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晚清民族英雄）
林则徐简介
林则徐：林则徐（1785年－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福建侯官县人，清代中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民族英雄。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历官翰林编修、江苏按察使、东河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道光十九年（1839年），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时，派人明察暗访，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鸦片于虎门销毁。该事件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战争爆发不久，林则徐被构陷革职，发往新疆戍边。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重获起用，历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加太子太保。道光三十年（1850年），林则徐在奉命镇压拜上帝会起事途中，病逝于潮州普宁。获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有《林文忠公政书》等作品传世。林则徐一生遍历地方，治绩卓著。虽在两广抗击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他至少略通英、葡两种外语，且着力翻译西方报刊和书籍。他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及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具有启发作用。
林则徐传记——
不负祖望终成功名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年号蟢村老人，1785年7月26日降生在福建侯官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一个平凡却不平庸的家庭。林则徐的祖父林正澄是位廪生，位卑权轻，一生穷困潦倒，以四处教书谋生，由于家中人口多开支大，一直入不敷出，终于留下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撒手西天。父亲林宾日由于家境清贫，13岁才进私塾念书，勉强中了秀才后便屡试不第。这个穷廪生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同时又要偿付旧债，忍痛将祖先留下来的数间房屋卖掉，弄得“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最后只好重操父业，做私塾先生，依靠教书糊口度日。虽非名宦望族，但这个家庭却是世代书香、清负雅望。林宾日博学多才、探求经世之学，曾和友人立敦社、诚交社、绵充山堂等，共同讲学谭艺，并主讲将乐正学书院。晚年与里中老人组真率会，讨论文字，并著有《小鸣集》诗八卷、古文。时文等各二卷。由于自己科场失意，便将双倍的希望寄托在儿子林则徐的身上，据说林则徐出生的时候，新任福建巡抚徐嗣曾恰好乘轿从他们家门口经过，林宾日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一方面表达了一个失意知识分子对徐嗣曾这位以爱士而著称的大吏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如徐氏，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荣宗耀祖。多么良苦的用心，多么殷切的期望。林则徐就在这样一个贫寒清苦，有时甚至断炊挨饿的穷知识分子家中慢慢成长起来。
日子是十分穷苦的，由于兄弟姊妹太多，父亲的收入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林则徐的母亲和姐妹也不得不从事各种手工劳动以挣钱补贴家用。他年幼时，读书买不起书本，家人就将衣物典掉，他自己也曾几次辍学，到闽县衙门里充当抄写员，就是中了举人之后，还曾当过一个时期私塾先生，以收入弥补家庭的开支。从物质的角度，我们不敢说林则徐很幸运，但他确实又并不贫乏，因为这个家庭不乏亲情，重视教育。林宾日在林则徐4岁时就把他托在膝上开始了启蒙教育，口授诗文、教作八股，严格督查、从不懈殆。学做八股文时，林则徐只有7岁，那严格呆板、艰涩枯燥的文体对于一个7岁的儿童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曾有许多人感到不忍，劝说林宾日这会把孩子苦坏的，但林宾日毫不动摇。这位落魄失意的父亲心底的遗憾太深了，望子成龙的心也太切了。林则徐对这一切似乎心领神会，他从小便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不仅机敏聪颖，而且苦读好学。无论炎夏盛暑，还是寒冬腊月，都是孜孜不倦、长夜苦读。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数度春秋之后，林氏父子所得到的回报足以慰藉那些难以量化的付出，林则徐以熟读经书，善诗善文而闻名乡里。八九岁时，林则徐的老师在元宵节出了一副对联的上联，言：“点几盏灯为乾坤作福”，林则徐随即应对说：“打一声鼓代天地行威”，显示了他的宏伟气魄和过人才智。13岁时，林则徐到当时福建的最高学府鳌峰书院学习，他如饥似渴地研读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在这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里，得到良师益友的启迪和帮助，成绩优异，进步很快。1804年，20岁的林则徐不辱父命，顺利地通过了乡试，中举人，并获得了到北京参加会试的资格。科场上的连连名列红榜是多年潜心苦读的结果，也是林则徐即将出人头地的兆头，这不仅使林则徐一家高兴万分，而且也颇受同乡亲朋的盛赞。人们称林则徐是“福州一活宝”，预言其“定为出色翰林”（林芳春《介石堂文钞》第六卷）。
青少年时期的林则徐不仅在父亲的严格督教下受到了系统的教育，成为学识过人的文化人，而且也在思想上深受家风和师长的影响，形成了正直、朴实，经世、开明的思想观念。前面已经说过，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讲求经世之学，是一位具有开明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曾与乡里学友组织“真率会”。这是个倡导新文风的文学小团体，大家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古今文字，反对庸俗迂腐，主张树立新思想、新风格。林则徐有时便随父亲参加“真率会”的活动，耳濡目染，自然受到一些启示。后来他进入官场之后不论任何职、处何地，始终反对因循守旧，力主进行社会改革，与父亲早年给予他的感染不是一点没有关系的。林则徐的母亲陈氏不仅勤劳贤淑，而且见识不短，常教导林则徐说：“男儿务为大者、远者……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林则徐《云左山房文钞》卷二）生活再苦再难，也不能耽误林则徐的学业，这在当时并不是每一位妇女都能做到的。林则徐从父母那里所得到的决不仅仅是言传，更重要的是身教，他们不仅吃苦耐劳，而且为人正直善良，疾恶如仇。林则徐小时曾经亲眼目睹父母在自己忍饥挨饿的情况下，慷慨地接济亲朋穷人。有一次，父亲谢绝了当地豪绅重金的聘请，拒绝到他家中执教。这些优良的品格和作风，潜移默化地随日月印在了林则徐的头脑中，嫁接到他日后的言行里。他的关心民瘼、体恤民艰，刚直不阿、敢于任事无不可以从其父母那里找到基因。
除了父母的原因，师长和亲朋对林则徐的成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林则徐13岁就读于鳌峰书院时，主持书院的郑光策，是位进士出身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教学生读书，更育他们为人，一向要求学生首先要明确学习目的，立定振兴国家的志向，学要致用。林则徐受他的影响长达6年，这6年是他由少年步入青年、身心发育成长的至关重要的时期，在老师的引导下，他抱着济世之志、博览群书，除了精心攻读科举考试规定的儒家经典外，对于历史、哲学、文学，乃至佛经、医书、碑帖等等，也都有广泛的涉猎。林则徐特别敬佩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文章，称赞其“言必己出”。他崇拜古之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也欣赏如郑光策这样的生活在自己身边的有气节的知识分子。郑光策年轻时曾参加由乾隆皇帝巡游江南时在杭州召集诸生举行的一次会试。时监考官是权臣和砷，他故意坐在乾隆皇帝御座下的脚几上收取试卷，这样一来，每个考生交卷时便必须屈膝呈上，以此侮辱读书人。郑光策对此十分气愤，不惧天威难测，怒目侧视，当即拂袖退出。还有父亲的挚友、“真率会”的中坚林雨化，为人耿直敢言，不畏权势，曾因揭发福建按察使钱士椿的贪污劣迹，被捕下狱，受到残酷的迫害，最后被判处充军新疆。途中时而被关进木笼，时而被闲置在船舱底下，但他历尽艰辛，不改初衷，获释回乡后，依然疾恶如仇，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保持了仗义执言的锐气。古圣的英雄业绩，今人的可贵精神，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地铭刻在了青年林则徐的意识中，成为锻铸他那种独特精神的不可或缺的素材，他知道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真人，而这对于近代中国又是何等的重要啊。
浮沉宦海勉力勤政
1811年，27岁的林则徐在京城会试中金榜题名，得中进士，入翰林院，从此在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宦海生涯。
林则徐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腐朽没落、气息奄奄的时候，康乾盛世已成昨日的辉煌，随之而来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掠夺与兼并的加剧和封建社会诸种矛盾的越来越尖锐。至嘉庆朝，不但阶级矛盾愈呈尖锐化，而且各种社会弊端丛集，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生产凋敝，国力衰颓，整个社会如同龚自珍所描述的，是“将萎之华，惨如槁木”。
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百年以来无休止的统一边疆的斗争的耗费，满洲旗人没有止境的侈糜挥霍，加之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凝聚成难以承载的负担，全部压到了农民的头上，不堪重负的农民、百姓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便纷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以白莲教为旗帜的农民起义活跃于18世纪的北方，1813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军曾一度杀入北京，直捣清朝统治的老巢。同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部分流民走海为“盗”，或入山为“棚民”。又由于东南沿海各省商业资本的日益发展，出现了海上武装商人。这些“海盗”和武装商人，为了抵抗清政府的剿捕，不时举行反清活动。此外，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由于清政府的民族压迫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挑唆，造成了这些民族的不安与骚动。这样，整个清王朝已告别了“太平盛世”，开始进入了一个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国势日衰的历史时期。
就在封建统治处于日薄西山的窘境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却开始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东方，并气势汹汹地叩关而来。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改朝换代和工业革命的鸟枪换炮，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财富日盛，今非昔比。急剧膨胀的生产力和日益强烈的对市场和原材料的需求引发了他们贪婪的欲望，从而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虚弱落后的中国垂涎三尺、跃跃欲试。
时代需要智者，社会呼唤英雄，就在这危机四伏、千孔百疮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领域这泓沉寂多日的死水泛起了微澜。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大起义的刺激下，开始认真地探讨“世变之亟”，寻找“治世”之方，思想上倾向“经世致用”，政治上主张“除弊兴利。”他们出身寒微、地位低下，但却面向现实，敢于针砭时弊，正视人民疾苦。他们被称为地主阶级经世派，是鸦片战争之前最有锐气的有识之士。林则徐与这一派别有着太多的共同之处，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贫寒的家境，使林则徐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较多地接触贫苦群众，使他具备了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不满大官僚大地主的糜烂生活与过分剥削，有着体恤民艰、关心民瘼的感情基础。父亲林宾日教育方针上的开明态度，“讲授史书”，“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以及郑光策等人注重实际、重视民生的思想倾向，都影响着林则徐的言谈举止。如此，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中，在经世致用的思潮感召下，林则徐以治国安邦、实事求是的姿态登上了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大舞台。
沿着科举之路步入仕途的林则徐先是在北京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职，翰林院是清政府专司编修国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的机构，也是科举进身之士一般必经的衙门，书籍丰富、人才荟萃。林则徐置身其间，如同羊儿找到了沃草，他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饱览经、史、子、集，诸多藏书，大大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增长了个人的见识，为他后来成为一员出色的封疆大吏准备了条件。与此同时，也广交朋友，探讨学问，议论时政，常和同籍编修郭尚先等人一起，研究舆地和“经世致用”之学，益以“经世自励”，“实事求是，不涉时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在北京的最后一些日子里，他曾经参加过“宣南诗社”的活动。这个组织的前身，是“消寒诗社”，由一些下层京官和封建知识分子组成。诗社的主要活动，是通过经济集会，宴饮和诗文唱和，发对动荡不安的时局的关切。林则徐借参加这些活动的机会，结识了不少官场人物和诗文朋友。在这期间，他还曾奉命到江西、云南等地主持过地方科举考试。他在主考时，认真批阅试卷，严惩科场流弊，表现了不同于一般地主官员的公正廉洁的作风。1820年3月，他南下就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这是他致力于管理地方政务的开始。从此，林则徐就身体力行地施展他纠偏时弊、体察民情、发展生产以及振兴国家的抱负。
林则徐在宦海中浮沉近40年，从编修、御史、监司、督抚至钦差大臣，宦迹遍历东南沿海、中原腹地和西南边陲，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当时，吏治腐败，积重难返，他深知仕途的艰难，但不论周围环境如何，风气怎样，他都坚定地表示要做一个“黾勉勤职守，首祈吏安民”（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第一卷）的“好官”；决不与那些“所习乃脂韦，所志在饱温，色厉实内荏，骄昼而乞昏”（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第二卷）的“利禄之徒”同流合污。在职内，他清廉自律，忠于职守，徇法秉公，图谋改革。他严整吏治，平反冤狱，兴修水利，放赈救灾，发展生产，扶助商业。无论走到那里，都深受民众的爱戴，赢得了“林青天”的美誉。
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不久，正逢河南仪封（今兰考县）闹大水，而早已动工的水利工程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完工。看到洪水泛滥，田舍淹没，灾民流离失所，林则徐忧心如焚。他亲自来到工程现场，追根求源，一查到底，发现工程未能及时完成的原因，是奸商囤积居奇，抬高筑堤材料价银，致使材料供应不上所致。他立即上奏，建议查封所有的河工物料，平价收买，以应急需。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治河物资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供应，使河岸工程得以顺利完工，堵住了决口，治好了水患。
在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情况下，水灾对农业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深知老百姓生活不易的林则徐无论走到那里，都力主兴修水利，尽量减轻洪水的危害。他在江苏、山东、河南等省都主办过不少水利工程，是当时中国一位出色的水利人才。他主持疏浚了长江下游盐城、南通和苏州、松江等地的河道，如苏州河、浏河等；领导了宝山和金山卫海塘的培修。1831年冬天，他任东河河道总督时，还负责修治了黄河堤岸。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害河，时常泛滥成灾，威胁两岸。林则徐到任后，一面请教有经验的河工，一面亲自到河堤上去调查勘察，并根据实地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把黄河河堤的情况绘成地图，做到胸中有数。他办事认真，作风踏实，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一丝不苟。修筑河堤用的材料，林则徐都一一检查，使那些贪官污吏不敢偷工减料，敷衍塞责。他甚至亲自检查了七千多个堵防洪水的秸料垛子，逐一丈量高度，抽验虚实，对编扎结实保证质量的予以优奖，对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的从严惩治，实事求是，赏罚分明。
林则徐负责主持的另一较大的水利工程，是在江苏疏浚江湖水道。江苏各地布满湖泊、河汊，号称泽国，最宜兴办水利，灌溉农田。但由于历任地方官吏只知搜刮民财，以致原来的一些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败破坍塌，一遇上倾盆大雨，便出现田舍淹没，饿殍遍野的凄惨情景。为了从根本上制服水患，变有害的江河、湖泊为有利的灌溉水系，林则徐很早就倡议修浚水流淤塞的三江，即吴淞江、黄浦江和娄江（又称刘河）。他出任江苏巡抚时，吴淞江和黄浦江已为前任官员疏浚完工，而刘河和另一条叫白峁河的河流，却依然淤塞为患，成为苏南富庶地区的一大威胁，动工疏浚已是刻不容缓。1834年4月，他发动官民捐款合办，自己先带头捐出了一千两银子。在江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刘河和白峁河相继破土动工。在施工过程中，林则徐始终把保证质量放在第一位不辞劳苦地在工地上督修查勘，并一边仔细检查，一边随手记上一些暗号，等到竣工验收时，就能够根据记号知道是否符合要求，做到了快捷、准确，令人叹服。由于林则徐对一切施工开支都精打细算，又杜绝官吏侵蚀舞弊，到刘河和白峁河完工时，修河经费竟然略有节余。他又用这笔余款先后疏治了峁淀支河、七浦河、杨林河等河道。在林则徐主持下得以修治的江苏境内的水系还有徒阳运河、练湖、宝山海塘，以及淮安府盐城县的皮大河等湖泊、河塘。由于他作风民主、认真务实，奖惩分明、身体力行，所以在督修水利方面成绩卓著，名声大噪，不仅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而且赢得了万千百姓的爱戴与尊敬。在封建时代，河工、漕运、盐政从来就被贪官污吏视为肥缺，担任这些职务的官吏也往往尤为群众所痛恨，然林则徐主持河道多年却美名鹊起，每到一地都受到百姓“扶老携幼，香花载道”的热烈欢迎，足见其与一般封建官吏的异趣所在。
江苏是林则徐任职时间最久的一个省份。1823年，他就任江苏按察使，这是主管全省司法工作的高级官员。到任之前，他就了解到江苏吏治败坏、豪强逞凶，官府与地方土棍相互勾结，欺压良善、强取豪夺，民情激愤，积案如山。因此，他一到任，便到各地进行明察暗访，采取果断的措施，清理冤狱，纠正错案，惩治豪强、打击恶棍。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清理了一大批案件，以自己的行动昭示天下，从而大得民心，深受江苏百姓的爱戴。
1823年夏天，江苏大雨滂沱，连绵不绝，造成洪水泛滥，许多城镇、乡村顿成泽国，田禾荡然无存，一时间灾民遍野，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在这种情况下，官府、地主、朝廷不但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救灾措施，反而照旧追逼赋税、敲诈百姓，致使受灾最严重的苏南松江灾民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打算铤而走险，聚众反抗。面对民变，江苏巡抚韩文绮力主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林则徐则力陈不可，他认为地方闹灾，官府的责任是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武力镇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韩文绮听他言之成理，便收回了原来的决定。由于林则徐的努力，使江苏人民避免了一场大屠杀，他自己并积极投入了救灾工作，提出了“在官不可不尽心，而在民不可不尽力”的救灾总方针和围田抢种、补种的办法，并多次呼吁反对“只顾钱漕，玩视民瘼”的官僚作风。大水未退，他便乘坐一叶扁舟，亲往灾区抚慰灾民，举办平粜，设立医药局，推行“当牛”法（即允许农民当牛给政府收养，次年用原价赎回），组织群众恢复发展生产。在大灾之年，将“民本”思想落实在了行动上，一时“民颂大起”，乡民有口皆碑。并因救灾有功得到道光的赞誉。
1831年夏天，江苏再次因运河决口出现大灾，江北地区一片汪洋。此时，林则徐已任职河南，因为他以前在江苏办赈卓有成效，道光帝便命令他再次负责赈灾事务。林则徐想到灾区人民的疾苦和企盼，二话不说，立即成行，救灾工作还在前往江苏的途中即已开始着手，途经商丘时，林则徐购买了2万石小麦，一并运到江苏，以济燃眉之急。小麦运抵后，他考虑到南方人民不习惯面食的饮食特点，决定以小麦二升折合大米一升分给灾民；短欠的价银，则责成地方士绅筹集支付。这种强制地主、士绅捐赈救灾的做法，在其他官员中是不容易找到的。
自担任地方官以来，林则徐始终勤勤恳恳，忠于职守，成绩卓著，口碑极佳，逐渐被委以重任，1832年3月，他被提升为江苏巡抚。消息传开，江苏各地百姓无不欢欣鼓舞，额手称庆。莅任时，竟有几万人成群结队、喜气洋洋地出来迎接。
对于林则徐这样一位清正廉洁，重民爱国的官员而言，职务的每一次升迁，都意味着责任的扩大，付出的增加。来到江苏，等待他的是水患过后接踵而至的饥馑和瘟疫。那种饥民鸠形鹄面、奄奄待毙的惨状如此强烈地震撼着这位抱定“民本”思想的有良心的巡抚，他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许是上苍要考验这位上任的新官，不久，江南又出现大旱，江北也受到洪水的威胁。第二年夏天，又是祸从天降，大雨连绵，江潮水势猛涨，许多堤岸被冲坏，房屋倒塌，庄稼被浸泡在大水中，灾民颠沛流离无以为食。到秋天，各地仍是连月阴雨，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稻子和棉花，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接二连三的灾情，林则徐马不停蹄，立即投身于赈灾之中。他亲自到田地巡看，发现稻穗结的多半是空谷，有的仅灌半浆，即使是半熟的稻子，也多变成焦黑。有一部分虽已收割，但由于长期晴少雨多，无法及时曝晒，已经发芽霉烂了。至于棉花，早期结的花铃有不少被风吹落，后来结的也大多腐烂落地，大致只能得到一二成的收获。情势实在堪忧，林则徐毅然为民请命，上奏道光皇帝，诉说灾情之严重、灾区百姓颠沛流离之苦，请求朝廷体恤民艰，适当减免赋税。为此，他被道光皇帝斥责为“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只知博取声誉”。然而，在这种危及个人声名前途的情势下，林则徐仍然坚持直言具奏，情词恳切地说：国家与人民是不可分开的一个整体，朝廷的一切开支都取之于民间，民富国富，民穷国穷，现在暂时减轻灾区人民的负担，表面上看来是国家的收入减少了，但等到渡过了难关，恢复了生产，农业得到好收成，国家的财政来源不就更保证了吗？所以，目前对人民多放宽一分追逼催索，就能够多培养一分民众的元气，要是一味苛刻盘剥，灾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则难保不会激起民变。诚恳的态度、人理的分析，终于打动了道光，破例减免了江苏灾区的钱粮。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明智之举。然而在封建专权，天威难测的大一统体制下，任何不慎，哪怕是言辞的不当，都有可能触犯天子，家破人亡，身为一名封建大员，能将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并且不计得失，反复直陈，这样的胆识与魄力，并非人人做得到的。如果没有早年艰苦生活的磨砺、与下层百姓的生息相通、父母亲朋的言传身教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很难想像林则徐会有这样的立场和态度。
林则徐作风踏实，工作细致，几乎事必躬亲，负责到底，并针对一些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妥当处理，收到了极佳的效果。江苏闹灾荒时，恰逢大官僚潘世恩因父母去世，在家守孝。林则徐听说潘府积粮万石，便要求他开仓发米，赈助灾民。潘世恩舍不得，撒谎说家里的粮仓粒米无存。无法找粮食救济百姓？林则徐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便顺水推舟地说，既然是个空仓，那就暂时借给官府贮放粮食吧。话刚落音，封条已贴上潘家粮仓的门上。第二天，林则徐传令手下的人揭去封条，打开米仓，将全部粮食散发给急需救助的灾民。潘世恩无话可说，眼睁睁地看着搜刮来的米、麦又回到贫苦农民的手里。作为大学士的潘世恩，位尊权重，就在天子的脚下，本是地方官员万般巴结，以图其在皇上面前美言自己的人物，林则徐的这种做法，显示了其有胆有识，不畏权贵的精神。为了帮助百姓渡过灾荒，林则徐曾带头捐赠银两，待赈款和物资凑齐，他担心地方官吏勾结豪绅从中作弊，化公为私，不能将全部款项、实物用到灾民身上，决定派出在苏州府学习的诸生一百多人，代替官绅担负施赈任务。他们到灾区后，认真清查户口，核实受灾人数，按哪定发放银、米等物。依靠请生办赈，这是林则徐的大胆尝试。事实证明，这个办法的确起到了避免官绅侵吞赈款、欺压灾民的作用，人们称道这是一项“善政”。”林则徐在江南的另一重大政绩是整顿漕务。当时，清政府实行南粮北运，每年都要从南方搜刮4百万石粮食，称“漕粮”。江南一带的产粮区，就成了清政府重要的“粮仓”。尤其是江苏，更是当时“漕粮”负担最重的一个省份，本来政府的征收已经十分苛重，加上官府和属下爪牙的巧立名目，层层加码，贪污肥私，致使漕务成了江苏人民的又一重大灾害。对于这些情况，林则徐早有所闻，任江苏巡抚以后，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进行整顿、改革。如限制官吏浮收勒索，惩办侵蚀钱粮的人员，调派得力干吏随船押运等。他还会同两江总督陶澍议订章程，对革除漕务的弊病，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这些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穷困处境，但多少总会给贫苦不堪的农民减轻一些负担。
林则徐在多次办赈救灾中体会到，灾荒之年，作为父母官，采取临时救济措施固然很重要，但毕竟是亡羊补牢的消极办法。整顿漕务也只是权宜之计，他觉得要从根本上改变老百姓的处境，减轻南方各省人民的负担，必须从发展生产上做文章，粮食产量增加，就可以储粮备荒，改善百姓的生活。根据江苏的实际，他打算改变江苏广大地区历来只种晚稻不种早稻的习惯，派人到福建、湖南等地引进优良稻种，并在巡抚衙门后面辟出一块空地，聘请有经验的老农先进行试种，用事实打消农民的后顾之忧，然后再逐步推广。同时，又鼓励和组织一些热心农业改革的人编写农书，广为宣传；对那些思想保守的人则进行说服开导。林则徐听说署理江苏按察使李彦章，曾在广西试种水稻，对农业生产颇有研究，便委托他写了一部《江南催耕课稻编》，并亲自为之作序，说明早稻的好处，对地方官绅的种种反对论调，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
为了彻底解决北方对南方在粮食上的依赖，林则徐提出了对北方农业生产进行大规模改革的设想，这个设想虽然大胆，但林则徐却胸有成竹，早在担任翰林院编修期间，他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曾查阅了历代农田水利的档案资料，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并准备着手编写一部《北直水利书》。他的具体想法是：北方水源并不贫乏，土质也适宜种植水稻，只要大力兴修水利，开沟挖渠，就能将旱荒之地变成肥沃良田。他建议可先在河北的天津、河间、永平和遵化四个府州低洼潮湿、芦苇丛生的荒地，开垦种植，取得成效后，再向山西、陕西、河南等省逐步推广。对于这个方案，林则徐充满信心。他认为，如果能在京畿附近治水造田，便可以提高粮食产量，使京师等地做到粮食自给，从而结束长期以来南粮北运的局面，祸害江南人民的“漕粮”，自然也就可以免除了。他把自己的设想以《胪陈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奏报道光，希望朝廷采纳，只可惜当时守旧势力盈朝，陈陈相因，得过且过，林则徐的呼声无人倾听，他的美好愿望终成泡影。
林则徐是地主阶级中一名较好的官员，主要表现在努力发展生产和关心民瘼上，进入仕途以来，本着上为国计，下恤民生的精神，他整顿河工、兴修水利、救灾放赈，无论于那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的施政才干，使其思想中体现着鲜明的人民性，这与他在任职实践中较多地接触百姓、了解下情是分不开的。
林则徐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之一，他目睹清朝国势衰微，甚为忧虑，为了使国家民族走向富强，林则徐竭力提倡内政改革。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加之战争赔款，致使清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针对这种状况，林则徐提出了兴利除弊，体恤民生，以培国本的思路。他认为，国计与民生实相联系，下恤民生，正是为了上筹国计。为此，他反对赋税繁苛，反对官吏敲诈勒索，主张纾民力、培元气，明确提出“裕国足民”的正确主张。
在当时，漕务、盐务、河工，是清朝积重难返的三大弊政，也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普遍关注的问题。林则徐的内政改革主张也集中在上述问题上。
清政府每年都要从南方六省征收几百万担漕粮，动用四、五千只帆船，运往北方，供京畿官兵食用，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官吏层层贪污，敲诈勒索，民众无不怨声载道。林则徐担任地方官后，主张“官督帮收”，在官府监督下，由船帮直接收粮，改变过去由官府征粮入仓，再交船帮运输的办法，从而节省粮食进出仓的时间，避免官吏从中舞弊；他还提出改河运为海运，由水师护送民间商船运送漕粮。另外，他的在直隶一带兴修水利，在北方试种水稻，就地取粮，免除南粮北运的主张，则是其欲彻底解决潜运弊端的大胆设想。
由于官府垄断并与盐商互相勾结，贪污中饱，盐政也是弊窦丛生，林则徐与魏源等人，都主张推行票盐法，由盐商交税领取盐票，再买盐自由销售，以革除官府垄断的弊端。
林则徐还对金融和矿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时，由于洋钱高于白银，造成白银亏损，白银又高于制钱，造成银贵钱贱，商民交困。有的官员主张压低洋钱价格，有的则把银贵钱贱归咎于商人所发钱票不能兑现，主张禁止使用钱票。林则徐不以为然。他认为洋钱既已流通使用，骤然压低价格，必会损害商民利益。他主张由官局铸造银钱，既可压抑洋钱并逐渐取而代之，又可便于商品交换，保护商民利益。林则徐是我国历史上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首倡者。关于商人使用钱票问题，林则徐认为，它对国家财政金融不仅没有妨碍，而且，钱票在民间通行，还可济民用之不足，有利于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否则，困窘的国家财政更无补救之法。出于开辟财源的考虑，林则徐反对封禁矿山，主张鼓励人们开采，具体经营可以官办，也可以官商合办，还可以商民自办。他在云贵总督任内，鉴于云南矿藏丰富，便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林文忠公政书》第227页）。甚至认为商民开矿，比官府开矿更有成效。
林则徐改革内政的主张，虽是为了挽救清朝的财政危机，补救封建统治，但同时也包含着富强祖国，抵御外敌的良好愿望。其客观作用，顺应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要求，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还应该看到，他的种种努力，不仅仅稳定了封建社会秩序，而且使人民群众在痛苦的呻吟中得到了一定的喘息和调整，即使在他远戍新疆的时候也仍然倡导垦荒开井、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切望他经营的“大漠广野，番成沃衍”，这在封建官僚中确是屈指可数的。
不避祸福力主禁烟
林则徐在禁烟和反侵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其实仍然是其民本思想的延伸。林则徐的宦迹遍布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广泛的地区，在19世纪上半叶，如果真能熟悉社会，了解民情，便不会回避鸦片这个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问题。
鸦片是一种植物，也称罂粟或阿芙蓉，俗名大烟，以罂粟果的汁液提炼而成，具有强烈的麻醉作用，早年中国是当作药材，少量进口。19世纪以来，英国一直试图用工业品占有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财富，但这种企图又屡屡被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破坏。贪婪成性的英国资产阶级在屡屡受挫之后，便丧尽天良，不择手段地向中国贩卖走私鸦片，把它当作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鸦片是一种毒品，久吸便会上瘾，慢慢中毒，无以自拔。中国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将精美的工业产品拒之门外，但一个腐朽的天朝和缺乏活力的民族却难以抵挡“妖花”的诱惑。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取得了鸦片专卖权，于是从19世纪初期开始，鸦片平均每年进口4000余箱，后来逐步增加到一、二万箱。尤其是到了1839年，即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一下子猛增到4万箱左右。除英国之外，美国也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鸦片贸易是一本万利的买卖，鸦片运到中国越多，外国鸦片贩子所赚的钱也就越多。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牟取的利润可达50％以上，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竟能获利1000银元。如此惊人的暴利，难怪鸦片贩子趋之若鹜，英国更把鸦片贸易列为政府的行为，企图以此扭转中英贸易中长期所处的入超的不利地位。
鸦片的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首先出现了自银大量外流的现象。据统计，鸦片战争前20年，外国侵略者从中国掠夺去的白银，约在1亿元以上。这一结果，逐渐改变了原来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被动地位。而中国方面，则由于白银源源外流，造成财政拮据、国库空虚，银源越来越枯竭。其次，鸦片贸易使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更加腐朽不堪，因为鸦片不是正当商品，其入境必须走私，鸦片贩子为将鸦片输入中国，不得不贿赂中方地方官员，如此，则形成了由于政治腐败，导致鸦片走私泛滥，而由于鸦片输入的增多，又使中国政治更加腐败的恶性循环。同时，大量鸦片的涌入中国，导致全国吸食者明显增加，据1835年的统计，全国“瘾君子”约在200万以上，其中主要的吸食者是贵族官僚、地主豪商以及衙门里的差役。军队中的士兵等。这些人吸烟成瘾，胸无大志，致使官僚机构瘫痪，政治更加黑暗，兵勇也丧失抵御外敌的战斗力。另外，鸦片的输入使中国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吸食的人多了，必将影响整个民族素质。当时除了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吸食外，吸食鸦片者也遍及手工业工人小商贩、运输工人等依靠劳动谋生的人，甚至卫戍京师的八旗兵丁也不乏手握烟枪、喷云吐雾者，如此广泛的人群吸上“大烟”，肌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摧残，逐渐丧失劳动力，消弭了意志，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生产和国防建设。
烟毒充斥社会，已成为危及民族生存和清朝统治的严重问题，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对此等闲视之。林则徐是一位关心国计民生的地主阶级经世派的成员，他既然关注社会的发展，热心改革社会弊端，关心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当然不会对这个比水旱灾害、赈济救荒以及整顿漕务还要严重的烟毒袖手旁观。当清朝官员大多数人还未充分认识鸦片的危害时，他就敏锐地觉察出烟毒的危害，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林则徐最早接触鸦片问题，是在他的家乡福建。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是较早与西方发生贸易关系的地区，也是受鸦片侵害较严重的地区。早在1806年，林则徐在厦门担任海防同知房永清的文书时，他对这一问题已有所注意，看到衙门中一些文官武将因为久食鸦片个个形体瘦削，耸肩缩颈，精神困顿，林则徐感到十分痛心，也很气愤，并逐渐产生了对侵略者以鸦片毒害和摧残中国人民的不满情绪。这期间，他曾利用房永清管理外国船只进口的有利条件，对鸦片走私入口的情况，以及外国鸦片贩子勾结清朝官员，将鸦片偷运到各地的种种伎俩做过一些调查和了解。这对他后来在广东推行严禁政策，是大有帮助的。
担任江苏按察使时，林则徐对鸦片的毒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开始了最初的禁烟活动。禁烟活动是从关闭烟馆，惩治土豪、恶棍开始的。到江苏几个月后，林则徐便发现有人在衙门差役的包庇下，暗中贩运洋烟，开设烟馆，引诱人们吸食。他认为烟馆的出现，有伤风化，败坏道德，是地方上的一大祸害。他痛斥那些开设烟馆的游手之辈是诱骗良民走上邪路，导致世风日下的害群之马，断然下令关闭烟馆，严拿开设者以做效尤。这是他为官以来，在鸦片问题上采取的第一次严厉措施。
1832年夏天，一艘名为“阿美士德”号的英国武装间谍船，继窥探广东南澳、福建厦门、浙江宁波、镇海等口岸之后，突然闯入江苏沿海。船上水手在侵略分子胡夏米等人的唆使指挥下，将船非法停泊在吴淞口外，测探长江和黄埔江水道，甚至强行登岸，察看地形，搜集情报。林则徐对此有着高度的警惕，立即命令苏松镇总兵关天培，将胡夏米连同他乘坐的间谍船，统统驱逐出境。处理胡夏米事件，是他进入官场以来与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交锋，表现了一个封疆大员维护国家主权应有的鲜明态度。
“阿美土德”号离开江苏后，林则徐仍未放松警惕，一直注视着它的船行动向。当他得知该船又出现在山东海面时，连忙上奏道光帝，指出这艘行踪诡秘的洋船，可能夹带了鸦片毒品，并提出应派出文武官员登船仔细搜查，要是发现鸦片，就全部没收，当即焚烧，绝不让毒品流入内地。这是林则徐第一次提出查获毒品后该怎样处置的具体意见，他后来在湖北、广东查禁烟毒，都忠实地贯彻了这一主张。
随着鸦片走私的猖撅，江苏地区偷卖和吸食毒品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他愤怒地指出，洋人用烟土换去中国大量白银，不仅造成银昂钱贱，而且使吸食鸦片的人深受摧残，这不是“谋财害命”又是什么？他大声疾呼，鸦片已成为威胁国计民生的“祸害”，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不能漠然视之，而当务之急就是要采取有力措施，严加禁止。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命令各地口岸官员加强检查来往船只，切断鸦片来源，发现文武官员、内地奸商勾结洋人贩运毒品，立加严办；他禁止民间种植土烟，也不允许购买洋烟吸食，在各地加紧查拿违禁的贩毒犯和吸食者。他还向民间收集了十几种戒烟药方，让那些嗜毒成性的人，按方配药煎服，戒掉烟癖、恢复健康。
由于林则徐的认真查禁，江苏境内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人日益减少，也很少有人敢私下种植鸦片，以身试法。江苏的禁烟活动，为全国各省树立了榜样，林则徐成了清政府中罕见的一位认真执行禁烟政策的官员。
鸦片战争前，围绕着鸦片走私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争论激烈。一些从鸦片走私中收受贿赂，而自己又嗜好鸦片的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员主张对鸦片走私实行宽纵政策，称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以及太常寺卿（掌管祭祀礼乐的官吏）许乃济等人为代表。另一部分清朝官员目睹鸦片流毒全国，造成白银大量外流，社会经济凋敝，民族健康遭摧残的事实，从挽救清朝统治的危机出发，与弛禁派针锋相对，力主对鸦片严厉禁止，史称严禁派，鸿胪寺卿（掌管朝祭礼仪的官吏）黄爵滋和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是这一派的核心人物。
上述两派围绕着如何对待鸦片走私的问题，展开了公开、激烈的辩论。1836年6月，许乃济给道光帝上一奏折，打着堵塞白银外流和抵制洋烟的幌子，大发议论，提出了将鸦片按药材纳税进口，准许民间贩卖吸食，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怪论，并说鸦片进口后，只准用实物去交换鸦片，不得用白银去购买，就可以杜绝白银外溢，还主张允许内地自种土烟，用土烟去抵制洋烟。他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吹鸦片无害论，提出除了官员。兵了不准吸食鸦片外，一般百姓可不予禁止的奇谈。显然，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伤民害国的论调，如果照他的说法，则势必是洋烟、土烟同时盛行于中国，千百万人将被推入家贫、身残的深渊。许乃济的谬论一出笼立即招致朝野人士的激烈反驳。1838年6月，黄爵滋给道光皇帝的另一奏折，代表了反对许乃济论调的严禁派的意见，他指出：鸦片之所以虽禁不止，白银之所以源源外流，主要是由于吸食之人有增无减，所以只要严禁吸食，鸦片自然会根绝，白银也不会继续外流了。他提出可以规定一年的戒烟期限，吸食的人如过期未能戒烟，百姓处死刑，官吏罪加一等，即除本人处死以外，他们的子孙还将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意见，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接连给道光上了几道奏折，提出了六条具体的禁烟措施，其中包括：没收吸食者的烟具；在一年期限内，早戒烟免治罪，晚戒烟则根据情节轻重，酌情惩办；严禁开设烟馆走私贩卖；不认真禁烟的官员，给以失察处分；采用“熬煎法”审断吸毒分子。他还打算将自己十多年来研究成功、屡试屡验的几种戒烟药方，颁发到各省，加以推广，使吸食鸦片的人药到瘾去，彻底戒烟。
在“重治吸食”的问题上，各省总督、巡抚反对的20人，赞成的仅8人，林则徐是这少数中的中坚分子。面对着弛禁派的人多气势、位高权重，林则徐没有一丝一毫的气馁和胆怯。9月下旬，他再次向道光帝递折，提醒他身为一国之君，必须看清鸦片大量入口，不仅造成国库空虚，而且还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他向道光提供了自己的调查报告，苏州的南濠和湖北的汉口两个商业发达的城市，近年来货物的销路骤然减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鸦片贸易掠走了中国的白银，以致原来十分活跃的商品交换活动，逐渐衰落下来。林则徐还将全国吸食鸦片的人算了一笔账，以引起道光帝的重视。据他了解，吸烟的人每天至少要花银1钱，每月共需银子3两，一年就要支出36两。当时全国人口4万万左右，以1％的人吸食鸦片计算，一年就要外流白银1亿多两。最后他情词恳切地说：目前烟毒流行全国，危害极大，“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饱之银”（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下）。这几句话对身为一国之主的道光来说触动颇大。林则徐对禁烟问题不仅坐而论，而且起而行。他一面参加辩论，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驳斥弛禁派的谬论，一面在自己任总督的西湖地区继续扎扎实实地开展禁烟活动。他发布禁烟令，劝说吸食鸦片者幡然改悔，遵守国家法令，从速戒烟，命令各处官兵严密查缉，严惩鸦片走私贩。还于汉口、武昌两地设立戒烟局，负责收缴烟具、烟土、烟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陆续从汉阳。江夏、武昌、汉口以及湖南等地，收缴烟枪5千多杆，烟土2.4万余两，林则徐在亲自一一验收之后，下令将收缴物品在总督衙门外面点火烧毁，将灰烬投入长江。清政府早在1729年就发布了第一道国家禁烟令，百余年来，林则徐焚烧烟毒的行动是第一次切实禁烟的壮举，打破了长期以来烟禁徒有其名、未有其实的沉寂局面。
如果说林则徐的几次上奏因其言之成理、情词恳切终于引起道光帝对禁毒问题的忧心的话，那么，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期间在江南和西湖地区卓有成效的禁烟实践，则给了道光以禁烟的信心，使他在长期的犹豫不决，徘徊不定之后，终于采纳了严禁派的意见，决心加大力度，从严禁烟。
1838年12月，林则徐奉旨进京。他是严禁派的最坚定的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禁烟实践者，若实行禁烟，必将会被委以重任，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道光帝在八天内，连续八次召见林则徐，就许多环节和问题对林则徐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询问，终于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烟毒最为猖撅的广东沿海，切实担负起查禁鸦片的重任。
林则徐的一生，恰重叠于中国社会动荡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他的生平阅历，无不带着这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历史将其推上了禁烟的舞台，同时也给这场民族自救运动赋予了新的面貌和意义。
就要启程了，路迢迢、水长长，等待着林则徐的将是什么呢？虽然没有先知先觉之神功，但人们都清楚，不会有鲜花和掌声。因为林则徐的此行是去断绝众多鸦片贩子的财路，对于利禄熏心的他们来说，这无疑是断了他们的生路，必将招致他们拼死的反抗。而且，林则徐作为严禁派观点的实践者，成行广东就等于将自己赤裸裸地置于弛禁派的对立面，这些环绕在皇帝周围的大官僚如穆彰阿、琦善之流，一定不会甘拜下风，他们定会利用自己上承天子的优势兴风作浪，从中捣鬼，对林则徐进行诬陷和诽谤，道光帝对禁烟本没有太大的决心，是在严禁派再三的劝说下才勉强作出决定的，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听信谗言，出尔反尔。所以林则徐接受此命可谓是受任于危难之中，对自己的仕途十分不利。许多有识之士、亲朋故交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林则徐也深知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成败难料，他在一封给龚自珍的信中曾不无忧心地暗示，禁烟的阻力不在广东，而在北京、在朝廷。林家几代人的翘首企盼，含辛茹苦，少小努力，数度寒窗，终于出人头地，林则徐能有今天该是多么的不易，他自己比谁都清楚。但林则徐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并对下层劳动人民不乏同情的知识分子和较为廉洁公正的封建官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侪不出，予苍生何”等这些林则徐烂熟在心的古之遗训时时鞭挞着他的灵魂，饥寒交迫、羸弱不堪的同胞也使林则徐有一种不能袖手旁观的使命感。于是，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将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冒着凛冽的寒风和漫天的大雪，毅然启程，踏上了前途未卜的禁烟征程。
鸦片在中国流毒日久，积重难返，禁烟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赴粤途中，林则徐即已着手行动。他利用自己从北京至广东的几千里行程，开始了沿途的调查工作，一路上广征博采，随时记录，汇总成册，以备查用。路过安徽舒城，他慕名拜晤了曾任广东香山县县令，在任职期间先后缉获过上万斤毒品的一位名叫田溥的陕西人。二人虽然素昧平生，但因在禁烟问题上志同道合，所以谈得非常投机。通过与田博的交谈，林则徐了解了广东一些走私贩卖和吸食鸦片的重要情况，为他到广东后开展查禁烟毒，搜集到不少有用的材料。途经江西南昌时，又访问了爱国知识分子包世臣，包世臣擅长经济，对当时的社会财政经济颇有研究，也强烈反对外国侵略者用鸦片毒品残害中国人民，并对如何堵塞烟毒和防止白银外流等问题，提出过一些有益的见解，林则徐对他仰慕已久，此次相见，互诉倾慕之情，对双方都关心的鸦片问题更是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为了直接从广东方面摸清鸦片走私和贩卖的新的第一手材料，他还派了两名部属在广东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经过直接和间接的调查了解，林则徐对鸦片的走私和危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包括大小鸦片贩子的姓名、地址和主要罪状，都了如指掌，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停留江西期间，林则徐曾接到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等人的来信，他们表示愿与林则徐一起同心协力，清除烟毒，并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就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陆续破获走私案件141起，逮捕烟贩345名，收缴烟枪10158杆。邓廷桢、怡良等人的明朗态度和初步禁烟成绩，给了林则徐很大的鼓励和信心，他胸有成竹，义无反顾。
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人民积极开展反侵略斗争的热烈气氛中抵达广州，在万众瞩目下，林则徐带着庄严、凝重的表情，踏上了天宇码头，从这一刻开始，中华民族不甘蹂躏的禁烟战役，便全面打响了。
下车伊始，林则徐就严明纪律，宣布自己及一切办事人员，均在公馆用餐，自办伙食，无需地方官供应；随从人员在外面购买东西，一律按价付钱，不得勒索赊欠。所有人员未得允许，不得擅自离馆外出，以免泄露机密；各文武官员前来反映有关鸦片的情况，要立时接见。他还亲手写了一付堂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勉励自己在查禁鸦片中，既要宽宏大量、虚心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又要屏弃私念，做一个正直的官员。他会同邓廷桢、怡良、关天培等人，多次反复讨论，拟订禁烟办法，又把一些了解鸦片贸易的商人召集在一起，日询夜间，并派人打入洋人商馆了解情况。与此同时，林则徐还详细查阅了有关广东的地理、海关以及海防资料。为了防止满载鸦片的趸船乘隙脱逃，他又命令广东水师加强海上巡逻，严密监视。
经过多方了解，反复论证，林则徐开始认识到，鸦片走私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国内不法商贩在利益驱使下的积极贩卖和吸食者的大量存在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外国烟贩源源不断地从海外将鸦片大量地偷运入境，林则徐最终制订了着重对付外国侵略者的禁烟计划。
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开始进入与英国鸦片贩子进行面对面斗争的阶段。
林则徐首先发布了一个昭示外国人的谕令，义正词严地斥责外国商人在中国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骗人财”、“害人命”，实在是“人心所共愤”，“天理所难容”。责令所有外商，在三天之内务必将停泊在伶仃洋面趸船上的鸦片，造具清册，全数缴出。同时还要写出具结（保证书），声明今后来华贸易，永远不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即没官，人即正法”（《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接着，他向外国侵略者庄严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林贝徐的精明干练、坚决果断不能不令鸦片走私者提心吊胆、坐立不安。但肮脏的鸦片贸易毕竟一本万利，是当时外国商人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也是英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来源，利之所在，趋之若鹜，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也不甘心将手中的鸦片全部交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开始八仙过海，使出各种伎俩试图唐塞了事。有的心存侥幸，以为只要躲避一阵，等到风平浪静，便可万事大吉；有的则试图花钱了事；还有的则以为只要少交出一些，敷衍了事，就可以蒙混过关。但这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了，所有的把戏在林则徐这里都是此路不通，三天期限一到，林则徐开始采取强硬措施，传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以杀一儆百，迫使所有的鸦片走私者就范。颠地等人拒不接受传讯，并在英国驻中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的怂恿下企图通过逃跑来逃避中国法律的制裁。面对外国侵略者的顽抗，林则徐毅然下令包围义律等人居住的商馆，并断绝了馆内的水电供应，并于3月26日发出敦促速交鸦片的告示，重申如果再不交出全部鸦片，中国人民必将采取应该采取的行动。这是中国人民在外来侵略者面前首次表现出不可辱、不可欺的英雄气概，也是一个民族应有的气概。在林则徐的步步紧逼下，义律等人只好将所有20283箱鸦片全部交出。
整个缴烟过程，是在十分严密、细致的情况下进行的。缴烟地点选择在虎门口外的沙角海口，这里风平、静寂，便于趸船停泊，林则徐乘一艘水师船，在现场亲自指挥调度，监督收缴。事前，林则徐会同其他官员，专门制订了一个《收缴趸船烟土章程》，其中对收缴的步骤、程序、方法、责任等都作了详细切实、可操作性的规定，在本章程的规范下，长达一个多月的缴烟工作终于有条不紊地顺利完成，2万多箱堆积如山的鸦片是林则徐来广州两个月的时间里认真履行其禁烟大臣的职责，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与鸦片走私犯和外国殖民分子反复较量，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与外国侵略者进行的第一次交锋，初战告捷，林则徐斗志更勇，紧接着，彻底销毁鸦片的行动又开始了。
早在缴烟之初，林则徐就拿定主意，将收缴来的鸦片全部焚毁。销毁大量鸦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林则徐在湖广禁烟时，曾将鸦片用火烧毁。但鸦片被烧过以后，残余的烟油渗进泥土里，有人挖地取土，还可以熬制出二至三成的烟膏，致使鸦片销而不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林则徐一面加派文武官员昼夜巡逻，严密看管鸦片，防止偷盗；一面探寻销毁鸦片的最佳方法。他总结以前焚烧鸦片的经验，广泛地征求其他官员的意见，并虚心向当地群众调查访问，终于找到了“煮化法”。就是将鸦片放在铁锅内加水，用火煮开，投入石灰和盐卤。这样，鸦片与石灰和盐卤在加热的情况下发生化学反应，变成渣沫，再也不能凝结成膏。由于鸦片量太大，架锅煮化不太现实，林则徐与邓廷桢、关天培等人又反复研究，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改进，决定以挖池浸化，代替铁锅煮化。
1839年6月3日，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日子，这是虎门销烟的日子，是中华民族向世人昭示自己尊严的日子，这个日子已经作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的巨型浮雕永远地铭刻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上。这一天，天高云淡、海阔风清，为了表明自己禁烟的决心，林则徐特许中外人士前往虎门海滩观看，广东的老百姓来了，他们要亲眼目睹“妖花”将怎样在“林大人”手中化成灰烬；一些心怀叵测的域外人士也来了，他们冷眼向洋，怀疑林则徐是不是能兑现他的承诺。欢欣的也好，怀疑的也罢，他们所看见的是同样的事实。
下午二时许，庄肃、威严的林则徐一声令下，岸炮轰鸣、掌声雷动，震动世界的虎门销烟正式开始。从6月3日至6月25日，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22天，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虎门海滩人声鼎沸、浓烟萦绕，一箱箱的鸦片在发酵池内变成渣沫，又被海浪带入大海，随着2万多箱鸦片化为灰烬，中国人民不甘沉沦、不甘辱没的民族形象连同这个不寻常的举动一同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怀揣社稷睁眼看世界
人是社会的产物，每一个人都会带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气息和痕迹。林则徐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时期，正值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实施殖民侵略的前前后后，作为一名地主阶级经世派成员，他所关注的除了封建社会末期专制统治的千孔百疮之外，自然不会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视而不见。
处在由中世纪至近代的转型期，林则徐身上所体现出的对那个时代而言最可宝贵的是他能够“睁眼看世界”。
从1757年开始，清政府厉行严格的海禁政策，至1840年，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已封闭的太久太久。长期的闭关锁国，不仅使中国远离了世界发展的主潮流，未能倾听资本主义的匆匆脚步，无法与工业文明沟通交流，而且使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了愈来愈多的惰性。及至19世纪中期被西方资本主义用鸦片和大炮生硬地叩开国门之后，面对与世界潮流反差极大的现实，国人表现出了种种无所适从的心态，这其中大惊失色者有之，愤愤不平者也不在少数，更多的人则是拒绝睁眼，回避现实，在自我营造的“天朝王国”的迷梦里得过且过，继续昏睡。在长期的盲目排外之后，能够正视现实，睁开眼睛审视自身和外面的世界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重新振兴的关键的一步。林则徐堪称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此次禁烟，一到广州，林则徐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解外情的重要，因为欧风美雨已开始敲打着中国的国门、海岸，叩门者是谁？他们来自何方？他们的国家方圆几许、风俗如何？该怎样与他们相处？这些问题是如此无法避免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林则徐开始解答这些问题，他在禁烟的同时，就派人多方搜集情报，组织力量翻译西方书报，开始跳出“天朝”的狭隘天地，探索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适应实际斗争的需要。在林则徐的努力下，通过一些书刊。杂志，蒙在西方资本主义身上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撩起，中国人开始了近代进程的第一步。通过翻译集成的《澳门月报》，林则徐初步了解到英国在中外贸易、鸦片贩运等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并接触到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由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加以翻译、整理的《四洲志》，比较全面、详尽地介绍了全世界3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地理概况，成为近代中国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一部重要的史地译作。这部书开阔了林则徐的视野，看到了中国以外的一些见所未见的事情，使整个世界以交错的河流、起伏的山川等颇为壮观的图景展现在林则徐的面前。后来，林则徐的友人魏源，就是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大补成，编成近代中国人自己著述的第一部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的。从英人德庇时的《中国人》一书摘译而成的《华事夷言》一书，则可以了解当时外国人对中国某些事情的看法。这一时期的译著还有《各国律例》及其他有关军事技术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籍不仅对于制定抗英对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在冲破中国自我封闭的思想牢笼方面起了开先河的作用。
除了通过书籍报刊了解外面的世界，林则徐还利用一切机会直接访问外国人，通过他们了解西方各国的真实情况。1839年10月，英国轮船“杉达”号在海南岛附近遇险，有生还的十余人被林则徐派人护送到了广州。12月16日，他在天后宫接见这批幸存者，双方在一种友好、热情的气氛中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林则徐除对他们的不幸遇险深表关心，并致慰问之外，还怀着渴求了解外国现状的迫切心情，向这些陌生的外国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你们以前是否来过中国？“杉达”号什么时候离开英国的？从英国到中国有多长航程？途中停靠过哪些港口？船上装着什么货物？土耳其是不是美国的一个部分？等等。林则徐是皇帝特派的禁烟大臣，他始终不忘自己的特殊使命，利用这个机会，林则徐还面对面地向这些经常航行于海上的外国商人宣传中国的禁烟政策，申明自己在禁烟问题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立场。他还将事先准备的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肆贩卖鸦片的论据，如记明该公司在一定的时间内向中国销售毒品的数字，出示给这些人看，并询问他们如此多的鸦片究竟产自何方，来自何处？这次接见“杉达”号受难者，是林则徐第一次与域外人士进行平和的、长时间的详谈，他认真好问，渴求了解世界情况的虚怀。强烈反对贩运鸦片的鲜明立场和对外国人以礼相待的态度，都给这些遇险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则徐在广州抓住一切时机，了解敌情，了解世界，对所有翻译过来或派人和自己直接刺探到的有关外国的信息，都复按地图，深入研究，凡有所得，都反复斟酌，记在心中，消化成自己的知识，这些新知识，帮助他打开了眼界，认清了19世纪中期的有关形势，这对他制定禁烟的方案以及下一步的反侵略斗争，都有重要的帮助。
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林则徐开了中国人了解外国和学习外国的新风气。他对西方国家情况的探求和介绍，是一种违反封建体制的勇敢行为，这种行动证明林则徐的思想认识水平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对19世纪40年代的禁烟和反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近代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为了谋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纷纷冲破闭关自守的传统观念，积极了解外情，并写出了不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著述。除了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撰写的《海国图志沙，还有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见肖令裕的《英吉利记》、杨炳南的《海录》、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梁廷枬的《海国四说》等。一时研究西方世界蔚然成风，并代代相继，而19世纪末期的戊戌维新运动则不仅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传统，而且还进行了见诸实践的试验。如此说来，则林则徐不仅是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一位维新思想的先驱。
广州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惟一对外开启的门户，禁烟是一场与英国不法商人甚至是英国政府之间的较量，虽然林则徐在当时对于西方的了解还处于最初的阶段，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本质和鸦片战争的必然性还没能洞悉、明了，但在国之门口与英国人就缴烟、具结、惩凶等问题进行交涉和斗争可能会引起“边衅”，他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早在林则徐到达广州的那一天起，就一刻也没有忽视对国防的加强。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协助下，林则徐深入调查了广东地区的水陆形势和军事布防，认为位于东莞县的虎门要塞，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是珠江口外的重要门户，也是广州的屏障，扼守虎门是保卫广州及将敌人阻之于国门之外的关键所在。由于清政府政治的腐败及经济的窘迫，致使军备废弛。军事设施简陋，虎门要塞的状况令人堪忧。虽有关天培的几年苦心经营，陆续添筑了几座炮台，但比照其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仍然不能让人放心。林则徐来到广州，便在关天培原先筹划建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扩建。当时，在虎门共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位于海口的沙角、大角炮台，东西对峙，隔海相望，严密监视着海面；第二道是镇远、威远、靖远、横档等炮台，其中靖远炮台属于新建，安放了60门大炮，是虎门海口炮台中火力最强的一座；第三道是大虎山炮台，为虎门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三道防线，遥相呼应，在第二道防线的武山和横档之间江面最狭窄的地方，还安置了两道铁链和木排。经过林则徐的精心筹划，层层布防，虎门要塞称得上固若金汤了，只要作战时指挥得当，上下一致，互相配合，是可以克敌制胜的。这种防御措施，是与林则徐的守战战略相一致的，仍属于传统的防守方略。
有了炮台，还需有新式大炮来装备。原来的大炮炮身小、蜂眼多，炮简易炸裂，而且射程短，甚至缺乏瞄准器，更新势在必行。林则徐组织力量，赶造出5000斤至8000斤重的多门大炮，又派人到澳门、新加坡购买葡萄牙和英国制造的新式大炮二、三百门。不仅为新修筑的炮台配备了大炮，而且对老炮台的旧炮进行了更换。这样，虎门要塞各处新旧炮台的防卫力量就大为改观。
整顿广东水师，增强海上防卫力量，是林则徐备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则徐来广东后，先后往这一带调防兵勇共有8000多名，以中路防线为重点，兵力配置达5100多名，其中虎门兵勇3000名，澳门兵勇1300多名，尖沙咀兵勇800余名，另有1000多名机动。数量增加了，如果纪律不严，操练不勤，也难保证御敌能力的提高，林则徐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水师的整顿是从处分玩忽职守的将领，购买、自造船艇，加强军事操练等几个方面同时入手的。还在虎门销烟期间，林则徐就严厉地处分了不重视海上巡防的南澳镇总兵沈镇邦。海门营参将水师提标左营游击谢国泰等人，同时裁撤老弱兵勇，增添精壮新兵。为了提高水师战斗力，他从广东、福建各地招募了一批船只，又派人搜集国内外各种战船的资料、图式，按照欧洲和越南的造船式样，修造了七、八艘新船。后来，还向美国商人购买了一艘900余吨的商船，将其改装成兵船，配备外国新式大炮34门。关天培奉林则徐命令，认真负责广东水师的训练。他号令严明，指挥得当，水师将弁不畏劳苦，日演夜习，一段时间以后，原来纪律松弛、缺乏训练的广东水师，经过林则徐、关天培的努力整顿，严格操练，已成为一支能攻善守的海上防卫力量。
虽从各地调来一些水师，但相对于漫长的海岸线，处处驻防仍是难以承担。为了抗击外国侵略者，保护疆域的完整、国家的安全，林则徐从封建的雷池中越出了极为可贵的一步，提出了“民心可用”的主张。林则徐无论是入仕之前，还是入仕之后，始终将眼光兼顾百姓，他所采取的每一项施政方针也几乎都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那防洪工地上劳动群众的积极参与、虎门海滩旁大众对他销禁的欢呼与支持，时时鼓舞着这位封建的士大夫，如今，面对英国军舰随时可能的侵略，他自然地想到了这些爱国护家的普通人，决定从沿海各地的渔民、渔户中招募水勇5000名，以弥补正规军之不足。招募告示贴出后，广州附近的群众应募者络绎不绝。水勇组成后，立即进行军事操练，特别是练习深夜火攻敌船的战术。这些人自小生活在水边，不怕惊涛骇浪，现在又掌握了杀敌的本领，更是勇猛异常，锐不可当。林则徐指示，如果英国侵略军开进内河，人人都可以动刀杀敌。一时间广州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当然，林则徐是个封建官员，由于阶级立场的限制，他对人民群众的发动和依靠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但较之“防民胜于防寇”的投降派，他这种依靠民众进行民族战争的信念是难能可贵的。
林则徐虽是文人，却并不是军事的门外汉。基于自己对中英双方在军事上的优劣长短，他制定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的依据是：英国侵略者船坚炮利，善于海战，是其所长，但路远师劳，给养困难，是其所短；中国方面则相反，弱点是船旧炮少，不利海战，优点是在本国与敌人交手，兵源、粮饷充裕。根据这一情况，敌人急于在大规模海战中速战速决，而我方则适合持久作战。要战胜敌人，就必须扬长避短，避免与对方在海上正面交锋，激发军民爱国热情，以逸待劳，扼守海口，断其接济，围困敌人于外洋，持久作战，不懈不怠，直到最后打垮侵略者。与此同时，也要利用敌人远离本国，战舰漂泊海上，我方便于进行近攻的有利条件，组织水勇乘船火攻。可见，“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略方针，并不是单纯的防守，而是在立足于守的同时，捕捉有利时机，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这个作战方针是在对客观情况进行充分论政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深入细致，调查研究，针对客观实际，切实解决问题是林则徐一贯的作风，内政外交，莫不如是。尽管他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并且不免有过高估计清军的力量，过低估计英军实力的倾向，但他能够认识到在海上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具体分析侵略者的长处和短处，据以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在当时一般的封建官吏是无法企及的。
与此同时，林则徐还组织人员搞译有关重炮操作的资料，搜集制造火炮的书籍，仿照外国战船样式试制新式战船，购买外轮改装成战船，交给广东水师驾驶操练，掌握先进的技战术，以改变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状态，提高反侵略战争的作战能力。这些事实表明，他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萌芽，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伴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已注入了新的内容。
1840年6月28日，英国远征军在蓄谋已久之后封锁珠江海口，悍然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由于林则徐在广东沿海的认真备战，有效地阻止了英国侵略军对这里的进攻，英军不得不避实就虚，掉头北犯。7月6日，攻占定海，8月9日陈兵大沽口外，向清政府提出赔偿军费、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无理要求。虚骄的道光帝对外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轻信主和派的谗言，改变了抗英的态度，命令畏敌如虎的直隶总督琦善与懿律谈判，以重治林则徐、邓廷桢，赔偿烟价为条件，换取英军从大沽退兵南返。9月17日，任命传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林则徐奉命前往广东禁烟时大家的担心不幸被言中。
虽然处境险恶，前途堪忧，但林则徐仍置个人得失于不顾，继续坚持抗英斗争。他增调战船、火炮，选配兵丁壮勇，亲赴波涛汹涌的狮子洋校阅水师的战略演习，准备乘英国舰队主力尚未返回广东之际，主动出击。与此同时，他还向道光呈上《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用事实说明如果不能以武力制服贪得无厌、得寸进尺的英国侵略者，必将后患无穷；建议清廷制造坚实精致的船炮，坚决抵抗侵略者。但此时的道光已在投降派的谗言下将抵抗派视为眼中钉，竟把这些卓越见解斥责为“无理，可恶”，“一片胡言”。10月3日，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莫须有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身在宦海，情系国家，皇上昏庸，爱国有罪，这是林则徐的悲剧，更是近代中国的悲剧，在当时特殊的时间、空间里，这似乎有它的必然性。林则徐被撤职的消息传开，广州人民无不哀惋痛惜，他们纷纷自发地来向林则徐辞行送别，给他送来靴子、伞、香炉、明镜等礼物，并在颂牌上书写着：“恩留粤海，泽遍南天”等字样，赞扬他厉行禁烟、抵御外侮的英雄业绩和爱国赤心。
1840年12月4日，琦善接任两广总督。他一意孤行，大量裁撤防兵练勇，拆除江府暗桩等防护设施，不做任何战守准备，只希望早日与侵略者握手言和。当时，以戴罪之身滞留广州的林则徐，在个人蒙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仍然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辞辛劳地奔走于珠江各要隘，详细察看地形，向广东巡抚怡良提出加强内河设防的具体建议。1841年1月7日，英国乘虚侵占沙角、大角炮台，2月下旬侵占虎门要塞。林则徐积极参加广州城的防御工作，自雇水勇千人，准备抗击入侵广州之敌。并在给长子林汝舟的信中，满怀激愤地痛斥琦善裁兵撤防，一意主和，以致军心懈怠，导致作战失利的行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由于琦善在与英国谈判时丧失原则，一让再让竟然答应割让香港，赔偿战款，道光帝将琦善撤职，再派亲信大臣奕山去广州指挥作战。林则徐曾对奕山抱有希望，积极向他提出作战建议，并“戴罪”请战，要求亲往前线，去收复定海。但奕山既无能，又狂妄，拒不理睬林则徐的建议，致使战机一误再误，战争陷入了无可挽回的败局，而林则徐则成了投降派的替罪羊，被撤职流放，踏上了远遣新疆的漫漫征程。
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离开日夜操劳的抗敌前线开始启程，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对投降派的怨愤，更有对战争结果的惋惜，而面对现实，他想得更多的则是如何做一个“荷戈西戍的老兵”，有生之年为多难的祖国再做些贡献。途经镇江，林则徐稍事停留，与前来送行的好友魏源进行了彻夜长谈，话题仍不离国计民生，江山社稷。分手前，他把在广州译编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委托他以此为基础，广泛收集资料，编撰介绍各国历史、地理情况，魏源果真不负重托，几经努力，完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工作，为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行至扬州，林则徐又把自己收藏的《炮书》钞本付刊，热切希望其对改进中国的铸炮技术有所裨益。路漫漫，情依依，林则徐行程千里，情洒一路，放不下的，是对祖国的责任，割不断的，是对民族的热爱。
此时，因开封祥符地段的黄河决口，滔滔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所辖的6府10多个县。清政府情急之中，改令林则徐转赴河南，协助钦差大臣王鼎办理河工。9月下旬，林则徐及时抵达祥符六堡工地。他一到现场，便不避艰险，不辞劳瘁，督率民工抢堵缺口。在那紧张抢险的日日夜夜，他仍然抽暇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苦心探索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方略。因为此时他已被剥夺了上疏的权利，所以只能在与门生故友的通信中阐述自己的感受和战略思想。在一封给门生的信中，他阐述了建立强大水军的必要性。他说，侵略者的船舰忽南忽北，来去自如，而我国濒海口岸众多，防不胜防，如能组建一支有战斗力的水军，就能遏制敌舰的猖狂活动，不至于处处被动挨打。在给友人吴嘉宾的信中，他强调作战应“奇正分用”，而在鸦片战争中，那些前线统兵的将领，却往往只知“将各队聚集一处，无所谓明诱暗袭诸法”，指挥十分笨拙，成为导致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指出：在打了败仗，士气受挫之后，如不寻求出奇制胜之法，就更难战胜敌人。他还严厉批评清政府临时从内地征调“客兵”至海防前线仓促应战做法，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于战争毫无裨益，“即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只供临敌之一哄”（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则徐富有治水经验，加之他办事认真，忠于职守，再有王鼎等人的配合协作，在经过了6个月的艰辛努力之后，1842年3月19日，祥符筑坝工程终于合龙，河水归道，水害消除。道光帝令林则徐前往开封治河时，曾许下过如有功可“赎罪”的诺言，现在林则徐废寝忘食，抢堵决口，治理水患，功不可没，理该受赏免罪了。王鼎等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员也纷纷向道光皇帝奏折具陈，认为林则徐有胆有识，治河认真得力，要求皇上论功行赏，对其撤销遣戍，委以重任。然由于投降派环绕在道光周围，不断地对其进谗言，而且就在林则徐抢堵黄河缺口其间，第二次北犯的英军先后侵占了定海、镇海、宁波，由杨威将军奕经指挥的浙东反攻作战招致失败。道光帝在惊恐之中，再次迁怒于抵抗派首领林则徐，下令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在“皇纲独断”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谁又奈何得了“天子”，林则徐又要启程了，当王鼎等人挥泪送别时，他没有沉耽于个人荣辱的恩恩怨怨之中，仍然想着前线，忧着国家，他赋诗明志：“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云左山房诗钞》卷六）意为：我虽然在晚年被遣戍到豺虎出没的遥远边疆，但并没有什么可惜。目前最重要的是，大家群策群力想出好主意，去驱逐贪恶如犬羊的英国侵略者！后来，王鼎等人始终不忘林则徐的为人，多次要求道光帝起用林则徐，但都未果，王鼎竟至饮恨而死。太常寺卿唐鉴也深为林则徐的人格、能力折服，不止一次地冒死举荐林则徐，表示：我已老迈，推荐林则徐这样贤明的人才，在此一举！即使因为提了这件事而受到罢斥，甚至与林则徐一同遣戍边塞，也毫不遗憾。
1842年5月中旬，林则徐抵达西安，再往西行，路艰人稀，他不忍家人再跟着自己受苦，以“苟利国家生死之，岂因祸福避趋之”（《云左山房诗钞》卷六）的悲壮诗句，辞别了妻子，继续前行。9月，行抵兰州，由于尚未听到清政府已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消息，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仍然对英舰侵入长江，攻占镇江，表示“忧心如焚”。至凉州，又写下了“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云左山房诗钞》卷六）。这壮怀激烈的诗篇，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念念不忘抗敌御侮的爱国赤诚。
道路崎岖、大漠凄凉，林则徐离东海越来越远了，但他的心却没有一时片刻地丢下远在东南沿海的战争，在致友人的信函中，他仍然不时地阐述他的战略构想，认为诱敌深入，力图一举歼灭敌军的这种以陆战为主的战略思想，在英军深入浙东和长江内河以后，就应该逐渐为以海战为主的设想所取代，因为岸上的炮台是固定不能移动的，无法灵活机动地击歼各个方向的入侵敌舰，并无法躲避对方射来的炮弹。这叫做“彼以无定攻有定，我以有定敌无定”，所以作战时经常吃亏。为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状况，变单纯防御为主动出击，林则徐认为必须在加强沿海炮台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海战，才能真正做到巩固海防、捍卫疆土。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林则徐提出，要适应海战的需要，就要建立一支新式海军；要建立新式海军，就要赶制新式船炮，改善军事装备，并加强实战演习，提高军事技术，激发士兵斗志，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林则徐把这几个方面，概括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八字御敌要言。
他甚至对一支新式海军应该包括哪些船只，船上配备多少大炮、水军，都作了具体的构想。提出这支海军应拥有大小战船100艘，中小战船50艘，大小火炮1000门，水兵5000人，舵工水手1000人，由智勇兼具的将领指挥，可以南追北逐，使侵略军不敢离船登岸。可以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提出创建新式海军的第一人，也是最早的身体力行者。早在1841年6月，在浙江定海，他就曾与兵器专家龚振麟共同切磋，尝试对火器进行改造，并制成四轮炮车，使火炮由“仅能直击”改进为能够“俯仰左右，旋转轰击”（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六）。他还依照所见绘制成外国战船图样，供龚振麟参考，在此基础上，制造出行驶甚便的车轮战船。他在广州购买外国战舰、火炮，整顿广东水师，加强训练部队，等等，都是对自己建军思想的具体体现。只可惜，如今，作为“戴罪之身，”林则徐虽满腹经纶，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好寻找机会，通过别人来推行。他给两江总督牛鉴写信，说制造新式船炮和建立海军，是目前加强海防和抗击侵略的重要措施，应该高度重视，期待他能认真考虑和采纳自己的建议。在甘肃途中，听说陕西地方官正准备铸造大炮，林则徐喜不自胜，立即挥笔致书陕西大吏，告诉他们在铸造中必须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痛思鸦片战争的失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文恬武嬉，政治腐败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
林则徐的流放地是新疆的伊犁，从东海之滨，到塞外沙漠，重重关山，漫漫路途，林则徐在途中簸了共1年5个月，其艰辛和劳顿，非外人所能想像。横遭陷害，无罪受过，放逐边陲，对林则徐而言实在是人生之大不幸，但他却将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身在戍途，心系国家，无论是在下笔艰难的马车上，还是在万叠关山的大漠间，魂牵梦萦，始终放不下的是前线的抗敌，国家的安危。这是怎样一份深厚的爱国之情。
1842年12月10日，饱受风刀霜剑的林则徐抵达伊犁惠远城。这里人烟稀少、气候异常，疾病缠身的林则徐到边城后水土不服，鼻子出血，咳嗽多痰，夜不能寐，身体日益衰弱。所幸的是林则徐塞外遇知己，先期被发配至这里的邓廷桢早在广东禁烟时即成为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的志向，相似的遭遇使他们情同兄弟，互相支持和安慰。伊犁将军布彦泰一向仰慕林则徐，对他关怀备至，尊敬有加，经常向他请教有关边防政务的重大问题。在这远离家人的荒凉边疆，能受到这位封疆大吏的优礼相待，不仅使林则徐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精神上也是莫大的慰藉。孤寂凄凉的流放生活很容易使一个人意志消沉，林则徐告诫自己，要以宋朝苏东坡贬谪广东而未曾气馁为榜样，在有生之年，振奋精神，奔走于千里沙漠地带，为国建树，为民尽力。
新疆是祖国的西部门户，位于新疆最富庶地区的伊犁河流域的伊犁，是中国西部边陲的重镇。清政府统治新疆南北两路的伊犁将军，就驻节在这里。对于我国新疆地区，英、俄侵略者早就垂涎三尺，尤其是沙俄趁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机会，派出“商队”和“探险队”，到新疆地区大肆活动，阴谋把侵略势力伸入西北边地。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曾与龚自珍等热心研究西北的历史地理。在《四洲志》中，就揭露了英、俄向外扩张的历史。指出，沙俄在清初侵犯中国黑龙江，虽然几次都被打回去，但他贼心不死，不可掉以轻心。此时，因为清政府在对英战争中打了败仗，对外一味忍让妥协，根本不把西北边陲的战守放在心里。林则徐看到沙俄虎视眈眈，所以到伊犁后不久，便发出了巩固西北边防、捍卫祖国疆土的强烈呼声。在赠送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开明阿的诗中，说：“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厝薪火难测，亡羊牢必补。”（《以送伊犁领军开子捷》）意思是说，不要因为辽阔的西陲暂时没有战事而高枕无忧，要时刻提防沙俄的窥视，积极备边，做到防患于未然。可见，他这时已觉察到，来自西北边境的沙俄威胁，与英国进犯东南一样，都是祖国的大患。
林则徐深入了解、调查新疆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这里的客观条件，提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边防措施，那就是屯田备边。因为林则徐到新疆后，除了看到沙俄野心勃勃，必须及时加强国防外，又目睹了这里一片荒凉，百姓衣衫褴褛，赤足走路，一日只吃到几个冷饼，甚至用桑椹、瓜果充当粮食的穷困潦倒的景象，根据边防空虚和人民穷困这一实际情况，林则徐认为，要充实边防和改善人民生活，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屯田备边。他建议将垦地分给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耕种，并把原来的屯兵制改为操防制，使边防驻军既从事耕种土地，又进行军事训练，做到屯田与备边结合、兵与民结合，在西北边疆，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繁荣边疆经济，林则徐向布彦泰提出了开垦荒地的要求，布彦泰采纳了他的意见。从1843年秋天开始，林则徐以他衰老的病躯，不辞劳瘁，负责开垦惠远城东边的阿齐乌苏荒地。在这一望无际的荒地上，要将严重缺水的不毛之地变成肥沃良田，除开挖渠道，引水灌溉，别无他途。林则徐以60岁的高龄，亲自带领民工，在塞外荒无人烟的地区，挑挖沙石，建坝筑堤，足足花了4个月的时间，修成了一条6里长的大水渠。这条水渠修通后，垦地得到受益，屯田收到显著效果。从1843年秋到1845年11月，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林则徐不顾风雨严寒、道路崎岖，历勘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和田、喀什噶尔、叶尔羌、伊拉里克、塔尔纳沁等处的荒地，后又转赴吐鲁番、哈密一带，风尘仆仆，行程二万里，为开发新疆、开垦荒田做出了重要贡献。
林则徐在新疆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重视兴修水利，改善农田灌溉。他认为这里雨少地干，风沙弥漫，必须配备良好的水利条件，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每到一地，在勘垦荒地的同时，他还经常组织群众寻找水源，挖掘大小渠道，引水入地，浇灌农田。在吐鲁番，林则徐发现一种被当地人民称作“坎儿井”的水利设施，看到水在土中穿穴而流，惊叹不已，后经询问当地群众，才知道这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水利工程。这一发现对于一向重视农田水利，并热切希望变荒凉西陲为富饶江南的林则徐来说，实在是太高兴了。他很快把这一传统的灌溉方法加以改进，推广到各地，领导人民修建了许多“坎儿井”，使大片干旱土地变成了绿洲沃壤，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外，林则徐在新疆积极传播纺纱技术，也受到当地群众的赞扬。内地人民使用的纺车，很早就传入吐鲁番等产棉地区，但一向不被重视。林则徐认为像吐鲁番这样的产棉地区，棉多质好，更应该提高棉纺技术，不断改善纺纱质量。在他的倡导下，各地纷纷采用纺车，使内地纺纱技术得到比较广泛的推广。当地人民就把林则徐积极推广的纺车，称为“林公车”。他把垦地拨给维族农民耕种，并把固定的屯兵制改为由当地驻军分期分批轮流进行耕种和训练的“操防制”，使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生产与练兵相结合，既发展了生产，又加强了边防建设。
因林则徐在新疆指导垦荒实边有功，1845年10月被清廷重新起用，奉命以四品京堂回京候补。进京途中，又奉命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1846年4月，任陕西巡抚。1847]年4月，升任云贵总督。1850年春，因病辞职，回到已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的福州原籍。
在这段时间内，他奉命镇压过西北、西南少数民族人民起义，为维护封建统治尽力效劳。尽管如此，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他始终注视着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华动向，坚持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1847年，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斗争初步获胜，得知喜讯，他感到十分欣慰。1850年，他和福州的士绅共同商议，驱逐了违背条约规定、强行迁入城内居住的英人。为了防止英人利用舰船骚扰破坏，他亲乘扁舟到虎门和闽安海口察看地形，提出了调兵、演炮、募勇以加强海防建设的建议。
林则徐身居东南沿海，心中时刻关心西北边疆的安危。他根据在新疆的所见所闻，以及自1848年以来沙俄多次胁迫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城为通商城市等有关情况，于1850年秋发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警言。此后，沙俄一再侵略中国的史实，验证了他的战略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