，国内问题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张如此一说，席间众人有如心有灵犀一点通，会场气氛急转直下，马上活跃起来。胡立即点头首肯，赞扬：“有见解，有道理。”汤恩伯感动得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跟着大发议论说：“我说战败的责任一切都归我负，我只说到一方面。我看中原之败，失陷在日寇之手不足惜，问题是为共产党造成了机会。中条山之失是这样，太行山之败也是这样。我在四省边区苦心经营，主要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可惜日寇打碎我的计划。这次到重庆怎能去见委员长呢？”

从政治上各为其主来说，汤恩伯是为蒋介石做事，蒋反共，汤拥护，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在国家民族遭受外族入侵肢解的时候，古人尚且懂得“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说。盖因国家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只有一个，“兄弟”之间，该争还是要争的，但总还有一个限度，这就是以不当亡国奴为起码的条件。以此观之，共产党与国民党固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总不至于昏到反共大于卖国吧？可是，汤氏将中原大地拱手送给日寇后，竟然还要无耻地为自己辩解：“失陷在日寇之手不足惜”，如此昏话，与国贼何异，与汉奸何异！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汤恩伯因为“为共产党造成了机会”，很是倒霉了一阵子；胡宗南因为始终在削弱共产党发展的机会，却是越发的得意起来。随着抗战胜利正一天天临近，国民党内反共的呼嚣声浪日益高涨，胡宗南的作用亦日益突出。于是，胡一时大走官运。1944年11月，陈诚顶掉了何应钦，升任军政部长，胡宗南顺理成章地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5年7月13日，胡正式被任命为司令长官。10月3日加上将衔；10天后，蒋介石就密令胡宗南秘印《“剿匪”手本》，发至部队。此时，抗战胜利尚未到两个月，国共签署“双十协定”仅3天时间。

终于到了蒋介石出示“王牌”的时候了，这张“王牌”就是胡宗南。

“北中国王”之梦

1945年9月22日，胡宗南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在郑州举行受降典礼，接受豫北、豫西日军代表第十二军军长鹰森孝投降，从而第一次将他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原地区。据此，胡宗南认为，囊括北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要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西北延伸到中原，延伸到华北，延伸到东北，囊括黄河流域以及整个北中国地区。

谋求控制北中国的计划，是胡氏权力与野心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他谋求成为蒋氏身后第一人的重要阶梯。对此，胡宗南有着自己的眼光与理由。

在胡宗南认为，关中是中国的帝王之乡，从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到隋王朝、唐王朝，这些雄极一时、影响久远的强悍王朝，无不是从关中发迹，进而统一全国，终成霸业。就连刘邦这样一个有点流里流气的江淮浪子，到了关中以后，也与帝王结了缘，可见得关中的王气之深厚。既然随便一个什么阿猫阿狗，只要一沾上关中的王者气，都能从此发迹，进而称孤道寡，凭什么我胡宗南不能创出一番霸业？这就是胡宗南的第一个理由。

胡宗南深感自己在关中及西北地区苦心磨砺十余年，今天，在国民党中央军嫡系中，只有我胡宗南是第一个“入定关中”的高级将领。不论是“剿共”，还是抗战，都建有殊功。当今的王者，舍我其谁？这是胡宗南的第二个理由。

胡宗南还认为，抗战胜利后，若论兵多将广，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实力雄厚，在国民党军队中，唯有第一战区。况且，自此以后，中日暂弥兵端，无疑国共将重开战事，共产党又将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对手与心腹大患。今后，谁最有资格与力量，辅助蒋介石负起“剿灭”中共武装力量的大任？普天之下，舍我其谁？这是胡宗南的第三个理由。

胡宗南固然觉得以自己的雄才大略，治理一个国家也许不是难事。其野心大则大矣，口气狂则狂矣，但也还不至于热昏到不知道自己叫胡宗南的地步。胡宗南清楚地看到，若以自己现在的实力问鼎天下，不但火候欠足，而且过早暴露目标，树敌于天下，徒遭各派政治势力的疑忌与合力“围剿”。为今之计，只能是顺时而动，因势而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于是，胡宗南在战后，先后从第一战区调出数十万大军，压向中原，派入华北，打入东北及整个北中国地区。具体部署为：以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率部驻守新疆；以李铁军为河西警备总司令，率部驻守甘肃河西走廊；令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钊率部镇守关中，巩固后方基地；令高双成率第二十二军据守陕北；令陕西省政府主席兼鄂陕甘边区总司令祝绍周、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鄂陕甘边区副总司令文朝籍、第二十七军军长谢辅三率部驻守陕南；胡自将第一军的第七十六师及第四十军东出潼关，赴中原地区接收郑州、洛阳等中原重镇，占领津浦、陇海枢纽；派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第十六军、第三军渡河入晋，经同蒲路、正太路、京汉路，奔赴保定、平、津等地受降，进而挺进华北，窥伺察、绥等地；另派黄正诚率西北王的“皇家近卫军”第一师去晋南，打入阎锡山的封建世袭领地山西，确保关中与中原地区的通道安全。此时，胡宗南还派出了一些先遣部队出山海关，企图染指东北，一度虽未成功，但后来终于由范汉杰率一个兵团去了东北。

一时之间，从西北边陲的新疆，到扼华北与东北交通要冲的山海关之间的整个北中国地区，几乎都有胡宗南的大军在运动，其盛况之隆、势力之大、地域之广，简直是无人能及。就在各路大军纷纷按照胡宗南的指令，向各方进发的过程中，胡宗南则不时在郑州与西安两地间跳来跳去，遥控一切，坐观事态变化，并积极筹划等待时机成熟时，进驻北京，以就“北中国王”的宝座。这些大军，即便在八年抗战期间，胡宗南也没有舍得贡献出来，用于神圣抗战大业，现在却毫不吝啬地拿出来与共产党争夺天下，与国民党的各派系实力人物争夺王座。

胡宗南固属国民党军界的“大腕”，但因其野心过于庞大，仍深感兵力不敷分配，不免有捉襟见肘之感。据此，胡宗南抓住赴中原地区主持受降的机会，违令收编一些汉奸伪军，以扩充实力。最令人齿于道及的，竟连早已臭名昭著的伪军孙殿英所部新五军，也被胡宗南收编在麾下效力。

孙殿英其人，自称“孙老殿”，在民国历史上素以“东陵大盗”四字著称于世。盖因其人一生经历，极具传奇色彩。在早年既做官，兼做匪、贩毒、反动会道门等种种第二职业，尤精于各种赌术。孙殿英曾为包运华北五省鸦片的“总教头”；一度做过西北军总指挥、安徽省政府主席、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等封疆大吏；也曾在长城抗战期间，当过几天的“民族英雄”，算是他一生中做过的几件“人事”之一。孙殿英的最大特色，是在政治上的多变、善变。先后投靠的政治派系就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西北军、东北军、晋军、蒋军等等，抗战初期与中共拉过关系，抗战中期叛变投降日汪，欣欣然当起了汉奸。这样说吧，大凡民初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各派重要政治势力，孙殿英都与他们玩过。一次次被各种政治势力打入沟底，一次次又被他翻腾上来；一次次生逢绝处，一次次死里逃生。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成功，训练了孙殿英的聪明机警、奸险莫测、老于世故、反复无常等等。实在可以“赞誉”他是一条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老狐狸。

孙殿英与胡宗南的一段渊源发生在1943年。当时，孙殿英以国民党新五军军长的身份，在河南林县的太行山区投降日军，变来变去，竟变成一个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孙自己落水不算，竟然鼓动胡宗南派在太行山上的第二十七军军长刘进率部投敌。后刘进虽未下水，但是弄得胡宗南的第二十七军在日军的“夏季扫荡”面前，几至全军覆没，把胡长官气得要死。

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齿的东西，靠着他从“东陵”盗来的无数奇珍异宝，却总是能成为国民党权要们的红人，他先是走了戴笠的后门，开始成为军统“船”上的人。后经戴引见，又被蒋介石视为“宝贝”。投敌当了汉奸，仍与军统勾勾搭搭，藕断丝连。抗战胜利之初，经军统“策反”，摇身一变，被蒋介石任命为国军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成了曲线救国的“大英雄”，继续盘踞河南新乡，作威作福。不久，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要借新乡作北上进攻解放区的前进基地，其意亦有解决孙殿英的意思。孙殿英轧出苗头不对，一夜之间将部队带出险区，开到汤阴。当夜，孙殿英乘火车赶到郑州，通过军统大特务文强牵线，要求面见此时已赶到郑州主持受降仪式的胡宗南。

若按常理而论，胡宗南既吃过孙老殿的大亏，本不应再给孙殿英什么好脸色。但孙殿英是何等人？他是连蒋介石、阎锡山这样的“权术大家”都敢玩的高手，一个出道不久的胡宗南岂在他的话下！于是，孙殿英再次玩起了胡长官。他见到胡氏的第一句话就是：自己将新五军连夜拉到汤阴，目的在堵住八路军下太行山的一个重要口子。胡宗南一听，果然高兴，连连称赞。孙见自己不过才说了“反共”二字，便骗得胡宗南眉开眼笑，已知名震天下的西北王，其实不过尔尔。

接着，孙殿英抛出他的第二颗“诱饵”：请求不要拨归孙连仲指挥，愿在胡的指挥下效力。条件是“二姑娘倒贴”，不但在两三个月内不要胡部一分钱的军需给养，而且手中还存有黄金三万余两，愿意献给代表“国家”的胡先生使用。胡听到这里，更加眉开眼笑了，嘴里却故作客气地要孙留作自用，孙一再申明他不需要。况且，孝敬给胡先生用，比留作自用，对“国家”更有价值，也更有贡献。胡听了这等“诤言”，自然是大为受用。于是笑眯眯地派人前往接收。孙殿英再一次摇身一变，率部进入胡军序列，由一个“近墨者黑”的大汉奸，变成一个“近朱者赤”的“大功臣”。

本来，胡宗南的参谋长范汉杰曾一度向胡献策：派孙殿英率部入山到林县扫荡八路军。孙当然知道凭自己的这点道行，拉拉大旗，作作虎皮可以，真要与八路军玩真刀真枪，岂是对手。胡宗南有了三万余两黄金垫底，亦不肯强老殿所难，当即收回成命，只叫孙殿英蹲在汤阴山口，维持新乡交通线的安全，就算完成任务。从此，孙殿英的新五军不但未遭整编，反而还成为胡的基本部队之一。第二年春，蒋介石到新乡召集军事会议，策划反共军事。经胡宗南引见，蒋亲自召见孙殿英，甜言蜜语地勉励了一番，并命孙侍立一旁，拍了合影照片，权作纪念。

在军事上积极策划进占北中国的同时，胡宗南亦开始从政治上着眼培养人才，以培植及壮大“北中国王”的未来班底。一个重要举措是，战后初期，胡宗南指令从自己的亲信干部或陕西著名士绅子弟中，一下子选拔了17名大学生，由他保荐并出资，送到美国留学，攻读博士、硕士学位。以便在他们学成归国后，能够成为胡氏政治、经济、外交班底与助手。这其中，就有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中共的红色间谍熊向晖，另有中共地下党员：三青团陕西支团组训组长陈中经与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申健。这样，胡宗南亲选送美留学的17名亲信子弟中，就有三名是周恩来派出的中共党员。胡宗南对中共帮这个忙，帮得不算小了。难怪周恩来要兴奋地对熊向晖说：“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并说：国内“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切都正如周恩来所言，熊向晖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家，在开展对美外交方面，贡献颇大。1971年，他参加了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的世纪性中美会谈。

痛失戴笠

或许是关中王气已穷，或许是胡宗南本无王者之相，总之，胡宗南的北中国的“王事”，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第一个令他头疼的问题，就是大军过晋受阻。

战后，胡在独霸北中国的庞大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命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第三军罗历戎部、第十六军李正先部，采取“跑马圈地”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横穿晋境，率先进入华北，抢占石家庄、北平、天津等中心大城市，以先期圈定国民党及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胡宗南的“王师”过晋，引起了以“窄轨”著名的“门罗主义者”阎锡山的疑忌。阎锡山在山西当了30多年土皇帝，从来视山西为禁脔，对各方面防范极严，蒋介石的“龙旗”始终飘不进来，靠的就是一个“关门主义”。阎锡山对南京防范之严，不要说是荷枪实弹的胡部大军过晋，即便是从南京随便派来一个人，阎锡山恐怕也要查一查他的背景，以防他是蒋介石的密探。否则便是“格逐勿论”。

抗战期间，日军打进山西，阎锡山的大门不那么好关了，中共在晋东南上党地区、晋西北的吕梁山区，都开辟并建立了根据地，蒋介石也乘机在中条山、太行山派驻了一些嫡系部队。但是，抗战中期，国民党的抗战部队相继被日军扫荡出晋，剩下中共武装，仍然是岿然不动，被阎视为腹心之患。好不容易等到抗战胜利，阎锡山急欲回到太原，尽快恢复其旧统治，重登土皇帝的宝座，现在胡宗南突然派出一个集团军，嘴上说是奉中央电令，假道晋省，东出娘子关，入冀受降。但安知不是春秋时期晋国“假途灭虢”之计的“盗版”？况且，阎锡山想起这个胡矮子在抗战期间，暗中总是与自己作对，为了大肆扩充部队，竟数次收留阎部的军、师长等许多高级军官，企图分化瓦解阎部的基本队伍，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一想，阎锡山决不同意胡军假道，理由是：“抗战八年，山西境内铁路、公路交通受到破坏，大军过晋，粮秣补给和交通运输均感困难。”这意思很明确，山西是我阎老西的地盘，你蒋介石与胡矮子就免伸尊脚吧！

阎锡山“封境”，令胡宗南大伤脑筋。先是蒋介石与阎锡山电报往还商谈了两个星期，接着是胡宗南再三向“假道”线上驻防的阎部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交涉，表示：山西归阎的第二战区受降，胡绝不从中分杯羹。胡军假道，一到榆次，就东出娘子关等等。阎锡山经不住蒋、胡软硬兼施，总算松了口，但规定无论如何不得进太原城。如此，胡部前卫部队第十六军才勉强领到假道晋省的“通行证”。在进入山西省境的途中，阎锡山表面上令各地军政人员组织欢迎，暗中则大加戒备，甚至规定阎军中下级军官一律不准与胡军官兵接触。阎部高级军官更直言不讳地对胡部高级军官们表示：“你们军队过山西最好不要进入城市。如需要进城，我们要电报阎会长允许同意，否则我们将受到处分的。”李文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路过山西时，亲到太原见阎。阎故作亲切地说：“你们来得快很好，河北需要部队接防，接收日本军队投降。你们是我们的前方，我们是你们的后方。我可以帮办一些后勤，你们需要什么尽早告诉我。”其亲热之状，令人一望而知其“伪”，目的只在于要赶胡军尽快出晋，以免停留时间过长，导致夜长梦多，滋生事端。

胡宗南要当北中国王，山西王阎锡山第一个站出来不肯给予合作，公然作梗“王师”，使胡军的行动计划滞留半月之久，这无疑是给了胡宗南一个下马威。胡深知唐代封疆大吏的威权之重，对中央集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以致酿成安史之乱。元代设省，明清因之，督抚大权更重。以致“清制，疆帅之重，几比宰辅”。民国时期，更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构成民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从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无不是靠了西南或东南数省的地盘，自娱自乐而已。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蒋介石先后以“剿共”与抗战两大口号作杀手锏，调动大军，号令各省，相继踏平了南粤王陈济棠、四川王刘湘、山东王韩复榘、陕西王杨虎城、新疆王盛世才、云南王龙云等藩镇割据势力，唯剩下山西王阎锡山、青海王马步芳、宁夏王马鸿逵等封建军阀，仍然不肯臣服。这其中，又以阎锡山为最难对付，实力、权谋、狡诈，在中国历代的封疆大吏中，都堪称首屈一指，素有九尾狐之誉。

据此，胡一方面深恨阎的不合作态度，一方面也是秉承蒋介石的削藩计，大军入晋假道之初，也就不客气地回敬了阎老西一拳一脚。胡的“一拳”就是命先头过晋的第十六军，在行进途中顺手牵羊，顺便将同蒲线南段沿线据点的日军武器缴械，就地补充自己。阎部高级将领王靖国明知胡宗南未遵守诺言，但看到自己装备低劣，官兵老弱，军容不整，与兵强马壮的胡军相比，不免自惭形秽，只好忍气吞声，尽快把“小鬼”胡宗南送走，以免小不忍则乱大谋，坏了阎长官的大事。胡的“一脚”就是在大军过境后，派出自己的心肝宝贝第一师，打着蒋介石的“龙旗”，由潼关跟踪进入晋西南接防。阎锡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禁脔被胡宗南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因实力不够，也只能眼睁眼闭，由他去了。后来，胡的“天下第一师”在晋西南被陈赓一网打尽。阎闻讯后，心理上多少是有点幸灾乐祸的。

如果说大军过晋受阻，只是遇到了一点麻烦，那么戴笠之死，对于胡宗南来说，大可以说是痛失臂膀。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由青岛赴上海途中，在南京上空失事坠机身死。正在西北前线秘密部署反共军事的胡宗南闻讯，一时惊诧莫名，不能自已。胡当即对军中事务作了简短安排，立即乘专机赶赴南京，来到设在中山路375号军统南京办事处的戴笠灵堂吊唁。胡宗南自进门看到戴笠的遗像开始，便禁不住泪水纵横，抚棺痛哭起来。胡宗南想起当年在杭州西湖初次相遇，两个人指定九州江山，纵论天下大势，真是越谈越投机，一时间，胡戴不觉都有了高山流水，得遇知音的那种感慨。从此以后，胡戴每次相逢，必作抵足长谈，一吐为快。有时谈得兴起，甚至通宵不睡，作竟夜神聊，可谓痛快淋漓，一泄方休。这真是“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如今戴“子期”乘黄鹤西去，已成故人，胡“伯牙”的一曲“高山流水”，有谁能解得其中之味呢？想到这里，胡宗南越发的泪飞如雨，心潮翻滚，一时竟悲而不能自抑。在一旁侍候的军统大特务沈醉等人看了，也禁不住为胡的一番真情而感动不已，一个个欷歔相对而泣。少不得上前再三劝解胡长官节哀顺变，保重贵体。

戴笠之死，对于胡宗南来说，的确是值得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一番的。若从二十年代初的西湖奇遇算起，胡戴之间的“神交”长达20多年，在素来以“没有永久的朋友，亦没有永久的敌人”著称的国民党政坛上，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固然，胡戴之间，有矛盾，也有斗争，到了抗战中期以后，双方出于各自野心的需要，在互相利用的同时，也在相互较劲，关系异常微妙而复杂。特别是蒋介石竟利用胡戴之间的深厚关系，暗中对戴进行监视，使胡宗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预留退步，以免遭蒋一网打尽。但是，从总体上说，胡戴仍不失为一对好朋友。用今天的话来说，即便算不上是一对同生共死的铁哥们，至少也算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究其原因，不外乎前有20余年患难之交的感情基础，后有在政治上作相互奥援和利用的因素。胡宗南在西北地区能够不断坐大，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大搞封建军事集团活动，能够不遭蒋的疑忌，这与戴在朝中的奥援，关系甚大。胡对此是感触良深的。正是出于这些缘由，胡宗南对戴笠之死，不但有痛失知音之悲，更有痛失臂膀之疼。

胡宗南收声止泪，向在场的军统大特务李人士、沈醉等人详细询问戴笠座机失事的具体情形。李、沈等人向胡宗南介绍了空难事件的前前后后，胡宗南打算去南京郊县板桥镇的戴山，即戴笠座机失事现场视察一番，后听说从板桥镇到戴山的十多里小路不通汽车，方才打消此议。最后，沈醉把一套为戴笠收尸的照片赠送给胡，胡收下后，绕棺两匝，与守灵的特务们一一握手，这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而去。不久，胡宗南特为戴笠写了一副挽联，以寄托自己的哀思。联曰：“祖帐舞鸡鸣，浩浩黄流，更谁奋击渡江楫？春风生野草，滔滔天下，如君足怯乱臣心。”无非是说，戴笠一死，从此国中无人了。中国人历来喜欢在悼念死人时说过头话，胡宗南对戴笠的盖棺论定之语，并不真实。不过，若以胡宗南一以贯之的狂傲性格来说，能对戴笠下这样的断语，亦可以看出他对戴的评价之高了。据说，胡宗南后来在台病逝入殓时，身上仍穿着戴笠生前送给他的一件毛衣，其时已经千疮百孔了。

戴笠死后，胡宗南虽然与毛人凤时期的军统保持着较深的关系，但失去戴笠在朝中的强大奥援，毕竟大不如前了。他也始终没有能斗得过自己的老对手陈诚，甚至在兵败退台后，竟遇“监察院”弹劾，此是后话了。

七、攻略延安

为王前驱的“天下第一旅”

胡宗南要当北中国王，自然不能老死关中这一弹丸之地，第一个出路，就是要东出潼关，经略中原、华北。但是，有一个事实他也不是不清楚，一方面是中共的首都延安近在陕北，若延安不能攻克，陕北不能荡平，关中基业不能确保，何谈其他！另一方面是自己在抗战期间战功不大，声望不高，要当北中国王，众望而不归，谈何容易！但是如果能尽早攻占陕北，拿下中共的首都延安，其间，假如再能侥幸捕得几位中共巨首，这情形就另当别论了。于是，早在1946年5月16日，国共和谈尚未完全破裂时，胡宗南就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呈上一本《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建议通过“犁庭扫穴”的闪击行动，直捣延安，荡平陕北。

然蒋介石此时的两只鹰眼盯牢的战略要地，尚算不上是陕北延安，而是地处中国腹地的中原地区。自古以来，这块地方就是兵家战神们的必争之地。1930年，蒋介石正是挟中原战争大胜之威，才坐稳南京的。正所谓：失中原者失天下，得中原者得天下！抗战胜利后，引发国共全面内战的导火线，亦是源于蒋介石大举围歼中原解放区的李先念所部。至于陕北一地，当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迟早是要“王化”的。只是，若此时攻占，一来在军事上、战略上显得意义不大，盖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失陕北者失天下，得陕北者得天下一说；二来此时国民党还没有公开放弃国共和谈，若攻占陕北，夺取延安，显然在政治上、舆论上都会处于被动状态。据此，蒋介石在《攻略陕北作战计划》上给立功心切的胡宗南批了“暂缓”两个字。

但是，蒋介石批的是“缓”，而非“免”，故陕北可缓，晋南不可缓。这道理就是：晋南既为关中地区的重要门户，亦是陕北的重要屏障，同时还是连接中共陕甘宁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支点与通道，不可谓不重要。大概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中共领袖毛泽东派出著名战将陈赓将军率领太岳纵队，纵横驰骋于晋南地区，成为国共逐鹿天下这只棋盘上的一颗十分重要的战略性棋子。与此同时，蒋介石亦密令胡宗南派出精锐大军，在阎锡山所部的配合下，首先解决陈赓所部，攻占晋南，解除对关中地区的侧翼威胁，敲掉中共陕甘宁解放区的屏障。况且，晋南地区并非中共首都所在地，构不成国际国内舆论的焦点，随便找一个什么借口，就可以开仗，岂不大妙！

据此，蒋介石决定在山西方面，由阎锡山负责打通正太铁路；由胡宗南负责打通同蒲铁路。攻占了这两条铁路沿线的解放区后，再逐次向全省扩张。当时，中共开辟的晋南解放区范围很大，自同蒲铁路以东都是老解放区。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只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几个大一点的城市，其他地区基本上都在中共武装手中。而此时的阎锡山亦认为自己实力不够，无力顾及全省，只好将晋南的部队北调，让胡宗南在晋南与中共火并。

胡宗南奉谕，立派董钊率经过整编后的精锐基干第一军，于1946年7月上旬从陕西强渡黄河，进入山西晋南重镇运城，准备进攻晋南解放区。胡宗南为此亲到运城、临汾等地进行筹划部署，决定第一步以第一军（计3个整编师、6个整编旅）的力量，结合阎部留在晋南的一个军，南北合击陈赓所部。即胡军由运城北上，阎军由介休南下，两军会合于洪洞、赵城地区，由此先将同蒲铁路全线打通。尔后再出同蒲路逐次向东压迫，扫荡晋东南解放区，彻底解决陈赓。

针对胡宗南的如意算盘，陈赓的对策是：利用阎、胡之间的矛盾，先集中主力南击胡军，歼其一部；得手后再挥师北上击阎。如此一路南拳北腿，打得虎虎生风，既攻了胡宗南，又揍了阎锡山，这就是发生于1946年7月中旬的闻（喜）、夏（县）及同蒲战役。当时，陈赓手中的全部兵力只有3个旅，但是，由于巧妙运用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先后歼灭胡部一个旅挂零的兵力，歼灭阎部1万余人。中共领袖毛泽东闻讯极感欣慰，于7月16日发电各中央局与军区，要求全军团以上将领学习陈赓部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这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比较早地利用战例阐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一份重要电文。陈赓取得的这两次战役胜利，说明：即便整体处于劣势，只要能创造局部优势，同样能取得战役胜利。在这之后，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陕北战争初期的三战三捷，莫不是在整体劣势下，通过创造局部优势而取得战役胜利的著名范例。

胡宗南指挥部队入晋作战伊始，就被黄埔同学陈赓对准他的屁股踢了一脚。这一脚尽管没有把胡踢翻在地，只丢掉个把旅，何况还不是主力旅，对于胡宗南来说，算不上是伤筋动骨。但是，却使胡宗南的头脑稍稍清醒了一下，总算懂得陈赓毕竟是陈赓，依然出手不凡，雄风不减当年，不愧是黄埔的高材生，小觑不得。胡宗南细想起来，与陈赓总共交手三次：第一次是在河口，第二次是在松潘，第三次是在山城堡。三次较量，虽然双方是有胜有负，但当时大家都是师长、军长一级，都还属于战场指挥员，尚够不上是雄镇一方的战略方面军指挥官。说通俗一点，是居于“将”位，而非居于“帅”位。今天，胡宗南贵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总揽国军西北全局，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疆帅”。陈赓在中共的地位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属下的一个纵队司令，统领三个旅，若只看兵力，大致相当于胡宗南手下的一个整编师师长吧。但是，自从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东略中原后，陈赓就成了晋南解放区的最高指挥官，也可以算是中共的一个小战略区域的统帅吧。由此看来，晋南决战，应当是胡、陈之间第一次独立负责的战役，不论斗智斗勇，也算是黄埔两大高手的一次“单挑”了。黄埔时期，陈赓总是处处盖过胡宗南，弄得心高气傲的胡宗南颇不服气，总想找个机会比试一下，正像旧小说上说的，“大战三百回合”，分个高低，定个优劣。但是，由于双方过去都不是独立地负责一个战略区域的指挥责任，这样的机会也就不易出现，现在这个机会总算等来了。

如此一想，胡宗南横下一条心，决定拿出自己的老本第一旅，投入晋南战场。并下令此次晋南战役，只许胜不许败。若是被打败，岂不是让天下的黄埔学生耻笑。若是战胜了陈赓，那我胡宗南就在整个黄埔学生中盖了帽了。于是，胡宗南在向晋南增调整编第三十师三个旅的同时，下令将整编第一旅拉出潼关，东渡黄河，进入晋南战场。

整编第一旅即整编前的第一师，胡宗南在第一师师长任上蹲了六年之久，是胡宗南一生中在一个岗位上时间蹲得最长的。仅此一点，也就不难想象胡氏对第一师的感情之深了。事实上，第1师的确是胡的心肝宝贝，也的确是胡宗南手中的王牌部队。一是清一色的美械武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确有一些战斗力；二是士兵大都是入伍七八年之久的老兵，不但军事技术要比一般部队都高，而且久受胡氏“革命”理论的宣传，士气高昂，气焰嚣张，相当的骄横霸道。据说，就连在行军路上，其他部队遇上了，也要赶快给“老大哥”部队让路；三是现任旅长黄正诚，不但是黄埔出身，而且曾经留学德国，学过希特勒的操典。是蒋介石与希特勒的双料弟子，据说有“百战百胜”之“美誉”；四是该旅各级军官所授军衔普遍比一般部队军官要高一级。黄正诚以中将衔任旅长自不必说，就连两个团长刘玉树和王亚武也都被晋升为少将。以团长而称为将军的，在国民党军界也称得上是稀罕之物了。如此也就不难看出这个旅的特殊之处。

胡宗南对打好这一仗极为重视。9月中旬，胡、阎两部的主力在晋南的中心城市临汾地区拉上手，随即决定马不停蹄地挥戈东向，跟踪追击陈赓部主力决战，企图一举摧毁中共太岳解放区。9月21日，胡部的两个旅占领了临汾以东仅数十公里的浮山县城，第一旅则沿着临汾到浮山的公路东进，以便策应前出浮山的两个旅，同时负责维护临、浮公路交通线的安全。从一般军事常识上来说，第一旅的此次行动是不会有什么闪失的。不要说前有浮山的两个旅挡驾，后有驻防临汾的董钊大军保险，即以第一旅的实力来说，仅凭陈赓的三个旅，要想一口吃掉“天下第一旅”，恐怕到时候是上手容易脱手难，吃不了兜着走了。况且，中共的战术，一般总是“柿子先拣软的摘”。名曰：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孤立分散之敌，再打集中强大之敌。现在第一旅既不是弱敌，也不是孤立之敌，岂不是万无一失了。

大概是出于以上动机，第一旅在向浮山前进途中，竟大摇大摆到两个团分开行动，先派出第二团作前卫，第一旅旅部与第一团还留在临汾城中按兵不动。结果，9月22日，第二团前进到临汾至浮山之间的官雀村，陷入陈赓主力的包围。这一仗，陈赓以一个旅围歼第一旅第二团，以一个旅阻击浮山援敌，以一个旅阻击临汾第一旅余部的援敌。当围歼官雀村之敌的陈赓部已经将第二团歼其一半时，陈赓竟胃口大开，出人意料地下令停止进攻，要用第二团的残敌引诱第一旅倾巢来援，以便将第一旅一网打尽。果然，第二团团长王亚武向黄正诚呼救，不但董钊惶恐不安，就连坐镇西安的胡宗南也大吃一惊，立命董钊：“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从两面卷击陈赓，拼死也要解二团之围。”

9月23日，浮山两旅出动回援，临汾第一旅旅部率第一团前去援救。这一天，东西两面的援敌强攻一整日，在陈赓派出的阻击部队前面，均未能前进一步。相反，第一旅的援敌在陈堰镇亦落入陈赓的虎口。陈赓的部队，打近战夜战是出了名的，山城堡一战，至今思之仍有令人不寒而栗之感。23日夜间，陈赓下令对第一旅的两处被围之敌，发动总攻。经一夜激战，第一旅4000余人全部被歼，中将旅长黄正诚被活捉。

围歼“天下第一旅”一仗，胡宗南是三个旅，陈赓也是三个旅，从兵力对比与装备质量上看，陈赓甚至还处于相对劣势。但是，较量的结果，陈赓不但吃掉了实力最为强大的“天下第一旅”，而且大喝一声，竟将黄埔晚生、“百战百胜”的将军黄正诚生擒过来，这真要让天下的黄埔学生笑掉大牙了。

“我是陈赓，和你们胡长官黄埔同期”

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仗，陈赓打得多少有些冒险，因为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陈赓手中甚至连一个预备队都派不出了。但是，陈赓手中另有一个秘密武器，这就是对黄埔同学胡宗南个性的深刻了解。陈算准了胡氏的狂傲性格必定对第一旅有深刻影响。骄兵必败，自古皆然，没有谁能逃脱这个规律。

据说，黄正诚输得颇不服气。黄被送到纵队司令部后，竟对解放军干部“不吝赐教”：“你们的打法很怪。按道理应该打两翼中的一翼，我们第一旅在中间，你们却打了我们。”黄继续“指教”：“作战宜正不宜邪。你们采取夜袭，这种打法不正规。若是摆开了打，你们不一定能胜利。”宋襄公在2000多年前运用的蠢猪战术，就连比宋襄公稍晚100多年出生的孙子都公开加以唾弃，并提出“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等一系列伟大的战术思想。黄正诚这个现代“百战百胜”的将军居然还在侈谈什么“作战宜正不宜邪”的战术理论。

黄正诚企图搬出阿Q先生的精神胜利法遮羞，结果却挨了黄埔一期“老大哥”的一顿痛骂。陈赓见到黄正诚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陈赓，和你们胡长官黄埔同期！”据说，这句话后来几乎成了陈将军的口头禅，大凡每捉牢一位胡部高级将领，陈赓都要搬出这句话对胡宗南调侃一番，胡宗南闻报气得要死。说完了这句话，陈赓随即脸色一沉，对黄正诚这个黄埔晚生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阵痛斥：“你们骄傲、蛮横，目空一切，敢以一个团来碰我陈赓，胡宗南狗胆包天。”

一阵飓风凌空横扫而过，陈赓又以老学长的口吻教训黄正诚：“你是黄埔学生，又留学德国，你这个仗是怎么打的？”黄正诚早已被眼前这位久闻大名的黄埔大学长的气势所镇服，当时竟嗫嚅着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搪塞着说：“我的火力没有来得及展开，就……”岂知陈赓听到这里火气更盛，不等黄正诚把话说完，再次训斥起来：“你在上陈村我的阵地上，陆空配合，步炮协同，全部火力展开，打了我12个小时，没攻下我一个山包。你还想狡辩吗？真是一个草包！”黄正诚的老底既被揭穿，又被训了个灰头土脸；弄得蔫头蔫脑的，总算老实起来，大气儿也不敢再吭一声，以免再遭训斥。所幸的是，陈赓并不知道黄正诚在胡军中素有“百战百胜”将军的雅号。否则，不知道又要骂出什么难听的话来了。

“天下第一旅”全军覆没，旅长黄正诚被陈赓生擒。消息传到临汾，传到西安，传到太原，传到南京，国民党集团为之震动。坐镇临汾的董钊第一个得到消息，为之目瞪口呆，肝胆俱裂。胡宗南在西安第二个闻讯，更是痛心疾首，颜面全无，一连数日气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终日不住声地大骂董钊无能，痛斥黄正诚丢脸，使得他蒙受如此奇耻大辱，一世英名，几乎被他们这两个混蛋彻底葬送；20年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点血本，无数将士用生命换来的声誉，差不多全卖在这两个家伙手里；从此以后，自己如何能抬得起头来？

陈赓的这一脚可是踢在胡宗南心口上了。从胡宗南出任第一师代理师长开始，第一师就被称为中央军的王牌师加模范师。近20年来，第一师南征北战，东伐西讨，声名卓著，战功屡屡，深受蒋氏器重与恩宠。据此，无论是在人事、兵员配备方面，还是在装备、军需补充方面，第一师无不受到特殊待遇，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想什么有什么。十年内战期间，第一师与红军多次交锋，八年抗战期间亦与日军交手几次，虽然都未占到多大的便宜，但也从未遭到过歼灭性打击。被红军打得最疼的一次是在山城堡，当时的损失也就是第七十八师的一个旅，第一师并未受到重创。抗战期间打得最激烈的一次，是在淞沪战场上。但当时是即缺即补，气血虽亏，然骨架尚存。何曾想到这一次竟是从师长到士兵，4000余人被陈赓来了个一锅端，一个不剩地全部报销，这叫胡宗南何以向蒋介石交代？何以向第一师的前辈老长官们交代？何以向天下的黄埔学生交代？

胡宗南素来是个极重脸面的人，视声誉与颜面如同生命。一个整编旅的兵力他丢得起，但是丢不起损失“天下第一旅”的这个颜面。难怪胡宗南在第一旅被歼后，仍然心有不甘地赶到临汾，表示要与陈赓决战，但此时的陈赓有如龙归大海，早已不知去向。胡宗南无可奈何，只好再次把董钊骂了个狗血喷头，责令他赶快将第一旅按原建制补充齐备，恶狠狠地宣称：“我要用第一旅去占领延安，非出这口气不可！”

半年多以后，在进攻延安之战中，第一旅确是第一个进入延安城的有功之旅。不过，那不是第一旅的功劳，而是整九十师师长陈武在胡宗南的严逼下的“主动让贤”，真正的“天下第一旅”自官雀村一战后，早已不复存在。即便在整个陕北战争以及在解放战争中，第一旅（后恢复第一师番号）均无上佳表现，差不多成了一个窝囊废。胡宗南亦是明白这一点的。但凡有大仗硬仗，从不让它上去。这才使得第一旅苟延残喘下来。事实上，第一旅的没落并非自官雀村一战始。严格地说，第一旅的衰败始自抗战时期。

八年全面抗战，中共军队始终在第一线与素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队开仗，许多国民党军队也在英勇抗击日军。抗战的结果，固然自身有很大损失。然唯其如此，部队的战斗作风、战斗意志与战略战术，都在实战中不断得到了锻炼提高，这是任何别的途径都不可能得到的巨大财富。而此时的第一旅在哪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只是依靠黄河天险，与日军隔河相望，信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君子协定，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过了八年“和平、幸福”的军中生活。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官兵养成了将骄兵逸的恶习。这样的部队，岂是陈赓所率铁军的对手。北伐期间，第一军在第一次南昌之役中，因被孙传芳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蒋介石闻之大怒，大骂第一军的师长王柏龄、刘峙等高级将领：“万不料我最有光荣历史之第一军，阅时未久，即已堕落。”并痛心地责问：“从前的第一军哪里去了？”现在轮到胡宗南大骂董钊与黄正诚了，“从前的第一师哪里去了？”所幸的是黄旅长在陈赓手中，胡宗南不能当面责问他，以解心头之恨。

不过，胡宗南手下的亲信将领无能固然无能，但爱护主子的一片忠心倒也可嘉可叹！据说，黄正诚与陈赓谈话时，曾经大着胆子向大学长陈赓恳求：“我们这个部队在那边是很有名望的，胡先生当过这个师的师长，请贵军不要发布新闻，以免胡先生过于难堪。”胡宗南损失了一个“天下第一旅”，已成“楚囚”的部下仍不失一片“孝心”，体谅、理解之情跃然而出。若是胡宗南知道了，倒也不失为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心理补偿吧！

由此可以看出胡宗南所用将领，无不是愚忠有余，而才干不足，这与陈赓的个性及气质正好相反。陈赓用人重雄才、重大德，而轻个人关系。仅举一例：一次，陈赓在军中听到有人高呼口号：“坚决拥护陈司令员的领导！”陈大怒，马上批评说：“你们这么喊是大错特错！我们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而且我们部队的首长是刘、邓，怎么能提我？这可是个原则问题。”联想到陈赓在黄埔时期，虽受蒋介石无比恩宠，结果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合则留，不合则去”，其中缘由固多，但与陈赓鄙视愚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一点也许更能说明胡宗南与陈赓之间的巨大差异。胡总是目空一切，恃才傲物，常常故作神秘，莫测高深，以江山之才、不世英雄自许，梦寐以求的都是怎样实现自己的帝王野心。而陈赓总是甘作平凡，以普通士兵自警。部队打了胜仗，有的干部为之争功，陈赓严厉地批评说：“你们争什么？我们部队中谁最伟大？我看战士最伟大，明明机枪、步枪都对着他打，他还要往上冲！谁能比得了？我认为功劳最大的是战士，我们算得了什么！”如此深刻感人的话语，出自用兵如神的陈赓之口，可见得真正的高才，正是那些时时感到自己“不才”的人。能纳百川，始有江海之大！

胡宗南的“天下第一旅”被歼，中共领导层亦为之振奋。想当年，在河口之役中，以血对血，以火对火，以铁对铁，寸步不让，第一师是何等的凶顽；从鄂东北到大巴山，死死咬住中共一军之帅徐向前，长击3000余里，第一师是何等的傲然；驻军陇南，扼守栈道，鏖战广元，雄踞松潘，第一师又是何等的气魄。然而官雀村一战，被陈赓将军击一猛掌，竟闹了个全军覆没，真是“快哉！快哉！”难怪刘伯承在晋冀鲁豫军区干部大会上大声赞扬：“同蒲方面打得很好，中央夸奖说，出乎意料之外。”

9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陈赓纵队作战胜利通报》，其中第一条就说：“我陈赓纵队三个旅9月22日至23日与胡宗南第一师第一旅（即老一师，全部美械化，是胡的最嫡系）在浮山县城附近，激战两日，该旅被我全部歼灭……望以此例教育部队，鼓励士气，坚决歼敌。”中央军委在历来的胜利通报中是很少对被歼的敌军番号加什么注脚的。但是，这一次却在“第一旅”三个字之后，特地加括号注明：“即老一师，全部美械化，是胡的最嫡系”。一方面在说明这个“第一旅”，非寻常的一个旅，另一方面也是让全军将士都能分享全歼这个“天下第一旅”的胜利喜悦。可见，此战的影响之大。

晋南战役，成为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与中共真刀真枪地交手的第一仗。这一仗也发展成为陕北解放战争的序曲。

“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第一旅在晋南“为王前驱”以后，胡宗南焦思苦虑，深感唯有攻占延安一途，方可捞上一根救命稻草，以期从政治上、军事上、声誉上摆脱困境，重塑西北王的雄风。由是，胡宗南于1946年10月中旬第二次上书，提出突袭延安、攻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请战书送到蒋氏手中，蒋反复权衡，认定火候未到，继续复电暂缓。又过了4个多月，蒋氏心目中的火候方姗姗来迟。盖因在这之前，蒋军经过8个月的全面进攻，以损失71万精锐大军的惨痛代价，才换来了解放区的105座空城。蒋介石自己想想，也觉得不甚合算，深感是到了发明新战略的时候了。

自然全面进攻的战略不灵光，退而求其次，就改为重点进攻的新战略吧！哪里是重点呢？蒋介石摊开全国地图，很是认真地研究了一番，终于发现重点就在山东和陕北。原因就在于这两处区域正处在华北与中原的两翼，好比是一个人身上的两个臂膀，力量之大，自不必说。若是东击鲁中，西取延安，首先攻占了这两处地方，砍掉中共的左右两臂，然后再来个东西夹攻，掩击中原，席卷华北，经略东北，扫荡全国，这样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龙旗”不就可以遍插国中了吗？蒋介石很为自己的这一“伟大发现”兴奋不已，并且为这一战略取了一个既动听又很有创意的名字：“钳形攻势”，亦称“哑铃战略”。

因此，蒋介石决定集中94个旅近70万人的雄厚兵力，组成强大的东西两线战略进攻集团。东集团由“江淮之鳄”顾祝同统帅，西集团自然是由“高原之狐”胡宗南领衔了。顾祝同是发动皖南事变，偷袭新四军的一只巨鳄，中共华野统帅陈毅就是当年从他手上走脱的，现在让他再次领衔与陈毅较量，取胜当无问题。胡宗南久居西北高原，不但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与山水草木，而且积有15年之久的深厚的反共功力，建功亦有把握。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一个紧急电令把胡宗南召到南京，面授犁庭扫穴、攻略陕北的作战方略。蒋同时决定：考虑到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将于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至时将重提中国问题。故胡宗南的进攻时间就定在这一天，大军直捣红色总部延安，造成既成事实，让四大国的外长们在莫斯科干瞪眼与空嚷嚷去吧。蒋进一步训示胡宗南，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军事进攻与政治进攻同时进行。

这也是命该国民党的气数已尽。本来，蒋胡策划进攻延安的时间与部署，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可是，由于蒋介石的一句“七分政治”，结果再一次让熊向晖把这一份攻略延安的“天字第一号”密案送到中共手中。此前，熊向晖赴美的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并已订好了3月上旬“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班轮舱位。乘着船票未到手期间，熊向晖与新婚妻子谌筱华到杭州作两星期的蜜月旅行，然后去上海乘船赴美，这是发生在2月下旬的事情。

哪里想到胡宗南听了蒋介石关于“七分政治”的训示，环顾手下，能执行“三分军事”的人才，可谓济济一堂，能执行“七分政治”的人才，可谓凤毛麟角了。想来想去，也只有熊向晖能负此任。胡宗南是知道熊向晖到杭州作新婚蜜月旅行的，只是不知住在杭州的什么地方。无奈之下，胡宗南一个招呼打给毛人凤，请出保密局的特务帮忙。保密局的特务是干什么吃的，要他们在杭州市的茫茫人海中找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大概没有这个能耐，要他们找一个坐不改姓，行不改名的国民党军官，不是吹，这点本事也还是有的。于是，保密局的特务们在杭州市的各大旅馆拉网一般地“扫荡”过去，终于在杭州大华饭店里，把熊向晖“拎”了出来。

大概也是一种“做谍心虚”的表现吧，据熊向晖自己说，一位戴着墨镜、自称“兄弟贱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到他时，因未说清缘由，只说收到毛人凤密电，将他妥送南京见胡宗南等等。熊向晖听到这里，脑袋一大，自感是被保密局打了一闷棍，弄得真伪难辨。只好在返回南京前，给新娘子留下赠言：保密局盯上我，逃也逃不脱。如五天后收不到我的信，我就凶多吉少，请她珍重。最终虽然是有惊无险，然熊向晖的临危之语，倒也不失壮士本色。

熊向晖于3月2日来到胡宗南设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其时，胡氏正与参谋长盛文看地图。抬头一见熊向晖来到眼前，胡氏为之哈哈大笑，并自鸣得意地对他的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说：“你说杭州杂，寻人难，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我要你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胡并对熊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至此，熊始确定是虚惊一场，这才把提在嗓门口的心放了回去。

接下来，胡宗南与盛文向熊介绍了这次攻略延安的作战行动，便具体交代熊向晖着手准备“剿共”的“七分政治”预案。胡说：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胡听说熊向晖表示要与西安方面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商量时，胡断然反对：“不要找他们，他们只会骂娘，不懂革命。”胡当然是有眼光的。实际上，熊向晖不但懂得如何“假革命”，而且懂得如何真革命，因为他本就是一位革命者，他当然能搞出“比共产党还革命”的东西出来。要叫王超凡这些对革命既无切身体验，又不懂革命理论的国民党官僚，搞出“比共产党还革命”的东西来，自然是差强人意了。

对“七分政治”的问题指示完毕，胡宗南又把熊向晖单独带到盛文的住房，表示自己要去国防部开会，下午总裁还准备传见。据此，胡递给熊一个公文包，要熊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胡的保密观念是很强的，他生怕熊不能很好守密，临走前再三嘱咐：一定要把门锁好，不许任何人进来。熊依言办理。然后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经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份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还能说什么呢，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种天字号的核心情报轻易窃取到手，自然天助我也！事实上，无论是怎样出色的超级巨谍，即便他有超人的本领，正常情况下，要想窃取如此重要的“天字号”情报，都将是一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伟绩。熊当仁不让地照录不误，并于当日夜间默记在心后，及时将抄件销毁。

这样一份情报，对于中共的重要性，无需多说。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共产党能取得革命胜利，当然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千百万人民的牺牲与奋斗。但是，有时候你又不能不相信那种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总是通过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天缘禅机般地表现出来。比如这个熊向晖吧，在1943年蒋胡第一次策划“闪击延安”的事件中，他起到了中共“几个师”的重大作用。战后，胡要培养他，出资送他赴美留学。对于胡的一番美意，中共当然不便婉却。周恩来总不能向胡挑明了说：熊向晖是我们派出的红色巨谍，请把他继续留在你的身边工作吧，以便让他能为我们窃取更多更重要的情报等等。所以，胡送熊赴美，中共虽倍感惋惜，但不便改变，也不能改变，否则便容易暴露行迹。至此，中共实际上已经不再指望熊向晖再从情报渠道作出贡献了。

哪里知道，中共不曾想得到的东西，人家偏偏要送来，真是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了。况且这个机会，实在是太巧了，一切都好像是天作之合。比如，熊向晖第一次向“美国总统轮船公司”预订赴美国旧金山的船票，是在1月底，因船少客多，1月份没有，2月份也已售完，均未能订到。最后只好改期，推迟到3月上旬赴美，这就与蒋、胡进攻延安的时间吻合起来，这可以说是一巧；恰恰就在熊向晖将走未走之间，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决定于3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蒋亦决定于此时实施攻略延安的计划，这可以说是二巧；偏偏蒋在核定攻略延安方案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重弹“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老调，使得胡宗南想起“七分政治”非熊向晖不行，结果到处派人去找熊向晖，这可以说是三巧。有此三巧，才有熊向晖再建情报工作丰功伟绩的机会。这个“三巧”，能不能说是中共的运气呢？

熊向晖按照胡宗南的交代，首先起草施政纲领。什么叫“要比共产党还革命”？什么叫“不要骂娘”？胡宗南没有具体解释，但有个示范例子。比如，这个施政纲领的大帽子，盛文建议全称叫：“国军收复（或光复）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胡宗南当即予以纠正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大概在胡宗南认为，这就叫做“要比共产党还革命”了。

熊向晖对此自然是心领神会，驾轻就熟。他把“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作为“施政纲领”的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作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等等。传单中包括“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之类唱高调、做不到等“左”的口号。反正吹牛皮不犯死罪，何况胡宗南要的就是这些“比共产党还革命”的口号；至于“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之类的口号，在宣传品中也是少不了的。胡宗南简单看了一下，就表示认可。并授权熊向晖在补充定稿后，不需送他审阅，由熊直接交特务头子刘大钧秘密印就，待进攻开始时广为散发。

“七分政治”搞定后，胡宗南指示熊回西安办三件事：一是为他置备一台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二是指定几人随同行动，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三是由熊随身携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对一、二两项，熊是明白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对第三个事项，却有点茫然了。熊问胡：带这些干什么？胡显得儒雅潇洒地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在此期间，翻翻小说，闲情逸致，才显出大将风度。如此的大将“风度”，自然是常人不及的。

3月3日，胡宗南、盛文、熊向晖一行三人，乘专机赶回西安。当晚，熊向晖便通过中共地下电台，将蒋胡攻略延安及陕北的作战方案密报延安中共中央。在此阶段，胡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以致他的军、师长们还都被蒙在鼓里。3月7日，因美军常驻延安的军事联络组赛尔斯上校等三人尚待撤离，蒋介石看在美国人的面子上，“恩准”将进攻日期推迟三天。熊亦很负责地及时将此情报密报延安。

一电骂死“何大炮”

各路大军纷纷奉胡的电令，向各自的进攻集结地点进发。当时，胡的两大主力集团：整编第一军与整编第二十九军，分别布置在晋南与陇东两地，有的部队仍在当地与中共武装作战。胡宗南是2月28日赶到南京时，才得到蒋决定进攻延安的确切时间。于是，胡当即与国防部一起，临时商订攻略延安方案。3月1日晚，方案始经蒋介石核准。在这之后，要将整一军从晋南拉到陕北宜川，将整二十九军从陇东拉到关中洛川，进入各自的进攻出发地点，满打满算也只有9天时间。况且一路上还有共军拦击，游击队骚扰；大军调动，还须对行动意图注意保密，不能过分张扬等等。如此一来，也就难免忙中出错，乱中出事，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

第一个不幸的消息报告，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严明在河津翻车，此公捡回一条命，却折断了右腿。古来有阵前折一大将为出师不吉之说，未闻有阵前“折一大腿”会怎么样的，但总也不至于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吧。好在军中有的是美式吉普车，断一大腿尚不至于影响对共军作战。岂知，严明到底还是在劫难逃，一年后（1948年3月初），严明在宜川瓦子街被乱枪打死。此公虽然多活了一年，还是没有活出个名堂来，反而死得更惨。早知如此，还不如在河津翻车致死，趁着胡宗南的“盛世”，捞它个因公殉职，丧葬气氛多少还能风光热闹一点。

第二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便不能让胡长官保持儒雅悠闲的大将风度了。这就是整七十六师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在陇东合水县西华池遭共军伏击身亡。整七十六师是胡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所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均为胡手下的著名战将。何为黄埔六期生，曾东渡日本士官炮校进修，回国后又考上陆大，在胡部中能像何奇这样“三题金榜”的高级将领为数极少。何亦据此成为极受胡宗南赏识的高级军事人才，号称是胡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另三位“金刚”是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第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正因为如此，何奇不但倨傲自负，刚愎自用，而且常以孙吴自许，在军中特立独行，藐视同僚，素有“何大炮”之称。

3月初，何奇率第四十八旅与张新的第二十四旅协力攻占陇东庆阳后，接到胡的电令，转犯延安。何、张两旅分道而行。何旅出庆阳后，3月4日晚在回师途中宿营西华池时遭到共军伏击，何在指挥战斗时，被机枪射中大腿，流血不止。何见形势不妙，立命副旅长万又麟急电胡宗南援救。结果援兵尚未赶到，反遭胡一顿臭骂，斥责何行动招摇，不听指挥，贻误大局等等。何看完电报，自知失职而满面羞惭，几有无地自容之感。良久之后，何长出了一口气，即闭目不语，竟至一命呜呼了。何固为败军之将，但能如此知羞识耻，倒也不失为一条汉子。何遽然而死，万又麟恐动摇军心，当即效秦始皇驾崩沙丘平台的故事，立命于军中封锁何奇“驾崩”的消息。表面上一切均与何旅长健在时一样，暗中则由他代拆代行，指挥部队，固守待援。

胡接到何旅求援电报，急电张新火速率部驰援。张新以日行180里的速度赶到西华池，只见何旅官兵一个个抱头鼠窜，而共军早已不知去向。张新当即与何旅残部一起，匆匆拖出何奇尸体，惶惶然急行而去。其时，胡电张：“救出何奇没有？”张答：“已救出来了。”中途，胡始知何奇已死，怒斥张新：“你不是说救出来了吗？”张不敢直接复电胡宗南强辩，只能在报话机上向胡的参谋解释：“胡先生没有指示‘救生不救死’，既死不能复生，我总算完成任务，救出何奇来了。”的确，张忠于同学大义（张与何均为黄埔六期同学），生要救人，死亦救尸，其情也壮，胡觉得无话可说了。

何奇是陕北战争期间第一个阵亡的胡部高级将领，何的军阶仅为少将（5月22日追赠为中将），何之死固然称不上是阵前损一大将。但是，攻略延安的行动尚未开始，一名屈指可数的高级“军事长才”、一位“金刚”级的精锐整编旅旅长已死，总归是令人不开心的事。不过，此时正处于一场大战的前夜，重在鼓舞军心，激励士气，一定不能让何奇之死给部队造成一种悲哀、恐惧的不吉气氛。为此，胡故意对何奇之死表现得满不在乎，淡化其影响，甚至故作潇洒地说，何奇之死，“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

确实，何奇之死，并不影响胡宗南按预定计划对延安“犁庭扫穴”，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当时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何奇之死的表象，而在于何奇之死的深层次因素。盖因在胡宗南的部队中流派众多，派系纷呈，不独存在着嫡系（主流派）与杂牌（非主流派）之分，即在嫡系中也存在着“老党”与“新党”的对峙。所谓“老党”人物：是指以李铁军、李文、丁德隆、刘戡、董钊等军中一批“老资格”，在他们手下集中了一批出身黄埔一、二、三期的高级将领。这些人不但辈分较高，与胡宗南历史渊源很深；而且具有实战经验，在军中占据高位，一般来说，在整编前他们大都做到军长以上，整编后大都仍为整编师师长以上将领。但这些人的缺点是学历比较单一，大多数人除了黄埔这一块金字招牌外，别无长物，军事理论水平相对较低。所谓“新党”人物：是以黄正诚、何奇、沈策、许良玉、李昆岗等一批整编旅旅长一级的军中新秀。从资历与实战经验上说，“新党”比起“老党”来，自然要吃亏多了。但“新党”有“新党”的长处，这就是学历优势，这也是“老党”所望尘莫及的。所谓优势，是指在“黄埔”之外，另有“梅开二度”的“陆大”资格，更有的还留过东洋、西洋，比起黄埔、陆大这些“国粹”，自然又是一番景象。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用人政策，素来是以学历定终身的。在学历中，又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老例，不外是以学校知名度看学历的含金值而已。概而言之，就是：杂牌不如正牌，正牌不如名牌；都是名牌，则“国产”不如“留洋”；都为“留洋”，则留东洋不如留西洋等等。一般来说，若循此例甄别，高下优劣也就分出来了。若从“新党”的成分来看，沈策、许良玉、李昆岗等人都是毕业于黄埔、陆大的“双科状元”；黄正诚出身黄埔，留学德国，“国产”“留洋”都是名牌，又比沈、许、李更进一步；何奇则是黄埔、陆大之外，留学东洋。固然东洋比之西洋要略微逊色，但黄是“两进士”，何是“金榜三题名”，此消彼长，何比黄的底气也就更加充足。难怪何的眼睛长在额头上，比常人上移一寸。

战后，这批“新党”的军职不断蹿升，一批新进大都做到整编旅旅长，而且占据的位置不是王牌旅，便是精锐旅；至于扛上少将肩花，出任副旅长、团长一级职务的“新党”分子，更是满地乱窜了。于是，“新党”开始成为胡宗南嫡系将领中的中坚力量，成为西北王的“硬里子”。由于这批新进出身“名门”，学问上乘，古代的兵书，现代的操典，莫不精熟，能说能写，唱念做打皆精，比之那些木讷愚钝的“老党”，自然是风气为之一变，自视也就颇高；又因他们人数众多，野心又大，平时相互攀援，同声呼应，气势尤壮，久之，便逐渐形成一股与“老党”对峙的强大力量。

若从“新党”与胡宗南的历史渊源来看，固然比不上“老党”悠久与深厚，但是，他们都是由胡宗南一手提携的亲信，胡对他们谩骂、贬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皆能随心所欲，无所顾忌。这种关系从亲密程度上来说，自然又比“老党”的故作矜持要更胜一筹。加之这些人思想活跃，极少清规戒律，对现代官场的一套“厚黑学”法术，也颇能心领神会，在如何对上揣摩逢迎，曲意承欢上，自然也颇有一套功夫。使得“老党”们更是自愧不如。这样一来，“新党”着着占先，气势如潮，更不把“老党”放在眼里了。但是，由于“新党”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指挥实战的经验较少。一旦开战，能不能担当大任？用一句俗话来说，是骡子是马，还需要拉出来遛遛。

偏偏这一遛，问题遛出来了。半年前，“新党”中的头牌人物黄正诚，在晋南官雀村一战中，被“老党”的黄埔同学陈赓大喝一声，生俘过去，很是让“新党”为之气馁。“老党”们自然也是脸上无光，但是令人感到滑稽的是，在潜意识中，他们又很有点觉得陈赓是替他们出了一口鸟气，心下里甚至还多少感到有点得意。不过，话又说回来，黄正诚与陈赓的实力毕竟不在一个档次，黄之败，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所以并不令人费解。倒是这一次“新党”中的另一个头牌红星何奇，又在陇东西华池一战中被来历不明的一阵乱枪打死，实在是无词可遁了。

黄与何都是“新党”中的领袖人物，极受胡的赏识与宠爱，所率部队也都是胡部中的精锐之旅。黄有“百战百胜”的“德国将军”之美誉，何亦有以“大炮”自诩的“日本将军”之美名。黄、何两将领的出身、经历、学识与素养，正代表了胡宗南军中一代新秀的顶尖水平，代表了胡宗南所部的整体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按理说，他们都应当在攻略延安的军事行动中，大展一番宏图，发挥上佳表现。岂知这两个让“新党”感到骄傲，也让胡宗南感到得意的留学东洋、西洋的“新星”，一旦与中共交战，未及三个回合，竟都中箭落马，被俘的被俘，阵亡的阵亡。而且都是败得不明不白，毫无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士”之举。到底是胡部将领低能？抑或是共军太过“狡猾”呢？这实在是让人迷茫的难题，也是让人惋惜的憾事！如果说胡宗南的得意弟子、一代高徒，都是外表徒有虚名的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的空心大萝卜，那么许多等而下之的高级将领，岂不是更加不堪一击吗？想到这里，不但是“新党”们不寒而栗，就是一批“老党”也感到深为可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倘能使“新党”聊以自慰的一件事，是胡宗南自投入内战以后，数年间先后被中共俘虏及打死的高级将领达数十名之多。这其中，黄正诚第一个首开被俘纪录，何奇第一个首开阵亡纪录，若除去“被俘”与“阵亡”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了。阿Q先生曾经“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故而很是傲然地说：“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一想到这一点，又很可以使后来同样一批批被俘或阵亡的“老党”们气馁了。

“周恩来这个人……”

3月8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随侍人员只有两人，一为熊向晖，一为卫士。行动路线是先乘火车专列到达同官（今名铜官）。然后3人全部脱下军官服，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转乘吉普车去洛川。当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以及“只会骂娘”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等高级幕僚人员，已先期到达这里设立“前进指挥所”，具体部署蒋胡制定的攻略延安方案。胡宗南及其随从人员被安排在洛川中心小学。

3月9日，熊向晖按胡宗南事先的交代，送来了第一批抄录的“新华社延安9日电”，计有五则电讯消息，均为油印件，具体内容是3月8日“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其中有“朱总司令讲话”“周恩来将军讲话”全文。胡宗南先看周恩来的讲话，次看朱德的讲话。看完后，胡宗南开始向熊向晖发表议论。胡说，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正好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胡想了想，兴头突减，忽然问熊：怎么毛泽东没有出席讲话？熊当然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故作聪明，因而没好气地回答：我怎么知道？胡不肯罢休，再问：是将军大还是总司令大？熊回答不上来（确也不懂）。胡自说自话地分析：朱德是总司令，但他在共产党里资历比周恩来浅，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南昌暴动”是周恩来领的头，现在称周恩来为“将军”，其中大有文章，一定是让周恩来指挥作战，“周恩来这个人……”胡宗南不肯往下说了。在中共领袖集团中，胡宗南了解得最透，研究得最深，交往得最多的，就是周恩来这个人了。胡下面还会说什么呢？据熊向晖的分析，他的潜台词大概是：周恩来这个人很难对付。

3月10日上午，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主持召集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各部队于3月13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14日拂晓攻击前进。会议主要由薛敏泉报告对陕甘宁边区总兵力的判断和部署位置，然后说明胡部攻略延安的作战方针。薛报告后，胡仅向各军师长问了一句对作战计划有没有意见？军师长们素来都知道胡的性格，即便有意见，也不会被采纳，索性都一致回答没有意见，胡即宣布散会。洛川军事会议仅用了半天就告结束。这是胡宗南的一贯作风，作战方案一旦决定，就不再更改，一切都是按作战预案进行，无须增删修改，无须重复强调。否则，对方案不断地修改补充，对问题不断地强调重复，他哪里还有时间培养自己“翻翻小说”的“闲情逸致”。

一份攻略延安的方案，竟被胡宗南引为平生得意之杰作，到底有哪些惊人创见？全部引录太烦，亦无这个必要，举其要点，其实是一个两面包抄、左右夹击的“钳形攻势”。亦即：胡氏将所部编成左右两个兵团，以董钊的整一军编成右兵团，计七个旅，出宜川、越过南泥湾，从东线向延安攻击前进，并以迂回战术，向延安城及其以北地区包抄；以刘戡的整二十九军编成左兵团，计五个旅，出洛川，越过牛武镇，从西线向延安攻击前进，占领延安城西南地区，与右兵团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另有三个旅充总预备队。总兵力计15个旅，14万余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陇东兵团，计二个旅，向保安佯攻，以分散中共的注意力。

对于这场以攻略延安为起点的陕北战争，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要求，设定的作战时间为三个月。也就是说，要在三个月内全歼陕北境内的中共军队，彻底解决陕北问题。

据此，对于攻略延安一仗，胡宗南预先设想了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也是预想中的最好结果，是捣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活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人物，将中共领袖集团一网打尽，以绝后患。不过，胡宗南自己也知道这个设想多少有点滑稽的味道，或者说是有点自己骗自己吧。当年蒋介石亲提百万大军，从江西一直追到陕北，关山漫道，两万五千里，都没有碰到毛泽东的一根毫毛，岂有在中共更为强大的今天，坐拥延安不走，等着我胡宗南去捕获的道理。以此观之，所谓“上佳结果”，胡宗南自知是“画饼”一块，不作数的。

第二种可能，亦即预想中的次佳结果，这就是中共中央机关虽然逃脱，然而若是能将陕北共军主力包围歼灭于延安附近，亦是空前胜利。盖因解决陕北问题，关键也就是解决陕北的中共武装问题。

第三种可能，也就是最坏的一种结果，这就是消灭共军相当力量，捕获相当数量的俘虏，缴获共军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文件档案等。如此也算是一大胜利了。至于夺取延安一说，这在胡宗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也是无须多加考虑的。

根据胡宗南的分析判断：第一种预想结果可能性不大，第三种预想结果不甚过瘾，这样看来，实现第二种预想结果还是有把握的。胡宗南认为：延安是中共中枢，不但事涉国际国内的政治观瞻，而且关涉共党的团结和军心的稳定，岂会轻易放弃？若延安一失，则中共既失中心，亦失重心，其势必然是不战自乱，不打自倒。中共各区域与军事集团之间必然会形成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小割据”局面，便于中央恩威并施，剿抚并重，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由是，胡认定中共必死保延安，在延安周围必有一场空前恶战。这样的局面，自然便于贯彻在延安地区与中共进行决战的战略意图，从而一战定西北，一举实现蒋介石提出的两大战略目标，一是迅速夺取延安，二是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

这就是胡宗南当时对陕北战役的分析判断与战略预期目的。但是，胡宗南在具体实施这个方案时，也不是没有一点私心。在胡认为：夺取延安自是不成问题，两个强大的兵团以优势兵力实施钳形夹击，要把共军赶跑，当无问题。问题是能不能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实在是不可乐观。不要说中共的战略战术，本就惯于运动战、游击战，不惯阵地战，轻于拼消耗，中共会不会真的在延安附近与胡军一决雌雄，尚很难说。若果真如此，即以中共的实力和手段来说，他也是不敢存轻视之心的。

实事求是地说，胡在第一线与中共较量了15年之久，并且从黄埔时期与周恩来等中共人物接触开始，就在研究中共问题。这样的资历，这样的有心人，可以说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无人能及。若从1932年率部进攻鄂豫皖苏区开始，胡宗南与中共开战，大仗亦有十余次，表面上看也是有胜有负（差不多是打了个平手）。这个战绩，摆在国民党军界，自然也是可以傲视群雄的。但是若仔细分析一下，在这些战役或战斗中，能够称得上是全胜的，可以说一次也没有，而全败倒有好几次。特别是像陇东山城堡与晋南官雀村等败仗，带给胡宗南的影响，可以说是永世难忘。

如此，胡宗南在心理上，又存在着一个很矛盾的念头：一方面希望中共武装能与自己进行决战，这个决战的结果，当然是自己全胜，中共全败，一战而定西北；一方面又深感自己未必能稳操胜券，即便幸而获胜，如果这个代价是以消耗自己的全部本钱作交换，这也未必合算，此后，自己又拿什么作本钱，去进军北中国，进军全国？算算这个账，胡亦感到划不来。于是，胡宗南在心中有一个比较现实的想法，这就是：希望能在陕北击溃中共主力，把中共领袖集团与主力部队赶过黄河，赶出陕北，赶出大西北。对于这个目的，胡认为自己的实力还是能够达到的。一旦中共主力被赶出大西北，胡自然是名正言顺地穷追不舍，跟踪追击，一方面批亢捣虚，东出潼关，席卷中原，掩击华北；一方面则挟攻略延安，荡平陕北，底定西北的雄壮天威，荣登北中国王的宝座。其势、其雄、其锋，自然是国中无人可敌。

基于这样一个尚算比较“清醒”的认识，胡宗南在这一次制定攻略延安及攻略陕北的作战方案中，无不贯彻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赶羊”战略，以自己的15万精锐大军，组成两个兵团，有时甚至是组成一个兵团，齐头并进，一拥而上，在密布着塬、梁、峁、沟的陕北高原上，总是慌不择路地撵着中共主力穷追猛打，表面上是“清剿”中共武装，其实真正的目的，则是希望中共武装能够“识相”地让出地盘，主动东渡黄河，以成全他实现平定陕北、底定西北的不世之功。而中共的战略正好相反，偏偏“赖”在陕北不走，并且仅以不够胡军一个零头的微弱兵力，立下了在陕北全歼胡宗南的宏愿。结果，在陕北战争期间，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胡宗南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却在运用击溃战的战略战术；彭德怀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却在运用歼灭战的战略战术。最终的结局是：胡宗南的击溃战总是不能成功，彭德怀的歼灭战却一次一次地实现。胡宗南在陕北战争中，除了夺得一座空城延安的“胜利”外，以后连一次像样的击溃战都未能打赢过。

“胡宗南只配当连长”

攻略延安一战，如果说蒋介石不是倾其全力，那也是倾其“所有”了。也就是说，为了保证胡部能迅速夺取延安，但凡胡宗南提出的要求，蒋无不恩准。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胡宗南在这个时期的特殊地位，一是胡向蒋请调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充当蒋胡之间的专职联络员，二是胡向蒋请调强大的空军力量配合攻略延安一战。

3月10日，胡宗南从西安派出一架专机，直飞郑州，送信给陆军副总司令兼“陆总”郑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信的内容大意是蒋介石要范去西安协助胡进攻延安，专任蒋胡之间的联络事宜。因关系重大，加之时间紧迫，胡要范汉杰随送信的专机赶往西安。

这封信的耐人寻味之处颇多。

一是西安与南京之间本有固定的联系渠道，这就是由盛文领导的参谋联络机构，负责西安绥署与南京国防部之间的情况沟通。如果蒋要直接了解战场情况，亦可以发电向前线指挥官查询。蒋有时兴之所至，甚至可以隔级指挥到军、师一级将领。这在蒋的指挥作风来说，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一般来说，蒋不会在正常的联系渠道之外，再建一个传递渠道。可是，现在确是于正常的参谋联络机构之外，建立了一个战场情况“中转站”，专任蒋胡之间的“传话筒”，岂不令人费解！

二是范汉杰虽然当过胡宗南的助手，但以他现在的职务，并不比胡氏低到哪里去。让一个陆军副总司令来充当蒋胡之间的“二传手”，所起的作用，也仅仅是一个长途电话“接线员”而已，如此使用一个陆军副总司令，实属罕见！

三是范汉杰此时并不归胡管辖，而是受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节制，胡向蒋请调范到西安帮忙，既不是由蒋亲下手令，也没有让顾祝同预先知道，而是由胡宗南在西安直接写信给范，范亦不得不奉调西上，这也算得上是国民党军中高级人事调动的一件稀罕事了！

若从表面上看，这件事涉及的只是一个人事临时调动事宜；若从深处多看一眼，就可以知道通过这件事的处理，胡宗南一下子越过了多少正常的办事程序，打破了军队上下级之间多少起承转合的办事传统，亦可以知道蒋对胡是何等的“皇恩”浩荡、“法外”施仁了。事实上，胡之所以直接点将范汉杰到西安出任“监军大臣”，充当蒋胡之间的“二传手”，本是深藏心机的。

一是出于胡宗南对国防部深怀戒心。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都是与胡不对劲的。胡深恐攻略延安的战报，一旦经过国防部系统再转报蒋介石时，时间既长且慢，也就不去说了，若是在三传两递之间，被白陈暗施手脚，弄得抽筋去骨，缺斤少两，岂不是害得自己在陕北白忙乎一场！现在请范汉杰充当传话筒，一步通天，也就直接避开了国防部的掣肘，白陈即便不快，也是“其奈我何”了！

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

二是出于胡宗南的矫情自饰使然。从胡来说，攻略中共的领导中枢延安，其重大的战略意义自不待言。其间，无论是胡宗南的运筹帷幄，还是三军将士的英勇奋战等等，都需要有人能随时报告蒋介石。可是，有谁能适合做这种居间传递的微妙工作？这件大事，自己做固然不相宜，盛文等人做亦不相宜，想来想去，唯有范汉杰为最佳人选。一方面，范曾在胡手下任集团军总司令与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与胡私交颇好，是可以当作自己人看待的；另一方面，范的现任职务为陆军副总司令，地位颇高，亦非胡部人员，由他来替胡向蒋报功请功，既能体现胡的旨意，又可以不受政敌非议，自然是属于绝佳人选。可见，胡借得范汉杰当自己的“通信员”，实为一箭双雕的美事。由是，胡借口自己已赴第一线坐镇指挥，南京与洛川没有长途电话线路，战情难以及时呈报为由，请调范汉杰坐镇西安，担任蒋胡之间中继电话的传达和联络等。蒋自然是允其所求，并授权胡直接联系调用。

从胡宗南调用空军一事，更可以看出蒋对西北战场的全力以赴。蒋虽然荣任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亦忝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大国领袖，但实际上中国只能算是一个陆军大国，海军弱国，空军小国。仅就空军而言，本在抗战初期积累了一点老本，但在中日开战不久，就差不多在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等战事中损失殆尽。抗战期间，由于丧失了制空权，日机在陪都重庆上空，如入无人之境，大轰炸给重庆人民造成的人间悲剧，其状惨不忍睹。抗战后期，在美国人的援助下，国民党空军开始了重建工作，几年下来，总算又有了一点眉目。到1946年6月，国民党成立空军总司令部，在“山姆大叔”的慷慨援助下，建立了8个大队又一个中队，飞机总数达到936架。其中，轰炸机为两个大队，战斗机为4个大队，运输机为两个大队，侦察机为一个中队。第一次补充能用于作战的飞机共约500架。这点力量若是用来与世界列强开战，当然是不堪一击。但是，如果用于内战，则情形另当别论。盖中共一无飞机，二无高炮，可以说是毫无防空能力，调动空军助战，自然也是如入无人之境了。这样一来，国共双方在兵器上形成的差距，不啻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以现代化的陆、空立体攻势，对付陕北区区数万“土八路”，自然是稳操胜券了。

于是，蒋根据胡宗南的请求，下令从国内备战场上调用了近100架作战飞机，用于陕北作战。当时，在西安、太原、郑州、户县、临汾、运城、洛阳、新乡等机场上，停满了准备参加陕北作战的飞机。在一个战场上使用这么多的飞机，这就要急需加强指挥机构和基地勤务，以及加油、挂弹、检修的能力。据说，对攻击一个据点使用如此强大的空军力量，即便在抗日战争中也未曾有过，可以说是开国民党空军参战新纪录。何况中共用于保卫延安的部队不多，地区不大，对手又毫无防空能力。驻西安的空军第三军区的作战部门甚至认为此举完全是小题大做，浪费宝贵的空军兵力。

为了加强对空军力量的协调指挥，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到西安坐镇指挥作战。王有此举，一半是出自蒋的意思，一半是出自与胡的私交。王与胡同为黄埔一期。1925年，王赴苏联学习航空，并在苏联留学期间加入中共组织。1931年秋，王回到国内，蒋鉴于王有此“变节”行为而将其扣押，后经中央航校副校长毛邦初（校长由蒋自兼）力保获释，但处境终不甚得意。又经胡宗南等一期同学施以援手，鼎力相助，蒋始给予谅解，王的地位亦逐步蹿升。10年间，竟由一个空军中队长爬到副总司令的高位（逃台后荣升台湾空军总司令、空军一级上将）。有此一段渊源，王对胡也就特别卖力，不但全力调动空军力量参战，而且亲自赶到西安督战。

既有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坐镇西安“监军”，又有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临西安督导空战（若是延安滨江临海，或许海军副总司令也会出场），胡宗南于1947年3月14日拂晓，指挥十数万大军，以正面平行推进的阵式，向中共首府延安发起了全线进攻。果然，从攻占延安的第一声枪响开始，胡宗南就进入了“闲情逸致”的状态，每天的任务就是翻翻小说，看看捷报。按照胡宗南的运筹和想象，所有部队在事先均已定好了逐日攻击到达的控制线，预计在陆空联合闪击的态势下，以7个作战日为准一举攻占延安，并可进抵延安以北的预定到达线。

但是，“胡帅”的攻略方案好像出了点“小问题”。从第三天开始，左右两兵团分别遭到中共军队的顽强抵抗，部队从早到晚推进不到20里，因而不能到达预期的控制线。胡大怒，严责各部队迅速推进。本来，胡军初期运用的战术为“蛇蜕皮”，即前锋与本队之间，相互交替掩护前进。但如此推进，显然行动缓慢，难以在预期的时间内占领延安，将有负蒋总裁在南京的期望。于是，各部队为迎合“胡帅”的意旨，只得改变攻击方法，改为以团为单位，齐头并进，采用钻隙迂回战法，乘隙渗入中共阻击线的后方，以快速度向延安挺进。然如此一来，胡军固然是“胜利”推进了，亦于19日准时进入延安。美中不足之处，却放跑了中共军队，不但没有能实现“多多俘获中共军队”的预期目的，就连“少少的”俘获也没有能达到，所谓予共军以重大打击的预设计划自然落空。

3月19日晨，胡宗南在洛川“前指”坐等大军攻占延安的胜利捷报。7时许，“前指”主任裴昌会在前线用电话向胡报告：整一六七旅攻占延安宝塔山，是否向蒋报捷。胡回答：“不！”8时许，裴氏再次报告，整九十师已到达延安市郊，胡仍不准向蒋报捷。胡的这一反常举动，竟连站在一旁的熊向晖也感到奇怪，弄不懂胡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其时，蒋介石已经从空军方面得到胡部已进入延安的战报，蒋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连忙打电话向范汉杰查询。范也是从空军那里得到消息，因没有得到陆军方面的报告，故不便“欺君罔上”，只好老实回答蒋：“陆军方面的报告还没有来，待我问胡宗南再说。”而此时的胡宗南也在以焦急不安的心情，等待他的部队进入延安，这个部队就是第一旅。

原来，至18日晚，东线兵团的整九十师第六十一旅前锋已经到达距延安15里的位置。此时，整一师第一旅尚比六十一旅落后15里。当天，胡宗南下令：“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1000万元。”整九十师师长陈武为此兴高采烈，以为此次既可以独占攻略延安的首功，又可以囊括1000万元的巨额赏金，不啻是名利双收了。哪里知道当天夜半，董钊一道命令下来，指定整九十师于19日午前9时，才可以由现在的位置开始攻击，而且攻击的目标只能是延安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以东地区。这道命令只有一个赤裸裸的目的，取消整九十师抢先进入延安城的资格，并且给整一师率先进城让路。

陈武接到这个命令，气得发疯，等到稍稍缓过一点气来，便破口大骂胡宗南和董钊，并给他们上起“大课”：“为将帅者要取信于人，最宝贵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赏罚严明。如果存私心，图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恶果。我们九十师从17日起连续两天担任强攻，牺牲这么大，而第一师不过是‘跟屁虫’，既不强攻又行动缓慢。现在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却让我们九十师上宝塔山，偏袒第一师，让它去夺进攻延安的首功，也欺人太甚了！真他妈岂有此理！”为这一件事，陈武气得一夜未睡，愤怒之至。

但是，陈武大骂归大骂，董钊的命令到底不敢违抗。其实，就董钊来说，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是胡宗南早已交下底牌：进入延安的第一功必须要由第1旅夺得，其他任何部队都无此资格。这就好比那个师心自用的大帅曾国藩，在攻进南京的最后一战中，一定要把首破金陵的大功留给自己的弟弟“九帅”曾国荃一样。肥水不流外人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便曾“圣人”亦不能免俗。曾胡此举，都是同一个道理。二是董钊认为：去年在晋南一役中，因指挥不力，葬送了胡长官的心肝宝贝第一旅，结果被胡长官从头骂到脚，只差没有撤职查办了。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将功补过，岂能错过。至于整九十师的兄弟，也只能以胡“帅”的声誉为重，委屈他们一下了。胡宗南的亲疏之分，到了这种的程度，无怪乎胡军内部三等九级，楚河汉界，面和心不和了。

第一旅于19日凌晨得到向延安开进的命令，当即披星戴月，急如星火般地从后面往前赶。到达九十师阵地后，复如狼似虎般插入该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九十师的前进道路。晨6时，陈武发现这一情况，于心不甘地还想派作战参谋前往阻止，第一旅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团长一把揪住这位作战参谋胸前的衣服，破口大骂：“我们奉胡先生的命令攻占延安，你小子挡什么道？九十师算个球，贻误了军机，不光你的脑袋落地，我看你们师长陈武的脑袋也保不牢！”陈武听了汇报，气得全身都在发抖，手几次摸到手枪上，然一想到小心脑袋几个字，终究气馁，只好老老实实地给第一旅让道。

上午9时，第一师的辎重行李也挤了上来，陈武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立命师部警卫连全副武装地上前拦截，双方都是剑拔弩张，就差开枪互射了，最后总算都作了一点让步，双方共同挤在一条羊肠小道上，弄得第一旅欲进不得，整九十师亦是欲进不能，部队嘈杂混乱已极。此时，整九十师官兵一边被裹挟在第一师的辎重行李队伍中寸步难行，一边还要在凛冽的寒风中“欢送”趾高气扬的“天下第一旅”率先入城，去拿那1000万元的巨额奖金，简直对第一旅怀着刻骨仇恨了，一个个怒目横视也就罢了，口里还要不住地大骂：“我们在前头打，你们在后面看，可是有功劳你们就抢先。”

陈武在队伍中向延安方向纵目望去，只见从延安老城的西山顶上，到城西南的高地及延水以北的清凉山上，只有解放军少数掩护部队在活动，宝塔山的西南角下，剩下断断续续的机枪声。陈武拿起望远镜向各山头望了一遍，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用“陈武式”的幽默，放肆地攻击胡宗南、董钊说：“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在玩诡计方面有一套，但指挥打仗只是个连长的材料，这话不假。今天我看董钊的指挥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你们看，敌方实在兵力不足，如有一支强大部队在这一带山头埋伏出击，我看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

19日上午10时左右，第一旅前锋进入延安，胡闻讯大乐，亲自拟电向蒋报捷，说整一师之第一旅经七日浴血奋战，率先“夺取”延安等等。如此，总算为第一旅恢复了曾被陈赓“污”过的名誉。可惜的是，当时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尚在进行，限于军事机密，不能公布部队番号，亦不能为第一旅公开“平反昭雪”，这是胡宗南深以为憾之处。

率先“攻占”延安的头功，终于由胡“大帅”替第一旅“夺得”。本应荣享此等殊功的其他部队虽然有点委屈，但想想所谓的“头功”，毕竟是个虚名，胡长官既然如此看重，不要也罢，况且第一旅曾在晋南官雀村一战中“蒙冤”半年有余，有大“耻”要雪，有大“冤”要伸，出于顾全大局，也就送个顺水人情，不争此功了。但是，头功可以不争，1000万元法币的奖赏是个实实在在的利权问题，不得不拉下脸来较量一番。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说：千乘之王，万室之侯，百室之君，尚且患贫，而况我等匹夫军人！于是，为争执1000万元法币的奖赏问题，胡部一时间波澜迭起，闹得不可开交。胡终日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各拨1000万元了事。如此，夺取延安的头功一案，才算稍稍摆平。

“延安大捷”中的“统计学”

3月19日上午，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个充满着希望与焦虑的日子。自从得到空军的报告，闻讯胡军已攻占延安后，蒋就如秀才待榜那样，始终怀着激动不已与焦虑不安的心情，不断打电话向西安“监军”范汉杰追问战果。蒋最关心的是：“有什么重要的虏获？有中共首脑人物和重要的有关中共党政军文件没有？中共首脑人物去向何在？”把蒋介石这时的心事说白了，就是说捉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中共巨酋没有？如果中共首脑均已漏网，退而求其次，有没有缴获到中共的重要文件？若有，也就多少可以弥补一下缺憾。如果什么都没有，可就要真的遗憾了。

蒋不住声地追问范汉杰，范亦马不停蹄地打电话追问胡宗南，胡则声色俱厉追问战场指挥官董钊与刘戡，董、刘则满头大汗地再追问第一线的师、旅长。然而，一级级反馈回来的都是一个结局，答不出。其实，也不是答不出，而是不好答！有什么重要的虏获？没有！缴获什么重要文件？没有！有没有虏获什么中共首脑人物？更是没有！中共首脑人物去向哪里？不知道！其实，师长、旅长们恨不能撒豆成兵，或者像孙悟空那样，拔几根汗毛，吹一口“猴气”，喊一声“变！”立即弄出几个中共领袖人物来，好向胡宗南、蒋介石邀功请赏，这可是不世之功呀！只可惜中共的坚壁清野，简直是空前绝后，不独见不到首脑人物，即便是连找几个伤兵，或土八路，或儿童团之类的中共小角色，也是不可能。每个前线指挥官都急得抓耳挠腮，但又无可奈何。事实上，根据“前指”主任裴昌会的统计加估计，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毙、伤、俘共军数字，说顶了天，不会超过1000人。这就是胡军激战七昼夜，伤亡5000人而换来的战绩。

若是从胡宗南战后第一次呈报攻略延安方案算起，这次行动前后筹划了近一年时间；若是从1943年第一次密谋闪击延安算起，这次行动前后筹划了差不多近四年之久。为实施这次攻略行动，仅胡宗南投入正面攻击的精锐大军就达14万余人，如果加上榆林邓宝珊及青、宁马家军等配合襄助的部队，差不多有24万余人。其他不谈，仅此次投入的空军作战飞机就已近100架，共出动飞机达300架次，从侦察机、战斗机到重型轰炸机等，空军几乎所有最先进的机种都投入了陕北战场，王叔铭亦自诩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大“杰作”。可是，这样一次军事行动，也是被蒋介石及国民党大佬们盼望已久、筹划已久，同时亦令海内外瞩目的陆空协同大战，如果仅以毙、伤、俘共军不足1000人区区战果上报，岂不是令海内外舆论笑掉大牙，何以向翘首以待的蒋介石交代？何以向望眼欲穿的国民党反共元老们交代？何以向注目而视的各方派系交代？亦何以向暗中正等着看笑话的政敌们交代？

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时，在杨家岭举行升旗仪式

事实上，从战役一开始，胡宗南就对此次攻略延安的战绩，有个大体的预期值。这是依据胡对陕北共军主力的分析判断而敲定的。最早的分析判断，是认为中共在陕北地区集结的兵力约有3个师13个旅计10万人。不知道胡宗南的这个情报是从哪儿得到的，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相信这个情报。不过，可以肯定，素来好大喜功的胡宗南，为夸大陕北战争的重要意义，一定会把中共的力量尽量高估，这大概是没有疑义的。

但是，在正式制定攻略延安方案时，这个数字大大缩小，改正为：“边区正规部队为警备第一、第二旅和一个不明番号的旅共两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估计不到5万人”，也有索性说是4万多人（实际上边区部队最初只有1万余人，后来从河东调了一些部队过来，也只有两万多人）。在洛川军事会议上，由薛敏泉对陕甘宁边区总兵力作出判断时，使用的就是这个数字。可以肯定，从国防部长白崇禧，到参谋总长陈诚，再到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等人的头脑中，装的也一定是这个数字。盖因攻略延安方案是胡氏会同国防部制定，最后经蒋审定的。

正因为对陕北共军的判断，有这样一个底线，在胡部进入延安后，第一次上报战果时，便闹出一个笑话。盛文最初报告国防部（同时由范汉杰报告蒋介石）：“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整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编造这样一个谎言的人，显然水平太低，这实在是太离谱了。就是按胡宗南的判断：陕北共军全部加起来，尚不足5万人。即便全部活捉吧，也就是“5万”这个数了，何来“俘敌5万余”？大概连范汉杰听了这个战报，也觉得有点可笑。但是，范多年在胡手下工作，很知道胡宗南的性格，不但死要名，而且死要面子，这种事自然不便直接找胡核实，只好三番五次地打电话追问裴昌会：战报是不是这样？意思是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如果不稍为修正一下。只怕以后弄得难以收场。裴见范氏对这个问题紧追不舍，一时无辞以对，只得向范摊牌：“战报发出后，已由盛文转报国防部了，这就是根据，不要再问了吧。”范见木已成舟，也就知趣了。果然，这件事后来被陈诚与白崇禧作为捏造战绩的铁证，对胡加以“攻讦诋毁”。

胡宗南的水平到底要高出一筹，他很快从战报中看出了问题，延安一战，歼灭陕北共军的任务远未完成。如果以后共军主力出现，何以自圆其说？于是，胡决定迅速调整“战绩”，重新上报。经胡反复推敲，延至19日午后，才通知盛文，告中央社发布电讯。国民党中央社西安19日下午5时的电讯稿是这样说的：“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1万余，投诚两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缉流亡中。”与此同时，蒋管区各大城市纷纷刊出号外，也是用的这个“战绩”。这个数字是经过胡精心“计算”的，陕北共军主力4万余人，伤亡、俘获12000余，尚有主力3万余在“流亡中”。若今后出现，当可以向各方交代了。问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胡宗南把延安大捷的调门大幅度降低，中央社却不肯“买账”。3月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1万余人”的大标题。本来是“伤亡1万余，投诚两千余”，现在全部改成“生俘共军1万余”。如此一来，国军的“气魄”“勇略”与煌煌战果都有了，哪里知道后来会给胡宗南惹出那么大的麻烦。

当时，蒋氏最关心的战果，是想知道这一次虏获的都是什么对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蒋氏始发现原先的希冀与盼望都成了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蒋甚至由失望而变得烦躁，不过到了这一步，蒋也只好自动降低期望值，渐渐把追问的重点转移到“虏获了什么重要文书、档案、方案、计划、命令”等等上面，并再三提醒范汉杰，以便让他通知胡宗南等人，“这些东西，非常重要”。蒋同时强调：“一定要查明共军去向。”难只难了个范汉杰，夹在蒋胡中间，蒋追问他，是一问三不知，弄得蒋极不痛快；他追问胡，也是有问无答，弄得胡也是极不痛快，倒好像他是这中间的罪魁祸首。可怜范既不便把蒋的不痛快转移到胡身上，亦不敢把胡的不痛快转移到蒋身上。一切委屈与埋怨，只能由自己一人默默担当。真是至为尴尬，至为狼狈！

不过，话说回来，失望归失望，烦躁归烦躁，总归是“攻下”了延安，这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捷，正像一座海上冰山，深深的遗憾与巨大的失望都成了埋在水下的部分，而浮在水面上的却是一片耀眼的光芒。一时间，国民党举党欢庆，一片闹腾。尽管胡宗南从毛泽东手中夺到的只是一座中共主动让出的空城，但无论怎么说，蒋对此还是欣慰的，蒋对此的评价是：攻占延安，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为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蒋在日记中，为后人记下了此时的欣慰喜悦心情：“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20周年（1927年3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国民党官方舆论机构更是声言自“解放”延安后，“中共已成流寇”。

据此，蒋数次给胡宗南发电，予以嘉勉。一电曰：“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又电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20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10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不久，蒋氏根据胡的申报，核准并颁发“解放”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麾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

“延安大捷”以后，胡在陕北的处境急转直下，以致连战连败。其时，蒋在全国的形势亦是大为不妙。胡已看出北京的太和殿是笃定去不成了。若是再不趁“延安大捷”的一点余威向蒋提出结婚的请求，恐怕就要一辈子过“单身贵族”的生活了。于是，胡于5月25日向蒋报告结婚一事。得蒋恩准后，于27日赶到西安，28日在西安南郊王曲张学良原住所与叶霞翟结婚。其时，胡已经52岁。虽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人生两大幸事一说。然陕北战场上其时已经是两战两败，胡实在是笑不起来了。由此，胡在西安结婚一事，不得不对外高度保密，以保持“低姿态”，竟连胡最为“亲信”的盛文与熊向晖，事先都被蒙在鼓里，未能获悉。比较起来，胡的结婚一事，其保密程度竟比攻略延安的作战方案做得还要出色。《观察》周刊评论说：“胡宗南这个神秘的不娶将军，居然因为延安攻下，素志得偿而结婚了。他该是如何兴奋高兴，以为从此西北可以稍安了，十年戍守自此可以稍松一口气。哪晓得当时就有晋南富饶之区的易手，山西人讽刺他是以一只肥牛换来了几条鸡肋。中共中央始终没有离开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还在那里呼喊。”胡宗南当初大概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个世纪性婚礼，竟会弄成这个样子。

胡宗南计划中曾设想将延安县改为“宗南县”，效当年国民党改金寨县为立煌县的事。从此就可以“英名永垂，百世流芳”了。胡曾授意陕西省参议会提出改名的提案，并派出新婚夫人叶霞翟利用当年军统的老关系，到南京攻关，找到内政部政务次长唐纵及保密局长毛人凤等人帮忙。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正当此举有望成功的时候，谁知延安又被中共夺了回去。事后，连毛人凤都深为惋惜地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不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吗。”

胡确实没有想到，攻占延安竟是他这一生中的顶点。胡氏没有想到的，胡的亲信们也就更想不到了。当时，胡批准在西安大开庆祝会，大摆庆功宴，很是闹哄了一番。胡的副官处长蒋竹三目睹这一片良辰美景，乐得心都要醉了，竟得意洋洋地说：“从此胡先生不会老死关中了，我们都有出路了。”

出路在哪儿呢？攻略延安的胜利，成了胡宗南一生中的“黄昏大捷”。从此以后，胡宗南的出路竟都被中共封得死死的。

要命的“七分政治”

胡宗南自离开同官起，就与熊向晖一起，一直穿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一旦移动，也是轻车简从，行踪飘忽，绝无那种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凛凛威风与气势，这在历来喜欢“显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算是开一代“疆帅”的新风。

3月24日（1947年）凌晨，也就是攻占延安之后的第五天，胡宗南由熊向晖及一名卫士陪同，从洛川乘吉普车北驶，近午抵达延安。裴昌会的“前进指挥所”已先期到达，为胡宗南安排的是延安最好的房子，即边区交际处。胡宗南的生活原则是：重安全而不重“享受”，他嫌住在这里过分招摇，不够隐蔽，于是亲自选定边区银行的窑洞，作为他的“延安官邸”。

可以说，延安本是胡宗南久已向往的“圣地”，当然不是投共，而是要占领，用蒋介石的话说，叫“收复”，用胡宗南的话说，那就叫“解放”了。现在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现实，这是何等令人快慰的事情。想想吧，这里曾经是中共的首府与神经中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在这里生活了10年之久，以致今天，“延安”两个字，简直成了中共的代名词。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美英苏盟邦，抑或是日汪之流，10年来，没有哪一天不在研究这样一处深藏于陕北高原腹心的神秘地方，不在深深感受到它对未来中国政局的走向、乃至对未来世界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真是天下谁不识延安。君不闻中共自己，也自诩延安为革命的圣地吗！君不闻蒋介石在嘉奖电中称它是：“奸党之老巢，世界之赤都”吗！由此，足见得这个“巨匪之穴”，在中共、在国人、在世界以及在蒋介石心目中的极端重要性。

可是，这样一个曾经令无数人魂牵梦萦、令无数人痛骂指斥、令无数人震撼恐惧的神秘地方，现在已经被我胡某人踏在脚下，我胡宗南真正成了这处“革命圣地”“世界赤都”“奸党老巢”的无冕之王，这又是何等荣耀而风光的日子。想当初，蒋介石从江西的井冈山，一直追到陕北的延安，不但没有碰到毛泽东的一根汗毛，反而弄得他自己在西安身陷囹圄，“剿共”剿到最后“剿”成了阶下囚，这是何等的晦气！

不说蒋介石了，就说阎锡山、刘湘、何应钦、陈诚、白崇禧、薛岳、顾祝同吧！他们一个个威名赫赫，贵为党国上将军，一个个都自许为是与中共交手多年的反共大英雄。可是，他们谁又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过中共的首都延安？谁又以征服者的身影走进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居住的窑洞？谁又能以君临天下、睥睨世界的雄姿巨影，俯瞰这一块曾经被中共盘踞了10年之久的陕北大地。“将军三日克崂山，壮士长歌入延安（《中央日报》语）！”想象一下这种征服者与王者的心境，大概做皇上也不过如此了！

为了仔细品尝这种做“皇上”的惬意心情，胡宗南到延安的第二天，就指示熊向晖找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同他视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住处，计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处。每到一处地方，胡氏都要仔细观察询问一番，想象这里的主人当年在这儿生活的情形，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胡宗南兴致颇高地看了毛泽东给他的留言。毛泽东大概也是算准了胡宗南在占领延安以后，一定会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参观他的寝室，所以特意在桌屉里给胡宗南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胡看后哈哈大笑。熊向晖说，这是胡的习性，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毛泽东的留言当然不会合乎他的心意，那么看来是道出他的心病了。熊向晖与胡宗南在延安住了不足两个月，据熊先生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胡氏哈哈大笑。盖因恰好就在这一天，胡军1个旅被歼，这是胡部自攻占延安以来品尝的第一次败绩，从此以后，胡氏一败再败，竟一蹶不振，何能笑得起来？天下之事，巧合之处，何其多也！

胡宗南移驾延安，一为品味胜利者加征服者的喜悦，二为就近指挥陕北战事。除此以外，还有一项特殊任务：检查“七分政治”的落实情况。本来，蒋介石在嘉奖电中，曾经提到“十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一事。蒋并强调：“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揭露与彻底觉悟。”“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等等。这样一份电报，完全可以视作是一份国民党在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故胡宗南认为：这体现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七分政治”却使胡平添了一份心事：十日后，中外记者驾临延安，要参观“生俘共军1万余人”的煌煌战果，参观“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参观“缴获无数”的共军战利品，聆听经“组训”之后的共军残余、民众、俘虏“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但是，这一切都是莫须有的，叫胡宗南如何应付？中央日报惹下的麻烦，开始使胡宗南头疼了。

接待中外记者的任务，即落实“七分政治”的具体工作，由胡交给那个“只会骂娘”的西安绥署新闻处长王超凡及第二处处长刘庆曾漏夜负责筹备，并预先召集绥署处长以上的高级幕僚会议进行具体研究与部署。胡到延安的第一天，就召见王超凡等人，听取关于接待中外记者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在这样的场合，王超凡当然是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了。王汇报的内容大意是：已经成立了一个“战绩陈列室”，陈列缴获的各种武器及战利品。因虏获武器一项，数量之少，简直是难以启齿，补救办法只能是“自己缴获自己”了。步枪是“缴获”的驻甘泉部队整十七师的三八式及汉阳造两种武器，不足部分以及需要抵充的一些轻重机枪，就从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缴获”。王超凡并说明，这些部队的武器被“缴械”后，为了保障部队战备需要，采取的衔接办法是：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陈列，夜晚则及时送还部队使用，以避免“政治”与“军事”脱节，做到“七分政治”与“三分军事”两不误。所有武器都须贴上标签，注明缴获时间、地点。此外，还训练了一些聪明机敏、伶牙俐齿的参谋人员，担任“战绩陈列室”的讲解员。至于解说词，亦已精心加工，突击准备，以保证万无一“失”。

王超凡颇为得意地报告，为显示更多的共军已经被“击毙”，同时悼念国军阵亡“烈士”，已经抽调一部分士兵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河两岸建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用木牌分别标明国军阵亡“烈士”姓名，或注明是共军的坟墓。

在王超凡等人认为，难的还不是战绩展览或假坟，所谓武器或坟墓这些东西，毕竟是不会说话的死物，难以“验明正身”，自然易于“筹备”。最难的还是“活物”，也就是战俘与来归民众及共军投诚人员问题。因为他们会开口说话，且要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不回答固然不行，说得不好亦不行，答得驴头不对马嘴、漏洞百出以致不能自圆其说更不行，这就不得不认真策划一番。唯其生俘共军人数太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人，与《中央日报》“生俘共军1万余”的煌煌告示相去何其之远；这些人且思想顽固，冥顽而不化，不要说绝无可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就是“使之有所表现”，也绝难成功。

为了渡过这一难关，王超凡设计了一套锦囊妙计，这就是在延安周围20华里内设战俘管理处十处，把主要在边区乡村抓来的青壮年关进去抵充战俘。先将他们编成500多人的青训队，作为基干，另请城防部队整二十七师挑选伶俐士兵数百人，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作为俘虏，加以训练，要求他们按照“规定”的一套答词，应付中外记者的提问。在参观期间，可以通过提高待遇的办法，稳定军心，调动这些士兵装扮俘虏的积极性，标准是每人每天津贴1元。饶是如此，假俘虏人数仍与战报上公布的数目相差悬殊，参观的时候，难免不被人看出破绽，至时只有将各管理处的战俘相互抽调充数，以便共渡难关。

王超凡说，所谓来归民众，都是当地留下来的一些妇孺老弱，态度敌对，居处也很分散，一不小心就碰上地雷，有时会碰上打冷枪，所以不安排中外记者接触老百姓。所幸还有几个共干投诚，官最大、最积极的是边区保安科长韩庆恩，让这几个共干向中外记者现身说法，效果会好。另外还有一个叫吴满有的，据说是边区的劳动英雄，亦可以让他到现场把共产党大骂一顿等等（最近有史料考证，认为吴满有并未叛变投敌）。

胡宗南听完汇报，当即作了几点重要指示。胡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据此，胡宗南吩咐，要将“分来的田地继续有效”“交易不征税”“按户慰问”“计口救济”等口号写成标语，在城镇乡村广泛张贴。胡强调，要千方百计争取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

胡接着问熊向晖有什么意见。熊答，已以胡先生的名义发表告陕北民众书，颁布施政纲领，如果不能马上做到，也不要违背基本精神，至少要做到不扰民。胡宗南立即命王超凡转令各部队政工人员维护革命军队声誉，严格检查军风纪，对违纪的要处罚，严重的要枪毙。

说到这里，胡话锋一转，故作清高地说，接待记者工作要做好，他不赞成弄虚作假，但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凡事要有重点，作假也要有重点。他要王超凡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先做好准备，他将亲自查问。作了假，还要说成是“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如此矫揉造作，这真是又要做婊子，又要树牌坊！

果然，胡亲率王超凡及熊向晖，开始逐项审查作假的“重点工程”，尤其查问了重点中的重点：那位冒牌的“中共旅长”。胡估计到这位“中共旅长”一定会成为记者团采访的热点，不得不亲自照看一下。这一看，问题就看出来了。本来，王超凡为挑选这位“旅长”，也还算是用了一番心思，选的一位是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的胡部军官，会演戏，是个湖南人。前两点自然不错，说穿了，这件事无非是演戏而已。但演戏要演得像，当然也还要有点反共的老底子，这些自然无需再说。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选个湖南人，这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但仔细想一想，似乎亦有道理。君不闻中共“元首”毛泽东是湖南人吗？湖南出身的领袖，自然要重用湖南出身的高级将领了。盖因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就是这么做的，想来共产党的“总裁”毛泽东也会这么做。这就是王超凡的理性判断和逻辑思维，所以他找了一个湖南人来充当这名冒牌货色。从王超凡“只会骂娘”的一贯表现来说，这一次思虑如此缜密周详，也的确是难为他了。

哪里知道伪劣的东西到底不行，这位冒牌的“中共旅长”一见到胡宗南就腿发直，腰发软，马上立正、敬礼、弯腰。胡问其姓名职务，他按王超凡创作的“剧本”台词一一作了回答。胡简略问了几句，就不耐烦起来，回到边区银行，当即斥责王超凡不懂革命，批评他选的人像绵羊，满口国民党腔调，一问就露出马脚，根本不像共产党，更不像共产党的旅长。共产党的旅长是什么样子呢？胡说：共产党的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讲话要骂娘。王超凡感到很委屈，当即申辩说，胡先生早有指示，不要骂娘。胡当即纠偏：不是要他骂他们，是要他骂我们，骂得越凶才越像，越往上骂才越像。胡据此“盖棺论定”，王超凡对此不行，要熊向晖去导演。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由一个真共产党去训练一个假共产党冒充真共产党，借此痛骂国民党，这也算是一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旷古“杰作”了。

熊向晖受此“殊荣”，不得不“矫揉造作”一番，他把王超凡领到自己居住的窑洞，对王说，胡先生指示的关键是，越往上骂才越像，胡宗南不好说透，意思就是骂国民党，骂总裁。要我导演，有个条件，此事你知，我知，那个“旅长”知，传出去对胡先生不利，对革命不利。你同意，我才干（熊才是真正演戏的行家）。王超凡会不同意吗？他连连说，行，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熊向晖由此乐颠颠地与王超凡一起找到那个“旅长”。熊告诉他，胡先生对你的表现不满意，你在西安一定听过胡先生的“精神讲话”，“被俘不屈”，“宁死不投降”。你演过戏，要合乎共军旅长的身份，态度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不要有问必答。说到这里，熊先生用发自内心的话语，对这位“旅长”循循善诱地说：要用共产党的语气，把总裁叫做蒋介石，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旅长”说，他不敢。王超凡让他听话，并且强调：现在就按旅长标准开伙食，做得好，就给他升官等等。国民党冒充共产党，不但能吃香的，喝辣的，而且还能当出名堂来，这真是大出这位“旅长”的意外。不过，还未等到他开心得缓过神来。王超凡马上两眼蓄满杀机地补上一句，但若说出是谁布置的，就砍他的头。熊最后又交代了几句，诸如让他装上胡子，并要王超凡安排他在一间较暗的屋子里见记者。

中外记者团计55人，代表国内外报馆通讯社39家，于4月4日坐飞机到延安。胡宗南命盛文主持，在延安机场举行阅兵典礼，在边区政府礼堂讲述占领延安作战经过，并答记者问。胡本人只接见了记者团团长沈昌焕，对其他随团的中外记者一律谢绝采访。但由于胡氏当年在天水甘谷与《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有一段交往，这一次破例让《大公报》的随团记者周榆瑞一起陪同沈昌焕出席，买了《大公报》一个天大的面子，此举让包括《中央日报》记者在内的一群“无冕之王”们一个个艳羡的眼睛发红。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既是作假，也就难免不露出马脚来。一些眼力老到的记者看到“战绩陈列室”里新式的轻重机枪及中正式步枪，不免疑窦丛生，追问共产党军队里的这些武器是从哪里来的？担任解说任务的参谋不防老记们竟还有这一手，且这个问题问得如此刁钻古怪，事先准备的解说词并无这个答复，只能支支吾吾地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

中外记者们在参观战俘管理处时，亦有“老猾”发现在此处看到的“战俘”与彼处看到的“战俘”似曾相识。当即于猝不及防间发难：我不是昨天在某一处战俘管理处见过你吗？被问的这个“战俘”，本是胡宗南的子弟兵，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共军俘虏，而且还要背下许多台词，以对付众多中外记者的盘问。有时一天还要像赶集一样，在此处“展出”完毕，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处，再供“观瞻”。这些假战俘固然每天比出外打仗的兄弟多拿了一元津贴。但这项工作毕竟是一项“智慧”的劳动，若按其付出的程度，确也是勉为其难了。哪里想到今天会“栽”！这样一个家伙竟凭空问出这等既与党国不合作，又对胡先生大不敬的问题来。好在这个“战俘”还算伶俐，事先长官们既然没有教过这个问题如何“答记者问”，索性来个从命不如恭敬，挺胸，立正，沉默。如此，居然也就闯关而过。倒是弄得在一旁陪同记者参观的胡军人员满脸通红，斯文尽失，深愧自己的作假水准不高，很有一点无地自容的内疚与感慨！所幸“老记”们尽管老猾到家，总算没有对那些一夜之间冒出的众多假坟产生怀疑。否则，若是来个掘墓，岂不是又挖掘出一个绝妙的新闻素材。

胡宗南的“不赞成弄虚作假，但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的“七分政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4月13日的《中央日报》刊载该报记者龚选舞采写的题为《陕北行》的“纪实”报道。文中说：“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20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军’、‘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西安’。”所幸这位龚记者虽有“狗胆”，却还没有到“包天”的程度，未敢将这位共军“旅的副司令员”骂“蒋介石是卖国贼”“国民党是刮民党”等“硬派的名词”照录下来。总算是给蒋介石与国民党留了点面子。不过，令这位共军“旅的副司令员”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骂，居然骂出了“灵气”。两年后，真共产党的军队果然“打下你们西安”。时间是1949年5月20日，此时距胡宗南打进延安仅相隔两年两个月。

八、会猎陕北

陕北共军哪里去了

3月24日（1947年），胡宗南到达延安的当天，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报告，部队最大的困难是补给困难；最大的问题是敌情不明。这两件事情，似乎都比胡氏原先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穷。陕北之穷，几为西北之冠。若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时人对于陕北有个较为一致的说法，谓之：“鸡肋”。略举一例，以证其要。胡宗南东调第一军入关，加入陕北的战斗序列，晋南由此空虚。陈赓瞅准机会，率太岳铁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晋南，20余天中，连下17城。胡宗南攻占延安以后，国民党为之大吹大擂。但是，蒋管区的舆论却不肯买这个账。这些“有识之士”不为胡宗南的“陕北大捷”美言几句倒也罢了，相反却以讽刺的口吻，加以“攻讦诋毁”，谓之曰：“胡宗南在陕北捡到一根鸡肋，失去晋南一只肥牛。”

陕北总计150万人口，地瘠民穷，粮食自给都深感困难，遑论自清末民初以来，连绵不绝的战争消耗加天灾的光顾了。抗战期间，中共首脑机关加边区警备部队，也只有数万人员长驻陕北，还要发动大生产运动，用以自救，以减轻陕民负担，就是这个道理。饶是如此，在陕北战争期间仅有两万余人的中共首脑机关与武装部队，粮食补给还是难以为继。他们吃什么？高粱豆，一碗汤，粒粒可数。据说，中共第一人毛泽东可以“享受”一点，也就是可以多吃几颗大豆而已。

早在胡军各部队进入进攻延安的准备阶段时，联勤总部只拨给17万人份半个月的干粮。其后，由于供粮难加运粮难，军粮始终未能及时补充。现在，胡部十几万人的大军，一下子拥进延安这个弹丸之地，即便不计骡马的饲料，仅按每人每天一斤粮食计，每天就要消耗15万斤粮食。如此巨大的压力，自然一下子就使胡部陷进入不敷出的恐慌困境。胡宗南命令薛敏泉：一、节约粮食；二、抓紧向联勤总部和陕西省政府催粮。但这两点指示，都不易落实。结果，胡军进入延安不到一个星期，许多部队就开始四出抢粮，以聊补“少米之炊”。胡所谓的“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的口号，至此已成泡影。陕北的老百姓也很干脆，对胡宗南的部队，不称国军，不称蒋军，亦不称胡军，就叫“胡匪”。中共的部队在陕北住了11年，没有被老百姓称为“共匪”，胡军进入陕北不到10天，就荣膺“胡匪”之“殊荣”。政治之清浊，人心之向背，由此可分。

不过，补给困难再大，还算是易于解决的。胡宗南最为头痛的，是中共首脑机关与军队自撤出延安后，犹如龙归大海，虎入深山，一下子去向不明。中共那么多军队哪里去了？中共首脑机关哪里去了？毛泽东哪里去了？这是胡宗南急于要弄清的问题，也是蒋介石急于要得到的消息。自攻占延安后，胡宗南为搜寻共军主力部队及首脑机关的去向，先后派出大批搜索部队，配合先进的无线电台，广正面、大纵深地进行地面搜索；空军方面也一批批地派出飞机，进行空中“扫描”，对陕甘边区及黄河两岸进行不断地搜索，始终不见中共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的踪影，岂非咄咄怪事？

胡宗南技穷之下，故意在西安用汽车把马思恭部伞兵总队向飞机场明里送去，暗里运回。另外则在前方用降落伞投下许多木头人。以此欺骗共军潜伏在西安的情报人员，以便讹诈出中共主力部队的踪迹。遗憾的是，这一行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除此之外，胡宗南手中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这就是军统配属给他的电讯侦测分队。据说，这一套设备刚刚从美国“老大哥”那里引进，为最新的侦测无线电台方位的设备，操作人员也都是经“山姆大叔”的特务机关精心培训，由军统大特务、中国电讯专家魏大铭主持。自胡部攻占延安后，这个侦测分队就开始对陕北上空的无线电波进行日夜监测，遗憾的是，从此未发现陕北有固定的大型电台信号，偶然捕捉到有小电台的征象，但迅即消失，飘忽不定，难以判定共军指挥部所在。

胡认为，从13日到19日，胡部十几万大军，整整打了七天，才推进到延安城下，可见担任阻击任务的中共武装，决不是一个小数字，也不会是一些土八路，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了呢？再说，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是中共的神经中枢，大型电台，车辆辎重，头头脑脑，男男女女，隐蔽不易，行动不灵，这是所有首脑部的通病，即便说中共的精干一些吧，但是，也不可能不留一点蛛丝马迹，何以就找不到一点迹象？

因为没有找到共军主力的去向，董钊、刘戡两支大军，十数万人马，从19日至23日，在延安以北的东西线上，迎着陕北高原的刺骨寒风，整整徘徊了5天之久。胡宗南此时的心病，正是毛泽东在“留言”中一语道破的：“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得。奈何！奈何！”这也是当时胡氏为之哈哈大笑的原因。胡氏自以为别人识不透他的心思，岂知站在他旁边的熊向晖，当场就“破译”了他的心思。不过，熊的这个“研究成果”当时也不能对人言，只能在40多年后写进《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第一次“公开发表”。

23日这一天，情况有了变化，第一军报告在延安西北方向发现一支共军部队，经追击，共军一触即溃，丢盔弃甲，仓皇向安塞方向退去。国军一路捡到许多写着共军旅、团、营番号的草帽、粮袋、饭碗和水桶，还见到毛驴、腐马烂骡子等，一副仓皇逃窜的场面。共军已逃往西北的安塞方向，这似乎与胡宗南的分析判断不谋而合。

胡宗南不呆，当然不会就此相信这支溃军就是共军主力。但是，胡宗南对此预先有个主观判断，即：中共主力退出延安后，不会走东北方向，而只能走西北方向。理由是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出延安向东北，经拐峁镇、青化砭，是一条大路，这就是著名的咸榆公路，也是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共军没有汽车、没有坦克，只有少量骡马。他们敢走这条路与我胡宗南的半机械化部队竞赛？钻山沟本是共军的拿手好戏，而出延安向西北，到安塞方向，全是山川沟壑，便于共军乘马或步行，然后经安塞转陇东，这不失为中共逃生的一条生命线。

根据这一判断，再加上23日“敌情”的印证，胡宗南不再犹疑，于是下达作战命令，派董钊率第一军主力五个旅于24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敌情，仍于25日返回延安。为确保董兵团侧翼安全，胡命令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旅部及一个团前出延安东北方向，沿咸榆公路，进占青化砭，筑碉固守，以拱卫延安，屏障董兵团右翼。平心而论，胡的这个部署本没有错。董兵团孤军前出，当然要防共军从侧翼偷袭；延安为胡军指挥中心，亦需有部队设立前哨阵地，以加强守卫。再说，在当时敌情尚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总不能让十数万大军终日坐困延安，不找一点事做做，这次行动，权当一次演习罢了。胡宗南固然是志大才疏，抑或是草包一只，但是他能于20多年间，从一个小学教师混到陆军上将、封疆大吏，能容易吗？这点军事常识，想来他还是懂的。

但是，问题就出这个军事常识上，使部队形成掎角之势，确保万全，固然不错，也可以算作一种军事常规知识。但是，若遇特殊情况，又当如何？而陕北的情况恰恰十分特殊，原因就在于从刘志丹闹革命开始，共产党就在这块地方“赤化”，前后已达20年之久，边区150万老百姓，有几个不是红皮红心？群众基础之好，是全国任何一个解放区都无法比拟的。其他情况不说，单说陕北共军主力退出延安后，压根就没有走远，两万多人马，就隐蔽在青化砭地区，距延安之近，简直就是蹲在胡宗南的眼皮底下，胡宗南这个笨蛋，他知道什么？

一失青化砭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50余里处，隐蔽在一条40多里长南北走向的蟠龙川中，咸榆公路沿此川穿过青化砭北上，公路两侧为连绵起伏的山地。这样的地形固然便于伏击，但陕北的山丘与江南迥异，既无林木，亦无密草，光秃秃的，一目了然。不用说大军隐伏，就是偶有一二飞鹰走兔出现，抑或一只山鸡伏在山顶上下蛋，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望而知的事情；何况50里的距离，汽车一个小时的行程，对于胡宗南来说，不啻是伸脚之劳。但是，胡宗南自攻占延安后，又是派出搜索队，又是出动飞机，又是连日连夜地进行电讯监测，闹鬼闹了五六天，却是一无所获，竟然没有一个老百姓肯前来告密。即便是抓到了知情的老百姓，严刑拷打亦是一问三不知，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不能不说是陕北的特殊环境。

据说，李纪云的侦察队在向青化砭进发的途中，也曾捉到一个老汉，侦察队向他打听共军的行踪，这个老汉死不开口。侦察队变了个方法，问他：“你说，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老汉到底开口了，回答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固有幽默：“共产党好，国民党也好，就是老百姓不好！”侦察队听出了话中的潜台词，盛怒之下，赏了老汉一巴掌。这一下老汉知道哪个党好了，他捂住脸说：“共产党还没有这样扇过我，你说哪个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敬过我一寸，我敬你一尺。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对政党政治的识别之道。

虽然如此，青化砭地区毕竟不易大军预伏，据时任第三十一旅的副旅长周贵昌回忆：24日这一天，三十一旅也曾探知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军，当即电告胡宗南，胡不相信共军这么笨，会把主力摆在青化砭挨打送死，一定是李纪云怕死，发现了几个“土共”，就夸大敌情。于是，电斥李纪云：“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这个电报的措词，对于三十一旅来说，无异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此就要了它的命了。

第三十一旅计两个团，一个团留守拐峁镇，李纪云奉命率旅部及另一个团于25日前进青化砭。当天上午11时，第三十一旅进入彭德怀的伏击圈。在一个不到7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山沟里，第三十一旅尚未展开，就被从东西两侧山上席卷而下的共军主力打了个稀巴烂。前后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激战，2900余人被一网打尽，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两少将被活捉。据说，李纪云当时睡在河滩上，解放军战士拉他也不起来，嘴里不停地念叨：“内部有奸细……”所有的被俘官兵，无不感到晕头转向，几有不知此夕为何年，此地为何境的感觉。其情其景，恰如兵法所云：“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此之谓也！

由于这是胡宗南攻占延安以来的第一个败仗，所以国军对这一仗的损失记忆尤深。若报一个“狗肉账”，则为：损失各种枪支498支，各种子弹68000余发，收发报机一部，火箭筒四支，化学炮两门。以后，胡宗南的败仗越打越大，损失不计其数，“狗肉账”也就难以细列了。

青化砭战后，彭德怀体会良深地说：“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又说：“这是一个不满建制的旅，不要把成绩夸大了，不要骄傲！”这就是彭德怀，首战告捷，在胡宗南的鼻子底下打了一个胜仗，经验也总结了，不足之处也讲到了。

胡宗南上午刚刚以胜利者加征服者的雄姿，视察了中共领袖人物在延安居住的窑洞，中午就得到消息，第三十一旅被歼，真是大为光火。据“前指”主任裴昌会回忆，这一天董钊率第一军到安塞“旅游”一圈，精疲力竭地回到延安指挥所。其时，“胡帅”正与各位大将闲谈。忽报：刚才三十一旅李纪云的电台在青化砭以南发出危急呼号，几分钟后就呼叫不出了。对这一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薛敏泉首先发难，诘问董钊：谁叫三十一旅向青化砭前进的。董钊漫应说：谁也没有叫他前进。只是叫他在拐峁镇远出进行威力侦察后相机前进。

胡宗南知道这个祸事是自己惹出来的，当然不允许沿着这个思路追究下去，当即气愤地说：“不要先追究这些，整一军主力今天行军不远，即刻向拐峁镇以北前进吧。”下午4时许，董钊电报：李旅长被俘，全军覆没，敌已向北远去。

就胡宗南来说，这一仗丢失一个旅部加一个整团，损失并不算大，但出的洋相太大。当时，国民党各地燃放鞭炮，庆祝“延安大捷”的硝烟味尚未散尽，胡军上下整日都在咆哮着要找共军主力决战，可是共军却从眼皮底下窜出来，狠狠地敲了胡军一记闷棍，岂不荒唐加滑稽！况且，这一次行动不但是胡氏直接指挥，甚至李旅报告了真实敌情，胡还不肯相信，反予以电斥，弄得现在连找一个“替罪羊”痛骂一下，都不可能，胡至此很有点愧意了。于是，胡命令知情者，对李旅被歼一事保密，不外传，不上报。

胡依然每天阅看收听新华社广播，看到听到这样的消息：“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70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4000余人。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敌我伤亡是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6天。”除人数略有一点“水分”外，地点、番号、时间完全正确。事已至此，胡知已无密可保。于是，授权裴昌会、薛敏泉：报不报，怎么报，报给谁，由他们酌定，他不过问。

对于中共来说，这一仗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倒不如说是人心上的胜利，比起彭德怀后来指挥的所有大仗来说，其意义毫不逊色。半年以致一年以后，彭德怀一仗歼灭胡宗南一个整师、一个整军，甚至一个兵团，跟玩儿似的，想吃谁就吃了。当然，这一句有些夸张了。事实上，彭德怀对指挥任何一仗都是如履薄冰，丝毫不敢懈怠。不过，若是就战前形势之严峻、算度之准确、策划之周密、压力之重大等因素比较，也许青化砭一战堪称之最，或许可以评价为第二个山城堡之战了。

解放战争初期的西北战场，是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一个战略大区。国民党在西北计有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三个军事集团，总兵力计64个旅，58万余人；其中仅胡集团即为30个整编旅计30万人，而中共陕甘宁兵团仅为6个旅两万六千人。不计胡宗南拥有的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装备，也不计胡军在军需补充上所拥有的优势，仅从人数上来说，胡宗南已经是处于二十比一，至少也是处于十比一的绝对优势境地。

从硬碰硬的数字上反映出来的实力对比，国共会猎陕北，不啻是老鹰与小鸡之间的一场悬殊角逐。孰强孰弱？孰胜孰败？不用说国民党自觉稳操胜券，中间派茫然若失，陕北人民与进步爱国人士唉声叹气；就是在中共广大中下层官兵，抑或是在少数高级干部中，对前途也是深感忧虑，甚至是疑窦丛生。更何况延安一退，中共首脑机关进了山沟，随时都有被胡宗南铁蹄围歼的危险。然而，中共陕甘宁兵团却能在如此险恶、严峻的形势下，发动青化砭战役，出其不意对准胡宗南的下颚，猛击一记漂亮的上勾拳，把蒋介石弄了个愕然，把个胡宗南打得晕头转向。

这一仗，对陕北人民与中共自己来说，也是从政治上、信心上上了一堂大课。这就是说，国共会猎陕北，谁胜谁负？并不能从简单的兵力对比，抑或从暂时的强弱之势上说明问题，至少这还是一盘未有定论的棋局。

青化砭一战，胡宗南与彭德怀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的差距，已经分出高低。

再失羊马河与三失蟠龙

青化砭战后，胡宗南主持西安绥署检讨得失会，认为三十一旅失在：一是兵力单薄，二是疏于搜索警戒，三是未走山地而专用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终致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胡宗南跌过知痛，总算知道分兵冒进，易遭共军各个歼灭，于是，决定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新战术”，即所谓“方阵形战术”，实行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间则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打。这样，退可以自保，进可以歼敌，真可谓万全之策了。

与此同时，胡宗南判断：共军主力既没有退到黄河以东，也不在安塞方向，而是延安东北地区。于是，立即掉头东向，集中董、刘两兵团九个整编旅的兵力，从3月27日起，分两路出延安城，朝东北清涧方向进行大扫荡。其时，胡部两个兵团，八万余人，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行则走山不走川，宿则睡岭不睡村。每天像一群饿狼，在陕北高原的无数山梁间爬上爬下，旋过来，转过去，远远望去，简直就是一幅现代“清明上河图”。

可是，国防部与西安绥署的那些两星、三星、四星将军们哪里想到，当他们坐在神秘幽静的作战室里，自鸣得意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国防部“方阵形新战术”时，他们的士兵都过的是什么日子？每日里爬山头，睡野地，喝凉水，啃干粮，顶寒风，挨冷枪等等，结果是士兵体质下降，厌战情绪滋长，开小差、落伍者日增，战斗力大为削弱。如此打仗，不啻是“坏塘以取龟，发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了。

不过，若说国防部与胡宗南运用的这种小米碾子式的新战术，纯粹是一场闹剧，也不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的确给中共各个歼敌的战略战术构成了威胁，制造了不少困难。最大的难题，当然也是找不到下手机会。据此，彭德怀经过思考总结，决定以变应变，亦发明了一个“新战术”，即：以主力隐伏待机，另以小部队袭扰，名之曰：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胡军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长时间地消耗敌人，耐心地等待敌人弱点暴露和兵力分散后，再见兔放鹰，遇獐发箭，寻机聚歼。毛泽东对彭德怀发明的这一新战术极为欣赏，亲自命名为“蘑菇战术”，并向全国各解放区推广，这为后来各解放区大破敌军的“方阵战术”起了重要作用。

从3月27日至4月10日，胡宗南坐镇延安，指挥九个整编旅用了14天的时间，第一步由东而西，第二步由西而东，第三步再由南而北，第四步则由北而南，几度回旋，几度清剿，折腾来折腾去，不但在军事上一无所获，而且因军粮不继，士兵所到之处抢粮抢物，纪律很坏，弄得人心失尽。“三分军事”没有弄出名堂，连带着“七分政治”也泡了汤。从此以后，所谓“比共产党还革命”的高调不复再唱。到了这步境地，部队已被拖得山穷水尽，胡宗南不得不命令大军暂回蟠龙补充。

恰在这时，胡宗南接到电讯监测报告，判断中共陕甘宁兵团仍在瓦窑堡西南地区。胡喜出望外，一方面命令大军由蟠龙北上，一方面命驻守瓦窑堡的135旅南下接应，意在南北夹击，以期捕捉共军主力决战。13日，董、刘两兵团在北进途中受到迭次阻击，老奸巨猾的董钊判断可能遇到了共军主力，要求各部队行动慎重，每小时用无线电报话机联络一次。整九十师师长陈武对董钊的约束颇不以为然，傲然说：“这下子可把‘共匪’主力部队兜住了”，“咱们为寻找‘共匪’主力，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现在好容易追上了，却又胆怕起来，为了切取联络，每小时停顿一次，这要耽误多少时间。这不是故意地放走‘共匪’的主力部队，要它跑掉吗？真他妈的令人恼火！这样的胆小鬼还能同共产党打仗吗？”

14日上午8时，第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按胡宗南的命令，率所部离开瓦窑堡南下，沿着瓦、蟠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以策应南线兵团，夹击陕甘宁兵团。上午10时左右，麦旅与彭德怀派出的诱敌小分队接战。麦旅大发虎威，长啸而上，且战且进，结果在进入羊马河地区后，被预伏此处的中共主力截住，围了个结结实实。下午2时，总攻开始，彭德怀亲率四旅精锐，有如群鹰搏兔，纵横莫当。经两小时战斗，麦旅4700余人全部被歼，麦宗禹亦被活捉。其时，南兵团救援麦旅的前锋部队整一六五旅，与第一三五旅仅隔一个山头，然无论怎样攻击，就是攻不上去，第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虽屡遭申斥，也是枉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麦旅长被彭德怀生俘过去。这是胡宗南自攻占延安以后的20多天里，第一个完整的整编旅被歼，第二位少将旅长被彭德怀俘获。

据说，第一三五旅是一个有“光荣”战斗传统的部队，在参加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所部时，曾从鄂西一直追到陕南。不久，原旅长祝夏年因腿部骨折在西安住院，胡命麦宗禹代理，结果，祝因病得“福”，躲过了被活捉的厄运。麦被活捉后，恰遇王震司令员、王恩茂政委，双方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麦囚”当晚即与王震、王恩茂同睡一个土炕。深夜，麦为之感慨不已：数小时前还兵戎相见，现在竟形同朋友，此情此景，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炕’泯恩仇”！麦至此自感因祸得福了。

第一三五旅被歼的消息报到延安，中外记者团参观“延安大捷”的热闹气氛依然十二分地浓烈，幸好新华社卖了个面子，等中外记者团离开延安后，才发布消息。这一次，胡氏对中共开列的具体战绩已不感兴趣，他重视的是这一天新华社播发的一篇社论，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社论说：全歼一三五旅，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披露，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毛并加写两段话：“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本来，毛泽东的“如意算盘”，只希望中共在西北战场一个月能吃掉胡军一个团，就算胜利。现在20多天就吃掉了胡宗南两个旅（缺一个团）。对陕甘宁边区放弃延安以来所取得的胜利，连毛泽东也深感意外，并在党内通报中说：“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6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胡宗南初失青化砭之后，再失羊马河，有些沉不住气了，盛文甚至建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借口陕北地形复杂，部队不易展开，又不能就地取粮，后方补给艰难，而共军时聚时散，不知其主力所在，难以围歼。为此，胡氏准备仿效李鸿章“剿捻”的办法，以主力守延安，将宁、青二马兵力推进至陇东要地，北依邓宝珊在榆林的据点，东以黄河为障，迫共军就范。胡宗南准备5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但是，还未等到胡宗南成行，一场更大的祸事接踵而至。

如果说青化砭一战，是彭德怀的一记漂亮的上勾拳，击中了胡氏下颚；那么羊马河一战，可以说是一记漂亮的侧勾拳，击中的是胡氏腮部。这两拳虽打在胡的脸上，弄得胡鼻青脸肿，未免不雅，然到底不在胡的要害部位，胡氏元气未遭大伤，实力还是在的。实事求是地说，在陕北战争中，胡宗南受到的第一次真正打击，还要算是蟠龙战役。

蟠龙位于延安东北90里处，这儿既是胡军集散的战役枢纽，也是前方的补给基地，储存着大量军用物资。胡军每次“武装大游行”之后，就到蟠龙进行补给，吃好喝好，穿好歇好，然后带足，再出发“扫荡”。如果把蟠龙比喻为胡军的“加油站”与“输血机”，那是一点没有夸张的。没有了蟠龙，那后果不堪设想。胡氏所以选中蟠龙作为补给基地，一是该处居于陕北交通枢纽的位置，便于大军集散；二是该处为小盆地，群山环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况且，担当坚守任务的李昆岗，为整一师第一六七旅旅长，黄埔六期毕业，陆大高材生，曾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善谈兵事，胡誉之为“智勇双全，有雄才大略”，号称胡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把蟠龙交给李昆岗这样的“高足”镇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蟠龙在胡氏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胡到陕北后，由于“七分政治”没有玩好，“三分军事”也跟着失灵，人地生疏，情报不准，所谓的“情报”大都靠空军提供，这就难免让彭德怀大做文章，实以虚之，虚以实之；或指南而打北，或声东而击西。彭德怀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弄得胡晕头转向，心神憔悴，惶惶不可终日。胡自感最大的苦恼，就在这里；最大的吃亏，也在这里。蟠龙之失，也正是缘于这个毛病。

4月下旬，蒋氏在南京，胡氏在延安，都分别从空中侦察得知：绥德以东黄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只，并有多路小股共军向该处前进。这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了，蒋介石与胡宗南不约而同地判断：共军主力有东渡黄河的企图。胡氏为此喜不自胜，指望趁机对共军来个“半渡而击”，抑或不行，也可以一举把共军赶过黄河，引祸水东流晋省阎境，就此一举结束陕北战事。于是，胡决定来个绥德会师：一方面令董、刘大军北上，一方面令驻守榆林的邓宝珊率二十二军南下，两军约定于绥德会师，为共军东渡黄河“送行”。

蟠龙战役

4月26日，董、刘两兵团在蟠龙吃饱喝足之后，开始北行。若按实际距离计算，从蟠龙到绥德仅为3日行程。但由于采用国防部“新战术”，走了6天，才到达绥德。其实，中共的这一次“绥德东渡”，依然是一次假象，目的只在于调虎离山，牵董、刘大军北上，尔后实施南打蟠龙的战役方案。

于是，这边董、刘大军前脚离开蟠龙北上，陕北共军主力后脚就开始南下，直奔蟠龙而来。当时，整九十师师长陈武在途中接到报告：发现共军正规部队在相隔数里的山梁上向南运动，几与胡军擦肩而过。陈武一看，果然！但是，陈武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有任务，要按期到达绥德，哪有时间去管这些。”陈武并强调：“这个情况无须向兵团司令部报告，免得耽误时间，咱们还是赶路要紧。”实际上，此时彭德怀的野战军司令部距胡军仅为1公里距离，相隔只有几个山头。“野司”警卫部队为此紧张不安，彭德怀却躺在炕上，懒洋洋地说：“敌人怕我们打他的埋伏，是不敢下到山沟来的。”随之，侦察员报告：敌人过去了。彭大将军听了从土炕上一跃而起，兴奋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立刻率军南行。路上，彭德怀颇替胡氏惋惜：“你稍稍动动脑子，往山下弯一弯，不就捉住我彭德怀吗？”一军皆笑！

胡部北上两大兵团中，董兵团率先到达绥德。这儿本已成一座空城，然董钊自忖：胡宗南得了个空城延安，能大吹大擂一番，何以我便不能？于是，董当即向胡电报：“第一军5月2日占领绥德，毙敌甚多，残敌向东北方向狼狈逃窜。”“毙敌甚多”就“多”吧，还要杜撰出一个“残敌向东北方向逃窜”的谎言。这样一来，胡信以为真，更加相信共军主力就在绥德以东的判断，也就更加疏于对蟠龙的守卫。结果一错再错，上了彭德怀的穷当也就罢了，还要再上一次董钊的当。蟠龙焉能不失！

董钊表演完毕，轮到刘戡也来表演一下。刘寻思：攻占延安，第一军得了首功，进占绥德，又被第一军捞了个先。二十九军在青化砭、羊马河战役中都因救援不力，多次受到胡的申斥痛骂，一肚子的晦气没处发泄，现在虽到绥德，但与邓宝珊二十二军会合的任务尚未完成，部队如此停在第一军的后面，面子未免太难看了。倘若北上会师，再被第一军捷足先登，岂不是做足了“冤大头”。于是，刘戡向董钊建议：董兵团在绥德等候补充给养，自己率师先行北上，一面侦察敌情，一面搜粮充饥。董看破刘的心机，坚不同意。最后，双方妥协，董让出城中的一半地盘，让刘军入城，二分绥德，各占其一。这样一来，刘放弃先行北进计划，一切等候胡的指示和给养到达后，再作定夺。

就在董、刘争功争得起劲的时候，5月2日晚，中共主力围攻蟠龙的战役打响，经两日两夜激战，至4日夜12时，蟠龙战役结束，中共全歼守敌一六七旅6700余人，李昆岗亦成为胡军攻占延安以后，被彭德怀生擒的第三个少将旅长；同时也是胡氏自指挥陕北战事以来，折损的第二位“金刚级”大将。

蟠龙被围初期，李昆岗曾向胡宗南紧急求援。其时，胡刚接到董钊的“捷报”，称中共“残敌”已向绥德“东北方向逃窜”，如何能在瞬息之间，又在蟠龙出现？胡不但不信，反大骂李昆岗夸大敌情。等到战斗打响，共军发起猛攻，势如潮涌，蟠龙前沿阵地，一夜之间，全部告失。胡始判断确是共军主力出动，为之震骇不已。然此时主力均已北上，身边已无机动兵力可调，哪里能解得这种燃眉之急？只得一方面令李昆岗死守，一方面急令董、刘率师星夜南下回援，同时连电空军支援。结果，空军虽然出动了约40架次的飞机，但因国共两军交织在一起，往往一颗炸弹丢下去，双方一亡俱亡，终究是无济于事，相反，自己还于忙中出错，白白损失了一架飞机，弄得空军对胡埋怨不已。

董、刘接到胡的十万火急电，亦于4日晨匆匆率部出发。从绥德到蟠龙，本有两条捷径与大道，均为250里路程，急行军不到3日即可抵达。但董、刘早成惊弓之鸟，认定这两条路线都有川道，不够安全，难免不被共军乘机设伏。最后，竟达成共识，共同选择了一条“远敌而行”“出敌意外”的第三条路线，不但要多走50里路，而且是一条羊肠小道，只能单人通行。于是，数万人马，排成一字长蛇阵，绵延数十里，逶迤而行，安全也还安全，壮观亦复壮观，然前军已经宿营，后军才开始出发。中间翻山越岭，攀崖过沟，更是苦不堪言，虽为昼夜兼程，赶到蟠龙时也已是5月8日。而共军早在3天前，即已席卷堆积如山的军需物资，长歌而去！

“胡蛮胡蛮不中用……”

蟠龙的大批军用物资，简直是救了陕北共军的命。陕北地穷、民穷，共军更穷。打蟠龙时，5月初了，陕北的天气已经开始燥热起来，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包括彭德怀在内，都还是穿着光筒子棉袄上阵。于是，进攻蟠龙时，一条极具鼓动性的口号就是：打下蟠龙换夏衣！战斗过程中，战士们远在山头，就已看见无数的军用物资，在露天的坪场上，像一座座小山一样堆着，上面盖着苫布。如此，战士们即便冒着战火的威胁，也舍不得向那里放上一枪，以免物资起火遭损。可以想象，战士们这是把物资看作比生命还重要了。战斗结束，王震宣布：谁都可以扛，有什么扛什么。但战士们首先想到的是换单衣。当场扔下枪，三下两下就脱下了身上那一堆臭烘烘的棉衣棉裤，一个个咧开大嘴，把单衣一件两件地往身上套。

战后清点：共缴获军衣4万套，面粉1.2万袋，山炮6门，子弹100万发，骡马1000余匹，医药无数等等。想想看，西北野战军当时只有两万余人，一下子夺得了如此之多的战利品，不啻是阿里巴巴闯进了“40大盗”的藏金宝库，衣服、粮食、弹药、医药，四大难题，一夕之间，迎刃而解，难怪要高兴得发疯了。

蟠龙之失，对胡宗南及其胡军内部带来的冲击与打击，确实是无可测度。损失一个精锐旅，计6700余人，是攻占延安以来，损失兵力最多的一次；折损大将李昆岗，手下“四大金刚”已去其二，也是被俘的三个旅长中最有才干、最有影响的一名旅指挥官。这些都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蟠龙战役，彭德怀打的是一场攻坚战，这本不是共军的长处，竟被共军得手。由此，素来不肯认输的胡宗南，这一次也深感蟠龙之失，简直是失得毫无道理，失得不可理喻。

本来，胡军自占领蟠龙后，就已经利用蟠龙周围的高地，修筑了大大小小的地堡群，形成密集的交叉火力网；环绕地堡群，还挖有宽、深各六七米的外壕；其主阵地集玉峁，更是工事坚固，明碉暗堡，星罗棋布。何况防守蟠龙的167旅，为美式装备，配备有山炮、重机枪等重火器，至于弹药，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再说，还有智勇兼备的李昆岗亲率6000余精兵镇守，真可谓是坚城利炮，精兵强将了。如此要地，也就不说它固若金汤吧，但指望它守个十天、半个月，当不会有问题，怎么可以说丢就丢了呢？这样的战略要地都不能坚守，如此雄才大略的将领都不中用，这陕北的战争还能继续打下去吗？这军心又何以稳定？

更让胡宗南有剜心之痛的是：陕北这块地方苦兮兮的，穷得叮当响，自己好不容易硬从陕西省政府以及联勤总部手中榨得这么一点油水，全部藏之宝地蟠龙，平时轻易不敢动用，以便在关键时刻补充部队，现在竟于一夕之间全部“资共”，仓促之间，从哪里再去弄得这么一个“蟠龙”？

这一次失败，胡宗南在精神上饱受刺激。数日间，他一直躲在延安边区银行内，既不见客，也不理公事，终日在屋内绕室徘徊，痛苦莫名。胡后来写了《论蟠龙之失》一文，一方面抒发感慨，一方面总结蟠龙之失的教训。能够如此对自己深刻反省，这在狂傲自大的胡宗南来说，足见蟠龙之失对胡宗南刺激之深了。据说，该文的要点为：一是失在情况不明，二是失在未占主动，三是失在将不用命，四是失在士气不振。至于他自己在“三分军事”与“七分政治”上的失策之处，胡没有提到。

胡宗南在此期间继续收听新华社广播。5月8日，新华社记者写了《评蟠龙大捷》一文，其中极有趣、极有文采的一段文字，是深刻、形象地刻画了胡氏处境的一首打油诗。诗曰：“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去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这实在是一首妙不可言的战士诗人的伟大杰作，以此来描述蟠龙战役，当为画龙点睛之笔！

5月12日，新华社发表经周恩来亲自改写的社评，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文中说：“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老虎背。”“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志大才疏”和“阴险虚伪”，这两点评价都抓住了胡宗南的要害，这样一语中的、言简意赅的定论，也只有周恩来这样的国民党问题专家才能作出，这也是周恩来对胡宗南一生反共活动的一次总清算。胡宗南看了这篇社评，心中是什么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胡宗南好大喜功与沽名钓誉的气质及个性，他在感情上一定不会好受。

5月14日，新华社广播，为庆祝陕北“三战三捷”的胜利，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县城真武洞召开庆功祝捷大会，共有1万余名边区军民参加。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慰问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并致祝贺，这是周恩来自撤出延安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会上，周恩来宣布：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仍然留在陕北。当晚，特务头子刘庆曾将这条消息当成特急情报交熊向晖转报胡宗南。熊看了后，几疑有误，当即打电话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刘说，千真万确。熊暗中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胡闻讯却很平静，真正显示出一种镇静自若、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并且一反常态地既不向熊向晖提问题，也没有谈意见，久久地一声不响。据熊先生当时从旁观察，胡的两只眼睛第一次失去了往常那种咄咄逼人的光彩。

从此以后，胡不再听陕北电台广播，不再看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他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从3月9日开始，胡每日必听中共陕北广播，到5月14日止，其间计67天，这是胡氏指挥陕北军事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胡氏一生反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难得清醒”的胡宗南自己也看出了这是一个转折点。

胡氏手下的那些骄兵悍将们，此时也是一片茫然。整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为之总结：在陕北作战，补给困难，情报不灵，地形不利。“我们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总是摸不到敌情，老打青光瞎子仗，致常坐失敌机，并易为共军所乘。”整一师师长罗列从前线向胡宗南电报军情时说：“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宿，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这就很有点像旧小说中写到“一将无谋，累死千军”时，常说到的一句话：“山中大寨主是个浑人，众人跟他受累。”现在胡宗南是个浑人，自然也害得胡部千万将士跟着他受累了。

至此，胡自感陕北战事已不可为，而原先夸下的“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海口，更成历史笑柄，不可复提。5月20日，胡对熊向晖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记得3月2日那一天，胡要熊推迟3个月走，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再走。现在还没有到3个月，胡就礼送“中共秘书”熊向晖出境。胡的“七分政治”不灵，“三分军事”也不灵，胡在精神上已经开始垮了。用熊向晖的话说，是：“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打垮了他的心。”5月21日，熊向晖向胡宗南辞行。胡伸出手来同熊握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此后，胡与熊再没有见面。

这一年的9月4日，因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部密台被军统特务破获，连带着“挖”出了中共西安地下党的一部密台，结果，潜伏在西安绥署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相继被捕。熊向晖原在西安住所的全部衣物，包括留存的西安绥署信封、信笺全部被搜走。所幸熊向晖此时已“远遁”美利坚合众国，以军统之“鞭长”，自然也难及“马腹”。在这一事件中，最感尴尬、惶恐的要算是胡宗南了。自己如此亲信、得意的“文胆”熊向晖竟是中共巨谍，这真是从何说起？十几年来，自己辛辛苦苦地高叫“反共”“剿共”的口号，剿来剿去，竟剿得中共巨谍钻到自己身边，终日与自己同吃、同住、同行，自己竟不能有丝毫察觉，岂不可笑之至！倘若熊向晖要取己之头，岂不是易如反掌！想到这里，胡宗南对中共的手段与本领简直是不寒而栗了。所幸，靠着戴笠的一点余荫，由毛人凤批示，将涉及西安绥署的几名中共“特工”，全部交给胡先生自己处理，胡氏才免遭蒋的痛骂。

据说，1991年，熊所写《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发表后，台湾《传记文学》转载引起轰动，被誉为“石破天惊”之作，一时间议论风起。胡宗南派驻西安办事处的代表张佛千亦认为：熊对中共的最大功劳是延安之役。胡投下了他所训练的三个集团军共30多个师的兵力。对于延安，本可围而歼之，但攻入延安以后，大鱼全部走光，小鱼甚至虾子都未捉到一个，而且在以后延安外围战中，好几个号称精锐的师都被共军消灭。名义上是获得占领延安的战果，实际上是伤亡惨重的大败仗。熊文中记下周恩来引述毛泽东的话，熊一个人“顶几个师”，这句话实在不足以形容熊的重要。因为即便在延安之役以后，只要能堵住黄河南岸，围而歼之，即有重大战果，国共战争的历史就会重写，可能不致有大陆沦亡渡海逃难的结局。张说：熊本已动身赴美，胡又派人找熊，令其留下：“打下延安再走！”我要说一句对老长官不敬的话：“真是鬼摸了头！”张并强调说：读者如果就此认为胡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则是大误，胡在军中是个卓尔不群的人。

“克星”彭德怀

青化砭、羊马河及蟠龙三次战役，这是在陕北战争初期，胡宗南与中共西北野战兵团最高统帅彭德怀的三次交手。结果是，胡宗南三战皆北，然就战场损失来说，总共也不过3旅之众。以西北大势而论，胡宗南不但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战场优势，而且还占有榆林、绥德、延川、清涧、延安等陕北战略要地。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与西北野战兵团挟三战三捷之威，也还只能处于“地下”状态，整日在山沟里钻来钻去。客观地说，青、羊、蟠三战的主要变化，不是显示在国共双方的战场实力对比上，而是充分显示了国民党必败、胡宗南必败的一种历史趋势，同时也显示了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的军事主帅，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的高下优劣之分。

如果说，青化砭一战，彭德怀是预先设伏，“守株待兔”，凭借的是运筹帷幄、制变机先的智慧与胆略；那么，羊马河一战，彭德怀则是凌空而下，虎口夺食，凭借的是屦及剑及、以快制快的闪击与刚决；而蟠龙一战，彭德怀更是以静制动、兔起鹘落，凭借的是柔亦茹之、刚亦不吐的大智大勇。由此可见，青、羊、蟠三战，不但打出了国共的政治清浊与人心向背，同时也打出了彭德怀的雄才大略与鲜明的军事指挥艺术个性，这是志大才疏的西北王胡宗南难以望其项背的。

胡宗南一生反共，同时一生也在研究中共，但是他研究得最多、下苦功最多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就是彭德怀，这两个人都算得上是他的“克星”。这是他一生中最敬、最怕、最恨的两个中共“巨魁”。然而，令他可气、可叹、可惑的是，他一生也没有把这两个中共领袖人物研究透。在他的眼中，周恩来始终是一个谜，彭德怀也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这是两个终身未解之谜。胡宗南的失败固然是国共大势所然，但是，若说具体了，他的失败也始终与这两个中共“克星”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周恩来是胡宗南的政治克星，那么彭德怀则可以说是胡宗南的军事克星。周恩来对胡宗南之“克”，自无需再说，而彭德怀对胡宗南之“克”，亦可以说是公鸡吃蜈蚣，一物降一物了。

胡宗南重点研究彭德怀，是始于陕北山城堡一战之后。这一战，使陕北形势为之一变，也使胡宗南为之痛心疾首。等到他闻讯这一仗是彭德怀直接指挥实施，即以他藐视天下雄才的个性，也不得不为之肃然起敬了。从此以后，胡开始从各方面关注、了解彭德怀其人。1939年，彭德怀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后，路过西安时，胡宗南曾约见彭德怀，双方作过一次近距离的观察，这也可能是双方仅有的一次直接见面与会谈。其时，胡、彭两人都是40岁刚出头，而且在海内外也都是声名卓著的战将。通过这次接触，胡宗南对彭德怀有什么观感？也许胡氏看到彭氏朴实的外形、平实的谈吐、淳厚的气质，颇有些失望了。总之，笔者至今未见这方面的权威史料，对此不敢杜撰与评论。但有史料说，彭德怀回到前方，有人问他对胡宗南的印象如何？彭氏回答：此人志大才疏。这说明彭对胡是看准了的。其实，胡宗南与彭德怀的不同个性与气质，仅从这两位“大帅”的早期经历中，就可以领略了。

彭德怀生于1898年，算起来，比胡小两岁，算得上是同一代人了。然彭祖籍湖南湘潭，典型的湖南“犟骡”硬脾气，这与胡氏囿于浙人的那种乖时取巧、通权达变的性格，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此处仅为概括而言，并未是真理；一如鲁迅先生所说：北人“厚重之弊也愚”，南人“机灵之弊也狡”之概括同理）。

彭幼入私塾，只念过两年书，这一点很有些让饱读诗书的胡大将军瞧不起了。不过，彭大将军之长处，在于他的长期军人生涯的磨练。彭18岁加入湘军，从二等兵当起，在行伍中摸爬滚打了7年之久，才好不容易“磨”到了一个代理连长的军职。这以后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回到湘军，还是从排长干起。彭德怀从当士兵到担任团长，其间反反复复苦干了13年之久，这在国共两党的著名高级将领中，都是不多见的。而胡宗南从进入黄埔军校，到出任团长，中间只有两年多时间。比较于彭德怀，真是乘飞机、坐火箭的飞行速度了。

但是，正是由于有这方面截然迥异的经历，才使得彭、胡两人在治军艺术上形成了强烈反差。彭德怀长期生活在军中基层，对士兵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对士兵的心理及生活状况亦有十分深切的了解。爱兵、懂兵，才能长于用兵。故每次战役之前，彭无不亲临战场，熟悉其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以便布兵行阵。战斗打响后，彭始终深入最前沿，了解和掌握第一线的战况，据以不断修改完善战役方案，使之最大限度地接近战场实际，减少战士们的牺牲，从而增大胜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由是，彭德怀的指挥特色是，强调干净利落，注重实际管用，从不拖泥带水，绝少花架子，故而常常能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连一天“大兵”也没有当过的胡宗南（军校学员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士兵），在这方面正与彭德怀相反。缺少军中基层士兵的实际生活，不懂得如何体恤官兵，缺少在战役前沿指挥战斗时的真切感受，行军布阵，指挥作战，容易流于主观判断，过分相信文牍情报，脱离实际，爱说空言、大话，习惯于按图作业，或从军事教条出发拟定计划，战役方案与战场实际往往有很大误差。结果，胡尽管在军事理论上与战略战术上说得头头是道，一到战场上，却总是大碰其壁。

彭、胡的最大差异，是源自两个人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彭德怀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一种优秀职业军人的鲜明气质，美国名记者斯诺在与彭德怀接触之后，很快被这种优秀的气质所倾倒。他在《西行漫记》中谈到“彭德怀印象”时说：“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斯诺特别强调：“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彭德怀为人简洁明快、质朴厚重、刚直不阿、疾恶如仇，时时显示出一种甘作平凡的气质与个性，这正与胡宗南截然相反；胡精于权变、虚伪奸诈、故作神秘、莫测高深，处处要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帝王气度。其实，彭之拙，实为一种大智慧，且终成彪炳千秋的伟大业绩；胡之狡，实为一种大平庸，且终致贻笑千古的可悲下场。

这就说到在陕北战争初期的三战三捷，彭德怀从青化砭到羊马河，再到蟠龙，每部署一次战役，从提出构思，到拟定预案，再到指挥战斗，无不是亲临现场，根据敌情、我情、地情、民情，精心筹划，具体部署。一旦战场情况发生变化，则迅速调整方案，以变应变，确保战役胜利。故彭德怀指挥青、羊、蟠三役，不但是每战必胜，每战全胜；而且犹如一件件艺术珍品，线条简洁流畅，色彩明快奔放，气势干净利落。就连胡手下的高级将领在经历这三次战役后，也为之佩服不已。胡部大将刘戡曾对“四大金刚”之一的第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感叹地说：“彭德怀有实战经验，指挥相当谨慎，又非常灵活。”

反观胡宗南，既无彭德怀那样身经百战的丰富实战经验，又总是自信其才、自负其智。本来，胡的特点是性格粗疏，好大喜功，浮躁浅薄，不宜担当大任，然其人却又好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子房自许，顾盼自雄，睥睨天下，恃其刚悍，骄横偏执。

从胡氏指挥三十一旅前出青化砭等战役，到指挥董、刘两兵团在陕北高原上“大游行”，胡都是坐守延安边区银行的窑洞里，进行密室策划，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竟然一次也没有想到走出延安一步，到前线实地踏勘一下地形地貌，以印证一下自己的判断是否符合战场情况。在攻略延安一战中，胡甚至从主观臆断出发，强行规定大军逐日进攻要达到的控制线。而一旦作战命令下达，只交给战场主官执行与幕僚监核，自己不闻不问，一味追求什么“闲情逸致”。如此指挥大战，不但是繁文缛节，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且简直就是儿戏了。

不用说现代战争下的战场形势，往往是瞬息万变，来不得半点疏忽与大意；即以胡宗南制定战役方案时所依据的分析判断，原本就是一些不甚可靠的情报；战役过程中又不能及时修正改进，自然要一错再错，一失再失了。胡与彭比较，胡之短，正是彭之长；胡之劣，正是彭之优。

对胡之其人，曾任国民党《西南日报》《中央日报》等报纸主笔的雷啸岑曾作过一个评价，谓之：“胡之为人，悃愊无华，忠于职守，对人亦无强悍骄倨之态。惟才识平凡，缺乏干略，以之为奉命行事的偏稗之将则可，赋以冲繁辟难、遣犬投艰的方面大员之任，则绠蹶可俟，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雷先生的评价虽为一家之言，但对其才之评价，则与中共方面不谋而合，可见其知人之深。

两次“放跑”毛泽东

《金瓶梅词话》中有句话，录下来是：“奴家平生快性，看不上这样三打不回头，四打连身转的人。”胡宗南毕竟是国民党的赫赫上将军，也还没有“堕落”到叫“奴家”看不上的地步。彭德怀“三打”之后，胡宗南果然很快聪明起来，立将所部集结于蟠龙、青化砭地区整补。胡部主力缩成一团，这就给彭德怀造成“老虎啃刺猬，无从下口”的感觉。彭大将军是个急性子，耐不住寂寞，他见胡宗南的战术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死活不肯出动，当即率部西出陇东，北上三边（长城脚下的盐边、定边、安边地区），意在趁势扫荡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所占领的这些地区。这是5月下旬至7月上旬之间的事情。

彭德怀这一西进，终于给胡宗南等到了一个捕捉中共首脑的机会，这是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自退出延安以后，第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早在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毛泽东一边在院子里听广播，一边就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果然，蒋介石从广播中得知毛泽东还在陕北，随之判断中共在三战三捷之后，发布这条消息，说明中共首脑机关确在陕北无疑。蒋当即用手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发现真武洞距延安仅数十公里，这就更加不高兴了，当即命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围追捕杀，并为之加派一个带着美国电台测向仪的小组到了延安。测向结果，发现靖边县的王家湾一带有电台群。一直犹豫不定的胡宗南这次也下了狠心，发誓说：“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捕捉中共首脑！”6月7日，胡宗南指令刘戡率四个半旅，分别从西面和南面，以钳形攻势，一路向王家湾猛扑过去。

这的确是胡宗南捕捉毛泽东的一次千载良机。当时，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化名“三支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内，全部人马加起来只有800余人。其中，所谓的中央警备团，只有四个半连，200来人（胡乔木语）。毛泽东当时对支队司令员任弼时、政治委员陆定一、参谋长叶子龙、政治部主任廖志高4人风趣地说：“你们4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800人的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周恩来后来为之盛赞：毛泽东“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而这时扑向王家湾的刘戡集团，约有3万精锐大军。以800英雄好汉，抗3万虎狼之师，无疑是以卵击石了。

最危险的是6月8、9日这两天。刘戡率部沿延河日夜兼程北进，先头部队于8日进到离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了。当晚毛泽东始率“800人的国家”转移，9日到达靖边县小河村，胡宗南派出的飞机接踵而至，不断地进行低空盘旋，刘戡的大军也跟踪而来。入夜，“三支队”迅即出村，爬上山头，只见左边山沟及山头上丛集的胡军，燃起一堆堆大火，见首而不见尾，将雨夜的天空烧得通红。这就很有点唐代大诗人高适著名诗篇《燕歌行》中的意境：“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此时，如果刘戡挥动千军万马，向山头轻轻一跃，岂不是大功告成，从此美轮美奂，高官做不完，荣华享不尽了。岂知刘戡这个呆头鹅，只知一味地在行军床上做他的“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大头梦。等到清晨一觉醒来，再遥望山头，早已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了。

其实，毛泽东当夜转移到靖边县天赐湾，这里距刘戡大军也仅隔一个山头，然毛泽东却神情自若地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因此12点以后可能要退。”果然，下午传骑报告：刘戡不再西进，而是顺沟拐弯折回保安方向去了。毛泽东把柳木棍朝泥地一戳，说：“好！我们住下。”这一段过程，简直就是在上演一幕活生生的京剧“空城计”了。

事实上，这的确是毛泽东在陕北战争期间极富代表性与戏剧性的一幕。事后，人们惊叹毛泽东的神机妙算。毛氏则怡然自得地将其中奥秘娓娓道来：“我们现在的位置，正好处于胡宗南和马鸿逵防线的接合部。胡马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各人都想保存实力，削弱对方，所以他们谁也不想来，让我们钻了空子。”毛泽东在笑谈胡马，国民党中央社亦登出新闻，“笑谈”毛周：“周恩来受了重伤，毛泽东下落不明”等等。国共双方都在笑谈，只是苦了个胡宗南，他在延安边区银行的窑洞里，终日翘首西望，本指望哪怕牺牲两个师，也要活捉毛泽东与周恩来。岂知刘戡带出去两个师，带回来仍然是两个师。虽为全师而归，胡则不免失望之极。

如果说胡宗南第一次捕捉毛泽东的机遇，是失在他与马鸿逵“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分工，结果让毛泽东轻轻易易就钻了空子；那么第二次捕捉毛泽东的机遇再次白白失去，则要归咎于他的无能了。胡宗南得到第二次机遇，缘起于彭德怀的第一次北打榆林。

榆林是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张垣绥靖公署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掎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是绥远、陕西的重要门户，由“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率第二十二军及胡宗南的一个旅守备，总计1.5万人。彭德怀为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并相机夺取榆林战略要点，以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巩固后方，于7月30日率主力北进，于8月6日发起第一次攻打榆林战役，虽很快扫清外围，但在攻城战斗中遇阻，强攻5日，均未能得手。这一来，大出中共意料之外了。可见得邓部虽系杂牌，其实却比中央军嫡系胡部还要难打一些。

蒋闻讯榆林被围，认为倘若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胡亦失去北翼配合，形不成南北夹击之势，必将影响整个西北战场的战局。于是，蒋决定亲赴延安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同时，亦对“光复”之后的中共旧都延安进行一次视察。

蒋于8月7日乘美龄号专机到达延安，住进胡宗南特地为他安排布置的延安南关西坡边区外交宾馆。胡宗南早在攻占延安不久，就已经筹备蒋到延安视察一事，并着手建造“蒋委员长官邸”。全部砖瓦及设施都是从西安空运延安，室内咖啡色漆的条木地板、洋瓷澡盆、抽水马桶、沙发、钢丝床、中西餐用具等一应俱全。此处平时重门紧锁，专人看管，不让人进。蒋临飞延安前，胡又从西安运来中西厨师以及山珍海味等，以快蒋意。

蒋于7日下午，在延安召集整编军军长、参谋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会议的计有胡宗南、裴昌会、薛敏泉、董钊、刘戡等人，另有跟蒋随行的国防部司长罗泽闿、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等人。蒋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并布置了北解榆林之围的问题。会后，蒋接见了胡军整编旅旅长以上将领，8日上午，蒋到延安指挥所看了一下作战计划，并到延安城内转了一圈，即带随从人员匆匆飞回南京去了。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延安，全部时间加起来，仅为一昼夜。

蒋在延安对胡宗南面授机宜，一是“今后在陕北作战，不要稳扎稳打，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以补过去的缺陷”；二是要力趁共军胶着于榆林外围的时机，一举攻占陕北各县，并迅速北进寻求共军主力决战。最低限度也要压迫中共主力东渡黄河等等。在讨论北解榆林之围的问题时，胡提出“共军围攻榆林，想诱我们去解榆林之围，在米脂以北地区，设伏歼灭我军，我们现在再不上当了”。蒋听了以后，龙颜大悦，深感胡宗南到底是“孺子可教”，开始变得聪明了。于是，蒋当即指示：解榆林之围，主力可以缓缓地沿咸榆公路北上，另派出精锐整编第三十六师钟松部，急进出击横山，沿长城北边东进，侧击榆林附近的共军。榆林解围之后，立即出榆林南下，接共军之踵尾击，与胡部北上主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在榆、米之间与共军决战。蒋反复叮嘱：“这是一个关键战役”，要一战而定陕北。

的确，纵观整个陕北战争，从解榆林之围，到随后的沙家店战役初期，是胡宗南唯一未受彭德怀调动，且战略战术用得相当灵活的一个阶段。当时，彭德怀率师强攻榆林。到8月11日，仍未得手，已知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师已日夜兼程急进，决定暂停攻城，先集结7个旅打钟松。但钟松亦很狡猾，按胡的授意，竟绕过彭德怀的打援部队，走长城以外的沙漠地带驰援，11日已赶到横山以北地区，仅用三昼夜，即逼近榆林城下。彭德怀此时攻城不下，一击失手；打援亦不得，再击失手，形势已变得相当危急，只得于12日率部，紧急撤离榆林南下。

在此期间，毛泽东亦率中央纵队离开靖边县小河村，沿大理河川北上，于8月13日夜越过绥德，通过无定河大桥，进入黄河与无定河之间的“夹道”区域。在这样一处南北长约三四十公里、东西宽约五六十公里的“狭地”，南有刘戡的7旅追兵，北为钟松的劲旅与浩瀚的沙漠，东为滚滚的黄河，西为水势大涨的无定河，可以说是一处“四绝之地”。胡宗南通过电台测向与空中侦察，认定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与中共西北野战军主力都已进入这样一块“绝地”，十分激动，急令刘戡率7旅之众日夜兼程北上，令钟松在榆林接受空中补给后，立即率两旅之师挥戈南下，南北两军在“夹道”对进，务必“迫敌于两河（黄河、无定河）之间决战”，在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区歼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与西北野战军，最低目标，也要趁中共东渡黄河时，来一个侧水侧敌或半渡而击，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形势最为紧张的是8月18日。这一天，刘戡与钟松两支大军愈加靠拢，已将毛泽东的中央纵队夹在当中，而刘、钟两支大军的最近距离，仅数十里之遥。这就是毛泽东在陕北战争期间“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一段传奇历史。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当中央机关来到黄河汊道葭芦河边上时，因河水暴涨而不得过。其时，前有大水，不可逾越；后有追兵，数万之众。为了作出过不过黄河的决断，毛泽东从卫士手中要来一支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掼去烟头，嘴里迸出一声：“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从此，毛泽东开了烟戒，一直到80岁才又戒烟。胡乔木回忆当时的处境，亦说：“就像两块大石头中间的一条缝，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声。”据说，形势最危急的时候，就连素来镇定自若的彭大将军，也为中央机关的安危紧张得满头大汗。可见当时的形势确有累卵之危，若一步走错，则中央机关即有被胡宗南一网打尽的可能。

毛泽东拿出湖南人的犟脾气，信守“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的诺言，当即率中央纵队顺着黄河汊葭芦河向山上走去。毛泽东前脚刚走，刘戡后脚率大军赶到黄河汊葭芦河边。刘“大将军”望着滔滔奔流的葭芦河水，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此时正背着黄河西去不远，自己一个猛冲，也就撵上了。可是，刘戡偏偏作出了相反的判断，认定中共机关已经渡过葭芦河，立架重炮向河对岸的葭芦县城一阵猛击。入夜，毛泽东在山上的白龙庙村猛睡一觉，刘戡的数万追兵就在山下安营扎寨，篝火猛燃。这是刘戡与毛泽东第二次在山下山上遥遥相对，比邻而居。古语云：“大危若安。”信然！

此时，高叫“一战结束陕北问题”的钟松，率所部在佳县的沙家店地区进入彭德怀的预伏阵地。8月20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向被围的第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二三、一六五旅发起急风骤雨般的猛攻。钟松被围后，恐慌万状，手足无措。他急于突围，却被胡宗南在无线电话里指名道姓地大骂了一通，叫他“固守待援”。刘戡本因“援榆不力”，早已受过胡的申斥，这一次，胡宗南立命他星夜驰援钟松。刘初怕中伏，老是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见状火了，恶狠狠地威胁要拿他撤职查办，刘被逼不过，率师增援，却又无法突破彭德怀的阻击线。结果，彭德怀挥师猛扑，经一日激战，整三十六师6000余人全部被歼，师长钟松、第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技高一筹，经换衣化装，借月黑风高逃脱，胡手下的“金刚级”大将、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被生俘。其时，刘戡率大军虽近在咫尺，但就是越不过彭德怀构筑的“隔离带”，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钟松被打得嗷嗷直叫，而只能无奈地表示歉意，实在是爱莫能助。

沙家店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却也是险象环生。毛泽东事先说过：这一仗，“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往西走，出长城，进沙漠”。沙家店战役从设伏到全歼，前后打了三天两夜，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炕，先后吸掉5包烟，喝掉数十杯茶。据说胜利的喜讯传来，极少喝酒的毛泽东，高兴地喝了大半瓶的白兰地酒，还大喊大叫“拿错酒了（嫌酒不辣）”。

毛泽东对沙家店一役的评价，形容为：“陕北战争已经‘翻过了山坳坳’。”此役是结束胡宗南对陕北重点进攻的一仗，可以称之为“是陕北战争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就在胡部主力被牵制在北线期间，陈赓率大军于8月23日（沙家店之役后三天），以雷霆万钧之力，从潼关以东的陕州跨过黄河，切断了陇海铁路。潼关告急，西安吃紧。胡命刘戡率师仓皇南逃，确保关中。彭德怀抓住战机，趁势卷击，再歼刘戡部4000余人。从此，西北战场上的国共形势为之一变。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不几天，毛泽东曾兴致勃勃地亲至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表示祝贺，并与彭德怀手下的将军们笑谈胡宗南等人。毛泽东说：“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吃掉它六七个旅。我们打垮了胡宗南自命的常胜将军，活捉了他四大金刚中的三个。他们四座‘金缸’被我们搬来三座：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缸，叫什么……”“叫李日基！”有将军回答。毛泽东用他那湖南口音，将“日”念成“二”，打趣地说：“对了，叫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还许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就跑不了啦！”

这就是毛泽东的大智慧与大幽默。

“寄语胡先生，从此别矣！”

在西北战场上，中共总计有三棍打在胡宗南的痛处，第一棍是陈赓在晋南全歼“天下第一旅”，第二棍是彭德怀攻克蟠龙，第三棍就要算这次沙家店战役了。

沙家店战役之前，从蒋介石到胡宗南，再到刘戡等人，无不认为这是解决陕北战事的关键一仗。对于这一仗，胡宗南确实是想打好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抱着必胜信心。从当时的形势来说，已经把中共主力与首脑机关一起赶到了“两河”之间的一块“绝地”，只要刘戡与钟松这两只铁拳稍稍一碰，就可以一战定陕北，以竟全功了。哪里知道刘戡是如此“不堪”，钟松更是如此“松包”，竟弄得全师覆没，仅以身免！

整三十六师是国民党进攻陕北的一支主力师，号称是胡宗南手下的三大王牌师之一（另两支王牌师为整一师与整九十师）。这支部队在全盛时期，共编有3个整编旅，9个团，达7万余人。动员参加进攻延安时的实力，虽然只有两个整编旅，4个团。但是，这两个旅的实力在胡军中都是响当当的。别的不说，胡手下号称有“四大金刚”，而整三十六师就占了两个，可见胡对整三十六师的重视程度了。自整一师所属整一旅、整一六七旅相继在晋南、蟠龙被歼后，“第一王牌”整一师，其实已经是徒有其名了。“第二王牌”整三十六师在胡宗南心目中的位置，开始取代整一师。胡从“犁庭扫穴”，攻占延安开始，就处处把整一师系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再不让它直接与中共主力接战，目的是为了使整一师免遭覆辙。所以整一师之成为陕北战争中的“常胜师”，自然不能称之为“当之无愧”，而只能称之为“‘当’之无敌”。

胡既要当西北王，又要当北中国王，总还需要有部队为他打仗，从而“为王前驱”。虽然整一师、整三十六师都是亲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比较而言，手背的肉总是不如手心，整三十六师自然也不可与整一师争“长子”的地位。换句话说，胡氏保全了整一师，整三十六师就只好处处打头阵了。因此，自胡军进入陕北高原以来，整三十六师的确称得上是“劳苦功高”。盖因胡军在攻占延安后，十数万大军的行动，差不多就被彭德怀在牵着鼻子走，终日在陕北高原的塬、梁、峁、沟间乱撞乱窜。尤其是整三十六师，为了要打头阵，开辟道路，从安塞到清涧，从靖边到榆林，从无定河到三边，从西兰路到古长城，几乎陕北的每个角落都窜到过，有的地方甚至到过三四趟。虽被拖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士气低落，但总算没有受到大的打击，这也就算不容易了。特别是在援榆行动中，因钟松动作迅速，出“共”不意，一举逼走彭德怀，蒋、胡都深为嘉许。钟松得意了，自吹：“共军可以吃掉别的部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虽然说“吃掉别的部队”，也是胡的部队，总也是不愉快的事情，但胡对钟松的那股不畏共军的狂傲劲，也还是欣赏的。特别是胡部高级将领早已被彭德怀的“蘑菇战”加歼灭战打得灰头土脸，甚或已成惊弓之鸟的时候，钟松还能保持这股骄横劲，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这样一个王牌师竟全师覆没，且首开一个整编师被歼的恶劣先例，这也就不必说了；又一个“金刚级”大将被中共捉牢，“四大金刚”已去其三，这亦不必去说了；最重要的是现在军心摇动，士气沮丧，军中一夕数惊，从将领到士兵，均视陕北战场为畏途，这却如何是好？况且，此次天赐良机，尚不能置中共于死地，反被打了一记闷棍，今后的陕北战事，自然是吉凶祸福更难预测，亦更加不可为了。再说，陈赓此时已经率八万大军在卧榻之旁的豫陕鄂边区安营扎寨。从此之后，关中尚且难保，如何再有力量向陕北出击！这真是“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这也是胡宗南至为难过的事情。

沙家店战役之后，胡宗南审时度势，决定对陕北战事采取以守代攻的战略，对延安以北的广大腹地只拟固守绥德、清涧、瓦窑堡三点，构成延安的屏障；另将主力收缩延安及关中地区整补，同时确保后方安全。但是，胡宗南的这种坐等共军上门讨伐的策略，遭到军中一批高级将领的反对。防守清涧的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就表示不敢苟同，并主动向胡建议：清涧、瓦窑堡等据点固然重要，然防守兵力不多，且没有机动兵力，一旦共军进攻，不用说没有还手之力，就是招架之功也没有，何况这些地方距延安遥远，实难起到外围支撑及屏障作用，不如一并撤出这些地点，全力巩固延安外围据点。胡宗南接到廖昂等将领的建议电后，亦知这些意见固好，但不战而丢弃陕北广大腹地，蒋介石必定不会同意。若知其不可而为之，岂不自讨没趣。于是，胡既没有采纳，但也没有责备，仅复电廖昂等人，着仍照原部署进行守备，发现敌情立即具报。

“敌情”很快发现。10月1日，廖昂电报：中共一旅之众包围了该师第二十四旅一个营防守的延长县城。2日，中共进攻延长甚急，然此时延安自无兵可派，清涧亦自顾不暇，如何是好？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是胡的心腹将领，对胡的“七分政治”素有研究。在危急关头，张新抓起报话机，断然给延长守备营的官兵们送去一发发“精神炸弹”，这也是胡宗南平时惯用的套话，诸如：“我们不愧是校长的学生，胡先生的部下”；“我们是整编第七十六师的干部，要保持师的荣誉”；“我们要记住‘军人魂’的‘不成功，便成仁’”；“要有‘临难毋苟免’的精神”等等。延长守军得到张新慷慨支援的这些“精神炸弹”，不久便全营覆没。不用说，延长从此便给共军“光复”过去了。然张新不数日，同样是城破被俘，亦未肯“成仁”。可见胡的“七分政治”之靠不住。延长失陷，延川差不多同时被共军攻克。

延长、延川失陷之后，开始轮到清涧了。早在共军合围之前，廖昂便已看出苗头不对，曾电胡建议将部队撤往绥德，与整一六五旅合兵一处，坚守绥德城。但胡宗南坚不同意。据说，胡针对中共的围城打援战术，也发明了一个所谓的“钓鱼战术”。主旨便是以清涧作“钓饵”，引诱彭德怀主力来攻，尔后出动大军，来个里应外合，一举全歼攻城共军。胡闻讯共军马上要进攻清涧，认为正是运用“钓鱼战术”的良机，岂可轻易放弃！于是，胡宗南复电廖昂：“加强工事，准备歼灭来犯之敌，并继续查明情况具报。”廖昂一看，已知突围无望，也只好委屈自己，当一回胡宗南的“鱼饵”了。

清涧城位于延安、绥德之间，九里山以南，是北上绥德、榆林，南下延安、西安的交通要冲。清涧城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兵力薄弱。号称有一个整编师，其实只是一个师部、一个旅部，另加一个守备团。真正的战斗部队，也就是这个团了。

廖昂本是陇东山城堡一战中的败军之将，彭德怀的厉害是早就领教了的。但廖昂虽为一介武人，却颇有儒雅之风。自接防清涧后，做了两件事：一是从清涧城内的王翰林家藏古书中，“整理”出一部四库全书影印珍本及其他大量古书珍品，满载两卡车，由大兵武装押运西安，转运四川老家去了。古人云，藏书四大害：水、火、兵、虫，今有廖昂占其一，可见此言不谬。时有清涧兵谣云：“廖昂廖昂，吃饭拿饷，万事不管，毫无主张，惟有四库，一心思想！”二是在城内的坚固工事中，终日利用扑克牌过五关，或是利用牌九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等等。

清涧于4日被围，6日即遭进攻。廖昂一日数电向胡求援，胡置之不理，遁之曰：不见兔子不撒鹰！攻城部队未必是共军主力，不可贸然行动。廖昂一时无望，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杀手锏，当即抄录司马公的一段语录电胡：“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廖昂心里有数，一个“死”字当然吓不倒胡宗南，能吓住胡宗南的是一个“降”字。果然，司马公的千秋大义打动了胡宗南，胡于7日复电：“已饬刘戡军长率五个旅来援。”8日，胡为解决清涧守军弹尽粮绝的危机，下令空投30亿法币。廖昂看到这么多花花绿绿的钞票，不禁哑然失笑。此时的清涧城，两万居民早已逃匿一空，虽有30亿元法币巨资，富则富矣，然此物在清涧既购不到一只大饼，也不能抵充弹药，于拒敌全无用处。若发给大兵当草纸，未免又嫌太硬；若奖给官兵，人人都成了“百万富翁”，谁又肯为胡宗南死战？若贸然弃之，不啻又是一种“资共”行为！如此思来想去，30亿元法币，反倒成了廖将军的一个包袱。情急之下，廖昂别无选择，索性来个玉石俱焚，大家闹个两手空空，也就心净。于是，由廖昂亲自督导（不劳别人代劳），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刘戡于8日率部出动，11日晨，前锋距清涧只余20里地，但清涧此时已落入共军之手。整编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少将参谋长刘学超、少将新闻处处长曹锡武少将旅长张新均被共军活捉。4位被掳之将当即随中共军队撤离清涧，向解放区前进。刘戡随即率大军再次“解放”清涧，其时炮声隆隆，枪声密集，飞机狂扫，颇为热闹。廖听到刘戡所部的枪炮之声，低头默语：“来何迟也？”张新则对廖昂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寄语‘胡先生’，从此别矣！”不过，张新并未从此与胡先生诀别，后来，他奉中共之命，到汉中说降胡宗南，总算又见过一面，这是后话了。

清涧之失，兵力损失不唯太多，但计有4位将军被中共生俘过去，其中还有一位中将整编师长，算得上是开陕北战事以来被俘将领之多、档次之高的新纪录；同时，中共的攻坚水平，比之蟠龙战役，又有很大提高。胡的所谓“钓鱼术”，“钓”到最后，竟成了“送饵术”。而且自清涧失陷后，绥德与瓦窑堡的守军，更形孤立，胡不得不命刘戡将他们仓皇接走，丢下两座空城，白白地送给彭德怀接收，再也玩不起什么“钓鱼术”了。从此以后，自延安向北，顿成胡军的“死亡之线”，胡宗南再也不敢越过延安一步了。

清涧一战，延安成了胡军的前沿据点，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胡自己亦觉长住延安边区银行的窑洞，既不甚安全，也无此必要。同时，部队行动也须作新的安排。于是，决定留整17师守备延安，主力部队陆续撤回关中地区休整。胡于10月20日左右，首先从延安开溜，回到西安“指挥”去了。12月下旬，延安“前指”撤销，裴昌会亦溜之大吉，所幸彭德怀在这段时间里因二打榆林受挫，中共主力部队均已转入冬季休整阶段。胡宗南自发动陕北战事以来，好不容易才由彭德怀赏了这么一次喘息机会。

1947年底，胡宗南在陕北开始转入“战略防御”态势，力图通过控制延安、宜川、韩城、洛川四大战略要地，从表面上维持在陕北的存在。具体部署则是：除了以整十七师守延安外，另以整七十六师的一部守韩城，以整二十四旅守宜川，刘戡率主力整二十七师、九十师集结于洛川地区机动，以便北援延安，东援宜川，南援韩城，实现其所谓：“雄踞一点，监视三面”的战略作用；同时，亦可达到屏障关中，保护后方补给供应线的战略目的等。从胡宗南当时的力量来说，也只能如此了。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胡宗南认为，宜川的重要地理位置，不但表明它是陕东的战略要地，关中的重要屏障，而且还是隔断中共陕北、晋绥、太岳三大解放区联系的一颗“道钉”。宜川的重要性，此时恰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若宜川一失，则陕东皆死；若陕东一失，则关中皆死；若关中一失，则西北皆死；若西北一失，则全盘皆死了。这么重要的一处地方，自然是非守不可的。故胡宗南在清涧战役之后，很快将原先的一个守备团，增加为一个守备旅，旅的番号便是不久前在清涧被歼的第二十四旅。胡宗南对宜川如此看重，也难怪他又要跌上一个大跟头了。

彭德怀的“新动向”，也是看准了宜川的重要战略位置，不打北面的延安，不打南面的韩城，却是中间开花，打宜川，调“洛川”，歼灭刘戡。对于这一战术，中共有个说法，叫做“打狼崽，‘钓’老狼”，兵法上亦称之为“攻其所必救”，或谓之“围城打援”。通过猛攻宜川，逼宜川守敌第二十四旅新任旅长张汉初向胡宗南告急，“钓”刘戡率所部出洛川救援。其时，若援兵急来就慢打，若慢来就急打。正好比有经验的猎人，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了猎人的陷阱里。只要宜川一下，刘戡大军一亡，则延安必定是不战而下，韩城守军亦不战自溃。然后趁势卷击关中，亦指日可待了。

宜川城周围环山，山势险峻，多悬崖绝壁，层次重叠，攀登不易；加之从阎锡山盘踞时期开始，就构筑了大量永久性与半永久性工事；城内又有2700余人的兵力，另有刘戡的3万大军集结在洛川附近，随时准备救援。按理说，这样绝对有利的地形地势与机动强大的兵力配置，真可谓固若金汤了。只是此时的胡军早已心胆俱裂，不用说第二十四旅已经被彭德怀歼灭过一次，头顶上的死亡阴影尚未全部散去；而且以蟠龙、清涧的地势之险，工事之坚固，兵力之雄厚，尚不堪彭德怀雷霆一击，何论宜川？这样一想，宜川守军的气势早泄，亦是惶惶不安了。

打狼崽，“钓”老狼

彭德怀运用打狼崽，“钓”老狼的战术，立见成效。早在1948年2月中旬，胡宗南就不断得到共军主力已陆续南下，有进攻宜川模样的情报。当时，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及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整九十师师长严明都还在西安欢度新春佳节（2月10日春节）。正是“乐不思蜀”的时候，胡宗南立命刘、王、严等人迅速返回部队，进行布置。2月24日，宜川战役的外围战开始，“狼崽”张汉初向胡紧急呼救。2月25日，“老狼”刘戡就被“钓”起，率3万大军（计两个整编师、4个旅、8个团），驰援宜川。

从洛川到宜川，共有三条路线，一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但有遭共军伏击的顾虑；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一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三条路线，走哪一条路线较为安全？刘戡颇费了一番踌躇。

从攻占延安开始，刘戡的本职就成了救援解围。先后执行的救援行动计有援救蟠龙，援救榆林，援救钟松，援救清涧等等。可以说，无论什么地方被攻，也无论什么部队被围，都是刘戡一马当先地率部前往救援，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救援专家”了。但是，救援的结果，不是“马失前蹄”，就成了“马后炮”，总之是没有一次救援成功的。这样一来，刘戡常常是吃力不讨好，虽吃尽了千辛万苦，却因胡宗南心情不好，反遭胡一顿痛骂。最明显的一例是救清涧，竟被胡宗南以赴援不力的罪名，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古人云：“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刘戡固然是大饭桶一只，但摔跟头摔多了，多少也掌握了共军的一些战术特点。比如，这次若按刘戡的本意，认为共军很可能又是一次围城打援的战术，以攻宜川作诱饵，引诱胡的援军中伏。问题是共军最有可能在哪条道上“剪径”呢？若从共军方面考虑，他们当然认为胡军是大部队行动，机械化装备多，一定要走洛川到宜川的公路。如此，他们很有可能就在这条道上设伏。于是，刘戡向胡宗南建议：“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这一次援宜，索性不走大道，单走山间小路，直趋宜川城下，岂不大妙！

但刘戡的建议很快被胡宗南否决。胡认为：既是援军，则救兵如救火，岂有舍近求远的道理，只有经瓦子街往宜川，路既近且好走，才能达到迅速解围的目的。于是，胡命令刘戡沿洛（川）宜（川）大道，率大军迅速推进，直捣宜川城下，确保宜川安全。

胡宗南令出如山，刘戡无话可说，只得于25日率师沿洛宜公路向宜川前进。从洛川至宜川，约为200里左右的路程，急行军两日可至。刘戡的部队行军3天，其前锋整二十七师王应尊所部于27日始到达瓦子街。当日，王部即遇共军主力阻击，并于观亭附近，将执行威力搜索任务的王师一个营吃掉大半。当时，刘戡与军中将领分析：共军既已包围了宜川，又集结大军于观亭附近，显然目的在打援，而不在围城。且瓦子街扼洛川、宜川公路咽喉，由瓦子街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长约30里。在狭窄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便于大军隐蔽集结，进行野战。于此，对共军不可不防。故刘戡等人主张：先北打观亭，解除侧翼威胁；尔后绕开瓦子街，沿观亭之山路，直趋宜川城下，既可自存，又可解围，实为两全。军中将领皆然其计，但大军改变行动路线需请示胡宗南同意，于是，刘戡一边发电向胡请示，一边下令部队于原地不动，等候机宜。

胡接到刘戡的电报，却有自己的判断：一方面，胡根据战场情报，获悉共军共有5个纵队投入宜川战役，其中一个纵队可能用于韩城方向，一个纵队用于阻击刘戡援兵，3个纵队用于围攻宜川。又因共军连续作战，伤亡极大，战斗力削弱，当不足为虑；另一方面，胡认为共军过去虽有歼灭胡部一个整师、一个整旅的纪录，但一次歼灭一个整编军，尚无此可能。彭德怀胃口再大，也难以有此实力。同时，胡于27日闻讯共军猛攻宜川甚急（援军慢来则急打的“钓”老狼战术），张汉初求援电不断，情势已是万分危急。深感不能再犹疑观望了，故复电刘戡，谓宜川万分火急，按原定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并说，过去找共军大部队尚找不到，现在到了你们面前了，岂可退缩等等。结果，既未能改变路线，在时间上又耽搁一天，机会尽失。

作为战场统帅，不但需要对地形、民情、政情有精到细微的了解与把握，而且需要对军情、士气与战场形势的细微变化有十分准确的领悟与体察。从胡宗南来说，全然是以官僚作风与统帅威权来指挥部队，属下只知奉命唯谨，战战兢兢地执行命令，一切按公式行军，按公式打仗。本来，刘戡的观亭一电，原是保全整二十九军的一次最好机会，但是，由于胡的高高在上，与战场状况严重脱节，且对战场主官的意见动辄否决，既未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未能根据战场主官的意见，及时修正战役方案。始终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此等统领军队怎能不败！

刘戡奉胡“立即前进，不准停留”的电令，于28日越过瓦子街，进入铁笼湾，即已陷入重围。刘戡不愧是救援老手，当即下令全军取攻击姿态，迅速攻破当面共军阵地，全速前进，限于当日抵达宜川，与第二十四旅会合。但全军虽竭尽全力，攻至黄昏，前锋至宜川仅剩10里，终至强弩之末，未克奏功。刘戡深知此时处境已十分危险，若稍一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当时，公路南侧尚未发现情况，故判断若能趁此机会向南突围，向黄龙山区撤退，或许尚有可为。对于此议，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表示同意，甚至愿意担任全军前锋和后卫，然整九十师师长严明腿部伤残（河津翻车所致），加之连日行军，此时疲倦已极，急于休息，故对刘戡此议大加反对，甚至予以讥讽说：“仗还没有打，就想跑，这种仗我们还没有打过。”

刘戡作为指挥官，冷静、沉着，素有决断，在胡部高级将领中，确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将才。抗战期间，先后率部在河北、山西抗击日军，亦有上佳表现。但是，刘虽为黄埔一期出身，却非胡的嫡系。刘于1946年1月才从重庆卫戍副总司令任上，出长整编第二十九军，成为胡手下与董钊并肩的二将之一。在与胡的历史渊源上，不用说不可与董钊相提并论，就是与严明、王应尊等人比较，也是大为逊色的。加之胡军内部派系纷呈，大凡旅长以上的部队主官，无不是直接听命于胡氏命令，所谓的军、师长，对属下的高级将领，并无威权。至于“外来户”刘戡，既与胡渊源不深，又与胡部将领素无交往，虽忝列整编军军长的高位，却受到胡宗南及其手下一班亲信将领的排挤，自感甚不得意。手中既无权力，说话也不响亮，相反苦事、累事、吃力不讨好事，都还得他去干，弄到最后，不用说“功劳”二字，从不沾边；就是“苦劳”二字，也是没有的。

其他方面姑且不谈，只说自陕北开战以来，刘戡与董钊均为胡手下的整编军长，要说出力之大，刘戡本在董钊之上；要说打败仗，董与刘都有一份。最后的结果，却是刘挨处分（革职留任），而董却升官（被胡保荐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胡之亲疏、厚薄，悬殊如此之大，可见刘戡在胡部的尴尬处境了。所以，这次在关系到整二十九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刘戡不但不能独立做出决断，反而要受制于下属，被严明等人嘲笑。刘受此一辱，大跌面子，心上怨恨之极。

第二天，刘部面临情况更加严重，严明于此时也有些懊悔了，于是主动向刘戡试探突围一事。但刘戡此时已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打算，自认为当这个整编军长，受够了胡的冤枉气不说，还要受胡手下这一班骄兵悍将们的鸟气，实在是活着也早已没有了味道，不如大家一起玩完了事。于是，当他接到严明着人打来的电话后，立即十分冲动地说：“算了，打完了事！”又一次逃生的机会，因高级将领之间的派系倾轧，而在相互斗气的过程中失去。

29日，西北野战军发起强大攻势，经一日激战，整二十九军兵力损失过半。此时，师以上将领心里都很清楚，若再不突围，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是最要命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大家侥幸冲出去了，谁对胡宗南负责？在刘戡的本意，是要师以上将领共同负责，其意无非是：既然是大家共同逃命，理应各人都分摊点责任。但是，严明坚不同意，他坚持要刘戡下命令。就这样，大家顶着牛，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只能是原地不动，玩完了再说。第三次逃生的机会，也就此失去。由此观之，刘戡之败，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败在胡宗南的权变手腕上。

3月1日，彭德怀下令发起最后总攻，战局急转直下，整二十九军已是无可救药了。虽然胡宗南的救援电报仍然雪片般纷纷飘来，又是空军出动，又是援军日夜兼程急进，指日可达等等。但刘戡是“救援专家”，这一套鬼把戏，本是他的拿手好戏，现在胡宗南再来玩他，岂不可笑。何况其时天降大雪，飞机早已不能起飞，而援军更是远在豫西，指日可到之说明明是一句鬼话。刘戡自我解嘲地想，过去一次次救援别人、欺骗别人，现在弄到自己也是无人可救，亦被别人欺骗，这也是冤冤相报，咎由自取。

3月1日这一天，对于刘戡以下两万余将士来说，这就是世界末日，只可惜连一顿“最后的晚餐”亦不能够品尝了。曾经扬言一个师可打败共军两三个纵队的严明，精神首先崩溃，至午后，知战局已无可挽回，于是不断逼迫团长以上将领自杀，并以此向胡宗南邀功，标榜自己“以报校长及钧座培育之恩德”。这种无聊的把戏幸被参谋长曾文思当场制止，并着严明之子、通讯营长严守礼加保护。拖到下午，“忠烈”之士严明在乘坐滑竿逃跑过程中，被机枪打死，中共总算成全了他向胡宗南表示愚忠的一番心愿。

刘戡比严明多活了一会儿，挨到黄昏时分，眼看阵地四面都是潮涌一般的共军，自知大局已去，遂跳出战壕，拾起一颗手榴弹，自戕身死。刘戡之死，若是早上几年，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倒也不失为是壮士之举。只可惜晚了几年，却是愚不可及了。倒是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脑子活络一点，先是放下武器，混入士兵队伍，尔后利用夜暗脱离俘虏队列，隐入山中，两日后逃回西安。

“老狼”既死，“狼崽”留着又有何用？3月2日，彭德怀下令乘胜对宜川守敌发起最后总攻，数小时后，即全歼宜川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在跳山逃跑时，因摔坏腿骨被俘，这是继第一任旅长张新之后，第二十四旅第二任旅长被彭德怀活捉。

至此，宜川战役结束，胡宗南计损失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5个旅计两万九千人。中将整编军长刘戡、中将整编师长严明及少将旅长周由之、李达等高级将领阵亡，余皆逃跑或被俘。宜川战役，不但是自陕北战事以来，首开一个整编军被歼及一位兵团级指挥官阵亡的纪录，而且也是在一次战役中，损失兵力及阵亡将领人数最多的一次。在随后的西府战役中，宝鸡守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伤重致死，胡宗南手下3名中将整编师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先后阵亡，国民党为之震动。以至在西安市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刘戡戡‘内乱’，‘内乱’未戡身先死”；“徐保保宝鸡，宝鸡不保命也亡”；横批是：“纪律严明”。

对于胡宗南来说，最为尴尬的是在宜川战役结束后不久，陕北新华社发布通告，谓宜川战役中的受伤官兵已经治疗，阵亡官兵已经掩埋，刘戡与严明的尸体已经装殓，如有人来运回刘、严等人的尸体，解放区军民将予以方便等等。彭德怀的这一手实在厉害，一下子便陷胡宗南于左右为难的困境，若是接运吧，显然这是中共的一颗“政治炸弹”，目的在瓦解军心；若是不接运吧，又何以向全体官兵及死者家属交代？经反复斟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把中共的“政治炸弹”刘戡与严明的尸体运回西安，并开了一个追悼会，呈请蒋介石追晋刘戡、严明上将衔。这是在解放战争期间，阵亡将领较早被追晋陆军上将的两个人（最早的为陆军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麐，于1948年1月13日在山东作战阵亡，于3月被追赠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对于刘戡、严明来说，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本已在黄泉路上踯躅而行，竟还捡了个上将军的军阶，岂不美哉！刘戡本是兵团指挥官，又是蒋介石黄埔一期的五百开山大弟子之一，晋升上将衔尚有一说（1953年又被蒋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以便摆平）。至于严明，原本是个整编师长，仅为黄埔四期出身，无论就职务而言，还是就资历而论，与上将军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若不是彭德怀的机枪点了他的名，他从哪里捡得这样一个大便宜。此例一开，此后的陆军中将大凡要当上将军，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宜川一战，陕东三万大军尽没，尤其是刘戡的阵亡，几乎可以说是国民党自发动内战以来第一个阵亡的兵团级指挥官。败讯传到南京，蒋介石为之震怒。当月，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国大代表们对胡宗南一败再败的表现深为失望，对宜川惨败更是一片哗然。蒋为敷衍国大代表，给了胡宗南一个撤职留任的表面处分，这也算是胡宗南自走出黄埔以来，第一次所受的处分了。3月13日，蒋在给胡的“手启电”中，仍然心有余愤地说：“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蒋介石后来到西安召集军事会议时，还亲率胡部高级将领到翠华山祭奠刘戡、严明、徐保。蒋在阵亡三将领的墓前发表训词时，竟说：“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祭奠他们，如果你们不努力作战，恐怕我们死后，就没有人来掩埋，更谈不到祭奠了。”话说得这样难听，可见蒋的痛苦之深、哀痛之深了，胡宗南一旁听了，为之赧然。

据说，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于乱军中侥幸逃回西安，胡于当夜接见，当问到整二十七师的损失时，王报告损失了三个司令部（指一个师部、两个旅部）和三个步兵团（欠一个营）。胡听说整二十七师只有这点部队，竟虚伪地表示：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王听了胡的这段话，为之哭笑不得，心想，我的部队被西安绥署指挥得七零八落，难道在增援宜川时，整二十七师有多少部队你还不知道吗？

“胜利”大逃亡

如果说官雀村、蟠龙、沙家店这三记闷棍，打得胡宗南还不够狠，那么宜川战役恰如在胡宗南的屁股上捅了一刀，痛得他坐立不安了。胡原是睥睨天下、顾盼自雄的枭雄人物，原以为自己有拔山扛鼎、纵横莫当之能，一个老实巴交的彭德怀，几万粮弹不继的老弱羸兵，岂是20余万胡家军的对手。哪里知道从胡宗南率师攻占延安开始，就好像掉进了陕北这口大泥潭一样，陷于进退无据，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打又打不赢，守又守不住，逃又逃不脱，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其宰割。一年多来，战术换了一个又一个，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圈套做了一个又一个，结果都是自己人去钻了；将领换了一批又一批，不是被共军俘虏，就是进了地狱。如此损兵折将，丢师失地，实在是不好意思，颇有点对不住蒋先生了。

宜川战后，胡宗南痛失刘戡及整二十九军，深感两大主力，已去其一；左右两手，已断一臂。胡痛定思痛，“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彭德怀虽为一农民将领，然带兵打仗，确有高明之处。自己败就败在过去太小觑他了，结果，总是被他牵着鼻子打。尤其是从毛泽东到彭德怀，都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即便是延安这样受到海内外瞩目的政治中心，他们说丢就丢了，战略战术之灵活，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反观国军这一年多来，今天占领延安，摆上一个整编师；明天占领蟠龙，摆上1个整编旅；后天占领清涧，再摆上一支部队，如此，占领的地盘越大，包袱就越重，兵力就越分散，手中的机动兵力就越少。这真应了兵法所说：“兵贵合也，合则势张”；“兵不贵分，分则力寡”。分兵的结果，无非是给共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胡宗南深感：为今之计，只有痛下决心，以毒螫在手、壮士断腕的勇气与决断，主动放弃陕北，或许能杀出一条生路。即以延安来说，固然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但其实只是一座孤城，军事上、战略上都并无多大作用，纯粹是一件图虚名而招实祸的蠢事，如果能及早放弃，仍不失为一着明智之举。否则，机会一失，便是要撤也撤不回来了。至于比延安还要等而次之的城镇，更要断然舍弃，以达到收缩兵力，巩固关中，屏障西安的目的。

胡宗南分析，就自己当前的实力而论，若将摆在豫西的整一军调回，则大致可以掌握7个整编师以上的部队，计7—10万人的兵力，若从数量上说，仍在共军之上，还可以与共军决一雌雄。不过，这些部队中，除了老基本整编第一师较为完整外，其余的部队大都受到共军不同程度的打击，有的甚至被歼两次以上。虽经重新建立或整补，但实力早已今非昔比，不堪重任了，这是不能使人放心的地方。特别是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仅凭手中这些部队，既要警备潼关以东地区，又要应付共军在陕北与关中的强大压力，不但没有力量作战略上的进攻，就是要对关中地区作周密的防守，也深感力量不足，大有捉襟见肘之虞，明智一点，也只有采取“机动防御”的战略了。

胡宗南精心设计的“机动防御”战略，就是策划将分散在豫西及陕北各地的部队全部收缩到关中地区的渭河北岸，选择三原、蒲城、大荔这三个重镇，形成距离约100公里左右的“铁三角”防御区域，把现有主力集中到这样一个防区内活动，或东或西，或攻或守，相机应付。守，可以巩固西安外围，屏障关中；攻，可以向陕北地区扩张，向豫西或陇东出击。况且，在这个“铁三角”的防御区域内，党国的“七分政治”有相当基础，军需供应及情报供给，都不成很大问题，与陕北的“奸民”对国军的仇视态度，自不可同日而语。如此，国民党虽然在陕北打输了，然关中究竟为谁家之天下，正未有定论！应当说，胡宗南的这个“机动防御”战略，的确是他在一次次惨败之后，冷静总结的成果，固然未必能起多大作用，却是他所能采取的比较可行的对策。

“机动防御”的战略初定，胡宗南就开始抓紧部署实施。第一步便是主动放弃延安，将整十七师撤回关中。宜川战役后，剩下延安一城，像一只断线风筝一样，孤悬在几百公里以外的陕北高原上，弄得困守该城的十七师官兵，“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大有一夕数惊之惧。但是，延安这处地方又非同寻常，乃是蒋介石策划数年，胡宗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倒贴”上晋南“一只肥牛”，才从毛泽东手中夺过来的。况且，为庆祝“延安大捷”，党国的牛皮几乎吹破了天，海内外的舆论更是造得震天价响，出尽了许多洋相也就不去说了，现在不战而弃，何以对党国交代，何以对国民交代，何以对本就轻视党国的洋人们交代？

事实上，按蒋氏本意，延安一城，固属“军事闲棋”，仍属“政治热棋”，很有点不甘心就此撒手的意思。但是，胡宗南这次铁了心，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决心，一定要贯彻他的“机动防御”的战略，顾不得所谓“面子”了。经过反复陈述，最后蒋胡双方都作了妥协。若按胡氏原先的打算，4月上旬就要放弃延安，尽快将整十七师南撤关中。然而，恰在这段时间里（3月25日至5月1日），“行宪国大”开会，蒋介石于4月9日要在会上作施政报告，并论及军事情况，其中要说到这样一段话：国军仍然是有力量的。要占领共产党的政治中心延安，就能够占领延安。要占领共产党的经济中心烟台，就能够占领烟台等等。为了佐证蒋介石讲话的“真实性”，照顾一下蒋介石的面子，胡宗南不得不将放弃延安的行动推迟十余日，等到蒋介石在“行宪国大”讲话及当选总统之后实施。而蒋氏也作出“妥协”的姿态，批准放弃延安。至于这一次主动放弃延安，是不是表明“国军仍是有力量”，蒋介石并未说明，胡宗南缄口不语，笔者亦只好“语焉不详”了。

1948年4月19日，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总统，4月21日，延安整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终于望眼欲穿地等到了胡的撤退命令，弃守延安，南下关中。此时，适逢彭德怀率西北解放军主力转战西府陇东地区，整十七师南逃的咸榆公路一线并无共军大部队拦截，总算给何文鼎创造了一次胜利大逃亡的机会。饶是如此，整十七师在渡过洛河时，只因遭到解放军小部队的尾击，便已惊慌失措，溃不成军，人马争先逃命，将所有山炮、重炮、坦克、载重汽车、小吉普等重武器和辎重装备，一股脑儿丢在洛河北岸，予以“资共”。事后清查，该师这次南逃，计伤亡官兵近1000人，逃跑及投诚共军的人数计3000人，损失重炮两门、山炮13门、野炮8门、战车8辆、载重汽车48辆、小吉普汽车7辆，弹药、被服损失不计其数。

何文鼎带着这份清单到达西安见胡，胡大怒，当即对何说：“山西运城所丢的重武器由我负责，延安所丢的重武器由你负责。”胡宗南所说的运城失守，是指1947年12月晋南运城被解放军攻克后，计损失重机枪400挺、迫击炮300门、榴弹炮四门、战防炮12门等，蒋胡都曾为之痛惜不已。5月10日左右，蒋到西安视察并布置军事，胡为推卸责任，直接安排何文鼎到蒋在西安的临时官邸太乙宫见蒋。当时，蒋正在与胡宗南、裴昌会、董钊等人谈话，见到何文鼎，即怒气冲冲地骂道：“怕死，无耻。”事后，胡将何文鼎撤职查办。

其实，蒋之龙颜大怒，真正的原因并不在失去了一批重武器，而在于延安的得而复失！蒋氏自发动内战以来，与中共交手，一败再败，早成常败统帅，重武器丢失之多，亦是不计其数了，时人甚至讥之为是中共的“运输大队长”，何至于斤斤计较何文鼎丢失的这点小数字？问题是：蒋介石尽管威风扫地，斯文尽失，尚有一点东西能够聊以自慰的，便是“延安大捷”了。现在，仅仅400多天过去，延安也已经是不战自丢，岂不是连自慰的一点权利也被剥夺了吗？蒋介石想到这里，心情自然是不那么好受了。然而，撤退延安一案，经胡申报，已被批准，这件事自然不好处理胡宗南，当然也不便处理自己。可是，不找一个替罪羔羊，发泄一下心中蓄积已久的怒气，心理又不得平衡，这便是轮到何文鼎倒霉了。不过，何被撤职查办后，不久就出任秦岭中部守备区司令官，一年之后，又出任第七兵团副司令，升了官了。

胡宗南在放弃延安以后，防区收缩，兵力相对集中，第一次出现了攻守灵活，进退有据的有利局面；加之关中地区可以说是他经营了十余年的老巢，政权建设有相当基础，比之被共军赤化的陕北，要有利得多。如此，军事形势果然发生了有利于胡宗南，而不利于彭德怀的微妙变化。偏在这段时间里，彭德怀急躁冒进，脱离后方，轻率西进，远征泾渭河谷地区，结果造成胡马南北夹击的危险局面，差一点铸成西北野战军全军覆没的大错。事后，彭德怀为之总结，西进受挫，原因之一在于轻视了胡宗南的实力。可以说，这是自陕北战事以来，胡宗南在军事上较为主动、形势较为有利的一段时期。事情缘起于洛川之战。

本来，在宜川战役之后，胡宗南就开始作收缩兵力的打算，整个陕北地区，除了咸榆公路上的延安与洛川等少数几个孤点外，其他区域差不多都放弃了。由此，彭德怀率大军在陕北地区扫荡的同时，分兵一部（两个纵队）完成了对洛川的包围，意图通过攻打洛川，再来一次围城打援，调动胡宗南的最后一支主力裴昌会兵团，相机加以歼灭。若洛川一下，孤悬北面的延安守敌，自然是不战自溃了。

但是，彭德怀失算了。首先是围城未下，洛川守敌虽然仅有一个旅，但一因中共轻敌，二因洛川胡军第十二旅抱死守决心；十二旅副旅长兼洛川县长杨荫寰甚至残忍地将外围逃进城里的官兵全数杀光，以“壮”城内守军的意志。结果，从3月9日至4月13日，西北野战军围攻洛川一月有余，竟未能攻克，这是胡、彭两军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就以蟠龙、清涧、宜川这样重兵防守的坚城，彭德怀一声令下，也是指日可克，何曾有过这样旷日持久的攻坚战！

“围城”失算，打援亦失算。洛川之战开始，胡宗南立命豫西裴昌会兵团迅速回防西安，并增援洛川。裴兵团动作极快，两日之间，就将大军从豫西调到关中至陕北的前沿蒲城。但是，这一次胡宗南多了一个心眼，深感再玩不起瓦子街那样的游戏了，从蒲城至铜川仅数十里地，竟磨蹭了20几天，于4月4日才决定由铜川沿咸榆公路北进，策略则是援而不进或缓步慢进。其时，裴兵团5个师挤成一团，一天只走15公里，晚上宿营的时候，再往回退7公里。总之，胡宗南的既定方针是：宁可丢掉洛川这只“狼崽”，也决不让彭德怀“钓”走裴兵团这只老狼。

围城不下，打援不成，果然，彭德怀的急躁病犯了，遂率部西进，把主力插到胡宗南的大后方去，相机夺取胡宗南的后方战略基地宝鸡，并企图调动、分散裴昌会兵团，寻机各个歼敌。此策一定，由此造成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所犯的最大错误，这也就有了胡宗南大吹大擂的所谓“泾渭河谷大捷”。

“泾渭河谷大捷”

西安以西，泾河和渭河之间地区，古称西府，辖地包括现在的宝鸡和咸阳等市县，地处陕西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向为兵家争夺之地。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曾写道：“秦地最胜，无如咸阳，被山带河，金城千里。”可见这个地方的确了不得。《诗经》中更有“泾以渭浊，湜湜其沚”的佳句，并由此化出了诸如“泾渭不分”“泾渭分明”“泾浊渭清”等成语，表现出这个地区浓郁的思辨色彩与深厚的文化传统。以一对普通的姊妹河，却饱含着如此深刻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在中国是唯一，在世界亦无双。

本来，胡宗南自恃这里是他的战略后方，共军不敢轻涉，因而兵力一向较为空虚，除了宝鸡是他的重要补给基地，勉强派出整七十六师师部率一个团驻守外，其他地方均未派驻正规部队，结果，形成胡宗南统治区域的薄弱环节。正因为如此，彭德怀率师西进河谷初期，进展十分顺利，数日之间，便连下9城，切断了西北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之后，激战一昼夜，攻克西府重镇宝鸡，全歼整七十六师2000余人，这也是该师于清涧战役后第二次被歼，师长徐保重伤被俘，第二日就因伤重不治而死，缴获的武器及军用物资堆积如山。整窑洞、整车皮、整仓库的武器装备及粮食、布匹，应有尽有。这是西北解放战争中缴获最多、最丰富的一次。

彭德怀的这一闪击行动，不但威胁了胡宗南的后方，而且也打到了“回马”势力的大门口，蒋介石、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为此都大吃一惊。不过，蒋介石很快看出这是一次机会，命令胡、马，“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穷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蒋并强调：各部“勿因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胡宗南亦看出了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复仇机遇，急调裴昌会兵团西进，加上马步芳的整编八十二师，共集中了11个旅的强大兵力，分两路驰援宝鸡。

胡、马这次都铁了心，要乘彭德怀此次远离解放区，缺乏后方支持的时机，捐弃前嫌，联合作战，全歼共军。于是，胡、马两军的行动不但相当迅速，而且作战亦相当主动，与过去相互钩心斗角，保存实力的做法，迥然不同。这就使西北野战军切实面临着被胡、马夹击的巨大危险。

胡宗南指挥胡、马两部对西北野战军形成的第一次夹击态势，是在宝鸡战役期间。4月26日，彭德怀率部攻克宝鸡。27日，胡宗南便指挥回马的骑兵与斐兵团的快速部队分别从北面的长武一线、东面的武功一线，强行突破西北野战军的阻击阵地，尔后以高速向宝鸡急进，一下子从北、东两面，将集中在宝鸡地区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包抄起来。本来，胡宗南在宝鸡储存的弹药足够西北野战军使用两年以上，彭德怀正在紧张地筹划如何处理。但是，由于陷入背水侧敌的险境，既无时间准备以击退胡宗南的反突击，也无法全部搬走在宝鸡缴获的物资，这使彭德怀深为叹惜。

更为糟糕的是，攻占宝鸡的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未曾料到胡、马两军骤然而至。27日这一天，全军都已分散做群众工作，运送和处理战争物资，根本无法将面临的严重敌情通知各部队，并迅速集中转移。情况已经万分危急，彭德怀当机立断，让电台每叫通一个纵队，即亲自布置其撤离路线与集结地区，并交代：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以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指挥部队，这在彭德怀来说，过去也是从未有过的。最后，有个部队是在天黑以后才找到的，28日凌晨才指挥他们迅速脱离宝鸡。但是，由于撤退仓促，大量武器、弹药、物资都已经来不及运走，只得全部炸毁；而阻援部队又未能有效地抗击胡、马的反突击，部队受到相当损失，这都使彭德怀大为恼火。这也是自陕北战争以来，从未遭受过的损失。

胡宗南指挥胡、马两部对西北野战军形成的第二次夹击态势，是在泾水之北的陇东地区。当时，彭德怀率部撤出宝鸡迅速北上，是考虑到东面的胡集团兵力较强，应避免与之决战，认为北面的“回马”整八十二师马继援部兵力较弱，选择其作为打击对象，不但可以相机歼灭，并可趁机收复陇东。实际上，整八十二师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骑兵师，其凶残、强悍、暴戾的战斗作风及行踪飘忽、运动迅速的运行速度，都是胡集团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这一次西北野战军是在胡宗南统治区作战，无法获得确切情报，这也是导致当时战场形势发生逆转的重要因素之一。

5月3日夜，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主力通过西兰公路，涉过泾河继续北进。此时，胡宗南命令裴兵团抓住战机，一改过去的方阵推进样式，实行数路并进死追不舍的战术，在其途经地区不留兵力守备，以达到挟优势兵力，长驱直进，尾追围歼的目的。胡宗南的这一战术果然奏效，以至几次对西北野战军形成夹击或包围态势。在胡军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攻击面前，西北野战军各纵队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反击，不得不分散夺路突围。

此时，马继援的集团马队，更是发挥出移动迅速，狂啸而进，猛冲猛打的特点，使西北野战军主力左支右绌，深感难以对付。最突出的一例为屯子镇事件。5月5日，西北野战军六纵机关及一个旅被“回马”的三个骑兵团包围在陇东屯子镇，六纵率部左冲右突，均未破围，且伤亡极大。不久，六纵另一旅赶来救援，以两旅之众对付“回马”的三个团，并且是里外夹击，亦未能解围。后彭德怀亲率两个纵队赶到，意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对这支“回马”军加以围歼，也未能达到目的，最后只是将被围部队救出。以三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而不能歼灭“回马”的三个骑兵团，这使铁军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感到一种难堪，也不得不对“回马”的战斗力重新加以检讨。

最危险的情况发生在5月7日这一天。在泾河以北的陇东荔镇、肖金镇地区，胡宗南命令“回马”整八十二师马继援部与裴兵团前锋整三十六师钟松部南北对接，封锁西北野战军东进通道。而此时的西北野战军各纵队因已分散，多路行动，各纵队之间联系不上，对胡、马两军骤然突至，在前进通道上设伏，尚茫然无知。一件更加出乎意料的事件发生了，奉命担任东进通道机动防御任务的西北野战军四纵队，竟擅自放弃阵地东撤，让马继援的骑兵得以跟踪追击西北野战军主力，造成较大损失，西北野战军各纵队之间的混乱情况开始加剧。此时，因彭德怀率一纵队到屯子镇解围，尚未回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副司令员赵寿山面对如此危急复杂的局面，连连说：这下子唱了个《苟家滩》，上了娃娃的当了。《苟家滩》是秦腔的剧目，讲的是一个老将军被一个年少的敌将引到河滩上吃了败仗，他这里指的是马继援。马继援是马步芳之子，这个时候只有29岁，正可谓年少得意，风头正健。

就在这样一个关系到西北野战军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率二纵东进的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突然间发现胡、马大军已从南北迅速掩击过来，此时与中央军委及彭德怀都联系不上，即当机立断，改变原部署，将二纵队分兵三部，一部向南，顶住钟松的进攻；一部向北，顶住马继援的进攻；一部向东，占领要点，构筑工事，拼出全力，不让胡、马两军关门合击，硬是从胡、马两军的撞击下，撕开一条东进通道，得以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迅速东进，脱离绝地。这一仗，二纵队可谓打得天昏地暗，一直激战到5月9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始全部跳出重围，全速东进。5月12日，西北野战军回到关中分区，总算彻底摆脱了胡、马两部的追击。

彭德怀曾在《自述》中说，他在西北战场曾有过两次错误，一次是二打榆林，“近月未下，妨害部队休整训练”；一次是西府、陇东战役（胡宗南称之为泾渭河谷战役），因轻敌冒进，“结果胡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的手段，从延安，主要是从河南调集最大的兵力，和青海马继援部一起向我夹击”。西北野战军虽取得一定胜利，但也受到较大损失，计损失兵力14900人，其中伤亡6566人，失散、被俘、逃亡8407人。从总体上来说，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也可以说是一次败仗。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证明：胡宗南陕北之败，从根本上来说，是“七分政治”的失败；而彭德怀在西府、陇东地区受挫，何尝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当时，西北野战军远离解放区，到西府、陇东地区流动作战，群众来不及发动，地方政权更来不及建立。结果，情报不灵，整补不利，伤病员得不到安置，导致战斗力削弱等等。这说明：胡宗南在西北地区的失败，根本的原因，是败在国民党政治的失败，所谓“志大才疏”等等，都还在其次。

泾渭河谷战役，对于胡宗南来说，固然是功败垂成，大失所望。但是，相对于自陕北开战以来，每战每败的处境，这一次毕竟是打了一次追击战，亦取得了一定战果与缴获。若就具体数字来说，比之攻占空城延安，也要实惠得多。从蒋介石来说，自然也是不满足于这点战果的，然当时全国战场的形势，已经是一败再败，几到惨不忍睹的境地。胡、马两部能在泾渭河谷取得这么一个战绩，也算难能可贵了。特别是马继援的骑兵整八十二师，简直是纵横驰骋，所向无敌。于是，蒋、胡、马一时都有借重泾渭河谷之战大大吹嘘一番的欲望，企图重振军威，激励士气，改变一下在国人中已经形成的“常败将军”的形象。于是，一个大肆庆祝“泾渭河谷大捷”的活动，一时甚嚣尘上。

首先是胡、马双方都拼命在战报中“扩张”战果，宣称此役各师俘获伤毙共军各万余人，以此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蒋自然是照单接收；其次是蒋派出“四平保卫战”的有功之臣陈明仁，于6月中旬率西北慰问团，赴陕甘慰问胡、马所部；再次是由胡宗南邀请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到战区参观访问。胡宗南深感马继援这次出力颇大，为自己这次“指挥有方”增色不少，同时也为了激励这个娃娃更卖力地与共军作战，于是胡亲致信函，对马继援加以吹捧，以至有“自古少年出英雄，我兄足以当之”等肉麻的句子，一些国民党的新闻记者亦为之鼓噪。

马继援本是一乳臭未干、阅世未深的小子，如何懂得“千年老狐”胡宗南的机心，几碗老米汤一灌，为之昏昏然，马上趾高气扬地说：“彭德怀回陕北后，再不敢侵犯我防区了。”接着一句话，不但令胡宗南惭愧汗颜，即便蒋介石听了，大概也为之耳目一新，以致要“肃然起敬”。马说：“我们不能把陕北的共军消灭完，消灭完了，蒋介石会把我们调到山西战场去。”这样的昏话，其实也只有马继援这等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娃儿才能说得出口，蒋介石、胡宗南都是不敢说，也是不好意思说的。不过，马继援何曾想到，一年多以后的咸阳、兰州等战役中，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驱虎豹而入羊群，把马家军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顷刻间冰雪消融，马继援自己也不得不亡命海外。马继援至此才算知道了彭大将军的厉害。自然，他再也用不着担心会被蒋介石调到山西战场了。

“死亡之师！”“死亡之旅！”

泾渭河谷战役之后，国共双方都进入休整阶段，西北战场出现了少有的平静。但是，胡宗南的休整，却是忙于虚报战绩，邀功请赏，大肆庆祝所谓“泾渭河谷大捷”。结果是部队作风更加腐败，战斗力进一步削弱。彭德怀的休整，却是真刀真枪，“彻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民主地检讨经验教训”。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不但对失职的将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处分，而且沉痛地进行了自我检讨，大骂自己“彭德怀呀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一格一格的”。只看到胡马矛盾的一面，没有看到胡马一致的一面。感叹自己：“悬崖勒马”是不容易的。随之，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政治、军事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得到切实提高。

对此，赵寿山副司令员评价彭德怀：“能打大胜仗，也能打好败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是真正的大将军！”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感慨：彭德怀是“有德可怀，有威可畏”！于是，国共两军在休整以后，实力却是此消彼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后，彭军在西北战场上越战越勇，锐不可当，长歌向前；而胡军却是屡战屡败，一蹶不振，从此再无转机。追根溯源，这就是彭、胡两军在泾渭河谷战役之后的“泾渭分明”之处。

为了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潼关或再出泾渭河谷，胡宗南决定进一步加强渭河北岸的防务，筹划挟“泾渭河谷大胜”之威，以攻势姿态，相机将机动防御的前沿阵地，推进到陕东的黄龙山区。考虑以黄龙山、介牌山以及北邙山东西线为屏障，以西安为核心，秦岭为后盾，凭险固守，拒彭德怀大军南下。胡宗南于7月底开始实施这一部署，令裴兵团将阵地前推，并命在泾渭河谷战役中立有战功的整三十六师钟松部为裴兵团前锋，率先占领黄龙山的要冲冯原镇，据有介牌山、壶梯山诸要点。盖因冯原是黄龙山的门户，介牌山是冯原的屏障，壶梯山是冯原的锁钥。若此线一失，由此向南，再无险可守，共军可以高屋建瓴之势，从陕北高原上直扑关中盆地，卷击潼关，掩击西安，其势不可遏止。

但是，钟松大失胡宗南所望。8月8日至9日，在冯原一役中，整三十六师计三个旅，受到歼灭性打击，全师计伤亡被俘者达5000人以上，少将副师长朱侠被击毙，少将参谋长张先觉、少将高参李秀等高级军官被俘，甚至国防部派到整三十六师的战地观察第九组少将组长马静波也被共军活捉，唯逃跑经验丰富的“长腿将军”钟松于危急关头再次脱身，可见其身手不凡。这样一来，胡宗南本已设想得极妙的黄龙山、介牌山、北邙山等三山防线尽失，共军前锋一下子抵达陕东的最后一个要镇大荔以北，形势已是万分严峻了。

冯原之败，胡宗南似有“失街亭”之痛，当即决定效诸葛亮故事，来一次“挥泪斩马谡”，以儆效尤。谁是“马谡”？当然是钟松了。但钟松是自己的亲信将领，黄埔二期生，跟着自己十年有余，建功颇多，杀之未免可惜，且蒋介石亦未必“恩准”。退而求其次，只好拿该师第二十八旅旅长李规是问。该旅在防守壶梯山阵地过程中，抗击不力，放弃阵地，旅长李规率部南逃，可恶之极！此次当借他的脑袋，以肃军纪，以祭军法，以壮军威！为此，胡宗南亲率西安绥署参谋长罗列、副参谋长沈策以及参谋处处长、作战科长、情报科长、副官处长等一大批高级幕僚，同时随带执法队、囚车、手铐、脚镣等凶器，杀气腾腾地由西安直扑大荔裴兵团司令部而来。

8月25日，大荔城门口军警重重，城内大街小巷，都是荷枪实弹的卫兵，通衢大道，行人绝迹。在预备召集冯原战役检讨会的地点：大荔中学门口，停着汽车数辆，囚车一辆，使人有胆战心惊之感。学校周围，更是警戒森严，如临大敌。上午9时，胡宗南在这里召集渭北旅以上部队长、幕僚长会议，检讨冯原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当胡宗南步入会场时，马上又在场内布置卫兵，使会场上充满阴森的杀气。

会议一开始，胡宗南就指名要整三十六师第二十八旅旅长李规报告壶梯山战役经过。李规报告了因寡不敌众、阵地失守的战况，并自请处分。胡当即脸色铁青、杀机毕露地走上讲台，拍着桌子，破口大骂：“第二十八旅旅长李规，图谋不轨，既不固守壶梯山的主阵地，又不听从命令解刘家凹之围，擅自将部队撤离主阵地达20余里……着即将李规逮捕交军法会审。”胡话音未落，早已站到李规身后的执法队士兵，当即架起李规两臂，解除了他身上的手枪，拘押而去。其情其状，令在场的许多高级将领为之色变。

接着，西安绥署副参谋长沈策按胡的指令，报告整三十六师在冯原战役中的作战经过。沈策一上来就大讲壶梯山阵地的重要性，尔后便指责整三十六师未能全力贯彻西安绥署的作战命令，第二十八旅闻风逃窜，整三十六师甫战即逃，部队致遭重大损失，全盘作战计划亦被破坏等等。还没有等到沈策把话讲完，坐在台下的钟松愤然站起，当场反驳：“壶梯山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本营对情况判断错误。”钟松申述：共军主力已经到了整三十六师当面，我们据此报告，而大本营硬说整三十六师当面只是共军少数牵制部队，结果，整三十六师遭到数倍于己的共军攻击。此时，“除分别突围外，只有全军覆没。可是大本营把失败的责任推到第一线指挥官身上，如何令人心服”？

沈策的发言，本是胡宗南的思想，而钟松竟敢当场顶撞，并且公开指责大本营，人人都知道，这实际上就是指斥胡宗南了。一个高级将领敢在这样的场合，公开对胡宗南的威权加以蔑视的，钟松是第一人。胡为之大怒，几次声色俱厉地阻止钟松讲话。然钟松也是有胆量的，并不理会胡宗南，仍然滔滔不绝地继续对大本营进行讨伐。

本来，胡宗南此次赴大荔“整军”，并无惩治钟松的预案，所谓“挥泪斩李规”，用现在的话说，玩的也还是“杀鸡给猴子看”的一套把戏。至于对钟松的处理，批评总是要批评两句的，但也未直接点名，这也算是留了天大的面子了。哪里知道钟松竟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一碰就跳，而且矛头所指，竟是直奔胡宗南，这真是撞到枪口上来了。况且，胡宗南素来自负，极重威权，何曾被人如此轻视。此等大逆不道，若不予以迎头痛击，此后何以在军中号令。

于是，胡宗南气得当场把桌子一拍，大叫：“你钟松能干，我胡宗南不好，但是我就不要你干。”钟松听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有话要说，只是被裴昌会等人硬是把他按到座位上坐下，才勉强忍住不说。胡此时气得脸色铁青，嗓音发颤，当场宣布：“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撤职关押，师长由整七十六师师长李日基充任，第七十六师师长由谢义峰升任。”钟松听到这里，气咻咻地仍不肯罢休，跳起来要与胡宗南再干，经高级将领们反复劝阻，总算是有雅量的，忍而不发了，这场闹剧才勉强收场。

钟松是欲说还休，胡宗南却是欲罢不能了。回到休息室，胡宗南越想越气，今天真是倒霉透顶，不仅是“台面”塌光，“架子”跌光，简直是斯文尽失，威风扫地了。特别是钟松的当场辩驳，语之切切，言之凿凿，确是大本营判断失误，也就是指斥自己指挥无能，领导无方了。这等羞辱，不啻是当着诸将的面抽自己的耳光，今后何以自处！想到这里，胡宗南肝火大盛，怒火复燃，当下将休息室里的桌子一推，全部茶具摔坏，会也不肯再开下去了。

其时，正是夏日，众将领们见钟松如此一掺和，会也开不下去了，也就三五成群地走出会场，坐在树荫下，或一言不发地抽闷烟；或呆头呆脑地想心事；或若无其事地乘凉；或心有余悸地静观事态发展，却无一人敢去劝导“胡帅”息怒。最后，不得不由西安绥署副主任、大荔“前指”主任裴昌会领头，找了几个胡宗南的非嫡系将领（胡的亲信将领怕挨骂，此时都不敢露面），由裴领衔，到胡面前唱了一出京剧折子戏：《将相和》中的“负荆请罪”。先是代钟松承认错误，并由事先提供情报不准的整三十八师参谋长慕中岳出来承担责任；后是大家同声相求，恳请“大帅”节怒保重，免伤贵体等等。把这样一个铺上了红地毯的台阶送上，总算让胡捞足了面子。

胡于此时亦想起圣贤所言：“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心想再对峙下去，必弄巧成拙，反为不美了，只好就坡下驴，顺势收篷，重新开会。胡在最后讲话中，宣布给第二十八旅旅长李规、团长董文轩撤职关押处分，对钟松也不再提“我就不要你干”了，而是于法外开恩，给了革职留任的表面处分。李日基、谢义峰也都各回原位，一场闹剧到此谢幕。至于李规，后因有好友运动裴昌会出面转圜，亦由死罪改囚罪，送西安在押。后经中共及民革地下组织营救越狱，索性直奔延安，投身革命去了。

冯原之败后，重点设防、封锁山区、“婉拒”共军南下的战术不再鼓噪，胡宗南决定以变应变，借鉴彭德怀的“围点打援”的策略，也设计出一套机动控制、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主旨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国统区的荔北平原与共军决战。据此，胡宗南选择在陕东的大荔、澄城、合阳三角地区，以二至三个军（此时国民党整编师改为军、整编旅改为师）的兵力布成一个口袋形，引诱共军主力深入，尔后再集中三至四个军的强大兵力，在陆空协同下，一举歼灭。

8月下旬，胡宗南部署完毕。具体策划是以两个军在一线布成口袋形阵地，以4个军在二线窥伺，一旦发现猎物入网，以狼群战术，猛扑上去。同时成立第五兵团，以裴昌会为司令，统一指挥荔北战事，另以两个军在西线布防，扼守共军西出泾渭河谷的通道，必要时亦可迅速东调加入战斗，等等。

9月中旬，胡亲赴各军校阅，检查作战方案的落实情况。在大荔第38军校阅时，胡对营以上军官讲话，眉飞色舞地说：“过去我们在战略方面，由于面摊得太宽，包袱背得很重，处处陷于被动，吃了不少亏。现在我们改变了这种战略，把包袱让给共产党背，我们则采取机动控制，诱敌深入的战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渭北平原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今后只要你们3个军拖住共军的长腿，后边集结的几个军，就一齐上来，与之决战。”校阅部队后，胡宗南接着视察袋形阵地。看得兴起，胡喜笑颜开地对裴昌会说：“这一次我们要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个好仗，来振奋一下士气。”裴昌会自然不愿拂逆胡“帅”的热情，当即说：“那是自然……就怕共军不上我们的钩。”

不过，裴司令过虑了，共军果然如胡宗南所算，很快上“钩”。10月6日，西北野战军由黄龙山区南出，向第十七军当面进攻，荔北战役开始。十七军因从延安南撤时损失惨重，虽经整补，但恐共情绪十分浓厚，与共军甫一接触，便拼命求援，胡宗南立命三十八军加入战斗。在共军的猛击下，胡宗南一方面命十七军、三十八军节节败退，吸引共军南下，进入所谓预定的袋形阵地决战，一方面命第一、第三十六、第六十五军火速前出驰援。这一次，胡宗南共集中了13个师计9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且分兵直捣西北野战军侧背，对其展开钳形攻势，寻机与共军决战。六十五军因过于突出，首先被西北野战军抓住机会包围起来。但是，六十五军在西北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顽强抵抗，激战两昼夜，西北野战军数次组织攻击，均未成功，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此时，一军、三十六军、七十六军等后续部队也都相继赶到，布置在荔北、陕东地区的13个师全部出动，以战场兵力而论，胡军明显处于优势。特别是胡宗南命令各部队充分发挥山炮、野炮、榴弹炮等重武器的作用；对西北野战军阵地进行轰击，并出动飞机轮番轰炸，使西北野战军伤亡颇大。14日，彭德怀深感胡军兵力较大，且集中在一起，不易各个击破，决定撤出战斗，胡宗南也怕部队中伏，命令取缓速前进，并相继占领了合阳、澄城等城镇，荔北战役结束。

这一次，胡部十七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伤亡较大，总计被歼人数在一1.7万人以上。若从战果上来说，无疑是中共的赢面要大大优于胡军，并且达到了将胡军牵制在关中，不使其东援中原战场的战略目的，支持了全国战场的解放战争。从胡宗南来说，亦有值得欣慰的地方。

首先是改变了过去因兵力分散，屡被共军各个歼灭的命运，这次五六个军捆在一起，形成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身则首尾皆应的连环局面。十七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虽然伤亡颇大，但所幸建制完整，整补容易，与过去动辄一个建制部队被全歼来说，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是六十五军被共军包围后，能够坚守阵地两日夜，总算支持到二线部队赶上来支援，对扭转整个战场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再次是这次西北野战军被吸引到荔北平原作战，便于发挥胡军重炮、坦克、飞机等先进火器、装备的作用，使西北野战军也受到一定伤亡；第四是这次战役选在国统区作战，胡宗南的“七分政治”总算多少起了点效应，避免了在陕北地区作战时得不到群众支持，两眼一抹黑，每日里瞎撞、瞎打的被动局面。

总之，在胡宗南认为，这次荔北战役虽未实现原先策划的袋形战术，但总算保住了荔北平原，甚至还将防御阵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屏障了潼关与西安的安全。于是，共军庆祝大捷，胡军也庆祝大捷。蒋介石不论真假，一样地发电祝贺，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甚至升官，被提升为第十八兵团司令（仍兼六十五军军长）。其时，就连李振自己都对祝捷与升官深感惭愧，很有点不好意思。

不幸的是，就在这次庆祝“荔北大捷”之后不久，第七十六军很快在荔北永丰镇战役中全部被歼。七十六军是宝鸡战役被歼后第三次建立起来的，军长李日基是胡宗南手下“四大金刚”中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金刚”。据说，胡宗南当时提拔李出任军长时，一些资格较老的军人一致表示反对，胡为了替李树立威信，一再替李吹嘘，逢人便说李如何努力、如何能干等等。按理说，此公当不会是平庸之辈。

当时，七十六军的右翼是第一军，左翼是第九十军，这样三个主力军排在一线，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总是可保无虞的了。岂知西北野战军于11月中旬发起攻势，三个军全线后退。结果，七十六军在永丰镇遭西北野战军包围，11月下旬，全军被歼。从1947年冬整七十六师在清涧第一次被歼，到1948年4月26日整七十六师在宝鸡第二次被歼，再到这一次第七十六军第三次被歼，其间约一年时间，真是屡建屡歼，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师”。同时，该军所属第二十四师（原整二十四旅）亦是第三次被全歼，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之旅”。不久，第二十四师的先后三任旅长张新、张汉初、于厚之竟在解放区学习班上相遇，大家不约而同地相视而笑。

李日基被俘，胡宗南的“四大金刚”都成了彭德怀的阶下囚，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胡宗南的四座“金缸”都被中共搬了过来。本来，毛泽东在沙家店战役后曾表示：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还许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就跑不了啦！据李日基自己说，在七十六军被围时，自己原也曾想到突围逃跑，再捞它个“一吉”，但是转念一想：一是“突围可能被打死或打伤。如不死，胡宗南还要我继续干。再干的话，还是继续这种生活？”二是胡宗南曾经替他大吹大擂，“如今打了败仗回去，不仅自己面子不好看，而日也给胡宗南脸上抹灰”。三是当李日基与手下两个师长商讨突围一事时，两个师长都一致反对突围。于是，“李二吉”只好同意死守阵地，并说：“死了报答国家，报答胡先生。”“李二吉”当时还想说一句：不死，就去吃小米吧！可是这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结果，“李二吉”主动放弃了“一吉”，经提前“争取”，终成为共军的俘虏。

永丰一战，是胡宗南放弃西安前的最后一战。从此以后，胡军开始在西北战场上转入劣势，全部兵力只好收缩到洛河以西，苦撑残局了。

九、逃亡汉中

走下西北王宝座

盱衡世局，大凡到了一朝一代败亡之时，总是如冰山倾倒一样，一溃百溃，无可挽救；秦末、隋末如此，明末、清末如此，国民党在大陆的覆亡，亦复如此。进入1948年冬季，国民党军事形势崩溃之快，令国内外的战略观察家们大跌眼镜，感到有点纳闷：用美元加美械装备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怎么这样的不经打？简直不能让人相信。

雪崩的形势，在东北首开其端。辽沈一战，蒋介石的47万精锐，被他的学生林彪风卷残云般一网打尽；接着是徐蚌战场55万大军，被刘伯承、陈毅席卷而去；差不多是在同时，东北与华北的中共百万大军兵临平津城下，国民党华北地区的52万重兵，顷刻间冰雪消融。尔后是，中共百万雄师渡长江，也就是在胡宗南“解放”中共“旧都”延安两年零一个月的时候，毛泽东解放了国民党旧都南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共产党退出延安时，道了一声“再见”！而国民党退出南京时，无不感到这是“永别”了。

国民党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等各主要战场都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唯有西北战场仍在苦苦撑持。胡宗南自宜川战役之后，除七十六军被全歼外，其他部队虽屡受打击，总算是硬挺下来，并且勉强与中共形成一种对峙局面。西北战场不但没有崩溃，而且在泾渭河谷战役以及荔北战役期间，偶尔还能夺得一点局部主动，也算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相对于全国一败再败的局面，这也就不容易了。

从根本上来说，西北战场上这种相对沉寂局面，是由于国共军力的对比，原先过于悬殊，西北野战军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这种劣势，殊非易事，更非一蹴而就之功。同时，毛泽东交给彭德怀的主要任务，是要他将胡宗南的力量牵制在西北战场上，不使其投入其他战场，以减轻中共在中原、华北等战场的军事压力，无疑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此外，这与胡宗南在宜川战役后，采取大踏步地撤退的战略，不无关系。对于胡宗南来说，宜川一战，痛定思痛，确是一帖不可多得的清醒剂，使他对国民党的力量、对自己的力量，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正确估计。胡深感在全国战场上，国民党军事是江河日下，今非昔比；在西北战场上，自己的力量也是一蹶再蹶，雄风不再。此消彼长，如此下去，除非采取一种全新的战略，否则不用多长时间，国民党的军事优势就将发生逆转。应当说，这是国民党内较早看出这一变化及发展趋势的高级将领。

人民解放军部队向西北进军

蒋介石在第三次下野之初，曾迭次给胡发电、致函，要他“作死中求生之奋斗”。胡宗南认为：所谓“死中求生”，也就是他自宜川战役以来开始实施的新战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运用共产党在十年内战期间的老办法，不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围绕保存有生力量这个主旨，像共产党那样，大踏步地后退，大踏步地前进，在运动中寻找战机，以达到歼灭共军主力的目的。自然，大块大块地放弃已经占领的地盘，特别是一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中心城市或据点，一定是十分痛苦的。但是，胡宗南认为：舍此便不能保存有生力量，也便不能集中优势兵力，与共军作长期较量；也仍然是像过去那样，形成一种“羊拉屎”的军事态势，力量分散，各自为阵，处处皆防，则处处不防，最终是被共军各个击破。要做到这一点，这便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了。从胡宗南先是主动放弃以延安为代表的陕北地区，后来又主动放弃以西安为代表的关中地区来看，胡宗南确是有点勇气的。

在华北军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攻占山西太原后，胡宗南在对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分析西北局势及今后行动时，进一步谈到了自己的这个新战略。胡说：“目前西北局势，同过去有些不同，过去我们占着绝对优势，如果进攻太原的共军过河来与西北的共军会合，那我们就不一定占绝对的优势了。今后我们的战略，是要大踏步地撤退，大踏步地前进，来歼灭共军的主力。也许我们一下进到陕北，或者一下退到四川”等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胡宗南不但丢弃了北中国王的梦想，而且对西北王的宝座也自知难以久坐。他开始正视这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采取一些较为有效的措施，达到保存实力。

在作出了这个痛苦的抉择后，胡宗南大有无“名”一身轻的解脱感觉，并且对今后的胜利深具信心。1949年春天，胡宗南在西安对军统大特务沈醉闲谈时，认为淮海战役的失败，就是由于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不能合作，致遭共军各个击破。对于在关中及西北地区作战，胡宗南十分自信，认为：“只要友军不扯后腿，是有办法的。”胡氏并且夸口：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他和共产党短兵相接地斗了十来年，从而得出一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他最了解共产党。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过他等等。

于是，自宜川战役以后，胡宗南开始坚定不移地贯彻他的新战略，下决心放弃陕北，大幅度收缩兵力，始终在手中保持一股强大的机动力量。果然，在泾渭河谷一战，立见主动，颇见成效，很是尝到了一点集中优势兵力的甜头。1948年8月至11月，胡宗南与彭德怀在渭北平原上先后进行了三次大决战，虽然胡宗南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重大打击，但是，从总体上来说，部队大都是被击溃的多，被歼灭的少。这样，胡宗南就能充分发挥自己在关中及西北地区经营了17年的优势，即溃即补，很快将部队整补重建起来，不断投入战场，在实力上亦不受决定性的影响。

就胡宗南来说，他有一个其他战场国民党军事主官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这就是他在关中及西北地区具有较为雄厚的统治基础。在陕甘等省，上至省政府主席，下至县长，大都是由胡宗南一手保荐，这些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官僚，无不是根据胡宗南的予取予求搜集兵员和物资。加之在蒋介石的特殊优待下，胡自抗战以来，就在西北地区储存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一旦消耗，又总能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由此，胡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一整套能够对部队进行迅速整补的体制。这就保证了胡军无论受到多么惨重的打击，都能在一个很短时间内，迅速被整补，甚至整军、整师的部队被歼灭后，也都能较快地重建。不少部队是两次、三次地被歼，结果是两次、三次重建。如此强大的重建能力，这在国民党部队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从宜川战役到渭北平原上的几次战役，是为胡宗南策略转变的第一阶段。从1948年冬季开始，随着国民党军事在全国各战场上的崩溃，胡宗南开始实施第二阶段的策略转变，即筹划放弃西安及关中地区，保存有生力量，向汉中及川北地区撤退。这也是在国民党战区主官中，较早采取的战略转变，西安也是第一个不战而弃的战略中心城市。况且，从胡宗南来说，关中及西北地区是他的发祥地，也是西北王的根基所在。失去关中及西北，自无西北王可言，胡宗南亦将不成其为原来意义上的胡宗南了。可以想见，胡宗南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

据此，胡宗南将原先背靠关中、屏障西安的机动防御战略，改为放弃西安和关中、保存实力的待机反击战略，即依托秦岭，重点退守宝鸡，固守汉中。为此，胡宗南从1948年冬季就开始部署大撤退的准备。

一是成立秦岭中部、宝鸡、岍山三个守备区，分别以何文鼎、徐经济、李梦笔为守备区司令。这三个人都是清一色的老陕，不但了解、掌握当地的地形、地利及人文风俗背景，与地方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徐、李等人在当地的地主土匪武装中有一定的势力，对土匪、地痞、流氓势力有一定的影响。利用他们出任地方“总督”，可以达到将国民党军队与地方反动势力融为一体，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态势。进而把守秦岭通向陕南的通道，固守汉中，经略川北，争取主动。同时，胡宗南下令将西安绥署与机关、学校、眷属等机构人员，沿川陕公路及早向汉中、广元等地迁移。

二是建立战略预备兵团即第十八兵团，以保存比较完整、战斗力较强的一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编成，李振为兵团司令兼六十五军军长。胡宗南对外将第十八兵团吹嘘为“王牌兵团”，以达到激励士气，稳定军心的目的。

三是将主力部队收缩在一起，甚至是四五个军抱成一团，以防被西北野战军各个歼灭。一旦发现西北野战军进攻，就大踏步撤退。1949年，在整个春季作战中，西北野战军数次发起攻势，均因胡军撤退迅速，而未能形成重大战果。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胡宗南闻讯，分析华北军区主力即将西渡黄河入陕作战，胡宗南迅速部署将西安绥署与陕西省政府全部南撤汉中，把留守西安的任务交给当年从延安“胜利大逃亡”的第十七军，另在宝鸡一线成立“前指”，以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为主任，作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或待机反击的准备。

5月间，华北军区的第十八、十九兵团由晋入陕，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胡宗南慌了手脚，急忙召开紧急疏散会议，决定将主力撤到秦岭以南地区，另有一部由裴昌会率领，部署在关中西部的凤翔、宝鸡、五丈原一带，以作迭次抵抗，达到凭借有利地形，争取时间，进行整补的目的。5月20日，胡宗南正式下令放弃西安。

至此，胡宗南走下了曾经显赫一时的西北王宝座，开始了他一生中长达十个月的逃亡与流寇的生涯。

关中最后一战

西安及关中地区，为甘、宁、青的门户。唇亡而齿寒，胡宗南不战而逃，一弃西安，再弃关中，退据陕南，避免决战，从保存自身实力的角度来说，固然不失为一着好棋。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使甘、宁、青门户洞开，西（安）兰（州）公路暴露，陇东与宁夏直接受到威胁，使得长期以来躲在胡宗南背后作威作福的马家小朝廷一下子正面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之下。马家军不愿意了，当然也坐不住了。于是，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等马家军巨头经过策划，并运动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予以支持，由马鸿逵（一说马步芳）领衔，主动向蒋介石请缨，愿意出兵协同胡宗南一起，打回西安，收复关中失地，确保大西北。

老实说，1949年夏天的蒋介石，不但是昏昏然，凄凄然，天昏地暗，一派末日感觉，而且终日异想天开，希冀能够从天上掉下一支奇兵杀退共军，替他恢复“大蒋江山”。恰如阿Q先生一样，自“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输光以后，已经饿得眼睛发绿，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铜钱，然终不可得。相比之下，蒋介石到底幸运多了，马家军给他送来的这一支奇兵，正可以说是一注救命的铜钱，让他又有了翻本的机会。

因此，马家军主动请战，蒋简直是大为感动，深感在这样“末日”的气氛中，竟还有“回马”这样的忠勇之士替他撑点面子，真是可喜可贺，难得！难得！想想过去对马家军的猜忌和抑制，真是不好意思。对于马家军的实力，蒋是知道的，既然胡宗南不行，就让马家军试试了。于是，蒋连电胡宗南，令他回头东击，出兵与马家军协同，共同收复西安，固守关中。胡宗南保存实力，避免决战的“大踏步撤退”战略，受到严重挫折。

胡宗南本是大猾一个，十数年中，曾经屡屡玩弄马家军，马家军亦吃过他的不少亏。这一次，马家军反戈一击，设计了一个“反攻西安”的计划，终于骗得老蒋喜笑颜开，并且将胡宗南赶出汉中，配合马家军行动，胡对此深为怨恨。况且，这次出击本非胡宗南所愿，蒋介石此举不但打乱了他的既定计划，而且一旦让马家军攫取西安的如意算盘得以实现，岂不是显得自己无能。可是，蒋迭次电催，胡宗南只得硬着头皮出来敷衍一下。不过，胡转念一想，马家军这种挟老蒋以号令西北的手段，固然可恶，但是，若能把马家军诱出陇东，拖进关中，替他在前面抵挡一阵，亦未必不可。

于是，胡、马总算达成了“协同”的各项要点：由胡宗南出动裴昌会的第5兵团，计4个军，沿陇海铁路及其两侧向咸阳推进；由马家军组成青海兵团与宁夏兵团，计4个军，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向咸阳推进。这样，反攻西安的部队：一为胡宗南，一为“青马”马步芳，一为“宁马”马鸿逵。如此“一国三公”，令出多门，不但胡、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就是在青、宁两马之间，也是各自为政，谁也指挥不动谁。这样的指挥系统，颇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了。结果是，大家都有否决权，遇有重大问题，若有一方不同意，便不能执行。这样的大兵团作战“协同”，也算是闻所未闻了。

“三军”商定，攻击行动于6月5日开始，目标是：先攻占咸阳，次收复西安。从一开始，胡与“二马”之间便是同床异梦，各行其是。行动之初，胡宗南给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并对友军通报，今日进展某地，明日推进某地等等；暗中则指示裴昌会说：“马家军素来狡猾，不要上他们的当，部队要慢慢地前进，或者不动，千万不要突出前进。”在胡的本意，也就是让马家军打头阵去吧，若能顺利收复咸阳，我们再向前推进也不迟；若攻打咸阳失利，我们调头就走，至时亦不至于受损。

胡的这个指示传达到部队，各级将领更是心领神会，以致部队每日的行程，不但要瞒着马家军，就是左邻右舍的胡家军也是相互隐瞒，绝不允许友军确知自己的到达位置。胡家军欺骗马家军，马家军亦欺骗胡家军，马家军严禁胡部联络官兵通过他们的警戒线。不过，马家军青海兵团的司令官马继援，有点不吃这一套，自泾渭河谷一战以来，马继援早被胡宗南的老米汤灌得神魂颠倒，气冲斗牛。这一次东出陇东，马继援急于要弥补当初在泾渭河谷未竟全功之憾，叫嚣要在此战中踏平关中，建不世之伟业。于是，收复咸阳之战开始，马继援也就不问三七二十一，一马当先，率军直扑咸阳。

当时，进攻咸阳的前锋分别为胡部第一军与马继援指挥的青马第八十二军。马家军骑兵在马继援的督促下，一路疾风骤雨般向前推进，竟一直攻到咸阳城下，在蒋军数百万大军草木皆兵、望风披靡的时刻，马家军能有此表现，亦算不俗了。然而，马继援的精锐铁骑刚刚冲到咸阳城下，就被解放军的猛烈炮火劈头盖脸地打得人仰马翻。接着，解放军潮水般从城内攻出，义无反顾地向马家军反复冲杀，以致演成激烈的白刃战，人叫马嘶，声震四野，是为陕北战事以来少有的恶战，马继援始知这次碰上硬头了。

原来，守备咸阳的中共部队是为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原华北十三纵队），入陕第一仗，关系全军声誉，人人无不以死力战。结果，一夜激战，马家军被击毙2000余人，咸阳城下尸横遍野。马继援于此阵脚大乱，只得勒转马头，率部狂撤。这是马家军自与中共武装交战以来，第一次受到的最为惨重的打击。马家军一溃，在后面跟进的胡部第一军，马上以坦克殿后，前军改后军，后军改前军，趁夜撤走。胡、马联合反攻西安一役，至此烟消云散。

反攻西安一役失败后，胡宗南的第五兵团退到武功以西，担任渭河两岸的守备任务；马家军退到永寿以西，担任西兰公路两侧的守备任务。胡、马南北呼应，形成掎角之势。双方商定：如果共军攻击马家军，则胡家军向北出击，攻击共军侧背，策应马家军；如果共军攻击胡家军，则马家军南下出击，攻击共军侧背，策应胡家军。当时，胡宗南的四个军，东起武功，西至扶风，在100华里长的地带，并排摆着。各军、师、团、营都自成三线，重重叠叠，一点一点地星罗棋布。当时有人把这种配备讽刺为“羊拉屎”的阵地。但是，胡宗南却自有一番高见，他认为这样摆布，纵横都成犄角，共军无法包围，胡军却进退自由，共军的挖心战术也失去了作用，尤其是解除了团以上军官怕被包围的顾虑。此阵一摆，大家都认为从此高枕无忧，于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吃喝玩乐上，上至兵团司令，下至团营长，成天不是吃酒就是赌博，完全是一股世界末日的颓废风气。

在反攻咸阳一战中，马家军上了胡宗南的当，损兵折将，深为痛惜。这一次双方再次商定在渭河两岸及西兰公路两侧进行联防，但谁都知道这是小人执行君子协定，说话不算数，在所难免。吃一亏，长一智。于是，马继援对手下的将领交代：“注意前线左右情况，万万不要硬靠右翼胡宗南的联络，如果他们撤退20里，我们要比他们更多的撤退几十里。”马继援又交代：“要记取宁夏马鸿逵所属的八十一军在北线一夜撤退100里，以致将我们推到共军怀里的教训。”马家军的诡计，胡宗南岂有不知。好在胡宗南毕竟技高一筹，他素知马家军老猾成精，极不可靠。于是，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每天派出飞机一至两架，盘旋在马家军的上空，侦察马家军的行动。马家军技穷之下，亦只好望空兴叹，自叹不如了。

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三方相互戒备，防备甚严，却忽视了对共军的戒备，结果中共第十八、十九兵团相继入陕作战，已经到了他们身边。

实际上，自第十八、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后，一野已经拥有4个兵团，计38万余人，在总兵力上第一次超过了胡宗南所部（胡马兵力总和为30余万人）。由于胡马相互钩心斗角、士气低落等等，在实际的战斗力上差距更为悬殊。彭德怀依据“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略方针，于7月10日发起扶风、眉县战役，先以一个兵团迂回胡军的侧后，而后对4个军加以分割包围，仅用4天时间，就歼灭胡部第十八兵团司令部及三个军部，计8个师44000余人，这是西北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胜利。从此，胡宗南退入秦岭山区，马家军亦撤退到陇东平凉地区。关中800里米粮仓全部失陷。

扶眉战役结束后，胡宗南到凤县双石铺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战役检讨会。结果是内部之间相互埋怨，大吵了一通，马家军埋怨胡家军率先逃跑，胡家军则埋怨马家军抗击不力；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埋怨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未能及时应变，裴昌会则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共军行动的无知，华北共军两个兵团都已到了关中，还茫然无知等等。而胡宗南的态度颇有些出人意料，或许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次次的失败，使得他的心已经麻木；或许是他对这一次的失败，早有预料，并且对蒋介石被马家军糊弄深为不满，甘心以惨败的事实向蒋进行抗议。胡宗南在会议期间始终不发一言，只在吃饭时，对第三十八、六十五军指示了一通整补办法。会议开了半天就宣布结束，胡亦很快回汉中去了。

彭德怀“钳马打胡”之后，接着是“先马后胡”，趁势以雷霆万钧之力卷击马家军，一月之间，便已打到兰州城下。这时，马家军再次玩起挟蒋以令胡的老把戏，由马步芳给蒋介石打电报，保证他最低限度能在兰州坚守一个月，向蒋建议：当他把共军主力吸引在兰州附近时，令胡宗南主力北出秦岭，攻克宝鸡，截断共军后路，然后胡马夹击共军于定西地区，一鼓击败共军，解决西北问题。马家军有此胡言乱语，本不足为奇。盖因其不甘坐以待毙，死活都要把胡宗南拉在一起，以作孤注一掷之举。可怜蒋介石这个时候，只要能听到一句豪言壮语，无不正中下怀。此时听到马步芳的一套锦囊妙计，马上压胡执行。

胡一方面深恨马家军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无耻伎俩，一方面对蒋屡屡被马家军愚弄也为之气馁，不得不再次敷衍一下。8月23日，胡派出第三十八军北出秦岭，向宝鸡攻击前进，不意于一日之间，竟攻到宝鸡城下。胡原以为共军西击兰州，后方空虚，让他捡了个便宜。于是在24日向蒋介石报捷：“经激战而收复宝鸡，歼敌甚众。”哪里知道解放军是卖个破绽，诱胡出山，尔后进击秦岭，从后方进行迂回包抄。胡宗南的第三十八军发现情势不妙，于25日间日溃100余里，伤亡13000余人，方才脱离险境。结果，大捷与大败，均于一日间发生，弄得胡宗南无法向蒋先生自圆其说，只得一咬牙，拎出第五十五师的师长黄家瑄，痛斥其“擅离部队，贻误戎机，影响全局，着即军前正法”。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接电大吃一惊，为之申辩：“黄家瑄的行动，是受第三十八军的命令。”斐昌会闻讯后为之训斥：“胡先生威信要紧还是师长要紧？”李振西闻此言无词以对，至此只好一边上报已将黄家瑄撤职关押查办，一边给了他一些钱，让他秘密逃走。

反攻宝鸡一役惨败以后，胡宗南再未北出秦岭一步，从此与“帝王之乡——关中”永别。

“汉中决策”

因彭德怀率大军西击回马，无暇南顾，胡在退据汉中以后，获得一段喘息之机。然而，胡宗南却由此陷入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

胡宗南分析中共企图，毛泽东迟早要挥戈南下，扫荡巴蜀，一统“六合”，这是必定无疑的。汉中北据秦岭，南依大巴山，地势固然险要，然若共军封锁了四处隘口，岂不是顿成瓮中之鳖，从此坐困死地，插翅亦难逃厄境。汉中既然不能久留受困，那么今后将何去何从？为此，胡宗南日夜焦虑。他放眼全国，一片凄风苦雨的肃杀气象，东北、华北、华东已失；8月初，程潜、陈明仁在长沙率部投共，湖南易手，华南亦将不保；甘肃兰州已遭彭德怀大军围攻，指日可下，从此西北地区亦不复蒋姓。只剩下西南云、贵、川诸省，虽然仍在苟延残喘，但内无中心，外无强援，如何能支撑下去？若以共军目前日进百里的速度而论，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将从其他战场腾出手来，集结重兵，进军大西南。其时，共军铁甲百万，挟雷霆万钧之力，借泰山压顶之势，卷击一盘散沙的西南地区，不啻是举手之劳的事情。集结在这一地区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每每想到这里，胡宗南就有毛骨悚然之感。

胡宗南想起17年前第一次率部进军汉中的情景。那时，他虽然只是个师长，却是何等的豪气！何等的慷慨！指点江山，龙吟虎啸；擘划大计，志盖四海，真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特别是“巴山急电”，第一次向蒋先生提出进军陇南一策，西北大势底定。从此，自己率“天下第一师”，存亡定危，救败继绝，威加海内，名动天下，终成国民党一代“疆帅”。哪里知道，仅仅十六七年的时间，就星移斗转，竟成豕突狼奔的流寇；世事变化之快，何其速也？

就在胡宗南一筹莫展，苦思无计的时候，一位神秘客人光临汉中，顿使胡宗南额手相庆，愁云一扫。这位客人便是黄埔一期同学宋希濂。宋于1940年9月离开胡宗南，由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奉调蒋介石兼任团长的中央训练团任副教育长；1941年11月升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昆明城防司令。随后，宋率部在滇西地区抗击日军，长达三年之久，对滇缅边境的情况十分熟悉。战后，宋先后出任中央军校第九分校（设在新疆）主任、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省警备总司令等职。一年前，始调任由白崇禧任总司令的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几天前，出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指挥两个兵团计六个军14万人。边区公署设在湖北恩施，任务是负责守备川鄂边境，拱卫四川，保卫大西南。

宋“主任”手下虽然集结了十余万大军，但大都是新编成的乌合之众，装备不好，训练又差，纪律更坏，如何能与横绝天下的解放军抗衡？于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胡宗南一样，也是一直在思考并寻找出路，以谋善策，图存自保。与胡宗南不同的是，对于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已经有了一个初步考虑，这便是从中共那里学来的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谓“打得赢就打”的战法，自然是学不到了；要学的只是“打不赢就走”的问题。

往哪里走？宋希濂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去处：到滇西去。如果能将10万大军拉到滇西的中缅边境，背靠缅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苦撑待变，尚有可为。宋希濂曾在那里打过三年仗，对地形、民情、物产都是相当的了然，一旦在那里建立起根据地，凭借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之险阻，不但可以抵挡共军的进攻，而且在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退到缅东北的密支那、八莫、腊戍等高山密林中去。宋希濂素知缅军没有多大力量，阻挡不了自己10万大军的“入侵”。

在考虑并策划这个方案时，宋希濂想到了胡宗南，认为胡手中亦有数十万军队，若能与胡部联合起来，一起向滇西进军，不但势力更壮，而且也更容易得到蒋先生的恩准。于是，宋于8月9日由恩施乘飞机到达重庆，表面上是对张群、钱大钧、杨森等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大佬们进行例行拜访，而暗中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到重庆与胡宗南取得联系，共同密商进军滇西的计划。10日晚，宋在重庆要通了汉中的电话，与胡约定：翌日即去汉中看他，有要事相商等等。

8月11日，宋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直放汉中，由胡宗南亲自接到住所。当晚8时，胡、宋开始密谈，至次日凌晨2时余，其间长达6个小时。双方达成“汉中决策”的诸要点。这是当时在大陆手握重兵的两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军事形势及结局看得最为清楚，提出的应变措施最为厉害的一个决策，这也许是一次最能决定国民党在大陆命运的密谋，如果不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的话，也许直到现在我们还会受到它的影响。

胡、宋密议从务虚开始，先漫议了一个小时的国民党大势，结论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接着就是务实，具体讨论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于近期内爆发？结论：否！第二个问题：共产党内部是否会有分裂的可能？反共专家胡宗南认为有这种可能，理由是：共产党的力量依附于共军，共军的力量是从各个山头发展起来的，现在共军力量壮大了，山头自然也更大了，必然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互争雄长。宋希濂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胡的这番逻辑无非是套用国民党的发展逻辑，或者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局面罢了。第三个问题：就目前形势，国军能否保有西南、华南、台湾等地？结论是：整个大陆，不论是华南或西南，都将不保，唯台湾、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地，至少可以保存3—5年。第四个问题：如果共军向西南进攻，国军能不能和他们进行决战？如果不能决战的话，应该怎么办？这是胡、宋密议的重点，自然用时最多，讨论得最为细致。

所谓能不能进行决战？实际上也是用不着讨论的，胡、宋分析：当时共军正规部队约有400万人，若加上地方兵团及民兵等组织，可能达到1000万人；而国民党军队仅存100多万人，且分布在从台湾、华南到西南、西北的广大区域内。就以西南地区来说，是为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力量最为集中的地区，总兵力约为90万人左右。其中，胡宗南与宋希濂两部加起来，超过半数，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南及大陆的两张王牌。别人的情况也许不清楚，自己的情况还不了然吗？宋希濂的部队不用说了，胡宗南的部队号称尚有12个军，30万大军，但哪一支部队没有受过共军的打击？且全歼纪录在三次以上的就不在少数。这些部队若号称它们是乌合之众，大概还算是恭维的，有的部队一打就溃，甚至不打也溃。这样的部队，如何能与中共较量？所以，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国民党军队都已经算不上是中共的对手。

因此，真正需要讨论的话题，不是能不能战？而是能不能走，向哪里走？一说到这个话题，胡宗南没词了。所谓实践出真知，胡宗南自走出黄埔岛以后，一生运行的轨迹，先是东征，后是北伐，都是两条直线。其后从皖西进入陇南，除了两广事变与淞沪抗战时曾短期东出潼关外，基本上没有再迈出大西北一步，履历表上再简单不过了。换句话说，只要出了大西北，胡宗南差不多是两眼一抹黑，几乎分不清东西南北。事实上，这也是他进入汉中以来一直深感苦恼的一个问题，现在西北不保，何去何从，胡宗南自然是愧无贡献了。

胡宗南成了“迷途羔羊”，迷失了方向，而宋希濂却是成竹在胸。于是，宋希濂娓娓道出久已考虑成熟的“进军滇西”方案。宋先是向胡宗南详细地介绍了滇西地区的地形、民情、人文、物产等情况，尔后提出了保存实力，进军滇西的方略：

第一步，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大军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或跳板。为达此目的，胡部应先期抽调一个军的兵力，进驻川南的乐山、峨眉等地区，准备进入西昌。宋部应先抽调一部分兵力开驻泸州，为将来主力部队开往滇西构筑前进通道。据此，要有解决西康刘文辉所部的决心和计划，必要时则以闪电手段夺取并控制西康，以西昌作为第一个根据地。

第二步，当共军开始向大西南发动进攻时，立即将主力转移到滇西的保山、龙陵、腾冲三角地区，前枕波涛汹涌的澜沧江，背靠山高林密的缅东北密支那地区，在地形错综复杂的滇西纵谷区，建立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复兴”根据地。为万全计，另在滇南的车里、佛海（即现在的西双版纳）一带建立一个基地。此处为滇、缅、老、泰边境，若滇西根据地不保，在主力退入缅甸后，仍可以一部兵力转移到此处继续进行“复兴”党国的斗争。顾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的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军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坦克等。

可以说，胡宗南一开始就被这个方案强烈地吸引住了。越听，越感到其中的种种神奇美妙之处！越听，越感到其中无可测度的辉煌图景！可以想象，正当胡宗南蜗居汉中，四顾茫然，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间峰回路转，一条“康庄大道”就在眼前。

在胡宗南认为：自己的30余万军队，虽不是中共400万大军的对手，但对付几万缅甸土著军队，总是绰绰有余的。如此，我胡宗南雄踞中、缅、老、泰4国交界的滇西、滇南地区。进可以一统云南全境，退可以隐入缅甸等国，进退自如，威风八面，岂非又是一位名动天下，瞩目海内的“滇西王”？说不定竟闹出一个“平西王吴三桂”，也未可知！如今，北中国王当不上了，西北王也做不成了，却有宋希濂送来了“滇西王”的宝座，真是天不绝我也！胡宗南此时的喜悦心情，真是无可形容，而又无可名状。当宋希濂一口气说出了进军滇西方案的概要后，胡宗南也一改过去在宋希濂面前总是装腔作势、莫测高深、故作高明的神气，兴奋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手舞足蹈地拍着宋的肩膀，赞不绝口地说：“老宋，这个计划好极了！好极了！”

的确，如果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而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进军滇西方案都不失为一条苟延残喘之道，比当时蒋介石及一批国民党官僚们鼓吹的所谓“保卫大西南”的空洞口号来，“高明”多了。

胡、宋一致商定：利用蒋介石将于8月下旬到达重庆的机会，将这个方案当面向他陈述。

“阎王不嫌鬼瘦”

“汉中决策”之后，宋希濂返回恩施，胡宗南留在汉中，分头进行筹划和准备。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达到保存实力的问题。胡、宋都认为：要想进军滇西，必须以保持并控制一支具有雄厚实力的部队为前提。否则，两手空空的，即便能够窜到滇西，也无非是个束手就擒的下场。胡宗南清楚手中的这12个军（一说为15个军）拼拼凑凑，20来万人，为了凑个整数，对外也就号称30万人了。所谓的12个军，是个破破烂烂的，十足的一副烂摊子。除第一军稍稍像个样外，其余部队屡经打击，早已魂不附体。有的高级将领的职务，叫起来蛮好听的，“师座”！“军座”！其实，他们自己听了也为之脸红。一个师，剩下一两千人；一个军，只余两三千人，并不鲜见，况且还是老弱残兵居多。更有的新补士兵，顶着一身大兵的行头，却连一天的正规训练都没有受过；三尺半的大枪，端着枪口，不知向哪里放，这样的部队，也能叫部队？也只有天知道了。

面对这种状况，胡宗南岂有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在凤县双石铺军以上高级将领会上，胡宗南私下坦白承认：目前进攻共军的力量，没有必胜的条件，现在唯一的办法，先补足各军人数，充实力量，扼守秦岭要点。也就是说，部队的中心任务，是进行整补。整补需要时间，胡宗南强调：如果能在秦岭之线苦撑两三个月，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因为快到下雪季节，雪封秦岭，共军就无法行动。如此挨到来春三四月雪消，就能争得半年左右的整补时间，当可恢复原来力量。胡宗南自信地说：到那时形势就会有变化，我们进战退守均有办法。实际上，胡宗南的意思，设若能挨到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到了滇西，自然就有办法了。不过，这个话此时不能说白了，因蒋介石还没有批准，天机不可泄露。

胡宗南的整补令一下，从汉中到陇南的老百姓遭殃了。所谓整补，首先是征募新兵，用以补充军队空额。说是征募，其实就是由荷枪实弹的大兵，端着大枪，提着绳索，直接到各县进行强拉，并由师、团管区责令各县长、乡长、保长，协同军队进行强征。可叹胡宗南真是“好手段”，陕、甘地区因连年征战，早已如宋人“一剪梅”的歌词中所唱的那样：“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饶是如此，竟然还被胡宗南掘地三尺，强拉到壮丁155000名，结果弄得这些地区十室九空，这真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一时间，陕、甘道上，到处都是一幅幅惨不忍睹的《三吏》《三别》图：“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其情其状，催人泪下！

胡宗南深感要想在滇西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仅靠这二三十万人的部队，还是不够玩的，必得储备相当一批干部，以备将来扩军所需。于是，下令从汉中诱骗2000名中学生入伍，加上原先从西安带出的3000名中学生，计5000余人，编为一个学生总队。又将青年军二〇三师溃逃到汉中的数百人，加上从部队选送的军士1000余人，编为学员大队。再将从扶眉、宝鸡两战役中编余下来的军官1500余人，编为军官大队。以上这三个大队，约8000人左右，均编入西安绥署干部训练团，由胡宗南自兼团长进行训练，以作为胡部军官储备库。

与此同时，胡宗南下令趁机改编地方武装，大肆扩充军事力量。诸如陇南、陕南的地方保安团队，均由胡予以收编，或拨归各军师部队，或成立新编军、师、旅等。仅成立的新编军，就有五个之多。所幸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成逃亡政权，蒋总统是“下野”总统，中用而不中看；李代总统是逃亡总统，中看而不中用，结果都是总而不“统”。胡宗南贵为一方诸侯，拥兵自重，大权在握，爱怎么玩，就怎么玩，蒋、李二“总统”对胡宗南的“越位”犯规，既顾不到，也顾不了。一切由他去了。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抓紧机会对内部进行整顿的问题。胡氏深感：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危如累卵，到了十二万分严峻的关头，以部队内部深藏的各种矛盾与危机而论，说它是一盘散沙，实不为过。若不及时加以整顿，不用说将他们拉到滇西去建立反共“复兴”基地，只怕是还在途中，就已经不战自溃，抑或是主动投共，亦未可知。对此，胡宗南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顿。

一是强化军事训练及反共教育，改善上下级官兵关系，借以起到一种精神感召作用。胡下令抽调连营以上干部，到干训团施以政治和思想训练。主训与受训人员，均本着励精图治与卧薪尝胆的意志及作风，同穿同吃，甘苦与共。平时，只有职位的区别，无等级的悬殊，如每次上山砍柴，上自训练团教育长袁朴（原第十六军军长），下至每一学员，无不自砍自担，不得强使别人代劳。这些受训学员回到原岗位后，也都力求贯彻受训精神，以期形成上下一心，同生共死的战斗意志。

不但军中如此，就是新成立的川陕甘边区绥署亦然。从绥署成立那天起，无论何人，一律改穿士兵服装；每日两餐，同勤杂人员和卫兵等一起，不准用私菜；每日天未亮，全体人员就须起床，去涪江岸边举行跑步练习。如此等等，很有一点“朝气蓬勃、励精图治”，复兴党国的样子。其实，所谓的上下一心，谈何容易？同生共死，更是骗人鬼话。据绥署副主任曾扩情自己说，一些高级干部，因白天仅吃两餐，且伙食太差，颇感委屈，故一到晚间，就三三两两地相约比较亲近的人，借商谈要事为名，到某处备酒畅饮，尽兴而归。至于下级军官或呆头呆脑的大兵们，当然是只有“励精图治”与“卧薪尝胆”的份了。不过，经过如此强化训练，胡部的军心及战斗作风果然有所加强，这也是当时其他国民党军队不易做到的。

二是在军中重新建立法西斯式帮会组织，起消患于无形的作用，以期强化对部队的控制力。原先在军中建立的“铁血救国团”，因人事变化太大，已名存实亡，不复存在。为此，胡命令新成立的川陕甘边区绥署副主任曾扩情设计成立一个“核心组织”，采取秘密形式，吸收对蒋胡无限忠诚和反共到底的亲信分子加入。胡宗南“钦点”吸收的首批名单为：兵团司令李文、绥署副主任曾扩情、绥署参谋长罗列、绥署秘书长王元辉、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原西安劳动营教育长傅云等等，该秘密组织在宣誓成立时，完全取黑社会帮会形式，利用夜暗，燃一对大红蜡烛，墙上挂着孙中山及蒋介石像，所有成员均由胡宗南领导宣誓，誓词为：“余以至诚奉行总理遗教，服从总裁命令；视同志如兄弟，同生死共患难；严守秘密，遵守纪律；牺牲奋斗，反共到底。如有违背誓言，愿受严厉处分，此誓。”宣誓完毕，互相握手以兄弟相称，一致称胡宗南为大哥，余者自然就成为“小弟”了。从中原大战时期的“三民主义大侠团”，到抗战期间的“铁血救国团”，再到这一次的“核心组织”，胡宗南已经是第三次荣登“军中教父”宝座了。如此看来，利用法西斯帮会组织治军，是胡宗南的杀手锏之一，这是没有错的。

三是对当地财力、物力、人力进行疯狂搜刮，以充实军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之训也！胡宗南下令对陕南进行“坚壁清野”。并为此设立动员指挥部，掠夺陕南、陇南及川北地区24县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命令将陕南各县的粮食一律强运到大巴山内，以便下一步南运；对于当地一切物资，以及银行、钱庄等，都由大兵加以严格控制，备前线征用；对不能带走的碾子、磨子、工厂等一律破坏，骡马、牛、驴等或宰杀或席卷。理由是：不予资共。豪夺之外，就是巧取，高张“反共、保川、卫国”的大旗，策动四川省政府及参议会等机构，对胡部开展劳军等声援活动。结果，先有四川省参议会为之响应，从成都派出代表，亲赴汉中向胡宗南授旗；次有川北绵阳的一批国民党遗老遗少们组成十人慰问团，募集砂糖数千斤，鞋袜各数千双，毛巾数千条及大量其他物品，褒奖慰问胡军，虽数量不丰，然此时的胡宗南早已是“阎王不嫌鬼瘦”，无论多少，都是来者不拒，一概笑脸相接，以充军需。

四是对内部人事进行调整，重用亲信，排斥异己，以防不测，最为重要的动作是增设第七兵团司令部。本来，胡手下已先后成立了第五、第十八两个兵团，由裴昌会、李振两员大将分别节制。但是，裴非胡的基本干部，胡久欲去之，苦于一直未能得手。汉中时期，胡军已入绝境，军心摇动，危机四伏。胡恐再不动手，则夜长梦多，一旦裴率部在前方与共军接上关系，岂不是英雄一世，糊涂一时！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适此时原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于北平和平解放期间，被傅作义放其一码，用飞机送回南京。李文奉蒋之命，再来汉中襄助胡宗南，继续与中共“对着干”。胡、李关系之深，自非裴昌会可比。于是，胡耍了一个花枪，调裴昌会为新成立的第七兵团司令官，负责在二线整理部队，将指挥一线部队的第五兵团司令官一职，交与李文接任。其时，胡虚伪地对裴说：“你一向在前方太辛苦了，到后方赶紧把这些部队整理一番，也可以得到一个休息的机会。你的意见怎么样？”裴素知胡的权变手腕，自然是无话可说。当晚，李文就到达第五兵团团部，接过了指挥大权。事实上，裴昌会确在暗中与中共商谈起义一事。胡宗南此举，站在他本人的角度说，的确是十分及时的一着要棋。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加强秦岭及汉中地区的防务，以便能赢得一个喘息机会的问题。部队的最终目标虽然是进军滇西，但胡氏深感：在目前的情况下，部队若不能获得一个半年左右的喘息时机，从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亦不能达到进军滇西的目的。若以此观之，加强汉中防务，不只是一句策略口号，也是一条图存自保的切实部署。对此，胡宗南对汉中防务从两个方面进行周密部署：一方面是切实加强秦岭防务，以第五兵团封锁秦岭各山口，阻止中共大军进山；以第十八兵团驻节陇南地区，保护川北蜀道，拱卫大西南。另一方面则考虑：一旦汉中弃守，部队则退守大巴山区，故加紧构筑大巴山防御线，绥署机关则搬迁到川北地区，同时逐步向川西南转移。

为稳定军心，激励士气，胡宗南不得不打出长期固守的旗号，为之神侃胡吹：我军主动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是战略上的重大决策。秦岭山峦重叠，坡陡无路，到处可以据险扼守，且居高临下，俯视秦岭以北广阔平原，使敌人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我军眼前，使得敌军寸步难行，我军则进可攻，退可守。利用这一天险，整训部队，养精蓄锐。如敌人胆敢继续西进，深入腹地，我们伺机而出，腰击敌军，一举可以收复关中地区。胡宗南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以秦岭为屏障，可以誉之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入冬封冻后，敌人要妄想攀登，冒险偷击，我军不用开枪射击，用木棍石头就可以击溃敌人。我军守住秦岭，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无忧。”

胡宗南的大话说了一箩筐，连他自己都不肯相信。早在构筑秦岭防线之始，胡宗南就下令在二线构筑大巴山防线。这条防线东起川东北的通江地区，西至陇南的武都地区，布置了七个残破不全的军进行防守。对此，胡宗南继续拿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故伎，竟然欺骗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说：这条预备阵地带，是派出500多人的参谋团，经过半年多时间缜密侦察确定的，并发动民工筑有强固工事，粮秣弹药都有充分储备。裴昌会信以为真，到阵地一看，连自己都觉得好笑。除了牢固关地区有点简单工事外，其他地区连单人掩体都没有，何谈抗击中共大军。

其实，胡宗南何曾有过真正扼守大巴山预备阵地的方案，这条所谓的大巴山防线，后来亦不战而弃。在这段时间里，胡倒是在认认真真地落实“汉中决策”的要点，以训练新兵为名，开了两个师到川南的乐山、峨眉一带，作进入与控制西昌的战略准备。宋希濂亦践约，指派了第七十九军的新兵总队约4000余人，进驻泸州，筹备构筑进军滇西的通道。一切都在暗中加紧进行筹备。

胎死腹中的“滇西王朝”方案

1949年8月24日，下野总统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到达重庆，所有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党务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均陆续奉召到重庆晋见这位中国第一号“小小老百姓”，接受训示和垂询。胡宗南与宋希濂自是奉召的军事大员之一。28日上午与31日的晚上，胡宗南与宋希濂两次到重庆山洞林园官邸晋见蒋介石，主要目的就是向蒋陈述“进军滇西”案。

令人扫兴的是，这在胡、宋密谋已久、筹备已久，并且是寄托着胡宗南全部希望的“汉中决策”，到了蒋介石那里，不但立即被判处“死刑”，而且简直是一个铜板都不值的废纸。蒋介石从四个方面，向他的两个好学生指出：1．两广恐难保持，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2．如果完全放弃大陆，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3．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以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必须努力保持这一地区，成为复兴的根据地；4．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反共的态度是一致的，现在只要他们不在后面捣乱，应设法团结他们以安其心。

胡、宋都抖擞精神，作孤注一掷之举，希望蒋能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于是，胡、宋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共军不久就会向西南进攻，如不避免决战，有被包围以致歼灭的危险。故上策应是积极设法保存实力，以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等等。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古今皆然，并以此反复向蒋进行陈说。然而，学生的这一番大道理并不能使校长幡然悔悟，蒋不但断然否定，而且见胡、宋都固执己见，不能很好领会领袖的伟大思想，以致面有愠色了。胡、宋见话不投机，只得知难而退，把寄托着全部抱负的“进军滇西”方案，重新收进“皮包”，挟着回来了。

其实，以蒋介石的处境，自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恼之处。

首先，蒋坐了20余年的“龙庭”，竟在两三年间，把江山玩了个完，这个惨痛的局面，是如何发生的，就连蒋自己一时都弄不清楚。况且，蒋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做国家元首做久了，现在要他重新赤脚当“草民”，这个思想弯子之大，一时如何能够适应！从力学原理上讲，这里面有个惯性问题，地位越高，惯性则越大。比如，从思维定式上说，蒋总以为自己还是堂堂世界“四强”之一的“大国元首”，既丢不下面子，也放不下架子，为了能把这个面子与架子维持下去，不管怎么说，总得在大陆上搞定一块国土，好继续在国际上虚张声势。否则，西南一丢，大陆全失，剩下一个孤岛台湾，在国际上如何能抬得起头来？因此，胡之坚主进军滇西，算的是一笔军事账、实力账；蒋之反对进军滇西，算得是一本政治账、面子账。各有各的算盘，自然是难以说到一起。再说了，进军滇西一策，在胡之私心，无非是要当一个滇西王，这种诡计，蒋岂有不知？在蒋的私心则为：是我的“大蒋江山”重要，还是你那个未来的“滇西小朝廷”重要？没有蒋，岂有胡？丢了“大蒋江山”，怎有“胡氏小朝廷”？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难道还需要我来上课吗？

其次，蒋历来是十分固执与自信的。蒋固然承认在其他地方输给了共产党，但是，西南地区未必会输，理由是西南地区，特别是川省在八年抗战时期，发挥了抗日卫国的堡垒作用。抗战之初，中方就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依靠川省及西南地区的支撑，最终打败日本。现在与共军作战，也是先失一局，如果能保住川省，也就是保住了西南半壁；有了半壁河山，仍然可以作为反共复兴的基地，再扳它一局。总之，一切尚有可为。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所以，蒋在8月24目到达重庆时，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试想一下，蒋于此时猛吹“西南堡垒论”，信心十足，干劲十足，一头的老劲，所为何来？况且，蒋氏亲到重庆坐镇，目的就是要西南地区的军政大员们接受并贯彻这个救国方略，怎容得胡、宋这两个保卫西南地区的主要大将，对之釜底抽薪，妄言弃川逃滇。所以，蒋对进军滇西的邪说，不但坚决反对，而且来个泰山压顶之势，一棒就将其打闷下去，以免让它日后再跑出来，扰乱人心，瓦解军心，动摇保卫大西南，建设反共复兴堡垒的国策。

再次，蒋氏受某些国际舆论的影响，十分迷信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说。当时国际上很有一些战略观察家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将爆发，多长时间？6个月左右。说得如此肯定，有什么根据吗？事实上，说不上有什么根据，也就是这些自由世界的“领袖们”看着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顺眼罢了，希望再发动一次世界大战，把所有的共党政权，全部铲除，一扫而光，以绝后患。在蒋介石看来，若是能尽早爆发世界大战，美国就将参战。能把美国人拖进来，中共必败无疑。当时，美国的共和党参议员诺兰先生，甚至不惜远涉重洋，亲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大灌老米汤，许诺：国军如能在大陆上支持6个月，当由美国出兵支援。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国共产党，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仗的。蒋介石听到诺兰的这个话，不啻是聆听到了上帝的福音。6个月，也就是180天，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说老实话，这种事即便摊在胡宗南身上，恐怕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哪怕是碰碰运气吧，也是要搏一搏的。何况当一个人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总是极容易轻信别人的许诺。再说，事涉党国存亡之大计，不可不赌一下运气。

可以想象，处于蒋介石当时的境地，无论胡宗南把进军滇西的鬼话，吹得如何的天花乱坠，他也是听不进半句的。不过，谢天谢地，好在蒋介石立下杀手，没有让胡宗南的这一套诡计得逞。否则，果真胡宗南与宋希濂的40余万大军进入滇西，流窜在中、缅、老、泰边境上兴风作浪，不独邻国要为之遭殃，滇西人民要深受其害，恐怕我们到现在还会品尝这一苦果。君不闻那个叫李弥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仅率残部数千人窜入缅、老、泰交界的三角地，闹鬼闹了好多年不说，其中不少人竟摇身一变，成为威震国际毒品市场的大毒枭。据说，缅、老、泰“金三角”地区的毒品产量，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毒品市场上的“大户”，这其中很有李弥将军的一份“功劳”。饶是如此，今天云南边境地带的毒品走私与泛滥，已经使国人深为震骇。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退到滇西的不只是李弥的数千残兵，而是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那么缅、老、泰“金三角”地区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样的恶果？这可能是谁都不敢想象的事！

蒋氏下了死命令：固守四川及大西南地区6个月，等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蒋氏的具体指示是：宋希濂负责固守川东南地区，罗广文（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官）负责固守川东北地区，胡宗南负责固守川北地区。蒋甚至对胡说，宋、罗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胡能守住川北，四川可保无虞。这对于胡宗南来说，真是兜头一瓢冷水，从头淋到了脚。但是，蒋的“最高指示”，胡宗南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过，胡宗南此时多了个心眼，宋希濂在汉中不是亲口对自己说川东地区难以确保吗？怎么到了蒋先生嘴里，就成了没有问题呢？胡想想这个问题总归要搞定，否则，不要被宋、罗把自己卖给了共产党，自己还蒙在鼓里睡大觉。于是，胡氏决定来个微服私访，仅带少数随从，潜入宋希濂、罗广文两部防区偷看情况。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其时，宋希濂部才由湘鄂败退到川湘边境的秀山，心惊肉跳，喘息未定，官兵们既无固守的信心，又无坚固设防，也无一定的部署，如何能够抵挡共军的进击？罗广文部在川东北的万源、大竹地区，虽然驻守时间较长，也有些防守设施。但罗部官兵大都出身川匪，抽大烟、玩女人，或许有一手。说到打仗，怎是共军的对手？如此看来，即使胡部能守住川北，但如果宋、罗负责的川东地区失守，共军从四川平原卷击过来，截断胡的后路，胡蜗居汉中，不正好成了瓮中之鳖吗？到那时，只剩下沿陇海线经河南、江苏到连云港下海一途了，不过，漫漫迢迢中原路，到处都可能是埋葬胡军的坟墓，只怕未能到得海州，就已经全军覆没了。

据胡的部下亲见，胡宗南由重庆回到汉中以后，忽然态度失常，见部下就大发脾气，大凡跟他较久的亲信将领们都知道他有了说不出的苦衷。9月底，原听说蒋介石要到汉中来，但终究没有来。10月初，胡实在憋不住了，只得再次召集高级将领们研究逃跑大计。胡首先讲话，与他平时那种双手插在裤袋里，徘徊瞻顾、趾高气扬的神情相反，这一次他以沉重的心情报告了重庆之行，最后用沮丧的口吻提出今后的出路问题，要大家发表意见。

高级将领们反复计议之后，是英雄所见略同：川东与川北，不但均为共军进击的两个正面，且唇齿相依。若川东有失，则川北不存。为了早作脱围准备，应以坚决态度，先消灭刘文辉所部，拿下西康，布下三个军，建立一个转进基地，然后相机向云南开进，南出滇西；亦可构筑西出通道，必要时西逃西藏或缅甸。大家一致认为：刘文辉的部队尽是鸦片烟鬼，没有什么战斗力，拿下西康是很容易的。问题是目前不宜进攻西康的门户雅安，那样会打草惊蛇，应该绕道乐山与灌县，向西昌进击等等。

胡宗南深以为然，但如何能让蒋介石同意呢？想来想去，认为目前似不宜提进军滇西一案，只讲为保卫大四川，拱卫西南半壁河山，需控制西昌，守住云南，需要将第一师秘密开去西昌，并成立西昌办事处，为建立转进基地预作准备。同时，另派两个军驻守川中的彭县、灌县地区，构筑从川北到西昌的通道，以防不测。胡宗南一边将此方案上报蒋介石批准；一边令第一师朱光祖团飞往西昌，调第五十六、六十五军沿川中地区向灌县移动候命，调第二十七军进驻川南乐山，并准备调第三、三十六军去云南等等。

胡初以为这个方案的要旨是保卫四川，未提进军滇西一案，估计蒋是不会留难的了。哪知胡宗南的这点雕虫小技，岂能瞒得过蒋公的鹰眼，不用说，胡宗南的“曲线进滇”的阴谋再一次破产。蒋氏断然制止此案的电报一来，胡心情大坏，方寸大乱，一连数天，躲在汉台不肯见客，又犯起老毛病了，一个人关起房门，点洋烛，唱京剧，大害政治病，据胡的亲信干部之一、绥署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说，胡这段时间里竟有过闹自杀的事情，心情苦恼透顶。

中共策反胡宗南

在龟、鳖二物中，龟透着一种大智若愚的灵气，鳖则露出一种小人得志式的狡狯。故民间损人常有“老甲鱼”一说。甲鱼而谓之“老”，那意思大致与“老猾”一词相去不远的。幸而老祖宗们很早就料到“此公”之不易对付，故给今人留下一“祖传秘方”，谓之：“瓮中捉鳖”。瓮，也就是大坛子了，在大坛子里捉老甲鱼，那的确是稳操胜券的“决战”。想来英雄一世的“老甲鱼”，到了这一步境地，也不免空余“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绝唱了。完全可以这样说，汉中时期的胡宗南，就是怀着这种“瓮中之鳖”的心情，终日苦撑苦熬，度日如年的。据李犹龙回忆，胡在南郑汉台大发神经之后，他去看胡，胡神态沮丧之极，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老是被动，将来只有作瓮中鳖了。”

天下事，常有出人意料之处，胡宗南哪里想得到恩师蒋先生要他做瓮中之鳖，坐困挨打，为“大蒋江山”殉葬，中共领袖周恩来、彭德怀却于此时派出使者，动员胡宗南率部起义，为解放西南全境建一大功，岂非是“恩者”仇之，“仇者”恩之！中共这一手，恰如巨石投江，很快在胡宗南的胸中掀起一阵阵冲天巨浪。

这次为中共担任招降任务的使者不是别人，正是胡宗南当年的亲信将领张新。张在解放区经过学习后，中共量才录用，展其所长，被分配到一野总部联络部（敌工部）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护送胡部被俘军官和整编起义的地方团队，中共要策反胡宗南，挑选使者，张新自然成了首选人选。为中共具体筹划策反工作的，也不是别人，就是胡宗南当年的恩师胡公冕。无论是出于过去的私交，还是出于国共大势，胡公冕、张新确实都希望胡宗南能在最后关头，冲天一击，高张义旗，为西南解放建立伟功。据此，胡、张在西安西京招待所里，多次研究如何争取胡宗南起义。在做好一切准备后，张新把中共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亲笔信，密藏在特制的鞋底里，于9月23日奉命南下，经宝鸡沿川陕公路，直扑汉中。在通过秦岭双方对峙的封锁线后，于10月8日到达陕南褒城，被军统“稽查处”查获，当晚囚解汉中，关押在“侍勤队”。身上财物全被没收，但藏有“机关”的特制鞋幸而无事。

闻讯张新到达汉中，令胡宗南为之一惊，10月10日后半夜，正是万籁俱寂的时候，胡第一次将张传到汉台问话，对于这位不能“临难毋苟免”“杀身成仁”的亲信将领，胡既没有声色俱厉地训斥痛骂，也无任何不快之意。相反，却语气亲切地问候：“你回来了？”在这种特殊环境及特殊时刻，张自感无须遮遮掩掩，当即开门见山地言明此行意图，并按胡公冕事先的交代，对胡宗南的问话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便脱下鞋子，交给胡宗南。胡走进内室取下文件，随即又走了出来，与张新漫谈起来。张面对当年有大恩于己的胡宗南，不得不表示一点内疚的意思，于是说：“惭愧得很，清涧之役，我没有完成胡先生交给我的任务……”胡马上站起来，摇头说：“不谈那一些。”张趁机说：“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在一起。”张是话中有话，胡是听话听音，强笑了一下，故意转移话题说：“你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这一晚，胡与张漫无边际地谈了两个小时。胡叫张回去休息，于是，张被押解回狱。

胡第二次传见张新，仍然是老地点：汉台；老时辰：下半夜；时间上比第一次传见隔了一天。据张新说，这一次胡的态度很客气，叫张坐下，摸摸张的手，摸摸张的背，问张冷不冷，伙食好不好，睡眠好不好等等。而这时天气并不怎么冷，张身上并穿着一套棉衣，可见胡的故作姿态。张新揣测胡必定对中共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信进行过一番深入研究与思考，故单刀直入地问：“胡先生决心下定了没有？”胡笑了一笑，打起了太极拳，反问：“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已去打兰州了吗？”“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张分别作答，并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了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政策。胡依然以八卦掌对付，神态显得十分做作和微妙：故作镇静，爱听不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有时擦擦脸，有时哼哼哈哈等等，这就使张新始终不能揣测到胡的真正态度。如此又漫谈了两个小时，依然没有结论，张照旧被押回原处。

第三次传见，老地点、老时辰，时间距第二次传见相隔两天。这一次，胡的态度更加和蔼。并且，胡不再打太极拳、八卦掌了，似乎有了深思熟虑的结论，故一上来提出了三个尖锐问题，询问张新。第一个问题：“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赵本是陕军杨虎城的部属，曾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47年7月率部起义，此时任一野副司令员，故胡有此一问。张答：“弃暗投明，人民总是欢迎的。”胡又提出第二个问题：“那边怎样称呼我的？”张答：“称胡宗南。”胡知张没有说真话，笑问：“不是叫我胡匪吗？”张机灵地回答：“你站过来，那就称胡将军了。”张想了想，又补上一句：“不过也有人评论，称你是半个军阀。”胡面露愠怒之色，诘问：“我哪半个是军阀？”张说：“不要说你是军阀，连我也是小军阀。”张作了一些分析，胡感到有些新鲜。

胡提出第三个问题：“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张至此也听出了胡话中有因，答：“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做的，尽是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宋元之争与国共之争，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胡宗南以文天祥自许，无非是想在所有的希望都破灭后，能找到一点精神慰藉。但是，张新太残酷了，他连这一处最后的“精神避难所”也不肯给胡宗南留下，这无疑激怒了老长官。胡当即气得浓眉倒立，双目圆睁，恶狠狠地盯住张新，第一次声色俱厉地诘问：“士为知己者死，你，想到校长没有？”

其实，胡宗南对民族战争与国共之争的重大区别岂有不知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何以文天祥能独领风骚数百年？无非是文天祥死于抵抗异族的入侵，故死得其所，死得光荣！而张新说出了这个事实，胡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此崩溃。受到张新的重重一击之后，胡顿感心力交瘁，心情由失望而绝望，以至感情不能自已，一时竞冲动得失去控制，随之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传见到此无法进行，也无须进行了。张由唐西园“奉陪”回狱，从此，胡再未传见。两个月后，张新趁胡部在成都平原上溃逃时，于乱军之中逃狱，回归中共。

在张新汉中之行的过程中，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洞察在胡宗南的思想深处引起了哪些矛盾和波澜。不过，人们可以从外部看到的是，胡于10月中旬期间（正是三次传见张新之后），整天在汉台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夜间睡觉不脱衣，不脱鞋，不盖被，日夜不宁，状若疯人。这是胡宗南自退据汉中之后，第二次出现这种绝望的举动了，足见得张新的汉中之行对胡刺激之深。

的确，张新的汉中之行，使胡宗南陷入了一个十分痛苦的境地。然而，真正使胡宗南感到痛苦莫名的，是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一个无可抉择的抉择。若从国共大势而论，胡宗南深知国民党已是山穷水尽，大势已去；共产党的取而代之，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大势至此，除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外，任何人都将无能为力。从内心来说，中共能在这个时候派出使者，作争取他的最后努力，不但是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而且这也说明即便在今天，他仍是被中共看重的人物，这对于历来十分自负与虚荣的胡宗南来说，不啻是一种殊荣！也就是说，即便是屡次打败自己的对手，都还没有无视自己，这让他感到一种凄惨的满足。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共送给他的这样一个抉择机会，对他简直是太残酷了。

往深了说，这就很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了，胡宗南自然懂得权位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但是，胡深感以自己与蒋氏的关系来说，实在是陷得太深了，不但与赵寿山、傅作义、陶峙岳这些非中央军嫡系将领无可比拟，就是与两个月前在长沙通电起义的黄埔学生陈明仁相比，也是不可并论的。试想一下，在数十万黄埔学生中，职升得最快，官做得最大，名叫得最响，才吹得最高的，是谁？是浙北胡宗南！在黄埔出身的高级将领中，最得蒋氏恩宠的，被蒋氏视为最好学生的，甚至被视为蒋氏身后三大接班人之一的，又是谁？是浙北胡宗南！曾经有谁被称为是黄埔学生的“军事领袖”？有谁被视为是黄埔学生的“旗帜”？还是浙北胡宗南！

平心而论，数十年来，蒋氏对胡的皇恩浩荡，恩宠备至，无以复加，胡在黄埔学生中亦不作第二人想。胡之一切，无不是蒋所赐予；蒋所能给予的，莫不悉数给予。有蒋，才有胡之今天；无蒋，即无胡之现在，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蒋胡之间的荣辱与共、盛衰与共、浮沉与共、生死与共，早已到了密不可分的境地。况且，以胡氏一贯沽名钓誉的作风，以及那种“天地悠悠，惟名唯大”的假道学气质，要他迈出叛变蒋氏的这一步，自己撕开自己的“道学先生”面具，不但下不了这个决心，而且也深感无以置词，无以自辩，无地自容，无从号令下属，这是胡宗南最感痛苦的。

如果说胡蒋之间已经好到全无猜忌，没有一点龃龉，也不尽然。其实，胡宗南以帝王之心，在西北地区大搞封建军事集团，并且与戴笠、汤恩伯一起，建立“三王联盟”，意在谋夺蒋身后的最高权力，以蒋的绝顶聪明与疑忌心理，不能不有所察觉，也不会不有所警惕。事实上，从抗战后期开始，蒋胡之间的关系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蒋对胡依旧宠信眷爱，升官晋爵；一方面，却于暗中消权弱势，加以抑制，防止继续坐大。其手法，不外是拆散联盟：派陈诚亲赴西北，打散了中原王汤恩伯的班底，使“三王之盟”迅速瓦解；敲山震虎：吸收胡加入监视戴笠的五人小组，既击戴，又震胡；“掺沙子”：派刘戡、裴昌会等非胡系高级将领打入胡部，出任高级幕僚或兵团司令，使胡有所顾忌，不能为所欲为；打乱建制：利用战后受降及重组战区的机会，一边把胡的基本部队大量调入其他战区，一边又把其他战区的部队调入胡部，使原先铁板一块的西北封建集团逐渐松动等等。

蒋的这几手，实施得十分果断，也十分厉害，使胡在措手不及之间，便已束手就擒。尤其是戴笠一死，胡在朝中顿失援手，势力立挫，蒋趁势加大抑制的力度，胡已是强弩之末了。在宜川一役中，刘戡在屡受胡的歧视打击之下，愤然自杀身亡，这也使蒋氏深为不满，蒋以此作为借口，不但对胡予以革职留任的惩戒，甚至亲到西安对刘戡进行祭奠，胡从此在蒋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也是胡深感失落的。自然，这一切在外人看来，也许并不能有所察觉，然蒋胡都是权变高手，蒋之一举一动，其用意所在，胡莫不了然。

蒋氏对胡已有警戒之心，胡氏对蒋亦有不满之意，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若就此说明胡已有反蒋之意，或叛蒋之心，却也未必尽然。其中缘由，除了与蒋关系太深之外，胡自感25年的反共经历，恐终究不能使中共见谅；尤其是自1932年以来，胡始终在第一线与中共作战，即便在抗战期间也从未间断其军事反共的“光荣”历史，这在国民党内可以说无人能够比拟。中共对胡之数十年积恨，岂能凭一次“黄昏”举义之功化解？若果真中了中共的“圈套”，弄得国共双方都不能谅解，岂不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贻笑天下英雄！再说，现在自己手中尚有30万大军，虽不能与中共决一死战，然掩护撤退，不能说已到无望境地。这样想来想去，胡宗南终无勇气接受中共建议：率部举义！应当说，胡几乎是以绝望的心情，作出了忠蒋到底的选择。当时，胡本想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以文天祥的殉道气节，在心理上进行自我平衡，结果在张新的重重一击下，全线立刻瓦解，故而当着张新的面，便绝望地号啕大哭起来，这在过去也是从未有过的。

此后不久，胡部一位高级将领在起义时，看到有的将领为之哭泣，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为之劝解：“这好比一个女人嫁了一个败家子的丈夫，又嫖又赌，长了一身杨梅大疮，本应该早日与之离婚，因为旧道德关系没有提出来，最后弄得家破人亡。现在就是家破人亡的时候了，我们重新嫁人是应该的，还有什么哭的！”然而胡宗南终归没有“重新嫁人”，失去了一次为自己重新选择新生活的千载机遇，终于是家破人亡了。

十、成都　西昌　台湾

最后一张“亡”牌

“瓮中捉鳖”一说不幸而被胡宗南言中。

本来，胡宗南进军滇西一策，最为中共所忌，幸而蒋介石帮了中共一个“大忙”，没有让胡宗南的阴谋得逞。即便如此，毛泽东也丝毫不敢懈怠，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先进击云南、贵州，对四川诸敌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川敌。如此一来，围歼胡宗南所部，自然成了大坛子里捉老甲鱼，手到擒来了。

于是，当蒋介石还在重庆山洞林园里向胡宗南面授“苦撑六个月，确保大西南”的机宜时，毛泽东已开始了四路合击川康诸敌的战役。第一路为陈赓兵团，担任大迂回任务，由江西出两广，尔后兜击云南，彻底截断胡部进出滇西的企图；第二路为杨勇兵团，亦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直出贵州，攻占贵阳，尔后直插川南，攻略宜宾、泸州一带，切断胡部由川西退往西昌的通道；第三路为陈锡联兵团，取道鄂西，进击川东，直扑重庆；第四路为周士第兵团，在秦岭一线与胡部对峙，取佯攻态势，吸引胡部于川北，不使过早南逃。待南方诸路大军完成兜击任务后，取南北合击攻势，一举全歼胡部于成都平原。

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大出蒋介石意外。1949年11月14日，蒋氏由台湾飞抵重庆，亲自指挥保卫大西南的战役。但是，15日就传来了不幸的消息：贵阳被共军攻占。与此同时，布置在川东地区的宋希濂大军节节败退，中共陈锡联兵团沿川湘公路，以锐不可当之势长驱西进。19日，宋希濂所部第14兵团在鄂川边境全军覆没，川东地区门户大开。素来镇定自若的蒋介石这一次也有点坐不住了。20日，蒋氏给远在汉中的胡宗南打电话，令胡加速南撤，同时要胡速调第一军赴重庆“勤王保驾”。

然而，出乎蒋介石意外的是，胡宗南这一次竟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度，对蒋“恭敬”而不从命，拒绝将第一军调渝保驾，双方在电话中弄到几乎吵架的境地。想来也不奇怪，胡有此绝断态度，一方面出于他早已视第一军为自己的“御林军”，而非蒋介石的“皇家卫队”，故坚不同意南调；一方面缘于胡氏其他部队均已破烂不堪，残破不全，唯有第一军还保存较好，有一定战斗力。若第一军再被蒋拿走，岂不是挖了胡的命根子？胡也就差不多两手空空了。再说，胡宗南自从拒绝中共策反后，固已决心为蒋殉葬，但自感此举对蒋不薄，与蒋的情分也差不多一笔勾销了。大概胡氏认为既到了这一步，也就用不着再对蒋诚惶诚恐。于是，雷霆一怒，抖起西北王的虎威，奋起与老蒋抗争。这是胡氏自走出黄埔以来，第一次公开对蒋表示抗命的大逆不道之举。争到最后，固然还是胡勉强表示让步，由蒋命令集中几百辆卡车接运第一军，但实际上只运去了一两个团，在重庆街上摆了摆样子，也就了事。

11月28日，宋希濂集团及罗广文兵团3万余人在南川山地被陈锡联兵团聚歼，綦江、涪陵、江津等重庆近郊城市相继被中共攻克，不但重庆直接暴露在共军的炮火之下，而且蒋介石身边无可用之兵，形势已是万分危急。这一天，蒋令胡宗南从汉中直飞成都，预为部署防卫措施，等候蒋氏从重庆驾临成都。30日，蒋“总裁”率阎锡山为首的“逃窜内阁”从重庆飞抵成都。当日，重庆被人民解放军攻克。

1949年12月上旬，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他此生逃离大陆前的最后10天；对于胡宗南来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风光的10天。原因就在于此时胡宗南所率部队，已成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较为“完整”的大军，的确成了蒋氏的最后一张“王牌”。在这短短的10天里，蒋、胡见面的机会之多，差不多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蒋氏不但每天都要与胡见几次面，而且整日在一起密议，有时一个晚上竟被蒋叫去几次，这是胡宗南在过去几十年中都从未享受到的“殊荣”。据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证实，蒋“每天对着军事地图发呆，一天当中要找胡宗南去几次，两个人关起门来密谈，我经常看到胡宗南走出来时面色很难看”。

不但蒋在这个时候将胡宗南当个宝贝似的紧紧抓在自己手中，而且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党“逃窜内阁”，也对胡寄以莫大希望。“阎内阁”先是从南京逃到广州，又从广州逃到重庆，再从重庆逃到成都，确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现在往哪里逃，什么时候逃？一切都要听胡将军安排了。至于以张群为首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比起中看不中用的国民党“行政院”的狼狈相，在胡的眼中还要等而下之，更是要处处看胡的脸色行事了。

胡到成都后，念念不忘的一件事，仍然是如何说服蒋氏采纳其退守西昌、进军滇西方案。12月4日晚，胡在成都新南门外十二街公馆一边招待高级幕僚晚餐，一边商讨时局。大家一致认为：共军南面已攻占重庆，北面已攻占汉中，宋希濂下落不明，川军巨头有不稳迹象等等。况且，成都非坐守之地，实证便是大军事家诸葛亮深知此中厉害，所以取以攻为守之策，要不断地率兵北伐。以目前情势论，只有及早作放弃成都，退守西昌的准备，以保全实力，再作后图等等。胡就着蜡烛，看了一阵成都地区地图，亦深以为然。为此，胡断然决定：令袁朴率西安绥署干部训练团官兵员生近万人，步行先撤往西昌，另将第1师两个团全部运西昌，预作安排。但是，袁朴一行刚到新津，即被人民解放军截断去路，只得转驻温江；而第一师两个团因未得蒋同意，空军拒绝派飞机运输，故未能成行，胡在成都的第一次弃川方案遭蒋否决。此时，蒋不但不同意胡的弃川逃滇方案，而且指令胡宗南必须在川西与共军进行一次会战，打一个漂亮仗，以振作士气，鼓舞信心，然后再从容撤退等等。

12月5日晚，蒋叫张群以西南军政公署长官的身份，邀约川军巨头刘文辉、邓锡侯、王缵绪、王陵基以及胡宗南计6人，在刘文辉家中开会，表面上是征求大家对时局的意见，实际上是借此观察川军巨头的政治态度。刘文辉与邓锡侯都是聪明绝顶的川军头目，用四川土话说，就是“水晶猴子”。刘文辉深知蒋意所在，故意在会上首先发难，表示：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打一个胜仗，才有希望暂时稳定下来。于是邓锡侯等人随声附和，都认为是好办法。张群也趁势说：如果能酌量奖赏一下，或有可能打一个胜仗。川军头目测知张群此语为一箭双雕，一则在借此搜刮四川民众血汗，一则在逼胡宗南表态，也就不动声色地把眼睛望着胡宗南，看他如何发表意见。岂知胡早已清楚自己那点实力，充其量只能掩护逃跑，哪里还能与共军较量，故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胡不发言，川军巨头们乐得闹个不欢而散。

5日以后，更坏的消息传来，中共杨勇兵团进出川西，抢占乐山、青神、浦江等地，此举无疑是彻底截断了胡部由成都南逃西昌的大通道。另外，中共陈锡联兵团直扑简阳、邛崃、大邑地区，周士第兵团也越过秦岭、大巴山一线，兼程南下，两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钳击成都。胡宗南听到这些接踵而至的消息，心都碎了。

8日下午，胡在住处再次召集高级幕僚开会，讨论如何从成都突围去西昌的问题。胡表示：现在手中还有30万大军，尚可打一条出路。在详细研究了突围计划与路线后，胡表示：“总裁正在请客，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我去请示总裁后，就开始行动。”两小时后，胡怒火冲天地回来了，一望而知，蒋第二次否定了胡的弃川计划。胡说：“总裁正在请刘文辉、邓锡侯、唐式遵这批四川土皇帝吃饭，他说张岳军向他保证刘文辉、邓锡侯、卢汉这些人靠得住，并说他们正在研究守成都的办法。他不但不同意你们的计划，而且下手令要我负责死守成都，并派顾祝同任西南军政长官，要我以副长官兼参谋长的名义代行，我看这几十万人都会被张岳军埋在川西。”胡部将领一听此言，相顾失色。反复研究的结果，仍要胡再去见蒋说明局势，陈明利害，请蒋批准在川西脱围计划。胡索性也豁了出去，居然抖擞精神，再去向蒋请示。不久，胡回来说：“总裁已把刚才下的命令发表了（足见蒋之老猾），不能失政府的威信，我们还是死守成都吧。”胡并气愤地说：“总裁要我们自杀成仁，我们就在成都同归于尽吧！”

在胡宗南第三次向蒋请示弃川方案时，蒋介石竟要胡宗南等人“自杀成仁”，胡虽然说出“在成都同归于尽”这句话，但可以看出是一时的愤激之言，并非是其真意。只是，蒋能够说出这句话，则是大有深意的。试想一下，自国共开战以来，不但军师长及兵团司令大都换成黄埔学生，甚至不少战区主官，也都开始由黄埔学生出任。可以说这场国共决战，基本上是黄埔学生在挑大梁。结果，竟没有出一个“曾国藩”，实在令他失望。黄埔系早已是一蹶不振，屡战屡败，遭天下非议。

尤其令蒋氏伤心的是，仗打了万万千，竟没有几个他平时特别钟爱的黄埔学生在战场上杀身成仁、以谢天下的壮举。死了一个张灵甫，黄埔四期出身，整编师长，资历、职级都显得没有多大分量；死了一个刘戡，黄埔一期的，整编军长，但这个人平时影响不大，也不能算是自己最好的学生；徐蚌会战中，死了一个黄伯韬，是个兵团司令，竟然不是黄埔学生。可是，那些官大职高的黄埔好学生如何呢？黄维、杜聿明、郑洞国等这些威震一方的“疆帅”，竟没有一人在战役上保持死节的。还有一个宋希濂，叫他在川东保卫蒋，弄到最后竟带头逃跑，至今尚不知下落，真令蒋可气可恨。特别是那个四平保卫战的英雄陈明仁，竟在长沙被程潜裹挟投共，实在是大失黄埔校长的面子。

本来，蒋校长对好学生胡宗南尚寄予无限的希望，指望他能“临难毋苟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发扬黄埔魂、军人魂，不成功，便成仁”，做一个黄埔学生的好榜样，不枉为校长的好学生！岂知，胡竟也是一个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而已，这使蒋极为沮丧，也极感耻辱。现在，他只剩下最后一个心愿：希望胡能在川西奋起一击，与共军决一死战，“文死谏，武死战”，自古皆然；胡若不能战胜，若能战死，也算是一条汉子，既效忠了校长，效忠了党国，也表示谦谢天下，替他挣回了面子，岂不是胡也风光，蒋也风光！岂知胡宗南只知一心一意弃川而逃，全无军人气节，全无壮士气概，蒋为之大不快！

于是，蒋胡之间打起了太极推手术。蒋要胡组织一次川西大会战，胡死也不肯；胡要退往西昌，再转道滇西，建立滇西根据地，蒋亦是死不同意。蒋要胡死，胡偏不肯死。蒋对胡是怒其不争，胡对蒋是恨其迷糊。一时间，两个人竟有怒目相向之感。然到了这一步境地，蒋对胡无可奈何，盖因蒋在成都，手中无一兵一卒，一切皆仰赖胡将军保护。胡亦不敢对蒋闹翻，盖因胡最后的归属地台湾尚在蒋的手中，还须蒋总裁圣眷。结果，胡未与共军决战，但也不敢抗命逃跑，更不敢弃蒋先逃，机会也就这样一天天地失去。

从12月9日起，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事形势，已如冰山倾倒，无可挽救了。9日，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并扣留了张群一行；10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在雅安、彭县等地率部起义；11日，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在宜宾起义等等。蒋介石于此间看到大势已去，怀着“满地芦花知我老，旧家燕子傍谁下”的凄凉心情，于10日飞离成都，赴台湾定居，从此魂别大陆。由是，胡宗南正式出任国民党大陆政权的“清道夫”，为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埋葬送上最后一锹土。

其实，也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绝望境地，胡宗南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进军滇西方案，蒋介石也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成都决战方案。12月16日，中共大军差不多已从四面八方向成都蜂拥而来，胡第四次向蒋请示从成都突围，蒋依然是“处变不惊”，在台湾电令胡死守成都，不准突围。到了这步境地，蒋要胡在成都或战死、或自杀，以谢蒋“成仁”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19日晚，中共大军南面攻到新津河对岸，与胡军隔河炮战；东面攻到简阳、仁寿，与胡部亦已接触；北面攻到绵阳，正向广汉推进。这就差不多已经是打到成都城下了。胡宗南一看这架势急了，若是再等下去，四面共军一旦合围，那就是的的确确的瓮中之鳖了。于是，胡第五次向蒋请求突围，蒋氏见胡宗南如此贪生怕死，已是不可救药，虽愤怒之至，但权衡再三，担心如继续封死他的求生之门，恐变生不测，这才勉强表示同意他的突围计划，并准予派出20架运输机，运载重要军政人员逃赴西昌。

胡于21日晨始收到蒋的“放生”电报，当日即在新津召集军长以上高级将领紧急会议，部署突围一事。到会的20多名高级将领都自感末日降临，一个个愁眉苦脸，沮丧气馁，心事重重。相见之下，或则相对苦笑，或则默默点头，或则长吁短叹等等，虽然都是不发一言，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千言万语，已在不言之中了。

已经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境地，将领们赴会，原想能听到几句大实话，找到一条生路，心里也踏实些。哪里知道胡积习难改，一上来，还是他的拿手好戏，不忘他的“七分政治”和权变之术，大吹：“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共匪’很猖狂得意，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是我们不争气。我们同‘共匪’是不共戴天之仇的，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我们要为党国争光，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卫士，是校长的学生，是总统的部下，不要辜负领袖平日对我们的领导和期望。我们要激发天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死’字顶在头上，幸生不生，必死不死。我们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我们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要同舟共济，共赴危难。我们还有两个兵团，打条出路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善自为之。”高级将领们一个个听得云山雾罩似的，总算明白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古语，确是至理名言。

接着由参谋长罗列部署逃跑方案。为了体现胡宗南的一贯指挥风格，决定玩它一回“深沉”，由李文率领大兵团（第五兵团、第十八兵团组成），先向东突围，向共军虚晃一枪，然后再向西回打，杀开一条血路，向雅安方向攻击前进，并指令全军于24日开始突围。布置完毕后，胡宗南仅命令西安绥署的一批心腹亲信及自己的卫士连，于22日先期分乘20架运输机，由新津双流机场起飞，公开宣传是飞赴西昌，而暗中则借口西昌地区气候不好，指令直放海口机场。胡本人与少数高级幕僚人员于23日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运用的招数也是虚晃一枪，借口西昌地区气候不好，于空中改飞海南岛三亚机场降落。

胡宗南这一走，国民党集中在川西地区的数十万军队顿成群龙无首的局面，不少高级将领暗生变心、各谋生路，且彼此隐讳、互不相告。由此，胡的30万大军开始了彻底瓦解的过程。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24日，李文率7个军（都是胡的老底子，计有第一、三、三十六、九十军等），刚冲到邛崃高山镇地区，就被中共大军击溃。这一失败，无疑敲响了川西地区所有国民党军队的警钟。于是，从25日至27日，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所部，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所部，第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所部，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所部，相继在彭县、德阳、成都地区宣布起义。26日，李文在四面楚歌声中，遂接受部下的提议，率5万余人停止战斗，接受改编。胡宗南的基本部队、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劲旅，至此彻底瓦解。数十年来，宣称是蒋介石最大、最后的一支王牌部队，终究也成了“亡牌”部队。

上策　中策　下策

胡宗南不领军，亦不去西昌，却来个“孔雀东南飞”，一下子飞到了“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南岛三亚市。然胡氏喘息未定，蒋介石的电报已经赶到，斥责胡宗南不经请示，竟擅自脱离部队，决派顾祝同到三亚查办胡宗南等等。据说，后经顾祝同从中转圜，蒋始同意让胡宗南迅即飞回西昌，戴罪立功。

原来，胡违令改飞三亚后，蒋在台湾得不到胡的任何消息，颇为“关切”，当即派飞机四处追寻。适在此时，又有四川省政府“末代主席”王陵基举报胡弃部逃跑事情，蒋闻讯大怒，追查更紧了。本来，王陵基认为自己身为堂堂的省府主席，陆军二级上将，不便在成都弃守前撒手先逃，加之蒋在临离开成都时，曾关照王“和胡宗南切取联系”，胡没有走，王自然也不便走。在王的本意也是，成都虽为险地，但胡手中尚有数十万大军，另有数十架飞机，跟着他保条生路总是没有问题的，想来胡氏为人再阴刁，谅他也不敢把我这个蒋先生亲自关照的省府主席与国军上将丢下不管。倘若能坚持到随胡军最后撤离成都，到了西昌后再转逃台湾，不但完成了蒋先生交代的任务，而且也算是为党国的“善终”建下大功，岂不是好！

但是，还没有等到王陵基与胡“切取联系”，王在成都已经找不到胡宗南了。王一打听，才知道胡已经丢下部队，只身先逃，而且蒋介石派来的20架运输机甚至连卫士连都一个不落地装走了，独没有他这个省主席与陆军上将的一席之地。王惊恐万状，火冒万丈，当即向台湾举报胡宗南弃部潜逃一事，并请求台湾派飞机到成都接他。台湾方面对飞机一事不作答复，却反复向王追查胡的下落。王既不知道胡的行踪，又未要到飞机，只得自认晦气，权且先随李文残部行动。王好不容易逃到邛崃附近，听说李文已向共军投降，吓得他连忙脱离李部，趁夜只身潜逃。结果，王在去重庆的途中被解放军查获。据考，王陵基成了大陆上唯一被中共生俘的国民党上将。

蒋介石发狠查办胡宗南，弄得胡不好到台湾见蒋了，只得打点行装，准备再赴西南。同时派罗列赴台面蒋，报告在成都最后突围的经过。经罗天花乱坠地巧为辩解，蒋始半信半疑地表示见谅。1949年12月27日，胡由三亚“鹿回头”飞抵海口，钦点了一批亲信，作为建立西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工作班底，未点到名的人允许自由设法逃台。于是，点到名的惊恐不已，大骂胡长官不够朋友，深感此去是死路一条，恐不能善终了；未点到名的额手相庆，庆幸胡长官在关键时刻总算未想到自己，好歹捡到了一条小命。在这兵荒马乱、草木皆兵的年代，迟走一步都有可能成为共军的俘虏，谁还敢再来个“深入虎穴”，到远在中共大后方的西昌去“赴汤蹈火”，替胡宗南垫背。

1949年12月，蒋经国（右）、毛人凤（左）、胡宗南在成都，气氛看似和谐，实则诡异

 

胡宗南终非平庸之辈，深知此时下属的求生心理必十分强烈，恐有人抗命潜逃。于是灵机一动，在海口放出一只“空气球”，说袁朴未奉命逃到台湾，已被扣起来枪毙了（实无此事）。这样一来，果然把一些有二心之嫌的人镇住了，弄得谁也不敢私逃，只得老老实实地打点行装，随胡长官走马上任，深入虎穴了。政治特派员周士冕亦是“有幸”被选中赴西昌的随行人员之一。周为之惊恐万状，再三推辞，胡终不同意。周绝望之下，深恨胡氏寡情，私下对训导处副处长李莸龙说：“胡先生真对不起人，临死还要拖几个好朋友垫背。”

27日这一天，李文在邛崃向共军投降，以及裴昌会、李振分别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海口。胡闻讯如雷轰顶，顿时脸红筋胀，手臂靠桌，右手掩额，左手在怀，10多分钟没说一句话。最后，胡交代机要处处长王微设法联络那些散落在成都平原上的残部，自行设法逃出川西，向西昌集中。

28日晨6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一干“大员”，人人怀着“此去泉台”的恐惧、悲壮心理，在胡的率领下，分乘10架运输机，被台湾海峡那边的蒋介石用“长鞭”从海口赶回西昌。当日下午3时，胡到达西昌，住进邛海新村。这里原是蒋介石的官邸，村南即为邛海，湖面30平方公里，群山环抱，岛屿错列，风景绝佳。

胡到西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令电台联络在川西溃散的部队到西昌集中。先后联络到的有第二十七军军长刘孟濂，计残兵1000余人；第五十六军军长胡长青，计剩卒1000余寇；四川土匪李玉光部，计残部1000余匪；第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率一个师，虽为四个残破不全的团，在西昌却是一支建制“完整”的“精锐之师”了。靠着有这支部队垫底，加上原先运到西昌的第1师朱光祖团，约有1万余乌合之众，组成大陆上最后一支国民党“大军”。

为了安定军心，激励士气，胡宗南大慷蒋介石之慨，先后多次封官许愿，大赠师长、军长、纵队司令、总司令的官帽。一时间，司令、军长、师长等将领之多，竟在弹丸之地的西昌，满街奔走。好在蒋介石远在台岛，鞭长不及马腹，一切事体，胡宗南均可便宜行事。

蒋介石在驱赶胡宗南返回西昌之前，曾授意他到西昌后，须拟一篇元旦谈话稿，内容要包含引咎自责的意思，并要在国际上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也就是说国民党并没有全部失去大陆，谓之不信，胡宗南还占有西昌，这便是国民党“反共复国”的基地。于是，胡命李莸龙替他拟稿，由胡审核后，交西昌《宁远日报》，以该报记者名义电发台湾中央社在各报登载，总算对海内外“正”了一下“视听”。

12月29日，也就是胡宗南被赶到西昌的第二天下午，蒋介石从台湾急电胡，下达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脱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所谓“保卫西南大陆”一说，胡宗南自然知道是鬼话，比较现实一点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固守西昌三个月”。胡宗南即于当日下午召集高级幕僚对此加以深入研究。所幸这些亲信都是经过大陆失败全过程的“战略精英”，眼光的老到与敏锐，自不用说。这个“战略决策班子”深入研究的结果，一致认为：看不出美国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至少是三个月内，世界大战绝打不起来，如此则国际亦不会有大变化。检讨西昌这点力量，真要是共军打来了，恐怕连一天也守不住，更不要说“固守三个月”的大话了。况且西昌是个彝族区，汉人很少，一旦失败，将全部覆没，石达开即为先例。诸葛亮厉害不厉害？对孟获七擒七纵，还没有能把他们感化过来，遑论我等俗人了。说到底，要想在大陆保留一个据点，还是要在滇西想想办法。

进军滇西的方案，前前后后在蒋先生那里碰的大钉子，恐不下五六次之多，已到了今天这步境地，岂能再讨一次没趣？于是，胡宗南坚持要幕僚们根据蒋的电令，只研究“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的计划。结果，重新讨论了一下午，仍然不得要领，胡下令由副参谋长沈策负责召集，晚上继续研究。沈策领衔研究的方案，也仍然是：撤退台湾，保存实力，是为上策；据守滇西，进出滇缅，是为中策；困守西昌，等待毁灭，是为下策。为了能使胡宗南采用上策、固守中策、摒弃下策，沈策在30日晚继续召集会议，以更加充足的理由，进一步将“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方案”具体化。

关于上策：放弃西昌，撤退台湾。沈策等人认为：目的是像保存“种子”一样，保存大陆上这部分仅有的反共力量，徐图反攻。其理由：一是西昌是彝族区，是死地，既无力量，又无后方，不能固守，否则必遭覆没；二是凡逃到西昌的军政人员都是反共最坚决的干部，应抢救去台湾，不应听其在西昌毁灭；三是一切事，人最重要，物资次之，应把西昌地区有用的人力物力抢运去台湾，以增强反攻大陆的力量；四是以西昌为据点，在未撤退台湾前，完成在大陆上散布反共种子的任务。这样，虽为撤退台湾，实际上并未撤退，而是战略上的进攻。幕僚们一致对绞尽脑汁找出来的这4点理由，大为欣赏，认为胡宗南没有理由可以加以否定，就是蒋先生看了，也要为之动容。

关于中策：进军滇西，设立据点。沈策等人认为：中策比上策要差多了，但比起下策尚强，故也须多找一些理由，设若上策不得通过，则中策是非用不可的。否则，便是死蟹一只了。提出中策的目的是：在滇西建立根据地，以保卫西南大陆，理由：一是滇西邻接西藏、印度，且紧邻缅甸，能得到国际援助；二是滇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稀少，作为根据地能自给自足；三是滇西民族虽然复杂，而民性淳朴，易于驱使，灌输反共思想亦易于接受；四是滇西地形险阻，敌人进攻仅限于一面，易于防卫；五是配合云南现有李弥残部，建立根据地之力量尚足；六是组织川、康、云、贵四个政府，指挥其活动甚便；七是将来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可以出兵昆明直捣湘、桂，出兵四川直捣西北等等。理由固然还可以提出很多，但足智多谋的幕僚们认为不可再提，否则一旦真正打动了胡宗南与蒋介石，他们弃上策而专用中策，岂不遗憾！

关于下策：固守西昌，等待毁灭。沈策等人认为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共军已占领了成都、雅安和昆明，不会让我们有喘息之机，很快就会南北对进，夹攻西昌；二是西昌无兵力，不可能固守到三个月，终必溃逃，与其仓皇逃走，使国内外各方面大失所望，不如预作准备，在西南大陆设法生根，于后有利；三是西昌在目前是大陆上的一个孤岛，内无守军，外无援兵，且系彝区，是绝境，是死地，一旦共军进攻，彝人夹击，无路可逃，只有等待覆灭。

12月31日晚上，胡宗南亲自主持开会，听取战略决策班子关于“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大陆方案”的汇报。胡初闻这些“智囊”们辛辛苦苦地研究了两天，已经“发明”出了“固守西昌三个月”的上、中、下三案，满心高兴，以为也许可以听到一些“高见”了。岂知首席报告人沈策兴致勃勃地提出的所谓“上策”就是：撤退台湾。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一下子便触到了胡心中隐隐作痛的那块地方。胡既不是白痴，亦不是弱智，岂有不知道“上策”是“撤退台湾”一说，否则怎么会丢下川西数十万大军，一口气跑到海南的“天涯海角”。岂止是胡宗南懂得，可以说蒋介石认识得更早。在国民党内，只要脑子不是有毛病的人，谁不知道退台是“上上之策”。问题是这条“上策”早被蒋介石占用，且蒋介石用了，就不准胡宗南再用，胡无论说得多么慷慨激昂，无奈蒋介石不听，其奈“蒋”何？既然人人都懂这个道理，今天又何必要你沈策来上这一堂大课。况且，蒋介石现在一心一意要我等实施“固守西昌”这个下策，他岂有不知西昌不能固守一说？蒋介石的私心则是：一心巴望我等在西昌战死，否则便是自杀，也要身亡，以谢天下，替他挣回一点老面子。你沈策几天来研究来研究去，提出的所谓“上策”不过是人所共知的“逃回台湾”一说，其等而下之的中策、下策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方案提出来，不但全无用处，而且只会起到摇动军心，消解斗志的作用，如何再能让你们这样痴心妄想下去。

想到这里，胡决意采取断然手段，进行处置。胡本是奸雄，善于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戏。当下为了稳定军心，断了众人的非分之想，不得不拿“好朋友”沈策开刀，来一个杀鸡吓猴，以儆效尤。胡当即脸色一变，勃然大怒，拍着桌子指着沈策大骂：“你是内奸，你是共产党，你今天胆敢提出放弃西昌撤退台湾的坏主意，我今天如不看在你是我的副参谋长面上，我立刻就要杀你，以后不准再说撤退台湾的话。”胡脸红脖子粗地一顿痛骂，满室将领一座无言。更有周士冕等一类“垫背”派人物，似笑非笑地看胡的这出把戏如何收场。最后，还是由中午刚从台湾乘飞机赶到西昌的参谋长罗列站出来转圜打圆场，说：“大家提出了三个意见，还是凭胡先生作最后决定。”胡乘机说：“各位回去休息吧。”于是，固守西昌的上、中、下三策无疾而终，大家不欢而散。

经胡宗南出其不意地对沈策一记猛击，果然从此以后人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轻言退台一说。“上策”既不能言，等而下之的“中策”“下策”，久说也无味道，于是幕僚自觉无话可说，索性一概不说。终日抱着活一天，赚两个半天的生活哲学，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胡宗南眼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数日后另约罗列、周士冕、李莸龙到其住处晚餐。餐后旧话重提，研究固守西昌的问题。大家不说话，胡亦猜透各人心思，只得推心置腹地善言开导说：“总裁令我们固守西昌的意图，主要是对国际国内说明中央在大陆上还有军事据点，并未放弃大陆，以争取美援。我们能守多久算多久，不一定要守够三个月，能完成任务就好，能守更多的时间更好，我们要尽力为之。大家要平心静气地来研究守西昌的办法，以达到总裁的意图。”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也就释然，于是开始漫谈，这一次总算围绕“固守西昌”的下策，靠船下篙地提出了几点办法，归纳起来，无非是：收编残部、组织地方武装、加强西康省政权建设、广泛结交西南各少数民族头人、土司等上层人物等等。虽无振聋发聩之见，也总算有些事干了。

1950年元旦上午9时，胡宗南在邛海新村门口的观海台上，对第一师朱光祖团官兵发表新年致词，同时进行训话。胡平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就很简短，这一天的讲话就更简更短了，其意是：今天我们在西昌过“民国”三十九年的元旦，心情是极端沉痛的。我们还有几十万弟兄在川西坝子与共军拼命作战，还有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受着共军的蹂躏屠杀；我们能不能就不管他们呢？不能。我们要做党的战士，总裁的死士，与共军奋战到底……说了尚不到5分钟，胡的声音就嘶哑了，他让李莸龙替他给官兵讲话。

会后，周士冕出于发泄替胡宗南垫背一事的仇恨，愤愤然地对李莸龙说：“你同胡宗南去元旦阅兵，你的感想怎样？胡宗南玩几十万猴多年，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他的感想又怎样？我以两个字代你们作答：‘悲惨！’”

当月，蒋介石派蒋经国飞临西昌，代表他慰问胡宗南并视察西昌防务。胡坐困绝地，早已是技穷力竭，别无固守西昌的锦囊妙计，只能以擅长的那一套豪言壮语示蒋，诸如“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我们是总裁的部下，校长的学生，竭智竭忠竭力，不负领袖厚望”“不成功，便成仁”等等。蒋经国亦是两手空空，别无长物相赠，同样以豪言壮语相勉，诸如：“有我无匪，有匪无我”“公忠体国、固守待变”“疾风知劲草，严寒识贞木”等等。

蒋在西昌未敢久留，很快就飞走了。

西昌斗法

如此株守一城，坐待围击，西昌之不保，自无话说。至于能不能固守到三个月，在胡宗南看来，关键亦不在于西昌之“固”不固，而在于中共军队什么时候对西昌发起进攻。逃到西昌的这点残兵败将，蒋介石也许还当回事，像公鸡司晨一样，在国际上把头扬得高高的，“骄傲”的了不得，奢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还掌握着一个行省，地位之“巩固”自不待言。如此，一方面可以靠它在国际上“以正视听”，一方面可以用它向美国人争取援助。可是，在毛泽东的眼中，西昌的这点国军，说大了，是一群穷寇；说小了，是一撮土匪而已。设若重视一点，小题大做一下，了不得派一个兵团；设若轻视一点，有一个军的兵力，也就能完全摆平了。

据此，胡宗南心里有数，共军若是在2月17日春节之前攻占西昌，那他“固守”西南大陆这事就算完了。共军若是拖到春节后再筹划进军西昌，那他这中间或许有戏，说不定还真能“固守”三个月。事实上，关于西昌军事用不着他操心，一切都是听“共”由命。

胡宗南还认为，目前固守西昌的大计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只需在共军没有发动进攻之前，维持军心不乱，政权不倒，当好“维持会长”，就算完成任务。如是，对于固守西昌一说，胡宗南认定的“锦囊妙计”是：不问结果，重在过程，重在大造声势，大做表面文章，越是做得轰轰烈烈越好。诸如：固守的口号要喊得震天价响，固守的方案要拟得详详细细，固守的活动要做得煞有介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军心人心，安定西康地方政权，防止不战自溃，等到中共“接收”的那一天，便算“万事大吉”，便可以回台向蒋介石交差。于是，这才有了西昌元旦谈话与阅兵，有了固守西昌的各种方案，有了收编残部与组织地方武装的种种策划，并由台湾空运40架次飞机的武器弹药，予以装备补充等等。

“固守西昌”期间，胡宗南尤其注意控制与拉拢西康上层人物，向外界确立并宣传西康地方政权的形象，以达到蒋介石所说的在国际上“以正视听”的作用。为此，就有了胡宗南与西康省政府主席贺国光的数次“交锋”。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

 

西康省原由四川西部地区与西藏东部地区划出组成，成立于1928年。省主席由川军巨头刘文辉充任。刘文辉率部起义后，西康省一部分地区宣告解放，仍然表示效忠党国的地方政权，其实也就剩下西昌周围一部分县区。地盘小虽小了点，到底也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个行省，直接关系到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的观瞻与形象问题，故蒋介石对此格外看重，不但迅速宣布由西昌警备总司令贺国光兼任西康省政府主席，而且逼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胡宗南率公署人员，马上到西昌设署办公。有了这点本钱，也好向全世界发布公告，摆明西南大陆尚在国军手里。

贺国光是军界老资格，也算得上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之一，先后任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武汉及南昌行营参谋长、军委会参谋团主任、重庆行营代理主任、成都行营主任、宪兵司令、西昌行辕主任等要职。贺国光长期在川康地区活动，与四川、西康的军阀、官僚、大资本家、大地主及土司头人等都有很深的关系。本来，自刘文辉率部起义、胡宗南数十万军在川西作鸟兽散以后，贺国光就想到西昌已是朝不保夕。自己虽忝为总司令，其实所拥有的兵力仅为2000余人的两个警备团，且其中一个团为新编，摆摆样子可以，战斗力是没有的。这个破摊子，叫自己如何能反共？想着早日逃台吧，苦于头上戴着一顶西昌警备总司令的帽子，不死不活的，摘又摘不掉，送又送不脱，真是急煞人。偏偏这个时候，蒋介石又特别器重自己，竟然雪上加霜，任命自己为西康省政府主席。想想自己从1926年就提着脑袋跟着蒋介石了，马前鞍后的跟了20余年，蒋都没有舍得赏一顶省主席的官帽，让自己过一下封疆大吏的官瘾，现在死期将至，却被套上一顶封疆大吏的顶戴花翎，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正当贺国光苦于脱身无计的时候，胡宗南来到西昌。贺喜出望外，当即向胡提出将西康省政府、西昌警备总司令部全部交与胡接管，以便自己先行回台。贺不恋栈，胡亦无意“鹊巢鸠占”，故一口回绝。在素来争权夺利十分起劲的国民党官场，贺、胡都如此淡泊权位，视高官厚爵如粪土，倒也着实“难得”。

胡坚不同意接受省政府和警总大权，贺亦不肯罢休，他不断地向胡提出要求，弄得胡极为讨厌。元月2日，胡下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随行人员全部移住西昌飞机场附近的房子里，做出一种丢下贺国光，飞离西昌的样子。贺国光不知是计，一看之下，大为紧张。立派西昌警总副总司令王梦熊到机场挽留胡宗南，表示贺不再提离开西昌一事，坚决与胡同进同退。胡是跌倒了也要抓把泥的老猾，一看贺国光中计，趁机提出三点要求，立逼贺答应：一是充分供应军粮；二是设法帮助联络地方士绅和地方武装；三是维持西昌金融和市场物价。贺国光马上满口答应，而且愿意帮助胡宗南完成固守西昌的任务。贺只对胡提出了一点“小小”的要求，即胡在“转进”时（贺不便讲出“逃跑”两个字），不要把他抛掉。这是有鉴于王陵基的教训太深，故贺国光不能不防一手，先把丑话说在头里，免得自己辛辛苦苦地忙活了半天，到头来却落得个“王陵基第二”的下场，岂不惨了！

从此以后，贺国光为了落实胡的三点要求，竟干得十二分地起劲。其时，西康的上层人物和胡比较陌生，也都不愿贺就此撒手弃西昌而去，于是，有好事者想出一个效“鱼腹书‘陈胜王’”的故事，献给贺国光一只双黄大鸭蛋，在蛋壳上显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和“国光”两个字，吹嘘是鸭子生下来就有的，阿谀他是“党国元勋”，只有他才能保全西昌万民，复兴党国基业等等。这种雕虫小技比起胡宗南的大手笔：“一轮古月照中华”的洛阳古碑谜，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但贺国光却是兴奋的了不得，竟将此蛋遍示客人。胡听说后，虽哑然失笑，却也不便当场戳破，乐得让贺国光在“青天白日”下大做他的“国光”大头梦，好以此诱得贺甘愿为自己卖命。

贺国光固然在军事上对胡宗南欲擒故纵、虚虚实实的战术，不甚了然，亦不免上当入彀，但贺毕竟是在国民党官场上浮沉历练了几十年的老官僚，真正耍起权变手腕来，胡宗南有时亦难敌其锋，围绕唐式遵谋取四川省政府主席职的一场斗法，足见贺的功力不凡，以胡的大智也不免败下场来。

唐式遵为川军中的老资格，抗战期间曾当到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长官，并以此弄了个上将衔；但比起独树一帜的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王陵基等川军巨头来说，只能算个二流角色了。因此，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唐虽然距封疆大吏仅差一步之遥，却总也爬不上这一级，对此甚感遗憾和气馁。1949年底，蒋由重庆窜到成都，派唐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令他协助胡宗南死守成都。然胡认为唐在四川并无实力，起不到多大的号召作用，故不甚重视，仅派几个幕僚联络一下就算了事。成都解放，唐亦逃到西康蛰居起来。唐得到消息：四川省政府末代主席王陵基被共军生擒而去，不用说，四川省府主席职由此而高悬，唐闻讯心中怦然一动，一个趁机谋夺川省主席的欲望油然而生。

于是，唐风尘仆仆地赶到西昌活动，要弄一个四川省政府的“流亡主席”当当，过一下封疆大吏的官瘾。唐与胡交往不深，且胡对唐总是爱睬不睬的，不便深言，故唐到西昌后找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贺国光。贺亦古道热肠，多方奔走，替唐向胡请求。胡表面上答应，但久未兑现。实际上，在胡宗南的意思，不过是糊弄贺国光一下罢了，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之冬，胡早已对西南大局心灰意冷，自己的事都管不周全，哪里还有心事再去为别人谋官。

况且，胡宗南也有不可对人言的苦衷，盖因自放弃西安以来，一再弃职逃跑，既不能忠于职事，效忠党国；又不能杀身成仁，报效领袖，由此多次遭蒋斥责。胡自感在蒋的心目中，其观瞻之差，已无可言喻。现在却突然冒出一个民国遗老唐式遵，竟然能于党国一线垂危之际、即将入棺盖定之时，“忠勇之气”勃然而发，决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主动要求回川就省主席一职，为党国的反共复兴大计奔走，唐、胡两相对照，岂不是让胡在蒋先生面前又做了一次“矮子”，自己抽了自己的耳光不说，还要充当了一回反面典型，胡本是“好名”的行家，这样的蠢事，胡岂肯去做。

据此，西昌虽有唐式遵这样一位“可歌可泣”的“硕贤”在此，胡的这一份举荐电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轻易送蒋的。然贺国光是一介老官僚，对胡的这一番苦衷，哪里能想得如此深远。在贺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无非是一张“空头支票”，既不侵犯胡的利益，亦无人竞争，况与党国大业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四川早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省主席一职也成了中共的囊中之物，借“花”献“佛”，不给白不给，不送白不送。唐氏老而弥坚，效忠党国一辈子，到头来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当这么一个空头主席，胡都舍不得兑现，未免薄情寡恩。再说，有权有势的人早逃到台湾安居乐业，无权无势的人，想卖命出力尚不可得，岂不令人寒心，胡如此做法，不但于情不通，于理不合，亦于义不容。于是，贺动了侠义心肠，决意要借机发难，一者向胡讨得一个“说法”，一者为唐讨得一个“公道”。

2月17日（大年初一），胡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国民党在西南大陆最高负责人的身份，在邛海新村官邸宴请西昌各界的几位上层人物。所约请的几位“大人物”，首席便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级的贺国光和唐式遵，另有羊仁安（西康帮会头目、胡收编的新编第二军军长）、罗八千岁（哥老会大舵把子）、周瑞麟（“国大”代表、胡收编的第六纵队司令）、伍道垣（军统特务、胡收编的第七纵队司令）等五六人出席，胡的秘书长赵龙文及李莸龙等亲信亦奉胡命出席作陪。

席间，胡宗南先致祝酒辞，无非是“党国垂危，大家同心协力固守西昌”那一套鬼话。胡本是例行公事，过一下形式，快说快吃快散，送各人回寓，也就完事。哪里知道胡是无备，贺、唐却是有备，要抓住这次机会向胡出击。还在胡讲话时，唐式遵就已蓄满了满腔仇恨，几次要站起来给胡难堪，被老于世故的贺国光示意压抑下去。等到胡讲完之后，唐式遵也就不客气地开始高谈阔论起来，大意是说：四川老同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等，都背叛了党国，投降了共产党，王陵基已被共产党捉去，杨森、孙震等亦逃台湾，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大陆上为党国奔走。我到西昌后，有人劝我逃台湾，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党国今天垂危到这样的地步，我若逃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住。我是四川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唐“遗老”的这番话，真是说得“大义”凛然，几有令人“回肠荡气”之感。想不到国民党的“忠勇之士”都死光了，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出土文物”，发誓要与中华民国共始终，也真是难得的“国宝”，不但令胡宗南听了羞惭无地，就是蒋介石在台湾听到了，恐怕也要感动得涕泪横流的。

这出戏唱到这里，开始进入高潮了。于是，贺国光接着发难：“我今天听到式遵兄的讲话，真使我感慨万端！老友四散凋零，党国危迫眉睫，像式遵兄这样忠贞肝胆，尚有几人？中央尚不给予适当的权位，以施展他的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说到这里，贺话不成声，感情不能自已，竟放声大哭起来。在座的人听到这里，亦都是眼含泪花，默无一语。事实上，贺国光的哭，在初期确是假哭，是为唐式遵鸣不平的“侠客泪”。不过，哭到后来，贺联想到党国的形势已是日暮途穷，自己的前景亦是走投无路，不觉悲从中来，竟由假哭变成真哭，而且哭得非常伤心，很是感动了一席客人。其时，坐在贺国光左侧的罗八千岁的孙女儿不知大人的这种官场之哭，原为权变之泪，是不便当真的，女孩儿天真、心肠软，竟动了一片恻隐之心，当即取出一方香帕，为贺国光拭起“侠客泪”与“壮士涕”。

贺、唐的这一出双簧戏大出胡宗南意料之外，使胡一时无计可施。会场上沉默了两分钟之久，胡宗南这才迫不得已地站了起来，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讲了几句话：“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今天正是革命党人对党国效忠，对共产党坚决斗争的时候。像唐、贺两位先生这样公忠党国，我想总裁一定要倚重的。我想建议总裁派唐先生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便为党国效劳，与共产党斗争到底，不知唐先生的意下如何？”胡此时已意识到这是贺、唐在联手对付他，在一番沉思之后，也来了个以攻为守，企图用一句“意下如何”来为难唐式遵，且看他如何回答？

到底贺国光是官场老手，一眼就看穿了胡的用心。所以未等到唐式遵接话，贺国光当即替唐接过话头作答：“这是胡副长官的适当措施，时间迫切，事不宜缓。”这样一来，就等于是推车撞壁，逼胡当场兑现了。胡自感没有退路，只好当场命李莸龙拟一电报稿，保荐唐式遵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电稿拟好后，胡还当场向大家念了一遍。

这一次唐式遵果然如愿以偿，三四天以后，蒋介石复电照准，台湾“行政院”也通知胡宗南，已通过特任唐式遵为四川省政府“主席”。胡当即令李莸龙将复电分抄两份，亲送唐式遵和贺国光。第二天，胡约李莸龙同去向唐道贺，并当面叫唐安排四川省政府的人事，自报台湾委派，还煞有介事地要唐拟了一个工作计划。3月25日晨，唐式遵怀揣贺国光用一把鼻涕一把泪替他讨来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委任状，同羊仁安、罗八千岁等省府“大员”，率领一支三四百人的土匪队伍，离开西昌向川南出发。但走在半路上即遭解放军包围，被一网打尽，唐和罗八千岁都被当场击毙，总算实现了他“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的心愿。不过，胡亦未能听到这个“喜讯”，盖因其时他已经在逃离西昌去台湾的途中。

天意高难问

3月初旬，蒋介石看出孤悬川西高原的西昌，确是难以固守。再说，三个月发生世界大战的说法，大概连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可笑。于是，老蒋派参谋总长兼西南军政长官顾祝同和蒋经国飞赴西昌，召开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讨论胡部“转进”问题。出席会议的除顾、蒋、胡之外，另有罗列、赵龙文、贺国光、王梦熊等人。流窜滇西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也赶来西昌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连开了7天，主要讨论并批准了一份“建立滇西根据地”的计划。其主要内容也还是沈策年前提出的“固守西昌方案”的“中策”部分，由胡宗南率部转进滇西，与李弥、余程万的残部会合，依靠滇缅边境的特殊地理环境，建立一个较为稳固的大陆反共复兴据点。

会议开完，顾祝同、蒋经国决定从西昌直接飞往云南蒙自机场，从那里去执行调部队到滇西的计划。不料，当他们坐上飞机正要起飞时，蒙自机场从飞机上转来一份简要电报，说蒙自机场的官兵已经哗变投共。顾、蒋闻电色变，胡宗南、贺国光请他们下机商量一下再走，但顾、蒋早已心慌意乱，认为蒙自机场既已哗变，西昌机场亦难以万全，故决定改飞海口，如气候不好，则飞河内再转台湾。顾、蒋回台湾后，有电报给胡宗南，但不再提建立滇西根据地的事了。西昌军事会议开了7天，却因蒙自机场的官兵哗变，而使一切计划都付之东流，这使胡为之痛惜不已。不过，事后李莸龙却同罗列开玩笑说：“好险呀！迟10分钟，顾祝同、蒋经国就送上门，成了共产党的俘虏了。”

最后一次建立滇西根据地的计划流产后，胡为之焦急不安，且春节早过，西昌的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胡又叫赵龙文、罗列、李莸龙多次研究逃跑计划，但终无结果。3月中旬，滇北的解放军开始向位于西昌东南的重镇宁南县进攻。宁南距西昌仅120多公里，若宁南一失，则共军不数日即可攻到西昌城下。于是，胡立派第一师师长朱光祖率两个营前往阻击，但朱去后不久便急电求援，胡深感已无兵可派，急得将两手插在裤袋里，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焦急万状，后商定调“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邓宇凯团的士兵前往援助。邓团1000多士兵奉命集中到西昌东关大操场，请胡宗南去讲话点名。胡生怕这些兵不可靠，哪里敢去讲话，就把这件差事推给罗列；罗亦不肯代表，再推李莸龙；李无人可推，只得冒险犯难，代表胡到东关大操场胡诌了一通鬼话，诸如：“共产党是世界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应团结起来共同抗御，免受亡国灭种之苦”等等。士兵们听不懂李的这番鬼话，只得又由邓宇凯翻译过去。最后，士兵们喊了一阵“乌啦！乌啦！（万岁）”的口号，即向宁南出发。李回城后把经过情况向胡作了一番汇报，胡深为感动，紧握着李的手说：“这件事你办得好！”据罗列后来得到消息说：“这些兵总是乌合之众，到宁南打了几枪，一个一个都跑了。”

3月24日晨，胡宗南召集赵龙文、罗列、李莸龙在邛海新村官邸吃早点。其时，罗列汇报了两个严重情况：一是南面的共军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在进攻西昌南边的门户会理；二是北面的共军已占领了汉源，正在横越大渡河，向大树堡进攻。会理距西昌近200公里，大树堡到西昌也只有250公里左右，若急行军三天可至。胡听了这个汇报，脸色惨白，一席亲信也深为紧张。罗列建议：“这一情况应急报台湾，并请示总裁是否可以脱离西昌。”胡说：“情况应急报台湾，但不必请示总裁离西昌，我们守西昌的任务只有四天了。”赵龙文说：“情况是紧急的，长官是否可以先去海口，28日再去台湾。”因为挨到那一天，胡好歹也算“固守”了三个月，完成了老蒋交给的任务了。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宁

 

但是，胡当着诸位亲信的面，如何好意思说一个人先逃，然又不便断然拒绝，故意说：“你们不要提我先离西昌的话，我们现在来好好研究紧急措施的办法。”到了这种山也穷、水也尽的境地，平时神气十足、侃侃而谈的一座智囊高手，此时都变得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深愧无一计贡献。胡一见大家都是黔驴技穷，厉声说：“那么，怎么办呢？”胡一发急，就像一头被打急了的老狼一样在房子里窜来窜去，急躁不安。赵龙文见状，也就不客气地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昌是决定不能守了，只有准备逃，免被共产党活捉。”李莸龙于此也将自己深思熟虑的方策娓娓道来：“现在逃还来得及，有两个办法：一是空运逃海口或河内，那就准备飞机，分批运走；二是走陆路突围，那还是我们前次研究的逃西藏或逃滇西，才是生路。”

经过众位“高手”纷纷以“高见”反复斟酌，最后经胡宗南决定：空中由赵龙文同贺国光飞台湾向总裁报告情况；陆路走西逃路线，经德昌到盐源，到盐源后再视情况，一是折向南逃滇西，一是继续向西逃西藏，胡决定自己随陆路行动。会后，大家即分头进行逃跑的准备。

李莸龙、周士冕等人都是长期跟随胡宗南的亲信，对胡之为人十分了然。胡虽然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将率部从陆路突围，并规定了陆路突围路线。但李、周都隐隐约约感到胡今天的表态过于轻率，与他的一贯作风、为人不合，并且直觉上认为这其中有不太可靠的地方。况且，古哲有言：“大行不拘小节”，又所谓“无毒不丈夫”，政客、权变家从来都是没有信义可言的，胡宗南于此尤甚。一旦到情况紧急时，无论是什么亲信人物，都会被胡抛弃而不闻不问。川西突围，李文等一众追随他数十年的高级将领，都被他丢给共军，自己这些等而下之的亲信，也就不用说了。因此，胡宗南大唱从陆路突围的高调，李、周从一开始就十分警惕。

李、周秘密策划，如何才能盯紧胡宗南，免做“李文第二”。分析来分析去，自忖以自己目前的地位及道行，自然是抓不住胡宗南的，能抓得住胡的，也只有秘书长赵龙文和参谋长罗列两人了。

赵龙文是浙江义乌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即投靠胡宗南任秘书。赵在戴笠手下做事时，就被公认为军统的“阴谋家”；在西安任职时，又被公认为胡宗南的灵魂和“智囊团”团长，可见此公的长于谋划，精于算计，得到各界的一致“推崇”，万不可小觑。赵与胡的关系之深，也是无人可及的。本来，胡被蒋赶回西昌时，并无赵龙文“垫背”。但赵氏忠心报主，不忍弃胡独存，于1950年2月中旬由台湾飞西昌，表示决与胡同进同退，共生同死，其人之忠心沥胆，殊为“可嘉”！李莸龙与周士冕都认为：若能抓住赵龙文，也就等于是抓住了胡宗南。问题是赵龙文已被胡宗南钦定先飞台湾向总裁报告情况，“抓赵”已经无望。剩下的也只能从罗列身上打主意了。

罗列是黄埔四期生，福建长汀人，胡宗南第一师的老人，20多年来，不是任胡的参谋长，便是任第一师师长或军长，在胡手下大红大紫，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头牌亲信，对胡的忠心自无问题。况且，作为胡的参谋长，胡的一切行动，自不可能瞒过罗列。如此一想，李、周相约：必得死死盯住罗列，方保无虞。当时，西南长官公署设在西昌城隍庙内，为保万全，周士冕把行李收拾后，就在罗列办公室对门开了一个房间，便于监视罗列的一举一动。李莸龙更绝，他把行李收拾后，交给别人代管，自己则终日不离开罗列的办公室，决与罗周旋到底，心里则暗下决心：且看你胡宗南如何动作？按理说，李、周都是胡宗南的一代高徒，这样严密的“监视”措施，当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岂知弄到后来，李、周还是做了胡宗南的“垫背”。

3月25日这一天，也许是胡宗南一生中最为紧张的一天。当天下午3时，南北两路都有急电报胡：北路共军已成功地强渡大渡河，攻下大树堡，胡军防线已经一步步退到平坝；南面的情势更加不妙，共军有从德昌南面迂回进攻德昌的模样。德昌在西昌南约50公里左右，是胡宗南从陆上西逃的必经之路，若德昌一失，西逃之路就被截断。胡在城隍庙办公室里不停地绕室徘徊，最后令罗列从第一师里抽一个营，以急行军速度赶到德昌坚守一天一夜，等长官公署的西逃人员通过后，作为后卫部队撤离。

此时，李莸龙、周士冕与胡讨论西逃的时间问题，谈来谈去，老奸巨猾的胡宗南总是不肯确定，弄得李、周心中叫苦不迭。有道是：“天意高难问，人情老亦悲。”究竟胡是怎样想的？李、周当时曾自作聪明地揣测，胡此举可能有两种用意：一是考虑能否勉强在西昌住到27日或28日，以达到蒋所谓“固守西昌三个月”的要求；二是考虑走德昌能否脱围。最后，罗、李、周一起进言：认为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再不作出决断，稍一延迟，就逃不出去了。胡还是走来走去，总是默不作声，被追问急了，才不耐烦地说：“你们把行装、给养、交通工具都准备好，等我把动身的时间考虑好了告诉你们。”

其实，李、周都没有能够洞察胡的个中玄机，胡宗南真正的打算是：他本人根本就没有从陆路突围的打算，而是算计好了乘飞机逃跑。据说这是得到老蒋允许的，当时蒋介石曾有一个电报给胡，要他把部队交给一位高级将领带领，本人乘飞机到海口。又据说：蒋因憎恨胡的战守无能、丧师失地，本不欲胡回台，下令要胡与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听其自然。所幸胡的好友、时任台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为之力谏：“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经郭反复坚请，蒋始同意胡回台。不过，若从胡未经蒋允许，就先后撤离西安、逃离成都的一贯做法来看，以胡的绝顶聪明，即使没有蒋的允许，他恐怕宁愿被蒋申斥惩处，也不会留在大陆当中共阶下囚的。

问题是，胡宗南准备从空中逃跑的计划如何能不让李、周等亲信知道。一是胡氏素以仁义治军的谦谦君子自居，假仁假义，虚伪做作，沽名钓誉，都是其擅长之处。这种在危难关头不顾部属死活，弃部而逃的不仁不义之举，如何说得出口？二是自己这一走，部队必得有一位高级将领率领，“转进”西藏或滇西，其时才好向蒋先生交代，否则，一旦部队作鸟兽散，自己即便逃到台湾，也是脱不了干系。只是现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自己不肯“临难毋苟免”，怎好要别人见义勇为，替自己送死。况且，此时军心摇动，一夕数惊，谣诼纷传，自相袭扰；若是再将自己的行动计划泄露出去，不啻是火上加油，人心大乱，军中震荡，不战自溃了；三是这次随自己赴西昌的人员，哪一个不是跟了自己多年，甚至数十年的亲信！又有哪一个不是忠于自己的“同志加兄弟”！区区一架飞机，自己又如何能将他们都带走？有此几个因素，这也就难怪胡宗南要装神弄鬼，严密封锁自己的行动计划与行动时间了。

3月25日，李、周两人和衣睡在一床，作好了随时随胡宗南出发的打算，结果整晚均未能入睡，耳中只听得罗列出出进进地时而打电话，时而找人谈话，时而下命令，弄得人心惊肉跳，恐惧不安。26日晨5时，李、周再也无法入睡，也就早早起床，向罗列打听情况。罗说：胡已决定27日晨2时离开西昌，西逃西藏，据报南线共军距德昌仅有20多里，已命令德昌守军坚守到27日晨4时，并已令干训团等先遣人员将于今日出发等等。

26日上午9时，胡来到城隍庙办公室，立即要罗、李、周到他办公室谈话，煞有介事地布置路上行军的有关事项。李莸龙对胡的举动信以为真，但为了能实现跟胡一起从空中逃台的目的，力劝胡走空中路线，不应从陆路冒险。胡镇静如常地说：“我刚才奉到总裁的命令，要我亲率部队向滇西转进，与李弥部会合，必要时才去西藏，我怎能坐飞机跑呢？”胡一边说得这样活灵活现，一边在办公室里准备路上吃的东西，胡的副官处长蒋竹三（胡的表侄）正在为胡收拾滑竿和乘马，李莸龙感到虽不能如愿坐飞机逃跑，但总算相信胡不会抛弃自己了。此时，李莸龙也想出去找人搞一些腊肉，好在路上吃。周士冕想了一想，老谋深算地告诫说：“军事情况，瞬息万变，胡宗南的话你不要信以为真，他经常找人作他的替死鬼。”李一听，想想也对，当即取消外出计划，继续执行他们的“全场盯人”战术。

这一天中午，胡返回邛海新村。下午无事。

当晚8时，赵龙文对罗列表示，他就要飞台湾了，要罗列与他一起去请示胡宗南。罗列不知是计，也感到没有理由不去，于是便对李莸龙和周士冕解释说：“龙文要去台湾，我陪他去请示，立刻就回，你们不要离开。”

罗列陪同赵一起乘车来到邛海新村，进入胡官邸，先将战事向胡作了一番汇报，说明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境地。此时，赵龙文趁机力劝胡宗南和贺国光一起飞海口，赵龙文如此讲，罗列也不好干站着，只得帮着赵力劝，胡则假意不从，并说他就是死也再不能违背总裁的命令，让党纪国法来制裁他。胡、赵的这场双簧戏足足演了一个多钟头，最后，赵龙文提醒胡宗南，不要重蹈项羽垓下被困的历史覆辙，胡当场也抛出诱饵，表示这一摊子怎么办？罗本是胡的参谋长，况在场的只有胡、赵、罗三人，到了这个推车撞壁的绝境，即便明知前面就是陷阱，罗列也不得不做出作势要跳的样子了。于是，罗咬紧牙关说交给我好了。罗未想到，他的这句“戴着笆斗进庙门，假充大头鬼”的大话刚一出口，胡、赵都迫不及待地上来立刻与他紧紧地握手，好像生怕他反悔似的。胡交代罗要想尽办法，从西藏或滇西逃到印度或缅甸，他将想办法派人到那里去接他们。这时，赵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事先即已准备好的电报稿交给胡，胡看过后批交给罗。那上面是用胡的名义报告蒋介石的电稿内容，无非是：先报告西昌情况紧急，次报告固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已经完成，于3月27日晨2时飞离西昌到海口转台湾面呈一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及所属部队，由罗列率领向滇西转进，与李弥会合后，再决定行动方向。后面填的时间是3月27日凌晨1时。胡并叫罗最后发出，不要发出过早，以免露馅。

当晚10时许，赵和罗回到城隍庙办公室，赵匆匆收拾行装，即去飞机场。罗亦下令，准备行动。不久，忽听到飞机声响了，李莸龙与周士冕等人还在说赵龙文他们起飞了。这时，罗列故意用电话问飞机场的情况，装得一惊一乍地说：“怎么？他飞走了，他妈的！”就把电话耳机一摔。李、周惊恐万状地追问怎么样？罗说：“胡宗南逃走了，他妈的！”闻此突变，在场的一个个面呈土色，两腿发软，默无一言。好一会，李莸龙才想到看表，几乎是带着哭腔说：“1950年3月26日晚11时10分，西北之王、西南最高行政长官胡宗南，乘机从大陆上逃跑了。”周士冕跟着愤愤地骂：“胡宗南一贯只顾自己，不管旁人的死活。”

事后，李莸龙分析，胡宗南的逃跑可能是赵龙文与罗列参与一起搞鬼，并为此追问罗列，罗果然承认：“这是赵龙文搞的鬼。”不过，如果说这个阴谋完全是出自赵龙文的策划，也不尽然。试想，赵龙文如此苦心孤诣的谋划，无非是想把胡宗南救出“苦海”罢了，与赵本人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此事若是不经胡的首肯，如何能够实施？说白了，赵龙文只是说出了胡宗南想说而不便说，想做而不便做的一件事而已。以胡的人生价值观念来说，无不以利己主义为最高目的，为了沽名钓誉，追求权势。胡可以弃妻（梅氏）、忤父（胡际春）、卖友（戴笠），以及拒援同学（黄杰）、抛弃亲信（李文等将领）、欺骗下属（李莸龙、周士冕）、拉朋友垫背（罗列）等等，由此可见胡的为人。

数年后，赵龙文在台湾就此事写出专文，说明这一段经过的事实。赵龙文所说与上述经过小有出入。赵龙文讲到蒋介石事先曾有电报给胡宗南，要他乘飞机转进海口，把部队交给一位高级将领。据此，赵龙文与罗列轮番劝解胡宗南服从总裁的命令，向海口转进。赵龙文力劝时说：服从命令是今天大义所在，此其一；共军分路进兵，要活捉胡宗南，我们不能上当，此其二；反共不是一天就可完成，真正的斗争，要从今天开始，此其三。

赵龙文在文中还披露了罗列当年力劝胡宗南飞离西昌的发言，听来简直是扣人心弦了。罗说：当年汉高祖荥阳被困，假若没有纪信代死，以后的历史可能全变了，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对于历史，没有丝毫的影响，胡先生牺牲了，将来7万多的学生，3万多的干部，谁能号召起来，领导起来，再跟共军作殊死的战斗？所以，筹思再三，决定我来作一个纪信！罗列的这一番话，是何等的“高张道义”！

赵龙文写这篇文章，一般人都认为是为胡宗南临阵脱逃辩解，但通篇都不提胡宗南当时的态度，倒把罗列吹嘘成古今忠孝仁义第一人。事实上，罗列后来辗转潜逃，居然逃回台湾，并先后出任台湾“国防部”厅长、参谋次长、副参谋总长、第一军团司令官、陆军总司令等职，并晋级为陆军二级上将，比之当时早已失势的胡宗南，自然要风光得多了。赵龙文抛出此文的真正目的，其本意恐怕就在于要借此事褒扬罗列。以此观之，罗列当时是否真有“纪信代死”的壮士气概，亦很难说，这其中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除了胡、罗、赵之外，谁能说得清楚？

胡宗南飞离西昌后不到一小时，罗列也开始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全体人员撤离西昌。未及几天，就在西逃途中被中共逐次歼灭，罗只身潜逃。

46人大弹劾

没有人知道胡宗南在逃离西昌的空途中，有何感想？不过，以他那种心高气傲、倔强固执的一贯个性，现在竟是以这种欺骗下属、临阵脱逃的方式离开大陆，其羞愧、难堪、惶恐之状，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现在以一败军之帅回台，西北数省在自己手上弄丢了，西南数省又在自己手上弄丢了，既不能与成都、西昌共存亡，与共军血战到底，以一死报领袖深恩；又不能身先士卒，亲率部属转战于西南大陆，以一搏救党国危亡，相反，每至危急关头，总是不顾僚属，弃职先逃，贪生怕死，仅以身免，这种狗苟蝇营的品行，使数十年间自己精心构筑的忠勇仁义的人格力量和形象，顷刻间毁于一旦。

机舱之外，夜色茫茫；世路前程，亦是夜色茫茫。胡宗南自忖：此次回台，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结局？革职留任？弃置不用？问罪拿办？抑或……胡宗南不敢想下去了。蒋介石素来恋旧，也许会网开一面，不过，政敌陈诚正是嚣张得势之时，此事殊难逆料！如今，自己已成了贪生怕死的常败将军，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了。只是，蒋、陈果真要拿自己开刀，“天理”不可不辩，“公道”不可不讨。西北之败，并非败在西北，而是败在华北、中原先败，中共大军入关，自己独力难支，覆巢之下，何得有完卵之存？西南之败，败在蒋先生一味的固执己见，拒用进军滇西一策，结果30万大军全师覆没！况且，要说败军之将，何应钦、陈诚、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这些上将军他们中哪个不是丢师失地的常败将军？又哪一个不是以败军之将逃台？更何况，在成百上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自己是最后一位撤离大陆的。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是仰不愧于天，立不怍于人，俯不羞于地了。试问：难道先逃台者有功，后逃台者反有罪吗？如此，则人情何在，良心何在，天理何在？胡宗南想来想去，想到了方方面面，就是没有想到入岛之后，等待自己的竟是46名“监察”委员联名弹劾的祸事。

3月27日上午，胡宗南飞抵海口。当天，台湾宣布撤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胡宗南的副长官职一并罢免，台南“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办事处”亦奉令结束。这些虽然都在意料之中，但历来办事以拖拉推诿、疲疲沓沓的官僚作风著称的国民党官方，这一次的工作效率竟如此之高，颇让人玩味！

4月4日，胡宗南于九死一生之后，飞抵台湾，既未蒙“复职”不久的“总统”蒋介石垂询，亦未得“就职”伊始的“院长”陈诚召见。胡宗南知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宠，亦不可以招摇，当即携妻挈子避居台湾东海岸的花莲。此地峰峦叠错、海风轻拂、波涛起伏、环境清幽，正是心力交瘁、精神麻木的胡宗南调整身心的好地方。

胡宗南想要避开喧嚣的政坛，过一段清静、恬淡的生活，以便再徐图对策。然当时的台湾政坛有如一座即将喷发的活火山，表面上几许烟雾，波澜不兴，其实却是岩浆沸腾，呼啸上涌，及于地表。因痛失江山，朝野一片怨愤，相互指斥，上下交相攻讦。更有不少遗老阔人，看眼前这种流离海岛、无家可归的凄凉处境，想当初在大陆金屋玉床、锦衣貂裘、山珍海味的生活，两相对照，浑身都充满了悔恨无及与痛不欲生的感觉。这些人恨不得把所有危害党国的乱臣贼子统统都揪出来，无奈时值退台初期，到处是一派乱糟糟的景象，一时是有恨无处泄，有怨无处诉。

也是活该胡宗南倒霉，当他于4月初入台时，正是台湾政坛总结大陆失败教训，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和重建之始。除了在党内追究陈氏兄弟、财政上追究孔宋家族的责任外，在军事上追究高级将领的失败责任，亦成为这个时期台湾政坛的重要话题。由于胡宗南是最后一个退台，换句话说，国民党大陆政权，最后是丢在胡宗南的手里，使得国民党希冀以西昌作为“反共”基地，“复兴”党国的最后一点希望归于破灭，其打击之大，也就不用说了。

在这之前，固然有许多高级将领的失败责任，比起胡宗南来，甚至要大得多，但毕竟已时过境迁。而胡宗南一失关中，再失成都，三失西昌，从西北，到西南的大半个中国，都完在他的手上，按理说，这个责任，也就不小。况且，数十年来，从蒋介石，到国民党，无不把胡宗南视为国民党的最后一张王牌，好处也几乎被他占尽，表现却是令人大失所望。现在，既已到了秋后，这个账怎能不算算？胡宗南要倒霉，可以想见。

第一个站出来向胡宗南发难的，是“监察院”监察委员李梦彪。李为陕西籍人，清末贡生，先后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曾任陕西省政务厅长，一度兼代省长一职，后辞职赋闲，参与一些地方公益事业，在陕西也算得上是一位颇负清望的“革命先进”和“耆宿元老”。胡坐镇西北、主持陕西军政要务时，李也是胡着力拉拢和依靠的地方上层人物之一。

说起李梦彪，也着实有点冤枉。自蒋介石上台执政20余年，李梦彪从未被看重，亦从未捞到一官半职。无非是在抗战前后，当过一段时间的陕西省参议员及副议长。人人都知道，在蒋介石的“党国体制”下，所谓的参议会，无非是个清谈馆而已，权力、好处是谈不上有多少的。哪里知道到蒋政权垮台前夕，李竟老而走运，居然在1948年国民党“行宪”时，以70岁的高龄被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在李老先生看来，大概也就算是上了蒋介石的“贼船”了，自忖共产党上台，恐不会放过自己。于是，国民党大陆败亡，李梦彪竟被一起裹挟到台湾。

李梦彪与胡宗南原无宿怨，甚至可以说得上素有交往。不过，李梦彪以72岁的高龄眼看着一把来日无多的老骨头，竟不能在故土终其天年，落叶而不得归根，抛尸荒岛，孤魂海外，这个怨恨之深，实在是无可名状，而又无可言喻的。

固然，在李梦彪认为：国民党大陆之败，并非胡宗南一人所能负责，责任更大的，也大有人在。其他人就不说了，蒋先生第一个逃不了干系，陈诚所负责任亦不在胡宗南之下。可是，他们一个是在职“总统”，一个是在职“行政院长”，一个居于“万人之上”，一个居于“一人之下”，谁能到太岁头上去动土！然与其败而无功，不如退而求次，弄一个“下马”官员，拉他一下，也是一“勇”。再说，党国之败，谁人负责？姑且管不了那许多；然陕西之败，确应胡宗南负责不可。若不是胡宗南在陕北连战连败，以致弃西安，丢关中，失陕南、败成都等等，自己的这一把老骨头何至于要弄到流离失所、远抛海外的境地。

事实上，李梦彪要找胡宗南的麻烦，并非自今日始，在阎锡山的“流亡政府”窜到重庆时期，李梦彪就已经有所筹划。其时，胡宗南新失关中，正退据汉中。李梦彪跟在“阎内阁”后面逃跑，苦不堪言不说，又遇痛失祖籍故土的新痛，早已是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以自己监察委员的职责所在，连夜草拟了一份讨伐胡宗南丢师失地的弹劾书，准备提交“监察院”院会。有关方面闻讯，认为胡宗南已成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最大军事实力人物，并且正在率部入川作战，保卫大西南，其责任不可谓不重，怎好在此时对胡进行弹劾讨伐？李转念一想，深以为是，也就把弹劾书包包扎扎，放进行囊，放了胡宗南一马。

等到胡宗南只身入台，不但丢师失地的罪行更加严重，而且视他光杆一个，攻胡也无投鼠忌器的顾虑。李老先生持满而发，再草弹劾奏章，加之此时的“监察院”早已是干柴烈火，李梦彪登高一呼，闻者无不响应。国民党“行宪”选举的第一届监察院监察委员165人，或因死、或因留在大陆者约在100人左右，逃到台湾的仅为60余人，而附署李梦彪弹劾书的竟有60人左右。其舆论之一致，人心之一致，可谓空前绝后。若就此将弹劾书送上去，恐怕连审查案子的“监察委员”也找不到了。最后商量的结果，只得从顾全大局出发，把已经附署的“监察委员”劝退了10余人，保留46人。据说，这一次签署弹劾书的人数之多，足可与弹劾滞留美国不肯回台的李宗仁一案相映成趣。联想到“弹李案”背后的官方政治背景及派系斗争色彩，“弹胡案”则更具浓厚的“民间”色彩。

由李梦彪领衔主演的“弹胡案”，案由为：“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并于1950年5月26日正式提交以“监察院”院会，经院会推派委员刘永济等11人审查成立，旋即按法定程序，送交“国防部”军法机关审理，同时移付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处。李梦彪曾当过军方和政界要人的高级幕僚，其间又出任过报人、教书先生等，有相当的旧学根底，加之积恨经年，持满而发，故出自李梦彪之手的这一篇弹劾文，的确写得不同凡响，一经报界公开刊登，竟成为一篇争相传诵的好文章。

要之：“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毂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45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装当为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用民不为不劳；自驻西北，以致放弃，将近20年，莅事不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据如此之形势，有如此之兵力，苟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岂惟作西北之长城，抑且为国家之柱石。”“窃以为胡宗南者，自上尉连长，不三数年洊升少将师长，又不数年位至兼圻，军政大权，操于其手者十余年之久，受国家特殊之优遇，居军事特殊之地位，自当不同于凡众。失败之后，无待人言，应向政府自请议处”等等。

李梦彪不愧为历经清末与民国两代官场的老手，深知政坛上官官相护的厉害，于是在递送弹劾文的同时，不惜破钞，另将该文印发台港各新闻舆论机构刊载广播，意在借报刊电台之手，将此案“炒”热，使得胡宗南的靠山后台人物不便于暗中施以援手，保胡过关等。果然，一时间报刊喧腾，电台沸扬，海内瞩目，八方轰动，不但上将军胡宗南“声誉”再度鹊起，就连李梦彪老先生也几于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在国民党政权于大陆覆亡之时，拖出一个小小的“惊叹号”。这样一来，逼得本拟在花莲隐居的胡将军不得不出山应战了。

天地悠悠

胡宗南在花莲海滨闻讯自己已遭“监察院”弹劾，一时颇为紧张，当即赶往台北住进锦州街汤恩伯寓所，一边调阅研究李梦彪的弹劾文，一边与亲信人物谋划应对之策。以胡的高傲个性，面对弹劾案，自然不便公开辩驳，当时有人建议召开记者招待会，进行舆论反击，或者联名上书蒋介石，辩明是非。胡明确表示反对，并说：“事实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不用我去答辩。目下，我们不必和人家争论长短，打笔墨官司。我只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对任何毁谤或责难，我既不生气，也不介怀。”胡不生气，不介怀，是自我标榜罢了。不过，他确是没有公开答辩，这是做到了的，这也正是他的聪明之处。实际上，弹劾文所讲之事实，天下人皆有目共睹，亦无可辩驳。

胡氏认为：消解该案的关键，不在于事实的辩驳，而在于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把握该案。比如说，痛失大陆，国民党峰层权要们，谁没有责任？追究了胡的责任，其他权要的责任追究不追究？若是只追究胡，而不追究其他人，岂非有失公允？若是一个个地追究，则国民党非彻底打倒不可，蒋先生非彻底打倒不可，此案如何能了？再说，丢失西安，丢失成都，丢失西昌，或可以说是他的责任，那么丢失南京，丢失上海，丢失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偌大江山，是谁的责任？胡认定：大陆之败，如今好比是一席豪华酒席，大凡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人人都是入席饕餮饱餐一顿的。若是这个“账单”，最后只由胡宗南一个人来“买”，恐怕于理不合，于法亦不合。台湾的峰层，是不会不考虑个中利害的。

胡宗南有这个笃定泰山的想法，所以他还能沉得住气，不至于乱了方寸。不过，倘若蒋介石要找一个高级将领“垫背”，治一下丢失大陆之罪，以平息一下众人之怒，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国民党的事情复杂也就复杂在这里。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故也不能不防一着，该做的工作，也还要去做；该找的人，也还得去找。于是，胡反复与心腹人物缜密谋划，决以“釜底抽薪”与“以毒攻毒”两策，进行反击。

1955年2月，大陈岛国民党军仓皇撤退

 

所谓“釜底抽薪”，无非是想用利诱方式，逼李梦彪等人撤销原案。其时，无权无势的台湾“监察院”，从大陆仓皇逃台之初，条件之简陋，自不必说，好不容易在台北博爱路植物园附近向某机关“讨”了一幢平房，寄居下来。李梦彪以两朝元老的资格，也才分得两间平房，与其子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处。这里虽贵为国民党政权的“五院”之一，但是门可罗雀、庭院冷落，是向来不为权要者问津的。然山不转水转，“弹胡案”一出，形势为之一变，在去台北植物园的路上，突然车马喧腾，一下子热闹起来，许多神秘人物都开始光临此处，为胡宗南奔走说项。李梦彪老而弥坚，“铁骨铮铮”，岂肯为一点世俗人情和蝇头小利而出卖党国大计，在不胜其烦之下，愤然写了一纸“通告”，张贴在门墙之上，谓之：“贵客光临，如有为胡宗南作说客者，请缄其口，以免鄙人开罪。”如此一来，“胡党”人物到此莫不望而却步，黯然打道回府，另谋善策去了。

所谓“以毒攻毒”，无非是运用以民意代表对付民意代表的策略，发动“立法委员”出来，与弹劾胡宗南的“监察委员”们打一场笔墨官司。经过“胡党”的一番紧张活动，居然有不少“立法委员”应声而起，联名上书“总统”蒋介石与“行政院长”陈诚，为胡宗南鸣不平。据说，在这份“陈情书”上署名的“立法委员”竟有108名之多（抑或有暗喻水泊梁山108将忠义壮举之意），比之此前46名“监察委员”联署弹劾书的阵势，气势更壮。

“陈情书”的领衔人物是一个姓“江”名“一平”的大律师。江大律师为浙江杭州市人，胡宗南的大同乡，被“胡党”看作是中国法学界的“扛鼎”人物，一生中曾有两件“壮举”，足以书之青史。一为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曾为被捕爱国学生辩护，是为其人在法学界起家的声誉；一为在1949年初被指定担任日军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又为他再次赚得一点“薄名”。江大律师有如许卓越的“社会声誉”，自然被“胡党”看作是可以与李梦彪抗衡的领衔人选。

以江大律师领衔的这一份“陈情书”，既是陈情，也就不得不针对弹劾书痛斥胡氏一失西北、再失西南的指责，重点列数胡氏弃守西安，转战汉中，鏖战川西，固守西昌的“光辉”历史，其中的艰苦卓绝之处，自是不吝笔墨，大书而特书。“陈情书”尤其能从胡氏一片连绵不绝的败绩之中，写出他的一片公忠党国之心，娓娓道来，倒也情文并茂，生动有力。诸如：“胡氏以孤军四应，转战数省，仍遵命令，扼守陕南。原拟加以整编，即顺江南下，直捣武汉荆宜，予‘匪’以心脏打击；使此策果行，则胜败之数，仍未可知。仍因华中弃守，‘匪’氛四溢，川湘各省，迭失名城，川滇将领，复多携贰，彼时钧座亲莅成渝，力谋挽救，政府遂有调胡部援川之令。胡师忠国忠党，是其天性，拥护领袖，尤出至诚，此时遂不得不移江汉之师，赴成渝之急。”“凛凛大义，甘蹈危机。律以郭汾阳浑瑊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吴玠之倡导忠义，其心其志，未可以成败之迹论之。”“其间失地丧师，叛国降‘匪’者，何可胜数？在全国鼎沸之日，大陆糜烂之中，独以数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则责以制胜出奇，全师保地，揆之情势，宁有可能？”“陈情书”最后恳请蒋“总统”与陈“院长”：“为国家爱惜人才，为将士树立风气，如胡宗南者，实宜仰荷体察，力于培成，免其议处，并畀以新命，责效将来。”

据说，这篇“陈情书”并非出自能言善辩的江大律师之手，而是由胡宗南的密友赵龙文捉刀代笔而成。如此看来，所谓仗义执言的“立法院”“一百单八将”，不过是“胡党”的传声筒而已。只是，问题出来了。声称有108位“立法委员”联署的“陈情书”，很快在报刊上登载出来。然大白于天下的，不是“108将”，而是变成了37位“好汉”，其他的71位“梁山英雄”哪里去了？一概无可奉告。又据说，即便是稀稀落落的37位“好汉”中，亦有不确之处，其中有彭善承、莫萱元、骆启运、赵公鲁、龚舜恒、徐君佩、李天民、白如初等八位“大英雄”立即投书报刊，为之严正声明，公开否认有列名情事。又据说，剩下的31位署名人中，亦有“立法大员”发现自己的“姓名”竟被盗用的，导致堂堂“立法院”竟发生了“侵犯姓名权”事件。然碍于情面，此事亦不便公开声明，只得打掉牙齿和血吞，暂且忍了。

为胡宗南辩解的“陈情书”一出，便有“拥胡”派的主将江一平与“倒胡”派的老帅李梦彪各“借”好事的报刊广播一方宝地，展示了一场公开“厮杀”。双方唇枪舌剑，口诛笔伐，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大战数十回合，倒也不分高下。最后，江大律师与李老先生都深感自己也是有身份的人，竟为了一个败将胡宗南而大开笔仗，以致闹到互相辱骂失态的境地，不免有无聊之嫌，至此，双方各露怯态。先是李梦彪有鸣金收兵之意，在报上撰文：“我根据法律立言，江先生不以法律答复……为爱护江先生起见，不愿闻人呼江先生为海派律师也。”江大律师亦自知理屈，故取“沉默是金，沉默是银”之策，当即戛然而止，这一场闹剧即此草草收场。

还在“拥胡”派与“倒胡”派“战犹酣”期间，便有台湾“国防部”军法处于6月份开始，煞有介事地对“弹胡案”进行司法询查，并对在台的部分“胡党”人员以及陕西、甘肃、四川逃台的一些官吏士绅进行传讯，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取证。据说，大部分人员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都提供了有利于胡宗南的证词。接着，胡宗南也在昔日僚属的参助下，自拟了一份详细的自辩书，于8月16日递交台湾“国防部”。

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无论是李梦彪的46人大弹劾，还是江一平的“108将”大辩护；也无论是军法处的司法询查，还是胡宗南的上书自辩，说穿了，不过是一篇篇自欺欺人的官样文章而已，对胡宗南的升沉荣辱并无多大决定作用。真正能对“弹胡案”起一言九鼎之威的，其实是那个始终深藏在铁幕后面未置一词的蒋介石。

事实上，自“弹胡案”起，蒋介石亦未曾有一日不关注该案的进展。如何区处，蒋亦有既定之策，只是不便过早“圣裁”罢了。这便是：一方面，蒋深恨胡宗南丧师失地，有辱使命，有负圣恩，放手让“弹胡案”表演一下，不但是对胡宗南的一次惩戒，而且也是对所有作战不力的高级将领的一次警告；另一方面，蒋亦深感胡宗南自走出黄埔以来，25年征战，无比忠顺不说，且效尽犬马之劳，实是苦多于甜，功大于过。再说，像胡宗南这样逃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比比皆是，一旦给胡治罪，必定是一岛皆惊。当此时，台湾正是多事之秋，岂可因一胡而乱万军之心，摇动台岛。若退一步说，丢失西北、西南是胡的责任，丢失大陆是谁的责任？胡判罪，自己该判什么罪？此事一旦深究起来，岂不是一枝动，百枝摇，拔起萝卜带上泥，弄得不好，连自己也要深陷进去。无论如何，胡这一关，是要放他过去的。

于是，“弹胡案”前后闹腾了有半年之久，终由蒋介石授意“国防部”军法处作出判决：“李梦彪弹劾胡宗南各项，均与事实相反，不能成立”，认定胡“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应予不付军法会审。”与此同时，“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也据此申复，认定胡宗南失西北、弃西南，“历经战斗，并未处置乖方，应免议处”。胡宗南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轰动一时的“弹胡案”虽然偃旗息鼓，但胡宗南清楚：自己从此在政坛、军界的前程，差不多也就判了“死刑”，再无可能恢复大陆时的辉煌了。加之，蒋介石自逃台后，经过一番清洗，所有大陆时期的元老重臣，都不复重用，剩下一个陈诚，把守“前门”“行政院”；一个蒋经国，看守“后院”“安全部”。这两个人都是锋芒毕露的铁腕人物，以胡的气势，自无力与之争锋矣！

总算蒋介石知人善任，深感胡氏20年反共的经验，有值得借鉴之处，不可就此埋没。由是，蒋于1951年9月任命胡为“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所谓的“浙江省主席”，其全部地盘也就是大陆沿海的数十座小岛而已，地不过千丈，人不过数万，与当年威震陕、甘、宁、青数省的西北王相距，自是不可以道里计。话说回来，比之如今已是光棍一条的许多原大陆省主席与总司令来说。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胡宗南去台后，曾一度赋闲，后任国民党军浙江沿海岛屿指挥官

 

在所谓的“总指挥”与“省主席”任上，胡的“杰作”是运用他的反共经验，制定了一套反攻大陆的总体工作方案，然终究是“英雄末路”，时不我予，未有多大战绩。据说，又与美军顾问发生防务歧见，胡深感气馁。财大气粗的“山姆大叔”，胡氏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胡一纸辞呈送蒋。蒋介石亦认为胡本为高原之狐，难于在海上称雄，遂允其返台，送到“国防大学”高级军事研究班受训。1954年，胡从“国防大学”毕业后，先后赴澎湖出任“防守司令与训练司令”，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曾一度赴美考察，是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活动。1958年，胡被调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胡自入台后，数次出任“小岛司令”，表面上让人看起来热热闹闹，权势依旧，其实，胡宗南自己知道，这些“要职”不过是一条冷板凳而已，不用说没有多大权势，即便调一兵一卒，也要内受制于陈诚、蒋经国，外受制于美国顾问团。以胡的个性，何能如此处处受人掣肘？尚可让胡聊以“自慰”的，便是自胡氏到台湾以后，以60多岁的高龄仍然先后数次被蒋先生送进“国防大学”“国防研究院”、实践学社“深造”，可谓老而走俏，蒙蒋器重了。可是，学来学去，胡最终也还是进了台湾政坛的“古董”陈列室：“总统府”战略顾问，从此安度晚年。

据说，胡宗南在许多夜晚坐在台北蒲城街自家简朴平房的庭院里，度过落寞的时光。有时在小酌一杯以后，胡总是眼泪汪汪，拍着椅子说：“如果海上可以骑马，我宁愿带一支骑兵，冲上大陆，去与共产党决一死战，不成功则成仁！”幸亏海上不好骑马，不然胡宗南的谎话又要戳穿了。想当初他在大陆时，共产党打上门来，他都不肯决一死战，现在好不容易逃到了台湾，岂能作此无谓之举。不过，胡的哀痛欲绝的心情，总算是溢于言表了。

然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胡宗南尽管在台湾政坛备受冷落，却在爱情生活中得到了某种补偿，与夫人叶霞翟的家庭生活过得温馨而充实。胡一生虚伪势利，言不由衷，到头来始知真情之可贵，更感到这晚来的夫妇之爱弥足珍惜，家庭中亦荡漾着一种天伦之乐。胡死后，叶霞翟为之追思，称他是“梦里的王子，风流儒雅的将军”，并写了一本记述她与胡宗南爱情史的传记著作，名之为《天地悠悠》，书中不乏感人之处。台湾有黎女士看了其中某段描述后，竟十分感动地说：“即此一段描述，胡将军也应该含笑九泉，足慰平生了。”最后，黎女士为之评点：“伟大女性千古不朽！”胡宗南追名逐利，奋斗一生，到头却是竹篮打水，两手空空。唯有他曾经极不珍惜的爱情，却成了他一生中唯一属于自己的收获，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1962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三日），胡宗南在家中洗完澡后，突感心胸不适，即送荣民医院治疗。12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闻讯赶来看望。13日下午，罗列闻讯赶去看望，胡为之欷歔喟叹：“冷梅兄，国家需要我们，反攻大陆需要我们，如今我竟躺在病床上……”这可以看作是胡宗南一生中最后一次沽名钓誉的动作。

2月14日，晨3时左右，胡宗南因心脏病去世，终年67岁。胡死后，罗列总结其死因说：胡一生自律甚严，生活刻苦，再加患有多年的血液脂肪过多症和糖尿病，因遵医嘱，禁食富于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平素仅以蔬菜佐餐，致营养不良，体质日衰，是以不治。

胡宗南遗体于1962年2月17日下午大殓，由顾祝同、黄杰、蒋经国、彭孟缉四人将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柩上	1962年胡宗南去世，蒋介石出席葬礼

胡死后，台湾当局组成以何应钦、顾祝同为正副主任的治丧委员会，以罗列为总干事。老蒋亲自为之发表纪念谈话，挽之为“功著旗常”，另颁《旌忠状》以“永垂式范”。蒋还下令在台湾凤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国文化学院、澎湖岛、乌丘岛、马祖岛等处建立了一批纪念物，以示纪念等。胡宗南历经黄埔系的兴盛衰败，胡之起家代表着黄埔系的兴起，胡之衰败代表黄埔系的衰亡。遵胡生前愿望，胡死后被葬于台北北投纱帽山麓，墓庐依山面海而筑，这也是依胡生前遗愿而建，以便让他能在死后遥望浙北故乡。19年后，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年岁，叶霞翟去世。遵叶遗愿，叶被葬于胡宗南墓旁。胡一生戎马，统兵数十万，纵横大西北，被征服的唯叶女士一人而已。

蒋介石所赐的“功著旗常”匾

 

周恩来一生中曾多次评点胡宗南，直到1965年，周恩来在谈到胡宗南时还说：“我和他打过交道，他一生反共或者主要方面是反共的，但听说他进黄埔前当小学教员，蛮有点正义感；进黄埔后，他和蒋介石搭上了老乡，跟着蒋介石跑，这当然不好，但在上海、在黄河流域，他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兵败大西南，也对抗过蒋介石。要写好他们，还是鲁迅总结《红楼梦》的经验，敢于如实描写；不要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并说：“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

1968年，澎湖地方竖立的胡宗南铜像

 

在众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胡宗南始终是一位极具个性而又极为复杂的神秘人物，其一生充满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