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国民党军机大臣）

陈布雷简介

陈布雷：陈布雷（1890年11月15日－1948年11月13日），男，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早年就读于慈溪县中学堂，后转入宁波府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以“布雷”笔名写作评论。同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写的《谈鄂》十论，按日刊布，响应革命。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20年赴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后任《商报》主编。后为《国闻周刊》主要撰稿人。著有《畏垒评论集》《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文集》。

陈布雷传记——

一、人生识字忧患始

“说文解‘名’”

1889年3月（清光绪十五年），慈禧老太后归政，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想干点事业的皇帝光绪帝亲政，垂死的清政府从此进入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时期。于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批风云人物，都在这个时期出生了。第二年的12月2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日），一位风云人物诞生在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的一个茶商之家。按照宗族文化传统，孩子被取名训恩，字彦及。20年后，他的名和字都逐渐为世人所淡忘，却以笔名“陈布雷”三个字名震京沪，闻名天下。名字虽然只是一个人的符号，不过，它还是曲折地传达了起名者的某种性格信息。从“陈训恩”这个姓名中，我们就看到了它对陈布雷一生政治命运所表达的某种寓意。

从《说文解字》这部解说中国象形文字构造的“圣经”中，对于“训”和“恩”作了如下释义。“训”的本义为教诲、说教；引申则为典式、法则；亦通“顺”，“事得其序之谓训”。“恩”的本义则为恩惠，引申为亲爱，有情义，如恩泽、恩宠、恩遇、恩赐等等。

如果说在中国的族谱及人名中潜藏着一种神秘的种族遗传密码，那么用在陈布雷身上，可谓诚哉斯言。综观陈氏一生，都是在“训”与“恩”这两个字的意境中苦苦挣扎。训则恪守古训、圣训，恩则不负父恩、皇恩及知遇之恩。“训恩”，顺之于恩也，父母之恩，君王之恩，以恩报恩，恩恩相报。于是，父命不可违，君命亦不可违，陈布雷一生都没有违背这两个原则。最后则以一死，以守训报恩，正所谓人如其名、名如其人了。或者这只是一种牵强附会的文字游戏吧，戏语不足为训，就此打住。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地域文化层面上继续进行一番考察，或许就会发现陈布雷身上潜藏着的另一种人格遗传密码。

陈布雷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慈溪”之名，源于后汉儒生董黯。在中国，对于“董黯”这两个字，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但是，如果提到“董仲舒”这三个字，那简直就是如雷贯耳了（就是那个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杀手）。无名鼠辈董黯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董仲舒的第六代孙。

据说，董黯为了奉养其母，常于溪中汲水。就是这样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到了一班儒家文人的嘴里，简直就被吹上了天，董黯被捧为事母至孝的大孝子。在中国，有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所谓“明星效应”吧。董大孝子声名远播，连带着他汲水奉母的小溪也有了“慈孝”的美名，一下子声名大噪起来。从此，中国就有了“慈溪”一说。

说起来，董大孝子的这点小把戏，简直是不值一哂，不但比起二十四孝图的大手笔，要蹩脚得多；就是比起一般孝廉的功夫，也要大为逊色。追根溯源，寻根问祖，如果不是靠了老祖宗董仲舒的一点老面子，谁会去尿他的那一壶？不过，事情要从两方面看，尊老敬贤，孝顺长辈，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况且，中国的老百姓都是至淳至朴的，人人都用建设性的目光去理解、接受董黯的孝行，正所谓“闻其风，汲其流”，千古以来，慈溪地境也就逐渐形成了慈孝、醇厚的乡风、民俗。从这个意义上说，董黯与“慈溪”也不无微功。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或许这就叫做“神秘的人格传递”吧。可以想见，民国时期第一流的政论家、一生视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如生命的陈布雷，之所以如此，大概与慈溪地境所蕴藏的这种深远悠长的人文地理背景不无关系！慈溪濒临杭州湾，由姚江可直达宁波，西距杭州仅百余公里，隔海与上海相望，襟江带海，海道通达，交通便利，得风气之先，向来是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故浙东民性通脱，素善经商，行贩坐贾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各地。近代以来，浙东商帮不但实力雄厚，称雄商界，而且成为江浙财团的扛鼎人物，其影响之大，被孙中山先生称为“首屈一指”。受这种强劲的“下海”风潮的影响，浙东地域的陈姓家族大都弃农经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布雷的先世也是一个标准的耕读之家，至祖父陈克介时，开始打破传统，以一行商往来于浙赣间，从而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过程，归里后即开始经营钱庄与典当业。晚年，陈克介以其盈余渐丰，重新回归亦耕亦读的家族传统，买田置产，督耕兴学，并分其产业之半，约有百亩左右，兴办陈氏义庄、义学，用以救济、扶助族中孤贫。

陈克介生有三子，长子早亡，遗有一男，名训正，是为长房长孙；次子亦早亡，无后；三子陈依仁，即陈布雷生父。陈依仁后将陈布雷过继为次兄之后，但次嫂隔月又亡，故陈布雷仍与陈依仁一家归住一起。

陈克介退老故里，躬自经纪所创之义庄、义学及族里其他公益诸务，又为三房析产。陈克介认为长房长孙陈训正好学不倦，当使就傅上进，而命三子陈依仁住在家里，子承父业，继续管理族里公益事务。故陈克介去世后，陈依仁“继志述事”，致力于族中公益事务，救恤孤贫，并改义塾为鸡山村校，在族中颇孚众望。陈氏家族中这种关心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有怜恤心理，同情弱者，重视社会评价的仁义传统，对陈布雷平民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陈依仁生七子七女，陈布雷为长子，诸弟妹中以后多为大学教授或技术专家，也有与陈布雷同道者，一个先后做到国民党《中央日报》总编辑及社长等职，一个做到国民党中央社采访部主任等职，都在国民党新闻界颇有名声。

在陈氏兄弟崛起的旅程中，起先驱作用的，既不是陈依仁，也不是陈布雷，而是长房长孙陈训正。陈训正字屺怀、无邪，号天婴子、圮卫人、樱宁老人、句阳伯子等。以他拥有这么多别出心裁、耸人听闻的字与号，我们就可以揣测：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中，此人大抵是一个异数。陈屺怀生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长陈布雷18岁。按照长房为正、长子为尊的宗法传统，陈布雷呼陈屺怀为大哥。对于小弟陈布雷来说，这位大哥对他的未来影响，无论怎么形容，都不算过分。

“龙文”童子

陈布雷5岁时，开始读书了。这位未来的民国第一流政论家、国民党的“文章机器”、蒋介石的铁笔圣手，从此与古老而又神奇的方块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布雷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陈依仁。在老父严而又严的督促下，到这一年的年底，陈布雷日识30字，以一个五龄童的智商来说，这样的启蒙速度，简直可以说是连蹦带跳了。

陈布雷的第二位启蒙老师是陈屺怀。陈屺怀思想激进，颇有些游侠气质。

1895年，陈布雷6岁时，陈屺怀在县参与组织石关算社与剡社，一边研究数学，一边以诗文相砥砺。其后，陈屺怀本着诸葛亮“非静无以成学”的古训，决意辟老屋西之仓屋为书房，闭门谢客，家居读书。陈依仁看出这是一个机会，立命陈布雷跟着博学多才的大哥就读。对陈屺怀极为崇拜的陈布雷，从此处处学着大哥的样子，每天早晨很认真地挟着书包入学，规规矩矩地熬到下午放学归来，很有点乐此不疲的劲头。很快，陈屺怀与陈布雷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兄、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不断加深。陈屺怀终于成为对陈布雷前期影响最大的人物。

西仓屋尽管是一所临时辟就的书房，但是，按照家族的儒学传统，“大成至圣先师”孔圣人的画像是少不了的。陈布雷每日入学的第一课，及每日放学的最后一课，就是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向这位端正威严的老先生鞠躬行礼。此外，当陈依仁与族中元老商谈公益事务时，往往命陈布雷临时辍读侍坐，以教导、训练他的进退应对之礼。中国儒家那种知上下、懂进退、明规矩、重秩序的伦理道德，就这样逐渐渗透进一个六龄童的灵魂深处。可以想象，30年后，陈布雷之所以能够任劳任怨地随侍乖僻暴戾的“共和皇帝”蒋介石，是与他在“小学”阶段的这种严格训练分不开的。

按照儒学传统，陈布雷的启蒙读本不外是《毛诗》、《尔雅》、《礼记》之类，这是儒学的经典之作，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里面，是不可以不苦学深钻的。如此读来读去，读了两年，不用说，《毛诗》是读完了，《尔雅》读完了，《礼记》也读完了。这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事，那一年，陈布雷8岁。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分水岭。

其时，正是康有为、严复等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酝酿发起戊戌维新运动的前夜，国事日非，社会动荡，变法之议蜂起，改革之火正在点燃，这是一个呼唤与造就英雄和枭雄的时代。26岁的陈屺怀在西仓屋坐了两年的冷板凳，再也按不住他那一颗激越的心了，外出的时间越来越多，家居的时间越来越少，指导陈布雷读书的时间，自然是少而又少了。于是，陈依仁先请陈小沱先生到家设馆课读，次请徐二沆先生坐馆督教。

徐二沆先生是陈依仁的老同学，其人深目高颧，不苟言笑，督学极严。徐先生为陈布雷制订的教学大纲是：读毕《礼记》，则续读《左氏春秋传》，傍晚读唐诗，日课一首，风吹不摇，雷打不动。这样的教学方式，虽说旧而又旧，却也为陈布雷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

官桥陈克介一支，到了陈布雷这一代，父辈、祖辈数世经商，已经成了道地的商人世家了。可是，从陈依仁到徐二沆，又都是极力推崇儒学的老夫子，言行举止，衣食住行，无不以儒家的标准为标准。陈布雷的幼学环境，依然是在一个儒学空气很浓的氛围中度过的，这就给陈布雷幼时性格的形成，打上了一个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然而，陈布雷出生与成长的时代，毕竟到了封建王朝的垂死阶段，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潜滋暗长，各种新思想、新风气、新举措纵横激荡。特别是对陈布雷影响极大的陈屺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给陈布雷以深刻影响，这在陈布雷幼时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又染上了另一层底色，那就是强烈的叛逆意识。传统意识与叛逆意识的交融汇合及不断撞击，铸造出了一颗矛盾的灵魂与一个矛盾的人生，从此形成了陈布雷终身性格的主流旋律。

青年陈屺怀既是极受陈布雷尊敬与爱戴的大哥，也是陈布雷的新学导师与文学引路人。1898年，光绪皇帝在一班资产阶级“法家”的推动下，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推行新政，并在教育方面下令：废除八股，设立学堂，改以策论课士等等。但在慈禧老太后的一记“铁砂掌”下，光绪发动的这场改革运动立即烟消云散。然而，陈屺怀以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眼光看出，清王朝的这次“克己复礼”，终究不过是兔子的尾巴，是封建专制王朝的一次垂死挣扎而已。于是，陈屺怀从宁波赶回家中，对陈依仁、徐二沆说：当今变法之议盛行，“八股运命必不久，且本为高明者所不屑为，何必以是苦童子”。陈屺怀主张：陈布雷不必先学“四子”书，应以“五经”作为识字为文的基础。

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讨论，陈依仁与徐二沆接受了陈屺怀的建议，决定调整“教学大纲”，以《书经》、《易经》为主要课程。此外，陈依仁也常于课余为陈布雷开小灶，给他讲《廿一史约略》等等。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只有10岁，且为致力于新学之始，却对历史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不但听得专心致志，简直是如醉如痴，真令人不可理解。徐二沆见了，感叹之余，决定因材施教，对陈布雷说：“你既然对历史有兴趣，那么就可读《龙文鞭影》，每日晚记诵一二则。”

《龙文鞭影》为中国旧时的蒙学课本，由明人所辑历史上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计2146则，四字一句，两句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较易记诵。诸如：该书在四句开场白之后，起首便是：“重华大孝，武穆精忠”。这是讲帝舜重华，在屡受父与后母及异母弟共同谋害，依然不改孝悌初衷，以及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何为龙文？“龙文良马也，见鞭则疾驰，不俟驱策。”以此为书名，大抵也是一种劝学之道，勉励童子自我鞭策，奋发自强。果然，陈布雷觉得这种《故事会》一类的启蒙读本，极合自己的胃口，不需徐先生督促，竟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就在这种“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的琅琅声中，陈布雷接受了最初的平民文化和庙堂文化的教育。

10岁那一年，陈布雷开始练习作文。徐二沆按照儒家传统，指令陈布雷先作史论。然而，作史论，极要紧的，是要有史识。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懂得什么叫政治？何来史识？不用说，第一次试笔，到底未能让人看出这位未来民国第一流政论家的政论天赋。陈屺怀看了他的作文后，也深感其思路拙滞，认为议论文必须思路清楚，立论谨严，下笔如行云流水，横行无涯，收放自如，才可以进入上佳境界。于是，陈屺怀将自己收藏的一册《增广古今人物》赠给陈布雷，要他多读多练多写。陈依仁也向徐二沆建议：《书经》、《易经》艰深不易读，恐易窒息性灵；主张每三日讲授《昭明文选》一篇，使其做到耳熟能详，以便从中体会各种文章作法及名家笔调。徐二沆“从谏如流”，欣然接受这些宝贵意见，自此以三、六、九为期，每十天授课文三篇。又过了两年，陈布雷读完《易经》，接着读《公羊·谷梁传》。由是，陈布雷作文日有长进。

陈布雷对历史与作文表现出极高的悟性，对几何与数学则感到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据说，徐先生在教授《几何》时，无论怎么用心讲解，陈布雷总是表现出一种“茫然不解”的神情。一次，徐先生给陈布雷出了一道几何题，自认为不算太难。然陈布雷挨到掌灯时分，依然是一点做不出。徐先生大怒，认定学生存心偷懒，和老师“对着干”了。为维护“师道尊严”，徐先生将陈布雷反锁在屋里，宣布禁令：做不出这道题，不准出书房一步。至于他自己，则匆匆到友人家喝酒去了。自尊心极强的陈布雷，受到这件事的重重一击之后，唯一的“收获”，就是对数理化增添了更深的厌恶情绪。

在其一生中，陈布雷以政论成名，绝少涉及文学，亦很少做诗。但在12岁时，却表现出一种诗人的灵性和早熟。这一年的冬天，陈布雷遵陈屺怀之命，吟成《苦雨》诗一首：“游子浮云梦不成，挑灯独坐夜凄清。明朝欲向横塘路，大雨潇潇久未晴。”诗中迷漫着一种过于伤感、凄凉的心绪，这与一个少年应有的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童稚心境来说，真是太不合时宜了。这种过早的对人生的敏感和沉重，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大约是从11岁开始，陈布雷有了头痛病。病的起因，颇为神秘，终其一生来看，也未能解开这个谜团。一般的看法是，一因徐先生督课极严，二因陈依仁望子成龙心切，三因陈布雷“见鞭则疾驰，不俟驱策”的自觉精神，故陈布雷当时学习课程极多，往往于日课之外，再加夜课。由于每天的学习时间太长，用功过度，稚嫩的脑神经受到损害，故常感头痛发热。然小布雷既不敢对先生直言相告，亦不敢对父母坦言诉说，决心一切痛苦都由自己一人默默地承当。每次发病，小布雷总是坚持做完当日的功课，不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悄悄登床自睡。挨到第二天天明，仍照常上学。自此以后，头痛病几乎困扰了陈布雷一生，也成为置其于死地的一大杀手。

其间，徐先生一度因病请假，陈屺怀这时恰好从日本考察农业归来，于是被陈依仁临时拉来代课。此时的陈屺怀，先是于1901年中举，接着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鼓吹革命，号召造反，并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新科技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科技救国的想法。为此，陈屺怀在代课期间，除了给陈布雷教授中文之外，同时教授英文、理化及数学。陈布雷对理化始终提不起兴趣，对英文的感觉倒是不坏，亦学得颇为自觉刻苦。陈布雷一生未出过洋，也未上过专门的英语学校，却有着扎实的英文根底。他所认识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在这个时候由陈屺怀传授的。陈布雷所具有的一流的英语水准，对于他后来出任侍二处主任，处理繁重的外交文牍事务，帮助极大。

事后来看，陈布雷之能成为民国史上第一流的政论家，这与他能够及时地接受新学教育，关系极大。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陈屺怀确是陈布雷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了。

“革命党”的惨痛失败经陈屺怀安排，陈布雷13岁时，与三弟训懋一起，被送到三七市董氏馆就读。该馆由慈溪名士董子咸、董子宣兄弟主持创立，目的正在于适应时势，提倡新学，培养改革人才。董氏兄弟都是清王朝的反动分子，他们不但积极设馆授徒，意在为革命党造就大批新才；而且与陈屺怀、钱去矜、叶经伯等人一起，在上海经营出版业，宣传激进思想。如是，董氏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景，就是摆满了各种新书报，当时影响较大的《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报纸杂志，在董氏馆中均有陈列。

董氏馆里的那种浓烈的革命氛围，顿使陈布雷眼界大开。想想吧，过去满脑子灌输的都是“子曰诗云”那一套，教导你怎样“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思想与言行，都被捆得结结实实。但是，在董氏馆里，通过阅读这些新书报，陈布雷读到了许多过去从未听到过的新言论、新思想与新视角，什么民权、民族、民生等等。于是，少年的那种追求新奇、刺激，崇尚自由、平等的天性，被充分激励、张扬开来。每到课余，陈布雷就如痴如醉地阅读这些新书报，有时来不及看完，就向董氏馆商借，带回家中，夜间阅读，次日归还。其时，老师为之规劝：“为学不可太贪，贪则伤身损智。”但陈布雷为强烈的求知欲望所驱使，仍广泛涉猎，狼吞虎咽，孜孜不辍。

早在11岁的时候，陈布雷就表现出一种对政治的参与意识。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曾说：“是年有拳匪之乱，每闻大哥归家，与先考谈时事，始知中国国势之概，亦常常自大哥处得阅时务报等刊物，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董氏馆就读时期，大量新书报的阅读，使陈布雷对人生、对现实、对政治的认识，都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使得他在传统性格的底蕴上，开始萌生出一种叛逆性格。

陈布雷在董氏馆，不但广泛地接受了中文、英文、笔算、史地、理化等知识的系统教育，而且第一次结交除兄弟姐妹之外的新朋友。董氏馆仅有学生八九人，与陈布雷交谊颇深的是男同学董季劭，女同学董贞柯。由于受新书报的煽动，14岁的陈布雷决定要做一个“革命党”。他与陈训懋、董季劭、董贞柯一起，秘密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取名为“覆满同志社”。在董氏馆的一间密室里，四个人将一张用墨笔绘就的黄帝像贴在墙上，然后模仿着书里说的那样，一个个趴到地上，向黄帝像行跪拜大礼，相继宣誓：“驱逐鞑虏，还我中华”。这个时候的陈布雷，俨然是一个秘密会党的党魁，其强烈的反叛意识与狂热的革命情怀，真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董氏馆四少年的秘密结社活动，与其说是一种游戏，不如说这是当时会党之风盛行的结果，以至流风所及，就连一些娃娃，也把结党结社看作是一种时髦与新潮。社会上没有人接受他们加入会党，索性就自己组织，自己入伙，自己做党魁，体会一下做革命党的味道。创立“覆满同志社”之后，“党魁”陈布雷是什么感觉？我们不清楚，不过，想想阿Q在未庄做革命党之后的心境，大致也可以做一点参考。

创立了革命党，便须有革命行动。陈布雷是“党魁”，自然要率先垂范。当学生家长冯德成来到董氏馆时，陈布雷认为进行“革命垂范”的机会到了。于是，陈布雷给冯德成大谈起“驱逐鞑虏，我炎黄子孙天职，匹夫有责，当竟此志”云云。

这是冯德成平生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尴尬的经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竟然大言不惭地向他上起“闹革命”的大课，公然号召他做“乱党”，不免让他感到有些滑稽可笑。然而，孩子的“老成谋国”之心，却也不乏天真可爱之处。因此，冯德成既无不快之色，也没有一笑置之，只是佯装不解地故意问他：童子虽有此志，但汝父望汝入国朝试场奈何？岂有革命家而作制艺文字者乎？

这一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诘词，不啻是致命的一击，一时间，陈布雷竟瞠目结舌，无辞以对，大窘之下，只得怏怏而退，鸣金收兵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陈布雷颇有些瘟头瘟脑的，一副落落寡欢的倒霉神情。

事实上，正是冯德成的这番诘问，揭示了陈布雷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使他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严厉考问：是做乱党，还是做忠臣？是做一个“礼学”童子，还是做一个革命党徒？是的，一个革命党，怎么可以去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呢？那样做，岂不是对革命的背叛，显得太荒唐了吗？可是，如果父亲要我参加科举考试，如之奈何？难道自己可以违背父亲的意愿？那样做，岂不成了一个不孝之子么？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心情，真是矛盾重重，进退失据。他第一次体会到一种人生的尴尬，人生的无奈。并且，这种尴尬与无奈，犹如一个魔影，始终缠绕着他，折磨着他。

不过，这次考问的结果是，陈布雷终于认定：既已成为一个革命党，就要有一个革命党的样子。比如，原先把子曰诗云、四书五经啃得津津有味，也许不错；但是，现在既已成了一个革命党，就要钻研革命学问，从事革命活动，这才是一个革命党的样子。岂有革命党还去钻研八股文的？如此一想，陈布雷对国文的学习，自己也就放松了。哪里知道这一犹疑、松懈，竟闹出了一个大乱子。

1903年1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月），清廷举行童子试。陈依仁把陈布雷叫到身边，吩咐：“朝廷已诏复科举，汝可准备一下，跟余入慈溪县城应试。”自认为已是“革命党”的陈布雷，满心不愿意参加，但慑于父命，又不敢说出一个“不”字，只得神思恍惚地跟着父亲来到县城。经过一番对双方实力的估量，陈布雷总算拿定主意：到了这种推车撞壁的境地，硬顶是不行了，只有来个口诺而实不至，先顺着老父的意思，进入考场，马马虎虎地对付一下，草草完稿，然后万事大吉。用现在的话说，陈布雷的这个策略，也就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这次童子试，陈布雷考前既未认真复习，临场也未充分发挥，拿到试卷，几笔一挥，“大功”告成。结果，在别人弄得紧紧张张、辛辛苦苦的童子试，在陈布雷却是游刃有余，轻松惬意。

然而，等到发榜，陈布雷傻眼了：榜上151名，自己竟是最后一个，“解名尽处是孙山”。他本不想参加考试，当然也不想“金榜题名”。但使他未意料到的，未必想到要由自己“倒踢紫金冠”，闹了个全县倒数第一。固然用阿Q先生的观念来看，除了“倒数”两个字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状元不也是第一名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只可惜老父陈依仁没有阿Q先生这样的好心情。看到发榜，陈依仁急吼吼地先从第一名看起，几十名看下来，竟不见“陈训恩”三个字，不免就有些紧张。又接着往下看，几十名找下来，仍不见“贤郎”的大名，头就渐渐发大。继续往下找，一直找到最末一名，“陈训恩”三个字竟赫然在列。

初始，陈依仁几疑榜上名字有误，揉了揉眼睛，又反复核实了几遍，确是不错，“贤郎”排在最后一个。至此，陈依仁的第一个感觉，就像是被人兜头敲了一记闷棍，直打得自己晕头晕脑，手足无措了；第二个感觉，就是热血上涌，脸红色变，以为周围有成百上千双眼睛都在注视着自己，恨不得这个时候脚下裂开一条缝，能马上钻进去；第三个感觉（找到了），这才想到要找“不孝之子”算账。挤出人群之外，陈依仁语不成声地对陈布雷厉声训斥：“汝竟背榜。教汝读书，乃居全县童子之末，辱我门楣甚矣！”言毕，陈依仁伤心不已，几至落泪，顿有心态苍老之感。

陈布雷看到父亲如此伤心动怒，觉得问题十分严重。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竟闹出了这等祸事。从陈布雷的本意来说，虽然曾经想到要当一名“反清”的革命党，但毕竟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和狂热，现在面临着童子试失败的冷酷事实，头脑很快冷静下来，这才知道所谓的“革命党”的光荣，实在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远没有眼前的童子试的光荣来得重要。而且，陈布雷固然想过要造清王朝的反，却从未想过要当一名与父亲“对着干”的逆子。就以这一次参加童子试来说，他之所以“如此马虎”，本意就是不愿意与父亲形成公开对峙的局面，以免背上一个“忤父”的不孝之名。哪里知道在“糊弄”的过程中，一个“度”没有掌握好，事态反而更加严重起来。

陈布雷从5岁起，开始接受孔子学说的教育，倾其所学，全部拎出来，就是“仁”与“孝”两个字。“仁”是治理国家的学说，陈布雷这个时候还是个小学生，自己的事情还管不好，国家大事自然免谈，一个“仁”字，在他也就不甚了了。至于一个“孝”字，就是讲做儿子的怎样爱父母，扩而充之，由爱父母而爱天下人，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大道理了。陈布雷5岁启蒙到14岁参加童子试，苦读十年，他的最大收获，其实也就在一个“孝”字上。什么叫孝？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名言：“子夏问孝。子曰：色难。”何为“色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态度问题。在圣人的意思，孝敬父母，不光在表面上要顺从，而且一定要解决一个态度问题，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可是，自己现在却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糊弄他老人家，岂不是罪莫大焉！想到这里，陈布雷惭愧了。“我愿意再试第二场”，陈布雷鼓起余勇，惴惴地向父亲表示。“算了，回家吧！”伤心之至，灰心之至的陈依仁余怒未消。

回到官桥家中，母亲同样是大失所望，然而，用的却是母性的独特方式，对陈布雷没有一句疾言，也没有一点厉色，而是自怨自艾、自谴自责，终日为之唉声叹气。这是比父亲的大发雷霆更令陈布雷无法忍受的鞭挞与刺激。弟妹面前，自然也是大失面子。至于在乡邻面前，这样的名次，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得了。董氏馆那边，不消说，也不用再去了。他整天关在家中，闭门思过。

惨痛的失败，使陈布雷冷静下来，并开始反思：自己是家中长子，不但寄予着父亲的希望，也承载着家族的厚望。父亲原本就是十分看中颜面的人，视家族的荣誉如同生命，现在不但弄得父亲名望扫地，而且弄得家族颜面尽失，真是无地自容了。生当人子，上不能光宗耀祖，报答父母；下不能为弟妹垂范，身体力行，实在是愧对列祖列宗，愧对父母弟妹。“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到了此时此刻，陈布雷似乎对项羽在失败后“不肯过江东”的心理动因有了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何况，自己弄到这等狼狈的境地，也很有点咽不下这口气：凭自己的实力，本来是可以在考场上打出一块江山的，一念之失，乾坤倒转，鸡飞蛋打了。陈布雷这才切实地感受到一种失败的痛苦了。

陈布雷打定主意：不雪此耻，誓不为人！

从“名落孙山”到“独占鳌头”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久，府试临近，陈布雷再次向父亲要求：决意前往一搏。陈依仁初不许，经母亲与二姐反复劝说，陈依仁始勉为同意。12月，陈依仁带着陈布雷坐船来到宁波。到了这个时候，“革命党”陈布雷的脑子里的“种族革命”，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儒家的“孝道”伦理与背水一战的雪耻欲望。

宁波府试主考官喻兆藩，为江西萍乡人。喻主考虽为早年及第，却颇多曲折，深知少年成名之不易。出于惺惺相惜的心理，喻主考这次特别重视选拔优秀的少年人才，规定：考生年龄在17岁以下者，“均别置试场于内堂”，由他亲自主试。几场考下来，陈布雷名次如下：第一场考《四书》，第十一名；第二场考史论，第一名；第三场考史论、策问各一篇，第四名；第四场考策问时务，第二名；第五场考《五经》，未及发榜，喻兆藩就将陈布雷召到内署书室，问过陈布雷的家庭及年龄，然后便吩咐：“我这里有史论、策问题各一，汝可当场写来。”这也是为了防止考试时作假，需要通过“飞行药检”的方式，当场检验。喻主考此举，真可谓老谋深算。

陈布雷遵命，当场便做。这就要有点真本事了。当时，喻主考站在陈布雷身后，一边阅卷，一边点头，嘉许之意，溢于言表。试毕，喻主考笑吟吟地一边引领陈布雷去见他的夫人，一边吩咐佣仆备饭招待。临别时，特赠陈布雷《古文辞类纂》一部，以示优渥，并命老仆送陈布雷归寓。从某种意义上说，喻主考这也就算是将陈布雷当成自己的记名弟子看待了。

第二天总榜发，陈布雷名列第一。这一次陈依仁倒是没有费劲，第一眼就看到了“陈训恩”三个字。从县试背榜，名列第一百五十一名，到府试揭榜，名列第一名，中间仅隔一个多月，这真是杜牧所咏唱的“卷土重来未可知”了。中国人在失败之后，往往喜欢吹一个牛皮，叫做：“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胆子小的人，不敢说得这样肯定，于是打一个折扣，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都是一样的，无非叫你小心一点，他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其实，说的人自己未必相信，听的人更是姑妄听之。无论你的牛皮吹得多大，毕竟是叫你等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再去验证，比起陈布雷的一个月之后，便见分晓，这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陈依仁率领陈布雷，从宁波班师回到官桥，全家像迎接英雄一样，为之欢欣鼓舞，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人人脸上都洋溢着雪耻之后的光荣与满足，县试失败后给全家带来的阴影，已经一扫而空。亲朋好友，近邻乡党，也都赶来祝贺。这是可以想象的，从全军尽墨，到大获全胜，这样的战例，固然不常有，但并不鲜见。可是，要说到考试，能从最后一名，一下子翻上来，跃居第一名，而且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即便是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转世，他也未必敢说这个大话，而陈布雷却做到了。仅凭这一点，名动一下乡里，也还是应该的。当时，陈依仁的好友孙以文为之总结说：陈布雷之能够跃登榜首，全是县试惨败所刺激。这话有一些道理，失败是成功之母，耻辱是荣誉之父，一个人只有在面临巨大压力时，才能将想象力、创造力、进取力等自身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参加宁波府试，是陈布雷向家庭、向传统伦理、向社会环境所作出的第一次重大妥协。尽管从个人功名上来说，宁波府试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光荣。陈布雷自己也充分品尝了这种光荣所带来的激动与喜悦，并由此而在心理深处建立了“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人生信念。后来，他之能够成为民国第一流的政论家，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欲望的基础上。然而，就个人命运和文化人格来说，这种成功与光荣，无疑又是一种倒退与失败。从慈溪县试到宁波府试的演变过程，充分展示了陈布雷性格中矛盾与对立的一面，革命与保守，激进与传统，挑战与屈从，两种个性与人格，在陈布雷身上形成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原先那个“革命党”陈布雷全线崩溃，代之以那个“保守党”陈布雷。陈布雷的保守意识战胜了革命意识，传统意识战胜了激进意识，服从意识战胜了叛逆意识。陈布雷性格中保守与屈从的成分，得到进一步的张扬，由此开始了陈布雷悲剧性格的铸造过程。

1904年3月（清光绪三十年二月），陈布雷再到宁波，参加院试，名列第五，为慈溪县生员。按照明代以来的通例，这样的生员也就有资格被称为秀才了。第二年（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生员不复再有，这也就是阿Q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的时期。由此，陈布雷总算搭了个末班车，成为中国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末代秀才”。

县试、府试、院试之后，陈布雷面临着进一步升学就读的问题。正在陈依仁举棋不定的时候，陈屺怀专程赶回来向陈依仁进言：慈溪县中学堂的监督已经易人，校风稍有革新，主讲中文、英文、数学的老师“皆为学界名流，思想进步。训恩弟最宜入慈溪县中学学习，以求深造”。陈依仁当即表示赞同。由此可见，每当陈布雷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都是陈屺怀跑出来发表意见，为之指点迷津。陈屺怀这位“导师”，当得真是称职。

1904年，陈布雷与三弟训懋一起进入慈溪县中学堂读书。当时，慈中开办仅两年，在校学生约30余人，分甲、乙两班，陈布雷列甲班，陈训懋列乙班。学生分居东西两斋，两人一间，陈布雷与三弟同住一室。陈依仁每半月派家中老仆入城一次，送菜油一小瓮，食物一包，铜钱六百文等。以此观之，学习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是陈氏兄弟夜间只能点青油灯读书。那时没有电灯，也就无所谓不方便。何况，“挑灯夜读”的画面，在中国人的眼中，从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富有诗意的人生追求。正所谓：夜幕之下，慈湖之畔，青灯一盏，手执一卷，其乐也融融。

慈中在课程安排上体现了新旧参半、中西合璧的特色，修身、经学、史地、国文、英文、数学、体操等等，融为一体。这样的课程安排带有明显的蜕变印痕，也说明当时新、旧两种势力在慈中处于均势。在慈中，“革命党”的空气虽不如董氏馆浓厚，但师资力量毕竟比董氏馆整齐，课程也更为丰富。在董氏馆，陈布雷喜爱的历史、地理等课目，只能安排为自学课程，而在慈中，均列为正式科目。地理课本是谢洪赉著《瀛寰全志》一厚册，历史课本为《通鉴辑览》和《万国史纲目》。一年之内，陈布雷将这些课本全部读完，自感收获颇大。

在慈中，陈布雷充分显示了他在作文上的实力地位。受中国科举制度中重视史论、策问等传统选才观念的影响，慈中对学生作文极为重视，校方不但规定学生每周须作文一篇，而且考核频繁，评选严格，奖惩与兑现十分及时，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激励办法：最优等记功两次，优等记功一次，中等无功过，下等记过一次，最下等记过两次。临时考试与学期考试，均由县令亲临慈中主考。奖金的发放标准为：平时的课业成绩，每积功一次，奖银币两角；由县令亲自主考的课业成绩，每积功一次，奖银币五角至两元。陈布雷与陈训懋兄弟都算得上是慈中的文章高手，积功多多，仅半年之内，所得奖金累计就达二十一块银元。这是陈布雷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作文的价值，文章写得好，不但可以记功，被人夸奖，而且有银子得，真是名利双收。从此，陈氏兄弟努力作文的积极性更高。只可惜30年后，陈布雷写出了名动天下的皇皇巨著，反而一个铜板也未能得到。皆因这些文章都著了“老板”的大名，稿费也都一概奉送“蒋总裁”了。

二十一块银元，对于陈氏兄弟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陈氏兄弟一因每半月有家中送来的六百文铜钱垫底，二因受崇尚节俭的家庭传统的影响，故将所得奖金一角一元地精心积存起来，于暑假归家时，全部奉交母亲。陈母大乐，很是骄傲地告诉陈依仁：“孩子们成绩好，又不乱花钱。”陈依仁听了，亦为之高兴。

慈中留给陈布雷许多美好的回忆，但也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一次不可弥补的悔恨，这就是发生在慈中的一次学潮事件。学潮的起因缘于教经学的毛宗藩先生责备学生过当，这在崇尚“师道尊严”及“教不严，师之惰”的毛先生眼中，也许只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绪使然。然而，经过新思潮洗礼的这一批慈中学子，正处在热衷于追求师生平等的人格地位，因而对毛先生的严词责骂颇不肯谅解，一致相约：对毛先生的经学课予以抵制。果然，到第二天再上经学课时，学生们迟迟不肯进入教室。这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罢课”了。经过校方反复说服动员，学生们总算买了一个天大的面子，勉强进室了。但在当时，一个老师主讲的课程受到学生的一致抵制，是很丢面子的事。儒家伦理观念极为浓厚的毛宗藩先生更是受不了这种羞辱，当即拂袖而去。学校监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校长）为之大怒，声言要开除这批闹事的学生，以肃学纪，以正校风。学生们亦被激怒，索性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群体上书，请求辞退毛宗藩先生，并且以集体离校相威胁，以示其绝不妥协的强硬立场。

这一来事情闹大了，双方谁也不肯退让，相互怒目对峙，僵持了三天之久。最后，幸得学生家长闻讯，纷纷来校加入校方阵营，并以中国儒学文化中无往而不胜的“孝道”作杀手锏，对闹事学生施以“高压”政策，使得形势逆转，这才一举挫败了学方阵营的“嚣张”气焰，勒令他们返校复课。看在学生家长的面子上，校方不复提“开除”二字，但为了维持校方的威信，仍给闹事学生记大过一次。屈于父母的“淫威”，学生亦不复提“集体离校”四字，但毛宗藩先生也终于主动辞职。

这次学潮，陈布雷是积极参与者之一，由此进一步展示了他性格中猛锐与刚烈的一面。然而，陈布雷于事后听到中文老师蔡芝卿先生愤然对蔡芳卿先生说：以毛先生这样有学问的人，学生们竟群起而攻之，把他赶跑，我等不复有教人的资格。陈布雷听到这里，性格中的儒家文化人格再一次复苏，并为自己的这种幼稚猛浪的行动悔恨不已。革命与妥协，激进与保守，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个性与气质，构成陈布雷性格的两重性。

第二学期，慈中开始由陈屺怀的好友、思想比较激进的钱去矜先生主事。钱先生主张革新，刷新教学，引进、增配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师资力量，冯君木先生亦因此而被钱先生请来教授国文。冯君木虽然赏识陈布雷的作文，但批评他的文章“条畅有余而凝谧不足，必须加强修辞练句”。一次，冯君木在批改陈布雷的作文后，特殷切传授自己的作文心得秘法：“文从字顺各率职，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学文。”从此，陈布雷师从冯君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但谋篇布局，日益精进；而且文字流畅，渐有行云流水之象。冯君木至此，亦视陈布雷为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材，加倍爱惜，常邀陈布雷于课毕至冯宅讲论。陈布雷遵嘱于课余或假日出入冯宅，与冯切磋讲论，教学相长，师生均得益良多。这一段生活，在陈布雷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陈布雷的一生中，冯君木是继陈屺怀之后，在作文上对陈布雷影响最大的良师。后来，冯君木娶陈布雷四姐为继室，由恩师而姐夫，关系也就更上一层楼了。直到冯君木70寿辰，陈布雷忆及在冯宅“回风堂”槐树下与老师大声讲论作文的情景，还写了一篇《荆紫园序》，以为祝贺（荆紫园即槐树下讲读作文的冯宅庭园）。冯君木亦为之赠诗陈布雷，诗中有所谓“艰难吾与汝，结舌对苍天”之句，很有点高山流水的味道。

1905年5月9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六），陈布雷的母亲柳氏因产后症不幸去世，年仅39岁。柳氏弃世时，最小的儿子陈训恕出生仅两小时。柳氏柔嘉淑慎，损己益人，思虑绵密，治事勤勉，相夫教子，节俭持家，在人格和品德等方面对陈布雷影响至深。陈布雷在慈中闻报母病，当即与三弟一起，徒步往回急赶。刚过皇桥，即已天昏地暗，大雨瓢泼而下。陈布雷心知不祥，冒雨急行。至家，其母已移灵堂前，兄弟俩倒地大哭。少年丧母，不但在感情上给陈布雷蒙受沉重打击，更给他以后的事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不准革命”

1906年，仍经陈屺怀一手安排，陈布雷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学习。从董氏馆到慈中，从慈中再到府中，不计启蒙时期，这已经是陈屺怀第三次为陈布雷指引“前进方向”了。

陈屺怀主张陈布雷入宁波府中就读，主要是缘于关来卿先生已经受聘为府中监督。关监督本是陈布雷两年前进入慈中就读时的校监。在此之前，因慈中前任校监不谙教育，教学成绩平平。自关监督主持校政后，一改前任作风，在教学课程上采取中西学兼容、新旧学并蓄的方式；在治学方法上敢于革新校风，大胆引进新人，不断建立并完善教学方法等等，使得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教学成绩斐然。这次在宁波府中学堂的冬季招考中，慈中应考者总计11人，不但全部录取，而且成绩名列前茅。这样一来，关监督的治学方法，很有点让人刮目相看了。

也就在这时，宁波储材学堂正式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按照现在通行的叫法，这一改名，宁波府中学堂也就算是宁波府的“重点中学”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为保障“重点中学”的教学质量，一时声名大振的关夫子，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聘为宁波府中监督了。关夫子就任校监伊始，便大刀阔斧地充实学科，引进人才，建立制度，整顿校风等等，颇为各方瞩目。为此，陈屺怀特向陈依仁建议：“府中学科充实，教师人才，亦颇整齐。训恩弟入府中，可稍广交游，以长见识。”值得注意的是，陈屺怀在这个时候已提出了“广交游，长见识”的培养目标，足见陈屺怀的眼光之远。对陈屺怀言听计从的陈依仁，听了陈屺怀的这番话，立命陈布雷转入府中就读。

陈布雷进入府中后，第一个予以青睐的，是史地老师凌公锐。凌先生看到陈布雷长于作文，拙于口辩，认为：“当今欧美，议院激辩，口才第一，故贤弟须练习演说。”遂勉励陈布雷：“专习史地，有此基础，泽以文字，可望深造。”

陈布雷对凌先生的教导深以为然，每逢开会，必登台演说。初时尚感言语艰涩，反应不快，用辞贫乏，往往缺乏感染力。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辩才大长，颇得凌先生等人的好评。陈布雷从政之后，由于专心致力于幕僚之职，拒绝出任主官，这就使得他的演说长才难以有表现的机会。故人们以为成名后的陈布雷只会写文章，不善言辞。其实，青年时期的陈布雷，在训练自己的辩才方面，也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不过，辩才对学生时期的陈布雷来说，不但没能产生什么补益，反而带来了意料不到的负面影响。

府中是年录取新生约30余人，与原先在校旧生人数大致相等。校方安排旧生居西楼，新生居东楼。这本是校方为方便生活管理所作的善意安排，别无他意，谁知竟由此闹出了一场大乱子，以致就此葬送了陈布雷在府中的学业。

当时正处于新旧学转轨变型时期，无论是社会各界，还是学校内部，因两种教学体制而带来的新旧思想道德的冲突，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宁波府中亦不能例外。其时，府中旧生大抵在20岁以上，所受教育大都出之于私塾或旧式书院，旧学的印痕较深，旧的传统习气亦浓。旧生的长处是旧学有相当基础，英文成绩亦佳。更有不少旧生曾参加过县试、府试或院试，亦有被录取为生员，称之为秀才的。其短处是思想落后，伦理道德陈旧，以至有不少人染有恶习，常常津津乐道于风月戏谑之谈，更有的于夜间私出赌博，为“侠”邪游。学监婉言相劝，反受其辱等等。而新生大都在十六七岁之间，多出身于学校教育，知识面较广，受新学的影响较深，往往表现得视野开阔、思想纯朴、观念激进、嫉恶如仇等。加之新旧生分居东、西楼，互相间缺少交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区域”。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东楼的新生结成“东楼党”，西楼的老生亦组成“西楼党”，“两党”“道不同，不相为谋”，早已是隔阂日深，形同路人了。

“西楼党”既有了资格老、成绩好这些优势，也就格外把眼睛长在额头上，很有些对新生不屑一顾的味道。旧生由此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讥讽新生为“未冠之童子”，嘲笑他们成天闹闹嗡嗡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东楼党”亦不肯示弱，他们指斥旧生品性低劣，行为放荡，“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针对“西楼党”的指斥，“东楼党”决定发起一次图书展览会，特邀“西楼党”分子前来参观。“西楼党”原未把东楼的这些娃娃放在眼里，觉得他们搞什么图书展览，无非是小孩子的胡闹而已，也就欣欣然地驾临东楼一游，借此看点笑话。岂知，等到“西楼党”成员刚刚进入东楼，“东楼党”分子就迫不及待地指着满架的图书，怡然自得地对“西楼党”说：“吾东楼之书架上，有世界史、世界地理、代数、几何、动物、植物、矿物、理化、社会学、图画、音乐诸科书籍，你们西楼有吗？”“西楼党”分子本是挟威而来，看到东楼的图书展览果然不俗，先就有些气馁；现在又经“东楼党”分子如此一辱，一个个为之语塞，无辞以对，只得垂头丧气地铩羽而归。经此一战，“东楼党”大获全胜，一个个锐气大长，战斗的欲望更强。从此，“两党”之间的矛盾，也就越结越深。

一般人只知道成年时期的陈布雷是一个十分传统的人物，并不清楚青少年时期的陈布雷性格刚烈、思想活跃、蔑视传统、反叛权威，是一个极不安分的家伙。从董氏馆成立“覆满同志社”，到慈中参加闹学潮，陈布雷都是其中的激进分子。有这样丰富的造反经历及“革命经验”，到了宁波府中时期，不用说，也就众望所归地成了“东楼党”的领袖人物。并且，这个时期的陈布雷在凌公锐先生的教导下，为了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辩才，对于任何演说机会，都是不肯放过的。一次，学校集会，“东楼党”一致决议以新道德问题发表演讲，并推陈布雷上台主讲。于是，陈布雷雄赳赳、气昂昂地登台演说：“青年求学，尤须注重道德，反对腐化”等等。语辞间无不句句指摘“西楼党”行为不检，积习甚深。陈布雷的演说颇博得“东楼党”的掌声和欢呼。而“西楼党”分子亦视陈布雷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甚至他的一举一动都遭到“西楼党”分子的监视。

一日，陈布雷给上海复旦公学的同学洪苓西复信，信中备述府中旧生之种种腐败情形，深为痛心。书成，同室刘君索之一阅，陈布雷则因事外出。适在此时，一个“西楼党”分子来此侦察，在患有近视眼病的刘君身后偷看了此信，乐颠颠地赶回西楼报告。“西楼党”经过一番密室策划，立即派人对学校信箱暗中进行监控，等到陈布雷将信投入信箱后，迅即将信箱撬开，先将证据抓到手中，然后一状告到学监那里，谓陈布雷毁坏同学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斥退不足以平同学之愤。否则，旧生全体退学，以示抗议。

“东楼党”闻报，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商讨的结果，亦是采取“以民意对民意”的办法，20名新生共同署名，上书学监，严肃声明：“如斥退陈训恩，则我等亦全体退学。”

这样一来，弄得学监大人为难了：不斥退陈布雷，旧生全体退学，一统江山，将去其半，不行；斥退陈布雷，新生全体退学，江山一统，其半将去，亦不行。这个时候，学监大人的处境，很有点像胡子老狼的处境：“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两难了。想来想去，学监大人别无选择，只好玩一次“中庸”，将“斥退”二字分开运用，对陈训恩同学只言“斥”，不言“退”。

于是，全体学生集会，学监大人宣布：“陈训恩轻动笔墨，破坏同学名誉，记大过两次。”学监认为：既已处分了陈训恩，旧生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大概也就会顺坡下驴，趁势收篷，不至于轻言全体退学了；同时，既然处分中没有提到“斥退”二字，新生也就没有理由提出全体退学。如此，新、旧两方面的面子都顾及到了，甘蔗两头甜，这也是学监的一番良苦用心。

自然，学监大人能想出这么个息事宁人的好办法，也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首先，对于任何一位校长来说，总是有“校”才有“长”，学生都走光了，自己还“长”什么？手心手背都是肉，旧生新生，都是自己的学生，自不可厚此薄彼；其次，陈训恩同学直言无忌，嫉恶如仇，这当然是好的。但是，他在外人面前如此非议本校学生，的确是有欠考虑，这是陈君应引以为戒的；再次，这件事闹到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境地，总得有人出来吃板子，承担一份责任。既然旧生把矛头对准陈君，少不得也只有委屈一下他了。可见，学监大人宣布这样的处分决定，确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哪里知道学监大人的一番苦心孤诣，不但未能使“两党”罢兵言和，反而更激起双方的愤怒。在“西楼党”认为：陈训恩是新生中的核心人物，能写会说，敢作敢为，这次不能将他驱逐出校，斩草除根，一旦死灰复燃，今后“西楼党”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旧生在“斥退”的条件上，决不后退一步，坚持要将陈布雷开除出校。在“东楼党”认为：陈训恩同学并无过错，还要蒙受如此处分，实在是毫无公道可言。以至史地老师凌公锐、国文老师冯君木也加入“东楼党”阵营，公开站出来抨击学校的处置，替陈布雷鸣不平，指出：时到今日，居然还有私开信箱、破坏通信自由的举动，这是我们宁波教育界的羞耻。

“两党”谁也不肯后退一步，学监大人的“中庸之道”不灵了。这真是“金刚厮打，佛也理不下”。双方就这样怒目相向，僵持数日之后，不得不由宁波府教育会长张让三出面找陈布雷谈话，张以颇为愧疚的心情对陈布雷说：“此事，旧生确实无理，但双方相持，总不是办法。你是否自动告退，以保全学校。”陈布雷至此也若有所悟，深感：“以余一人，使全校解体，余不为也。”当即自请退学。学校的喻庶三先生深悉府中的矛盾，实为新旧势力之争，认为非断然处置，则将扰攘无休。于是，喻亲往府中，召集旧生宣布：“陈生对不起同学，已服其罪；但旧生亦殊无礼，应各记大过两次。如不服者，退学可也。”如此一来，旧生皆被镇住，闹腾多日的“党争”风潮，戛然而止。

陈布雷退学后，一时漂泊无依，终日沉溺在新出的各种小说之中，内心深感失学之苦。三个月后，陈布雷决定改入师范学校简易科，作选科生，学习日文、博物及图画，夜里则借住于育德小学（陈屺怀创设并任校长），偶尔也为该校代课，这是陈布雷求学生涯中最为黯淡的一段时期。

宁波府中的东、西楼之争，给陈布雷造成了刻骨铭心的影响，这也是形成陈布雷终身性格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陈布雷，性格中虽然也有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等传统与保守的一面；但就其性格的主层面来说，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始终是一个敢作敢为、作风猛锐、性格刚烈的豪雄人物，这与中年之后的陈布雷在强势人物面前变得谨言慎行、唯唯诺诺的形象，可谓天壤之别。这中间的变化，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宁波府中的“党争”，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后，出于保全学校这个大局，陈布雷不得不向旧势力作出让步。至此，陈布雷性格中软弱、屈从、忍辱负重、自我牺牲、顾全大局的一面，再一次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这一次挫折，使陈布雷加速了从激进与革新意识向屈从与保守意识方面的转化。

府中风潮之后，陈布雷从反面总结自己的教训，曾多次对三弟训懋说：“你以后一定要记取我的教训，慎言慎行，力戒轻举妄动。”进一步，退两步。这就是陈布雷，一个具有两重性格的复杂人物。

“父母在，不远游”

陈布雷在师范学校简易科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深感其程度太低，希望能插入程度较高的浙江高等学校预科就读。但浙高招生条件极严，非经特许，预科不收插班生。于是，陈屺怀不得不再度出山，替陈布雷疏通关系，打通关节，从宁波教育界名人赵林士找到甬籍通人张葆灵，又从张葆灵找到浙高教务长王伟人，再由王伟人找到浙高校监吴雷川等。关系找了一个又一个，后门开了一道又一道。终于，陈布雷蒙吴学监亲自召见。陈布雷当即提出：“请求破例，特许插班，愿受试验。”吴学监则询及所学及宁波府中学堂退学原因。陈布雷不善遮掩，直言相告。吴学监听了倒也感动，经过对国文、英文、数学、理科、史地等科目进行考试后，同意插入浙高预科二年级乙组。

浙江高等学校是陈布雷求学生涯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从1906年至1911年，陈布雷在浙高就读五年之久，从而完成了他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段里程。浙高—奠定了陈布雷一生事功的基石。

浙高培养出了像慈溪陈布雷、金华邵飘萍、绍兴邵元冲等（著名的浙高“三笔”）新闻报人及国民党要人，然而，就陈布雷等人的学历来说，却是个比较不容易界定的难题，如果勉强地做一比较，我们只能说陈布雷的学历大抵相当于今天中师或专科学校的水平。浙高的前身，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设立的求是书院。其预科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正科则与当时的大学预科近似，与现在的学制无可比拟。以这样的学历能够成为“民国第一笔”，这实在是让一些戴着博士头衔的学子们惊愕的。

浙高的来头不算大，牌子也硬不到哪里去，却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新闻报人，缘于它有着一套特有的管理方法和民主空气。浙高的师资力量很强，学生的素质较高。针对这一特点，学校在教育方针上，制订了重自治自律、重感情陶冶的教育原则。从而形成了校风和易、选课自由、考试严格、学习主动的教育特色。如此，浙高学生反而很少有自暴自弃与行动越轨者出现。

陈布雷初入浙高，有如此民主、和易、宽松的学习环境，顿感获得了最大的学习自由度，第一次感受到在学校读书的乐趣。据此，陈布雷主动放弃了一些自己不感兴趣或认为不难补习的学科，对自己喜爱的国文、史地等学科，则不断加大阅读量。其时，陈布雷与绍兴邵翼如（即邵元冲）等同学，经常离开课堂，在寝室或操场上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所读尤以文学、史地方面的笔记小册子为多，涉猎十分广泛，这对他们以后从事新闻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0世纪初期的杭州，革命党人十分活跃，革新空气极为浓烈。浙高为省内最高学府，风气开通，名师云集，陈布雷从这里汲取了深厚的民主营养。诸如：国文主讲沈士远先生、地理主讲张阆声先生等，都是积极倡言推翻清廷的激进党，他们的民主意识，对青年陈布雷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陈布雷常到沈士远先生处借阅禁书，对《复报》、《民报》、《新世纪》等激进报刊上的政论文章，尤为喜爱。陈布雷在与沈士远先生及邵飘萍、邵元冲等同学交流读报心得时，曾兴奋地说：“这些报刊上的政论文章，流畅有力，说理透彻，论事气壮，是从八股与古时议论文中解放出来的新文体，清新可诵，感人至深。”这是陈布雷第一次感受到用新文体写出来的政论文章所具有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力度。正是在浙高时期，陈布雷种下了将来要做政论文章的心理潜因，这对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流的政论家，是一个极大的鞭策与推动力量。沈士远先生十分欣赏这个得意门生，对陈布雷的评价是：“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在浙高校风的熏陶下，陈布雷性格中的另一面：那种猛锐与革新的生命意识，再一次得到张扬。1906年深秋，著名的铁血女侠秋瑾到杭州联络同志，住在庆和堂客栈。陈布雷闻讯，即托庆和堂小主人引见，返校后即对同学说：“女侠倡言革命，驱逐胡虏，闻者却走。”虽只寥寥数语，然对女侠的真诚崇敬，溢于言表。于此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陈布雷，看人论事的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均达相当水平。

在浙高，陈布雷以其激进言论，很快成为进步学生一致拥戴的领袖人物之一，两次被推为班级书记，多次被推为学生代表，出席一些激进的革命运动和社会活动。1907年秋天，清政府邮传部主张借英款建筑沪杭甬铁路，浙人闻讯，群起反对，杭州士绅、商界、学界均组织团体，打出力保主权的大旗，是为“浙路拒款会”。陈布雷亦被浙高学生推为代表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拒款”运动，其间倡议、集会、请愿，近两月之久。

1908年夏，陈布雷修完了预科的全部课程，在50多人中，以名列第五的上佳成绩，转入正科。正科采用分科制，第一类为文哲法政，第二类为理工，第三类为医科及博物。陈布雷对理工素无兴趣，擅长文史，且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表现出很高的从政天赋，理应加盟第一类。然在选择志愿时，陈布雷信奉“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的古训，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学农，填写的第一志愿为日本札榥农校（即东北帝大）。由此可以看出，在陈布雷的心灵深处，依然潜藏着陈姓家族那种崇尚耕读的深厚传统，即使在从政之后，陈布雷依然表示出一种回归耕读的强烈愿望。于此，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家族传统对陈布雷的规范作用。但是，陈布雷很快接到了其父陈依仁不许出国的指教。这是“孝道”伦理对陈布雷出国留学愿望的第一次否定。陈布雷是个孝子，从不敢违拗父命，至此别无选择，只得勉强选择了浙高文哲法政科。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农学家，多了一个政论家。

文哲法政科的课程注重外语及史地，英文主讲邵裴子先生、法文主讲张镜人先生、文化史主讲沈尹默先生、国文主讲沈士远先生、经学主讲杨逊斋先生、史地主讲洪培克先生等，均为蜚声教育界的“大腕”级教授，可谓集一时之盛。一流的校风，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材，陈布雷在浙高文哲法政科正是如鱼得水，除第二外国语法语及伦理学外，对其他各门功课均兴趣盎然，学起来也是游刃有余。眼界颇高的洪培克先生本是浙高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聘请的名教授，洪氏教授了19世纪史、外交史、世界地理等课程后，情不自禁地勉励陈布雷：“你的程度可入美国大学二年级而无愧，我希望你不以此为止境。要学以致用，为你们祖国效力，中国正在开始前所未有之改革时期。”

1909年夏，浙江决定通过考试方式，选拔10名官费生赴欧美留学，陈布雷当即报名。本来，以陈布雷的优异成绩，入选极有希望。然而，刚考过国文、英文、数学三科，陈布雷再次遭到其父陈依仁的反对，他说：“你三弟已夭折，家中弟妹众多，不愿汝出门远行。”

中国人的“圣训”是：“父母在，不远游。”这样一个“孝”字，真有千钧之重。没有办法，陈布雷只好听从父命。这是“孝道”伦理对陈布雷出国留学愿望的第二次否定。陈布雷从此与出国留学无缘。不过，若陈布雷真的到欧美喝过几年洋墨水回来，那就不会是后来那个陈布雷了。

“革命党”的假辫子

正是在浙高时期，陈布雷的新闻天赋得到了最初的开发。据陈布雷自己认为，他第一次接触编辑工作，是缘于浙高时期编写讲义的实践活动。浙高聘有日籍教师，他们在讲授史地、博物等课程时，不用课本，由学生自编讲义。陈布雷文笔好，曾被指定担任生理学讲义的编辑、缮印、装订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陈布雷深有感触地说：“这样将听、记、写、编四者合一，实为新闻记者所必备。教师讲，学生记，写出来，编成书，再刻钢版，印成讲义，其过程无异报纸的采编、发排与付印。”

陈布雷第一次从事具有新闻意义上的编辑工作，缘于浙高时期的一次学生运动会。1908年4月，杭州公私立学校，在梅东高桥运动场举办运动会，规模达3000人之多。运动会期间，陈布雷被大会指定为新闻编辑。在图画教师包蝶仙先生的指导下，陈布雷一边采访，一边编写，一边印发，干得十分专注和投入，受到运动员与观众的好评，邵振青因此曾赞叹陈布雷有新闻天赋。陈布雷于事后回顾：“从采编油印讲义到采编油印新闻纸，算是我第一次从事采、编、印、发合一的新闻工作。”

陈布雷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也是缘于浙高时期。1910年，本着“学以载道”的古训，陈布雷为“铁路国有”问题，曾致书上海《中国新报》主编杨度，慷慨陈词，反对清政府将铁路主权让给外人，该信获得大儒杨度好评。陈布雷在寄出该信的同时，另给上海《天铎报》也寄出一份，请慈溪人洪佛矢先生教正。洪先生不但将该信在《天铎报》刊出，而且回信加以赞扬，勉励陈布雷经常著文投寄。这篇文章的刊载，给陈布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第一次产生了要在未来从事新闻事业的念头。

浙高时期，陈布雷的个人生活，经历了两件大事。

第一是三弟训懋的不幸病逝。1908年11月，陈训懋突患冬瘟症，自学校请假归家，乡间无良医，误于用药，死时年仅17岁。训懋比陈布雷小两岁，从童稚时一起捉迷藏做游戏，到同时由父亲在家中设馆启蒙；从一起到董氏馆就读，到结伴入慈中求学；从携手创立“覆满同志社”，到共同参加慈中的“罢课”风潮等，两个人都是出则同出，归则同归，不但是两个情同手足、无话不说的好兄弟，而且是一对形影不离、肝胆相照的好朋友。与陈布雷疏阔务外的性格不同，陈训懋性格笃实，思虑周详，酷似陈依仁，有理家之才。陈训懋的早殁，不但在感情上对陈布雷是一个巨大打击，而且对陈布雷未来的事功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陈布雷曾著文痛述其事：“吾弟厚重笃实，自幼言动若成人，资性敏慧，尤有治事之才。以遗传之性格言，酷似余父，故父母手足均笃爱之。性尤纯厚，悯父之勤劬，即辍学助父理家族事为请。父常语人，谓恩（即布雷）阔疏好务外，异日继余志者，其为次儿乎？”这意思就是说，依陈依仁的本意，陈布雷是不宜作自己的接班人的，心目中理想的“二世”，是厚重笃实的次子训懋。训懋去世，没有办法，只有训恩接班了。陈布雷后来一想到这一点，就哀痛莫名。不过，陈布雷通过数年理家琐务的训练，性格中亦逐渐增加了慎独持重、务实精细的成分。就其性格的完善来说，也是有所补益的。这一年，陈布雷归里，回忆自己：“日与四姊、五妹、六妹谈三弟往事，忍泪相对，戚戚无欢。”悲痛之深，无可言喻。

第二是陈布雷的完婚。十年前，陈布雷就已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慈城杨宏农订婚，岳父大人即为浙高教授陈布雷经学的杨逊斋先生。1909年11月6日，陈依仁安排陈布雷回官桥完婚，时陈布雷年仅19岁。陈、杨之合，虽非自由恋爱，然杨氏生于书香门第，知书识礼，秀丽贤淑，颇为陈布雷喜爱和敬重。度过蜜月后，陈布雷以学业为重，及时返校上课。然而，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已经是“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了，咂咂嘴，细一品味，与杨氏之间，很有了那么一点“先结婚，后恋爱”的味道。

陈布雷童年订婚，19岁完婚，25岁长子出生，真可谓是订婚早、结婚早、生子早的“三早”型人物，自然也可以说是“孝道”伦理的传统典范。在自然科学方面，陈布雷广泛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但在伦理道德方面，陈布雷始终是一个传统型人物。纵观陈布雷一生，在“忠”的方面，青年陈布雷或许还有过一段“反潮流”的经历；但在“孝”的方面，除了县试时的一次“踏软拐”之外，陈布雷始终是一个循规蹈矩型的人物。

陈布雷度过新婚蜜月后返校，教授《伦理学》的洪培克教授闻讯陈布雷已经结婚，为之大惑：“不到二十，况且还在求学时期，何必急着结婚。”这个时候，洪先生已经34岁了，仍是“独行客”一个，真可谓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了无牵挂，潇洒至极。先生教《伦理学》，学生学《伦理学》，在知识上可以相互借鉴学习，但在行动上，依然是各行其是，我行我素。中西人文差异之悬殊，于此可见一斑。

1910年秋，正是清政府崩溃的前夜，受浙高德文教师张褧伯先生的鼓动和感染，陈布雷毅然剪去发辫，以显示其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的决断态度。然而，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已经有了县试背榜、慈中学潮、府中退学的失败教训，大可以说是老于世故了。这一次，陈布雷已经有了应付突发事变的经验，先于暗中制作了一根假辫，在归里时戴上，以备老父陈依仁临时检视。细论起来，这实在是有点“假洋鬼子”的遗风了。以阿Q的话来说，辫子而至于假，简直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但是，陈布雷不管这些，百德孝为先，为了糊弄一下老头子，他不得不玩点小手段。在陈布雷来说，“革命党”是要做的，大孝子也是要做的，做一根假辫子，不失为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大孝子与革命家的矛盾，就这样通过一根假辫子，在陈布雷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从陈布雷这一阶段的成长经历来看，大凡涉及政治问题，无疑地，陈布雷是一个激进分子，也可以说是一个为之奔走呼号的革命党；然一旦涉及伦理道德，陈布雷很快表现出他的传统与懦弱，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保守党分子。陈布雷的“假辫子”，集中地说明了他的这种人格上的尖锐、深刻的矛盾。

陈布雷的这种人格矛盾，正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写照。即以官桥陈氏家族来说，以陈屺怀为代表的激进革命势力及以陈依仁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都对陈布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少年时期的陈布雷，始终被笼罩在这两个人的投影下，从而成为一个熔激进与传统、革新与保守于一炉的矛盾体。正是受这样一种矛盾的人格规范左右，陈布雷在求学阶段，始终成为新旧两种社会势力争夺的对象，时而被推为革新势力的龙头，时而又成为保守势力的骥尾。至此，陈布雷既不甘心脱离革新力量，又没有勇气与保守势力决裂，出于一种矛盾而尴尬的心理潜因，企图借一根假辫子，继续周旋与游离于新旧两个阵营之间。

1911年夏，陈布雷经过五年的浙高学习生活，即将参加毕业考试。然因劳累过度，陈布雷出现了体力不支的现象。当时，陈屺怀出任浙省咨议局议员，长住杭州，因而对陈布雷的情况知之颇详。据此，陈屺怀给陈依仁写信报告：“二弟此次考试，不作第二人想。校中教师亦谓其课业优异，足为吾家门楣增光。然体弱如此，恐其试毕将大病耳！”结果，陈布雷因请假扣分，名列第四名。为此，教务长邵裴子先生劝慰陈布雷：“教师及学校均以远大期望于汝，汝切勿介介于等第名次而自馁。学问贵有真实之数诣，汝天资不居于人下，而沉潜不足，宜随时自策，无负诸师之望。”

不久，陈布雷即离开杭州，返回官桥，长达十余年的求学生活，至此告一段落。

老照片

陈布雷

 

浙江余姚官桥良七房陈布雷故居村口

 

良七房陈布雷故居庭院

 

良七房陈布雷故居厅堂前走廊

 

良七房陈布雷故居厅堂

 

故居楼上陈布雷书房故居楼上陈布雷卧室（图右边门洞）

 

陈布雷与胞兄妹合影。前排左起：陈训慈（叔谅）、陈布雷（训恩）、陈训悆；后排左起：陈玲娟、陈训惠。

 

陈布雷墨迹：《回忆录》自序，写于1940年6月。

 

浙江高等学校旅沪同学第三次同乐会合影（1927年1月），前排右一为陈布雷。

二、从“布雷”到“畏垒”

面包　布雷　布鼓

陈布雷跨入社会的第一个台阶，是应聘为上海《天铎报》撰述记者。

《天铎报》由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创办。在清末立宪活动中，汤是一个重要人物。汤为进士出身，先后任山东巡抚张曜幕僚、翰林院庶吉士等。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曾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数年后，汤追随清末立宪派领袖人物张謇，参与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为宣传资产阶级立宪思想，汤于1910年3月在上海创办《天铎报》，自任董事长。

汤为浙江绍兴人，与慈溪陈屺怀有浙东“乡党”之谊。因陈屺怀此前办过《生活杂志》，故汤创办《天铎报》时，力邀陈屺怀出任社长。与陈屺怀的激进立场比起来，汤的立宪派思想已经趋于保守。然汤的长处是：除了提供财政支持外，自己不甚过问社中事务，社中笔政能够放心地委托陈屺怀主持。于此，陈屺怀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从全国各省招聘新闻编辑人员，将戴季陶、洪佛矢、胡甄瓦等沪上名笔招至麾下，并大胆起用思想激进、笔力刚劲的原《上海日报》编辑戴季陶任总编辑。由是，在陈屺怀、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主持下，《天铎报》一变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舆论阵地，极尽鼓吹反清革命之能事，一时大受欢迎，成为当时最具革命影响的13种大报之一。

陈布雷对《天铎报》的编辑业务并不陌生，这是因为在半年前，他已经从事了一段时期的编辑业务。这一年的初春，陈布雷绕道上海赴杭州入学，暂住《天铎报》社。时戴季陶正为新婚期间无人可代其业务而犯愁，见陈布雷不期而至，不觉眼前一亮，当即要陈布雷代主笔政。陈布雷有心一试，但缺乏自信，颇有些踌躇不决。戴季陶看出陈布雷的心思，当即转述了当初陈屺怀力排众议，将自己提升为总编辑的故事，热情鼓励陈布雷：“兄致杨度信在我报刊出，文笔犀利，颇受读者欢迎，且汝中、英文俱佳，可以代主笔政。”陈至此欣然应允。于是，陈布雷每日撰短论两则，间亦代撰论说。陈所撰短论，善用典故，语言文白夹杂，句式短而铿锵，语颇激烈昂扬，读起来琅琅上口，颇能吸引读者，亦受报社同仁好评。这一次成功的编辑“演练”，成为陈布雷进入社会的一次心理与业务准备，为其在毕业后投身新闻界，一锤定音。

1911年秋，陈屺怀已辞去《天铎报》社长一职，但是，经胡甄瓦等人引荐，陈布雷仍顺利地进入《天铎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自豪与留恋的报人生涯。陈任撰述记者，与报社约定的合作条件是：每日撰短评2则，每10天撰社论3篇；报社每月付薪水40元，是为银货两讫。总计1个月要写60篇短评，9篇社论。以今人“写文章，如磨枪”的写作速度来看，陈布雷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了。况且，以现代通行的办报准则来说，社论与短评不啻是一个报纸的灵魂，若非报社的顶尖高手，是难以胜任的。而陈布雷初出茅庐，就担纲报纸主笔，这说明陈布雷的实力，在当时已得到报社同仁的一致推崇。

至于40元的月薪，虽不能说多丰厚，但在当时，也就不薄了。据陈布雷说，当时他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行台旅社，每月住宿费加伙食费，总共12元，开销是绰绰有余了。况且，比起戴季陶初入报社时的30元，对陈布雷算是另眼相待了。如果我们想到陈家党头子陈果夫，六七年后进上海晋安钱庄时，每月薪水只有8元，那陈布雷确是算得上“高薪阶层”了。

《天铎报》时期，陈布雷每天的工作方式是：上午休息，午后到报馆收集材料，提炼主题，打好腹稿。晚9时再到报馆撰文。一般情况下，大都工作到夜12时左右，等稿子拼版后归寓休息。其时，《天铎报》内部派系纷争，情形相当复杂。但是，陈布雷崇尚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与同仁之间倒也相安无事。其时，陈布雷与“南社”诸子柳亚子、高剑父等人往来日密，渐成知己；与性格粗疏、情绪热烈的戴季陶关系尤密。陈布雷后来常以充满眷恋的心情回忆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少年初涉社会，对一切感到新异而有趣味，交游渐多，来者不拒，居常备白玫瑰酒一瓶，每日购酱牛肉小银币两角，以待宾客。”

读者据此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幅图景：在南京路第一行台旅社前楼临街的一间客舍中，一瓶酒，一碟酱牛肉，二三知己好友，高谈阔论，评点古今，纵论天下，一吐为快，以至通宵达旦而浑然不觉，这是何等惬意的人生快事。正所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辛亥时期的上海，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反清舆论宣传的前哨阵地，同盟会的重要领袖、曾任《民报》撰述的宋教仁先生，此时在上海《民立报》任主笔。陈布雷久慕宋教仁大名，专程到《民立报》拜访。从年龄上说，宋只比陈布雷长八岁，相距并不悬殊；然而，从资历上说，宋早已是名动海内外的大革命家了，自非初次出道的陈布雷可以企及。故宋教仁以革命前辈的口吻，在询问了陈布雷的学历之后，接着问他何以不进大学继续读书而到报馆做事。在内心深处，陈布雷一直以未能上过正规大学为憾事。然在口头上，心高气傲的陈布雷又不便如此坦言。于是，便以守为攻地回答：“为求学问，长见识而来，自信较大学为有益。”

宋教仁是以革命家为终身职业的，办报只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手段，从未听说过、自然也从未想过以办报作大学的说法，初听陈布雷此语，颇有些不解地对《民立报》的同事说：“你们听到了吗？这位青年朋友要以报馆为学校，岂非海上奇闻？”于此，宋先生的“职业病”上来了，对陈布雷说：“报纸为启迪民智、宣传革命之工具，办报的人向社会传播见闻，刊播新知识，反映舆论。报馆是社会的学校，记者以学问服务于报社，怎能把报馆当学校？”这种话让陈布雷听起来，就不那么入耳了，他是很敬慕这位职业革命家的，但对他如此武断的指摘，大不以为然，亦有点不快了。陈布雷当即反驳：“蒙先生教诲，得益匪浅，但窃以为教学相长，在报社做学相长，并无不同之处。如记者入报社后，不努力吸取新知识，自己落伍，报纸也不会进步。窃以为在报馆确比上大学进益。”陈布雷说话的态度也还真诚，但言语之间的火药味出来了。那意思就是：一个人不能吸取新的知识，就要落伍；办报的人落伍了，报纸自然也办不好；报纸办不好，谈何“宣传革命之工具”？

不但针锋相对，语语见血；而且说理严密，无懈可击。所谓高手过招，点到即止。陈布雷虽仅三言两语，但宋教仁听出味道来了，也听出水平来了，不但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而且颇有些肃然起敬了。真正有大学问的人，无不虚怀若谷，宋教仁也不例外。现在陈布雷抢白了他两句，不但不以为忤，不以为不敬，反而一下子拉近了他与陈布雷之间的距离，感叹陈布雷这样的年轻人值得敬重，亦值得交往。从此以后，宋教仁与陈布雷遂成谈友，过从甚密。宋教仁精于史地，长于国际政治，善论世界大势，且颇多著作。《民立报》得宋教仁主持笔政，很快成为上海新闻舆论界评论国际政局的权威日报，影响日隆，声誉日高。陈布雷得宋教仁提挈后，视野亦日益开阔，每值国际大局有变，也争先在《天铎报》上著文评论。次日，《民立报》亦必有一篇唱和。如此，陈、宋文章相互印证，相互辉映，一时享誉沪上。陈布雷与宋教仁，《天铎报》与《民立报》，很快成为上海报界发表国际时评的“双笔”与“双星”。

陈布雷进入报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笔名”问题。当时的社论，均须署名。此前戴季陶撰写社论时，用的是“天仇”这个笔名。“名者，实之宾也。”事实上，一看这个笔名，就知道戴季陶的为人与个性了。果然，《天铎报》一篇篇以“天仇”署名的评论发表以后，好评如潮，被称为“以极犀利词锋，写极激越言论，煽动力至强，引起读者兴趣，一时名满海内”，以至“穷达利眼识天仇”，竟是沪上无人不知戴了。

陈布雷既主笔政，也不得不想一个颇能体现自己个性的笔名。他没有戴季陶那么狂放不羁，“天恨”一类的笔名，他是不喜欢的；但也不是那种庸碌无为的人物，有理想，有大志，风花雪月、桃红柳绿一类的笔名，他亦不感兴趣。想来想去，陈布雷决定启用“布雷”这个笔名。提到这个笔名，也算是颇有些来历。陈布雷在浙高读书时，因其面颊圆满，胖乎乎的，同学邵元冲等人当即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呼之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音译则为布雷。在同学汪德光等看来，陈布雷好撰文字，以投报馆，不若以“布鼓”作笔名，颇有寓意。陈布雷亦感有趣，故欣然接受。我们今天看到的陈布雷的一些照片，大都是他从政以后所拍。从这些照片上看到的形象，无一不是形容枯槁，面目黄瘦，俨然一个老太婆。我们没有看过陈布雷在浙高时期的照片，但面包的形状大抵是知道的，的确是丰丰满满，胖胖乎乎，珠圆玉润，惹人喜爱。想来那个时候的陈布雷，学业优异，生活优裕，诸事顺利，前程远大，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一副好心情。

“布雷”二字，固然是一个“舶来品”。不过，自译成中文后，已经与“面包”一词大异其趣，听起来倒也别具一格。陈布雷自己解释：布雷即布鼓。以布作鼓，其声类雷，究非雷声，亦即“布雷非雷也”，作用终究有限。从陈布雷一生所走的道路及悲剧性的结局来看，这大概也寄托了某种寓意。大学问家与大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此其然也！

说到“陈布雷”这三个字，我们知道本是源于《天铎报》时期。而在这之前，一直是使用“陈训恩”这个名字。笔者从本书开篇就用“陈布雷”这个名字，本是为了叙述方便，若勉强地作一个比喻，好比司马迁作《高祖本纪》，开篇第一句就是：“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其实，刘邦生前，何曾用过“高祖”之名。“高祖”二字，本是源于刘邦死后，群臣公推：“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故上尊号曰高皇帝。此后，始有“高祖”之称呼耶。笔者用心，亦本乎此。

沪上“布雷”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海内外论坛为之瞩目，陈布雷亦为之“欢欣鼓舞，而不能自已”，决定写专文响应。鄂事初起，许多保皇党舆论均称武昌民军为“逆军”。《天铎报》总编辑李怀霜屈于清政府的压力，力持慎重，主张在宣传方针上固然不必呼民军为“逆军”，但也不必称之为“义军”，打一次“擦边球”，毋触清廷之怒。然陈布雷大义凛然，认为以《天铎报》的革命声誉，绝不可附和各报，人云亦云，义逆不分，而应该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据此，陈布雷在专文中，大凡提到武昌义军，无不以“革军”、“义军”、“党军”、“民军”呼之，并连日撰写评论，以《谈鄂》为专题，按日刊布，总计十篇，一时哄传京沪，名动海内，从此奠定了陈布雷在新闻界作为第一流政论家的地位。

陈布雷《谈鄂》十篇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在义逆之间，绝不持模棱两可的骑墙态度，而是以笔为枪，以《天铎报》作战场，爱憎分明、无所畏惧地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肩作战，并通过介绍辛亥革命局势，分析国内政局演变趋向，为武昌义军大唱赞歌，为推翻封建制度大造舆论。在《谈鄂》（壬）篇中，陈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义军起事，在于清廷政治的腐败。申明：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不良政治者，革命种子之所由胎息也”。武昌义军“不惜犯空前之大难，志在出同胞于水火而已”。从而表明了武昌义军乃正义之师的鲜明立场。当看到武昌义军之火，以燎原之势席卷十二行省，全国“三分天下，既有其二”时，陈布雷情不自禁地大声讴歌：“鄂风泱泱，扇遍天下。”预言：武汉将与美国波士顿、法国巴黎“同为世界史上一至足纪念之胜地”。《谈鄂》十篇中所表达的那种无所顾忌、纵横肆张、一泻无余的革命激情，第一次将陈布雷憎恶腐朽、追求进步、向往变革的热烈情怀，痛快淋漓地进行了宣泄。

《谈鄂》十篇的另一个特色，是它的新文言的语言。陈布雷写文章，一方面善用警句、典故、成语，喜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句式短促而精练，文字深透劲锐、精微奥博，语言激越、铿锵，气势磅礴、有力，感染力极强；另一方面，陈布雷虽然以文言行文，而笔下颇有白话气息，“我手写我心”，文字明白易懂，通达流畅，许多段落语句，可诵可吟，如诗如赋，给人以强烈的美感。特别是有些篇章，如《谈鄂》（辛）等，语句中常间以反笔行文，语言幽默，讽刺辛辣，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这些方面，初步展示了陈布雷的旧学造诣与新学功底，以及在语言文字方面，善以旧瓶装新酒，新旧勾兑的雄劲笔力。陈布雷在其文字生涯的初始阶段，其文往往亦庄亦谐，亦劝亦刺，亦温亦厉，亦雅亦俗，有着多重风格。反观陈布雷成为国民党的文胆和代言人之后，其文往往是：庄重有余而轻灵不足，雅善有余而放逸不足，正辩有余而反讽不足。成年陈布雷的文章，很有些君临天下、老气横秋的味道，这与青年陈布雷那种鲜活而犀利的文风，相去甚远了。陈布雷的《谈鄂》十篇，也许在今天的青年人读起来，仍是文乎文乎的，有不少语句亦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然而，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发起五四新文学运动，尚是七八年以后的事情呢。

《谈鄂》十篇，不但写得情文并茂、明白晓畅，而且旗帜鲜明、爱憎分明，这样的文章，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是可以想见的。当时，即使是对爱新觉罗氏家族忠心耿耿的保皇党人，也不得不满怀敌意地买一份《天铎报》浏览一下。一时之间，《天铎报》以日发行4000份的骄人业绩，不仅越过了老资格的《新闻报》和《时报》，以至直追声誉卓著的《神州日报》和《民立报》，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之一。

《天铎报》身价不凡，销路大涨，“陈布雷”三个字更是如雷贯耳，名震沪上了。友人曾为之赠诗：“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刻画了陈布雷其时以笔为棰、以报为鼓、执着而忘形地为武昌义军鼓与呼的壮士形象。从此，陈布雷“歪打正着”，原名“训恩”逐渐被人遗忘，字“彦及”亦不复人知，剩下的就是一个“舶来品”的笔名：“布雷”，反倒成了他的“真身”，哄传京沪各报。

陈布雷从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间，先后写下了大量时评，诸如：《钱镠弩，鸱夷血，呜呼寂寂》、《欢迎章太炎》、《共和而外非所愿闻》、《喜捷》、《社会主义大总统》、《战机动矣》、《砭顽》等等，均为其中名篇。特别是《钱镠弩，鸱夷血，呜呼寂寂》一文，全篇仅320字，却写得激情澎湃，难以自已；词锋犀利，锐不可当，反复诵读之余，大有令人动容失色之慨。以至20多年后，当有记者询问陈布雷在《天铎报》时期，以哪一篇文章最具代表性时，陈布雷未作深思，便以此文作复。可见，陈布雷是颇以此文为得色的。据统计，陈布雷其间发表时评近百篇。这些时评，长则三四百字，短则一二百字，无不是清通简要、雅善讥弹、文心美境、练达高华，风格独树一帜，大受时人欢迎。

陈布雷在《天铎报》期间的另一个杰作，是为孙中山先生翻译了《告友邦人士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为民国伊始。改朝换代，万象更新，按国际惯例，孙中山要发表一篇煌煌文告，向各国打个招呼。于是，孙大总统事前拟就一份《对外宣言书》（亦称《告友邦人士书》），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亲自将其带到上海发表。当时，在上海各报中，以《民立报》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关系最深，《民立报》亦差不多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关报。临时政府的许多大事，尤其是事关国际事务，大都由《民立报》首先发表。既然是孙大总统的《对外宣言书》，不用说，这个独家新闻的“专利”，自是非《民立报》莫属。

但是，问题来了。孙大总统的这篇《对外宣言书》，本是用英文拟稿，王大总长到了上海后，一时竟找不到译稿的高手。有的人英文虽好，但中文不佳，翻译起来往往言不由衷；有的人中文是没得话说，但英文不敢恭维，翻译起来又词不达意。王大总长有点犯难了。此事恰被《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闻悉，陈即对王说：“我们报馆有位陈君，可任译事。”

其实，就王宠惠本人来说，不但是美国耶鲁大学的高才生，而且是名动海内的法学专家，他之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外交总长，其英文水平之高，可想而知。况且，以他的耳闻目睹，沪上报馆的英文高手，岂有不略知一二的。因此，陈芷兰吹下“牛皮”，王宠惠便有些将信将疑，只是时间已经相当紧迫，王总长的处境，便有些狼狈，只得病急乱投医，好歹跟着陈芷兰走一趟了。到了《天铎报》馆，王宠惠先指定了一段文字，当面叫陈布雷试译，以期亲自鉴别。王宠惠的这一手很厉害，决不轻信，亦决不轻疑，而是采取当场考试的办法，是驴子是马，先拉出来遛遛。

陈布雷的中文，称得上是国手，这是不用说的，至于英文，自然不敢说这个大话了。但是，先后经过家庭书院的陈屺怀、董氏馆的姚鲁彦、慈溪县中的胡先生等高手传授，陈布雷的英文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最后，又经过五年浙高生活的严格训练，其英文也就有相当水准了。现在陈布雷临“难”受命，将英文译成中文，英文已有定稿，需要“二度创作”的，只是中文而已，这就多少可以弥补陈布雷英文不及中文的弱项。况且，所谓的《对外宣言书》之类，无非是内政外交上的一般传统文件。这一类的文牍，大都有固定的样式，而且也颇多习惯用语，陈布雷虽没有写过，但见得多，读得亦多，经年累月，耳熏目染，其擅长的就是这一类的政论文体，因而也就比别人多了一层悟性，正所谓“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了。

因此，陈布雷接下这份让王大总长头疼的《对外宣言书》后，脸上全无一丝难色，而且是提笔就译，奋笔挥洒之下，很快从笔底流淌出充满韵味的中国文字：自“清盗窃中国，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不错，是这样的。王宠惠点点头。“至于今日，实已忍无可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很好！王宠惠赞叹了。“今日之日，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日。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胜会也。”就是此人了，王宠惠自忖。

于是，等到王宠惠看完了陈布雷的试译稿，愁容尽消，笑容灿烂，连连赞许说：“不失原意，陈君可将全文译出。”作为一种奖赏，也作为一种交换条件，王大总长同意由《天铎报》首先刊布这份译稿。至此，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篇对外宣言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元年元月5日发布的《告友邦人士书》，只因陈布雷一笔建功，竟由一家创刊才一年多的民营报纸—上海《天铎报》抢得首发权，率先于元月6日在国内刊出。不要说那些老资格的《申报》、《时报》、《新闻报》了，一个个被晾在一边，就是素来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关系极为密切的《民立报》、《神州日报》，也未能争得此等殊荣。据说，等到《民立报》的同仁看到当天的《天铎报》后，一个个不禁顿足惊呼：“可惜，可惜！”

被逐出《天铎报》

陈布雷在沪上新闻界声名鹊起，对《天铎报》亦建功颇伟。但这时，他在报馆的地位却岌岌可危了。事情缘于报社内部复杂的派性关系。

当初，陈布雷把《天铎报》作为自己进入社会的第一块跳板，不外是源于陈屺怀与《天铎报》的关系。并且，陈布雷的第一篇新闻作品，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实践，也都是源于《天铎报》。此外，陈布雷在浙高就读时，就已经与《天铎报》建立了很深的人事关系，诸如戴季陶、洪佛矢、胡甄瓦等人，都可以说是陈布雷的好朋友。这样，从一开始，陈布雷就与《天铎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问题是，等到陈布雷进入《天铎报》馆时，《天铎报》已经易主了。《天铎报》本是靠汤寿潜总理的浙江全省铁路公司的雄厚财力创办起来的。到了1910年8月，汤的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职务被清政府一纸革除，《天铎报》的财源被堵，经济逐渐枯竭，亏欠甚多。汤眼看自己无法维持下去，只得把《天铎报》总经理的宝座转让给汉冶萍公司驻上海经理陈芷兰。陈屺怀是汤寿潜请来的人，按官场和商界的老例，老帅一走，幕僚也得卷铺盖开路。于是，陈芷兰另聘广东人李怀霜为总编辑，陈布雷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报馆的。这是因为，陈屺怀虽然走了，但报馆的一套人事关系还在。新主人刚进来，要想全部革除旧主的班底，势不可能，陈布雷要进来，是没有问题的。再说，就人论人，不但陈布雷是个人才，陈屺怀网罗提拔的其他人，也都是名重一时的杰出之才，《天铎报》的江山，就是靠他们打下来的。而且，陈芷兰是个商人，并不懂办报。李怀霜懂一点办报之道，但在上任之始，还拿不出像样的办好该报的办法来，对于像陈布雷这样的办报俊才，陈总经理与李总编辑是不得不用，也不能不用的。有此几个原因，这才有了辛亥时期陈布雷以一支笔哄传京沪的传奇佳话。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到了民国元年2月，情况渐次发生变化。其一，在武昌举义的宣传方针上，“革命党”出身的陈布雷，与惯于在政治上骑两头马的李总编辑不能保持一致，终被李怀霜所忌；其二，陈布雷年轻气盛，锋芒毕露，不懂得自全之道，也被气量狭小的李总编辑所恨；其三，李怀霜经过几个月苦心经营，开始拉起了自己的一套班底，羽翼渐丰。这样，对陈布雷等人的去留问题，也就不怎么在乎了。

但是，以陈布雷其时在沪上新闻界的声誉来说，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呼来喝去的小人物，以李怀霜的那点老本，也还没有胆量直接叫陈布雷卷铺盖走路；况且，《天铎报》原本是汤寿潜、陈屺怀等一批浙江人创办。即便在这时，浙江人在《天铎报》馆里，仍保持着相当大的潜在势力。李怀霜深知：一个陈布雷的问题处理不好，一枝动，百枝摇，削弱了《天铎报》的根基，岂不是因小失大，弄得不好把自己的饭碗也砸了。快刀不削自己的柄，这点权变之道，李怀霜还是懂得的。

不过，老于江湖的李总编辑亦非庸人，笔杆子固然摇不过陈布雷，嘴皮子也不一定耍得过陈布雷，但权变之术终比陈布雷略胜一筹。针对陈布雷的年轻好胜、心高气傲，李怀霜设下了一套连环妙计，无非是“猴子不钻圈，多筛几遍锣”罢了。

于是，李怀霜把陈布雷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装得很为难地说：“社中经济困难，君之月薪，只能发30元，其余10元，将填给股票。”“计毒无过断粮”，李怀霜企图通过釜底抽薪，迫陈布雷自动走人。哪里知道陈布雷竟说：“我入报社，酬薄事多，非为金钱，乃兴趣关系耳。”陈布雷竟欣然同意了。

李怀霜的第一遍锣筛得不响，只得抖擞精神，再筛第二遍。过了几天，李怀霜派人通知陈布雷：论说一栏，总编辑已派庄先生为主撰，今后你只要写些短评即可。话说得这样露骨，陈布雷至愚至憨，也能懂得李总编辑的用心所在了。其时的陈布雷，二十来岁年纪，正所谓青年多勇，宁折不弯，为人处世，只懂得“伸”，不懂得“屈”，岂肯为李怀霜这样一个庸才所羁。陈布雷二话不说，当即收拾行装，准备辞职归里了。

1912年初，民国开元，正是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大办报纸，为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大造舆论、鸣锣开道的时候。如戴季陶等创办了《民权报》，叶楚伧等创办了《太平洋报》，邵元冲、宁调元等创办了《民国新闻》等。这些革命党的“喉舌”们，听说陈布雷被《天铎报》所逐，也就纷纷来人来函，约请陈布雷入伙，以壮其势。尤其是陈布雷的好友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人，更是力劝陈布雷留在上海，共同致力于民国的新闻事业。当时，陈陶遗正在接盘《申报》，以《申报》的影响及地位，可以说位居上海报界“老大”，素来人才济济。即便如此，陈陶遗听说陈布雷竟不为李怀霜所容，也不惜纡尊降贵，声称要以优厚的报酬，请陈布雷入馆任撰译。

只是，这个时候的陈布雷，一方面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新闻理论，认为：“民国成立，报纸宜鼓吹建设，不可如革命时期以摧陷廓清之论调，炫众而导乱。诚如孙中山先生当年告诫报界之言：‘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其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宜用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另一方面，陈布雷的父亲陈依仁及岳父杨逊斋都不同意他继续留在上海，而且杨逊斋也不同意他以记者为终身职业。加之这个时候，陈屺怀正在参与创办宁波私立效实中学，该校亦有意聘陈布雷任教。反复权衡的结果，陈布雷决定只接受《申报》馆义务翻译一职，以便与新闻界保持一种藕断而丝连的关系，对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人的邀约，一一婉言谢绝，并详告其辞职归里的原因：“家乡父辈，认为十里洋场，不宜青年独居，力劝我勿再留沪作记者。宁波一批教育界和地方绅士，发起创办私立效实中学，有意聘弟任课。”实在说起来，当时的上海洋场，尽管也颇有些王维诗中所描绘的那种“香车宝马共喧阗，个里多情侠少年”的意境，然远不可与三四十年代的十里香风，万户逐靡可比，况且陈布雷在生活上的谨慎自持、循规蹈矩，从小就受到严格训练，原是不用多虑的。但陈依仁等人还是不能放心，依然将其召回宁波，以便就近耳提面命。陈氏家风，于此可见一斑。

从1911年秋到1912年1月，陈布雷在《天铎报》工作了五个多月，差不多算是半年吧。对于陈布雷的一生来说，半年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是陈布雷59年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它基本上奠定了陈布雷其后近40年的人生历程，尤其奠定了陈布雷作为民国第一流新闻记者及政论家的地位。这一点，不仅得到了沪上新闻界的确认，也可以说是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确认。如宋教仁、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王宠惠等，都是持这种认同态度的。到了后来的商报时期，陈布雷的这一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并且先后得到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充分肯定，这为他以后能在北伐期间，以一介布衣一跃而成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铎报》的半年，不但是陈布雷开始打天下的半年，而且也是他立志用自己的一支笔，通过记者及报人这个特殊职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过程。

吃蹄髈，喝绍酒，“汝能否”

1912年3月8日，宁波私立效实中学开学，陈布雷正式到校任教，担任英文及外国史课程，每周授课18小时，年薪400元。

效实中学的创立，始于赵林士、陈屺怀等甬籍通人的“教育救国论”。当时，宁波府六县的新式小学堂创办有年，从小学毕业的学生日渐增多，而宁波府中学堂因管理不善，教学质量及招生人数均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中等教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学压力。宁波城内还有其他一些私立学校，但均由外国教会创办和控制。对于这些洋教士所推行的教育宗旨，是很令人不安的。于是，赵林士、陈屺怀等人商量，决定另创一所完美的私立中学来解决这个问题。恰在此时，北京大学陷于停顿状态，陈季屏、何旋卿等北大教授回乡与钱吟苇、李云书、叶叔眉、何吟苢等人发起组织效实学会，利用原育德小学的场所上课。不久，学校初具规模，即以陈季屏为校长，招收了三个班的学生，正式开校，是为效实中学。

由这么一班著名的大学教授及新闻界高手“下嫁”，办这么一所初级中学，确有点小题大做了，效实中学的水准之高，可以想见。即以陈布雷来说，因其所授课程本就不难，英语与外国史又都是他的拿手好戏，让他来对付这么一班刚从小学升上来的娃娃，也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陈布雷授课之余，便以读书译稿自娱自乐，一方面广泛阅读英法文书报，以不断补充新知识；另一方面为上海《申报》义务译述稿件，以践其诺。为《申报》的译述稿件，大抵三天一篇，以“彦”署名，然后寄出。由于当初言明是义务译述，稿酬一事，自然也就免谈。但《申报》“剥削”了这么一个大手笔的“剩余劳动力”，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以五六种外文报刊相赠，以表示“银货两讫”。陈布雷本是耻于言利的人，译述原是他的爱好之一，现在又有这么多外文报刊阅读，故虽无分文进账，依然干得一头的老劲，不但日子过得充实，而且英文水准大进。从开学到暑假，陈布雷任《申报》的义务译述记者，约有半年时间。

1912年3月，宁波成立同盟会支部，陈布雷被正式吸收为同盟会会员。在成立大会上，因选举一事，陈布雷与会员徐家光、林斗南展开了激烈辩论。徐、林均为法政学校毕业，故陈布雷讥讽说：“学法政者志趣卑下，好尚空谈，不务实事，法政学校不关门，民国必无治日。”因双方各执一端，激辩甚久，以至影响会议进程，主席张申之出面为之排解，亦未能奏效。陈布雷后来回忆这段时期的思想情绪时说。当时“年少气盛，自视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集会，辄自登台，好评骘人”。

不难看出，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尽管还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但是自经受了县试“扛榜”、府中退学、《天铎报》被逐等挫折后，每每表示要“痛改前非”，这也算是积累了相当的人生经验了。可是，等到有了一定的机会，陈布雷依然是一副“初生牛犊”的劲头，火药味十足，敢打敢冲，不计后果，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事后，赵林士先生为之感叹说：“训恩君辩论术可造，然年少气盛，倔强太过，甚招物议。”陈布雷的恩师冯君木先生听到这件事后，亦甚为关注，当即把陈布雷找到家里，为之训诫：“少年时炫露才华，只自形其浅薄。且汝自视身体精神比范壶公何如？范公一餐能食一大蹄髈，数斤绍酒，汝能否？汝想学范公，步范公后尘，搞政治活动，以汝之身体，必不能胜，不数载必劳瘁以夭其年。还是努力学问，跳出政治圈子。”

范壶公即范贤方，宁波法政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此公性格豪爽，交际广泛，精力充沛，尤其是吃蹄髈与喝绍酒两大“功力”深厚，很有那么一点江湖壮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遗风。这在豪侠的北人中，自是不值一哂；但在性格阴柔的南人中，也就算不容易了，在宁波法政界，更是鲜有人能敌，因而被传炒一时，更被一批热心从政的青年激进党人所效法，故冯君木有此一比。

以食蹄髈和喝绍酒的功力，作为能否进入政治圈的“唯一标准”，这当然是冯君木的一家之言。不过，冯先生关注陈布雷的一颗爱心，也算是溢于言表了。冯先生是陈布雷深为爱戴的恩师，半年后冯又登堂入室，成了他的四姐夫。恩师与学生，姐夫与舅子，当然可以把话说得如此坦诚。以至冯先生进而直言：“我想，你不如致力于学问，政治让别人去搞。”

但是，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民国建元这两大历史事件的熏陶，正处于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最为关注的时期，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小就接受了这种使命感的教育，现在一下子要他远离政治圈子，卸脱这种神圣的历史责任，他如何能做得到？况且，此时的陈布雷，打天下伊始，偏又非常顺利，闹得名声很大，“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很有点汉高祖刘邦在《鸿鹄歌》中咏唱的气象。这么一来，陈布雷也就更加踌躇满志，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老实说，这个斯人，就是自己了。所以说，冯先生的这一番告诫，虽是肺腑之言，不过有点逆耳，陈布雷听是听了，只是听不到心里去。据此，陈布雷虽然表示：今后于大庭广众之下，要竭力约束自己，不可轻率发言。但对于冯先生要他远离政治的忠告，是不以为然的。若干年后，陈布雷不但跨进了政治圈，而且被卷进了漩涡的中心，越陷越深了。又过了若干年，陈布雷重新想起了冯先生当年的告诫，想要脱离政治圈，回归学问，惟因陷入太深，已是难以自拔了。

对于陈布雷来说，这一段时期的粉笔生涯，实在是过得无忧无虑，悠然自得。

一方面是每天与一批天真烂漫，稚气未脱的孩子们打交道，无须机心，亦无须权谋，有什么就说什么，学多少就教多少，省却多少世俗社会的烦恼和桎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陈布雷自己也感受到一种灵魂的净化。初秋，效实中学有一批学生被北京大学录取，其中就有经陈布雷亲手指导的汪焕章、冯中

等同学，陈屺怀之子陈孟扶也在被录取之列。春种秋收，春华秋实，陈布雷此时的心情，有如老农望着即将开镰收割的庄稼一样，其喜悦、兴奋的心情，实在是无可言喻。

另一方面，浙高时期的同学范秉林、董贞柯、冯威博等人，这时均在宁波任教，课余假日，“有朋自‘校外’来，不亦乐乎”！加之此时，从宁波回官桥，已有火车可通，仅有四站路，可谓咫尺之遥。陈布雷大抵每月归省一次，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白头父子灯前语，忘却江湖久别离”。其中三昧，实在不是局外人所能领略的。一年后，长子陈迟出生，陈布雷为人子，为人夫，为人兄，现在又添上了一重“为人父”的责任，归家之念更切，亦更勤了。

1913年春，陈布雷受友人之托，到宁波师范学校代理国文课三个月。1914年，宁波府中学堂与宁波师范学校合并为省立第四中学，陈布雷被聘兼职教授第四中学的法制、经济课，每周计四节。17岁时，陈布雷被赶出宁波府中的门墙，很有一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感觉。25岁时，堂而皇之地出任授课老师。陈布雷想起八年来的历历往事，不胜感慨。

数年教职，陈布雷既体验到生活的充实与满足，又感受到知识的贫乏与不足，于是再次萌生了上学深造的愿望。考虑到父亲的态度，出国是无望了，退而求其次，投考北京大学哲学系，或许父亲会网开一面。陈布雷先是就商于陈屺怀，得到大哥的明确支持后，再就商于陈依仁。只是，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答复依然是一个硬梆梆的“不”字。理由很简单：“父亲多病，汝为长子，不能远离。”这一次的迎头痛击，等于是一次“终审判决”，将陈布雷多年来蠢蠢欲动的求学愿望，彻底打入冷宫。陈布雷从此死心塌地地与大学绝缘了。

一段忧伤无奈的日子

然而，不能说陈依仁没有远见，就在他以其铁腕，最后一次封杀陈布雷的求学之门不久，便突然病故了。陈依仁之死，不但在精神上给陈布雷带来了沉重打击，更给陈布雷的生命轨迹带来了一次急转弯。

事实上，此前数年，陈依仁就已经感受到了一种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恐惧。早在十年前，陈依仁曾算过一次命。算命先生批断的“八字”是：发妻柳氏（陈布雷的母亲）在40岁时，便要去世；48岁这一年，将是他的凶年。如果这一关闯过，便能活到60多岁。

事实上，也只有江湖上的巫师术士，才有这个胆量来批断陈依仁的生死劫，因为他在吹下这个天大的牛皮后，很快就云游四方、无影无踪了。老实说，十年之后，这位算命先生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哪里还管得到你陈依仁的事情。到了那个时候，设若陈依仁死了，自然不会来找他算账；设若自己死了，你陈依仁找他也找不到。如果大家都还活着，庆幸都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想到秋后算账的事情。退一万步说，即使你陈依仁能够找到他，说是他的这卦打得不灵吧，他也可以用“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玄语进行抵挡，更何况，他当时并没有把话讲死。“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江湖巫术是永远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

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一次算命的结果，从心理到生理，都给陈依仁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特别是发妻柳氏果在39岁时去世，陈依仁对这次算命的灵验程度，几乎是确信不疑了。随着平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陈依仁对死亡的恐惧与日俱增。又由于家族事业的理想接班人陈训懋不幸夭折，陈依仁在承受了失子之痛的巨大打击后，又多承受了一份家族事业后继乏人的忧虑和痛苦，这就更加重了陈依仁心理上的紧张和恐惧。这也正是陈依仁不同意陈布雷投考北京大学的重要心理动因。由心理而生理，原先十分壮硕的身体，也就一天天垮下来，用陈依仁自己的话来说：“感到大不如前了。”

事实上，当一个人十余年来，始终处于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之中，其心理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一个人的心理，终日处于这种不正常状态，即使没病，也会弄出病来。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证实，许多生理上的疾病，都是源于心理失衡。事情的经过是，到了1913年除夕夜，陈依仁已经能够确信自己48岁这一关，可以安然无恙地闯过了。他的第一念头，就是庆幸自己能活到60多岁，原先焦虑不已的心态，一下子放松下来；第二个念头，就是想到要将十年前那次算命的秘密，向孩子们发布。

于是，陈依仁将陈布雷及一班弟妹召到身边，讲述了那次算命的经过，然后告诫说：“你们的母亲去世时39岁。可见，算命先生的话相当灵验。”接着又说：“因此近几年我常常担心，不知哪天将弃你等而去。今天是除夕，看来48岁是不会死了。”不但说的人十分高兴，听的人也是异常兴奋，一屋子的人，都感到十分庆幸，自然也不会想到巫师术士之言，有何虚妄之处。

哪里知道江湖术士的骑墙术，到底还是没能滑过去。陈依仁闯过了48岁大关，却在49岁上翻船。陈依仁的这一次劫难，来得毫无前兆。1914年6月初，因天气酷热，陈依仁初时略有不适，染病在床。数日后，病势加剧，经医生诊断为伤寒。又数日，病势日危。

6月17日夜，陈布雷忽得一梦：被人用草绳捆绑起来，浑身动弹不得。陈布雷惊醒后，仍有忐忑不安之感。这个时候，陈布雷已经感到父亲的情况有些不妙了。果然，6月19日晚9时余，陈依仁因气促痰塞，开始瞠目直视，发音不清了。陈布雷见状，赶到病床前，握着父亲的双手。此时，陈依仁泪迹浑浊，挣扎着捏住陈布雷的拇指与食指，如此反复数遍。陈布雷初不解其意，继而恍然大悟，当即大声对父亲说：“你不放心的是弟妹教养和宗族事吗？儿一定舍弃一切，一心一意把这两件事办好，让你老放心。”陈依仁听到这里，微露笑意，气绝而亡。

从医学的角度说，陈依仁自然是死于伤寒。然换一个角度，未尝不可以说是死于胡言乱语的巫师之手，也就是说，陈依仁死于49岁，正是他十余年来迷信巫言的结果。古书上曾有“心力交瘁，患疾遂卒”的说法，可见，心理的过分紧张，也是会置人于死地的。陈依仁“该死”的时候没有死，“不该死”的时候突然死了。他的死，到底是纯生理疾病的因素，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心理疾病的暗示与影响？这是生命科学的大问题，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人的生死问题，绝不可轻易交给一个江湖巫师去批断。以孔圣人的英明，尚有“未知生，焉知死”的圣训，况江湖巫师耳！遗憾的是，不但陈依仁相信看相算命，即便是陈布雷，对看相算命、求筮问卜之类，亦很热中，宿命论的意识颇浓。特别是自母亲死于39岁，父亲死于49岁后，陈布雷对“9”这个数字，十分忌讳，甚而批断59岁，亦将是自己的大劫。陈布雷后来于59岁时主动了断，与这一怪异的念头，或许不无关系，这是后话了。

陈布雷存亡继绝，于陈依仁弥留之际，责无旁贷地继承了父亲的两大遗愿。从处理宗族公益事务来说，陈布雷长期在外，不亲庶务，且生性疏阔，不谙于人情世故等等，是为处理宗族公益事务之大忌。从教养弟妹来说，这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家族使命。自陈布雷以下，计有五弟五妹，除22岁的三妹初嫁外，最大的仅20岁，恰是“窈窕淑女”的花季；最小的才满月，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都是稚弱无知的一群。最要命的是，陈布雷虽以长子承家，但是对如何带好这一个班的小弟弟与小妹妹，全无经验。接下这样一副千钧重担，陈布雷确是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了。反复权衡的结果，陈布雷决定辞去效实中学及师范学校的教职，摆脱一切外务，家居数年，专心教养弟妹，管理家政及族中义田、义学和公益事务等，以竟父亲遗愿。于是，陈布雷从学习珠算、整理账册、对簿册籍、采购米盐、管理僮仆等启蒙课程开始，一项项地进行学习。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真是至理名言。这些事情，在祖父、父亲手中，都做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一旦到了陈布雷手中，顿有老虎啃天，无从下口之感。即以清理家庭田产和族中义田来说，便是一项让陈布雷大为头痛的难题。

自从祖父陈克介以经商盈余置买田产，又经父亲陈依仁不断增益之后，这一份家业传到陈布雷手上，已经相当可观了。陈布雷居家开始，第一件大事，就是手持陈依仁绘就的庄园图册，每天巡行于田舍之间，按垄检视，以便对号入座，加深记忆，熟悉田产。然陈布雷的毛病总是随记随忘，一段时间下来，最终能够叫得出名字的，仅十分之一二罢了，这是一件很使他气馁的事情。

更有一件让陈布雷难堪的事情。一次，陈布雷继承祖辈遗风，替陈氏义庄购置田产，因为接受了馈赠，而吃亏数百金。陈布雷原想对簿公堂，后经人出来斡旋，才以调停了事。

陈布雷自主持家政、族事之后，固然是“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是自感未能完成父亲的遗训，给祖辈及家族丢脸，故忧伤抑郁，不能复释，终日长吁短叹，忧思无计，夫妻相对，全无欢颜，这真是一段忧伤无奈的日子。陈布雷在给朋友写信时，曾经哀叹：何堪人事盘错，日相摧残，形质上之布雷，犹在人世，精神上之布雷，早随先君于地下矣。这个时候的陈布雷，正像一只搏击长空的大鸟，倏然间跌落罗网，其情其状，至为狼狈。

从父亲去世到这一年底，大约有半年时间，陈布雷的全部身心，都被淹没在家族公益事务及教养弟妹的种种琐事之中，既没有摸过书，亦没有动过笔，标准的一个田舍翁。以一个曾经在京沪新闻界“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的著名报人，竟过上没有书报纸笔的日子，其生活的黯然失色与落寞寡欢，可想而知。陈布雷弟弟陈训慈在《先兄陈布雷杂忆》中，曾说到陈布雷原是一个奋发前进、早露头角的青年：“不意在他25岁时，突遭父丧，起了一个突变。这对他的精神的折磨、身心的挫伤，是十分严重的。”

翌年，陈布雷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适当改变生活方式，以期调整心态，逐步走出父丧的阴影。春间，陈布雷接受朋友的邀请，到效实中学小住一段日子。1916年，陈布雷决定重返效实中学任教，约定每周五小时，星期五去宁波，星期六返回官桥。1917年初，陈布雷考虑到父丧三年，决定为父亲修建永久性墓地。这一年4月，父墓落成。随后，陈布雷率众弟妹迎父亲并母亲柳氏灵柩，合葬于王家桥北之山麓。

先考与先妣的灵柩入土，使陈布雷如卸千斤重负。接下来，陈布雷开始为六妹、七妹筹办婚姻大事。为不负父亲临终之托，并使妹妹们满意，陈布雷从慎选“红娘”开始，到送新娘上轿结束，无不事必躬亲，思虑周详。如此，不但弟妹感激，长者称许，就是乡间“长嘴婆”，也都无话可说。觉得一个读书人，能把婚嫁之事办得如此精细风光，殊属不易。独陈屺怀颇不以为然，认为以陈布雷的可造之才与可立之志，如此躬亲琐细，甚属无谓。但陈布雷认为父母双亲都不在了，长兄如父亦如母，对诸弟妹除了要负教养的责任，婚娶之事也是不可掉以轻心的。此后，陈布雷为了转移精神上的痛苦，也为了在学问修养方面进一步充实自己，曾有意于学做骈文，并将一些骈文名家的文集找来研读。然远在北大任教的岳父杨逊斋得知后，大加反对，来信予以劝诫：骈文不易学，弊在窒息性灵，变得矫揉造作。愿尔以远大为期，勿沾沾于文词也。“老泰山”的训诫，真是人生的大智慧，不可不听；但骈文确有其文辞整饬、声韵和谐与琅琅上口的特点。陈布雷“执两用中”，学做骈文的念头是放下了，但在空闲时，仍找来一些骈文名篇翻阅、朗读。在陈布雷的政论佳作中，许多文字不但富有哲理，发人深省，而且对仗工整，声韵和谐，颇受时人欢迎，可见他的文章，是深受骈文影响的。

骈文不做了，尝试做诗的念头又上来了。学诗的念头，陈布雷是很早就有的，孔夫子有言：“小子，何莫夫学诗？”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大白话就是：你们年轻人，何不学诗？诗可以排遣情感，可以知人论世，可以交朋会友，可以发泄牢骚，近则可以孝敬父母，远则可以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等等。在孔圣人的心目中，诗有这么大的作用，陈布雷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当年的一首七绝《苦雨》诗，固然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但也可以看出，他对诗歌也不是全无天赋。

陈布雷尝试做诗的念头，也来自恩师冯君木的劝导。冯看到陈布雷枯守家园，将成心疾，每每劝他：“汝心情极宜作诗，诗可言志、寄情、怡性情，望勿自馁。”这就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道理了。经此一激，陈布雷诗兴大作，于是搜集了许多诗集，每天诵读、试作。但令人气馁的是，做出来的诗，每每粗率笨拙，生硬凝滞，连陈布雷自己都看不上。好友钱吟苇见状，当即劝诫：“此事宜未冠时为之，则放手大胆，久亦有成。今尔眼高手低，都是年龄智力关系，即强学亦难有成，不如辍之。”钱先生曾对教育心理学下过一番功夫，故能一语道出其中缘由。陈布雷闻此语，如醍醐灌顶，一语惊醒，当即感到钱吟苇道出了自己的心病，从此不复有“诗翁”之念。

“悲莫悲兮生别离”

少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此三事，是为人生大不幸。陈布雷16岁丧母，25岁丧父，都算得上是人生至哀至痛之事。岂料在陈布雷30岁时，爱妻杨宏农亦不幸病逝。以陈布雷的追求来说，最为看重的，就是人伦之间的亲情。十数年间，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亲人，一个个地亡故。人生三大不幸，以陈布雷一人，就独占其二。陈布雷的哀痛之深，实在是无可名状。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入土为安。偏偏自先考与先妣入土开始，家中就没有安过，新的丧事可谓接踵而来。先是性格宽厚、气质酷似父亲的三姐，于1917年过世，接着是继母罗氏因肺病于1918年11月乘鹤西去。这时，罗氏所生的三子一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4岁多，陈布雷感到压在肩上的这副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大有不胜负荷之状。

以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心境，真可以说是“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晦气到家了。到了这一步，陈布雷只剩下最后一个精神支柱，这就是秀丽贤淑、冷暖知心的爱妻杨宏农。陈布雷于1909年完婚，与杨氏事志相得，心意相通，出入十载，爱深情长，确是一对恩爱夫妻。许多时候，陈布雷哀痛莫名，不能自拔，因有杨氏的软语温存，百般化解，从而得以解脱，这是陈布雷深为感激的。特别是自父母和继母去世后，杨宏农简直成了陈布雷的最后一处“精神避难所”。

老百姓有句丧气话，叫做“恩爱夫妻不到头”。这种民间俚语，说不上有多少道理，但生活中的这类实例，的确不少，偏偏陈布雷与杨宏农也算是其中一对。自1914年杨氏生长子迟之后，先后于1915年生次子过，于1916年生三子适，于1918年生长女琇。五年之中，连得四子（女），陈布雷喜则喜矣，然杨氏因生育太频，气血亏竭，面色已呈浮肿之相。加之这几年陈家又是多事之秋，杨氏既要相夫，又要教子，用力太过，身心两亏，以至常有心悸力竭之感，这已是不祥之兆了。

1919年，杨氏再怀次女陈琏，病势日甚。随着临产期日益临近，杨氏心中已有不祥预感。夏初之夜，杨氏做一噩梦，梦见三姐入棺之时，自己与众人哭送，忽见三姐棺旁又有一新棺，上写一“杨”字。梦醒，杨氏满怀忧戚之色，对陈布雷述以梦中经过，继而含泪说：“我恐怕不能再作君之永久伴侣矣！”陈布雷心中一惊，当即正色劝慰说：“梦境无稽，不足信也。你好好将养，是不妨事的。”陈布雷说是这样说了，只是杨氏心中有数，心境终不能坦然，也就于暗中替自己准备了寿衣寿鞋。

9月初，杨氏生女陈琏，初因失血过多而晕厥，数十分钟后始苏醒。陈布雷情不自堪地说：“宏农，你好好将养，如有不测，我也活不下去了。”六七日后，杨氏体温渐高，右手右脚，均感麻木，舌头亦逐渐僵硬，吐语艰难，发音艰涩，往往音义错乱，所言非所意，视“镜”而谓之“刀”，以其光泽相似；称“尺”而谓之“秤”，以其用途相似。陈布雷见此情景，痛心泣血，忧心如焚，连换三个医生诊治，然病情均无起色。

9月22日，杨氏气喘吁吁，声若游丝，情势更危，陈布雷见状，急欲再请医延治。杨氏身心两竭，自知不起，招陈布雷到身边，勉力摇头，示其已不可救。接着，杨氏拉过陈布雷的手，一声喃喃自语：“难过”，随即气绝。此时，杨氏所生三子二女，最大的6岁，最小的尚未满月。

丧亲之痛，一之为甚，不可再，不可三。在连续经历了丧母、丧父、再丧继母之痛，又加失弟、失姐之苦的陈布雷，早已像一只饱受惊恐的麋鹿，被一根“痛苦”的鞭子赶到一处悬崖之上，踯躅徘徊，进退失据，真是其恨也多，其鸣也哀，心理与精神的重压，都处于不胜负荷之中。然而，倏忽之间，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陈布雷又要再一次面临丧偶之痛，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残酷了。所谓晴天霹雳，所谓雪上加霜，都不足以形容陈布雷此时的痛苦。事实上，这个打击，使陈布雷的心理顿时陷入一片空白，神经顿处一片迷乱之中。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先前读到这个民间俗语，好像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陈布雷本是个心慈面软、性格温和的文弱书生，因无力承受及无法排解的丧妻之痛，他心中溢满了悲愤，神情变得凶猛而可怖，精神恍惚之间，看到襁褓中的女儿，一下子发了疯似的扑上去，歇斯底里地提起嗷嗷待哺的婴儿，就要往痰盂里塞，决意将这个心目中的“孽障”溺死。

在“残暴”的父亲面前，婴儿固然是处在不堪一击的境地，但为了求生，亦自有绝招，这就是将自己的哭声通过变异的方式，向其他亲人发出寻求救助的信号。陈布雷的岳母听到婴儿哭声异常，“SOS”！情况不妙，老人急忙冲进内室。陈布雷见状，惊慌失措之下，当即冲向窗前，怒不可遏地将孩子从窗口抛了出去。所幸孩子命大，楼下恰有一层篾棚，将孩子凌空托住，小生命终于安然无恙。老人见陈布雷精神已经失常，决难照顾孩子，于是将孩子带到自己身边，并取名“怜儿”，以志其身世可怜之意。直至上学时，陈布雷始依据谐音，改名“陈琏”。

杨宏农死后，陈布雷将其葬在先妣柳氏原先的墓地，并写了一篇长文祭奠。

失去了善良的母亲，失去了慈祥的父亲，失去了贤淑的妻子，亦失去了自己深爱的三弟和深爱自己的三姐，在人伦亲情中，几乎失去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陈布雷反而有了一种一切希望都归于破灭之后的平静，唐人孟云卿在《古乐府挽歌》中曾有“至哀反无泪”的诗句，大意是说：人到了哀伤过度的境地，往往因无哀可伤，而无泪可流了，哀极则不伤，恨极则不怒，此之谓也。

在心理上与精神上的伤口稍稍得到平复后，陈布雷开始冷静地考虑自己今后的人生历程了。陈布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希望能重新将自己融入社会，置身于同学师友之中，从而摆脱父亡妻故给自己带来的沉重的心理压力。于是，陈布雷将家庭及宗族事务作了一番简要安排：幼女陈琏，年纪最小，已由岳母照料，可以放心；长女陈琇，托小舅母照顾，一并将家事托付，亦可以放心了；长子迟，次子过，三子适，送宁波儿童公育社寄养。该社本是陈布雷于数月前与友人共同创办，内设识字、游戏等科目，并负责膳食，实际上也就是一所全托幼儿园。至于宗族公益事务，陈布雷决定托付给父执辈的族人陈锡卿代管。

诸事安排妥当，陈布雷于1920年初，匹马单枪，重新来到宁波效实中学任教，课余则兼任《四明日报》撰述。当教书先生，做新闻记者，这两项职业都是陈布雷所深深眷恋和热爱的，现在有了重新温习的机会，自有一种来之不易的感慨和激动。从此，陈布雷上午在效实中学授课，下午则到报社撰述短评一二则，好在两项都是熟门熟路，并不感到吃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活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日子重新变得平静而充实，昔日的忧伤和痛苦，也开始在这种平淡的日子里渐渐逝去。只是，与六年前相比，陈布雷变得更为老成、多愁、善感了。

从《天铎报》时期的“谈鄂十篇”，到父故之后的“‘六’年无改于父之道”，陈布雷以“忠孝节悌”四个字完成了人生的框架结构，从而向“当代完人”迈出了第一步。

重返“江湖”

据说，台湾武侠小说高手古龙先生有句名言，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予识也浅，不敢肯定这句名言是否古龙先生首创。但是，不管怎样，以陈布雷来说，如果不是他第二次重返“江湖”，如何会出现晚年“身不由己”的局面。然而，这只是讲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个极具忧患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陈布雷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人，你要他息隐江湖，其实也难。因此，陈布雷的重返“江湖”，本是其个性使然，也是其文化人格使然，决非一时的环境或家庭变故所能改变。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重返“江湖”、身不由己吧。

陈布雷息隐六年之后重返“江湖”，很快引起外界的注意。新闻界素来敏感，第一个捷足先登的是《四明日报》。《四明日报》是个地区性的小报，在陈布雷来说，只是当初，借一块版面，恢复一下笔力和感觉而已。即便如此，陈布雷在《四明日报》上发表的那些“随感录”，也是哄传杭甬，备受浙人喜爱。他的恩师冯君木就是忠实的读者之一，并称许说：“随笔之笔墨与思想，均不多见。看来汝之性情文字在于政论，不擅作诗文也。”先前冯君木是极力鼓动他学习做诗的，现在也开始改变观念了。优秀的诗人需要有激情勃发、洒脱豪放的气质，这与陈布雷的个性特点是不相宜的。而陈布雷的擅长之处是：强烈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深刻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与雄浑遒劲的笔力，这正是一个政论家所必须具备的特点。到此时为止，陈布雷之成为一个优秀的政论家，所缺者已经不是实力，唯时机耳！

陈布雷很快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猎物。在中国，商务印书馆是一家老资格的文化出版机构，实力和名声都是一流的。1920年6月，陈布雷受商务印书馆之聘，赴上海出任《韦氏大学字典》编译之职，参与编译英、汉双解字典的工作。这种工作，枯涩繁重，要求苛刻，编译者不但需要有高深的英、汉语言文字功力，而且需要有耐得寂寞的板凳功夫，这在陈布雷来说，都不算是难事。陈布雷每天入所工作七小时，恳恳为之，甚至还能在每天的编译之余，阅读一些哲学及时事书籍以自娱，也常与杭甬之间的同学好友通信论学，评点政事。对于编译，陈布雷自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心理上不能平衡的，是编译待遇的悬殊问题。

当时，商务印书馆为保证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质量，广邀国内高手加盟，实力颇为雄厚。但在任职待遇方面，不问实际水平，也不问编译能力，完全以学历划线，“一票否决制”。比如，凡是留学欧美的，均可享受一等“公民待遇”，月薪可达200元以上；留学日本的等而次之，月薪降到150元以下；国内大学毕业的，只能是“第三等级”，月薪跌到90元以内。在同一等级内部，又有不同档次。比如，如果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又当过国内大学教授，月薪高达250元，是为商务之冠；虽为留学欧美的博士，但没有国内大学教授的任职资历，月薪就要打一个折扣；都是留学日本的高才生，出身帝国大学的比明治大学的月薪要高出20元；都是出身日本帝大，当过国内大学教授的比没有当过的，月薪又要高出30元。都是国内大学的毕业生，出身同济大学及东吴大学的，月薪可以拿到90元，而北大毕业的，则只有60元，这些人可以说是处于商务印书馆的底层了。

如此三等九级，苦就苦了个陈布雷。陈既未出洋一步，亦未当过大学教授，甚至连国内大学的一张毕业文凭，也没能混到手，到了“万般皆下品，唯有‘学历’高”的商务馆，简直就是一个“等外品”，一下子被打入“零册”。商务不唯在月薪上按学历划线，壁垒森严，其他方面亦复如此。就是一张写字台，因学历高低，也要分一分大小，哈佛大学出身的“骄子”，就可以弄一张“老板桌”坐坐；北大出来的“阿乡”，只能搬一张简陋的三抽桌对付一下。至于陈布雷，可以说还没有入流，也就诸事讲究不得了。可以想见，如此鲜明的级别落差，给陈布雷的心理带来的那种失衡感，一定是十分强烈的。陈布雷在商务馆，前后只干了一年时间，就匆匆离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也是陈布雷离开商务馆的另一个原因。当时，陈布雷经济上面临着沉重的负担，既要教养六个弟妹，还要抚养五个子女，一家十几口人，要吃，要穿，要上学，要开销，这使陈布雷第一次意识到“孔方兄”是那么可爱，也是那么重要，而商务馆给他的待遇又是如此之低，没有办法，只得另谋生财之道。他一方面先找了一份兼差，在通商银行兼文书主任职，另得月薪70元，聊补商务之不足；另一方面，则考虑重新谋一份薪水较优的职业，以解决面临的“财政”困难。

1921年7月，陈布雷辞去商务馆的编译之职，“跳槽”到中易信托公司，任筹备处文书主任。中易信托公司分信托、银行两部，而以证券买卖为主业。以陈布雷的性情，本不愿进入商界，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选择，完全是出于经济考虑。当时，上海证券业方兴未艾，因投机证券业或炒股，而于一夜之间狂富者不乏其人。这个阶段，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恒泰帮”兄弟，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翻云覆雨，大捞钞票。陈布雷很可能是受了这个“炒股风”的影响，在进入中易伊始，一出手，毫不犹豫地认购了“神州”及“中商”公司股票，计二百数十股。其如意算盘是：于获利之后，作为兄弟及子女的教养婚嫁之资。

可是，陈布雷的运气实在是坏透了，入市未及一年，恰遇上海证券业发生“信交”风潮，股价一路狂泻，中易信托公司因亏损甚巨，亦只得停业清算。陈布雷所购神州公司及中国商业公司股票，一下子被“套牢”，几成一堆废纸，个人经济濒于破产，总计欠款达8000金之巨，这对于陈布雷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清偿债务，陈布雷先将记在自己名下的田产拨出10亩出售，得2600金；次是约集诸好友成立了一个互助会性质的钱会，大家凑份子，共得5000金，由陈布雷分十年偿还。经多方筹措，陈布雷才将欠款还清。

加盟中易，入市炒作，在陈布雷的想法，本想乘着上海证券业方兴未艾的潮头，捞它一票，发一笔“意中”之财。岂知因循坐误，损失惨重，弄得连老本也搭了进去。甬人素有经商传统，自晚清以来，可谓富商大贾辈出。陈布雷本人亦出身于商人之家，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虽未做过买卖，但生意人的门槛多少也懂得一点，无非是“千做万做，蚀本不做”。陈布雷自然也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殊属不易，但也未想到凶险有如此之大。陈布雷这一次出师失利，不但造成巨大损失，认为：“先君遗产，耗损至此，对诸弟妹无以交代”；而且彻底摧毁了他的从商信念，从此视商界为畏途，终身不再轻言“下海”。

中易结束后，陈布雷再入商务，出任交通科第二股股长，主要负责广告编撰及出版图书提要审查等，月薪120元，这也就算是相当的照顾了。1923年6月，因受修能学社社长冯君木之邀，陈布雷再辞商务职，入修能学社教授国文，每日下午授课四小时，月薪90元。其后，陈布雷经不住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多次敦请，遂再辞修能教职，入中国通商银行任文书员，月薪70两白银。

在加盟中易期间，经好友介绍，陈布雷续娶镇海王允默女士为妻。婚礼在宁波举行，次日归官桥祭祖，第三日便乘轮赴沪，移住上海卡德路广安里新居。年底，宁波儿童公育社结束，迟、过、适三子均来沪依继母生活。一度破碎的家庭，得以重组，陈布雷创痛巨深的身心得以稍慰。

事实上，自重返江湖之后，陈布雷无论是任商务印书馆编译，还是任中易信托公司文书主任，抑或是出任修能学社国文教员，都只能算是他的“第一职业”，也就是陈布雷白天所做的工作。此外，陈布雷始终兼着一个“第二职业”，这就是上海《商报》编辑主任职。因这份职业只需在夜间工作，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八小时以外”，与第一职业不发生冲突，故陈布雷一只脚下“海”，一只脚在“岸”，“八小时”内外，得以两全。

《商报》由赵林士资助，汤节之创办。陈屺怀与陈布雷兄弟，都是当年创办《天铎报》的主将，在广大读者中具有相当的“广告效应”，也可以说是一笔“无形资产”。汤节之办的是新闻事业，运用的却是商人手腕，故办报伊始，就约请陈屺怀任总稽核，陈布雷任编辑主任。在外人看来，这是汤节之对陈氏兄弟的信任。汤节之自己清楚，这是占了一个大便宜。《商报》于1921年1月24日正式刊出，其创刊宗旨是：“《商报》者商工业者所公有之报纸，由商工业者所经营之报纸，为商工业者利益而发刊之报纸。”并公布该报信条为：对于世界，代表本国之利益而发言；对于本国，代表人民之利益而发言；对于社会，代表商工业者而发言。以此可知，这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新闻工具。

《商报》时期，陈布雷仍以撰写评论为主，每周五篇，星期日另撰短评一则。思想尖锐，观点独到，文笔犀利，议论透彻，这是陈布雷的政论风格。其时，更有潘公展、潘更生等一班《商报》同仁鼎力相助，通力合作，不断革新版面，充实内容，使得《商报》很快在工商界站住了脚跟，并在青年学生及知识界也争取到了大量读者。

与十年前的《天铎报》时期相比，《商报》时期的陈布雷，在为人处世及政论风格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十年前，陈布雷20岁出头，初生牛犊，血气方刚，锋芒毕露，嫉恶如仇，很有点“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英雄气概。加之那个时候，陈布雷上有老父主持家政，下无子女拖累，真可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从离开《天铎报》到进入《商报》，生活给陈布雷上了一堂人生的大课，使他懂得了人生的艰难和不幸，也使他懂得了做人最要紧的就是要瞻前顾后，锋芒内敛。从此，陈布雷老成持重，谨言慎行，简直就是如履薄冰。

即以社交活动来说，《天铎报》时期的陈布雷，可以说是性格开朗，待人热情，交际活跃，来者不拒。其时，半瓶老白酒，一碟酱牛肉，四五只水果，二三知己好友，便纵论天下大事，评点世界大势，古往今来，海阔天空，神侃胡聊，无不涉及，上海南京路第一行台旅馆前楼临街的那一间客房的灯光，常常由此而通宵达旦，彻夜光明。可是，到了《商报》时期，陈布雷不仅社交宴会很少出席；就是报社同仁之间，亦鲜有过从，以至十年前以《谈鄂》10篇哄传京沪的陈布雷，在重返新闻界以后，有很长一段时期，上海报业同行竟很少有人能说出《商报》编辑部系何人主笔。当时，上海《中华新报》由名笔张季鸾任总编辑，沈钧儒任主笔，故若论言论，《中华新报》与《商报》堪称对手。张季鸾对《商报》言论固然佩服，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却是不甚了然。后经辗转打听，始知是陈布雷主笔。陈布雷后来特意到《中华新报》拜访这位名报人，张、陈从此订交。十数年后，两人同时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与国策顾问，可谓殊途而同归了。

陈布雷的这个变化，既是人世沧桑的慷慨馈赠，也是自己在几度创痛之后的大彻大悟，并直接影响到他的政论风格。多少年后，他之能成为蒋介石的入幕之宾，并出任国民党的首席“军机大臣”，这与蒋介石欣赏他的这种锋芒内敛、藏而不露的政治个性及蕴含凝重、欲露还藏的政论风格是分不开的。

1923年，汤节之因经营证券交易破产，不得已将《商报》盘出，由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支持的李徵五接办。其后，李徵五也办不下去了，再次让渡为方椒伯接办，仍以傅筱庵为后台大老板。李与方都是浙江镇海人，与陈布雷同为宁波籍，与王允默为小同乡。有此一层关系，《商报》虽然数次易主，但陈布雷主笔之职，始终稳如泰山。陈布雷在《商报》供职，前后长达六年之久，在他一生中，这是从事新闻事业时间最长的一次。

“哪一个人也写不过陈布雷”

1923年，《商报》的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取“畏垒”作笔名。如果说当年的“布雷”是“舶来品”，那么“畏垒”大概就是“国货”了。从此，“畏垒”与当年的“布雷”一样，很快在报业同行及广大读者中声名鹊起。

《商报》时期，可以视为陈布雷的第二度记者生涯，与《天铎报》时期一样，成为陈布雷一生新闻事业的两个“黄金时代”之一。在这一阶段，陈布雷最为鲜明的特色，是他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诸如：在《解决国是与个人面子》一文中，陈布雷大声疾呼：“内政不修，外侮不御，家盗不除，悍仆不惩”，则国家前途何得有望！在《秘密接洽与宣布始末》一文中，陈布雷既深恶北洋当局“甘心置国民于不顾，而惟仰承日本之意旨以为快”的奴才嘴脸。在《统一国是之先决问题》一文中，陈布雷痛斥有“水晶狐狸”之誉的北洋军阀徐世昌“首在必驱，戎首祸魁，毒浮庆父，时势至今，岂尚可一日之容忍乎”。1923年10月，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曹锟，以每张选票5000银元的大价钱，大肆收买国会议员，被“选”为大总统，陈布雷更是高张义旗，骂曹为“捐班总统”，指斥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以揭露贿选丑闻。1924年，“贿选总统”曹锟举直系数省之兵，围剿浙江督军卢永祥，福建督军孙传芳乘机引兵入浙。《商报》一贯持反直立场，对孙传芳大加讨伐，这与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的政治立场比较接近，从而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中山先生甚至称许：我们有些报纸，“虽属党员办的报纸，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撑持，可称为忠实的党报”。中山先生的这个评价，肯定了陈布雷在大革命时期对国民革命所作的贡献，被他引为骄傲。

陈布雷表现出的那种不妥协的反帝反军阀的新闻立场，不但得到国民党人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共产党人的充分肯定。1924年7月，陈布雷因抨击租界当局援用不合法的所谓《出版律》，竟被租界工部局控告，传至会审公廨出庭受审，几被投狱，经延请英人律师克威先生辩护，始以罚代狱。虽有此惊，陈布雷却豪气干云地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为此，陈布雷在《商报》著论，积极支持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提议：“一，中国法庭，声明今后不认公廨之判案有效；二，租界以外之中国官厅，声明今后不给予公廨以各种之协助；三，中国人民间，各依其乡籍或职业别而成立各种之公断机关，—遇有争议时，宁提交本国人之公断机关，勿向公廨诉讼。”这一着釜底抽薪的妙棋，受到有识之士的广泛好评。其时，中共老资格的宣传理论家萧楚女就曾在《向导》周刊上著论唱和，认为：“我们若无切实的事实上的抵抗方法，空空的东跑西跑，和他们讲那‘外交’有什么用处？惟一的对症药方，只有《商报》在最近所提议三条。”在《对德参战之功罪》一文中，萧楚女以“善哉《商报》畏垒君之言”，明确肯定陈布雷的著论立场。诗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陈布雷与共产党人成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路人。

这一段时间的生活，陈布雷过得充实而有序。上午11时，陈布雷到中国通商银行办公，处理文书事务；下午5时，陈布雷从通商银行下班，即到报馆搜集材料；入夜，陈布雷留在报馆，备一听香烟，泡一杯浓茶，购几只馒头。如此三样东西入口，慢慢地便开始化为文字，然后凝神运笔，掷地作金石声。等到一篇评论草就，已是深夜一两点钟。陈布雷回到家中，大都在深夜3时左右。此时，儿女们均已入睡。第二天，孩子们早起上学，陈布雷尚在梦乡。因此，这一阶段，虽然是一家人团聚，但全家人一起吃饭聚谈的机会反而很少。

进入1925年，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兴起，南北两营垒的斗争（以国共合作为主导的南方革命政府与以直系军阀为代表的北京政权）更加尖锐激烈。陈布雷在南北两政权的对峙中，以坚定的立场拥护南方革命政府，拥护国民革命。这一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平，“噩音既播，哀动八荒；元良云亡，恸之百世”。消息传到上海，《商报》著论哀悼，叹斯人斯绩不可复续，策后死诸君仍须努力。然在当时，《时事新报》竟载文，谓：中山先生之精神与陈炯明决裂时即已死去，今不过是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阅后大怒，漏夜即作《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一文，对《时事新报》的谬论予以当头棒喝，一棒就将其打闷下去。

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在陈布雷的记者生涯中，是最为闪光的一段时期。其时，陈布雷以《商报》记者的身份，深入到罢工、罢课、罢市的风潮中心。他一方面奔走呼号，主张惩凶，监督政府交涉；一方面采访工人、学生、店员，每天撰写揭露英日暴行的评论，高张爱国旗帜。五卅以后，陈布雷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通过《商报》这个舆论阵地，揭露各处发生的惨案，竭力主张“惩凶”，呼吁撤销领事裁判权，支持省港大罢工，欢呼九江、汉口收回租界等等。此间，中共《向导》周刊也曾转载《商报》评论，并加以评注。萧楚女甚至直接致函陈布雷，对畏垒在五卅爱国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给予嘉许。总起来看，陈布雷在这一段时期所写的言论，不但才思横溢，笔力千钧，脍炙人口，饮誉沪上，而且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也与中共提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相一致，故而受到共产党人的真诚欢迎。陈布雷自己亦回忆：“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亦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

五卅运动之后，陈布雷曾经致书四弟训慈，袒露了自己的心迹。其时，陈训慈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同时奉陈布雷之命，兼理官桥家族事务。因此，陈布雷在信中照例先交代了几件家务琐事，然后话锋一转，写道：“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极悲痛的心境下写的。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喋血前后之种种愁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有时也想，连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毋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琯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陈布雷的这封信，可谓是字字血泪。尤其是三个“痛”字，简直有撕心裂肺之感了。陈布雷在信中所说的“总商会诸老成”，是暗指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资本家，这说明陈布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动摇性是极为不满的。陈布雷在信中所提的“琯卿”，据陈布雷的外甥翁永泽解释，“琯卿”即当时宁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李琯卿。陈布雷把教育民众的希望寄托于“国家主义派”，这说明他的思想，还未能从国家主义派的窠臼中完全解脱出来。这也就是陈布雷在五卅之后，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前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6月下旬，上海总商会单独宣布停止罢市，反帝统一战线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陈布雷在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面前开始变得忧心忡忡，以至主张“缩小对象”，退缩持平等。在《民族堕落之忧》一文中，陈布雷更是明白断言：中国者，“最不适于试行共产党之国家”。在《国民党之内阁》一文中，公开宣布：中国国民革命，“舍国民党莫属”。其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以陈布雷的政治面目来说，既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是一个“党外人士”。然而，他的党派立场已经昭然若揭了。或许可以说，陈布雷在组织上虽没有加入国民党，但在思想上已经加入了。

此间，陈布雷对他的浙高校友、《京报》著名记者邵飘萍（邵振青）被害事件，深感痛心。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因持同情国民军及反奉立场，被张大帅的奉军枪杀。陈布雷闻讯邵飘萍被害，悲愤莫名，漏夜写出专评《共和国家与生命保障》一文，开篇便是：“《京报》邵飘萍君竟于昨晨为军团司令部判决死刑，执行枪毙。入民国以来，除袁世凯军政执法处时代外，未有不顾法律，不重人权，下如此骇人之手段者也。”对于奉军此举，陈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而言之，监谤缄口，偶语者诛。”“大而言之，法律无灵，人权失障，以死惧民，将令民不畏死。”

总起来说，陈布雷在《商报》时期的政治立场，是为：反帝、反军阀、反专制。为此，他写下了大量政论性文章。据有心人统计，仅在1926年3月至11月的9个月里，陈布雷就发表了80余篇政论文章，平均每月著文近八九篇。若以此类推，陈布雷在《商报》所发表的文章，大抵有600多篇。虽然，陈布雷在不少文章中，明确表明对工农运动及“赤化”的忧虑，与中共党人有意识地拉开距离，而对国民党人则主动表示亲近。但是，客观地说，陈布雷仍不失为一位反帝反军阀的勇士。

从1920年10月至1927年初，陈布雷为《商报》笔耕六载有余，这也正是国民革命从发端到高潮的一段时期。古贤有诗：“夜来剑气冲牛斗，犹是男儿未遇年。”从陈布雷来说，他的重返江湖，恰遇蓬勃兴起的国民大革命“虎啸而谷风至兮，龙举而景云往”，这就使得他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理想得以张扬抒发，亦使得他的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政论文章得以一展所长。

《商报》时期，成为陈布雷新闻生涯中的一段黄金岁月，著名报人邹韬奋曾经赞叹说：“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建立起来。他当时不但富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著名诗人刘大白就说得更坦率了：“今天上海报纸的言论，哪一个人也写不过陈布雷。”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南方革命政府的“三朝老臣”叶恭绰先生说得婉转一点，但是对陈布雷的推崇也是毫不掩饰的。叶说：“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的人才寥寥无几，论议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

陈布雷听了叶先生的赞许，颇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表示：“我的见解与文字，在南不及张季鸾，在北不及颜旨微与陈博生。”其时，张季鸾是上海《中华新报》的总编辑，陈博生是北京《晨报》的总编辑，颜旨微是天津《益世报》的主笔，张、陈、颜与陈布雷一样，都是擅长写政论文章的高手，在当时，号称是中国报界“四大主笔”。但是，谦虚尽管谦虚，若以文章的思想性、革命性及战斗性而论，陈布雷当为“四大主笔”之首，这在时人中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经过陈布雷及报社同仁的苦心经营，《商报》在鼎盛时期，发行已达12000份，一度成为与《申报》、《新闻报》鼎足而立的新闻媒介，也是上海商界最为重要的新闻喉舌。

老照片

陈布雷与戴季陶（右）

 

陈布雷元配夫人杨宏农

 

1925年3月与《商报》编辑部同仁合影，前排右二为陈布雷

 

陈布雷与颜旨微合影（1931年，南京）

三、客卿：半是清客，半是幕僚

一帧“玉照”：蒋总司令的“定情信物”

1926年以后，《商报》出现了危机。

先是报馆董事会改组，李徵五去职，方椒伯接管。但大老板方椒伯不常到馆，报务由二老板、协理乌崖琴主持。然乌协理对报务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结果经济运转不灵，上下产生隔膜，以至雇员欠薪，一度弄到无纸印报的境地。陈布雷只得与馆中另一个同仁各挤出30块大洋，始解燃眉之急。报馆弄到这种境地，虽然还在维持，但已是苟延残喘了。

俗话说：千做万做，没钱不做。报馆欠薪，一次两次，大家看在过去的交情，还可以硬撑一下。然时间一长，太太看到先生总是两手空空的回来，生活受到影响，不免脸就拉长了。先生弄得没得面子，报馆方面又没有指望，只好另谋高就了。于是，军心摇动，人心思去。中坚分子中，潘更生第一个挺身而出，离开《商报》拂袖而去了。潘公展经不住“考验”，也想东施效颦。陈布雷一看不对，潘更生一走，《商报》三分天下，已去其一；潘公展再一走，“三国归晋”，剩下自己一只“孤掌”，如何能鸣！于是，苦苦相劝，潘公展与陈布雷是多年深交，不好不买他一个面子，勉强留下了，但思去之意，并没有打消。

这一年的8月，陈布雷一场大病，两个月未能到馆，幸有潘公展独撑全局，报馆得以维持。此间，正是南方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攻克武昌之时，以《商报》的一贯立场，自然要与南军“保持一致”。据此，《商报》先是以大字标题，刊载南军收复武昌的消息；接着又是一篇《举题不定的孙传芳》，对孙总司令颇多不敬之词。

潘公展的这一手，并没有离谱，换了陈布雷，大抵也是这种调子。但是，从资历与声望上说，潘公展与陈布雷就差老鼻子了。所谓人微言轻，也就是这个道理。过去陈布雷主笔，其实也有人不满，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三道四。现在是潘公展主笔，正可以发难。于是，董事会中有大佬为之质疑：“本报何能开罪孙传芳！”《商报》的后台大老板傅筱庵，与孙传芳的关系原本就有些说不清楚，这时更是坐不住了，马上发话：“布雷温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针必不谬；然彼在病中，潘公展如何则不可知。”这是表明对潘公展不信任了。董事会当即决定：派专人到报社审查言论与新闻，对潘公展进行“垂帘听政”。

陈布雷在病中闻讯，断然反对，且对傅筱庵严正申明：“一切问题均由我负责。即使要派人，须余病愈面商。这种时候任何人进入编辑部，必有害无益，倘若报馆因此解体，我不负责。”董事会不敌陈布雷的“牛”气，马上“撤帘”，表示还政于潘。但潘公展不依了，潘之留在《商报》，原本是看在陈布雷的面子上，与董事会的诸位大佬是不搭界的。现在从傅筱庵到董事会都对他表示不信任，以潘公展的横溢才气及高傲个性，哪里肯受这个羞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膀子一甩，到《申报》馆任电讯编辑去了。

老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布雷在《商报》能兜得转，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左膀”潘公展与“右臂”潘更生。一陈二潘之于《商报》，好比三足鼎立。二潘一走，剩下陈布雷一个人“金鸡独立”，《商报》也就不复其盛了。以陈布雷的话来说，《商报》自此成了“无珠之椟”，这也是陈布雷后来脱离《商报》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月，陈布雷康复，重新主持《商报》编务，继续著文拥护国民革命。但在这个时候，南方国民革命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危机，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工农运动的问题。

北伐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得到迅猛发展。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当天，湖北省总工会成立。随后，武汉邮务职工、电话职工、粤汉铁路武长段职工、汉口水电公司职工、染织业工人、市政工人、钱业店员职工以及租界外商厂栈工人等，相继进行大罢工，争取改善生活待遇。武汉工人大罢工，震动了武汉的工厂主，震动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震动了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也震动了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陈布雷。

12月间，《商报》连载陈布雷所著长文《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对汉口工潮大发议论，语多指斥。陈布雷认为：北伐战争中的“第一层之隐忧”，即为“各地工农阶级之兴起太骤”，渲染工农阶级的气势“太张”，已使“产业界颓丧疑怖”，失去“康宁”。陈斥责工农意识“至为简单”，“鄂省民情，素以狭隘强悍著闻；而乍遇解放之民众，意气尤易涉骄昂”等。从15年前的《谈鄂》十篇，到一年多以前在五卅运动期间的大量时评，陈布雷无不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工农运动鼓与呼。然而，《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却对工农运动横加指斥。前恭而后倨，变化何其鲜明。因此，对于陈布雷来说，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从此疏离工农群众的一个标志。

《九仞一篑中之危言》发表后，素来对陈布雷寄予厚望的中共人士极为失望。在《向导》周刊第181期（1927年1月6日出版）上，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赵世炎以笔名施英发表《论汉口之罢工潮》一文，直言批评陈布雷指斥工农运动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要讨论汉口工潮，亦不可不批评商报这一篇文字。我们与畏垒君各站在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来发言，旗帜自然要鲜明，观点自然要清晰，问题才可以解决。但我不能像畏垒君那样，明是一篇反对工农利益，主张限制工农运动，鼓吹资产阶级团结且速参加国民政府以取地位的文字，而说来曲折委婉，却是我所不能办到的。”施英惋惜：“畏垒君在帝国主义统治与军阀压迫下的上海，亦曾为上海的工人发言，时同情于上海工人的反抗运动。畏垒个人亦不是资本阶级中的直接剥削者，但他的思想与议论，却是近代资本主义之资产阶级的。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隐避而不答复。”赵世炎的这篇长文，可以看作是共产党人对陈布雷重新作出的政治评价。

陈布雷与工农群众及共产党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与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的关系却渐次密切起来。早在筹划北伐战事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在考虑舆论北伐的问题。就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来说，政治中心固在北京，然舆论中心却在上海。上海各报中，尤以《商报》的立论皆暗合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而《商报》主笔陈布雷的大名，不用说，蒋介石早已如雷贯耳了。为此，蒋于这一年春天，派遣黄埔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先期北上，意在联络沪上各报及陈布雷等人，为国民党集聚新闻力量。邵力子为南社领袖人物之一，与南社社员陈布雷原就熟悉。故邵抵上海后，宴请沪上各报主笔，说明北伐形势，以便为国民革命军广开舆论。席间，邵力子拿出一只大信封，递给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君极为慕重。”陈布雷打开信封一看，是蒋介石的一张戎装照片，并有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蒋要笼络陈布雷，出发点可以理解。然而，蒋介石一不写信，二不送礼，一上来，就先送上一张“玉照”，这又不是谈恋爱，找对象，陈布雷要他的照片干什么？这一新潮之举，颇让陈布雷费解了。其实，这在蒋介石，是颇有深意的。

第一，在蒋认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入伙加盟，无非也是一个男欢女爱、男婚女嫁罢了，大家合则来，不合则去，一如婚姻上的合合分分。所以，蒋对陈布雷表示好感和仰慕，要请陈布雷入伙帮忙，首先想到要送他一张“玉照”，以便让陈布雷一睹“芳容”，顿生好感。

第二，在蒋认为：若论投书致意，自己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如被文章大家陈布雷耻笑，岂不是关云长门前舞菜刀，自讨没趣？如果是大把赠金、大把赠银，以自己的权势来说，自然不是难事。问题是，此举未免显得过于市侩，尤其是像陈布雷这样的文人，往往高傲自负，又岂是几个铜钱可以收买的。蒋想来想去，自忖没有其他什么特长，唯有一副英俊小生的形象，尚可告慰一下自己，尤其是一幅戎装艺术照，简直可以视为平生“杰作”，用今天的一些追星少女的审美眼光来说，也就是很有点高仓健的味道了。所以，蒋要送礼，认为拿得出手的，也就只有这张戎装照片了。

以陈布雷来说，对蒋的这番深意，很可能不甚了然；对蒋之为人，也是若明若暗。但是，蒋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南方政府的“革命”新秀，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东方“拿破仑”，这对于陈布雷来说，知道这么多也就够了。于是，陈收下蒋的“玉照”，另对邵力子一番客套，无非是对蒋先生“心向往之”云云。蒋、陈的这一次间接接触，固不能算是有情人的正式“联姻”，但大抵也表明双方有意加深了解。自此，蒋在南方，陈在北方，蒋策划以武力北伐，陈运筹以舆论开道，双方配合默契，相知日深了。谈“恋爱”谈到这种程度，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见见面，进一步予以考察了。

1926年冬天，陈布雷接到南昌等地的友人来信，约他以记者身份赴南昌一游，同时可以见见国民党的头面人物，特别是转致了“蒋介石很盼望与君相见”的意思。从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处境来说，正是倍感艰难的时候。一是潘更生走了，潘公展也走了，要想再现前几年《商报》的盛世，已是力不从心了；二是自己与报馆中的同仁，都是反对孙传芳的，而董事会中的大佬，却是拥护孙传芳的。反孙的编辑部与拥孙的董事会针锋相对，这样一对矛盾，颇让陈布雷为难。后台大老板傅筱庵表面上支持自己，但观其内心，对自己亦有不快之色，这是陈布雷早就看出来的。故陈布雷自忖：《商报》馆这样一个冷灶，再烧下去已没有什么味道，不如早日跳出这个是非之地，另谋发展。

于是，陈布雷的思去之念日炽，加之南昌来信相邀，不啻是瞌睡送了个枕头，正所谓《周易》所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决心既定，陈布雷开始筹措行旅之事，并约好友潘公展同行。随后向傅筱庵辞行。傅筱庵也是个明白人，对陈布雷的辞职表示理解，并说：“今日一别，请为我赠言。”陈布雷本是个夫子，对傅老板的虚怀若谷也就信以为真，率直坦言：“局势变化日剧，希望傅先生谨守商业本位，勿慕虚荣权势，勿趋附军阀官僚。对大局之观察，最好以虞洽卿先生之意见为准，则必可免于咎戾。”

前面一句话固然不中听，但傅筱庵见陈布雷说得那么认真、诚挚，也还能勉强微露笑意，频频点头。后面一句话，傅筱庵不啻是如骨鲠在喉了。傅与虞都是镇海同乡，又都是商界同仁，但因利权的冲突，两个人早已水火不容；又因野心的冲突（争夺上海总商会会长，做商界领袖），双方更是形同路人。特别是在这场南北战争中，虞拥蒋，傅拥孙，双方各为其主，亦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而这个时候，陈布雷竟提出要傅筱庵唯虞洽卿的马首是瞻，跟在“虞洽老”后面摇旗呐喊，做虞的跟班与小伙计，岂不是可笑之至。以傅的机心和野心，傅何能做到？傅何会做到？不过，傅筱庵总算好涵养，仍然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耐着性子让陈布雷把话说完，然后端茶送客。结果，傅筱庵按他的“既定方针办”，不遗余力地拥孙。可见，陈布雷的一番“临别赠言”，是对牛弹琴了。

两个月以后，南军攻克上海，蒋总司令大笔一挥，下旨通缉附逆分子傅筱庵。傅闻讯之下，抱头鼠蹿，仓皇出逃大连。后请出杜月笙、虞洽卿为之疏通，蒋总司令总算不念旧恶，不再追捕了。四年后，傅总经理重新回到上海做事。又过了六年，日本人打来了，当年的蒋总司令也不得不仓皇西撤，昔日的上海滩又换了新主人。傅筱庵见有机可乘，居然不惜对日本人以身相委，换取了伪上海市长的“宝座”，最终被爱国志士、义仆朱升几板斧，横死家中。

中共“谋略”：促成蒋、陈结合

1927年1月下旬，农历已近年关，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过年。可是，陈布雷与潘公展却于此时联袂起程，赶赴南昌。可见，南昌之行，对于陈布雷来说，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据说，陈布雷的南昌之行，是共产党人秘密运筹帷幄的杰作，而发端人物即为李一氓。李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主任，宣传科长等职，对蒋之其人，可谓知之甚深。李后来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与文化统战工作，在中共党内素以思虑缜密，目光深湛著称，是一个谋略性人物。

早在北伐初期，中共就已看出蒋介石是一位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枭雄人物，内心诡谲，狡计百出，心理颇难捉摸，不少与蒋打过交道的中共领袖人物都深感头痛。可是，中共很清楚，无论是从国共合作来说，还是从北伐战事来说，都还离不开这位“蒋总司令”。抓又抓不住，丢又丢不开，弃之不可，与之不得，这就颇让人有点为难了。于是，善于谋略的李一氓认为，蒋介石爱用“谋略”，我们是否也对蒋用一番“谋略”：找一位为人正直、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并且还要是一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手笔，设法弄到蒋总司令身边工作，最好是担任蒋的秘书，以便了解和把握蒋的心理，相机影响蒋的决策。

本来，大家认为，这样的人以郭沫若最为合适，但郭氏的诗人气质太浓，浪漫有余而自持不足，粗犷有余而谨慎不足。把这样的浪漫才子放在唯我独尊的蒋总司令身边，恐怕难以合作到底。况且，以蒋的猜忌心理，对郭这样的人，恐怕也不会接受。从长计议，只能另找合适人选。反复斟酌的结果，最后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陈布雷身上。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对《商报》都很关注，在自己办的刊物上，亦常转载《商报》社论。大家都认为：陈布雷极富正义感和爱国心，文笔犀利流畅，笔调苍劲古朴，实为时下杰出之才。加之，陈与蒋有同乡之谊，与戴季陶、邵力子等人关系甚密，与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虞洽卿等也有很深的关系，所有这些方面，都容易让蒋产生认同感，估计蒋是能够接受的。

接下来，李一氓等人研究如何将蒋、陈“撮合”到一起呢？“谋略”的结果，决定请出陈友仁，居间穿针引线。陈友仁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共产党人有着较好的关系，为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曾以铁腕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而著称。加之陈友仁是张静江的女婿，张是蒋介石的恩师，又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因此，由陈友仁出面，到张静江那儿下以说词。再由张静江出面，到蒋介石那儿下以说词，事必可期。至于陈布雷这边，李一氓说，他与陈布雷有过一面之交，想来问题不会很大。

陈布雷这边，果然问题不大。李一氓对陈布雷说，国民革命军一路北伐，势如破竹，饮马长江，底定中原，统一全国，胜利可期。陈布雷听到这里，神情十分欣喜。李一氓又说：蒋总司令手下精兵强将云集，惟缺少一位“骆宾王”，能以《讨武曌檄》那样的大手笔，为其佐理文字工作。陈布雷听到这里，亦很爽快地表示，北伐大业，彪炳千秋，只要总司令派人来请，我一定参加。

张静江那边，也是一说就成了。陈友仁赶到广州，对张说明来意。张连连点头说：自北伐出师以来，就没有写出过一篇好文章。认为陈布雷是名满申江的大手笔，能在总司令幕府中主持笔政，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张与陈友仁还纵论了一番蒋身边的幕僚人物，认为：邵元冲颇有文才，但学究气太浓，过于迂腐；陈立夫聪明过人，玲珑剔透，但文笔稚拙，难成大器；戴季陶号称理论家，也能写两笔，但太过浮华空泛，终非班马之辈；吴稚晖能说会道，言语犀利，但作为革命元老，不便屈居蒋氏的幕僚，且说话粗俗不堪，往往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比较而言，还是陈布雷最为合适。最后，张表示：自己即将出发到南昌，亲与蒋言及此事。

据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回忆，他的《郭沫若与陈布雷》一文发表后，李一氓曾当面向他披露了这一秘密，说明“陈布雷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还是共产党人推荐的”。李并向翁泽永叙述了当时中共向蒋氏荐贤的过程。翁泽永后来又与冯乃超谈及此事，冯回忆当时自己也在上海，不过未参与其事。冯认为李一氓的话是可信的，这是因为，李当年在党内负责的正是这一方面的工作。福康的《听李一氓老人谈文论史》等文，亦披露了这一方面的史料。

这样看来，陈布雷赶赴南昌，确是共产党人在幕后运筹谋划的结果。不过，应当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1926年春天，邵力子就已经衔蒋命，秘密赴上海，做拉拢陈布雷的工作，并赠有“玉照”以为信物。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李一氓等共产党人的“撮合”，才能顺利成功。也就是说，陈布雷与蒋介石之间，此前已经有了合作的愿望。而共产党人的工作，可谓顺应其时，起到了一个顺水推舟的促成作用。

事后来看，李一氓等人“谋略”，就其初衷，固然是好的。蒋是靠玩枪杆子起家的，且城府很深，为人阴鸷，颇不易对付。为此，李一氓等党内一批“谋略专家”，“主动”为蒋配备了一位“好秘书”，意在以一个好的“笔杆子”，来影响蒋的“枪杆子”。这个“谋略”的作用，究竟如何？这是一个不太好说的话题。陈布雷成了蒋的笔杆子，在某些方面，确是对蒋有所影响。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是福耶？祸耶？这就难以说得清楚了。

2月1日，也就是农历除夕这一天，陈布雷与潘公展风尘仆仆地抵达南昌。江西这个地方，陈布雷过去到过修水（为处理祖业上的一些事情），南昌是从未到过的。这一次来到南昌，陈布雷的第一印象，就是满街的横幅上写着“蒋总司令劳苦功高”之类的标语。陈布雷一介书生，一看标语，也就认为蒋总司令一定是劳苦功高了。这样陈布雷心里对蒋介石就更多了一层敬意。

陈布雷与潘公展到了南昌之后，才知道张静江与蒋介石都上了庐山，并留言要他们到庐山见面。于是，陈布雷与潘公展“遵旨”，于正月初一这一天，赶赴庐山。上山后，陈、潘第一个拜见的对象，就是张静江。张是陈布雷南昌之行的主要推动者，又是潘公展的湖州南浔小同乡。在公，在私，陈、潘都要拜见一下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国民党领袖人物。而传说得最多的，就是张静江的轻财仗义，以万贯家财资助革命党人的传奇故事。孙中山曾经为之赞扬：“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据说，宅心仁厚的中山先生对张曾有“革命圣人”之誉，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因此，陈布雷到南昌拜见这位“革命富翁”时，是很带着一些敬佩之情的。其时，张患有腿疾，不良于行。陈布雷来到张静江的住处，看到这位名扬天下的“大侠”躺在藤椅上，腿上盖了一条毛毯，全身骨瘦如柴，躯干瘦小，简直就像一个孩子，与心目中伟岸传奇的形象相去甚远，心中大为惊异。陈布雷向张静江致以问候后，便以欣喜心情，恭维张静江说：“北伐军进展神速，底定长江中下游，张主席劳苦功高。”岂知张听到这里，挥了挥手，不屑地说：“劳苦功高的是草头蒋，不是我跷脚张。现在军权高于一切，我不过是傀儡而已。”陈布雷不防张静江竟是这样一个开场白，一时惊愕，片刻之后，才缓过神来问道：“张主席，蒋总司令说要见我？”张静江点点头说：“老三”到牯岭去了，明天才能回来。张静江说的“老三”，即指蒋介石。

张静江、许崇智、蒋介石之间，曾经结拜为兄弟。张居长，为老大；许次之，为老二；蒋再次，即为老三了。蒋的盟兄盟弟虽有数十人之多，但敢以“老三”这种口气直呼蒋氏的，张是第一人。从资格上说，张也是有这个老本的。一是在蒋当年穷困潦倒时，张在经济上资助多多，可谓有大惠于蒋；二是张曾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长，蒋当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张为监誓人。后来，也正是张的力争，孙中山才肯予蒋以黄埔校长的要职，可谓有大功于蒋；三是张本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北伐之前，张才主动“禅让”给蒋，但仍替蒋“代理”。张、蒋之间，竟将国民党中央主席私相授受，亦可谓有大恩于蒋。张有这样多的老本，在蒋介石面前，自然是可以老气横秋地呼一声“老三”了。

问题是，若按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来的成例：党内称“同志”，党外称“先生”，行政上称职务，至于“老三”“老四”一类，原本是江湖上的一套。现在，以党内关系论，蒋为中央主席，张为中央代理主席，可以说是同志了；若以行政职务论，张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亦可以“张委员”与“蒋总司令”相称。可是，张静江现在既不称“蒋同志”，亦不称“蒋总司令”，而是以“草头蒋”与“老三”相称，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在张的意思，或许是显示自己的资格之老，职务之高，远在蒋总司令之上；或许是表示自己与蒋的渊源之深，关系之亲，是可以小兄弟呼来唤去的；或许是表示国民党的事情就是张、蒋两个兄弟在主持，张是“老大”，是大哥；蒋是“老三”，是小弟，大哥的话，小弟是不敢不听的；或许是张的习惯，平时就这样叫蒋，叫顺口了，改也难。究竟如何？终未能考证明白。

南昌西花厅的“殿试”

到庐山之后的第二天，陈布雷与潘公展一起去见被张静江称之为“劳苦功高”的“草头蒋”。一见面，陈布雷即很尊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

“草头蒋”对陈、潘的到来，表示热情欢迎，并显得很谦逊地对陈布雷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接着，蒋向陈、潘二人介绍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今后阶段的行动方略。说到这里，“草头蒋”显得踌躇满志地说：武汉、南昌已定，现在是要克复上海，这样长江中下游可告底定，然后挥师北伐，直捣津、京。谈话持续了一小时左右，陈、潘告退。这虽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自然不会谈到什么实质性问题，但蒋的谦恭礼让与远大志向，给陈布雷印象颇深。陈布雷千里迢迢到南昌、庐山“相亲”，第一印象总算不错。

这一天，蒋介石下山，返回南昌。陈布雷、潘公展随张静江行动，两天后，于2月5日返回南昌。随后，“草头蒋”再次约陈布雷、潘公展见面。这一次，蒋来实质性的内容了。寒暄之后，蒋便开门见山地说：“特请陈、潘两君加入我国民党，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略停片刻，蒋观察陈布雷面露惊愕意外之色，随即笑笑补充说：“君等在精神上实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蒋既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用江湖上的行话说，也就算是国民党的一代“教主”了，他要拉人入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陈布雷原是以记者身份赴南昌访问。入赣伊始，蒋就以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提出入伙的问题，这就很有点裹挟的味道了。好在蒋久历江湖，精于人情世故，深谙书生心理，故而第二句话也就说得颇为得体了。这意思就是：从思想上说，你们早就入党了。今天只是在组织上补办一个入党手续而已。

陈布雷以书生心理，固然高傲冷峻，生性不肯盲从，但经不住蒋的这一捧一激，原先的不快之色随之释然，并感激地说：“我深领蒋先生盛情。但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愿指教之。”蒋一一解答之后，陈始委转地表示：“容我等考虑一下。”两日后，在蒋介石、陈果夫的介绍下，陈布雷、潘公展联袂加入国民党组织，隶属中央组织部直属区分部。不数日，蒋邀陈布雷迁入北伐军总司令部西花厅居住，以便朝夕相处，移樽就教，潘公展则先期返沪。

这个时候，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了能与人才济济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蒋先以武力截留一批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又相继将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黄郛、张群等一批谋臣猛士火速召到南昌，整天为他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其势日张。

其时，南昌西花厅可谓是蒋的“军机处”了。陈布雷的对门就住着蒋的“二兄”黄郛，前室住的则是蒋的“三弟”张群。因蒋曾与陈其美、黄郛“桃园三结义”（陈居长，黄次，蒋再次），亦曾与黄郛、张群歃血为盟（黄居长，蒋次，张再次），黄、张都是不久前奉蒋命，赶到南昌帮蒋谋划大计，与武汉国民政府逐鹿天下的军师。这个时候的南昌，如果加上蒋介石的另外两个老兄弟张静江与戴季陶，简直是一次“草头蒋”的异姓兄弟大团圆了。在民国历史上，黄郛与张群都以善玩密室政治而著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可谓万人不及。在西花厅里，蒋、黄、张等人，朝来暮去，日思夕计，很快定下了大计：进占江浙，克复沪杭，直取南京，掩有东南财赋之地，另立中枢，与汉府分庭抗礼。

政治方略既定，并由黄、张等人分头先期潜赴汉、沪等地实施，蒋在这方面可以放心了。唯可虑者，就是黄埔阵营中出现的动摇与分裂。当时，蒋通过挑起迁都之争所暴露出来的政治野心，不但遭到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的迎头痛击，而且在一部分进步的黄埔师生中，也引起了激烈争议。以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就在进步的黄埔学生中形成了第二个中心，更有以共产党员蒋先云为代表的黄埔学生，视蒋为国贼而予以讨伐，这使蒋深为忧虑和恐惧。为了消除黄埔学生的离心倾向及异己力量，蒋在恩威并施、又打又压的同时，则考虑以黄埔校长的身份，向黄埔学生发表一篇文告，从舆论上进行一次宣传引导，以便把黄埔学生紧紧抓在自己手中。蒋介石挽留陈布雷的目的，就是要陈布雷代写这篇文告，同时，蒋也是有意要借这个机会，试一试这个江左才子的文笔。

一天，蒋踱进了陈布雷居住的西花厅，装得面有难色地说：“北伐以来，黄埔学生带兵打仗，战功卓著，但派系纷争，山头林立，居功自满，有的甚至不服从统一指挥，对革命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布雷先生，能否劳神代撰一篇《告黄埔同学书》？”

从陈布雷来说，自到南昌之日起，蒋总司令就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几乎是天天对布雷先生“请上座，奉好茶”，吃好，喝好，住好，睡好，又从来不提任何要求。一二十天下来，陈布雷没有半点贡献，心中早生愧意。而且，最要命的是，自己既不懂排兵布阵，“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更不懂舞刀弄枪，“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上马不能治军，下马不能治国，实在不能帮蒋总司令什么忙，真是不好意思。陈布雷自忖：自己马马虎虎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摇摇笔杆子，炮制几篇文章罢了。可是，文章之道，尤其是写幕僚文章的，需要讲究分寸场合，一是要等人家开口索求，不好自告奋勇，若是那样，岂不显得浅薄，太没有身份了；二是要按照人家的意思撰写，不好自行其是。若是不对人家的胃口，岂不是本想帮忙，反而成了“帮闲”。

老话说：“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这真是至理名言。即以陈布雷这样的高人，也不能免俗。因此，当蒋介石提出要陈布雷写一篇《告黄埔同学书》时，陈布雷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很爽快地说：“恭敬不如从命，请蒋公指示要点。”虽然是一篇官样文章，但是，能够在蒋总司令面前一展身手，陈布雷还是很高兴的。

当然，陈布雷不是不知道，蒋要他写这篇文章，亦有要考考他的意思。按照封建时代的科举模式来说，这也就相当于万岁爷的“殿试”了。陈布雷高中，但“圣上”还要试一试他的文笔，又当庭出了一个策论题，叫做《告黄埔同学书》，让他试做一下。不是说申江陈布雷誉满江湖、名盖天下吗？好，到底是驴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大概是蒋总司令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意思。

陈布雷饱读历代典籍，尤其熟悉文告体，对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等历代著名檄文，更是烂熟于胸。自领命之后，陈布雷一杯浓茶，一听三炮台香烟，尔后便是展纸研墨、凝神默想，开始作宏篇巨制的构思了。正所谓“文高由识高”，陈布雷想起近代以来各国列强对中国的无耻侵略，想起北洋军阀对老百姓的残酷压迫，想起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华民国搞了十三年，革命屡屡不能成功，原因就在于只有革命党的奋斗，却没有革命军的奋斗。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建立革命军打基础。想到这里，陈布雷只觉得胸中思如泉涌，文若奔马，大有“惟天地于一物，横四海于寸心”的感觉。接下来，陈布雷便是浓茶一口一口地喝个不停，三炮台烟一支一支地吸个不停，同时染笔挥毫，振笔直书，义正辞严，掷地有声，“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如此一个晚上，陈布雷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第二天，陈布雷向蒋总司令交卷。

老实说，以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那点功底（据台湾作家李敖考证：还是冒牌货），写文章的水平固然免谈，然蒋既当了什么总司令，与天下的文章高手打交道多了，耳濡目染，看文章的水平，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加之，蒋因自己的文章功底比较浅，但又不想让天下人小瞧，也就特别喜欢装出一副文乎文乎的儒雅气质，尤其是一些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类的酸文章，最能适合蒋的欣赏心理和习惯。于是，当蒋读到陈布雷的文章时，不觉眼前一亮，击节赞叹：果然好文笔！果然好文章！委婉酣畅，文采斐然，不愧高手。

蒋对陈布雷的文章欣赏、赞叹之余，猛然想起当年女皇武则天看了骆宾王所写的《讨武曌檄》之后，曾有“宰相安得失此人才”的责怪。女皇的意思是：这么杰出的文人才子，怎么不给我网罗起来，结果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蒋是聪明的，想到这里，便有些迫不及待了，马上垂询：“布雷先生愿意留在总部工作么？”

老实说，以蒋君临天下的地位，是个只对别人勾食指头的主儿，他能用这种口气说话，算是很难得的。而且，别人只能趋奉不迭了。只是，这一回好像不灵，陈布雷不肯赏脸，要与他玩一回“双向选择”，当即以所谓“书生论政，多不中的”及“仍想回沪当记者”作遁词，对蒋婉言辞谢。虽经蒋多次挽留，陈只答应在必要时可以为蒋撰写文章。蒋多少有些失望，却故作大度地说：“很好，很好。我们后会有期。”

蒋是老江湖了，对陈布雷这种人的心理，早已洞察。这就是大凡真有本事的人，大抵都有一副傲骨，不肯轻易为人所用。当年诸葛亮住在隆中的一个破草棚子里，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还摆出一副大架子，让刘皇叔屁颠屁颠地跑了三趟，才肯赏脸接见了一次。比较而言，今天的申江陈布雷，不但名气大得多，而且生活条件也要好得多，他还能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来，与我见上一面，朝夕晤谈，贡献大计，炮制大作，还答应今后常来帮忙，这就很不容易了。以后，只要我在态度上再装得谦恭礼让一些，顺着他们读书人的心理，把场面上的事情做足，让他有了一种感君知遇的心理，就不怕这个书呆子不上钩了。蒋打好了这种如意算盘，所以，当陈布雷坚持要回沪办报时，蒋并不见气，亦不勉强，只是给他拖上一条尾巴：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向外界表明：这个陈布雷，已经是我的人了。然后，蒋客客气气地送客。

蒋的这一手，的确要比一班新老军阀高明得多，也的确给陈布雷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布雷的观念：“知我者岂唯蒋公乎？敬我者岂唯蒋公乎？”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而认定“蒋公”颇有“圣君”之风。南昌之行，陈布雷虽未入幕，但从思想上说，很可能已经有了入幕之念。民国政坛上的一对“黄金搭档”：被国民党舆论鼓噪为“圣君贤相”的蒋、陈结合，至此正式拉开了序幕。实事求是地说，蒋、陈合作，固然有着中共“谋略专家”李一氓等人于幕后“搭桥”等促成因素，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蒋、陈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互补性。

首先，就两个人的实力来说，蒋掌握的是枪杆子，陈掌握的是笔杆子。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王朝的创立，都有一个“两杆子”相互结合的过程。“枪杆子”要找“笔杆子”，“笔杆子”也要找“枪杆子”。否则，“枪杆子”不会成功，“笔杆子”也不会成功。一般人都认为蒋、陈结合，是蒋主动笼络陈布雷。其实，这里面也有陈布雷上门攀附的因素。况且，即使没有陈布雷到南昌附蒋，也会有“张布雷”、“王布雷”去，这是一个大规律，任何王朝都不例外。

其次，从蒋、陈的政治立场来说，蒋是打着反帝、反军阀的旗号起家的，同时对工农运动又具有强烈的仇视心理。而陈布雷可以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物，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陈布雷是一个勇士；在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面前，陈布雷是一个懦夫。在民国历史上，陈可以说是一位极具资产阶级两面性的代表人物。陈有这种政治上的两面性，与蒋才能有一种很强的认同感；同时，蒋所具有的政治上的两面性，使他能够容纳陈布雷这种幕僚人才。

再次，蒋之起家，与刘邦、朱元璋有某种类似之处，都是太保类人物，原先没有什么根底，很有点“阿混”得志的味道。同时，蒋又是个有思想的太保，懂得要打天下，不能光凭太保那一套，还要有一批社会贤达、名人耆宿出来为自己捧场，特别是要有文人出来充当吹鼓手，建立“形象工程”，一方面达到所谓“积望”与“养望”的目的，一方面建立自己的社会基础。否则，太保便永远只能是太保，既打不了天下，更坐不了龙廷。所以，蒋要下死力拉拢文人学者，不但翁文灏、王世杰、何廉等一批大知识分子相继入阁，树起所谓“学者从政”、“名流入阁”的旗帜，就是历来桀骜不驯的现代大儒胡适之，也曾一度为蒋捧场，做了几年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驻外大使。这中间，蒋最为看重的，也还是陈布雷。

最后，从个性气质来说，蒋、陈都出生于浙东宁波地区，宁波人聪明、机警、灵秀，又不失为果决、狂放，敢为天下先。然宁波人的不足之处是：地域意识强烈，器量狭小，擅长派系纷争等。应当说，蒋、陈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甬人的这些普遍意义上的人文特色。同时，陈布雷所具有的那种强悍的文人气质，蒋介石所具有的那种强悍的武人气质；陈所具有的浓烈的封建忠孝意识，蒋的那种装模作样的仁义之道，也都进一步加深了两个宁波人之间的相互认同与理解。此外，陈布雷作为浙江文人集团中的佼佼者，与蒋身边的一批浙江籍文人幕僚，如张静江、戴季陶、邵力子、邵元冲等，关系很深。出于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也出于要维护浙江籍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也都积极鼓动陈布雷入伙。肥水不流外人田。

综上所述，陈布雷之走向蒋介石，有着十分深刻而复杂的政治与人文背景，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话题。潘公展走后，陈布雷在南昌又住了20多天，于3月间取道九江到达汉口。在汉口勾留了十余天，乘江轮返沪。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已推翻了军阀统治，占领了上海；同时，驻扎在上海郊区的蒋介石部队不费一枪一弹也已进驻了上海。

“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陈布雷回到上海时，差不多成了一个无业人员。虽然从理论上说，陈布雷这个时候还挂着一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的头衔，但由于约定并不到任，只在需要时去帮帮忙，好像朋友之间有事，喊一下就来了，什么也不图，帮完了就走，最多管一顿饭，说到工钱，那真是骂人了。因此，这个工作不能算是正式职业。史料上没有说到陈布雷是否从这个头衔下支过薪水，如果支过薪水，这应该看作是一个兼差，如果没有支过薪水，那么就连兼差也算不上，确实算是“朋友”之间的义务帮忙。

但是，从陈布雷的角度说，无业并不等同于失业，与一般人所说的“失业青年”，更是两个概念了。事实上，陈布雷刚刚回到上海，就有两家报馆闻讯找上门来，一家是老东主《商报》，一家是《时事新报》，两家开出的都是一个价码：担任主笔，掌握报馆的方向路线。在当时，这是一个新闻记者在报馆里所能捧到的最好饭碗了。颇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邀约都被陈布雷一口回绝。在南昌，陈布雷亲口对蒋介石说，他的志向仍是回沪当记者，办报纸。到了上海，忽然又不想进报馆了，岂非咄咄怪事？

我们现在清楚，在南昌，陈布雷对蒋总司令其实是说了假话的。当时，陈布雷婉辞入幕，真正的目的，并不在回沪办报，而在于还要看一看。看什么？比较合理的解释，自然是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看一看蒋介石的真正实力，看一看南昌与武汉的力量对比，也就是所谓看一看“风向”了。所以，陈布雷离开南昌时，并没有直接回沪，而是从九江拐到汉口，暗中对汉口的形势及武汉国民政府的实力进行了一番摸底的工作。离开汉口，陈布雷心中也就有底了，特别是汉口的那种闹哄哄的政治气氛，颇不对自己的口味。等到陈布雷返回上海，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北伐军相继进入上海，攻克南京。蒋介石开始掩有东南财赋之地，武汉国民政府已经成了一个空心大萝卜，不足为虑了。

陈布雷去南昌时，在南方革命力量中，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尚未破裂；汪蒋争斗，谁胜谁负？还不明朗，像陈布雷这样的大笔杆子如何站队？的确是个大问题。历史上在改朝换代时期，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是因为择主不慎，站队站错了，结果脑袋搬家，甚至株连九族，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陈布雷不会不记取。事涉史家评价，且关系身家性命，不可不三思而后行。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登”，在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这个初春，谁是真正的“高材疾足者”？陈布雷在站队之前，是一定要弄弄清楚的。在南昌期间，陈布雷有心附蒋，但是，觉得还需要再看一看风向，这正是陈布雷在政治上的“成熟”与“谨慎”之处。

果然，到了4月间，形势为之一变。先是蒋介石的枪口一调，发动四一二血腥屠杀，妄图赶尽杀绝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接着是蒋介石凭借其雄厚的军事、经济实力，在南京开府，江浙财团鼎力相助，英美等国表示支持。如此，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与财政实力，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及政府的“正统”地位，开始确立并巩固。值得深思的是：两年前，因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陈布雷曾有“人间何世？痛！痛！！痛！！！”之叹。可是，到了上海四一二事变期间，上海可以说是血流成河了，而陈布雷竟然取“沉默是金，沉默是银”的态度，对此不置一词。这就足以说明，自南昌之行后，陈布雷的反专制、反军阀的民主精神，差不多已经丧失殆尽。

宁汉对立，国共分裂，陈布雷作出了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这是陈布雷从国民党南京政府手中接受的第一个正式官职。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是张静江。3月份在南昌，陈布雷尚不肯做“草头蒋”的入幕之宾；4月份，陈布雷就到了杭州，倒成了“跷脚张”的入幕之宾，这又是一个多少让人费解的抉择。据陈布雷解释，这是邵元冲、张静江再三敦劝的缘故，这显然不能自圆其说，但又没有更好的遁词，只好这样搪塞了。不过，陈布雷到了杭州，住在西湖贝庄，并没有表现出通常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官场热情，对省政府的日常公务毫无兴趣，终日显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陈布雷素以恪尽厥职、安常履顺著称，出现这种现象，这在过去，似乎是从未有过的。

事实上，陈布雷之出任浙省秘书长，它的重要性不在于职务本身，而在于一种政治姿态。表明在国共两党的斗争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争斗中，他已经坚定地站在蒋一边。果然，浙省秘书长的板凳还没有坐热，陈布雷于5月下旬又很快作出了第二个引人注目的决定，辞去省府秘书长职，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职。这一决定，与陈布雷在南昌婉辞入幕，在时间上仅仅隔了两个月。陈布雷的这个思想弯子转得这么快，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一职，是陈布雷在其一生中，从南京国民党中央手中所接受的第一个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书记长一职，是个“空前绝后”的设置。遍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构，都看不到有“书记长”这样一个名称。此前，国民党一大、二大成立的中央党部组织，均设有秘书处，共产党的谭平山、林祖涵、杨匏安及国民党的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等大人物，都担任过秘书职务。秘书之下设“书记”，但“书记”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纯粹是个下手，大抵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书之类，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此后，国民党三大、四大成立的中央党部组织，仍然设有秘书处，但负责人改叫秘书长，陈立夫初期出任的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中央党部里同样没有“书记长”一职。可见陈布雷这个书记长一职，是国民党处于宁汉分裂时期，蒋介石专为安置陈布雷而临时创设的，在宁汉合流之后，很快就取消了。因此，很难说这个书记长相当于国民党内的什么要职，但从它所负的责任范围来看，也就是抄抄写写罢了，大致相当于原先的中央党部秘书的角色。

新职上任伊始，陈布雷仍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激情与忙碌，反而有心绪恍惚，茫然若失之感。其原因，一方面，新职将陈布雷终日关在办公室里，抄抄写写，上传下达，生活显得异常陌生、枯燥、刻板，远不如当新闻记者那样自由自在，潇洒飘逸，富于创造，容易激发情感。陈布雷回顾自己这一阶段的感受是：“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常常个性与任务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种种黑幕，也使陈布雷对新职大为苦恼。作为中央党部书记长，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参加中央党部会议，做好会议记录。这是陈布雷平生第一次进入国民党中央核心圈，近距离地观察到高层各派系之间的相互攻讦与咬斗。过去，陈布雷在上海办报，远离国民党权力中心，对国民党的了解，大都停留在各种浮面的声明、决议、谈话上，那里面充满革命的词句和口号，充溢着革命党人的大义凛然与正大光明。这使青年陈布雷为之充满敬意，从而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目光看待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等到陈布雷进入国民党里层，耳闻目睹平日里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们，为了能将对手打翻在地，竟然使出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时，开始目瞪口呆了，在他的脑海中，这些大人先生的道德形象和人格力量，倏然间如大厦倾倒，变得一文不值。陈布雷第一次领会：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宫廷斗争，什么叫尔虞我诈。这使陈布雷大为气馁和泄气。陈布雷后来回忆：“平昔期待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实与理想相印证，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以至常常“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忽忽不乐”。陈布雷说这个话的时候，自己也成了国民党要人，所以表达得十分委婉客气。

陈布雷倒也不是杞人忧天，两个多月以后，形势再一次发生逆转。因桂系联合实力派人物何应钦共同发难，蒋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被逼下野。于是，蒋把陈布雷找来，嘱他代自己起草一份《辞职宣言》，准备对外发表。

陈布雷原先以为：所谓为蒋“佐理文字”，无非是来往信函、公文起草、对外谈话、通告布告、重要文章之类，诸如《告黄埔同学书》那样的名文，何曾想到赴南京任职，写的第一篇重要文告，即是一个倒霉的《辞职宣言》。古人固然有《乞骸骨表》、《上书告退》等酸文章，可以借鉴，然蒋的辞职并非是“乞骸骨”，告老还乡，而是企图以屈求伸，东山再起。所以，陈在“捉刀”过程中，不得不埋下一个伏笔，先替蒋来一通臭摆功，述其反共、北伐经历；继而贡献了宁汉合作、继续北伐、彻底清共三点大计，并谓虽自劾归去，仍以国民党员资格，努力党务云云。很有点“人还在，心不死”的味道。这一篇“捉刀”之作，在14日的上海报纸上发表。

8月13日下午2时，蒋介石从南京乘京沪特别快车，经上海转杭州。表示与蒋同进同退的陈布雷，也于18日离开南京，返回慈溪。这一次回官桥小住，陈布雷祭扫了父母墓地，又与贤妻王允默一起游览了浙东名胜大霖山。大霖山面对姚江，背依三湖（杜湖、白洋湖、上林湖），自然环境清奇险要，素有“江南小水泊”之誉。陈布雷与王允默登上绝顶，南望：只见姚江宛若一条银白练带，自西而东飘然而下；北观：三北平原浩浩无垠，与杭州湾海天相接；远眺：千岩竞秀，万壑争鸣，松涛拍天，岭脉逶迤。置身在这一片神奇景色之中，陈布雷不觉心旷神怡，顿有飘飘若仙之感，多少天以来的郁闷心绪亦一扫而空。

9月下旬，蒋东渡日本，曾派张群约陈布雷同行，陈以“我不谙日语，恐不能于蒋先生此行有补”而婉辞。10月，陈应潘公弼之约，重返新闻界，赴沪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每十天交社论三篇，月薪50元。陈布雷借此机会，极力宣传国民党及蒋氏的“光荣历史”，为蒋重新上台制造舆论。

12月，蒋打回政坛，复职视事。次年1月，陈布雷随蒋返回南京。

经历了第一次下野风波，蒋对陈的忠心耿耿深为赏识，有意延请陈布雷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并要陈立夫去探询陈布雷的意见，陈再一次婉谢不受。蒋见陈还是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度，有点不解了。一天，蒋道遇陈布雷，单刀直入地问：“布雷先生，你自己选择，愿任何种职务？”这就有点摊牌的意思了。陈布雷从容回答：“我的初愿是以新闻工作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对公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非我所能胜也。”这是陈布雷第一次当面向蒋表示，只接受蒋的私人秘书的职务，且不计较职务的高低与薪水的厚薄。都说“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难矣哉！然陈布雷做到了。蒋介石碰上陈布雷这样的呆子，真可谓捡到一个大便宜。

蒋原以为陈布雷是不愿屈就秘书长一职，现在才知道他是淡泊名利，心中自是大为受用，故一边谦词：“何能以君为私人之秘书！”一边询问陈是否愿意出任《中央日报》主笔？陈认为：《中央日报》已有主笔，且成绩甚佳，无意鸠占鹊巢。最后，陈表示：有意回沪，先办一段时期报纸，再作打算。蒋一时无计可施，表示首肯。数日后，陈布雷行色匆匆地回到上海。

这一次，陈布雷总计在南京勾留了一个月左右，也帮蒋写了几篇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但都算不上什么名篇大作。进一步奠定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地位的，是这次重返上海新闻界期间的几篇“杰作”。

回沪之始，陈布雷接受了《时事新报》总经理张竹平的邀约，出任该报总主笔，主持社论。此间，陈同时兼办“戊辰通讯社”，以安插《商报》旧人。另与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周佛海等国民党要人一起，创办《新生命》月刊。

大凡看过《新生命》发刊词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该刊是国民党御用的一个理论刊物。“发刊词”是陈布雷亲手炮制的，文中开宗明义地声明：“阐明三民主义的理论，发扬三民主义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个使命。”然而，国民党这个时候所鼓噪的三民主义，早成了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块遮羞布，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是南辕北辙了。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这样一个重要刊物，交陈布雷等人来办，实际上已经是把陈布雷看作国民党的代言人了。

文人的“御用”

陈布雷真正把御用文人作为“生意”来做的，应当说是自《新生命》月刊与《时事新报》始。在此期间，陈发表了大量文章，无不是两副面孔，对上一副面孔，妙解“圣”意，阿顺取容，以报私恩；对下一副面孔，冷言冷语，声色俱厉，横加指责。

陈布雷在青少年时期，可以看作是一位很有叛逆精神的“造反派”。可是，到了《新生命》发刊词中，陈布雷口气立变，不准别人革命，也不准别人造反了。并以青年导师的口吻，老气横秋地教训青年：“一个是不要‘乱做’，一个是不要‘不做’”。“一部分青年，犯了乱做的毛病；一部分的青年犯了不做的毛病，要救第一个毛病，就要阐明三民主义的理论，要救第二个毛病，就要发扬三民主义的精神。”要是倒回去20年，陈布雷自己也不敢相信这种话会从他口里说出来。可见一个人，一旦地位变化了，言与行都立刻判若两人，真让人感到可怕。

1928年2月2日至7日，蒋在南京主持召开了自清党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即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确立了国民党反共反革命的理论纲领；并在通过《中央党部改组案》、《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等文件的基础上，选举蒋介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政治会议主席，重新确认和巩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会议之后，陈布雷迫不及待地写出长篇表态文章：《对于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应有的认识》，刊登在《新生命》月刊第四期上，吹嘘1927年4月的清党挽救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族的生命，“是本党伟大的生命力量的表现”。从《新生命》发刊词到《对于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应有的认识》，作为国民党御用文人来说，陈布雷第一次表现出那种政治上见风使舵与亦步亦趋；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来说，陈布雷第一次表现出那种文化人格的倒退与异化。

《时事新报》时期的陈布雷，无论是立论，还是文风，都与《天铎报》及《商报》时期的陈布雷，有了本质性的变异，既无那种“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与追求，也无那种桀骜不驯、横扫千军的气魄与风骨，有的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与一味顺上邀宠的捧场。陈布雷自己也听到了这些议论，指斥他的文章远不如《商报》时期猛锐。对此，陈怡然自得地辩解说：“余所撰者，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人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一般人不满意不要紧，只要“中央诸公”满意就行了。这就是一个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行动纲领。

陈布雷所谓让“中央诸公”满意，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其中，以“济南惨案”时的言论，表现得最为明显。1928年4月，为阻止南军继续北伐，日军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5月1日，南军攻入济南，日军开枪寻衅。蒋严禁中国军队还击，并命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京津。3日，日军乘机在济南进行血腥屠杀，中国军民死伤万人，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先生被割耳挖鼻，与其他16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

素有反帝反军阀传统的陈布雷，闻讯惨案经过，初时怒极恨极，连夜赶写出《暴日膺惩》一文，大声疾呼：“此而不抵抗，是非人情也。”“国民革命之目的，本为解放民众与求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天赋任务，两俱不容诿卸。艰难运命，虽欲辞亦无可得而辞。左手对付军阀，右手对付外来之暴力。两重责任，一肩承当。以悲壮之精神，卫鳞伤之国族，多难兴邦或者正为鞭策砥砺之资也。”这篇文章刊登在5月4日的《时事新报》上，读来颇令人回肠荡气，让人觉得又看到了《天铎报》及《商报》时期的那个“布雷”与“畏垒”的影子。

然而，几天一过，陈布雷听说，“蒋公”的国民革命军并没有“膺惩”“暴日”，而是绕道北上了。陈想了一想，认为“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为了让“中央诸公”满意，当即话锋一转，振臂呼出“统一第一”的口号，敦请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教导国民要“忍辱负重，彻底图强”。提出“八音齐奏”，必须“遵从共同之乐谱”等等。陈布雷的这一妥协论调，当时就遭到《民众日报》的痛击，沪上其他各报也都群起而攻之，后因国民党报纸接到密令，均不得违背对日妥协的宣传方针，这场论战才逐渐平息下去。

无论在《天铎报》时期，还是在《商报》时期，陈布雷的言论几乎都是民营报纸的一面旗帜，而现在竟为之一变，成为民营报纸的对立面。由此可以看出，《时事新报》时期的陈布雷，其民主精神与革命性差不多丧失殆尽了。陈布雷所鼓吹的“统一论”，后来被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发展成为臭名昭著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理论纲领。

为了让“中央诸公”满意，陈布雷对共产党的态度，也由大革命前的温和立场，一变而为猛烈的口诛笔伐。对四一二事变期间的血腥屠杀，陈不但持肯定态度，而且曾以“消弭共祸为题”，一再发表文章，向当局贡献消灭共产党的大计。从《暴日膺惩》一文中的抗日御侮精神，到“统一论”中的拥蒋忠蒋立场，再到“消弭共祸”中的反共仇共言论，奠定了陈布雷此后的文章基调及三大主题：抗日、拥蒋、反共，有进步也有倒退，这与他在大革命前所坚持的反帝、反军阀的主题与基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陈布雷是以国民党代言人的身份主持《时事新报》的笔政，可以说是以在野之身，放在朝之言，故这一时期的《时事新报》几成国民党官报。从社论到时评，无不是一副官腔官调，大有君临天下、驾驭万民的味道。从《天铎报》时期的反封建，到《商报》时期的反帝、反军阀，再到《时事新报》的拥蒋反共，陈布雷终于走完了他的新闻报人的三部曲，也完成了他在政治理想上趋于保守反动的三步曲。

这一时期的陈布雷，一方面以总主笔的身份主持《时事新报》笔政；一方面以蒋总司令私人秘书的身份为蒋代撰各种应景文章。一时在沪，一时在京；一时在野，一时在朝，仆仆奔走于京沪道上，构成了陈布雷这一时期的生活基调，亦颇为时人所瞩目。当时，接近蒋、陈的人都知道，只要看见陈布雷挟着一只包裹，匆匆赴京，必定要有重大事件发生。此言固非次次灵验，亦大体不虚。这中间的“捉刀”之作，因大都属玩弄政治权谋的游戏文章，时过境迁，即烟消云散，蒋、陈都不足道了，只有一篇《祭告总理文》，尚引为得意之作。

1928年6月26日，蒋偕同吴稚晖、张静江、邵力子、陈立夫等一班亲信幕僚，从南京出发，乘军舰逆流西上，经武汉转车，北上北平，为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举行祭灵盛典。举行这次祭典活动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以蒋总司令名义，宣读一篇“祭告总理文”。不消说，这样一篇皇皇大作，非陈布雷这样的大手笔不能代撰。故此次陈布雷亦奉召随行。

在北上途中，蒋总司令再三向陈布雷面授机宜：这一篇祭文非同一般，一定要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文。要使人动心，特别要把中正这几年的苦心表达出来。什么是中正的“苦心”呢？“中正”不便深说，但陈布雷领会到了，无非是要将蒋中正标榜为孙中山先生的嫡派传人，写出蒋中正这些年来为继承孙总理的遗志，与背叛孙总理遗教的“叛徒”进行斗争的一番“苦心”，这才是本祭文的关键所在。

于是，陈布雷提笔疾书了。

“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弟子”这两个字用得好，非“弟子”不能确立中正作为中山先生嫡派传人之形象。陈布雷颇感自许。

“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感情渐渐出来了，而且文笔不错，读起来琅琅上口。“方总理哀耗抵京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陈逆自然是指陈炯明了。陈布雷自忖：陈炯明是孙先生最为痛恨的叛徒，铲除陈逆，既是孙先生的最大遗愿，也是蒋先生的最大功绩，不可不浓墨重彩地大树一笔，非此不能显出总理嫡派传人的伟绩。“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视殡殓”。陈布雷清楚，中山先生弥留之时，蒋正在东征前线，没有能成为顾命大臣，结果被汪精卫这个娘希匹捞了个先，这是蒋深为遗憾的。果然，蒋读到这一段时，连连称许，大概是暗合“朕意”了。

开始一段，陈布雷写来信马由缰，得心应手，下面就有点为难了。原因是孙总理亲手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解释为是新三民主义。可是，先总理尸骨未寒，蒋就驱俄、清共、屠杀劳工，以至中共及党内的左派人士，皆目蒋为背叛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叛徒。现在，到了孙总理的灵前，这一点自然不能不辩清楚。只是，事实昭彰，铁证如山，如何才能指鹿为马，这是让陈布雷大伤脑筋的。

陈布雷开始绞尽脑汁了。“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容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俄。乃自总理逝世，中国共产党竟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前言，压迫本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为保持国民革命之目的，于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举”。这样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但陈布雷感到，清共之举，本就没有多少道理，不以强词夺理，如之奈何？姑且先这样写了。于是，陈布雷笔锋一转：“凡兹政策之变更，皆经同志反复考虑，认为无背于总理之遗教”。这样写法，颇有点自欺欺人了。

再接下去，就是裁兵问题，目的固然是“削藩”，以维护中央集权的力量，但此举毕竟有利于休养民生，陈布雷写起来也就挥洒自如了。“军事既终，若于军队问题，无适当之解决，不独国家财政，不胜巨额军费之负担，人民膏血不能再应无量之供求，而以二百万少壮同胞之劳力，悉令弃置于不生产之军队生活，尤为社会经济之损失。”

一篇祭文，洋洋洒洒写了2500余字，陈布雷按期交稿，蒋颇感满意，算得是自一年前代撰《告黄埔同学书》以来的又一篇“捉刀杰作”。

7月6日下午2时，陈布雷以一袭布衣，夹在一群黄呢戎装、长袍马褂的大佬中间，颇惹人注意。祭灵大典开始，脱帽肃立，奏哀乐，敬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等等。接下来就是宣读祭文了。出人意料的是，祭文由阎系集团的高干商震代蒋宣读。蒋有此举，可能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商震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地方父母官，不得不借重一下；二是商震的祖籍为浙江绍兴，蒋的阿拉不大不小的同乡，不得不照拂一下；三是商震生于河北保定，一口北方话，字正腔圆，比起蒋的那些缠夹不清的宁波官话，效果自然要好得多了。

果然，商震读到祭文中情文并茂处，很有些感情奔涌，不能自已。蒋是不用说的，泪水蒙眬，暗自饮泣，只差大放悲声了。许多大佬陪着频频拭泪，颇感悲切。自然，也有人无动于衷，不过，这说明他们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另作他论。只是，这篇由蒋中正署名的祭文，既不是蒋中正亲拟，也不是蒋中正亲读，处处都由别人代劳了，若中山先生九泉之下有灵，看到这位自称是“嫡派传人”的弟子，竟如此巧取豪夺他人劳动成果，真不知作何感想？

陈布雷站在祭灵队伍后边，听着商震抑扬顿挫地读完祭文，心中大感欣慰。可是，接下来的仪式，简直就是演戏了。祭文读完，便是瞻仰中山先生遗容。蒋以主祭人的资格，不容分说，抢上一步，抚棺大哭起来，且越哭越伤心，大有不肯离棺的意思。蒋不让位，别人也就不好上前，场面就有点复杂了。先是站在蒋身后的冯玉祥上前劝解。谁知不劝还好，一劝，蒋更是“泪飞化作倾盆雨”了。蒋这一哭，身后的冯玉祥、李宗仁也不好干站着。只好陪着流泪。

所谓“忠不忠，看行动”，蒋、冯、李三巨头这一恸哭，场面热闹了，一般等而下之的，谁敢不哭！于此，大殿里竟是一片哭声。至于戴季陶、吴稚晖等一干党国要人，原就有些神经质，感情丰富，眼泪亦多，平时没事，往往还要出人意料地来一个恶作剧，唯恐天下不惊，现在受到这个气氛的感染，更是大发人疯了。不用说，戴季陶是放声大哭，声动屋宇；吴稚晖更是大声嚎啕，状若泪人。祭奠仪式简直没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便有人在后面大骂：“看，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了。”也真是灵验，蒋好像听到“圣音”一样，顿时收声止泪，极知趣地闪过一旁，让其他“嫡系”上前，也抚棺痛哭一会儿，以示公平。陈布雷看到庄严肃穆的祭灵大典，竟闹得如此不堪，心里或许对国民党政坛多了一份畏惧与戒心吧。

“杭州的警察欺人太甚”

老子有言：“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大白话便是：要废弃它，暂且先树立它；要夺取它，暂且先给予它。老实说，玩阴谋，玩到这种份上，才能称得上是高档次的。像陈布雷这种人，《老子》这本书，肯定是读过的。我们只是不能肯定，陈布雷是否对“老子手法”作过专题研究。不过，从陈布雷为官的策略来看，多少让人怀疑，他正是采用了“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老子手法”。

1929年的3月间，国民党三全大会在南京召开，陈布雷作为上海市党部代表与会。目睹几年来国民党内明争暗斗的内讧局面，陈布雷很想能有所贡献，于是向大会建议：“入党不满三年者概不得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出诸陈布雷的本意，这就是过去为争一个中委头衔，元老们已经把党内闹得一片乌烟瘴气，如果党内新进再掺和进去，岂不是大家都要被咬得遍体鳞伤。为了给国民党保存一点元气，姑且就让那些野心勃勃的党内新进委屈一下吧。此外，陈布雷认为自己入党未满三年，贡献这样一条建议，当不致有人怀疑自己居心不良。

可是，陈布雷哪里知道，这次三全大会的选举活动，都操在党内新贵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手。出诸陈氏兄弟的本意，就是要借这个机会，率自己手下的一批新进，打进中央权力圈，以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一统局面，岂能让陈布雷的这个邪说得逞。不用说，陈布雷的建议书，到了主席团，就被留住不发了。理由是：易于在大会上引起歧议。滑稽的是，最后选举揭晓，陈布雷自己也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陈布雷一看，建议未被采纳也就罢了，弄得自己反倒被推了上去，岂不是更说不清了。于是，赶快上书力辞：“自己入党未满三年，实在不够资格。”然得到的终审裁定是：“党中向例，被选者不得请辞。”陈布雷想想不是滋味，这样的手法，简直就像强盗绑票了。不过，既然党内向无先例，也就只好作罢。

6月间，官运再一次从天而降。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提议陈布雷出任浙省教育厅长，陈两次呈辞，均未获准。随后，张竟以半身瘫痪之躯，两次亲临陈寓，坚请陈上任视事，极力恭维陈性情温和、人缘好、威望高，浙省就缺这样一个“甘草”，来调和党政之间的矛盾。

陈本是吃软不吃硬的，张吃准了这一点，一路“请将不如激将，激将不如捧将”的“软拳”打下来，把陈布雷逼得无路可退了。陈自问：以诸葛亮的雄才大略，也不过让刘备跑了三趟。现在张主席以半残之躯，已经是两次登门，再不答应，难道还要“跷脚张”来个“三请陈布雷”不成？况且，以张静老倨傲倔强的一贯个性，从来是难得像这样纡尊降贵地恭维别人的。现在张静老这样器重自己，再不识相，真是不可救药了。于是，陈布雷结束了《时事新报》馆的一应事务，于7月间赴杭上任。这是陈布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跳出新闻界，从此走上了凶险莫测的从政之路。

陈布雷接任浙省教育厅长，总计一年有余，虽无大的建树，有几件事，却也办得颇孚清望。民国时期做官，向例都要有一个“班底”，或称“派别”。陈布雷的前任厅长为蒋梦麟，蒋厅长曾多次代理或出长北大校务，手下聚集了一批向他谋饭碗的北大弟子。不言而喻，蒋出长浙省教厅，“北大派”自然要向浙省教育界长驱直入了。现在蒋走陈来，北大分子便有点惶惶不安了，揣测浙高势力从此将取代称雄多年的北大势力，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了。然出乎意料的是，陈布雷走马上任后，在教育厅内只用了四个浙高同学，人事上几乎一如既往，萧规曹随，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陈布雷的这一“新政”，颇让北大分子刮目相看，亦颇得浙省教育界同仁好评，用张静江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人缘好，威望高”了。

陈布雷上任之后的另一新风，便是试图保持一个“布衣”厅长的本色。在当时，省府各厅、处长皆备有专车，而陈布雷既为教育厅长，同时兼有省政府委员的头衔，忝为省府大员，却是一袭布衣，一个包裹，一部人力包车，在省政府那些出出进进的小汽车中，独树一帜而神情自若，颇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但是，陈布雷这个“布衣”厅长的形象，很快受到世俗观念的挑战。一天中午，陈坐人力包车经西湖断桥东堍三岔路口回家。其时，从白堤方向驶来一辆汽车，交通警察立即命令陈布雷的人力车停下，静候汽车驶过再行。一辆汽车刚过，又有一辆汽车疾驰而来，工作很负责任的警察，仍不肯将陈布雷的人力车放行。陈布雷光火了，大声训斥这名“狗眼看人低”的警察：“我是教育厅长，公务在身，你为何放行游湖汽车，而拦阻我厅长的人力车？”

这一次无故受辱，在陈布雷心理上造成了强烈的不平衡感。此后，陈布雷不但逢人便要发泄一句：“杭州的警察欺人太甚”；而且冲冠一怒，索性也用教育厅的经费购置了一辆小汽车。从此，公务场合，陈布雷与各厅、处长一样汽车出入了。

这一次人力车风波，事情其实并不算大，但是，给陈布雷的刺激，委实是太深了。这使陈布雷第一次领悟：一个人既要能在官场上立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又要能保持自己的清纯本色，不随波逐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亦清，真是太难了。

陈布雷在浙省一年有余，实在是政绩平平，无多建树。据说，值得称道一下的，计两件事，一是选派了七名官费留美学生，二是创立了民众教育实验学校。

陈在浙省教育厅长任上，没有干出什么名堂，但作为蒋先生的私人秘书，依然干得十分投入，备受蒋的称道。尤其是一篇全国运动会宣言，最得蒋的赏识，亦当得上是陈的一篇得意之作。

1930年4月1日，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于杭州举行，蒋以国民政府主席之尊，亲任大会主席，并要陈布雷准备一个宣言，在开幕式上发表。陈布雷身体羸弱，经常生病，学习和工作都受到影响，真是吃够了苦头，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首先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能谈及其他，自是体会良深。加之，几年来跟在蒋后边，对这一类的官样文章，陈自感已经驾轻就熟。于是，信笔写来：“有健全之体魄，始有健全之精神；合健全之国民，始有健全之民族；亦唯有健全之民族，而后能创造健全之文化。亘古尽今，横绝大宙，未有国民疲弱萎靡，而其文化能发扬昌大，其国族能独立自强者也。”“疾危不侵，乃为自正自由；强梁无畏，乃为真正平等。强父必无弱男，优生所以淑种”等等。这篇宣言，陈布雷写来真可以说是挥洒自如、横行无涯。据说，蒋读后，击节数叹，连连说：“布雷先生，很好，很好！”理论权威戴季陶拜读后，也赞不绝口地称许为“发皇蹈厉之文”。

不过，说到宣言中所谓：“务使户户家家，成以体育为常课，锻炼坚实之体质，养成强健之精神”等句，不免使人啼笑皆非了。想想看，穷苦百姓，做牛做马，衣不能蔽体，食不能果腹，“户户家家”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已属万幸，何来余资、雅兴，“咸以体育为常课？”陈布雷唱出这种“全民体育”的高调，在最高当局，可以说是粉饰太平的一块遮羞布；在达官贵人，自然也可以说不失为延年益寿的一剂灵丹妙药。然而，对于“户户家家”穷苦大众来说，不过是几句梦中呓语罢了。如此看来，这样一篇“宣言”，如果把它看作是一篇官样文章，自然是可以大吹特吹；如果把它看作是一篇国民政府的政策宣言，显然也是“水货”一个，作不得数的。

这一年11月间，蒋假手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宣布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兼任行政院院长。接着，在教育界两大派系蔡元培与李石曾的夹击中，教育部长蒋梦麟因未能一碗水端平，被轰下台去。继任教育部长、天文学家高鲁因不受胡汉民的赏识，亦未能到任。一时间，教育部长的宝座竟无人问津。趁着这样一个千载良机，自称是日本士官学校高才生的蒋介石，索性委屈一下自己，宣布以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所幸蒋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在教育部这个学者云集的地方，占着个“茅坑”可以，真要“拉屎”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蒋找来两个教育行政的行家里手，替自己主持该部日常工作。一个是李书华，一流的物理学博士、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所所长出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另一个是浙省教育厅厅长、自己的私人秘书陈布雷，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

上任之初，陈布雷照例谦辞一番，认为：“素非所习，难以胜任。且派系之争，非余所能解决。”蒋照例也是慰勉一番：“布雷先生，你要早日到教育部视事，这是帮我的忙。”并说：“教育为革命救国计，凡事可请教于吴稚老、李石曾、蔡元培诸先进，但不要堕入派别之见。”

经过这样一番过场，陈结束浙省厅务，于1930年12月到行政院教育部接任视事。到了这个时候，若从隶属关系上说，这是陈布雷第一次直接在蒋手下做官。若从职务等级上说，陈已经彻底打破了曾经立下的所谓“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的宏愿，由幕僚一进而为侍臣了。

两难选择：“入朝”与“在野”

从1927年1月赴南昌第一次谒蒋，到1930年12月赴南京第一次到蒋手下做官，陈布雷一忽儿“在朝”，一忽儿“在野”，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总计折腾了四年之久。可见，这一步他迈得太难了。事实上，这也难怪，从他以后20年的人生轨迹来看，他迈出的这一步，代价太大了。

如果说陈布雷权欲熏心，一心想入朝为官，未必竟然，或许可以说是“冤莫大矣”。陈布雷之所以磨蹭了四年之久，才羞羞答答地踱到蒋介石身边做官，确有许多不为外人知的苦衷。

一方面，陈布雷确有不愿入幕为僚，亦不愿入朝为官的思想。陈布雷熟读经史子集，对政治之肮脏，官场之黑暗，仕途之凶险，可谓知之甚深；特别是对“伴君如伴虎”，以及一言不慎、满门抄斩等官场险恶，更是深信不疑。此外，在陈布雷的心里深处，还深藏着一种道家的隐士情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旦“入世”，到了名利场上，终日攻名逐利，成为贾宝玉所说的“禄蠹”，岂不是自贬人格，此乃陈布雷所不为也。当时，陈的许多同学好友，都极力反对陈布雷弃报从政，到“独夫民贼”蒋介石手下去“讨生活”。诸如，浙高老师叶景葵，为陈布雷素所敬爱，但自从陈布雷出任浙省教育厅长后，就不愿再与陈布雷多有来往，这对陈布雷的入世思想也都起了很大的消解作用。加之，陈布雷原本就具有两种品格，既有浓厚的封建遗民意识，对儒教传统及专制秩序，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有着强烈的民主精神，蔑视权威，敢作敢为，嫉恶如仇。多年的报人生活，使他在纵论天下、评说政治时，形成了那种时而危言深论，时而放言高论的文章风格。陈布雷很清楚，以自己这种缺乏城府、简慢不羁、狷介狂放的个性，可以成为一个名记者，却不容易成为一个好官僚，尤其是不适合于到一个像蒋介石这样专制而多疑的“人主”身边工作。这就是陈布雷不愿入朝的忧虑所在。

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一封朝奏九重天”的入世思想，对陈布雷亦有着很深的影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封建时代，这是读书人的唯一追求，也是唯一出路。在儒家文化这个大背景下，读书人不想做官的，大都是因为做不到官，或做官失败，才以不想做官做标榜的（实际上也是一种酸葡萄的逆反心理）。至于张良、诸葛亮等一批布衣卿相，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在辅佐一代开国雄主创立帝业时，“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雄才大略，不但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楷模，亦是陈布雷心目中的偶像。因此，陈布雷寄希望于在辅佐蒋介石的过程中，一展所长。这是陈布雷的抱负，也是促使他“入朝”为官的主要思想动机。

在这两种思想理念的相互作用下，陈布雷自南昌谒蒋后，便深深地陷入选择“入朝”，还是选择“在野”的苦恼之中，彷徨而不能自决，痛苦而不能自拔，以致一时心理失衡，甚至常常出现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等自相矛盾的现象。比如，在南昌时，曾当面向蒋表示“仍想回沪作记者，办报纸”。一转身到了上海，言犹在耳，记者就不想当了，报纸也不想办了。未几，一忽儿出任浙江省府秘书长，一忽儿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频繁出入官场，真可谓官运亨通。

可是，一旦做官之后，陈布雷又有些追悔莫及了，深感“去旧业而改入公务生活，常常个性与任务格格不入”，终日“忽忽不乐”。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陈布雷亦弃官回到官桥，一时有如释重负之感，并以不谙日语作遁词，婉辞蒋的赴日之邀。终日游山玩水，对那种清风徐来好读书的隐居生活，颇有向往之念；然而，不做官了，陈布雷又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并且不肯找一份专职工作，而是默默地等待蒋的再次出山。可是，蒋复出后邀约陈出任总部秘书长时，陈布雷又再次婉辞，表示只肯作蒋之私人秘书，不肯作国家“重臣”，希望与蒋能维持一种“客卿”关系，用则来，不用则去；合则来，不合则去。然一年之后，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当上了，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做上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也接任了。可见，这三年中间，陈布雷言行自相矛盾，变化无常，连他自己都不知做什么好了。真是进退不知处，朝野两茫茫。

除了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外，在陈布雷的心灵深处，或许还潜藏着另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这就是他意识到对蒋知之不深，不敢贸然以身相许。赴南昌之前，陈与蒋从未谋面，对蒋的了解，也只是限于二三好友的口头介绍，此外就是一些道听途说，抑或报章上的介绍，这只能算是一种浮面上的掌握罢了。事实上，陈布雷对蒋的内心世界，几乎是全然不知。即便是这种浮泛的了解，实际上也是见仁见智，见忠见奸，莫衷一是。有的人对他敬畏有加，视他为完人般的革命领袖；有的对他切齿痛恨，视他为腐朽没落的封建军阀；一些外国人把他当作民主的捍卫者而进行赞美，一些外国人把他视为残忍的独裁者而加以诅咒。所有涉及蒋氏的评价，只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这就是都承认蒋氏乃非凡俗之辈。其实，陈布雷对蒋也是下过一番功夫，做过一番研究的。但是，得出的印象，也还是一种雾里看花，没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总觉得蒋的经历过于奇特，性格也过于复杂，为人聪明、机警，富于冒险精神，亦异常世故、老猾，精于权谋，且常有种种乖僻之举，往往能想常人所不敢想，为常人所不敢为，等等。陈对蒋的认识，大致到此为止。从政治上说，陈尽管是一个拥蒋派，但是，如果要把蒋看成是一个明君英主，陈自感没有这个自信，也没有这个把握。南昌之行，与其说是蒋主动邀陈见面目测的过程，不如说亦是陈布雷赴南昌对蒋进行当面考察的过程。蒋、陈相会，虽说很有那么一点相见恨晚之感，但是，蒋的专横与残酷，蒋的权谋与手腕，蒋的多疑与猜忌，这是让陈布雷始终不能放心的地方。本来，南昌之行，陈已辞去《商报》编辑部主任职，准备留在蒋身边工作。可是，到了南昌，陈布雷临时改变主意，仍然回沪办报。这就说明，陈布雷对蒋还有某种戒心，还需要有一个深入了解的过程，至少在心理上还没有作好入幕的准备。当然，从蒋介石那个角度看，何尝没有同样的想法。这就是说，蒋、陈在南昌相会后，还需要有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陈布雷最终欣然受命，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蒋部长”手下的常务次长，也许正是这种相互磨合的结果。

此外，陈布雷最终“入朝”，与邵力子的推动不无关系。特别是邵力子的所谓“仕隐”一说，起了催化和聚合作用。以国民党要人而论，在这一段时间里，邵力子之于陈布雷，“可算是相知的第一人”。陈与邵相交，始于《商报》时期。其时，邵在《民国日报》主编副刊《觉悟》，遵循国民党一大路线，导率青年，贯彻中山先生之遗志，名震一时，为陈布雷所钦慕，且志同而道合，从此相知颇深。邵后来能成为蒋、陈之间的牵线人，其源盖出于此。据陈训慈回忆，1930年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邵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陈布雷自浙来京，不到中央大学找他，却寄寓到三元巷邵力子处，可见邵、陈关系之深。这一年年底，蒋自兼教育部长，要陈布雷来京任教育部常务次长，陈布雷恳辞未即到任。当时，陈训慈在其兄处看到邵的信，劝陈不必固辞，邵以他自己的出处为喻，谓昔有“隐于市”、“隐于朝”的说法，谓他之出任党政职务，“弟在此亦隐而已”。意谓清明在躬，仍可心安理得，亦可以说只是“仕隐”。据陈训慈说，陈布雷对邵的这封信甚珍之，知陈训慈爱保存史料，故交他保存，可惜被陈训慈不慎遗失。

事后来看，当“入朝”与“在野”两种观念，正在陈布雷思想上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邵力子现身说法的一句“仕隐”说，不啻使陈布雷顿有茅塞顿开，如释重负之感。自古以来，中国的隐士思想就十分发达，不但道家学派极力推崇，就是孔孟学派在初期也是提倡的。孔家店的大老板孔丘在《论语》中，就有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说法。最初，隐士是隐于山、隐于水、隐于林、隐于市，大凡能隐的地方，都让他们隐遍了。后来，聪明的“隐士”发现了一条“真理”：倡言隐居可以得名，有名就可以被征召入朝，做大官，发大财，这就是所谓“终南捷径”了。陆放翁先生看不下去，写诗骂这些家伙：“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到巢由错到今。”从尧帝时的隐士巢父、许由，到东汉初期的隐士严光，都被放翁先生大骂了一通。再后来，“隐士”的理论水平更高了，“小隐在山林，大隐在市朝”。跑到山林湖泊中“隐”起来的，只是一些小角色，一边在朝中做官，一边当隐士，这才是“大隐”，此即“大隐在市朝”了。这也就是邵力子先生身体力行的“仕隐”。所谓“仕隐”一说，陈布雷此前大概不敢苟同。何为“隐士”？《辞海》上说：“隐居不仕的人”，意即躲起来不肯做官的人。现在官也让他们做了，仕也让他们“隐”了，岂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甘蔗两头甜，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这是陈布雷不肯对他们表示信任的理由。

但是，现在有一个活生生的“大仕隐”站在面前，这就是现身说法的邵力子。邵做官，是为了“隐”，这在陈布雷还是第一次听说。邵这个人，对于陈来说，简直是太熟悉了。当初，邵确是不愿入侍蒋幕。蒋一再拉他出山，邵虽勉力为之，但仍保持自己的某些观点，并不是一味跟在老蒋后面扛顺风旗。尤其是在蒋氏发动四一二清党之后，邵不愿苟同，成为国民党内民主派的旗手之一，日益为蒋所疏远。于此，陈布雷恍然大悟，深感邵力子的“仕隐”说，不但是经验之谈，简直就是天上的圣音了。陈布雷数年来苦恼不堪的一个问题，瞬息之间，有了圆满解释的答案，心理上、精神上都得到了解脱。事实上，邵力子的“仕隐”，是不是一种真隐，或许还可以商榷，但陈布雷的“仕隐”，很难说是“隐”。应当说，这个时候的陈布雷，重要的不在于是不是“隐”，而只在于从此为自己入朝做官，找到了一个自欺欺人的遁词而已。

也许，陈布雷认为自己等待得太久了，再不入朝，无论是年龄，还是身体，都将是一个大问题。毕竟，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已经41岁，耽搁不起了。以开国时期的人才而论，这个年龄已经不算年轻。蒋介石在这个年龄，已君临天下。他是领袖人物，姑且不论。但戴季陶、陈果夫这一班炙手可热的权臣，年龄都比自己小。陈立夫30岁便做中央党部秘书长，当上陈家党的头子了。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年过去，不啻又是一代人才涌现，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到那时哪里去找自己的位置！再说，蒋先生以一国之尊，大可以说是谋臣如雨，猛将如云，自己再不识抬举，真要让他感到厌倦了，何在乎区区一个陈布雷！真要那样，岂不是弄巧成拙，欲取反弃。许多事情都是可一可二不可三的，以诸葛亮这样的千古奇才，在刘备面前端架子，只敢三次，第四次就不敢玩了，遑论我等这种小角色！况且，自己从5岁启蒙，到22岁走出浙高，18年寒窗枯坐，18年冷板凳的煎熬，不都是为了能有一个出将入相、经世致用、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机会吗？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再不抓住，所为何来？其实，说到底，在陈布雷的灵魂深处，仍然深根蒂固地潜藏着儒家知识分子的那种挥之不去的入世意识，是那种念念不忘的对政治的热衷，对政权的放置不下。

1930年12月22日，陈布雷正式赴任接事。初期，陈未携家眷，临时住在中央饭店一间三等客房里，王允默及孩子们留在上海，陈于节假日回沪团聚。

陈布雷上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与处理上海“《新月》事件”。《新月》（月刊）由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于两年前创刊，胡适、梁实秋等积极参与其事。《新月》开张后，最为轰动的活动，就是在胡适的率领下，开展了一场关于保障人权的讨论，此举无疑触到了国民党的痛处。结果，胡博士遭到国民党党部组织及新闻舆论机构的围剿，国民党行政院及教育部亦出面警告，直打得胡博士落荒而逃，只得携家离沪北上，重返北大任教。随后，《新月》撰稿人罗隆基被拘捕，经保释后，罗以此写成《我的被捕和经过与反感》，在《新月》登载，又被当局认为是“挟忿诋毁”。教育部以部令停止罗隆基光华大学教授的聘约，将罗先生的饭碗也敲掉了。胡博士为之不平，当即致书一封，连同《新月》月刊所出两卷全部及第三卷已出三期，托人送交新任教育部常务次长陈布雷，表示“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浏览这几期的议论”，“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以此希望教育部能收回成命。陈布雷虽然很快复信胡适，然声称“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口气强硬，且无商量余地，罗隆基的饭碗终于无可挽回，从此，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了。一次，毛泽东给邵力子写信，曾有这样的话：“窃谓《觉悟》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如果把这句话移用到陈布雷身上，亦精当至极，这就是：“窃谓《商报》时代之布雷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

如果说，凡是对党国有所不敬的人，陈布雷都是这样一副冷面孔和铁石心肠，也不尽然。此间，上海市党部曾向当局检举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陶希圣是反动分子。陈布雷当即为之转圜：“我在复旦大学见了他一面，他没有别的，只是锋芒太露。”陈没有看错，陶不但不是党国的反动分子，而且简直就是中坚分子。数年之后，陶希圣也进了侍从室，与陈布雷一起，共同为蒋先生出谋划策，贡献“治国安邦”的大计了。

陈布雷在教育部任职期间的最大“政绩”，是平息学潮及整顿大学教育，诸如：整顿上海劳动大学，停办劳大附中，贯彻劳动大学停止招生的命令；实行国立大专院校会计报销的制度；平定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大学的学生风潮；整顿上海光华大学及上海法政学院、中法工学院；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学院，调整北平大学组织等等。

毕生最大的伤心事就在陈布雷以其雄心与铁腕，大力整顿高等教育期间，一个噩耗突然袭来，五弟训恕因病不治，在法国巴黎身亡。据陈训慈说，这一消息对陈布雷的打击之大，无可言喻，也可以说是陈布雷继父亲陈依仁、爱妻杨宏农去世之后，第三次经受的惨痛打击。

陈依仁去世后，陈布雷以长子承家，除了要操持诸弟妹的衣食及婚嫁外，并负有教养之责。仅以四弟训慈、五弟训恕而言，就可以看出陈布雷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心血之多。父丧之时，训慈差一年即高小毕业。经亲属中长辈公议：布雷已承继于二房，且在沪杭甬文教界已有资望，将来仍应出去工作。训慈在宗法上为三房长子，还是改计经商为好，以便将来就近在商界谋事，便于兼理家务。众口成理，到秋季开学时，陈布雷即准备让训慈辍学从商，而让训恕独自去慈城住校就学。其时，训恕只有10岁，家里人刚替他铺好床位，他就哭了。布雷闻讯，心中为之不安，决定训慈仍去原校就读。次年夏，训慈考入效实中学，陈布雷开始改变主意了，认为应该让训慈继续深造。等到训慈中学毕业，布雷将其送入上海大同学院专修英语，目的想让训慈学好英语，将来能在沪从商。五四运动那年，学校罢课停考，训慈回到故里官桥。

这时，陈布雷忍痛作出一项重大的决定：弟妹的学业，均以读完中学为限，并规定从训慈第一个开始。原因是几年来大家庭以有限的恒产岁入（包括田产及合资店息所入），应付全家日用及诸弟妹学费，已有入不敷出之虞。布雷对训慈说，除非有什么可以不付学费的高校可考。巧得很，这一年南京高等师范招生，在报纸上登出广告：不收学膳各费。布雷见了，喜出望外，要训慈立即复习迎考，竟被录取。在该校扩建为东南大学后，训慈续读大学史学系学分，于1924年毕业，被授予文学士。训慈回忆：“如非胞兄布雷之着意培育，我是不能达到如此文化水平的”，“其爱护培育之心令人感奋”。

据说，在陈布雷兄弟姐妹十余人中，若以聪慧而论，既不是陈布雷，也不是陈训慈，而是陈训恕。训恕从效实中学毕业时，即名列全校第一，并被学校当局保送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训恕的不俗表现，亲友们都为之高兴，也都主张让他继续求学。这样一来，布雷为难了，既有读完中学为限的成议在先，怎能厚此薄彼，中途背约？况且圣约翰大学为教会所办，学费之高，更非官桥陈氏大家庭所能承受。可是，让训恕就此停学，一颗官桥陈氏家族的希望之星就此黯淡下去，实在是太可惜了。训恕本人的痛苦自不必说，于一众亲友乡邻面前，亦难以置词。

陈布雷思之再三，毅然决定：训恕的学费，由他个人负担，不在大家庭内开支。此时，陈布雷已有五个子女，是为七口之家，开支日渐浩繁。现在于维持全家生计及子女学业之外，又要增加一笔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费，陈布雷不得不加倍工作，多赚钞票，除了夜间到《商报》工作，白天还须兼一份第二职业，再加上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始能勉力支持。

陈训恕在圣约翰大学，经四年刻苦攻读，以优异成绩毕业。这时，又发生了出国留学的问题。本来，训恕毕业后，已受聘为上海光华大学秘书，并在低年级任教，所入原可自给。然按民国以来惯例，凡在大学任教者，须有留学资历（中文除外）。光华的不少教授也都力劝训恕能留学英法，将来前途当不可限量。不用说，训恕本人亦有强烈的留学愿望。这是发生在1926年的事情。

这个时候向陈布雷提出这件事，实在是让他难上加难了。此前，陈布雷在上海“信交”风潮中，因炒股失利，损失之大，至今仍有部分旧债未能清偿完毕。加之这一年夏间，陈布雷重病缠身，经济更是拮据异常，每有捉襟见肘之感。此时再要陈布雷拿出一笔巨资，供训恕留学，实在是心不足，力亦不足。然而，陈布雷素来极重亲情，思之再三，认为训恕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正如船行中游，车到半坡，可进而不可退。自己经济上尽管困难，然只是一时现象，日后尚有转机；若训恕就此耽搁学业，机会一过，恐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陈布雷鼓起余勇，痛下决心，全力为训恕筹措留学经费，除借贷于亲友外，共凑集千元以助之，终使训恕能于1926年8月成行，进入巴黎大学攻读经济学。

陈训恕的留学时间，原定以三至四年为期，但因其嗜学若渴，本已着手写博士论文，又于1930年秋入德国汉堡大学听课半年。不料返巴黎后，已患肠结核，竟于1931年5月3日不治去世。

噩耗传来，对陈布雷不啻是当头一棒，使得他陷于深深的悲痛中。即不以手足亲情的创巨痛深而论，仅以经济所费而言，总计五年时间，陈布雷为五弟留学所费计五六千金之巨。然而，多少年含辛茹苦，锱积铢累，汇聚成如此巨大的付出，最后得到的结果，只是让五弟客死异国他乡。如此巨大的牺牲，不但全部付之东流，而且说都说不出口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对于陈布雷来说，自始至终无法接受，也无法相信，甚至成了一个无法言喻的心病，这就是：自己为什么要同意让他出国留学？又为什么没有督促他按时归国？又为什么没有关照他注意自己的身体？或许还是自己资助不够，才使得五弟经济拮据、贫病交加吧！总之，出现这样一个悲惨局面，自己将何以对诸弟妹及众亲友置词？何以对九泉之下的父母置词？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痛莫大于无言。自训恕死后，陈布雷只在其回忆录中记下“此为余毕生一大憾事，亦一最大伤心事”二语，而于平时绝不言及自己的哀痛，更不述及五年所费及对其个人经济之损耗。但是，仅从“毕生一大憾事”与“一最大伤心事”之语，就可知，陈布雷的创痛之深实在是无人可以测度。陈训慈回忆说：“从丧父、丧妻、丧弟等不断的打击与折磨中，也使他的思想、性格因受了很大的挫折而至于忧郁善感。”这真是人生长恨水东流，欲说还休。

其实，陈布雷不但对训慈、训恕的教育，未按原先的成议去做，而且对其他弟妹的教育，亦未真正以读完中学为限。六弟训念于中学毕业后，即升入上海同文书院；七弟训惠也进过同文，后由屺怀设法公费留日；八弟叔同亦随后留日。季妹玲娟，高中毕业后曾任小教，后考入杭州艺专，转入中央大学美术系，只是这时她的学费已由几位哥哥分摊了。诸弟妹的婚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由陈布雷操办，最小的季妹在南京成婚时，布雷亲自主持，且自任大部分费用。事后，布雷对训慈等弟妹说：三十余年前，先父临终时心许办完诸弟妹教养成家之责，今日总算了此夙愿，始可告慰于先父。

按照儒家的解释，做人的最大学问，就是看他对父母有没有孝心，对兄弟姐妹有没有爱心。认为这是做人的根本，懂得了这一点，才能懂得怎样做人。否则，一切都免谈了。这是因为：大凡懂得“孝悌”的人，必定也是守传统、重感情、有分寸的人，这种人是不会造反的。所以，唐宋以后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人才理论与干部政策，足见这也是经验之谈。

如此解释“孝悌”，只能算是孔学的一家之言，也是后世儒家为把孔学变成教条的一贯手法。不过，把这几点用到陈布雷身上，可以说十分精当。对陈布雷的“忠”，我们自然要做一些具体分析，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的，此是后话了；对陈布雷的“孝”，从基本点上，固然应当加以肯定，但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诸如“父母在，不远游”之类；然而，对陈布雷的“悌”，我们简直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加以否定。一个人能够像陈布雷那样，做出那样大的牺牲，几乎是以毕生精力，无怨无悔地教养弟妹，实在是一种了不起的友爱精神，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血肉亲情或父母之命可以解释的。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陈布雷的文化人格中光辉的一面。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陈布雷一生的追求与进步、保守与倒退，都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中找到相应的种子。

菩萨都讲：“官不宜解”

五弟去世后，国内外形势日趋紧张，陈布雷在政治上所负责任亦日渐重大。从此，陈布雷只将哀痛深深地藏于心底，全力投入政事的擘划与处理。

1931年6月间，国民党召开三届五中全会，改组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机构。蒋介石率先垂范，在当了半年的教育部长后，决定不再“占着茅坑不拉屎”了，主动辞去教育部长职。教育部随之进行大改组，政务次长李书华坐二望一，被“扶正”为教育部长；常务次长陈布雷坐三望二，被推为政务次长，国民政府秘书钱昌照被推为新任常务次长。陈布雷同时还被推为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其时，中央宣传部部长为胡汉民系的刘庐隐。因刘长期不到部视事，陈布雷实际上是以副部长主持全面工作。为应付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国民党南京政府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由戴季陶、宋子文负责召集并主持开会，陈布雷亦被蒋指定为委员之一。该委员会规定每七天开会一次，外交部正副部长均列席。会议开始，先由委员相互报告消息及听取领事馆情报，然后决定应付办法，交外交部执行。是时，陈布雷常常在上午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会议，中午12时散会，再去教育部办公一小时，下午则去中央党部办公，晚上去中央宣传部视事，夜间11时始归寝。在国民党南京政府里，陈布雷一下子成为脚跨党务、教育、外交等各界的要人了。

同月，陈屺怀出任国民政府参事。在京城与大哥相会，自此公余不但可以常相聚会，而且还可以就近请教，这使陈布雷近来忧伤哀痛的心情，多少有所补偿。一日，陈布雷约大哥到鸡鸣寺饮茶，席间谈到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对政治与仕途均颇多厌倦之色。想起昔日沪上优哉游哉的报人生活，想起甬城清静无为的教书岁月，又想到五弟于不久前长逝法京，陈布雷顿感心灰意冷，对一年多以前作出的从政选择，不免在心底涌上几多悔意。

陈布雷与大哥谈得兴起，触景生情之下，当即离席求得一签，问何日可辞官归里？签语为：“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签解作“官非宜解”。若单从字面上解，自然是一支上上之签。可是，陈布雷颇有些闷闷不乐了，菩萨都讲：“官不宜解”，辞职自然是没有指望了。陈屺怀摇摇头说：“不然，何不作三句读，即‘官，非，宜解’，岂不是遂你所愿么？”陈布雷想想也是，连连点头说，还是大哥解得对，所谓“满载归”，大概就是满一年可以允许我回家吧！于此，兄弟俩相视而笑。

鸡鸣寺一席戏语，竟被两兄弟言中。

九一八事变后，陈布雷参与处理各地来京请愿的爱国学潮，亦为蒋撰拟一些文告与函件。与五卅时期相比，此时的陈布雷一变而成为爱国斗争的对立面。到了12月间，蒋介石抵挡不住党内反蒋派系的“联军”与学生爱国运动两大力量的夹击，开始故伎重演，一日之内，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三大要职，离京作壁上观了。陈布雷亦故伎重演，与“蒋公共同进退”，于12月20日即夕束装，次日随蒋离京返沪。从1930年12月22日赴京就任，到1931年12月21日离京卸任，其间正好一年，继任者为朱家骅，恰应了“珠玉丰余满载归”一句，可谓巧上加巧了。

只是，陈布雷的这次“引退”，并非一退到底。蒋在下野前，主持召开最后一次行政院会议，会上决定：陈布雷仍回浙省接任教育厅长。1932年1月间，新任浙省主席鲁涤平就职，数次电催陈布雷赴杭接任视事。于是，陈布雷复任浙省教育厅长职。随后，上海爆发一二八抗战，蒋二次复出，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同时发布陈布雷为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并派人给陈布雷传话：“还是专心在杭办教育，暂不必到任，李仲公当代为负责”。蒋的这一手，纯粹是一个象征，且不费一个铜钱，只是开口之劳罢了。但在陈布雷看来，却有一种久久不能忘怀的知遇之感。从此，陈布雷遥兼军委会秘书处长一职，专任浙省教育厅长，前后干了两年有余，的确算是“专心”了。

赴浙省教育厅视事，陈布雷推进“新政”，第一板斧，依然是整顿学风，实际上也就是把这几年所做的工作，重新作一次表演而已。陈布雷知道九一八以来，南京的学潮闹翻了天，就有杭州学生“掺和”在内。浙省学风渐趋浮嚣盲动，不整顿不足安定教育秩序，这就是陈厅长上任伊始的认识。

于是，陈布雷发表了《安定教育秩序》的文告，作为送给浙省教育界的“见面礼”。其中，表明了要对教育秩序严加整顿的决心与方针。陈布雷并拿出南京国民党中央镇压学潮的老手段，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及警务机关切取联系，以断然措施，切断学生与社会各界的联络，把学生的活动范围完全限制在校园之内，所谓“学潮”，只剩下“学”，而难以形成“潮”了。由此可知，陈布雷的“仕隐”，早已是仕而不隐了。复任教育厅长期间，陈布雷的政绩亦有不俗表现，考察省费留学生成绩，充实医专设备，设立渔州初级师范及金华省立农业实验学校，举行训育会议，提倡师资进修，推进乡村小学教育等。虽然干得十分投入，但陈布雷在心底处，仍然深藏着一种“英雄无奈”的情绪。陈布雷曾到省府演讲，其中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说：“如要休养生息，则非承平之汉代；如要生聚教训，则又非覆败后力求复兴之越国。”既非汉代，又非越国，这种不好不坏的局面，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陈布雷很有点泄气了。

让陈布雷颇感欣慰的，是这一阶段的家庭生活，过得温馨而充实。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为躲避战乱，王允默领着七个孩子来到杭州。由“单身贵族”一下子变成九口之家，济济一堂，陈布雷只得从葛岭路乐庐迁入小莲庄。该庄原为南浔人刘翰怡的别墅，占地不广，建筑也不算富丽，但颇具特色。进门一条曲尺形走廊，墙上嵌有袁枚、俞曲园诗词的石刻。庭园中点缀着数枝腊梅与山茶，四周是错落有致的石笋、石凳，花木扶疏，环境幽雅。一座古朴、典雅、精致的小楼，坐落在走廊尽头，小楼里摆设朴素，简洁，最能显示主人身份的，就是布满客厅两侧的书橱。从环境到住处，都充分吻合了主人的欣赏习惯和生活情趣。

每逢假日，陈布雷常携妻儿出游，杭州风景名胜之处，常有其足迹。此时，陈训慈在杭任省图书馆馆长，陈屺怀亦独自留在杭州。兄弟间晨夕过从，相互关心照拂，尽得天伦之乐。这是陈布雷在精神上最为愉快，心情上最为超脱的一段时期。

为庆祝祖母叶宜人百岁冥诞，陈屺怀、陈布雷亲率三房子弟，于1933年夏回到故里官桥，建水陆道场七天，亲友来贺者，不计其数。慈溪县长亲来祝贺，陈布雷闻讯，着长袍马褂出迎，恭陪交谈。“县太爷”告辞时，陈布雷亲送到大门外，颇使这位“七品”芝麻官受宠若惊。陈布雷的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在国民党官场上，是有口皆碑的。

1934年3月18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主持召开十一省高级行政长官会议，出席会议的为川、陕、甘、豫、湘、鄂、闽、赣、苏、浙、皖等十一省的民政、教育两厅长，省府秘书长及一部分行政督察专员，计66人。会议内容为部署“剿匪”及改革省政事宜。会议期间，蒋曾三次召见陈布雷密谈，垂询“剿共”及建设党国的大计。蒋明确对陈布雷说：“此南昌行营，公务猥集，政事有杨永泰负责，军事有熊式辉负责，唯文字撰拟缺人佐助，实在需要你来此任事。浙江省教育厅事，有两种办法解决，一为你兼职浙江省教育厅长，以秘书代行其职权；一为你另举一人为厅长。盼着你来，但不必过急，等学期末暑假后来亦可。”陈布雷感蒋知遇之恩，不便再次拒绝，遂当场答应在辞去浙省教育厅长职后，当来南昌服务。只是，陈布雷仍表示不愿担任什么官职。至于厅长人选，陈向蒋提出四人，由蒋圈定叶溯中。4月间，陈布雷在杭州正式接到南昌行营电文，于是结束厅务，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办理卸任手续。5月间，陈布雷赴南昌行营报到，从此正式进入蒋的随侍班子，直至生命终结，前后长达15年之久。

从1927年以来，陈布雷就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之一，为蒋代撰文字工作。但是，在这一阶段，陈毕竟在蒋身边的日子少，在外地办报或当差的日子多。因此，从南昌谒蒋以来的七年多时间里，陈布雷所扮演的角色，大致是一个客卿的角色。陈布雷的侍从生涯，始于1934年夏的南昌行营时期。

老照片

1929年8月，浙江省政府各成员合影，右四为陈布雷，右五为张静江。

1928年，陈布雷（前排右六）陪同蒋介石（前排右五）巡视云南，与云南省政府成员合影。

浙江省县教育局长第四次抽调会议留影（1929年12月）

陈训慈手迹

欢送陈布雷离任教育厅长合影（1934年），前排右三为陈布雷

四、进入侍从室

“敌乎？友乎？”

古人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绝叹，多少年后，陈布雷亦将从政看成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可见这也是一种“千古”绝恨了。

综观陈布雷的从政之路，有三步可谓举足轻重。第一步，是在1927年初到南昌谒蒋。没有这一步，20年的蒋、陈合作，恐怕免谈了。但是，当时迈出这一步，毕竟背景不一样，那个时候，国共还没有分手，蒋介石的身上还笼罩着“中山先生信徒”、“国民党青年领袖”、“北伐统帅”等道道光环。况且，中共地下党还在幕后穿针引线，意在将他推向蒋的身边。陈布雷不是神仙，连共产党人都没有把蒋看透，他怎么就知道蒋的肚子里藏着那么多鬼点子呢！第二步，是1929年8月接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职。迈出这一步，陈布雷从此踏进了政界之门。但在当时，陈布雷也还保留着一种“客卿”身份，去留之际，分合之间，尚有一分自主选择的权利；第三步，是1934年5月到南昌正式投蒋。迈出这一步，陈布雷算是把自己彻底给卖了。

据说，陈布雷进入南昌行营之初，如按蒋的本意，是想让他出任行营秘书长一职。但陈布雷听说政学系官僚杨永泰极力角逐此职，当即谦辞不受。这当然是一种政治风度，表示对权力之争的不屑与淡泊，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文人的一种自信与高傲吧。不过，客观地说，陈布雷即使要争，也没有力量。政治是需要实力的，聪明的政治家，要学会等待，有时要耐得住寂寞，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机会。

陈布雷不争，蒋亦不勉强，好在蒋的口袋中，官票多的是，即便一时没有，也可以临时创立一个，应一下急。果然，蒋环顾南昌行营，乃军事重地，适合陈布雷这种文人干的差事不多，当即别出心裁地想出一着高招。此前，南昌行营延揽、搜罗了一批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诸如吴寿彭、蒋志澄、高传珠、张彝鼎、李焕之、邵华、刘伯川、范争波、徐道邻等。蒋给每人送上一份优厚的薪水，再奉上一顶“设计委员”的头衔，终日在戒备森严之下，或写写文章，发发议论；或研究外交，追踪热点等。其实，所谓“设计”，无非是坐而论道，放放空炮，营造一点文治武功的气象罢了。文人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玩得好，是朕的爱卿，玩得不好，也能坏朕大事。现在何不将这些人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给陈布雷戴上一顶“主任委员”的高帽，主持其事，既对陈有所安置，又能对这批文人有所约束，不使他们惹是生非，岂非一石二鸟之计！但陈布雷不呆，他对蒋的机心，可谓看得一清二楚。陈到设计委员会视事后，发现设计委员虽有20多位，但职责不清，权限不明，规定极其含混，极易招致是非。据此，陈力请蒋收回“主任委员”的加委，希望不以任何名义，留赣服务。蒋老猾成精，哪里肯让陈轻易滑脱，只在表面上做出让步，同意再加委一名副主任委员，佐陈处理会中日常事务，陈则专心协助笔札，并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备蒋垂询等。从此，陈结束了三分清客、三分幕僚、三分权臣、一分报人的生涯，从南昌行营开始，专任蒋的心腹侍从之臣了。

说到“行营”这两个字，在古代，它的意思很简单，即指大将出征时的军营。古诗中就有“吴山依重镇，江月带行营”的咏唱。但是，说到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行营，应另当别论，盖这个时期的行营，已经成了“最高当局”作为军事驻留地的专用名词，其他军事将领，无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不可以僭称的。尤其是“南昌行营”这个机构，虽然“享年”不过数载，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名气之大，让人刮目相看。追根溯源，就在于：它不仅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在南昌的军事驻留地，而且也是30年代前期国民党的重要军事中心，以及“围剿”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神经中枢。同时，在蒋介石的“国师”杨永泰的精心运作下，这里一度还成为国民党党务与行政的重要权力中心；另外，这里既是国民党的重要政治派别新政学系的发源地，也是国民党“军机处”，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诞生地。一个小小的军营，竟有着如此之多的“光荣传统”，在“党国”历史上，真可谓空前绝后了。

陈布雷最终与权倾天下的侍从室发生渊源，便是始于南昌行营时期。但是，陈布雷初入南昌行营的大门，侍从室还只是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军事侍从班子，它既不具备党政方面的权力，甚至也不具备多少军事方面的权力，因而还没有引起世人瞩目。从职务上说，初入行营的陈布雷为设计委员会挂名主任，与侍从室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就设计委员会所涉猎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研究，以及陈布雷在协助笔札、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等工作内容来说，它已经具备了某些党政方面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布雷之出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便是对未来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的一种“见习”。

“见习”期间，陈布雷的主要任务，就是跟在蒋先生的后面进进出出，一则摇摇笔杆子，临时炮制一些不痛不痒的应景文章；一则出出鬼主意，密呈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此间的重要活动计有：6月返京，为蒋制作黄埔军校成立十周年纪念典礼讲话：《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7月上庐山牯岭，为蒋炮制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词：《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2月先是返京出席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后是随蒋返溪口休养，对中日关系作总结性的估衡等等。

作为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陈布雷的最大“杰作”，就是写了一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文章。这篇捉刀之作，又因为受到鲁迅先生的痛击，从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名噪一时，亦成为陈布雷文字生涯中不可多得的“名篇”之一。

据说，这篇文章是蒋、陈在溪口休息期间，由蒋在病榻上分章口述，再经陈布雷记录、整理、润色而成。文章近三万字，共分八部分：一、引言；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举措上的错误；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仅从文章的小标题，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立意了，中日交恶，日本人自然是欠妥的，但中国人也有不对之处，中日各打五十板子，且先从中国人的屁股上打起，以示中华泱泱大国的气度之恢弘，立论之公正，检讨之诚恳，处置之公平。自九一八以来，日帝侵占我东北，蚕食我华北，摇动我上海，灭我中华的狼子野心早已昭然若揭，无数慷慨赴难的优秀中华儿女已经将《义勇军进行曲》从长城内外唱到了大江南北。中华民族已经危在旦夕了，文章的作者居然还能保持着一种平静冲和的心情，以中日无欺的“公道”，将中日之间的一碗水端得平平的。真让人不敢相信，这样的文章竟会是出自当年《商报》那个反帝爱国的勇士“畏垒君”之手。

大概写这样的文章，陈布雷自己也有点心虚了。于是，在“引言”部分，先来了一个掩耳盗铃，声明：世人论述中日问题的论文，已经很多，“凡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避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这意思就是：别人都不敢讲的，就让我来讲吧（颇有点“跳火坑”的骑士精神）。接下来一句“知我罪我，听诸读者”，大概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翻版了。

所谓“敌乎？友乎？”，其立论的重点，当然不在于“敌”，而在于“友”，也就是文章中所说的：“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也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就是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文章向日本表白，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已明白放弃容共政策，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日本应该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日本亦不能想象其结果如何。

狐狸的尾巴终于从长袍之下露出来了。敌乎？中国共产党！友乎？日本帝国主义！文章宣称中国对日外交的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一句话：不即不离，不战不和，不死不活。

文章的高明之处，是既没有署上蒋中正的“大名”，也没有署上陈布雷的“中名”，而是署了一个徐道邻的“小名”。徐道邻，何许人也？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委员，留德归国的法学博士，小人物一个。不过，读者也不要小看了这位徐博士。大凡了解一点北洋军阀史的，没有人不知道段祺瑞执政的。而这位段执政有个非常能干的幕僚长，叫徐树铮。打一个比方，徐树铮对于段执政的重要性，比之数年之后陈布雷对于“蒋执政”的重要性，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位徐博士，便是这位徐大幕僚长的公子。这真是“将门虎子”，至于说民国政坛上，父子两代都浪得一点“才子”虚名的，其他人固然说不得，徐氏父子肯定算一对。

据说，蒋当初出了《敌乎？友乎？》这个题目，要陈布雷做出一篇大文章。陈受命后颇有些为难，陈是办报起家的，对于新闻舆论自有特殊的敏锐性。文章做了一二十年，做到最后连日本是敌是友，都弄不清楚，岂不是大笑话一个？不过，蒋的意思，陈布雷也是清楚的：一方面，“剿共”军事已进入最后阶段，若稍有懈怠，就将陷入永劫不复之地；一方面，中日局势也进入最后关头，若不能打开僵局，亦将难免同归于尽之浩劫。然中共是腹心之患，日帝只是皮肤之患，两者相较，自然是安内在先，攘外在后；“剿共”在先，抗日在后。从策略上来说，在“剿共”期间，日帝就只能是友，而不能为敌。只是，中国人的老毛病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旦内争与外侮发生矛盾，先摆平外敌，内部的账可以留着以后慢慢算。今天，在全民族抗日爱国情绪日趋高涨的今天，抛出《敌乎？友乎？》这种极敏感，也极易产生歧义的文章，肯定要招致物议。

于是，陈布雷转弯抹角地进言了，恭维蒋先生的立意是好的，文章的题目也是好的，只是不能以蒋先生的名义发表，否则让人讥为是认敌为友，岂不是“污”了蒋先生的“圣誉”。蒋是一点就透的聪明人，不但自己不能争这个著作权，而且也恩准陈布雷放弃这个著作权，指示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徐道邻小人物一个，无足轻重，这一只黑锅，就委屈他背一下吧。陈布雷一听，正中下怀，忙不迭地恭维：蒋先生，这样处置好，徐道邻者，徐徐的与邻邦道来也，名字也挺不错，这一类的文章非道邻兄莫属。据此，文章署名徐道邻，最初揭载于《外交评论》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果然，文章发表后，归国未及三年的徐博士，简直就是横空出世，暴得大名。各报一时竞相转载，闹得沸沸扬扬了。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他“有幸”受到了文学巨人鲁迅先生的一顿痛骂。1935年2月9日，鲁迅先生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里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留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后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蒋、陈都是有眼光的，想想看，如果在这篇文章上署名的不是“徐树铮的儿子”，而是蒋中正或陈布雷，那鲁迅先生的这一番冷嘲热讽，岂不是让“最高当局”或“国策顾问”颜面尽失。鲁迅先生说，阿Q之有名，是在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因未庄通例，挨打必须与一位名人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在中国现代史上，《敌乎？友乎？》之有名，原因之一，亦在于鲁迅先生的“一记耳光”。

《敌乎？友乎？》可以说是陈布雷文字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也可以说是其文学侍从生涯中最臭的一篇捉刀之作。然而，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并非出自陈布雷之手，文章原本就是蒋介石授意徐道邻代拟，只是经陈布雷一番修饰而已。自陈、蒋、徐先后作古后，这已是一件死无对证的事情，说是说不清了。不过，若就文章的风格与文笔的功底而言，恐怕都不是一个归国不久的留学生所能炮制出来的。说这个话的人，如果不是来自翔实的史料，恐怕就是出于为贤者讳吧！

蒋介石的“影子”

1934年10月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铁壁合围，开始了惊绝人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此，蒋一方面对红军迅速进行追堵部署，一方面向大西南推进统一政略。此间，蒋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陈布雷亦主张蒋应借此机会，巡视西南各省，掌握各派政治势力，了解政情民情，部署追剿军事，推进统一政略，迫西南土著军阀作城下之盟，一统川、黔、滇诸省。

蒋然其计，即于1935年春夏间，先后飞抵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等地巡视，陈布雷亦不辞辛劳地跟在后面，在川、滇、黔各省间飞来飞去。此行，陈布雷处处表现出一个“宫廷侍从”所应有的“素质修养”，给蒋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他一年后出任侍二处主任奠定了基础。同时，陈通过近距离地观察蒋身边的亲信圈子及“内廷”办事传统，对蒋的独特个性与心理气质也有了进一步的把握，这对他以后主管整个“内廷”文字与政务侍从工作，可谓得益匪浅。

其时，在入川伊始，蒋就关照侍从人员，不准随便接受川军招待，以免被川军腐蚀。可是，等到蒋飞抵重庆，闻讯先遣人员在川军那里已经饱餐了两天的美味佳肴。蒋为之大怒，训斥这些家伙说：“你们有什么头脑，吃喝也安排不好，照这样随便吃喝，要被人家骂成军阀！你们赶快把钱送去，收回条子给我看。”为此，蒋规定接受川军招待，每餐顶多四菜一汤，不允许随便添菜。

陈布雷到达重庆后，被安排在上清寺陶园住宿。川军打听到陈是蒋的亲信幕僚，颇想慕名结交。但陈谨守幕僚人员的职责，既婉拒川军头子的请客送礼，亦很少与三教九流的人物往还，深居帷幕，绝少出头露面，以免过分招摇，有失体统。陈自己回忆说：“故蒋公到川，首以质朴诚信为尚，而标揭除匪禁烟为最大要政。省中军政，仍重寄事权于刘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军人中较为廉谨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于外界不轻易往还，即相见亦不多发言，唯力劝川人尊重军政系统，服从刘主席，以铲除防区时代所遗留之封建恶习，庶不负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时川中政客说士，萃于各军首领之门，交通游说，纵横结托，蒋公幕中随行诸人，均处处持之以大，初到时尚有怀疑不安心理，未几即相安焉。”可见，川中政客说士的善于钻营，是非常厉害的。然陈布雷的这扇“后门”，始终关得铁紧，令川中说客望门兴叹。

在安定川省之后，蒋、陈一行即于3月24日飞抵贵阳。一下飞机，蒋即对贵阳军政大员发表讲话，宣称：“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共军已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天下太平，已是指日可待了。据此，蒋在贵阳期间，即已着手规划战后经济建设的蓝图了，并交代陈布雷起草《国民经济建设纲要》。然不数日，消息传来，红军已强渡乌江，有乘虚袭击贵阳的模样。蒋大惊，一面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一面调大军星夜驰赴贵阳救驾。其时，贵阳只有四个城防团，且大部守备外围；城内包括宪兵在内尚不足两团。陈布雷听到消息，也有点紧张了，自忖：这不是在唱一出“空城计”吗？如果红军真的打到贵阳城下，从蒋先生开始，这一批军政大员何以自全？最严重的险情，出现在4月5日。这一天，红军逼近贵阳，仅余数十里。战报传来，贵阳城里一夕数惊，彻夜不宁。尤其令中央大佬们不放心的，是清镇飞机场的安全问题。其时，就连素有领袖风度的蒋委员长也沉不住气了，当即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把几个玩忽职守的城防将领骂了个狗血喷头。后因滇军孙渡纵队星夜兼程赶到，蒋才喜上眉梢，连连夸奖孙将军公忠体国，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并许诺对旅长以上将官均有犒赏。陈布雷等一干军政大臣及幕僚人员，亦喜笑颜开，纷纷把提到嗓门的心放回到肚子里。

比较于一夕数惊的贵阳“历险记”，陈布雷的“春城”昆明之行，简直就是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不但是吃好喝好玩好，而且是大开眼界了。陈布雷感叹：“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招待宴以迎蒋公。其客厅之闳丽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宾主到达三百人，礼数极盛。”陈布雷被安排在昆明翠湖边的一处别墅里住宿，翠湖坐落在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唐公堤，俨如杭州西湖之苏、白二堤。陈布雷旦暮游行其间，偶至昆华图书馆阅书，颇有自得其乐之感。至于侍蒋游幸昆明风景胜地西山及滇池，到安宁温泉洗澡等等，更有“此间乐，不思蜀”的感慨了。

在这次“巡幸”过程中，蒋接受陈布雷的建议，采取因省而异的办法，推进统一西南诸省的政略。对川局而言，本着又拉又压的原则：对四川王刘湘是以拉为主，对其他川军头子则是以压为主，从而达到安定川局的目的；对黔局而言，本着彻底改组的原则，解除黔省军阀头子、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职务，以蒋的亲信元老吴忠信继任，真正把黔局拿到中央手中，以除后患；对滇局而言，本着拼命笼络的原则，以“册封”龙云为“云南王”的手段，达到换取中央在滇的一种表面上治权。所以，蒋、陈巡视川、黔、滇三省，在云南受到的礼遇最为隆重。“王中王”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为此争相吹捧，互相贴金。陈布雷回忆说：“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策，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坐了一次飞机，蒋介石与龙云也拿出来吹了一通，可见是没话找话了。

5月26日，蒋、陈一行由昆明飞重庆，再飞成都。此间，蒋嘱陈布雷：凡杨永泰转呈的文件，在蒋批复后，陈仍须详看一遍，始可送出办理。这个举动可以看作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蒋对政学系主脑、武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已有戒心。杨乃一代权变宗师，擅长专权自恣，上下其手，蒋疑有非常，为了防止杨从中下其事，以售其奸，由此嘱陈对杨的呈件进行把关，也是一个补救措施；二、杨永泰确是办理政务及公牍事务的长才，让陈多看看杨办理的呈件，也是一种官场的历练。

应当说，到了这个时候，陈布雷差不多成了蒋介石的影子，须臾不能离开了。蒋创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陈不但要助蒋处理文件公务及代撰各种演讲稿，还须兼任训练团训育干事；蒋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陈不但一并列席会议，并且奉命召集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等人一起对立法院宪法草案加以研究修改，并代蒋专程赴浙江莫干山访问黄郛，然后再携宪法草案送呈蒋阅。

此后，陈布雷即参与国民党五全大会文件的准备工作，先后起草了开幕词、外交报告及大会宣言等文件，重点是为蒋起草外交报告，阐释国民党现阶段的对日政策。大会宣言本由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草拟要点，再交陈布雷连缀成文，陈前后修改三次，费了20个钟头，才算交差。11月19日，蒋介石拿着由陈布雷绞尽脑汁的对外关系讲演稿，登上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讲台，开始作中外瞩目的对外政策报告，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报告的著名之处，就是提出了所谓对日政策的“限度论”，即：“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等等。蒋并表示，日本如果无止境的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所谓的“限度论”，实质上还是一个“妥协论”，就像一条狗一样，处处以忍辱负重、退让求和为原则，不打急了，是不肯跳墙的。故所谓的“限度论”，虽然哄传一时，但于舆论不佳，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100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陈布雷亦由四届中央候补监委一跃而成为中央执委之一。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胡汉民被推为中常会主席，汪精卫被推为中政会主席，蒋介石表面上仅为两会副主席，当了胡与汪的下手，两人之下，有屈了。而事实上，蒋是五全大会上最大的赢家。一是当时中常会主席胡汉民远在欧洲，即使同意回国与蒋合作，还要谈谈条件，中常会的实际工作，仍有劳“蒋副主席”主持；二是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因在四届六中全会上被爱国志士孙凤鸣打了一枪，已住进医院，不久即赴欧洲治疗，中政会的工作，亦只好有劳“蒋副主席”主持了；三是汪被蒋推选为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一职只好让出，推蒋先生遥兼。于此，蒋一身兼领中常会、中政会、行政院、军委会等四大要职，用陈布雷的话说，就是：“自兹，蒋氏遂躬负党政军重职于一身”了。

蒋在五全大会后，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独裁地位进一步巩固，正所谓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尊居九重，坐运四海。这一局面的形成，为不断膨胀侍从室的权力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也为陈布雷在入主侍从室以后，能够居于权力的中枢，预留了通道。

汪精卫就任中政会主席伊始，即推出改组派的第二把手顾孟余出任秘书长，蒋亦毫不放松地将陈布雷推为副秘书长。汪、蒋高高在上，会中日常事务，自是不屑一顾，均交由顾、陈具体负责。顾、陈各为其主，意见相左，也就免不了有一番暗斗。这在顾孟余这样的派系高手来说，本是家常便饭，驾轻就熟，但落到书生意气的陈布雷身上，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深感自“党政机关改组以后，人事接洽，甚感纷纭，一部分同志，不明蒋公意志，动辄以安置亲厚为先，而不计办事之效率。中政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尤为不易安排。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逊，事后追悔，旋又犯之。延医诊视，授剂服药亦无效力”。

在民国政坛上，顾孟余与陈布雷都称得上是一流人才，但顾是一流的政客，陈是一流的文学侍从。写文章，顾不敌陈；玩政治，陈不敌顾。在中政会里，顾、陈交手，未及一个回合，陈就被气出病来，这便是例证。从政的苦酒，开始由陈布雷慢慢地品尝。

陈布雷不是老政客顾孟余的对手，只得以“体力心力交瘁”为由，上书请假。蒋准假一月，陈于12月中旬经沪转杭，回到原先的西湖小莲庄，与妹夫翁祖望一家住在一起，养病休息。是年冬，陈布雷在南京觅得一寓所，将全家迁居南京，过去在京、沪之间所谓跑来跑去的客卿生涯，到此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已经彻底地与之告别了。

侍从室：“皇帝”的秘书处

1936年1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分设第一处与第二处，蒋命陈布雷为第二处主任。从此，陈布雷这个名字与侍从室联系在一起。

侍从室的创立及运用，有一个渐进过程。历史地看，它是国民党政治演进的结果；现实地说，它是蒋介石封建帝王意识的产物。说到“侍从”这两个字，一望而知，具有某种浓厚的封建色彩。在汉代，所谓的侍从本是指帝后身边的随侍人员，《汉书霍皇后传》中就有“皇后舆驾，侍从甚盛”的描写。到了宋代，因大学士等官僚可以常在君王左右行走，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给领袖人物充当智囊或顾问的意思。于是，人们将这些供皇上垂询大计的随侍人员称之为侍从官。宋代以后，从六部尚书、侍郎到学士、两制等在京职事官，都可以称为侍从，所指的范围更加广泛了，但中心意旨，仍不出为皇家服务这一个范畴。

正因为“侍从”这两个字具有浓烈的封建帝王意识，从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都严禁把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之为侍从，卫士便卫士，秘书便秘书，参谋便参谋，他们虽有职责之别，然无主奴、尊卑、高下之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是，这一套到了民国“大帝”蒋介石那里行不通了。早在黄埔军校时期，蒋就把身边的参谋人员称为随从参谋，卫士队称为侍卫队，卫士长亦称为侍卫长。1928年初，蒋下野复职伊始，权力更加集中，帝王意识更加浓烈，除了恢复随从参谋与侍卫长外，又新设了随从副官、随从书记及侍卫官，另将机要秘书改称为侍从秘书。随着蒋的专制独裁地位的不断巩固，身边的侍从班子亦随之扩大，总起来分为警卫与生活管理及机要与政情处理两大部分，蒋规定前者由侍卫长负责，后者由侍从秘书负责。这是设立侍从室以前的大致情况。

侍从室创立于南昌行营时期，首创人便是杨永泰。据老侍从秋宗鼎回忆，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蒋“先后在汉口、南昌成立了由他委派的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他时常出发鄂、赣，亲自指挥部队。当时，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副官以外，还需临时抽调几个参谋人员，不断随他到各地去工作。后来，蒋介石听从了杨永泰的建议，把经常跟他随行的参谋人员和他自己的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等，组织了侍从室，列入蒋家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并派晏道刚为侍从室主任。这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的初期阶段”。另一个老侍从汪日章也回忆：在没有成立侍从室之前，“侍从秘书、侍从副官、侍卫人员等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称之为‘官邸’人员。1934年2月，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建议，为了更好地起小朝廷内参作用，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成立了侍从室，这才正式定名。”可见，侍从室的创立，固然是得之于杨永泰的一言建功；但主要是为了适应侍蒋出发各地指挥“剿共”军事的需要。

设立侍从室之后，侍从人员由各自为政，开始进入组织有序的轨道，这就起到了人员精干，业务集中，运用灵活，便于掌握，行动迅速，效率更高的作用。但在创立初期，侍从室在党政方面并没有多大权力，作用也不算显赫，地位亦不特殊。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所起的作用，也还是一个侍卫与秘书性质的事务机构，也就是“侍卫队”、“传达室”、“副官处”、“机要室”、“秘书处”之类随侍机构的综合反映，还不成为对国民党政治进行运筹的中枢机构。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侍从室在成立初期，级别定得不高。以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来说，此前仅为南昌行营第一厅（军事厅）副厅长，少将军阶，这与后来的侍一处主任，一上来就是上将级的钱大钧、张治中、贺耀祖等军界大腕比起来，显然不是一个档次；其次，当时的南昌行营，军政大事均决于政学系主脑杨永泰、熊式辉之手，侍从室的这一批小字辈，即便想要揽权，也绝无可能；另外，从国民党高层来说，自四全大会以来，实行的便是蒋汪合作体制，蒋主军，汪主政，蒋汪权力分流，蒋自然是想把政府权力都能集中到侍从室，但一时尚无可能。

从1934年初到1935年底，在这两年时间里，江西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侍从室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需要加以解决。按照行政专家杨永泰的设计，侍从室初期挂靠在南昌行营编制内。但是，随着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国民党军事重心开始转移，南昌行营已于1935年1月撤销，一部分人员分流到驻川参谋团，由南昌行营参谋长、作战厅厅长贺国光率领，去重庆设署办公，统一指挥川黔军事；一部分人员分流到武昌行营，由张学良为主任，杨永泰任秘书长，钱大钧任参谋长。1935年10月间，中共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地区会师，军事重心继续北移，武昌行营撤销，成立由张学良任副总司令的（代行总司令职权）西北“剿总”；驻川参谋团亦撤销，成立由顾祝同任主任的重庆行营。侍从室的创议人杨永泰初任重庆行营秘书长，12月间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从此正式退出蒋介石的幕僚班子。此间，侍从室的第一任主任晏道刚亦调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当张学良的“监军”去了。

南昌行营撤销了，武昌行营也撤销了，杨永泰走了，晏道刚也走了，原先在南昌及武昌行营时期形成的一套幕僚班子，头面人物都不复存在。但是，蒋感到在南昌行营时期成立的侍从室越用越顺手，也就须臾不可或缺了。于是，蒋一方面将侍从室改为军事委员会编制，继续保留下来；一方面则考虑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进行架构，这就是所谓侍从室的改组。

侍从室的这次改组，对于国民党权力架构的演变，是一件大事。然而，演变的过程，完全是在不事先声张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编，二是扩权。

所谓扩编，就是将原有组织一分为二，分别成立第一处与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与侍二处。处以下又增加了组这一级工作单位，按自然数排列，计五个组。侍一处设一、二、三组，侍二处设四、五组。所谓扩权，就是将侍从室这样一个单纯的侍卫与秘书性质的随侍机构，变成了一个负责管理军事、政治、党务等重要内容的中枢权力机构。其中，侍一处负责管理军事要务。该处三个组的分工为：侍一组主管总务，有陆海空三军侍从副官多人，负责接待、传令和随从行动，另有总务副官多人，负责管理伙食、杂务以及侍从室的财务；侍二组主管参谋业务，有侍从参谋多人，经办作战、情报、人事、交通后勤参谋业务和军事文件；侍三组主管警卫和安全，有侍卫官多人，均为蒋的奉化溪口的同乡或亲戚。侍三组下辖武装卫士队，后扩充为警卫总队。侍一处另设侍卫长一人，指挥侍一组与侍三组，总揽蒋的警卫工作。侍二处负责管理政治、党务。该处两个组的分工为：侍四组主管政治、党务、秘书业务，有侍从秘书多人，负责党政要务的上传下达，机要文件及重要函电的往来，诸如国民政府所属院、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党部，中统局，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首脑向蒋的请示汇报的文电，以及重大人事的任命、调动，重要机构的设立、裁撤，巨额经费的开支、调度等，包括最高当局的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的起草、代撰等等，都在这个组的工作范围之内；侍五组主管幕僚秘书，原是脱胎于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一是行政人才的储备，二是智囊谋略的储备，相当于现在的所谓“人才公司”与“点子公司”。

侍一处与侍二处分别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视情况，或设或不设。有意思的是，两个处的主任都归属于侍从室，但是上面并没有一个总主任。因此，两个处不存在隶属关系，地位及权力都是平等的。处主任直接听命于蒋，这也可以看出蒋的高明之处：把亲信分成两块，使他们相生相克，相互牵制，蒋则高居其上，进行遥制。改组后，蒋任命原武昌行营参谋长钱大钧为侍一处主任，并兼侍卫长；任命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并兼侍五组组长。这就是侍从室改组的大致情况，时间完成于1936年1月左右。

将改组前后的侍从室作一番比较，不难看出，核心部分就在于增设了侍二处。改组前的侍从室并不惹人注目，名气也不算大，就在于它基本上还只是一个纯军事机构，在政治、党务方面并无特殊权力。改组后，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军政中心，甚至地位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会之上，以至发展到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决定或办理党政军一应大事的极权机关，主要体现在侍二处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侍从室的地位，在政治制度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一切都是政治演变的结果。所谓侍从室，它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若按委员长的权力，在1932年3月公布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中，是这样规定的：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统率国防、绥靖事宜。设委员长一人，负责执行军令。委员七至九人，由中央政治会议选定交国民政府特任，行政院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训练总监、海军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委员中互选三至五人为常委等等。如果按本本办事，那么军事委员会实行常委负责制，委员长只是在常委会做出决定后，负责具体执行军令，本身并无多大权力。

而且，就这个委员长的级别来说，亦不可与国民政府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院院长相提并论。盖因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一府五院制，这是总理遗愿，任何人都无权推翻。但是，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一切权力都归到军事委员会，所谓的一府五院，早成了一只只空水壶。所有的府、院主脑，都要毕恭毕敬地向委员长“早请示、晚汇报”，是为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奇观。从创立侍从室前后政治现实来说，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汪精卫，立法院长是孙科，司法院长是居正，考试院长是戴季陶，监察院长是于右任，都是国民党内的老资格。在一府五院的政治架构中，蒋什么都不沾边，只是一个不搭界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所谓的“蒋委员长”及“委座”等俗称，也就是始于这一阶段。但是，蒋什么都没有，却有枪杆子。说来说去，还是这东西管用。几年前，胡汉民贵为立法院长，只因说了几句让“委座”不中听的话，结果，蒋派出两个“丘八”，往胡院长的门口一站。从此，胡院长从立法院进了“禁闭院”，起作用的，就是那几杆破枪。

国民党的事情，到了蒋委员长手里，就是这样被弄得非驴非马，军事委员会常委负责制从未兑现，中华民国的一府五院制也完全是一个摆设，委员长不但独裁军事，而且独裁党务，独裁政务，虽不免让人啼笑皆非，但政治就是这个样子，谁有实力，谁就做老大。其他的一切，都只好免谈。这就是民国政体变态中的常态。

对于侍从室这样一个机构，实在难以下一个定论，在二十五史中，并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仅此一点，也就可以为蒋介石申请一项“发明专利”。按照蒋君章的说法：“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蒋君章曾任陈布雷的私人秘书多年，他对侍从室在国民党政治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可谓有深切的领悟。

清代的军机处，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处，今人称之为总统办公厅。《清史稿》上说：“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以此可见这个军机处确是清代承命出旨的中枢机构。清袭明制，明代不设宰相，皇帝既相当于总统，也相当于政府总理，大权小权一把抓，免得政柄旁落，被别人架空。事情做不过来，就找了一些助手，叫做内阁大学士，职为阅折票拟、起草诏令、批答奏章等，也就是所谓的秘书吧。

这些人，看起来只是做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情，但由于在铁幕政治下，他们可以得风气之先，抓住机会向皇上说点“个人看法”，在皇上与各部、院失去应有联系的情况下，这些秘书的“一家之言”，往往也就成了皇上的“独家之言”，其潜在的影响力，实在是不可低估。加之，掌握章奏的过程，从来就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多少政治阴谋由此应运而生，其权力也就可以无限扩大。

演变的结果，这些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开始据中枢之重，握宰相之权，列群臣之右，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大臣。在史书中，史家习惯称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为“宰辅”、“辅相”或“阁老”，首席便是“首辅”或“元辅”，次席便是“次辅”，便是这个道理。若以此观之，老蒋家的侍从室与老朱家的内阁及爱新觉罗家的军机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布雷出长侍从室第二处，从此成为国民党时期的“内阁大学士”及“军机大臣”，一个新兴的政治势力开始崛起。不过，陈布雷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军机大臣”的广州之行

侍从室虽然是独裁政治制度下的产物，但是，它的一大特点，确是人员不多而效率很高。到了陈布雷手上，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侍二处成立后，所有政务、党务方面的文件，都归口侍四组处理。侍四组直接主办的秘书，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据汪日章回忆，在南昌行营时期，侍从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主办文书的收发签呈工作，称为侍从秘书。规定凡来往电文均由司书抄录，字体端正，文句通顺、简明。这些文件奏章由汪日章直接转呈蒋介石，蒋交给下属的密件也是如此，无须再假手他人。因此，无论蒋出发何地，汪必须亲随侍从，另外则派定几个最优秀的电务员跟着他。有时因为飞机容量小，而汪又不能须臾离开蒋的身边，于是，电务员就得先期到达指定地点待命。汪日章说：“蒋一手包揽全国党、政、军大权，每日公文不可胜计，几乎全属急件，不敢稍有疏忽，所有文件均由传令官送至我处，由我交传令官发出，忙得我日夜不得闲。这个情况直到1936年夏，俞国华参加第四组做了我的助手，很像当年毛庆祥和我那样，我才有了自由活动的时间。”这是侍从秘书生活的一个大致情况。

陈布雷入主侍二处以后，仍然奉行人员精干的原则，不肯扩大编制，避免人浮于事。侍四组计有侍从秘书、科员、缮写人员等，总共不到十人，组长即为汪日章。侍五组原为储备行政人才而设，没有一定的编制。其中颇负盛名的是所谓“八大研究秘书”，他们大都是留学各国的专家学者，诸如留日的罗贡华、傅锐、李毓九，留英的徐庆誉，留苏的高传珠，留法的何方理，留德的徐道邻，留美的张彝鼎等。这些人专供蒋垂询国际问题，类似外交智囊团。蒋每次召见，提出问题后，只是洗耳恭听，不插话，不表态，听他们讲述后，从中分析利弊。这批“外交智囊”于抗战初期大都陆续分配出去。侍五组组长由陈布雷兼任。

陈布雷自律甚严，为人本分，小心谨慎，虽据中枢要津，却有如履薄冰之感，这一作风给侍二处以深刻影响。侍四组掌管机要之承启传达，对党国军机大事，莫不预闻于先。陈为此叮嘱四组人员：“要保密，不要多嘴”；规定各人的业务，只能自己处理，决不可以告诉他人，即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准交头接耳，随意扩散。侍五组除了随时备蒋垂询外，每周另举行会议与谈话会各一次。但初期秘书多不明职责，常越位言事，或请示调查各机关状况，或喜摭拾风闻之词攻讦他人，或未详事实便上书陈事等等，这使陈布雷十分恼火，严词告诫，予以制止。

在与侍一处的关系上，陈布雷也本着不插手、不过问的原则，以免招蒋疑忌。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一、二处之间凡有重大事项，均需在主任或组长之间相互通气，以期协调、配合，工作人员也可以自由进出。尤其是陈布雷，因负有替蒋起草重要文电的任务，需要掌握全局与重大事件，故对第一处的军情通报及重大事项有特许调阅权与预知权。但陈布雷仅到此为止，绝不多走一步路。只有当一处主任不在时，陈布雷才按例对一处事务照拂一下。

陈布雷出任侍二处主任以后，亲身经历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两广事变。1936年夏，国民党粤系将领陈济棠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手，打出抗日这杆大旗作号召，发动反蒋事变，并很快组成粤桂联军，作出进击湖南的态势。早在5月份，陈布雷就从雪片般呈蒋的密电中得知“西南消息愈传愈恶”。其时，陈布雷正在病中，得此消息，少不得抱病强起，或代蒋会见方方面面的要人，或忙于核办或起草文电。6月间，陈布雷为参与处理两广事变，终日紧张忙碌，绝无休息，以至“竟日昏昏，觉胸腹胀闷，口苦舌干，且有微热，殊以为苦”。6月22日这一天，陈头痛加剧，一夜没有睡好，服药亦无效，即请假一天，在寓休息。但因蒋对文电起草催逼甚急，陈仍于病中强起拟稿。并在日记中写道：“病中念时局，弥增忧愤。自（民国）十五年至今，北伐统一，国内百事均改旧观，而独有一种现象丝毫未改，怒时局波动之总原因，多由于若干政客思脱颖而出，不得志者想浑水摸鱼，已得志者想攀缘而上，蝇营狗苟，脱不了富贵功名之低级欲望。自共产党、改组派、社民党、国社党以及形形色色之政客，乃至许多冒死不顾之青年，其实皆脱不了这么一套，此真民族不可湔涤之耻辱也。”把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的革命事业，攻击为政客的浑水摸鱼，可见陈布雷在政治上已日趋麻木。

迫于华北危机日益加剧，以及各派政治势力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压力，蒋不敢轻加战端，决定对两广阵营加以分化瓦解，力争以和平方式平变。6月25日，蒋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表明处理西南事变的方针：第一，贯彻对内和平统一之政策；第二，在统一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实际，也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意思；第三，对国事发表意见，必须用和平方式“开诚洽议”，两广军队入湘，不合此项原则等等。蒋的这篇谈话稿并非陈布雷所写，但陈看了这篇谈话稿后，深为欣赏，认为：“措词严正而和婉，且富有含蓄。”他对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说：“此稿决其为行政院人员手笔，决非新闻记者如我辈者所能拟，因新闻记者每于不知不觉间逞其词锋，终觉太显露，予未能免此也。”这亦表明了陈布雷支持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立场。

两广事变看起来是粤系与桂系合伙闹事，实际上真正的扛鼎人物是当时素有“南粤王”之称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只能算是敲敲边鼓的人物。其时，两广陆军计30多万，空军计九个中队，粤军均占三分之二以上。为此，蒋一方面摆出硬的一手，派大将陈诚亲赴长沙布防，阻止粤桂联军北上；一方面玩起软的一手，派特工王戴笠潜赴虎门策反，行收买分化瓦解之计。经不住蒋的“钞票”加“官票”的一阵猛击，陈济棠的海军、空军、陆军相继瓦解，表示归顺中央。7月18日，陈济棠落荒而逃，到香港做寓公去了。7月23日，侍一处主任钱大钧赴广东与新任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共同整理粤军，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随之取消。粤桂联军，粤军已经“王化”，剩下桂军苟延残喘，已不足为虑了。

8月11日，陈布雷随蒋赴广州，就近解决广西问题。这是陈布雷第一次以“军机大臣”的身份随蒋出巡“行省”。11日上午9时40分，陈布雷及侍从副官、秘书等十人乘萨福亚机先行起飞，下午1时40分到达广州。2时15分，蒋与宋美龄所乘蓉克机亦到达广州机场。这次行动，蒋于事先没有告诉广州方面，结果，蒋、宋夫妇及少数近侍人员临时被安排住到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洁之的住宅，另外一批亲随人员则被安排到空军同学会居住。剩下陈布雷等人，既无住所，亦无招呼之人，先期到达的侍一处主任钱大钧则不闻不问，所幸有广州市长曾养甫盛情相邀至梅花新村曾宅暂住。陈感叹：若非曾养甫，“几成丧家之犬”。8月14日，陈迁至东昌大街9号李洁之的别墅；20日，再迁至黄埔长洲要塞司令部，算是陈布雷这次广州之行的正式居所及办公地址。一旬三迁，说明这个时候的陈布雷，虽贵为“军机大臣”，然尚不为外界所重。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圣地”，也是蒋介石的发迹之所，故而成为陈布雷久已向往的地方。到达广州的第一天，陈布雷就由曾养甫亲陪，环游市区一周。第二天，又由CC系主脑陈立夫陪同，经东山、鱼珠码头，到长洲要塞司令部、黄埔岛等地参观，得到的感受是：蒋昔年所住之屋，“已黝然现苍老之态矣”。

广州美食，闻名遐迩，给陈布雷留下深刻印象的，共有两次。

一次是8月14日，由钱大钧夫妇做东，在太平通津太平馆请他吃烧鸽子。广州的烧肉鸽名声不凡，据陈洁如在《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一书中回忆，1926年5月，她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夫人，曾经陪同蒋介石出席过一次宋蔼龄举行的鸽子宴。晚宴是欧洲式的，上的第三道菜就是一只大肉鸽。每只鸽子置于一片钻石形状的烤面包上，这片面包放在一只盘子中，每人一盘，盘中另配有一根水芹菜和一些番薯片。金褐色鸽子的胸肉爆裂出来，令人望而垂涎。就在这次鸽子宴上，开始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政治恋爱。回忆到这里，陈洁如痛心疾首地说：“想不到鸽子餐竟是夺夫宴。”陈布雷不一定知道鸽子宴中竟深藏着这样一个辛酸的爱情故事，不过，鸽子宴的美味的确令他赞不绝口。

另一次是8月20日，由蒋委员长亲自做东，在官邸宴请陈布雷与宋子安，品尝“有名之黄埔蛋”。黄埔蛋近似于川菜中的跑马蛋，北方的芙蓉蛋，煮出来不焦，不起泡，好像嫩豆腐，吃起来不油不腻，味美可口。大概黄埔蛋的口味比较近似于宁波菜，故蒋先生对黄埔蛋情有独钟。据侍从副官居亦侨回忆：“当年在军校烹制黄埔蛋的是位姓严的大娘，广东人。她原是珠江游艇上的船娘，有一手好烹调技术。”蒋这一次再赴广州，向钱大钧问起十年前善制黄埔蛋的那位严妈。钱大钧察言观色，善体上意，立派人四出寻找，居然将严妈找到。据说，蒋再一次品尝严妈烧煮的黄埔蛋，连连称赞：“很好！很好！”陈布雷没有提到他这次品尝的黄埔蛋是否出自黄埔蛋“烧煮高手”严妈。

广州期间，也有两样东西让陈布雷思之不寒而栗。一为“粤蚊”，二为暑热。“粤蚊”与“浙蚊”不同，陈布雷说，“广州之蚊身小而不鸣，啮人不痒而痛”。陈立夫称这种手法是“不告而诛”。陈布雷对“粤蚊”的作风颇有不适之感，至半夜，常常“为蚊所扰而醒”。8月间，广州地区闷热、潮湿，气压低，常令人无法工作，更无法入睡，陈布雷“殊感不适”。

“粤蚊”加暑热，双重夹击，再加数不清的文山会海，再加络绎不绝的来往应酬，使得陈布雷原本很差的身体状况，越发每况愈下。加上自这一年年初开始，陈布雷就一直处于多病之中。入夏以后，病情日见加重。先是6月上旬，连续数日生病，头痛发热，“绕室彷徨，苦闷之至”。自感为服安眠药过量，形成累积作用；继之6月下旬，又是连续数日生病，“竟日昏昏，觉胸腹胀闷，口苦舌干，且有微热，坐卧不宁，殊以为苦”。8月初上庐山，又是一场病，头晕目眩，行路亦觉茫然。到了广州以后，虽有烧肉鸽与黄埔蛋的鼓励，各种病症依然纷至沓来。8月31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来广州已二十天，身体又觉不支，大约平均两星期必小病一次，半年来均如此。”最为痛苦的是，陈布雷勉强请假一两日休息，总因蒋的文电要得很急，不得不带病拟稿，然病中“神思疲索，久不能就，不得已置之”，如此反复再三，苦不堪言。“皇帝”的秘书固然风光，然个中辛酸，非常人可以领略。

经奔走调停，广西问题终在9月初形成和议方案，要点是蒋同意确立抗日政策，广西维持现状，桂系表示归顺中央。所谓蒋答应抗日，无非是给了桂系一个面子，蒋何曾有实质性的抗日举措？所谓桂系拥护中央领导，无非是给了蒋一个面子，桂系何曾真正与中央保持一致？不过，广西维持现状倒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蒋同意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广西军队保留三个军，军费由中央补助，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9月18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在广州举行了自192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至此蒋桂对峙局面结束。

9月28日，蒋介石率陈布雷等一批亲信，乘飞机经南昌回到庐山。两广摆平以后，蒋不得不对日益紧张的中日局势及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表一个态。到达庐山的第二天，蒋即嘱陈布雷起草一份关于中日局势的声明，以京沪新闻界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陈因思绪纷乱，从下午3时开始拟稿，至夜9时半始脱稿。因用心过久，陈一夜仅合眼两次，睡一小时。该文呈蒋后，蒋批评写得太散漫，批交程沧波改拟。10月1日，陈在程稿的基础上，再次加以删改，深感“构思甚苦，为从来作文所未有”。该文接受熊式辉的意见，以《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思与信念》作标题，在京沪各报上同时发表。据说，日本舆论界反映相当热烈，《朝日新闻》称为是近代以来最巧妙的宣传等等。10月4日，陈布雷下山，从九江乘招商局江安轮顺流而下，于5日经过安徽芜湖时，从当天的皖报上看到共同宣言发表后的有关情况，颇感开心。

对蒋介石的一次“包装”

一年前，西南云贵川康诸省尽入囊底，现在华南粤桂两省亦入掌中。至此，南方诸省大体平定，不肯臣服的只剩下东北与西北地区了。东三省已成了日本人的“飞地”，现在还没有力量与日军开战，且先忍下这口气再说；西北陕甘宁诸省是红军在那里闹事，马家军、晋军、陕军也不那么听话，正可以借这次“剿共”的最后一战，调动中央大军北上，彻底把西北数省摆平，一统六合，岂不是指日可待了。蒋的这个方案，10月初尚在庐山时就已确定，并向陈布雷交底，回京以后，即准备西北之行。

陈布雷奉谕，回京即迅速处理手头急务。随后与王允默一起，乘车赶赴杭州，为先母祭奠七十寿诞。10月14日、15日，陈布雷连续两天在杭州招贤寺做佛事，追荐先母亡灵。浙省及杭州市政府的大员，省教育厅的昔日同僚，各携鲜花，络绎不绝地来到招贤禅寺，表示祝贺。下午，陈克介以下一支，已集中到四五十人，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到陈布雷下榻的新新旅馆用餐。陈布雷深感“以如此团聚为难得之盛会”，遂相约弟妹等十余人，一起作杭州近郊之游，先后游览了黄龙洞、西湖等处。

20日，陈布雷离杭回京。车中，陈布雷感叹此次杭州之行，本在广州时即已计划，在粤桂局势一度相持不下，中日关系紧张阶段，陈布雷本已打消此念。不想广西问题竟得圆满解决，中日关系亦未全面破裂，如此“仍得实现此愿，向先考妣灵前行礼，且得与杭州诸友会晤，诚私衷所深喜者。唯到杭旬日适值委员长亦在杭州，公私不能兼顾，身心尤感疲乏。”本是一次畅游，竟被蒋搅了，陈布雷殊以为憾事。

所谓“公私不能兼顾”，是指陈布雷在杭期间，接到蒋谕，令其为蒋草拟《五十生日感想》一事。蒋深感自九一八以来，自己因怯于抗日，勇于“剿共”，其声名之不佳，几有“卖国”之嫌。自开府南京以来，军阀闹割据，共产党闹革命，学生闹学潮，工人闹工潮，毛病都出在不孝不忠上。10月31日，是为蒋的50岁生日，蒋觉得很有必要利用这次五十大寿的机会，劳驾布雷先生写一篇大作，剖明一下50年来蒋某人“思亲”以孝，“报国”以忠的一番苦心，借以作为“剿共”的张本。蒋素闻明末清初有一故事，爱新觉罗氏孤儿寡妇率300万大军入关，征服关内四万万人，老百姓不肯臣服，反清思想十分浓烈。于是，鬼点子很多的康熙大帝灵机一动，决定利用儒家的《孝经》虚晃一招，亲自编了一本语录体的《圣谕》，命各级干部拿到民间广为宣传，大力提倡孝道。中国数千年来的地方政治组织，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也就是过去的所谓乡党，都是一些年高德劭、有声望的人在那里说了算。康熙认为：如果把每一个青年都训练得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个父母肯让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果然，康熙大帝君临天下61年之久，奠定清王朝的基础达两百余年。有人说，清代治国的法宝之一，就是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教育路线和干部政策。康熙皇帝的治国平天下的秘招，蒋久已心仪，久欲效仿。

于此，蒋交代陈布雷，这一篇《五十生日感想》，一定要写得像《陈情表》、《出师表》那样，突出孝、忠二字，既要写出自己是如何做孝子的，也要写出自己是如何做“忠臣”的，借以抒发自己“报国与思亲”的浓郁感情，以此警醒、教育普天下的百姓。

陈布雷听了这番“圣训”，自感非同小可，只得再次绞尽脑汁了。本来，以陈布雷的才力，写这样的“御用”文章，不算太难。以千古文章而论，一笔写尽天下之孝的，要算是晋人李密的《陈情表》；一笔写尽天下之忠的，要算是蜀相诸葛亮的《出师表》。古人有所谓：“读《陈情表》不流泪者非孝子，读《出师表》不流泪者非忠臣。”这样两篇名文，在陈布雷都是十分了然。加之，陈自己就是一个大孝子、大忠臣，现在要他做忠、孝之类的官样文章，只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行了。只是，陈布雷在杭州期间，因“连日心思散乱，屡作屡辍”，久久不能交稿，就连王允默在一旁看了，也哀叹“向来未见君文思如此之拙滞也”。

“拙滞”尽管“拙滞”，但陈布雷毕竟是一个大手笔，文章写得也还有点“味道”，也算是倾注了自己的一番感情吧。据陈布雷说，文章均为蒋口授，蒋“五十而知天命”，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历程，往事历历在目，故而有“中正既受国恩，弥怀母教，辄自检讨”的生日感想。只是陈布雷写着写着，亦有了惺惺相惜之感，特别是当陈写到蒋母抚孤保家之德，以及“能自强不终弱，能自助者必有成”时，想到自己在父亡之后，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困苦历程，竟抑制不住地暗自流泪了。而当陈写到“勿慑于强暴以馁其气，勿狃于急效而乱其心”，以及“祈望于吾全国同胞以孤蘖自居，以精诚自励，共同一致，奋勉自强”时，似乎自己也为之奋发不已。

文章写成后，颇得蒋的好评，就连南社的领袖人物、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亦大加赞赏，恭维“此文命意措词及结构均好”。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之通令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作为必读的国文教材，学生且须背诵。报纸更是闭着眼睛瞎说成：这是蒋委员长在自己诞辰之前，念国难，念母恩，含着眼泪写出来的至诚至情之文。可见，许多政治上的东西，全是死不要脸的谎言。

10月22日，蒋赴洛阳，以避寿为名，行部署“剿共”军事之实。陈布雷因连日头痛不止，咳嗽剧作，经蒋同意，在京待命十天。于31日乘萨伏亚飞机抵达洛阳，住进中央军校洛阳分校，这里为蒋驻留洛阳的“行宫”，亦称西宫行辕。

10月31日，南京举行献机仪式，也就是叫老百姓掏钱凑份子，买上几架飞机，为蒋先生祝寿，用现在的话说，也是一种“乱摊派”。真正的祝寿典礼，则在洛阳举行。洛阳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行辕内外，要员云集。最为新潮与蔚为壮观的庆典活动，是空军升起战斗机，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编队表演，排成“五十”两字。然后从空中抛下彩球，五颜六色的花絮有如天女散花，漫天飞舞。据说，当时有不少人看了如此歌舞升平的辉煌场面，联想到九一八以来山河破碎的惨痛场景，真有“隔江犹唱后庭花”之感。

陈布雷赶到洛阳，已是下午4时，祝寿的高潮虽过，然气氛仍在。当晚，“寿翁”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军校四维堂举行“御宴”，招待对象为亲到洛阳祝寿的六位“封疆大吏”与驻外公使，他们是：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河南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中国驻土耳其公使贺耀祖等，以及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陈诚、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等人奉命出席作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陈布雷刚刚放下行装，亦被安排为陪客之一。按中国旧例，这也算是一席“万寿宴”了，必得有一群宫廷娇娃出来献上一曲“霓裳羽衣舞”，方可构成一幅“君臣行乐全景图”。但此时正是国难时期，能简朴处则简朴，万事讲究不得。于是，按第一夫人“懿旨”：将和平小学的一批天真活泼的小学生找来，在席间表演歌舞，为“君臣”饮酒助兴。餐毕则大放鞭炮，计十万余响。据陈布雷记载：“宾主极欢乐”。

“五十而知天命”，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在蒋的一生中，50岁这一年，既是他的又一个巅峰时期，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国内大局而言，多年来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南方统一了，红军也被“压缩”在西北一隅，只等“最后一战”，就可以“以竟全功”了。然而，福为祸始，祸作福阶，谁想到一个月后，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刚过“知天命”之年的蒋介石，竟糊里糊涂地被张学良扣留起来，最终被迫接受国共合作、共同御侮的和谈条件，从此改写了中国现代史。事实上，西安事变虽然发生在古都西安，但火种应该说在古都洛阳就种下了。

本来，蒋到洛阳避寿，就是一个障眼法，目的就是要严督张学良率部作“剿共”的最后一战。然张学良激于国破家亡之恨，此时已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相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要“剿共”，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都不肯从命。其时，蒋要陈布雷赶赴洛阳，目的就是要陈帮他写文章，阐述其“剿共”国策，以改变不利处境。

就陈布雷的身体而言，1936年是最糟的一年。从年初开始，这一架“破机器”就开开停停，修修补补，灾病不断。蒋作洛阳之行，陈在南京勉强休息了几天，亦未见好转。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10月29日，“头痛心跳仍未愈”；30日，“精神愈感疲惫，即起坐亦觉乏力，鼻腔发炎，头痛仍剧”。可见，按陈布雷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本不宜西行。但迫于蒋命，不好再拖了，只得抱病前往。

陈布雷到了洛阳，除了每日忙于核办堆如山积的各种文电之外，再就是帮蒋炮制反共文章。在洛阳期间，陈先后代撰、改定的重要文章计有《论国事今后之希望在集中力量自立自强》、《为扫除汉奸剿灭残“匪”告民众书》、《“剿匪”总部政训处告国人书》、《救国之中心工作》等，内容主要是针对以张、杨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及国内各界爱国力量主张联俄联共观点，说明“不肃清汉奸且消灭‘残匪’将无逃于内外双重夹攻之危险”。而解决这一危险的唯一“良方”就是：先统一，消灭红军；后御侮，对日开战。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无不出自蒋之口授，陈布雷只是依样画葫芦罢了，最多也只是一个添枝加叶而已。要说陈布雷在这场反共军事中起了多大作用，恐怕难以说清。但是，陈布雷作为蒋的亲信幕僚，事实上也是赞同蒋的这些反共国策的。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例是，此间，侍四组秘书王学素曾与陈布雷争论时局问题，王只不过提到“联俄速战”一说，尚未谈到“容共”二字，陈布雷即勃然色变，谓：“少年意气之盛，与余怀终不相合”，理由是“我不自强将孰与联乎！”不过，若按陈布雷的观点，国共开战，祸起萧墙，我何以自强？可见，陈布雷的这些反共文章固属遵命之作，但并未违背他的思想感情，应当说，他在炮制这些反共文章时，是相当投入的，至少不应看作是违心之作。

五、从西安事变到庐山谈话会

西安事变的“漏网之鱼”

无论陈布雷如何妙笔生花，也无论将反共文章炮制得如何天花乱坠，总归是未能说服张、杨等将领接受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此间，张学良为了能当面向蒋陈述停止“剿共”、一致御侮的主张，总是过上那么几天，就要从西安赶到洛阳谒蒋一次。张每来一次，蒋就训一次。张不断地来，蒋就不断地训。张说服不了蒋，蒋亦压服不了张。有时张说得声泪俱下，痛不欲生；而蒋则是声色俱厉，态度坚定。蒋、张都是易于激动的人，有时相互争执不休，以至蒋责骂、张抗辩的声音，隔着几幢房子都能听到。有一次，蒋当着阎锡山的面斥张：“拥护我，就不应该失去信心，就要按照既定国策办，就不能停止‘剿共’。你指挥不了东北军，我另派人指挥；你不打共产党，我另派人去打！”说到这里，蒋情绪极为冲动地拍桌大骂：“你要抗日，等我死后再去吧！”据说，阎事后规劝张：“你以后不要再多讲抗日的话了，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这个意见的，你要收复你的家乡，我要保护我的家乡，还是我们各自准备吧！”

在洛阳军校期间，陈布雷的办公室与蒋的接待室靠得很近，仅隔几个门洞。蒋责骂张的声音，陈每次都听得很清楚。蒋有时急不择言，说话走火，连陈布雷听了，也感到有欠思考。作为一位领袖，怎么能说这种近似“卖国”的话呢！可笑的是，蒋每次骂走了张学良，几乎总要得意地跑到陈的办公室，开玩笑地说上一句：“今天我又训斥了他一顿。”可见，蒋每次训张，固然是疾言厉色，而在内心深处，则当作一次发泄领袖威权的快事。其时，蒋是姑妄言之，陈是姑妄听之，蒋与陈都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哪里知道竟会酿出那么大的祸事呢！西安事变后，陈布雷这才想起：11月间在洛阳西宫行辕所发生的这一切，是多么可怕。所有的火种都是在这个时候种下的。正所谓：积薪厝火，寝于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实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据陈布雷日记所载，张学良最后一次到洛阳听训，是在1936年12月2日。数日前，张学良向蒋递交了一份请缨抗日书，被蒋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一天，张学良再次向蒋请求率部赴绥远前线抗击日军，蒋指着张学良的鼻子大骂：“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并警告说：“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同声相应。”蒋重申：“‘剿共’是基本国策，谁要是再想与共产党联合，那就是比殷汝耕还不如。”这等于是将张的抗日主张判了“死刑”，张绝望了。这一次，张从蒋的接待室出来，特地拐到陈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陈虽然看到张面如死灰，一副绝望之色，但因对蒋张冲突看得多了，也就没有多加在意。当时，张曾告诉陈，他已邀蒋赴陕一行，请委员长对在陕将领亲自发表训示，以缓和在陕将领与中央的对立情绪。陈布雷听了，亦认为这样也好。张邀蒋赴陕，对陈布雷也不能不说两句场面话，诸如欢迎“布公”入陕指导云云。不过，陈布雷没有上当，这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此时陈正准备返京。因中政会秘书长朱家骅奉调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需向中政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办理一次交接。陈已决定在蒋西行期间，请假一周，回南京接收中政会的“关防”。这是发生在12月3日的事情。结果，陈布雷成了西安事变的“漏网之鱼”。

其实，陈布雷返京，有着公私两方面的因素。在公是办理中政会交接工作；在私则是因身体不佳，需回京将养。自到洛阳，陈布雷的身体就没有好过。时而失眠，时而头痛，时而胃疼，闹得不得安宁。陈布雷感叹：“近年来稍迟睡即不支，回想从前之报馆时代生活，就睡总在晨三时以后，不知当时如何支持。”11月15日，陈布雷因一边等待《自力奋斗之民族图存》一文的小样，一边与刚从南京赶来的陈立夫闲谈。送走陈立夫后，已是晚10时许，仍无睡意，再读《洛阳伽蓝记》，直挨至第二日凌晨2时以后，始勉强入睡。因睡眠不足，清晨起床后，即感“头重而亦微疼”。陈布雷感到：此次洛阳之行，“事务并不甚繁，但心思迄无一日宁谧，偶闻人声嘈杂即生憎厌之心。而居室与客室为邻，来者必过余室小坐，因此工作时作时辍，至以为苦”。因休息不好，脑筋刺痛，形成思绪拙滞，文章竟越做越难。在奉谕改撰《“剿匪”总部政训处告国人书》时，自上午9时至下午9时，仅写成1000余字，稿经数易，改来改去，益见冗芜不可整理。哀叹：“近来交拟文字往往不能如期交卷，自信力丧失尽矣。”从政的苦酒，一杯一杯地默默咽下。

11月24日，陈布雷忽患腹泻，昏睡一天。到第二天清晨，腹泻虽渐止，但内脏各部或隐痛，或奇痛，弄得陈睡亦不是，坐亦不支，痛苦异常。虽如此，陈面对纷至沓来的文电，不得不勉为处理。晚间，蒋到室外散步，顺便入室探视，“谓或系着凉当慎饮食加衣服”。蒋的随侍人员都有这样的体会：蒋的身体较好，平时绝少生病，也就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如果是亲信下属生病，蒋能够跑来看一下，不痛不痒地问上几句，也就算是皇恩浩荡，给了一个天大的面子了，而该干的差事还得去干。“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蒋自己与胃病腹泻无缘，更少有伤风感冒的经历，自然绝想不到有“病假”一说。

这样一来，苦就苦了个陈布雷，因为其他侍从人员，年纪都很轻，身体好，精力旺盛，生病的机会，有也是有的，然大都是偶一为之，尝个“新鲜”罢了，哪里像陈布雷，大病小病不断，似乎与生病结下了不解之缘。病假一说，除了自己主动提出来，蒋是很少想到这一点的。偏偏陈布雷又是玩笔杆子的，这玩意虽然只有几两重，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拿得动。于是，别人生病，诸事还可以请同僚帮个忙。可是，一旦陈布雷生病，一篇文章没有做好，摆上几天，还得他动手，别人既不便帮忙，也帮不上忙。陈布雷的苦恼，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以陈布雷这次生病来说，病情之重，可谓空前。24日起床后即连泻三次，腹痛殊甚。上午是每隔半小时必泻一次。经侍从室“御医”诊治，到下午4时，腹泻略缓，但人仍处于昏睡状态。第二天，腹泻虽止，然全身无不酸痛，周身疲惫无力，加之腹中早已泻得空空如也，又不能进食，哪里还有一点力气。陈布雷病到这种样子，上午9时，四组秘书王学素仍然送来重要文电数件，需要陈布雷立即核办。陈只得强起，草草核阅。接着又将五组秘书张彝鼎邀来，将一件需要立即起草的文件，口授内容纲要，嘱其搜集材料，先行起草。忙到上午11时，始就床安睡，然内脏各部隐痛时作，屡睡屡醒。至下午5时，王学素再次携来电稿四则。陈强起改定后发出。至晚8时，陈再改拟《（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一期学员毕业训词》，于当晚发出，晚11时始就寝。陈布雷这一次生病，前后达四天之久，除第一天因昏睡而无法起床外，后面无不是天天抱病工作。

11月28日后，陈布雷身体勉强恢复，然元气已大伤。陈自忖以洛阳的气候，尚且不适，如何能敌陕北高原的朔风。于是，陈每每想到要随蒋西入潼关，便已不寒而栗。这大抵是陈布雷不想随蒋作西安之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除上述亦公亦私的原因之外，陈布雷不愿入陕，还有一个不便为外人道的因素，这就是侍从室里的派系纠纷问题。蒋最早决定入陕，是在11月26日。蒋之行止，虽为天字号机密，但陈布雷是蒋近侍头子之一，按例自然是知道的。然当时侍一处主任钱大钧为了独揽近侍大权，在侍从室内拉帮结派，专权自恣，挤压陈布雷，弄得相互关系极不正常。陈布雷是个迂夫子，终日只知待人以诚，埋头做官样文章，对于发生在身边的政治阴谋，显得若明若暗、似知非知，以致手下人被钱大钧挖墙脚挖了过去，自己还被蒙在鼓里。蒋的西安之行的消息，就是在钱大钧的操纵下，实行封锁政策，不准陈布雷预知。陈布雷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个消息，一时神经大受刺激，猜测：这件事“秘不令余知之，此种情形用意何在，殊令予百思不解”。

陈本就属于多愁善感的人，反复揣测的结果，认为钱大钧等人的动机，无非是不想让自己靠蒋太近，以免侵削了他们与蒋之间业已形成的亲密近侍关系。陈本无随蒋西行入陕的念头，又经这件事刺激，也就更不肯去轧这个闹猛了。借着要回京办理交接手续的由头，索性一走了之。痴人自有痴福，结果，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躲过了被张学良“绑架”的噩运，而钱大钧不但吃了张学良一枪，差点送命；还因警卫工作不密，一度遭蒋申斥，差一点被蒋扣押问罪，这是后话了。

12月4日，陈布雷回到南京。6日，陈到赤壁路朱公馆与朱家骅见面，发现朱家门庭若市，“访客踵接”，谋官之人，络绎不绝于途，根本不是办交接的时候。陈布雷知趣，自此再未上门，每日只是读读报纸，看看朋友，收集一些背景资料，处理处理手头杂务，乐得轻松悠闲一回。想不到心境一好，身体竟也康复，这一段时间，除了因访客时谈话过多，使得睡眠偶有不足外，倒也没有发生头痛脑热的事。陈布雷倒霉倒了一年，总算在年残岁底捞到这么一个机会，全身心地放松一下。正在暗自庆幸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西安事变发生，蒋先生及一干入陕大员都成了张、杨的“俘虏”。陈布雷这一惊，简直是心胆俱裂了。

本来，回京的这几天，陈布雷一直把目光放在对国际问题的关注上。这几年，从出巡西南，到两广平变，再到西北剿共，陈布雷关注的焦点都是国内问题，国际问题也就生疏了。现在，他要集中精力，进行一次补课，全面关注一下国际局势。自然，西北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了，中共只剩下陕甘一隅，一切都用不着担心，用蒋的话说，这次“剿共”，将是“最后一战”。而且，一切都有蒋先生在那里主持，也用不着陈布雷操心。他很清楚，下一阶段，蒋从西北腾出手来，将要着手解决“攘外”问题，国家的重心，将由“内政”转向“外交”，作为幕僚，不能不预作准备。

7日上午，陈布雷约集侍五组秘书谈话，讨论国际形势；午后无事，剪贴关于中日交涉、日德结盟等参考资料。8日下午往访陈立夫，再谈国际大势。9日午前搜集关于国际形势变迁之材料，备作文时采用。10日上午，继续搜集、整理、研究国际问题，“乃知近时之研究国际问题者十有其九皆怀挟成见，以附和社会主义为取悦读者计，其真能就事论事剖析真相者不多见也”。这一天，陈布雷与德国问题专家徐道邻谈日德联盟事，评价徐的见解“甚有创见”。

11日，西安兵变的策划已进入最后的阶段，火山即将爆发，地下的岩浆已经及于地表。然而，陈布雷仍在那里不紧不慢地研究国际问题，阅读有关论述欧洲两大阵线方面的文章，并对巴尔干诸国形势加以剖析。陈布雷感到近年来自己对国际政治不甚注意，经过这几天的研究，“始获得大体之了解”。字里行间，颇有些自得之意。傍晚，CC系主脑、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来访，因CC系大将、广州市长曾养甫不愿放弃铁道部政务次长的兼职，拜托陈布雷伺机向蒋进言。送走陈果夫后，陈布雷即偕王允默及两个孩子赴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周佛海家晚餐。归寓就寝，已是午夜12时。当夜无事。

12日上午，陈布雷准备着手草拟一篇关于国际问题的论文，但是心情总平静不下来，这很有点奇怪，似乎有什么心事，细想想又没有，折腾了一上午，只草定了一个大纲。11时，曾养甫来访，闲谈粤港方面的情况。12时30分，曾离去。午后，陈布雷坐下来继续草拟论文。刚拿起笔，电话铃骤响，是陈果夫打来的，说是据曾养甫刚刚得到的消息，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被扣，陈果夫询问陈布雷有无消息。

陈布雷愣住了，曾养甫刚刚离开这儿，并未谈及此事，怎么这一眨眼的工夫，西安就出了这么大的祸事？不过，陈布雷素知陈果夫为人稳健持重，这种消息不是可以乱说的。况曾养甫仍兼有铁道部政务次长一职，主管交通通讯，从他那里传出的消息，不但迅捷，而且准确。

在“四大公馆”间搞平衡“外交”

就陈布雷的气质来说，他不属于那种举重若轻、处变不惊的大将之才，故每临大事，忧虑重重，甚至是惊慌失措、进退失据，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当他接完陈果夫的电话以后，几乎像发了呆一样，脑海中犹如一片空白。等到清醒过来后，已是坐立不安，所谓国际问题的大文章是做不得了，想到同僚中走走，打听一下西安方面的消息，又怕引起别人猜测，更加剧同僚的惊惧。想来想去，竟是一筹莫展。

所幸消息很快证实。这一天晚上，陈布雷赴考选会吃饭，发现西安兵变的消息已经在南京城里不胫而走，于是急赴军政部长何应钦公馆打听情况。何证实：西安确是发生兵变，蒋委员长及中央各军政长官均被张学良以武力加以扣押。西安方面并已发出通电：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等。消息一旦证实，陈布雷反而冷静下来。侍从室的同僚大都入陕，剩下自己硕果仅存，当有所表现。现在南京城里谣诼纷传，人心浮动，局势危殆，如何应对？陈布雷不得不作一番周密的计划。

陈布雷自忖：若按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个时候应该在西安，与蒋先生及钱大钧等人一起，一并成为张学良的“阶下囚”，这才是一个合理的逻辑，也才是一个人臣和幕僚应有的职分。可是，一周前，自己一念之“差”，竟溜回南京，成为西安兵变的“漏网之鱼”，幸则幸矣，然不免有弃主独存之嫌；且侍从室一干幕僚均与领袖同“炼狱”，生死与共，独自己成了局外之人，岂非是不忠不勇之举。想到这里，陈布雷真有些悔恨了。这也就是陈布雷感叹：“予身为侍从人员适在后方，未能患难相共，此心何以自安”的道理。

不过，陈布雷明白：事已至此，一切的悔恨，都已无用。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救主的问题，也就是陈布雷所谓：“目前应以使蒋先生出险为唯一要着，徒愤恨无益”的一贯主张。颇使陈布雷尴尬的是：就整个侍从机构来说，都已随蒋到了西安，自己虽置身于党国的首都南京，却不便以侍从室主任的身份参与党国大计，许多事情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劲也使不上了。好在自己还挂着一个中政会副秘书长的头衔，可以就此参与党国的一些高层活动，借此了解把握局势。

据此，陈布雷风尘仆仆地投入了救主行动。现仅以事变初起的三天为例，作一概述，以一斑而窥全貌。12日晚至13日凌晨，陈布雷在何公馆先后参加了中央谈话会、中常会等重要会议，作出了武力讨伐西安的一系列重要决策。13日清晨5时归寓就寝，直至7时后始蒙眬入睡，9时30分醒后即起，虽头痛如裂，亦不复能顾。此时，侍五组一干秘书来探询真相，陈布雷约略告之；10时30分即赶赴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公馆，与中央党部一批要人商定并草拟对各省军政当局通电一事；午后即赶到孔祥熙公馆，写一短函，托端纳携陕交蒋，问候蒋的起居情况，并晋见蒋夫人及孔祥熙，略谈话别；因闻钱大钧在西安受伤，下午2时30分赶赴南京清凉山钱宅，慰问钱夫人；下午3时参加中政会，决议表示同意何公馆中央谈话会所定方针，授权行政院、军委会处置。会后，陈布雷奉命拟消息两则。14日上午9时，陈布雷赴中央党部，出席纪念周，司法院长居正、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先后演讲，措词极为严厉；10时，在中央党部第一会议厅召开中央谈话会，与会中委五十余人，相互吹风，交换意见；下午往访叶楚伧等人，闻南京消息异常混乱。随后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修改文稿，至6时完毕，即送出；当晚并代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兼中央新闻检查处处长贺衷寒等人起草文稿一件，至夜11时始送出。这一天，陈布雷一直忙到夜12时30分始就寝，然又是一个彻夜未眠。

西安兵变，有如一副牌局重新洗过，各派政治势力重新排列组合，很快形成“主和”与“主战”两大阵营。就陈布雷的思想感情来说，自然与主和派有较多的共识，希望能通过和谈，停止内战，促成蒋先生全身而归。但是，在做法上，陈布雷又有着自己的特色，这就是：陈布雷内心“主和”，但不是把这一主张时时挂在口头上，甚至也不拒绝与“主战派”的合作。而是在和、战两派之间，小心翼翼地架起一座“桥梁”，使双方能加强沟通，减少分歧，缩小差距，形成一致意见。可以说，在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是受到两大派系共同推重，能在和、战之间跑来跑去的一位“两栖型”人物。

陈布雷能够应付自如地横当天下之变，既有其策略考虑，也与其个性有关。凡是与陈布雷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陈不是那种锋芒毕露、头角峥嵘的人物。自进了侍从室以后，陈一改杨永泰的作风，依然是夙夜兢兢、终日乾乾，很有点像林黛玉进了荣国府的味道，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行一步路，察言观色，还威主上。另外，陈虽为权势煊赫的侍二处主任，然本人从未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与两大派系的野心家、阴谋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也使他能成为两大派系都可接受的人物。

此外，陈布雷的身份，也让人不敢掉以轻心。虽然，蒋既已被俘，陈作为侍二处主任的身份，已被虚悬高阁，能不能被重新确认，须待局势发展而定。若蒋一死，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不附！但是，只要蒋一天不死，蒋的实力与影响就还在，也就没有人敢无视陈布雷的潜在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布雷恰如蒋的私人代表与“监军”，对南京中枢的一举一动，无不是一种切实的监督与考核。所以，陈布雷凭着这个特殊身份，可以直接向实力派人物何应钦“质询”西安事变的消息，可以走访或会见任何一个国民党政坛权要，可以出席或列席任何一个国民党高层会议，可以了解到南京与西安方面进行和谈或采取军事行动的最新核心机密，亦可以对事变的发展施加微妙而必要的影响。

正是具有这种特殊身份，陈布雷对自己的影响力，进行了精心估衡与设计，这就是在政治上保持低姿态，不对敏感的和、战大计公开发表主张；而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则采取积极参与和充分合作的立场，以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亲和力。于是，事变期间，陈布雷对于一些重要会议或重要人物，可以说是无会不与，无人不访。有两个数字可以佐证：从12月12日事变发生，至25日事变结束，前后计14天，国民党南京政府共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中央常务会议、中央党部纪念周、中央党部座谈会等各种高层会议计12次。其中，除22日的中央党部座谈会，陈布雷因事未能出席外，其他会议均出席或列席。毫无疑问，陈布雷是出席或列席高层会议次数最多、最勤的国民党要人。此外，仅据陈布雷日记统计，在这14天中，陈布雷先后接待或走访的各界人物就有200人之多。可以说上至政坛权要，下至侍从人员家属，陈无不接待或访谈。其接触人员之多，接触面之广，掌握情况之全，了解政治内幕之深，可谓首屈一指。陈布雷所具有的这一信息优势，既无人能及，也无人可代，这对国民党高层了解各阶层动态，传达或协调各方面的意见，起到了一个临时“信息中心”的重要作用。

由于要不断地出席或列席各种各样的重要会议，又要不断地接待或走访各种各样的微妙人物，陈布雷在这14天中，几乎天天都要忙到午夜12时以后才能就寝，其中有三天是通宵未睡，直忙到第二天清晨，才勉强用一两个小时打个瞌睡。陈布雷平时就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及失眠症。到了西安事变期间，一因忧患时局，无法入睡；二因事务繁重，也没有时间入睡，失眠现象越发严重。

工作忙碌，吃不好，睡不好，在陈布雷来说，还算不上是一个严重问题。想想蒋先生及一干军政同僚被困西安，生命垂危，朝不虑夕，而自己在南京，无论多苦多累，但生命安全总归是有保障的，处境毕竟好得多了。让陈布雷感到头疼的，是平衡“主战派”与“主和派”这两大派系的关系问题。陈布雷是做具体事务的，双方交代的事都得办；而且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总容易让人想到他的一言一行在代表某个方面的意见或看法，若一言不慎，都很有可能被双方猜忌。为此，陈布雷在与各方接触时，总是小心翼翼，努力保持“平衡”。

若以对待西安事变的应变政略而言，在南京可以说存在着两大中心：一处是“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公馆，这里不但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事中心，而且也成为主战派的大本营，从这里每天都可以了解到“讨逆”军事行动的最新进展；另一处是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公馆（也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的临时行宫），这里既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行政中心，也是主和派大本营。从这里每天都可以了解到宁陕和谈情况的最新进展。自蒋在西安“被俘”以后，这两大公馆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自然，这两大公馆也是陈布雷在西安事变期间经常光顾的地方。

除了何公馆与孔公馆以外，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公馆还有两处，一处为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公馆，一处为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公馆。叶公馆为党方要人的活动中心，而陈公馆则是党内主流派系CC系的活动中心。于是，这两处地方，也成为陈布雷的重要活动地点。其实，叶公馆也是CC系的一个活动中心，盖因当时CC系主脑陈氏兄弟在中央党部都没有正式职务（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陈立夫虽为中央常委，但不在党部担任实职），CC系有许多场面上的活动，不能不借助于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加之南社领袖叶楚伧虽身居高位，然只好诗酒，不善弄权，况与陈果夫等人私交不错，CC系要借他的一方宝地，做一些官样文章，叶亦乐于助成。比如，事变初起，CC系的第一篇政治表态文章：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致各省主席电，就是13日上午在叶公馆讨论决定的。这一天，出席会议的计有：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以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方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周佛海等。从这些人的身份可以看出，除叶楚伧与陈布雷外，其他几位无不是CC系头面人物。在这个会议上，叶楚伧提供活动场所和中央党部名义，陈布雷则亲自为陈果夫代拟电报稿，可见叶、陈两人与CC系的关系都不坏。

在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除了参加各种会议及一些场面上的活动之外，何、孔、叶、陈这“四大公馆”，差不多每天都要跑一处地方，有时在一天之间，要挨次拜访一遍。最紧张的时候，有的公馆一天要跑两次以上。比如，12日晚8时至13日凌晨4时，陈布雷几乎通宵在何公馆度过，先后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和中央常务会议。15日，陈布雷上午先到叶公馆了解有关情况；下午3时偕张季鸾一起到陈公馆会谈，至6时结束；晚7时再到孔公馆会见蒋夫人，修改消息一则；晚8时又赶到何公馆参加聚会。一日之间，陈布雷对“四大公馆”都走了一遍。18日，蒋鼎文携蒋介石的亲笔信到达南京，陈布雷闻讯，下午1时即赶到孔公馆与蒋见面。1时半，陈布雷陪同蒋鼎文到何公馆向何应钦报告情况。晚12时，陈布雷列席中央政治会议谈话会（由蒋鼎文报告西安事变经过），起草新闻及电稿各一则。随后，陈布雷再次赶往何公馆，与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人商量派遣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飞太原，联络阎锡山事宜。一日之间，陈布雷到何公馆两次。19日中午，陈布雷听说蒋夫人将飞赴洛阳，就近指挥救蒋事宜，当即赶至孔公馆看望，随后陪同蒋夫人到达机场。因蒋夫人临时中止西行，遂一起送宋子文登机飞陕。下午5时30分，陈布雷闻讯蒋夫人召见，即冒雪再次前往孔公馆，先后与蒋夫人及孔祥熙商谈有关西安事宜。一日之间，亦往孔公馆两次矣。

笔者有一个数字统计，即在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总计前往何公馆、孔公馆、叶公馆、陈公馆计27次，其中往何公馆7次，往孔公馆7次，往叶公馆亦7次，往陈公馆略少，为6次。前往“四大公馆”的次数如此均衡，固然是一种偶然巧合，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陈布雷对四大公馆，主观上并没有厚此薄彼的念头，而是尽量做到等距离“外交”。

陈布雷在“四大公馆”之间，尽管运用的是一个平衡式的“外交”策略，给外界的印象，大抵是不亲不疏、不偏不倚，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是也。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在整个西安事变期间，老实说，陈布雷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政治倾向，这就是与“主和派”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即以“四大公馆”举行的各种活动来分析，除何公馆“主战”外，其他三大公馆无不是高唱“主和”论调。若以此观之，陈布雷前往“主和派”孔、叶、陈三大公馆计20次，而前往“主战派”何公馆仅7次。若以前往何公馆的活动日程来分析，其中两次为询问蒋在西安的消息，两次为陪客前往，两次为开会，一次则是访客。若以前往孔、叶、陈等三大公馆的活动日程来分析，其中有不少次是为个人之间的叙谈，从而交换对局势的看法，以便采取一致措施等等。据此可知，在陈布雷的日程安排中，对“战”、“和”大计，是有着不同分量的。

“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

在西安事变期间，有三个人对陈布雷影响较大，这就是陈立夫、张季鸾、戴季陶。三个人中，联络最多的要算陈立夫，相知最深的要算张季鸾，感触最大的则要算戴季陶。

陈立夫与陈布雷是事变期间交往最频，联系最多的一对政治密友。当时，陈立夫正处于政治上的一段落寞时期，党政方面不再负有重大责任，但在幕后，则负有打通与中共关系的特殊使命，且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多次进行秘密会谈。至西安事变发生时，这个会谈虽没有形成正式协议，但也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只是蒋之私心要等到将西北红军消灭以后，再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所以陈、潘谈来谈去，总达不成协议，弄得陈立夫对蒋也颇有些埋怨情绪。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陈立夫是“主和派”的中坚人物之一，并充分利用他与中共及国际共运之间建立的联系渠道，要求共产国际与中共在宁、陕和谈中发挥积极作用。陈立夫的这一政治态度，陈布雷积极表示赞同。就陈布雷与陈立夫的私交来说，原本不坏，外间甚至一度有人讹传陈布雷也是一位大CC。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说，几年前，陈立夫曾企图采取“诱迫”手段，逼陈布雷办理加入CC团的手续。此举令陈布雷大为反感，后经蒋出面干预，陈立夫始作罢。陈布雷虽未加入CC，但于此可以证明，陈立夫是把陈布雷当作“同志加兄弟”来看待的，否则，他也不敢采用这种手段来为难陈布雷。

陈布雷与陈立夫在“主和”问题上的高度认同，使得他们除了在公开场合及时协调立场之外，并于私下密商对策。从陈布雷的日记中，亦可以看出这一点。16日下午，陈布雷在中政会办完公事回寓，“念时局忧愤悲痛，焦思无策”，痛苦万状之下，需要找个朋友说说了。于是，陈布雷“往访立兄于其寓，相对太息，觉国事自此荆棘日多矣。晚餐亦不能食”。一句“相对太息”，亦可以看出两人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17日下午，陈布雷周身发冷，但为了及时与陈立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仍赶往陈公馆。闻陈已往励志社，陈布雷亦赶赴励志社与陈立夫见面，然后始归寓小睡。这一天晚上，陈布雷再访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等人，畅谈到10时始归。这一天，西安与南京方面均无重大事件发生，半日之间，陈布雷依然两见陈立夫。

张季鸾是陈布雷在西安事变期间相知最深的同道好友。张季鸾为《大公报》总编辑，是个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能文善谈，旧学功底很深；平时轻财好名，有浓厚的名士意识；亦关心国事，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张终身为报人，亦有强烈的入世意识，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但从未正式做官，也算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吧。因此，张季鸾与陈布雷不但同属报人，而且在气质个性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同之处，自然也是有的。这就是张始终坚持以“在野”之身“从政”，这个角色，也就相当于陈布雷早期所扮演的“客卿”身份。因此，张虽然也成了蒋的入幕之宾，但身子还是自由的。与陈布雷比较，也就更多了一些文人气节，从而受到蒋的“国士”礼遇。故国民党中曾有人说，蒋把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部下，而没有平起平坐的诤友。有之，唯张季鸾一人。张季鸾办报，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即“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张、蒋关系如此之深，蒋在西安“被俘”，张也就没有坐视不理的道理。故兵变发生，举国震动，《大公报》连日著论，为蒋呼号，先后发表的社评，有《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望张杨觉悟》等十数篇之多，真可谓连篇累牍了。

为了能够与党国中枢保持一致，张季鸾还专程赶到南京了解情况。15日到京后，他首先找到陈布雷，密商救蒋之策。接着，张、陈一起赶往陈公馆，再与陈立夫密商大计。经陈、陈授意，张回去即赶写了一篇社评，名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发表在18日的《大公报》上，这可以看作是《大公报》对待西安事变的一篇代表作。文章把蒋捧为唯一的领袖，鼓吹“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文章责备张杨错了，并以中央下了讨伐令进行虚声恫吓，要张、杨从心坎里“悲悔认错”。再写下去，张季鸾竟然指斥张、杨：“最要紧的，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得多。”张并说：“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

张季鸾的这篇文章，发泄了一通狂热的拥蒋观点。但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文章中的观点虽然出自张季鸾的手笔，同时也代表了陈布雷的主张，表明了陈布雷的心迹。故这一天的《大公报》，由陈布雷等人指示加印数万张，然后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大量散发，算是陈、张两位“国士”，共同为救蒋立下的赫赫“战功”。

以陈布雷的好朋友而言，在西安事变期间大都持“主和”的立场，也可以说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只有戴季陶的表现，颇让陈布雷失望。其实，戴与蒋是兄弟的关系，戴、蒋关系之深，绝不在蒋、陈之下。戴入京伊始，坚主以武力讨伐张、杨，结果被何应钦等人加以利用，成为与“主和派”抗衡的一面大旗。戴的乖常表现，殊令陈布雷大惑不解。15日上午，陈布雷前往戴公馆，请戴核定次日中政会议案，并商谈时局问题。回寓后，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彼受刺激后语言激越异常，闻之极悲慨。”以陈一贯对戴的尊崇态度，而以“激越异常”四字来评点戴的态度，可知陈对戴的立场是有所保留的。当晚，陈再次前往戴公馆，与戴坐谈一小时，意在对戴有所规劝。但陈的感触是：戴的神经受刺激太深，“百方慰劝无效”。字里行间，对戴颇感灰心。此后，陈与戴虽有过几次见面，但都在一些公开场合，双方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综观陈布雷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态度，固然是“主和派”的中坚分子，但他对是否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其实并无信心。真正说起来，陈布雷其实是个悲观论者。陈布雷听说宋美龄即将亲赴西安，大惊失色，亲赴孔宅，“屡屡谏阻，然其意甚坚，不可复止，奈何，奈何！”惶惑之心，溢于言表了。22日上午10时，陈赶到南京机场送行，看到载着宋美龄一行的飞机升空后，陈“感痛泪下，至中央党部第一会议厅与立兄、佛兄谈，均为之顿足太息”。可见，以陈布雷的判断，宋美龄此行，必是凶多吉少，少有生还了。难怪宋氏有言：有些男子还不如她沉着、决断。所谓“有些男子”，当然不一定是专指陈布雷，但陈是“有些男子”之一，大概是没有疑义的。

25日，特务头子戴笠已于先一天回到南京，并称“张学良已大有悔意，宋子文先生正在向杨虎城方面劝诫，如无其他波折，一两天内当可送委座回京”。即便如此，陈布雷还不肯相信事变果能很快解决，在与陈立夫的电话交谈中，仍表示“忧急无已”。这真是有点“杞人无事忧天倾”的味道了。直到当晚，闻蒋已到达洛阳，陈“即往何公馆询问，知完全属实，不禁悲喜交集”。随后，陈用长途电话向洛阳方面询问，“得复不必赴洛，明日委员长必返京”。到了这时，陈提在嗓子眼的一颗心，才放了回去。

陈布雷的悲观心理，本是建立对张、杨爱国情结的疑义上。值得注意的是，陈布雷尽管猜忌张、杨，但在私下谈到张、杨时，口气大都比较和缓，绝无官方惯用的“叛国”、“叛逆”、“匪寇”等格式化语言。说得较为严厉的一次，也就是在12日的日记中所载：“张学良等竟以兵力劫持介公及中央各军政长官于西安”，用的是“劫持”一词。这固然也是孔子的春秋笔法，足见陈对西安方面的原则立场。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口气，不但与“主战派”咄咄逼人的叫嚣及谩骂相去甚远，就是比较于“主和派”对张、杨的口诛笔伐，也大为温和。这说明，陈布雷认为张、杨发动兵变，“劫持”统帅，固属犯上之举；然观其处境，确有值得让人同情的苦楚，这与一般军人的所谓兵变，自不可同日而语。故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述这一历史事件时，下笔斟酌，用语谨慎，以至笔下留情，未将张、杨一棍子“打死”，以此可见陈用心之良苦。

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受到的一大刺激，是痛感好朋友邵元冲之死。邵是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时曾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从政较早，30年代初期，一度做到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至国民党五全大会后，邵已不为蒋所重，职务虽然不少，但都是一些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之类的虚衔。然而，陈、邵从浙东同乡到浙高同学，从上海报界同行到南京政府同僚，可谓相知既久且深。12月初，邵随蒋到达西安，与一批军政大员同住在西京招待所。事变发生，枪声大作，邵不明真相，企图越墙逃跑，被流弹打中，于14日不治而亡。冯玉祥曾在日记中说：“邵元冲先生之死，为跃窗所至，可知‘闻变不动’四字，诚为极要之事也。”语颇讥讽。

陈布雷得到中央人员在西安伤亡的确实消息，是在17日。这一天，蒋鼎文从西安回到南京，带回了蒋的一封亲笔信，也带回了西安方面的真实情况，不但邵元冲的噩耗成了不争的事实；而且蒋孝先、萧乃华之死，亦被证实。蒋孝先是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萧乃华是侍从室速记员，都是陈布雷平时的僚属，岂知洛阳一别，竟成永诀，陈布雷只觉得“悲倬何极”！20日，邵元冲被打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陈布雷即赶赴中政会，吩咐手下置办花圈致送。随后又赶到南京童家巷玄圃吊唁，在灵前行礼，并向邵夫人张默君致以慰问。感叹：“元冲奔走革命近三十年，此次赴陕全为策应绥远战事而往，竟罹非命及此横祸，宜为全党所悼痛，不仅同学关系有气类凋零之感也。”邵飘萍、邵元冲、陈布雷，是为著名的浙高“三笔”。十年前，邵飘萍在北京被“老帅”张作霖部属下令枪杀；十年后，邵元冲亦在西安又被“少帅”张学良手下误伤致死。两位同学好友一先一后凋谢，而且都是死于张氏父子之手，这就是陈布雷所谓同学“气类凋零”的感叹吧！

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一方面慨念时局危艰，终日忧心忡忡，未有宁日；一方面感叹侍从室同仁生死莫测，安危未卜，终日悬念无已，心境难安。在蒋孝先的死讯传到南京后，陈布雷听说蒋孝先的老婆已是怀胎九月，即将临盆，当即指派一名侍从人员家属前往照料，另指派两名秘书，代表自己前往慰问，并关照不准将蒋孝先已死的消息向家人透露。21日，陈布雷再派侍从副官居亦侨作代表，对滞陕侍从人员的家属一一进行慰问。对于陈布雷而言，这也算是尽到后方“留守”的责任了。

26日上午，陈布雷赶赴机场迎蒋。12时20分，蒋走下机。陈等人不及与蒋见面寒暄，随至蒋官邸晋谒。其时，陈见蒋“面容憔悴，睡床上颦蹙呼骨痛不已”，顿有悲怆之感，当即趋前握手，几于泪下。其哀痛之心，亦不需多述了。

蒋介石回京，依然是君临天下，总揽大政。于是，“委员长侍从室”这部神秘的“权力机器”，在熄火半个月之后，再次高速运转起来。在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可以说是敲了半个月的“政治边鼓”，或者说是坐了半个月的政治“冷板凳”，现在再次走俏，依然成为政坛神秘人物。

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或许可以说明他在政治地位上所起的微妙变化。12月26日，蒋下机回到官邸，即置一大批蜂拥而至的军政大员于不顾，第一个传谕召见陈布雷。陈上楼进入蒋的卧室，由蒋在“龙床”上口授对张、杨训话要旨，蒋另授预拟的草稿一纸，嘱陈修改补充。陈奉谕下楼，等在楼下的外交部长张群、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参谋总长程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等一干权臣围上来，“纷纷索阅”训话稿。大家传看一圈后，始放陈回侍从室着手起草。想想看，在整个西安事变期间，甚至在几个小时之前，陈布雷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是在南京“四大公馆”之间窜来窜去，四处打听蒋委员长的消息。即便能够列席一些重要会议，也只是做一点会议记录、起草与修改电稿之类的小事体，谁也没有想到要把他当作一个重要人物，与他商谈救蒋大计。而现在，局面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轮到张群、何应钦这一干大人物在楼下坐“冷板凳”了，只有陈布雷才有权捷足先登楼上，聆听“圣谕”。日记中的这一句“纷纷索阅”，可谓写尽了政坛上的世态炎凉之景。

溪口“礼部大臣”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第一天，即26日下午至晚上，陈布雷先后五次谒蒋，奉谕办理各类军机要务，诸如起草《对张、杨训词》，替蒋修改谈话稿，通知中央各常委及院长、部长至蒋官邸开会，撰拟会议消息，将张学良呈蒋的函稿抄录并交国民党中央社发表，向晋、鲁、冀、粤等十余省发电讯稿，将英文电讯稿携往陵园新村呈蒋夫人审定，奉蒋命以电话向何应钦、张群布置并接洽有关事项；向国际上发英文稿一件，等等。以现在所负的责任而言，陈布雷固称不上日理万机，但日理“百”机，是完全可以担当的。

《对张、杨训词》，完全是一篇自欺欺人的历史“奇文”，其内容之荒谬与欺诳，已无须再说，需要说一下的，是它的出笼经过。据何廉先生回忆，先是25日这一天，陈布雷得知蒋已从西安飞抵洛阳，当即向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建议：我们应该为委员长起草一份文告，就这次事变向公众有所说明。何廉表示赞同，并建议由他与翁文灏起草一份，陈布雷另拟一份，然后双方再交换着看。何处长此举，很有点挑战的味道，大抵要与这位蒋“文胆”比试一下“刀笔”功夫。陈布雷自然不会怯战，也就欣然应允，并于26日上午再次碰头，将文稿初定，只等蒋返京审阅。

出乎何廉意料，蒋在机场将一份文稿面交陈布雷，并说明这是他在飞机上用自来水笔起草的。蒋要陈布雷将文稿转给翁文灏和何廉传阅，以便作为一份公开声明。蒋的意思表明：他离开西安和到达南京之时，已很快掌握了局势，并知道下步该怎么办。但是，据陈布雷日记所载，这两者之间显然有一些出入。陈说明是蒋到京之后向他口述要旨，并由他用了三个多小时才起草完毕的。但无论是“何说”，抑或是“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蒋将这篇文告诉诸文字的时间，或是在26日上午蒋从洛阳飞返南京的途中，或是在26日下午下机回到官邸之后，总归不会早于26日。可是，在正式发表《对张、杨训词》时，落款时间却成了12月24日，也就是说，这篇文告，是蒋在西安作“楚囚”时，对“楚王”张、杨进行的训话记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蒋在“训词”中，口口声声都是“人格”、“诚实”、“信义”之类的冠冕堂皇之语，而他竟连一个文告的时间，都要玩弄一下手段，以欺诳天下人，不知他的人格与诚实何在？

蒋虽回京，但一因“龙体”欠安，难以“亲揽朝政”，许多军政大事，都只能委托陈布雷居中协调办理；二因侍一处主任钱大钧在西安受伤，需将养“虎体”，侍一处的军机大事，亦须托陈布雷遥兼。这样一来，陈布雷真正是里里外外一把抓，名副其实的“总理大臣”了。仅以12月27日至31日等五天为例，一方面，陈布雷要为蒋办理那些雪片般的文件电函，应付那些流水般的迎来送往；另一方面，要不断地代蒋到机场迎接西安方面陆续释放的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员，安置次第回京的侍从室人员，着人办理“皇兄”蒋介卿亡故之后的有关事项，筹办蒋孝先、萧乃华的治丧事宜，一次次地出席或列席审讯张学良、处理西安方面善后事宜、挽蒋留任等事项而召开的中政会、中常会，随时向蒋面报会议情况等。可见，朝中一应大事，莫不历经其手。

1937年新年刚过，蒋决定回溪口休养，并嘱陈布雷随行。1月2日，蒋、陈一行乘蓉克专机回到溪口。蒋之此行，一石而三鸟：一为避开为张学良说情的人，一为自己将养“龙体”，一为其兄蒋介卿办理丧事。而随侍的文武大臣，仅陈布雷一人。

蒋回到溪口，一时间，从南京到上海、杭州、宁波之间，国民党的中枢权臣、封疆大吏、高级将领、名流耆宿等，络绎不绝于道。如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国民政府委员王宠惠，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上海特别市长吴铁城，国民党中央社长萧同兹，青岛市长沈鸿烈，广州市长曾养甫，中政会主席汪精卫，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等人，莫不次第赶赴溪口谒蒋。其他各省主席凡不能亲往的，亦纷纷派出代表赴溪口“叩安”，就连上海闻人黄金荣、杜月笙，以及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虞洽卿、叶琢堂等人，也都亲赴溪口叩见“天颜”，至于一般等而下之官僚政客等，竟不下数百人之多。

这些人千里迢迢赶到溪口，除了要吃、要住、要玩之外，无不想一睹“龙颜”，一沐“天恩”。而蒋则根据他的一本账，有见有不见，有立见有缓见，均由陈布雷居中安排。蒋因“龙体”欠安，精力不继；加之“皇兄”亡故，心中不乐；又因西安一事未了，宁陕两军对峙，形势一触即发，蒋心中不安，何能对这些“爱卿”一一召见嘉慰。除了少数中枢权臣、封疆大吏及心腹幕僚以外，其他人只以一句“身体欠安”为由，命陈布雷妥为解释，打发他们走路了。

在溪口期间，陈布雷每天必须完成的繁重公务，就是与南京方面通电话。通话对象计有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CC系头目陈立夫等。特别是与何应钦的通话，既勤且长，以便能让蒋随时掌握陕甘方面的重要军事。这件工作原应由侍一处主任钱大钧来做，钱请假养伤，只好改由陈布雷代劳。然何的贵州话陈不易听懂，陈的宁波话何也不易听懂，况陈对军事常识又知之甚少，又因当时的长途电话“殊不清晰”，结果，“一浙人，一黔人，在千里外对谈，字音不同，甚觉费力”。陈布雷渐渐地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自称“心烦异常。近日真感时间不敷，有手忙脚乱之概”。

凡是来到溪口的客人，无论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要想谒蒋，都必须先在陈布雷那儿登记，然后耐心等待候见。这是陈布雷的权力，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自然，例外的情况不是没有。有两个人，在党内的地位并不算高，资格也不见得多老，但是，只要他们一旦到达溪口，蒋总是特许他们随到随见，陈布雷是丝毫不敢怠慢留难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一个就是中央执委张冲。当时，戴笠负责南京与西安方面的秘密谈判，并策划以特务手段来分化瓦解东北军、西北军，意在分而治之，居间渔利。而张冲则专任蒋的联络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秘密进行国共合作谈判。一个宁陕谈判，一个国共谈判，都是天崩地裂的大事，故由蒋亲自掌握，不容他人假手。如此，戴、张也就成了“通天人物”，以至在溪口有排闼直入之权，许多重要情况，甚至连“军机大臣”陈布雷也是不掌握的。

蒋居溪口十日，又一个神秘人物也到了溪口，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发动机”张学良。1月13日，张学良由戴笠亲自起解，移押溪口。这件事有特工王戴笠一手操持，自然不劳陈布雷费心。不过，蒋很想让张学良发挥一点“余热”，以解决宁陕军事对峙问题，故不能不表示笼络，即于当晚设宴招待张学良，以尽地主之谊。出席晚宴的另有宋子文、贺耀祖、戴笠等人，陈布雷亦是陪客之一。据陈布雷说，他与张学良“一点首即觉忸怩，不知彼心中感觉又如何耳”。张是“犯上作乱”的“元凶”，陈是忠君爱主的“完人”，故心理感受殊异耳！

陈布雷在溪口，于“军机大臣”的职责之外，兼有“礼部大臣”的要务，每日里迎来送往，烦人固然烦人，但毕竟只是一桩力气活，比起写文章的绞尽脑汁，可说是一件优哉游哉的事情。虽然，不顺心的时候也有，比如，若碰到宋子文来见蒋，事情往往有些麻烦，陈布雷的接待工作便有些难做。不过，这种情况不多，毕竟，蒋先生的大舅子能有几个呢？通天下，宋子文也只有这一个。

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不和，固然由来已久。然究其原因，只是基于他们是两个范畴的人物，是气质个性上的一种差异，而非出于根本利益的冲突。故几年前，宋尽管被蒋一连削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三要职，远离党国中枢，投闲置散了。但在西安事变中，宋子文仍然深入虎穴，亲赴西安救蒋，这就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自然，经过了这一次风波，蒋、宋关系亦有了相当改善。

但是，蒋、宋随之在释放张学良一事上产生严重分歧。此前，宋子文在西安促张释蒋时，曾对张的人身安全作出保证，张不疑有他，故作出了送蒋回京的决定。岂知蒋完全不讲信义，张一下飞机，就被蒋下令秘密拘禁起来。蒋本是政治奸雄，这一手，无非是一次政治阴谋与权变手腕的恰当运用，无所谓信义不信义；然而，宋是颇具绅士风度的大金融家，注重金融及商业信用，是他在生意场上的立身之本。现在，竟让他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不免觉得在国人面前信誉扫地，没有了做人的资格。故宋子文几次与蒋力争，坚主释张，均未如愿。

蒋于1月2日避走溪口，原本就有躲开宋子文的动机。但宋亦不肯善罢，穷追不舍，于3日接踵而至，仍未能与蒋谈到一起，以至连旁观者陈布雷都替宋感叹：“其处境之艰殊堪同情”。当晚，蒋为平息宋怒，殷勤地设宴款宋，并以宋初到溪口为由，假意请宋多住一两日。然宋心情大坏，当场拒绝，晚餐完毕，即连夜下山回京去了。1月5日，宋子文顶不住西安方面的压力，拉上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再次赶往溪口，企图与李联手逼蒋释张。蒋知宋常常出言不逊，殊不易对付，且知宋必不肯在溪口住宿候见，故虚晃一枪，以“头晕且精神殊疲”为借口，命陈布雷传谕：“明日接谈”。宋坚持：“请赐谈五分钟”，蒋横竖不答应。宋子文说这个话，尚在下午4时，蒋竟要陈布雷以“委员长已入睡”作盾牌，进行挡驾。陈遵蒋意，再三请宋留住一日。宋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地赶到溪口，竟不能谋蒋一面，不免大跌面子，一怒之下，立乘原机返沪。陈布雷乃一介书生，对蒋的权变手腕不甚了然。只觉得自己未能遵照蒋嘱，将宋留住一日，心中颇多遗憾，愧疚多多。

以来到溪口的客人而言，唯邵力子最受陈布雷的欢迎。此前，邵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兵变初期亦被张、杨囚禁，后被张请出来，到蒋面前做了一点疏通工作，受到张、杨的推重，蒋亦表示谅解。西安事变后，邵引咎辞职，被蒋召往溪口，备蒋咨询陕甘政情，并为张学良伴读。在这段时间里，邵与陈布雷朝夕相伴，或出则同游，或入则长叙，时而作竟日长谈，甚感“其乐也融融”。邵为陈剖析“西安事变之远因近因及爆发经过”，以及“今后之大局之出路”等等，陈大受启发。陈据此向蒋进言：“此后收拾时局，应从团结人心，做到振作敌忾。”据说，蒋颇以为然。

邵到溪口，本是下岗待业，不意一件突发事件，经陈布雷力荐，竟被蒋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月19日，《中央日报》的一篇文意，未合蒋意，蒋大为光火，斥责中央宣传部办理不善，连带着大骂中央党部：“既无常识又无研究，且不察事实、不谙机密，何以领导革命？余对中央党部实悲观已极，如长此不加改正，不愿再过问中央党务。”骂过之后，蒋又写了一封长函，命陈布雷以快邮寄出。

这样一来，事态便有些严重了。长期以来，中央宣传部没有部长，由CC系大将、副部长方治代理。因此，宣传部表面上属中央党部指导，而实际上是CC系的阵地，这是党内党外人尽皆知的事情。况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为人，向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宣传部的事情，《中央日报》的事情，都是不告诉不理，有时告诉了也不理。现在蒋不问青红皂白，把板子打到叶楚伧的屁股上，陈布雷不能不表示关注。于是，陈布雷马上与陈立夫通电话，嘱其将此事婉告叶楚伧。接着，陈再发一简电给叶，善为劝导。办完了这两件事以后，陈布雷觉得如此下去，终不是善策，恰邵力子正在“待业”阶段，何不乘着这样一个机会，建议蒋调整中央党部人事，由邵出长中央宣传部。邵当过蒋的秘书，道德文章，蒋都了然。于是，陈一言通过。2月间，经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批准，邵走马上任了。

蒋居溪口期间，亦有不少三山五岳的神秘人物赶来看望。其中，陈布雷印象最深的是上海闻人黄金荣。蒋“龙体”欠安，黄以70岁的高龄，在虞洽卿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来看望，蒋大为感动，不但“请上座，奉好茶”，而且亲设午宴招待。黄早年是上海第一号的大流氓，上海现代青帮的龙头老大，亦曾当过蒋先生的“教父”。然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的上海滩，早已是江湖皇帝杜月笙在那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了。黄金荣“英雄”迟暮，亦萌生急流勇退、优游林下之意。故在席间，黄表示：自己“年已七十，不愿与海上时流追逐，但求其徒得有相当生活全其始终，勿为社会之害可矣”。黄老板当着蒋先生的面，坦承自己是“社会之害”。这番表白，虽然过于直露，然不失其真诚。其意亦有不想再给蒋先生这位天字第一号的大弟子脸上抹黑的意思。蒋听了大为受用，当场予以嘉勉。就连陈布雷也为之肃然起敬了，极口称赞：“黄君朴质无文，但其意极诚恳。”

一则历史的谎言

2月2日，蒋移驾杭州澄庐，继续在风景甲天下的西湖边上养病。陈布雷随侍在侧，住进杭州大华饭店。7日，蒋召陈到澄庐，命陈编述《西安半月记》，并将他在西安事变期间所写的日记交陈布雷重阅。

所谓重阅，是指一个月前，陈布雷在溪口时曾看过一次。当时，蒋曾将邵力子与陈布雷召到身边，漫谈自己在西安“蒙难”的情形。其中，着重叙述了12日至15日的经过，以及对张学良的几次谈话要点。为了让陈布雷对自己这一段“蒙难历史”有深刻领悟，蒋并将自己被囚期间所记的日记，交陈布雷携回学习。

大人物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人物的日记照例也与小民不同。在大人物，日记便是历史，是用来观照千古兴衰的，所以，那里面通常都是一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警句华章，立意高远，读了每每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在小人物，日记便是日记，通常都是当天吃喝拉撒的小事体，亦即所谓一地鸡毛吧。

现在，轮到陈布雷油然而生敬意了。陈翻开蒋的日记，只觉得一股“高风”扑面而来。日记中满眼都是孔丘、孟轲、曾国藩的“圣贤”语录，所谓“成仁取义”；所谓“明礼义，知廉耻”；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等。尔后，蒋先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了。诸如：“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人生何为？唯留正气在人间耳！”诸如：“读圣贤书，受圣贤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模楷，何以对生我之天地、父母！”诸如：“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等等。

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蒋之不诚，他的这些“广告体”语录，与其说是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不如说是矫情自饰，自己捧自己的臭脚，故意写给天下人看的。不过，陈布雷也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的日记也将有一天公之于天下，故在日记中大拍蒋先生的马屁，吹之为：“只觉得凛然正气丝毫不苟，足折服一切也”，用一句上海话来说：真是牛皮吹得海外。这一对“君臣”，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中精灵，配合得何其之妙。

现在，让陈布雷为难了。虽然，陈布雷替蒋写过各种各样的文章，诸如政论文、叙事文、演讲稿、训词、感怀、书信、函电、文告等等，但从没有写过日记，而且，也的确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这真是一个尴尬之作。“蒋先生，”陈布雷有点惶然地说：“我没有去过西安，对变乱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孚领袖厚望。”陈布雷这是在推辞了。但是，蒋显得很大度，也很豪爽地说：“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过的写好了。”领袖说得这样轻松，而且是这样的斩钉截铁，陈布雷不便再说什么了，只好当一回前无古人的“枪手”吧。

2月9日，蒋为治疗腰伤，决定移驾上海。陈布雷以“沪上嚣烦不能动笔”为辞，继续留驻杭州，以便替蒋炮制《西安半月记》。当天，陈从大华饭店移居西湖饭店，随即因西湖饭店濒临湖滨马路，汽车之声，震动屋壁，心思不能宁静，遂于次日移至东方饭店，再移至蝶来饭店，均不适意，最后选中新新旅馆。

2月10日，为农历十二月二十九，即旧历除夕，俗称大年三十。这一天本该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但陈布雷为了替领袖写日记，一切都顾不得了。上午，陈命人在室内添了一张写字桌，做一些必要的写作准备。随后赴新民路拜访裴子师。发现裴师因精神衰弱，不堪用脑，工作发生困难，只得辅以译述，以资生活，“境况清寒已极”。陈布雷当即回寓，为裴师奉上200金，以助其残年卒岁之需。裴子师即陈布雷的浙高英文主讲老师邵裴子先生。故陈布雷为之回忆说：“裴师识余于弱冠时，爱余深而督甚严，故余感之尤深。”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下午，陈布雷正式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因缺乏参考材料，只得一边炮制一边搜集。有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陈布雷甚至懊悔当初在溪口，没有向蒋先生与邵力子多搜集一些。这一天，陈布雷绞了六个小时的脑汁，仅编造三页纸。不用说，效率是很低的。

2月11日，即大年初一。从上午开始，陈布雷就将自己关在旅馆里，继续昨天（亦即去年）的功课，继续编造蒋先生的《西安半月记》。从1936年12月12日开始，逐日进行记述。最大的困难，还是材料不够。大凡蒋口述的材料，陈“悉以加入，惟于问答之语，觉着笔最难，以文字传神不易也”。12月12日、13日这两天的日记，因使用了邵力子在溪口时所提供的材料，故“信笔记来，清晰有致，殊可佩也”。这一天上午11时半，陈的五妹夫翁祖望赶来相助，帮陈清稿。翁在浙省教育厅工作，按教厅规定，大年初一仍须上班，翁只好请假赶来帮忙。陈得知原委，颇为感动。

陈布雷午后小睡，未能成眠，因头晕未止，只得强起工作。晚餐时，陈与翁祖望以酒对酌，亦表示苦中作乐之意。辞旧迎新、万家团圆之际，没有人来关心他们，也罢，只好自我慰劳一番了。晚餐后，陈布雷继续撰拟。至晚9时，终于完成初稿，全文长约12000言。从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至12月26日蒋脱险回京，逐日记述，前后15天，故名《西安半月记》（后来又把11日的活动添了进去）。其实，蒋于12月25日就已从西安飞抵洛阳，26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已不在西安。严格地说，《西安半月记》应为“西安双周记”。当然，这是一句笑话，多一天抑或少一天，都无关宏旨，本无所谓。

《西安半月记》初稿写成后，陈布雷的几个杭州同学好友，曾索稿传阅，“皆以为内容丰富，读者必感兴味”。倒是当年董氏馆“覆满同志社”的同学董贞柯，不客气地评点陈布雷的文字：“近年来实不如二十余岁时之警练、简劲，然平实曲折过之。”董的评价，确为一针见血，可见是经验之谈了。

2月12日，陈布雷赶往上海，在沧州饭店安排好住宿之后，即前往贾尔业爱路宋寓谒蒋，将《西安半月记》初稿进呈。次日下午，蒋召陈往谈。陈再将《西安半月记》携回修改一次，大体定稿。二三月间，陈布雷遵蒋命，几次修改润色。随后，宋美龄于3月间亦写成《西安事变回忆录》，宋命陈布雷一并校阅，至4月11日，两稿均定。经蒋、宋夫妇同意，陈布雷将这两本书，以10000元酬金，授予正中书局三年内独家出版经销权。至此，陈布雷才算松了口气。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总算可以抛开了。

岂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意外的风波，突然发生。事态变得严重起来，蒋氏的《西安半月记》、宋氏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都不能出版了。麻烦出在宋氏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上面。

就宋美龄而言，当初所以同意与蒋介石这个乡巴佬结合，目的就是要做中国的第一夫人，以便按照她从美国威士理学院及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接受的一套理想模式，对政治施加影响，对社会进行改造，进而能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人。但是，结婚之后，宋氏才知道这一切都不过是肥皂泡式的梦想罢了，事实上，宋氏除了扮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点缀之外，简直想不出自己还干了些什么。

说起来，宋美龄真要从内心里感谢张学良，正是这次西安事变，为她提供了一次充分展示自己政治才干的历史性机遇。这位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出身的文学博士，当然懂得现代舆论在政治格局中的重大作用。于是，宋氏从西安回到南京，第一个念头，就是着手准备撰写一本“西安事变亲历记”，以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2月间，当陈布雷躲在杭州新新旅馆里，埋头为她的老公炮制《西安半月记》时，她自己也在加紧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

宋氏的“另搞一套”，在蒋，当然是知道的。据说，蒋似乎也并不主张。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因为，蒋在宋氏的面前，多多少少有点“气管炎”的味道，历来缺少那么一点大丈夫气概。宋氏一心要炮制这本书，蒋氏固不赞成，但也没有断然反对，以免扫了她的兴。

但是，事情不是蒋介石想的这么简单。因为蒋在《西安半月记》中，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因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回忆的重点不同，记述的内容也就不尽吻合，甚至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特别是蒋、宋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人物，经历不同，气质不同，观点不同，对西安事变中的许多人物及事件，自然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评价。现在要将两本书放在一起出版发行，这种差异不免让人一目了然。

“这本书很有毛病”

将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放在一起，进行一番比较，其中最让人敏感的差异，集中在两处地方。

其一，对张学良的不同评价。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对张学良训斥、谩骂、嘲讽，语气严厉尖刻至极。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张学良亦颇多指责，但相比之下，语气和缓多了，字里行间，颇多同情、谅解之感。诸如，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开篇就论定西安事变：“绝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认为“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这是什么话，岂不是成了“西安事变有理”论么！宋在书中多处提及：“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等语，这也就等于肯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出发点是好的，不妥之处，只是个方式方法问题。

其二，对南京“主战派”的不同评价。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尽量避开“主战派”这个敏感的话题，间或亦有“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状，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等语，其意亦算是肯定了“主战派”的某些做法。然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主战派”却是大加讨伐，其斥责、嘲讽、鞭挞之语，在书中比比皆是。诸如，宋在书中直言批评：“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宋进而大义凛然地质问：“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对于何应钦、戴季陶等人所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的观点，宋更是义愤填膺地严词斥责：“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这不啻是当着天下人的面，在猛打何应钦、戴季陶等“主战派”领袖的耳光了。难怪戴季陶看到这本书以后，要气得大发神经，甚至“失手”将一只心爱的花瓶打碎。

对涉及西安事变的一些重大问题，蒋、宋虽然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4月份之前，外间都还没有看到这两本书稿，自然不会有什么议论。看过这两本书稿的，一为蒋介石，一为陈布雷。但是都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蒋、陈都采取了“沉默是金，沉默是银”的策略，不说也罢。就在陈布雷奉谕将书稿交正中书局拿去排印之后，蒋忽然想到应将书稿交邵力子审阅一下，一来邵是中央宣传部长，不能不看；二来邵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之一，不应不看。只是这一看，看出麻烦来了。

邵奉到“上谕”，不敢怠慢，对这两本书稿都看得极认真，甚至到了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议时也在看。当时，邵的旁边坐着改组派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这件事被陈发现了，于是就问邵看什么，邵随手把书稿递给陈，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陈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据陈自己说：仅花了半个钟头，就一气读完。

“这本书很有毛病”，陈公博毫不客气加以批评了。“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有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却在回忆录中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则在回忆录中叙述了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即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漏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以为即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定要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陈甚至对邵加以威胁：你是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你是有责任的。

邵力子其实也看出了问题，经陈这么一惊一咋，亦感到问题不简单。于是，只好如实向蒋进言：既有了《西安半月记》，则《西安事变回忆录》或不出，或大加改削。蒋感到问题严重了，于是将陈布雷召来，要陈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复阅一遍，检出其不妥之处；并通知正中书局，将已经印好的《西安半月记》及《西安事变回忆录》暂缓发售。陈一一遵命照办。复阅《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将文中语意之不妥者标出修改之，得十八条。”但是，陈布雷心里有数：第一夫人的文章，不是那么好动的，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否则，便是老公蒋介石，也不可以轻动笔墨，随便增删一个字。这件事着实让蒋先生为难了，想来想去，只好硬着头皮，婉转地转告夫人：可以先看一看自己的《西安半月记》，然后根据“半月记”，对“回忆录”进行改削。

蒋的话尽管说得有点云山雾罩、藏头露尾，但意思总算表达出来了。只是，这个时候的宋美龄，已经今非昔比了。自西安事变之后，宋几于一夜间暴得大名，在海内外声名鹊起，如日中天。一位美国政治家对宋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大为激赏，认为：宋“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上皇后的气质”。宋美龄既不想贬低自己的作用，也不想把《西安事变回忆录》变成《西安半月记》的简单注脚，于是拒绝进行修改。并且，宋反复纠缠蒋介石，要他下令将已经印好的合刊本发售。当时，正中书局已登出出书预告，深感压力很大，也就不断来催促陈布雷，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发售？陈只好一次次地去请示蒋介石。挨到6月上旬，宋美龄等不得了，抢先将《西安事变回忆录》英文本出版。据说，陈拜读之后，固然感到“描写生动，理致、清晰，自是佳著”等等，但认为书中“措辞有太激直处，对西安事变中军政当局采取严峻政策，不无指责过当，是其疵病耳”。到了这一步，蒋自忖再对这本书加以封锁，已经没有价值，况宋天天在耳边吹“枕头风”，蒋抵挡不住，只好下令将“合刊本”放行。

的确，比较于蒋的《西安半月记》，宋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虽然有文笔不够洗练、严密的毛病，但内容却更为真实，更为可信。尽管《西安半月记》由陈布雷这样的大手笔直接“操刀”，但陈毕竟没有在西安亲历事变，加之蒋出于其政治需要，不得不在书中对史实大肆篡改、歪曲、掩饰，结果记述了一段充满谎言的“伪历史”。

台湾作家李敖曾将蒋氏的《西安半月记》与孙铭九（张学良卫士营长）的《临潼扣蒋》进行了一番对照，发现蒋氏在书中歪曲史实的地方，竟有八处之多。诸如：蒋回忆蒋孝镇“与叛军厉声争执”，孙回忆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讲话“吞吞吐吐”；蒋回忆孙铭久一见到他就“长跪而泣”，孙则回忆：“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等等。李敖说：“根据以上八点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马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说：从捉蒋的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蒋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青皮的无赖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奸诈性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当然，蒋的回忆是一面之词，孙的回忆也是一面之词。笔者参考其他西安事变亲历者的回忆，即便是同一件事，与蒋、孙所说又有不尽相同之处，但涉及重要史实方面，与孙的回忆则大体吻合，而与蒋的回忆则相去甚远。可见，蒋的回忆可信程度低。事实上，仅就《西安半月记》分析，便可以看出蒋的回忆无不突出一点：大树特树领袖的伟大人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把故事编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不得不对一些重大史实遮遮掩掩、修修补补，甚至是捏造事实，欲盖弥彰，反弄得破绽百出、越抹越黑，让人一眼看出其不诚与伪。

仅举一例，西安事变伊始，华清池外枪声大作，蒋在几名近侍的护卫下，仓皇间翻墙逃往后山，藏到半山腰一个小坑中，终因此洞不密，而被东北军搜出。这是一件世人皆知的事情，虽算不上是“正大光明”之举，但也不足为奇，盖求生乃人之本能，蒋固为领袖，然在生死悬于一线之际，自是不能免俗。只是，蒋是特别看重自己的领袖人格和伟人风度，以至平时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无不要显得与众不同、超凡脱俗，有时甚至是装腔作势、故作伟大。然而，“双十二”的那个早晨，真是倒霉透顶，丢人现眼，弄得自己在天下人面前斯文尽失，毫无一点领袖的风度。因此，通过《西安半月记》，将此举编得自圆其说、天衣无缝，以重新唤起国人对领袖人格的信仰，不但成了蒋的一大心病，也成了检验陈布雷笔力的一大考验。

陈布雷开始绞尽脑汁。于是，陈先把蒋逃匿骊山之举，解释成是为了到山头上冷静观察“叛军”形势。接着，陈说明蒋在山巅上发现自己身陷重围，明白逃是逃不脱了，“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仍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陈布雷的一支生花妙笔果然了得，蒋之逃匿骊山之举，本是贪生怕死，仓皇出逃，现在竟成了领袖在返回行辕指挥时，不慎“失足陷入”的结果。老百姓常说：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诚哉斯言。仔细检索一下，蒋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之笔，在半月记中可谓比比皆是。

《西安半月记》固然是出自蒋的授意和口述，陈布雷作为一名御用文人，是不得不写，也不能不写。然陈既帮助蒋炮制了这样一篇历史的谎言，也就不能辞其咎。不论怎么说，《西安半月记》终究是陈布雷一生中的一大败笔。

“首辅”之争

从来的独裁政治，事实上也就是幕僚政治。因为任何独裁者，都只能依靠亲信幕僚来完成独揽大权的过程。于是，演变的结果，独裁者的权力，往往也就成为幕僚的权力，幕僚政治俨然成为一股势力，最终又成为独裁政治的对立面。

就蒋介石的独裁性格来说，从来视权力为自己的命根子，当然不允许幕僚就此将权力劫夺过去。大权只有独揽，没有共揽（共揽则不成其为大权）。大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警惕，蒋在重新设计侍从室时，提出了一种创见：将侍从室一分为二，由两位主任分而治之。以便在幕僚中间产生一股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的力量。就这一点来说，侍从室与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虽有表面上类似的地方，其实却有重大区别。

无论是明代的内阁，抑或是清代的军机处，在四五人的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中间，经过长期的演变，都形成了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的首辅。皇帝一切的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形成，大都是论资排辈的结果，往往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历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居次辅。虽然，不论首辅的资格多老，他也仍然是皇帝的秘书，从规定上来说，并没有赋予他们实际的权力，所谓“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正是有明一代的故事。但是，多年的首辅之后，事实上也就成了不是宰相的宰相，明代万历朝初期的首辅张居正，当国十年，成为事实上的摄政王，便是一个实例。而侍从室与明、清内阁及军机处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侍从室取消了“首辅”制度。或者说，是在一个首辅之外，再制造一个首辅，以形成借力打力、以毒攻毒、辅臣相争的制衡局面。如此，则幕僚政治无论怎么演变，都将不能跳出蒋的手心，构成对独裁政治的威胁。蒋介石的这一“首辅”双轨制，真是一个“天才”的决策。

政治的波涛，总是在权力的中枢区域里激荡。即在明、清时代，首辅与次辅之间，也从未停止过血腥味的争斗，何况首辅与首辅之间呢！所谓的“双首辅”，其实只是徒然增加了幕僚政治的险恶而已。于是，在侍从室内，侍一处主任钱大钧与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之间，便有了一次次的较量与倾轧。而争斗的实质，无非是证明谁是首辅中的首辅而已。事实上，这个争夺，从侍从室于1936年初改组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到了1937年春天，这个矛盾已是相当的白热化了。

西安事变期间，蒋深感侍从室应变不力，在结构及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种种问题。据此，蒋决定利用西安事变后赴溪口休息的空隙，对侍从室进行第二次改组。改组的重点，是放在增强应付突发情况，加强工作效能，做好警卫工作的能力等等。蒋指示钱大钧会同陈布雷，先提出一个改组方案，报蒋审核后，再正式实施。

钱大钧奉命了。但是，钱认为没有会同陈布雷的必要，而是会同侍一处侍卫长何玉龙，联合侍二处第四组组长汪日章，在密室斟酌了好几天，于4月5日率先提出了一个草案，是为“钱案”。“钱案”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侍一处、侍二处的名称，而在适当扩大员额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原来的参谋组；另将第四组独立出来，并将总务组改归侍卫长领导等。“钱案”背后的动机很清楚，所谓的取消侍一处、侍二处的名称，无非是取消侍二处，保留侍一处，目的就在于加强钱大钧的“首辅”地位。另外，所谓将侍四组独立出来，目的也在于提高侍四组组长汪日章的地位，以换取汪对钱的支持；所谓总务归属侍卫长领导，目的也在于进一步扩大侍卫长何玉龙的职权。可见，这一方案完全是维护侍从室钱、何、汪“三剑客”私利的杰作，而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挤兑陈布雷。

陈布雷看到“钱案”草稿后，大为惊讶，亦大为不满，认为“如此改革反使系统错杂不明”。于是，陈布雷决定另起炉灶，会同自己的心腹亲信、侍四组秘书王学素也关起门来斟酌了半天，迅速于当晚提出了一个方案，是为“陈案”。“陈案”的主要内容为：“拟仍保存第一、第二两处之名称，而以原来参谋组析为两组：一组司参谋业务与军事情报，另一组司军政及军事教育、军训、警察团队等。至第四组仍其旧（文书与机要），而五组则改为研究记录与编纂。”“陈案”的出发点也很清楚：通过保留侍二处，牢牢掌握侍四组，表面仍维持侍从室的“双轨首辅制”，又因为侍一处的职权远不可与侍二处相比，实质上仍达到强化陈布雷的“首辅”地位。在此基础上，陈布雷避开了侍四组组长汪日章，与王学素进一步商定了侍四组与侍五组的编制员额。然后将自己这份方案交钱大钧，一并呈蒋审核。

“陈案”与“钱案”截然不同，不少地方甚至是针锋相对，自然要引起侍从室“三剑客”钱、何、汪的愤怒。4月7日，钱、何、汪公开向陈布雷表示其强烈不满，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矛盾公开化了。这一天，陈布雷在日记中感慨大发：“今日偶与何、钱、汪等谈，觉侍从室中此疆彼界，争权夺利之风气弥漫于各层，退室自思余何为插身其间者，意极怏怏不乐。”

这一次首辅之争，对陈布雷刺激颇深，陈每每想起此事，神思就忽忽不乐，时萌引退之念。自忖自进入侍从室以后，“对同事迄无深切之感情，彼等对我均抱敬而远之之态度，而余于彼等亦常觉格格不入。盖大多数人言不及义、思不及义，唯知以挈较权利为急务，称暇则酒食征逐，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余虽抑志相从，推诚相与，然征逐既非所喜，随和亦不能无限度，故终不能相水乳也”。

数日后，蒋将侍从室改组方案批下，姑且称之为“蒋案”。“蒋案”的主要内容为：仍保留第一处、第二处，第一处设参谋及军政两组，第二处设秘书及研究编纂两组；侍卫长管辖总务、警卫两组等。扩大卫士大队的编制等。“蒋案”虽是“钱案”与“陈案”的综合，但看得出来，其主要方面均为“陈案”的建议，只在个别条款中，适当采用了“钱案”的内容。“蒋案”吸取临潼华清池之战中蒋的卫士队不敌张的卫士队的教训，决定进一步扩充卫士大队的编制。蒋同时还手令侍从人员均须佩带手枪，并规定每日出操，练习射击，以防第二次西安事变。

围绕“侍从室改组案”所进行的一场争斗，其直接后果，便是两位“首辅”的基本队伍作了一次公开亮相。“钱首辅”的基本阵营是钱大钧、何玉龙、汪日章，以此组成坚固有力的“三巨头”格局；“陈首辅”的基本阵营是陈布雷、王学素，以此组成牢不可破的“双子星座”。

“三剑客”的领衔人物自然是钱大钧了。钱之为人，圆滑、偏激而又胸无城府，对上级恭顺，对同级则往往自负其才，飞扬跋扈，易发生龃龉；何玉龙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国民党地下党员，对蒋立有功劳，一度任杭州市公安局长。据说，何身体高大，长相颇与蒋相似，长脸上蓄着日本式短须，跟在蒋的前后左右，若遇刺客可以乱真，从而被蒋视为“护身符”。汪日章不但与蒋有着一层拐弯亲（汪母与蒋的孙氏母舅孙琴风为堂兄妹），而且早在南昌行营时期就充当蒋的侍从秘书，朝夕不离蒋的身边，在蒋的近侍中属于核心人物。钱、何、汪多年在一起工作，不仅相互间关系甚洽，且与蒋都有很深的关系。以常情而论，陈布雷在侍从室里后来居上，且在蒋身边有日益得宠之势，对于钱、何、汪等人来说，自然是一种威胁，嫉妒及非议也就不免滋生。

“双子星座”的核心人物自然是陈布雷了。“双子星座”相对于“三剑客”而言，力量上自是略逊一筹。从陈布雷来说，一是进入侍从室较晚，与蒋身边的一批老侍从都没有什么深交，资历上首先就吃了亏；二是陈既不善交际往还，又不会弄权作势，在手段上也就不敌钱大钧的灵活多变，老谋深算；三是陈平时素以“清流派”自诩，既不屑“关系学”，更不屑“厚黑学”，对立足政坛的一套权变术一学不学。况且，陈除了写文章以外，要风度没风度，要形象没形象，自然是“无人喝彩”了。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陈布雷在“三剑客”的联手挤兑下，除了一个“副帅”王学素以外，也就处处显得形单影只、力竭不支，很有点失道寡助的味道。固然，王学素对陈忠心耿耿、誓死效力。况且王脑子活络，聪明机敏，办事精干灵活，确是陈的重要干将，以一句不雅之语形容：亦即乡下人谓之“腿子”。唯其如此，王的优点也就成了他的缺点，显得过于精明伶俐，作风浮华不实，甚至对陈的忠诚也显得有点过了头，侍从室里无论发生大事小事，王学素听到之后，总要及时向陈布雷打一份“小报告”，简直就成了陈布雷安插在侍从室里的“包打听”。

这样一来，问题反而显得复杂了。陈布雷的最大毛病，就是过于自尊，以至万事都极为敏感，心理十分脆弱，经不得任何闲言碎语的议论。然到了国民党的官场上，往往是烧的纸多，惹的鬼多。越想清白，越是“清白”不了。本来，像陈布雷这种人，居中枢之重，列群臣之右；权倾天下，万人瞩目，被世人毁誉，原属正常现象。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陈布雷做不到“难得糊涂”也就罢了，加上又遇到一个“耳报神”王学素，于中上下其手，大搬“小耳朵话”，更弄得陈布雷终日神经过敏，心惊肉跳，自怨自叹，徒增痛苦。仅略举两例，以证其实。

1月间，蒋赴溪口休养时，大批侍从人员均被安排在山下的武岭小学住宿，只有陈布雷一人住山上慈庵。蒋之此行，本为调整身心，保养“龙体”而来，公务不算繁重。这批侍从人员天天吃饱了撑着难受，也就终日聚在一起，飞短流长地乱侃一通，以帮助肠胃消化。这个时候，陈布雷一人独在蒋身边听侍，好事都让他一个人揽去了，难免要引起嫉妒。所谓“不平则鸣”，有关陈之为人，自然也成了山下武岭学校的话题之一。于是，对陈布雷忠心耿耿的王学素，一个“小报告”打到陈布雷那儿。陈闻讯大不快，感叹：“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想不通的人这样多呢？又为什么要勉强一个已经看透一切而害神经过敏病的人来感此痛苦呢？”

4月20日上午9时，蒋由杭州飞上海。这一次移动，一方面，陈事先没有预闻，只是临时才得到通知；另一方面，整个侍二处仅通知汪日章随行，其余人员均留守杭州。这样一件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在陈的心理上，再一次掀起波澜，“心中忽觉彷徨、烦躁不可耐，盖连日为侍从室诸事早感不快，今日勃发也”。当晚，由王学素出面，约了陈布雷的几个好朋友一起到杭州大同川饭店晚餐，陈破例“酌酒二三杯，郁闷稍舒”。

陈布雷的日子不好过，王学素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王因屡遭“钱党”打击，在侍从室几无立足之地，怨诽抑郁，曾几次向陈提出调离侍从室的请求。陈深感“学素对余满腔忠恳，遭此歧视，白深愤慨”，不得不善加抚慰。

按照侍从室的第二次改组方案，亦为了巩固自己的“首辅”地位，陈布雷决定大力充实侍二处人事。经多方物色网罗，陈布雷先后选中周佛海、陈方、李惟果、罗君强等人，并通过适当机会，将他们次第拉进侍从室，并抓住机会，将汪日章挤走，这是后话了。

第一次与蒋“不合作”

1937年春夏之间，陈布雷遇到的另一件麻烦事，是七君子案件。4月9日，陈布雷在核办文电时，看到江苏高等法院送来的所谓“沈钧儒案危害民国罪起诉书”。所谓“沈钧儒案”，即是指轰动一时的七君子案件。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串通上海租界当局，于一夜间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并引渡拘押于苏州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拼凑了一份所谓“起诉书”，准备正式开庭审理。

有些事情实在令人费解，比如，张学良发动兵变，逼蒋抗日，其性质比七君子的“秀才闹事”要严重得多，但陈布雷对张的爱国动机及热情，却能表示某种程度的谅解。张学良被囚禁后，陈布雷甚至与叶楚伧、陈立夫一起，先后找到司法院长居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求恢复张学良的公权。此举虽没有成功，但毕竟说明陈对张学良的爱国热情还是肯定的。相反，陈布雷对七君子的爱国之举，却表示了极为冷漠与仇视的态度，大骂沈钧儒等人“托救国之名，而作扰害秩序之行动，动机或为不甘寂寞，或为弋名攫位，实至可鄙，而世不察，奉为英雄，可深叹也”。其态度之严厉，辞色之激烈，语言之尖刻，都让人匪夷所思。

更令人不齿的是，陈布雷甚至采取“欺君罔上”的手段，阻止各方面对七君子展开的救援行动。4月28日，冯玉祥将军亲派秘书张锋伯携函谒蒋，请求设法使江苏法院撤回对沈钧儒案的公诉。陈布雷接到冯玉祥的信，不但不肯代为安排或疏通，反而以委员长在养病期间不处理普通事件为辞，当即复函严拒。不要说七君子案根本不是一件普通事件，而且陈布雷于当天下午谒蒋，即处理了蒋交办的一件普通事件。陈如此弄权作势，在政治道德上也是不诚实的。当陈布雷从《大公报》看到了沈钧儒等七君子的《答辩状》之后，竟公然攻击说：“主张姑不论，其人格可鄙极矣。”看到《大公报》刊登了江苏高院在审理过程中，因被告申请主审官回避而停止诉讼程序，陈布雷竟恼羞成怒，斥责《大公报》是“铺张扬厉，将被告之照片及手迹特刊显著之地位，似欲捧之九天以上，以反证政府与司法机关检举之不当。社会本多盲信，青年尤乏制断辨别之能力，如此利用新闻政策之转变，造成西风压倒东风之景象，真有失舆论之尊严，余于该报渐生轻视之心矣。”

陈布雷在七君子案中所采取的立场，颇令人玩味。陈布雷是知识分子，七君子也是知识分子；陈布雷有爱国心，七君子也有爱国心；陈布雷主张知识分子要干预政治，七君子也主张知识分子要干预政治。按理说，陈布雷与七君子当有许多共通之处。综观陈布雷一生，在对待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问题上，即有不同看法，也很少表现过如此深恶痛绝的激烈议论。唯七君子案可以作为一个特例。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陈布雷攻击七君子的言论，可以看出：陈布雷批判七君子，从未涉及抗日救国这个实质性话题。陈的批判重点，集中在七君子的人格问题上，亦即所谓政治道德问题。诸如：“动机或为不甘寂寞，或为弋名攫位，实至可鄙”；“其人格可鄙”等等。

从陈布雷的所谓“人格可鄙论”，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陈布雷期望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甚至超过了期望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与武人（张学良）的“犯上作乱”相较，陈布雷尤其不能容忍文人（七君子）的“犯上作乱”。6月中旬，陈布雷昔日的《商报》同事、CC系大将潘公展登门拜访，陈、潘谈到即将召开的庐山暑期名流谈话会，谈到七君子案及沪上舆论，谈到一些民主人士正在发起民主宪政座谈会等等。陈布雷为之大怒，大骂：“‘民主’二字，今后将成为极时髦之招牌，一切牛鬼蛇神又必假此而纷纷活跃矣。”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陈布雷之不遗余力地攻击七君子，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其知识分子的封建卫道意识。

让人想象不到的是，陈布雷在七君子案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固而反动的立场，不但没有得到蒋的赏识，反而被蒋申斥。这是因为陈布雷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也违背了蒋介石的某些意图。本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张、杨提出和谈条件，释放七君子等爱国人士，即为重要的一条；随后，蒋派出特使张冲，秘密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杭州、庐山等地商谈国共二次合作的条件时，释放七君子问题，亦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蒋本人鉴于日军不断在华北等地挑起事端，国势危殆，亦认为“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有鉴于此，蒋在溪口、杭州等地休养期间，曾密电南京当局，指示早日将七君子释放，恭请到南京，以便实现“举国一致，抗日救国”的局面。蒋并交代陈布雷及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负责督办此事。

岂知陈布雷与叶楚伧在这个问题上，都上了CC系的当。因七君子的被捕，在第一线进行策划的是CC系的上海“党皇帝”吴开先，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与江湖皇帝杜月笙也积极参与了密谋。七君子被捕后，举国兴起救援风潮，竟闹得无法了局，这是CC系与吴铁城、杜月笙等人当初没有想到的。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二度合作，全民抗战的局面开始形成，七君子案一下子成了全国团结抗战的绊脚石，而且连蒋介石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CC系不讲先决条件地放人。如此一来，岂不是证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CC系在逮捕七君子一案上犯了大错误？从CC系大将吴开先，到CC系副帅陈立夫，都是不肯轻易认输的锋芒人物。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CC系请出叶楚伧、陈布雷帮忙，由他们向蒋献计，认为如此“系铃解铃”，未免有损领袖威信，莫如叫苏州江苏高院开庭，判七君子以徒刑，然后由杜月笙与上海地方维持会副会长钱新之出来做说客，劝告七君子先进一下反省院，写一纸悔过书之类的手续，再由杜、钱两人将他们保释出来。这样，既实现了团结，了此一桩公案；又可以维护领袖的威信（其实是维护CC系的“面子”）。

叶楚伧与陈布雷都是忠心爱主的幕僚人物，受了CC系的一番蛊惑，也就据此向蒋进言，并认为此事有把握，不费吹灰之力。蒋以既能两全，亦姑听之。然CC策划的这一诱降方案，当即遭七君子断然拒绝。更重要的是，救国会这时已从张季鸾那里打听到在处理七君子一案的问题上，CC系与蒋介石存在着分歧意见。于是，救国会分别派人打通《申报》和《大公报》的关节，将七君子的《答辩状》刊登出来，以便让蒋看到七君子的坚定立场，就此打破CC系的封锁，同时也可以揭穿叶楚伧与陈布雷的阴谋。这就是陈布雷从《大公报》上看到七君子的《答辩状》之后，所以大为光火，并对“该报渐生轻视之心”的原因。

陈布雷没有料到，自己的好朋友张季鸾不但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七君子的《答辩状》，而且还为七君子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疏通信。其大意是：钧座毅然决然地要实行抗战，这就要动员全国民众，共同对敌。但是现在主张抗战的最大群众组织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却还关在监牢里，这是与人民对立，对抗战不利。据我所知，他们七人坚决反对进反省院，甚至准备采取绝食的手段。如果万一发生不幸，则各方的反应将对国家、对钧座个人的威信均有不良影响，请钧座三思。不用说，张季鸾的这封信，给叶楚伧与陈布雷捅了一个大娄子。

诱降七君子的方案，固然溯源于CC系，但毕竟是由叶楚伧、陈布雷共同向蒋进言的。加之这时蒋已到庐山，叶楚伧与陈布雷均留守南京，所以蒋要陈布雷就近协助处理七君子案的善后问题。6月中旬，蒋鉴于时局日益紧张，决定邀请一些社会贤达在庐山开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蒋考虑到沈钧儒等七君子都是著名学者，又是主张抗日救国的知名人士，很想能将他们网罗进来，一方面以壮“举国一致”的门面，一方面也希望能借此消除过去镇压爱国人士的臭名。

因此，蒋从庐山直接打电话给叶楚伧，询问七君子案了结没有，还存在什么问题，并再嘱咐：早些结束七君子案，不要再拖下去了，一定要在庐山谈话会之前把他们送上山来。叶信心十足地说：“我们早已安排妥当了，先在苏州高等法院对他们审讯一下，然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具结‘悔过’，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们保释出来，送到庐山参加会议。”蒋介石一听这个过程竟这么复杂，而时间已拖得很长，当即皱皱眉头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吧？”叶仍然满有把握地说：“钧座放心，七君子已经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什么问题。”蒋听到这里，只好点点头说：“那也好，不过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们送来啊。”

叶虽然说得笃定泰山，蒋其实并不放心。蒋清楚叶是个老夫子，历来不善办理政治案件。于是，蒋当即又给陈布雷打了一个电话，一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一方面也是把这个问题敲定，以免有误。岂知陈布雷亦如叶楚伧的口气一样，信心十足地答复说没有问题，七君子经过“协商”，同意进反省院，办完手续，立刻就可以送庐山。蒋对叶楚伧不放心，对陈布雷是放心的。陈既说了这个话，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只是关照在顺利结案之后，早日将七君子送上庐山。陈布雷在七君子案件上，先是欺骗了冯玉祥将军，现在竟连老头子也敢欺骗了。从陈布雷的一贯作风和个性来说，走出这一步险棋，可见是下了很大一笔政治赌注的。

陈布雷上午接完蒋介石的电话，下午就得到苏州方面的消息，江苏高院审判中发生波折，案件一时不能审结。陈布雷一听急了，亲自赶到钱新之在南京的寓所，请钱出面邀请杜月笙、张季鸾一起，赴苏州探望七君子，企图再次诱惑七君子接受当局的条件，以便尽快了结此案等等。岂知蒋这时也从张季鸾那里得到消息，闻七君子不惜以绝食手段，坚决抵制进反省院。蒋有点急了，一个电话追到陈布雷这里，询问张季鸾所说是否属实。陈布雷知道无法隐瞒了，就把七君子案目前审理的情况，如实向蒋作了汇报。蒋得知连陈布雷也向他说了假话，为之大怒，很是不客气地训斥了陈布雷一通。

陈布雷挨了蒋的一顿训斥，知道这个娄子是张季鸾捅下的，于是托钱新之告诉杜月笙，苏州之行务必要把张季鸾拉上，并安抚七君子不要性急，说明蒋介石也是要抗日的，彼此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将来可以合作等等。然而，经过这番周折，陈布雷到底没有能在蒋规定的日期之前将七君子送上庐山。直到7月31日，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才将关押了八个多月的七君子开释。其时，距八一三淞沪抗战，仅十多天。

七君子案件，是陈布雷自进侍从室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政治问题的处理上与蒋介石之间发生的一次“不合作”事件。

讳莫如深的“心疾”

一个是侍从室改组案，引来了侍从室同僚之间的一场倾轧；一个是七君子公诉案，引来了“领袖”的一通臭骂。这两件事都弄得自尊心极强的陈布雷大不快。几乎与此同时，陈布雷又生了一场大病，其病情之重，病期之长，都堪称是陈布雷的病史之最。心理与生理，都同遭摧残。1937年初夏前后，是陈布雷生平中的一段倒霉的日子。

发病的征象出现在4月初。陈布雷这时正在溪口，一边助蒋筹办祭奠亡兄蒋介卿的大典，一边对《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回忆录》进行修改润色。抽空还要替蒋校阅《自反录》一书。终日忙碌，劳心劳力，使陈布雷的头晕病频频发作，身心已有不胜负荷之感。

祭奠蒋介卿大典，陈布雷经蒋介石钦点，负责接待各方上层人员。4月13日，为开祭日，四方吊客云集溪口。蒋托词尚在病中，一切的礼节，都可以减免或省略，只是苦了个陈布雷，不得不代主子终日周旋达官贵人中间，迎来送往，点头作揖。仅在开祭第一日，先后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赶到溪口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便有：军政部长何应钦、交通部长俞飞鹏、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司法部政务次长洪陆东、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等。次日，各方大员更是如过江之鲫，鱼贯而来，诸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教育部长王世杰、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等。

这些国民党权要到达溪口后，除了林森、汪精卫、冯玉祥、吴稚晖、何应钦、张群等少数身份特殊的要人，蒋不得不出面，礼节性地寒暄几句外，其他人概由陈布雷代为接待。15日为蒋介卿出殡之日，蒋介石虽有指示“仪仗从简”，而执绋相送者不计僧道，已有近千人之多。其场面之大，世所罕见。而陈布雷作为这次公祭的主要接待人员，其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4月份的内忧外劳，使陈布雷的“贱体”有如雪上加霜，病情日益加重。起床之后，每有“骨痛增剧，心跳亦间作，精神极不愉快”的感觉；时而感到“心胸怔忡杂乱，手指微感震颤”；时而感到“眩晕增剧，而头痛又大作”，等等。

5月初，陈布雷随蒋来到杭州。6日，蒋由杭飞沪，陈已经病得不能随侍了，只得请假5天，暂留杭州休息。此后，王允默闻讯赶来照料，每日结伴悠游于杭州山水之间，身体始稍有起色。12日，陈布雷起床之后，即听从王允默的建议，外出散步。于是，两人一路步行，先到杭州西泠桥畔选购了一些扇子、剪刀等家用杂物，次到平湖秋月乐天居面馆进早餐，再循孤山小路回到下榻的杭州大华饭店。刚进房间，便接到王学素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蒋近日即将由沪去牯岭，意在要陈布雷去庐山会合。陈放下电话，忽有“黑云罩顶”之感，全身的兴致一扫而光，满脑子都是侍从室里那些杂乱散漫的事情，“心思突由宁静而变得烦躁”，情绪颓唐至极，以至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约会，也不得不临时取消。到了下午，“抑郁焦躁之病态又暴露无遗”，精神开始变得狂躁不安。傍晚，五妹陈若希将陈布雷的长女细儿带来看望，并直言劝导陈布雷下决心引退，脱离政界，以根绝病患。陈虽有同感，然又下不了决心。到此时方知古人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一说，确是言之不谬。

5月19日，陈布雷返宁。因头痛甚剧，陈遂向蒋上书，表明虽已回京，但病未痊愈，只能承命任文字之役，对侍从室诸务暂不能兼理。蒋同意续假休息，并说可暂不去庐山。此后，陈布雷感到精神困乏，头晕剧发，腰痛频作，肾脏等处隐隐疼痛，胃肠消化呆滞，不思饮食，即纸烟亦觉无味。全身从上到下，均呈破旧不堪之象。随即，侍从室的医生为陈布雷做了一次验血检查，发现陈布雷的红血球与血色素均异常缺乏，红血球仅为350万单位。据此，医生诊断陈布雷的头晕即为贫血引起，并为其注射肝脏制剂，以期使血液恢复到正常状态。

从5月下旬至6月中旬这一个月里，陈布雷的病情发展到了顶点。与1936年冬季在洛阳腹泻腹痛有所不同，这一次的病情发作的区域，主要在脑部。因贫血而引起头晕头痛，因头晕头痛而加重了神经衰弱，因神经衰弱而引起了心理障碍，造成自信力与自我控制力的丧失，以至数次临近精神崩溃的边缘。6月11日，陈布雷详细记录了这一天的病状：“今日气候愈阴郁，精神上大受影响。在此四五日间，竭力自制，勿使烦懑之念扰余心境，但体力与气候交互影响，使余完全失去忍耐之力，不独脑部胀痛，而心绪沉闷更是悲观失望，一无光明可寻。合眼则作疲神劳力之梦，静坐则起循环悲愤之怀，长此以往，势将形成心疾。奈何，奈何！向晚觉骨痛异常，且似周身发冷，即就床安睡。以体温计测之，则为三七度三，热度并不甚高，又非疟疾征象，究不知为何病。”

这是陈布雷第一次提到“心疾”这个名词，并明确说明“此种痛苦非同病者不能悉也”。这一时期，陈布雷甚至担心自己神经崩溃，导致神经病发作。事实证明，困扰陈布雷一生的疾病固多，但主要还不在生理方面，而在于心理疾病，亦即“心疾”这两个字，也可以说这是最终致陈布雷于自杀之境的“第一枪手”。陈布雷的这个病情从没有作过公开报道，但事实上，他终身都在与这两个字作斗争。

6月至8月间，陈布雷曾先后总结了语录体的“治心之要”十九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陈布雷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和政治态度。诸如：“胸中只摆脱一恋字，便十分爽净，十分自在。”“先事徘徊，后事懊恨，曰萦思；游心千里，歧虑百端，曰浮思；事无可疑，当断不断，曰惑思；事不涉己，为他人忧，曰妄思；无可奈何，当罢不罢，曰徒思；日用职业，本分工夫，朝维暮图，期无旷废，曰本思。”“恩重难酬，名高难称—受惠不可频，受则必酬；高名不可居，敛之以实。”值得注意的是，陈布雷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恋”字，恋什么？自然是对政治的热中和留恋。其实，陈布雷并不糊涂，他对自己的病源，可以说看得很清楚，只要能摆脱对政治及权力的热中和留恋，心理便“十分爽净”，精神便“十分自在”，一切的病症，皆可迎刃而解了。问题是：就是这个“恋”字摆脱不了。不但现在摆脱不了，以后也摆脱不了，一生都没有摆脱。

陈布雷一病如斯，同僚好友十分关心，登门看望者络绎不绝。首先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与中央常委陈立夫联袂上门。陈立夫根据自己终日忙于拉帮结派，广植班底的独家心法，妄断陈布雷的病因源于过于孤独，应常与友人往还交谈，“以破寂寥，则心自不烦矣”。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也赶来慰问，邵另开了一剂“药方”，恰与陈立夫的相反。邵认为陈布雷忧患意识太浓，想问题太多，应“静心澄虑”。邵力子这番话，使陈布雷顿有知己之感。只是，陈布雷心知其意，然终不能行。这一天，陈布雷甚至在日记中发出了：“奈何，奈何！今日觉彷徨更甚”的绝望感叹。当晚，陈不从陈立夫之劝，亦不从邵力子之劝，而是听从叶楚伧劝慰，找了一本小说书看了起来。

侍从室中，要数王学素对陈布雷的病情最为关心。王从庐山给陈布雷写信，认为陈的病“殆由忧患所致，为根本治疗：（一）唯有积极奋兴；（二）则决然引退。如两者均不可能，则将始终为忧患所困而不能自拔矣”。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也看出王学素是深知陈布雷其病的。陈布雷亦认为王学素“其言极确当”。但是，认识上是一回事，行动上则是另一回事。在陈布雷来说，不但“决然引退”之说免谈，就是所谓“积极奋兴”几个字，要做到又谈何容易。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述这一天的感受时，说道：“今日精神苦闷，极彷徨，忽忽若有所亡，又郁闷难忍，如此下去真成心疾矣。奈何，奈何！”又是一个“奈何！奈何！”真让人无可奈何！

可是，要说是真正懂得陈布雷，也是真正知道如何关心陈布雷的，还要算陈布雷的大哥陈屺怀。陈屺怀在给陈布雷的信中，直言指出：“弟宜直告介公，请三个月之病假，方是疗养办法，若带病苦干，直是与生命相搏，决非介公所以待弟之意。介公若知弟真病如此，必不相强。”陈屺怀清楚，陈布雷的所有病因，皆是为蒋苦干的结果。唯有老蒋放陈布雷一马，陈氏尚有一救。否则，不但陈布雷简直是“与生命相搏”，就是作为蒋介石，如此用人，也决非待臣下之道。陈屺怀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陈屺怀作如是想，陈布雷的四弟陈训慈亦作如是想。陈训慈给陈布雷来信，亦直言相劝，要陈布雷“向委员长直陈病况，请假二三月移地疗养”。五妹陈若希亦函王允默，询问陈布雷的病状，劝兄长宜急流勇退，摆脱政务，作彻底疗养。

大家都在关心陈布雷，作为最高当局，蒋也不能不表示一点“德意”。于是，蒋从庐山发陈一电，要他“安心静养”。如何“安心”？又如何“静养”？蒋均讳莫如深。岂知就是这么一句场面话，竟也弄得陈氏感激涕零：“既感其意，亦复自愧，盖余之大病即在‘不能安心’之四字，每思克制而不久即故态复萌，行年五十转瞬即届，殆将以悔吝终其身，可悲，可叹！”蒋介石一句浮在上面的场面话，竟弄得陈布雷感慨不已。确是“可悲，可叹！”

虽是病体沉疴，但经过医生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陈布雷的身体终于有了起色。经南京鼓楼医院检验，陈布雷的红血球已由开始的350万单位，上升到451万单位，白血球亦达到6600单位，血色素为81％。据医生诊断，这几个数字已经距正常状态不远，可以看作是轻度贫血。乘这个机会，医院对陈布雷进行了一次全身检查。经化验，粪便无异状，小便呈酸性，无蛋白质、糖质等；X光摄视肺部，左肺有两小斑点，为早年有结核菌残留痕迹；牙有病齿四五枚，应拔去；右眼散光，左眼散光兼近视；体重为98磅（约44.5公斤）。除大脑神经无法检验外，陈布雷生理上并无大的病变，此亦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从4月至6月，陈布雷这次发病近三个月，休养亦已两个多月。生理上的病状虽有好转，然心疾“不但毫无痊愈象，且疲劳抑郁转日见增加”。陈布雷直言：“对于四周环境，一切均感厌恶，接触任何事物，均足以引起悲郁不快，而对于应处理之事情，则事未着手已觉畏烦，公私生活无一事足以激发余之勇气，安慰余之精神，盖痛苦回皇，实为有生以来初尝也。”使陈布雷倍感痛苦的，是自己的“不治之症”，还不能在家人面前有任何流露，以免增加家人的忧虑。陈布雷知道自己的“心疾”非一年半载可愈，遂决定于7月初上庐山，一方面庐山名流谈话会即将召开，自己不得不去；另一方面，希冀能通过转移一下生活环境，使自己郁闷的胸襟能有所开阔。但是，一想到暑期庐山人事殷繁，侍从室内部人事的相互防制，立增不堪爬梳之苦，原本就脆弱疲惫的神经越加紧张起来。

出发之前，陈布雷召集侍从室第五组的留京秘书，座谈庐山谈话会的讲话要点。起草庐山谈话会讲话稿，是为陈布雷步入人生一个重要阶段的起点。

庐山讲演稿的真与伪

1937年7月1日上午8时，陈布雷偕王允默从下关上船，乘三北公司长兴轮赴九江。船上，中央党部赴庐山受训的30多名工作人员一致要求与陈布雷进行一次座谈。陈表示同意，并将他们一起邀至餐厅，作了40分钟的谈话。陈布雷的感受是：“皆曾受军事训练者，形式尚整齐。”这一天，陈布雷在甲板上恰遇溪口雪窦寺的住持、被时人称为“政治和尚”的太虚上人，一番畅谈，又蒙老和尚赐书一本，名《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要》。回到舱室，陈布雷浏览一遍，觉得义解平易，可为警劝世人之用。

3日晨，船到九江，王学素上船迎接，相偕上山，草草安家之后，即赴牯岭路12号谒蒋销假，并以体力不佳为由，辞谢庐山训练团团副一职；接下来便是与侍从室同仁见面，借以熟悉山上情况等。

次日，是第一期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正式开学的日子，庐山谈话会亦准备随后举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纷纷向庐山集中。于是山上山下，无不有人满为患之感。陈布雷居住的牯岭路54号，更是高朋满座，此去彼来，络绎不绝。5日，陈接到蒋的手谕：自该日起，所有普通文电均按各自内容，由侍一处、侍二处主任负责判行，并立将4日所呈之表件退还。这一天，陈布雷代判文电50余件，“脑筋疲乱之至”。

7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永不磨灭的日子。这一天清晨5时，陈布雷早早起床，参加训练团第二总队升旗典礼，并对该总队1084名军官作了40分钟的精神讲话，题为《我们受训以后如何达成救国建国的任务》，鼓吹了一通如何发挥救国、建国标本一致的大道理。按陈布雷的个性，他是很少在这种场合讲话的，也是很少起这么一个大早的。但这次讲演早在陈上山之前就已排定，故不便推辞。下午，蒋召陈漫谈庐山谈话会一事，得知此事，即关切地表示：如此勉强早起于病体不宜，后当珍重，不必拘泥。一句不着边际的空话，让陈布雷又是一番感慨，诸如领袖“爱护之周令人感激何量”等等。老实说，陈布雷真是一条贱命，他以这种死不改悔的态度为蒋效力，若不累死，天下也就没有人可以累死了。

8日上午，陈布雷接到外交部长王宠惠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报告昨晚我卢沟桥驻军突被日军进袭。陈迅速向蒋报告，并马上通知中央社电南京询问。迄中午，各处电讯陆续送到，已知日军意向乃在占领宛平，故有意造成此事态。随后，北平守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电蒋：“决沉着抵抗，但决不有意挑衅。”是为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的爆发，既为拟议中庐山名流谈话会注入了新的内容，亦为陈布雷代蒋撰拟的庐山谈话会讲话稿提供了新的思路。9日下午，杨永泰时期的南昌行营名笔陈方来访。陈布雷试探性问询：“国家有急能来京相助乎？”陈方慨然回答：“苟相召无不从。”陈布雷大为感动。据此，“两大名笔”订立了合作意向。

陈布雷上山之后，即正式承命起草庐山谈话会讲稿纲要。这次谈话会早在6月初就开始筹备。目的是通过邀请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分批赴庐山座谈，就国家大计交换意见，以表示国民党“团结各方共赴国难”的态度。七七事变的爆发，将民族危机推向空前，会议主题一变而为建立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问题。被邀参加谈话会的计有：青年党、国社党、乡村建设派、职教社、救国会等党派团体的代表及学者名流，国民党的一部分党政要人也参加了座谈。原准备邀请中共代表与会，后改为在谈话会期间，由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就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举行秘密会谈。第一期谈话会原定7月6日在庐山召开，后因部分代表不能按时与会，故一再延期，至7月16日才在牯岭图书馆正式举行，到会代表计160多人。

庐山谈话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著名会议，原因就是蒋介石于17日在谈话会上做了一个重要讲演，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四点原则立场。这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以来的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也可以说这是中国政府从政策上确定了全面抗战立场的一个开端。

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是，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讲演稿，并不是蒋介石在谈话会上的讲演，而是因当时的形势所迫，由一份《告民众书》临时抵充的。真正的庐山谈话会讲演稿，其实并没有公开发表。

据陈布雷日记所载，陈上山之后，共承命为蒋起草了两篇讲稿。

第一篇讲稿，于7月11日承命。陈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述：“下午5时，应召往官邸，承命研究讲稿之纲要。”拟稿后，经数度修改，这一篇讲稿于15日基本敲定。从陈布雷的日记中，看不出这篇讲稿呈蒋后，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用的。但陈布雷在1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下午）4时自诚携来委员长在谈话会演词请校阅，匆匆阅定交还之。”自诚是指侍从室的速记员萧自诚。蒋的个性是，每次拿到别人为他起草的讲演稿，并不喜欢在会上照本宣科，而是按自己的理解和兴致，讲演时每有增删之处，甚至离开原稿胡侃一通。故蒋每次讲演，仍须由速记员当场记录下来，然后交陈布雷校核改正一遍，始允许正式定稿付印。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推测，这里所说的“委员长在谈话会演词”，大抵就是陈布雷起草的第一篇讲演稿，也是蒋介石在7月17日庐山谈话会上的真正演讲稿。

第二篇讲稿，于7月16日承命。陈布雷记述：这一天下午4时，“往官邸谒委员长，承商要事，命将讲稿（18日用）即拟概略送核。归寓后检视参考书籍。7时30分又电召往谈，交拟《告民众书》，口授大意由夫人共记之”。这一篇讲稿说得很清楚：备用于7月18日。几乎在这同时，蒋还交拟了一份《告民众书》。由于有夫人参加记录，可见这份《告民众书》要用英文稿正式向国际上发表。据陈布雷说：“归后心绪烦乱之至，以时迫神疲，且两稿叠写，直觉手足无措。”最后决定，先写《告民众书》，但直至深夜2时半，《告民众书》仅写成两段，即不能再续，只得上床睡觉，然一夜又未能成眠。17日，陈布雷于6时即起，先写了一封短函呈蒋，说明《告民众书》不能脱稿。考虑到讲稿18日要用，故决定今日先拟讲稿。陈布雷着人将便函呈核之后，当即“得复许可”。陈遂着手起草讲演稿概要。这一天，从上午7时苦干到下午3时，突击了八个小时，终于脱稿，然“脑筋紧张疲痛，几乎失其作用”。为了赶写这篇讲演稿概要，陈差不多把自己的脑子都掏空了。但是，蒋对《告民众书》要得仍然很急，“欲赶今晚草就，命沧波代拟”。沧波即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之一，经常替陈布雷敲敲边鼓，是个“烧冷灶”的角色。蒋知道陈布雷赶不出来了，于是改交程沧波代拟。当晚7时，程沧波将《告民众书》草就，携稿赶到陈寓，交陈修改。此时，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周佛海亦赶来，会同斟酌。当晚8时，陈、程、周将《告民众书》改定，随即送蒋核定。

18日下午3时，陈布雷本来准备将《告民众书》发出，但复看之后，“终觉应郑重斟酌”。下午5时，蒋召陈到牯岭路12号官邸，会同汪精卫、张群、熊式辉等人，再次对《告民众书》内容进行润色。可见，这篇《告民众书》虽然赶得很急，但蒋对内容持十分慎重的态度。随后，陈布雷往见蒋夫人，校阅《告民众书》的英文译稿。晚7时，蒋命对《告民众书》再作补充修改。修改将毕，主持对日交涉的外交部长张群匆匆赶到牯岭12号官邸，请求缓发，蒋表示不以为然，坚持要立即发表。折中的结果，蒋同意推迟一日发表，并指示将《告民众书》改为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讲演形式，以减缓对日方的刺激。

19日，陈布雷起床之后，先将拟定的《告民众书》改为蒋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讲演稿。下午4时，陈布雷再往牯岭路12号谒蒋，经蒋核定，晚7时正式发表。陈布雷归寓后向中央社布置发表事宜。从此，这份《告民众书》以蒋介石的“庐山谈话”而著称于世。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一）今天我们看到的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并非是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谈话席上的谈话，而是由《告民众书》于事后“冒名”顶替的结果。在后来台湾正式出版的蒋介石文集中，这篇讲演稿的题目被冠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这就比较接近于原先的题目《告民众书》了；（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份“庐山谈话稿”并非是陈布雷起草。盖因《告民众书》第一稿是在陈布雷起草未果的情况下，由程沧波代为起草的。在此基础上，经陈布雷、周佛海会同修改，中间又经汪精卫、张群、熊式辉等人参与意见，最后经陈布雷反复斟酌定稿的。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即《告民众书》），实际上也就是一篇国民党南京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正式声明。“庐山谈话”进一步阐述了蒋在五全大会外交报告中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国策，表明国民党南京政府仍对“和平”存在着一线希望，同时也严正声明：卢沟桥事变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要求“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尤其是“庐山谈话”中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说，很快成为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抗战名言”。蒋介石的“庐山谈话”，表明了他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转折，也成为他领导抗战的一块“金字招牌”。

庐山谈话会也是陈布雷文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八年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初期，陈布雷撰写了大量坚主团结御侮的佳作，对蒋介石形成抗战的指导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成为其文字生涯中，继《天铎报》、《商报》之后的第三个辉煌时期。但是，陈布雷的这个转变也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事实上，庐山谈话会期间，陈布雷对发动抗战，仍持相当消极的态度。在一次与部分侍从人员的讨论中，陈表示“背城借一亦应有一可借，故余之主张‘能忍则忍、能和即备’之八字云”。陈布雷的这个思想，比之于当时的“主战派”不但有一定距离，就是比之于张季鸾的抗战主张，也有相当差距。在庐山谈话会期间，张季鸾明确表明自己的主张：日军侵略益露骨，“深以发动全面战为不可免”。陈布雷对张季鸾的这一观点，不置可否，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持有保留态度。

7月20日，蒋提前下山回京，领导抗战去了。陈一因身体不佳，须连续服药；二为协助汪精卫筹备召开第二期庐山谈话会，故暂留山上。27日，陈布雷闻卢沟桥燃起的战火已延及廊坊，平津危在旦夕，遂决定于28日下山回京。

7月29日，船行至皖江安庆水域，陈布雷购当日报纸，闻北平沦陷，痛心之至。午后4时，船抵南京下关。下午5时，邵力子登门将陈邀至军委会谒蒋。因蒋决定就平津形势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已命邵力子草就初稿，觉得还须交陈布雷斟酌增删一下，故召陈面示。陈当即留会改拟，于晚8时30分呈蒋。30日，天津沦陷，陈再为蒋代拟《暑期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学训词》。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宣布“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2日，蒋在庐山二期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声明平津失陷，即为抗战开始，绝无与敌谈和余地。蒋所谓的“最后关头”，原来并非是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而是以平津陷落为标志。不过，全国人民望穿秋水的“最后关头”，固然“来何迟也”，然总算来了。

老照片

陈布雷晚年在牯岭寓所庭院

六、南京 汉口 桂林 重庆

“稳健派”与“低调俱乐部”

抗战伊始，一切以战争为中心，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战场军事指挥，就侍从室的业务来说，这个时期，一处忙得天昏地暗，二处则相对平静。

陈布雷回京以后，除了每日核办例行文电及送往迎来以外，为适应战时体制，不得不抓紧时间，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先疏散家属，于1937年8月1日将王允默及身边的两个孩子送回官桥暂住，以解除后顾之忧，一旦有事，便能立即出发；二是迅速调整组织，经蒋同意，将侍二处职员精简了16名，并根据各人要求，或外放，或他适。在这同时，将陈方、李惟果、罗君强等三员大将招至麾下，安置在侍五组工作。侍二处副主任周佛海亦已到职视事。

此间，陈布雷与钱大钧的关系继续恶化。8月初，陈布雷曾以脑力衰竭，“决不能在战时任要务”为由，起草了一份辞职报告，坚请开去侍二处主任职，表示纯以笔札随侍服务，并请出蒋夫人从旁进言转圜，然终未如愿。这以后，一因战事紧张，两位“首辅”的注意力都有所转移；二因周佛海“入阁”，居中缓冲，钱、陈之间幸未酿成严重冲突事件。

8月13日以后，淞沪地区成为中日主战场。南京距上海，咫尺之遥，日机抬一抬腿就到了。自此，空袭警报不绝于耳，每日钻防空洞，躲避空袭，几乎成为人人必做的功课。16日，日机来袭三次，而防空警报自晨6时至晚7时，竟发出六次之多。随着淞沪战事的发展，敌机白天空袭，晚间加班工作，闹得整个南京城日夜不得安宁。陈布雷原本神经衰弱，怕烦怕闹尤怕惊，现在不但白天心神不安，精神高度紧张，随时准备在寓所和防空设施之间来回狂奔，而且常常于睡梦中也被防空警报惊醒，以至通宵不眠，弄得陈布雷简直是苦不堪言了。这期间，侍二处一迁永庆巷，再迁郊外富贵山，战争的气息，开始成为陈布雷生活的一个部分。

为建立战时体制，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以军委会委员长蒋为主席，以中政会主席汪为副主席，南京政府党政军的所有头面人物统统被罗列其中。随后，中政会停止活动，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在这同时，蒋介石进一步将军事委员会改造成大本营体制，对党政军事务大包大揽。陈布雷被蒋任命为这两大集权机构的副秘书长。此后，陈布雷的主要精力放在协助秘书长张群处理国防最高会议及大本营事务，与侍一处主任钱大钧较少接触，两“首辅”的矛盾，亦有所缓和。

9月中旬，陈布雷奉命起草蒋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谈话。这个谈话虽然对以前“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作了种种辩解，但不得不承认：“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的宣言，也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确立。一个是“七一七庐山谈话”，一个是“九二三南京谈话”，这是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两个最重要的谈话。陈布雷作为这两个谈话的撰稿人之一，亦在文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说到底，这“两个谈话”也还是官样文章，与他们在幕后的所说及所为，仍有相当的差距。就以陈布雷本人来说，对抗战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耐人寻味的。早在庐山谈话会时期，陈布雷就向同僚们表明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能忍则忍，能和即备。”说得明白一点，这是一个“不扩大原则”，希望卢沟桥事变能就地消化，就地解决，尽量不要扩大成一场“全面战争”，盖因按中国的实力，还不具备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资格。比较而言，这是一个稳健派的路线，既不主张发动全民抗日，亦不赞成推行对日妥协政策，走一条中间道路。陈布雷的这个话当然不是随便说说的，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敌我双方国力、军力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最高当局”的意思，是颇值得玩味的。

若就事论事，陈布雷的“稳健派”理论，也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而且处在他的地位，所看到的问题，比之局外人，自然要深刻得多。问题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间相隔七年之久，中日之间发生的大小事件，引发的大小危机，可以说举不胜举，中日间如果能化干戈为玉帛，还用得着等到卢沟桥的一声炮响吗？事实上，这一场战争，不是中国方面能不能忍的问题，而是在日本方面，根本不可能放弃其侵略野心，也根本不可能放慢其侵略步骤。以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这就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了。所以说，陈布雷在这个时候重弹“能忍则忍”的老调，力主“稳健派”路线，老实说，我们不能看作是一种明智的认识和选择。

问题还不在于“稳健派”所能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在当时“抗战派”与“投降派”两军对垒的情况下，“稳健派”发展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严重的问题在于：“稳健派”对抗战前途所持的消极立场，对当时以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为首的一批“和运先锋”，采取了默许与纵容的态度。结果是：养痈而遗患，姑息而养奸，这批人后来推出汪精卫做“和运”领袖，形成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卖国集团。

自然，以周佛海为首的一批投降派的秘密活动，并不是陈布雷所能全部掌握；周佛海等人后来之沦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自有他们自身演变的主客观基础，自非陈布雷所能负责。但是，“和平救国”的这一股逆流，所以能于抗战初期，在一批国民党高层权要中猖獗泛滥，而且又是在蒋介石、陈布雷等人的鼻子底下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利用了蒋、陈所持的“稳健派”立场及“绥靖政策”。况且，当时“和运”的第一个开路先锋周佛海，不但是蒋介石十分宠信的近侍之臣，也是与陈布雷相知极深的好朋友。

真要说起来，周佛海等人叛国投敌，陈布雷是要打板子的。周佛海有些阴谋活动，陈布雷不但了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策划，一些所谓的“和谈方案”，正是借陈布雷之手转呈于蒋介石。甚至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最初与日本方面进行秘密接触，开辟和谈渠道，也是从陈布雷那里所奉的“上命”。因此，周佛海等人之落水，从国民党这方面来看，蒋介石自然要负领导责任，但陈布雷也难辞其咎。对于这一点，在罗君强的《伪廷幽影录—对汪伪的回忆纪实》，以及周佛海投敌以后撰写的第一篇卖国自白录《回忆与前瞻》中，都有所披露。然而，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也还是来自陈布雷的日记。

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提到那个臭名远扬的“低调俱乐部”，也就是周佛海等人最初散布亡国舆论的一个团体。周佛海能创立这个“俱乐部”，自然要归功于他的那个西流湾8号的地下室。周佛海的这所房屋建于1932年4月，是为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的建筑，吸取淞沪战争的教训，周佛海在建房时，特地在花坛下建造了一间地下室，这在当时的私家建筑物中是不多见的，足见周佛海的“先见之明”。西流湾8号房舍三面池塘环绕，池堤满栽垂柳，屋旁还有一片竹林，翠竹垂杨，春水绿波，环境异常优美。于是，周佛海的这所住宅自建成以后，便成了一批国民党要人吟诗作赋、附庸风雅的“沙龙”。

八一三淞沪战起，南京空袭警报一响，国民党政府的许多权要人物几度权衡，感到还是西流湾的地下室安全。于是，大凡能与周佛海够到关系的，一个个也就趋之若鹜，纷纷往西流湾跑了。一时间，西流湾8号声名大噪，竟成为许多军政要人的“避难所”。当时，常住周宅的权要人物就有：大本营第二部部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长官蒋介石职权）顾祝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国防委员会委员陶希圣，南京江宁实验县县长兼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梅思平，军委会秘书处长兼侍五组秘书罗君强及侍五组秘书陈方等人。至于一度“莅临”的要人名人，那就更多了。诸如：大本营第五部部长陈立夫，主管对日关系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以及文化界名人胡适、张伯苓等。

其时，周佛海任侍二处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不用说，与陈布雷的关系相当接近。并且，周受大本营第二部部长熊式辉之邀，兼任该部副部长。大本营第二部名为政略部，事实上周佛海所从事的“政略”，不外就是谋划对日和平的问题。当时，周有一句名言，叫做：“这次的中日战争，真是冤枉极了。因为是阴差阳错地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地打下去。”周佛海自称：他“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当时在南京国民党高层，对时局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周自己标榜：“我研究的结果，竟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周回忆：“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布我们的主张。”周佛海回忆这一伙人无形中以汪精卫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传出，渐渐的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不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的这篇“自白录”，写于1939年，出于策略的需要，不得不来一个曹雪芹的笔法：“甄士隐”，把当时参与其事、但仍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做事的一些人名都一一隐去，给昔日的同僚们留了一个天大的面子。但是，罗君强的《伪廷幽影录—对汪伪回忆纪实》，写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自然就不必“王顾左右而言他”了。罗虽然只是“低调俱乐部”的一个二流角色，但是对这批“和运先锋”的幕后活动，大抵是清楚的。罗回忆：“蒋方内部最高统帅部的两个幕僚长何应钦、张群，都是愿和不愿战的。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议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这就把陈布雷的大名点出来了。罗接着说：“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将有大不利。周以后才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以此可以看出，陈布雷当时虽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但是周佛海差不多也是把他当作自己人看待的。因此，周所从事的“和运”活动，开始时不但没有瞒着陈布雷，而且也是通过陈布雷与“最高当局”沟通的。

“主和派”眼中的“社稷之臣”

周佛海与罗君强后来都沦为大汉奸，他们关于陈布雷支持“和运”的说法，自然要打一个折扣，不可全信。不过，在抗战初期，陈布雷与周、陶、梅、罗等一批“和运先锋”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当时，陈布雷也是西流湾8号的常客之一。每隔几天，抑或一两天之内，陈就要赴西流湾8号一次，与周佛海或交换时局，或谈天说地等。总之，在那段时间里，周佛海是陈布雷最重要的“知己”之一。以至陈布雷一度成了被这班“和运先锋”包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物，他们曾密谋拉陈布雷出来“跳火坑”，与声势强大的“抗战派”抗衡。

“主和派”要把陈布雷推出来主持“和议”大计，这句话大概有点危言耸听了，然事实上确有此事。1937年8月18日，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述：“夜佛兄约往谈，与宗武、沧波等谈甚久，知胡、陶诸人有重要救国意见陈述。”

胡即指“我的朋友胡适之”，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的代表性人物，典型的学者名流；陶即是陶希圣了。对于陶的政治人格，曾有人戏之为是一个“见汪言和，见冯言战，见蒋和战皆言；见国骂共，见共骂国，见日国共皆骂”的“多头政治”类人物。胡、陶有什么重要的救国意见陈述？陈布雷在日记中虽没有详述，但看过了“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的日记，我们也就了然了。这就是：“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和平外交的目标：（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7月7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胡适后来转而加入抗战派阵营，但在抗战伊始，竟也是大唱“低调”的“主和派”大将之一。其实，早在庐山谈话会结束之后，胡适就已经急匆匆地赶到南京，决定向最高当局贡献救国方略。胡适是民国超级大儒，也是专家学者、贤达耆宿、绅士名流心目中的领袖人物，以至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竟一度成为民国名流交往的金字招牌。胡适现在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自然被“主和派”视为扛鼎人物，而引为自豪。据此，由大唱“和议”的急先锋高宗武在家中设盛宴，恭请胡适之先生高座，并由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等人陪宴，共同讨论时局大计。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与《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既是陈布雷亲密战友，又都被当时的舆论称之为国民党“青年智囊团”的精英分子，都是政坛上的活跃人物。

胡适在7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与这一批“青年智囊团”座谈的内容：“我们深谈国是，决定了两事：（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2）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在当时，谁是胡适及这批青年智囊团眼中“肯负责任的政治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电话与布雷，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

胡适的这句话极值得注意：这说明当时“主和派”的一批中坚人物，因时机十分迫切，急于要推出一个主帅，主持“和议”，以便推进“主和”大计。于是“青年智囊团”一致向胡适推荐了陈布雷。这当然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主和派”看中了陈布雷在政坛中枢所处的重要位置，不但蒋介石对之有言听计从之宠，而且在国民党政坛上亦有一呼百诺之威；另一方面，认为陈布雷与“主和派”的观点较为一致，至少也是比较接近。以《诗经》来唱和，这就叫：“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胡适赞成“青年智囊团”的推荐，且当场给陈布雷打电话，请他出来就“主和派”的帅位，为“和议”大计摇旗呐喊。

7月30日，也就是陈布雷从庐山回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接到了胡适的这个电话，大概有点措手不及了。因此，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陈布雷没有记述胡适要他“作社稷之臣”的建议，仅以简短的一笔带过。陈写道：“胡适之来电话，主张后方准备未完前，勿轻易发表文件。”仅从这句话中，我们当然看不出陈布雷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态度。不过，我们只需根据陈布雷的一贯性格，就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推测，陈布雷不可能接受胡适的建议：作“主和派”心目中的“社稷之臣”。从陈布雷的气质来说，从来就不是个“主帅型”人物；从他的政治个性来说，他更不会在蒋介石的手下，担当某一派别的领袖人物。如果是这样，陈布雷也就不是陈布雷了。然而，陈布雷也绝不是个无所作为的人物，对于他的政治目标，对于他赞成的时局大计，他会根据他的身份及地位，恰如其分地从事“匡过补阙”的工作，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在“和议”这个问题上，陈布雷可以利用其“首辅”地位，向蒋介石引见胡适等“主和派”人物，或将“主和派”人物对于时局的大计，转呈于“最高当局”。

果然，经过陈布雷的安排，蒋于第二天就约见“主和派”人物了。除了胡适之以外，一起被召见的还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北京大学教授陶希圣。中午，蒋、宋夫妇做东，在官邸设宴招待胡、张、梅、陶“四大教授”，陈布雷作为唯一陪客出席。下午，蒋与四教授漫谈时局。据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委员长与四君接谈，论大局形势至为明晰。伯苓先生老成慷慨，谓国事非一时泄愤所能有济，及闻委员长指示之言，知政府有整个准备，则表示欢慰不置。”胡适则在日记中记载：“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从陈、胡两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胡、张、梅、陶等人都是主张和议的。但经过蒋先生的一番开导，张伯苓的思想弯子很快转过来了，胡适之的思想弯子却没有转得过来。而且张伯苓表态之后，弄得胡适之一肚皮的“主和大计”都无从当场贡献了，只好利用向蒋告辞的机会，把高宗武这样一位“青年智囊”推了出来，认为“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不但当场应允：“我是要找他谈话”，而且于当天下午就召见高宗武，垂询大计。可见，蒋对胡适之的建议是十分重视的。事实上，自此以后，蒋介石的确是将打通外交路线的重任，交给高宗武负责了。

不过，胡适之先生大概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所推重的这样一位“能负责任，并有见识”的青年智囊，日后负责打通的“外交路线”，竟是替汪精卫、周佛海等卖国巨奸开辟了一条叛国投敌的秘密通道。应当承认，胡适之的“主和”，只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目的只在于赢得“主战”的时间而已；而周佛海、高宗武等人的“主和”，其实就是“投降”的代名词，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胡适之自己也清楚：“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种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胡适之与陈布雷一样，都是书生论政，对于政治，只看到表面的悲壮，而未看到其背后的阴谋，往往只凭着一股热情奔走呼号。结果，在全面抗战初期，他们都成了被“投降派”加以利用的“传声筒”。

但是，胡适毕竟是“胡适”，到了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的表现不坏，适之先生的思想弯子也就转过来了。当时，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行前，胡适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调门一下子高扬了。胡劝告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胡并对高宗武说：“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胡适中途“脱逃”，对于“主和派”阵营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

胡适赴美之后，“低调俱乐部”顿失一大支柱。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继续抓住陈布雷不放。意在通过陈的力量，博得“最高当局”的同意，以打通中日外交谈判的渠道。自然，以蒋、陈的绝顶聪明，都不是甘于被人利用作傀儡的强势人物。问题是：陈布雷奉行的是“稳健政策”，而蒋则是惯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骑两头马的。蒋的策略是：一边在战场上指挥中国军队抗战，一边在外交上积极打通“媾和”渠道。能打则打，打不赢则和；能和则和，和不成再打，这就是蒋的“吾道一以贯之”。从蒋、陈所奉行的政治策略来说，与“主和派”都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至少，他们认为“主和派”的观点可以借鉴。于是，蒋、陈要利用“主和派”，而“主和派”则利用了蒋、陈。仅从陈布雷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到在8月23日到11月13日这一段时间里，陈布雷先后11次来到西流湾8号的“低调俱乐部”，与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反复讨论时局，策划如何通过高宗武打通外交路线。可见，他们之间的互相利用，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

周、陶、梅、罗后来成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四大台柱”，周佛海甚至被称为汪精卫叛国降日集团的“总参谋长”，陶希圣被称为汪精卫的“政治参谋”，高宗武被称为汪精卫的“开路先锋”。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十恶不赦，但是，若非周佛海等人居中出谋划策，若非高宗武等人为他开路架桥，汪即使要作“儿皇帝”，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不是蒋介石、陈布雷纵容、默许甚至指使周佛海、高宗武等人秘密策划对日停战言和，从事对日妥协活动，周、陶、梅等人能当上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军师？高宗武能当上汪精卫降日卖国的开路先锋吗？

陈布雷与“低调俱乐部”成员之间的频繁接触，大致到11月上旬结束。其时，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导致淞沪战场形势逆转，中国军队溃退，并撤出淞沪战场，南京国民党政府亦开始布置西迁汉口及重庆事宜。到了这个时候，陈布雷亦看出日本的议和条件，其实与灭亡中国无异，因而意识到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继续鼓吹“和平”，不但不太可能实现，甚至会成为麻醉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鸦片”。同时，汪、周等人那种对抗战的极度恐惧心理，亦使陈布雷极为反感与鄙视，以至讥讽他们是“软骨头”。至此，陈布雷与周佛海等一班“和运先锋”，在政治上注意保持距离，在交往上则逐步疏远，并注意将自己融入“抗战派”阵营，从而写出了一系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佳作。

淞沪失守，陈布雷因忧虑沪地诸友的安全，而处于忧惶万状、日夕不安之中。考虑到南京将不守，国民政府各部门已经陆续开始西迁，陈布雷即着手布置西撤事宜。11月10日，陈布雷即安排车辆去慈溪，接王允默及子女等先行西上。初拟先到庐山暂住一段时间，静观事变。数日后，因形势急转直下，遂从众议，决定不去庐山，而是经江西直达汉口。16日，陈布雷往访交通部政务次长、川籍财阀卢作孚，托他在重庆帮助觅屋，预作安身之处。此后，陈布雷先将行李整理成13件，托友人携至武汉；次将在鼓楼医院工作的次子陈过，安排搭长兴轮西行。11月20日及23日，陈布雷安排侍二处同仁，分两批搭轮西上武汉。至24日，陈布雷得知王允默等家人均安抵汉口，四弟、六弟、八弟、五妹、八妹、九妹等亲人，均在西上途中，“半月来系念家人手足之心，今始为之稍慰”。

11月26日，蒋指示“此间已无要务，可到武汉待命”，催陈布雷速行。陈归寓匆匆收拾行装，晚9时30分谒蒋告别，“凄然有感，几于泪下”。晚12时30分，陈布雷率侍四组秘书王学素，侍五组秘书陈方，书记居亦侨等，乘普全轮西上，自此与南京作八年的告别之行。同船者另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主管国际宣传业务的大本营第五部副部长董显光等。27日，船过皖中重镇芜湖，陈布雷与董显光、萧同兹等人漫谈宣传业务。28日，船过九江，陈布雷上岸拜谢警备司令陈鸣夏，因数日前王允默一行路过九江时，陈司令曾给予热心照料。29日，船至武汉，陈布雷等人弃船上岸，暂居于电话总局，得知王允默及子女一行适于当天早晨赴渝，陈布雷颇以为憾。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12月10日，南京失守前夕，陈布雷接到钱大钧从庐山打来的电话：蒋召其赴庐山一行。当晚11时，陈携居亦侨登江顺轮下行，于第二日上午抵达九江。随即乘汽车至庐山莲花洞，再换轿上牯岭，下榻牯岭图书馆。此时距7月间在庐山召开名流谈话会，虽然只有四个多月，然国事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布雷深觉“感慨不能自已”。当天下午谒蒋，奉命起草《为南京撤守告国民书》。

12日，蒋下令南京守军撤退。上午8时，陈布雷开始撰拟文稿，初时觉端绪太繁，文字颇不易组织，索性搁笔，先到牯岭路12号，向蒋说明在庐山多住一日。下午，陈布雷与居亦侨一起，步行至交芦桥，小憩石上，坐听溪流，泉水潺潺，聊息杂虑。此时，空气澄洁，日光煦暖，陈布雷心境至宁，转而思路顿开，文思上涌，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人人敌忾，步步设防，由4000里国土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的场景。次日上午，陈布雷将满腔激昂之情注于笔端，下笔狂扫，一挥而就，很快将《告全国军民书》草就。下午略作补充，即告完稿。就在这一天，日军攻入南京，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14日，陈布雷将文告呈核，即于下午3时30分下山，经九江乘江新轮西上。

16日，蒋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在武昌为南京失守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抗战到底。蒋在文告中指出：“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该文告反映了陈布雷对国情的正确把握及对抗战前途的坚强信念。

同日，陈布雷遵蒋命，从汉口电话总局移寓武昌胭脂坪，借住于武汉市公安局长蔡孟坚的住宅。

武昌初期，侍从室人事再次进行重大调整。侍一处主任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遗职由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林蔚接任；侍一组组长邹竞升任侍一处副主任；侍卫长何玉龙亦因病辞职；侍二处副主任周佛海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侍二处事务从此很少兼及；侍四组组长汪日章调任行政院简任秘书兼机要组长，遗职由“江西才子”陈方接任。这一次人事调整，正式确立了陈布雷的“首辅”地位。由于钱大钧、何玉龙、汪日章相继调离或辞职，原先在侍从室呼风唤雨、一手遮天的“三剑客”不复存在，陈布雷的“敌对势力”几被扫荡一空；由于新任侍一处主任林蔚为人深沉平易，态度温和，喜怒不形于色，不像钱大钧那样飞扬跋扈，党同伐异，原先“双首辅”的均势架构，逐渐被打破，重心日益向陈布雷倾斜。从此，正式确立了陈布雷作为国民党首席“军机大臣”的权势地位。

在此基础上，陈布雷为进一步强化事权统一，提高办事效率，注意大力清除钱大钧的遗风，整饬侍从室的风气。先后建立了组长以上干部双周会报制度，两处主任每日谒蒋制度等。荡涤侍从室内一度弥漫的纪律松弛、业务漫不经心等习气。为了表明群而不党与铁面无私的君子之风，陈布雷甚至拿身边的两员亲信开刀，借以树威立信。王学素因未能当上侍四组组长，工作上日见消极颓唐，陈布雷屡次对其“正言切戒之”。然事后“察其形色，似甚不怡”，并未解决问题。陈为之感叹：“此皆平日宽纵太过之所致。”居亦侨更是出格了，先是请假不归，后则请假超时，陈布雷一怒之下，一度将其免职，这真是挥泪斩马谡了。

武昌时期，重建中心，百乱待理，又经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及筹建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等，是为陈布雷最为忙碌的一个阶段。此间，月月有写不完的重要文章，需要陈布雷绞尽脑汁；周周有开不完的重要会议，需要陈布雷出席列席；天天有数不清的重要电函，需要陈布雷批阅核发；时时有络绎不绝的权要宾客，需要陈布雷送往迎来等等。以陈布雷所主管的业务而言，可以说，除军事之外，政治、经济、宣传、文化、外交、金融、国防、党务、行政等各个领域，陈布雷无一不参与大计。

仅以1938年4月份为例，陈布雷的主要活动计有：参加各种会议或会谈25次，其中大会7次，审查会3次，茶会及招待会2次，纪念周2次，侍从室会报1次，参事会谈3次，官邸谈话5次，中常会2次等，差不多摊上每天1次；另外，撰拟修改各种文稿函电28件，其中：撰拟重要函电7件，改定谈话稿2件，起草讲演词4件，修改训词、杂文4件，改正讲演词5件，核转外交研究报告6件等，亦差不多摊上每天1件；此外，陈布雷访友7次，接见宾客约30余人。平均摊派，每天访友接客亦在1人以上。

对于这个月的工作，陈布雷曾作如下回顾：“工作较前月份不相上下，唯体力精神大见减逊，几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小病中，正式请病假者六天，亦未尝完全休息。所患仍为神经之疾，骨酸脑痛特甚，而心思之烦躁不宁与忧虑之无法排遣，则更引为痛苦者也。工作虽无贻误，但应办之件未能按时迅速处理，延搁二三日者往往有之。每日用脑时间总不能超过三四小时以上，间有三四日能集中思虑以从事，则作事即见迅速顺利，以此知余之体力、心力实依工作性质繁简而消长者。本月中不能早起是一大病。”窥一斑而见全豹，陈布雷的工作节奏，大致可知。

数不清的文山会海，超负荷的脑力支出，使陈布雷的脑病日益加重，失眠症开始频繁发作。或于临睡、初醒时做梦中呓语；或于梦中与人讨论十分复杂紧迫的问题，以及起草极难动笔之文字；或于梦中因形势险恶迫切，大呼头痛而惊醒，醒而思之，又并无此事，然则早已一身大汗淋漓矣。如是几日，每以为常，陈布雷深觉神经受伤，已经十分深重，绝对不宜在侍从室供职。但时局如此，国事如此，自己怎能一走了之。就是在这种“左支右绌，如坐针毡”的尴尬境况下，陈布雷仍写出了许多坚持抗战的名篇，其代表作即为《告全国军民书》，这是为纪念抗战建国一周年而写的文告。同时发表的重要文告还有：郭沫若起草的《告日本国民书》，张子缨起草的《告世界友邦书》。这三篇文告均以蒋的名义，在7月7日以五种语言，连续不断向国内外广播。这三篇文告的内容，都比较准确地表现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因而被称为是象征抗战前途光明的“三联璧”；加之起草文告的作者，都是独步国中的文章高手，陈布雷与郭沫若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两大才子，以至三篇文告发表后，迅速引起轰动，从而产生了广泛影响。张季鸾甚至评价陈布雷的《告全国军民书》：“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陈布雷奉命撰拟这篇文告时，已经是6月28日。即便如此，在这段时间里，仍然是会议不断，文稿不断，函电不断，来客不断，杂务不断，加上疾病不断，敌机空袭亦不断，即为“七不断”，真是大伤脑筋。时间紧是紧了点，但由于受到一年来全国军民抗战热情及巨大牺牲的鼓舞，信笔写来，自感气势磅礴，有如神助，当陈布雷写道：“我们民族有一句古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何等壮烈的气概”时，陈布雷自己也被感奋了。并坚信：“这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决不会被敌国凶暴所威慑，而且敌人越凶暴，我们越能坚忍。我们要自信中国5000年的历史，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

自抗战以来，大凡国民党军队每丢失一处地方，陈布雷就要为蒋起草一篇告军民书，诸如平津失守、上海失守、南京失守等等；每遇到一个纪念日，陈布雷都要为蒋代撰一篇告国民书，诸如八一三、九一八、双十节等等，陈布雷确是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告大师。任何一件事情，做多了，便不免有点陈词滥调。以至到了这一年的双十节，陈布雷奉命起草《告全国国民书》时，实在是提不起兴致了，每写一段，即昏沉不能再续，辄小寐30分钟。如是三辍而三作，苦恼之至。

6月上旬，日军兵分两路，直扑武汉而来：一路沿皖江逆水西上，连下安庆、马当、彭泽、湖口等要隘；一路自皖中重镇合肥南下，连陷舒城、桐城、潜山等重镇。8月间，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驻武汉办事处开始撤离，限期迁移重庆。9月29日，随着长江要塞田家镇的失守，所谓的中日武汉大会战，已经没有多少精彩的镜头了。10月18日，蒋召陈布雷，面授“告国民书”要点。按照一年多来起草“弃守文告”的丰富经验，陈布雷已知不日将弃武汉他去，一次新的迁徙，即将开始。

10月20日，陈布雷一边准备文告，一边筹划侍从室职员遣散西行事宜。侍一组组长陈希曾劝陈布雷先行。陈因未得蒋命，终不能决。21日，陈布雷将文告修改完毕呈核，再拟军委会发言人谈话稿一篇，向中外记者解释自动放弃武汉的缘由。事毕，陈即奉蒋谕：先行赴湘。

11月22日下午5时，陈布雷谒蒋告辞，6时率陈方、李惟果、翁祖望、王学素等僚属，登顺江轮西上。自1937年11月下旬离宁赴汉，到1938年11月下旬辞鄂入湘，滞留武汉，刚满一年。

王家洲“危机一发”

然而，这次辞鄂入湘之行，却给陈布雷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上船之后，陈方、李惟果、翁祖望、王学素诸人感于心绪茫然，就在船上酌酒浇愁。陈布雷不胜酒力，也就早早洗漱，于10时就寝。由于未服安眠药，一夜蒙蒙眬眬，不能安睡，次日6时即醒，挨到上午10时起床，算是睡了一年来的第一个懒觉。

上午11时50分，船过湖北嘉鱼县。午餐之后，陈布雷与陈方、王学素等人，就坐在大菜间中闲谈。至下午2时15分，船行至沔阳县所属王家洲地界，忽见3架日机，先是凌空掠过；继而又掉头向顺江轮扑来，以机枪向顺江轮猛烈扫射。自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来，日机在南京及武汉上空横行，如入无人之境。一次次的空袭，一次次的扫射轰炸，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此一时，彼一时也！以前每遇空袭，不但有地下室或防空洞避难，而且预先都有警报。而这一次是在浩瀚的大江之上，一叶扁舟，水上漂泊，不但没有人报警，一船人全无心理准备；而且光天化日之下，目标显而易见，加之这时是逆水行舟，顺江轮行速既慢，又无处可以逃遁，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任日机宰割了。

日机第一次俯冲下来，一阵暴风骤雨般的狂射，陈布雷等人随即卧倒在大菜间内，幸而无恙。枪声暂停，陈方忠心可嘉，匆忙将陈布雷扶进船舱，拉过一条被子，盖在陈布雷身上，权当掩体了。随即，日机的第二轮俯冲扫射开始，陈布雷自知今日恐难逃劫难，遂闭目自持，初想：抗战时期，前后方牺牲者多矣，自己生平虽无大贡献于国家，然立身行己，差无羞怍，死亦无憾；继思：“父亲49岁弃儿而逝，我即使不幸被难，长儿已25岁了。”如此一想，陈布雷顿觉心绪宁静许多，不复初时的惊慌失措了。

然而，与他风雨同舟的陈方，早已是心胆俱裂，连连大呼：“我的老母奈何？”王学素更是狂呼奔入，大喊大叫：“陈主任，陈主任，我受伤了！”目睹此景，陈布雷颇感凄然，当即找出毛巾，为王学素包扎左臂上一块并不致命的伤口。

日机第二轮俯冲扫射结束，卫士匆忙奔入船舱，将陈布雷扶入顺江轮的底舱，险情才有所缓解。所幸这班日机并不清楚这条船上载着满舱的“军机大臣”，更不清楚国民党的首席“军机大臣”、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先生就隐匿其中。否则，凶残的日军，若不将这条船炸个底朝天，岂会善罢甘休。

这一天，三架日机共对顺江轮俯冲扫射五次，始迤东而去。经过清点，这次空袭造成的损失计：领江丁昌仪及卫士四名伤重致死，另有十余人负伤。侍从室人员中，除王学素受伤外，另有侍二组司书左弼全身伤及三处。陈布雷因藏于底舱，故而有惊无险，饶是如此，穿入舱内的弹痕竟有三四处之多。最妙的是李惟果的鞋履被子弹击穿，而皮肉竟无丝毫损伤。此后，李惟果逢人便说，生死由命是千古真理。

因害怕日机复至，江轮旋即停泊江边，陈布雷等一行登岸，到村民家小憩，饮以茶水，检视伤者，敷以云南白药。晚6时，天色薄暮，陈布雷一行重新登船，驶至新堤，先将死者掩埋，次将重伤者送入医院。并决定采取绕敌而行的战术，改道驶至沙市，然后弃舟上路，由鄂入湘。24日，船行一天，暮抵湘省华容县境塔市驿；26日下午抵沙市，泊一日，至晚动身。此后即弃水走陆，经公安、常德、宁乡、湘乡、湘潭，直趋衡山。

29日晚8时，陈布雷一行抵达南岳祝圣寺，与侍一组组长陈希曾等人会合，谈途中情形，均称险极。当晚，陈布雷一行不及上山，宿山下南岳站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次日上山，被安排在第七十军军长李觉公馆暂住。又次日，蒋返衡山，陈布雷往谒，“承询舟中情形，温慰备至”。宋美龄以女性的心理，对舟中遇险的情形问得更为详细，并为陈布雷安全脱险额手称庆。

10月31日，周佛海从重庆给陈布雷发电，报告自广州、武汉失陷以后，上海、香港两地谣言极炽，重庆等地亦传说纷纭。陈布雷闻报，感叹：“国事日棘，交通日艰，人心之安定为不易矣。”一个多月以后，陈布雷这才知道自己再次上当。原来这个时候的周佛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叛国投敌案，周的这通电报，不过是一个障眼法，意在麻痹陈布雷而已。

其实，早在10月22日，陈布雷乘船离开武汉时，另有两个人同日开始了神秘之旅。一个是梅思平，身上密藏他和高宗武与日本军方在上海谈判达成的卖国条件，于这一天从香港飞抵重庆；另一个是周佛海，将原定于25日飞离武汉的日期提前，亦于这一天从武汉搭机飞成都，然后返回重庆，与梅思平及汪精卫、陶希圣等人在重庆会合。从10月25日开始，四巨奸连日举行秘密会议，正式决定拥戴汪精卫“出马”，响应日本近卫内阁的招降条件，秘密从重庆出逃，到南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决定委派高宗武、梅思平作正式代表，与日本军方的代表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要说陈布雷仅凭周佛海的这通电报，就能看出这伙异类的卖国祸心，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要说陈布雷完全没有一点警惕性，也不竟然。就在接到周佛海电报的这一天，陈布雷从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送来的近期《参考消息》中，读到一则消息，很快引起警惕：汪精卫于10月21日在重庆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宣称中国并未关闭和平之门，“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等等。陈布雷意识到：汪精卫未得蒋先生或中枢授权，竟于全国抗战的关键时刻，擅自发表“和议”言论，显然是有失身份的。尤其是此前曾发生了一起高宗武私赴日本事件，从日方带回的先决条件：是要蒋先生下野，由汪先生出马，蒋为之大发雷霆。在这种情况下，汪站出来公开“倡和”，会不会是另有图谋？

所谓高宗武私赴日本事件，是指周佛海等人经过密谋，以搜集敌方情报作借口，经蒋同意，派遣高宗武赴香港建立机关，暗中与日本联络，亟谋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促成外交谈判的渠道。搜集敌方情报的工作，本属侍从室的工作范围，又要绝对保密，据此，蒋把这一工作交陈布雷单线掌握，每月批给特别活动经费8000元。岂知高宗武赴港后，竟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策略，接受周佛海的鼓动，潜赴日本，与日方达成由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交涉的共识。高宗武回港后，意识到此行是背着老蒋干的，且会谈结果于蒋大不利，故不敢到武汉面蒋，只是将此行的结果写成一份报告，派人送到周佛海手上。周看完之后，呈交汪精卫，汪看完之后转交蒋阅。蒋看完之后，自然是大为光火，当即把陈布雷找去，声色俱厉地说：“高宗武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呢？！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不用说，高宗武每月8000元的活动经费，被蒋断然下令停止支付了。这是1938年夏间发生在汉口的事情。

事实上，高宗武赴日期间，日方不但提出了要蒋下野，要汪上马的条件，而且特别关注陈布雷对待“和议”的态度。据此，高宗武一方面明确说明自己的上司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周实在是热心地推动着”；一方面则模棱两可地向日方暗示：周佛海“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是特别亲密的朋友”，“陈布雷是侍从室主任，处于微妙的立场，因此什么事情都不明说。然而周佛海非常积极，毋宁说，他是站在第一线上”。高宗武的潜台词就是：陈布雷是隐在“主和派”幕后的重要人物。

其实，陈布雷自到武汉以后，就不再介入“低调俱乐部”的任何活动，并多次直言批评周佛海的消极悲观情绪，弄得周极为不快。高宗武赴港后，周佛海曾一度积极活动赴港，陈布雷明确指出：“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这说明，陈对周佛海及高宗武的活动已经有所警惕，并开始注意，予以控制。

联系到周、高等人的种种诡秘活动，陈布雷认为需要对汪精卫擅自发表“和议”的动机加以注意，因而将上海等地报纸关于汪精卫接见外国记者谈话的评论摘呈蒋阅，意在请蒋留意汪的言行，这也是陈布雷的小心和机敏之处。岂知蒋看了后，竟认为汪的谈话：“与既定国策无违背，沪评不足介意。”蒋既不介意，陈布雷也就无话可说了。结果，两天之后，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策划的“和平方案”，于11月2日离开重庆，经河内于11月9日抵达香港，与高宗武会合，前往上海，在日本大特务土肥原特务机关所在地重光堂，与日本军方的代表再度会谈，并草签《日华协议记录》，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重光堂协议”。一个半月以后，汪、周等人相继出逃，当汉奸去了。

在经历了“沪评不足介意”事件之后，陈布雷在衡山李公馆接待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周恩来。陈布雷跨入蒋家的大门，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时期，与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素无接触，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可以说知之甚少。即便是对周恩来这样与国民党频繁交往的中共著名领袖，也算是第一次会见（从陈布雷的日记中，未看到陈布雷此前有会见周恩来的记载）。周恩来是由交通部长俞飞鹏陪同来访的。不过，在陈布雷来说，周公是他仰慕已久的人物，今日得以在衡山相会，也算是得遂平生所愿了。

此后，陈布雷在衡山李公馆还接待过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张国焘是单独找上门来的。张叛离共产党，表示从此要跟着蒋先生做事，很让陈布雷这样的书生大开眼界，大概也有点不屑的味道。半个月后，张国焘再次访陈。两次见面，陈布雷的评价还算不错：“此君见解颇平正，视阵线论者不同，然余未与深谈也。”张国焘走陈布雷的门子，或许是想贡献反共大计，或许是想套套近乎，亦未可知。只是陈的警惕性颇高，总是爱睬不睬的，不肯与张深谈，张颇有无功而返的遗憾。

陈布雷上衡山不数日，敌机接踵而至。11月7日至9日，每天都有数十架日机飞临衡山及衡阳上空狂轰滥炸。王家洲之险，陈布雷等虽大难不死，但毕竟吓得不轻，尤其是陈方等人，大有一朝被蛇咬的感恨。故衡山空袭伊始，陈方等人莫不战栗。11月9日，敌机两次飞临衡山与衡阳上空轰炸，衡山祝圣寺及南岳街等处均落弹多枚，几处地方火烟腾起。此时，陈布雷与陈方避居衡山磨镜台地下室，虽无危险可言，却是战栗无以自持。据侍从室情报参谋唐纵回忆：“芷町（陈方）已成惊弓之鸟，自称惶惑不安，拟求离开磨镜台，自寻安全之道。”当时，宋美龄的女打字员牵着一条狗，在地下室里来来去去，陈方喟然叹曰：“何以人而不如狗乎？”陈布雷亦叹曰：“此其时也。”

陈布雷曾经回忆：“自（10月）15日以后，粤海告警，敌势益张，忧愤百端，莫可名状，卒于24日转移阵地，放弃武汉。自兹抗战转入更艰巨阶段，个人之生活及工作亦将与以前之十六阅月迥乎不同矣。孱躯薄植，居于最高当局近侍之地，而毫无诸献以分忧劳，往往中夜惊醒，不知何以自处也。23日王家洲遇敌机扫射，幸免于害，实属危机一发，留此微躯俨同再世，倘复不知奋勉，其将何以为人乎！”

“无事饮睡，竟不知是何生活也”

11月13日下午，陈布雷、陈方、翁祖望等一行九人，乘汽车先行离开衡山，前往桂林。经衡阳、祁阳、零陵、全州、兴安、灵川，一路彻夜未眠，于第二天上午8时到达桂林，暂寓于乐群社。

按照原先预案，国民政府第一步迁武汉，第二步迁重庆；军事委员会第一步迁武汉，第二步迁衡山，第三步迁桂林，第四步迁重庆。据此，蒋命陈布雷率领侍二处的文职人员，先期赴桂林等待，蒋拟于数日后飞抵桂林会合，至时将于桂林重建军事指挥中心。但是，这中间发生了两件大事，蒋不得不将赴桂林日期一推再推。一是需要查处11月12日发生的长沙大火案，二是决定在衡山主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鸟无头不飞，蒋不来，指挥中心无从建立，陈布雷等人也就无事可做。于是，在桂林的这段日子，陈布雷既无文牍之苦，亦无杂役之劳，度过了自抗战以来最为闲适的一段日子。

桂林山水甲天下，果然不虚。陈布雷入桂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地方瘠苦情状，迥异湘省，然山势之奇兀，与画本无异，乃第一次得见者也。”陈布雷这是第一次客居桂林，又正值无事一身轻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领略一下桂林的奇山异水。巧得很，浙江鄞县同乡庄仲文时任桂林市筹备处长。于是，抵达桂林次日，陈便与侍一处副主任邹竞、侍四组组长陈方等，由庄仲文及广西籍政界要人、三青团宣传处长、内政部常务次长黄季陆陪同，上午出东江门，渡河越桥，游月牙山、龙影岩（亦名龙隐岩）等处。中午，在山寺中用过素餐，续游七星岩。陈布雷一行，在向导的引导下，秉烛而行，由后岩通前洞，只见岩石及钟乳奇诡万状，陈为之感叹：“伟大极矣”。约行30分钟后，陈等出洞经普陀山循原路入城。此后，陈布雷意犹未尽，又与陈方一起，再游月牙山，并与邹竞等人一起，同赴虞山庙参观。发现该地岩洞天成，宽广平坦，既安全又舒适，当即决定选择此地作蒋的“行宫”。

桂林为旅游胜地，不但山水甲于天下，而且饮食亦集中了南北风味，可谓得各地之精华。陈布雷等人因下榻的乐群社每日供应的均是冷饭冷菜，不堪下咽，故到桂之后，每日均外出就餐。从粤味馆到川菜馆以及无锡餐馆、桂林酒家等等，差不多是食遍桂林了。印象最深的一次下馆子，是由原武汉行营主任、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做东，在中南路粤菜馆设席宴请陈布雷等人，主菜为海狗鱼及果狸。这一餐，被见多识广的陈方叹为珍品。玩得好，吃得好，睡觉亦好，真是福莫大矣！以至陈布雷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为之感叹：“无事饮睡，竟不知是何生活也。”颇有那么一点“此间乐，不思蜀”的感慨。

要说陈布雷在桂林期间没有做一点事，也不是事实。其实，陈布雷每天至少有三件事是要做的，一是接待来访的各方宾客，谈谈国家大势，侃侃抗战前途，颇不寂寞；二是阅读当天的报纸及《广播消息》等，并摘要标出交缮，以备转呈蒋阅。21日，当陈布雷从报上看到因长沙大火案，原侍二组组长、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被蒋下令处决时，陈似有欣慰之感，以为“可为轻躁不沉着者鉴戒”；三是读书消遣。并曾多次步行至桂西路商务印书馆或坊间购买旧书，归而读之，其乐亦融融。

桂林的山水、饮食及悠闲的时光，给了陈布雷一次心理上休养生息的机会，如果不是侍一处副主任邹竞的贪财好货事件，陈布雷真要视这次桂林之行为天堂之游了。邹是江苏松江（今上海市）人，与侍一处前任主任钱大钧既为吴地同乡，又为江苏陆军学堂及保定军校的同学，经钱一手保荐，先后出任侍一组组长及副主任等职。邹之好货，与钱之贪鄙，大可说是一种货色。此次桂林之行，军委会考虑到车辆紧张，汽油尤缺，故由西南运输处预先安排卡车四五十辆，以及大量汽油、轮胎等材料，供侍从室备用。邹既为侍从室副主任，主管此事，竟对此匿而不告，全部藏于其乡下的亲戚家。陈布雷初不知有此事，倘在四处觅购汽油等材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购得汽油150加仑。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陈方等人从邹竞的亲戚家里，发现了侍从室的大量存货，当即向陈布雷汇报。陈闻讯气得脸色发青，忍不住大骂：“如此割裂自私，毫不相顾，已属可恶，且闻利用公家车辆，为其亲戚搬运谷麦，此种贪鄙行径直是腐败军阀下副官、马弁之行为。余数年以来所以含垢忍苦，每日均有羞与为伍之感觉者，实非偶然也。”邹竞于抗战后期从中将军阶降到少将军阶，战后被免去军职，从此成了国民党政权的边缘人，这可能与陈布雷等人的揭发不无关系。

直至12月1日，蒋介石一行始抵达桂林，陈布雷随即奉命移入藩署八桂阁办公。此处距蒋的行辕仅一门之隔，蒋介石稍有余暇，便召陈布雷谈话，一方面是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面授文件纲要；另一方面则针对日本近卫首相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予以驳斥。所谓第二次对华声明，是指日本首相在1938年1月16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声明以后，又于11月3日发表第二次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等。近卫声明的目的，既是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诱降，也是为了勾引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卖国集团下水。蒋对陈布雷说，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将断送民族命运于永久，较诸军事占领为尤烈，万不可中其奸计，宜愈战愈奋，与之作精神斗争”。蒋并指示：可根据他的谈话要点，准备起草一份驳斥近卫声明的长篇文章。

不数日，蒋召集侍从室人员谈话，训示关于支配工作与考核黜升之要点，并正式宣布林蔚将调任军令部次长，侍一处主任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代，这是陈布雷出任侍二处主任以来，与第三位侍一处主任共事。

12月7日，陈布雷奉蒋命先行飞往重庆，侍二组组长於平远，秘书李惟果、俞国华等人同行。晨7时，陈布雷一行来到桂林机场，因气象报告重庆天气恶劣，不适宜于飞行，8时乃折回城里，以等待重庆方面的气象消息。至中午12时，陈一行再赴桂林机场，登机起飞。飞抵重庆地区上空，因气候恶劣多雾，飞机师不辨方向，未找到着陆目标，一度在涪陵降落，经辨明航线后续飞，至下午4时始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此间，闻讯从重庆北碚赶来迎接的王允默，已在珊瑚坝机场翘首等待半天之久，看到陈布雷下机，王允默急匆匆地上前抓住丈夫的双手，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掐指算来，陈布雷与王允默在南京一别，已是一年有余。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万里大迁徙，特别是在遭遇了长江王家洲的“危机一发”之后，还能在重庆与妻子儿女团圆，陈布雷大有“相见不胜欢慰”的感觉。

赴渝之前，陈布雷曾有电报到周佛海，托其帮助在重庆寻觅住所。经周佛海多方奔走，终在美专校街找到一处房屋，是为一幢两层小楼，楼上为卧室与办公室，楼下为饭厅与侍二处职员办公处所。陈布雷对新住所比较满意。从此，这处地方成为陈布雷的“流亡”寓所，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七年抗战生活。

陈布雷一到重庆，当晚便逐一拜访朱家骅、叶楚伧、戴季陶诸友，均未遇。随后拜访副总裁汪精卫，无非是“问安”、“赐教”之类的一套官场话，并报告：蒋总裁亦将于次日由桂林飞抵重庆。谈话约30分钟，陈布雷即归寓就寝。

“汝虽打草，吾已惊蛇”

现在尚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陈布雷一行飞往重庆，是否与得知汪精卫即将叛逃有什么联系。不过，陈布雷突然赴渝，并于当晚访汪，犹如敲山震虎，的确让汪精卫、周佛海等汉奸巨头大吃一惊，于惊恐万状中匆匆修正叛国出逃的时间表。

本来，当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军方代表在上海草签“重光堂协议”后，汪、周就与日方约定了秘密出逃的具体日程：第一步，周于12月5日先行飞抵昆明等候，并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联络，为汪的抵达及叛逃预作准备；第二步，汪与陈璧君于12月8日从重庆起身，陈公博、陶希圣同日从成都起身，分别飞赴昆明；第三步，汪、周、陶等一行随即从昆明出国，经河内转香港；第四步，日本近卫首相于12月11日赴大阪发表讲演，宣布调整中日关系新方针，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第五步，汪精卫发出响应近卫声明的谈话，表明接受日本近卫三原则的立场。至此，日、汪串演的“双簧戏”正式开场。

周佛海倒是不折不扣地依计而行，于12月5日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离开重庆，飞赴昆明。这一天上午，中央宣传部的处长、科长多人，还特地赶到机场，恭送周代部长上机。飞机临起飞时，周代部长还暗自大发了一通感慨：“别矣重庆，国家兴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送之时欤。”周佛海尽管卖国卖昏了头，但有一点还是清醒的，即飞机离地之时，即是其“政治生命断送之时”。周到达昆明后，一边游览名胜，以示其闲适；一边接见记者，以广召耳目，表现得十分活跃，意在混淆视听，转移国人的注意力。

然而，出乎周佛海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汪精卫将行未行之时，陈布雷竟于12月7日，也就是在汪精卫预定逃离重庆的前一天，突然由桂林飞赴重庆。同日，陈布雷还给周佛海发来一个电报，令其速返重庆。次日，汪的内侄陈春圃抵达昆明，带给周佛海的口讯是：“陈布雷已到（重庆），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陈春圃并明确转告汪的决定：原定于8日离重庆的行动计划取消。

这样一来，问题严重了。首先，汪精卫不能如期离渝，近卫的声明也就不能如期发表。周佛海当即电告在港的高宗武、梅思平，要他们及时转告日本方面，请近卫暂缓发表声明；其次，周佛海“担心我们的计划大概被蒋介石晓得了”。否则，自己5日从重庆出来，汪精卫亦预定8日起程，何以陈布雷7日就赶往重庆谒汪，蒋亦于8日到渝，天下事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更让周佛海举棋不定的，即是否遵陈布雷之命返回重庆的问题。周佛海苦思焦虑了好几天，决定“不返”。原因是：一则，自己“落水”的决心已定，“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几天骂，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梅思平曾两度从香港赴重庆，卖国的“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

其实，汪、周等卖国巨奸大概都有点过虑了。这以后，蒋、陈等人都忙于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反共决议案的问题，自然无暇顾及汪、周的动向。14日晚上，汪精卫竟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邀约陈布雷及教育部长陈立夫、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等权要人物晚餐，餐毕漫谈国民党如何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各党派的问题。次日，陈布雷将汪的谈话要点报告蒋介石，得蒋称许，并承命起草电报三件，将谈话要点发至有关方面。蒋、汪终于在反共问题上找到了共识。

16日，陈布雷突发怪病：颈项痛不可止，陈方、王学素等人来探视并汇报问题，陈布雷仅能颔首，而不能摇头。经侍从医官金诵盘诊断，系急性偻麻窒斯，须养息10日始能痊愈。自此，陈布雷遵医嘱，终日卧床休息，服药打针调理。

陈布雷因病偃卧在床，蒋介石亦将赴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汪精卫抓住机会，于18日上午从重庆起飞，于中午抵达昆明，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会合。19日下午3时许，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干卖国巨奸，从昆明搭乘一架包机，飞赴越南河内，从此走上了通谋敌国之路。

陈布雷获悉汪、周等人出走的消息，已是12月21日。这一天，陈布雷真是喜忧双至。喜的是：金诵盘医官来诊，并告诉陈布雷，病情已有所减轻，三四日内当可复原；忧的是：陈方来接洽公事，并送来叶楚伧的一份信函，信中告知陈布雷：汪先生以事去成都、昆明，事前未曾说及，殊觉突兀。陈布雷看到这里，感叹了：“汪先生忧国心切，疑其有所感触而去。”当晚，又传来周佛海已赴港之说，陈布雷马上驰电劝其速归。但陈布雷清楚：若周佛海果已赴港，何能速归？自22日以后，汪、周出走事件，不但成了整个重庆国民党政坛谈论的中心话题，而且也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新闻。陈布雷虽在病中，但从晨8时起床，到晚11时就寝，谈的都是这个话题。上午，叶楚伧登门拜访，说汪精卫已抵河内，其重庆寓所即已准备结束。叶感叹：汪之此行，一未告人，而决断如此，甚不可解。叶、陈都是老夫子，只知道汪之行事每每乖常，哪里想到汪的老谋深算。谈次相与扼腕叹息。下午，陈布雷与钱大钧及张群通电话，证实汪精卫出走，果与国策意见有关。也就是说，汪确是准备降日，这是陈布雷最为担心的事情。陈布雷认为要迅捷加强对日本方面的研究，并立即约见邵毓麟，托其代为搜集对日研究之资料。邵为陈的内侄婿，曾任驻日本横滨总领事，熟悉日本情况。中日战起，邵即回国，正处于“待岗”阶段。这次受命，为邵以后进入侍从室，专门从事对日情报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22日下午，侍五组秘书兼军委会秘书处长罗君强来访，报告周佛海与陶希圣均拟辞去艺文研究会的职务，陈布雷竟感叹：“此又一不可解之事也。”所谓“艺文研究会”，是指在汪精卫直接支持下，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倡议，于1938年1月在汉口成立的一个表面上研究文化艺术，实际上从事反共降日活动的学术团体。艺文研究会在其酝酿及成立初期，曾得到陈布雷的大力支持，并通过陈的进言，由蒋从军事特支费项下，每月特批5万元巨款予以资助。艺文研究会设理事会，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为理事，汪精卫负实际指导责任。理事会设平行的总务与设计两个总干事，以周佛海为总务干事，以陶希圣为设计干事。总干事之下分设研究、总务、调查、出版、人事等组。其中，罗君强兼任研究会秘书及总务组主任干事。罗君强在这里所说的周佛海与陶希圣均拟辞去艺文研究会职务，所指即为此事。数日后，陈布雷奉蒋指令，通知军需署立即停发每月5万元的活动经费，并由罗君强向陈布雷办理了交代手续。

23日上午，叶楚伧再次来访，并携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其中说到：“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详，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识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致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矣。”

关于汪精卫经昆明出走一事，龙云的这份电报，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也引起另外的众说纷纭的话题，因非本书主题，这早就不谈论了。

8000字雄文扫日、汪

一再延期的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终于在12月22日公之于世。其开篇第一句便是：“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这是与汪精卫的出逃互为呼应了。

据此，陈布雷与叶楚伧经过商量，决定采取以下对策，迅速予以回击。第一步，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对近卫声明予以驳斥，向国际上表明中国政府决心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第二步，为蒋先生起草一篇孙总理纪念周讲词要点，阐述中华民族只有绝不妥协屈服，乃可免于危亡之至理。同时报告汪精卫离渝之真相。随后将蒋先生的讲词整理成新闻稿，交中央社发表；第三步，在蒋的总理纪念周讲词的基础上，由陈重新起草一篇长文，题为《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讲词》，全面系统地驳斥近卫的所谓：建设“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东亚新秩序，正告汪精卫不要做出卖民族利益的国贼汉奸。

27日，陈布雷将自己关在美专街1号的两层小楼里，不出门，不见客，开始草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讲词》。陈布雷铺开稿纸，燃起一支烟，一阵凝神默思，当即笔走龙蛇。对于近卫声明的险恶用心，陈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对于近卫声明中的种种欺骗性口号及阴谋，陈布雷予以入木三分的揭露，使之大白于天下。诸如：所谓新生的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所谓共同防共，“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我们宁可举国牺牲抗战，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允，还待今日吗？”所谓完成两民族的融合，“明明是要我中国民族‘消融’或‘熔化’于日本民族之内而与之‘合并于一体’”；所谓完全无缺之提携，“譬之吞噬，要连皮带骨的吞噬下去”，等等。陈布雷愤怒地写道：日人“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具备；其侵略并吞之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在这里，陈布雷只差直呼“汪精卫”其名了。

从上午11时至下午5时，陈布雷写成4000余字，暂辍小憩。陈方携来当日重要文电，陈布雷随即核发。晚8时半，蒋召陈布雷往谈，提出几点需要补充的地方，陈当即携回促成。至晚10时许，初稿写成。陈布雷想了想，又补上一段：“我们这一次抗敌战事，是善与恶、是与非的战争，是公理与强权的战争，是守法与毁法的战争，也是正义与暴力的战争。我们古语云：‘德不孤必有邻’，世上公理的力量，终必抬头。最后胜利，必属我们。”

陈布雷朗诵了一遍，感觉不错。事实上，在陈布雷来说，这篇文章是早有准备。从日本近卫首相抛出第二次对华声明，到蒋、陈在桂林八桂阁的数次长谈；从获悉汪精卫出逃的消息，到几次整理蒋的纪念周讲演稿及新闻稿，陈布雷一直在酝酿腹稿，也可以说是多次试笔了。因此，这篇文章写来得心应手，一气呵成。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驳斥近卫声明之演词，长8000余言，余以11小时之力一气作成之，略无疲滞之感。”后来，陈布雷又以欣慰的心情回忆：“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为余抗战期间第一篇有力之文字。”自诩之情，已是溢于言表了。

28日，陈布雷将文稿呈蒋核阅，略作修改后，于当晚以中、英文两种文字交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发表。从时间上来说，这篇文章比汪精卫的《艳电》还早了一天。它对揭露近卫声明的本质，认清汪精卫一伙的叛国阴谋，以及表明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战败之后，近卫曾在一篇《手记》中回忆：“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兆铭逃出重庆，当时余等认为，由于此宽大方针之发表，不久重庆方面必定有人前来，然认为继汪之后亦应参加之何应钦诸氏，至终竟无一人到来，此为余等观察之错误。”“结果‘汪政府’之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终乏成效。”近卫声明的失败，源于日本军国主义“观察之错误”，自不待言。此外，这与包括陈布雷等人在内的中国人民对近卫声明的及时揭露是分不开的。

次日，汪精卫《艳电》在香港出笼。这份响应近卫声明的卖国自白书，于12月31日传到重庆。陈布雷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手里拿到《艳电》全文，当看到汪精卫无耻吹捧近卫所谓：“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并有所谓“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的表白时，不禁跌足叹息。

这一天，陈布雷将自己的感叹写入日记：“所最遗憾者，由湘到桂转渝，本期稍稍安定，可佐理后方根本建设之工作，忽遇汪先生离开之一大不幸事件，精神心力枉作消磨不少。此国家之不幸，又非仅个人之怅惘也。”

1939年元旦，即新年第一天，蒋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讨论汪精卫事件，陈布雷列席会议。蒋第一个表示意见，主张宽大，“晓汪以大义，为留俊悔余地”等。蒋提出处分汪的总方针应为：（1）劝告；（2）警告；（3）开除党籍。蒋的主导意见当即遭到林森、张继、吴稚晖等党内元老派的强烈反对。经讨论表决，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亦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开除汪兆铭党籍决议》。

1938年，在陈布雷的一生中，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从南京到武汉，再从武汉转衡山、桂林，最后抵达重庆，颠沛流离，长达一年之久。在这一年里，先后写下了大量的抗战文献，其中尤以《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与《蒋委员长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讲词》，是为抗战期间两篇得意之作。此后，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将其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陈布雷亦从宣传与发动抗战，逐渐转入为反共活动服务。继《天铎报》与《商报》两个辉煌阶段后。陈布雷的第三个辉煌阶段，亦差不多终结。

如果纯从文字生涯的革命性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39年以后的陈布雷，已经“死”了。

“你可找陈布雷谈谈”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员计155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整顿党务”，研究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的对日对内政策。陈布雷不但以中央执委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早在桂林时期，就开始为会议准备相关文件。蒋介石在会上所作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等六七次演讲，大都出自陈布雷之手。这些讲演，无不贯穿一条“白线”：即加强新形势下的反共斗争问题，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8字方针。蒋介石的这些反共战略思想，固然不一定都是出自陈布雷的贡献，但是他作为蒋介石的文字侍从，对蒋的这些反共思想的形成、提升和系统，自然也起了画龙点睛、去粗取精的作用。

国事出现了重大转折，陈布雷的家事也出现了大不幸。1月19日，亦即会议开幕前两天，一个噩耗传来，何吟苢在陈布雷位于北碚的家中服用安眠药自尽。何之妻王旦文是王允默之姐，何、陈之间也就成了连襟关系。何吟苢夫妇入川后，一时找不到住所，而陈布雷因有川籍财阀卢作孚帮忙代觅了北碚的房子，于是何家就暂时落脚在陈家。一来解决了房荒，二来两家也有个照应。陈布雷返渝后，王允默留在重庆照料丈夫，留在北碚上学的孩子，王允默也就放心地托付给姐姐王旦文照拂。但是，因何吟苢一家在西迁途中，其子不幸身亡，何感于国破家残，终日忧伤警愤，不能自已，以至萌生死念，一走了之。

何吟苢之死，犹如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笼罩在陈布雷的心头，但凡稍有余暇，抑或于夜深人静之时，吟兄那忧伤警愤、阴郁沉闷的痛苦形象，就在陈布雷脑海中浮现出来。

吟兄之死的强烈刺激，五届五中全会期间的忙碌，使得陈布雷再一次出现了头痛失眠、精力不继的现象。陈布雷本想于全会之后，作一个短期的休息，借以调整状态，恢复身心健康。然而，事与愿违，全会之后的工作不但没有减轻，反有加重的趋势。1月间，蒋给侍从室的两位主任下了一个很长的手令，规定每天军事、政治公文，各限10件呈阅，情报择其重要者每日不能超过10条，普通公文由各处主任径自处理。不久，蒋为了集中精力考虑并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又追加了一个手令，规定所有公事，暂由一、二处主任决定，特别重要不能决定者，得随时呈阅。这样一来，等于是让陈布雷代行“最高当局”的独裁权力了。残缺的心理，沉重的公务，巨大的威权，更压得陈布雷气喘吁吁，不堪重负了。

3月间，侍一处主任贺耀祖调任重庆市市长，遗职由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继任，这是与陈布雷搭档的第四任侍一处主任。张素有儒将之风，对陈之为人及道德文章极为钦佩。故张将军上任之后，与陈的配合极为默契，成为历届侍从室主任中的一对“黄金搭档”。

张治中走马上任，即发现陈布雷的身体十分糟糕，精神颓唐，情绪惫懒，甚至脸孔上经常摆着一副用脑过度的苦相。张出于至诚，当即劝导陈布雷要注意休息调整。张治中的善良使陈布雷大为感动，比较于前任钱大钧的攻讦打击，这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从张治中那里知道了陈布雷的情况，也开始重视起来。第一夫人宋美龄代表老公亲自登门慰勉，动员陈布雷作一段时间的异地疗养，并为他选择昆明作为休息地点，表示要亲自进行安排。

第一夫人亲自出马安排疗养，这在陈布雷的一生中，真是“皇恩浩荡”了。陈布雷曾经发牢骚：“委员长从不失眠，他不知道失眠者的痛苦。”意即埋怨老蒋只知骑马，不知爱马。这一次，蒋居然懂得爱马了，真是难得。陈布雷感激涕零之余，又开始犯贱了，当即向夫人表示：“去昆明太远，万一蒋先生有事，恐有不便。”宋想想也是，“回宫”指示老蒋写了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再次亲送美专街陈寓，大意谓：“移地疗养不便，可在近郊疗养，修书敦促，请即离渝，保重身体。”至此，陈布雷把侍二处的工作拜托给张治中代为照应，起程前往北碚。这已经是发生在5月上旬的事情。

陈布雷先赴北碚家中休息数日，随后移住北碚缙云山石华寺，这里茂林修竹，环境幽雅，气候凉爽，风景绝佳，正是怡情养神的绝好去处。陈布雷赁居石华寺东厢，一边优游林下，一边为蒋整理1927年以来的日记。蒋的这批日记原先藏于地下室，日久潮湿，出现剥蚀现象。蒋批交陈布雷整理，并督促抄录副本。据此，陈调侍从室的金省吾、郭子猷二人上山抄录，对日记中难以辨认的地方，则加以查补重订。此事积四十余日之功而毕。此间，陈另给蒋代撰《科学的群众时代》讲演1篇，复阅训练团讲稿多篇等。这次名为休息，其实仍在工作，但因山中气候凉爽，风景优美，加之工作压力不大，陈每于阅读书写之余，移步外出，优游于廊庙山林之中，嬉戏于山涧清泉之间，一个多月下来，尘虑尽消，“诸患尽除”。6月30日，陈布雷下山回渝销假。

然而，只要陈布雷一进入侍从室，一种沉重的世俗压力就会扑面而来。每天每旬每月都是办不完的公事，写不完的文字，开不完的会议，见不完的客人，理不完的矛盾，除了要处理各种繁杂的琐务，起草函电讲演，炮制各种急就章之外，陈布雷还要替蒋整理日记，校阅年谱（《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等。这真是：幕僚之尊，莫此为甚；幕僚之苦，亦莫此为甚。陈布雷的作用早已超出了“军机大臣”的范畴，恰似个十足的文字“保姆”。以至蒋平时读书，室内挂座右铭，日记里采用警句等，也都要由陈布雷一一安排。蒋阅读的《张居正评传》、《管子》、《纪效新书》等书，就是由陈布雷一手推荐和寻找的。蒋按照陈布雷的引导，阅读时往往即兴发挥几句，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摘几段语录，或写几句眉批，或留一点心得，无非是半通不通地发一点感慨而已。随后退交陈布雷加工润色，再附上蒋的言行录，广泛印发各中枢权要、封疆大吏及高级将领等。蒋的办公桌旁挂着一幅座右铭：“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气魄倒也气魄，只不过是一张“牛皮”而已。出处还是陈布雷从《孟子》中翻找出来的。蒋的日记本也是自己设计特印的，每天一页，页头印有警句，不外是“早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大器晚成”等。不用说，这些都是出自陈布雷的手笔。

此外，陈布雷还要替老蒋编定《实录》，也就是封建皇帝的“起居注”了。据此，无论是蒋在驻留期间，抑或出发各地，都规定由值日的侍卫官负责记录蒋每天的起居与行动，填写日报，交给官邸侍从秘书，定期汇送陈布雷按年月编制《蒋介石实录》。因蒋大权在握和精力充沛，这件事的工作量之大，自不待言。然陈布雷都是事必躬亲，不劳别人代劳。直到抗战后期，陈布雷实在忙不过来，才肯把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交秘书萧自诚协助办理。

其实，陈布雷不但是蒋的文字侍从，而且也是蒋的思想理论侍从和代言人。抗战期间，蒋一身兼领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三大要职（抗战后期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持国权柄，秉持万机，每天既要召见许多人，垂询国事，面授机宜；每天也有许多人求见，逢迎帝心，贡献“大计”。自然，这些人大都不难对付，蒋三拳两脚，也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但一旦遇到一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表示要与最高当局讨论某一方面的理论或学术问题，蒋就感到不大好对付了。于是，每当到了这些关键时刻，蒋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你可找陈布雷谈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一位学者找到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表示要与他倾谈一次关于三民主义救国理论的问题，蒋连忙客气地说：“你可找陈布雷谈谈，他的想法和看法和我是一致的。”至于怎么个“一致”法，蒋没有说。不过，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蒋连自己的回忆录都要交给陈布雷去“捉刀”，自己的日记也要交给陈布雷去处理，可见，在蒋的心目中，陈布雷的确是可以信赖的心腹亲信和御用文人。事实上，陈布雷对蒋的心理考证如果不是十分周密，观点阐述及遣词用句如果不是十分精当，蒋会把回忆录、日记这种看家的东西交给陈布雷摆弄吗？！

“知我者蒋公也”

1939年12月26日，陈布雷50岁生日。无论是从心境或事功来说，这都是陈布雷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表面上，陈布雷对50岁生日淡然处之，不予重视，但在内心深处，却又十分看重这个日子。陈布雷的母亲39岁辞世，父亲49岁归天，父母都未能进入不惑之年。这在陈布雷的心理上，不能不说是一道很深的创伤，也不能不说是陈布雷忌讳的一个话题。尤其是一年前的长江王家洲遇险，陈布雷感到眼看着自己就过不了49岁这一关。可见，50岁生日的来临，在陈布雷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人生大事。

不但陈布雷作如是想，就是陈布雷的家人，也都是企盼着这个日子的，大哥陈屺怀及四弟陈训慈很早就来信祝贺。全家人欣喜尽管欣喜，但以陈布雷的个性，又不愿意过分张扬，况且正在国难时期，一切都要节约，自己接近峰层，更要力戒招摇。

于是，在生日的前两天，陈布雷找到至友、《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以商量的口吻说：“沧波兄，布雷五十初度，大哥、四弟等均来函问讯。我恐朋友祝寿，意欲避开一两天。”程沧波想了一下，说：“我与康心之先生商量一下，你到领事巷住两天吧！”

程沧波所说的康心之先生，为川籍财阀与银行家，曾任四川省粮食储运局局长，四川省银行总经理，重庆《国民公报》社社长、董事长等职。其兄康心如为同盟会会员，曾与张季鸾一起创办《民信日报》及《中华新报》等进步报刊。后弃报经商，创办四川美丰银行，参与四川地方经济建设，为重庆银行界的领袖人物。康氏昆仲成为重庆各界一对“兜得转”的通人。

康心之公馆坐落在重庆著名的高级住宅区领事巷，地方幽静而宽敞。程沧波与康心之私交颇深，《中央日报》社西迁重庆后，程一时没有住处，受康心之之邀，就暂居在领事巷康公馆里。陈布雷与程沧波商量避寿一事，其实就是想躲到程沧波那里去。程沧波很快明白了陈布雷的意思，但考虑到陈布雷毕竟不是一般人物，故有与“康心之商量”一说。并且，按党国老例，避寿不等于不庆寿。3年前，蒋委员长五十大寿，说是为了避寿，从南京跑到洛阳，“躲”起来了。结果洛阳出动空军为他庆寿，而且南京照样搞什么献机仪式，花样之新，规模之大，都堪称民国之最。陈布雷当然玩不出蒋先生这一套，但小范围找几个知己庆贺一下，大家热闹热闹，也让寿翁轻松轻松，想来不会违背陈布雷的初衷。这是程沧波的想法，也是他的细心之处。

程沧波回到康公馆，便着手布置。所谓与康心之商量，自然不成问题。程沧波在康公馆先简单布置了一间寿堂，挂上一副寿联，燃上一对红烛，摆上两只花篮，朴素而又典雅。接着，程沧波又为陈布雷约上几个好友。人自然不能多，还要与陈布雷志趣相近的。程沧波想了一下，当即个别通知了于右任、邵力子、叶琢堂、钱新之、张季鸾、吴南轩等，另加康氏昆仲。于右任时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邵力子时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国民外交学会会长。于、邵都是官场上人，但在权力角斗场上，已经渐渐淡出了；叶与钱都是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叶是浙江宁波人，时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兼中央信托局局长，陈布雷的宁波同乡；钱是浙江吴兴人，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吴南轩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加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康氏三兄弟及程沧波自己，一共十个人，正好一桌。程沧波再三关照被邀请的客人，不得将消息外传。

12月25日下午，程沧波悄悄地把陈布雷接到领事巷，于右任及康氏兄弟等人迎了上来。程沧波对陈布雷说：我准备晚间小酌，只请了诸位作陪，略表敬意。陈布雷连忙说：“我意避寿，反而扰兄为我祝寿，真是不胜惭愧。”嘴里如是说，脸上的笑容却是灿烂如花，可见程沧波这样安排，与其初衷暗合了。

晚餐之后，有人提议，由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三人陪寿翁雀战。民国新闻界赫赫有名的“四条汉子”，一共打了八圈。陈布雷自谓：不仅抗战以来从未作此消遣，而且自离开记者生涯后，也绝少有此娱乐。今晚一战，兴趣盎然。八圈既毕，尚未过午夜，程沧波复叫家人煮上咖啡，大家围炉谈天。一座人看到陈布雷眉头舒展，笑容频现，亦其乐融融。当夜，陈布雷留宿康公馆。次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早早赶来祝寿，陈布雷知道消息外泄，这里是蹲不住了，午餐后，仍回到美专街办公。

康公馆一夜，虽然尽兴，但毕竟是游戏一场。时过境迁，也就淡漠了。真正让陈布雷激动不已的生日礼物，还要算是12月24日蒋介石派人送来的一幅祝寿贺词：“布雷吾兄五十诞辰：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蒋中正敬书”。“最高当局”对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所作的解释是“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

所谓“宁静致远，澹泊明志”，系套用诸葛亮《诫子书》中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蒋对诸葛亮的原话可能记忆不清，把“澹泊明志”和“宁静致远”的先后位置颠倒，以至逻辑上发生问题。尽管如此，陈布雷仍感激不已，连连感叹：“知我者蒋公也！”陈并在《回忆录》中写道：“蒋公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陈布雷的这段话，隐约有这样的意思，蒋氏以诸葛丞相“勖勉期许”，要他尽心辅佐自己。

陈布雷正是怀着这样的“首辅”之志，“知遇”之恩，供蒋驱策的。此后，陈多次对人说：“蒋先生给我这八个字，使我特别感奋！淡泊为立身之本，宁静为处世要着，淡泊则与世无争，宁静则坚忍不拔，和我平日所自勉正直平凡相表里。”陈并以“正直平凡”四个字教勉家人，谓“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他物所引诱，自然宁静；甘平凡，则透彻了解本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的贡献。”直到陈布雷去世后，王允默在回忆到这件事时，仍然感触颇深地说：“此虽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蒋先生贻此八字，可谓知其最深。”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这八个字，确是被陈布雷引为不世之荣。陈认为：这不仅是最高当局对自己的最高褒扬，而且它是古来君子完善道德修养的最高水准。诸葛亮在《诫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这篇《诫子书》，通篇也不到100个字，但是却表达了一种高深的儒家文化思想的修养。陈布雷从幼而就学，长而为文，对这篇《诫子书》自是不知研读过多少遍了。在其内心深处，早已把诸葛亮所表达的人生修养，作为安身立命的人生坐标。

事实上，陈布雷一生所求，确也不外这几个字。不在于官，不在于权，不在于利，而在于“宁静”与“淡泊”。1936年11月在洛阳期间，何廉曾问及陈布雷：“何者为今日应提倡之伦理观念？”陈布雷当即答以：“对己淡泊，对事负责，为人热心”；谓：“持此十二字，终身行之可也。”以此可见，积淀在陈布雷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正是传统文人的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德理念，亦即“宁静致远，澹泊明志”所表达的人生理想。陈布雷后来之走上自杀的道路，正是在“兼济”无望下的“独善”罢了。

不过，冷静地一想，无论是“宁静”，还是“淡泊”，陈布雷似乎又从未做到。且不说其他，即以蒋介石的施恩和钱大钧的使奸来说，假如陈布雷真有淡泊宁静、宠辱不惊的境界，他还会有那么多的激动不已和痛苦不堪吗？可见，一个人真要淡泊宁静，谈何容易！对于陈布雷来说，虽无“淡泊宁静”之实，却有“淡泊宁静”之名。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正是他的不倦的人生追求。观之陈布雷的一生，表面上看起来与世无争，一个谦谦君子。其实，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正深藏着一种强烈的无法遏止的欲望，这就是对“名声”的追求，求“君子”之名，求“忠臣”之名，求“孝子”之名，求“廉正”之名，等等。

“名”，成了陈布雷人生的“内核”，也成了陈布雷终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可以说，陈布雷的一生，始于名、成于名、累于名、死于名。从最初接受儒家文化的启蒙开始，陈布雷便戴上了“名位”的桎梏。童子试，陈布雷先是“名落孙山”，后是“金榜题名”。名次的巨大落差，耻辱感与荣誉感的强烈反差，在陈布雷的稚嫩的心灵上，打上了一道深深的印痕。宁波中学堂风波，陈布雷争名而失名，为名而败，为名所苦，从此对名更加爱惜。《天铎报》时期，《谈鄂》十篇，一举成名天下知。从此知道，“名”确是个好东西；《商报》时期，再次名扬天下，从此成为中国的名记者、名笔、名士、名流。国民党开府南京，陈布雷弃报入仕，成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与幕僚，以一支笔言天下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私心则在于追求千古名臣、名士的不朽事功，核心依然在一个“名”字。到了这里，陈布雷已经是作茧自缚，为名所累，无可自拔了。

陈布雷的失败，固然是失足“名”潭，为名所累，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然平心而论，如果不是蒋介石的以名作饵，投其所好，恐怕陈布雷不至于会走到自杀那一步。蒋介石的精明和厉害，就在于他善于洞察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弱点，并有的放矢地加以运用。针对陈布雷这种“好名如命”的迂阔心理，蒋也就专在这方面下工夫，不惜以“名”作杀手锏，一次次地进行封杀。表面上，蒋对待文人，的确是礼贤下士，尊宠至极；而实际上，却是极尽榨取，竭力摧残，毫不顾惜。以蒋、陈关系来说，从南昌见面开始，蒋就看准了这个书呆子的心理弱点，开口是一个“布雷先生”，闭口也是一个“布雷先生”，直把陈布雷叫得五衷铭感，灵魂出窍，弄得陈布雷在“名”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终的结局竟是：布雷“先生”，成了先死。

其实，蒋公开评价陈布雷，一生中只有两次。一次是题了“当代完人”四个字，但那是在陈布雷死后，作为对陈布雷的盖棺论定之语，陈布雷生前没有看到，姑且不论；一次是生日贺词：“宁静致远，澹泊明志”八个字。也就是说，陈布雷为老蒋卖命一辈子，便挣了这十二个字。而且，这十二个字，并没有花蒋先生一个铜钿，却为他收得一个心腹死士，可以说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回报，这实在是独裁者最高明的驾驭手段。

不过，如果有人就此以为蒋喜欢给人戴高帽子，这就大错了。事实上，要得到蒋的高帽子，并不那么容易。虽然，权要人物死了，蒋送上一顶大而无实的高帽子，让他们欢欢喜喜的“走路”，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谁愿意为这个去死呢？再则，蒋需要元老人物帮忙时，也就恭维他们几句，哄他们出来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但元老人物，一要“元”，二要“老”，这两条都不容易得到，不提也罢；还有一种情况，这就是蒋对社会名流，往往也喜欢当面奉承几句，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空话，不但借此博得一个礼贤下士的名声，而且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是个好买卖。至于对亲信心腹，蒋是绝不肯送高帽子的。正因为这样，蒋对陈布雷的出手“豪阔”，正可以看作是一个例外。原因不外是：陈布雷系一介书生，只重名，不重权，不好利，这么多年来呕心沥血，无以为报，送他一顶高帽子，套在他的头上，逼得他今后只能按照这八个字去做，永远的“宁静”下去，永远的“淡泊”下去，更加的忠心耿耿，死心塌地，永远不能有非分之想。

老照片

蒋介石书赠陈布雷寿辰题词

七、“侍秘二”

提督“东厂”

抗战时期，蒋介石以战时体制为借口，不断打破行使政治权力的常规程序，使得侍从室这个政治怪胎的权力极度膨胀。这一时期，侍从室在组织架构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成立了以CC系主脑陈果夫为主任的侍三处，具体负责全国高层人事的调查、登记、考核、分配事宜；一是成立了以军统大特务唐纵为组长的侍六组，对中统、军统情报进行综合、分析、整理、运用。

这两大变化把侍从室真正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集权机构，也把侍二处进一步变成了这个集权机构的核心。从此，陈布雷通过侍六组这一个特务统治的中心环节，进一步介入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核心秘密，其地位之特殊，身份之神秘，威权之集中，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明代“提督东厂”式的那种权宦可以勉强的作一比拟。并且，在陈布雷的具体运作下，侍二处确实成为国民党权力机器中最有效率的办事机构。据说，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就曾经对拿着蒋介石的手条来要钱的人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侍秘二”便是指侍二处。连孔院长这样的皇亲国戚都要买“侍秘二”的账（也只肯买“侍秘二”的账），可见陈布雷的地位和影响已到了何等重要的地步。

事实上，由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叠床架屋，办事机构的扯皮推诿，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名争利夺、攻讦诋毁等，即便是最高当局的“圣旨”，到了这班官老爷的手里，也往往落得个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下场。这中间，只有署名“蒋中正”，再加署“侍秘二”，亦即由陈布雷副署下发的公文，才是各级官僚机构感到非办不可、不敢玩忽的要件。久而久之，蒋亦得出一个印象：事情交给其他部门处理，往往是“娘希匹”，只有开场，没有终场，只有交给侍二处办理事情，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于是，凡有重大事项，蒋大都只肯交给侍二处办理。追根溯源，侍二处的办事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侍六组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在侍六组，亦即侍从室情报组成立前，蒋介石掌握军统、中统情报的传递渠道分别是侍二组与侍四组。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侍二组与侍四组对军统、中统情报大都是照收照转，原汁原味地往蒋介石手上一送，便算了事，不存在综合、分析等去粗取精的问题。而且，真正重要的情报大都由特务头子戴笠或徐恩曾谒蒋面报或直接封送蒋的案头。这时候，侍从室往往也就成了空心大萝卜。

但是，自抗战开始后，情况为之一变。

首先，中统、军统组织分别由中央组织部调查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由复兴社特务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制膨胀，机构裂变，经费增加，人员扩充，特务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特务政治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一大景观。中统、军统典盛时期，直接运用的特务，分别达到十数万人以上。这么多人都在吃特务这碗饭，而且大家也不能不找点事做做，所谓的特务情报，自然急剧增加。试想，几十万人搞情报，仅以年人均一份情报计，每年就是几十万份情报。下面万条线，上面一根针，这么大的情报数量，若是都由蒋介石一个人处理，这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其次，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到了抗战时期，除中统、军统这两大特工组织以外，先后成立的特工情报机构计有：军令部二厅、宪兵司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财政部缉私署、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等。这么多的情报单位，大家又都要拼命表现一番，挖空心思地猎取各种情报，借以向最高当局表明自己不是在吃干饭。试想即便蒋介石有三头六臂吧，他又能处理多少情报？

再次，自抗战发动以来，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确是百废待理，日理万机，如果样样事情都需蒋介石“御览”一遍，“圣裁”一番，甚至还像过去那样，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那些鼠窃狗盗来的无用情报方面，岂不是贻误党国大事，罪莫大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蒋介石提出对情报传递及整理体制进行改组，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蒋的设想，核心的一点，就是考虑在侍从室设置一个情报中转站，将情报传递渠道由多口扎为一口，并对情报预先进行过滤、筛选、分析、综合、审核、整理，择其要者，呈蒋阅示。从而不断提高情报搜集及运用的质量。

根据这一设想，蒋于1939年1月24日正式下达手令：一、二两处情报，着合并整理。随后，侍二组组长於平远及侍从室情报参谋唐纵分别签呈：提出在侍从室成立一组专办情报整理工作，“属于两个主任之下，受两主任指导而进行工作，设参谋秘书以辅佐之”。

经蒋批示，决定在侍二处设立第六组，即为侍从室情报组。组长直接对蒋负责，亦接受两处主任的指导。该组为侍从室的保密单位，除两处主任外，对其他侍从人员严密封锁。对特别重要的情报，组长有临机签呈处置权，即有权越过两处主任，直接封呈蒋阅。

无疑，对于这样一个机构的重要性，是无须多说的，谁掌握了侍六组，也就等于掌握了“提督东厂”的权力。而“东厂”的“提督权”之争，关键是侍六组组长的人选之争。事实上，自蒋手令成立侍六组的那一天起，各派系之间就展开了对侍六组组长职的极力争夺。其间，争夺尤力的，不外是代表黄埔系势力的军统与代表CC系势力的中统。争夺达到白热化阶段，竟连素来“淡泊宁静”的陈布雷，也宁静淡泊不下去了，不得不披挂上阵，加盟这一场混战。

因侍六组的工作受两处主任指导，故关于组长人选问题，蒋初期交两处主任拟具，这是1939年2月初的事情。当时，侍一处主任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代（张治中于3月接任）。2月8日，贺耀祖与陈布雷商量之后，提出了3位组长人选，呈蒋圈定。

第一人选是唐纵，为湖南酃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1930年，唐即从事特务活动，是为创立军统的“十人团”分子之一，曾在戴笠手下任特务处书记，主管特务处的内部事务。1936年出任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熟悉并引进德国法西斯的警察及情报业务。1937年秋返国后，复任特务处书记长。1938年5月，经戴笠推荐，进入侍一处第二组，任上校情报参谋，主管军事情报业务。唐为人外表温和，沉默寡言，工作精细；平时埋头苦干，严守秘密，熟悉情报业务，在情报谋划工作中，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颇称蒋意。唯其与军统关系太深，CC系反对甚力，陈布雷亦相当警惕。

第二人选是王芃生，为湖南醴陵人，留日学生。王早在留日期间，就注意系统搜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资料，钻研日本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考察日本情报活动的运作手法，并通过随军见习，与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建立了关系。王学成回国，通过参与对日交涉活动，深入研究日本外交，进一步提高了预测并把握日本政局变化的能力。1931年5月下旬，王综合各方情况，判定日本将于9月实施《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其手段为武力解决，并就此报告南京政府。7月下旬，王再送一份补充报告到南京，称9月中旬“日军将在东北寻衅，或可酿成武力侵华事件”。这一预测果被王芃生言中，从此受到南京当局的重视，并开始其参赞军机、察敌于帷幄之中的情报研究活动。1937年4月，王在出任驻日使馆参赞期间提出报告：日军将于7月上旬在华北动手。蒋因之召见，垂询大计，并令王组建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专事对日情报活动。王由此被誉为“日本通”。但此人与黄埔系和CC系都没有什么关系，要想让中统、军统接受他，颇有难度。陈布雷对其了解不多，更少交往，关系不好不坏。

第三人选是萧赞育，为湖南邵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29年再入日本明治大学研究所留学，1931年秋回国；此后，萧加入复兴社，并任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主任，1934年开始进入南昌行营侍从室，任侍从秘书等职。萧与黄埔学生关系较深，然亦注意平衡各派系之间的关系，CC系对其观感也不算坏。因其进入侍从室较久，与陈布雷关系颇好。

贺、陈以唐、王、萧三人呈蒋候圈，自然是表明了他们的一致意见。但是不对了，受CC系怂恿，陈布雷一转身，竟于私下重新向蒋保荐萧赞育出任侍六组组长。所谓阳奉阴违，所谓出尔反尔，所谓火中取栗，所谓党同伐异等等，这些宵小手段，历来被耿介孤傲的陈布雷所不齿。然而，现在他自己也玩弄起了这一手。陈布雷的这一失态行为，或许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说明各派系争夺侍六组组长职的白热化；另一方面也说明陈布雷对侍六组组长职亦相当重视。

本来，戴笠通过贺耀祖（同时兼军统局局长），已经在蒋面前多次为唐纵力争这个职务，蒋已有暗许之意。何况，唐的特工情报业务不但是国际水平，而且这一次情报体制改组方案就是出自其手笔。唐在侍从室任情报参谋期间，颇称蒋意。唐出任侍六组组长，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岂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不但黄埔系与CC系竞争激烈，而且素来避嫌的陈布雷，这一次也赤膊上阵，跳出来力争了。蒋有点为难，也有点不满了。好在蒋的权变手腕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区区一个情报组长，自是难不倒他。蒋的胸中成竹是：既然大家都在争，索性一个都不给。

于是，蒋灵机一动，临时指定侍一处第二组组长於平远遥兼侍二处第六组，由唐纵负责实际责任。如此，於平远有其名而无其实，唐纵有其实而无其名。军统方面自然是无话可说，至于中统方面是有话也不好说。这样，在黄埔系与CC系方面，也就大抵摆平了。就是陈布雷，在面子上也没有失分。其实，从这个摆布中，也就不难看出，蒋的这个策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侍六组交给黄埔系掌握了。不过，蒋既将侍六组摆在侍二处，也就不能忽视陈布雷对这一机构的潜在影响力。

侍六组随即正式组建，除代组长於平远、参谋唐纵外，经贺耀祖与陈布雷推荐，另任命卢集贤、邵毓麟、张国疆为侍六组秘书。卢原为侍二组参谋，负责处理军事谍报业务；邵与张都是日本问题专家，张负责中共情报业务，对日对共情报，是为国民党情报活动的两大重点。

出色的经济情报头子

1939年3月，侍六组正式组建工作。表面上，侍六组是在陈布雷、张治中、於平远的指导下工作。其实，陈、张、於对情报处理业务都是大外行，蒋深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道理，故在一些重大的情报决策上，并不一定听取他们的意见，而是直接找唐纵垂询。即以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来说，固为侍六组的顶头上司，但对于特工黑幕，历来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肯多所过问。这样，侍六组的日常工作，事实上是操于情报参谋唐纵之手。

但在唐纵本人，当时却产生了比较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有接长侍六组的愿望，毕竟这个组是侍从室的一个核心机构，且与蒋的接触是相当多的，可望能得到最高当局的宠信；另一方面又有出任带兵官的想法，认为只有带兵才是黄埔学生出身的正途。恰在4月间，军委会决定在西昌筹建补充兵训练处，唐有意谋得此职，并向张治中、於平远谈及此事。出乎唐的意料，张、於非常热心地表示支持。其实，在张的私心，是想把唐纵赶走，另保荐自己的亲信接长侍六组；而在於平远，亦不想大权旁落，希望唐能早点走路，以解除威胁。于是，於在张的授意下，当即向蒋写了一份签呈，保荐唐出任西昌补充兵训练处少将处长，蒋手令同意。

然而，张、於的诡计很快被特工王戴笠揭穿了。侍六组不但是军统与最高当局之间的一座桥梁，更是挟制其他情报机构的杀手锏，戴岂肯轻易失去。据此，戴非但不同意唐离开侍六组，而且面蒋力荐由唐接任侍六组组长。令戴笠、唐纵都未曾想到的，特务头子戴笠的这一动议竟得到老夫子陈布雷的有力支持。陈谒蒋明确表示：不欲唐离开侍从室。盖因陈与唐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觉唐纵虽然出身军统，但并非自己想象中的那般不齿。其实，唐为人谦和，自律甚严，交往谨慎，办事稳重，处事也还公允等等，让陈布雷顿生好感，也就有了不欲唐离开侍六组的初衷。

围绕唐纵的去留问题，一时在中枢形成了张治中、於平远与戴笠、陈布雷的对垒之势，这就让蒋有点犯难了。就在蒋有点犹犹豫豫的时候，张治中的一个动作犯下大忌，顿使形势急转直下，张、於的密谋功败垂成。

5月10日，也就是蒋委任唐纵为西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的当天，张治中迫不及待地单独上了一个签呈，保荐萧赞育、徐培根、吴石、滕杰等四人为侍六组组长。蒋对特务机构历来是抓得很紧的，侍六组又是特务机构的核心，蒋自然要像命根子一样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不容他人染指。然张治中不仅想染指，而且一上来竟保荐了四人，竟连徐培根、吴石这类既非黄埔出身，又对特工一窍不通的旁门人物，也被他保荐上来，真是胡闹！若此风一长，成何体统！于此，蒋当即在张治中的签呈上不客气地批示：“唐纵不必外调，由唐纵担任可也。”

这样一来，不但闹了张治中一个大红脸，更让於平远闹了一个大失望。故於平远交卸侍六组兼代组长一职时，竟负气地公开宣布：第二组与第六组业务从此分离，第六组此后不得与闻第二组之事。於的这个讲话，颇让唐纵反感。

唐升组长，按成例，当为少将级，故侍二组参谋兼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组长黎铁汉拟签唐纵以少将待遇。於平远殊不愿意，但也不便公开反对，当即加签请示张治中可否。张亦不情愿，但也不好反对，故签呈委座批示。想不到蒋的动作十分迅速，两日后便批示同意晋升唐为少将。从5月10日委唐为西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到15日委唐纵为侍六组组长，再到17日晋升唐为少将级，前后只有七天。故唐纵自称：“委座对我可谓相当重视，一周之内，三迁其位，我将如何努力以报答领袖知遇之隆也！”

在唐纵去留问题上，张治中的失败，正是陈布雷的成功，这大抵也是蒋决定让陈布雷介入经济情报活动的考虑。综观陈的一生，如果有人将他称之为国民党的经济情报头子，一定会让人大惑。事实上，在整个重庆时期，陈布雷一直在扮演着这个角色。这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陈布雷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政治人生的多样性。

侍六组成立之初，蒋明确规定由该组综理中统、军统及各情报机构的业务。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唐纵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据说，蒋曾经明确向侍从室机要组组长毛庆祥交代：凡涉及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所破获的敌方密码及电讯情报，均不经侍六组转呈，而由毛直接封送蒋阅。后来，不知什么环节出了纰漏，这件事竟被唐纵察觉。于是，唐找到毛庆祥质询此事，毛不得不向唐“摊牌”，这是来自最高当局的意思。蒋亲自交代：“有些情报不必送由六组转呈。”毛在唐纵面前假惺惺地表示，他感到很为难：“不送六组，恐引起误会，送六组又恐委座责难”，希望唐能给予谅解。

对于蒋的这一手法，唐百思不得其解：“委座何以有此吩咐呢？迅速吗？秘密吗？”其实，毛庆祥领导的这个机要组还是个半公开的情报机构，至于陈布雷负责的经济情报组，才是真正的秘密情报机构。因为它就在唐纵身边，唐竟没有掌握任何蛛丝马迹。可见，陈布雷不但是一位优秀的文章圣手，而且也是一位能干的经济情报专家。

利用经济情报，分析其政治态度，以此监视国民党高层官员，是蒋的特工统治秘诀之一。陈布雷介入这一活动，始于侍从室西迁重庆初期。其时，陈布雷奉蒋命，在侍四组内秘密设立经济情报组，利用金融走向、财政流向、经济往来等经济情报，对高级官员或封疆大吏进行监视。组长由陈布雷指定侍四组组长陈方兼任。一般经济情报，由陈方在组内指定一二人负责整理；较为重要的经济情报，则由陈方、李惟果会同军需署署长陈良进行分析判断，最后交陈布雷审阅。陈方、李惟果与陈良之间，亦有分工与侧重，陈良重点负责军需方面的经济情报，陈方与李惟果重点负责党政方面的经济情报。重要的是，经济情报组并不只是被动地对经济资料做一点分析判断工作，而是主动派出经济情报特务，打入一些高层官吏身边，掌握或了解其经济活动，以猎取第一手情报。其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项经济情报活动，是陈布雷对张治中布置的长达数年的秘密监视。

在国民党内，张治中是一位作风独树一帜的高级将领，在中国现代史上以“和平将军”的称谓知名于世。张生于安徽巢县，毕业于保定军校，与蒋介石为先后同学。1924年12月，张正式进入黄埔军校，被蒋先后委任为学生总队附及代理总队长。在第一次东征中，张为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赞襄军事指挥，这是张第一次得以施展军事才华。同时，张兼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航空局局长、航空学校校长、军事处处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团长、军官团团长等职。张一身兼领八大要职，成为蒋的亲信将领之一。

北伐之初，蒋任张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主管财政及总务，而且负责人事和编制，大抵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可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若非心腹，蒋不会委此重任。蒋并许愿说：“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成立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接替。”于是，张走马上任，按时将参谋、作战、情报、政治、财经、后勤、卫生等机构组建，显示了张的组织才干。

北伐后期，蒋汪对立，宁汉分裂。张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与邓演达等“左派”领袖亦有相当关系，但感于蒋的知遇之恩，仍悄然脱离汉口，站到蒋的一边。经过了这次重新“站队”的考验，张进一步奠定了蒋的亲信将领的地位。

1928年秋，张出任中央军校教育长，长达十年之久。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的继续，从来被蒋视为根本。蒋把这一重任交给张治中，如果不是绝对的放心与绝对的赏识，张的那把交椅，不用说是十年，就是一天也坐不下去。其间，因战事需要，张曾数度出任武汉行营主任、教导第二师师长、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等职，被誉为蒋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并且每于军事行动结束后，主动请求解除兵柄，返校练兵，绝无拥兵自重的野心。蒋不但大为激赏，而且彻底解除了戒心，这是张长期得蒋宠信的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后，张先后出任京沪警备司令、第九集团军司令长官、大本营管理部部长、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要职。蒋的考虑是：京、沪失守，日军沿江西上，湖南将成为屏障大西南的战略前沿，非有分量、有威信、有才干的大员，不足以胜任。张受任于危难之秋，上任之后，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建立役政，宣传抗日，组训青年，强化备战措施等等，政治与军工都有长足进步，备受各方瞩目。后因长沙大火案，张难辞其咎，虽受革职留任的处分，但在办完善后后，当即出任侍一处主任，更加宠信了。1940年以后，张继陈诚之后，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并从抗战中期开始，被蒋指定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参与国共两党的谈判。据此，张以他的精明能干、深谋远虑、勇于负责与敢于进言，进一步获得蒋的倚重。

自黄埔练兵以来，张治中跟着蒋介石，马前马后地干了这么多年，血与火的考验经受了无数次，因而屡次被蒋委以要职，成为蒋的核心班底之一。就是这样一位效忠蒋介石的张治中，却让蒋感到放心不下，并被列入“经济情报组”监控的重点对象。哀哉，张治中！

一个新寓言：“农夫和蛇”

其实，张治中不但是蒋手下的亲信将领，而且也是陈布雷知己好友。张治中回忆说：“我在侍从室期间，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大家都能合作，就中最好的一位朋友，便是陈布雷。我管军事，他管党政。我们过去虽认识，但没有深厚的交谊；我们深厚的友谊，是从侍从室同事而来。”为证明此点，张列举两例。

张治中看到陈布雷身体很坏，工作又是那样繁重，张为此常跟在陈的后头，逗他的兴趣，以减轻陈的苦恼，甚至笑靥常开了。陈与张同龄，但张比陈年长两个月，陈便亲切地呼张为“大哥”。一次在成都，陈、张同住一舍。一天上午无事，张笑着对陈说：“带你去调整调整！”陈问：“大哥，我们到哪里去？”张不由分说地答：“你跟我走好了。”这一天，张带着陈吃馆子、逛公园、喝茶看电影等，混了大半天，陈笑容可掬，十分愉快。张问：“好吧？”陈满口说好，并希望张以后常带他“调整调整”。后来，陈养病成都，还对王允默说到这一次“调整”的乐趣，并说“文白先生是真正爱护我的人”。又一次，陈生病，张两次上门看望，为之劝慰，陈“益感兄之待我，真不啻家人骨肉。人海茫茫，知己难得！弟僻陋成性，方自咎过去处世处人，一无是处，而兄乃过爱如此，心非木石，能无感泣乎”？陈、张之情，确是至真至淳，朴质无华，令人感动。据陈训慈说：“担任过第一处主任的，如林蔚文、钱大钧，很少来布雷寓所，唯有1939年后约一年多时间内任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与布雷交密。”“常见他来布雷寓所访叙。布雷对我也常常称道‘文白先生有远见’、‘能担当’等等。”

张治中亦说到陈布雷对他的帮助。陈是文章圣手，张为之经常请教，并称陈是“学老师”。一次，张以蒋的名义，起草一份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孙连仲等将领的战役电报。在分析了第五战区当面之敌情况及企图之后，张治中写道：“但无论其作用如何，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乘长蛇出穴之顷，为铁锤痛击之举。各官兵应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克奏光荣之肤功，以发挥—”，写到这里，张治中颇有词不接义，江郎才尽之感，写不下去了。恰在这时陈推门进来，张连忙说“正写得为难，请你赶快补完”。陈笑谓：“大哥拉夫，敢不遵命！”当即坐下，提笔就续：“—我制人而不制于人之革命战略。反之，若中其摇惑耳目之计，遽存避免决战之心，结果必使敌人得以纵横窜扰，而我军仍不免遭受损失，断非我革命军人所宜出也。务望本此意旨，坚定决心，并逐级晓谕所属，一体遵照，为要！中正手启歌。”陈布雷一挥而就，让张治中赞叹不已。然而，谁能想得到，就是这样一位“大哥”，竟遭“小弟”长期监控，国民党政治之险恶，真是一件让人不敢想象的事。

陈布雷对张治中进行经济情报活动，最厉害的一手，就是派出“空子”打到张治中身边，进行近距离的侦察。张离开侍一处，赴三青团任干事会书记长之职，曾面嘱陈良代为物色人选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财务组长。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及第五军军长期间，陈良先后任中央军校经理处长及第五军军需处长，关系十分密切。陈良之能出任军政部中将会计长、军需署长，亦出于张的大力支持。据此，不少人都认为陈良是出自张治中门下的亲信干部。

国民党时期，一个主官拼凑班底，不外秘书长、人事主管及财务主管，是为主官的三大班底。张治中赴三青团走马上任，自然也不例外，并委托军需署长陈良替自己找这方面的干部。于是，陈良将自己的学生、军需署上校设计委员魏锡熙推荐给张。张认为陈良是自己人，魏是陈良的人，自然也就是自己人了。于是，放心地将团部的财务大权，交魏主管。张哪里知道魏就是好友陈布雷派来的经济特工呢？

从陈布雷来说，“文白兄”是自己“难得的知己”，古贤有言：“丈夫重知己，万里同一乡。”素来看重“友道”的陈布雷，自然不愿做卖友的小人。但由于监视张的这道密令，出自最高当局。两害相权取其轻，背蒋与卖张相较，牺牲的只能是“文白兄”了；从陈良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陈布雷是执掌国柄的“权相”，张是提携自己的“恩相”，现在要叫自己在张的背后放冷箭，不啻又是一个“农夫和蛇”的新寓言。但“权相”和“恩相”相较，亦只能有屈张将军了。至于小人物魏锡熙，不用说，走的也是这一条路子。魏在张治中手下做事，固然要感张知遇。但是陈良的背后是陈布雷，陈布雷的背后是最高当局。如此，在张身边卧底，不啻是奉“圣命”行事。用魏的话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步陈良之后尘，为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做好准备。”

自此，魏执行陈布雷的密令，把张治中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款和私人机密费等，诸如张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三青团各级团部，建立各地青年馆，举办各地青年夏令营，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等经费预算、工作计划、开支情况以及张的特支费等经济情报，一股脑儿密送侍从室经济情报组，供陈布雷等人从经济上了解张在三青团的政治动向。

据魏自己说，这项活动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仍在秘密进行。其时，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魏亦被张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会计长，兼西北行营迪化办公厅第六组（财务）少将组长。其时，陈布雷仍面嘱魏一如既往，继续从经济上监视张治中的政治动向。一次，魏随张回南京向行政院报告新疆财政问题，陈布雷与陈良曾对魏秘密召见，对魏在新疆经济情报工作甚表满意。而这个时候，陈布雷早已离开了侍从室。据魏回忆，在张治中处理新疆三区事件期间，魏几乎每天都把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次日航班密呈陈布雷，以便能让最高当局了解张在新疆的动向，直到张治中决定对三区事件采取强硬态度之后，陈始命魏暂时停止监视工作。由此可知，这一段时间的情报活动，已经背离了经济主题。对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经济监视，前后竟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正可以看出陈布雷所具有的坚韧而持久的耐心。由于魏“卧底”有功，陈布雷曾先后以年节津贴名义进行奖励，所奖款项前后约合黄金十两左右。据说，这笔奖励直至1948年陈布雷自杀以后，始告停止。

自侍六组及经济情报组相继成立之后，陈布雷不但每天都要核阅国民党各特务机关呈送的特工情报，而且还要不断布置和掌握经济情报活动。事实上，在整个抗战时期，除了蒋介石以外，陈布雷可能是对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了解最为全面的亲信大员。陈布雷常常哀叹自己对政治介入太深，以至不能自拔、无法解脱，其原因，恐怕正在于此。以陈布雷的聪明绝顶，他当然知道蒋介石的心狠手辣和冷酷暴戾，自己既掌握了蒋氏独裁统治的全部黑幕，现在竟然想抽身退步，置身于局外，以蒋的多疑与猜忌，他能睡得着觉吗？

实事求是地说，陈布雷从事经济情报活动，主要是屈从于蒋氏的意志，而并非出自他的初衷。从炮制大量的言不由衷的御命文字，到从事偷偷摸摸的经济特工活动，这正是陈布雷人格异化的结果，所言非所思，所思非所行，正如他本人所说：“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只与德操相同的人交往

陈布雷对自己不满意，但是又没有办法，在蒋介石的阴影下，他无法摆脱自己，这是陈布雷人格上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陈布雷人生中比较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说，陈布雷也并不总是在扮演蒋传声筒与应声虫的角色。事实上，陈布雷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有自己的交往范围和独立人格等。而且，只要不对蒋的既定国策形成侵蚀，不对蒋的政治统治构成威胁，蒋也能表示某种程度的容忍。蒋很清楚：为了能充分利用陈布雷这种有着强烈主观意识的文人，有时候不得不表现出一种虚怀若谷与雍容大度。这是陈布雷与蒋的一般亲信部属所不同的地方。在陈布雷与郭沫若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及庆祝郭沫若50岁诞辰等事件上，最能说明蒋、陈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

在中国现代史上，郭沫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表的新诗集《女神》，以及由他参与创建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都对中国的新诗运动及新文学活动，产生过重要影响。20年代前期，陈、郭都在上海，一个从事新闻职业，一个从事文学活动，两者都是反帝反封建的著名勇士，虽未谋面，然对方的文名自然是如雷贯耳了。郭沫若就曾称赞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

然而，不同的生活背景、求学经历及个人气质，促使郭沫若和陈布雷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早在北伐时期，郭沫若就毅然投笔从戎，先后出任总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上校科长、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等职，主持国民革命军的宣传工作，成为北伐军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其时，陈布雷尚在上海《商报》社苦撑苦持，为资产阶级右派张目。

陈布雷第一次与郭沫若谋面，始于1927年春南昌时期。那一阶段，陈布雷见到了一大批风云人物。但是，也许都是文人的原因，陈对郭的印象最深。当时，郭沫若身着戎装，皮靴、皮带、皮包，亦所谓“三皮”人物，的确是英姿勃勃，神采飞扬。相比之下，陈布雷还是一袭长衫，清癯儒雅，文士气派。一望而知，陈、郭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才子。但共同的文学成就，令双方油然而生敬意。陈布雷很是倾慕地说：沫若先生，“今日一睹风姿，真是三生有幸”。郭沫若也很尊敬地说：畏垒先生，“你在《商报》上发表的时评，都拜读了，真是力透纸背，横扫千军，对北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哪里知道南昌一别，竟是十年之久。陈布雷南昌之行不久，蒋介石背叛大革命的嘴脸已经暴露无遗，郭沫若效骆宾王《讨武曌檄》故事，愤然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雄文，揭露蒋制造九江、安庆惨案，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罪行。不用说，这之后，蒋发出通缉令，郭沫若逃亡日本。在日本，郭沫若潜心从事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工作，写出了轰动海内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重要的学术著作，一下子扛回了三个著名学家的头衔：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金文字学家。在这期间，陈布雷亦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幕僚长及侍二处主任，早已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虽然如此，陈对郭的文人友谊并没有完全泯灭。而且，郭之能回国参加抗战，陈布雷很是起了一些重要作用。

据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回忆，最先为郭沫若回国一事进行疏通的是著名作家郁达夫。郁曾与郭沫若、成仿吾一起成立创造社，与郭有着很深的渊源，与陈布雷亦颇多交往。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利用他的名流地位，积极敦促国民党政府取消通缉令。郁并找到陈布雷说：“委员长在庐山讲话号召全民奋起：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郭沫若先生流亡，处境危险，他很想回国从戎，参加抗日，布雷先生是否能向委员长疏通一下？”所谓“疏通”，当然不是要蒋委员长帮助郭沫若购买回国的船票，而是希望蒋能撤销十年前的那个通缉令。

其实，陈布雷对郭的情况亦甚关注。这一年的2月12日，陈为蒋氏炮制《西安半月记》，第一稿脱手后，从杭州乘车赴沪。途中，陈购得一册《宇宙风》杂志，发现上面有郭沫若的消息，内容是郭沫若记郁达夫到东京的事情，描写郭、郁之间的深切友情。陈阅读之后，很是感叹了一番，认为郭“与十五年间之创造社时代相同。以如此负盛名之左翼作家而充满彼等所谓‘布尔乔亚’气息，所见江山可改本性难移，一切欺人口号非矫强即被动而已”。现在郁达夫提出促成郭氏回国的要求，以陈的聪明，当然清楚绝不会是他一个人的意思，从中共组织到广大的第三势力，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虽然帮这个忙有些难度，但是，既然国共两党已经坐到一起，合作抗日，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可以把郭沫若这样的文坛巨子排除在抗战阵营之外。

陈布雷开始“疏通”了。他先准备了一下，把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粹编》等书籍找出来，捧到蒋氏面前，报告郭沫若这些年对中国古代史及古文字研究的成果，然后婉转地表达了郭沫若想回国参加抗战的愿望，劝蒋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蒋对郭的文章翻了几下，虽有不懂装懂之嫌，却也为之动容了，并同意陈的看法：郭沫若的确是个人才，令其回国参加抗战也是好的。在这同时，又经陈仪、张群、邵力子等人不断进言，蒋同意按例先撤销对郭的通缉令。然而，陈深知蒋的周围有不少亲日派分子，消息过早透露出去，反对郭的处境不利。据此，陈向蒋建议：“郭处境危险，以不先发赦令为妥。”陈并提出：“委座虽与郭有袍泽之谊，但郭毕竟是共产党员，对政府有疑虑”，故力主与共产党配合行动，蒋亦表同意，并嘱陈布雷办理此事。

陈布雷当即将这一消息通过周恩来、李克农转知阿英，要郭的学生金祖同在东京活动，秘密作好安排，直到陪伴郭沫若回国。据此，郭“别妇抛雏”，于1937年7月25日，乘“日本皇后号”，秘密从日本启程回国。26日，郭沫若借用鲁迅的一首诗韵，在船上写下了著名的书怀七律：“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这首诗后来被陈布雷称之为是“至情之作”。27日，郭沫若抵上海，从此成为抗战期间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位“班头”。

1938年6月18日，陈、郭在武汉见面。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午刻萧化之偕郭沫若来访，强起酬对。郭君丰采仍如三十余，询之知四十七岁矣。十载沧桑，不雕慨息。”萧化之就是萧赞育，时任侍从室秘书，负责往来交际方面的事务。陈身体不佳，“头痛欲裂，郁闷异常，再睡再起，彷徨之至”，所以有“强起酬对”之说。从陈布雷的记述中看得出，这是陈、郭之间十年来的第一次见面。陈布雷没有记述这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大抵是一次礼节性拜访；同时，郭沫若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正在筹备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活动，蒋对这次活动亦十分重视，故陈、郭见面，或许与商讨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有关。

抗战初期，郭沫若领导政治部第三厅（后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屡遭陈立夫、贺衷寒、康泽等国民党顽固派的歧视和排挤，并不断到蒋面前攻讦、诋毁。郭沫若诗人气质，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故易于激动。据翁泽永（在第三厅工作）回忆：当第三厅无法突破顽固派设置的重重障碍时，也曾通过陈布雷适当做些疏通工作。翁泽永曾数度陪同郭沫若去和陈布雷洽谈。陈对于郭沫若的爱国热情和道德文章始终是尊敬的，并多次表示思慕之忱，欢迎郭沫若常去他那里谈谈。陈明确说：“只有道德相同的人，我才愿与之交往。孔、宋一辈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郭沫若也认为：“陈在国民党中不失为一个正直清高的人。”

陈、郭的这种文士之情，在庆祝郭氏50岁寿诞一事上，表现得最为突出。1941年11月16日，是为郭沫若50岁诞辰，这一年又是他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为此，周恩来决定发起一次庆祝活动，以此“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为了便于造成声势，周恩来指示应邀约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等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人物作发起人。

邀约陈布雷的任务，自然落到祝寿筹备工作组成员翁泽永身上。翁泽永据此访陈，征求其意见。陈闻讯破例应允，当即在“缘起”横轴上签了名，并欣然写了一封贺信：“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弟陈布雷谨上。”

陈布雷兴犹未尽，数日后，再写七绝诗四首示贺：“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滟滪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低徊海澨高吟日，犹似秋潮万马来。（先生以文艺创作公于世，以民国十年前后最多，时余同客海上）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征张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君客居东邦，以甲骨金文理董古史，成绩斐然）刻骨辛酸藕断丝，国门归棹恰当时；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七七事变起，君自东瀛别妻孥，当时有“别妇抛雏断藕丝”、“归舟三宿见旌旗”句，为时传诵）长空雁阵振秋风，文士心情金石通；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

以陈的个性来说，自成为蒋的入幕之宾之后，为避免招摇，防止非议，平时很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对于祝寿庆典之类的仪式，更是敬而远之，绝少附和。这次由中共发起的郭沫若50岁寿诞庆祝活动，已经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陈同意作为发起人，已属不易；继而致以贺信，更属罕见；其后竟作诗庆贺，这就更让人惊诧了。况且，陈布雷素以擅长政论文章或文告著称于世，一生中作诗极少。寿翁郭沫若又是著名的诗翁，陈布雷制作贺诗，竟达四首之多。所遗憾者，陈布雷不长于书法，诗写好后，足好请诗书俱佳的陈方代书。陈方并将诗中“文士心情金石通”，在书写时改成“相惜文心脉脉通”。这一改诗意固好，但有悖于陈一向自谦的风格，陈布雷颇显踌躇之色。陈方认为：“你们两人都‘如椽大笔’，且你的贺信中，不是也已包含了这个意思吗？”陈于是首肯。贺诗由翁泽永转交郭沫若。当时，四面八方送来的贺联、诗词，不计其数。郭对陈的贺诗特别注意，询问：“是否布雷先生手笔？”翁据实以告：“诗是他自己作的。写在贺幛上却是陈芷町代笔。”郭于是袭用原韵，和诗四首，并附一信称谢。陈布雷收到郭的谢信和答诗，十分高兴。

“别高兴得太早”

从抗战爆发，到陈布雷50岁生日，再到郭沫若50岁寿诞，总的来看，这是陈布雷精神上比较亢奋的一段时期。进入抗战中期以后，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国内经济进一步枯竭，国民党在政治上亦日趋腐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国共矛盾不断加深，抗战形势日益严峻，陈布雷对时局亦由期望转而失望，对国事的忧患意识亦更为强烈。

从气质上说，陈布雷幼而从学，长而从政，便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与忧患意识。一次，陈布雷向唐纵披露，自己身体衰弱的原因，是始于从政。陈说：1934年，他刚进入南昌行营不久，蒋询问他的身体“何以如此积弱？”陈据直答以系1927年从政以后，“兴趣日趋低落，身体亦日见羸弱”，在此以前则否。蒋问：1927年是不是你加入国民党的那一年？陈答正是。蒋对此不甚了然，再问：难道身体衰弱是入党造成的吗？陈答：“昔年未入党，社会上一切责任似与我无关，及入党，觉党内不健全处甚多，而人之责难，无法辩解，内心良苦是以忧郁。”

随着危机不断加深，陈的使命感越强，忧患意识则越浓，并由此转化为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1941年1月19日至20日，陈布雷连续两日与唐纵纵谈时局，认为：现在政治经济情形、外交情形，无不步入窘境，而当政者似乎并未觉察。唐愤恨地说：现在社会动了，青年们的苦闷和怨望，在无数的聚餐会座谈会中显示出来。街上到处的拍卖行，更是露出中产阶级和士大夫们殁落的景象，事虽小，问题却大。陈布雷听了，颇有同感。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居然对经济形势表示乐观，谓“通货虽然发至八十万万元，但外汇折合法币时，则吾人之准备仍甚充足”等等。陈、唐对孔的麻木不仁，都表现出一种吃惊的态度。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军珍珠港，美国人终于不能隔岸观火了，太平洋大战因此爆发。消息传到重庆，山城为之沸腾，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抗战走出低谷的转折点。据说，蒋听到这个消息，竟高兴得哼起了京戏。陈方给陈布雷打电话，激动得连呼：“中华民国万岁！”举国狂欢，独陈布雷异常冷静。陈当即告诫陈方：“别高兴得太早，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问题正多着哩！”

的确，国民党的问题的确多着哩。而最大的问题，自然是政治腐败，是以孔、宋家族为代表的金权政治。陈布雷居于政治中心，对此自然有深刻认识。抗战中、后期，仅涉及孔氏家族的巨案，就有飞机洋狗案、林世良走私案及鲸吞美金公债案等，以至震动朝野，哄传海外，甚至引发学潮，直接危害到蒋家的统治基础。一次，陈布雷与陈方、唐纵等亲信僚属漫谈由孔案引发的学潮问题，陈方、唐纵直言：“直接压抑，不会有何效果，因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陈布雷对此不以为然，谓“大凡一种运动，无不假用美名，如以其号召为有理由而不取缔，则误矣”。虽然对待学潮问题的观点不同，但反孔的观点却高度一致。陈布雷认为：孔氏不辞职，对朋友对领袖对亲戚，都是一种“忍心害理之举”。

若以对国民党各派系的观感而言，陈布雷对孔氏家族的恶感最深，对孔之人格尤为鄙视。蒋赴开罗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孔以行政院副院长职主持工作，陈不得不与孔经常发生工作上的联系。一次，陈在孔寓谈完公事，正欲告辞，孔氏塞给陈一个信封，解释说：“你身体不好，子女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聊表微意。”陈不假思索，当即将信封掷还，急趋而去，弄得孔颇为尴尬。事后，据孔对人说，他装在信封内的“一点区区”，是一张100万元的银行本票。过了一些日子，陈的侄孙（陈屺怀长孙）、在中央银行工作的陈辟尘来看望叔祖，陈谈到此事，并用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怎么样，怎么样—”以揶揄孔的丑行。

陈一生对蒋驯顺，从无逆耳之言，亦无不怿之色，更无二心之念。唯有对待孔祥熙，是为特例。蒋屡以蛮力保孔过关，陈实在看不下去，以至屡有不满之语。一次，蒋问陈：“究外间对孔之舆论如何？”陈直言：“普遍批评。”说到孔疯狂地以权力聚敛私财时，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尚有平津京沪之距离；今者官僚、资本家、买办都在重庆合而为一，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孔因政声狼藉，各界责难蜂起，孔一度表示要辞职，以窥蒋意。蒋以没有接替人选为辞，嘱陈退回孔的辞职报告，并予以慰留。对蒋此举，陈大为气馁，于私下对唐纵说：“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后来，蒋委孔以私人代表的头衔，远驱美国，以便革去其财政部长职。孔一看势头不对，隔洋发来一电，表示要辞去私人驻美代表，及早回国。蒋在孔宋家族的压力下，对此颇有些犹豫，原拟议中召开的中常会议（讨论财政部等四部人事问题），也暂时中止。陈对孔电辞代表一事，大为不满，面蒋谏诤，有恶恶不能出之语。陈对孔氏家族久蓄积恨，不能自已，以至在最高当局面前有“失态”之语。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内贪污腐败盛行，已经直接危及蒋的统治基础，蒋考虑予以抑制，先是寄希望于党团组织，后是寄希望于特务组织，以期推进反贪运动。但由于蒋在策略上只准打苍蝇，不准打老虎，未碰及党内最大的贪污犯孔祥熙。结果每次反贪运动，都是雷声大而雨点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依然是不甚了了。然而，蒋不从政策上检讨反贪失败的原因，反迁怒于党团及特务组织反贪不力，甚至希望由“清流派”代表人物陈布雷出来扭转危局，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

1943年间，朝野都在盛传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案及宋子文私吞美国军援案，重庆政坛为之沸沸扬扬，一片乌烟瘴气。蒋也感到孔、宋这两个“宝贝”闹得太不像话了，但又没有勇气，只好拿手下人出气。11月13日，蒋命陈布雷通知党政会报成员到尧庐开会，蒋跑到会上大发了一通牢骚，大骂党团不能有所作为，“看报告都是好的，没有人自承弱点，但是实际成效一点没有”。蒋接着大骂“调统局没有检举贪污不法上来，可见做事不负责任，也就是本身不健全，不敢检举人。”当年清廷腐化，“所以本党革命得以推翻其政权，今本党党员，成了当年八旗子弟，眼望自己的腐化，不胜痛心”！当天晚上，蒋又激动地把陈布雷找去，垂询“上午所言，有无补救办法，难道就让我说了这番话算了不成！”意在要陈布雷拿出办法。

陈奉蒋的密旨，回头与唐纵密商，提出了一个建立“党政军各机关监察网以及对特务与缉私机关之监察机构”的设想，经陈布雷报蒋后，蒋大为高兴，视为救党救国的灵丹妙药，督促陈布雷抓紧实施。但是，当陈布雷提出将监察机构“落户”到侍六组时，出乎陈的意料，唐纵极力表示反对。唐清楚仅凭自己一个少将组长，哪里能扳得动孔、宋这些皇亲国戚及特务、缉私机关，故以找人不易，坚决不同意。唐居然提出将监察机构放在主任室，理由是容易物色人选，方便陈布雷就近领导。陈本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哪里肯承揽这样的麻烦事，故对唐纵提出的这一建议深感不快。可见，说到反贪污，打老虎，高调人人会唱，但是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大家又都成了缩头乌龟。试想一下，像陈布雷这种等而次之、唐纵这种次而又次的人物，尚且有这样多的顾虑，那么当家人蒋先生的难处，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件事一度在陈、唐之间闹得僵持不下，好在有侍一处主任林蔚出面转圜，主张由侍一处副主任、侍卫长俞济时兼任这一监察机构的负责主管，这件事才算收场。

结果，出谋划策的陈布雷与唐纵都缩在幕后，不肯出头露面，只把俞济时推到前台，勉为其难地负责，这种事能玩出个什么结局，也就可以想象。成果自然也是有的，抓了一个典型，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十四师师长阙汉骞（又是一个苍蝇），被党政军监察网检举：所建房屋华丽异常，超过本人薪水收入，有贪污嫌疑。蒋闻报大怒，降旨追查其耗费来源，下令将其所建房屋查封以作公用。人人皆知的超级大贪污犯孔、宋之流，依然稳居中堂，好官我自为之，监察网连一根汗毛也不敢触及他们，而对一个小师长却如此大动干戈，有劳蒋委员长亲自处理，正应了那句“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老话了。就连发明党政军监察网的唐纵也颇不以为然，谓“委座对于政治上有顾虑者，不得不敷衍，而无所顾虑者，则处置綦严”。

老虎不敢打，打苍蝇又不解决问题；人言沸腾，国本摇动，又不能不有所补救。于是，蒋、陈想来想去，认为还是应当多从正面引导。为此，陈布雷赴国民月会讲演，对大后方的物价高涨及生活困难问题，作正面阐述，谓“抗战愈艰难，生活愈困苦，此为意料中事，不必惊怪。希望大家安心工作”等等。事后，陈布雷问唐纵：“同事反应如何？”唐不想扫陈的兴，亦不想说违心的话，故模棱两可地说：“精神安慰之一法。”陈布雷听了，为之怅然。

“暂时拖，将来打”

国民党好像一棵烂心的大白菜，早已是中看不中用了。不过，蒋介石始终认为，国民党的危险，不是来自党内，而是来自党外，即来自国共两党关系，来自中共的日益壮大。陈布雷的观点与蒋有所不同，即认为国民党的危险，既来自党内，也来自党外。从政治上说，陈布雷始终对中共持批评立场。蒋、陈的反共共识，可以形容为一以贯之。即便是中共领袖周恩来这样的杰出人物，陈固然表示敬慕，但始终视为共产党人中的特例，而对中共组织，则不予认同。1941年，周恩来曾经对翁泽永先生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给一个人服务，要为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翁第二天就登门传话。陈听后默然，良久始答：“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

以翁泽永与陈布雷的至亲关系，当然可以对一些敏感问题谈得随便一点。一次，翁与陈谈到国共“摩擦”问题。陈说：“都是共产党不好，游而不击，不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命令。”一听就知道，这是从国民党“摩擦专家”那里抄过来的套话。翁当即辩驳：“不是这样吧。周副部长（指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说：‘摩擦’是国民党军队故意挑起的。”陈则说：“你们年轻人，阅历不足，容易受一方宣传的欺骗。我是看得多了。”翁据理力争：“有的宣传，当然我们要分析研究。但周副部长说的都是历历有据、令人信服的事实。你能说他列举的例子不是事实吗？”陈为之默然。

皖南事变后，陈布雷给驻苏大使邵力子发电，内有新四军“抗命叛变，袭击友军”、“危害民族，为虎作伥”等语，这固然是国民党反共的官方语言，但与陈布雷的反共立场也是吻合的。1941年2月13日，国民党方面得到消息，周恩来定于次日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将向居里提供包括皖南事变在内的若干材料，说明国民党如不改变其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假日军南进之机，危及太平洋美军的利益。蒋认为周此举将直接损害美蒋关系，指示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阻拦对策。然这批反共专家群议终日，竟莫得一策。最后，陈布雷与唐纵密议，决定“先派一得力人员于周晤面之先与居里一谈”，意在先给居里打一次反共预防针，以增强其反共免疫力。不过，“这一针”未达预期效果，周会晤居里以后，美国政府立即通过居里向蒋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蒋掂了掂分量，深感“山姆大叔”态度强硬，反共节奏只得放慢。

八年抗战期间，陈布雷并非站在处理国共关系的第一线，但由于国共两党关系属侍二处主管范围，故国共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陈布雷都参与其中。就大的方面来说，陈布雷的反共风格，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注意与蒋保持一致，蒋反共，陈紧跟；蒋联共，陈拥护。第二，不在公开场合对国共问题发表谈话或文章，即有反共大计，也只在幕后贡献。第三，主张两党“摩擦”，重在适度，应以不激怒盟邦、不导致内战为限。略举一例，以期证明。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在会上作了一个反共报告。考虑到国民党内意见纷陈，难以统一；也考虑到避免国际注意，争取盟国援助；还考虑到不让中共利用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激励内部，蒋接受陈布雷的建议，报告之后，不讨论，不决议，实施“软着陆”。蒋在报告中声称：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全会据此制定了“暂时拖，将来打”的反共方针。会后，国民党一方面污蔑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一方面则不得不暂停对中共的军事进攻。

陈布雷对这一反共方针大为激赏，“表示对共产党以政治方法解决，而避免武力”。为之吹嘘：“总裁此项指示，使共产党出乎意料，使其在宣传战上扑了一个空，而在国际上争得极大的同情。这在技术上的成功，党内人士恐尚无人思及者。”陈布雷赞成“暂时拖，将来打”，是基于这一方针吻合其反共策略。即在“摩擦”问题上，以不导致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局面破裂为前提。陈布雷的这一立场，既代表了国民党中间势力的心理，也说明了他在反共手腕上日趋成熟。事实上，对于全会制定的这一反共方针，陈布雷献策颇多。八年抗战期间，在反共问题上，蒋始终受到左右两派势力的夹击，他在支持顽固派势力的同时，又不能不顾忌国际盟邦的牵制及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陈布雷作为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发言的分量加重，亦成为蒋身边的反共顾问之一。

为了切实贯彻“暂时拖，将来打”的反共方针，同时也是基于国内外反法西斯进步力量的共同牵制，蒋不得不在反共舆论上有所对策，以摆脱不利局面。蒋认为：国内外的进步舆论，包括美国盟邦在内，都与他作对，这都是中共巧妙宣传的结果。蒋曾经对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直言不讳地说：他对于共产党的宣传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为此，蒋一方面同意重开国共谈判，以敷衍国内外舆论；另一方面则策划发动一场反共宣传战，以改善国民党的内外形象。陈布雷既是蒋介石的“文胆”与代言人，是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家，自然要在这场反共宣传战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场反共宣传战，是从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以及整顿改组《中央日报》社开始的。此前，因为中共领袖毛泽东写了一篇《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并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海内外舆论为之瞩目。蒋看了之后，亦颇有震撼之感，也想把这些年来自己鼓吹的理论总结一下，弄出一个东西，与毛泽东抗衡，更深的考虑，当然也是为了能给国民党树立一面反共的理论旗帜。

初时，蒋属意陈布雷执笔。太平洋大战爆发后，蒋亦多次同陈布雷说明此意。陈对蒋的动机十分清楚，无非是为了反共，但考虑在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弄得不好便会臭名昭著。况陈氏确有自己的难处：一来自己在理论上不甚擅长；二来自己的脑力体力都已不堪负荷。于是，陈先以委婉的语气向蒋提出：用“委座”的名字出书要慎重；次之则一味拖延，意在蒙混过关。后来实在拖不过了，索性将这样一件“美差”，推给刚从汪伪汉奸集团归队不久的陶希圣。

陶希圣跟着汪精卫、周佛海落水之后，因分赃伪官不匀，一气之下，联络高宗武，中途反正，负气出走香港，电蒋认罪，自请效命。经陈布雷居间进言，蒋赦免其汉奸罪行。不久，陶从香港再回重庆，居然进入侍二处，出任第五组组长，成了蒋先生的心腹了。当时，一些高层人士多主张严别正邪，对陈布雷之举陶，多不以为然。而据陈训慈说：“布雷所以引用陶的主要原因，当由于他自己既不愿意多用人，又由于负担蒋所任命的新闻宣传重任，自感无暇研治各门新的知识，陶这种驳杂的‘横通’之才，正是他想倚重为‘智囊’的。”

陈布雷举陶以自代，陶亦想借此攀缘于蒋，而蒋亦认为陈的一些观点已落伍，以陶代陈，不失为一种选择。于是这件事，三方一拍即合，正式确定由陶希圣代撰《中国之命运》一书。1942年11月，宋美龄秘密赴美，展开夫人外交。蒋在重庆，成了“单身贵族”。夜幕降临，万籁俱寂，蒋氏光棍一条，清静幽雅，很有些“宁静致远”的感受。适陈布雷此时躲到成都华西医院养病，蒋迫不及待把陶希圣找来，口授全书纲要，力促早日完成。

陶希圣奉旨，经一个冬天的闭门“造车”，前后几易其稿，又经陈布雷修订，蒋氏反复审阅，终于炮制出一份长达十万言的“杰作”，题之为《中国之命运》。应当说，陶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表达了蒋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想和对内对外政策，从理论上更加完备了中国封建法西斯的思想体系。难怪此书出笼后，被国内外舆论评为“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希特勒《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等。据说，《中国之命运》还未公开发行的时候，《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样本，展读之下，大为震骇，认为这个时候出版该书，对国内政局不利，当即去找陈布雷，请陈出面阻止该书出版。王以为此书“露了谋人之口”，中共看了，必将准备反击。陈说，他也认为此书不好，但表示“不能挽救”了。陈甚至感慨良深地对王说：“我自从接受蒋先生的聘任，就如同一个已经出嫁了的女人，只有从一而终。”陈竟以妾妇之道侍蒋，不但可笑，而且可怜，亦复可悲！

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正式出版，国民党上下为之鼓噪，并在国共之间引发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战。陶因建功颇伟，从此得蒋青睐，再次露出水面，成为蒋身边的红人。陶尝到甜头，一发不可收拾，准备再写一部《中国之命运》的姊妹篇：《中国之开发》。陶的眼角一高，对陈交代的那些日常宣传事务，颇有些不屑一顾了，这让陈布雷大感不快。1943年5月13日，也就是《中国之命运》出笼后两个月，陈布雷跑到唐纵面前，对陶大发了一通牢骚。据唐纵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载：陈主任“对宣传问题，对于希圣颇为失望。当初希望希圣来做点宣传工作，焉知彼之兴趣已转入哲学方面，加以外间对他过去一段经过，不加谅解，希圣亦趋冷淡，未能使其愿望实现！至为憾事！”以此足见陈对陶失望之深。

“可惜我不能陪你下海”

为配合这一场反共宣传战，陈布雷对报纸杂志等舆论喉舌，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番改组及重建工作，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报，其地位自在一般新闻舆论机构之上。但在八年抗战期间，因其不能准确反映蒋的意旨，尤其是不能起到与《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相抗衡的作用，屡屡遭蒋痛斥。《中央日报》西迁重庆七年，报社经历五次改组，社长、总编辑、总主笔、总经理等，均先后更换五任。以至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一度视《中央日报》为畏途，无人敢去主持。

抗战期间，第一个被解职的《中央日报》社长是程沧波。程于1932年在南京出任《中央日报》社长，因擅长文笔，与陈布雷的关系渐密。陈或因身体不佳，或因笔札太忙，程有时客串一下，帮陈起草一两篇文稿，亦能得蒋认可，颇得陈的好感。《中央日报》西迁重庆后，在舆论宣传中一改过去唱“独角戏”的场面，变成与《新华日报》唱“对台戏”。两相比较，《中央日报》显然不敌《新华日报》的气势与水准，加之程在私生活上不够检点，被人数次告到蒋介石那里，蒋大为光火。一次，蒋出席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话，突然间大发雷霆，斥责程不该给重庆《大公报》写星期论文，并责骂：“你是国民党党员，为什么不给党报写文章？这哪里像一个国民党员？”其实，《中央日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多出自程手。“星期论文”是《大公报》特辟的一个专栏，多由名家执笔，程应约撰稿，不过是偶一为之。况且，遍查国民党党章，亦无党员不许给党外报刊投稿一说。蒋之斥程，完全是借题发挥，逼其自动走路。会后，程自知不便久留，当即留下一纸辞呈，靠着于右任的老关系，出任监察院秘书长去了。程一走，总编辑张客年、总主笔周邦式、总经理贺壮予等一套班子集体让贤。这是发生在1940年的事情。

程沧波之后，第二个被赶的是何浩若。何原任三青团宣传处长。程走何来，何深知在蒋手下，《中央日报》这碗饭不好吃。于是，何在走马上任之前，先请出与中央宣传部关系较深的刘光炎任总编辑，代他把新闻关；请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外交系主任陈石孚任总主笔，代他把言论关，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等到何入主《中央日报》以后，才知道问题不简单，原先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央日报》名义上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实际上婆婆很多，其他的不说，第一个大婆婆就是以陈布雷为首的侍二处。偏偏从陈布雷到侍二处这班人，最是胆小怕事，诸事不肯负责，《中央日报》发表新闻和言论，动辄得咎。加之何浩若与陈布雷等官邸派人物素无深交，事先很难沟通，事后疏通亦不易。至于经费支绌，更是捉襟见肘，许多实际问题都无法解决。何到职三个月，谋了一个行政院物资局长职，走人了。何为之解嘲说：“物资局言之有物，行而无资，局长成了闲曹，但总比《中央日报》社长少些麻烦。”

何浩若之后，第三个被赶的是陈博生。陈是北平《晨报》老记者，曾先后任中央通讯社东京分社社长、《中央日报》及中央通讯社总编辑等职。何挂冠之后，《中央日报》社长发生问题，一时无人揭榜。不得已，蒋亲自点将，要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把陈博生借出来，整顿《中央日报》。陈带了《晨报》一班大将赴任，据说都是一批办报老手。然而，《中央日报》先天不足，陈亦回天无力，不但报纸办得毫无起色，各方责难纷至沓来；而且财务上难题百出，版子已经上机，纸张尚未买到，一时病急乱投医，只好到《新华日报》社商借。《新华日报》也不含糊，本着互通有无的原则，亦向《中央日报》商借铜模浇铸铅字。正所谓拿了人家的手软，《中央日报》不便拒绝，只好与《新华日报》搞起了“双向交流”。加之日机实施疲劳轰炸，造成重庆市区经常停电，《中央日报》社应变不力，出版很迟，有时到了夜里，蒋还未看到当天报纸，多次打电话找陈布雷查问原因，等到《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互通有无的问题暴露，蒋大为震怒，陈被迫辞职。这是发生在1942年12月间的事，也正是陶希圣挑灯夜战，为蒋捉刀代撰《中国之命运》的一段时期。

陈博生之后，第四个被赶跑的是陶百川。陶是浙江绍兴人，先后任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及《晨报》总主笔，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三青团常务干事等职，被誉为一流人才。《中央日报》社长再次发生困难，陈布雷感到《中央日报》非陶百川这样的干才不行。陶上任之后，果然气象不凡，先是请出后台老板潘公展兼任总主笔，主持言论，以防政治上出问题；次则大刀阔斧地抓新闻和版面改革，全力办好“本报特讯”，以期压倒《新华日报》和《大公报》；再次则一反《中央日报》四平八稳的传统做法，主张要和中央通讯社抢新闻，以显示《中央日报》的特色。陶有一部专用轿车，为了抢新闻，早上交给发行组运送报纸，白天交给采访组记者使用，自己宁可去挤公共汽车，或搭乘马车上班。陶之作为，确是耳目一新。

但是，陶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任之后，纰漏一个接着一个。1942年12月27日，《中央日报》为“抢新闻”，赶在美、英前面，刊出独家新闻：《中美、中英新约明年元旦正式公布》。这件事把外交部长宋子文惹火了，认为泄漏了党国的外交机密，蒋亦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手令将《中央日报》总编辑袁业裕交付军法审判，采访主任卜少夫罚薪三个月，以示薄惩。陶百川慌了，请出陈布雷、叶楚伧、潘公展等人转圜，袁业裕总算被交保释放，不过，总编辑一职，只好另请高明了。于是，中央通讯社编辑主任钱沧硕取袁业裕而代之。

钱沧硕吸取前任教训，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严格审稿，把好新闻关，以至每晚坐在总编室里，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以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老话说：越是怕鬼，越是闹鬼。一次，陈布雷派人送来一份《中央日报》，上面有蒋用红铅笔加注的记号。蒋的习惯：红圈表示满意，黑叉表示不满，问号表示有问题。但这些记号往往是蒋氏在惊鸿一瞥之下的雪泥鸿爪，时过境迁，其真实意图，不要说一般人很难琢磨，就是蒋本人有时也是一笔糊涂账。这次加注的红色记号，非圈非叉，亦非问号，更让人不知所云了。大概陈布雷也感到是个闷葫芦，所以派人一送了之，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但陶百川紧张了，马上发动大家猜谜，久猜不中。于是，陶快刀斩乱麻，提笔就批下几个字：“标题不当”。钱老夫子不愿意了，认为这是陶对他的侮辱，当即留条走人。事情闹僵了，一时难以转圜，陶就请他的老师陈德徵来报社帮助看稿，对外名义是顾问，在报社大家也就戏称为陈总编辑。

也许蒋感到《中央日报》近来颇有些太平气象，偶然间问左右：“现在《中央日报》的总编辑是谁？”左右答：“是陈德徵。”不想蒋大吼一声：“把这个家伙抓起来！”竟把左右的人都搞糊涂了。原来，这是十余年前的一桩公案。1930年，陈担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曾在中小学中举行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陈的本意并不算坏，但投票的结果：第一是孙中山，第二是陈德徵，第三才是蒋中正。蒋闻讯即下令把陈扣留了十几天，撤销陈的一切职务。这次，陈居然又在蒋的鼻子底下钻出来，当上了《中央日报》总编辑，蒋当然要光火了。事后蒋虽没有抓他，但却补了一个手令：“永不录用。”

陶百川的运气似乎还没有背透。1943年3月，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这一代要比上一代更好》。大意是说清末贵族子弟骄奢浅薄，不能成器，所以政治腐败，江山不保。社论绕山绕水地大谈人伦、血缘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最后笔锋一转，写道：“如果今日的成年老年，对于后一代的青年，爱之不以其道，言论思想，处处暗示他们不劳而获，引进他们到特殊与例外的地位，处处无形中培养成一批亲贵子弟。那是前一代人对不起后一代人的地方。”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以CC系为代表的党方，对蒋介石扶植蒋经国及黄埔系，培养不劳而获的“一批亲贵子弟”的影射和讽刺。三青团分子看到这篇社论，顿时群情激奋，剑拔弩张，并要陶百川亲自出席升旗典礼，予以解释。陶一方面致书自辩，一方面托请陈布雷代为疏通，然均无效果。到了这一步，陶自感山穷水尽，别无良策，只有辞职了事。这是发生在1943年春夏之间的事情。

这一来问题大了，以陶的长袖善舞，尚且不能在《中央日报》立足，比陶等而下之的，也就更不敢问津了。一时间，炙手可热的社长宝座，竟成了无人敢啃的冷猪头，陈布雷亦为之头痛。适逢国民党《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胡能写文章，亦能做诗填词，擅口才，懂英语，从1928年任《杭州民国日报》（后改组为《东南日报》）总编辑、社长算起，主持报社15年，通权达变，经验老到，素有办报能手之称。陈布雷闻讯胡健中来到渝，心头一亮，当即找到胡健中的后台老板陈果夫、陈立夫（分别任《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与监事长）商量，三人联合向蒋保荐胡健中出任《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不呆，深知《中央日报》社长固然显赫，但伴君如伴虎，蒋的喜怒无常，赏罚随心，是有口皆“碑”的，哪里比得上《东南日报》的天高皇帝远，独步东南呢！胡健中借口《东南日报》正流徙千里，立足未稳，坚辞《中央日报》社长职。

胡健中不肯“高就”，陈布雷急了，决定破例玩一次“深沉”，迫胡就范。于是，陈布雷约胡健中谈话，表情严肃地说：“事情很严重！总裁骂你了！总裁说：‘胡健中虽佼佼自负，实是自私自利的人！’”胡问：“我怎么自私自利啦？”陈答：我也是这么问的。然总裁说：“他只晓得办自己的报纸，党里面的事一点也不做！”胡力争：“我能撇下同生死共患难的员工，一走了之吗！总裁批评我自私自利，《东南日报》员工也可以说我自私自利，我该怎样做才算不自私自利呢？”陈管不了那么多，却郑重宣布：“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担任《中央日报》社长。”陈大概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无异于逼良为娼，非君子之道，故马上以一种歉意的口吻说：“可惜我不能陪你下海，叫我的兄弟陈训悆、陶希圣做你的搭档。”

陈布雷约见胡健中之后，陈氏兄弟亦次第出马，相继苦劝，力促就任。蒋并亲自召见胡健中，多所勉策，以示垂青。胡见最高当局如此厚爱，这才诚惶诚恐地表示接受，但条件是：继续兼任《东南日报》社社长，请陈训悆任总编辑，陶希圣任总主笔，陈宝骅任总经理。陈训悆是陈布雷的老弟，陶希圣是蒋的文学侍从，陈宝骅是陈果夫的堂弟，这些人都是党国的忠贞之士，蒋一一照准。在胡健中来说，一是认为《东南日报》还在自己手中，等于预留了一步退路；二是认为陈训悆、陶希圣、陈宝骅都是通天人物，如此可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问题，谁也逃不脱。还未上任，就已经将退路布置得滴水不漏，这才看出胡健中的真功夫。至此，胡始于1943年11月15日到任视事。

胡的这一手果然厉害。陈训悆与陶希圣就住在侍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见。陈布雷从蒋那里回来，如有重要新闻和言论发表，每每于事先告诉陈训悆和陶希圣注意。如此一来，与其说《中央日报》是胡健中在办，不如说是陈布雷遥兼。《中央日报》出了问题，固然胡健中要第一个负责，但陈训悆、陶希圣亦脱不了干系。这样，蒋即便要追查责任，陈布雷也只好居间转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此，《中央日报》总算风平浪静。

不但政治上买了保险，曾经困扰《中央日报》的经费问题，也得到改观。由于《中央日报》经理部是陈宝骅在那里负责，胡健中表示一切拜托。经费发生困难，陈宝骅也就直接找陈果夫、陈立夫解决，一切问题均迎刃而解。胡健中入主《中央日报》社，上靠陈布雷、陈果夫、陈立夫撑腰，下靠陈训悆、陈宝骅掌印，五陈助一胡，昔日多事的《中央日报》社，一时间竟成了“太平天国”，胡健中这个“太平官”一直做到胜利还都以后，真可谓一大奇迹。

胡健中一袭秋衣，从福建南平赴重庆开会，接任《中央日报》社长后，就直接留在重庆，冬衣一件也没有。而且，办报的人大都是夜猫子。胡亦不能例外，每于夜色降临之后，胡就要冒着浓雾，从市区乘车到郊区化龙桥《中央日报》社总部，以栗栗危惧的心情办报。陈布雷报人出身，深知办报之苦，故与胡开玩笑说：“我要把《聊斋志异·连锁》上的两句诗送给你：‘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胡问：“此话怎讲？”陈解释：“‘幽情苦绪何人见’，不必多说，你们办《中央日报》的苦处，只有我一个人深切知道，别人很少晓得。‘翠袖单寒月上时’么，一来你的衣裳单薄，而你的衬衫袖口上都染有蓝墨水，所以叫做‘翠袖’，而八九点钟、月亮初上时，你们就愁眉苦脸了。”陈布雷的一番肺腑之言，顿让胡健中感动不已。

“委座没有说坏，就算是好”

八年抗战时期，陈布雷在舆论宣传领域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谁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只有他才是国民党舆论宣传领域的最高主管，是国民党思想理论方面的权威。从中央宣传部到新闻检查机构，从中央通讯社或《中央日报》，无不唯陈的马首是瞻。

但是，综观陈布雷这样一位国民党舆论界的“老大”，在办报或宣传方针方面，却少有自己的主张，而是一切唯蒋的意旨是从。陈布雷在评论《三民主义月刊》的办刊成绩时，就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委座没有说坏，就算是好。”这可以看作是国民党对其宣传指导思想及舆论方针的一个最权威的解释。即以《三民主义月刊》的创办过程来说，亦可从一个侧面了解陈布雷指导国民党舆论宣传的一般作风。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三民主义月刊》并不著名，但是对它的背景不可小觑，它是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自主持，由陈布雷垂直领导的一个纯理论刊物。而且，据陈布雷多次强调：“委座亲自主持的事业，只有这一个。”按这样的实力地位分析，把这个刊物办成个像样的杂志，是没有话说的。但是，恰恰相反，这个由蒋介石做“老板”，由陈布雷做“管家”的刊物，始终没有办出什么成绩。

据刊物经办人杨玉清说，蒋介石之所以想到要办这个刊物，是受了胡汉民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在香港办了一个《三民主义月刊》，树起了反蒋旗帜。这件事给蒋的刺激很深，蒋抱憾自己在理论上总是弄不过胡汉民，理不够，拳头凑，说不过胡汉民，写不过胡汉民，只好用“中正式步枪”关了胡汉民的“禁闭”。虽以蛮力打败了胡汉民，但蒋留给世人的印象，总不外是一个专制蛮横的新军阀而已。这是蒋深以为耻的地方，也是蒋的一个心病。直到抗战时期，胡汉民已死去多年，蒋也被日本人赶到了重庆，但在心底深处，依然念念不忘《三民主义月刊》带给他的巨大遗憾，一心想着能在理论上找回自己的“光荣”。于是，蒋把陈布雷找来，谈了自己的想法，要陈办理此事。

陈布雷“奉谕”后，几经张罗，决定委托杨玉清经办。杨早年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的留学生，先后任中央政治学校、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法商学院教授，三青团宣传处副处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候补干事等职，分别在南京及重庆主编过《日本评论》月刊和《读书通讯》半月刊。杨的经历，可谓既有办刊经验，又有政治头脑，正是陈布雷要找的那种办刊人才。创刊伊始，陈布雷交代杨玉清：“现在抗战，大家都很忙，特别是对主义有研究的人，都负有大责任，更忙。办月刊，一定得有一些有分量的文章，现在办不到。先办周刊试一试，以后按情势的发展，再逐步改为半月刊或月刊。”

杨玉清回忆说：陈布雷办事非常谨慎，总怕出乱子挨蒋的骂。因此，陈总是关照杨要特别谨慎从事。杨因为在办刊之初，曾出过一个不大不小的“乱子”，对此颇有感慨。周刊改半月刊，陈布雷曾介绍杨玉清去看望“对主义有研究的”戴季陶，请示半月刊的办刊方针，并关照“三民主义半月刊”这几个字要请戴写。岂知在此之前，杨已听说“三民主义周刊”为吴稚晖所写。杨认为：周刊改半月刊，只不过改动了两个字，无须重新创作。于是，杨自作主张地请了“吴稚老”的“墨宝”。陈闻讯，顿露不悦之色，认为只有“戴公”才配写这几个字。虽然都是国民党元老，但在陈布雷的那本账上，戴季陶就可以写半月刊的刊头，而吴稚晖只配写周刊的刊头。杨玉清哪里知道这里面竟有那么大的讲究哩！

陈布雷曾指令杨将周刊中的“社评”一栏取消，目的是不让杨自说自话，避免出乱子。杨有话无处说，就利用“编辑后记”说话。然几期下来，陈布雷托人转达意见：“编辑后记要写清爽些，用不着夹杂很多问题。”对杨又是当头一棒。杨办刊物，对手下人别无长物相赠，总想介绍几个工作人员去见见陈布雷，无非是想让陈抽空接见一下，说几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空话，对办刊人员也是一个勉策，然陈的自全之道，历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始终拒绝这样做。杨要办刊，总想多了解一点方方面面的情况，故向陈要一份当时中央通讯社发行的《参考消息》，陈亦不肯“私相授受”。1943年初，蒋电令全国推行所谓设计、执行、考核三位一体的“行政三联制”，以期整顿吏治，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为此，杨连出了两期“制度与人才”的专号，其中引用了一些故事，牵涉到蒋介石和侍从室的人。陈布雷此时恰在成都养病，知道消息后，马上通过陶希圣、李惟果等人，向杨玉清提出警告。每期《三民主义半月刊》出版后，杨玉清总先送几本白报纸本给陈看，陈再签呈蒋阅。在杨的印象中，刊物办得是好是坏，蒋从未讲过什么。陈却因此而感到很满意，说：“委座没有说坏，就算是好。”

但是，无论陈布雷多么小心谨慎，也无论陈布雷多么勤奋努力，国民党的舆论宣传总是不能适应其反共要求，这是蒋深为不满，也是国民党的舆论宣传机构屡屡挨骂的主要原因。特别是进入抗战中期以后，因《中央日报》等新闻机构不能很好地开展反共活动，而且内部屡屡出事，在党内外、国内外影响极坏，蒋恼恨至极，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日报》“责备备至，几至负责人无地自容”。蒋曾经感慨地诘问陈布雷：“何以本党言论低落？”陈亦困惑不解，私下转询唐纵。唐则认为：“本党在朝，对于政府之缺点，不能不加掩饰，攻击的话容易讲，亦容易听，颂誉的话不易讲，亦不易听。且异党在野，办文化宣传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本党在朝，优秀的人都做了官。惟本党平日无计划来培养这一类人才，则不能辞其责也。”

陈对“在朝”与“在野”的观点，不愿苟同，但又觉得这一说法不无新意。的确，撇开政治因素不谈，如果从纯人才的角度考察，唐的观点不无道理。不说其他的，从孙中山先生闹革命开始，国民党的优秀人才，有几个不是办报出身？即以陈布雷来说，走的也是从报界起家的路子。办报一旦办出成绩，马上钻营到“朝中”做官，结果剩下一批二三流的角色，仍坚守报界这个重要阵地，自然难以与人才济济的共产党抗衡了。然而，即使是由国民党的一流人才重新出山办报，难道就可以改变“本党言论低落”的局面么？可见，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或许是大家都明白问题的实质，只是谁都不愿意由自己来捅破这个禁忌吧！不过，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了。而且，越到抗战后期，国民党的舆论宣传越显被动，不得不通过发动一次宣传战，作殊死一搏，以期扭转颓势。

所谓的反共宣传战，始于抗战后期的国共和谈。1944年1月，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当面向毛泽东主席转达蒋方的“新建议”，要求中共派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举行国共会谈。毛泽东同意林、周可先后赴渝，共商国是。蒋介石得到毛泽东的这一答复，立即指令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等反共谋略机构，各自起草一份《林伯渠来渝我方应付对策（草案）》，以期优中选优，从中选定一案，作为反共宣传战的蓝本。

虽为三案齐发，但“中秘案”与“联秘案”都是一般秘书人员起草，除了以谩骂见长外，在反共谋略上并无新意，唯有“侍秘案”是陈布雷亲自拟定，不但得到众多反共专家的一致认同，就连最高当局也表示嘉许。

陈布雷的“侍秘案”明确提出：“中央之对案，应注重其宣传性，而并不期待其成功。”宣传战的策略为：甲、在林伯渠到渝之后，由中宣部长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个简短消息，中文报纸刊登这一消息；乙、重庆应有一二家报纸提出对林氏此来之责望论调；丙、在谈商不成时，再由中宣部在招待外国记者席发布消息（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丁、在林伯渠离渝时，应披露具体细目均可商决之消息，暗示中共不能接受国家纪纲完整之原则。盖中共此时必缕举烦琐节目诉苦也。陈布雷最后提出总“对策”：“总之，此次商谈，要注意宣传性，故中央提对案、发消息，皆须注重中外人士之易于理解，其肯定者必十分肯定（如其党的存在等），其否定者必明白否定（如其军事政治割据是），均须鲜明，将党与政与军三项划分开来，即军事力量不得紊乱行政系统，党的问题又不牵连军事问题。”陈布雷所提的这份“对案”，经蒋亲自批示，作为指导国民党进行反共宣传的纲领性文件。

作为这次反共宣传战的一项中心活动，就是组织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这次考察活动，最初是由外籍记者提出的，蒋介石初不允许，后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蒋勉强表示同意，但指示陈布雷“须有周到之准备”，以期达到对中共进行宣传战的效果。陈布雷奉谕，“极为戒慎恐惧”。所谓“周到之准备”，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准备对中共宣传材料”。陈布雷忧心忡忡地对唐纵说，此一问题，为一艰巨问题，政府无人负责，势必落到他的身上。

1944年3月15日，蒋召开官邸会议，讨论布置中外记者赴延安考察问题。会上，蒋就陈布雷起草的《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渝之准备注意事项》一案，作了“秘密报告”，并就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问题，提出了六大技术要点，从考察活动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针对中共的宣传活动，如何进行反宣传等等，作了重要训示。诸如，在第二点中，蒋要求胡宗南及阎锡山两长官处，预先延揽一批教授、学者、知识分子与民众青年，“令其事先准备材料，提出实证，详述其耳闻目击奸党在沦陷区各省县袭击友军、破坏抗战、违反命令、毁坏法纪、残杀军政教育人员及各地无辜民众等罪行，尤其对于其本身亲受奸党之逼迫残杀等痛苦情形，应尽量叙述，俟中外记者到达当地时，即由彼等与之接洽，以所预备之材料与谈话内容，详举以告”。仅此一点，足可看出蒋、陈的反共机心之深，及用心之良苦。

陈布雷策划反共宣传，固然技高一筹，但若说他热衷于此，则大错。据唐纵说，在召开官邸会议之前，陈就曾与他通电话，对中外记者赴延安问题忧心忡忡，唯恐失败；“又以各项准备，各机关无人负责，诚恐落在他的头上”。下午，官邸会议结束，陈即“神色仓皇”地找侍一处主任林蔚商量，提出：“委座许多指示将来谁来负责统筹？”当陈看到林蔚正在召集唐纵、徐佛观（国民党中央乙级会报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阮肇昌（军委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等人商量这一问题，神色始稍稍安定。陈对唐纵说：“为此事又是几晚不能睡眠。”

别人反共，无不斗志昂扬，干劲十足；唯陈布雷反共，殊以为苦，此为一叹！经陈布雷等人数月秘密筹划，中外记者团总算于5月初出发。一个月后，陪同中外记者团的反共专家徐佛观中途自西安归渝，向陈布雷及有关方面汇报情况，谓：“此次外国新闻记者在西安，有意外之收获。祝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之谈话，使外国新闻记者格外满意。劳动营之参观，使彼等之观念为之一新，惟军统局之跟踪，给外人以恶劣之印象。地方上之准备，多偏重形式上的招待，而没有从实际上有所准备。”又称：“此次河南战事，汤集团（汤恩伯所部）与地方感情甚为恶劣。其初军队抢劫民众，其后民众抢劫军队。其原因一则由于军队纪律不好，一则由于地方政治不能配合军事。”又称：“现在地方的现象，杂牌军队比中央军队好。南方人统治北方，最易引起反感，此二事极宜注意！”

稍有头脑的人，就不难看出，徐佛观的这个汇报，不过是“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技术运用。所谓“意外之收获”，一个是省主席的讲话，一个是集中营的参观。这种官场文章，最遭新闻记者诟病，何来“意外之收获”？这只是徐佛观的巧言掩饰而已。其实，中外记者团的陕北、延安之行还没有开始，这还只是在西安、河南两地活动的“成果”。以此观之，陈布雷亲自指导的这一场反共宣传战，大概又是一个运命不佳了。

事实上，陈布雷后来综合外籍新闻记者考察延安及陕北之行后的结论是：“关于共党问题者，谓我大军封锁边区，我正准备内战，我反共重于抗战。并谓中共管辖之人民达五千万至一万万，中共应参加政府；美国应对中国施以压力，以调解国共纠纷。关于我内政者，谓本党代表地主已不为中等阶级所拥护，恶性通货膨胀，检查制度及限制外国记者之活动，留学生之思想管制”等等。不难看出，凝结陈布雷无数心血的这场反共宣传战，终以惨败告终。

八、侍与从

愿作二号，不愿作一号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与陈布雷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谜，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秋宗鼎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一文中回忆：“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单独约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陈为蒋密谋划策，内容很难为局外人所能知晓。”陈对蒋的政治黑幕，从来都是守口如瓶，“筹策漠献，胥关大计”。在许多问题上，陈与蒋虽因所见不同，常对蒋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地服从总裁意旨。故时人评价陈布雷是：“以总裁之忧为忧，以总裁之乐为乐。”陈把一切功劳和光荣都归之于蒋介石，一切劳苦和委屈都由自己承当。

这是就大计而言，若论工作态度，蒋君章（陈布雷秘书）回忆：陈的办公是全天候的，不管昼夜，都在斗室中工作。我们做他属下的，也就随时听候召唤，协助工作。所以在重庆，在南京，我都住在布公办公室的宿舍中，无所谓办公时间。蒋君章并说：“所有工作，都为蒋委员长而努力。他每天无昼无夜地工作，蒋委员长什么时候都找得到他，照着工作的时间性，分别缓急，立刻非常正确地执行，他彻底做到蒋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和无名英雄的实际。他任蒋委员长机密幕僚近20年，始终得到最高当局的信任，完全是他的人格修养和工作态度的结果。”

陈之侍蒋，完全是一台“工作机器”，终日只知工作，不知休息，更不知娱乐。即以重庆时期而言，在美专街的一角小楼上，一边是他的卧铺，一边就是他的写字桌，室内几张沙发和坐椅，都是极普通的；另有一张长的高枕沙发，那是他疲倦时休息用的，算是奢华的摆设了。书桌上置有普通电话和军用电话各一具，蒋什么时候有电话，他便什么时候接听。需要秘书协助，便随时召唤，丝毫不会耽搁。在侍从室工作过的同僚都认为：陈之思想，固与蒋氏不可分离；甚至陈之生活，亦无形中与蒋发生联系。譬如：蒋氏未就寝前，陈不肯就寝；蒋已起身，陈亦必起床；午后，蒋休息时，陈氏始稍事休息。陈无论到达何处，必告家中以地址，盖恐蒋随时召见或通话耳。

有人称陈布雷是没有私人生活的政府要人。重庆时期，夫人王允默住北碚，陈布雷有时返家，一宿而还。南京时期，王允默住上海，陈布雷除休养及过年外，绝不离开南京一步。如果一定要说陈有什么私人享受的话，那就是听一段南方滑稽广播，或与子女弟侄等闲话家常而已。

最得国民党各界推崇的，是陈布雷的“政治公德”。国民党要人张道藩评价：“布雷先生服务新闻界甚久，其学问文章国人已有深切之认识，不待赘述。自其追随总裁左右参与机要以来，为时十有余载，其得总裁信任之专一，其与总裁关系之密切，及所处地位之重要，在干部同志中实无出其右者，而其对总裁之忠忱爱护，服从体贴，亦无人能与之相比拟。古今来若干小人，假借与元首之关系，作威作福，营私舞弊者，不可以数计。布雷先生不特从未有此种败行，甚至于未见其借此等关系对人稍露矜骄之色，此岂道德学问修养稍差者，所能望其项背。”陈对蒋的这种忠实驯顺程度，在国民党官方，称之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在一般民众，则谓之：“死心塌地，愚不可及。”

大凡与陈布雷有过一面之交的人，无不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显赫的高位与谨慎的举止，熏天的权势与怕事的个性，在他的身上是那样自然地糅合在一起。

据汪日章、居亦侨及秋宗鼎等僚属回忆：陈布雷个子矮小，弱不禁风；冬瓜形的脸庞，瘦削干瘪，枯黄失血，活像一个老太婆；见了人，身体好像站不起来，眼睛也好像睁不开似的；无论是在同僚或部下面前，总是恭敬有加，谦逊有礼；在大庭广众之中，总是静声静气，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如果你不注意，似乎他不在场一样。

陈的这副尊容，不要说别人不敢恭维，就是他本人，也深觉“对不起”党国，甚至时不时地拿自己开涮一下。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行政院长蒋介石当仁不让，自兼国府主席，并有意想让陈布雷就文官长一职。陈坚辞不就，宋美龄嗔怪陈布雷迂腐顽固。陈提出的理由竟是：“像我这样一个人，摆在礼堂上也太不像样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头的人，竟然长期居于权力中枢，成为朝野瞩目的实力派人物。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玩味的问题。在民国历史上，多少豪强枭雄人物，一个个走马灯似地上场又下场，芒硝火焰般起来，芒硝火焰般熄灭。倒是陈布雷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病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却成了国民党政坛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一位二十余年长盛不衰的“不倒翁”。也许，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诠释蒋介石构建权力之塔的某些特点。

其实，国民党政治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一种铁幕政治，也就是所谓“幕后政治”。何廉是30年代学者从政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等职。何在回忆中，把国民党政坛分为“圈内集团”与“圈外集团”，称翁文灏和自己都属于“圈外集团”，是政府的“装饰品”；而把陈布雷称为“圈内集团”，是政府的里层人物。何廉回忆说：“在洛阳的时候，我有机会很好地结识了一两个人。一个是陈布雷。他追随委员长多年，十分忠诚，头脑清醒，是支优秀的笔杆子，委员长的公告、文件等，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后来我在政府中遇到困难时，他帮了我极大的忙。他的思想同样不属于现代人。”并称：“他对国内政情十分熟悉，也了解政府里的各类人物。他是个很谦逊的人，很少在大庭广众前发表意见。委员长说什么，他也很少有异议。他从委员长那里接受命令，就会最忠诚地加以执行。”

何廉对蒋的评价是：“就我这些年来（从1937年抗日战争到抗战胜利）对政府和委员长的观察，我越来越清楚地体会到，委员长或许不是国家从事经济建设的理想的领导者。他主要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思想意识的人，他对经济建设的认识，和19世纪早期的维新派李鸿章、张之洞没有多大不同。对委员长来说，经济建设意味着经济的移植。”又说：“从委员长看来，人事关系的重要性超过机构设施，而委员长要求于部下对他的忠心和驯服超过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何廉多次说到：陈布雷的思想“不属于现代”，而蒋更是“具有中世纪意识的人”。

以此可知，蒋与陈的结合，是两个“不属于现代人”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两个“封建遗民”的结合。也许一般人都以为，陈能够得蒋宠信，源于陈的“一支笔”，蒋的文章、演讲、函电，甚至日记的校订、回忆录的整理等等，都离不开陈布雷的笔杆子。固然，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果仅看到这一点，不免失之肤浅。事实上，蒋、陈能够长期合作，从根本上来说，源于他们在气质上的类似，源于对中国封建文化的认同。一个具有浓厚的君主专制思想，一个具有浓厚的忠君报主意识，用一句大俗话来说，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据此而奠定了蒋、陈20年合作的思想气质与感情基础。

陈布雷正是在这一点上，认同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及所从事的工作，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此，陈布雷曾有许多表白。早在从政初期，陈就当面向蒋表示：“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对公能有涓滴之助。”这也可以说是为陈布雷从政所定下的一个基调。据杨玉清回忆，陈曾亲口对他说：“我的志愿，一直是想作蒋先生的私人秘书。当蒋先生北伐以后到上海第一次和我见面时是这样，以后我一直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对蒋先生这样讲时，蒋先生说：‘那我怎么敢当呢？’我说：‘你是全国的领袖，我作你的私人秘书是很大的光荣，怎么说不敢当呢！’”其实，不但是杨玉清听到了这个话，陈布雷的许多同僚好友也都曾听他说过。

平时，陈与一些知己好友闲聊，亦常以半玩笑、半认真的口吻说：愿作NO.2，不愿作NO.1。即愿作二号，不愿作一号。亦即甘作军师、顾问、幕僚，在幕后出谋划策，做羽扇纶巾式的策士。有人形容，陈布雷连日连夜地为蒋一个人效劳，便是睡觉时，也是一只眼睁，一只耳张，以便接受蒋的旨意。民国以来，忠心事主，只知顺从，而不敢违逆者，唯此一人。陈布雷的这种对蒋的一片忠心。若深入一步看，又不尽然。汪日章的一个说法，可作参考。汪说：陈感蒋知遇之隆，不得已供驱使，表示将来还要回到教育界、新闻界操旧业。陈布雷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愿从政。但从其所撰写的文章，看其思想意趣，则又言不由衷。应当说，汪的这番话，差不多接近陈布雷的心理内核了。一个居于政权峰层的权要，在国民党政坛上浮沉了数十年的“不倒翁”，居然总是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从政，也不愿当官，这个话本身就有点滑稽的味道，也就充满了“伪”的气息。汪日章当过蒋的侍从秘书，又在陈布雷手下工作多年，了解蒋，也了解陈，对政治上的黑幕又看得太多，自然能言别人所不能言。因此，汪日章能从陈布雷的表白中，看出“言不由衷”的成分。

陈布雷的这些表白，绝不仅仅是一种闲聊。事实上，这正是他为了表明自己绝无政治野心，而使出的重要手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不断地拒绝各种新职。从陈布雷加入蒋幕开始，一生中拒绝接受的各种新职，不下十数个。诸如：1928年，蒋有意任陈布雷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陈坚辞；1936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庐隐因杨永泰被刺案而免职，叶楚伧与陈果夫联名推荐陈布雷兼领中央宣传部长职，蒋已有允意。陈坚谢不就，并谓：“党中用人，每喜以重叠之数职加诸一人之身，亦不问其个性能力及自身志愿如何，予向来最不以此为然。”蒋不便勉强，部长一职遂由副部长方治代理。陈布雷对于自己先后兼领的中政会及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等职，亦曾数次面汪或面蒋请辞。对于被蒋指定为三青团常务干事一职，陈也是屡次面蒋陈述无兼顾之精力，终因未蒙蒋许可而作罢，但陈对三青团事务，终不热心。

考察陈布雷的思想动机，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说，其中既有怕烦、精力不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种种想法；更有避免抓权揽权，以免招蒋猜忌的诸多考虑。其实，陈布雷不愿兼领新职，不断请求辞去兼职，始终摆出一副不愿从政，不愿做官的架势，但辞来辞去，所辞的大都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虚职，而给他带来无穷烦恼的侍二处主任一职，终其侍从室结束，从未坚辞。以此可见，陈以种种借口，不肯多所兼职，虽然给蒋的印象是不愿多负责任，不愿多做工作，却给蒋留下了不愿抓权，没有野心的好感。失分与得分两相比较，自然是得大于失。如此，蒋也才能放心地把陈布雷留在身边长达二十余年之久。陈的这一手腕，绝不是一般的政客所能掌握的。

“当代最理想的幕僚长”

被台湾作家李敖称作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的曹圣芬，曾任蒋介石的记录秘书多年，也算是侍二处主任陈布雷的老部下了。曹圣芬在一篇《怀思感旧录》中，曾经生动地描述过陈布雷的侍蒋之道，并誉为“陈布雷先生的风格”，而大加推崇。曹说：“晚近幕僚之道，不足论矣，不是主管不尊重幕僚的地位，把幕僚视同奴属，便是幕僚乘机弄权舞弊，结党营私，竟很少道义的结合。而布雷先生则是当代最理想的幕僚长之一。他与领袖之间，真所谓精诚无间，领袖对他特别敬重，他对领袖绝对忠诚。无论任何场合，他可以说没有自己的得失，没有自己的荣辱，他以领袖的得失为得失，以领袖的荣辱为荣辱。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个境地，乃是由于他心境的纯洁，毫无私念和私欲。他从不位置私人，从不想扩张自己的权力。在侍从室的时候，领袖为事实的需要，几次要扩大他所主管业务的范围，他总是如若不胜的推荐其他同志来担任。终其侍从室第二处主管任内，工作同志始终只有二十余人。”

曹圣芬的这个评价，尽管不乏溢美之词，但在描述陈布雷侍蒋之道时，倒也说出了当时的事实。接下来，曹开始接触到实质问题了。曹说：“尽管他置身政治的里层，领袖对他信任有加，但他时有廊庙山林之思。三十四年冬，侍从室结束以后，有一天我和布雷先生闲谈，他说：‘宋朝有一种制度，凡于国家有功勋的大臣，到了晚年退休的时候，他可以请求朝廷去管理一个寺院。我想我回到南京以后，无论鸡鸣寺或灵谷寺，如果让我管领一处，借那清静的环境，来整理国家的文献，那才是名山盛业哩。’那种眉飞色舞的神情，及今思之，犹在目前。”

这真是有意思，陈布雷居庙堂之高，思江湖之远，想的是如何能开创一代名山盛业。自然，这也无可厚非。他对未来，怀有种种擘划和理想，尽可以说。不过，让人不甚了然的是，天下人多得很，陈布雷有密友，有同僚，有兄弟，有子女，陈布雷有什么知心话，尽可以向他们倾诉，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一个汪日章，一个曹圣芬，都是蒋介石身边的侍从秘书，与蒋的关系极为密切。虽然，他们也可以说是陈布雷的同事，但毕竟不能算是陈布雷的亲信部属，也没有多少深交。以陈与汪的关系而言，甚至可以说很成问题。然而，陈布雷总是喜欢把进退浮沉这种敏感的政治抉择，向两个关系不密的“内宦”倾诉，岂不令人费解。其实，这正是陈的机心所在，汪、曹都是蒋的近臣，终日不离蒋的左右。陈在汪、曹面前说这些话，正是一个“曲径通幽”式的表明心迹罢了。陈之用心，可谓良苦。事实上，国民党胜利还都之后，陈布雷何尝想到去管领鸡鸣寺或灵谷寺，以开创一代名山盛业？

说到陈布雷被陈立夫胁迫加入CC系一事，更可以看出陈布雷的机心之深。陈训慈回忆：战前三四年，陈立夫一次曾用小车邀约陈布雷郊游。车越开越远，终在一条僻巷的楼房前停下。陈立夫说，这是“好友的家”。不料一上楼，走进一间较暗的中厅，有香烛供设，陈立夫便说：“布雷先生，领袖依先生为辅弼，我辈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更是敬佩之至。我们党内的热血同志为了拥护领袖，组织了一个小团体，素来景仰先生，今天特邀先生填表参加我们这个团体。”说着，陈立夫便把表格拿到陈布雷面前，说：“布雷先生很忙，就不要照表格中的项目一一填写了，只要布雷先生签上名，别的项目就照先生的履历表由秘书去填了。”陈布雷一听，马上虎起脸来说：“立夫，我们党内不能再有小党的，你们就是给我填了表也不能算数，这名我也不能签，并且我还要把这件事报告领袖。”陈立夫笑笑说：“领袖知道的，先生参加了，领袖不会责怪你的”，并以软硬兼施的口吻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入盟。”

在这四周无声的孤楼中，在陈立夫等一干人强制下，陈布雷被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勉从才走。迨一回到寓所，他立即恨恨地对陈立夫说：“立夫，这样做不行！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于是，陈布雷当天即将经过详情报告蒋介石，并连连否认说：“立夫这样逼我的做法，我不承认！那不能算数，那不能算数！”岂知蒋说：“立夫几个人组织团体的事，我知道，你能参加也好。”陈布雷不改初衷，并大义凛然地申述：“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据说，蒋表示同意，并批评了二陈的做法。陈训慈回忆，布雷和我们诸弟谈到这件事时，曾说：“这事在一些有关的要人中也有些传开了。”言下不胜恨恨。

的确，陈立夫这种做法，实在是过分了，简直是形同绑架，逼良为娼了。按照陈立夫飞扬跋扈的个性和霸王作风，也是完全做得出这种事的。陈立夫出于团体利益需要，急于拉陈布雷入伙，手段上未免就有些不够光明正大，这也情有可原，政治家从来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的。而且，在陈氏兄弟认为：CC这个组织，在蒋先生那里是挂了号的，也就说是领了“营业执照”的，甚至可以说法定代表人就是蒋介石。出了问题自有蒋先生罩着，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陈立夫之有这种形同绑票的做法，固然荒唐，但并不奇怪。

问题不在陈立夫，而在陈布雷。第一，以陈布雷的倔强个性，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要挟的人。如果他不肯加入某个组织，他会直言拒绝。除了蒋介石以外，任何人以蛮力逼迫，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他自然也会作战术上的退却，违心地接受一些既成事实。但陈布雷从来都是标榜以“恕道”对待朋友的。以陈立夫的胁迫来说，固然是违背了陈布雷“君子群而不党”的信念，但是，陈布雷回到寓所后，已向陈立夫当面表明：“立夫，这样做不行！”事情到此为止，既可以不违背意愿，又可以保全朋友之道，岂不两全！为什么还要来一个画蛇添足，补上一句：“我马上报告委员长，全不算数！”难道不报告委员长？就不能“全不算数”吗？

显然，陈布雷这样做是大有深意的，其真正目的：就是要到蒋先生面前表白一下心迹：“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如果按照“抗战前三四年”与“我在你左右”这两个已知条件，那么可以推测：当时，陈布雷的身份，大抵是在结束客卿生涯之后，进入南昌行营之始，刚刚接受了设计委员会主任的新职。陈布雷在入幕伊始，就以好朋友垫背，向蒋先生献上一颗忠心，这正是陈布雷的厉害之处，而且，何尝不是陈布雷的“野心”？陈布雷的这一手段，看似很拙，其实却是精明到家了，非陈立夫之流可以望其项背！

可笑的是，在拉人入伙的问题上，陈布雷反对别人强人所难，他自己就曾强人所难。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声誉，在知识分子中江河日下。为此，陈布雷倡率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等学者名流，积极加入国民党组织，美其名曰：扩充“正士”，提高国民党的素质。然比较自爱的文人，无不对国民党敬而远之。当时，陈布雷颇思函征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入伙，但陈训慈等人认为陈布雷的官方色彩太重，主张以翁文灏转请为宜。陈布雷以为不然，谓“国民党惟有今日，约请国内有志之士为绝好机会，因吾人今日请人入党，不是共安乐，乃是共艰危，受之者必不以为忤，亦决不认为孟浪”。陈布雷不改初衷，并要求陈训慈在其同学好友中“转为征求”。虽然竺可桢先生终未“应征”入伙，但陈布雷的这一活动，在重庆时期始终没有停止。陈布雷并致信陈训慈，自称：“呼吁正士加入本党，乃兄在今更所竭力主张者，虽响应者寥寥，然此志仍不放弃。”又谓：“立身行己如我者，有心人想不致羞与为伍。”据陈训慈回忆，陈布雷这一扩充“正士”的活动，成果有效也有限，终其抗战胜利，经他倡导应征加入国民党者，只二三人而已，这使陈布雷颇感失望。最后，还是蒋介石使出国民党总裁的蛮力，强行规定：凡是大学校长必须是党员，硬给竺可桢先生及许多大学校长头上套上了一顶国民党党帽。蒋介石的这种高压手段，比之陈立夫当初强拉陈布雷入伙时所采取的那种鬼鬼祟祟的小手段，不啻是江湖大盗与梁上君子之别。

陈布雷虽然玩不起蒋介石这种“一网打尽”的大盗手笔，但弄一点突然袭击的小手段，还是可以的。一次，陈布雷与天主教神父方豪见面。方是浙江余杭人，毕业于杭州神学院预校及宁波圣保禄神职学院，此后在浙东地区开展传教活动。抗战爆发后，离浙入滇，襄助“政治神父”于斌复刊《益世报》，与陈布雷由同乡而同道，关系自然也就进了一步。从1941年起，方豪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等职，也算是进入了教育界的学者名流之列，亦成为陈布雷刻意拉拢入伙的对象之一。一次，陈布雷邀方豪见面，开口便说：“我们谈得来，因为你虽为神父，并不动辄劝我信教。”方也凑趣地说：“因为你也不拉我入党。”这在方豪而言，只是一时的唱和，他当然知道陈布雷决不会要拉一个神父加入国民党组织。哪里知道陈布雷早已是饥不择食了，当即拿出一张入党申请表，递了过去，镇定自若地说：“今天我就请你入党。”陈布雷此举，简直让方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陈布雷素以无派无系著称。早期，张静江要拉陈布雷出山，其理由就是：“君性情温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调合党政之间。”这以后，陈布雷经多年的政坛搏杀，并根据自身不善权变的特点，进一步为自己设计了一条为官之道，这就是：一方面不断表明自己绝无任何政治野心，以求得蒋的绝对信任；一方面要善于在CC系、黄埔系及政学系等各种政治派别之间周旋，力求在派系的夹缝中争得立足之地。

据此，陈布雷虽然位居政坛中枢，却始终遵循一条原则：不入CC系，不附黄埔系，不跟政学系，也不靠孔、宋系，更不去利用戴笠、徐恩曾的特务势力，而是特立独行，洁身自好，自诩为“无派、无系、无权、无势、无财”的五无人物。一次，重庆《新民报》名记者浦熙修采访陈布雷，曾直言不讳地问道：“布雷先生属国民党中何种派系？”这个问题，在浦，本无贬斥之意；在陈，却有被戳到痛处的感觉。故陈初以“无可奉告”作答，转而又闪烁其词地说：“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她：‘你的爱人是谁？’她势必难以答覆。我告诉你，国民党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先生，朱家骅先生等都是。”

陈布雷的答记者问，意思是说，在国民党内，他只有朋友，而没有派系。但给人的印象，似乎党内只有这几个人，才是他的好朋友。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要说真正的好朋友，从元老派里，首先要数于右任、叶楚伧、戴季陶、邵力子，包括已死的邵元冲等；在同辈人中，潘公展、程沧波、胡健中等，关系都不同寻常，特别是潘公展，可以说从《商报》开始，就是一起赤脚穿草鞋打天下的“铁哥”，关系更要在一般朋友之上。至于侍从室的同事陈方、李惟果等人，不但是朋友，而且更是亲信了。说到张群、吴铁城、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人，固然也可以说是朋友，但要说“好”到什么程度？是大可疑问的。若说穿了，这只是陈布雷玩弄的一种平衡术而已，意在表明他与各主要派系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没有特别的亲疏罢了。

具体说来，陈布雷与政学系巨头张群、吴铁城的关系，只能马马虎虎地算作朋友而已，远够不到一个“好”字；陈诚是黄埔系的中坚人物，也是陈布雷素所尊敬的要人，但要说到关系好到哪里去，却也未必，盖因陈布雷平时与黄埔系人物素少交往，或许可以誉之为君子之交吧；陈果夫、陈立夫是CC系主脑，应当说，陈布雷与他们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但这也只是指战前及抗战初期而已。到了抗战中、后期，关系已不复当年。此间，侍三处主任陈果夫常派办公室主任罗时实到陈布雷办公室走动，意在联络感情，打听消息。陈布雷大为警惕，竟关照他的秘书说：“不要多接待，不要任意谈处里的事，防止内部消息外泄。”陈布雷并告诫亲信部属：“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还以为不致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刮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话已经说得这样难听，还要说是什么好朋友，岂不可笑？至于说到自成一系的朱家骅，似乎与陈布雷的关系也是不错的。陈训慈先生说：若就业务联系而言，陈布雷与陈立夫及朱家骅都有较多接触，很难作具体比较；若说感情与看法，“布雷毋宁说与朱家骅的隔阂较少，对二陈是有反感的”。但是，就是这个朱家骅，由于在蒋的57岁生日时，居心叵测地发动教育界搞什么马屁“献鼎”活动，被陈布雷于暗中一番进言，引起蒋的警觉，结果朱被蒋氏骂了个狗血喷头。朱的热脸贴上了蒋的冷屁股，这件事在重庆政坛一时被传为笑谈。这样看来，陈、朱关系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煮酒论‘英雄’”

陈布雷在国民党内，确是一个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人物，一个“群而不党”的古之君子。固然，陈布雷的所谓无派、无系、无权、无势、无财，未必完全可以当真。不过，比较而言，陈布雷在处事的公平、看人的公允、持论的公正等方面，确有略胜一筹的地方，非一些国民党庸才可比。

陈布雷长期担任侍二处主任，广泛接触各个阶层的人物，并在日记及一些文件资料中留下不少对民国人物的考评之语。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和层面，透视陈布雷的内心世界，深入观照陈布雷的政治性格的丰富性。

政学系领袖杨永泰，在国民党历史上，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若从才干说，陈布雷比之杨永泰，可以说毫不逊色；若从权势上说，进入侍从室时期的陈布雷，比之南昌行营时期的杨永泰，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陈布雷所持的是一颗忠心，杨永泰所持的是一颗野心，由此注定了是陈布雷而不是杨永泰与蒋介石长期合作下去。甚至杨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汉口遇刺身亡。这件事对陈布雷而言，一定不会轻松，也一定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刺激，这是因为：陈布雷不可能不知道，他与杨永泰相似的地方太多了，或许他正在沿着杨永泰的一条老路走过去。正是在杨永泰死于非命的那一天，陈布雷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杨永泰的观感：“畅卿为人自负太高，言论行动易开罪于人，一般对之毁誉不一，然其负责之勇，任事之勤，求之近日从政人员亦不可多得，竟死于非命，致足惜也。”陈布雷的这个评价不带派系色彩，尚算公允，可作杨永泰的盖棺论定之语。透过这个评价，我们似乎也看到了陈布雷本人的从政之道，这对于深入认识陈布雷的政治性格，可谓帮助极大。

同为政学系领袖的黄郛，于1936年12月6日在上海病逝。黄于辛亥革命期间，为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师长，与沪军都督陈其美、沪军团长蒋介石结为盟兄弟。1921年以后，此公周旋于北洋政府上层，由外交总长而教育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可谓得意。北伐战争期间，黄投到盟弟蒋介石的麾下，开始再造“辉煌”。此后，黄总计代蒋办了两件大事，被引为终身之憾：1928年5月，在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任内，代蒋与日方交涉处理“济南惨案”；1933年5月在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代蒋与日本主持订立《塘沽协定》等。这两大事件的办理，均遭国人一致痛斥。黄的这些近于卖国的媚日行径，有主观心理，也有客观因素，然蒋不置一言，面对遍身污水，黄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故自称是代蒋“跳火坑”。陈布雷对黄的处境略有所知，所作盖棺论定之语是：“黄氏智虑周敏，富于肆应之才，然两次当外交之冲，均蒙恶名以去。病中郁郁，闻颇不能自解，竟以殒身，亦时代之牺牲者也。”虽为寥寥数语，陈在字里行间却寄寓着一种惺惺相惜之感。

“前人踬，后人戒”，出于黄郛的教训，陈布雷任侍二处主任期间，对外交事务的处理，始终怀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1939年11月，苏联飞机来去兰州，事先未通知国民党方面。国民党航委会副主任黄秉衡来电请示如何处理？陈布雷不敢表示意见，提出向蒋报告，唐纵非常不满，评论“陈主任处事非常谨慎，尤其对于国际问题，丝毫不敢作主”。结果蒋严令当地要有严重表示，通知苏方“未得通告不许自由入境”。唐感叹这是“何等正当之处置”。

德波战争之后，中国驻法公使兼驻国联理事会代表顾维钧来电请示对波兰新政府承认问题，顾电中有所谓：如英法要求时，顺便做一人情，以讨好感，对俄亦易解释等语。唐纵认为：“此种人情，不但不足以讨好英法，且将无以对俄解释。”对顾维钧的请示电报，陈布雷依然不愿签注意见，准备照抄照呈。唐纵看不下去了，只好“凭忠愤，自己负责签上”。结果蒋当日便批示严电中国驻波兰公使王景歧回国，并不得随便表示态度。唐纵看到自己的意见被蒋重视，遂“引以为慰”。

1940年10月初，合众社披露日德意军事盟约，并透露附有4点秘密条款。其时，中国驻德武官桂永清亦报告国内，谓德国元帅戈林约其密谈，希望中日战争和平解决。唐纵主张将桂永清的报告签附意见呈蒋，陈布雷大加反对，认为所谓日德意协定另有附件之说，纯属新闻电讯所传，“此等事关于国家命运至大，不可轻率以乱主帅之意念”，故不主张签拟。唐纵感叹，“此所谓老成持重之意也”。

更有一事，令唐纵几于泪下。1942年7月1日，唐纵主张用中文复英大使函，陈布雷认为无此前例，坚决不同意。唐纵认为：“外使可向我政府用英文，而我何以不能用中文？此非自贬国格，自视甚卑之弱国或殖民地之思想乎！不禁为之流涕。”陈布雷处理外事时的小心谨慎，已经到了诚惶诚恐的境地，亦可看出黄郛的凄惨下场，对陈布雷的刺激之深。

若论私谊，陈布雷与陈诚并无深交；若论私德，唯陈诚最得陈布雷推重。这是因为在陈诚的政治性格中，有许多与陈布雷类似的地方，诸如：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反对贪污腐化，嫉恶结党营私等等，但是，陈诚那种蔑视权贵、锋芒毕露的政治作风，又让陈布雷感到过于直露，恐因树敌太多而难以承担大任。1936年11月11日，陈诚向陈布雷辞别，离开洛阳前赴武汉。临行前，陈布雷婉言规劝陈诚，谓“将来正有非常重任待君来担当，宜稍抑纵横扬溢之热情，保留为来日之用，若锋棱太露，徒招不必要之怨尤，亦非所以善尽此才之道也。”陈诚感于陈布雷的一片赤诚及眷爱之心，当场表示接受。陈布雷见此，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妄有箴规，竟蒙采纳鄙言，殊感其虚衷纳言之雅。辞修勤劳刻苦，律己谨严，遇事负责，确为值得敬佩之人。唯委座信任既专，各方不免注目，辞修激于当世之媕婀，亦更奋励激发，愿挺身而分尽怨谤。”

陈布雷素来谨言慎行，对事从不轻下论断，对同僚亦不轻下考评之语，像他对陈诚这样，当面对一个权要人物进行“评估”，尤为罕见。陈诚能够从政坛上崛起，一路飙升，最终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副帅”，可见不是出于偶然。至于对陈立夫、朱家骅等一类风云人物，陈布雷平时很少谈及。有之，也只是就某一方面的表现，发表一点只言片语。诸如：1937年5月6日，陈布雷随蒋出巡杭州，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来访，谈及省政建设问题。陈布雷称赞朱家骅：“谈省政设施头头是道，其长才与气魄均足令人惊佩，而各项政务均能举其内容概略，尤以谈保安、行政建设与财政，为能扼其要，实为前数任所不及。”1938年9月4日，教育部长陈立夫登门造访，大谈其教育方针，陈布雷感叹：“阐述其对于训育纲目之理论，滔滔清辩，约一小时始毕其词。”朱、陈之外，另一个善谈的辩才是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一次，卢与陈谈及建设方案，陈的感觉是“滔滔若悬河，听之不觉疲，其口才可佩也”。

在陈布雷的印象中，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大学代校长、陆军上将蒋百里先生也是一位善谈的大家。1938年9月5日上午，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赴武汉德明饭店往访蒋百里先生。座间，蒋谈及欧洲局势及抗战后中国青年之进步，约一小时半。陈布雷的评价是：“百里先生之谈锋，真一时无两者矣。”下午，陈布雷奉蒋谕再访蒋百里，并相偕至蒋介石官邸晚餐，陈布雷称“听其伟论甚多”。这一年的11月4日，蒋百里先生在广西宜山逝世，陈布雷感叹：“如此人材，环顾国内实亦寥寥，方幸其主持陆大，必与建军前途有所贡献，竟尔殂谢，岂胜悼惜。”陈布雷时在南岳，当即代蒋发电致唁，并通知中央通讯社拍发新闻电。

除了以日记、函电及当面直言等方式对政界人物进行考评外，陈布雷亦曾写过一些联语，以评论政界要人。其中，以一首悼念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的挽联，以及一首戏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趣联，最为著名。

吴醒亚曾任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大本营秘书，1927年春，陈与吴在南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相识，遂成好友。此后，吴曾出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兼民政厅长，一度代行省政府主席职，为蒋所赏识。尤其是吴长于肆应，刚柔相济，胆识过人，气魄恢宏，深为陈布雷所佩服。据说，蒋委吴以上海市社会局长职，亦有暗许上海市长的意思。然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夏初，吴应蒋召赴庐山谈话，突发脑溢血症，死于庐山。6月5日，陈至庐山鄱阳路代蒋慰问吴的家属，吴夫人凄然诉说：醒亚半生革命，备受刺激以殁，负债五万，遗孤四人均幼，茫茫来日，何以为生？陈布雷闻之至为悲慨。第二天，陈布雷为吴醒亚书写挽联一首：“相逢戎幕，许结深交，长忆十年前磊落权奇为我馨；执手匡庐，遽成永诀，何堪千里外登山临水送君归。”其时，陈布雷曾有“人生如梦，殊深感慨”之语。

张道藩早年曾入伦敦大学斯莱德艺术学院、法国巴黎艺术学院专攻油画，1926年5月，以三幅油画入选法国国家沙龙举办的春季展览会。回国后，弃画从政，出任CC系头子陈果夫的秘书，从此渐露头角，次第出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30年代，曾先后任交通部、内政部、教育部常务次长。此间，张道藩涉猎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小有成果，并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社、公余联欢社话剧团、国立戏剧学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颇有影响。1938年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间，陈布雷以张道藩的从政经历及文学艺术方面的趣闻轶事，戏撰一联相嬉：“交通、内政、教育，一次、二次、三次，是何其次也，岂竟万不得已而求其次？国画、小说、戏剧，心长、才长、艺长，既无不长矣，未妨一塌刮子尽展其长！”由于联语中运用汉语词汇的谐音义的特点造句，从而造成语意双关的修辞效果，借以表达其“谐音藏别意”的戏联趣旨。同时，也展现了陈布雷难得幽上一默的雅兴。此联在会间不胫而走，以至识者无不认为是民国名联之一。张道藩更是奉为至宝。据闻，张赴台后，仍将陈的戏联书于扇面，以招摇过市，抬高身价，可见该联影响不小。

陈布雷一生都是把蒋介石作为皇帝看待的，顺理成章，在陈的心目中，蒋经国也就是皇太子了。故“蒋太子”从苏联回国之初，陈布雷便奉“老皇上”手谕，以“太子太傅”的身份，肩负为“太子”洗脑的神圣职责，使其合于“老皇上”的三民主义之道。此后，陈不但亲为“太子”择师课教，而且亲自审读了“太子”的留苏日记，从字里行间考察其思想脉络，尔后约见“太子”谈话，从各方面予以考评及教导。1938年1月13日，陈布雷看了蒋经国所写的《欧洲十三年》一书，大加赏识，认为：体例新颖，“其生活丰富，经历艰困不一而始终乐观，足证其意志之坚定，文字亦流利畅达，殊为佳著。”过了几天，小蒋拜访陈布雷，一番谈话，陈感到“一种活泼精进气象，令人感动，其见解亦多从实地经历而来，有极精到处。唯对于推动民众之方法，则颇觉其观点太偏，未能了解中国社会问题之真相也”。陈布雷忠于“先主”，一时爱屋及乌，竟惠及“后主”了。真可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陈布雷生性羞怯，为人拘谨，自己爱面子，亦从不轻揭别人的面子，纵论国民党政界人物，亦以褒扬为多，少有攻击之语，以免伤感。但是，这一原则不适用于董显光。重庆时期，董显光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主管国际宣传业务，遂成宋美龄的人。大凡国民党“圈内集团”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严峻事实，一旦成为“后党”分子，往往比“皇党”的权臣还要吃香，且地位更加巩固。董显光也是吃准了这一点，从此小人得志，颇有点目空一切了。

对于政坛小人，陈布雷大都是敬而远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但董显光这个小人，陈布雷就是“躲不起”，因为涉及国际宣传方面的稿件，特别是涉及蒋介石的演说及文告等重要文件，按例：中文必须经陈布雷提供，译成外文稿，也必须有陈布雷参与把关审核，最后由主管国际宣传的宋美龄“说了算”。但以陈布雷的身份，自然不便在“后宫”中经常走动。这样，宋美龄那一头的关节，大多由董显光去通关引渡。而董显光每每自得于这样一个权力，且不允许他人从中分其杯羹，以至于假传“懿旨”，弄权作势，以售其奸，使人难分真伪，陈、董矛盾由此而生。陈布雷固然是大人不记小人过，但日积月累，厚积薄发之下，也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了。1942年10月25日，陈布雷跑到唐纵那里，把久已蓄积的满腔怨愤，大发了一通。陈说：“董显光之浅薄狂妄，令人愤慨，而彼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洋洋乎天之骄子。孔子曰：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在陈布雷的一生中，以这种口气骂人的，实为少见。

陈布雷给蒋氏写了一辈子文章，从未公开提及哪些文章是自己所写，对于蒋的文字水平，更是从不道及，以免影响领袖清誉。有意思的是，陈布雷亦曾私下对蒋的文字水平作过评价，其中固不乏吹捧之嫌，但也多少道出了蒋在文笔上的某些毛病。1937年4月6日，陈布雷校阅蒋的《自反录》第三卷，一时兴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觉委员长之笔墨自有一种真挚热烈之意趣，即其三十以前之所作者亦不无可存，而近年思想益成熟，与昔时自更不相同，所可惜者喜用长句，又用虚字尚不尽惬当（最喜用‘其’字，多可删者）耳。”俗话说：文如其人，信然！蒋历来喜欢借装腔作势的文字，以掩饰他在思想上的苍白，蒋之喜欢用长句、虚字，盖因其文笔低下，思想苍白，理论贫乏所致。

独树一帜的官邸派

陈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这话也对也不对。倘若考察他与国民党各主要派别的关系，陈布雷的确不能算是派系中人；倘若把以侍二处为核心的一批官邸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现象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实在国民党政坛上，早就形成了一个新派系，这就是“官邸派”（也有人称之为“清流派”），而陈布雷就是这个派别的核心与灵魂。

侍从室虽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所谓位不算高，权亦不算大；然而，由于他的服务对象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万乘之君”，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位置，无异于封建时代的宦官机构，其权力拓展的空间，可以说小到无孔不入，大到大边无际，其实际权力，绝不是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作为陈布雷来说，从1936年初侍从室进行第一次改组，到1945年侍从室结束，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屁股没有挪动一点，忠心代蒋把守着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的核心机构，其地位之尊、权势之大、影响之深，无可测度；也有人说，除蒋介石以外，国民党内不作第二人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普遍把陈布雷看作是侍从室的化身，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陈布雷正是通过对侍从室的精心运作，从而注入了自己的政治性格，并在国民党政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作风，亦即官邸派的主要政治特点。

官邸派的第一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考察蒋介石的心理状态，从而揣摩逢迎，投其所好。大凡在蒋身边的侍从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蒋这个人很难侍候。蒋为人精明，个性乖僻，性格多疑，心理阴郁，让人投机不得，取巧不易，怠慢更难，蒋的难侍候是出了名的。但是，陈有一个最大优势，这就是当蒋遇有重大事件时，大都要单独约陈密谈，由陈条陈各方面的意见，以供蒋决策；蒋每次对文武官吏讲话，或由陈事先起草讲话稿，或由陈预拟讲话提纲。即便是蒋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要经陈润色才能定稿；此外，凡是侍一处、侍二处发出的重要电稿，都要经陈一一审阅订正。因此，陈布雷不但对蒋的意图十分熟悉，而且对蒋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对侍从室的业务及蒋对各方面的指示精神，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陈针对蒋的性格特点，每有建策，鲜有不中。

在陈布雷的影响下，侍二处的一班幕僚经办文牍，无不多方揣摩蒋的心理，以窥其意图，把握办事的分寸和诀窍。就以文件呈核来说，侍二处每日收到的建议书、报告书之类的文件，几乎是天天一大筐，无论蒋是怎样的三头六臂，毕竟他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所看公事，自然有限。于是，蒋便来个规定：每天只准送呈10件。超过这个数字，就要训斥：“为什么不按规定行事？我又不是事务官，要你们干什么？”话虽这样说，可是作为幕僚人员，就有些难办了。一方面，下面送来的公事，自称样样都是军国大事，以幕僚的眼光，哪里能件件弄得清爽：谁重要，谁不重要；另一方面，蒋看公事，总是下面欲其多，而本人欲其少。若是做幕僚的按一二三四，分出轻重缓急，权衡去办，往往因此而得罪权门，由此种下祸根。

况且在蒋的眼里，权力重于生命，芝麻大的权，常常看得比磨盘还大。陈布雷就曾经向唐纵发牢骚：“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唐纵也每有这方面的体会，1943年4月，唐纵天天收到治安方面的报告，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祝绍周报告说，甘肃可谓全是民变，征粮的人便是逼迫民反。唐纵认为：“今日地方胥吏，对于征兵征粮二事，无不藉此作弊害民。政府非此不可，胥吏以此作福，民间则以此荡产。此等情形，与历代末朝相似。”对于这类官逼民反的动乱事件，说它是大事，确是不小，涉及政权根本，岂可等闲视之！说它是小事，确是不大，盖因天天发生，各级官僚都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这样一来，唐纵难办了，是否需要向蒋呈报，唐纵请示陈布雷，以为：“如不报告，壅于上闻，负责太大，如一一报告，则又刺激委座心情不宁”，如之奈何？

遇到这一类事，最让侍二处的一班幕僚头皮发大。但钉子碰多了，积以时日，也就慢慢开窍了，知道蒋讨厌哪些公事，爱看哪些公事。比如，倘是蒋的亲信爱将或宠臣，或是为他吹捧的御用文人，以及知名学者之类，这些人的所谓报告或建议，蒋不但另眼相待，而且往往要用红蓝铅笔圈圈点点，表示欣赏；至于一些逆耳之言，蒋是听都不要听的，不要说看了，不用说，这些公事最好免呈。涉及一些难以掂出分量的重要公事，陈布雷等一班幕僚也有办法，这就是拟出提要，再附上公事送呈，阅与不阅，由蒋圣裁。蒋看了提要，感兴趣自然会看原文。如此，积日既久，侍二处的这批幕僚，大都养成了善于揣摩、俯仰依人及雕琢文字的“绍兴师爷”。这一派别始终能得到蒋的宠信，其源盖出于此。

官邸派的第二个政治特点，就是注重规行矩步，清廉自律，以至赢得“清流派”的声誉，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明显。陈作为侍二处主任，常常要代蒋接见一些社会名流或专家学者。接见时，陈遵循言多必失的古训，尽量少讲话，不表态，以免被人利用或产生误导。抗战初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教授要求谒蒋，蒋要陈代见。梁以时局真相及政府方针质询于陈。陈认为梁的见解多不正确，故详切规正。谈话进行了两小时。事后，陈深悔“今日所言者太多，所谓未可与言而与之言，后当戒之”。

陈布雷位高权重，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甚至请他帮忙开后门的亦不在少数，而陈最感心烦的就是这一类人情世故。陈在日记中写道：“缮发私函六七函，均为答复请托等事。迩来易感心烦，而此等函件络绎而来，欲一一应付势有不可能，若峻拒太甚又觉不近人情，唯有随到随复，以直言告之。而身畔又无一私人书记，遂多日久搁置者，此亦足使心理不快之一主因也。”

曾有人评价：“布雷先生的性格，是很温和的，真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任何人，见了布雷先生，他老是那样谦恭，那样客气。不过他接近群众的机会很少。”陈对自己的这一性格做过一番解释：“有的人写我孤僻，骂我骄傲，其实这都是冤枉。以我的身体，以我的性格，以我今天的地位和工作，不适宜于会客，不适宜于讲话，不适宜于社会。甚至于有时候纪念周我也不到。每到一回会必是满载而归，遇着了朋友，他们都是以请求委座有事托我，我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所以与会回来之后，一定要把一件一件事替朋友办妥，让其放心。”

战前，陈布雷在南京工作，则把家安在上海；战时，陈布雷在重庆工作，则把家安在北碚，与王允默及子女常分居两地。在陈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一方面也是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居住方面，陈只求简朴、安静，反对张扬、奢侈，重庆美专街一幢两层楼房，既作办公室，又兼卧室，并有一部分房间由侍二处的职员占用。这里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神经中枢之一，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思想加工厂，仅陈布雷一个人在战时“生产”的各种文章，就不下1000余篇。据有心人统计，蒋在抗战期间共发表各种文章657篇，其中大部分为陈布雷在美专街“生产”。以如此简陋的“生产”设施，制造出了如此重要的“产品”，这在国民党内，无人可以超越，也无人可以替代。

陈长期为蒋炮制文字，绞尽脑汁，心事重重，精神压力太大；加之长年服用安眠药，脸呈灰黑色，把身体弄得很坏。陈布雷一次去云南，吸毒人“慧眼识俊杰”，竟与陈接头打听“吃黑米”的事。弄得陈大为灰心，一度对自己失去信心。

陈的日常生活异常简单。重庆时期，许多好友都劝陈要注意增加营养，陈总是说：“以我今天的生活，营养已经很够。”事实上，每餐也就是四菜一汤而已。这样一个标准，当然也不能算差。但是，以他的身体、地位及责任，以当时国民党权势阶层的生活水准而言，这样一个伙食，自然也不能算好。陈生于浙东，喜吃海鲜之类。然到了重庆，远在大后方，自然不再有此口福。尽管这样，陈已感心满意足。一次，杨玉清劝他要注意营养，陈解释说：“如果是在英国的话，已经超过了一个人应该享受的定量。我现在每日除了正餐以外，还有委座和夫人所赠的一瓶牛奶，还可以吃牛油，还可以有几片面包。”

战后，国民党大小官僚无不大发接收财，有权有势的几于一夜间顿成巨富，从此挥金如土，穷奢极欲，唯官邸派在这方面尚能自律，丑闻不多。至于陈布雷，依然是一贫如洗。南京市《救国日报》记者到湖南路508号陈公馆采访，没有见到陈布雷本人，却对门卫大发了一通议论：“我跑过多少码头，见过多少公馆，像你们这样可怜的只有两家，一家是陶部长（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公馆，一家就是你们了。还不如一个小老板。”联想到陶希圣曾经当过汉奸，或许在陶部长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而颇有些讳“光”，也讳“亮”，不太敢在生活上过于放纵自己；如此看来，在这位记者跑过的码头中，真正可怜的“码头”，就只剩下一家陈公馆了。

据陈的身边人回忆：陈生活俭朴确是事实。根据陈的意见，管总务的金省吾秘书对生活费控制很严。大菜师傅每天上街买菜，总是买些青菜、萝卜之类。重庆时期，像四川特产如灯影牛肉；南京时期，像南京特产如板鸭之类，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即便是中秋节，或双十节，也不肯买一只鸡，或一只鸭，或一只蹄髈进门，只和平常一样，猪肉不超过两斤。陈最为享受的一个大菜，就是大葱烧鲫鱼。据说，一次大菜师傅买了一只约两斤重的甲鱼，劈成四块烧好，陈吃了，认为太浪费，违背了标准，就通知金秘书辞退了大菜师傅。这件事对公馆上下刺激很大，从此，谁都不敢乱来了。

据工作人员回忆：陈从不收礼，上门送礼的也不多。南京时期，舟山一位官员曾送来一大包目鱼干，硬要放在收发室。收发室不收，那人摸出一张卡片，放下就走了。收发何仲明只好在登记本上写上那人的姓名，然后将目鱼干送到厨房，由厨房、门卫等一干人吃掉了，陈一点不知道。一次中秋节，上海一位国大代表送来五盒月饼，收发何仲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如法炮制，替陈布雷“代劳”了。据陈公馆警卫胡宏猷回忆：“我们在陈公馆总算捞到这两次‘外快’。”

陈最忌讳涉足赌场、烟花巷或酒馆等处；最反感的是有人上门送礼。不论看到什么人，若提着礼物上门，一概拒绝。但有两样东西，陈可以破例，一是高级香烟，一是进口安眠药，而且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所赠。据说，送得最多的是蒋夫人，一来她有这个能力，二来她有这个财力，大概在陈认为：这个秋风不打白不打。所以，大凡蒋夫人所送，陈都是来者不拒的。陈嗜烟如命，据说一天吸烟50支以上。这样大的烟瘾，这样大的需求量，自然使得他在这方面硬不起来，只好心甘情愿地接受“腐蚀”。

陈布雷有一辆轿车，但平时很少乘坐。杨玉清曾劝他抽空看看戏，调剂一下精神生活，陈解释说：“到娱乐场去，不是不愿，却是不能。以我的身体，以我的体质，不能走路，更不能走较远的路。那末，到娱乐场去，一定非坐车子不可。以今天抗战，物力艰难，坐着车子去到娱乐场所，人家对我纵不加指责，我自己的良心，也有些不安的。”一次，国民党中央机关公布各位要人的汽车用油结果，陈公馆名列第一。陈布雷大发脾气，责问手下人，何至于此？表示要亲自控制用车，并提出把耗油多的旧车，换成耗油少的福特新轿车。

陈布雷的薪水不算少，但由于子女多，开支大，生活常有拮据之感。但是，以他的地位和权势，要想找一条生财之道，机会是很多的，别的不说，随便向哪个部门暗示一下，都会有人忙不迭地请他兼职。只要一兼职，马上增加一笔收入，名之曰车马费，这类现象在国民党内是堂而皇之的事情，就连蒋介石对陈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都看不过去了，曾主动劝他弄一份兼职，并表示要帮助联系。以蒋的矫情与冷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然陈一概婉拒，最后只同意接受了“中国文化服务社”董事长的兼职，原因是这一兼职没有车马费。

陈自己不捞钱，也反对手下人捞钱。实际上，以侍二处的任何一个幕僚，要想捞点外快，发点小财，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受陈的影响，谁都不敢乱来。即使有之，也是以很隐蔽的方式进行。倘以唐纵来说，身为蒋介石的情报总管，再兼军统局帮办，威权之大，不言而喻。然而，唐平时埋头苦干，严守秘密，既不愿外出拉关系，出风头，也不愿卷入贪污舞弊事件，故生活常有捉襟见肘之感。1943年底，唐纵在日记中写道：“私人经济，负债一万元。全年生活尚过得去，至年底生活更形困难。”唐的黄埔第六期同学沈重宇任重庆长江实业银行董事长，为了让“老大哥”免受“孔方兄”的气，有意聘请唐为长江实业银行挂名董事，每月赠送一份“干薪”，唐总是不敢接受。沈深知唐是不愿直接挂出自己的大名，灵机一动，就以唐的儿子唐雪东为挂名董事。结果，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竟然成了陪都金融界中人物。作为一种交换，沈重宇后来由唐纵一手推荐提携，进入侍从室，成为少将高参，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廷”人物。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还要如此战战兢兢的，这也就不容易了。陈布雷曾评价唐纵：“公正恬淡，不与人争权争势。”可见，在这一点上，陈布雷对唐纵亦有很深影响。

国民党高干养成所

官邸派的第三个政治特点：是自成一系。在外边，不允许公开加入各主要派系的活动；在内部，不允许拉帮结派，相互抱成一团。各种公私应酬，都要减少到最低程度，甚至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陶希圣回忆：“凡在侍从室工作的人都是六亲不认的。我在里头做了好几年的组长，起初还无所谓，后来也六亲不认了，甚至经常不能回家，也不能随便到哪儿去应酬，如果要到某一个地方必须预留下一个电话，而重庆并不是处处有电话的，这样便什么应酬也没有了。就是在办公的时间里，大家一人一个桌子，背对背，就是面对面也不相干，一个人手里所做的事别人也不晓得。这成了一种习惯，并没有特别要求保守秘密，而自然形成一种保守秘密的习惯。”陶并说：“在这种情形下，布雷先生变成很严肃，很谨慎的一个人。而当重大的事情发生时，他更是缄默了。当史迪威事件发生，那是当时极大的秘密，布雷先生就好几天没有下楼，独自在楼上的小房间里用膳，我们有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他。”

大家都承认，官邸派的这一特点，主要是受了陈布雷的影响。就陈布雷本身来说，无论是在《天铎报》时期，还是在《商报》时期，都是十分豪迈的报人性格。但是，自成了蒋的入幕之宾后，一变而成为小心拘谨的作风，甚至到了遇有重大事件不敢下楼吃饭的程度，真让人叹为观止。

官邸派的第四个政治特点：既对蒋介石表示绝对忠诚和驯顺，又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表现出强烈不满。这个派别始终认为蒋的主张是好的，蒋的人格也是好的，坏就坏在蒋用的这一班官僚不好，如孔、宋之流等。于是，以陈布雷为首的官邸派，利用日夕在蒋身边工作的机会，巧妙地向蒋贡献一些所谓政治革新的建议，以清除腐败政治，巩固国民党统治，借以反映这一派别的政治要求，以扩大其政治影响。

对于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官邸派是观察最深、感触最多的一个政治派别。1942年8月间，唐纵曾将国民党政坛上的腐败分子归纳为八类人：“当今之世，欲求闻达，行不由径者滔滔皆是，兹就其所知者列单于下：1. 品格高尚为人赞扬，但攫权得势者多为小有才智，恭顺权贵，为权贵者所赏识提携；2. 学识渊博为人称道，但居高位者，多为善权术长机智、应变有方、处事圆滑之人；3. 对上要善承意旨，不可自作主张，上之所欲者集全力为之，上之所恶者竭力避免，是非曲直不必计及，信任第一，是非其次；4. 对同僚，应酬可以换取同情，同情即是友谊的保障，一切过失误会，皆可消释；5. 对下操纵在手牵制得法，苛刻严峻，反为当权者得意之作，宽恕仅为儒生之谈助；6. 初起时必须利用机会，假借名义，自抬身价，大吹法螺，便可幸进，埋头苦干者未必得直；7. 及在位，多做事多烦恼，不做事大家好，一年不倒，资格到手，二年不倒，官位稳固；8. 洁身自好，是个好人，好人是个空名誉，忠厚老实是无用之别名，老实人只能粗茶淡饭，莫想乘肥马衣轻裘，妄想必多灾难，倒不如安分下场。”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

1944年5月29日，唐纵到一个军统特务训练班主持毕业典礼。进入该班的学员，都是因为犯有过失而被戴笠禁闭一年以上的大特务，释放后再经该班短期训练，然后分发工作。训练班经过考察，认为这些人大多刚直，性情孤僻，工作能力很强。唐听了汇报，一下子触发了他那久已失衡的心态，为之感叹：“历史上刚直孤僻者，未有不失败。官运亨通的人多半是圆滑，江洲上的石头没有一个是方角的，方的都给水荡平了。山峰也是圆的，方的终会给风雨削平了。树木的干儿，也都是圆的，这是适者生存的道理。人类也不能逃出这个例子。历史上有能用刚直孤僻的人，是最成功的，但是刚直孤僻的就不容易遇着这长官的。”半年后，唐纵进一步总结了为官之道，在日记中写道：“做官有道乎？曰有，顺承上意，少找麻烦，责任不负，笑骂由人；既得之，少谈理论，多看现实。既以其道取之，亦以其道守之，这是时下做官的道理。这一个习染已成风气，如是不做官的人也得如法炮制，因为应酬忙碌，无闲研究问题，一切公事由下处理，不做官也得做官僚了。此种习气不涤除，政治真是危险！”

上面这几段话，居然是从一个深受最高当局宠信的大特务嘴里说出来，真让人有惊心动魄之感。唐纵是陈布雷手下得力干部，陈布雷对唐的认识是：“才长心细，识解宏通；领导组务，秩然有方；处烦理剧，因应裕如；注意广泛，判断敏锐；处理外事情报，颇能运以精心”等等，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唐初进侍二处时，与陈的关系并不算好。然到了抗战后期，唐多次要跳出侍二处，均被陈布雷留下，陈、唐关系已经相当改善了。从唐本身来说，曾有过一周三迁的升官纪录，同时一方面吃着长江实业银行的一份“干薪”，一方面享受着军统局按月“补贴”的巨额车马费。应当说，比起陈布雷等官邸派中人，他大概也算一个“行不由径”者。即便这样，他还要发出“好人是个空名誉，忠厚老实是无用之别名”等种种感叹。从唐纵的满腹牢骚，多少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确是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境地。

面对这样的危局，陈布雷曾多次向蒋进言，欲图有所挽救。抗战期间，陈布雷曾对邵毓麟说：“委员长是全国领袖，系国家安危于一身，譬如说他是火车头，牵拉着满载全国军民的长列火车前进，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左右颠簸摆动太猛的话，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衡。”后来，陈布雷对杨玉清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这话听起来相当自负，不过，也确是一句大实话。

官邸派的重要人物陈方，也有过类似的贡献。陈方其人，本为杨永泰的得意高足，与政学系的关系较深，不少派别对此颇有警惕。然陈布雷颇不以为然，并起而为之辩护，称赞陈方：“才思敏瞻，且亦勇于负责，而其信仰统帅，感激图报，则在行营时已有甚深之关系。故一般同志或以其曾从杨畅卿（指杨永泰）共事，而疑其或有派别作用者，余则深知其空洞而平直也。”对于陈方的才干，官邸派均为之心折。1940年初，唐纵有一个报告呈蒋，未引起蒋的重视。过了一段时间，陈方就同一个问题再拟再呈，则得蒋重视。唐感叹：“芷町所呈委座之意见具申，我承认有见解，但是有些地方觉得还有斟酌之处。呈上之后，委座非常重视。而我前此所呈之报告，并不得委座若是之重视，何故？此中必有两个原因：一、芷町了解委座意旨更深切，所拟办法更易接近委座之思路，与推行容易；二、他的文字确是比我好，写得透彻明了，更能将顾虑之处，一一预为说明，使上面容易采纳。”在黄埔系中，唐纵也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才子。但是，比起江西才子陈方来，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陈方拥蒋忠蒋，与陈布雷没有区别；陈方对蒋的大权独揽，小权亦揽的专制作风，颇有微词，与陈布雷也没有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陈方敢于发发牢骚，而陈布雷就不容易做到。陈方甚至敢就蒋的统治作风，专门向蒋作过一次进言，以所谓“马尾法”，讽示蒋的大权小权“一把抓”；并引用项羽猜忌范增，讽示蒋的不善用人，担心蒋这样做，对国民党统治不利。结果，蒋一阅了事，对陈方倒也没有嗔怪。这样的忌讳之语，放在陈布雷身上，是断断不敢进言的。

其实，官邸派的努力，没有也不可能使国民党的政治有所振作，这使陈布雷与陈方、唐纵等人既忧心忡忡，而又感慨无奈，多次哀叹：“今天才知道‘领袖’的地位越高，确是既孤且危的啊！”事实上，在整个抗战时期，官邸派对政治的影响力，虽然有效，终究有限。考察官邸派的最大贡献，只能算是为国民党培养和储存了一批政治敏锐、工作勤奋、作风严谨、生活上比较注意自律的技术官僚。在蒋介石蜗居台湾之后，这一批技术官僚利用国民党进行政治反思的“改造运动”，纷纷走上政坛，成为五六十年代台湾政坛的要角。这些人在台湾政坛的崛起，固然有着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不是一言可以尽述。但是，他们都在侍二处时期接受了陈布雷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诸如，侍从秘书俞国华、周宏涛，外文秘书沈昌焕，记录秘书曹圣芬、萧自诚等，都可以说是陈布雷的僚属。到了五六十年代，这一班幕僚纷纷崛起台湾政坛，尤其是50年代初的国民党改造阶段，在一个由16人组成的改造委员会里，不但有沈昌焕、萧自诚名列其中，而且又有周宏涛担任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张其昀工作。结果，陈布雷一手创建的国民党官邸派，成为台湾政坛最具实力的政治派别之一。

官邸派的崛起，亦曾成为蒋的希望之星，企图加以利用，借以抑制以贪污聚敛著称的孔、宋集团。1943年3月8日晚，蒋破例在官邸宴请侍从室主任林蔚、陈布雷及侍二、侍四、侍六组组长。晚餐内容为四菜一汤，中餐西吃，每人一碟。餐后，蒋涉及这次聚餐的主题了，郑重提出：“侍从室务须设法推动各部院之工作”，并将加强侍从室业务组织案批下。此后，在陈布雷及林蔚的主持下，侍从室连续两天进行研究，认为：“委座已感觉各部院之工作，不能符其期望，故望侍从室能代其推动工作。但恐侍从室亦将使其失望。”最后，大家研究了加强侍从室业务的4点内容，但坚持认为：“如果照委座之意实施，将来不免引起误会，此事恐诚难着手。”

官邸派的出工不出力，使蒋大为不满。为此，蒋再次召集侍从室组长以上干部训话，斥责侍从室组织不健全，认为“侍从室工作守成有余，开展不足，许多事不能积极推动，徒然谨慎小心，这不是开国的精神。又谓气魄、度量、识辨最要紧。”蒋的锋芒所向，差不多是直指陈布雷了。此后，蒋再次批评侍从室不能“辅弼领袖，燮理阴阳”；认为：“将来侍从室工作要吸收人才培养人才，对各机关要能密切联系与考核功令，尤其能够明了下情，侍从室不必专办公事，公事由各部负责，而注意于生动的工作。”这等于是说：侍从室将由原先的幕僚办事机构而变为工作指导机构，这显然超出了侍从室所能承担的范围。

陈布雷得知蒋的这个意思，惶恐无及，私下对唐纵说，自己系一狷介之士，来徙委座，原为文字工作，今委座要自己负荷如此重责，实无法承担，正考虑进退问题，惟恐增加委座之烦恼，苦于措词耳。到了这一步，陈布雷已是欲退不能了。而官邸派的作用，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亦已成了强弩之末。

“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到抗战中后期，陈布雷在思想上陷入越来越深的苦恼，究其原因之一，就是作文时的言不由衷。陈布雷曾多次向同僚、部属及密友倾诉过这种思想上的痛苦，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最高当局，原本就有以自己的名义滥发文告的嗜好。但在抗战之前，由于蒋的本职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等礼仪活动中的应景文章，自有胡汉民、林森、汪精卫等人出面应付，无须蒋介石事必躬亲。所以，那个时候的官场文章虽多，总还有个节制，陈布雷也还隔三差五地有个苟延残喘的机会。然而，进入全面抗战之后，情况为之一变。蒋一身兼任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4大要职，可谓开国民党权力集中之先河。权力高度集中，自然是言论高度集中，文章也是高度集中，涉及要捧蒋先生出场的机会，更是不胜招架，各种讲演、训词、文告、文章、函件之多，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以一般人而言，不要说应付，便是看一眼，也会头晕。

最让人叹气的是，蒋的身体极好，精力旺盛，各种官场活动既多且滥，差不多是逢会必讲，逢文必发，终日乐此不疲，兴趣盎然。苦就苦了陈布雷，成天陷于文山稿海之中，不能自拔，其苦恼既多，而又无人能够理解。特别是到了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败退，朝野一致声讨。在这种危局下，陈布雷还要顺承蒋意，极力以一支秃笔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歪曲是非，粉饰现实，其言不由衷之苦，自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众所周知，蒋的重要文告，大多由陈一手包揽。陈却总是说：“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字，都是委员长的。”其实，陈对每一篇文稿都是反复斟酌、修改，易稿两三次，是为正常，甚至有易稿十八次的。如此作文，不用说没有乐趣，简直就是服劳役了。有时，或是为了保密，或是为一气呵成，陈布雷每每把自己关在寓所里，一日三餐都不下楼，可见其为文之专；如是在出巡途中，则往往躲到一个旅馆里，闭门不出，以便专心炮制。浏览陈布雷的日记，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逢写不出文章时那种痛苦莫名的情景，这真是：世人都说文笔好，个中辛苦有谁知！陈侍蒋22年，为蒋所撰写的文章之多，无可计数，但他从没有讲过写文章是一件乐事，总是说：“我写文章是呕心沥血之作。”故杨玉清说他是：“诸葛本非求自达，庐陵志不在文章。”这当然有些溢美了，不过，也多少有些相符。

一般人都以为，陈洞悉蒋的心理，善于揣摩蒋意，俯仰承顺，替蒋捉刀，无不切中蒋意。这一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要说陈布雷替蒋捉刀，完全没有自己的观点，所有的文章都是马屁之作，也不尽然。陈以善写政论文著名，文章的针对性、战斗性、政治性、思想性都很强，这说明陈并不是一个在政治上毫无主见，俯仰由人的“幕府师爷”。问题是，陈很清楚：自己所服务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官僚政客与军阀豪强，而是一位顺应“天命”、统驭万民的“天子”，是一位威福随心、生杀擅断的最高统治者。在这样一位专制“君主”面前，倘若一言不慎，拂逆圣心，都有可能招致灭门之祸，甚至蒙以乱臣贼子的骂名。

陈布雷正是以提着脑袋做文章的心情，替蒋炮制各种文稿。加之，蒋氏为人乖僻而又善变，精明而又昏聩，重诺而又寡信，这使不少人都感到在蒋手下做事很难。即以写文章来说，蒋的文字水平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平庸。但是，蒋并不这样认为，他自己从不肯动笔，事事要别人代劳。别人按他的意图写好了，他又总是不满意，往往动笔，大删大改，弄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读。其中缘由，盖因蒋最忌让人看出这篇不是他的“墨宝”，也不是他的思想和风格。大删大改，涂涂抹抹，就是为了加进自己的东西，让人看出文章是蒋某人所做。

秋宗鼎对蒋的这个特点说得很清楚。秋说：蒋每次对他的文武百官发表施政演说，事先常同陈布雷单独商量，斟酌拟订讲话提纲。有时，蒋自己也写提纲，再经陈为之条理润饰。但是蒋在讲话时，不习惯照念讲稿，还是由他自己信口开河，速记人员照原话一字不易地记录下来，送给陈审阅。经过陈的一番文字加工，最后送给蒋亲自核定发表。在整理过程中，有时，陈觉得蒋的原话不妥当甚至用语粗俗，替他文饰一番。但蒋与御用文人的见解多有不同，在最后定稿时，蒋往往仍把他的原话保留下来。其实，蒋这样做，正是为了在这些文章或小册子中，打上自己的特别印记，以便让人一眼看出：这篇文章或小册子是蒋自己做的。

所以，蒋的御用文人都有这方面的体会，为蒋写文章，太差了固然不行，因为没有体现出领袖的学养和水平；太好了也不行，因为那样与蒋所能达到的思想层面脱节，蒋反而会觉得你是在故意卖弄学问，哗“主”取宠，以至常有不豫之色。如果照搬蒋的原话，蒋也不会中意，认为你的笔头水平太低；如果发挥过多，蒋亦不会满意，认为你没有吃透精神，难免牵扯过广，缠夹不清。于是，有人总结，替蒋做文章，必须是：主题是蒋确定的，但是要有所深化；见解是蒋提出的，但是要有所发挥；语言是蒋自己的，但是要用出新意；格式是蒋喜欢的，但是要有所变化。这样，照搬不失提高，提高不失原意。

写文章竟有这么多禁忌，当然不会是什么乐事。曾在北伐期间给蒋写过文章的郭沫若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给蒋介石拿笔杆子，可真不是好差事！”据说，陈布雷曾于私下表示：郭沫若的话说得很对，是由衷之言。陈布雷为蒋写文章，数量既多，时间又长，感慨之良深，教训之深刻，那是不用说的。但以陈的个性，又绝不会轻易道及这方面的苦衷，只在忍无可忍时，才会在知己好友面前偶尔提及。

据陈训慈先生回忆：1942年11月间，蒋之奉行亲美反苏的倾向日益明显，借口召邵力子先生回国述职，准备将驻苏大使易人。邵初回重庆，一时找不到住宅，被陈布雷延入美专街2号寓所居住，与陈布雷居住的美专街1号相连。这个时候，陈、邵在政见上已有距离，但旧谊不忘，状如家人。其时，陈训慈常有机会向邵力子先生请教，谈及乃兄终日忙于文告的撰拟，不但篇幅很长，且多滥调失当的苦恼。邵亦有同感，并认为乃兄有很多说法在外交上影响不好。当陈训慈提及蒋对乃兄的文稿任意增删，弄得字句不通，甚至折腾至深夜匆忙送通讯社等种种哭笑不得的苦况时，邵力子叹道：“这还得怪令兄太‘听话’了！”邵想起力劝陈布雷出山就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一事，颇感内疚地说：“也怪我，不该推他下水。”邵总是惋叹陈布雷拘谨服从，以为陈不妨少写。但以陈的陷入之深，哪里能够做到。陈布雷曾于私下对陈训慈说：“为一个不懂文字而又刚愎任性的主子写文章，真是莫大的痛苦！”甚至自怨自叹地抱恨：“这种‘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

居亦侨曾给陈布雷当过副官。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一书中，居回忆陈说过类似的话。陈说：“我自入蒋幕十多年，自己认为只写过两篇好文章：一是《告黄埔同学书》；一是抗战初期的《告全国军民书》。我最痛苦的是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把文章改得鸡零狗碎，文不成文！”陈布雷并说：“余今日作文，不能自作主张，我的躯壳灵魂，已与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这简直就是灵魂的呼号了。居亦侨回忆，最让陈布雷难堪的一次捉刀之作，是在抗战胜利时，陈布雷奉谕起草《和平建国纲领》，内中有几条是中共提供的。蒋审核时发现，大为不满，虽未当面训斥，但声色颇厉地说：“这个纲领基本上要重写。”陈听后深感羞辱，为之倦容满面，精神沮丧，内心十分痛苦。

其实，陈对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文稿，不要说推倒重来，就是轻加增删，他也深感忌讳。一位侍从秘书曾在陈布雷送蒋呈核的文稿上，修改了一处地方。陈深感羞辱，甚至气得几夜失眠。陈素以文名自负，蒋以一国之尊，要改他的文稿，陈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至于蒋身边的秘书，居然也敢对他的文稿砍砍削削，直把“文胆”置于何地？据说，除了蒋氏之外，能够批评陈氏的，只剩下第一夫人宋美龄。宋曾批评陈的文章太长，陈当即表示：一篇文稿交了卷，我自己也不想再多看一遍。陈的这种灵与肉、做人与作文的苦恼，越到后期，越趋强烈。陈有一句名言：

“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心情。战后，陈回到南京，曾经托翁泽永在上海代买一支派克自来水笔。翁买妥后，决定赠送，并附去一封短笺，复述了周恩来所说的“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那句话。陈旋即复函，内中写道：“笔是我托你买的，怎么好让你赠送呢？不过来信中有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陈并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只是书记罢了。”信末，陈布雷为之感叹：“笔啊！笔啊！我要怎样才能不辜负送我笔者的好意？”字里行间，陈布雷那种万般无奈的心绪，一览无遗。

先贤有言：“代大匠斫者伤其手。”作文本就不易，为人作文尤难，为统治者作文更难，为蒋这样的统治者作文，真可谓难上加难！哀哉，陈布雷！

“政治，太肮脏了”

陈布雷的思想苦恼，究其原因之二，便是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进入抗战中后期，陈布雷已经意识到：当初作出从政的决定，是自己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陈布雷想起1930年冬天，因蒋介石、胡汉民的“约法之争”，一时朝野沸腾，文武纷争。其时，陈布雷在浙省教育厅长任上，被蒋内定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陈目睹胡、蒋开战，深为党国的前途担忧，更感于党人意气之盛，叹执政当局负责之难。据此，陈明确向蒋表示：“政治这东西我更视为畏途。”言下有辞职之意，不想再干下去了。蒋明白了陈的意思，不觉哑然失笑，当即劝慰说：“布雷先生你真是书生气十足，政治这东西，就是要运用权术，不可退避。你不能走，要帮我的忙，帮到底。”

陈布雷想起来，那个时候真是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蒋虽然告诫了，“政治这东西，就是要运用权术”，但陈布雷毕竟不在政治的里层，对所谓的“运用权术”，总觉得轻飘飘的，分量不重，甚至还带点神秘意味，让人觉得好奇，总想把头伸进去看个究竟，哪里知道“里层”的厉害。经过这十几年的政坛浮沉，陈布雷痛定思痛，这才体会到：“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何谓“最肮脏”？陈布雷对陈训慈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党，也不让我乐观。六大上有人写诗：‘蒋家天下陈家党’，我不同意。但从我的位置上看：它确实病得不轻：明争暗斗、四分五裂、醉生梦死、贪赃枉法……提起来就让人生气。因此，委座才说：本党今后若不好好精诚团结，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陈训慈感到老哥太消沉了，于身心将大不利，于是劝道：“二哥何必如此忧国忧民。古人说：忧伤身。你身体不好，一半源于忧。”陈布雷说：“人生之所以不能无疾病，一由醉梦富贵心，二由怕老病死心，三由执著赏嗔心。一二两点庶几可免，唯执著太过，要好之心太强，而力不足以副所愿，我该警惕的应是赏嗔心。大哥廉介恬淡、卓尔不群，心向往而力不逮。君木师三十多年前就指出我不是从政的材料，批评我年轻气盛、锋芒外露。可惜，我从政以后才明白了此话的份量，但为时已晚，后悔已来不及了。”

从政治的肮脏，说到政治的危险，这是陈布雷拼十几年的从政经历，才换取的一点人生经验。陈布雷曾经对曾国藩得以善终的秘诀作过一番研究，得出曾国藩的经验，就是始终保持一种“畏盈之心”。曾于日记中记载：“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在写给老弟曾国荃的家书中，曾国藩提醒这位因首破金陵而飞扬跋扈的“九帅”：“处大位大权，又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两字者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可渐渐收场耳”。并说：“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陈布雷亦对自己的老弟陈训慈感慨地说：“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回到南京以后，请求退休，颐养天年，终老山林。”

若就个人气质而言，陈布雷其实是最不适宜于从政的，更没有“资格”出任“军机大臣”这样的“首辅”之职。台湾学者南怀谨先生说：“一个当首相、当主管的，要能藏垢纳污，肮脏的东西也要包涵一点，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这个观点不但是历史经验与人生经验的概括，也是陈布雷从政失败的一个真实写照。试想，处于陈布雷的境地，既不能做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从而急流勇退，优游山林；又不能做到所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从而藏垢纳污，沆瀣一气；那么，他怎能不忧虑：“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又怎能不哀叹：“后悔已来不及了”。

吸取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教训，陈布雷坚决反对子女走从政之路，以免重蹈自己的覆辙，被政治“一网打尽”。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前妻杨宏农生三子二女，是为长子陈迟，名积泉；次子陈过，名积皋；三子陈适，名积皓；长女陈琇，名细儿；次女陈琏，名怜儿。续弦王允默生四子，是为四子陈迈，名积皑；五子陈进，名积哲（早夭）；六子陈遂，名积明；幼子陈远，名积乐。到抗战后期，长子陈迟已至而立之年，幼子陈远亦已是翩翩少年。

陈布雷素以孝悌传家著称，对待子女，一方面是严格家教，希望子女能脚踏实地学一点真本领，保持清白家风，不要做华而不实、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另一方面是严禁他们走从政之路，力求凭借技术专长，自立于社会。陈布雷经常告诫子女：“人贵自立，但求一艺随身，即可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我不希望你们飞黄腾达，更不希望你们做官，只要求你们平凡正直，尽忠于国家，自立于社会。惟平凡乃能安于清贫，不争名，不趋利；惟正直乃能摒除私念，守正不阿。”陈布雷教勉子女，最为注重“正直平凡”四字，谓“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彻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之贡献”。从上面的两段话中，可以看出陈布雷深受诸葛亮《诫子书》的影响。

为禁止子女从政，陈布雷亲自为他们选定学业专攻方向。1932年夏，长子陈迟中学毕业，曾有两个志愿：一是学农科，研究如何化杂草为肥料；一是进中央政治学校，走从政救国之路。陈迟征求父亲的意见。陈布雷断然表示：“即使情切救国，也莫要学政治。政治，太肮脏了！”陈迟遵从父亲的意思，进了浙江大学农学院，终成为农产品专家。在父亲的禁令及长兄的影响下，次子陈过进入浙江医专攻读医学专业，成为内科专家；三子陈适学测量，毕业于同济大学工科，长期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一职；四子陈迈习土木工程，毕业于交通大学，后任上海铁路局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科，幼子陈远后来到北平攻读文科等。子女们在回忆父亲时，也都深深地被父亲的一颗深沉博大的爱心所感动，感叹地说，他叫我们不问政治，可能他自己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太厌倦了。

有趣的是，像陈布雷这样身居国民党“内廷”，并且严格禁止子女涉猎政治的权势人物，竟在子女辈中出现了数名中共党员。陈布雷下达的“禁政令”，有效地禁止了子女从事国民党之政，却未能禁止子女从事共产党之政，这真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也是一个让陈布雷头痛的问题。或许正是陈布雷倡率的清白家风，在子女们的性格中，注入了那种对腐败政治的痛绝之感，由此而促使他们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在子女辈中，最大的“问题”人物，便是次女陈琏。

从陈布雷来说，对子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关心疼爱他们，自然是一碗水端得平平的，没有彼此之分，一定要说有什么特别不同的话，那也就是平时有意无意地对次女陈琏更多地倾注了一份父爱。陈布雷不是一个重男轻女之人，当然也不是一个重女轻男之人，他这样做的目的，源于一种心理上的内疚，对大难不死的女儿，始终怀着一种无法摆脱的负罪感。怜儿在成长过程中，即使有时因不懂事而冒犯了他，作父亲的也并不深究，总是期望用加倍的怜爱来补偿早年的过失。

也许是父亲过分宠爱的原因，陈琏从小就表现出一种敏感、倔强的独立性格。还在陈布雷任浙省教育厅长期间，父亲便嘱咐陈琏和陈琇：“女孩子家最好是学师范，将来不能在社会上做事，也好在家教育子女。”于是，陈布雷指点两个女儿去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细儿（陈琇）考普师二年级插班生，怜儿（陈琏）考幼师一年级新生。”姐妹俩遵命赴考。数日后榜发，陈琏列幼师班23名新生的榜尾，就是说，和当年应童子试的父亲一样，背了榜。“肯定是因为阿爸的面子照顾我进去的。”倔强的陈琏深感羞辱难当，且暗下决心：宁肯再考一次，也不愿依靠父亲的权势入学。回到家里，陈琏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后来弄清，学校此次发榜以姓氏笔画为序，录取新生中，以繁写的“陈”字笔画最多，从而殿后。一年后，陈琏听说父亲当年毕业的浙高录取率，只有考生的十分之一，当即瞒着父亲投考，终于如愿以偿。这是陈琏第一次拂逆父命。

1937年9月初，正是淞沪抗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海的许多学校已在战火中毁于一旦。陈布雷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当即作家书数缄，并致细儿、怜儿、皑儿一函，嘱令停学一年，“以细儿仍欲往杭执教兼旁听浙大课程，而怜儿更决心欲入学，皑则以应否入学请示于其母，其实同济校舍已毁于炮火之下，即欲入学亦无法也。儿女长大以后即各有志愿，不能相强，然女儿单身在外何能放心，故驰书告之，恐已不及阻止耳。”少女陈琏那种倔强独立的个性，已经渐露端倪。字里行间，父亲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不久，经陈布雷安排，陈琏随母亲王允默等家人先期入川，安家重庆北碚。在这里，陈琏进入北碚国立二中读书，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年半以后，由蓝若林（原名吕淑兰）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隶属中共北碚特别区委。

陈布雷固然不清楚女儿已加入中共组织，成了埋藏在自己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但女儿身上的一些异常现象，自瞒不过父亲的眼睛。1939年秋天，陈琏背着父亲考取了昆明西南联大。对此，陈布雷没有严厉责备，但决定在陈琏临行前，作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陈布雷耐心地说：“怜儿，沙坪县有中央大学，为什么非去昆明不可，这不是舍近求远么？”女儿振振有词地说：“进联大，是为的读地质。

守在家门口，只能培养弱不禁风的小草，难得长成撑天柱地的大树。”这是当时年轻人的时髦语言，陈布雷不好反对，只得说：“入中央大学，与你细姐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一个女孩子，只身在外，我不放心呀。”这倒也是一句大实话，不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不过，女儿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成了组织的人了，怎么能说是“只身在外”哩？这话当然不好挑明，陈琏只好说：“我早已不是小孩子了。正因为我是女性，更该到外面去磨练。再说，到那边，我八叔照顾，阿爸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八叔叫陈训愿，字叔同，时任国民党中央社昆明分社社长。陈琏有此一说，其实只是一个遁词。不过，对陈布雷倒多少是个安慰。

陈布雷见亲情已不能感化女儿，企图再从正面突破。于是告诫：“怜儿，我历来反对自己的子女搞政治。譬如你的大哥陈迟，早年想考中央政治学校，我就极力反对。青年人何必卷入政治呢？我希望你们能脚踏实地学些技术。你大哥后来改学农业，这就对了。”陈琏据理力争：“爱国总是无可非议的，抗日救亡，爱护国家，人人有责。”谁能说爱国不好呢！陈布雷无法说服女儿，只得退守最后一条防线，恳求陈琏：“青年人要求进步，我不能阻挡。希望照顾我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公开地同你父亲树起两面对立的旗帜。”并说：“我希望你无论如何不要参加反对政府的活动。”陈琏也说，我一定保持清白家风，但是绝不能同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在当时，西南联大既是战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也可以说是大后方学界民主运动的一座战斗堡垒，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陈琏到了这里，不但如鱼得水，比在重庆时显得更为活跃；而且结识了青年才俊袁永熙。在陈琏的一生中，袁永熙与陈布雷是两个影响最大的人物。

袁永熙是中共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上的一位传奇性人物。袁出身于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大姑是晚清“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儿媳妇，二姑是民初大总统徐世昌的儿媳妇。父亲起家于袁世凯的新军，在军阀向日本大借款时，抢到一个肥缺：营口海关负责人，颇有横财。从此移居天津意大利租界，一边做官，一边经商，可谓八面风光。随着北洋军阀的倒台，袁家虽然失势，但子女却接受了现代新思想的教育，置身于新知识分子阶层。

袁永熙为北平清华学生，抗战爆发后，南下昆明报考西南联大经济系，并加入原清华进步学生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该队“云南地方总队部”组织干事。从此，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并很快被吸收加入共产党。1939年6月，袁出任中共西南联大支部第一任书记。在其任职期间，联大的秘密党员从6人发展到83人，占云南全省247名党员的三分之一。

陈琏考入西南联大的时候，正是袁永熙出任联大党支部书记不久。于是，经中共南方局介绍，由袁永熙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农舍中接受了陈琏的组织关系。从此，在袁的领导下，陈琏分管女生工作。陈心地坦荡，为人真诚，乐于帮助同志。袁永熙曾患有肺病，身体较弱。陈得知后，即多方面给予关心照拂。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在白色恐怖中，一对革命青年的感情不断升华，从而有后来的恋爱结婚。1940年9月，联大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袁永熙任总支书记，陈琏任宣传委员，一时成为西南学运战线上一对比翼齐飞的“双杰”。

陈琏进入西南联大后，陈布雷曾电八弟陈训愿，要他对陈琏的活动就近进行“监护”。陈训愿报告陈琏是西南联大学生民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陈布雷闻讯，为之忧心忡忡，写信劝告女儿不要做出“不合理的行为”，“放弃那些过于尖锐的观点”。但是，这个时候的陈琏对民主革命的投入程度，用陈布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已经是“无法自拔”了。

“家里面不谈政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西南联大的三青团组织趁势反击进步学生运动。2月下旬，三青团头子康泽带着黑名单及举办集中营的计划，赶赴昆明，准备大肆逮捕进步学运领袖。为防不测，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将已经暴露和受到注意的党员与进步骨干撤离联大，疏散到昆明四郊隐蔽。

袁永熙与陈琏等人隐蔽到滇南的锡都个旧，袁以《曙光日报》记者作掩护，陈以石屏师范教师为职业，在个旧地区继续开展民众运动。这是陈琏一生中，第一次面临与家庭切断亲情关系的艰难抉择。行前，陈琏踌躇良久，提笔给细姐写了她称为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很想申辩几句，我很想得到你的谅解，然而在信里你说我能说些什么，我只有期待于将来，将来我是会被辩护被理解的。这里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的为我弥补我走了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随便你用任何方法，我都愿意接受，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细姐，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扰，多多保重自己，我，我自己也会留心，你放心，相信我，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这无疑就是一封诀别信了。据说，当陈布雷从陈琇手中得到这封信，看到“排演悲剧”四个字时，手都发抖了，全家都为此惊恐不安，姐妹情深的陈琇，早已哭成了泪人儿，她们只相差一岁，在一起长大，上同一所小学、中学，直到陈琏去西南联大，她们才正式分开。至于心地善良的王允默，始终是把陈琏视同己出，爱护备至，当她看到信中有“也许永远见不着了”一句，顿有五内俱焚之感。

然而，家中受打击最大的还是陈布雷，只有他才能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这封信的分量。这与其说是一封告别信，不如说是一封决裂信，表明女儿与父亲从此将分道扬镳了。女儿的性格，陈布雷早已领教，一旦认定的事情，便会全身心地去做，真可谓是“遭世险倾，九死不悔”。但是，怜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这是因为他已经把怜儿当成爱妻杨宏农的化身。杨宏农是在生养怜儿时死去的，从生死轮回的观点来说，陈布雷相信杨宏农的灵魂一定注入了怜儿的躯体。事实上，怜儿长大后，在长相、心地及很多方面，都极像杨宏农。这使陈布雷从怜儿身上，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杨宏农的影子，也深深地倾注着他对杨宏农的相思和报答之情。可是，现在怜儿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陈布雷似乎看到了杨宏农那哀怨责备的目光。

陈布雷急了，无论如何，他不能没有怜儿，否则，他对不起已经死去的爱妻杨宏农。于是，他摇通了中央社昆明分社的电话，反复叮嘱陈训愿，一定要把陈琏找回来。然而，陈训愿答复：在整个昆明地区，遍找无着，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和任何去向。

陈琏的失踪，一下子令陈布雷陷入魂不守舍的状态。美专街的常客、时任郭沫若秘书的翁泽永知道了这件事，便及时将这一情况反映给郭沫若，郭转报周恩来。据翁泽永回忆，有一天晚上，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郭沫若的住处，把他叫了过去，严肃而又亲切地问明了情况之后，对翁说：“你可告诉布雷先生，不要急，如果陈琏进入了八路军或新四军驻区，我们一定能查到。”十多天后，周恩来对翁泽永说，他已分别电询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处都没有陈琏。周恩来分析：“如果不在前方，一种可能是隐蔽起来了，也有可能被特务绑架了，大家再设法找一找吧！”翁把这一情况转告陈布雷，陈感动得连连说：“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941年冬天，袁永熙到重庆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由沈钧儒先生的侄女通过秘密渠道引进曾家岩周公馆。两年前，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曾举办一期西南8院校党支部书记训练班，袁永熙由此结识邓颖超。故这次袁永熙一进周公馆，邓颖超就急切地问：“小袁，你们隐蔽在哪里呀，我们正找你们哩！”当晚，袁永熙向邓颖超及西南工委书记钱瑛等负责人详细报告工作，谈到陈琏时，袁说：“她转移到宜良的狗子街农村去了，还没有找到职业。陈布雷正在寻找她。”钱瑛当即指示：“知识分子在农村，若没有社会职业掩护，反而容易暴露。”邓颖超也说：“还是派人把她找回来，留在她父亲身边可靠。”

袁永熙当即安排陈琏秘密返渝。为避免特务注意与怀疑，陈琏启程前，由红岩村派人与陈琇商定，在重庆、昆明两地的报上，各登了一则小广告，即为：“怜儿，见字盼即返家。父示。”不久，陈布雷即接到女儿即将返家的信函。顿时，举家为之庆慰，都以为是小广告生效。

陈琏返渝后，先找到红岩村，认为不少同学、好友都已奔赴陕北，自己亦渴望能转往延安学习。周恩来予以劝导：“你的情况和别人不同。现在国民党反共，但究竟还说是国共合作抗战。你如去了延安，布雷先生向我们要人，你说我们是给好，还是不给好？”邓颖超亦晓以大义，希望她留在重庆求学，同时仍可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陈琏听从周恩来指示，返家与父亲、母亲等家人团聚，随后转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星期六则回到美专街寓所，陪伴父亲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陈琏在陈布雷身边，向父亲转述了种种社会新闻。一次，陈琏向父亲谈到士兵们因痛恨孔、宋官僚集团，曾将孔氏劳军时发给的香烟、毛巾丢进厕所里，结果将厕所都塞满了。陈布雷深知，以今天的社会而言，重要的不是考证这些传闻是否属实，而是作为当局来说，要从这些传闻中及时掌握民心舆情，调整政策措施。但是，当局的问题也就难在这里，越是民心所向的东西，越是不被重视。结果，民心都给共产党笼络了。如此下去，国民党岂得不败？不过，这个话怎么能在怜儿面前讲呢！因此，自从陈琏回到重庆以后，父女俩似乎达成了一个默契：说的人，是姑妄言之；听的人，也是姑妄听之。双方虽然都没有放弃影响对方的念头，但也知道对方不是那么轻易能够影响的，从而也就多了一份容忍，很少再有过去那种唇枪舌剑式的正面冲突了。

正面冲突是减少了，但父女之间的政治隔膜并没有消失，相反，却多了一层雾里看花的感觉。对自己的政治观点，弄不清对方仅仅是一种容忍呢？还是一种默认？在老谋深算的父亲面前，孩子毕竟是孩子，就连她想出的“政治诡计”，也显得是那么稚气。一次周末返校，陈琏故意将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遗忘”在父亲的卧室。

第二个周末，陈琏回到美专街。饭后，父亲若无其事地拿出那本《新民主主义论》，递给了陈琏，说：“怜儿，你前次忘了一本书了。”沉默了一会儿，陈布雷接着说：“怜儿，我多次说过，希望你体会阿爸的苦心，不要去从事政治活动，就是静心读书，‘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陈琏一边观察父亲那表情木然的面色，一边也以激动的口吻说：“阿爸，我不是不懂得体谅你的苦心，但是作为子女，我们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气节，我们有我们的原则……”父亲知道再说下去，少不了又是一场政治冲突，于是当即打断女儿的话头，说：“好了，不要说了，家里面不谈政治！”

陈布雷反对子女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却积极鼓励他们报名投军，参加抗战。1943年末，侄儿陈迨在重庆南开中学率先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陈布雷闻讯，异常欣喜，挥笔写道：“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练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期待尔奏凯归来。”嘉许之意，溢于言表。

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铁蹄直逼贵州，贵阳告急，重庆摇动，蒋以“十万青年十万兵，一寸山河一寸血”作口号，招募大、中专学生入伍，从而在大后方发起了一场青年从军运动。于此，陈布雷一家出现数人竞相投军的感人场面。先是三子陈适（在同济大学测量专业学习）主动报名加入炮兵；次是四子陈迈（在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积极报名参加工兵。

由于父亲有不准从政的训示，两个孩子都拿不准这件事该不该让父亲知道。陈适踌躇良久，深怕父亲阻拦，最终还是没有禀报。陈迈还在犹豫之中，不想已被陈布雷得到消息。岂知父亲不但不予阻拦，相反大为嘉许，甚至写下一首五言长诗，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予以嘉勉：“名儿曰阿迈，字儿曰季前；儿今从军去，能为弟兄先。当时命名意，相合何适然！儿性纯驯笃，赋秉得之天；一旦奋壮志，猛着祖生鞭！问儿何所愿？破虏靖烽烟。问儿何所忆？乡土陷羶。问儿何所乐？驱敌东海边。国家有急难，吾宁计安便？貔貅十万众，联臂自翩翩。誓为先驱卒，不愧先泽贤。再拜别父母，会看儿凯旋。汝父嘉尔志，汝母有欢颜；人生大幸事，忠孝得两全。贻儿以短襦，戎装裹鲜妍。愿儿身壮健，祝儿金石坚；

儿无他语，报国及盛年。我心殊欢悦，我有笔如椽，盾鼻染余墨，为写送行篇。”

这首诗不但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之心，而且其通俗易懂与明白晓畅的特点，也一反其写文告时所常用的那种文白相间的风格，使人看到了陈布雷写作的另一面。从诗中连用的三个“问儿”句，可以看出陈布雷在构思时，有意借鉴了《木兰辞》的写作风格。

后来陈布雷知道陈适亦报名参军，既高兴又嗔怪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为父的虽然屡屡告诫你们不要卷入政治，要学技术，但是爱国大业，匹夫有责，你们青年投笔从戎，理所当然耳！

在这场从军热潮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幼子陈远。陈远时在南开中学初中部读书，1928年生，还不到从军年龄，因受家庭熏陶，居然瞒着父母去报了名。在体格检验时，唯恐体重不足，甚至揣了几块石头在口袋里。自然，“诡计”最终没有得逞，这使得满怀从军热望的陈远颇为失望。陈布雷知道此事后，亦给予嘉勉，劝他过两年再报名。

在当时，不但国民党高干子女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即便是一般商人职员的子弟，但凡有一点门路，也没有人会要求从军。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访问，调查中国的财政危机状况及权势豪门的贪污腐败情况，其中曾特别提到政府高层官吏的子女中，有170余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像陈布雷这样的权要人物，为了鼓励子女从军，又是题字，又是写诗，大肆宣传发动，真是“傻”到家了。

抗战期间，陈布雷曾两次面临家庭中的不幸变故，一是“吟兄”何吟苢的自杀，另一件便是大哥陈屺怀的去世。1944年10月21日，陈屺怀先生在浙江云和病逝。陈布雷闻讯痛哭，悲怆万状，并为之设奠遥祭。陈布雷常对人说：从警龄受业，到出外就学，乃至进入新闻界，做人作事，没有一样不是沐大哥的教诲。诚哉斯言！

“不够左，不够革命”

作为清流派的人物，陈布雷一生以忠于国民革命自许。然而，抗战后期，他竟被革新派运动目为保守派人物而遭到非议。

所谓国民党内的革新运动，本是出自一批CC系头面人物的策划，并联合一部分黄埔系分子共同发起的。公开的口号是：恢复党内民主，整顿吏治，铲除腐败，重振国民党的统治效能。真正的目的，则是为了抵制政学系分子的势力扩张，防止他们进一步利用蒋的新专制主义，把持党内要津，玩弄密室政治，进行政治走私，不断窃夺国家权力。因此，所谓的革新运动，说穿了，也就是国民党内的一群“饿汉子”，向一群“饱汉子”夺取政治权力的派系之争。说得难听一点，无非是狗咬狗罢了。

本来，这一场权力之争与陈布雷毫不相干。陈果夫等人要夺权，尽可以向政学系夺好了，与陈布雷何涉？问题是：所谓的革新运动，一时间闹得声势颇大，以至朝野沸腾，上下攻讦，隐隐然开始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以陈布雷对党国命运的关注程度，自然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加之革新运动的矛头所向，全然不考虑投鼠忌器的问题，颇有对“蒋公”不恭的味道。以陈布雷对蒋氏的忠实驯顺程度，这就更不能置之局外了。

1945年4月8日，陈布雷公开发表对革新运动的看法，明确表示，对于党的问题，对于CC组织，并不以为然。陈布雷说，陈果夫手下的几员大将张厉生、张道潘之流，都与CC渐渐远了。对于改造党的意见，虽有必要，但实施太难。譬如，都说现在的干部不行，但行的干部又在哪里？新的干部又如何起来代替旧的干部呢？这是一个大难题。陈布雷痛惜地说：“目前的党，是发牢骚的集团，既无权又无能。如果使党员来监督政府，推行政策，贯彻主张，这是多难的事，担任此项工作的党员，是第一流人才，何可期诸一般党员。”陈布雷的态度很明朗，他是坚决反对革新运动的。

4月11日，陈布雷再次就革新运动，向唐纵表示自己的忧虑：“自去年后，感觉对外联系不容易。去年起，新进的人，立论高，气势逼人，拼命拉着政府向左边跑。”陈布雷说，我并不是不赞成变，但是我们不能离其本，策略可以变，立场不能变；果夫先生近来不常见委座，见到委座也不常发言。现在的时局是左的势力甚为抬头，右的势力日见低落。

对于民主宪政运动，陈布雷的主张便是：制宪而不行宪，并为此面蒋进言，蒋亦表示采纳。然而，后来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面蒋力争，蒋表示采纳王的意见：制宪行宪一起搞。蒋并当面批评陈布雷：“汝何必胆怯！”陈布雷则感叹政府威信日益低落，一旦行宪，后果恐将不堪。

其实，用不着等到行宪，后果已经不堪了。唐纵在7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往见陈主任，彼满面愁容，为国忧惶！为政府威望日落而惧，为参政会纠劾孔祥熙、盛世才案处理困难所苦！”

所谓参政会弹劾孔祥熙案，指孔祥熙私吞美金债案。抗战后期，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指使中央银行的几个蟹脚，用瞒天过海的手法，私分美金公债达5000万元之巨，形成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巨案，该案成为国民党当时最受党内外、海内外、国内外一致诟病的话题。然而，这样一个“天案”，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不但孔、宋夫妇安然无恙，照样安享荣华富贵；便是已经被关进牢房的几个蟹脚，也在宋蔼龄的援救下，被宣布释放，从此逍遥法外。为此，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四届一次大会，云南省参政员陈雅赓等人向大会提出弹劾孔祥熙贪污美金公债案。蒋感到参政会虽是“清谈馆”，所谓的提案，提了也是白提，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不过，这件事真的闹开了，到底有碍党国观瞻。

于是，蒋的策略是：第一步，命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出面劝说陈雅赓，辩称：“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王并威胁说：“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

蒋料到这一手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第二步，便是派陈布雷以新闻界老前辈的身份，对陈雅赓等人再作以下说词，表面上肯定这个提案虽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美、英、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据此，陈布雷建议：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由主席团负责亲交国民政府主席蒋先生认真查办，比较妥当等等。

结果，陈雅赓等人检举孔祥熙的提案资料，终在陈布雷及各方的压力之下上交，从此犹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了。后来，虽由参政员傅斯年在大会上搞了一个口头质询案，也曾轰动大会，但原稿仍由陈布雷奉谕派人强行提走，说是蒋主席要提前审阅，事实上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所谓参政会弹劾盛世才案，亦即参政会期间酝酿提出的一份边疆提案，揭露盛世才在统治新疆期间，先后杀害民众达数万之多，流离失所者二十余万，许多参政员强烈要求追究盛世才的罪行。然而，盛在蒋的庇护下，得以逍遥法外。蒋说：“盛世才来重庆，是我叫他来的，他的一切都由我负责。”并说：“盛同志带来了五万两黄金给中央，试问民国以来，有这样的好人吗？”蒋之所谓好人坏人，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贡献给中央的黄金是多少，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结果，参政会提出弹劾盛世才一案后，蒋还是叫陈布雷到会上去做工作。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可以用5万两黄金就一笔勾销？何况受害者达数十万之众！这也是一个让陈布雷头痛的问题。

7月26日，陈布雷与唐纵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唐纵总结：“抗战八年，发生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来源，一则由于历史的积病，一则由于人为不贰。人为不善是由于违反革命的原则，今天许多问题都牵涉到基本问题，动动小处无济于事，动到大处，则顾虑太多，危险愈大，所以牵到根本问题便打消了。这些基本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精神，是不会有决心的，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唐纵谈到这里，陈布雷喟然自疚：“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

此后，陈布雷曾经作过一次深切反省，认为：有许多应该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无及。他承认没有团体的观念与团体的生活方式（孤独的生活），所以失败！事实上，这也是陈布雷一贯奉行的从政原则和为臣之道，即：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陈布雷认为这是他招致失败的原因，亦是在六全大会上遭人诟病的原因。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的实质是：政治上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经济上扩大垄断和私人资本，以及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等。故陈布雷在起草大会宣言时，有意避开国共合作、联合政府、民主宪政、政治革新，党内民主、战后建设等敏感的中心问题，大谈什么：“我中国当前最急要之任务，无过于充实军队之配备”，“我全党同志与全国同胞，为国家民族效忠之途径，厥为完全实行三民主义”等等，大唱了一通高调。许多代表听了，都是一头雾水，有不知所云之感。故在大会期间，有代表直言不讳地批评宣言稿“不够左，不够革命”；更有的代表挖苦“大会宣言狗屁不通，总裁左右都是一些酒囊饭袋”；甚至还有人将蒋介石的过错都归咎于受左右蒙蔽，声称要排除被指为“左右”之人。

陈布雷听了这些指责，大感委屈，当场为之落泪，以为：如果说我文章不好，我不介意（其实也是介意的），只是说我不革命，我就不能不伤心。我以领袖之心为心，一切都为贯彻领袖意志出发，周旋于各方面之间，尽协调维系之责，以求国是到达最高境界，奈何不见谅于众？后来宣言固然获得通过，但陈布雷为此终觉心情抑郁不振。

1945年，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年。在局外人看来，蒋似乎成了领导民族抗战的英雄人物，满头光环，通身堂皇，从此登峰造极，江山稳固了。然而，身居中枢的陈布雷看得很清楚，国民党里已经是危机四伏了。以党内而言：派系纷争，矛盾重重，不啻一盘散沙。一个六全大会，使得党内矛盾彻底暴露，为争夺六届中央执委名额，各派系竟不择手段地相互攻讦、诋毁、咬斗、厮杀，简直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大打出手，实在让陈布雷看不下去。以党外而言：共产党已经日趋强大，非抗战前可比。过去有外敌当前，两党尽管积怨甚深，但毕竟还能找到“共同抗战”这样一个共同语言，正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外敌既去，必将是国共分裂，烽烟再起。让人不能放心的是：今日之国民党，恐已不是中共之对手；一旦国共开战，后果何堪设想？

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别人都是欣喜若狂，唯陈布雷是“独上西楼”，愁绪满怀。1945年8月10日下午7时，驻重庆的美国军人首先从东京英文广播里听到消息：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作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并以照会形式托瑞士政府转达美、苏、英、中四国请求投降。为此，驻渝美军纷纷涌到门前的马路上，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入夜，广播电台播出了响亮动听的音乐，重庆街头灯火通明，鞭炮声相继而起，美国军人仍在马路上狂呼不止，中国小儿则绕街三匝，奔跑跳跃。

但是，直至10日晚11时，中国政府尚未接获正式通告。唐纵来到美专街陈公馆，看到陈家的孩子正在窗外燃放爆竹欢呼。陈布雷见状，为之大怒，以为消息尚未进一步证实，不该有燃放爆竹之举。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天夜晚，重庆街头人如潮涌，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人们终于听到了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陈布雷自然也是兴奋的，脸上还挂出了少有的笑容。然而，当侄女陈约文拿出爆竹，想请伯伯亲手燃放时，陈布雷竟阴郁冷漠地说：“有什么可快乐的，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哩！”陈布雷对妻子王允默说：“太突然了，准备不足啊！”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高层，大概只有陈布雷看到了一个更为致命的政治危机。

老照片

陈琏结婚照

抗战时，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从军，陈布雷为侄儿陈迨在渝自动投军题字，以资慰勉

九、国策顾问

撤销侍从室

1945年8月30日，蒋介石发布手令，同意侍从室改组方案：侍一、侍二、侍三处着即撤销，在国民政府文官处成立政务局，办理原先侍二处负责的党政事务及侍三处负责的人事事务；在国民政府参军处成立军务局，办理原先侍二组负责的军事业务及侍六组负责的情报业务；在国民政府参军处成立总务局，办理原先侍一组负责的总务。侍卫长及其警卫组织保留原状，并入国民政府，归蒋直辖。据说，蒋已有考虑：政务局长由侍四组组长陈方担任，军务局长由侍六组组长唐纵担任，总务局长由侍一组组长陈希曾担任。

只是，唐纵正在设法外调，对军务局长一职坚辞不就，并建议将情报业务一分为二，由政务局、军务局分别办理。唐为此商请陈布雷及侍一处兼代主任周至柔向蒋疏通。9月24日，陈布雷找唐纵谈话，转述蒋谕：不赞同第六组的业务分开，嘱将情报业务集中于军务局内，由唐以军务局副局长职主管。唐笑了一笑，对陈布雷说：“我希望能够在一个调和的案中解决。第六组的业务不分散，但是第六组的秘书名义放在文官处调在军务局服务，我个人不居负责名义，愿以参军在军务局服务，到一个相当时间为止。我最后坚决表示，如果不能如此做到，只有请假一途，这就是湖南牛的脾气！”两日后，陈布雷答复：他的请求，已蒙蒋许可，对其将来出处亦已说明，委座已有了解，但表示目前不能出去。据此，军务局局长改由侍卫长俞济时担任。

1945年9月30日，侍从室正式宣布撤销，国民政府文官处政务局，参军处军务局、总务局等机构，正式开张运作。战后仅半个月，可以说正是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时候，蒋介石就迅速撤销侍从室，速度之迅捷，改组之彻底，让人迅雷不及掩耳，让人不可思议。一般的说法，认为撤销侍从室是为了适应战后“还军于政”及行宪的需要；同时也是适应“中美国防一体化”的企图，革新军制，使整个军事指挥机构能够与美国的军事体制接轨。

其实，这件事并不这样简单，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战后最早提到“革新军制”一说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何在一份建议案中提出改组军委会，仿美体制成立国防部。但是，何的这份签呈写于1945年10月10日，比侍从室正式撤销，已经晚了一个多月，可以说是一个“马后炮”了。至于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及国防部的成立，更是还都以后的事了。

据此可知，所谓撤销侍从室是出于战后军事改制的需要，显然不是事实；说到是出于行宪的需要，这个观点当然也能说得通，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若说侍从室撤销了，行宪的道路便铺平了，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总之，撤销侍从室，事实上另有原因。

从蒋介石的权力性格来说，任何一项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使他的独裁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封杀。史迪威事件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一年前，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企图从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手中争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蒋介石冲天一怒，冒着不惜与美国人闹翻的政治风险，断然将史迪威赶回了他的老家。以史迪威事件所具有的国际影响，都没能把蒋介石镇住，难道侍从室的去留，能让蒋介石对美国军制俯首帖耳吗？其实，在撤销侍从室的背后，是出于新的权力制衡的需要。

在运用权力方面，蒋的手腕称得上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即以侍从室来说，当初弄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东西，也就是为了能将权力高度集中，高度独裁。十余年精心运作的结果，可以说这个目的是完全达到了。然此一时，彼一时。到了战后，虽然胡汉民、汪精卫等政敌都不复存在，但是蒋通过侍从室对权力进行专制的结果，颇令党内外、国内外诟病，侍从室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已日益突出。蒋深谙任何集权机构都是一面双刃剑。即以侍从室来说，权力不断膨胀的过程，一方面固然巩固了自己的独尊地位，另一方面也加速宦养了一批权力新贵，从而形成新的权力失衡现象，这是蒋不愿看到并深感忧虑的。蒋曾经公开训斥“第三处随便保人，而不经过主管部，如西康教育厅长事，不仅不是帮忙，而且是破坏主席威望”。蒋已经意识到：今日的侍从室，极有可能成为少数臣下专权擅夺的工具，并对自己的领袖地位形成新的威胁，这是蒋氏绝对不能允许的。

侍二处不是侍三处，陈布雷当然也不是陈果夫，这是一个要胆量没胆量、要气魄没气魄、要野心没野心的书呆子，这是让蒋感到放心的一面；但陈布雷亦有不能让蒋放心之处。比如，陈的清流派形象，以及他的名高天下，位极人臣，功高不赏等，都被蒋认为是以另一种形式在侵蚀、威胁着他的独尊地位，这又是蒋所不愿看到的。更为重要的是，从抗战后期开始，在涉及孔宋家族、舆论宣传、民主宪政、国共和谈以及侍从室的工作效率与制度改革等问题上，蒋、陈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蒋期望于陈的，陈总是推托做不到；陈期望于蒋的，始知蒋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久之，蒋、陈中间出现了貌合神离的现象，相互间的龃龉及指责亦日渐增多。当然，这在许多局外人看来，也许还是一个谜；但在一些局内人眼中，已经有所感触，至少蒋的情报总管唐纵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仅在1945年上半年间，蒋就多次对侍从室大加训斥。蒋批评侍从室：工作守成有余，开展不足，许多事不能积极推动，徒然谨慎小心，这不是开国的精神；认为侍从室吸收人才培养人才不够；并谓在侍从室工作，气魄、度量、识辨最要紧。认识人，仅仅限于侍从室范围不足以担当国家大事；蒋斥责侍从室组织不健全，对自身检讨不够，对各机关不能密切联系与考核功令，不能明了下情；蒋以为侍从室不必专办公事，公事由各部负责，侍从室应注意于推动的工作，甚至认为侍从室可改为军委会办公厅等等。

蒋如此斥责，简直把侍从室骂得一无是处了。而且，据唐纵说，蒋在年初就有将侍从室改组为军委会办公厅的打算。蒋的这些批评，虽然没有直言陈布雷，但其矛头所向，无不让人感到是语语针对陈布雷的个性与作风。陈布雷不聋不痴，蒋在骂他，他当然也听出来了。于是，陈布雷跑到唐纵那里，大发了一通牢骚，听陈的口气，隐然有搁挑子不干的味道，可见陈受刺激之深。

7月间，蒋在重庆黄山召见陈布雷，当面批评侍从室缺乏革命精神，工作中顾虑太多，过分谨慎，许多问题因推动不力导致延搁、扯皮以至误事；并谓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蒋当面训斥了陈布雷一通还不算，又着人召集中央党部负责人与侍从室组长以上的干部吃饭，席间责备侍从室没有组织训练，仅仅能够办公事，而不能辅弼领袖，燮理阴阳。这一棍子的分量不轻，当幕僚的既不能辅弼领袖，燮理阴阳；又不能锐意进取，励精图治，这样的幕僚还能当得下去吗？蒋一顿训斥之后，陈布雷连忙检讨：“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表面上看，陈布雷很虚心，对所有的问题都来了一个大包大揽，吃不了就兜着走。其实，以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对待领袖批评，本身就不够诚恳。所谓“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这就明摆着是不想改了。

这样叙述蒋、陈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概念多于感性，现略举一例，以窥全豹。1945年初，唐纵一心想跳出侍从室，到外面去发展自己的地盘。考虑到过去曾多次向陈布雷提出这一请求，均被陈封杀。这一次，唐玩了一个分步实施的小花样，以请求受训做借口，第一步先脱离侍六组业务，第二步再谋求外放。唐为此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于1月30日呈交陈布雷，请其转呈蒋介石，依然被陈拒绝。唐没有办法，只好亲呈蒋介石。报告送上去后，蒋即于当晚召见，表示“对于受训事完全应允”，并指示唐纵进党政高级班。这就是说，唐在受训后将不会再回到侍从室了。唐纵高兴了，为之感叹：“可见委座与布雷先生之心理不同。”

但是，到了2月3日，陈布雷找唐纵谈话了。陈先是大叹了一番苦经，接着就说到唐纵受训一事。陈说，昨天委座调唐入高级训练班受训的事，经陈提请委座同意，唐仍留在第六组工作。唐纵听到这里，简直是气得要死。2月6日，蒋的侍从秘书周宏涛正式打电话告诉唐纵，委座已批准陈布雷的报告，唐暂缓受训。受训的事情虽然黄了，不过，唐纵对蒋还是感激的，以为：“委座几天没有批下来，可见委座并不痛快。”

就唐纵受训一事来说，固然只是反映了蒋、陈对人员使用问题的不同看法，事情本身并不算大。但是，出现这样一个“翻烧饼”的结果，却是大家事先都没有想到的。先是陈布雷不同意唐纵受训，后是蒋欣然同意唐纵受训。一般来说，以蒋的专制性格，决不肯轻言变更，以免自毁威仪。但是，陈布雷不同意的事情，就是办不成，而且他居然有办法让蒋收回成命，自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可见陈的这一份“狙击”报告送上去，一定有令蒋不得不顾忌的地方。这一番蒋、陈角逐，在蒋的独尊心理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创痕。

蒋、陈围绕唐纵而发生的事，似乎还没有完。5月间，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14日，为推举中委人选一事，蒋给陈布雷打电话，询问有无人才推荐，这当然也有照顾陈布雷的意思在内。但陈布雷素来标榜自己无派无系，当然不愿让蒋看到自己还有什么班底，当即答复：“无。”话一出口，陈似乎又有些意犹未尽，于是说：唐纵同志颇有兴趣。蒋说唐纵、陈方、陶希圣我已提名，此外尚有何人？按理说，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哪里知道陈方第二天跑到唐纵那里说：中委候选人，委座已亲为唐纵等人提名，并将昨天陈布雷电话中答复蒋的一番话，照搬了一通。唐纵大不快，当即恨恨地表示：陈布雷“此非荐贤，而系揶揄我了！看来滔滔者皆是，识我者唯总裁一人！”

这件事的耐人寻味之处，倒不在于陈布雷说了唐纵的什么话，而在于被陈布雷视为亲信班底的陈方，竟然会跑到唐纵面前搬弄是非，出卖陈布雷，这大概是陈布雷至死也没有想到的。人心惟危，政途凶险，一至如斯！真让人有不寒而栗之感。其实，所谓的“唐纵同志颇有兴趣”，这在陈布雷而言，只不过说出了一个事实罢了。在六全大会期间，唐纵的确是上蹿下跳，积极活动，亟望打入中央权力圈。当然，唐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不可以，人人都想往上爬，唐何以不行？问题是：陈布雷在最高当局面前把这样一个事实说了出来，这就让唐纵不愿意了。所以说，陈布雷没有说错，唐纵也没有做错，错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陈方的搬弄是非。

不过，陈方搬弄是非亦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了贯彻他的既定方针。抗战后期，陈布雷把持的要津“侍秘二”，不仅是蒋介石有意要他让贤，就是陈方亦觊觎等待已久。故老子所训：“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通俗的解释就是：万物之理：有人在前面行动，就有人在后面紧追；有人歔气燃火，就有人要吹而灭之；有人强大了，就有人千方百计将他削弱；有人坐在车上，就有人拼命想把他推下去。陈布雷一介俗人，自然也逃不脱“太上老君”发现的这一定律，终被蒋介石和陈方推下车来。

果然，侍从室改组方案尚未公布，陈方就于暗中向唐纵通报了蒋内定的政务局长与军务局长人选，并说政务局长蒋已挽陈方担任，军务局蒋有意要唐纵担任。这种天字号的秘密，陈布雷尚不知道，陈方竟已掌握。据此可见，这一次的侍从室改组方案，陈方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也可以说是他在暗中极力推动。侍从室撤销后，陈方占据政务局长的要津，成了最大的得利者，俨然成了蒋的新“文胆”、“陈布雷第二”了。

“我们都是淡泊”

蒋介石撤销侍从室，是基于其权力制衡的需要，也是其权变手腕的具体运用。蒋在运用权力方面，有个最基本的考虑，这就是相互制衡，相互掣肘，以防止臣下一旦权力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侵削主威。所谓制衡，在蒋来说，不外两个方面：

第一，是靠做连环套，以甲牵制乙，以乙牵制丙，以丙牵制丁，再以丁牵制甲，而蒋则始终高居其上，借力打力，遥制各方。比如，蒋既以陈布雷来监视张治中这样的亲信将领，也就未必不以另一个人来监视陈布雷这样的亲信幕僚。事实上，即使不计中统、军统等无孔不入的专业特工活动，仅从侍从室来说，从唐纵、毛庆祥，到陈方、陶希圣，再到周宏涛、俞国华等人，无不负有对“首辅”陈布雷进行秘密监视的任务（当然他们自己也会被另外的人监视），陈之一举一动，莫不在蒋的掌握之中。这就让人想到一个问题，虽说这些秘密“监军”并不一定掌握陈琏已加入中共的情报，但陈琏在北碚国立二中读书时，思想就很激进；进入西南联大读书后，失踪达一年之久，这些情况他们不可能完全没有耳闻。况且，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给郭沫若当秘书，与红岩村方面接触频繁等等，这些事实蒋介石更不可能不知道。当然，蒋不至于怀疑陈布雷与中共方面有什么瓜葛，但陈布雷位居中枢，执掌最高机要，可以说，在他那里，已经没有任何党国机密可言，若一旦被中共分子潜入其身边，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把“侍秘二”这样的要害机构，继续交给陈布雷这样家庭与社会关系都很复杂的人执掌，在蒋，确有不太令人放心的地方。

第二，是靠频繁调动，打乱班底，不使臣下盘根错节，借势坐大。蒋对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控制，采取的就是这个办法。但是，这个经验用在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身上不行了。盖因陈不但是蒋的“军机大臣”，而且还是蒋的“笔杆子”。作为“军机大臣”，蒋可以随时将陈挪动一下，但作为一支“笔杆子”，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练就，必须保持相当的稳定性。虽说陈布雷没有什么政治野心，这是令蒋可以放心的一面；但陈布雷在人事运用方面，亦有不能让蒋放心的一面。比如：侍二处秘书翁祖望是陈的妹婿，侍六组秘书邵毓麟是陈的内侄婿，侍六组的秘书裘有萃是陈的慈溪中学同学，侍四组秘书沙孟海是陈的上海学社同事等，另有王学素及居亦侨等人，都说得上是陈的亲信班底。这些人，都算得上是陈的私党了。在蒋认为：陈布雷自称无派无系，只是大而言之，若小而言之，在侍二处里，就有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小派系，这是无可否认的。对蒋说来，陈的这个小班底，未必形成什么政治气候，但由于它集中在侍二处里，也就是说集结在蒋的身边，这使蒋不能不及早有所警惕或防范。据此看来，蒋在战后将侍从室连根铲除，也不能排除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从侍从室撤销以后的政治现实来看，亦可知所谓的适应民主化进程是假，而进行新的权力制衡是真。从名称上来说，侍从室是撤销了，分别由参军长、文官长替代原侍一处、侍二处主任，似乎不像原先那样弥漫着浓厚的封建内廷的气息，很是出现了一点新气象。但在实质上，蒋在权力上的专制独裁，不仅没有任何弱化，相反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方面，侍从室的业务仅仅是表面上并入了参军处与文官处，而真正的业务都集中在军务局与政务局那里，参军长与文官长并不能切实过问；另一方面，无论是军务局，还是政务局，都缺乏对权力的规范和界定；恰恰蒋又是一个专权大盗，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都是他的一贯性格。因此，蒋始终将政务局和军务局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并赋予政务局长陈方、军务局长俞济时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特殊地位，这样一来，所谓的参军处与文官处，不啻都成了空中楼阁。而以俞济时、陈方这样的“职业幕僚”来说，既懂得如何顺承蒋意，唯命是从，又不具备与蒋抗衡的实力，蒋用起来自然更加得心，亦更加应手，不用担心权大会失衡，也不用害怕权重会震主。这正如秋宗鼎先生所说：“自政务局成立后，蒋通过这个御用工具来控制行政院的官僚机构。因此，政务局的权力更为集中，地位特殊，几乎凌驾于行政院之上。”

在这场以蒋、陈为对手的“内廷”权力的角逐中，陈布雷离开了由他控制十年之久的侍二处。也许在一些局外人看来，这中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蒋、陈依然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圣君”“贤相”，蒋宠陈依旧，陈忠蒋如初，像一句儿歌传唱的那样：“敬个礼来握个手，我们都是好朋友！”但是，在蒋、陈的心里，都是看得很清的，可以说是三九天吃冰棍，点点滴滴在心头，大家都有一本笔笔清爽的盈亏明细账。

陈布雷从服务了十年之久的侍二处主任一职上退下来后，一时怅然若失，百感交集。一方面，无论是气质、性情，还是心力、体力，陈布雷对朝夕伴君、日理万机的“首辅”一职，早有不堪负荷之感，以至“时有廊庙山林之思”，久萌退意。现在终于卸下了这副重担，顿感长期压抑的心情为之一松，不啻有一种从此为之解脱的感觉。此后，再不用每天战战兢兢、惶惶不安了；亦不用每天绞尽脑汁地起草那些写不完的文山稿海了。从此可以清清静静地做事，放放心心地睡觉，真是得其所愿。

另一方面，陈布雷一下子跳出政治的里层，成了一个无足轻重、无所事事的局外人，不免又有一种失重感。虽说过去权倾天下，朝野侧目非自己所愿，但毕竟在权力的角逐场上历练了十年之久，对于权力与名位一旦被剥夺，似乎又有点不能割舍。失去了“军机大臣”的权势和名位，他或许还能放得下，但蒋介石的疏远与冷淡，由此而带来的寂寞和失落，却使他难以忍受。特别是到了还都以后，当陈布雷面对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窘境时，一种强烈的寂寞与失落感，如同一条毒蛇，终日盘踞在他的心头。

1946年1月，陶希圣先期返上海，为女儿主持婚礼。为此，陈布雷托陶希圣在途经南京时，转托南京市长马星樵，将颐和路的那所老房子租下来。陈的意思是：战前住久了，还都以后，仍想住那里。陶去见马市长，转达了陈布雷的意思。马星樵一听，当即说：“很遗憾，颐和路已经被人拿去了，房子倒不怎样好，主要是环境静，我一定另找一所适当房子，租给布雷先生住。”马话锋一转，并说：“布雷先生的事不好办呐，若由政府补贴一笔钱，押租一所房子，他不愿意。但今天南京租房子不容易啊，押租很大，布雷先生一时恐怕筹不出这些钱。”

乍听之下，马市长似乎是在恭维陈布雷，实际上这里面很有点揶揄的味道，那意思就是：你既要做清流派，宁静淡泊，又要住好房子，享受生活，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其实，在马市长那里，布雷先生的事所以“不好办”，并不在于“布雷先生一时恐怕筹不出这些钱”，而在于布雷先生不再当侍二处主任、不再权倾天下了。想想看，战时重庆的房子紧张不紧张？房租昂贵不昂贵？多少达官贵人到了重庆以后，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找不到立足之地。可是，陈布雷不是照样能在北碚找到房子，安下一家老小；不是照样能住进美专街的小楼里，安心办公么！

陈布雷听了马星樵的答复，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快听出了马市长的潜台词，当即发起牢骚：“抗战八年，现在胜利还都，我们即将回去，我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还不知将来住在哪里？南京和上海我都没有房子。”陈并说：“我如果今天离开公职，身边的钱，只够维持三个月的生活。”

1946年3月24日，陈布雷携眷搭机东归，南京、上海两处都没有找到房子。抵沪的第六天，才在惇信路147号暂住下来。旅沪三个月后，于6月底前往南京，房子仍未找到，暂住的房子太小，没有家具，也没有办公处所，还要被有势力者赶来赶去。面对这一窘境，陈布雷只好把王允默安置在上海，自己每隔两三个月赴沪一次。一般是周六午后携一副官搭车去沪，周一返京。两个人的车费，均由陈布雷自掏腰包。后来，通货不断膨胀，钞票不断贬值，车费狂涨，陈布雷颇有囊中羞涩之感，只好不带副官，一个人独往独来了。经此一番世态炎凉，陈布雷总算真正体会到了无权无势的滋味。

其时，主办《三民主义半月刊》的杨玉清将刊物搬回南京，因一时找不到房子，特地去找顶头上司陈布雷反映情况。陈布雷看到杨，马上说：人家正在逼他搬家，逼他归还家具。陈布雷大为感慨地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言下不胜恨恨。

在旧政协期间大刮“翻案风”

侍从室撤销，三个主任都等着蒋介石作“就业”安置。其实，第一处的主任不在此例。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到重庆，蒋就将第一处主任钱大钧派往上海接收，出任战后第一任上海市长去了。这以后，第一处的事情，先是由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兼代了几天，后由原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接任。侍从室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撤销，商震就已经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所以，对于第一处主任商震来说，不存在“再就业”问题。这样，真正需要安置“就业”的，只剩下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和第三处主任陈果夫。

蒋对陈果夫早有警戒。撤销侍从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陈果夫削权的一个具体措施。故撤销第三处，蒋早留出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一职，虚位以待了。

第一处主任，第三处主任，都有所安排，仅剩下第二处主任，事情就好办多了。陈布雷不是标榜他不愿做官吗？现在侍从室撤销了，当然也不会再伸手要官。只是，第二处主任可以不让他做，政治上的责任却不可不负。于是，蒋召见陈布雷，先是嘉勉赞许一番，接着便交代他专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职，赞襄国策，参与大计，重点指导国民党的舆论宣传等等。

做了这么多年的“首辅”，居中枢之重，当政治之冲，身心都不堪负荷。现在，一副重担卸下，今后的任务，只是出出主意，写写文章，兼顾一下舆论指导，与自己熟悉的新闻界同行广为接触，这件事不坏。陈布雷似乎又回到了当初那种“半是清客半权臣”的境遇。事实上，陈布雷在结束侍从室的工作后，并没有赋闲，仍然相当积极主动地介入了许多政治上的重大事件。

战后，在陪都重庆，满街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应蒋介石三电邀请，赴渝出席国共最高级别和谈的问题。从国民党方面来说，这次最高级别的国共谈判能够成功地举行，是政学系几位大将一手策划的结果，即以陈布雷这样的国策顾问，也成了被晾在一边的局外人。但是，陈布雷对这次国共谈判的关心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国民党要人。据说，当毛泽东飞抵重庆后，陈布雷从照片上看到毛泽东走下舷梯时那种雍容尔雅、不疾不徐的风度，不禁为之一惊，深觉这真是一种君临天下的非凡气度。

一次，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谈之后，大为感叹地告诉陈布雷：“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陈布雷听了之后，亦深感震撼，陈自己嗜烟如命，亦深知戒烟之苦，无论怎样努力，总是戒不掉。而毛泽东竟有如此毅力，在国共首脑会谈这样高度消耗脑力的场合，竟能控制自己不抽一支烟。陈布雷认为：政治谈判，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种政治毅力的较量。现在，蒋面对毛泽东这样的对手，前景恐不容乐观。

事实上，陈布雷对待国共和谈，始终是一个悲观论者。陈曾多次对同僚表示：“因憾体力不能任繁剧，故国是之主张，对委座之赞襄，心有余而力不逮。”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彻底实行宪政的问题，陈直言不讳地评论：“现在要实施宪政，未免过早。委座性格，负责太过，只看事实，不问形式。我恐怕宪法颁布以后，人家会以法令条文来拘束委座，委座受不了。不但委座如此，其他的老先生，也不愿受文字的羁縻。将来因此发生问题，自不能免。”对于国共两党谈判的前景，陈布雷不客气地警告：“深以终必破裂为虑。”陈布雷这个话当然不是随便说说，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一贯保守立场，而是对蒋的政治性格及心理个性的了解和把握。

陈布雷认为，国民党的事情总是做不好。加之，蒋的作风总是“负责太过”，习惯于用处理家事的办法，来处理国家大事，不能广开言路，裙带故旧的观念太深，尤其是蒋的强烈个性与专制性格，不能受文字条文的约束等，都使陈布雷深虑：即使国共能谈出个结果，并且也制订了宪法草案，但是到真正实行时，必定要产生许多问题。

事实上，情形也确是如此。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谅解，《双十协定》之后，立即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将代表分成五个小组，分别讨论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军事等五大问题。陈布雷不但奉谕起草了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等一系列文件，而且是国民党方面的八个谈判代表之一，被分在施政纲领组，参与和平建国纲领问题的讨论。会议期间，陈布雷就和平建国的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善后救济、侨务等十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各方代表的深入讨论，这个小组就《和平建国纲领》达成了协议。后来，政协五项决议案，因受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就有四项出了问题，只有这个《和平建国纲领》，是唯一没有出问题的一个决议案。

政协五项决议中，问题暴露得最早、最大的是宪草决议案。为破坏宪草决议案，陈布雷遵照蒋的旨意，也作了充分的表演。宪草问题是由宪法草案组讨论的，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孙科与邵力子，陈布雷并没有参加这个小组的讨论。在宪草小组讨论时，孙科搬出国民党在十年前制定的《五五宪草》，把孙中山先生的一句“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加进去，戴上一顶“总理遗教”的大帽子，要求作为起草宪法草案的蓝本，只允许在字句上修改，不允许在原则上大动。这部所谓的《五五宪草》，当初是为了适应蒋的独裁统治而起草的，其特点就是八个字：“人民无权，总统万能。”因此，孙科的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中共及民盟代表的一致反对。后经中共及民盟设计，政协于1945年1月25日开会，接受中共代表的建议，规定了宪草修改应遵循的十五项原则。

“十五项原则”的核心，是在不违背“总理遗教”的前提下，解决一个“人民有权”的问题。比如：规定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即孙中山学说中的选举、罢免、创议、复决权），名之曰国民大会。这样的国民大会，既无具体机构，亦不选举代表举行会议，故俗称“无形国大”，从而将《五五宪草》中的“有形国大”架空；规定立法院行使相当于英国议会的职权，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内阁制，保存“五权宪法”之名，换以英国议会制和内阁制之实；规定省实行自治，得制定省宪，这样既有利于巩固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又有利于扩大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民主权利等等。据说，这个方案是由民盟的张君劢具体设计的，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更是佩服之至。

这样一个宪草修改原则，是明显不利于蒋的。因为：如果把蒋摆在最高地位，则没有实权；就是降格作行政院长，也有倒阁的危险，蒋岂肯受制于人。尤其难得的是：《五五宪草》的主持人、宪草小组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孙科，竟也同意了张君劢的这个设计。据说，孙科已有意由自己来出任这个握有实权的行政院长；另一个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是著名的“和平老人”，他只希望和谈能够成功，“首席”孙科同意了，他是“次席”，自然是无话可说。于是，宪草小组一致通过了关于起草宪草问题的十二项原则，同时决定设立新的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无党派各推五名代表，另公推会外法律专家10人，共计35人组成。蒋介石钦命孙科、陈布雷等五人为国民党方面的审议代表，孙科并被指定为该委员会的召集人。至此，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成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决议之一。

但是，到了国民党中央开会讨论政协五项决议案时，出了问题了。他们对五项决议草案全都表示不满，而最为不满的就是对宪草十二条原则。中央常委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顿足号叫，叫嚷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草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蒋对这个宪草协议，当然也很恼火。但是，在蒋的想法，这个时候还不便于发作。因为这一天是1946年1月31日，当晚7时举行政协闭幕式的消息早就公布，中外记者都已云集重庆，在眼巴巴等着报道政协闭幕的盛况。即便要做手脚，这个时候也来不及了，姑且先将这个闭幕式糊弄过去再说。

据此，蒋先是一言不发，任他们哭闹，最后才有气无力地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罢。”这就露出了蒋的那种政治无赖的本色。于是，当晚总算如期举行闭幕式，蒋亲自主持会议，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等四项议案逐案逐条宣读，夹叙夹议，大加称赞。蒋唯独对宪法草案加以保留，说什么“宪草只是党派决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须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意思是此案暂且通过，留待国民大会再议。五项决议就这样一致通过了。

其实，哪里等得到国民大会，仅仅过了十天，亦即在2月10日，蒋便约见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国民党元老及陈布雷等国民党谈判代表谈话。蒋在讲话时，一反过去的态度，情辞十分激烈，表示在宪法问题上决不能让步，并提出宪草修改的三点意见：（1）国民大会必须为有形之组织；（2）中央政制，应照国父遗教，保持五权宪法精神（或参照美国制）；（3）地方政制应照建国大纲以县为自治单位。蒋作完了这三点“圣谕”，于第二天就乘专机离渝赴沪，溜到外地视察去了。但在出巡之前，蒋考虑孙科已不可靠，另授意陈布雷，要他主持一次宪草审议会议，对宪草决议进行翻案。

陈布雷按照蒋的旨意，于2月中旬主持召开宪草审议会议，开始横生枝节，大唱反调，争论十分激烈。最后，陈布雷提议由孙科作结论发言。孙科对陈布雷站出来主持召开这个会议原就不满，现在看到他又在大刮“翻案风”，更是蓄了一肚火，不但不肯作会议结论，反而责备陈布雷犯了严重错误，谓政协会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决议，彼此都曾起立表决，现在你陈布雷主持的这个宪草审议会议，不符合政协决议精神。陈布雷夹在蒋介石与孙科之间，进退失据，两面不好做人，但又不好当面向孙科说明，因此也就息事宁人地表示，那就先放着吧，等到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时再解决。岂知这句话又惹得孙科大发脾气，说：如果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陈布雷感到几天前蒋在表明宪草修改的三点意见时，孙科当时也在场，并没有表明反对意见，现在却把怨恨发泄到自己身上，大感委屈。会后，陈布雷私下对唐纵说：“孙之态度如此坚决无理，党之前途何堪设想！”

到了3月间，举行六届二中全会，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又是大吵大闹，孙科、邵力子被骂得狗血喷头，并责令孙科抽回宪草协议。等到3月16日召开全体会议，蒋亲自主持大会，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中央集权，而非地方分权，共产党要求分权，是欲造成割据局势等等。最后，蒋将此议交付会议表决，孙科与全体中委一起，一致起立通过。这个时候的孙科，不但不再提“如果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一事，而且当初的牛脾气竟一点也没有了。陈布雷看了，只是摇头叹气！

荣任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

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就已经未雨绸缪，着手考虑并部署战后的反共大计。这个时候，蒋最感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宣传攻势问题。蒋在交代陈布雷要较多地联系和过问新闻宣传工作的同时，特别关照陈布雷对中共的宣传要多加注意和研究，并嘱咐要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对中共的宣传攻势，既要主动出击，更要善于反击。

陈布雷奉谕办事，对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新闻检查处及一些民营大报等，都联系得很勤。自从《大公报》的灵魂张季鸾去世后，陈布雷对主持《大公报》社评的王芸生更是曲意联络。惟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也是一个长袖善舞，多“才”善贾的人物，而陈布雷显得较为谦退，只在重要问题上，作为蒋的传言人，对王世杰用电话或专函通知。

但是，到了抗战胜利前夕，王调任外交部长，吴国桢继长中央宣传部。吴长于国际宣传，惟对于各方面联系较差，蒋的最高指示到了他那里，往往因中间机构脱节，故大都不能贯彻到底。从这个时候开始，蒋考虑有必要建立一个具有相当权威的特种宣传联系机构，以便能统一各方面的力量，专与共产党进行一场宣传大战，以决胜负。

战后，侍二处撤销，部分政府机构陆续“还都”，但国民党政权的中心仍在重庆。蒋以为陈布雷在文字侍从及办理“内廷”机要事务方面的工作量大为减少，正可以集中精力注意宣传问题。于是，蒋把陈布雷找来，对他说：你原有的任务已经减轻，宣传方面正可在原有联系基础上加强。并说，为了“对付中共的宣传攻势”，须共商对策。

蒋所谓的“共商对策”，就是建立宣传中心的问题。1945年11月22日，蒋主持官邸会报，正式决定设立一个宣传联络机构，成员包括中央宣传部在内的党政军各宣传部门负责人，对外称之为特种“宣传小组”（内战爆发后，改称为“戡乱宣传小组”），作为联系和指导国民党舆论宣传的中心。该小组由陈布雷负责召集，每周开会一次，一般在“官邸会报”前一日举行。对于蒋决定设立这一宣传联络机构的动机及可能产生的效果，唐纵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对于时局甚为焦虑，但对于根本对策，刷新政治，尚无改革决心，而欲避重就轻，从容易着手处做去，此不能解决问题。”唐纵作为蒋的亲信特务头子，可谓一语道破真相。

11月23日，第一次宣传小组会议在重庆美专街陈公馆举行。一上来，蒋钦命的召集人陈布雷就大叹苦经，意欲推脱其“召集”责任。小组成员一致力劝，认为宣传问题非常严重，应为党国救亡图存而负起责任。陈布雷说明原因，表示所以不愿负责，“并非无故，鉴于过去之经验，事情一经发动之后，各部处不肯负责，一切细小之事均来请示，将来如何是好”。陈布雷这样一说，各成员都表示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不会将“一切细小之事”都推给宣传小组。陈于是微露笑意，这才“言归正传”，开始进入第一次宣传小组会议的正式议题。

所谓的宣传小组，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下它的性质及作用：从它的组织形式来看，确是没有先例可寻。勉强的作一个比较，大致相当于党政军联席会报这一类非常设机构，或者称之为“宣传会报”，亦无不可。用现代术语来说，也就是所谓的“碰头会”了。虽为“碰头会”，却有常设的召集人，有常设的办公室，有常设的主任秘书及秘书等。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般常设机构的组织形式，这又是与一般非常设机构所不同的地方。据翁祖望回忆：还都以后，照陈布雷的工作习惯，仍在他的寓所内设有一个小型的工作班子，人数只秘书、缮校等三五人。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亦回忆：侍从室撤销后，“布公则专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我和陶希圣先生就是名义归国防最高会，但仍留在布公办公室协助布公工作。同时留在布公办公室者尚有翁秘书祖望等三四人”。蒋君章把这个办公室称之为“布公办公室”，亦即“陈办”。比之过去，“陈办”的人手减少了，但质量并没有降低，就连炮制反共著作《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也都留在“陈办”效力，可见这个办公室的战斗力颇不弱，确是个很精干的工作班子。

从它的组成人员来看，更是与众不同，可以说集中了当时国民党各个舆论宣传领域的“老板”。计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重庆时期）、李惟果（南京时期）和副部长陶希圣，三青团宣传处处长李寿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等。这样一个机构，虽称“宣传小组”，但以会议成员的级别而论，可说要高出中央党部或国民政府的任何一个部、会，算得上是一个“超级部、会”。由重庆而南京，小组例会仍按旧例在陈公馆举行。据说，这个小组例会在湖南路508号陈公馆举行了一年多，除了关系人之外，外面始终无人知道。

从它的权力来看，不但负有宣传方面的设计、建议、联系、策动事项，有时还兼及解决问题的责任。蒋君章回忆说：“布公虽然不担任侍二处主任，但在最高当局心目中，他的职务依然未变，什么机要事件或棘手事件都交给他，所下的手谕依然称为陈主任。例如政治协商会议，非要他出席不可；昆明学潮非要他去处理不可等便是。尤其是关于文化宣传方面的问题，几乎全部交由布公代为处理，以至传播界封他为宣传战的参谋总长。”

所谓的“昆明学潮”，即指“昆明一二·一惨案”。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等经过秘密策划，派出军警威胁扰乱。翌日，各校联合罢课表示抗议。12月1日，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携带武器及各类凶器，分批闯入各校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竟至疯狂地向学生投掷手榴弹，致造成亡四人、伤二十余人的惨案，在全国激起巨大反响，全国各大城市学生为之声讨，中共及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也都群起声援。这是国民党在战后第一次处于被全民讨伐的境地，蒋十分恼火，一怒之下，下令解散西南联大，并指令由陈布雷负责召集有关方面开会，协调处理善后事宜。

以陈布雷对学生心理及政治局势的深入研究与确切把握，深知蒋的这个手令一旦下达，必定要出大乱子，到时候不但不能起到通过釜底抽薪来扑灭学潮的作用，反而是扬汤止沸，激起更大学潮。惟有借用太极手法，借力打力，因势化解，始有可图。于此，陈布雷一反过去奉谕惟谨的办事传统，立即召集宣传小组会议，计有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军务局参军唐纵等人与会，深入讨论昆明惨案的善后方案，决定暂将蒋的手令“留中不发”，迅速采取以下措施进行补救：

第一，以蒋的名义发表《致昆明教育界书》，表示痛心学潮，决作公平处置，劝导学生即日复课；第二，派青年军第六军军长霍揆章、教育部常务次长朱经农为特使，赶赴昆明调查处理学潮；第三，将“昆明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关麟征以“停职候处”的名义调离昆明（以霍揆章代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职），一方面加以保护，一方面以平民愤；第四，由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出面约集各校教授、学生谈话，表示将惩办凶手、抚恤伤亡学生、赔偿学校损失；第五，对投弹凶手陈奇达、刘友沼（均系临时拉来的罪犯冒充）公开审判，宣判死刑等。在此基础上，派特务潜入各校，暗中收买、拉拢教授、职员、学生，分化学生队伍；并通知学生家长召回各自子女，让学生尽快离校，同时做好以武力接管学校的准备，对坚决不肯离校的学生，强行送往军营进行军训等。果然，陈布雷的这些连环妙计立见成效，在不露锋芒的态势下，达到了瓦解学生运动的目的，深得蒋的赏识。

迅速扑灭昆明学潮的功绩，使蒋介石进一步看到了陈布雷及宣传小组在稳定后方政局，反击中共的宣传攻势，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决定进一步在财力、物力上给予保障。还都以后，蒋一次性地拨巨款100亿元法币，以充作宣传小组的活动经费。考虑当时法币不断贬值，有识之士曾向陈布雷建议：可将这笔巨款换成黄金、美钞，存入银行，既保币值稳定，亦可发挥宣传战的更大效果。陈布雷深以为这与国家法令相悖，断然予以反对，只同意以“宣克成”的户头，将100亿法币分别存入金城、盐业、四明、大来等银行和上海树华公司生息，指示：“如须开支，动用利息。”然而，这笔100亿元法币的巨款，到了实行金圆券时期，只换得了1000多元金圆券，顷刻之间，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几乎不翼而飞。

随着内战危机的升级，为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陈布雷开始强化对舆论宣传的控制。1946年3月，陈布雷着手对国民党新闻机构重新进行布局，这是还都之后中央宣传小组举行的第一件大事。为此，陈布雷决定保留上海《申报》与《新闻报》，在此基础上，对两报进行增资改组，任命潘公展为《申报》社社长，陈训悆（陈布雷六弟）为总经理兼总编辑；任命程沧波为《新闻报》社社长。以此形成南京《中央日报》与上海《申报》、《新闻报》三足鼎立之势，同为宣传国民党官方政策的喉舌。接着，陈布雷会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各省省会及各大城市的国民党党报，一家一家地进行调整，先后改组了省级报纸19家，真正形成了一个以陈布雷为核心的舆论宣传班底。

接下来，就是制定与中共进行宣传作战的大政方针，这是陈布雷最感头痛的一个问题。原因就在于：与北伐或抗战时期的宣传作战不同，那个时期的作战对象是北洋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从事宣传作战，可以说是先进战胜落后、正义战胜反动。而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都可以说要优于国民党，以劣势而要战胜优势，难度之大，自不必说；而且技术上，亦有改进的必要。

还在国共谈判时期，蒋、陈之间就对这个问题作过一次讨论。蒋说：“现在，政府是允许共方及民主同盟存在及正当活动的。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和宣传伎俩，均出自共方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的策划。共方的宣传方式是：运用对政治并无深刻了解而社会地位又相当高、仍受人钦敬的人出面，对政府作批评，使对现实不满之人，对政府更感不满。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就是。息影已久的人，最怕寂寞，有人奉承，说些风凉话，甚觉高兴，却不料中了计。”蒋颇感痛心地接着说：“譬如《大公报》，过去张季鸾主持，对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尽力支持，在中央执行技术上则作善意批评，在社会上有中立声望。张氏一死，王芸生继主笔政，作风一变，由善意批评转变为恶毒讽刺。《大公报》拿了国家津贴30万美金，却以中立姿态为共方张目。”

比较国共两党的宣传水平，蒋更是气愤地说：“共党发动的耳语运动最恶毒。他们有计划制造谣言，往往恶意中伤政府及负责官员。什么‘四大家族’、‘五大家族’，在茶余酒后散布出来。不知就里的报纸杂志也信以为真而加以揭载，以讹传讹，一时有众口铄金之势。而中央文化宣传机关不识敌人宣传伎俩，若干年轻同志也有中毒的。宣传小组要制订原则，建立社会声誉，坚定同志信心，巩固党和国家政府的地位。”对于蒋的这些“圣谕”，陈布雷深以为是。

在国民党高层，另一个认为需要切实改进宣传技术的，是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张曾在中央宣传小组例会上发言：“我们训练了人才，没有好好运用，反为敌人制造干部。”张并建议：不可再重蹈覆辙，要把现有文化界人士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要适当地和积极地运动我们的文化斗士，在宣传方面发挥效果。

为了切实改进舆论宣传技术，不断提高反共宣传水准，陈布雷决定召开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全面进行部署。得蒋同意，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很快在南京召开。出席对象均为国民党省级以上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书局、广播电台、电影厂等单位负责人。在会上，陈布雷阐述了当前的宣传方针和宣传原则：尽量以真实代替夸大或虚伪，不仅要对敌人的夸大与虚伪揭露之，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尽量避免过去的毛病；尽量避免片面宣传，设法运用侧面或中立的宣传机构代替我们发言；尽量避免口号宣传，废除谩骂宣传，代之以客观的心平气和的说明事实；要考虑人们易于接受宣传感染是在娱乐的机会中，应当运用文艺作品，以娱乐为主，渗入宣传等等。

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看出陈布雷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萧在会上说：今天的“会议由向来不肯轻易露面的‘宣传作战参谋总长’亲自主持，十分难得，期望与会者了解这一点，尽力执行会议决议”。

“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

总起来看，从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到1946年11月的制宪“国民大会”，再到1947年4月的政府改组，是陈布雷对战后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比较乐观；对所谓的宣传作战，亦比较投入的一个阶段。诸如，当陈布雷看到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开得煞有介事时，情绪大受感染，一变其悲观失望的心境，会内会外，会前会后，陈几乎逢人便要吹捧蒋介石一番，恭维蒋的“深心救国”。陈对杨玉清说，过去为了打倒军阀，有时与军阀妥协；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有时与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全国骚然，均不加谅。而今此种理想则完全实现。因时机未成熟，不能不耐心以求之。安见民权、民生两主义，无实现之一日？

当时，陈布雷曾有意拉拢一些民主人士为蒋捧场，有的人不愿出卖自己的良知和人格，断然拒绝。陈为之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自我解嘲地说：“这些人是‘老处女’，要他们‘出嫁’，是会有些扭扭捏捏的。”陈并诋毁说：“现在国民党当权，有些人不愿加入，是怕被人诋为投机。”联系到陈布雷那句：“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的名言，可见在陈布雷的脑子中，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从来只有“老处女”与“妾妇”（其实是弃妇）的区分，而没有民主进步与封建落后的界限。

1946年12月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明将坚决支持蒋的内战政策。投桃报李，蒋也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要在苏联变为活跃之前，于1949年内结束共产党问题”。著名的鹰派人物陈诚，更在国大代表招待会上宣称：将于“一年内消灭中共”。1947年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发表对华时局声明，称颂国民党一手炮制的伪宪，并诋毁中共的谋和行动。陈布雷看到这一切，以为国民党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更加有点忘乎所以了。为了表达自己的乐观情绪，1月27日，陈布雷将自己的亲信干部杨玉清找来，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陈说：“委座对军事方面极有把握。必须使共产党的武力不致阻挠国家的建设，为国家根本需要，故此点必须坚持。”陈并感叹地说：“马歇尔先对委座不甚谅解，至最近‘国大’闭幕，制宪‘成功’，即转致敬佩，说委座够坚强，亦够伟大。”在这次谈话中，陈布雷逐个地分析了宋子文、孙科、张群等人的政治性格，均表示肯定和钦佩，只在谈到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雷震时，才以声色俱厉的口吻说：“这是个极不可靠的人，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背叛委座。”在整个谈话中，陈反复强调：“军事方面极有把握。”每每说到这里，陈总是显得神采飞扬。

3月间，胡宗南率部“攻占”延安，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顶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行宪国大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相继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政府组织法》。4月18日，蒋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改组政府发表谈话，宣布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为：国民党12席，民社党及青年党这两个“小尾巴小党”各4席，社会贤达4席，五院院长5席（均为国民党党员），借以点缀民主与宪政的气氛。在这次所谓的政府改组中，陈布雷亦被指定为国民党方面的“12席”政府委员之一。随后，陈布雷指令各新闻报刊，将这次改组后的国民党政府，冠以多党制的“民主政府”，大肆进行宣传。

看到这一“民主建国”的新气象，陈的心境更好了。4月25日，陈布雷与杨玉清漫谈，讲了很长的一席话。陈说：“自从政府改组以后，国家前途极有希望。关于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的问题，在十六年（1927年）以后不久，我即问过胡（汉民）先生。胡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介石）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惟在未提出此问题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的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极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塌地地为他服务。过去对此问题不敢谈，现在竟已成事实，而无敢再怀疑者！此系国家一大进步。”

陈布雷一时说得兴起，不仅把蒋吹得天花乱坠，而且一反常态，情不自禁地自吹自擂起来：“像我这样的人，也不能推卸责任。我敢说，本党如果再有两打陈布雷，中国当更有办法。”陈布雷简直就是失态了。陈并对杨反复交代说：“关于破坏性的批评文字，仍以慎重刊载为好。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建设这条大道，总是不错的。”

这一年的6月，陈布雷在南京召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继续吹嘘国民党的“国运长久”，装得很谦虚地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

为了维持好“二十年天下”，陈布雷对这一时期的新闻舆论抓得很紧。1947年夏间，华东野战军粉碎了顾祝同45万大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全歼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七十四师，共3.2万人，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中原野战军12万余人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与国民党首都南京隔江相望。据此，陈布雷指令报刊电台大肆宣传张灵甫杀身成仁的忠勇事迹，诋毁刘邓大军的战略进攻是向大别山区流窜。与此同时，陈遵奉蒋命，抓紧起草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案》了。随后，陈布雷数次召集中央宣传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全国总动员案”。7月4日，蒋亲自主持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讨论通过该动员案。

此间，陈并奉谕代撰七七事变十周年广播词。7月7日，蒋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其中有“今日剿匪工作，就是继续对日抗战未完的任务”等语，真是昏了头了。此后，在陈布雷的主持下，宣传小组起草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计18条之多，均由国务会议通过颁布。

这一阶段，陈布雷作为国民党宣传小组召集人，对内战与外交方面的情况掌握得比较详尽，故常以国民党发言人的身份，发布关于内战或外交方面的重要新闻。在抗战时期，陈布雷虽已负有指导国民党新闻宣传的业务，究竟还带些幕后性质。及至战后，他已完全站到前台，差不多成为国民党宣传战线的“总司令”了。

作为国民党宣传战线的“参谋总长”，对那些不肯听命宣传小组控制，偏离国民党的宣传方针的其他报刊电台，陈布雷持坚决打击的立场。对于为共产党张目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陈布雷尤为愤怒，认为《大公报》的言论在王芸生的主持下，一变张季鸾时期的“公允”态度，言论偏激，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经斗志昂扬地对胡健中说：“我如果年轻十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们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他对于这个因“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新闻时代，颇感遗憾。因王芸生不听劝告，陈布雷怒不可遏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

作为“参谋总长”，陈布雷对宣传战线实施铁血统治的杰作之一，是对上海《新民报》的严厉镇压。战后，上海《新民报》曾以客观态度，对国共政治进行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报道。陈布雷大为光火，以为《新民报》如此宣传，不啻是共产党的尾巴。每当看到《新民报》有诋毁政府的言论，陈布雷不但要用方块白纸，详细摘录，送有关方面参考；而且天天如此，从不间隔。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布雷处理《新民报》上海版刊登《冥国国歌》、杂文《无题》及宣传“五二血案”等三大事件。

所谓《冥国国歌》，是指刊登在1947年2月20日《新民报》上海版副刊“夜光杯”上的一首歌词，作者署名“愚者”。《冥国国歌》的忌讳之处，是因为采用了国民党党歌、国歌的词调，借以讽刺国民党的战争政策和打杀政策。原文是：“战神土地，污党所宗，以建冥国，以建‘打’同。兹尔多事，唯民前锋，昔也非观，主义是祟（原注：别读崇，以谐其音）。世人似蛹，毕罄毕终，异心亿得，动辄死终。”这件事让一千国民党老先生暴跳如雷。于是，由宣传小组指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穷究《新民报》污辱国歌，诋毁党国的政治责任。对《新民报》施加威胁：应自动停刊，交出《冥国国歌》的作者，以接受处分等。后经《新民报》多方奔走，陈布雷故作表示：不愿看到一家声誉颇著的报纸就此消失。恩准他们以上海版自动停刊一天，登报道歉而暂时了结。

岂知《新民报》上海版《冥国国歌》事件刚刚平静，《新民报》重庆版又出事了。3月16日，重庆版登出一篇署名“子于”的杂文，题为《无题》，其实“有题”：一个国民党军人买了一大篮青菜，不但不照市价给钱，反而肆意辱骂毒打菜贩。于是，文章结论说：“枪就是强权，也就是公理，就能够一意孤行。—有枪阶级是何等令人羡慕呀！我要大声疾呼：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结果，文章登出当晚，一幕“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的活剧，便立竿见影地开始演出：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代表”开到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冲入印刷厂，强迫报社登出道歉启事，停止刊登广告三个月，交出作者“子于”等。后经重庆版负责人多方奔走求情，“枪”总算同意《新民报》在重庆《中央日报》、《大公报》、《和平日报》上刊登道歉启事后继续出版。

《新民报》上海、重庆两版接连闯下大祸，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各版又继续发出反对内战的呼声，使得党国峰层大为恼火，“参谋总长”陈布雷为此召集宣传小组会议，议定以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名义，向《新民报》发出最后通牒：准备查封《新民报》；否则，必须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事业处处长、时任重庆川康兴业公司总稽核彭革陈出任《新民报》总编辑，负责指导该报五社八版的言论编辑工作。《新民报》在权衡利弊后，只好接受这一形同“卖报”的屈辱条件，而于事后则设计架空彭革陈，使其失去扼杀报纸言论的作用，这才又有了宣传“五二血案”的事件。

所谓“五二血案”，是指宁、沪、苏、杭数万学生，利用1947年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开幕日，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蒋不惜出动军警进行弹压，打伤学生一百余人，逮捕二十余人，造成重大血案。《新民报》南京版为此大肆宣传，刊载学生受迫害的报道和学生被冲击被抓捕的现场图片，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这一下，国民党对《新民报》的新仇旧恨都被引发了。经宣传小组研究决定，由国民党上海“党政军会报”先拿《新民报》上海版开刀，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派出军警勒令《新民报》上海版停刊，还以颜色。《新民报》负责人为之不服，先后向行政院长张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进行申诉，并跑遍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市参议会、警备司令部以至工会等单位，均无效果。最后，经“参谋总长”陈布雷幕后授意，由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和中央宣传部联合向《新民报》提出姑准复刊的条件：（1）由中央宣传部“介绍”上海版总编辑；

（2）由上海市参议会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各“介绍”记者一至二名，到报社工作。与此同时，陈“总长”还赤膊上阵，亲自找《新民报》总编辑彭革陈谈话，要《新民报》社辞去上海社的赵超构、南京社的浦熙修名笔，以取得釜底抽薪的效果。陈布雷的这一条件，被《新民报》总管理处断然拒绝。《新民报》最终被迫接受（1）、（2）两条件作交换，于同年7月30日复刊。

从此以后，打入《新民报》任总编辑与记者的国民党特务，竟穷凶极恶地腰别手枪上班，《新民报》上海社形同白色恐怖。自然，《新民报》上海版原先的“要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发挥言论上之指导作用”的宣言，从此也就偃旗息鼓了。一年后，《新民报》南京版终因不肯俯首听命于中央宣传小组的旨意，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官邸会报而决定永久停刊。这也是陈布雷自主持宣传小组的活动以来，全力围剿正直舆论，实行新闻专制而开展的一场最为恐怖的宣传作战。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对于陈布雷来说，1947年既是他的希望之年，也是他的失望之年。在这一年中，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连续失败、经济上的日益危机以及政治上的加速腐败，他的身心灵魂都受到强烈震撼和刺激，原先的理想和信念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还都之后，陈布雷耳闻目睹，受刺激最深的，就是战后接收中的贪污、劫夺现象。结果，大批党国干部被腐蚀下水，党风政风军风腐败不堪，国民党统治的根基摇动。据曾经替蒋接转了12年机密电话的王正元回忆，蒋于还都以后，发现接收搞得太糟糕了，情绪显得极为焦躁不安。在一次高干会上，蒋既气愤又沮丧地说：“我已是60岁的人了，还能活多久呢？你们这样乱来一气，如何得了？”蒋作为最高当局，企图用这种丧气话来感动他手下的这一批腐败分子，不但可笑，而且无异于与虎谋皮了。

作为国民党清流派领袖人物的陈布雷，对这种贪污劫夺之风，自然为之痛绝，亦为之不齿，甚至对私交颇好的陈氏兄弟也开始骂街了：“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办合作金库，叫我当监事，我不接受。他们要我去开会，我怎么能去！”话说得这样难听，可见这件事对陈布雷的刺激之深。

进入1947年，财政经济陷入疯狂状态，黄金美钞黑市飞腾，各报形容市面形势：“百物一致暴涨，市上一片混乱”，国民党统治陷入全面危机。以1月1日至2月10日为例：黄金每条售价由335万元上涨到720万元；外汇比价由1美元兑换6500元法币涨至13700元法币；常熟白米由每石64000元涨至110000元；万象2号面粉每袋由21000元涨至39000元；42支水月纱每件由495万元涨至715万元；台湾中砂糖每百斤由147000元涨至200000元；美丽牌火柴每箱由65万元涨至180万元，西药阿斯匹林每片由2700元涨至10000元。在这一局面下，国民党政府官员更是与奸商勾结，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倒卖黄金，私兑美钞等，真是无官不商，无商不奸，导致市场秩序越加混乱，以至有轰动一时的“黄金风潮案”应运而生。

“黄金风潮案”，是指以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的国民党官僚集团，打着抑制物价的旗号，向银行家及官僚阶层抛售美元、黄金储备事件。计在一年时间里，抛售中央银行美元4亿多元及黄金350余万两，几将国库黄金及外汇售罄。其后，又于1947年2月间突然宣布停售，进一步引起各地抢购黄金、外汇风潮，数日内金价由10两值法币400万元狂涨至960万元，不但使套购黄金、美元的大户转瞬间财富增值一倍以上，而且进一步助长了物价狂涨和金融极度紊乱，加快了国民党财政经济崩溃的进程。

陈布雷认为：这种不惜将贫民推入火坑，来维护大银行家利益的财政金融政策，不但是造成中共煽动民众反对政府的极好口实，而且也使国民党的新闻舆论处于百口莫辩的尴尬状态。1947年夏间，上海爆发抵制国民党财经政策的金融风潮，工厂罢工、商人罢市。蒋介石派陈立夫赶赴上海，授以动用军警宪特的大权，以维护沪市稳定。7月5日，陈立夫致函在庐山休养的蒋介石，报告上海情况及处置办法，对宋子文的财经措施颇多指斥。7月9日，陈布雷在庐山复函陈立夫，代蒋指示工作方针。信中有所谓“兄来函之要旨自当面报委座，至于某员（指宋子文）想不致误解兄之善意，勿以介怀也”等语。接下来，陈布雷话锋一转，愤然写道：“沪上情形兄之分析至当，与弟所见正同。今日最可痛恨者，即胜利未久，而抗战之悲壮兹苦已为一般所淡忘，甚至同志中亦不能自认此神圣之一役而引为自奋之资料。”陈布雷深恨孔、宋之流的祸国殃民，于此可见一斑。

大致说来，陈布雷有一个由来已久的老毛病：若时局好转，心境愉快，身体状况亦往往无恙；若时局恶化，心情焦虑，身体状况也就急转直下，开始百病缠身。十多年前，陈布雷就把自己的这个毛病，称之为“心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政治病”或“思想病”。1947年夏间，陈布雷的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因被时局恶化所刺激，加之宣传战久无成效，导致陈布雷心焦神疲，“心疾”复发，身体极度衰弱，工作难以为继，由蒋给假一月，于7月间偕王允默到庐山休养。此间，陈布雷写信给蒋君章秘书，说明：“上山已7天，而脑力筋力之疲颓，曾不因接触大自然而恢复。至于体力不济，亦极可惊，由脂江路到传习学舍散步，一来回须两小时许。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颤痛，与三十四年夏季无异。现在上午只能略看闲书，下午僵卧，傍晚散步，夜间绝对不做事，10时即安排就寝。如此休养，尚且毫无效果，即写一封信，亦笔若千钧（连续写两函，即无力写第三函），于是弟始悟年力衰老之已难补救也。”接下来，陈心情沮丧地写道：“弟实深望此行能恢复健康，再可奋斗两年，以遂党员报国之愿，若照近日情形，实无此把握也。”连奋斗两年的把握都不再有了，可见陈布雷的心情已相当悲观。

陈布雷深感政治腐败与经济危机，是造成新闻宣传与民众心理严重脱节的重要原因。改变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只有改善政府效能，铲除贪污腐败，以挽救舆论，振作民心，宣传始能有所作为。陈布雷的这一感受，从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那里得到进一步证实，更加深了他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认识。

魏德迈使团是在没有通知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于1947年7月22日来华访问的，其时陈布雷刚上庐山休养。陈布雷下山不久，魏德迈完成访华使命，准备返国。8月22日，蒋召集国府委员及各部部长等，计四十余人开会，邀魏德迈到会发表演说。会前，从蒋介石到陈布雷，都有一个错觉，认为魏德迈在战时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期间，对蒋颇多溢美之词，私人交谊甚好。这一次由老朋友魏将军亲自出场演说，按照中国人的朋友之道及人情观念，总归要嘴下留情，为党国美言几句，总是不免的。

岂知出乎蒋、陈等人的意外，魏德迈居然当着“老领导”蒋先生的面，大放厥词，对国民党政府肆意诋毁攻击，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魏德迈在演说中，不客气地指斥说：“在今天的中国，我发现许多方面消沉而麻木，他们不寻求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却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于责备外界的影响和寻求外界的援助”；魏德迈在大骂了一通“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之后，居然认为国民党“要重获和保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须应即实行激烈的远大的政治经济改革”；魏德迈沮丧地表示：“应该承认，光靠军事力量是消灭不了共产党的。”最后，魏德迈竟语惊四座地结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恢复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

8月24日，魏德迈发表离华声明，再次重弹演说时的老调。

魏德迈的“背信弃义”，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层。情绪激动的保守派人物，甚至建议国府委员一律不到机场送行，予这个狂傲自大的美国佬以羞辱，轻示薄惩，以挽回党国的面子。感情奔放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更是大放悲声，大有痛不欲生之感；至于陈布雷，不用说了，早已是心如刀绞，为之痛心疾首。

不过，陈布雷与戴季陶不同。对于魏德迈的演说和声明，陈痛则痛矣，然则不恨。在陈认为：魏德迈此举，固然绝情，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够哥们义气，太不仗义，甚至会被中共及反对派大加利用，进一步引发局势混乱，但也不必讳言，魏德迈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已，况且也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而这个事实，过去是很少有人敢在蒋先生面前言及的，现在由魏德迈这个目空一切的家伙讲出来，如果大家都能从痛苦中警醒奋发，从此励精图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果然，陈布雷于事后听说蒋先生在会见魏德迈将军时，曾表示将对党内的腐败行为进行惩处，蒋并请魏氏提供国民党高干在外国拥有巨额财富的具体名册，以便让蒋能够顺藤摸瓜，强迫他们对国家作出贡献。蒋还说：如果魏德迈不愿在这方面加以协助，便是一种不友好之举。虽然魏德迈最终以保密为由，拒绝了蒋先生的要求。但陈布雷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蛮开心的，在激动之余，甚至还有了一个错觉：蒋先生确有整肃吏治，清除腐败行为的决心。看来党国有救了。

受到这个消息的鼓舞，陈布雷大概觉得自己“也不能推卸责任”，于是，忠心可嘉地跑到蒋介石面前，小心翼翼地进言了。陈初以委婉的口气试探：“蒋先生，魏德迈的这个演说和声明是代表了美国总统的意思的。”蒋点点头，意思是：那还用说。陈布雷受到鼓励，勇气大增，开始切中正题：“胜利以还，军政大员大发接收财，风气败坏，实在也闹得不像话，但是，这不是先生的责任！魏德迈居然把责任推到先生身上，未免欺人太甚。以个人来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以国家来说，中国不该是人家属国；以本党来说，这无异在促成我党分裂。”陈布雷语气悲咽，几乎说不下去了。蒋亦感动得连连说：“布雷先生，你说下去，你说下去！”

陈一看蒋的语气恳切，一时大受鼓舞，决心打破禁忌，放胆直言，也就奋不顾身地豁出去了，当即说：“蒋先生，不管人家怎样说，对贪污之风，确须整顿，但是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蒋听到这里，心头为之一惊，但依然不动声色地凝神谛听。陈布雷继续侃侃而谈：两年多以前，重庆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人曾就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对孔庸之先生提出质询，后因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这件事也就没有深究，但孔先生的责任，都是有目共睹的。去年以来，宋子文先生擅自将中央银行的黄金和美金储备几乎抛售一空，不但动摇了财政金融的根本，而且也将币制改革的基础掘空，影响所及，以至破坏了政府改革币制的部署，使得国家经济有垒卵积薪之危。现在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民众生活更趋贫困，经济已达崩溃的边缘。这一次，如果中央还是没有人出来切实承担责任，社会心理恐将走向极端，国事亦恐日趋不堪，而且，就宣传来说，也无法植根或取信于民，有负先生重托……

蒋介石终于听出了，陈布雷说了这半天，无非是要自己做一个“打虎”英雄，拿孔、宋家族开刀祭旗，杀猴子吓鸡，借以号令天下，以规官箴，以正吏治，以肃政风。蒋自忖：陈布雷的这个用心，自然也不能算坏。然而，20多年来，一个是蒋，一个是宋，一个是孔，这三家早已结成了血浓于水的至亲关系，也可以说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姑表亲，姨表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何况蒋、宋、孔的这种骨肉至亲，这笔账如何能算得清爽？老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到了今天，这笔账不但算不清，而且也不能算清。想想看，孔、宋都是独步天下的贪污高手，幕后的丑闻，别人不清楚，蒋还不清楚吗！这个盖子一旦揭开，捅出全部黑幕，不但影响国际盟邦的观瞻，而且易被政敌加以利用，岂不是惹火烧身，自取其辱。陈布雷出的是个馊主意。

蒋想到这里，当即不置可否地说：“布雷先生，你对我是一片忠心，很好！很好！”说到这儿，蒋突以两只阴鸷莫测的目光注视着陈布雷，良久，这才叹了一口气，显得无可奈何地说：“唉！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陈布雷是一点就通之人，听话听音，一惊之下，头皮一炸，心头一沉，早有一种不祥预感。果然，蒋说：“你的小女儿，嗯！保密局给我报告，她参加了共产党。但是，布雷先生，我是相信你的。你女儿的事与北平地下共党一部电台有牵连，与你无关。”陈布雷听到女儿、女婿被捕，早已是心胆俱裂、涕泪皆下，忙不迭地表态：“女儿是我亲生，而党国是我终身服膺的。陈琏夫妇该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全然不用考虑我。”蒋看到陈布雷勃然色变，神情紧张至极，大概动了恻隐之心，当即安慰说：“你对党国是忠诚的，我知道，你不必紧张。”

“有点左倾也就算了”

蒋介石诚然说得不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陈布雷的家中，以他与陈琏的这本“父女经”，最为难念。就陈琏而言，似乎天生就是父亲的冤家对头。因为她的降生，导致了母亲亡故，带给父亲的创伤之深，也就不用说了；抗战初期，陈琏进入西南联大，选择了父亲所不满意的学校；在校期间，又隐蔽一年，弄得全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尤其令父亲难堪的是，她不但热衷于政治，而且站在父亲的对立面，誓与父亲“对着干”，这是令父亲最为头痛的一件麻烦事。

然而，令陈布雷自己也弄不懂的是，女儿给自己制造了那么多的痛苦和麻烦，而自己对女儿却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深的爱意。任何语言似乎都无法言说自己对女儿这种想恨却恨不起来，以至越恨越爱的复杂情感。

其实，陈布雷从《中央日报》的一则简讯中，已经得知陈琏夫妇被捕的消息。

陈琏与袁永熙是在新婚蜜月之后被捕的。

陈琏失踪归来，在中央大学读书，后留校工作，很是“安分”了几年，这是让陈布雷最感满意的一段时期。1945年冬，重庆发生争民主、反内战的抗议游行，父女之间再起风波。原因是陈琏不愿听从父亲的劝阻，执意要参加游行，弄得陈布雷心中很不快。然时过境迁，陈布雷自忖：现在的学生，受左倾思潮的煽惑，无不以思想激进为荣。从女儿的角度看问题，别的学生都积极参加抗议游行，独她一人拒绝加入，必定要被激进学生目为反动分子。女儿既出身在自己这样的家庭，凡事更要表现得比别人激进，才能得到同学信任。因此，女儿要参加游行的迫切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再说，现在尚处于国共谈判时期，蒋先生与毛先生都还能坐到一起共商国是，年轻人参加一次游行，说顶了天，也就是一个认识问题，毕竟算不上是什么大不了的政治错误。想到这里，陈布雷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由她去折腾了。

到了1946年秋，当陈琏提出要到北平贝满女中教书时，陈布雷虽然犹豫了好长时间，但想想女儿历来是认死理的，她自己认准或选定的事业，不要说不撞到南墙不回头，有时就是撞到南墙也不肯回头。她要到北平教书，就让她去吧。换句话说，如果她果真从此踏踏实实的教书育人，不与政治缠夹在一起，也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只是，自陈琏走后，陈布雷就有一种预感，隐隐觉得这孩子总有一天要出事。这是陈布雷从陈琏抄录的一首散文诗中得出的印象。这首题为《门槛》的散文诗被陈琏抄录在一本笔记中，为俄罗斯诗人屠格涅夫所作。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看见一所大厦。正墙上一道窄门大敞着。门里面阴森昏暗。在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个姑娘。”“从大厦里传出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等待你的是什么？’”“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很显然，这首诗得到女儿的共鸣。陈布雷自然也清楚，女儿所认同的“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指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远离政治，不与政府作对，又会有什么“苦难”与“打击”需要“经受”呢？可见，女儿已经走上了一条充满危险的人生之路，这就是陈布雷为之忧虑的。但是，忧虑尽管忧虑，在潜意识中，陈布雷似乎又为女儿的这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感到一种凄惨的满足，一种情不自禁的欣赏。陈布雷似乎从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看到了一种“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的殉道气质。也许这就是深藏在陈布雷胸中的那种绵绵不绝的父女之爱吧！

据居亦侨先生回忆，1946年11月间，陈琏北上之后，陈布雷曾破例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联络处作过一次夜访。在国民党内，陈布雷并不负有与中共方面联络的任务。故陈布雷的这次夜访，行动十分神秘，很有点“地下”的味道。

居亦侨在回忆中绘声绘色地写道：一个月色朦胧的傍晚，我走进陈布雷的屋里，他正在伏案批阅公文，见我进来就搁下毛笔，问我：“居副官，今晚你要当班吗？”“我不当班，布雷先生。”居亦侨回答。“同我一起出去可以吗？”陈布雷是商量的口气。“有什么事？我可以随行。”居亦侨爽气地说。“你不要对别人讲，有人问起，你只说到津浦铁路局局长孙鹤皋处。”陈布雷特别关照，神情却是从没有过的诡秘。“好，我知道了。”居亦侨连忙答应。

于是，那天夜里，他们坐着车，先在紫金山下绕了一圈，最后兜到梅园新村17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陈布雷直往楼上走去，居在楼下会客室等着。将近半夜时，居看到陈布雷与周恩来一起下楼，周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随后，二人走到楼前花园左角，窃窃私语起来，这使居亦侨心里充满诧异和不安。又过了半个小时，陈布雷才向周恩来告辞，周送陈布雷上车，临别时两人紧紧握手，陈的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周则用坚定温和的语调说：“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到了车上，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陈布雷，陈连忙对居说：“此行我完全为私，而非为公。”居却更糊涂了，不知陈所说的“为私”是指何意。数年后，居才听说陈布雷此行是为女公子陈琏的事情，大约是请周恩来有所关照吧。

事实上，陈琏的北上，确是出于中共方面的安排。早在1946年2月，袁永熙赴重庆接受中共南方局指示，准备前往昆明，率西南联大的50多名党员，以及150多名“民青”成员北返平津，开辟北方的学生运动。其间，袁永熙接受组织指示，曾到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专程看望陈琏，并约定日后到古都北平相会。

陈琏随父亲从重庆回到南京，决定践约前往北平，与袁永熙会合，对外以贝满女中教师为职业，对内则在袁永熙领导下，担任中共北平职业青年支部委员，从事职业青年运动。其时，袁永熙以金城银行职员的身份作掩护，担任北平学生运动南系的主要领导人，和北平北系领导人一起，分头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1947年6月间，中共上海局成立了以钱瑛为首的蒋管区学生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有朱语今、吴学谦、袁永熙、王汉斌、赖卫民、洪德铭（季凯）等，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之为党的“第二条战线”的领导核心。这个时候，袁永熙已成为“第二条战线”的著名学运领袖了。

此前，袁永熙赴上海汇报工作时，钱瑛曾关切地交代：“你和陈琏相爱多年，该结婚了。婚后，有陈布雷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更有利于隐蔽。”这实际上就是组织上同意他们结婚了。而且，只有结婚以后，才能更好地利用陈布雷的社会关系，这也可以说是革命的需要吧！于是，袁永熙与陈琏开始筹备婚事。

说到筹备婚事，在陈琏看来，一切都不成问题，核心就是要将这件事禀报父亲。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固谈不上，但自己的婚姻大事，总不能不让父亲知道。于是，陈琏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件事，信中夹了一张未来的“毛脚女婿”袁永熙的照片，请父亲过目。陈布雷从没有听说过袁永熙这个人。看到“毛脚女婿”的照片，第一个预感，就是怀疑这小子大概是共产党的一个“空子”。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心理推测，谈不上有什么证据。因为在陈布雷看来，女儿的思想那样左，那样激进，她所看中的人，自然是更左、更激进的了。而且，据陈布雷的推测，女儿很可能已经误入“歧途”，而把女儿引向“歧途”的那只“头羊”，很可能就是照片上的这个小子。不过，既然女儿认为找到了意中人，而且提出要筹办婚事，这在父亲来说，总还是件高兴的事。当务之急，就是要查一查袁永熙的背景和来历。

好在陈布雷当过十余年的“军机大臣”，亲朋故旧，遍及朝野。要找几个人，充当一回私人侦探，当不是难事！果然，陈布雷脑子一转，想到了北平市副市长张伯谨。抗战期间，张任国防最高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三青团中央团部社会服务处副处长等职，与陈布雷颇多交往。战后，张出任北平市副市长，并兼领三青团北平支团部与天津支团部干事长，是为北平地区的特务头子之一；此外，张并通过创办《北平时报》，与教育、文化界名人过从甚密，甚至每周五都要以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到北平中山公园教授联谊会上坐一坐，与名流学者照个面，混个熟脸。以这样的身份，以这样的交往，不用说，北平地区没有他张伯谨打听不到的消息。于是，陈布雷修书一封，拜托张副市长考察一下袁永熙的来历。

或许是张伯谨误解了陈布雷的意思，以为陈只是请他就近对袁永熙这个未来“毛脚女婿”的人品作个一般了解，就像传统婚俗中的上门相女婿一样；或许是张伯谨做官做大了，开始习惯于做一些浮面上的事情，以为这种事只需向几个熟悉人打听一下就行了，也就无须动用特务手段。总之，张伯谨受人之托，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对袁永熙作了一番暗访。

张伯谨首先找到清华大学教授吴晗打听情况，这是因为吴任西南联大教授时，曾当过袁永熙的老师。其实，张哪里知道吴晗在西南联大时，与袁永熙既是师生，亦是战友，早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回到北平以后，吴继续以教授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张向吴了解袁的历史，不啻直接向袁永熙本人打听。张问过吴晗，接着再向叶公超及朱自清等人打听。叶不但当过西南联大教授，而且是袁永熙的姐夫；朱自清教授则与袁永熙的另一个姐夫孙国华相熟。于是，他们都为袁永熙作证：袁永熙是个正派的有才学的青年。不过，张伯谨也不是个完全无原则的人，他从另外的渠道了解到袁还是有“污点”的，这就是“有点左倾”。

陈布雷接到张伯谨的来信，对王允默说：“有点左倾也就算了，怜儿找的人总是左的。”想了一会儿，陈布雷又补上一句：“左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这也就是说，“毛脚女婿”袁永熙已经通过了岳父大人陈布雷的政治审查。

1947年8月，陈琏与袁永熙在著名的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婚礼。陈布雷没有亲临，但非常重视，特委托六弟、《中央日报》总编辑陈训悆专程赶赴北平主持。陈训悆包下了六国饭店的豪华大厅，又印发了一批由陈布雷署名的请帖，并请出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为证婚人。结果，北平党政军要员纷纷前来道贺。当时，由陈布雷起草的“全国总动员案”公布仅一个多月，陈琏与袁永熙这两个共党分子，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北平国民党军政要人面前，公开举行婚礼，生活的复杂性及戏剧性，真是耐人寻味！

其实，陈琏与袁永熙原先都打算悄悄地举行婚礼，本不想如此排场张扬。但陈训悆不同意，并为之开导说：“请帖都以你父亲署名，发少了不好，会得罪人。你不要老说你是普通教员，可你是陈布雷的女儿，你姐姐也是中学教员，今年上半年她在上海结婚，孔祥熙还亲自来道贺哩！”若按陈布雷做人行事的一贯作风，对子女的婚事如此张扬，显然不是他的个性。陈布雷这样做，一定有他的考虑，或许是想通过这种手段，为女儿、女婿罩上一顶“核保护伞”，以策其安全，亦未可知！正所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用心可谓良苦矣！

巧合的是，中共上海局的钱瑛大姐事前也曾关照袁永熙：“婚礼要办得体面些，因为这是陈布雷嫁女儿，有了这层社会关系，更有利于你们安全隐蔽。”钱瑛还亲自陪同袁永熙到上海四大百货公司选购结婚用品，并语重心长地叮嘱：“共产党员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革命气节，头可断，革命意志不能动摇。倘若被敌人逮捕，不得暴露政治身份，不能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按秘密工作纪律，上级在下级面前一般不提及个人经历。这一次，大姐却破例地告诉袁：1931年，她的丈夫谭寿林同志在南京雨花台就义。两年后，因叛徒出卖，钱瑛本人亦不幸被捕。从法庭申辩到狱中绝食，她始终坚贞不屈。直到国共二度合作，经周恩来出面交涉，钱才被释放。袁永熙心里明白：大姐讲述自己的经历，一方面是对他表示信任，一方面是对他进行气节教育。

钱瑛的心血没有白费。

保密局盯上了陈公馆

其实，陈琏夫妇的被捕，纯属偶然。

陈琏的同事、贝满女中的教师田仲英也是一个地下党员，但不属于袁永熙领导的学运系统，当然也就不清楚陈琏与袁永熙的真正身份。田只看到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于是，借陈、袁结婚这个由头，前来道贺，目的无非是想套套近乎，或许还能从陈琏身上弄点情报。田的用心固不算坏，岂知大水冲倒了龙王庙，搞情报搞到了自家人身上。

袁永熙与田仲英素不相识，当然也就没有想到田的真正身份。袁看到田主动拿出了名片，也就顺便与田交换了一张。按例，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个重要负责人，名片的发放，一定要符合公开职业的交往范围。田是贝满女中的普通教师，袁是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双方在职业交往方面风马牛不相及，这张名片，似应不交换为好。但在喜庆之日，袁十分激动，也就失之防范。袁的疏漏，情有可原。哪里想到这张名片，竟惹出了那么大的麻烦，以至成了夫妇都被保密局“一网打尽”的祸由。时过境迁，袁永熙这才痛感，生活中要学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出问题的并不是田仲英，而是田的一个朋友李政宣。就在陈琏夫妇结婚的8月间，国防部保密局派驻北平行营的一个电监科，利用美国人提供的侦测电台，在北平兆东街24号破获了中共地下党的一部秘密电台，并于现场捕获报务员李政宣及译电员张厚佩夫妇。李是个贪生怕死的软蛋，又是个记忆力超常的家伙，凡经他手拍发的电文及提供情报人的姓名，大都记得。结果，不但田仲英等一大批中共地下党都被这个家伙一股脑儿供认，而且搜肠刮肚地说记得北平地下党里有个姓袁的。缺口由此打开，田仲英被捕，拔起萝卜带起泥，从田的住处搜到袁的名片，与李政宣的交代对上了号。据此，保密局特务按图索骥，决定搜捕陈琏、袁永熙夫妇。

9月24日，这一天是星期日。晚上，北平东城棉花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袁永熙正在和职业青年支部的邢福津、陈琏研究工作。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陈彰远也来向袁汇报发展“民主青年联盟”的情况。结果，被不期而至的特务撞了个正着。袁永熙沉着应变，与特务周旋，邢福津与陈彰远都说自己是大学生。只是，保密局的特务也不是吃干饭的，油印的《青年民主联盟章程》，很快被搜了出来。这样一来，不仅无法自圆其说，简直是铁证如山了。特务们得意洋洋地将袁永熙、陈琏、邢福津、陈彰远一干四人押上两辆美国吉普车。接着，特务又守在袁宅，先后逮捕了北大及燕大的几位同学。

消息传开，北大、清华、燕大的学生立即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学生。其时，蒋为指挥东北及华北军事，从南京飞抵北平，准备再飞沈阳。在北平作短暂停留期间，蒋闻讯陈布雷女儿、女婿均卷入“北平共谍案”，大为震惊。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影响后方稳定，蒋指示将学生陆续释放，而将没有学生身份的袁永熙、陈琏夫妇继续关押审查，并要毛人凤彻底搞清陈琏夫妇的真实身份。

北平地下党情报电台遭破坏，以及陈琏夫妇被捕事件，惊动了在陕北转战的中共中央。周恩来一方面紧急布置改变情报电台的电讯密码，一方面则感到纳闷：为什么“捕去学运小袁夫妇”呢？中央急电通知上海局钱瑛撤往香港，并急电晋察冀城工部和中央青委冯文彬，利用关系“追查此类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

在这同时，陈琏夫妇正在和国民党特务作艰苦斗争。保密局特务或许考虑到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多少还有点忌讳吧；加之事先未能从陈琏身上发现有力证据，故将陈琏暂放一边，力图先从袁永熙身上打开缺口。在审讯过程中，特务一问袁与李政宣的关系？袁答复：“我根本不认识他”；特务二问袁与田仲英的关系？袁只承认和他交换过一张名片；特务三问从袁宅搜出的油印文件？袁答这样的进步学生组织遍布北平各大学；特务四问袁是由谁介绍加入“民青”？袁说是闻一多先生。然一年多以前，闻先生已在昆明被特务杀害，已经“死无对证”了。特务问来问去，什么也没有问出，开始动用大刑侍候，先以香烟火烫皮肤，再以竹板夹手指，再皮鞭抽打等等。特务一边对袁永熙施以酷刑，一边还把陈琏拉到行刑室观摩，要陈琏对袁永熙进行规劝。陈琏大叫大嚷：“他的事我怎么知道，我劝他什么！”

特务既抓不到陈琏夫妇与中共秘密电台联系的证据，袁永熙和陈琏又都坚决不承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这样一来，毛人凤有点尴尬了，抓不到把柄，便不好定罪；就此释放，于心不甘；继续关下去，又有点投鼠忌器，毕竟涉及“老法师”陈布雷。如果陈布雷一定要个说法，保密局何以置词？毛人凤想来想去，一时无计可施，决定先将陈琏、袁永熙转押南京。11月29日，陈、袁等23人被押上飞机，送到南京，关进宁海路19号保密局的看守所。随后，保密局给最高当局打了一份报告，建议将陈琏夫妇：一、送青年集中营；二、送军法处审处。毛人凤将球踢到蒋先生那里，把矛盾上交了。

陈琏夫妇被捕后，陈布雷曾写信向张伯谨打听案情。当初说袁永熙“有点左倾”的张伯谨，仍然不改初衷，说袁永熙、陈琏“思想过激”，至于共党嫌疑，则“查无实据”。陈布雷听到这里，心里有底了，觉得女儿、女婿只要没有卷进共党案，事情就有转机。经过反复考虑，陈布雷草成一函，送呈最高当局，一方面表明自己的态度：决大义灭亲，不徇私情；一方面也是投石问路，借此试探一下蒋对此案的态度。信上说：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绝无怨言。潜台词便是：如果女儿、女婿都不是共党分子，且看你们如何发落？

以蒋的多疑，当然不会就此相信陈琏夫妇的自我表白。况且，陈布雷的女公子“思想激进”，“受赤化影响”，在蒋早有耳闻，那个死鬼戴笠就有过这方面的秘密报告。蒋深知：共党分子有如水银泻地，都是无孔不入的，他们最厉害、最可怕的一手，就是利用青年人的激情，从党国高干的子女身上下功夫，借以摧毁党国未来。不过，蒋既为最高当局，其他方面的水平，虽说不准一定有多高，但大局观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在蒋认为：如果仅凭一张名片的接触，就轻易构陷一个“共谍罪”，未免过于轻率，何况是陈布雷的女儿、女婿！一旦处理不好，何以让一批老臣安心？蒋深知这件事既然不能定案，就必须迅速结案。否则，旷日持久，人心浮动，易生变心。

于是，蒋决定先送个顺水人情，安定一下人心。年末的一天，蒋在宴请北大校长胡适之后，留下陪客陈布雷，客客气气地说：“布雷先生，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派人查过了，不是共产党。你可以把他们两个领出来，但要严加管教。”说到这儿，蒋用手指指脑袋说：“这里头中了毒。你对党国是忠诚的，我心中有数。”

一个多月后，亦即1948年1月底，陈布雷请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出面打点，先将女儿陈琏领了出来；5月28日，陈布雷与叶公超出面，再将袁永熙保释出狱。曾经轰动一时的陈琏夫妇被捕案，至此暂告了结。然而，这件案子的发生过程，颇令人深思。

就袁永熙与田仲英的交换名片来说，完全是一桩可大可小的事情。说大了，无非是与共党分子田仲英有过一面之交；说小了，也就是人情往来上的一般交往。了不得，派几个小特务，对袁永熙的背景，作一番秘密审查，也就可以了。如果考虑到陈布雷这层关系，尤须投鼠忌器，不能轻下杀手，动辄捕人，更不应该又是登报，又是解押南京，直闹得沸沸扬扬，风传海内。如此，何以让陈布雷保全面子？

其实，从头到尾，保密局都在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不惜采取非常手段，一上来就将陈琏夫妇抓进大牢，这都是毫无顾忌，不留后路的做法。保密局的特务如此猖獗，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一般的说法，保密局的行动，不外有以下动机：

以“共谍案”来构陷陈琏夫妇，从政治上给陈布雷以难堪与羞辱，以报陈布雷曾经抑制军统的一箭之仇。陈布雷与军统之间，始终是不对劲的。当年，陈布雷位居中枢，权倾天下，在处理中统、军统之争时，明显地偏向中统，打击军统，未能一碗水端平，使戴笠、毛人凤等人深为忌恨。只是，那个时候的陈布雷，正是顺风顺水、威压群僚的时候，以戴笠的熏天气焰，也不得不让其三分。反观今日之陈布雷，已成一只死老虎，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继承戴笠衣钵的毛人凤，抓到这么一个“秋后”的机会，不可能不算一算这一笔“旧账”。

以“共谍案”来构陷陈琏夫妇，很可能已得到最高当局的默许。战后，陈布雷的子女与兄弟多人“发红”，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样的事情，蒋也不可能不知道。当时，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思想左倾，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陈琏从中央大学毕业后，一度进《中央日报》社，到胡健中手下工作。陈布雷对社长胡健中说：“我现在有一个女儿要交给你了！”陈布雷的七弟陈训惠，也是有思想问题的。陈训惠在杭州时，曾因思想问题而被当局逮捕，后由陈布雷拜托胡健中帮助打点，始被释放。陈布雷曾对胡健中说：“我这个兄弟思想有偏差，现在就交给你了，希望你给我多加辅导。”胡健中后来回忆：“我很惭愧对他的七弟和在《中央日报》社服务的女儿，都未能善尽辅导的责任。”

陈布雷的小儿子陈远参加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曾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说：“布公在牯岭休养时，他的思想有问题的幼公子回南京来了。我问他：‘要不要上牯岭去看看你父母亲？’他说：‘不要。’我招待他在京三天，利用机会，和他长谈，把他所提的问题，逐一用事实解答，也说了一些劝他不可对政府，尤其是对他的父亲有误解，他口头同意，我察其颜色，并非真话。不过他虽左倾，但是还没有出什么纰漏。他离开南京后，不知去向。可知这次南下，可能负有相当任务，十年后，他忽然至香港，经由他的亲戚，想要和他六叔会晤一次。他的六叔，就是训悆先生，时任香港时报社长。训悆答复他：‘如果他自知悔悟，与中共绝缘，同意见面，如愿赴台湾，愿意帮助他，否则无见面必要。’这个孩子，本来是布公最欢喜的，可是他对他的父亲不了解，中毒之深如此，可叹也已。”

陈布雷的家中，有这么多人“发红”，以蒋的“恐赤症”，不可能不引起重视，也不可能不预为布置。所以，在北平“共谍案”中，陈琏夫妇竟被“一张名片”罗入网内，看起来是个偶然事故，其实是有前因后果的。并且，蒋宁可将同时被抓的大学生释放，也不肯对陈琏夫妇网开一面。可见，蒋对陈琏、袁永熙的政治身份，是十分关注的。

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一文中回忆：陈琏夫妇被捕后，“办案人员、亲族及布公亲信的高级干部，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如当时担任军统局处长且是我的老友叶同志，便到陈公馆多次，而且与我叙旧，便是一例”。蒋君章所说的那位“叶同志”，就是当时具体负责指导破获北平“共谍案”的保密局第二处（情报行动处）副处长叶翔之。在陈布雷面前，叶只不过是个小特务罢了。在审查陈琏、袁永熙一案中，叶竟敢到陈公馆找陈布雷的麻烦。试想一下，如果叶的背后没有蒋的支持，他敢这样放肆吗？由此可知，保密局特务对陈琏夫妇的审查，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审查。

陈琏、袁永熙出狱后，陈布雷安排他们先后回慈溪乡下休息了一段时间。半年后，陈琏夫妇重返南京，经陈布雷安排，陈琏到国立编译馆西洋史组工作，袁永熙到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任科长。以此，陈布雷将他们留在身边，开始“严加管束”了。

老照片

陈布雷南京颐和路旧居

 

陈布雷夫妇与子女们一起。前排右起：陈布雷，夫人王允默；后排左起：次女陈琏、幼儿陈远（陈力）、次子陈过、长女陈琇、长媳王世玺、长子陈迟、三子陈适、六子陈遂、五子陈迈。

 

抗战胜利后，陈布雷与夫人王允默于庐山留影

十、“目睹耳闻，饱受刺激”

“今春以来”（一）

1948年，是蒋介石大陆统治的崩溃之年，亦是陈布雷的生命终结之年。对于陈布雷的死因，曾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至今也仍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这就是陈布雷的死，与1948年的时局有着密切联系。陈布雷在《上总裁书》中，亦曾披露了这方面的情况。陈布雷说：“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并说：“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

陈布雷所说的“今春以来”、“入夏秋后”、“七八月之间”，即指进入1948年后，一直到他自杀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可知这一阶段的时局，对于陈布雷萌生死念，极其重要。

事实上，陈布雷开年就不顺心。事情缘始于一篇毛泽东的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文中，毛泽东就中共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及政策策略分别作了重要阐述，并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三大经济纲领。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一次书面讲演。会议是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召开的，蒋弄到这个报告，在1948年初。可见，蒋的手脚还算是快的。

蒋介石这个人很有点意思，共产党总是被他说得一钱不值，可是，共产党的本领常常叫他泛酸水，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最有名的就是如前所述，在抗战期间与毛泽东的一次较劲。先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写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一时洛阳纸贵，畅销海内。蒋想想不服气，以为自己是国民党领袖，不能让毛泽东一花独放，风光独占。于是，让陶希圣帮他摆弄了一本《中国之命运》。不说陶的身家不清了，仅凭他那个“多头政治”的价值观念，这种人能摆弄出个什么货色！无非是一个非驴非马罢了。最可怜的也还是蒋介石，正像那件“皇帝的新装”一样，明明是贻笑大方，可是被一班文学侍从一吹，“皇上”依然自我感觉良好。

这一次，蒋看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又开始泛酸水了，深感中共所提出的各项政策与策略，无不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可气、可恨、可憾的是：国民党的人才一大堆，就是没有人能写出击中共产党要害的文章。即以陈布雷来说，号称是党国的“文胆”，又是总揽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这样一个要人，居然连自己的兄弟子女都不能感化，反而让他们一个个接受“赤化宣传”，真是咄咄怪事！想到这里，蒋对这位盛名之下的陈“文胆”渐有失望，亦渐有不满了。正因为有了这个情绪垫底，才有了这一次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蒋看完了毛泽东的文章，想想总归不能这样自暴自弃，总还得有所谋划，有所作为。于是，蒋一个电话把陈布雷召到官邸，随手将毛的那篇文章掷到他的面前，面带愠色地说：“布雷先生，你看看人家的文章。”这在蒋来说，也并不见得单是斥责陈布雷一个人，其实是就整个国民党的宣传而言。但陈布雷是总揽宣传作战的，又是国民党的“文章机器”，素有“第一高手”之称，蒋的这个牢骚，不对陈发，还能对谁去发？并且，在蒋的初衷，恐还有“请将不如激将”的成分在内，意在激励陈布雷也弄出一篇蒋介石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岂知陈布雷也是刚刚拜读过毛泽东的这篇大作，而且也是蓄了一肚皮的不痛快。在陈认为：人家毛泽东，也是共产党的领袖，也是指挥千军万马，而且还是蹲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居然能写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样的雄文。可见，涉及大政方针问题，共产党的领袖都是亲自动手研究解决，并不单纯依靠手下一批幕僚秀才。领袖毕竟是领袖，确是出手不凡。事实上，再有水平的幕僚，终归是幕僚，哪里能够代替领袖的见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针对中共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策略。一望而知，这样的大手笔，不是任何一个“秀才”能够拿得出来的。可是，在蒋先生这里，把我们几个“秀才”看成有三头六臂一样的神通，大到政党、政府宣言，小到座谈会、学习班训词，无不要幕僚捉刀代笔。由于幕僚对全局情况总是若明若暗，且对最高当局的意图不能完全洞察，结果弄出来的东西，让人常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结果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这也就叫冤枉凑巧，陈布雷带了这样一种情绪到蒋官邸听训，刚听到一句“你看看人家的文章”时，胸中的怨气就开始上涌，心想你自己从来不写文章，还要责怪我们没有把文章写好，真是岂有此理。陈布雷本来只是在心里这样想，不防情绪一激动，竟脱口而出了，说出一句石破天惊之语：“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话已出口，陈布雷这才知道闯了大祸，“失言”犯上了。一时间，陈惶恐无状，手足无措，接下去竟无以置词了。蒋更是不防历来驯顺的陈布雷，竟来了个反唇相讥，弄得他亦无话可说，半晌作不得声，最后只好一言不发地拂袖而去。陈布雷灰头土脸地呆在那里，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

陈布雷的这一次直言顶撞，固然可以说是一次小小的反抗，但并不能说明陈的忠蒋信念已经发生了动摇，也不能说明蒋、陈关系已经逆转。然而，在一贯忠驯的陈布雷身上，此举的出现，多少代表了一种迹象，这就是：蒋、陈之间过去那种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不复再现，一块“铁板”，开始出现裂痕。

其实，“今春以来”，真正使陈布雷饱受刺激的，还不是蒋、陈关系上出现的裂痕，而是党内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对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严重侵蚀，以致发生了哄传一时的中训团党政班九周年纪念会“风波”。3月1日，为纪念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创立9周年，南京的党政班各期同学均被邀参加，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中训团团长蒋介石亲临大会训话。面对日益不堪的大局，蒋倒也讲了几句大实话，恨恨地说：“我们党政班办了九年了，无论在党务上、政治上，腐败的还是一样的腐败，贪污的还是一样的贪污，足见我们所训练的全是官僚，共产党也在办训练，他们所训练出来的是革命党。我们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发奋努力，再醉生梦死，我们就会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明年这个时候，再要在这里开会，恐怕也不允许了。”

蒋讲完话，就退到休息室去了。但他的这番话，却激起了党政班同学的愤怒。有同学当即发言：现在党政军各部门的贪污腐败应该由那些高级人员负责，我们不能负责。打倒宋子文、孔祥熙！打倒陈果夫、陈立夫！打倒张群、陈诚、朱家骅！与会的七八百人，无不情绪激昂，热烈鼓掌声援。中训团教育长黄杰见状不妙，当即起来维持秩序，叫大家雅静。一班同学鼓噪说，你不要讲话，你还没有被打倒的资格。黄杰受此一击，也就识相地坐下，不敢再吭声了。蒋在后面的休息室里，前面的口号声及鼓噪声彼起此伏，蒋自然也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是，蒋不但没有上前弹压，反而一句话不讲，起座就走了。应邀与会的张群、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一批具有被打倒资格的高干，也都不等会餐完毕，拔脚开溜了。陈布雷目睹耳闻，深受刺激，亦为之感叹，党国被闹成这个局面，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蒋的所谓“明年这个时候，再要在这里开会，恐怕也不允许了”，竟成谶语。一年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逃的逃，降的降，亡的亡，彻底作鸟兽散。陈布雷则以自杀的方式，先走一步了，这是连陈布雷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今春以来”（二）

“今春以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这是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间发生的事情。所谓行宪，就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国民党的制宪、行宪，本来是让陈布雷感到欣慰和充满希冀的一件大事，结果，却是加深了陈布雷的失望和痛苦。其实，闹剧从一年半以前的“制宪大会”就开始了，由于中共与民盟都拒绝参加，所谓的“制宪大会”，最终成了国民党的一次“独唱会”。不用说，这次“行宪大会”，自然也就是国民党的一场“独角戏”罢了。以国民党演“独角戏”的本领，本就拙劣。可是，从最高当局、总统候选人蒋介石开始，到“次高当局”、副总统候选人李宗仁等等，一个个都还要争着出场献丑。于是，先是发生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风波”，接着又发生了竞选副总统的“全武行”，真正是“好戏”连台，闹剧不断。陈布雷目睹耳闻，又一次大受刺激。

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风波”，是国民党“行宪”的一次闹剧，也是蒋介石独裁政治的一次拙劣表演。初期，蒋对自己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表示“坚决辞让”，并公开阐明总统候选人的条件是：1. 文人；2. 学者专家；3. 国际知名人士；4. 不一定是国民党员。四条中，除第三条外，蒋一条都不符合。让人觉得，这一次蒋的确是不愿做总统了。此间，蒋并放出一只“空气球”，表示要把总统的宝座礼让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些比较单纯天真的代表看了蒋的这一举措，一时大为感动。然而，没有几天，蒋又跑到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上破口大骂：“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蒋这一骂，许多国大代表瞠目结舌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轧出了苗头：以为蒋是不愿受“宪法”条款对总统权力所做的限制，只要按照蒋的意愿，对“宪法”条款进行修改就行了。只是，许多代表又不明白了。“行宪国大”开幕后，蒋带着陈布雷等人，迭次约见方方面面的代表，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维持宪法原案，不允许进行修改。蒋既有这个态度，何以见得是为了宪法条款问题？

一时间，围绕着要不要对宪法原案进行修改的问题，“国大”代表间争论得十分激烈。其实，“国大”会议吵得一团糟，而不动声色的陈布雷却对蒋的心理十分了然。陈清楚：蒋对宪法原案确是不满，认为宪法中缺少一条“总统在特定时得为紧急处置权”。然而，蒋认为：从法理上来说，这是属于增加条款的问题，不属于修改条款的问题。这就好比在大房子旁边临时搭建了一所小房子，而不是对大房子本身进行翻修。其实，在大房子旁临时搭建一所小房子，同样是一个违章建筑。不过，蒋以为这样一来，避开了对宪法原案进行修改这个敏感的话题，也就不算违宪了。这就是蒋表示要维持宪法原案，不允许进行修改的道理。想想看，蒋的心理动机这样的诡秘复杂，难怪要弄得几千名“国大”代表一头雾水，一个个呆头呆脑的，大喊看不懂了。

对于蒋要搭建的这一“违章建筑”，事实上，陈布雷早有预见。1月23日，陈布雷在给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立夫的信中，就提到“宪法应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问题。到了“国大”会议期间，各派政治势力都被蒋的出尔反尔弄得大伤脑筋、无所适从的时候，陈布雷很快就看出了蒋的价码所在，于暗中积极推动莫德惠、胡适、谷正纲等人，联名提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慷慨大方地赋予蒋以“总统在特定时得为紧急处置权”。终于在大房子旁，按蒋的意愿，搭建了一所小房子。果然，“临时条款”于4月18日通过，蒋即欣然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于19日“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如果说总统候选人“提名风波”，只是“国大”会议上的一次插科打诨，那么副总统“竞选风波”，则完全是国民党“行宪”的一次闹剧。竞选副总统，形式上是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六虎相争，实际上因李宗仁得桂系全力支持，孙科得蒋系及粤系奥援，从而形成李、孙两强火并。陈布雷受蒋介石耳提面命，是为孙科派的一员大将，一为指导竞选副总统的舆论宣传方针，二为掌握浙江代表团的选举活动。

陈布雷目睹耳闻竞选过程中的种种黑幕，让他感到痛苦的是，在这次副总统竞选活动中，蒋介石的不择手段，也开始摧毁原先在他心目中的人格偶像。初期，蒋为了不让李宗仁参加竞选，曾命陈布雷及于右任、居正、吴稚晖、张群、陈果夫、孙科等人出面，向李宗仁及桂系人物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遭李拒绝。为此，蒋亲自出马，声色俱厉地斥责李宗仁：“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并恶狠狠地明确表示：“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李亦毫不示弱地抗争：“我一定选得到！”

蒋、李在高层斗法，两派势力更是在各个层面上相互攻讦诋毁，大泼污水，先是桂系的《救国日报》大揭孙科的丑闻；接着是广东代表在粤系将领薛岳的率领下，几将《救国日报》馆踏平；继而是李宗仁为了抗议不能公平竞选，竟公开宣布罢选，等等。最后经四轮竞选，李宗仁终以微弱多数当选。最让陈布雷尴尬的是：浙江省“国大”代表团包括蒋介石、陈布雷在内，计有77人。陈布雷原以为：以浙江人的“皇家”身份和地域观念，再不争气，总不至于去捧李宗仁的臭脚吧！岂知，陈布雷一念疏忽，却让桂系钻了空子，盖因桂系智囊黄绍竑曾两任浙江省主席，与浙江代表大都熟悉。于是，黄以种种阴谋手段，大挖浙江人“墙脚”。结果，在投票时，竟有三分之二的浙江代表投了李宗仁的票。事后，陈布雷大为光火，当即把浙江代表召集起来，把这些“同邑”骂了个狗血喷头。

“行宪国大”之后，即为政府组阁。陈布雷奥援宁波同乡翁文灏角逐行政院长一事，可以看作是他最后一次在国民党高层发挥重要影响。其时，各方对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角逐颇力，以行宪前的原任院长张群呼声最高。而国民党内一批不满意政学系的人，则喊出了“让没有派系倾向的专家担任院长”的呼声。据此，技术官僚翁文灏自然成为各方注目的对象。从“总统蒋”来说，张、翁都是自己的宠臣，张任行政院长，固好；翁任行政院长，亦好。张、翁之间，“总统蒋”一时难以决断，当即问计于“顾问陈”。5月23日这一天，蒋召陈布雷到中山陵官邸密谈。陈与张的关系固然不错，但陈与翁的关系更好。经陈一番进言，“总统蒋”的天平很快倾斜。于是，行政院长的宝座，就此从张公馆搬出，送进翁公馆了。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那一天，陈很晚才从蒋的中山陵官邸回来。尚未坐定，翁文灏便接踵而至，陈布雷不及吃饭，便与翁一起上楼密谈甚久。翌日，各报均刊登了蒋介石发表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的消息。事后，接近政治里层的人都认为，翁上台，陈布雷建功颇伟。

翁文灏上台，接受陈布雷的建议，采取萧规曹随的手法，尽量保持内阁人事的稳定。5月31日，蒋正式公布翁内阁名单，人事并无多大变化。对此，陈布雷大为欣赏，感慨不已地对人说：“天下大定，人事可以大变；天下混乱时，则人事绝不宜变。所以此次行政院仍无大变。”

“行宪”之后，蒋任总统，这时又有了所谓“取消总裁制”一说，意在解决一党专政的问题。陈布雷颇不以为然。一次，在党务座谈会上，陈布雷说：“过去设总裁制度的时候，我是不赞成的。因为那时候，的确还不需要这种制度。但是到今天，党内四分五裂，到真是非需要总裁制度不可的时候了。现在大家如果不赞成总裁制度，我却非主张维持总裁制度，加强总裁制度不可。”因杨玉清也是积极鼓吹“取消总裁制”的，陈布雷亦找杨谈话，明确表示：“今天天下大乱，正需要总裁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所以，总裁制度是非要不可的。陈布雷不赞成总裁制时，采取“沉默是金，沉默是银”的策略；陈布雷赞成总裁制时，则采取力排众议，大声疾呼的策略。仅从这一点，人们也就大体了解陈布雷在大独裁者面前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了。

“行宪国大”之后，陈布雷的政治行情再一次看涨，这也可以看作是陈布雷的一次回光返照。6月初，陈立夫请辞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一职，蒋命陈布雷暂代。随后，蒋再委陈布雷为总统国策顾问。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出现“总统国策顾问”的头衔，这是第一次。

因“行宪国大”期间，陈布雷工作过于紧张，脑力体力消耗太甚；加之各派势力为攻名夺利，相互咬斗，陈布雷在周旋协调之余，饱受刺激，精神每呈崩溃之势，夜间失眠现象愈显严重，服用安眠药的数量亦逐渐增加。过去每晚服用两片安眠药，即可睡足三四个小时以上，现在必须服用五六片安眠药，才能入睡，几个小时的睡眠全靠安眠药来维持。

陈布雷的贴身副官陶永标对主人起居十分关心，每晚总要等看见陈熄灯后才肯回到南京丁家桥寓所休息（距陈公馆所在的湖南路很近）。一天深夜，陶看到陈两眼熬得通红，神志疲倦，就缠着他非得上床躺下，困不着也闭目养神，不能再用眼力。陈布雷便向陶要了几粒安眠药一口吞下，朝床架上一靠，望着陶手中的药瓶叹道：“这瓶药给我一下子报销掉就好了，省得你再操心了。”

就这个时候的陈布雷来说，或许是还没有想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许是还没有想好选择什么时候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许是还没有想好选择什么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在他的潜意识中，大概已经想到了安眠药将是结束自己生命的最好的工具。

“入夏秋后”（一）

陈布雷曾在遗书中写道“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可见，夏秋之间，是结束陈布雷生命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按照传统的季节区分方法，1948年的5月5日立夏（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由此进入夏季。陈布雷所说的“入夏秋后”，当然是一个笼统的提法，不可能精确到某月某日。不过，认定5月为夏季的开始，大致是不会错的。而5月的时局，确实没有给陈布雷带来什么好消息。

5月4日，国民党统治区爆发本年度第三次涨价风，上海大米每担涨至470万元；次日，黑市美钞每元涨达100万元，黄金每两亦涨达4800万元之巨，均创本年度最高纪录。然仅仅过了一周（5月11日），上海米价每担突破600万元大关，为年初之六倍；黑市美钞每元创130万元新高，为年初之八倍；黄金每两涨达6300万元的天文数字，股票、棉纱及其他货物均在一日千里地飞涨之中。陈布雷每每看了这些消息，总有一种心惊肉跳、惴惴不安的感觉。

财政经济临近崩溃，政治危机则日益加深。5月8日，国民党行政院公布“剿匪”地区军政机构配合方案；5月19日，国民党政府撤销各地行辕，分别成立“剿匪”总司令部及“绥靖”公署；同一天，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修正后的《戒严法》，规定总统在情形紧急时，根据行政院呈请，有权先宣布戒严，然后提交立法院追认。并规定在戒严时期及戒严地域，当地最高司令官及军事机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陈布雷清楚，蒋先生借助于这个《戒严法》，已经拥有了将国家转入军事独裁体制的权力。

虽然国家政权机器日益适应内战需要，不断转入“剿共”体制，可是，军事局面却是日益不妙。5月17日，临汾失陷，国民党军2.5万余人被歼；6月3日，宛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1.2万余人被人民解放军席卷。5月18日，为遏止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空军持续轰炸开封城。报载：空军投弹达40余吨，死难平民达10万人以上，街头死尸枕藉，腥臭之气达160多米之高空。此举激起全国民众之义愤，各地纷纷举行哀悼和控诉大会。陈布雷亦感此举太过分了，两军交战，平民何罪？可叹的是，尽管蒋介石于21日亲飞郑州前线督战，开封仍于22日失陷，国民党军被歼达3.9万人。可见国民党的军事，已至不堪境地。

其实，“今春以来”，陈布雷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固然是一个方面；然“入夏秋后”自身处境，险象环生，亦是一个方面。对于这一点，陈布雷却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苦楚。盖因从5月1日开始，一个重要信号就已送达湖南路陈公馆，这就是多年来在陈公馆忠于职守的两名老侍卫，突然间被调离，另从蒋的侍卫队里调来了两名“生面孔”，负责陈公馆的警卫工作。

表面上看，这是对公馆警卫人员的一种例行调动，实际上，它是借例行调动而对陈公馆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陈琏刚被保释出狱不久，袁永熙也正在保释过程中，这个时候蒋突将陈公馆警卫调换，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其中的联系；同时，自陈琏夫妇被捕后，陈布雷“儿女都是共产党”的传闻，在国民党高层已被传得沸沸扬扬。尽管因查无实据，陈琏夫妇先后被保释，但在一些反共老人的眼里，都认为这只是蒋先生为照顾陈布雷面子而网开一面罢了，陈布雷女儿、女婿都是共产党的铁案，翻是翻不了的；加之，因陈布雷兄弟及子女多人“发红”，陈公馆早已成了保密局特务监控的重要目标，不能不对陈公馆采取必要的措施。即从最高当局蒋介石来说，一个著名的反共逻辑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蒋之同意陈布雷将陈琏夫妇保释，并非认定陈琏夫妇没有“涉共”嫌疑，而是因为尚没有获得“铁证”，不便久关不放罢了。然鉴于陈公馆的特殊地位，又不能不有所防范，以避免不测。

但是，这种事如何运作，的确比较棘手，关键是不能让陈布雷察觉已受到特务监视，否则极易弄巧成拙，酿成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令朝野惶惶不可终日。斟酌的结果，只能是借助“自然过渡”的办法，不显山，不露水地对陈公馆的警卫人员进行大换防，重新挑选特别忠实的侍卫人员，重新布置陈公馆的警卫，强化陈公馆的警卫工作。

按例，这次警卫换防工作，仍由国府警卫大队出面承办。首先是将原陈公馆的两名老警卫调往台湾（送就送远一点），新从国府警卫大队第四队挑选了两名侍卫，一叫胡宏猷（浙江奉化人），一叫王权（浙江嘉兴人）。两人都是南京黄埔路主席官邸（后改为总统官邸）的“御前侍卫”，不但是来自蒋介石家乡的子弟兵，而且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内高手”。

当事人胡宏猷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对这次换防作了比较详尽的披露。1948年4月30日，国民政府警卫大队第四队队长唐茂昊将胡宏猷与王权叫到办公室，说明湖南路陈公馆的两名老警卫已被调往台湾，队里决定由胡、王两人前往接替。唐反复交代说：“你们去担任陈布雷先生的警卫工作，我看你们两人比较忠实可靠，军事水平也差不多，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胡宏猷有国防部警卫团团长董兆钧的背景，我想你是不会捣蛋的。王权祖父是某团团长，和我常有往来，我看也不错。派你们去我是比较放心的，我希望你们两人好好干，切不可三心二意。”话虽然说得婉转，但是却很厉害，连背后保证人都讲了出来，那意思很有点株连的味道。

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胡、王由一位区队长带领，前往陈公馆接岗。区队长对胡、王讲了应当注意的种种事项，再三叮嘱不能出乱子，并说：“对你们二人，队长是比较放心的，你们要想想，这任务是何等之重大，布雷先生是何等样的人呀！他是我们蒋先生的唯一助手，还是中国命运的担负人哩！”从蒋官邸被降格陈公馆，胡、王初时还多少感到有点委屈，现在经区队长这么一提醒，才知道陈布雷的地位是这么重要，态度当即端正起来，表示要尽力担负这一重大任务，请区队长放心。

“大内高手”进入陈公馆，便开始熟悉了解各方面情况，先是晋见陈布雷及熟悉公馆成员。陈布雷在楼上办公，一般人不允许随便上去。胡、王由陈的贴身勤务严尚友带领上楼。严通报之后，胡、王向陈行了一个脱帽礼。陈一边说：“好，好”，一边站了起来，表示致意。晋见仪式便算结束。接下来，胡、王了解到公馆成员有：陈布雷，蒋君章（陈布雷秘书兼《中央日报》主笔），金省吾（总务），陶永标（随从副官），严尚友（贴身勤务），孟新洲（送信），冯德厚、李祥庆（厨师），徐近良（勤工），何仲明（收发），两名司机，一名书记（为陈布雷摘录、剪贴报纸）。加上陈的三儿子陈适（当时也住在公馆内），警卫胡宏猷及王权，总计16人。以后几天，胡、王便开始熟悉公馆环境及地形。公馆坐落在湖南路508号，坐西朝东。马路很开阔，但比较僻静，较少有车辆行驶。公馆两边都没有房子，南边围墙较长，围墙内都是树木野草。陈公馆并不大，进了两扇铁制大门，就是收发室和警卫室；另有几间平房，分别是秘书办公室，汽车房和仓库；仓库里有一块白底黑字木牌，上书：“陈委员布雷公馆”。据说，因陈布雷不同意挂出去，做好后，就一直放在仓库里。

陈公馆的主建筑是一座小洋楼。楼下是蒋君章的办公室和卧室，后半间是金省吾的办公室兼卧室，再后就是楼梯和卫生间。卫生间虽有瓷盆，但是陈布雷严禁用温水洗澡。楼下有一间会议室，是中央宣传小组召开例会的场所，摆着一张长方桌，放有十把靠背椅，墙角有一壁炉，也是多年不准使用了。楼上第一间即为陈布雷的办公室，靠窗有一个电钮，是叫喊侍者用的；第二间是会客室，摆着大小沙发和茶几；第三间是陈的卧室，靠墙有一张木制高低床，一只床头柜，两只旧木板箱。房间不大，却显得空空荡荡。据胡宏猷观察，整个公馆的灯泡都是60瓦以下的，没有一盏华丽的照明用具，亦不准使用电炉。房子前面是一片草坪，但没有植一株花卉。公馆内外，都深深地打上了主人气质及性格的烙印。

胡、王对公馆成员的活动规律也作了一番观察。发现公馆成员都是从各单位调来的，多数不在公馆住宿。无论白天黑夜，公馆里都比较安静，没有一点喧杂之声。陈布雷终日在楼上活动，每天6点起床，洗好脸，吃好早饭，就开始办公，从不下楼散步。陈外出较少，有时奉蒋谕去总统府或中政会一趟，一般时间都不长，大都不到两个小时。外出前，先由严尚友去汽车间按响喇叭，住在距公馆不到100米的司机及副官，一旦听到喇叭响，就会很快赶到，将汽车开到公馆门前等候。陈出现时，总是穿着一件黑色布长衫，右手按着嘴角上的香烟，左手伸得很直，不大摆动。小小的个子，迈着小小的步子，头发又长又乱，头一转不转地就上了汽车。公馆有两辆小车，一辆供陈专用，一辆供秘书使用。蒋君章是大秘书，这辆车也是他用得最多。

陈公馆基本上是一个男性的世界。夫人王允默住上海福煦路福明村48号，很少来南京。大女儿常住上海，小女儿虽常住南京，但不住陈公馆。胡宏猷回忆：陈的“小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两人经常出入公馆，见了我们总是笑脸对待，但没有同我们说过话。我只知他们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据工友徐近良告诉我，陈琏是共产党员，政府捉去坐了牢，陈通过各种渠道把她保了出来。陈琏回来时，父女在楼上相逢，陈琏哭得真伤心哩！”外人如何议论，也许并不足道。但是，在公馆警卫眼里，始终把陈琏当作一个共产党分子看待，这件事就非同小可了。这说明，陈公馆里确是笼罩着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

以陈布雷的敏感和多疑，两名“大内高手”突然进驻陈公馆，自然不会没有想法。但是，以他的聪明和谨慎，又不会在表面上有任何不满流露。因此，公馆生活虽一如常态，然在表面的平静下，却深藏着无限的恐惧与不安。在这一段时期，陈公馆里曾发生了两件自相惊扰的事件，亦可从一个层面反映这种高度设防与相互戒备的复杂心态。

一次，厨师冯德厚于晚间外出赌“沙蟹”，返回时已深夜1时许。他不想高声叫门，便爬墙欲入。不想胡宏猷从熟睡中惊醒，顺手拿起驳壳枪，便将子弹推上了膛。冯德厚听到子弹入膛的声音，顿时吓得屁滚尿流，当即滚下墙去，直到第二天才返回公馆。这件事的发生，虽多少有点误会，但也可以看出一点问题，即在冯德厚与胡宏猷之间，尽管同属公馆成员，大家天天见面，但关系却很冷漠。

又一次，陈布雷外出，秘书等人也不在。平时，两名“大内高手”总是将神经绷得紧紧的，趁着这个机会，决定放松一下。于是，或唱歌，或弹琴。两人玩得兴起，竟在围墙内的草地上摆上香烟罐头，打起靶来。因过于兴奋，竟未能听到汽车喇叭响。等到发觉，车子已开到大门口，让陈布雷撞了个正着。胡宏猷回忆：“陈进来只是向我们看看，没有说什么，可能是听到了枪声。陈上楼后，我马上问驾驶员和陶副官是否听到了枪声。陶副官笑笑说，你们好大胆，真想得出，怎么能在公馆里面放枪呢。”驾驶员亦说：“下次不许了。”胡回忆：“我们很怕陈追究，但他一直没提过这件事。”一般来说，按陈布雷谨慎自持的个性，对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即使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至少也要叮嘱一声：下次不得如此。然而，陈布雷这一次竟不置一词，始终保持一种沉默的态度，实属罕见。可知，陈布雷对这两位“不速之客”，有一种强烈的猜疑、戒备心理。表面上是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实际上是敬鬼神而远之。

其实，两位“大内高手”原本就没有把陈布雷怎么放在眼里。一次，胡宏猷与严尚友闲谈，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主任的相貌生得多难看，个子这么矮小，只有一米六，走起路来步子也迈不开，说起话来也不响亮，穿衣服更不成样子，头发老是这么长，为什么官还做得这么大，中国命运还在他手中，总统还要称他为先生？”忠心耿耿的老仆当即予以训斥：“你这青年人真不识相，你看主任鼻子生得多好！”胡问：“鼻子有啥大用场？”老仆接着说：“狮子鼻头摆中央，大富大贵当宰相。”一只狮子鼻头竟有这么大的作用，这是胡宏猷没有想到的，也是胡宏猷所不懂的，胡无话可说了。

“入夏秋后”（二）

进入炎夏，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国民党统治的形势变得越加严峻，陈布雷的神经亦越加衰弱。1948年7月6日，豫东战役结束，国民党9万大军被歼，中将兵团司令区寿年被俘；7月13日，兖州战役结束，国民党军6万余精锐丧失殆尽；7月16日，兖州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襄樊战役旋即结束，国民党军2万余人被歼，第十五绥靖区司令、特务头子康泽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阶下囚；7月21日，晋中战役结束，国民党军10万大军被歼，中将总司令赵承绶以下16名将军被俘，晋中地区连失十三城。

陈布雷看到这些战报，简直有点不寒而栗了。自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在山东孟良崮阵亡后，一年多来，多少将军阵亡，抑或被俘？陈布雷已记不清了。总之，从3月间兵团司令刘戡战死沙场，到这次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在晋中被俘，国军被捉牢或打死的高级将领，已升格到中将与兵团司令以上。再打下去，会出现什么情况，陈布雷不敢想象了。至于这次襄樊战役中被俘的康泽，虽说与陈布雷没有什么交情，但在担任三青团组织处长期间，曾经负过那么大的责任，亦与陈布雷有过很多工作上的接触，颇受蒋介石宠爱，现在竟也成了共军的阶下囚，这真是没有想到的。像他这样的特务头子，杀过那么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共产党会善待他么？大局不堪故人稀，许多故友旧识，都在一天天少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然而，陈布雷最感痛心的，是进入夏日以来，财政经济领域出现的崩溃局面。陈布雷从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那里得到报告：江苏各地，“近日物价波动，几为脱缰之马，不可制止。人心浮动，社会不安，尤以粮食一项关系民食，影响甚大”。并说：“惟查本省各地物价之涨落，直线上升，一般物价跟踪激涨，混乱情形无法制止，以致内地物价大受影响。顷据各县报告，粮食恐慌已成普遍现象，升斗之民惶惶不可终日。值此青黄不接之际，奸人乘机煽动之时，殊属忧虑。如沪市物价政府不从速作有效措施，则社会秩序何以维持。”陈布雷从7月12日的报纸上看到邮资涨价的消息，寄一封平信，需付邮资15000元。因币值狂跌，钞票不敷使用，政府将发行25万元面值的新大钞：黄金券。物价的暴涨，金融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财政金融危机，将国民党法币制度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陈布雷视此为挽救党国危机的背水一战。7月26日，陈布雷怀着希冀与焦虑，随蒋登上浙西莫干山，出席国民党财政金融特别会议。会议由蒋亲自主持，与会对象为：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行政、财政、金融界首脑。会议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明令宣布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汇，限期登记中国人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以达到整理财政，加强经济管理，稳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及国际收支的目的。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发行金圆券这样一个破纸片，将民间所存资财，一网打尽，借以支撑庞大的内战军需。

陈布雷虽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及总统国策顾问的双重身份与会，因不谙财政经济，几乎一言未发。其实，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陈心里面清清楚楚。上山之前，陈得到的数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及支出的5％；法币发行已达666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上涨了3492万倍。形势的严峻程度，可用“触目惊心”四字概括。陈号称“文胆”，不是“财胆”，对于莫干山会议拿出的这一套办法，究竟有多大作用？固不能说得很清楚，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即如果没有外援，又不能落下一场金雨，只靠搜刮民间有限的金银外币，以支撑内战军需这样一个无底黑洞，无非是一个杀鸡取卵的办法罢了。

悲观尽管悲观，陈布雷对贯彻莫干山会议精神，可谓是不折不扣，而且是“从我做起”。莫干山会议结束，《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还没有正式公布，陈布雷途经上海，在沪宅暂作停留，即对夫人王允默交代：我家的金器、银元，可以整理出来，准备兑换金圆券。并对夫人解释：“这是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马上就要颁布，我们要遵纪守法。”陈布雷深知自己家中这点金银，只是杯水车薪，无补时艰，但一石投水，死水尚有微澜，自己带头响应政府法令，涓滴为公，或许总能感动一下那些醉生梦死的党国要人和贪官污吏吧！

陈布雷回到南京不久，《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正式颁布，陈马上指示将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元法币兑换成金圆券3300多元。当时，上海大米每石价格为23元金圆券，11月9日，已狂涨到1800元，100亿法币兑换成的3300余元金圆券，已买不到两石大米。最困难的时候，弄到中央宣传小组工作人员的伙食费都发不出，不得不由陈布雷拿钱垫支，至月终结算时，名曰归还，实际上再移作下月的垫支。随作物价飞涨，伙食费支出天天爬高，陈布雷垫支的数目亦日益增大，后来由蒋君章等人瞒着陈布雷，走了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的路子，总算由总统府总务局设法解决。至于陈布雷将私人金器及银元兑换成的一点金圆券，更是付之东流了。

陈布雷不但自己带头兑换金圆券，而且还积极做好亲朋好友的工作。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副秘书长徐复观办了一个叫做《学原》的学术刊物，宗旨是借助倡导学术，达到批评时政，清除腐败，刷新吏治的目的，以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发行金圆券时，陈布雷动员他将办刊物的经费全部换成金圆券。徐复观不干，陈布雷沉痛地说：“复观兄不拥护国策，谁拥护国策？金圆券完了，我们也完了，还办什么刊物？”徐复观被陈布雷的一片“谋党”之心所感动，只好同意了。金圆券崩溃后，徐复观的经费化为乌有，《学原》杂志也被迫停刊。陈布雷痛心地说：“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事实上，大多数民族金融家也是受害者，真正得利的，只是以孔、宋家族为代表的大买办、大金融家，而最大的便宜，无疑是进了蒋家王朝的腰包。

8月初，蒋介石最后一次在南京亲自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陈布雷没有与会，但听到不少会议传闻。据说，蒋在开幕时发言，不但把两年来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且语气间充满了悲观沮丧的情绪，对前途完全丧失信心。蒋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中共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蒋为之警告：“现在‘共军’势力日益强大，而且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话，几乎就是3月间蒋在中训团党政班成立九周年纪念会上讲话的重复。陈布雷听到这里，心情为之一沉，自忖：自己还能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吗？

会后，陈布雷了解到两年来，国民党军计损失兵员300万人；损失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约7万挺，山炮野炮重炮共1000余门，迫击炮小炮共1.5万余门；损失的装甲车、汽车以及通讯器材等，亦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至于各种弹药的损失，已是数不胜数了。陈布雷听说，何应钦在会上报完了这笔流水账，与会的高级将领无不面面相觑，相顾失色，认为“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十年都解决不了他，现在共产党已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仗怎样打下去？”

其实，以陈布雷的眼光，真正的危险还不在这里，所谓兵员、兵器的损耗，固然痛心，但这些东西毕竟是有形的，可以统计得出来，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然而，军人的斗志，军队的士气，这些都是无形的东西，很难统计得出来，一旦失去了，也很难得到弥补。如果军队里弥漫着悲观厌战情绪，以至军心涣散，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收拾。这就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无论你有多少健康的兵员及优势的兵器补充进去，也会被它吞噬。陈布雷听说：凡从前方回来的军官，都说对共产党的仗很难打，不少人甚至得了恐共症，一打就逃。由于物价飞涨，军人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家属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亦有之，军人境遇一至如斯，还有什么斗志？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国民党军现在的状况，不等到共军来“屈”，已自先溃了，还打什么仗？

可见，军队丧失斗志，是失在政治，失在经济。然而，这只是陈布雷的认识，要命的是，蒋总统并不这样看。蒋总是认为，现在前方打败仗，是由于军人普遍存在害怕共军的心理，以至影响士气，这都是失在宣传作战不能配合军事作战。这在陈布雷听来，似乎中央宣传小组的召集人对国民党军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为了扭转这个局面，蒋在这次高级军事检讨会议上，着人散发了一本《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印刷品，要大家带回去对官兵讲解，内容仍然是什么：“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产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等口号，以此打破害怕共军的普遍心理，除去“心中之贼”，以期激励士气，挽救国家民族。陈布雷看了这个东西，心中真是感到无限的悲哀，无限的苍凉。

8月间，陈布雷目睹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江河日下的形势，为之黯然神伤。陈布雷想起去年夏天对《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哪里知道仅一年时间，国民党的天下竟弄得这样糟糕，真是一年等于二十年了。虽说天下事殊难逆料，但自己一生慎言，亦不至于说出这等昏话，可见自己的脑力，确已不堪驱使。

自此以后，陈布雷对自己越加丧失信心，终日自哀自叹，愁眉紧锁，心中抑郁，不能自解，以至情不自禁地说出一些凶险莫测的话来。一次，陈布雷无限哀伤而又满怀深情地对夫人王允默说：“我的病体拖得太久了，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而给予你的却太少了，无法偿还了。”王允默初以为这是老夫子的情绪抑郁所致，也就没有多想，只是善加劝导一番。谁知未过几天，陈布雷再次突兀地对王允默说：“先妣谢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见背，则四十九。我今年五十九，较先人之寿已长矣！”王允默一闻此语，如五雷轰顶，勃然色变，深感老夫子的这个话太不吉利了，莫非今年真是他的一大劫数？王允默不敢再往下想了。

事实上，陈布雷此语一出，已经有了一死了之的念头。

九月的异常

进入9月后，已临近中秋佳节。陈布雷的情绪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并提议要带王允默赴海宁观潮。9月中旬，陈布雷与王允默一起，先赴钱塘观潮。21日（农历8月19日），陈布雷观完钱江巨潮后，偕夫人返沪，顺道至杭州一游。在烟霞洞临江轩品茗时，陈回首自己二十余年来，在政坛浮沉，亦如钱江之潮，起伏跌宕，势不可遏，犹如天地造化之功，非渺小的人力所能左右。陈深为感叹地对王允默说：“我一生淡泊，与世无争，惟思报答领袖知遇之恩而已。”须臾，又哀不自胜地说：“常怀山林廊庙之思，恐此生不可得矣！”

等到陈布雷于9月下旬返回上海时，形势已越加险恶，大局更加不堪。华东方面，山东济南失守，守军王耀武所部11万余人被陈毅一网打尽。倘共军再下徐州一城，前锋就直抵南京了；东北方面，锦州范汉杰所部10万余人，被林彪大军所困，形势万分危急，蒋命参谋总长顾祝同亲往东北，监督卫立煌提师驰援；中原、西北、华北的战场形势，都已到了危如累卵的境地。

财政经济方面的消息更糟。本来，政府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已将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严令不得加价，号称“八一九防线”。等到陈布雷返回上海以后，发现一个多月的实施结果，全国各地的物价继续上涨，根本不受“八一九防线”的约束。即以经济中心上海来说，虽有蒋公子“经国兄”亲自坐镇，甚至不惜以铁血手腕进行弹压，但打来打去，打到的，仍不外几只苍蝇，并未打到一只老虎。表面上，上海的物价涨幅不大，然市面上货架空空如也，有价无市，形同无价。而奸商囤积，黑市交易等，比之“八一九”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布雷清楚：财政经济的崩溃局面，只在早晚之间罢了！

也就是这次在沪期间，陈布雷有过一次奇怪的举动。据陈的浙高同学张任天回忆：一天，陈忽然打长途电话给他，请他去上海，有事面谈。张在杭州工作，接到电话后，心中顿起疑云：这种事过去从未有过，究竟是什么要紧事呢？张当即乘夜车抵沪，赶到陈的寓所。只见陈原本消瘦的面容，如今更形憔悴，手中夹着一支香烟，坐在沙发上良久一言不发。张见状，心中的疑云更浓：急吼吼地打长途电话，要人家连夜赶来，却又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吞云吐雾，岂不怪哉？张到底忍不住了，不禁问道：“叫我来有何事？”陈听了，却答非所问地冒出一句：“任天兄，你年过花甲了，我要为你做寿啦！”

不错，张比陈大两岁，这一年陈59岁，张61岁。不过，张听到陈这样说，不免感到好笑，心想：民间素有做九不做十的习惯，真要替我做寿，就该提前两年。可见得他这个话，是言不由衷，抑或另有他意。想到这儿，张似乎猜到了陈的本意，当即说：“你今年五十九，做九不做十，你可以做寿，我将为你写篇寿序。”陈听到这个话，脸上若有喜色，又因为自己的心事被人窥破，而有些腼腆。陈换了一支烟，猝然而起，在屋内踱了几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询问张的意见：“我还能负荷得了吗？”

以陈的习惯，过去在浙高同学面前，常常表现得沉默寡言，小心谨慎。这一天陈的表现一反常态，与张大谈时局。陈直言不讳地说：当今的戡乱，与从前的北伐，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共较量，论“力”，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势”。（民国）三十四年胜利，三十六年制宪，三十七年行宪，从训政时期过渡到宪政时期，这中间脱了节。贪赃枉法，兵骄将逸，自己不争气。与其说败于人，不如说败于己。

张也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坦诚相告。临别时，张还为陈背诵了一段《诗经》：“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民亦劳止，讫可小息。”意思是劝陈早日摆脱国民党统治集团。陈摇摇头，表示自己不可能做到了，同时从兜里摸出万金油，用力向额角及太阳穴抹去。随后，陈弯着腰，把张送出门口，与张紧紧握手告别。

返回旅馆的路上，张仍没有解开这个闷葫芦：陈为什么要把他从杭州叫到上海？为什么心血来潮地要为我做寿？我说为他写寿序，为什么他表现得若有喜色，而又若无其事？“我还能负荷得了吗？”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张想来想去，终究没有答案。只是觉得：陈布雷的举动很有些异样。两个月后，从南京传来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张在震惊之余，始恍然大悟！

从上海乘车返回南京，陈布雷精神萎靡，在卧铺车厢里缩成一团。车中，恰遇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左客气询问：“布雷先生，近来贵体如何？”陈直言相告：“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已用到不能再用，从前偶然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确已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言下不胜凄然。陈布雷所说的这部机器，固然是指他自己的精神体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隐指国民党政权这架机器。

返京以后，陈即抓紧校录、整理蒋总统大事年表。作为蒋的私人秘书，陈布雷先后为蒋整理、校阅了《自反录》、《日记》及其他蒋氏自撰的文章篇目。1947年2月，又出任溪口蒋氏家族修谱副总裁（总裁吴稚晖只是挂个空名），具体主持修谱事宜。陈实在忙不过来，请出浙高同学、文史书法均佳的沙文若（孟海）先生帮忙，这才能把修谱的工作承担起来。1948年7月，陈布雷着手蒋总统大事年表的整理、校录工作。接手后，虽身体不佳，但冥冥中觉得自己的时间已经有限，仍抱病工作，连日不辍，勉力支撑，经三个月努力，终在10月中旬将这件事做完，了却了一大心愿。

此间，从夫人王允默，到兄弟及子女辈，似乎都看出了陈的一些异样，也都对陈的状况深为忧虑，王允默等亲属曾两次代陈到济祖塔院及观音阁求签，以祈求神示，预测凶吉。据说，一次求得“氏宿第三灵签”，一次求得“观音灵签”第九签，两次均为上上签。大家都深感欣慰，陈一度也面有喜色。尤其是观音灵签第九签的签语为：“劳君问我心中事，此意偏宜说向公；一片灵台明似镜，实如明月在当中。”

人在倒霉的时候，总希望能出现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将自己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祈祷神示的原始冲动。陈布雷亦不例外，当他看到两签均示吉兆，虽不完全相信，但毕竟是个安慰，尤其是观音灵签中一句：“一片灵台明似镜”，令他大感兴趣，觉得那正是自己刻意追求的一种奇妙心境，很有一点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味道。

只是，陈布雷转念一想，觉得照自己现在这个倒霉的状况，至少目前尚看不出有改善的前景，然两支上上签都把未来说得如此美妙，大可令人起疑。况两个签都是夫人等代求，未知不是她们的刻意安排，那样岂不是欺神自欺！这样一想，陈布雷打定主意，自己亲去一次，以填心灵的空白。陈布雷17年前的那次求签，得了一个“官非宜解”的签语，后经大哥陈屺怀巧为剖解，方觉非常“灵验”。这一次虽然是物故人非，但观音也还是当年的观音，求签人也还是当年的求签人，想来还会“灵验”的。

这一次，陈布雷只让副官陶永标一人陪同，“打枪的不要”，悄悄地来到观音阁。在观音像前，陈诚心祈祷，请求神示，抽得一签，打开一看，不觉惊呆。此为“观音灵签”的第三签，签语为：“冲风冒雨去还归，役役劳心似燕儿；衔得泥来成垒后，到头垒坏复成泥。”陈布雷自忖：这真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定数，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20多年前的《商报》时期，自己取别名“畏垒”。此后，便投身蒋幕，在笔札文章方面略尽微薄之力。现在想起来，一生遭际，“冲风冒雨”，起起伏伏，与签语中的“燕儿”何其相似；亦无日不是“役役劳心”，为中华民国，也为蒋介石，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恰似“燕儿”的呕心沥血，日复一日地衔泥垒窝。然“成垒”之后，又复如何？到头来还不是“垒坏复成泥”？以自己今日的处境，抑或以国民党今天的情势而言，亦如《左传》中所说：“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这真是人生的一个伏笔，从“畏垒”，到“成垒”，再到“垒坏”，一个轮回。先贤有言：“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今天，国民党的大厦即将倾覆，正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必定是一损俱损，一亡俱亡。自己的出路何在？这不是说得明明白白了吗？

陈布雷拖着软软的步子，缓缓地离开了大殿。潜藏在胸中的最后的一点希冀，似乎又被哪个冥冥之中的神示，摧毁得干干净净。

油尽灯枯10月间

1948年10月，是蒋介石的大陆统治面临冰山倾倒的一个月；也是陈布雷的生命之火即将油尽灯枯的一个月。对于陈布雷来说，国家、个人，两方面都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走进10月，可以说，每天各大报刊的重要版面上，都登满了令陈布雷心惊肉跳、饱受刺激的事件。2日，上海发生抢购风潮；5日，风潮波及南京、杭州、无锡；半个月后，蔓延全国；3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限价政策，所谓“八一九防线”宣告崩溃，由此标志着国民党财政经济已彻底完蛋。与此同时，军事上也出现了雪崩一样的局面。15日，东北重镇锦州失陷，国民党十万精锐被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在长春率部投降。至此，东北仅剩下沈阳一城，孤悬关外，辽阔无垠的东三省，实际上已成中共的囊中之物。美联社则从南京发出电讯：“（国民党）在满洲的严重败北，已使南京突呈紧张，人们已公开谈论着政府迁移的可能性。”

这样的局面，对陈布雷带来的刺激可想而知。在这一阶段，对陈布雷的思想情绪及生活状况最为了解的，当数蒋君章。当时，蒋君章虽兼有《中央日报》主笔及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教授等职，但本职仍为陈布雷办公室机要秘书，并住在陈公馆里，为陈布雷处理重要信函往来及日常事务。据胡宏猷回忆：“陈布雷的工作繁重，所以得依靠有水平的蒋君章来协助。一般往来客人由蒋君章接待，很多公事也由蒋君章办理。陈会见的客人很少，除陶希圣、张治中、邵力子、陈果夫、陈立夫、张群、孙科、居正、陈诚、周宏涛、翁文灏、莫德惠等高级官员外，其他如省主席或大学校长等，都由蒋君章接见。省主席以下如大学教授、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蒋君章先生也没有时间去接见，只是让他们在收发室登个记，留张卡片，蒋君章看过登记本之后再告诉陈。若觉得有必要见，再打电话通知他来。即使谈话，一般也只有几分钟。”胡并回忆：“各报馆的新闻记者都想采访，但陈都不予接见。唯有《中央日报》的年轻女记者张明，自己驾驶一辆小吉普车前来采访。因蒋君章是《中央日报》主笔，所以蒋君章与她谈话，每次都有一小时以上。出去时蒋君章还送她出大门。”

以蒋君章的身份，应当说，他对陈布雷逝世前的情绪变化，是知之最详的第一人。以此可知，蒋君章的下述回忆，是具有相当权威的。蒋君章说：“（布雷）先生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形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蒋君章的这个回忆，仍然是表达得相当温和的。其实，不要说陈布雷了，就是蒋君章本人，当时也是悲观失望到了极点。胡宏猷回忆：“蒋君章秘书每天早上6时起床，先打太极拳。他从未训过我们，有时还与我们谈谈话。有一天夜晚，我和徐近良同坐在他房间里，蒋谈起形势来，说济南失守，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兵团司令黄百韬战死，形势十分险恶，看来国军难于取胜，我们总是要落在共产党手中。目前吃的政治饭，以后是要去踏三轮车的。”胡特别提到：蒋君章也是“一副消极的样子。他入睡前，也要吞服三粒安眠药。陈布雷的情绪，在蒋秘书身上也可以反映出来”。

就连蒋君章都有了“总是要落在共产党手中”的心理准备，并有了“踏三轮车”的打算，而以陈布雷这样多愁善感的国民党要人，其心境之恶劣，精神之痛苦，情绪之糟糕，更是可以想见。仅从蒋君章所用的“情绪非常不宁”、“居恒郁郁不乐”等语中，也多少可以看出陈布雷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境。蒋君章从照顾陈的身体及精神状况出发，不得不对外部形势加以封锁：“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其余的“书面陈述”、“当面请见”、“电话互谈”等等，对不起，统统由蒋君章代为接见或处理。而蒋君章的秘诀，也不外是一个老法子：把“各方意见”或“各方建议”，统统来一个“留中不发”，让陈布雷眼不见为清，耳不闻为静，“以免刺激先生”。

但是，蒋君章的“封杀政策”，也只是封杀了“各方意见”和“各方建议”，还有些渠道是封杀不了的，这就是各种报纸杂志等。陈布雷是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为国民党舆论宣传的最高主管，每天看报，就是他的专业，不但各种各样的报纸，每天都有专人送来；而且蒋君章等人把《中央日报》、《申报》等重要报纸看过后，还要选出重要文章或重要段落，做上记号，交书记人员剪下后，贴在一本簿子上，呈陈布雷阅读。可见，陈布雷每天通过读报，对大局了如指掌。

除了报纸这个渠道不能封杀外，“一、二排闼直入的熟客”，也是不能封杀的。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局势的日益崩溃，国民党内以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为代表的主和派势力抬头，他们强烈主张国共和谈，停止内战。然而，因党内好战势力依然强大，尤其是蒋的态度最为顽固，故邵、张等人的主张，一时难以直达天听。邵、张开始寄希望于总统国策顾问陈布雷，企图将他搬出来，到蒋先生面前去“攻关”，说服蒋接受停战言和的主张。

胡宏猷等人回忆：“这一段时间里，邵、张等人频繁地出入陈公馆，一谈就是半天。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题为《政府能战能和》的讲话，文章就是陈布雷熬了几个晚上写出来的。陈布雷一方面接受了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的请求，逢机会就与蒋介石谈和谈之事，一方面又替蒋介石写出这样的好战文章，身心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并说：“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看到陈唉声叹气，他与下属谈到：抗战八年，用尽了精力，终于取胜了，今天的‘戡乱’，难以成功啊！他的情绪越来越坏，香烟也越抽越多。但邵力子、张治中求和心切，每天都来到陈公馆，陈显得进退两难。”胡在这里所说的“进退两难”，难在什么地方？当然是难在战又战不了，和又和不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为之效尽犬马之劳的国民党政权彻底覆灭，而自己亦将俱损俱亡，这正是陈布雷的“进退两难”所在。

以此看来，蒋君章奉行的“以免刺激先生”的“封锁政策”，固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效果终究有限。而最令他头痛的是：“有的根本瞒不住的。”比如粮食问题，粮价一天天往上蹿，当局还在信誓旦旦地实施限价。结果，粮商把粮食售出后，根本无法以原价补进，从而损失极大。商人固然唯利是图，但千做万做，蚀本不做，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商人不赢利，还叫什么商人？这样一来，乡间的粮商不肯进城交易，只肯在城外待售；城里的粮商也是吝而不售，而将粮食暗中转入黑市交易。10月间，市面上已经买不到粮食及许多日用品，市民生活失去基本保障，心理大起恐慌。于是，饥民开始铤而走险，成群结队地涌到粮店门前，捣毁大门，打开粮仓，抢米风波由此发生。当局自然有的是办法，不久前公布的《戒严法》，正好用来对付这群饿民，不惜以枪杀来实施弹压。陈布雷居住的湖南路508号公馆，紧邻山西路。陈布雷打开后窗，就可以看到山西路一带的粮店。10月以后，这里经常发生抢米风波，呐喊声、厮打声、枪声等等“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这真是一幕痛绝人寰的人间惨剧。陈布雷出身报人，对民众心理的重要性，比一般人有更深切的认识和把握。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幕惨不忍睹的“饥民抢米图”，对国民党政权意味着什么？对蒋介石的统治意味着什么？对他这二十余年来为之呕心沥血的贡献意味着什么？对他这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追求又意味着什么？正是在这些方面，陈布雷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十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11月2日　一个不眠之夜

中国人有句老掉牙的民谚，叫做：“好死不如恶活”；亦称：“轻生不如忍死。”是说与其无痛死去，不如忍痛活着。毕竟，对于一个人来说，拥有生命的机会只有一次，一旦轻弃，不可复有。一个人若是选择“自杀”这种方式，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是一种非理性的举动。

就陈布雷而言，虽说轻生的念头，“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但说到把这个非理性的念头，变成一种举动，毕竟是在进入11月之后。也就是说，陈布雷此前虽有种种生不如死的念头，但并没有将这一念头付诸实施。对于他来说，拥有生命的机会，同样只有一次。出于一种本能的对生命的留恋，他不得不斟酌复斟酌，彷徨复彷徨，千思万思而后行。然而，当陈布雷走进11月之后，这才发现，他已经被逼到一座生命的孤岛上，生机绝望的浪潮，正从四面八方向他铺天盖地般涌来。这个时候，对于陈布雷来说，死，已经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了。

从气质方面来说，陈布雷身上充满着理想主义；因此，陈布雷的轻生之念，正是他的理想破灭后，所出现的一种合乎自然的结果。其实，我们只要简单翻一下1948年11月上旬的政治日历，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站在陈布雷的那个位置，产生轻生之念，走上自杀之路，正是一种必然结局；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翻开11月上旬的政治日历，我们就会看到如下一幅图景：

1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路透社从南京发布电讯：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20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

2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军精锐47万余人被歼，东北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乘胜入关，直迫平津，中原震荡，京师摇动。

3日，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向行政院长翁文灏递交辞呈，以币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国民党“新经济政策”彻底失败，其直接后果是：被陈布雷寄以最后一线希望的翁内阁由此倒台。

4日，上海连续发生抢米事件，《中央日报》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指出国民党政权日益失去人心，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腐败。《中央日报》认为挽救危机的最根本的关键，在于收拾人心，政府必须做几件大快人心之事，来振奋沉闷已久的人心。社论最后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中央日报》以这种口吻讲话，实属罕见。考虑到蒋君章兼《中央日报》主笔一职，不难揣测，这篇社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陈布雷的观念。

5日，南京数十名大学教授联名上书蒋介石并函毛泽东，呼吁和平。

6日，淮海战役开始，这将是摧毁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最后一战”。

7日，美国大选揭晓，蒋介石为之助选的美国纽约州州长竞选失败，对援蒋持冷漠态度的杜鲁门总统连任。当日，上海米价已涨至每石500元金圆券，与限价前每石23元相比，已上涨22倍。两日后，更上涨至77倍。

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讲时斥责“求和”主张，大骂“主和者”丧失了民族精神，没有人格。

9日，南京饥民发生抢米风潮，京沪线及沪杭线1.2万铁路工人因无米下锅而举行总罢工。

10日，蒋介石连下四道金牌：一、电令南京卫戍区宣布戒严令，其面积为：东至上海，西至安庆，南至杭州，北至蚌埠；二、下令将丢失沈阳的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撤职查办，并予以软禁；三、下令由徐堪接任“币制改革专家”王云五的财政部长职；四、秘密下令教育部长朱家骅及外交部长王世杰等人，将故宫博物馆、中央博物馆、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的所有国宝，同时运往台湾。一周前，蒋还严词斥责陈布雷关于罢战言和，确保半壁江山的和议，为投降主义的论调。然而，蒋现在已决定将整个大陆丢给共产党，并开始实施逃亡台岛的具体部署。

如果说，11月上旬的政治军事形势，只是为陈布雷产生轻生之念，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那么，陈布雷因主张言和而遭蒋训斥，并在宣传作战问题上的消极举动，则是为他自己敲响的最后一记丧钟。

事情源于11月2日的那个不眠之夜。

10月间，蒋为指挥辽沈战事，三次飞抵沈阳督战。有人说，这一个月，蒋几乎是在南京、上海、北平、沈阳等地的空中度过的。最后一次“御驾亲征”结束，已是10月30日，距人民解放军攻陷沈阳仅余两日。所以，当沈阳失陷的消息传来，一方面是操劳过度，力竭精疲，不能自持；一方面也是惊骇莫名，急火攻心，不能自解，以至蒋吐血不止、卧床不起了。以蒋的强健体质来说，出现这种“躺倒不干”的情形，在其一生中，实不多见。

蒋“龙体”欠安，事关党国安危，以陈布雷的爱主之心，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11月2日，陈布雷夜访黄埔路总统官邸，进行探望。蒋躺在“龙床”上接见，虽没有起身，但态度也还谦恭：“布雷先生，仅劳枉驾，”蒋客气地说。“与卑职不同，介公是从来不生病的。介公的健康，就是党国的幸福。”陈布雷真诚地说，言语间颇有忧患。

其实，陈布雷此行，看望固然也是看望，但也还顺带着另一个目的，这就是作为国策顾问，对于“危矣殆矣”的时局，久有“大计”，只是不宜在公开场合直言，故挨到这次单独晋谒的机会，当面向总统贡献，以补时艰，挽救国家于万一。

蒋总统老于江湖，虽在病中，但对于陈布雷那种迟迟疑疑的神色，一双鹰眼早有察觉。况且，以陈的小心谨慎及弱不禁风，若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在深夜奔波劳碌的。白天，东北全境失陷；深夜，陈只身来访，显然是有话要讲了。“布雷先生，对时局有何高见？”蒋单刀直入地进行垂询了。果然，陈布雷嗫嚅着说：“依卑职之见，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蒋介石心头一惊，难道就连陈布雷也对党国失望了么？蒋以锐利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这个一贯忠于自己的信徒，第一次有了一种生分的感觉。蒋开始愤然了，不过，看着20年来和衷共济的情分，蒋虽有不豫之色，也还是按捺着性子问道：“依你之见，不就是要与共产党握手言和么？”蒋本想使语气尽量平和一点，但说出口后，却是冷冰冰的，犹如一块冰块掷了出去。

陈布雷明白在这个时候向蒋提出言和主张，不啻逼蒋作城下之盟，无疑刺在蒋的痛处了。但一言既出，恰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得硬着头皮，一边躲开蒋的那股咄咄逼人的目光，一边字斟句酌地回答：“目前形势不同于北伐，将衰兵疲，人人厌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若保得半壁江山，将来还可重振旗鼓，统一全国。”陈自己也清楚：以目前情势而论，半壁江山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统一全国”？他觉得这句话说得有些言不由衷，但当着蒋的面，又不能不这样说下去。

其实，蒋在听到“半壁江山”几个字时，就已经头皮发大，满脸都是不屑与讥讽之色，陈布雷后面说了些什么，竟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蒋自忖：他这是叫我向南宋的高宗皇帝赵构学习，做“赵构第二”哩！赵构改杭州为临安，临安！临安！求得一时之安。蒋想到这儿，突然对眼前这个多少年亲密无间的忠实幕僚有了一种鄙夷的感觉，当即不客气地训斥起来：“自古以来，没有平分天下而能持久者。非战即和，你死我活。我就是瞧不起一打就倒、不打自垮的软骨头。先生什么时候同那些失败主义者走到一起去了？”

陈原以为：蒋即使听不进去，也不过是叫陈不要悲观泄气罢了，何曾想到蒋一开口，竟是一番毫不留情的当面羞辱，使陈几乎无地自容，目瞪口呆地愣在哪儿，半晌无语。蒋看到陈布雷这个情形，知道自己说得过于严厉了，始压下火气，稍加抚慰说：“布雷先生，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目前战局确是不利，国民党可能被打败，但决不会被消灭，布雷先生不必如此悲观。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事到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

听说蒋、陈话不投机，宋美龄赶来转圜了。宋以女性的细腻和体贴，关切地问询：“布雷先生贵体如何，失眠症见轻么？”“不见轻，每况愈下。”陈本是据实而答，但蒋、宋都听出了一种赌气的味道，一副余怒未消的语气。

“你该休息了。”蒋这是端茶送客了；或许也是关照陈布雷在病中要注意休息吧。不知为什么，陈布雷却听出了另一种意思，那是一种心理暗示？陈随即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又一次听到蒋在背后叮嘱：“你该休息了！”

在返回陈公馆的途中，陈布雷一路上都在念念有词：“成败在天”，“你该休息了”！回到公馆，秘书蒋君章看到陈的脸色十分难看，口中还在不断念叨什么，问他是什么意思，陈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蒋君章心里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倏然间袭上心头。

11月2日夜，对于陈布雷来说，几乎就是一个不眠之夜。晚间，蒋说的那些话，总是不断在耳边回响：“成败在天”，“你该休息了！”蒋公说得不错，成败在天，我是该休息了。他想起“观音灵签”的签语：“冲风冒雨去还归，役役劳心似燕儿；衔得泥来成垒后，到头垒坏复成泥。”他又想起张任天9月间为他背诵的诗句：“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民亦劳止，讫可小息。”“观音灵签”这样讲，张任天又这样讲，今天，蒋公也这样讲，也许，这就是天意。天意是不可违抗的。

也许，正是在11月2日夜间，陈布雷作出了彻底“休息”的决定。

11月8日　决定最后命运的日子

其实，在国民党内，若以对中共的立场而言，陈布雷固然不以强烈反共的鹰派立场著名，但也绝不是一个主张联共的鸽派人物。平心而论，陈布雷与国民党内代表“民主派”立场的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私人情谊固然很深，但一旦涉及对共关系，很少有共同语言。在国民党政权即将覆亡的最后时刻，陈布雷成为“求和者”，主张与中共言和罢战，并不是陈的反共立场有了什么变化，只不过基于其忠蒋拥蒋的一贯信念，企图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危亡罢了。

然而，陈之初衷，不但未能见谅于蒋，反遭蒋猜忌与训斥，这真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心境，以屈原来比照，大可以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其内心的痛苦，真可谓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

随后的几天，陈布雷躲入楼上，整日心神不宁，思前想后，缄默不语，抑郁不可终日，灵魂和肉体都处在煎熬之中，精神近于崩溃状态。据陈布雷身边的人说，这段时间，陈一反过去埋头书桌的习惯，往往公文没批完，又去看报纸；报纸没看完，又去做其他事情。完全是一副神不守舍、魂不附体的样子。秘书蒋君章、副官陶永标等人，多次看到陈布雷手夹烟卷，吟着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语极苍凉。

陶永标是最早发现这些异常现象的亲信人员之一，为此将陈布雷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及时地告诉了陈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两兄弟当时都在南京任职，闻讯相继前来抚慰兄长：“百事要看得浑些。”同时，陶还将陈的情形函告王允默。王亦频频来函开导。随后，王又从上海赶到南京，亲自对陈加以照拂。王并将陈的四弟及另外一些友人找来，共同做陈的工作。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陈布雷是因时局而忧虑过度，因而担心也多出于考虑陈布雷的健康，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事情会那么严重！

恰在此时，陈布雷妹妹陈瞻华的独生女在上海举行婚礼，陈安排王允默代表自己赴上海出席并祝贺。当时，大家对陈的这一举动，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事实上，陈之此举，深藏机心，目的是将王允默支开，便于自己顺顺当当地实施自杀之举。陈并拜托妹夫翁祖望陪同王允默同行赴沪。初时，王允默对此行似有迟疑之色，陈看出了夫人的疑虑，当即劝导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和亲友们会会。”王允默想想也对，况陈布雷十分看重亲情，外甥女结婚，若布雷和自己都不到场，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然何曾想到此行竟是与丈夫的诀别。

11月8日，星期一，陈布雷开始进入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周。按例，这一天是国民党党政机关举行总理纪念周的日子，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监察委员、立法委员等头头脑脑，都被通知到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聆听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训示。在这次讲演中，蒋一上来就是破口大骂，斥责主和派的立场是向共产党投降的表现。蒋骂道：“今天这些人抹杀了国家的利益，丧失了国民的立场”，“要贻害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永远作异族的奴隶牛马”。“国军戡乱剿共”方针早已确定，必须全力贯彻到底。蒋并发狠：“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尤其三十余年来对任何战役在发动以前无不郑重决定，一经发动则无论经过任何挫折困难和失败，必须奋斗到底，以贯彻到底。”

其实，蒋在这里所斥责的主和派，主要还不是指斥陈布雷，更不是指斥陈布雷一个人，而是指斥主张罢战言和的一批党内外高级干部。张治中就曾说到蒋在这一天的讲话，是对其提倡和议的严厉拒绝。只是，陈布雷觉得蒋在11月2日晚间对他的训斥，犹在耳边回荡，这就足以让他对号入座了。陈之倡和，其初衷本出于“武死战，文死谏”这样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信念，正所谓：“君莫大于纳谏，臣莫大于进言。”然而，陈的这颗忠心，竟被蒋斥为是出卖党国利益、向共产党投降的叛变行为，这对陈布雷的精神打击，真可以说是一次“犁庭扫穴”，陈布雷在心底深处残存的一点希望之光，就此被彻底扑灭了。

蒋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反共决心，在这次演讲中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即“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此语一出，更是满座皆惊。此前，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九一八以后的十七年来，中国无一日不可亡，而其所以还没有亡，只是靠“总理在天之灵”。11月2日晚间，蒋当着陈布雷的面，亦曾流露了“成败在天”的无奈。蒋在这种日暮途穷的时候，一切都玩不转了，只剩下一个指望：对“总理在天之灵”及“成败在天”的祈祷。其实，恐怕蒋自己也明白，不要说有没有“总理在天之灵”，也还是个未知数；即使有这个“灵”，总理到底是什么态度，是庇护共产党？还是庇护国民党？恐怕也还是个未知数！当年，如果不是蒋背叛了总理手订的“三大政策”，孙先生一手开创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事业，会弄成这个糟糕的局面吗？

“双八年”的预言，也许只是把别人吓了一跳，却把陈布雷惊呆了。八年抗战，国家民族已经经受了一场惨重的损失，还能再经得住一次八年内战吗？再说，不但党内现在有人倡议国共和谈，罢兵息战，休养生息，而且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势力，也在为结束内战而积极奔走。这种时候，如果将“‘剿匪’也要八年”讲话公之于众，岂不是既有违民意，又表明国民党拒绝和谈么？

据此，陈布雷当天在整理蒋的这份讲话记录时，当即略去了这两句话。岂知这两句话，被蒋视为得意之作，亦被看成这次讲演的核心，现在竟被陈布雷腰斩，大光其火，坚持非保留不可。蒋以咄咄逼人的眼光紧逼着陈布雷说：“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整理，不准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蒋背着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口里念经似地说：“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

蒋氏这一骂，陈氏简直是不知所措了。在过去，蒋的讲话记录稿大都交陈整理润色。陈有不同意的地方，也有修改或略去的；蒋如果不同意，还可以再改过来。这种事情经历多了，也就习以为常，蒋、陈都不足为怪了。总之，不管遇到哪一种情况，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蒋不会严厉训斥陈布雷。即以11月2日晚间的那次谈话来说，陈建议与中共言和，以保半壁江山，惹得蒋大不快，并当场将陈训了一通，那也就算从来没有过的严厉了，但也没有像这次这样，不但声色俱厉地高声呵斥，而且肆意讽刺挖苦，实为陈布雷平生所未有。陈长期患有“心疾”，心理承受能力之弱，早已到了不堪一击的境地。有时一句流言袭来，也会弄得他心情阴郁、愁眉紧锁，多少天不得开心，哪里经受得住最高当局这般无坚不摧的冲天一怒，陈布雷几乎是心胆俱裂了。

这一晚，陈布雷满脑子都是挥之不去的呵斥声：“你现在怎么啦……一点也不能用啦……破釜沉舟……抗战八年……‘剿匪’八年……”此后，陈布雷的神经开始进入高度亢奋状态，脑子时而清醒时而错乱，常常是答非所问，语不达意，言不由衷，完全是一副末日景象。据陶永标说：蒋在11月8日的演讲，决定了陈布雷的最后的命运，“也许在这一天，陈布雷才决定了自杀的具体措施和日期”。

11月10日　共进“最后的晚餐”

其实，陈布雷的处境远不止如此糟糕。11月8日之后，陈布雷在蒋介石面前又一次发生了失态之举，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其“自杀计划”的实施步伐。

入秋以后，蒋介石鉴于国共军事形势逆转，江山即将易帜，一时惊恐无状，只得临时抱佛脚，想出了一个与中共进行总体作战的“高招”：交代陈布雷火速起草一份“战时体制纲领”。

这件事真让陈布雷为难，国共斗法斗了二十余年，什么点子没有想过？什么手段没有用过？可是，还是让共产党一步一步地壮大起来，以至形成今天的燎原之势。过去国共力量那么悬殊，国民党都没能把共产党消灭，到了今天这个境地，还来奢谈什么“总体作战”，岂不可笑？然蒋命不能不遵，陈布雷只好硬着头皮“接旨”，与“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等人反复研拟。结果，大家都是黔驴技穷，拿不出一点办法。据陈训慈回忆，他最后一次见到陈布雷，大约是在11月10日或11日。这一天，陈布雷向他倾诉了自己近来最为苦恼的一件事：蒋要他草拟一份“战时体制纲领”。陈布雷恨恨地抱怨，连蒋“自己也讲不清楚”，我如何写得出来？但陈布雷又怕蒋不断地来电话坐索催促，言下不胜沮丧。

当时的情形，蒋对这份“战时体制纲领”确是紧追不放，催索甚急，以至数次把电话直接打到陈公馆，逼陈交卷。此间，陈布雷或许是脑筋亢奋失控，或许是情绪激动厌倦，或许是恨蒋无理催逼，或许是已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总之是，当蒋一次次把电话打给陈布雷，催命鬼一样坐索追讨，并予以严词切责时，一下子将陈惹火了。在电话中，陈高声抗辩：“我不会办！”

话一说完，陈布雷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严重失态，今天竟敢厉声说出“我不会办”，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事。陈布雷想到这里，腿根都发了软，当即召蒋君章上楼，一下子授以三案，要蒋君章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陈颇感失言之痛。蒋君章回忆说：“越一日，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决无责怪先生之事。”

蒋君章的这个辩解，颇有些欲盖弥彰，越描越黑了。即以蒋秘书的理论来推断：陈的“厌世”，并非源于最高当局的“切责”，而是来自“油尽灯枯”之后的“无力辅弼”。既如此，陈布雷在无力交卷的情况下，最高当局何以要“数次以电话相促”？况且，“先生精神脆弱”，亦非一日；所谓“无力辅弼”，蒋也不是不知道。既如此，最高当局何以还要交代陈布雷起草“战时体制纲领”？若非蒋的坐索与切责，陈何以会有“油尽灯枯”之叹？又何以会有“无力辅弼”之感？可见，蒋秘书在这里是以己之矛刺己之盾了。

其实，蒋君章亦有自己的难处。一方面，陈布雷“油尽灯枯”，以至“轻生”的真相，他不得不说；另一方面，最高当局的忌讳，他又不能触犯，以免砸了自己的饭碗。据此，蒋君章只能犹抱琵琶，半遮半掩，环顾左右，欲说还休。事实上，如果蒋君章真为最高当局讳，又何必披露“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这个事实！可见，蒋君章在这里也只是玩手段，毋触蒋怒而已。“我不会办！”这是陈布雷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蒋介石说“不”。陈的失言及失态，从现象上看，或许可以作为特例，并不代表陈布雷性格的主导方面。然而，即使是“这一次”，也可以看出一个事实：蒋、陈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11月10日晚，陈布雷与陶永标共进“最后的晚餐”。晚餐过程中，陈与陶谈了不少情况。从这次谈话的内容分析，显然这是陈布雷在“长行”之前，对陶永标举行的一次“答谢晚宴”。据陶回忆：这一天适几位同事都不在，陈布雷提出要和他共进晚餐，陶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往常用膳，陶总是等他用完后再用，这倒也不是拘于“主仆”之间的等级关系，事实上，陈一向是不计较这一点的，陶主要是顾虑到陈的牙齿不大好，进食须细嚼慢咽，而陶习惯于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解决问题，如两人一起吃饭就不大协调。于是，当陈邀陶共进晚餐时，陶初时还想推辞：“我去找蒋君章秘书来陪你吧。”但陈根本不由陶作主，并说：“叫你来就来了，不必再啰唆！”恭敬不如从命，陶只得拿了碗筷，在陈的对面坐下。陶后来说：“没想到，这竟是我同陈布雷的最后一次共餐。”

饭间，陈布雷不时询问陶的家庭生活方面的情况，并清楚地说出陶几个孩子的名字，陶将家庭情况一一详告。陈问陶经济上有什么困难？陶答总能对付。陈对当前兵荒马乱、物价暴涨的局势表示担忧。最后，陈说：“你忠心耿耿跟着我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我是两袖清风，你和你家属也从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以为很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此语一出，陶顿受感动，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滚下来，连忙答道：“主任这些话是过奖了，主任那样有名望的人如此器重我，已使我感到此生有幸了。”

陈布雷听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话中有话地说道：“近年来我的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撑，倘突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看看我的太太。”这几乎就是在交代后事了。可惜陶也只是认为陈的情绪过于悲观，并未想到其他方面。陶清楚陈对从政早已厌倦，早就期望能恢复一介平民之身，享受一下恬静的田园生活。想到这里。陶宽慰地说：“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俟战事一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假回家乡养老，整理国故，著书论文，实现你从前当记者时的愿望。”陈听了这番颇对心思的话，似有感触，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哀戚地说道：“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老话说：“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这倒不是说黄鼠狼有吃病鸭子的嗜好，实在是说病鸭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太差，易于成为黄鼠狼的猎物罢了。事实上，从陈布雷晚年的处境来看，确也有点病鸭子的味道，动辄得咎，捉襟见肘。不但没有了“侍秘二”时期那种说话滴水不漏，行事密不透风的“风采”，就连一般的场面话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有的话当着最高当局的面说出来，简直就是骂君之罪，不用说最高当局受不了，就是普通人也觉得太过分了。以陈布雷那种出言吐语，一板一眼的一贯个性，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就连陈布雷自己也弄不清楚，有些顶撞最高当局的话是怎么说出口的。大概这就是所谓“拿得住的是手，掩不住的是口”的俗谚了。许多时候，脑子里想到的是这样一句话，但说出来的却是另一句话。等到意识到失言时，已经是一语既出驷马难追了。自此，陈布雷每次见蒋，或出席重要会议，脑子里总要反复叮嘱自己：尽量不说话，以免放炮。这样一来，每到见蒋或开会时，陈的神经就弄得十分紧张，这也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可是，越是紧张，越容易出错；越是出错，越容易紧张。弄到后来，吓得陈布雷简直不敢见蒋，亦害怕出席会议。终于，酿成了“陈布雷骂皇帝”这样一场弥天大祸。

11月11日　一切都可以放下了

11月11日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电话通知陈布雷参加。以陈布雷这个时候的情绪，哪里还有心思去参加什么会议，于是，以身体不适为由，借故推托。但不去不行，对方回话说：是总裁的意思。既然已经被总裁盯上了，逃也逃不脱，那就参加吧。陈虽一百个不情愿，也还是赴会了。据说，陈布雷来到会上，大凡遇见同乡或友好，“一反常态，殷勤招呼，亲切握手”。两天后，噩耗传来，于是“仿佛恍然感到他是在和人们告别”。

会议内容为讨论军事问题。陈布雷进入会场，发现大家都在神情焦虑地谈论徐蚌前线的军情。陈无心打听，但听了一会儿，也大体弄明白了。到开会的这个时候，徐蚌前线传来的消息是：第三绥靖区主力何基沣、张克侠所部“叛变”，在枣庄、贾汪（徐州近郊）投共，徐州北线大门洞开；国民党军西路主力邱清泉兵团与人民解放军接触后，且战且退，形势甚为不妙；国民党军东路主力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已被中共大军包围，形势极为危急。目前，中共刘邓、陈粟两大主力部队，已合兵一处，正以破竹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由北向南推进。徐蚌前线军心混乱，士气不振，军情万分紧急。

陈布雷进入会场之后，就蜷缩于会场一角，对会议议题始终不置一词。不是没有言发，而是不想发言。他对蒋的秉性太熟悉了，越俎代庖，朝令夕改，主观臆断，一意孤行，僚属们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最后依然是一个无所适从。但事情做糟了，蒋又斥责“臣下”没有尽责，正如党内有人形容的那样：“朕躬有罪罪在万方。”陈布雷自忖：即以大家谈得最多的东北失陷问题来说，国军47万精锐，十多天前全军覆没，是为党国有史以来最为惨痛的失败。最高当局准备严办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可是，据卫声称：“我在东北没有下过一道命令。”卫的情况，陈自感不甚了然，但自己的情况还不清楚吗！国共逐鹿天下，国民党的江山越逐越小，最高当局不从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利等方面检讨，却总是苛责宣传作战没有搞好。陈多次辩白：“实际情形与宣传不应有很大距离，竭诚盼望许多实际问题应有改善，宣传自当取信于人，否则，徒责宣传之不能尽责，而委过于宣传是不公平的。”可是，最高当局根本听不进去。国事已经到了这个境地，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没有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点实际步骤，最高当局却还像催命一样，不断地向自己坐索那份“总动员方案”，好像只要能将这个纸上谈兵的东西拿出来，党国就有救了一样。这些年来，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搞得还少吗？

陈布雷就这样独自一人，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冥思苦想。也许是考虑问题一久，他的脑力再次出现衰竭症状，意识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以至进入心与口、思与言的脱节状态；也许是这些年来在胸中蓄积的愤懑太多太多，一旦遇上今天这种议论纷呈的场合，也就情不自禁地有了一吐为快的欲望；也许陈布雷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会场上在议论什么，他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自我状态，沿着自己那个高度亢奋的思路，将所思所想自言自语出来；也许陈布雷正是要抓住这次机会，向世人剖明蒋、陈之间的关系，并不如外间所传的那样，以此洗清党内有人在国民党失败问题上对他的指责。也许这些原因都是，又都不是。那么这就是蒋先生所说的，是一种天意，是命中注定，是鬼使神差了！总之，就在最高当局检讨东北失陷的教训，表示对徐蚌会战抱有必胜信心的时候，不料蜷缩在会场一角的陈布雷，冷不丁地冒出一句：“纸上谈兵！”陈布雷平时说话的声音并不高，细声细语，慢声慢语，温言软语。偏偏这一次，却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冷漠，那样的生硬！大家都被惊呆了，就连曾经沧海的最高当局，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打了个措手不及，愣在那儿，不知所措了。会场上出现了死一样的沉寂。

陈布雷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会场气氛发生了什么异常，他还沉浸在自己的冥思遐想中，神情依然是那样的旁若无人，满不在乎。最让人震骇的是，如果说陈布雷刚才只是放了一枪，那么随后就是一枚炸弹引爆了。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语一出，一室皆惊。所有的人，都知道大事不好了。从性质上来说，这不啻就是“骂君之罪”了。结果是大家都想到的，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主席台上发出炸雷一般的断喝：“陈布雷！”陈布雷一惊，好像是在叫自己的名字。定一定神，发现是最高当局发出的怒吼，是在叫自己哩！陈布雷这才清醒过来，知道大事不好了。从1926年冬赴南昌与最高当局见面开始，22年了，这还是蒋介石第一次对自己直呼其名，而且蒋介石是那样的怒不可遏，那样的气急败坏，实为自己平生所未见。一切都完了，都无可挽救了。陈布雷这样一想，心理上却感到一阵轻松，只觉得一切的一切，自己都可以放下了。

“你是怎么搞的？”猴急之下，蒋几乎失去领袖风度，有点慌不择词了：“跟随我二十年，是不是腻了，想改换门庭，换个新主子，一个比我更像样的主子！”与会者听到这里，面面相觑，相顾失色。大家都知道蒋是出了名的坏脾气，盛怒之下，不用说骂人了，打人的事，亦有耳闻。但是，大凡有些身份的元老权臣、封疆大吏、名流学者等，蒋不但不会骂，而且说话相当客气，甚至是优礼有加。蒋之对待陈布雷，就更不用说了。虽然，蒋、陈关系到了战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世人的心目中，也还维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光环。就像一座海上冰山，在阳光的照射下，露出水面的部分，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将猜忌、不满和失望，都深深地埋在水下。可是，陈布雷今天竟敢将冰山的水下部分全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下子把蒋介石多少年来刻意营造的那个海市蜃楼式的美丽图景彻底给揭穿了，蒋之大发雷霆，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

更让蒋感到不能容忍的是：就连陈布雷这样的亲信幕僚，都不能与他合作到底，那么还有什么亲信干部可以相信呢？因此，当陈布雷突然喊出“纸上谈兵”这句话时，蒋的第一个感觉，是疑惑自己的听觉出了问题。等到陈布雷说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语时，蒋才确信：这是陈布雷在反对他；而且，当着这么多党内高级干部，大揭他的老底，大泼他的臭水，大拆他的烂污。一阵痛心疾首之后，蒋有一种被人出卖的感觉，而且是一个平时最为宠信、最为爱护的亲信干部。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蒋对陈布雷暴怒之余，骂出“是不是腻了，想改换门庭，换个新主子，一个比我更像样的主子”等不堪入耳之语。自称“主子”，公开将陈布雷称为奴才，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解释他与陈布雷的实质性关系。所谓的“布雷先生”等等，原来都是一派谎言！

蒋依然余怒未息，余恨未消，穷追不舍，痛打“落水狗”，并且，开始秋后算账了。蒋高声骂道：“要你交一份‘战时体制纲领’，口称不会写，原来是躲避‘纸上谈兵’。”说到这儿，蒋似乎觉得胸腔的气流已经不够用了，只得把声调略为调低，节奏略为放慢，但并未放松叫骂的力度：“指责别人纸上谈兵的人，自己负责的工作是不是就令人满意呢！也是一团糟，一团糟。”这话大家都懂，是指陈布雷主持中央宣传小组戡乱不力，宣传作战没有做出成绩。

会场上鸦雀无声，秩序出奇的好，不消说，蒋讲话的效果也是好的。一看到大家这么认真聆听他的训话，蒋的劲头更大了，声调亦提升了许多：“听说，你早就想告老还乡，去管领一个寺庙，大家说，要不要满足他这点心愿？”大家不做声，虽没有附和的，但也没有反对的。不反对就是默认，默认就是同意，蒋对此感到满意。本来，蒋还想再骂下去的，那句“娘希匹”已到了嘴边，但一看到党国要人一个个面如土灰，就把到了嘴边的话又缩了回来，最后说出口的，成了“书生误国，看错了人”。这真是崇祯皇帝在血书中所写的那句话：“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杂记》：一篇“血泪遗言”

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是陈布雷一生中参加过的无数会议中的最后一次会议。据陶永标回忆：“这次会议的时间拖得很长，我接他回到公馆已是下午3点钟光景，几位秘书人员还在等他吃午饭，大家发现他开完会的脸色不好，便推测可能前线局势危急。”蒋君章看到陈布雷回来的时候，脸色雪白，像患了大病一样，也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问道：“陈先生，会怎么开得这么晚才结束？”陈当然不好讲是因为蒋在痛骂他，才把会议时间拖得这么长，只好答非所问地说：“我的脸色如何？”蒋君章亦问：“陈先生是否身体不适？”陈点点头，坐下吃饭。

出乎蒋君章、陶永标等人意料，到了饭桌上，陈布雷一扫近来沉默寡言、心情抑郁的态度，而是谈笑自若、滔滔不绝地与大家作了一番颇不寻常的长谈。谈话内容从历史到现状，从党务、政务、军事到国际关系的演变，从自己求学、作记者到入参戎幕二十余年的经历，真是信马由缰，海阔天空，随意挥洒，无所不谈。

陈布雷先从辛亥年武昌举义谈起，进而谈到国民党改组、北伐战争与八年抗战。陈布雷最后谈及当前的局势时，无限感慨惋惜地说：“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首要是审时度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可是胜券却操在北伐军手里，得能底定天下，势也。抗战胜利以来，将骄兵逸，8月军事会议之后，蒋公对宋希濂、杜聿明、黄维等高级将领都有安排，可是他们还是偕妻携子到杭州旅行，流连忘返。蒋公发火，把他们赶上前线。你们想，这个仗怎么打得下去？”

谈及自己与蒋的关系，陈布雷亦感慨不已地说：“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不知道我不常说话，现在在委座面前说话的人多了，我更少说话，即使不得已而言，委座也未必肯听。”这样一段话，多少表述了他在这几天里所遭受的刺激，以及他与蒋的矛盾。从这一点看，正说明陈布雷在中政会临时会议上“犯上”，是大有深意的，或许是他不甘于“外间”指责，而进行的“搏浪”一击，目的是向世人证明：国民党的失败，不应当由陈布雷来承担责任。

当时，确有不少人认为：以陈布雷二十余年来在蒋身边拥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对党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的僚属杨玉清亦说：“我所接触的朋友，对布雷先生的认识，颇不一致。所以对布雷先生的评价，也不尽相同。甚至于有些朋友，说国家到今天，布雷先生要负责任，至少要负思想上的责任。”杨氏则认为：布雷先生“并不是仅有公道，没有是非，他仍是中立不倚，守正不阿。有时候，他的态度，非常的刚强，有古大臣风。”并说：“这些话，是非功罪，自非要在今天加以论定。我们只有多多贡献事实，待之将来修史的人们。”

修史者，史家也。笔者乃引车卖浆者流，兴之所至，涂鸦几笔罢了，既无史才，亦无史识，自难以“论定”陈氏功罪。但既然不揣冒昧，要给布雷先生的行状作一个考证，也就不能不于细微处加以注意。事实上，一个具有浓厚的入世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就是社会评价，尤其重视后代史家的盖棺论定。儒家素来有“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的古训；又有所谓：“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的说法。因此，以陈布雷的入世思想与功名意识，对外间的这些议论，不可能不有所耳闻，也不可能不引起他思想上的苦恼。陈布雷衰迈了、老态了，也许还有一些苟且，然而经不起这一刺激，文人的高傲的血液里，激荡着“士可杀不可侮”的孤傲气息。“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以为我与最高当局有很深的关系，没有负起幕僚长和国策顾问的责任，对党国的失败应该负责。那么，今天我就当着国民党这么多要人的面，给世人一个说法，以正天下视听。自然，只有天知道陈布雷当时究竟在想什么，此为笔者的一家之言，姑且存疑。

陈布雷接着忆及少年时代求学、《天铎报》时期办报、青年时代教书及进入侍从室之后的一些遗闻轶事等。这一天，陈的情绪出奇的好，说的人兴致勃勃，听的人也是兴趣盎然。最后，陈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要保重身体，免得将来像自己一样，饱受未老先衰的痛苦。并说，等天下太平了，大家还可作些学术研究。陈的这番谈话，使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怪怪的感觉，猜想是不是在上午的会议上，发生了什么异常，使得陈的情绪如此亢奋激动。总之，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是陈布雷的一次临终遗言，也是他在感情上所作的一次彻底宣泄。

陈边说边吃，侃侃而谈，神采飞扬。结果，这顿饭午饭不像午饭，晚饭不像晚饭，竟吃了两个小时左右。谈毕吃毕，已是掌灯时分。陈布雷说要上楼休息，并吩咐陶永标：晚上不见客。陶永标后来回忆：“这一天夜里11点敲过，我见他寝室的灯已经熄了，比以往早得多，我想他一定是太累了。其实陈布雷并没有早睡，他不过是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一些事情，也可能在酝酿有关遗书腹稿，因为第二天早晨我见到他时，他依然是一副倦容满面的神态。”

陶永标没有说错，陈布雷不但没有早睡，很可能是一夜未睡。自然，我们现在已不可能知道陈布雷这一晚上都想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陈写了一篇《杂记》，洋洋洒洒近1500字。这是除遗书之外，陈布雷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虽为杂记，然内容并不杂，通篇都是讲对于死的看法，对于轻生自弃的看法。这篇文章对剖析陈布雷的死因，不但有极重要的作用，而且是第一手资料，可谓“兹事体大”，不得不转录如下：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状况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

通观这篇《杂记》，一个最大特色，是其内容上的自相矛盾。

一方面，陈反复说明自己所以选择自杀一途，并不是出于对时局的悲观失望；另一方面，则不断诉说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形势的严峻程度，已经是十倍复杂艰难于抗战时期，表现出对时局的痛苦焦虑及忧心如焚。一方面，陈反复说明一念而萌自弃之心，是出于脑筋已油尽灯枯，身体衰老疲惫；另一方面，则又透露了自己对最高当局交代的工作，实在是不胜负荷，到了无力承担的境地。一方面，陈对于自己的轻生之念，不断地自谴自责，自轻自贱；另一方面则反复诉说自己是不得已而出此下策，等等。

《杂记》在内容上的自相矛盾，反映了陈布雷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陈为了向蒋剖明心迹，不得不说一些场面话；另一方面，又不甘心于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得不披露一些真实的思想动因，以至欲说还休，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必然形成文字上的疏漏，以至不能自圆其说。结果是越描越黑，越黑越描，不难让人看出其自杀的真实动因。这篇《杂记》，与其说是陈布雷死前向世人剖明心迹的一份“心灵记录”，不如说是一份披露其轻生真相的“自杀宣言”。

“杀手”是“战时体制纲领”

直到今天，人们对陈布雷选择自杀一途的动因，仍不免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认为是出于对时局的悲观失望；有的认为是出于对蒋介石进行尸谏；有的认为确是出于脑筋已油尽灯枯，等等。这些看法，似乎都对，似乎都不完全对。事实上，要揭示出陈布雷的真正死因，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应当说，促使陈布雷选择自杀一途，是多方面原因相互作用及聚焦之后，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因素”，这决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尽述的。从大的方面来说，至少可以这样说，既有对时局彻底绝望之后的悲观厌世，也有旧知识分子那种感激知己的思想局限，亦有长期以来因身体和精神都不胜负荷而形成的心理失常等。

然而，就陈布雷来说，这些死因都不是今天才出现，早在数月或数年前便有这些因素，何以到了这个时候，才促成陈布雷作出自杀的抉择？其实，只要我们将陈布雷的“自杀宣言”仔细检索一下，就可以发现陈布雷已经将自己死因说得很清楚了，这就是“战时体制纲领”事件。也就是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战时体制纲领”事件成了促使陈布雷自杀的诱因和导火索。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战时体制纲领”事件，陈布雷也许不会走上自杀之途，至少不会在11月中旬实施这一“自杀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布雷是被蒋介石逼死的。

在《杂记》这篇用血与泪浸泡而成的遗言中，陈布雷至少在五处地方，用曲笔记下了这一事实。

其一：“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其实，这已经不能算是曲笔了，一切都讲得明明白白：因为拿不出“战时体制”方案，蒋又像猎人在追逐猎物一样，紧追不舍，以至到了“怕见统帅”，“怕开会”的境地。不死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经油尽灯枯了，做又做不出，逃又逃不脱，只有“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这真是一篇撼人心魄的血泪控诉。

其二：“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而死”。过去，一般人都认为陈布雷是死于对时局的焦忧。在这里，陈布雷自己就断然否定了这个说法。陈之“所忧”，并非时局，“忧”在不能工作，不能如蒋所愿拿出“战时体制纲领”。不死又有什么办法呢？若不死，“他人”（亦即蒋介石）以为自己还有一些用处，这是要误事的。

其三：“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去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这里，陈布雷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死，是由于不能工作，不能思虑，亦即不能拿出“战时体制纲领”。话锋一转，陈布雷点到问题的实质了：不能工作，不是我不工作，而是由于“衰老疲惫”，这能怪我吗？“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需要注意的，陈布雷在这里用了“二十年以上”这个量词。从1927年到1948年，是为22年，正是陈布雷为蒋服务的时间。一切都在不言中，我为你服务了22年，就是一部机器，也已经用坏了，何况我是一个人。

其四：“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这就是说，要让我能活下去，不但要有个好身体，还要让蒋知道我有多大的能力，挑多大的担子。现在，我不能做的事，蒋偏偏“高估我精力”，一定要我做，我只有一死了之。

其五：“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这就说得更明白了，陈布雷所以轻生自杀，完全是出于“已不堪再供驱策”。为什么不让蒋知道自己的衰弱情形？“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自然，陈布雷这是为蒋介石讳了。陈的情形，别人说不清楚，或许还有一说，蒋介石称不清楚，何以自圆其说？

在这篇血泪遗言中，我们除了看到了封建时代那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千古律条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

这里，还让我们看到一个颇让人费解的问题，就蒋介石而言，一份“战时体制纲领”，既不是什么施政演说，也不是什么传世大作，即便是陈布雷不想干，抑或是干不了，国民党有的是人才，有的是笔杆子，尽可以找别人干，何必盯牢一个陈布雷，非要他干不可？以至将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心腹幕僚逼上死途？

其实，要害的问题，正是出在这儿；最大的问题，也是出在这儿。

的确，在最高当局蒋介石手下，俯首听命的文学侍从之臣多的是，诸如陈方、陶希圣、萧同兹等等，都可以说得上是国民党的“大秀才”。而且，从战后开始，蒋的许多“大作”，已不劳陈布雷捉刀，并没有出现离开陈布雷地球就不转的局面。一份“战时体制纲领”，谈不上是什么不得了的“传世之作”，陈布雷不写，大有人写。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最高当局岂有不知道的道理？何况，就国民党岌岌可危的局面来说，早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哪里是一份空空洞洞的“战时体制纲领”所能解决的？这样一个浅显的事实，最高当局又岂有不知道的道理？问题是，就蒋介石来说，一份“战时体制纲领”，有与没有，都无关大局。或者说，蒋之要这个东西，要的就是一个陈布雷拿不出来，要的就是陈布雷的好看。也就是说，蒋要借这个问题，就此将陈布雷逼入绝境。

总之，蒋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种种动作，并不简单。试想一下，一篇官样文章，无论陈布雷怎样“拖延疲怠”，甚至采取避不见面的办法（“怕见统帅”，“怕开会”），蒋始终穷追不放，硬逼着陈布雷交稿，真是岂有此理？当时的情形，蒋君章的说法是：“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等等。这还只是蒋君章逃台之后的回忆。蒋君章虽是陈布雷的秘书，但毕竟只是一个旁观者。老实说，蒋、陈斗法的情形，他究竟能了解多少？其实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而且，以蒋君章在台湾的处境，他还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冒犯蒋氏家族。由此可知，蒋君章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能够说出多少真相？也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也就是说，最高当局当时“催索甚急”真相，比之蒋君章了解的情形要严重得多，比之蒋君章披露的情形更要严重得多。

事实上，蒋何以要借“战时体制纲领”大做文章，以至将陈逼入绝境，确是一个不易说得清楚的问题。而且，就蒋、陈之间的关系来说，完全是一种典型的铁幕政治，不但蒋介石对此讳莫如深，从不外泄；而且陈布雷也是滴水不漏，守口如瓶。这就使得在蒋、陈之间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角斗，都成了难以破译的历史之谜，真实的蒋、陈关系究竟是一幅什么图景，也许我们永远也看不到了。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蒋、陈关系，只是一点雪泥鸿爪罢了。

其实，即便是一点雪泥鸿爪，人们也不难把握蒋、陈关系的长期演变与恶化过程。蒋、陈关系于抗战中期出现裂痕，于抗战后期逐渐疏远。表面的原因，是双方对于豪门与官僚政治及特务统治的看法及运用策略不同；但真正的原因，大抵还是最高当局与首席辅臣、亦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那种权力之争。事实上，自钱大钧于抗战初期离开侍一处后，陈布雷的地位与影响与日俱增，侍从室的“双首辅”格局，被彻底打破。此后，直到抗战胜利，陈布雷雄踞侍从室的“首辅”之职，长达七年有余。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陈布雷不但洞察了政治斗争的一切秘密，而且熟悉了权力运作的所有诀窍，“首辅”的权力就在这种洞察与熟悉的过程中，得到日积月累的增长。无疑，“相权”的提高，就是对“君权”的侵削，这让蒋感到一种结结实实的威胁。同时，陈布雷的享誉朝野的清流派作风，亦让蒋介石感到一种政治上的不安。留着一个众望所归的“首辅”在左右，而自己又没有卓越的声誉可以笼罩一切，必然会引起政治重心的倾斜，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

至于抗战后期的蒋、陈关系，我们只要翻一翻蒋的情报总管唐纵的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就可以看到在那段时间里，蒋对侍从室的种种指责，无不是语语针对陈布雷而发。诸如：组织不健全；工作守成有余，开展不足；工作效能不高；不会识人、用人；没有气魄、识辨、度量；没有开国精神；不足以担当国家大事，等等，几乎把侍从室骂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了。蒋并多次扬言要动手术，对侍从室进行改革，甚至一度考虑将侍从室改为军委会办公厅。明眼人不难看出，蒋的这些指斥之词，决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针对陈布雷的作风及个性，发泄出的强烈不满。

因此，到了战后，蒋采取断然措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彻底打碎了侍从室，趁势一脚就将陈布雷踢出亲信侍从班子。当时，侍一处主任钱大钧被任命为炙手可热的上海市市长，而陈布雷的头衔只剩下一个中政会副秘书长的兼职，以后，又被支去当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策划所谓宣传作战活动，完全是一个有责无权，吃力不讨好的差事，陈之不被信任，这是许多局外人都看得见的。但在这段时间里，蒋、陈之间的矛盾，就像地下奔突翻涌的岩浆一样，都还被一层厚厚的地壳盖得严严实实；至少在表面上，还维持着那个神话般的“圣君贤相”的传奇故事。

然而，随着国民党的日益失败，蒋、陈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掩藏于地下的岩浆，开始透过地层裂缝，冒出地表。蒋、陈对立，开始进入公开化阶段，尤其自发生“北平共谍案”之后，陈的女儿女婿双双被捉进大牢，这也可以说是蒋对陈的严厉警告。后因查无实据，虽被保释，但在陈布雷的兄弟及子女中，有那么多人“涉红”，这不能不引起蒋的高度警惕和强烈猜忌。况且，陈负责宣传作战活动，总是做不出成绩，这也不能不引起蒋的怀疑。有此种种原因，蒋不得不再次采取断然措施，将陈公馆的老警卫撤下，换上总统官邸的“大内高手”，以防不测。

等到陈布雷提出国共和谈的主张，并将蒋介石关于“‘剿匪’也要八年”的讲话略去，蒋氏怒不可遏了，并将以前对陈的种种猜忌，一下子都看作铁的事实，认定陈布雷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这是蒋绝不能容忍的。尤其是秋间，蒋就交代陈起草一份“战时体制纲领”，陈总是以种种理由延宕推诿，拒不交稿，更让蒋认定陈居心叵测。由此，蒋更是把“战时体制纲领”作为一块“试共石”，不断地用来试验陈布雷的政治立场，陈一天拿不出这个东西，蒋一天不肯放松。从而酿成蒋、陈对峙的严重局面。

“自杀宣言”中绝口不提反共

事实上，在国民党内，主张国共和谈的绝非陈布雷一人，即以张治中、邵力子等人来说，都是立场坚定的主和派，政治上要比陈布雷激进得多，但蒋介石并未因此而将他们逼入政治绝境，甚至还将他们派为特使，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同为国民党高级干部，蒋何以对陈如此绝情？其中，固然有许多隐情不为外人道，但至少有两点恐怕不容忽视。其一，陈布雷出任国民党“军机大臣”，位居中枢，前后长达十年之久，对蒋内幕介入之深，掌握之多，在国民党内不作第二人想。倘若陈布雷出事，其后果不可想象，这是蒋不能不予以密切注意的；其二，陈布雷的政治形象、人格力量及道德观念等，在国民党内外都具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倘若陈布雷转舵，对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将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蒋不能不未雨绸缪的。

正是出于这种阴鸷莫测的心理动机，蒋介石抓住国共和谈及起草“战时体制纲领”这两个问题，从11月2日至11日的十天时间内，先后三次斥责及辱骂陈布雷。在中政会临时会议上，蒋甚至声色俱厉地骂出这样的话：“跟随我二十年，是不是腻了，想改换门庭，换个新主子，一个比我更像样的主子！”在局外人看来，以为这不过是蒋介石一时间急不择言，其实，这正是一个在蒋心头萦绕徘徊已久的严重问题。蒋在情急智短、缺乏深思的情况下，口无遮拦地骂出这样的话来，正是心口一致的实证。况且，以蒋的精明过人，深知像陈布雷这种名士，只需抓住“背叛旧主”这样一个要害问题，一刀下去，必能见血。果然，当晚陈布雷就写下剖明心迹的血泪遗言《杂记》，准备以死殉节了。至此，蒋之要置陈布雷于死地的用心，可谓昭然若揭矣！

对于上述观点，也许有人不以为然，这当然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不足为凭。不过，以陈布雷的初衷，其实也是绝不甘心以“自杀”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一生的。陈布雷写作《杂记》，下笔就说：“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并叙述了自己曾有两次“也还有些价值”的遇险经历。这就说明，陈布雷受司马迁的影响，十分重视死的价值，重视死得其所。对于轻生自杀，陈明确认定是轻于鸿毛之举。在《杂记》中，几乎从头至尾，陈都在谴责这一行为：“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如此等等，可知陈若不是到了绝境，何至于会走上自杀一途。亦即陈在《杂记》中所说：“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令人感兴趣的是，蒋认定陈“想改换门庭，换个新主子”，毕竟是一面之词；亦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不过，就陈布雷而言，在他临自杀之前，对中共究竟持什么认识？是不是如蒋所说，确有“改换门庭”的念头？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自然，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一个直接的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曲径通幽，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在《杂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陈反复地声明自己的“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确是“油尽灯枯”，做不出那个“战时体制纲领”了。蒋“催索甚急”，陈冲冠一怒，竟以一句：“我不会办！”将蒋的“最高指示”硬梆梆地顶了回去。看来，陈布雷的“不会办”，不是装假。可是，据蒋君章在《布雷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忆，陈在“失态”之后：“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这真是让人看不懂啦！陈在电话里刚讲过“我不会办”。搁下电话，竟一下子口授三案。可见，陈的“我不会办”，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恐怕在其心理上，“不会办”的成分不能说没有，但“不愿办”的成分居多。

其实，这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陈布雷这样的文章高手来说，即便是“油尽灯枯”，衰老疲惫吧，数十年的功底还在，起草一份“战时体制纲领”，虽不算是小菜一碟，但也算不得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不就是一份“战时体制纲领”吗？

陈布雷为什么不愿办？这当然只有陈布雷才有发言权。不过，从旁观者来说，这种事似乎也不难理解。当时，陈布雷曾坚决表示：“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极力主张“跟共产党谈判”，并且不同意蒋关于“‘剿匪’也要八年”的观点。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陈布雷之不愿写“战时体制纲领”，其实也就是坚持“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的观点。陈与蒋的所有政治分歧，都集中在这一点上。说陈布雷向共产党投降，甚至认为他有心替共产党进行宣传，这都是蒋介石本人的猜忌，与陈布雷是没有关系的。自然，这个时候的陈布雷，也许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看到了共产党的生气勃勃和势不可遏，甚至也看到了共产党不久就将统治整个中国。但是，要他改变自己一生的理想和追求，要他靠拢共产党，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可以作为推测的依据。

从《杂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即陈布雷在写作这篇血泪遗言时，通篇不提“中华民国”四个字，亦不提“国民党”三个字，自己的“党”与“国”都不提了，也就更不提“反共”、“剿匪”或“戡乱救国”了。说起来，这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心工作，陈布雷在长达1000余言的《杂记》中，竟没有一字道及，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细读《杂记》，可以看出，这完全不是陈布雷的疏忽，而是故意避免提及。比如，在《杂记》中，在需要提到“中华民国”的地方，只用“国家”这个词；在需要提及“戡乱救国”的地方，只用“非常时期”这个词；在需要提及“反共”或“剿匪”的地方，则只用“大局”这个词，如此等等。显然，陈布雷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的，观其目的，恐怕就是防止这篇《杂记》在其死后，被蒋介石用来进行“反共”宣传。陈在临死之前，思虑竟还如此良苦、缜密，真有令人惊心动魄之感。

从《杂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陈布雷对于世人极为关注的国事问题、时局问题，一概三缄其口。而只是空泛地提到：“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等等。从这些名词中，让人既看不出他的政治倾向，也看不出他对国是的主张。若以陈布雷生前所担任的职务来说，计有：总统国策顾问，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暂代秘书长，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等，都是十分敏感的政治头衔。在遗书中，总统国策顾问不谈国策，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不谈政治，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不谈宣传，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以陈的才智绝人及工于心计，此举亦是大有深意的，或许不外有以下几方面的含意：其一，表明自己的死，完全是身体原因，是健康状况，与政局无关，与国事无关；其二，政局已不可为，国事亦不可为，中华民国已患不治之症，国民党亦患不治之症，虽是不说白不说，但说了也白说。与其白说，不如不说；其三，生前说不得，死后自然也是一个说不得；其四，若是说一些逆耳之言，必定不被采纳，反遭猜忌，死后亦恐不得安宁；若是说一些顺耳之言，不但是自欺欺人，恐还会被当局利用，岂不是罪莫大矣！

纵观一篇《杂记》，其微妙之处甚多。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杂记》的最后，陈布雷说：“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想想看，共产党的大军即将饮马长江，国民党统治的大厦即将覆亡，昔日的“领袖”和同志都在以生死两茫茫的心情，纷纷作鸟兽散，就在这样一个形如累卵的危急时刻，陈布雷留给“好友与同志”的最后一句话，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样一句千年老调，这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老照片

1948年的陈布雷

十二、“当代完人”

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天

11月12日，是陈布雷59年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又是孙中山先生诞辰84周年。陈布雷选择先总理的诞辰日，来实施自己的“自杀计划”，似乎是一种精心的安排。

这一天，国民政府照例要在南京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陈布雷按例是要参加的。但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无论如何，这一次不能出席了。好在陈布雷认为自己即将追随先总理于地下，不去也罢。于是，陈布雷称身体不适，吩咐秘书代为请假。

随后，陈布雷先打电话到中央信托局，要袁永熙即刻来见他。几天之前，夫人王允默等被陈布雷安排去上海出席外甥女的婚礼去了，南京只剩下袁永熙、陈琏夫妇。袁永熙是陈布雷自杀之前，唯一被召见的亲人。

袁永熙接到电话，没有耽搁，很快赶到湖南路508号陈公馆。一进门，就看到老丈人一脸倦容，须发花白，又长又乱，然神情却显得比往常从容。袁似乎有些放心了，只是建议老丈人应该理发了。陈布雷很顺从地就同意了，马上关照陶永标请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

其间，陈布雷曾对袁永熙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停了一会儿，陈布雷又关照说：“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事后看来，这是陈布雷打电话把袁永熙叫到陈公馆后，所交代的最重要的事情；事实上，也是陈布雷这一天唯一感到需要对亲属当面交代的遗言。深入分析，陈布雷的这个临终嘱咐，是大有深意的。

陈布雷对于袁永熙、陈琏夫妇的政治身份，其实心中早已有数，用一句现代术语来形容：即使没有从组织上加入中共，那么亦已从思想上加入了。陈认为：在“北平共谍案”中，怜儿夫妇所以被捕而复释，究其原因，一是查无实据，二是有自己罩着。几个月来，袁永熙夫妇表面上安然无恙，实际上处境仍很危险，只是因为自己还活着，当局投鼠忌器，暂时不便下手罢了。问题是，自己一旦轻生自杀，当局再无顾忌之处，怜儿夫妇恐怕就凶多吉少了。所以，这是陈布雷临死之前，唯一不能放心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的一块心病。而且，这种敏感的政治问题，遗书里是写不得的。想来想去，只能把袁永熙找来，当面作出一番交代。这是陈布雷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中，需要完成的第一件日程。由此可见陈布雷对子女的关切爱护之情。

交代了这件事以后，陈布雷关切地问道：“怜儿近日如何？”袁答：“还好，她仍旧在休养，有时搞点翻译。”陈布雷点点头，说：“怜儿体弱，叫她好好保养身体。”

与袁永熙谈话以及理发修面之后，陈布雷又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一双新布鞋。事后来看，这也就算是“整容”了。这一切都说明陈布雷正按照预拟的计划有条不紊地作“远行”前的各项准备。可惜，从袁永熙到陶永标，以及陈公馆诸人，都没有意识到陈的这一反常之处，只觉得这一天，陈的神情从容不迫，落落大度，又是找人谈话，又是理发，又是修面，又是洗澡，又是换衣等，人也显得精神了许多，大家替他高兴还不及，哪里会往坏处想。

午餐之后，陈布雷睡了一个多小时的午觉。这是陈布雷多年来的一个例觉，也可以看作是陈布雷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觉”。醒来后，正值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来访。陈方与陈布雷的性情有许多相通之处，昨天上午发生在中政会临时会议上的风波，陈方不但亲眼目睹，而且也认为蒋先生说的那些话，是太过分了。陈方是了解陈的个性的，深知以陈的拘谨、朴质、清纯的性情，对这样的凌辱，恐不易放得下，故特地赶来宽慰，力劝陈“想开一些”。两人在陈公馆楼上倾心相谈近两小时。在陈布雷的生命历程中，陈方是最后一个与陈布雷进行长谈的政界要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陈布雷自杀之前的心理活动最为了解的一个人。辞别时，陈布雷一反常例，将陈方送出大门之外，并再三表示感激。这在陈布雷来说，此举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含意。其一，认为陈方能在这个时候来看望他，的确不容易，也的确感激；其二，自己在临死之前，还能得一知己倾心相谈，一泻胸中块垒，的确是人生一大快事。此生许多遗憾，也就能多少有所弥补了；其三，此次与老友一别，势成永诀。此刻纵有千言万语，也是欲说还休。这是陈布雷对陈方依依不舍，频频相送的原因。

陈方离去后，陈布雷要陶永标驾车送他去郊外散心。汽车掠过交通混乱的闹市区，出中央门，绕玄武湖一圈。继而在玄武湖南端调头，折东向钟山方向驶去。陶按陈的示意，在距中山陵不远处，将车停下。陈就此下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处丘顶，极目远眺：在夕阳的余晖下，中山陵宏伟壮观，气势非凡；左边明孝陵，右边灵谷寺，依山傍水，气象万千。

陶永标想起，半个月前，陈布雷曾在陈琏夫妇的陪同下，登上中山陵，拜谒孙总理之灵。那一次，陈布雷在总理灵前，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恭恭敬敬地行了三个鞠躬礼，即默然而退。弄得陈琏夫妇在一旁看了，也颇有茫然之感。这一次，陈布雷也是不说什么话，只是默默地遥望中山陵，久久地不肯离去。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陈布雷在想什么。

陈布雷这天下午的行动，陶永标是唯一的目击者。陶后来回忆，当时，他看到陈布雷感慨世事，热泪纵横，一时竟也动了感情。陶说：“我仰望他那悲怆的眼神，那晶莹的泪水，那憔悴的神容，那在秋风中散乱的半白头发，想起他从政二十多年的忧国忧时，辛苦劳累，感到阵阵心酸和怜悯。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两千多年前屈原踯躅于汨罗江畔高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景—中国几千年来的君子之忧是一脉相承的。”

陶永标回忆，直至夜幕开始垂下，陈布雷才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去。临上车时，陈问陶：“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陶答：“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至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一事？”陈点点头，说：“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这个时候距陈布雷自杀，只剩下几个小时。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他的遗言呢？后来，陈在写给夫人的遗书中，有“即在南京薄埋之”之语；在写给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的遗书中，亦有“如可能则葬我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或城内有公墓处亦佳）”的遗言。这说明，以陈的心愿，是很希望能葬于南京中山陵一侧，以长伴中山先生。显然，陈的这一心愿没有能够实现，大概除了夫人王允默方面的原因之外，最高当局的忌讳，亦不可能同意陈布雷的这一遗愿。

回到公馆，陈布雷因“没有胃口”，不吃晚饭了。他忙着一边上楼，一边继续关照陶永标：“我今晚要赶写一些重要材料，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不接”，“你也不必上来催我睡觉，我写毕自己会服药睡的”。上了一半楼梯，陈不放心，又转过身来重复了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然后登楼而去，此后再无动静。除遗书外，陈布雷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遗言是：“让我安静些！”

这一晚，在楼下陪侍的只有陶永标一人，秘书蒋君章、金省吾等人皆因事外出，公馆里显得很安静。大约在晚上9时半左右，蒋官邸秘书来电话，通知陈布雷于第二天上午8时半参加中央党部会议。陶遵照陈布雷“电话不接”的关照，只将电话记录在册，并未报告陈布雷。

此后，一夜无事。

其实，所谓无事，只是指楼下。而在楼上，完全是另一番波涛汹涌的景象，陈布雷在那间卧室兼办公室的写字台前，正抓住生命历程中最后的分分秒秒挥笔疾书，起草致领袖、致同僚、致部下、致友好、致夫人、致子女、致兄弟等一封封遗书。经事后检索，陈布雷留下的遗书，有十一封之多。展读及分析这些遗书，对于了解陈布雷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心理活动，探讨陈布雷选择自杀一途的真正动因，以及研究其理想追求及思想局限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若按对象区分，遗书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计二篇，是写给上司的。这个上司，当然指最高当局，即《上总裁书》、《再上总裁书》；第二类计四篇，是写给同僚及友好的，即《致张道藩》、《致洪兰友》、《致潘公展、程沧波》、《致陈方、李惟果、陶希圣》；第三类计二篇，是写给部属的，即《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遗副官陶永标书》；第四类计三篇，是写给夫人、子女、兄弟的，即《遗夫人书》、《遗训慈、训悆、叔同诸弟书》、《遗诸儿书》等。

遍观诸遗书，似乎独少一篇，这就是《遗女儿书》。以陈布雷的爱女之情，当不致遗漏这一篇。而据陈训慈先生回忆，陈布雷的遗书中确有这样一篇，是写给女儿陈琇、陈琏的，内容与写给其他家人遗书大致相同。盖因陈布雷死后，时在南京编译馆工作的陈琏在家人中最先赶到，她便将此信自取了，故未落到官方手中，亦未在当时的报刊上公开发表。

“瓶之倾兮，惟垒之耻”

如果从研究及分析陈布雷死因这个角度来看，在所有的公开发表的十一封遗书中，《上总裁书》、《再上总裁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两封遗书。在这两篇遗书中，陈布雷对于自己的死因，写得可谓曲径通幽，哀怨凄婉无比。

在《上总裁书》中，陈布雷写道：“介公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份遗书的基调，就在于剖明心迹：感主上20年的知遇之恩，“任何痛苦，均应承当”。既讲“均应”，就是检讨自己有“痛苦”而没有承当了。有什么不能承当的“痛苦”呢？若就表面现象分析，不外是指时局之“艰危”；而就实质内容分析，则是暗指“战时体制纲领”事件，遗书中有“贻误公务”一句，可作印证。陈布雷这句话，局外人听了，或许有些闪烁其辞，但在“介公总裁”听来，岂有不明白的道理？真正是“三九天喝凉水，点点滴滴在心头”。所谓“公务”，不正是指这些天来，在蒋、陈之间闹得剑拔弩张的“战时体制纲领”么？

陈布雷在《上总裁书》中直言：与其“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无如“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这意思就是：我说我不能干，你硬是要我干；我说写不出，你硬是逼我写，那么，我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来证明我的“无能为役”，只剩下一个选择：死给你看！以一死来证明我绝无虚言诳语，证明“我心纯洁质直”，证明我“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

任何人读了这段遗言，恐怕除了失魂落魄之外，只能是目瞪口呆了。想想看，一个文人，给主上做了一辈子文章，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可是，只因最后一篇文章没有做出，便不得不以一死来剖明心迹。千古以来，文人下场之惨，恐无过于此者。

同《杂记》所运用的笔调一样，这一篇《上总裁书》，全文约370字，也是通篇不提“反共”二字，不提“剿匪”、“戡乱”等词，不提身后的政局问题，亦没有一字寓国共于褒贬。勉强涉及时局的几句话，不外是：“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等。

如果说“党国”、“三民主义”还多少有点党派色彩的话，那么“天佑中国”一句，更让人不知所云了。“天佑中国”，是佑国民党所讲的中国，还是佑共产党所讲的中国？以陈布雷这样的文章高手，难道只知道“中国国民党”前面冠有“中国”二字，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前面亦冠以“中国”二字吗？事实上，这既不是陈布雷的糊涂，也不是陈布雷的疏忽。而陈的初衷，原本就在于要在遗书中，小心翼翼地回避“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名词。

对于你死我活的国共斗争不置一词，对于危如累卵的国民党政局亦漠然置之，陈布雷真可谓一个世外高人了。可以想象，陈布雷在遗书中如此小心翼翼地用笔，无非是说：20年来受最高当局驱策，被榨得油尽灯枯了，这个事实已是无法挽回。但在死后，总要保留一个“干净”身子，不想再被当局用来作为“反共”、“戡乱”的炮弹。让我的灵魂能够安静一下吧！我们几乎都能听得见陈布雷那个撕心裂肺的呼号了。

又一个让人不解的问题是，陈布雷写给最高当局的遗书不是一篇，而是两篇。除了《上总裁书》外，又有一篇《再上总裁书》。《再上总裁书》约350字左右，比《上总裁书》370字略少一点。即便两篇加起来，也不过700余言，不为很长。虽说古来的遗书，很少长篇大作，但对于篇幅，亦没有严格限制。陈布雷有多少遗言，尽可以在《上总裁书》中写下去，何必要在“介公总裁钧鉴”之外，再来个“介公再鉴”？

其实，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两篇“遗书”并不是一次写成。从时间上推断：陈布雷的十余封遗书，可能分别写于11日夜与12日夜。从内容上分析，原先大概也没有考虑写十二封之多，诸如：“致洪兰友”，“致潘公展、程沧波”，“致张道藩”等几封遗书，均不在最初的计划之内。留书总裁，当初的计划，自然也只是一封。然而，当写完了其他几封遗书，陈布雷将《上总裁书》复看一遍时，感到不对了，这哪里是在向领袖剖明心迹，简直像是在鸣冤叫屈嘛！陈布雷想来想去，觉得需要在剖明心迹及自身检讨方面有所充实，有所弥补。由于《上总裁书》的语气、结构，都是一气呵成，一贯到底，难以再作更动。推倒重来，陈布雷亦没有这个兴致。没有办法，索性再写一篇吧。这就有了一篇《再上总裁书》。

于是，陈布雷再次展纸疾书：

介公再鉴：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之句，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无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与《上总裁书》相比，《再上总裁书》，笔调为之一变，通篇都是自谴自责、自怨自叹之词。说得不好听一点，通篇都是瞎话。其他且不论，开篇第一句：“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就是一句大瞎话。仅以11月12日这一天来说，前方就传来了两大坏消息：一是共产党的军队收复华北重镇承德，热河省全境失陷；二是黄百韬所部第七兵团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陷入共产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国民党军12万精锐，命若悬丝，危在旦夕。对于最高当局来说，这两条坏消息，虽不算是石破天惊，至少也让蒋家闻之色变了，哪里来的“前方捷报频传”？

所谓“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亦有为蒋介石讳的味道。这意思就是：自己的轻生自杀，与近来发生的“战时体制纲领”事件及中政会风波无涉，自然，也不关最高当局的事。“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一切都是自己的耻辱和罪恶。

下面一段话，就更妙了。“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这是韩愈指斥朝中为官的一批权贵，都是老练圆滑、老奸巨猾之徒，一个个只知依违随人，献媚迎合，而不知感激、奋发，勇于负责，为国分忧。一向谦抑，锋芒内敛的陈布雷，这一次也可以说是愤然而起，一语骂尽了蒋手下这批只知揣摩逢迎、不知死谏尽忠的国民党权臣了。

总之，将《上总裁书》与《再上总裁书》对照起来读，可以看出这是两篇基调完全不同的遗书，亦可以看出《再上总裁书》的瞎话连篇与言不由衷。从这两篇遗书的写作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陈布雷的矛盾性格与双重人格。

一切都还是那么放不下

就第二类遗书的内容来看，不外是简要交代自己的死因，向友好告别，同时交代一些后事等。

《致陈方、李惟果、陶希圣》，是第二类遗书中写得最长的，约420字左右。全文如下：“芷町、惟果、希圣三兄惠鉴：获交兄等，情如手足，人生知己之感，何能一日忘怀。惟弟自今夏以来，神经陷于极度衰弱，累月不痊，又因忧虑绝深，酿成严重以疾，今竟不能自抑其民国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时之狂愚自弃的反常心理，而与兄等长别矣！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实不配为兄等之友朋。弟之此举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弟遭时艰虞，而生性孤僻如此，处境之进退无措至此，身心之疲弱无能复至此，其终于出此下策，兄等当能体谅。身后诸事，惟实不忍预想。拙荆今后孤苦可怜，惟望兄等推爱而有以照拂之。文白、岳军、辞修、果夫、立夫、厉生、兰友、沧波、溯中、公展、国桢、乃建、凭远、昌焕诸兄，对弟皆一向爱护有加，今不及一一留书为别，惟祈兄等为我转致前后之敬意。我一生自问无愧做人之道，无负于友朋之期望，乃今得此严重之心疾，而陷入无可求谅之罪愆，命也如斯，尚复何言。兄等年力壮强，尚祈珍重健康。临书依恋，不尽负罪。弟畏垒谨上。”

这个时候的陈方、李惟果、陶希圣等人，分别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都成了国民党政界要人。但在“侍秘二”时期，他们都是陈布雷一手提携的部属，也可以说是陈布雷的“三大高足”，关系非同一般。陈布雷有“情同手足，人生知己之感”一说，这是不假的。陈布雷在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死因时，除了反复提到的神经衰弱外，又加了一条：“因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所谓“心疾”，用现代术语，也就是“思想病”的意思。这个词，另在陈布雷留交其他同僚友好及诸弟的4封遗书中，均反复提到，几乎成了他解释自己死因的一个专用术语。可见，这是研究陈布雷死因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意思的是，陈布雷在这封遗书中，自负地写出了“我一生自问无愧做人之道，无负于友朋之期望”的话。想到蒋在中政会临时会议上对陈的指斥：“书生误国，看错了人”；陈布雷在《上总裁书》中，亦有“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的自责之语。既然“无愧”、“无负”，何来“负国负公”？可见，陈布雷不但不承认“负国负公”一说，连带也驳斥了蒋的“书生误国”的指斥。因陈方、李惟果、陶希圣都是中政会临时会议的目击者，又都是陈布雷所信任的亲信僚属，故有此一说，一方面是为了洗刷蒋横加的不实之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历史留下一个说法，以免死得不明不白。陈布雷的这支笔真是厉害。

对于选择自杀之途，陈布雷也是大为不甘、大为不平的。陈布雷进而写道：“乃今得此严重之心疾，而陷入无可求谅之罪愆，命也如斯，尚复何言。”这意思就是：无论是做人，还是交友，我都没有做错，为什么将这一下场、这一罪愆加诸我身？如果说，这是命运，那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其冤，其屈，其愤，其怒，其血，其泪，都已经呼之欲出了！

陈布雷对于身后诸事，一切都“不忍预想”，然最放不下的，是夫人王允默，故有“拙荆今后孤苦可怜，惟望兄等推爱而有以照拂之”一句。对于张治中、张群、陈诚、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洪兰友、程沧波、叶溯中、潘公展、吴国桢、唐纵、於达、沈昌焕等同僚及友好，“今不及一一留书为别，惟祈兄等为我转致前后之敬意”。不过，在十一封遗书中，又留有《致洪兰友》及《致潘公展、程沧波》两封。可见，这两封遗书，不在陈布雷的最初计划之内。

《致潘公展、程沧波》，约240字。即：“公展、沧波两兄大鉴：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悯，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弟布雷谨上，十一月十二日。”

潘、程本不在陈的留书计划之中，但考虑到夫人王允默长住上海，而陈方、李惟果、陶希圣都在南京工作。以京、沪之距离，虽不算遥远，但要请他们经常照拂“拙荆”，自有诸多不便。于是，这才想到要就近拜托几个朋友。考虑到潘公展时任上海参议会议长及《申报》董事长，程沧波时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及上海《新闻报》社社长，正可以就近照顾。于是，陈临时草就一书，留言：“拙荆衰年，孤苦可悯，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

鉴于潘、程与自己一样，都是以一颗书生报国之心，投身蒋幕，走上政坛，经历极为相似。故陈在遗书中有：“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等句。这意思就是：当初以一腔热血报党、报国的书生情怀，现在看来，真是痴心妄想，大错特错；所谓“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亦是窃名盗誉，百身莫赎。至此，真是悔之晚矣！陈对潘、程道出这个隐痛，是否隐含劝诫？未可轻加断言！

不过，从潘、程的遭遇来看，当时都已疏离政坛中心。尤其是潘公展，重庆时期是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及行政院图书审查委员会主任，是名副其实的文化特务头子。然至战后，潘避居上海，专心经营以《申报》为中心的报业集团。陈布雷自杀后，潘深受刺激。1949年即迁居香港，创国际编译社。不久，赴加拿大、美国办报，与国民党的关系，算是若即若离了。程与当局的关系，虽说密切一些，但也只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罢了。

《致洪兰友》别无大事，主要是谈工作交接事宜。陈布雷生前，负有两个方面的政治责任，一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代秘书长；一是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其实，中政会方面，陈久已不问，都是副秘书长洪兰友在那里负责。但是，陈布雷的心很细，总觉得就要“长行”了，不能不对副秘书长有个交代。想想看，人都要死了，一切都还是那么放不下。陈就是这样一个人，真拿他没有办法。

于是，陈写道：“兰友我兄大鉴：弟今突患严重之心疾，不能自抑，其几年来屡发屡止之自弃心理以至于此，夙承爱好，兹与兄长别矣。中政会方面，弟别无交接之事，好在我兄一切均极接洽，必能为我照料，而善处之也。立夫、道藩诸兄前，弟不及略函道别，实亦无颜为兄等之朋友，盖弟虽因自知不堪服务，忧心如焚，自责自讥，以致此疾，然在时事严重之际，在公要为万无可谅恕之罪也。身体衰弱，为人生最大之不幸，昔日季陶兄尝为我言健康之必然，而弟不善保养，今若斯，命也。惟诸兄于可原谅之中，而仍宥恕。弟布雷谨上。”

中政会方面，算是与洪兰友办了交接手续，中央宣传小组方面，也不能不有个交代。因此，陈在《致洪兰友》中，虽已说了“立夫、道藩诸兄前，弟不及略函道别”，但陈转念一想，张既为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又是中央宣传小组成员，涉及中央宣传小组的善后事宜，索性就托付张道藩吧，也算是留书道别。

于是，陈再草《致张道藩》：“道藩我兄：弟生机已绝，生命之意义已尽，几个月来之病苦，发成为严重之心疾，以至于不可救，今与我兄别矣。多承厚爱，讵料竟出此不可谅恕之下场，实不配为兄之朋友。立夫兄前为我道别，不及另函。宣传小组弟经管之账略及单据等等，烦兄向蒋君章同志（系藏在我寓铁箱之内）取出后，与惟果、希圣两兄同交黄少谷收，谨托，谨托。并忠诚致谢兄一贯待我之友谊。弟布雷上。十一月十二日。”

与中政会不同，中央宣传小组为非常设机构，亦即编外机构。陈清楚，中央宣传小组完全是因人设事之举，从体制上来说，实无设立的必要。既有中央宣传部，何必再设一个中央宣传小组？陈自忖，自己这一死，中央宣传小组也就收摊子了。于是，他托付张道藩，与李惟果、陶希圣一起，将宣传小组的账略、单据送交中央宣传部长黄少谷。不难看出，陈的这一举动，也就等于重新将舆论宣传大权送还中央宣传部。

肠断心枯，痛极痛极

第三类遗书总计两封，一为《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一为《遗副官陶永标书》。这两封遗书，因涉及后事的安排问题，内容相当重要。尤其是《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写得颇不寻常。陈布雷写道：“君章、省吾两兄：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此事并非突然发生，实在从今年夏天以来，即觉我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故请兄等千万勿再请医生医我（医我我亦不能活，徒然加长我的痛苦，断不能回生也），善后诸事我不忍预想，亦无暇预言。第一件事，乃为如何发表消息，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我生无补时艰，断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我实在是自责自谴，无法再生存下去，神经已反常，不能自制也。另纸各事，诸两兄注意，深谢相随数年之厚意。畏垒留言。”

自杀之前，连如何发布消息都预先想好了。既已郑重声明“我意不如直说”，又将自己说成是因病服药过量而死，“直说”岂非又成了“曲说”？为了不让人捏造谣言，自己先造出一个谣言，岂不荒唐可笑？这一封遗书，在陈布雷死后，到底引出一场风波，这是后话了。

陈布雷讲的“另纸各事”，就是指办理后事的“十条遗策”：

（一）即嘱叔谅或叔同来（急请其以电话告申报六弟训悆，并告祖望弟）说我病危，要其陪内子来京一行。

（二）遗留数函（在公事皮包内）分别投寄（呈委座函即托宏涛呈阅）。

（三）实之弟如可请假，请其来寓帮同照料（兰友、芷町两兄，请其来寓主持），他人不必惊动。

（四）宣传小组各件一包（存在铁箱内）（存款簿及支票簿等），君章兄即交黄部长少谷、道藩、惟果、希圣诸兄。

（五）卧室后间橱内，有小箱一只，标明BSS。内藏侍从室时期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卷夹，此可检交周宏涛兄汇存于机密本案之内。

（六）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埋，如可能则葬我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或城内有公墓处亦佳），葬事请于三天至五天内办毕。

（七）寓中新沙发三把及单背椅十把，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

（八）善后事办毕后，京寓即结束，切劝内子早日返沪，依其姊以居。

（九）可询明内子后，对陶副官送三百元，严尚友（一百元）分别致送酬劳金，以酬其忠实，徐正良亦酌发若干元亦可。

（十）兄等忠勤相随，我无以为报，只有感谢，但此为兄等最后对我之相助，千祈于结束事务多多尽力。我在床下新皮箱内，尚存有金圆七百元，可以取用，此外只有存农行信用簿及存京大来之两笔存款，为数不多。

“十条遗策”，大到丧葬事宜，小到几把单背椅，都有详尽考虑及处理，实令人感叹。作为国民党“军机大臣”，所遗财产仅700元金圆券，另有两笔“为数不多”的存款。所谓“为数不多”，是个什么概念？陈虽没有明说，但自然是相对于700元而言，那么这个“为数不多”，总归不会超过700元，这是毋庸置疑的。700元加“为数不多”，若按11月9日上海大米挂牌价：每石1800元计算，购不到一石大米；若按当时米价每天涨幅均在一倍左右计算，那么，到陈布雷死后可以取用这笔资金时，所能购到的大米，已经微乎其微了。

以陈的权势，这个700元加两笔“为数不多”的存款，简直就不能算是遗产。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金权政治下，陈布雷在遗嘱中将自己的微薄资财公布于众，何尝不是对国民党财阀和贪官污吏们的抗议！

曾有一个说法，当时国民党内一批高级将领因愤于军中待遇很差，士无斗志，而四大家族却在后方大发内战财，于是都不愿意再打仗了，提出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拿出四五亿美元充作军费。陈布雷看到形势紧张，私下向蒋进言，劝蒋要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出钱捐饷，蒋为之大发雷霆，打了陈一个耳光。以至陈不堪其辱，即服药自杀。这就是在陈布雷死后，一度传得沸沸扬扬的“一个耳光”事件。最近，贾亦斌先生在《我率蒋经国“太子军”嘉兴起义》一文中，亦谈到徐复观（时任党政军联席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曾向他转述过这件传闻，并说：“老头子发疯了！”暂不论“一个耳光”的传闻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以陈厌恶孔、宋家族的一贯态度，一定不会反对要孔、宋家族出钱捐饷之议。而陈于此时公布自己几于一贫如洗的财产，可见是大有深意的。

陈布雷这么穷，跟着陈做事的人，自然也发不了洋财。从陈的《遗副官陶永标书》中，亦看得很清楚。“陶副官：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为汝安排工作也。汝见我信之后第一事，就是将五斗橱右抽斗内之小皮夹收藏起来（其中有保险箱之钥匙），又将我的图章亦收藏起来，待太太来京时交之。”

所谓“半生随我患难”、“自谋生活”等等，都是说明陶永标跟着他，不但没有发财，而且生活相当清苦。所幸有一个“我之面情”，即看在他的老面子上，“诸长官”必定能帮助安排一个工作，赏一碗饭吃。陈布雷对手下人，能帮忙的，也就是这个了：一个好名声而已。

在第四类遗书中，以《遗夫人书》最为重要。全文并不很长，仅440余字，但写得最为哀婉，最含隐痛。“默君惠鉴：我鉴于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已无意义，因此数年来所萦绕于心之‘决绝’观念，而复屡萌而不能自制，如此对国家不负责任，实为一种无上之罪歉，尤其对君三十年之眷爱，而我乃先君而自弃，竟蹈吟兄之覆辙，自私自了，我实负君，无容可求谅恕。但宛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如此下场之后，在君或反而减少牵虑之痛苦。我年将六十，譬如在武汉撤退时，在武昌、重庆轰炸时遭遇不幸，千万望君退一步想，千万勿为我而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友，当能照顾我的家属。人生至此，命也，尚何言哉！来日大难，君与令姊太觉孤寂凄凉，可将在国内之三儿召回一人留侍。后事如何，不忍预嘱。我一生爱惜名誉，今乃以如此不仁不义不智而弃世，徒供世斥，有负平生。然事属万不得已，君当了解出此下策，无可奈何，我的灵魂永远依绕君之左右，肠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窀，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痛极痛极，惟祝大局好转，国家长存，我虽死犹生矣。”

所谓“宛转寸肠”，“肠断心枯”，“痛极痛极”等等，的确是那种生既不能，死亦不甘的痛苦心境。然而，不管怎么说，陈固哀痛莫名，但人一旦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但对于生者来说，其痛苦可谓日久天长。尤其是王允默，感受到的，确是那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恒远之痛。用王允默的话说，亦即：“留此忧患余生，度人间最痛苦的岁月，自己了无生趣。”

遗书中，最令王允默遗恨不已的，要算是“竟蹈吟兄之覆辙”一句。王氏姊妹二人，嫁给两大才子，一为何吟莒，一为陈布雷。在外人看来，不啻是名花有主，各得其所。然而，十年前（1939年1月19日），先是何吟苢在重庆北碚陈寓服安眠药自杀。当时，陈布雷就痛不欲生地大放悲声：“吟兄，吟兄，你去了，我也终结我的生命吧”。今天，陈果以同样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剩下王旦文、王允默姊妹两人，孤寂凄凉，何以度日。王允默曾在陈逝世百日祭时撰“悼布雷”文，中有“所以犹覥颜人世者，老姊身世孤苦，幼儿尚未成立，苟延残喘，欲有以慰君在天之灵尔”等句。王允默哀痛之深，当不难想象！

在公开发表的遗书中，除《上总裁书》外，以《遗训慈、训悆、叔同诸弟书》，把自己的死因说得最为接近实际。“四弟、六弟、八弟：兄患严重之心疾久矣，民国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均因自感体力衰弱，力不从心，曾数度作自绝人寰之想，而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今年春夏之间，虽工作积极，而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我不欲责人，只有责己。7月下旬以后，神经已陷于极度衰弱。今时局艰危，而兄无能，近日心绪疲惫，脑力不能集中，精神之痛苦非语言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今竟不能自抑，而与我弟等长别矣。先父殁年仅四十九岁，兄已过父年十岁，弟等不必为我悲。我在此时期作此自了之举，实为无可恕之罪愆，然实出于无可奈何，今以后事累弟等，内心只有十分疚戾。七弟在海外，五妹、八妹、九妹不及一一留书告别，今后唯祝天佑中国，大局转危为安，祗望弟等各自珍重。允默今后孤苦可怜，我意彼可返居沪寓，惟弟等常常看顾而扶助之。临书依恋，不胜手足分离之痛。彦及手书。”

从“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等句，与《杂记》及《上总裁书》对照起来看，可知这里讲的“工作关系”，亦即指“战时体制纲领”事件。陈并说他的自杀，“实出于无可奈何”，亦是暗指此事。除对最高当局之外，陈仅对诸弟言及其自杀真相，一方面，是为了让诸弟了解为兄之死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只有诸弟才能懂得为兄的痛苦心情。

考虑到儿女入世不深，许多事情还不能真正理解，故陈的《遗诸儿书》，落笔较委婉。“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十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彦及手书。”

所谓“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云云，这在陈布雷的考虑，显然是不想让孩子对自己的轻生自杀，从政治上过多猜忌，以至对最高当局及国民党政权产生深仇大恨，致遭不测。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陈在《遗诸儿书》中，将自己所患“严重之心疾”，改为“严重之脑病”（《遗副官陶永标书》亦作如是说）。虽为两字之易，但患病的政治色彩已大为淡化。陈布雷用心之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主任死了”

11月13日上午8时许，秘书蒋君章、金省吾及收发何仲明都还没有上班，住在附近的副官陶永标和两名驾驶员也都没有来，警卫王权和工友徐近良出去了，厨师冯厚德、李祥庆外出买菜还没有回来，公馆里只剩下警卫胡宏猷和勤务严尚友。严勤务看看主人还没有起床，就蹭到警卫室来与“大内高手”胡宏猷聊天。严说：“主任昨晚睡得太迟了，8点钟了还没有起床。”胡附和着说：“是呀，我昨晚也是11点钟睡觉的，我见主任睡觉后，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同学。”严点点头说：“主任昨晚睡觉已10点多钟。”

严尚友说完，就自顾上楼去了。胡宏猷则踱到大门口，准备打开两扇大门。就在这时，胡听到严在楼上大叫起来：“不好了，主任卧室一直没有闩过门，今天可不对了，门闩上了……”职业的敏感，促使胡宏猷急步跃上楼去。只见严尚友手在用力推门，嘴仍在不停地喊着，里面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胡宏猷见状，二话不说，一脚就踢开了房门。

胡、严二人不分先后地奔进房间，只见陈布雷仰卧在床上，没有盖被子，嘴巴张得老大，双手举起，右脚直伸，左脚弯曲。下身穿着一件青色布内裤，裤脚塞在棉毛袜筒里；上身穿的是一件米色卫生衣，两只袖子的肘部各有一个像碗口那么大的洞。胡宏猷当时便有些发呆，马上又看到床头柜上有四只小空药瓶。严尚友虽然慌乱，思维却很清醒，马上想到放在橱上的两只竹壳热水瓶，当即拿起来摇了摇，愣了片刻，便大叫起来：“不好了，开水全部喝光了，可能吃了四瓶安眠药片。”

胡宏猷知道大事不好了，当即奔下楼去，跑到汽车间猛按汽车喇叭。住在公馆附近的陶副官和司机，闻声都飞也似地跑来，气喘吁吁地问：“什么事，这么紧急？”胡宏猷看见他们来了，高声叫道：“快，快，快，快去总统府接医生，主任死了。”陶副官闻言，勃然色变，当即跃上一辆轿车，指挥两部车一起出动，分头接人。

两部轿车风驰电掣般先后开出公馆大门，胡宏猷仍然紧张地在院子里踱进踱出，只盼着蒋君章秘书能快点来。胡踱出大门，看到湖南路上开来一辆小汽车，嘎的一声，在他身边停下，车未停稳，胡从车牌照号码上已知是张治中将军来了。张将军坐在车内，目戴眼镜，头戴礼帽，身披黑色大氅，一位年轻的中校随员，手拎黑色皮包下车，对胡说要看陈先生。胡回答：主任今天不会客。张治中吩咐随员把卡片拿出来，上面是“张治中”三个字。胡接过卡片，但口中仍以强硬的态度答道：“今天就是不见客！”张治中见状，颇有些困惑，只好无奈地把身子向后一仰，口中蹦出两个字：“回去。”

好不容易等到蒋君章赶来，胡宏猷向他做了汇报，心情这才稍稍安定下来。这时公馆人员陆续都到齐了，医生一下接来了三个，都带有医疗器材及药物，其中有总统府的“御医”陈广煜和熊丸。医生由蒋君章陪同，立即上楼抢救。经过检查，三位医生商量了一阵，打了几针强心针，很快即断定，陈不能复活了，死去的时间已达七八个小时了。蒋君章这才死了心，开始料理后事。

发现陈布雷自杀的这一段史实，以胡宏猷的一篇《陈布雷的最后时刻》，回忆得最为详尽，这与过去有关陈布雷之死的记述或传说，尤其与国民党官方的报道，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然以胡的目击者身份及政治背景较为单纯而言，胡的回忆应有更高的可信度。

这以后，蒋君章立即打电话通知总统府官邸侍从秘书周宏涛、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及中政会副秘书长洪兰友等人，随即也通知了陈布雷在南京的家人：陈琏、袁永熙夫妇，四弟训慈及八弟叔同等人，要他们立即赶到湖南路陈公馆。接着，蒋君章要通了上海王允默的电话，要她与布雷先生的六弟训悆先生一起，立即赶赴南京。

陈布雷家人中，陈琏在南京编译馆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工作，他们两人最先赶到；随后，在南京中央社工作的陈叔同，在南京考试院工作的陈训慈，也都很快赶到；王允默与陈训悆都是下午自沪赶来。据陈训慈先生回忆，等到陶永标开着小车，把他接到陈公馆时，会客室里已经坐着陈方、李惟果、陶希圣等人，他们正在商谈事情。陈训慈上楼时，遗体已移到寝室外间床上，八弟叔同已先期赶到，陈琏立在床旁啜泣。陈训慈悲泣之余，获悉有很多遗书已落在楼下这班官员手里。陈训慈记得：当时，陈方、李惟果等人从遗书中检出陈布雷给诸弟及其他家人的信，交陈训慈等家人阅读后，仍被收去汇存。

在陈方、李惟果、陶希圣等人赶到后，张治中将军闻讯也马上折回，翁文灏、邵力子等大员也都先后赶来。接近中午，宽阔的湖南路一下子挤满了几十辆小车。胡宏猷与王权顿感紧张，两人都手执武器加强警戒，在公馆内外巡逻。这样一来，弄得山西路警察局也警觉起来，马上派来巡官与胡宏猷联系，询问要不要派员支援。胡为保密起见，便说没有出什么事，只是表示内围警卫仍由胡、王负责，请他们最好能协助加强外围警卫。

约在中午12点以后，蒋君章接到周宏涛的电话，得知蒋介石将来陈公馆。据说，当时蒋正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听到陈布雷的死讯，以及看了陈的《上总裁书》及《再上总裁书》后，“手开始微微震颤，额角青筋暴起”，马上宣布散会。

蒋君章接完周宏涛的电话，马上通知胡宏猷布置警卫及交通工作。胡连忙跑到大门口，指挥车辆留出五六辆车子的空地。几分钟后，蒋介石的车队鱼贯而到，总计四辆。蒋介石头戴礼帽，身着长衫，脚着布鞋，手拿手杖，下车后，即在侍卫长石祖德及一群侍卫的簇拥下，脸色阴沉地进入陈公馆，由蒋君章陪同上楼。在陈布雷的遗体前，蒋默默地看了一会儿，一言未发，即下楼，由陶希圣将陈布雷的另外几封遗书呈阅。蒋看完后，仍没有讲话。只在临走时吩咐蒋君章等人：“好好地料理后事，我派俞局长（指俞济时）和陈局长（指陈方）来帮助你们。”

蒋的车队走后不到一小时，宋美龄的车子也来了。据在现场调度车辆的胡宏猷回忆，宋美龄的汽车一直开进陈公馆大门。当宋美龄从车上下来时，左脚一软差点跌倒，马上由侍卫扶住，径往楼上。在陈的遗体前，王允默刚从上海赶来。宋美龄先是看了看陈布雷的遗体，即对早已泣不成声的王允默及陈琏说：“陈先生不幸逝世，我代表总统向你们表示慰问！”王允默凄然表示感谢。

这时，站在一旁的陶希圣趁势转达最高当局的德意，表示要对陈布雷举行国葬。王允默当即表示：先夫子不幸谢世，允默哀痛昏迷，方寸已乱，身后各事，幸赖诸先生协助，情高谊厚，慰激无极。惟思先夫子一生尽瘁国事，衷心惟以国家人民为念，而立身处世，尤向崇俭朴淡泊，故丧葬诸事，深望能体其遗志，力求节约等。宋美龄闻言，颇有赞许之感，当即吩咐：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来找我，我们会帮助解决。宋顿了顿，又补上一句，说：“这也是总统的意思。”

王允默表示谢意，当即向宋美龄表明了自己要将先夫子葬于杭州的意思。并说明：先夫子生前深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得一地，流露出终老故乡之念。并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靡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王允默并说，先夫子生前亦曾关照一旦不测，只须在平地掘一普通墓穴，墓前立一碑，上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即可，不必镌刻职衔，以遂其平生淡泊之志。故国葬和公葬之议，务祈夫人及诸先生婉释辞谢等等。

据说，宋美龄回去后，即向蒋介石转达了王允默的态度。蒋闻言，念及往事种种，不胜感慨，真是生也尽忠，死也尽忠，若非圣人，若非完人，不能有此举动，确为曾文正公之后第一人。于是，蒋手书“当代完人”，以挽陈布雷。观蒋一生，对矢志尽忠的臣下，无不大赠“封号”。然以其评价之高，均无过于“当代完人”四字。想到在11日的中政会临时会议上，蒋对陈的指斥“书生误国，看错了人”，言犹在耳。仅仅过了两天，蒋对陈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见，跟着蒋介石干，真是生不如死了。

“完人”与罪人

其实，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据贾亦斌先生回忆，徐复观曾经告诉他，陈布雷死后，蒋介石召开重要会议，讨论如何办理陈布雷的丧事。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些人认为陈是蒋的高级幕僚，跟随蒋的时间很长，地位高，影响大，平时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而主张隆重办理丧事，甚至主张举行国葬；另一种意见认为陈系自杀，大办丧事，对外影响不好，主张从简。双方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最后，蒋介石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很多人听了共产党的宣传，相信什么‘四大家族’有很多财产，最为可恨的是陈布雷竟然也这样讲！他要我和宋家拿出几亿美元来作军费，我们几家哪里有钱！宋子文开始办中央银行只有几百银元，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要宋美龄出钱，她哪来的钱！”蒋介石越想越气，破口大骂陈布雷，足足骂了两个小时，大家都不敢做声，国葬一事就此作罢，陈布雷的丧事后来草草了之。

王泰栋先生在《陈布雷外史》中亦有这类史实的考证。11月28日，距陈布雷自杀半个月，蒋在黄埔路官邸会议上说：“在座诸位都知道，近来局势危艰，于党国很不利。值此千钧一发之际，更须本党同志精诚团结，同仇敌忾，而绝不允许任何人有涣散军心、动摇斗志的言论和行动。”话锋一转，蒋公然说道：“共产党的宣传厉害得很呐！连布雷先生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受共产党的影响，我们万万不可轻视呐！”说到这儿，蒋的面容更显冷峻，语调亦显尖刻：“我还要说一件事。有人曾经对我陈言，说要让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加上夫人宋美龄，拿出五亿美元，用于国家。这是什么话！嗯！宋子文有什么钱？嗯！孔祥熙有什么钱？嗯！至于夫人，那就更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散布这个言论，不管怎么说，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以此可知，陈布雷在蒋眼里，不但不是“完人”，而且是党国的罪人。可见，蒋的“当代完人”，完全是遮人耳目的官样文章。

13日下午，也就是在蒋介石、宋美龄先后走后，陈公馆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闻陈布雷自杀，顿现神经质，状类疯人，疯疯癫癫地赶到陈公馆，在陈布雷的灵床前伏尸号啕大哭，口中念念有词：“半劝半拖地才将他拉走。3个月后（1949年2月12日），戴在广州，也是以服安眠药的相同方式去世，正可谓“我跟你去”了。

11月13日下午，陈布雷的遗体即移入南京新街口中国殡仪馆。

11月15日，举行了陈布雷遗体吊唁仪式。中国殡仪馆“崇敬堂”内，高悬蒋介石亲书的“当代完人”匾额，四壁摆满了鲜花，挂满了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团体、学校及国民党高级官员送来的花圈、挽联等。挽联大都盛赞陈布雷的文章事业。于右任的挽联是：“文章天下泪，风雨故人心”；黄少谷的挽联是：“一手文章扶国运，终霄哀乐系苍生”等。说到“风雨”是不假，说到“文章”，陈布雷的文章都跑到别人的文集里去了，哪里还有什么文章可谈！是日，中国殡仪馆充满悲凉气氛，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官员纷纷前来吊唁，在陈布雷遗体前致哀。许多人在离开中国殡仪馆时泪花莹莹，步履蹒跚，颇有哀痛莫名之形及惶惶不安之状。

国民党《中央日报》载：“蒋总统偕夫人于上午11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总统在陈故委员遗像前，为渠二十多年来之知己，默念约一分钟，始缓缓退出。”

陈训慈先生说：此间，蒋曾召见陈布雷夫人王允默及诸子女，陈布雷的四弟陈训慈、六弟陈训悆、八弟陈叔同也在被召之列。蒋例行公事地“问了我嫂氏几句话，并没有深切的表示”。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许多文章都说，蒋介石在陈布雷自杀后，神情十分悲痛。其实，这是大可怀疑的。

11月18日上午9时至11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举行公祭典礼。出席典礼的计有：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于右任、王宠惠、邵力子、何应钦等。司仪员在公祭典礼上宣读了蒋介石与中央政治委员会祭文。蒋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盖棺论定之语：“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该说的话都说了。然对照蒋之言行，全不足信。

18日中午12时，灵柩车从新街口中国殡仪馆出发，向和平门火车站行进。第一辆是红色小吉普，为开路车。南京警察厅长坐在上面，指挥交通；第二辆车是大卡车，车上坐的是军乐队，车前挂着“当代完人”的横匾，车身周围挂满了花圈；第三辆是小汽车，里面坐的是陈布雷的儿子陈过、陈进、陈迈等诸子及警卫胡宏猷，次子陈过捧着父亲陈布雷的遗像；第四辆小汽车坐着女婿袁永熙，袁的手里捧着一个神主。警卫王权也坐在这辆车上；第五辆车是灵车；第六辆车是小汽车，里面坐的是小女儿陈琏和陶永标副官；第七辆、第八辆车是派来的公共汽车，里面坐的是总统府及中政会官员。于右任及邵力子等陈布雷的老友都亲自往送。

在哀乐声中，车队缓缓行进，街上驻足观看的行人如织。约下午1时许，车队到达和平门火车站。随即，灵柩移至火车专列，并在站台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火车车厢前摆了一张方桌，桌上摆满了神主。陈布雷的儿子、女儿、女婿，以及副官陶永标与警卫胡宏猷、王权等人，分别站于方桌两边，官员们一个个到桌前鞠躬行礼。在凄惨的哀乐声中，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鞠躬行礼时，竟是老泪濡及下拂的银须，在场人见了，无不为之动容。

仪式结束，官员们或上车，或返回。“当代完人”的横匾挂上列车。这辆专列，由一节车头、一节灵车、一节客车、一节餐车组成。灵车车厢里摆着灵柩和几把沙发，客车车厢里端坐着护送官员。火车鸣叫后，灵车即缓缓地驶出南京和平门火车站。途中经过镇江、无锡、苏州三地时，车站里均摆着桌子，挂上“悼念陈故委员布雷先生”的嵌匾，由当地官员恭候迎送。

到达上海时，夜幕已经降临。灵车在上海车站停留一夜。第二天上午7时，国民党上海市各党政机关、团体都送来了花圈，将灵车附近一带都摆满了。上海市所有的军乐队都排列在灵车附近，一队队轮番吹奏哀乐。随即，上海各界举行了公祭仪式。

19日上午10时，灵车从上海出发，下午4时左右，灵车抵达杭州车站。蒋经国及浙江省主席陈仪已在车站等候。灵柩被移上卡车，驶至杭州四明公所暂厝。38年前，一个意气风发、心忧天下的青年，从这里走了出去；38年后的今天，当他重新回到这里时，已经是一具油尽灯枯、名满天下的尸骨了。

12月10日，天气阴霾，细雨蒙蒙，浙江省及杭州市各界举行公祭。上午8时，陈布雷家人等扶柩自四明公所启运。陈训慈先生回忆，这一天，蒋经国奉父命，亦专程来杭参加送葬。其时，蒋穿着蓝布长衫，默默走在送葬者的行列中，虽与陈训慈走得很近，但双方都没有打招呼。8时20分，杭州市教育局在途设奠公祭；9时，省、市各界公祭；10时，灵柩抵达九溪十八涧徐村萝卜山墓地。这是陈布雷旧时所买的一块山地，墓穴由杭州市建设局用公费设计建造，据说用费颇大，当局此举，与陈布雷的素志及遗言颇有些相悖，然陈布雷只能以“无言”抗议了。墓地上竖着一块石碑，上刻书法家钱太希先生所题“陈布雷先生墓”几个字，无其他碑文，可谓朴素无华。耐人寻味的是：最高当局所题“当代完人”这一不世之荣，竟没有刻上去。可见，王允默虽为一女流，其远见卓识，实不可低估。

这一天上午10时半，陈布雷的灵柩入穴，从此长埋湖山。

死后疑案

陈布雷死了，但是，围绕陈布雷之死而生发出来的历史疑案，至今仍是史学界感兴趣的话题。事实上，陈布雷死后第一天，疑案便已发生。这就是所谓陈布雷“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案”。第一次公开报道这一案件的，是国民党《中央日报》。陈布雷死后，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布消息的问题。蒋君章说：“此事，布公本有遗言，照例不生问题。”蒋君章所说的“布公本有遗言”，即指陈在《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中“乃为如何发表消息，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等一段话。蒋君章说得不错，布公不但早有“遗言”，而且早将“消息”拟好，照例是不生问题的。这就是做新闻记者的好处了。

问题是，陈布雷的这个“遗言”，颇有些问题。“反动派”固然不能借“此举”而“捏造谣言”了；但陈布雷的“此举”，本身就在“捏造谣言”；而且，其“捏造”的水平之低，不免让人一眼看出其蛛丝马迹（所谓“卒因服药过量”云云，陈布雷吃了一辈子安眠药，能有几个人会相信“过量”的说法）。所以，就连“布公”的这个“遗言”，也有人不同意了。

蒋君章回忆：“那时候第一个问题是怎样发布消息，遗书里面指示勿使敌人利用，不如直说旧病复发，服安眠药过量而不治，可是大家着重前面一段，把直说云云，都不主张说清楚。”蒋君章虽然没有指明“不主张说清楚”的“大家”是谁，但陈布雷既讲了“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大概也总不外陈方、陶希圣、李惟果“诸兄”了。蒋君章是坚持要按布公“遗言”发表消息的，但在当时的处境，他很感为难。蒋君章说：“宾客越来越多，而我精神上的痛苦也是越来越深，每个客人都急切地询问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我呢，每一个客人面前都得重复说一遍，这倒并不使我为难，而使我感到痛苦的，却是对人说的那一套。记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布雷先生原来有失眠症和心脏病，他经常非服安眠药不能入睡，有时服了觉得不够，再服一些，有时候半夜醒来再服一些，平常服至6片之多，也是常有的，这几天精神特别不佳，可能一次再次地加服，因而中毒。”蒋并说：“虽然客人对我的说法很多认为满意，然而，天哪，布雷先生是怎样死的，我完全明白的，而他所以这样死法，我也不能说全无所知。我这样说了再说，等于自欺欺人，怎样不痛苦呢？”

以蒋君章的处境和地位来说，陈布雷之死的真相，到底如何公布，一切都还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指示，自然不可以乱说；而且，事发突然，众人急切询问，又不能以“无可奉告”那一类外交辞令进行搪塞，情急之中，只得先编几句瞎话，应付一下“急切地询问”的宾客，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蒋君章即席创作的这一席瞎话，经过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一番改造，成为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的张本。

于此，《中央日报》于11月14日发表消息：“陈布雷氏于昨（13）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惫，仍照常从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功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可惋惜”等等。

《中央日报》这样报道，蒋君章的麻烦也就来了。蒋君章说：“在第二天我遭郑重责备，那就是从上海赶来的程沧波先生，他是接到遗书的一位，他认为这样的说法，抹杀了布雷先生为领袖为党国的苦心，至少他一个人不同意也不会这样说的。同时，外面对于布雷先生死后，传说纷纷，颇有离奇不经之谈；因此，治丧委员会在审阅全部遗书以后，决定全部发表，并且尽量制版揭载，以存真相。”

其实，主张“揭载”，以存真相的，并非程沧波一人。至少邵力子先生也是持这一主张的。邵看了陈的《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又看了《中央日报》11月14日的报道，对如此发表消息，大加反对，愤然说道：“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还要讲宣传！”在国民党临时中常会上，邵力言：不能照遗意发布新闻，应该把全部事实，向社会公布，庶几使布公之轻生，警惕党人、警惕社会，等等。于是，国民党中常会表示同意。

11月18日，《中央日报》转弯子了，就陈布雷的死因，重新发布消息：“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17日下午8时临时中常会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能略睡，晨起总在上午7时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尚未见起床，秘书蒋君章推门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

这个弯子虽然转了，但多少显得一点羞羞答答。但是，18日的报道中，依然没有解释14日何以要讲心脏病突发逝世？于是，《中央日报》继续进行解释：“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布雷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箧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人陆续送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15日发现陈氏11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廿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本社发表并提出中常会报告。”

一盆污水全泼到蒋君章身上了，而最高当局则成了干净身子，甚至成了替陈布雷“洗冤”的青天大老爷，真是冤哉枉哉！然更正尽管更正了，同时，不要忘了陈布雷曾说过：“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即不可忽视解决“本党同志”的认识问题。于是，《中央日报》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了：“中常会于听取报告时，对于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等语，咸不胜其哀悼，而布雷先生期望本党同志团结一致加紧奋斗之遗言，更使一般同志为之感奋。其对总裁之爱戴，对友朋之诚挚，对夫人体念之深，对弟兄友爱之笃，对公子教诲之切，以及其对身后公私事务处理之周密，皆可于各项书信中见之。布雷先生之死，为陈天华先烈蹈海以后革命史上非常之事件，对于促成本党同志之团结与国民革命之复兴，意义至为重大。总裁及中常会认为陈氏遗书为革命史上宝贵之文献，决定送交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存，与《天华集》后先辉映，永垂不朽！”

陈布雷的这一“感激轻生”之举，简直就是一篇“生动”的、让最高当局望眼欲穿的“战时体制纲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死因新探：“心疾”

陈布雷的真正死因，既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民国史的一大疑案。到目前为止，涉及这一疑案的论点，至少有这样几种说法：“感激轻生说”，“激励大众说”，“百念俱灰说”，“以尸谏君说”，“以死自剖说”，“油尽灯枯说”，等等。亦有说是最高当局的一记耳光，导致陈布雷结束生命的。

所谓“感激轻生说”，这是陈布雷在《再上总裁书》中的一句话：“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等语，这也就是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了。这一说法出自陈布雷的遗言，亦成为诠释陈布雷死因的主流观点。对这一观点，国民党官方自然是大为激赏。《中央日报》在11月18日的报道中，就有所谓：“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等语。这一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陈的《再上总裁书》与《上总裁书》不同，《再上总裁书》很有点自我转圜的味道，不一定是他的真意。故“感激轻生”之语，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门面话，不可当真。至于国民党官方张扬这一观点，自是毫不奇怪，不外是“以死人来压活人”罢了。

所谓“激励大众说”，自然也是国民党官方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允默亦持这一观点。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在上海出版，王允默写了一篇“前记”，叙述了她对“先夫子”自杀的看法，其中有所谓“是以先夫子之死，决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陈夫人并说：“其日记函札间亦隐约流露此意，他日付印问世，其志当可大白。”应当说，陈夫人是对陈布雷的心理了解最深的人，她的说法，自有相当的权威性。问题是，《陈布雷回忆录》的出版时间，距陈的自杀仅两个月。在当时的环境下，陈夫人的这个观点，到底有多少是出于本意？又有多少是出于应景？恐怕也还是个问题。况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陈布雷在所有遗书中，既没有提及身后国事及政局，亦没有提及以一死激励众生。以此观之，这个“激励大众说”，是颇可以商榷的。

所谓“百念俱灰说”，即指陈布雷的自杀，源于对时局的悲观绝望。对于这一点，陈在《杂记》及遗书中，都有许多流露。所谓“耳闻目睹，饱受刺激”云云，便是指此。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亦有：“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等语。无疑，时局问题是促成陈布雷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只能是“促成”而已，盖因国民党的时局什么时候好过？抗战初期，时局不也是万般困难么？时局一说，说是“催化剂”，则可；说是“原动力”，恐不可。

所谓“以尸谏君说”，亦即“尸谏”了，古人有所谓“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一说，陶永标认为陈布雷之死，便是基于身谏失败，复以尸谏。陶永标半生跟随陈布雷，确是与主子患难与共的一位忠仆。陶的这个说法，自有可以采信的地方。在《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文中，陶永标说：“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陈布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确是在国共和谈这个问题上，与蒋的主张相左，并在许多场合受到最高当局的指斥。以陈布雷的个性来说，不能不受到强烈刺激。然国共和谈问题是当时国民党内外普遍议论的一个问题，并非是陈布雷独创或独持此议。若以态度鲜明和坚定程度来说，陈远比不上张治中、邵力子。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其实也是一以贯之的，以陈对蒋氏的了解，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也就不可能不在心理上有所准备。蒋指斥和谈，对陈自有刺激之处，但要说到痛不欲生，恐不竟然。再说，所谓陈主张国共和谈一说，并无正史可案，其内情究竟如何？也是风传者多，证之史实者少。故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所谓“以死自剖说”，台湾作家李敖主张这一观点最力。在《蒋介石与陈布雷》一文中，李敖对王允默的陈“志在以一死励大众”的说法，明确表示反对：“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在‘油尽灯枯’的摇曳里，他把一死，注入了新的意义—那个为他所明知却又欲说还休的意义，他把光明重新点亮，虽然他自己，却误上贼船、‘百身莫赎’，永远殉葬在黑暗里了。”李敖先生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说法。但陈布雷之死，是否达到了“把光明重新点亮”的高度，亦是可以商榷的。盖因陈除了一死之外，并没有指出可以“点亮光明”的火种。

所谓“油尽灯枯说”，这里仅是指陈布雷的健康问题。提到陈布雷的体质，特别是他的神经衰弱及失眠症，这在国民党朝野，大概是无人不知的。无论是在《陈布雷回忆录》中，还是在陈的日记中，这方面都有大量的记载，确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重问题，也是陈在《杂记》及遗书中，着墨较多的一个话题。因此，要说陈的自杀，完全是基于政治原因，与健康问题无关，这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不过，若说陈布雷完全是因健康问题而自杀，同样不足采信。显然，陈之轻生自杀，既有身体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只是，对于陈的自杀来说，身体方面的原因，究竟占有多大分量？又是一个不容易说得清楚的问题。

现在来看，在陈布雷之死的问题上，所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难以形成一个定见，就在于陈布雷的自杀，确是一个复合因素。台湾学者李敖曾以一句英国谚语来形容国民党的失败，认为是“最后一根草，压垮了骆驼背”。意思就是：一根稻草虽轻，但在骆驼背上负荷量到达边际点的时候，纵使再加上一根稻草，也足以压垮骆驼。以此来考察陈布雷的死因，可以说是一样的道理。诸如：

其一，陈布雷长期受疾病的困扰，服用安眠药达数十年之久，已近于吸毒，加之沉重的工作压力，极度衰弱的神经，从身体到心理，都已不胜负荷，确是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以至有虚生人间何用的轻生之念；

其二，社会政治的崩溃，国家民族的灾难，个人家庭的出路，等等，皆不敢预想。对时局前途由悲观而到绝望，由绝望而到厌世，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深感唯有一死，方可解脱；

其三，儿女中出了共产党，兄弟中也有人“涉红”，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家人对自己不能谅解，领袖同僚亦对自己不能理解，而自己对儿女兄弟的选择，确是无辞以对，对领袖同僚的责备也是无辞可遁，处境十分尴尬，思想极为痛苦；

其四，最高当局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自己，而朝中同僚却一如既往地寄予厚望。结果，两方面都对自己表示不能谅解，从而陷于无尽的忧愁烦恼之中；

其五，长期受宿命论观点的影响与困扰，产生了浓重的心理阴影，以至不断将母亲死于39岁，父亲死于49岁的巧合，与自己的59岁联系起来，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人生大限。甚至连观音菩萨座前的灵签，也给自己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暗示；

其六，长期的心理障碍及神经质，使得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十分脆弱，已经不能经受任何强烈的刺激。尤其在多次“失态”之后，对自己的正常思维能力也怀疑起来，担心自我失控，担心精神失常，以为必须有一个了断，等等。

但是，无论我们每个人如何看待陈布雷自杀的动机，有一点恐怕是没有争议的，这就是陈布雷主要是死于无法解脱的思想痛苦。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自杀，是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所采取的（自我毁灭行为）自我放弃行为，亦即自杀行为，说到底，是一个心理行为。说到这个问题，其实在陈布雷的遗书中，已有大量披露。反复阅读陈布雷的遗书，就会发现：陈布雷对自己的死因，虽然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提示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心疾”两个字。在十一封公开发表的遗书中，就有五封遗书提到这个词。

我们还可以发现，凡是提到“心疾”的遗书，都是写给友好及兄弟的。是不是陈布雷感到只有对他们才可以直道其详，不必遮遮掩掩，转弯抹角呢？在《遗诸儿书》及《遗副官陶永标书》中，使用的是“脑病”这个词。仔细分析，“脑病”与“心疾”，在含意上要浅显一些，但所要说明的意思大致还是一样。此外，在其他四封遗书及《杂记》中，虽无“心疾”、“脑病”等字眼，却大量使用了“脑筋已油尽灯枯”、“不胜痛苦焦虑”、“思虑枯涩钝滞”、“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中”、“神经极度衰弱”、“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狂疾”、“心理狂郁”、“神经已反常”、“脑力日坏”等等。从这些语句背后，实际上表达的也还是“心疾”这个意思。

这就基本可以断定，导致陈布雷自杀的动因，概括起来，就是陈布雷在遗书中反复使用的“心疾”这个词。说到“心疾”这两个字，颇值得玩味！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眼里，“心”是一种思维器官。《诗经·小雅·巧言》上有一句很传神的话：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这小子打的什么鬼主意，我早就猜测到了。亚圣人孟子对“心”的解释，更是明白如话：“心之官则思”；心是用来思想的。也就是说，陈布雷所说的“心疾”，是指自己的思想出了问题，亦即普通人所说的“思想病”吧。

固然，陈布雷所说的“思想问题”，绝不是指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对某件事想不通了，闹点小毛小病之类，大致是说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问题，或许也可以说是在信仰上发生了问题。涉及这个问题，麻烦就大了。

提到陈布雷的观念或信仰，便不能不提到他对蒋介石的信仰和迷信。这是因为：在陈的一生中，要说信仰之大，迷信之深，都无过于此，这是没有疑义的。

回过头去看，有些事情确是很让人费解。就陈布雷的学问来说，要说他没有水平、没有眼光、没有头脑，谁敢说这个话？事实上，陈布雷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很有抱负的人。要说陈布雷对蒋介石完全是盲目信仰、盲目迷信，思想上没有一点疑义，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而且，以陈的为人处世，十分重视道德评判，对于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及人格魅力，历来看得很重。缺乏人格修养及人格魅力的人，陈甚至讨厌与其往来。偏偏蒋在人格魅力方面，是个很糟糕的人。蒋在政治上玩弄权术，手段上欺诳诈骗，气质上心浮气躁，脾气上乖僻暴戾，性格上随心所欲，作风上专制独裁等等，都说明了蒋在人格上的劣根性。陈布雷会说他看不出来？至于蒋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投奔孙中山先生之前，流落上海滩上的种种“下三滥”的行迹，其实就是一个大流氓了。这样一个“不干净”的历史，大凡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是知道的。陈布雷会说他不知道？即便是在蒋荣登国家元首的宝座之后，大凡提到蒋的这一段历史，也无不让正直之士齿冷。陈布雷的好朋友张季鸾，就曾在《大公报》上撰文，对于蒋的始乱终弃的婚姻观，极尽谩骂嘲讽之能事（张后来也成了蒋的诤友），陈布雷会说他不清楚？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既无公德、亦无私德、更无人格的专制“君王”，到了陈的眼里，竟然成了明君英主，崇敬得不得了、恭维得不得了、感恩得不得了，以至一生忠诚，竟到了死心塌地的境地，真让人难以置信！

“盖棺”而未论定

若追根溯源，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这是因为：陈布雷对蒋介石的信仰与迷信，说到底，并不是建立在蒋的个人品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蒋的权力基础上。也就是说，陈布雷对蒋的信仰与迷信，只是为了借助蒋的天下唯此惟大的“君权”，登堂入室，攀缘峰层，坐运中枢，持国权柄，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抱负。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此之谓也！

事实上，这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的一种传统手法，也是他们“秘不外传”的一条终南捷径。综观封建时代的书生从政，不外两条道路，一条是走科举的道路，台阶式的一步步上来；一条是走充当帝王军师或幕僚的道路，凭借帝王的赏识而一步登天。从秦相李斯，到汉相张良，再到蜀相诸葛亮等等，走的都是后一条“捷径”。他们对秦皇、汉王、蜀帝，都未必有多少好感，有好感的，无非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而已。陈布雷正是通过这个办法，才能从一介寒士，数年间连滚带爬地跃上国民党权层，成为国民党的首席“军机大臣”。

然天下事，总是有一利必有一弊。

一方面，陈布雷正是靠了蒋的赏识，才一步登天，位居中枢的。因此，蒋的这个“知遇之恩”，也就了不得了。用儒家的观点来说，“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万一”。仅此一点，也就可以预知，陈在蒋的手下，永远不可能另搞一套。虽然，从谋国的角度说，陈不应处处对蒋阿容顺旨；但从报恩的角度说，陈又不得不俯首听命。特别是到了战后，蒋举止乖张，国事日非，陈以国策顾问的高位，却不能有所作为，从而在心理上，始终置予一种被审判的地位，其内心的矛盾与紧张，可以想见。所以，陈在遗书中谈到死因时，一切的一切，都说不得了，只说了一句“感激轻生”，其矛盾，其痛悔，都在不言中。这是20年来蒋、陈关系的第一个基调。

另一方面，陈因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根底太浅，“首辅”这个宝座，并不是靠“资历”，实实在在地“打”出来的，而是靠了蒋的奥援到手的。一般人若是要完成这个过程，中间不知要经过多少生死搏斗？老实说，若论陈投身党国的“革命”经历，不要说比不得戴季陶、邵力子等“大秀才”，就是比之陈方、陶希圣等“小秀才”，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陈出长侍二处初期，不但钱大钧要与他争“首辅”的宝座，就是侍从室的一些小角色，也不肯把他放在眼里，甚至伺机示以颜色。这也难怪，即以诸葛亮那样的盖世雄才，当“博望坡军师初用兵”时，关、张两个“老革命”竟当场诘问：“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以陈的学问，未必能盖得过孔明先生，在党国中枢的处境之艰难，自是可想而知。如此，陈对蒋才形成了那种奴仆式的依附关系。而蒋对于陈，也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爱之则生，恶之即死的主奴关系。也可以说，陈布雷的升沉荣辱与生死存亡，都攥在蒋的手心里，蒋对其威福由己，生死随心，这是很自然的。这是20年蒋、陈关系的第二种基调。

有了这两种基调，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蒋、陈关系，不但是赤裸裸的利权关系，而且也是血淋淋的主奴关系。所谓的“圣君贤相”、“君臣遇合”等等，都不过是一些遮人耳目的美丽辞藻而已。并且，受此制约，陈布雷的悲剧命运，其实早就注定了。蒋的江山如果稳固了，必然是兔死狗烹，陈的垮台是免不了的；蒋的江山如果丢掉了，必定要降罪臣下，陈的一死，同样是免不了的。以陈的聪明，对这样的结局，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看到。早在抗战后期，陈就对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说过这样的话：抗战结束，回到南京以后，“请求管理一个寺院”。这就说明在陈的内心里，也很想能避免“兔死狗烹”的悲惨下场。哪里知道，等待蒋的不是江山稳固，而是江山易主。如此，陈布雷的结局，也就只能是“替罪羔羊”的下场了。

战后，陈对自己的结局，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清代戏曲家蒋心余所作《冬青树》传奇，剧中人陈宜中在逃亡时，曾有这样一段话：“我老陈在开庆年间，也是太学六君子中铮铮有名之士，不幸命中该做宰相，晚节贻羞”。陈布雷读到这里，大受触动，在日记中写道：反复读了两遍，“感慨殊深”。把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心思说白了，这就是：我老陈在上海《天铎报》及《商报》时期，也是南北报人中的鼎鼎有名之士，不幸命中该做蒋总裁的幕僚长，以至结局不妙，恐将身败名裂了。

如此解读陈的“感慨殊深”，也还是一种平面的阐释。这句话的真正“感慨”之处，在于“命中该做”这几个字，亦即指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想逃也逃不脱。唯“命中该做”，所以才更加“不幸”。事实上，以陈布雷这种饱读历史典籍、熟悉历代宫廷变故的人，在从政之初，不会不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且一旦伴君，便有骑虎难下的危险，故不会不考虑未来的结局；所谓“功成身退”，真正做到的，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说秦丞相李斯的热衷了，即以蜀相诸葛亮那样的远见卓识，以留侯张良那样的仙风道骨，都还摆脱不了，遑论俗人陈布雷！

故陈在从政初期，心情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想通过“皇帝”私人秘书的特殊地位，以三寸舌“为帝者师”，以此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平生抱负；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的封建臣子，与擅权嗜杀、威福由己的专制君主形成主奴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希冀能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然而，在严峻的政治现实面前，他看到的只是“此路不通”四个字，封建君王从来不知人格为何物，为人莫为臣，为臣终为奴。

此外，除了理想信念上的热衷之外，陈布雷的性格缺陷，也是导致他走上轻生自杀之途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性格即命运”，大抵也就是这个道理。任何性格都是时代的复制品，陈布雷的性格，也是养育他生长的那个时代的缩影。从陈的学业来说，始于世纪之交，完成于清末民初。这一阶段，陈一方面接受了君主与君权思想的教育，一方面也初步吸收了一些民主与民权思想；陈走上社会，恰逢辛亥举义，资产阶级革命一时波澜壮阔。这一阶段，陈较多地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教育，成为为资产阶级革命鼓与呼的一支名笔；20年代末，陈布雷打入政坛，并逐步进入政治的里层，成为蒋介石的文字侍从。蒋介石是个封建君主意识极为浓厚的大独裁者，陈只能以臣下侍君之道事蒋，原先潜藏在意识深处的君权思想开始复活，民主思想逐渐淡出，从而日益演变成一个唯蒋之命是从的封建权臣；到了战后，蒋倒行逆施，导致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失败，国事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陈亦遭蒋猜忌，权势失落，开始疏离政治里层，对社会现实及民生疾苦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一阶段，陈的民主意识再次复苏，开始对君权思想作有限度的批判与抵制。并在这种批判与抵制中，完成了自身的毁灭与提升。陈布雷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地肯定自己，又不断否定自己的历史过程。

可见，陈布雷一生都在扮演着一个矛盾的角色，这就是君权与民权的矛盾、传统与叛逆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性格与角色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异质性及其相互排斥，无疑地塑造了陈布雷的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一个分裂的人格，一个扭曲的心理，一个孤寂的灵魂，这就是陈布雷。

以此观之，陈布雷之死，是死于一种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