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范源让）

范旭东简介

范旭东：又名锐，字行，1883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

生卒年：1883 ～1945年

性格特点：发愤图强、艰苦奋斗。

历史功过：杰出的化工实业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20年代初，他创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一－永利化学公司碱厂，突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与侯德榜等成功地解决了制碱过程一系列化学工艺与工程技术问题。30年代，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座生产合成氨的联合企业——永利化学公司錘厂。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先后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了抗战。他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名家评点：银行家陈光甫说自己一生最佩服四位实业家，张謇、卢作孚、范旭东和刘国钧。卢作孚1934年8月到天津参观黄海化学社和永利碱厂后，感慨地说：“中国的真正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范旭东传记

久大精盐公司

范旭东是范仲淹的后裔，自幼丧父。1900 年，17岁的他随哥哥源濂（字静生）东渡日本，自己改名为锐，字旭东。他在日本留学主要靠哥哥照顾，哥哥是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得意弟子之一，梁启超也曾以稿费接济过他。1908 年，他考人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立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志。在老同学何熙曾印象中，他体弱而意志坚强，加入骑马会就是一例。

辛亥革命激荡了青年人的感情，当时已留校做助教、过上安适生活的范旭东再也安适不下去了，他趁寒假回国，先是到财政部下属的天津造币厂任总稽核，负责化验银元成色。仅仅两个月，他就受不了官场的腐朽味，萌生退意。正好财政部要派人去欧洲调查盐专卖法、盐厂的制盐设备，需要一个懂工程的人，于是他得到了这个机会，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到德国留学。之后国内有意办新式盐厂，电召他回来。

等他回来，政局却起了变化。当时农商总长张謇热衷于盐政改革，在北京组织讨论会，创办《盐政杂志》，主编景本白笔锋犀利，正在批评旧盐制。范旭东主张取消盐专卖，改良盐质，奖励工业用盐，免税等意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黑煤、白盐牵引着学化学出身的他，官办盐厂的计划泡了汤，他决定走自己的路，干脆辞职，离开政治中心。他到天津海边一带看过几次后，坚定了办厂的决心。

盐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但中国人长期以来吃的都是粗盐，被外国人笑为“吃土”。1914年初，一个北方极冷的冬天，而立之年的范旭东在凛冽的西北风中第一次来到塘沽海边，满目疮痍，行人绝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拐脚的小孩张汝谦，叫来带路（以后招到盐厂做艺徒）。他后来回忆……大沽口，不是今天的样子。

每一块荒地上到处是盐，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状，叫你害怕。那时候，离开庚子国难不过十几年，房舍大都被外兵捣毁，砖瓦埋在土里，地面上再也看不见街道和房屋，荒凉得和未开辟的荒地一样。“就在如此荒凉的塘沽，他买下曾被俄国占领过的一块盐滩，准备办一家民营的精盐公司，从改良盐质做起。当时，绝没有人能想到，塘沽将在他手里成为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

1914年7月，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政府呈请立案（以后改称久大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获盐务署批准立案，为期20年，百里之内不准他人另办盐厂。

11月29日久大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募集5万股本，分500股，每股100元，他负责一半，景本白等人负责一半。

同年12月，久大在塘沽买下13.5亩地。

到1915年4月1 8日开第一次股东会时，久大实收股本4。11万元，多半是好友凑集的，最初人股人包括梁启超、汤觉顿、蔡锷、周作民、徐佛苏、景本白等，最少的几百元，最多的6千元。梁启超当时已辞职住在天津租界，每次见面都会问他招了多少股，还会拿起笔来列数计算。此情此景，30年后仍历历在目。

1915年4月的第二届股东大会上，景本白被推选为董事长，范旭东为总经理。

6月，久大破土动工。这年12月的股份底册上，共446股，实收44 600元，还有杨度。刘揆一等人的名字。

塘沽是北京出海最近的门户，沿河临海，河是海河，海是渤海、黄海，水陆交通都很便利，与燃料资源丰富的唐山也很近，是兴办盐碱工业的理想之所。当时的塘沽，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寸草不生，没有青山，没有可耕地，一片裸露的荒凉，但浓厚的海水在强烈的日光下，最适宜晒盐，有取之不尽的咸、腥两味。他就想利用这个”咸“字大做文章，在”盐糊涂“掀起近代工业的浪花。

学化学出身的范旭东心中有个蓝图，先以平锅制精盐，等到盐税减免、盐价降低，再以盐为原料办其他化学工业。1916 年4月6日，久大西厂正式点火开工，9月11日，第一批久大精盐开始在天津上市，商标是五角形的”海王“，取自《管子》，海王星循环运行，寓意自强不息、造福于民，也含有海水宝藏丰富、前途如同海洋这层意思。

他在30年后说，自己的”书生之见“要比”发财之念“浓厚得多，”久大由这班书生一时兴会所至，凑合而成，不论世相如何变化，传统的书卷气，总归不能完全脱掉，遇事显得十分迟钝，不合时宜。“但他又说：”艰苦尝试，我辈书生，负在肩头。“一开始的困难，他在《久大二十周年纪念述怀》一文说得很清楚：” 20年前的中国食盐界，是多么宁静的，盈千累万的寄生虫，衣之食之，惬意到万分；久大精盐忽然凭空创造出来，那班世袭吃盐饭的朋友们，着实受惊不小！他们的口调，虽然很强硬地说，‘只怕你不久不大’，可是内心似乎很不自在。“久大初创，根基未固，厂房最早不过是一个不起眼儿的小四合院，一对烟肉。

1917年陈调甫初到塘沽，看到久大一对小烟囱，高不过10米，如蜡烛一般，便问范旭东：”为什么不做大烟囱？“他回答：”因为急于出货，而且塘沽土壤载重力低，怕有问题。“久大初创，他既是经理，也是唯一的技师，他的办公桌是特制的，比普通书桌要长，右边抽屉下另有一个二尺宽的橱可以放铺盖，一物三用，白天在这里办公，做化学实验，夜间搬走文件和仪器，铺开铺盖就是床一：二年后，境况好转，这张三用桌的功能才弱化了。这是1948年李烛尘在南京锤厂对职工演讲时所描述的。

中国盐的销售权历来为少数世袭盐商把持，实际上是官商合伙垄断，分引岸、岗商、票商、包商指定商等，各有专卖权，据有一方，要冲破这一层很难。旧盐商诅咒久大”不久不大“。久大的法律顾问刘崇佑律师与旧盐商在法律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博弈。另一方面，景本白通过股东杨度，给袁世凯送去两瓶精盐，袁世凯尝了，觉得好，一高兴，就给了久大5个口岸的销售权，从此久大精盐在长江流域4省（湘、赣、皖鄂）打开了局面，这几乎是中国盐政史上空前的大事。

1916年久大股东会。上增资到10万元，此后多次增资， 1924年增资到210万（增资以后，老股红利5万按6万结算）， 106个股东中增加了黎元洪、曹锟、冯玉祥、李思浩、李穆等人。大约开业两年，久大股东除了股息，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的红利。从一开始久大就形成风气，从股东到全体同事，都看重事业，不大计较一己得失。那个时代因为集资不易，募股往往用借债方式，股款要计官息，张謇办大生就是如此。但范旭东认为，这样的办法，经商或许可以，办工业就很不妥，因为不管办什么厂，都需要时间才能出产品，而且新产品初上市，未必有利。如果从收股之日起付息，光是这一笔债， 就令人气短。为打破这个旧习，久大章程规定不发官息，有纯利的年度照章分红利，分多少也要看纯利多少，而不是把利润完全分掉。

久大红利最多时只到过两成，破例升股一次，每股加了半股。这些安排在久大内部并无非议，使范旭东深感万幸。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制度设计，从久大到永利，能有积累，与这个制度安排有很大关系。” 永久黄“团体从创业起步阶段就有一个良性的起点。

久大创业之初，来自梁启超、范源濂等人的支持不可小看，这个期间，梁启超先后做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兼任过盐务署督办，怀抱教育救国梦的范源濂几次出任教育总长。假如没有这个背景，范旭东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是很难想象的。

1918年4月，久大接收德国人在塘沽的铁路支线，这样就和车站、码头直接连在了一起。久大又花了10万元买下三幅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盐滩，年产粗盐十多万担。久大精盐进人两湖时，范旭东亲自赶到南京沿江大饭店的楼顶放鞭炮，迎接从塘沽开来装载着精盐的轮船。久大从最初日产5吨，年利五六十万，到1919年扩建东厂，年产达到6。25万吨，收获更丰。他感慨不已地说，久大同仁自始至终是来久大做事，看事做事；毫无牵挂，如同开辟山洞，有了方向，一面挖泥，一面防水，一面打退蛇兽，遇到顽石或用炸药炸开，排除障碍，向前一寸一尺地进展，日积月累，当然不会毫无所得。这就是局外人所称道的”久大精神“。这个本来普普通通以营利为目的的工业机关因此有了自己的魂。

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归还在青岛的全部盐厂，久大以80万元中标，和青岛盐商集资300万元成立”永裕盐业公司“。

1923年，久大公司在天津市区法租界造了一幢砖混结构的三层西式建筑，平面呈v字形布局，正门是三开间的爱奥尼克巨柱式门廊，四根圆柱，加上一个三角形装饰，很是气派。这是当年久大公司驻津办事处，叫做”久大精盐公司大楼“。（现在被一家婚纱影楼租用，门外的装饰有点儿煞风景。）到1925年，久大从一个厂发展到6个厂，年产精盐从最初的3万担增加到50万担，约3万吨，资本从最初的5万元增到250万元。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久大在江苏大浦办了精盐分厂，1936年公司改名为久大盐业公司，总店也从天津迁到上海。

这是范旭东未雨绸缪，为中日战争预做安排。此时，久大年产上百万担盐，加上永利、永裕，三家经手的盐合计每年有400多万担，拥有盐田10万亩以上，如果按全国4亿人口计，每人可以分到”永久黄“团体1斤多盐。曾被预言”不久不大“的久大做到了”又久又大“。

军阀绑票勒索

久大和同业组织”精盐公会“，与旧盐商的”淮商公所“抗衡，争取”人民吃盐的自由“，竭尽所能要将食盐从”商专卖“中解放出来。范旭东认为这完全是站在公民立场，说国家公话，与推广久大的买卖无关。用了三年时间，久大终于冲破旧盐商的围攻，在盐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自久大创办以来，来自军阀、官府的各类麻烦一直层出不穷。比如，盐场的任何设施必须遵从盐务当局的指令，盐仓顶上的招牌字写大了不行，说是”有碍观瞻“，要挖去，缩得小小的，重新漆过；盐滩上用的扫把规定是扫盐池的，如果把”池“字不小心写成了”地“，又要大受申斥。这些都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湖南是范旭东的故乡，1919年，军阀张敬尧的军队进入长沙，几乎要将久大支店吞了下去，怎么疏通、讲情都不管用。不久，态度又来了个突变，不仅握手言好，而且帮久大在湖南打开局面。30年后他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他曾开玩笑说，如果要论功行赏，要给军阀铸铜像，张某当之无愧。

1921年，江西督军方本仁禁止精盐在他的地盘销售。

1924年第二次”直奉之战“ ，塘沽成了军事要地，神鬼不安，盐运使张廷谔在天津，借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势力，替吴佩孚”借“钱。正在久大无计可施时，街上发出”号外“，大叫冯玉祥军从古北口班师倒戈，吴佩孚失败了。

1926年初，江西又禁止精盐，还逼借巨款。湖北每担加特税三元，寓禁于征。

安徽也马上跟上久大精盐在长江一带的销路几乎全被堵塞。同年5月，在天津精盐产地，军阀在直隶另立盐税机关，与北京稽核总所争利，结果久大盐场被封，停止装载，原料断绝，存货坐困，50天才解决纠纷。11 月19日，军阀又向久大摊派善后短期公债9。36万元，久大只有告饶，希望用上一年勒索的8万元来抵，也就是1925年范旭东被绑架的那次。

当时，奉系李景林担任直隶军务督办，驻扎天津，带来了所有山海关外的”马贼“作风，财政厅长赫鹏等更是助纣为虐。为便于处理非法收入，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直隶兵灾善后清理处“。这年6月，清理处给久大公司来函，称有人告发久大”各祸首股份甚多“ ，要予以查抄。所谓”祸首“就是刚刚在第二次”奉直之战“中下台的大总统曹锟。其弟曹锐、总理高凌霄等8人。6月16日，他们派人查了久大公司股册，却没查到这8个人的股份，因为他们用的都是堂号，不是实名。

8月8日上午9时许，范旭东在家里去公司的路上被持枪巡警数人带走，直到下午4点，晾了他7个小时后，由兵灾善后清理处派军队用汽车押走。公司得到一点消息，当晚9点前往探询、送行李，都被拒绝，家人担忧了一夜。第二天，住在天津租界的久大股东、前总统黎元洪得知消息，亲往查问，向来以好脾气著名的”黎菩萨“大发雷霆，顿着拐杖，当场把这些喽哕狗血喷头地教训了一顿。30年后，范旭东对那一幕还记忆犹新，写下”真够味“三个字。但是，军阀就是不放人，”黎菩萨“没办法，从北京请来范源濂也无奈。

8月9日，范旭东写信给公司，要他们速将久大、永利两公司股东总册及开办以来股票存根、股款红利出人账和其他现金账，送到清理处总办室，他对同仁轻松地说：”在此起居颇适，是亦办实业新辟之经径，领略一番，久后或可 成其大也一笑。“结果，曹锟等堂号名下的股份被确认没收。8月10日，久大以公司名义送去担保函，军阀当局称范旭东可以自由，送担保函的营业部长周雪亭要扣留。当晚，周雪亭将总经理换出来。11 日下午，久大送去现金5万元作保，晚上7点周雪亭获释。此事还没有完，18日，兵灾善后清理处又派人送来第17号训令，称久大公司有”祸首“股份6。55万多元，先是隐匿不报，后是延宕不缴，藐视功令，罚款大洋20万元。面对巨额勒索，据说范旭东的回答是：”本人不是财神，不能应命。“8月20日，久大公司表示：”总之公司以经营商业为目的，不关政治作用，既无事为人隐匿，更何敢存藐视功令之心。“除了补填131张股据（注明每张可换股票500元）交出，在已交的5万大洋作为兵灾善后用之外，再送去金城银行支票3万。

军阀不满意，还想多敲一点，因范旭东态度强硬才作罢，8月26日兵灾善后清理处送来的139号指令称，少缴的12万大洋，”姑准从宽免缴“后得知这次绑架是久大、永利股东张弧策划，其子张同礼（担任直隶兵灾善后清理处会办、直隶盐款清理处处长，后任省署秘书长兼代省长，兼长芦盐运使）直接参与。

久大公司派人去接范旭东，他一上车就双手蒙头失声痛哭，在场的人无不泪下。范源濂事后对永利同仁说：”我的弟弟是很坚强的， 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落泪的，他太伤心了，在中国办工业多么艰难啊！“1924年7月，湖南省政府一次就向久大”借“ 10万元，按照旧例以精盐附加的军事特捐等项抵还。1928年，奉系军阀褚玉璞统治天津时，手下的盐运使突然指令久大运销外地的每担精盐征收饷银2元，是盐务总署规定的2角的10倍。久大根据盐务总署和财政部的原有命令据理力争，最后因为时局变化，国民党北伐成功，才自然消解，但厂中停工、停止运盐8个多月，损失惨重。长期以来，只有一位桂系军阀的盐运使没有伸手讨过钱，生病时馈赠礼物也被婉言谢绝，真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

精盐所到之处，从北到南，各地摊派公债或强借强征等，真是家常便饭。回首国民党北伐成功前的往事，范旭东感叹：”十年之间，无年不内战，内战一起， 一定问盐商要钱，盐商一定拿久大搪塞，成了惯例。限制精盐销路，不许人民自由购食，年年重演一遍。久大不听他们，第一加税 ，其次是勒索，等而下之，公然绑票。“北伐之后，从1928年到1929年南方一度禁止久大精盐行销，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等北方军阀又勒交产地盐税，每担五角，7个月后才撤销，久大几乎陷入绝境。1933年久大不得已两次投保兵险，国民党当局要限期交纳所谓验票费每担一元。1934年，国民党当局突令卖盐按新秤，收税则仍是旧率，一来一去盐税加重到了27％。

久大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和险恶的环境斗争。所以，范旭东说，”永久黄“事业是在千锤百炼中成长起来的。

重开永利碱厂

范旭东回忆：”当我初到塘沽勘选久大厂址时，看到一望无涯的长芦盐滩，洁白的盐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又见到石灰石岩遍地皆是，感到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实为创设碱厂的适当地点。“塘沽有原盐，离唐山的石灰石、燃料煤的产地也都很近。等到久大规模初具，精盐产销都有了起色，看着海河对岸池子里的一片莹白，日夜不息，从渐变到突变，一层层结晶，面对货弃于地的天产之物，范旭东发愁乃至着急。

大约1917年，北洋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奔走于各国银行，到处借款，英国汇丰银行要求授予英商”以盐制碱“的特权，以此作为借款条件，陈锦涛谎称中国已有人创办，不能再将这个特权许给外人。英国人追问是何人所办，陈锦涛说记忆不及，查清再告。第二天，他对教育总长范源濂说，你弟弟办久大精盐厂，何不以盐制碱，久大申请，我当即批准，只是申请日期需倒填年月，可以杜绝外人要求。

就在这年秋天，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化学硕士陈调甫和电学专家王小徐都有志制碱，加上在苏州办厂的商人吴次伯，他们在南通游说张謇未成，北上塘沽游说范旭东办碱厂，一～拍即合。 范旭东多年后回顾：”后来南北同志，都愿意把久大当做中心来办永利，中国碱业这粒种子，这时就在塘沽种下了。“当年冬天，他们几人在天津日租界太和里范旭东家中试验制碱成功，坚定了办碱厂的决心一天，他和陈调甫在久大厂外散步，看到一堆堆的盐坨，席盖泥封，形如小山，数之不尽，他感叹：

”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这一年范旭东35岁。

决定办碱厂后，吴次伯主动要求南下上海募股，结果却一去不返，募股重担落在了范旭东一个人肩上。1918 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1934年3月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天津举行成立会，决定集资40万元银洋，到1920年5月9日开第一届股东会时实收34。6万元，发起人包括范旭东、陈调甫、王小徐聂云台，还有财政部盐务署长张弧。长芦盐运使李穆、久大董事长景本白等7人，经济上主要靠久大公司和金城银行，会上推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为董事长。周作民和范旭东是日本留学同学，久大创业时，从资金筹集到申请批准立项等也都得到周作民的帮助。金城从为永利集资，到以后增资扩股，都全力相助，除了直接投资，还动员其他人认股。

1919年永利破土动工，李烛尘负责经营管理，陈调甫是制造部长，在侯德榜没来之前负责建筑、安装、技术，厂内习惯叫他厂长。以后侯德榜、李烛尘轮流当永利厂长，每人一年。

在当时的中国，制碱属于技术含量很高的高难度工业，在永利之前，四川、山西、山东、上海嘉定都有人尝试过制碱，先后失败。等到永利的11层高楼建成，高耸入云的烟囱竖起，却始终没能冒烟。有人冷言冷语说，永利最好改成冷饮店，在高楼上招待客人吃冰淇淋，一定凉爽。1924年8月13日，筹备6年多，耗资160万元，永利终于试工生产，然而生产出来的碱红、黑间杂，俗称”红碱“，不是洁白的碱。

许多股东乃至发起人觉得投资打了水漂，抱怨、不满、唾骂声一片，矛头直指范旭东侯德榜等人。永利最初的这些年一直不利。

英国最大的碱厂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早在1900年就在中国设有分公司，占有大部分洋碱市场，正好伦敦总行首脑尼可逊来华，多次约范旭东商谈。1925年春天，他带了侯德榜和精干的营业部长余啸秋前往大连，卜内门公司表示愿意以资金技术与永利合作，被范旭东谢绝了，理由是公司章程有规定，”我股东只限于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无可变通。否则，牵动政府许我其他特权，不独未能助我，反而害我。“在去大连会谈前，他和李烛尘等就已商定：”永利今日担任着我国民营化工的任务，是成是败，全在于我等本身力量和奋斗结果，在任何情况下，我等主权和制造上是万不能允许外国人参加的。“

搞技术的侯德榜想法则和他不太一样，侯觉得如果能与卜内门公司合作，得到一些技术支持，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此前，1922年夏天，范旭东在庐山遇到卜内门公司中国分公司的经理李德立（E。 s。 Life） ，这位传教士出身、汉语流利的中国通嘲笑他，中国人办碱厂早了30年。他回敬：”恨不早办30年。事在人为，今日奋起直追，还不算晚。“此后，卜内门公司再次派人暗示，愿意高出永利投入建厂一倍的资金收购，范旭东的答复是：”我搞不成碱，宁可自杀，也不会出卖自已的灵魂。“英国人在背后嘲笑他：

”永利想出纯碱，除非日头从西方出。“

其实，范旭东也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在永利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度曾有过把没有建成的工厂卖给外商的念头，不料对方落井下石，给出破铜烂铁的价钱，他气愤至极，决心背水一战，死里求生。

1921年来到塘沽碱厂工作的美国人G。 T。李，因为善于改良制碱需要的石灰窑，外号”石灰窑“。他总是一身蓝色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奋斗在生产第一线，常常浑身灰土。他说自己是实际工作者，不是戴白领的绅士。试工时期最大的事故发生在1925年3月，烧碱用的主要设备4口干燥锅烧坏了，这样一来，就连劣质的红碱也生产不了。范旭东采纳G。 T。李的建议，设计了一座旋转型的干燥锅，全部电焊，不用铆钉，但是要到美国去定制，为此永利要停工半年以上。此时永利已耗费300万，再次陷人生死存亡的境地。侯德榜带了G。 T。李和其他技术人员，登上赴美的轮船。

因为没有掌握碱性对钢材的腐蚀作用，永利最初采用钢管做传送碱液的管道，结果钢管因为碱化损坏，影响了正常生产。范旭东下决心将价值10多万的钢管拆卸，改用耐腐蚀的生铁铸管。为吸取教训，他将拆卸下来的几条钢管，请工人做了一张桌子，放在自己办公室，以便经常警醒自己因无知而造成的损失。

范旭东是久大、永利的总经理，名义上是两个公司，其实大家都默认为一个团体，久大拨出盐滩给永利建厂， 给永利调资金，调大批人员为永利服务。永利向银行借款都是久大担保的，永利通过久大向金城银行的透支金额竞超过了久大、永利两个公司注册资本的半数，这在金融市场上非常罕有。时间长了，股东渐渐失去耐心和信心，不肯继续投资，他采取非常手段向久大挪借，到永利出产品时，历年积欠已是一笔巨款，后来干脆将借款改为久大向永利的投资。

一次永利需要1万元，陈调甫拿着范旭东的亲笔条子，到久大会计处领款，会计科长周雪亭把账簿给他看，说：”久大资本只有40万元，现在借给永利的已有20万了，以后怎么办？“两人相对欷觑，陈调甫说自己惶恐得无地自容。这样的事很多。景本白对此大为不满，在久大董事会上质问范旭东，因为其他大股东，包括支持久大、永利的金城银行都站在范旭东这边，景本白气得要辞去久大董事长之职。

1924年4月20日的久大股东会上，范旭东被选为董事长，当年久大增股的40万元，几乎全都接济了永利。久大的账面一度千疮百孔，永利的经常支出、临时支出、特别支出还是不能不仰仗老大哥。总计垫款在150万元以上。这一切都记在永利的密件中。（1929年后，永利生产顺利，也时常从经济上帮助久大。）所有这些挫折、失败反而都成了范旭东奋斗的动力，他对侯德榜等人说：”化学工业要形成我们民族的长城，这岂是不出几把汗、不咬紧牙关，一代二代千下去，建设得成功的。“”我们没有退路，摆脱绝境的唯一办法 ，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1944年久大30周年，他写下一篇情文并茂的文字，回顾永利创业的艰难：”就是最初十年八年，它们的生活费，必得代筹。否则活不下去，这笔生活费数目很大，而且异常复杂，每每逼到山穷水尽时光，就指着久大挹注一再而三，年复一年，非同小可。团体中称久大做‘老大哥’。我时常加上一个注脚，提醒大家，我说，‘这位老大哥真是中国式的’！如果它不深受中国文化陶冶决不能实践躬行，以底于成，它自己节衣缩食，但是不惜磬其所有培植后起……今日事实证明，久大和它一群弱弟，的确做到了兄兄弟弟，相得益彰。“

1926年6月29日，对永利是个关键的日子，这一天永利重新开工，而且产出了雪白的碱。以侯德榜为核心的技术团队经过千百次试验和失败，前后8年，永利至少三次濒临绝境，几乎把久大拖垮，终于制碱成功。比利时化学家苏尔维首创的苏尔维制碱法，长期被卜内门等公司垄断，这是第一次在亚洲摘下神秘的面纱。范旭东激动地对永利同仁说：”诸位，今天我们总算制出合格的中国碱……用苏尔维法制碱，在世界上我们永利是第31家，而在远东、在亚洲我们则是第一家。“在学化学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陈调甫心目中，纯碱乃是工业之母，为了有别于土制的”口碱“和进口的”洋碱“，他提议取名”纯碱“，同仁报以热烈的掌声。

此后不到两个月，1926 年8月，在美国费城为庆祝建国150 周年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获得最高荣誉金质奖，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消息传到塘沽，永利沸腾了，十来年的苦撑、苦干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庆祝宴会上，范旭东的眼眶含着热泪，从不喝酒的他举起陌生的酒杯，向周作民敬酒：”金融方面有周先生，技术方面有侯先生，永利事业可谓稳如泰山。“难得穿上白领礼服的侯德榜向同样难得穿白领的G.T.李敬酒：”你帮助了永利，也帮助了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向你致敬，不忘你真挚的友谊！我送你一个中国名字叫李佐华。“从此，G.T.李有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中文名字，现场淹没在一片掌声中。

1920年9月，”红三角“商标在商标局注册，证号是16510，商标图案是黑圈套红三角，中间有一个一个坩埚，外圈有中英文永利公司名称。”红三角“象征纯碱生产过程，有气体、液体和固体同时反应。

”红三角“纯碱最初日产只有30多吨，南北各埠争相购用，而且输出日本，供不应求。建厂10年之际永利股东第一次分到了红利，1927年，久大的年度业务报告中对此深感欣慰。在纪念永利建厂10周年时，范旭东兴奋得亲自爬到永利最高的楼顶，一边亲手点燃一串鞭炮，一边喊着”真痛快！真痛快！“”中国基本化工的第一只翅膀伸出来了，物质上的收获不大，但加强了中国人在技术上的自信心……久大、永利的成功，使塘沽这个历经兵火的破落渔村，变成了华北繁华的工业重镇，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永利成功了，壮年的同事头顶上，都洒了一层薄薄的拂不去的碱霜，“这就是酬报我们的战利品。”他动情地对同事说。

纯碱价格之战

盐本价贱，盐税却是盐成本的几十倍，永利创办时就呈文北洋政府，请求准许工业用盐免税，控制盐务稽核总所的英国人丁恩（ Sir Richard Dane）本来一直以各种借口阻挠，梁启超在辞去财政总长前，指示起草“农工业用盐免税条例”草案，丁恩得到消息抢先批准永利的申请。因为内阁人事更迭，梁启超下野，“农工业用盐免税条例”不了了之，丁恩后悔不已。1920年9月，农商部正式批准永利制碱公司，特许工业用盐免税30年，百里内他人不得再设碱厂，股东以中国国籍为限。9月20日，商标局核准“红三角”商标。随后，内阁会议通过永利工业用盐免税的申请，还获得纯碱行销一律 免纳关税厘金的优惠，由大总统令特准，政府公报公布。

1924年8月，永利开工生产的消息震动英国卜内门公司，他们通过英国政府的力量，由盐务稽核总所新任会办韦礼敦，以盐务署名义强行出台《工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工业用盐每百斤纳税2角。制碱一担需要原料盐两担，就要纳税4角。

这明显是冲着永利来的，有了破除旧盐商“引岸”经验的范旭东们不怕，他们委托律师刘崇佑拿着农商部“用盐免税”文件和政府公报，向平政院控告财政部盐务署违法，几经曲折，终于胜诉。但盐务署约束不了英国人，一再协商，韦礼敦只同意《工业用盐征税条例》暂停执行一年，永利上下大为不满，致函痛斥。如果不是次年发生“五卅运动”，此事可能还要费一番周折，借助澎湃的民族浪潮，景本白写了《请看英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一文，在上海的英文《大陆报》发表，得到社会舆论支持，韦礼敦被迫收回《工业用盐征税条例》。

永利“红三角”纯碱上市，卜内门化学公司很紧张，为了挤垮永利，卜内门在永利有市场的上海、汉口、长沙等地，将碱价大幅度降低销售，只留下天津不动。从1926年到1927年，他们一路降价，降到原先的40％为止。当时，永利在天津的销售未受影响，但范旭东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宁愿亏本，也要与对手打一场价格大战，永利的“红三角”牌每担成本约在六元五六角，而英碱“峨嵋”牌每担售价降到了四元二角。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以后可以成为MBA教材的一个经典案例。

当时许多人对此不理解，认为只要保证天津市场就足以维持永利，无须去做其他市场。范旭东解释：“如果我们把销售集中在天津一地，外地销路没有打开，市场基础不巩固，有朝一日，卜内门再回过来收拾我们，我们将完全处于被动，束手无策，结果很可能彻底失败。”为此永利亏损最高达140多万元。

范旭东和他的团队，在五个方面做文章，挺过了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一是在舆论上扩大国货“红三角”纯碱的影响；二是在经营上尽可能到卜内门不到之处开设代销店，避免正面交锋；三是在价格上，无论对方怎么降价，永利一定保持低三角出售；四是激发爱国心理，和代销商合作，用掉包制来对付卜内门；五是充分利用日本市场，“红三角”委托自已没有碱厂的三井公司代销，以最低价格出售，卜内门当时在日本的市场份额比永利要大10倍，如果一样降价就会损失惨重。还有一个因素，永利上下一心，员工中有主动要求减薪的，有多年未拿股息的股东支持，有久大和金城在资金上源源不断的接济。在这场价格战中，营业部长余啸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中、日两个市场受到新崛起的永利狙击，腹背受敌的卜内门即使财大气粗，也坐不住了，因为他们销量大，损失超过永利的8倍多。1928年，他们主动派人到永利，要求调整碱价，最后达成合理定价、不搞恶性竞销的共识。当年6月21日起，卜内门为永利纯碱在日本市场做了9年代销，每隔3年续约一次，预交的30万元押金一直放在银行的账户上，直到抗战全面爆发而自然中止。

为这场价格大战，卜内门公司的中国通经理李德立被解职。

1929年，为了扩大资本，永利曾和卜内门谈判组织永利占52％、卜内门占48％的中英合资企业，南京政府工商部没有批准。但在1929年到1930年，南京政府批准永利用盐30年免税，产品免税厘30年，在永利总公司和分厂50里内不得设同类工厂。在中南、金城、盐业和浙江兴业等南北银行的支持下，永利还得到发行200万公司债的机会。1930 年，“红三角”纯碱在比利时工商博览会上再获金奖。

不过，到1932年范旭东还是在向邹秉文诉苦，除了办碱厂时的种种困苦遭遇，即使出碱以后，也是困难不断。1932 年7月，邹秉文在上海华安大厦，见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发闷，原来永利为了添置机器设备，要向上海一家银行借30万元，对方条件苛刻、利息很高，因此气闷。后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合借30万元，条件删改，利息降低，他才松了气。

民国初年，范旭东到英、法、比等国考察盐政时，去碱厂多次碰壁，没能进人工厂车间，只在英国卜内门公司参观过锅炉房。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刺激。

1933年春天，卜内门公司伦敦总部的董事柏烈上校（ Col。 Politt） 到天津，要求参观永利碱厂，范旭东避而不见，南下前吩咐同事，可以陪同柏烈进厂看看锅炉房（或者让对方看兴建中的烧碱厂和碱厂包装厂） ，但谢绝参观主要车间。事后他对人说，20多年前他到英国参观碱厂，人家也只让看了锅炉房，我们也只能如此，这是“礼尚往来”。柏烈只好到上海来和他会面，两人谈了两小时，没有什么结果。

1937年5月22日，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卜内门公司基本接受永利提出的纯碱市场销售额分配方案，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碱，永利占55％，卜内门45％ ，定期三年。

按永利当时的产量，还不及市场需要的1／3。为了这一天，他们足足苦斗了20年。

可惜，这个协议只执行了55天，抗战就全面爆发。1945 年10月，范旭东去世的消息传到英国，卜内门公司发来唁电，并派该公司驻重庆机构负责人到他灵前献花致敬。

永利是高明的灯塔

永利碱厂、南开大学、《大公报》，合称“天津三宝”，分别代表了那一时代工业、大学和新闻业的成就和水准。永利碱厂的主体厂房南北高楼耸人云天，碳化厂房高32米，共有8层，蒸吸厂房高47米，达11层，据说是当年华北第一高楼 ，是塘沽乃至整个天津的标志性建筑，被称为“东亚第一高楼”。 1928 年，《海王》第二期发表《永利是高明的灯塔》一文说：

永利的事业是中国唯一的新事业， 永利的高楼成了海河轮船进口唯一的目标。

一个外国人特意到永利公司，希望他们在楼顶上装一个大电灯，晚上望见光明的“永利”二字，也可以出口，但是进口的船看不到楼顶，也看不着光明的“永利”二字，极为不便。当家的李烛尘无条件答应了。有人问他为什么替航海的装引灯不要钱？他回答：“造桥修路，引瞎子过桥，都是做好事，这造灯塔也同造桥修路一般，并且还可以替永利做广告。”

可惜，南北高楼已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毁损无存，天津碱厂“内，唯一幸存的老房子是”科学厅“，与树丛中的范旭东铜像相对无言。

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应用化学系、在永利工作了50年的郭炳瑜说：”在南北楼上早班时，清晨可以看到渤海日出景象，广阔的海面，在日光照衬下，许多渔船点缀其间。夜班比较安静，在生产平稳的情况下，有时值班技术员凑在一起聊天，现场有助手们根据分析气液数据，予以控制调节。各值班人员间有电话可通，并还有简易的铁管通话器，敲打铁管，闻声即可交谈。“每天上班前10分钟，永利的锅炉房会汽笛长鸣。现在人们习惯的8小时工作制就是从永利开始的。1927年起，永利日夜二班改为三班，每班8小时，如果是加班则6小时就算一工。因为经济困难，永利曾一度改为12小时一班，不久又恢复为8小时制。陈调甫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工厂“，我所知只有永利一家。”

1930年7月21日，天津《大公报》发表青年记者徐铸成的《久大、永利两厂参观记》：

此外更可大书特书者，即该两厂早实行三八制，且早于宝成纱厂一年。工人待遇极优，工资最低限度为10元，普通在15元左右。工人宿舍分两部分，普通六七人住一室，亦尚清洁；其携有家眷者，则别有工人寄宿舍，每座砖屋三间及一大院，租价仅一元，电灯亦由厂供给。此外医院、浴室、理发处，应有尽有。另有一大烤面包房，取价极廉，日用品有消费合作社，工人均出股2元，职员4元，另由工厂出资千元，共3 000元开办，商品极充足，俨然一小规模之百货公司矣。工人生活丰富，工余有旧剧社等等之组织……工人与职员之生活丰富而有秩序，绝无其他工厂劳资生活悬殊之恶习。

铁路支线直接延伸到永利碱厂内，火车进来的是煤石等燃料、原料，出去的是纯碱、烧碱、洁碱，广泛用于民食以及医药、造纸、染色、玻璃、肥皂、人造纤维等工业上。

久大、永利在经济困难时，也没有忽略工人的福利。1920 年久大就为单身工人造宿舍，叫工人室，最初可以住200人，以后逐年扩充，最多可以住七八百人。同年开设永久医院，职工可以免费看病。理发、洗澡都是免费，食堂的人工、煤、水由公司供应，伙食费也是按米、面、菜、肉进价收费。久大的福利从工人开始，再及职员。员工分配房子，只按人口多少，不分阶级高下。工人家属分配住房，为了公允起见，以抽签决定。20世纪30年代完工的永利新村是给技术人员提供的，独门小院，房租便宜，水电自由，每月房租水电一般只收8元（最多10来元），家具都是厂里借的。职工家中用煤都由厂方免费供应，煤快烧完时，只要给事务部打个电话，当天一定送到，不会影响生活。工人给家中汇款，公司可以代办，代出汇费。

负责管理的李烛尘认定，经营生产事业，利他的成分越多，则自利的成分越大。许多技师包括他本人住的还是租来的土房时，工人就已住进砖木结构的宿舍。有一次股东黎元洪来参观，称许：“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1926年、1927年，永利、久大先后建起工友住宅南院、联合村，1928年久大从俄国人手里买下塘沽新街、俄国庄一带750间房屋。1934 年永利建起了职员住宅新村，1936年又建了新村花园。

1925年，自办的塘沽私立明星小学，员工子女一律不收学费，教室有十多间，大礼堂有800个固定位置。

1921年3月，永利、久大联合办起工人读书班，有4间教室，3位专职教师，240名学员，直到1948年解散。1924 年8月开始分设普通班、特别班，各分三个年级，扫除工人中的文盲，强迫工人读书识字。但到1930年，工人中文盲仍占95％。办南京钲厂后，范旭东常去南京，有时一住个把月，却无时不牵挂塘沽，他在《旅京杂感》中说：“塘沽的信，报告蒸钲塔发生了大故障，给我们一些惆怅，听见近来工人教育颇有进步，又觉得高兴，尤其是听见工友们大家知道要读书，对于师尊知道服从和亲近，对于秩序的训导也诚心领受，安慰不少。”他说：“工友们！大家要明白，公司支出教育经费完全是为大家谋幸福，是发于同胞爱的至情。”1932年工厂还办了妇女补习班、儿童补习班外语补习班、艺徒班、成人义务教育学校和幼稚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利1934年8月办的特种艺徒班，招收32人，到1937年6月有23人结业，全部升为技术员，这完全是永利自已培养的技术力量。

永利鼎盛时有工人上千人，包工300多人，职员100多人，各种助手60多人。

永利待遇之高在天津很有名，到1949年以后，塘沽还流传着这样的择婿顺口溜：

“先永利，后久大，机关干部别搭话”。永利章程规定，每年所得纯利，除应交税款和公积金外，其余以1／4作为员工奖金一个月不请假的，加薪两天， 一年不请假的，年终加发一个月 薪水，请假一天扣一天，超过31天的还要扣本薪，全年未请病假的加薪5天。假日因工作需要上班的，除发原工资之外，再加发两天工资。先进工作者年终还可得高额年终奖。技术人员工作三年还可享受三个月的带薪假，公费去外地旅游。

1931年进永利的郭炳瑜回忆，一般工人工资8～10元，工业专科毕业的技术员初进厂30元，大学毕业生44元，技术工人最高工资98元，职员最高工资400元。

1934年8月永利开设特种艺徒班，艺徒每月有6元津贴。那时塘沽生活便宜，每1元可换铜币100枚，每枚铜币可换小黄铜币10文，市面上都是洋货，购物又方便。

每天有火车与小火轮，以及挂有三节车厢的“汽油车”，往返于天津市区，载客运货。

在永利工作，职工的工余假日是愉悦的，他们郊游常去海河口，登上旧炮台，眺望渤海，在落潮时捡贝壳、藻类，或者到铁道北打靶场玩摔跤游戏，或者在厂内俱乐部用收音机欣赏音乐，打台球、看报纸杂志等，春天到了，还可以到西敞村（现在的人民公园）看桃花。“永久黄”团体从1925 年起就有表演话剧的游艺团， 1928年成立了京剧团、秦腔团、武术团等业余团体，黄海社边上有2个网球场、1个篮球场、1个足球场，1928年拓宽的新开街上有娱乐室，以后还修了游泳池、工人俱乐部、职员俱乐部、滑冰场、灯光球场、新村儿童俱乐部等。

1935年，无锡申新三厂总管薛明剑北上参观“永久黄”，写了一篇《塘沽参观记》，看到久大最初的账册还是旧式的毛边纸条簿；看到1916年制造的盐块很像糖块，用粟壳色纸包裹，每包50块，将近20年后仍洁白干燥；看到久大盐场用抽水机代替风车型布帆（也就是以电力取代风力）来灌水。他参观了黄海社极尽富丽堂皇的钢骨水泥建筑，职工居住的新村，光线充足、建筑很像戏院的会堂兼食堂，特别是设备完全、统计精密、医师都很和蔼可亲的医院，这一切都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并处处与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区作比较。

决心办黄海

“黄海”的前身是久大附设的化学试验室，1920年，范旭东决定在久大附近买几亩地，花十多万银元建一个能供100个化学师研究用的新型化工研究室，包括定量分析室、定性分析室、化学实验室动力室等，并从久大独立出来， 1922年春天正式定名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请到孙学悟博士主持。当年8月，“黄海”正式成立，独立于久大和永利，属于平行的化工学术研究机构。当时永利还在困境中，永久团体经济拮据，要维持黄海，就得多一份开支，许多 人笑范旭东有些“傻气”。

他自己的看法却完全相反，他在黄海社成立20周年时说，20年来常常听到冷言批评，责备学术研究工作的不顾眼前利益，“说某社某人不顾民生疾苦，这个时候还在实验室里搞洋八股。这种论调实在是错的，他们硬把学理和应用分作两起，认定要先应用而后搞学理。凡是研究学理的就被误认为纸上谈兵、不切实用，这又是一个实在的错误。”学化学出身的范旭东深知“现代化的企业都是在研究室里成胎的”，近代工业的成长建立在三百多年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学术是工业的基础y瓦特、巴斯德等例子无不证明研究走在工业的前面。因此，他坚定地说，“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

他把久大给他的创办人酬劳金（每年纯利的1／10）捐献给黄海作科研经费。

1924年，在塘沽举行的永利股东大会上，全体创办人表态：“因念科学研究不容稍缓，愿将永利公司章程内所规定之创办人全体所得报酬金，悉数永远捐作黄海社研究学术之用，如有不足，再由永利、久大资助。”有人当场写下“云天高谊”四个大字，高悬会场，掌声雷动，场面感人。

当然，仅靠范旭东和几个创办人的无私捐献无法长期维持黄海的研究经费，主要还得靠久大、永利两公司在研究费中特别支付。孙学悟回忆，永利头一个10年自身难保，每天过着朝不保夕、九死一生的日子，黄海经费也一直拮据。 从1932年到1937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补助1万元，1939年起又得到中英庚款董事会赞助。

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中第一家化工学术研究机构，6年后，上海天厨味精厂的吴蕴初办了“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他们被誉为“南吴北范”。1935 年新亚化学制药厂也办了“化学药物研究所”。黄海的章程规定董事会由9人组成，其中范旭东、黄海社长、久大永利的总工程师为当然董事，除他们之外，其他人都以在职期间为任期。1933年落成的黄海图书馆，拥有2万册中外图书，其中专业书籍不下5 000种。

范旭东在五通桥为黄海社20周年写的纪念词中感慨地说：“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而他的选择就是邀集这样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关起门来，静悄悄地自己去干，绝不气馁。这是他创立黄海的初衷。他对人说：中国今日若不知注重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 1936 年，中国科学社、中国数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等7个科学团体开联合年会，他在祝词中表示，学术研究是近代工业的基础工作，世人往往急功近利，不知道本不立则道不生。

黄海社徽为圆形，外圈为齿轮，代表工业的动力，内圈是互相涵蕴的三个部分，分别代表致知穷理、应用，表示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黄海的研究主要包括菌学肥料、轻金属以及水溶性盐类等方面。作为研究的副产品，带有盐分的明星牌牙膏在抗战前后曾风行一时。黄海不光从事实验室里的研究，而且重视实地调查，从1932年起，《黄海研究报告》出了56期，现存的39期中，涉及对高粱酒、汾酒、山西醋、绿豆粉条等的调查，还有对盐、明矾、铝等的调查。我手头有一本魏文德的《国产海藻之成分》，标明是第二十四号，1942年8月在五通桥印的，虽只有薄薄4页，但研究结果却很充实。从1939年起发行《黄海发酵与菌学》双月刊，到1951年共出了12卷70册。此外还出过《黄海化工汇报》盐专号、铝专号等。《海王》旬刊中也刊登过许多黄海的科学论文。

范旭东说，研究室的工作和前线打仗一样，非勇敢拼命必要败退，要极有抱负，的天才作它的台柱，才有生命，这岂是容易得来的。确实，穷年累月在研究室里和毒气、毒菌打交道，就算大功告成也不过三行、两行短短的方程式，外行人毫无兴趣。如果没有一种牺牲精神，很难全始全终。

长期主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对这位“化工大王”费誉有加，说他在办久大、永利的同时，还办了这个研究社，抗战期间全部研究人员迁移人川，研究并没有中断，“这足以证明范旭东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新型企业家，有科学头脑。当时政府的研究机关除中央研究院外，私人企业举办颇有规模的研究机关，实为少见。”

在“永久黄”团体中，范旭东本人兴趣最浓的就是“黄” ，他对“黄海”寄托最深，常常称“黄海”是整个事业的神经中枢。“黄海”20周年时，他恳切地说：“20年的辛勤，真够黄海同仁忍受！换来的，也只是诸君各人头上的白发和内心的慰安，求仁得仁，我真替诸君高兴，而且衷心替诸君祝福！”

亚洲第一大厂

范旭东最早想办硫酸钲厂还是1929年1月，他在当时就提议工商部办国立酸、碱厂，内刊《海王》当年披露过这个消息。此时离他们制碱成功仅仅两年半。他希望南京政府拿出2000万，600万办碱厂800 万办硝酸厂、600万办硫酸厂。然而，3个月后到达的批复公文几乎句句空话，他对南京政府的指望完全落空。

永利案卷中，迄今保存着1931年6月30日他写给美国一家氮气公司工程师白斯脱的信，他们曾在天津见面，并保持通信，白斯脱以后受聘于南京娅厂，帮助安装机器等。在南京政府实业部聘请他为硫酸铵委员会筹备委员前，他就托邹秉文带过信给孔祥熙，其中附了黄海社拟定的《创办氮气工业意见书》。

1937年2月南京钲厂投产后，他写过《溯源》一文，回忆1931年9月18日收到实业部硫酸铵委员会筹备委员聘书一事，和他同时被聘的有吴蕴初、刘鸿生、史量才、张公权、陈光甫等实业家和金融家。“ 记得通知书送到公司，恰好是‘九一八'

那天，大家的情绪极不自然，无意中都想到氮气工业和国难的因果关系，更叫人兴奋。试思1915年的德国，不遭敌军包围、国亡无日的危机，这门工业或者到今日还是空中楼阁。中国在这个当口要办氮气工业，我们绝不要忽略这段史实……”。

当得知南京政府与英商、德商有关合办硫酸铵厂谈判不成时，他就提出：“与其受洋人挟制，还不如干脆自己干。”实业部批准由永利集股自办硫酸钲厂的呈文后，他在永利公司的会上说，就国家全局来说这当然有重大意义，而对永利来说，“简直可说是自讨苦吃”。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和范旭东彼此了解，彼此信任。1948年，周作民在纽约的永利同仁欢迎晚会上回忆，“40年前，我和范先生同在日本读书，当时都想为国家做点事。我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我们是为国家办事业，不是为个人作打算。”

金城银行对“永久黄”团体有过许多帮助，久大股本不足5万元，金城竟允许透支10万元，永利最初集股40万元，在金城的透支竟有百万元。金城对“永久黄”团体用款几乎有求必应，为了这事，周作民颇受本行内部责难。永利成功后，范旭东在1933年感激地说：“我们在世界秘密中寻出一条道路。受尽工业技术的折磨和世界托拉斯的压迫与利诱，我们没有屈服，更深谢金城银行周先生（作民）的巨大支持。现在每年进口的洋碱已由108万担减至45万担了，民族工业终至舒出一口闷气。”直到办南京钲厂， 范旭东在资金上才走出“北四行”（中国近代北方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的通称）的局限，与上海金融界发生密切关系。

办钲厂需要巨额资本，1933年，范旭东和上海的几家重要银行商量，由永利自筹300万元，再由各银行成立一个银团，承购永利发行的公司债550万元，不作为公司股本的贷款方式。以发行公司债方式来筹集股本，这在国内还是一个创举，但必须经过南京政府批准，并要用永利全部固定资产担保，按期清偿本息。宋子文暗示，只要自己来当永利董事长，他私人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就可以承担全部投资，不必其他银行组织财团来承购公司债。范旭东没有答应。孔祥熙提出官商合办，他也婉言谢绝。

他曾说：“美其名官商合办，实则商股根本无权，而官场中种种腐化习惯传染进去，对企业遂成为一种不治之症。”他多次对同仁说：“只要投资一个铜板，我就关门。”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包括中南、金城、浙江兴业、交通、中国、上海储蓄等南北各大银行给永利的透支已达到970多万元（永利从1943年到1948年才陆续还清）。

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企业投资向来谨慎、稳健，一贯风险分散，1934年这一年共投资71家企业，超过5万元的只有10家，其中永利一家就有97.5万元，其他的都在5万元到20万元之间，可见对范旭东和永利的信任。

1933年11月21日，范旭东在南京给“永久黄”（包括永裕）同仁发电报说，既然下决心自办，哪怕前途荆棘，“切盼吾同仁本以前创办三公司之刻苦精神，为中国再奋斗一番。虎口余生，值得努力，谅具同感。”次日，他正式呈请实业部备案，承办硫酸钲厂。当年的行政院第136次会议通过决议，特许永利承办，限令两年半内建成。

他最初想把厂址选在湖南湘潭或株洲或安徽马鞍山，金融界的投资者不同意，他们主张在上海租界靠近杨树浦电力厂一带，但那里地价太高，一万市平方的地皮就要70万元，而且没有扩展余地。他感叹：“这些财团、股东一定 要把这出戏放在他们大门口唱才放心，真是没办法！”从1931年9月30日第一次去湘潭等地考察算起，到1934年3月，范旭东前后5次出行，历时27个月，他和侯德榜才最终选定厂址，在江苏六合县卸甲甸，据说是项羽的卸甲休息处，紧靠长江，水深可自建停靠万吨轮船的码头，而且水源充足。卸甲甸与南京隔江相望，对岸就是下关电厂，不缺电力。与津浦铁路的起点浦口也近在咫尺，陆路交通不愁。加上土地平旷，而且多数不是良田，价格便宜，容易征购。腹地宽广，可以发展。周边都是农民，方便解决劳动力。地近上海，也利于拓展市场。

同年7月24日，他们以不到10万元的地价和迁移费买下1 277多亩地。为了从远洋巨轮上卸下百吨重的合成塔，1935年9月，他们在长江边兴建了一个能容万吨级船舶、全长76米、可以3个仓口同时装卸的码头，还安装了一座自行设计、能吊装百余吨的起重吊车。这是中国当时起重吨位最大的工业码头。1935 年10月1日曾到工地参观的章执中，亲眼目睹那台起重机一次就将重达百吨的合成塔由货轮直接吊装上岸，晚年仍记忆犹新。

1936年12月，铁工厂、翻砂厂、焦气厂、锅炉房、硝酸厂、硫酸铵厂、冷水塔、厂房、宿舍还有许多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大型设备，包括2座贮气柜、7座液氨罐、2座硫酸财罐……陆续在卸甲甸沿江一字排开，绵延数千米，气象森严，蔚为壮观，新修的马路向远处伸展……一个日产硫酸200吨、硝酸20吨、年产硫酸铵5万吨的大型化工企业，前后只用了26个月就已建成。曾经到苏联、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建设过同类工厂的美国工程师白斯脱感慨：“就我在世界各地参加过的同类型工程相比，在工程进展速度和质量两个方面，中国稳居第一”

永利南京厂不仅填补了中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空白，据说还是当年亚洲第一大厂，因厂成镇，地因厂名，以前就叫大厂镇，现在叫南京市大厂区，“卸甲甸”这个老地名反而湮没无闻了。现在当地住户有很多也和这个厂有关，他们无不以“大厂”

而骄傲。2007 年5月底，我在南京好友范泓夫妇陪同下到这里寻找遗迹，打听“卸甲甸”。经路人指点，找到的却是一个公交车站点。在街头树荫下，我们见到一群下棋、聊天的老人，向他们打听，他们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大厂”“退休工人，言下为之自豪。可惜今天的厂区支离破碎，已失去当日的雄姿，只有范旭东广场上的新铜像默默地注视着长江边来来去去的车流没有多少人会想起往昔的如烟岁月。

当时永利股本已有550万元，”在一贫如洗的中国，这绝不是笔小数，并且这些资本不是出自少数富豪，十之八九是相信我们人格和技术而来的，他们把资本交给永利，是想替他们生息，同时也是想替国家大众谋点生路，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异常之重大，大家须要万分慎重！“赤手空拳创下这份基业的范旭东，自然深知”在中国筹资本，真有上天之难“，他又不肯轻易接受外资合办。办南京钲厂投资太大，许多永利股东最初并不支持，李烛尘说：”有碱无酸，我们的化学是不完全的化学工业。

南京娅厂一定要办，而且一办就要办个好、办个大的。“经他俩多方说服，这个计划才付诸实施。

为了节约，永利从未进口过成套设备，办南京钲厂也是，受命出国采购的侯德榜定下原则是”优质、快速、廉价“，快速是指交货日期，临行前范旭东加了一条”爱国“，日本的产品再好也不买。合成塔、冰机、鼓风机是美国的，高压机、循环机、泵和铜洗设备是德国的，锅炉是英国的，制硝酸的不锈钢设备是瑞典的。设备的选择，完全根据生产效率和经济效果决定，再进行合理设计组装配套。侯德榜事必躬亲，为买设备发出的信件就有两万多封，外国人笑话说：”侯博士买的都是便宜货。“

1934年6月2日，侯德榜信上说，欧洲各家公司开的设计价都很高，最后与美国一家氮气公司签订合约，设计费从最初的19万美元减到15万美元，最后以10.2万美元成交。化学博士简直成了”砍价博士“。范旭东给实业部呈文说……美国氮气公司所绘全厂设计图样有700余种，该公司为设计分别发出询价及工作说明信件不下三万封，事之繁复可想而知……

到了1937年1月26日和31日，硫酸、液氨先后投产，2月5日，硫酸铵（也就是肥田粉）也在这里生产，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化肥工业。”红三角“牌肥田粉完全可以与英国的”狮马“牌相媲美，而价格更便宜。英、德对中国化肥市场的垄断结束了。赶来剪彩的范旭东拉着特邀嘉宾邹秉文和李国钦，登上南京钲厂的最高处，看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兴奋地说：”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只脚；现在又有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只脚。有了两只脚，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阔步前进了。“当然，即便此时，他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他对团体主干人员说：”我们已取得的成就，只能算掌握了初步的生产知识，若拿国际标准来衡量，差得还很远，焉敢自得自满？至于管理，别说同英、美先进国家比，就是国内一些单位都要比我们高明百倍。“

南京钲厂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大厂，各地参观者接连不断，连美国驻华大使也在当年4月27日前来参观。范旭东从天津写信吩咐黄汉瑞，不要只让人看高温高压的新型机器设备，尽管那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也不要只介绍永利的奋斗过程，以及基本化工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而要突出强调海洋对化工、对国家前途的关系。”我们团体在塘沽起家，利用海水晒盐，才开步走。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离不开海洋作后台。不只我们一个小小的’海王团体‘是如此！要知道海洋是浩瀚无边的，深不可测，宽不可及，而宝藏更是无穷无尽。“”永久黄“团体的事业至此已海陆空齐全，海一盐，陆一碱，空一氮一位年轻员工在上海见到范旭东时激动地说：”用盐制碱，用煤炼焦，已迈进了’海陆‘二途，完成氮气工业又奠定了利用空气资源的始基，真是足迹涉及’海陆空‘……范先生，我们的事业很好啊！“他却回答：”你还年轻，对复杂的局势缺乏了解“，并黯然地吟出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

战争的阴云此刻已笼罩在塘沽、南京的上空。

塘沽永利碱厂

1927年永利的纯碱年产不过13 404吨，1936年达到了55 410吨， 10年里翻了不止三番，是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红三角“牌纯碱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一带。

另外从1931 年起出产的烧碱，年产量达到4446吨。这一年，永利已拥有4台发电机，专门的电工房，不仅给本厂提供用电，而且供应整个塘沽地区的照明。1937年，正是”永久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当时永利工人上千，许多技术员都有20年的制碱经验。然而，”七七事变“爆发了。7月19日，范旭东满怀悲愤，暂别生活、奋斗了二十多年的塘沽，乘火车南下，去参加”庐山谈话会“，他想不到此去竞是永别。

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开工不久的南京娅厂赶造炸药，所属的铁工厂赶造军用铁锹、地雷壳、飞机尾翼等，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日军逼近南京前夕，有意将这个亚洲第一流的大厂完整保存下来，为他们所用，通过各种不同渠道，逼范旭东就范，只要他愿意合作，就可保证工厂的安全。他断然拒绝，指示南、北两厂主持人：”宁举丧，不受奠仪。“8月21日9月7日、10月21日，日机三次轰炸，南京钲厂”共中87弹，开工才8个多月的新厂被迫停产，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侯德榜心痛难言。直到12月5日，离南京沦陷只有一个星期，他仍恋恋不舍地在车间里转悠，摸摸这，摸摸那，像疯了似的。大家都知道他心碎了，不敢劝他。催人的汽笛响了又响，他最后一个登上撤离南京的最后一班船含泪离开，那天下着雨，他身上全湿而浑然不觉。

这样一个先进的大型化工厂落人敌手，他们很不甘心，范旭东下令凡是带得走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迁，搬不走的设备也要将仪表拆走，哪怕是搬不走的主要设备或埋起来，或尽可能拆下扔进长江，以免为强寇所用。直到12月13日，厂区已被日军占领，范旭东还派出9名技术人员前去抢拆重要机件，只能无功返回武汉。他在武汉召集“永久黄”主要人物开会，主张团体不能散了，“就是大家在一个桶里掏稀粥喝，也不能散。”他说，我们不能散，但也决不坐吃山空，“尤其是我们平素对国事还有相当抱负，更不能起一丝一毫颓废的杂念，行为要更加纯洁、勇敢自不待说，必当尽心竭力，从种种角度创造新的环境，救国兼以自救。”就是在这里，他们决定到西南再建一个化学工业中心。

“永久黄”团体迁川以后处境艰难，范旭东说：“由于内地条件差，办工业样样都要从头做起，没有原料要自己动手打井取盐，没有煤炭要自己开矿取煤，真是件件都得自己办。”

好在李烛尘1919年就对四川有过一次深人考察，在《盐政杂志》发表过《四川自流井钾盐调查报告》，知道自贡、五通桥适合久大、永利的生存。在乐山五通桥老龙坝，他们选定了永利川厂的地址。五通桥也是产盐区，处处可见盐井，但开发时间不久，地下蕴藏丰厚。老龙坝一个旧名“道土观”的地方，地势开阔，岷江水三面环绕，长年可以行船，顺江而下，可直抵重庆，离乐山不过20多公里，公路直通成都、重庆，水陆交通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这附近有盐、有煤、有石灰石、有磺铁，有耐火土料等资源，化工原料几乎齐备。地质学家调查发现，甚至还可能有煤气、石油。但是，当时的老龙坝四周一片荒凉，到处都是起伏的山丘，要削平才可建厂，雇了5 000多工人日夜苦干。年过半百的范旭东对孙学悟开玩笑说：“今天又恢复了塘沽最初的光景，也有趣，不过老范还来得。”

1939年春天，范旭东把原有的地名“道土观”改为“新塘沽”，三个有力的汉字刻在当初厂门前左侧的巨石上，不仅是为了纪念中国基本化工的摇篮，他还想在这里再创一个中国化工业的“耶路撒冷”。

他们先在自贡张家坝建立“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当地盐户先是要求人股、合资经营，再是要求久大将产品交他们的场商联合办事处统售，未获允许，于是群起反对，借口久大侵占他们的权益，危害盐民生计，发传单、打通电，联名请愿，函电纷弛，满城风雨，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自贡的墙上刷着大标语：“井不出租，地不出佃，坚壁清野”。他们还放话：“川汉铁路我们都反掉了，还怕你们这个小小厂子！”

这比当年旧盐商抵制久大精盐更加激烈，有的久大同仁主张撤退，范旭东却主张坚持到底。

中国的盐商各有各的专销引岸，限制人民只准某地吃某商的专盐。川盐更特别，产盐区是那些盐户的世袭采邑，不许他人插足，他们手里持有清廷颁发的“龙票”，进入民国这一特权继续被承认。久大进自贡办精盐厂侵犯了盐场主的利益。

纠缠半年，盐务局经调查，认为久大进来大量生产，对人民生计更为有利，重庆行营派人调解，纠纷才得以解决。

1938年9月18日，久大自贡模范食盐厂举行开工仪式，很快就出了盐。此后，黄海同仁发明出利用自然蒸发浓缩盐卤的“枝条架法” ，就是用杉木搭上高几十米的大架子，架上铺着细竹枝，层层叠叠，像茅草屋顶，所以叫“枝条架”，先将卤水引到架顶，喷洒下来，落在层层竹枝上，慢慢滴落到下面池里，很快就结晶成盐。这样可以将12度的原卤浓缩到20度，结晶成盐粒后再用干坩煎煮，可以节约2／3燃料，而且产量大大提高。他们没有将这个新法据为己有，而是无私地在西南推广。

2007年春天，我到五通桥寻找范旭东当年留下的遗迹，好不容易在当地政协管文史资料的朋友帮助下，才在一家国有企业的厂区内找到了刻着“新塘沽”三个大字的巨石。新的厂门外面一点也看不出来，进了两道大门，里面别有天地，保存了许多当年的厂房、办公房，有些现在仍在使用，厂房都是高大结实的石头建筑，窗户开得高，每个建筑上都刻有年份。

老厂区紧挨着岷江，只是眼前的江水已失去往日的清亮，也不能再行走上百吨的船只。当年因为在山脚凿石取土，形成一块长200米、宽50米的凹地，面积有上百亩，雨季积水成湖，被永利人亲切地叫作“百亩湖”，湖里养鱼，湖边种树，成为“新塘沽”一景。百亩湖至今犹在厂门外，只是人工湖水浑浊如同泥塘，听说当年水清得不光生产可用，甚至可以饮用。只有那时修建的沿湖马路，而今被拓宽了。

不久，“黄海社”也搬到五通桥，在岷江边上安家。1944 年，中国化工学会专门成立五通桥分会。

在重庆久大、永利联合办事处办公室的墙。上，范旭东挂了一张塘沽永利碱厂的照片，亲自写了“燕云在望，以志不忘”八个字。他常常伫立照片前，对同事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谁人肯向死前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范旭东刚好从美国抵达香港，重庆国民政府驻港人员奉命通知他，可以安排他直飞重庆，他拒绝特殊照顾，结果身陷香港，避难在金城银行的地下室，夫妇俩自己动手在一个打气炉子上煮稀饭。幸好日军没有发现这个50多岁、看上去干瘪的老头竟是中国化工界的领军人物。他在危境中仍保持着从容与镇定，日军威逼徐铸成恢复港版《大公报》，徐铸成问计于范旭东，他说：“我想，你先要有自信，一定能战胜困难。日本派到香港来的这些文武官员至多不过是他们三四流的人物。而我们，都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才，相信我们的聪明才智一定能斗过他们。其次，你要把握主动……你应该多想想，想出几个他们没法解决的问题，你就变被动为主动了。争取了时间，再设法离开香港……”。临别时他还乐观地说：“三个月后，我们在重庆再见。”

1942年3月2日，范旭东终于辗转回到重庆，一路小船、汽车、火车、飞机，在珊瑚坝机场迎接他的孙学悟喊着奔向他。他在两天后的永利庆祝会。上说：“我马上开始工作，希望各位同仁各守各的岗位，少谈方法，多做实事，向前努力，把我们的事业做成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

范旭东要赤手空拳在大后方再造一个中国化工的“耶路撒冷”，无论多少挫折都不在乎。他到处奔走，时而后方、时而缅越、时而欧美，即使在四川，也在重庆、五通桥、自流井各地巡视，常常马不停蹄。中越、中缅公路运输中断前，他以60岁高龄，亲临运输前线押车，历尽艰辛，短期内为永利抢运了大批重要器材。在云南、缅甸边境抢运时，他几次面临危险。日寇进犯长沙衡阳，他在湖南耒阳，几乎无法脱险。重庆遭遇大轰炸时，他和“永久黄”同仁都避往乡村办公，一路都是难民、尸体和哭声，他悲愤地说：“只要我在一天，就为本团体的事业努力一天，除死方休。”

1942年，他从香港脱险不久，去仰光遇到大热天，还在《海王》的“家常琐事”写文章开玩笑：“幸亏是瘦子，根本热不出油来一托福不小。 '

范旭东和下属同艰苦，共患难，历险阻，不避危，不顾身体健康，令同仁、部属深为感动，留日老同学何熙曾为此写下了”谁人肯向死前休“的诗句。

从1939年到1942年9月，耗时两年多，永利终于打出深达3 500尺的深井，傅冰芝、郭炳瑜等同仁为此付出大量心血。深井钻探工程的成功，证明五通桥一带 拥有浓厚的盐卤，天府之地蕴藏丰富，建设华西化工中心有望。这是抗战8年间几乎可以与”侯氏碱法“相提并论的一件大事。重庆《大公报》10 月15日发表新闻，范旭东亲自以”劳人“的笔名在《海王》发表《永利深井卒至成功了》，为此欢呼。

即使在抗战的困难环境下，他们还是成立了海王剧团、新塘沽评剧（京剧）社、新塘沽话歌咏团、龙虎剧社等社团。1942年武汉大学化学系（设在乐山）毕业的方成，进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期间在永利川厂做技术员半年），经常往老龙坝跑，去练唱歌。1946 年他离开黄海，以后成了有名的漫画家，一想到黄海那个”家“，他就感到无限亲切，他给”永久黄“团体许多人都画了漫画，我在塘沽黄海化学工业社旧址的小二楼看到过这些漫画。

范旭东在1943年就已拟订十厂计划，希望在战后建设10个化工基地，除恢复战前三厂，他还想新建侯氏碱法厂、塑料厂、炼焦厂、玻璃厂、水泥厂、威斯康辛法硝酸厂、硫酸铵厂、合成氨厂等，把自己的化工基地从塘沽、南京、四川拓展到青岛、株洲等地。1944 年9月，范旭东和陈光甫、卢作孚等人，以中国工商界代表身份赴美国出席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和他签订1 600万美元贷款，他想要引进一系列技术设备，包括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年产50万吨的水泥。厂，日产50吨的民用平板玻璃厂，以及塑料厂等整套设备和一个日产500一1000吨的煤矿机械设备，全部货款约需3 600万美元。

但对外借款需要国民政府批准，由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副署签字担保。1945年2月29日，范旭东在纽约写信给阎幼甫（阎王）：”借款案此间已是车齐马就，只等重庆认可即可签字，在小百姓看，可算破天荒的举动，大人先生如何判断，只好听之，尽其在我而已。“1945年，他从美国回来，和侯德榜亲访孔祥熙、宋子文，以副院长一职主持行政院工作的孔祥熙希望投资永利，被范旭东婉言拒绝。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再次向他示意，如果由自己做永利董事长，这一对外借款合同可立即指令纽约分行签署担保。

十多年前，办南京娅厂时，宋子文也曾暗示要做永利董事长。此后范旭东多次催促，国民党当局都以正在”积极进行“搪塞、拖延，他只能忍气等着。8月8日他写信给阎王：”老天！中国人真命苦啊！“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向本团体同仁报告美国贷款的进展情况，痛苦地说：

”自从呈请政府核准，至今已两个多月了，团体的老同志也分别走了不少门路，找到行政院长，也是拖延时日，不予批复。时至今日仍是石沉大海。看来，对待永利事业，宋孔是穿一条裤子的。“”若不是为了国富民强，我才不受他们的挟持、欺压呢！

要是为了吃饭、享福，把永利、久大收拾收拾，够我享受几辈子的。而今天为了十大厂计划的实现，我们不得不去当孙子，去向那些老爷求情。我们一 定要争取在不丧失永利权利的前提下，让他们在保证书上签字。“他千呼万唤等来的行政院批示是一” 未予批准“。社会上还传出流言，说他当年”当毁不毁（天津厂），当迁不迁（南京厂），当建不建（四川厂）“。

1945年10月2日，范旭东黄疽病和脑血管病同时并发，两天后离开人世，终年62岁。和他接近的人说他生活极有规律，虽然年纪大了，一向没什么病，体力甚健。不久前，他还在《海王》发表文章《顾念大局，忘记小我》，耿耿告诫”永久黄“团体同仁：”中国迄少这样工业，本团体责任重大。“舆论都说他是忧愤成疾，活活被气死的。10月21日的黄炎培日记中说，有一天卢作孚请客，范旭东放下正在陪餐的客人，赶过来陪自己，”纵谈时事，忧乐交并，见于词色。“没想到不足一个月，他就撒手而去。学者杨人梗愤然写下《工业发展与现实政治》（后来发表在《海王》）：

据笔者闻，范先生的死，是当时的政治红人对企业家的麻痹所间接促成的，这种不见血的对工业家之政治扼杀，到今天仍使我们无法缄默，当我们看到今日遍地偏枯贫血的工业惨况，就会追念到范先生的苦干精神。对不合理的政治现状不能不表示悲愤。

对这个说法，他的长女范果恒不同意，她说：”以前一直说我父亲是被x x x气死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他就是太玩命，积劳成疾，累死的。“到1946年5月，在永利同仁一再努力和舆论压力之下，行政院指令财政部和经济部向美国银行担保那笔借款， 1948年6月签订合同，11月开始动用，不到两个月天津易手，政权更迭，这笔借款只用了140万美元，连1／10都不到。

自我约束原则

久大初创，范旭东就为自己定下三条原则：一是不利用公司的钱财来谋私人利益，二是不利用公司的地位来图私人利益，三是不利用公司的时间来办私人事务。

1928年12月6日他在股东常务会上对股东说过一句话：”兄弟相信事业的成败，十有八九在自己，不在别人。“他出身清寒，一生都是寒士，一直过着简单的生活，他把久大给他的创始人酬劳捐给了黄海。他担任过金城银行董事、四行储蓄会监察、中华书局董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中国化学会会长，华北工业协会会长、南开大学校董、中国科学社理事、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等一连串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职务，但所有这些兼职几乎都是纯尽义务，不拿酬劳的。

他故世后，侯德榜在重庆的追悼会上饮泣失声：”先生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其事业，艰苦卓绝……范旭东身为公司元首，每月只拿50元生活费维持家用，直到去世前不久才开始拿公司每月400元的薪金。“永久黄”团体其他几个主要负责人最高月薪不过360元，但1934年请何熙曾担任南京钲厂“工程师兼原料部负责人，月薪就定了500元（何熙曾在周作民下面办厂矿月薪是600元）。

范旭东去世后，相伴35年的夫人许馥寄住在上海华亭路，是金城银行租的一幢二楼二底的小洋房。许馥（馨若）是长沙人，1905年随母到日本求学，就读于秋瑾读过书的那个青山实践女校， 1910年他们在日本结婚。范旭东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事业上，家事完全交给夫人。在范果恒的女儿林红记忆里，”外婆总是把头发剪得比我还短，然后全部往后梳起来，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她的脚也是缠过不久就放掉的。“在她印象里，外婆也是一个严厉的人，从来没有见外婆掉过泪。

长女范果恒回忆，父亲是个公私分明的人，公司有一辆小汽车，专门用来接路程远的员工，父亲自己平时不坐，也不许她们坐。公司为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建了一个网球场，她表弟想去打网球，父亲对他说，公司的网球场是员工使用的，你不能用，要打我给你钱到外面打去。

每次出差，许夫人都会把钱一包包包好，一写 上什么用途，私事绝不动用公款，公私界线俨然。他和妻子感情很深，而且许家对他办事业帮助巨大，他女儿果恒回忆，他晚年曾对朋友说：”事业成功，有夫人一半功劳。“侯德榜也说范夫人是贤内助，范先生的成功得她之助不鲜。但当范旭东得知内侄、永利碱厂会计许杏村挪用公款，在天津包养妓女、生活糜烂，他断然解雇，不讲情面。他对孙学悟说过：”我个人由于职位关系，不免经常站在我们团体视线的集中点，因而一举一动偶有疏略，就易被众目察看出来，为了事业的发展，首先我要做个样子。“林红从母亲和外婆那里听说，外公是个很严肃的人，家里的书房和实验室都是不准孩子进去的，吃饭的时候也不准讲话。但在范果恒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和蔼的人，小时候常骑在父亲的头上玩，他总是笑呵呵的，从不发火。因为父亲太忙，在家的时间很少，每天有办不完的事，她们都不忍心去打扰他。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不懂得忙里偷闲的人，侯德榜说他喜欢种花木，家居有闲以园圃自娱（现在保留下来一张他在自家院里种菜的照片）。他除了每天喜欢喝老母鸡汤和牛奶，日常生活非常简单。范果恒记得，即使在她父亲企业顺手时，在天津，家里生活也比较拘谨。

那时家里白常食用的大米都从父亲老家湖南乡下运来，因为这样比在北京、天津购粮要便宜得多。两个女儿出生以后，父亲的收人经常不够养家，就靠母亲的一些陪嫁首饰贴补家用。

在天津的大部分时间，范家住的都是租来的房子，早年他住在天津太和里日租，界，永利最初的试验室就在他家，家具都是老式的。2007 年12月，天津的朋友带我在那里转悠了许久，也没找到他当年的住处。但那里的住房格局都相似，二层小楼，不大的小院。1930 年前后，范旭东在英租界的住房也是租的。

我在南京莫干路上找到过他抗战前住过的小楼，一楼一底， 楼下是客厅、书房和厨房，楼上是几间卧室。卢作孚曾借住在那里。在重庆沙坪坝，我见到过他借住的南开中学的房子。1943 年的一个上午，在僻静的”南园“一角，一排简朴的平房里，年轻的寿充一＝第一次见到范旭东，会客室不大，除坐椅外几乎没有别的陈设。

他很健谈，加上两人以前通过信，他们很快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吃完中饭后又谈了一个多小时。他深感眼前名满全国的实业家，是一位平易又热情的长者，更是一位学识渊博、别具卓见的学者。临别时，范旭东一再嘱咐寿充一常去谈谈。以后在这间简陋的会客室里，寿充一常常碰到来访的学者名流，如植物学家胡騸、化学家任鸿隽等人。

下属王逸农夫妇有一次到这里看他，清净安详地谈了许多事情，他说自己一直关注如何顾及各位同仁家庭的安定和子女的教育，中间还谈到那几天他正忙于整理旧信件和公司历年的日记。王逸农看着敬重的总经理病后没有完全复原的面色，禁不住感慨和担心。

他在天津、上海出门很少坐汽车，在重庆住沙坪坝，来往市中心比较远，才乘公司的汽车。他常说：”人生两条腿，不走还行？“陈调甫说他办事勤奋，立身端正，自奉俭朴，没有任何嗜好。久大添新股时，有几位素不相识的人登门投资，说：”我看见你出人不坐汽车，步行时居多，同别的公司经理不一样，所以我们拿辛苦积来的一些钱来投资人股，你办的事业一定会发达的。“1940年赴美前夕，他整理行装，到洋服店去改旧衣服，店主看了发愣：”这个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莫改罢，改了也穿不出去。“原来他的宝贝衣服还是民国元年在巴黎做的，他问了店主的年龄，不过30多岁，说：”这难怪，我做这衣服时，你还在妈妈怀窝吃奶。'

其实，范旭东也不是一个舍不得钱的人。前面说他把久大创办人每年的酬金献出给黄海社。1928年12月，范静生去世后，他将北京的房产捐赠给为纪念他哥哥而设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以后还曾捐款多次。母亲去世后，他捐出1万元金城银行股票，设立范太夫人奖励基金。他还捐款给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设立奖学金。范旭东深知在中国办企业，不论事大事小，仅筹募资本就有登天之难。

他自己的事业死里求生，在千辛万苦中建立起来，所以他想帮助有志之士。1935年他在南京创设“中国工业服务社”，自任社长，宗旨即是“协助有志于兴办工业的团体或私人”。抗战时，化学家张洪沅做重庆大学校长，偶尔和他说起，“学校中拟置化学实验设备，唯以苦于经费，不易进行。”他当即询问详情，要给予资助。张洪沅感慨地说：“当时永利经济处境极端困难，且在借贷中维持，但仍不忘扶助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实觉其信仰科学之坚，眼光之远大，好义之风，非一般人所可比拟！”

翻开当时中国的化学、化工杂志，经常可以看到因为得到他和永利资助而刊登的致谢启事。

1939年，寿充一在兰州办《新西北月刊》，经费十分拮据，胡政之到兰州得知这个情况，回重庆和范先生随口说起西北情况。提到这个刊物，范旭东很兴奋地说：

“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研究西北是炎黄子孙的神圣责任，这件事、这个人，我们要支援。”最后永利出2万元、《大公报》出1万元，由胡政之一：起电汇过去。 寿充一给他写信寄杂志致谢，诉说在西北的办刊处境“唱的是空城计，演的是独角戏，做的是十八扯”，他则回信以自己30年来办“永久黄”的经历相勉励，当初创办久大，自已如何在盐滩蹲点，幕天席地；为了攻克制碱工艺，侯德榜如何死拼，废寝忘食；孙学悟为了黄海，如何守寡，如何安贫乐道……办任何事业没有不经过艰难曲折的，贵在坚持，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范旭东身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外孙女林红称之为“赤脚光地皮” ，两个女儿范果恒、范果纯在美国留学的学费难以筹措，连夫人的生计都没有着落。1947 年6月，陈调甫在久大股东会上书面提出“请以资产增值所加股本1／11中的5％的股票赠与范故总经理遗族案”，全体股东一致赞成通过。6月28日，久大董事会上通过，公司增值后，提让股本3／21作下列分配：第一，1／3 为公司直接赠予范氏遗族；第二，1／3作为同仁捐赠纪念范公奖金；第三，其他1／3为创办人景本白先生酬劳金。就是这次会上通过范夫人按范先生生前的标准领月薪，直到身故为止。

范旭东不嗜烟酒，不赌博，不纳妾畜婢，在私德上无可挑剔，有人请他托某个以严格著名的朋友办某事，他回答：“劝某某变节，犹劝范某娶小老婆也。”他只有两个女儿范果恒、范果纯，没有儿子，对有些人而言，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纳妾理由，何况那个时代富人纳妾成风，但他不为。他没有男尊女卑思想，林红对记者说：“我外祖父一生没有儿子，也没有说很遗憾的话。”1939年，21岁的范果恒和妹妹都被送到美国留学，从此再也没有见到父亲。她们在美国学的专业都和他的事业无关，比如范果恒学的是音乐，他一点也不反对。

范旭东对人对事态度平和，对同事素来宽厚，和职工交谈很随意，很少疾言厉色。无论对高级还是低级职员，有技术或者无技术的工人，都能一视同仁，身为“ 永久黄”团体的领袖，无论老小，他称人总是兄或弟。侯德榜说，他熏陶同仁的方法，就是邀请同仁外出散步，随意谈话，交换意见，用讨论方式，达到训诲目的。特别令下属感动的是“遇事则功归于人，过归于己”。职工个人或家中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帮助，即使私人出钱，也从不提起，连夫人都不知道。抗战时期，他偶然得知刘嘉树父子离散，苦于没有路费，第二天他就让财务科送去支票，让刘嘉树感激不已。但也有下属因为他要求严格，在背后骂他是“希特勒”的一位同仁感慨地说：“殊不知，在那堕落的社会，人们都习惯于随俗浮沉，得过且过，迁延复迁延的作风，如果没有敢于这样负责的人，可能长此光阴虚度，卒至一事无成。”

有范旭东的身体力行，“永久黄”团体形成了当时受到全社会称道的风气，同仁的特性都是老老实实、平平淡淡。他故后，老搭档李烛尘指出：“本团体之成功，创业人毅力、器识固为主要因素，而本团体有其优良之作风，亦为成功另一条件。作风之最显著者，厥为本团体无阶级观念。范先生平日与同仁相处，向无总经理派头，其他同仁之间亦如此，故同仁间精神融洽，相处极和易，为外界不可多得者。”

当时“永久黄”的劳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因为经理和管理人员都不是公司的资本家，各人只是以聪明才力，按照“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的信条，慎用社会资金，对劳资一视同仁， 从多数着眼，甚至更看重劳力，各员工虽然职务不同，人格上一律平等。

当然“永久黄”也不是没出过事，1929年，工人因为待遇问题发生波动，范旭东亲自和工会代表谈话，8月20日公司给职工发了一封公开信，陈述困难：“我们公司事业的性质，是立于时代第一线的 ，披荆斩棘，从来没有畅快安静的一天，即如目前久大的盐，政府忽然禁止内地民众购买，多年的成案，毫无顾虑，一旦推翻，你想！我们在塘沽费许多的劳力资本时间制好了盐，盐税又早早借给政府了，等我们的盐运到销地，忽然不许人家来买，公司还有路走吗？现在虽向政府力争，还没有解决办法出来。永利每天制出来的碱，确是有人要；但是受洋货的压迫，货价大跌，公司天天和它挣扎，也没有结果！”1931年，因为国民党驻厂党务特派员从中挑动，永利发生罢工风潮，他一面向中央党部交涉，一面由侯德榜出面直接与工人中的两派谈判，很快得到平息。

范旭东每天早晨6点就起来办事，“永久黄”章程、重要的公文和往来函电，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从无秘书或抄写员代笔帮忙。

“塘沽的事业，自民国三年，久大呱呱坠地以来，譬如一个小孩，还是位冲龄的高等小学生，幸亏他拼命地干，不仅他自已有了建树，同时他那永利、黄海、永裕三个小弱弟，也靠他提携保护，都渐渐地成立起来了……前局促在塘沽一个村落里的兄弟，早已跑上国家舞台；近来他们更进一步，直奔到国际的路上去了……”……他长于写作，笔下常带感情。这是他1928年9月为《海王》旬刊起草的发刊词。《海王》刊头右上角每期都印着“创办人范旭东”几个字，后来还加上了“本团体信条”。他喜欢“海王”二字，久大精盐以此为商标，内部刊物以此为刊名，有时他把“永久黄”团体也叫做“海王”团体。在他心中，久大和永利是生产事业，“黄海”是神经中枢，《海王》则是整个“永久黄”团体的喉舌。（ 在《海王》之前，从1921年5月到12月，久大出过18期《久大》旬刊。）

《海王》一开始是小报式的单张，出了40期后，从1932年第五期起改为8开，每期8页，从1934年起增加到16页，有时也有超过30页的。《海王》刊登科学论文、调查报告、旅行日记、管理经验，也刊登时论、杂文、诗歌，从工业、农业、菌学到哲学、文学，包罗甚广，甚至有主编阎幼甫偏好的文字学，最受欢迎的是最后一个栏目“家常琐事”，都是刊登“永久黄”团体各分支及员工的动态，有闻必录，生动活泼，范旭东说可以看得人“眉飞色舞”。

1935年访问塘沽时，薛明剑得到全套《海王》赠刊，他评价说：“虽系团体内之消闲刊物，然内容颇属可观。”《海王》不仅发表同仁文章，各方面的名家也曾在这里出现，1936年的《海王》作者中就有经济学家何廉、马寅初、 报人王芸生，农业学家董时进、植物学家胡先鹣、动物学家秉志等人。在“永久黄”团体内，《海王》被亲切地称为“海姑”，创刊20周年时，以全体同仁名义送的横幅上书“学海明灯”四字，上海建业银行有人送来了一幅齐白石、徐悲鸿合画的《合作遇机图》。

即使抗战烽火中六易其地，《海王》的出版也几乎没有中断（1937年8月的第9年第33期没能发出，1938年7月复刊），前后坚持21年，出了700多期，印数最多的一期达到6000多份，一直到1949年9月停刊。范旭东亲自给《海王》写的短评、杂文、游记就有近百篇，他希望读者“去信仰文莫去信仰名”，所以经常换笔名，先后用过“常青”、“阿三”、“劳人”等。1943 年，他写下《海王万岁》一文：“《海王》是团体的重要分子，是团结这个团体的胶着力，我们有了错处，受它的潜移默化，自然改悔；误人了迷途，它像暗夜的灯塔般指点方向。”

从天津到重庆，他曾为《大公报》前后写过十多篇“星期论文”，主要关心中国的实业振兴。迄今没有出版过一本《范旭东文集》，未免是一个遗憾。

社会中流砥柱

从1933年到1934年，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为拓展汽车市场，计划在中国开办一家汽车装配总厂，有意和范旭东合作，只要他投入少量资金，就请他出任这家合资企业的总经理。范旭东以自己忙于本身业务为由婉言谢绝，实际上是他不肯背弃自己的一贯主张。“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信给京都帝国大学的一位老教授 ，对日本人侵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表示自己不能再和老师保持友谊与通信联系。

1933年5月，“塘沽协定”本来要在黄海化学研究社新落成的图书馆签字，被他严词拒绝。1934年春天，范旭东去上海，住在南京路的华安大厦，一个熟悉的日本商人（常驻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代表）正好住在这里，过来看他，说什么“满洲国成立了，‘九一八’事件是‘地方事件' ，现在无碍中日两国邦交”。他愤怒地用日语驳斥：“你欺人太甚！你侮辱我的国家民族，你我势不两立，快给我滚出去！”当时亲睹这一幕的下属，深为感动。

天津沦陷，英国卜内门公司派人向他提出合办永利的建议，挂英国旗来应付日本人，他们愿意拿他们在日本代销“红三角”纯碱的30万银元押金抵充，一面想保全自己的押金， 一面趁机对永利投资。他洞察对方用意，坚决拒绝，表示无法考虑。

日本人对他表示：“只要愿意合作，工厂的安全就可以保证。”他几次严词驳斥，拒绝合作建议，甚至为此和永利最大的债权人大吵特吵，他声色俱厉地说，没有国家民族，还有什么个人事业。在香港，日本人要求收买永利，他回答：“我的工厂不卖，你们若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永利老职员潘履安回忆，范旭东曾到南京面见蒋介石，主张积极抗日。没想到，在他心目中“胆大心细”的蒋介石对此冷淡，让他深为失望，他给李烛尘发电报说：“全体职工，拆除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

日晖占领塘沽，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陷落。接着，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相继沦陷。这位个子不高。身躯并不壮实、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书生，内心却无比坚定，断然作出了西迁人湘、人川的决定。

1937年底，天津沦陷后，蒋介石召见范旭东张伯苓、胡政之等人，对他们事业的损失表示慰问，并许诺拨款协助他们在大后方重建他们的事业。范旭东代表久大、永利申请补助金300万元，以作为在四川建厂的部分资金。孰料经济部训令：

“关于永利在四川建厂，经行政院决议可以一次拨足300万元作为官股，但必须缩短完成年限，由财政、经济两部与公司协商办理。”意思是要把300万元补助款改为官股，将永利变为国营。他当然不同意，回复经济部，事关变更公司章程，要召集股东大会通过才能实行，这在当时战争局势下不可能做到。他在国民参政会上回应：

“我们的脚跟还没有站稳”，“我们谈不到讨论国营与民营的争论”。好在300万元补助金还是陆续到位了，1938年4月，他在汉口中国银行领到第一笔补助金100万元，6月领到100万元，1939年3月领到100万元。

大约在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曾决定给永利加入官股300万，都已下文，最后财政部不拨款，只批准发行200万元公司债来应付。对于官营工业，范东旭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抗战期间发表的《为今后中国工业建设进一言》中说：“因为官 营这个风气太盛，于民心向背，不无影响，施政当局或者不容易感觉到。况官营工业，历来没有好成绩，不一定是当事人不道德，总有一个使它失败的理由，也必得反省。

我是民业中人，一向深受国家社会扶持，在个人丝毫没有不平，也并不受官业影响。

但是从建国大局着想，总觉得不安，希望政府对于这个政策，迟早能改过来，至少也要明定界限，择办一两件，譬如钢铁厂之类，可倾全力为之。”他曾向翁文灏、钱昌照建议，资源委员会不必自办所谓的国营企业，应该多做调查勘探，为开发保护国家重要资源做准备。他说，如果把他创办的企业交由国民党接办，或“官商合办”，他是信不过的。但是如果中国政治真正走上民主轨道，政府廉明公正，那么他所经营的企业可以随时交给国家，用它来为人类造福。他还认为“宋子文是官僚，不懂搞实业”。他从不请客送礼，常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对达官贵人的腐败，他深恶痛绝，1941年初，他从美国写信给阎幼甫，里面夹了一朵梅花：“1月26……华侨的学童，冒着大雪，在纽约街头卖花，捐助伤兵。我深深地受感动。这花，我送给你作纪念。抗战以来，许多要人由香港而菲律宾，再而飞渡太平洋。在大纽约城做寓公的，不下三百人。他们对国事是掩耳不闻的。但是他们一丝一毫的供养，都是出自小百姓血汗。这从何说起，人类是如此不同然的。”

抗战胜利，他几次对孙学悟说：“近因胜利，看见我们许多高官厚爵的老友，伸长两臂向空中乱抓，实在不过意，但若辈乐此不疲，民族休矣！”

范旭东从30多岁自办企业起，就立志不做官。1935年、1942年，蒋介石两次邀他出任实业部长、经济部长，他都拒绝了，最多只愿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的委员、国民参政员。1943年，他在参政会提案，建议设置经济参谋部，制定战后建设计划纲领，其中包含了他几十年办工业的经验和理想，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在重庆沙坪坝借住新南村，和翁文灏是邻居，1943年晚辈寿充一来访时间起翁，他脱口而出：“他现在’做官‘了。”

1945年毛泽东与范旭东见面时表示，请他实现和平后去解放区办工厂，还希望他出任联合政府的经济部长，他却举荐了李烛尘，说李烛尘不但是技术家、实业家，还是经济及管理专家，适合担任经济部长。他说自己只能办实业，搞不了经济，做不了官。

也是这一年，南开校长张伯苓对永利职员黄汉瑞说：“现在国家坏了，就是好人不管事，你去动员范先生让他出来管管事。”他听了淡淡一笑，说：“张大哥懂得什么，我们出去也不过是给人家捧捧臭脚。”此前1939年，他就在《海王》发表文章说：“中国真正的需求是在增加社会的中流砥柱，决不缺少政客的轿夫和跟班的。”

他本人正是这样的中流砥柱。

他对共产党毫不了解。1943 年，他与化名龚再僧的中共地下党人龚饮冰（1923年入党）认识，共同筹办私营建业银行时，并不清楚对方的政治背景。1944年6月，建业银行正式开业，注册资本为1000万法郎，久大、永利占23％，龚再僧代表的中共资本占17％（第一次增资 ，后者占了44％ ，永久仍占23％ ；第二次增资，永久占了44％，后者占23％），范旭东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堂弟、永利财务协理范鸿畴与龚再僧先后任总经理。“永久黄”团体当时经济困难，与多家商业银行开户往来，最多时有20多家，范旭东很想拥有一家自己的银行。开业之前，他亲自给职工讲话说，国家强盛必须振兴实业，而实业发展有赖于金融界扶持；同时金融界又要以工商业为基础始能发扬光大。他希望把建业银行办成为一个以扶持正当工商业，发展生产为宗旨的银行。他还介绍了“永久黄”的历史和四大信条，供他们参考。

塘沽海滨是范旭东事业的发祥地，他热爱大海，曾说过，“海，是民族生存的生命线，凡是能够制驭海的民族，没有不富而强的。”他办化工研究机构取名“黄海”，就是相信中国生命线在海洋。1944年，久大30周年时他设立海洋研究室，亲自起草的缘起中说：“久大事业，志在海洋，煮海为盐，倚为生命。”病倒前十几天，他在重庆南园和周恩来长谈过一次，除了他的十厂计划，就是谈海洋，“更可贵的是从辽东到岭南，我们有绵延几千里的海岸线，这无边的海洋，才是真正的宝库。”此后几天他精神特别好，每天晚饭后都要独自在南开中学的操场上散步。

对海洋的热情，并不减少他对大陆的深情。受惠于他的寿充一说：人们都知道他常念叨中国的生命线在海洋。这是不错的，但就我的感受说，范先生并没有忘记大陆，忘情西北与西南。抗战时期，他在四川创立了“新塘沽”，如果条件许可，也未尝没有在西北创立“新塘沽”的可能。他对于煤的液化，从煤里面提取各种化工产品也很关心，曾托寿充一了解本国煤炭资源的资料，看到一份详细的煤炭资源分布图，他兴奋异常，感到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大有可为。

左翼经济学家许涤新说范旭东30年的奋斗，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缩影。追随他数十年的侯德榜称他为“工业斗士”、“建设斗士”，不仅是公司领导，更是民族英雄。临终之时，他还给“永久黄”同仁留下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三位一体老太爷

1935年元旦出版的《海王》旬刊不无骄傲地说：“塘沽事业自创始以来，起初规模较小，而从事此中工作者，率皆志同道合，各本个人为国家社会开辟一新事业之愿念，处处以道德为根据，发扬光大，已成为新时代化学基本工业之大本营。”

范旭东的一生事业可以概括为三个“三位一体”，一是永、久、黄的“三位一体”；二是盐、碱、酸的“三位一体”，先办精盐厂，然后以盐制碱，制酸，奠定中国化学工业的基础；三是在人事上，钱昌照曾说过，范旭东和侯德榜、李烛尘是“三位一体”。

范旭东说自己的短处是不会摆布，一个人死干还可以，叫人家帮忙，就不知如何说才好。其实他很能感召人、吸引人。黄汉瑞近距离观察过，包括侯德榜、李烛尘、孙学悟等人都和范旭东非亲非故，素昧平生，仅仅因为志同道合凝聚起来，形成了“永久黄”团体的核心力量。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企业史上，“永久黄”团体是最具有凝聚力的一个团队。

1934年，“永久黄”在《海王》上征求同仁意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立了“永久黄”团体的信条，共四条：

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

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

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四大信条成为久大精神和永利精神的核心，这四条看来平淡无奇，却简单明。

了，就是以实业为本，纠合同志、提倡科学、发展化工、服务社会。“永久黄”事业的性质虽各有不同，但经营的旨趣和目的都包含在这四个信条中，所以能在数十年中同气连枝，创造出奇迹。李烛尘在1948年解释，本团体一切事业社会化，就是事业为大众谋福利，为大众所共有。

生在湖南永顺的李烛尘只比范旭东大一岁，1918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专业，因为两人气味相投，相见恨晚，李烛尘拒绝美孚石油公司之聘，当年8月进入久大。他初进久大，正是永利最艰难时，他除了大力推销“海王星”精盐，还利用盐生产副产品牙粉、牙膏、漱口水，打开新产品销路。在筹建酸碱工业时，他试销外国的烧碱和化肥，预设全国代销商号的点和线。“工商并举，科研并进，分文必争，分秒必争”是他的经营方针。李烛尘儿子文采回忆说，范旭东长于决策筹划，有很强的毅力，是开拓事业的好手，但不善于经营管理。李烛尘到塘沽后，做了三件事，一是厉行节约，自已处处做表率，先从租金高的房子里搬出；二是建立管理制度，在这之前，比如领料，厂长、技师谁下条子都可，很杂乱，比如产品到处堆放，流失严重，他建立领料审批制度，建立仓库，几个月就扭转损失；三是扩展工厂，在他主持下新建了十多个小厂。

在“永久黄”团体中，范旭东敬李烛尘为兄，叫他“烛哥”，两人无话不谈。稍小点的叫他“烛老”，多数年轻的同事称他“老太爷”。他会冒着风雪，逐一把奖金送到员工手里，受到上下普遍敬重。漫画家方成说，很少听见有人叫他“李总”或“李经理”，听得都的是“李老太爷”、“老太爷”，叫得很亲热。这位李老太爷喜欢滑冰，还会和青年人抢网球拍，一。抢一个着，毫不含糊，碰到对手一定要大战三百回合。

范旭东长住天津，负责筹集资金和销售产品，他把塘沽的生产体系都交给了李烛尘。工人食堂、宿舍、医院俱乐部、子弟小学等都是李烛尘经手完成的。陈调甫回忆，同辈中李烛尘的年龄较长，社会经验较深，性情长厚温和，办事持重而不急躁，厂中管理工作，得他助力最多。永利制碱成功之前的十来年，债台高筑，四面八方受到嘲笑漫骂、攻击阻碍。危难之时，全仗他从容应付，起了不少屏障作用。

他在1919年深人四川等内地省份考察盐碱资源，“动魄惊心念九日，青天难上蜀难游。”“严冬北出居庸关，风雪迷蒙不胜寒。”都是他当时的诗，没想到为20年后埋下了伏笔。（1942年，他再次赴西北考察盐碱资源，以通信形式写了一系列内容充实、有价值的文章，发表在《海王》。）日本人对久大、永利垂涎已久。

1935 年，日军常借口清查抗日分子，经常进厂，全仗李烛尘不卑不亢，应对得体，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1937 年“七七事变”次日起，李烛尘一次次拒绝日本人的纠缠、威迫利诱，他说：“我们是民营企业，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华籍人士才能人股。”当年12月中旬，日本人干脆带着武装军人，拿着拟好的合同，找他签字。他回答：“尔等此种行为，系抢劫中国人财产，即是土匪，世间岂有土匪劫人财物，还要物主签字之理，尔等未免太无勇气，尔等要拿即拿去好了。不过尔等要记住，今日尔等系完整地拿去，异日须完完整整地交回。”次日，日本宪兵送来一纸命令，强行接管永利。8年后，范旭东已逝，李烛尘北上天津接收。

1945 年冬天，他怀着快慰的心情重返塘沽，发现久大西厂一公司的发祥地一片瓦砾，两个百尺高的大烟囱被拆毁一个，只剩下一个凄然颓立。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图书设备荡然无存。永利毁坏的情形更严重，原有的七座锅炉被毁了五座，发电机四台毁三，碳酸机四台毁二，冷风机三座几乎全毁，石灰窑二座毁……所有工厂房屋八年未加修盖，处处雨打风吹，而黄海化学工业社则成为日军运输司令部，工人新村干脆变成了养马棚，明星小学成了特务机……他此刻的悲愤可想而知。

就是这样的情形下，行政院下达了处理永久公司“敌伪投资股份”的命令，他起草长篇陈词，痛说公司当年为保全民族正气，不与敌人苟且合作，忍痛牺牲，赤手人川，靠信誉在后方重新创业，已经油尽灯枯，现在收回的残破企业，已足以令人沮丧。股东当中是否有人附逆，无从稽查，但公司在战前绝对民营，没有官股，作为依法登记的法人，增股本或变更组织都要经过股东会议，决非一二人所能主持。1947年6月22日永利在上海召开第四届股东大会，否决了国民政府将300万元战时补助款改为官股一案。

李烛尘平生最佩服的两个人是范旭东和侯德榜，他对身边的人说：“范旭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国化工事业的奠基……他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全靠他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实业救国‘的路。”1948年，范旭东谢世已有数年，他在南京对同仁演讲：“综观在目前中国环境中，吾人能建立如此一大事业，实非易事，范先生筚路蓝缕、摩顶放踵以赴，历尽崎岖，其间万种艰辛，实难尽述。最苦时甚至债不能偿薪不能发，本人当时亦曾劝范先生将永利暂时搁置，范先生终不肯中道而废，谓天下决无不可成之事，以最大毅力，继续奋斗，卒抵于成。”他说“我们都愿意跟随范先生”。

有人说，“范旭东、李烛尘这些人都很正派，自己是公司的大老板，却靠工资吃饭，在旧社会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一个人讨了姨太太”。李烛尘没有私蓄、私产，早年在久大、永利没有股份，不能参加董事会，1924年范旭东建议董事会送他5000元股票。他在天津市区的三个住处没有一处是私宅。 我都去看过，一处是个尖顶的小房子，离太和里不远，一处是久大天津办事处的宿舍，还有一处在马场道102号，木结构的四层公寓楼，外表不起眼，只因毛泽东曾到那里看他而出名。

1948年9月，李烛尘在“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座谈会上批评政府观念错误，总不肯让民间工业有发展的机会。“其实，中国今天许多事情都是中了八股的毒，所以拘泥字面，一切的经济改革方案都是在做文章。像国营、民营等也全是以辞害义，才弄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李烛尘在政治上靠近共产党，1949年后曾出任轻工业部长、政协副主席， 1968年谢世。）呕心沥血费尽 苦心1890年生于福建闽侯的侯德榜面色黝黑，身子结实，性格沉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1922年正式进人永利，负责技术。

永利早期几度面临倒闭，有股东认为侯德榜是学制革的，要聘外国工程师来替代他，对于陈调甫的引荐也有非议。范旭东力排众议说：“三四年来为了创办制碱事业，为了解决一个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侯德榜和工程师们呕心沥血，整天忙碌在塔林网管之中，费尽苦心。为了掌握技术上的第一手资料 ，侯博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永利能有今天的进展，侯博士是有功的。他的功劳不仅是为我们解决了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永利培养了一种实干、苦干的工作作风。对这样难得的人才，我希望大家要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他的工作，不要挫减他的锐气，与技术无关的事一概不要和他谈及，免得他分心。”侯德榜为此感激地说：“范先生遇到的困难远胜我十倍，但他总是一意为我解脱，至诚相待。这种相濡以沫的精神，是我一辈子也不敢忘怀的。今日只有一意死拼，谋求技术问题的解决，以报范公之诚。”

侯德榜总是穿一身褪了色的蓝布工作服，头上旧礼帽，脚下一双破皮鞋或胶鞋，和工人一起在第一线，人称“ 蓝领总工程师”。他会带着防毒面具，在吊篮里下灰窑，他会不顾高温、碱粉进人出现问题、刚打开不久的煅烧炉里检查……时饭菜送到工地，他顾不得洗涮就吃起来。永利工程师郭炳瑜回忆，他身为总工程师，常于夜深一两点钟，由新村家中到厂查阅值班报告，询问情况。范旭东送了他一个“寡妇”的绰号，李烛尘解释说：“他哪里也不去，一辈子都愿守在’永久黄团体‘这个大家庭里。' 寡妇’这个称号就是这样来的。”

侯德榜在永利三四年都没顾上接家眷，范旭东为此不安，一面安排住房，一面屡次催促他，1925年他终于在塘沽安家。20世纪30年代初，北洋大学请他讲课，范旭东知道了不仅没有责怪，而且吩咐：”凡侯德榜去天津讲课一定用专 车接送，以节省他珍贵的时间。“1944年在美国，范旭东见他衣服太破旧了，托人买一套新的送给他。他由衷地佩服范旭东，对陈调甫说过一句话：”像范旭东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拥护帮助的。“范侯之交是企业家和科学家合作的一个经典范例，两人个性迥异，侯德榜内向，不太爱说话，一到工厂马上就换工作服，像个老工人。1936年前为了办南京厂，他在美国奔走两年，家被盗、父病故，都没能顾上。1936 年3月24日，他回到南京卸甲甸，同仁准备了10万响的浏阳鞭炮、巨幅的欢迎标语，《海王》预告”必有一番空前盛况“ ，夹道欢迎的人流，热烈的锣鼓声中，却不见了他的人影，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换上工作服消失在工地中。范旭东直率，脾气大，而且有点火暴，能交朋友，也能得罪人，范果恒回忆，有朋友到家里来，如果抽烟，她父亲会径直站起来把窗户打开，不管客人作何感想。范旭东除了事业，很少有什么兴趣爱好，侯德榜喜欢听听音乐。范旭东衣冠楚楚，每天早上出门时还要喷一点进口香水，侯德榜没有这样讲究的生活习惯，他送给范旭东的礼物是自己在海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范果恒回忆，抗战西迁路上，在武汉码头上船时，父亲不小心将装着日记、资料的两只皮箱掉到江中，第一反应就要跳进江中打捞，侯德榜死命拉住了他。1939年，姐妹俩赴美留学，就是侯德榜一路护送的。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去世，侯德榜”悲恸三日，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放声大哭，谁叫他也不应。追悼会上他概括范旭东之所以能成就这样的事业，有五个因素，一是创造能力，二是笃信科学，三是远大眼光，四是艰苦精神，五是私人道德。在他心目中”先生“一词是专属于比他年长7岁的范旭东的，他不仅从不以”先生“自居，甚至不愿别人称自己为”先生“。

1938年永利在四川重建碱厂，川盐与海盐不同，用原来的苏维尔制碱法制碱，成本太高。他组织永利技术人员反复研究、试验，革新苏维尔工艺，终于创造出新的制碱法，他自称”联碱法“，1941年3月15日，范旭东在”新塘沽“永利川厂厂务会议上宣布将之命名为”侯氏制碱法“。范旭东领衔许多同仁签名给远在美国的他写了一封祝贺信：”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此前，南京钲厂建成，范旭东就将实验大楼取名为”致本楼“，”致本“是侯德榜的字。

1940年，他们和美国一家化工机械公司签订购买设备的合约，范旭东提出参观该公司，对方只知道侯德榜是中国最有名的化学工程师，担心秘密被看去，以为范旭东不过是一个企业家，同意他去，但不同意侯德榜陪同。侯德榜衣着简朴，到美国后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他装作范旭东的跟班，一同参观，口袋里装了小本子和铅笔头，回到旅馆再把草图、数据整理出来。

1943年10月，在国际学术界深受重视的英国化工学会授予侯德榜名誉会员，世界上得到这一＿殊荣的共有 12个科学家，亚洲只有2人。12月28日，”永久黄“同仁从各地赶到五通桥，庆祝、分享这一荣耀。会后分柑橘，一人一枚，共分出2828枚。60岁的范旭东西装严整地上台致辞：”侯博士得到世界荣誉，我们都异常高兴。这在中国化工史上应该是最杰出的一个节目……永利在化工界有些许成就，中国化工能够跻上世界舞台，侯先生的贡献，实是首屈一指。“ 侯德榜的清华老同学孙学悟说：”今年在这里是我生平最快乐的一回。“ 认为侯德榜成功的奥秘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时，侯德榜本人还远在大洋彼岸，人们在欢呼声中把他的大儿子举起来。

侯德榜常说：”忙，不会忙死人。“1944年到1945年他和范旭东同在美国，穿梭于华盛顿、芝加哥、纽约等地，《海王》1945年1月10日的报道说”他们极为看重时间，一刻不敢放松，各地会谈都事先约定时间、地点，谈话扼要简单，生怕断送时间和机会……而他们的身体则更见健适了，尤其是范先生，他比在国内还要健谈健步，赛得过壮年、青年朋友们。侯先生则在百忙之中，每晚还养成不间断上夜校听讲的习惯“。

1945年初春，巴西政府请侯德榜前往帮助选碱厂厂址。2月24日范旭东在纽约写信给阎幼甫：”我们是越走越远了， 世界上竟有我们民族翱翔的余地“，”我们居然显神通给世界人看，差强人意。“1946年印度要建碱厂，请侯德榜做总工业顾问。他把5次到印度所得的报酬8万美元，以及永利出售侯氏法碱厂设计图纸所得共10万美元，全部赠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北京东城芳嘉园买了一个新社址。他当年的秘书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他在上海工作时，午餐常常是一碗阳春面。他在纽约订购设备，为了给。

公司节省，有时连公共汽车都不坐，每天步行，回国时，所有票据清清楚楚。

1948年8月他获得”范旭东先生纪念奖“，奖金值200吨硫酸钲，他全部转赠给了中华化学工业会图书馆。

1949年5月，刘少奇到塘沽参观永利时说过一句话：”范旭东先生之作风，令人备极仰佩，侯德榜先生亦令人十分敬重。“感召力不可替代。

在”永久黄“团体中， 192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孙学悟（字颖川）与侯德榜以两博士并称。他本来在开滦煤矿做总化学师，到黄海工业研究社收入减少了一半。宋子文和他在上海圣约翰和美国哈佛两度同学，几次邀他到南京做官，他都不为所动，婉言谢绝。一次宋子文电召他去南京，要为他在中央研究院设立一个化学研究所，还用英文对他说：”来吧！来为国家工作吧！“他也谢绝了。

1942 年，黄海社非常困难的日子，翁文灏来信请他去重庆工作，他仍无动于衷。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派人劝说他领导”黄海社“同仁集体人党，他坚决拒绝：”研究学术的人没工夫兼问政治。“范旭东说他在黄海”守寡“，就是指他不图升官发财，一心一意搞研究，为科学”守寡“。1947年，范旭东在北平下葬后，孙学悟含泪写下《追念旭兄》，认为范旭东一生的信念、动力、基础就是”知耻“，知耻近乎勇，”世人只见范先生平生致力化工建设，却少有人知其目的何……旭东先生的生命源头处究竟安在？为何他可以自强不息，发动偌大作用，那闲话之间，动辄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其气魄之雄伟，风骨之高亢，可说与其体力恰成反比例。“在同事眼里，孙学悟总是那么彬彬有礼，说话细声细气，从无疾言厉色，赢得了整个团体的敬重，赢得了”西圣“的尊称。1952 年侯德榜在他的追悼会上说：”“西圣‘到死一直是一位无名英雄。”

被尊为“东圣”的是傅冰芝，他曾主持永利川厂，后来是南京娅厂厂长，他先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专攻造船工业，是美国最大的航空母舰设计者之一。回国后他不当教育厅长、大学校长，宁愿到永利做一个机修车间主任。

范旭东说他“一肚子学问，不为名利，埋头苦干”。

陈调甫说自己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熟悉的人有叫他“书呆子”的。永利碱厂初建，范旭东希望他能负责技术，他说自己能力薄弱，担负如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范旭东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我辈皆穷书生，因国内环境特殊，非苦斗即无出路，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骨碎身，我亦要硬干出来。”

他曾经到美国参观一家碱厂而不得，还受到嘲讽：“听说你们中国人是不穿袜子的，你们连袜子的事情都没有解决，还要做什么碱呢？”在茫茫大雪中，他绕着这个碱厂一圈又一圈，决心反而更坚定了。

陈调甫在美国发现并引荐了侯德榜，范旭东对他说：“我觉得侯德榜为人很好，你荐贤应受上赏。”陈调甫说：“我不要赏，我希望能充催化剂，发生化学作用，对于事业有利，就是我的成功。”他主动让出厂长，由侯德傍和李烛尘轮流担任，自任制造部长，可工人还是习惯称他厂长。1924 年，在永利试生产庆祝会上，范旭东说了一句：“中国的化工工业史册上，应该记上陈调甫的一 页。”

1927年2月，永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最早提议废除工头制和12～14小时工作制的就是陈调甫，主张招聘大学生来负责生产技术的也是他，他在《永利碱厂奋斗回忆录》中说：“这是我生平最愉快的一件事。”

陈调甫感到，制碱是无机化学，中国的有机化学很薄弱，1929年，他决定自办永明油漆厂，以后成了天津有名的“油漆大王”。他始终把自己当成“永久黄”团体的人，创建南京娅厂时，选址、基建、安装，他都不辞劳苦。1934 年，他的妻子潘瑛如去世，他在讣告上写着“如送奠仪一律 只收现金”，一开始大家很惊讶，后来发现他将亲友奠仪和个人私蓄，加上永利送的红利股票2000元，办起了“怀瑛堂”幼稚园，1935年8月正式开学，“永久黄”的子弟都可免费人园。

余啸秋是湖南长沙人，1919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会计和国际贸易，本来在美国华侨企业家李国钦的公司服务，1923年进人永利，成为范旭东的得力助手，他是谈判高手，以能干著名，1941年起出任永利协理兼会计部长。

“阎王”阎幼甫也是范旭东的湖南老乡，老同盟会员，做过湖南军务部长、浙江省民政厅长，初为永利人事处长，《海王》创刊由他兼主编，1932年6月，久大、永利、黄海在塘沽成立联合办事处，也以他为处长。除了人事、福利，他还要应付当地复杂环境。在员工的眼里，他身材高大、秃顶粗眉、留着牙刷式的小胡，有一双有。

神的眼睛，使人“望而生畏” ，外号“阎王”。实际上他为人亲切，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有时还会和下属聊处世哲学。他爱做事，不怕兼职多，一向劳而不怨。范旭东和他私交很深，先后给他写过三百多封信，这些信无所不谈，有对人、对事、对团体的看法，也有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在“永久黄”团体中，范旭东的个人感召力是不可替代的。做到“每早7点开始工作，晚10点前后还能继续工作”的任可毅说：“旭东先生以诚待我，我也以诚答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瓷杯盛着塘沽沙

1933年12月20日出版的《海王》发表文章说，“我们在今日去倡办实业，其目的并不在发财，如欲发财，亦不必费这些力量。我们是在革命一革列强经济 压迫的命。”中国此时办实业的人如果还怀着发大财、享巨富的思想，不要说不成功，就是侥幸成功，也不是中国所需要的。“ 我们办实业的人，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我们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在环境许可之下，不问事业的大小，努力地往前干去。”

这大致上代表了范旭东他们实业报国的思想。

范旭东是湖南人，自称不喜欢《曾国藩家书》，晚年，他在写给阎王的一封信里说，年轻时目空一切，认为曾国藩做得到的，自己也做得到，何况字纸篓里寻不出中国的出路。这一次偶尔看了太太在看的三本《曾国藩家书》，他有一个深刻的感想，就是“中国事难做”，但“事怕有心人”，觉得曾国藩的忍受工夫和那股呆劲，对于湖南人风气的形成影响不少。他的身上就有曾国藩的影子，有一股子扎硬寨，打硬仗的呆劲，而且他超越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局限。

“范先生生当清季，以他那三湘人士独特刚毅的个性，时代环境给予的智慧和刺激，使得他奋然而起，在重工业以树立国家民族的基本信念下，硬干，实干。他做了本团体的创业者，同时也做了本团体的大家长。现在本团体的先进老辈们，当初都和范先生同患难，共甘苦，彼此间志趣相符，情谊相合；甚至于彼此间个性的长短，都是极端的熟稔，也能极端的容让。于是范先生能以他那’皮包政策‘ ，措置咸宜，指挥裕如。大家在这位大家长的庇荫下，也自有一番心安理得之处。”

在范旭东生前，对公司用人行政问题，信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原则，实行他的“皮包政策” ，他走到哪里，总管理处就跟到哪里，一切大政方针，都在他的皮包里头，“永久黄（永）”四大机构，各自的和有关的问题，都可由他一言决定，并且不偏不倚、面面俱到。特别明显的是抗战时，他四处奔走，往返于自流井、五通桥、重庆等地，“人事的更张、组织的变迁、技术的解决，都是一一。透过他的脑筋。”他没来时各种问题存在着，他来了，问题好像解决了。等他走了，问题又渐渐露出来。，但是在他身后，情形就不同了，“皮包政策”行不通了，应当树立永利总管理处的威信。1948 年，“永久黄”一位员工王逸农在《海王》发表《本团体发展的必然道路：从“人治”到“法治”》一文，提出法治的建言。

其实，范旭东生前对制度化问题也不是没有做过思考和实践，他写信给同仁唐汉三说：“做首领的人，不着重运用头脑，促进全局，而运用手脚，料理日常公事，效能必不会提高，必须注意’劳于用人，逸于治事‘。吾等91司为人必须做到：着一分力，有一分效，否则’我志未酬人亦苦‘，未免公私两失。”在写给“阎王”的一封信中，他谈到总经理兼人事部长时说：“我想，首脑身兼百职，恐怕只有军政权在握的人才能胜任，我们买卖人，不能忘记’和气生财‘这句格言。”末了又补说一句：“工厂有崭新的工程设计，必当有崭新的人事配合”。

1934年11月26日，范旭东在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高层会上作过一次关于“励行新组织”的讲话：“公司的人事方面，向来侧重同仁的道德实践，不多在条文上用功夫，我们艰难的大业，居然由几个贫弱书生手创出来，不能说没有伟大的效果，不过以后事业范围愈大，同事分散各处，各人都有专责，用人一多，创业的精神，不免一天天稀薄而难以团聚……所以忧心公司事业前途的人，无不主张把从前的组织，因。

时制宜地切实改变，不论厂店以及附设机关，都归在统一章程之 下管理，使同仁行动有轨道可循，免得进退赏罚，因人而异；庶几中国人亡政息’的传统痼疾，不致在永利发生，这个是工业经营必循的大道，我们当然不能例外。因此，近一年来，总经理处就着手把创立以来的组织，和历年发布的规则，并参酌旧来的习惯，以及国内各项工业的成规，编成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业务机关管理章程。并且把公司职员信条都用文字列举出来，作事业进行的基本，全公司自总经理以至雇员，都应受这信条的支配和章程的管理，我希望它将来可以作永利事业的‘宪法' ，条文的修改，自然可以因时制宜，而立法的精神，设若能够始终一贯，那么，永利的事业，就决不虑还有任何挫折了。”

章程草稿编成后，他寄给美国的侯德榜时，说了一句：“这个恐怕是我对于永利最末尾的服务。”他的意思不是自已要辞职，而是他觉得有了这个章程，大家都把公司的信条放在心上，行动都不出章程所订的范围，那么事业自然就日有进益，实在就没有他的必要了……1949年，天津南开出身的周恩来对侯德榜说：“永利是个技术篓子，荟萃了很多人才，这些人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极可贵的。”

回望10多年前，仪器、书籍在西迁路上损失大半，只有全部技术人员安然无恙。抗战8年，永利经济拮据，靠借贷挨过来，但范旭东深知人才聚集不易，盖了大批简易宿舍（草棚） ，坚持不让技术人员散伙，没有辞退一人。物价＾飞涨时，公司采取米贴制度，每人每月发白米三斗、一点零用钱（三口人一块银元）。他还帮助职工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1940年1月，在新塘沽办了明星完全小学，此前在自流井办了自流井明星小学。最困难的时候，他被迫将侯德榜极为重视的日产水泥500桶的全套设备卖了，所得40万元用来补发工资。所以，永利在战后能保持相当完整的技术力量复员，成了中国化工人才储备库。在生死存亡之际，没有他的坚持不放弃，这个技术“篓子”早就散架了。

范旭东深信事业的基础在于人，在于人才。战前一般工人进永利都要经过考试，南京钲厂车间操作工都是各城市招考来的高中生。北方人初到南方，吃不惯大米饭，厂里专门安排一个北方厨师，办小灶。氮肥厂合成氨车间主任居益贤回忆：

“在永利娅厂绝对是赏罚分明的，只要好好干工作，就会得到奖励，所以工作努力的人就会有安全感。”

从1931年到1949年，永利派到国外学习的至少有25人，艺徒出身的张荣善只是其中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普渡大学工科硕士、时为鲁姆斯公司技术顾问的张荣善回国，在北京、成都、武汉、上海、广州等地讲学，一路发现许多与化工有关的部门、企业，几乎都有“永久黄”团体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

1946年10月，永利南京娅厂创办职工子女小学，取名私立旭东小学，以纪念他们的创办人，外墙上刷着他的临终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侄女范果明回忆，叔叔的灵柩一直寄放在重庆一个防空洞里，到1947年夏天，才搭民生公司的”民本“轮顺长江东下，范果纯的丈夫陈炳森护送，经南京、塘沽转火车到北平，一路上江水鸣咽，海潮无语，同仁垂泪。在南京公祭时，侯德榜、李烛尘等泪流满面，发表沉痛致辞，《海王》以《永别了，领袖》为题发表报道。他最后下葬在香山的一个公墓，与母亲为邻。

1952年6月，资产共计7878亿元的天津久大、永利及青岛永裕、南京钲厂等企业全部完成公私合营。这年6月15日，孙学悟在京病故，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迎来30周岁时一分为二，分别并人中国科学院和重工业部综合工业研究所。

永久黄”团体在一片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悄悄消亡，这一天离范旭东去世不到7年，离他的灵柩在香山入土不足5年，身后发生的一切他都不可能知道了。

范果明说，香山的公墓在“文革”中被铲平，叔叔范旭东的遗骸已无法寻找。好在范夫人去世前安排好了，在自己的墓旁留着一个给丈夫的位置，里面埋着一个搪瓷杯，杯中盛着天津塘沽海边的沙子。因为范旭东生前曾说过，“塘沽的沙滩真美呀，死后就把我埋在那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