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

晏婴简介

晏婴：晏婴，字仲，谥平，世称晏平仲，史称“晏子”。在先秦齐国历史上，晏婴与管仲齐名，史书并称管晏。管仲勇于进取，具有开拓精神；晏婴善于守成，握有制衡之术。管仲辅桓公一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开春秋齐国首霸之大业；晏婴佐灵、庄、景三朝，委蛇诸大国间，寻隙而立，危而不亡，仍使齐国“垂衣裳朝诸侯”。

晏婴传记——

乱世之秋

晏婴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当时，周天子的权力和威望江河日下，各诸侯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间有选择地结成盟国，目的是抑制敌对国势力的发展，维护自己的生存。齐国曾先后同晋、楚、吴等几十个诸侯国结成同盟，但由于诸侯间经常毁盟，关系非常复杂和紧张，战争也是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从齐国自身的发展来看，齐桓公死后，五个儿子为争夺君位而各置党羽，自相残杀，使得齐国政局动荡，国力日削。齐国自此后，公室卑微，出现了大夫执国柄、擅自废立国君的局面，其中的崔製、庆之乱最为典型。

崔杼县齐国的大臣，齐灵公时立为大夫、庆克也是齐灵公的大夫。公元前573年，齐灵公命二人率军攻打在卢地的高无咎之子。当时正在参加联合攻打郑国的齐国大夫国佐听说国内发生内乱，便从前线撤回，赶到卢城杀死了庆克，并以谷城为基地公开背叛齐灵公，齐灵公用缓兵之计将国佐赚回宫内，派人将其刺杀，并派人杀死其子国胜。齐灵公死后，公子光被崔抒立为新君，是为庄公。从此，齐国大权落入大夫手中。齐庄公在崔抒的左右下，杀死高厚，籍没高氏的所有财产，并兼有其宗室族人。随着国、高二家势力的被剪除，齐国出现了崔氏专权的局面。时间一久，必然引起庄公的不满，庄公亦想逐渐摆脱崔杼的掣肘。公元前548年，在伐晋问题上庄公没有接纳崔杼的意见，自此崔杼开始怨恨庄公。特别是庄公与崔杼之妻棠姜通奸，使崔杼更加怀恨在心。崔抒借庄公向棠姜寻奸之机，派兵杀死庄公及其侍从多人。之后，崔杼又立庄公的异母弟柞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自任国相，庆封出任有相。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庆封为取代崔杼，挑动崔杼诸子为争夺嫡子的继承权而相互残杀，并借调解之名，兴兵镇压了崔氏诸子，尽灭崔氏宗族，崔杼亦自杀身亡。这样，齐国的大权又转移到了庆封的手中。

庆封夺取国相之位后，并不理政事，他把国政委托给其子庆舍。自此之后，齐国的朝廷大事，都需到庆封家中去以求定夺。不仅如此，庆封还依恃力量强大而虐待景公，如把景公每日膳食的鸡换成鸭，又把鸭取走，换成鸭汤给景公喝。庆氏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公族和国人的不满，公族中的栾氏、高氏与异族中的陈氏、鲍氏共同谋划，发动兵变，杀死把持国政的庆舍。庆封逃往吴国。崔、庆之乱长达50余年，它使齐国内乱不已、江河日下。

晏婴正是在这样一个内外动荡、战争不断的乱世之秋出现在齐国政治舞台上的。晏婴初登齐国政坛，即表现出临危不惧、处乱不惊、进退合宜的大丈夫气概。

进退合宜

晏婴在崔杼弑庄公之后的去从问题上，表现出了其临危不惧、进退合宜的气节。齐庄公在对棠姜寻奸之时，被崔抒杀死。晏婴听到这一消息后，遂登崔杼之门欲为庄公吊唁，其从者问：“子为君死乎？”晏婴回答说：“国君若是为社稷而死，我就为他而死；国君若是为社稷而亡，我就为他而亡。如果国君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亡，我又不是他的宠信，又何必为他而死呢？”当走进崔杼家中时，崔杼对晏婴说：“你为什么还不死？你为什么还不死？”晏子义正辞严地回答：“祸始吾不在也，祸终吾不知也，吾何为死？”于是伏在庄公的尸体上大哭一场，哭完后起身跳了三跳便扬长而去。这时有人建议崔杼杀死晏婴，崔杼看到晏婴的举止后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在杀机四伏的情况下，冒死哭君者，恐只有晏婴一人。

崔杼弑庄公之后，为剪除异已，“劫请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于大宫之坎上，令无得不盟者。为坛三切，坎其下，以甲士环其内外，盟者皆脱剑而入，唯晏子不肯。崔杼许之，‘有敢不盟者，朝拘其颈，剑承其心！’令自盟曰：‘不与崔、庆而与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所杀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叹曰：‘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俯而饮血。崔抒谓晏子曰：‘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戟既在颈，剑既在心，惟子图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背其君，非义也。今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崔杼将杀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无道而杀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从而杀之，不可以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出，乘车，其仆欲疾驰，晏子抚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于是，主从乘车缓缓而去。晏子在刀加于颈的情况下，毫不畏惧，直指崔抒其罪，刚烈无讳；在利诱面前，不失其志、不变其节，表现了“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的大无畏爱国精神。

作为一国之相，由于历侍三君，而三君的喜好各不相同，因而，晏婴在进退问题上的把握非常有分寸，有时是欲进先退，有时是化退为进。正是由于他的进退合宜，才使他立于三朝而不倒，也才能得以施展他卓越的治国才能。

有一次，景公和晏子站在曲演岸上，晏婴说：“衣裳还是新的好，人呢，则还是旧的好。”景公说：“衣裳是新的，的确是好，但人若是老相识，那就会互相知道实情，这反而不好。”晏婴明白景公讨厌自己深知他的实情。于是，晏婴回家后便打点行装并派人向景公辞谢说：“晏婴实在是老而无能，请求不要让他再做壮年的事了。”这正中景公之意，于是同意了晏婴的辞退请求。景公亲理国政，由于才能所限，不但没把齐国治理好，反而使齐国处处呈现不稳定之象。在此情况下，景公又不得不重新把晏婴请回，让他再度执政。结果，在晏婴的精心治理下，百官心服，百姓顺安，荒地垦辟，齐国大治。

还有一次，景公委任晏婴治理东阿，但三年之后，毁谤晏婴的话传遍了国都。景公知道后，召回晏婴，欲免其职。晏婴知道景公已为传言所惑，于是向景公谢罪说：“我知道我的过失了，请让我再去治理东阿，三年之后，称誉我的话就会传到国都。”景公便又派他去治理东阿，三年之后，称誉晏婴的话果然传遍了国都。景公听后非常高兴，便召见晏婴并加以赏赐，但晏婴却辞而不受。景公问其缘故，晏婴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堵塞了一些小路，加强了阎门的管理，因而引起刁民们的不满；表彰节俭勤劳、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处罚偷盗懒惰的人，因而令懒惰的人讨厌；我秉公办案、不偏袒有权势的人，有权势的人自然不满；左右的人有所请求，合法的我就允许，非法的我则拒绝，因而左右之人不高兴；接待显贵的人物举止不超过一定的礼节，显贵之人则不满足。因此，上述那三种邪恶的人在外面毁谤我，两种好讲坏话的人在内部散布谗言，所以，三年之后，毁谤我的话就被国君您听到了。而我重新理东阿后，改变了原来的做法，不堵塞小路，放宽阎门的管理，因而刁民都很高兴；不表彰节俭勤劳、孝敬父母、顺从兄长人，也不处罚偷盗懒惰之人，因而懒惰的人就喜欢了；我判案时偏袒有权势的人，有权势的人就欢迎；左右的人有求必应，他们就赞成；接待显贵的人物过分礼敬，显贵的人就很赞赏。因此上述那三种邪恶的人在外面称赞我，两种好讲坏话的人也在内部恭维捧场。所以三年之后国君就听到我的好名声了。实际上，从前不应责罚我而应奖赏，现在不应奖赏而应责罚我。”这样晏婴通过一进一退，使景公看到了他的才能，并取得景公的进一步信任，景公遂委以重任，管理齐国大政，结果使齐国逐渐强盛。

晏婴通过进退之计取得国君的信任，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匡正君过，忠于社稷、更好地爱民、救民。所以，在他取得国君信任，执掌齐国大权后，首要任务是匡正国君的过失，以为国民树立典范。

犯颜直谏

在君主制的社会里，作为辅臣，重要职责之一是规谏君主的过失，以利国利民。忠言逆耳。高高在上的君主，更喜欢听歌功颂德的奉承之语，这就使苦心规谏更显可贵，也更艰难。规谏君主，不但需要有为国为民的正义之心，更要有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的无畏气概。晏婴为政的一生，充分运用讽谏这一锐利武器，匡正君过，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政治的有效实施。我国历史上的谏臣虽说大有人在，但能像晏子那样见过必谏，每朝必谏、尽忠极谏的贤臣，恐怕为数不多。所以，刘向在《晏子·叙录》中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兹就晏婴谏君之举试列几例：

其一，谏齐侯无礼。礼是治国经邦的重要规范，但齐侯经常不守礼、不讲礼，为此，晏婴苦心规劝。据载：齐庄公崇尚武力，不施礼义，导致凶狠力大之人在国内骄横跋扈。对此，晏婴以汤武用兵为例动谏庄公，希望庄公行礼尚义，但庄公听不进晏婴的忠言，最终身死大臣手中而贻笑天下。齐景公也经常妄自尊大，藐视礼义。有一次，景公与众大臣饮酒，喝到高兴之处，便对众人讲：我们现在不必拘于礼节。晏婴听后立即对景公说，您的话错了，如果不讲礼节的话，力气大的就可战胜他的尊长，胆大妄为的人就可杀掉他的国君，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有礼节的约束。但景公当时没有接受晏婴的意见。过了一会，景公出去时，其他大臣都起身相送，只有晏婴坐在那里没动；景公回来时，晏婴仍然没起身迎接。这时，景公很生气，但还是强压住火气没发作。当大家一起举杯时，晏婴又抢先把酒喝了，这下景公按捺不住了，便大声问晏婴：你刚才口口声声地说要讲究礼节，可是，我出去你不相送，我回来你不起身迎接，大家一起举杯你又抢先喝下去，难道这就是你所讲的礼节吗？晏婴见时机已到，便顺着景公的话说：“大王，我讲的话，怎么敢忘呢？我不过是想把不讲礼节的实况演示出来罢了。我是想让您看看，不讲礼节就是这个样子。”景公恍然大悟，他理解了晏婴的一片苦心。

其二，谏齐侯生活奢侈。齐景公以生活奢侈而闻名。据史载：“景公为履，黄金之綦，饰以银，连以珠，良玉之约，其长尺”，甚至到了“履重，仅能举足”的程度，追求鞋子的美饰，可谓登峰造极了。晏婴见后，当即陈列三条罪状以斥之：“轻重之量从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从笑诸侯，其罪二也；用财无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景公在晏婴的劝谏下，“公撤履，不复服也”。齐景公不仅追求服饰之美，而且游乐无度，春天和秋天经常游猎。为了增加游猎的娱乐性，他经常营造各种各样的亭台楼榭。面对这种情况，晏婴就劝谏景公，不要因为游猎，营造楼台亭榭而耽误农时，影响国家之本——农业的发展。当景公以年老为由想继续游乐时，晏婴也丝毫不让步，并说：周文王得到天下的三分之二，但是他从不迷恋于游猎，这使西周国家昌盛，人民安乐；而楚灵王则因为不废止乾溪之役，起章华之台，结果人民叛之。晏婴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对游乐有所节制，将影响到社稷的安定，而为诸侯所笑。晏婴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景公晓之以理，使景公接受劝谏，取消了许多劳民伤财之举。

其三，谏景公横征暴敛。当时齐国国君和宠臣们为满足犬马声色的奢侈生活，对农民横征暴敛，致使“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一”，“公聚朽蠢，而三老冻馁”。晏婴反对这种做法，极力劝谏景公减轻对百姓的赋敛和徭役。有一次，齐景公命人建造一座寝宫的高台，用了三年的时间也没有完工，接着他又命人修建一座名叫长庲的台阁，用了两年的时间还没修好，同时又下令修筑通往邹地的驿道。这使百姓深受苦役的煎熬。晏婴力谏景公停止摇役。一开始景公不同意，晏婴就对景公说：“当国君的要是竭尽民财，自己也不会得好处；耗尽民力，自己也不能得到快乐。从前楚灵王修建顷宫，三年没有修好；接着又筑章华台，五年没有停止；接着又驻兵乾溪，而且在那里大兴土木。干到第八个年头，老百姓早已疲惫不堪，军中又发生了叛乱，于是人们便自动罢工了。后来，灵王死在乾溪，没人过问，当时连尸体也没抬回来。如今您不遵守明君治国的正道，却重蹈灵王灭亡的覆辙，我真怕您会激起百姓的愤怒，而看不到长庲里那些有趣的事了。所以，您不如趁早停止修筑这些工程。”景公接受了晏婴的意见，于是下令不再往驿道上运土，没有征收完的费用和材料也不再征收，将这几个工程全部停止了。

其四，谏齐侯省刑罚。景公时刑繁罚重，致使犯罪者益多。晏婴为此十分担忧。有一次，景公问晏子市场上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晏婴借机谏景公省刑罚，于是巧妙地回答说：“市场上假脚贵，而鞋子贱。”景公听后恍然大悟，“为是省于刑”。

其五，谏齐侯不迷信鬼神。齐景公相信攘祝，希望通过攘祝来求得神灵的庇护，而晏婴则重人事，轻鬼神，并力谏景公的许多荒唐之举。据史载：公元前522年，齐景公先得疥疾，后患疟疾，一年都没有痊愈，诸侯纷纷派使前来问病，这时，佞臣梁丘据和育款认为，景公之病，罪在祝、史失职，没能尽心竭力地向鬼神祈福而消灾，因而建议景公诛祝、史以谢客人。晏婴闻听此事，坚决反对这种荒唐和残酷的做法。他对景公说：“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刚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讟，不惮鬼神，社怒民痛，无梭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景公听后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恕祝、史而行德政。无独有偶，公元前516年，齐国天空出现了彗星。齐景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天必降灾于齐，便打算派人祭祷消灾。晏婴谏道：“无益也，祇取诬焉，天道不馅，不贰其命名之何攘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攘焉？若德之秽，攘之何损……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还有一次，齐国发生了旱灾，景公想增加赋税用来祭祀山神，晏婴就进谏说，祭祀山神是没有用的，因为山神是以石为体，以草木为发，天很久不下雨，它的头发都要枯焦了，身体也在发热，它也是希望下雨的。景公又想去祭祀河伯，晏婴说河伯以水为国土，以鱼鳖为百姓，天很久不下雨，河流将干涸，国家将衰败，百姓将死亡，河伯也非常希望下雨，所以祭祀河伯也是没有用的。

如果把君、相、百官看作一个三环节构成的有机行政系统的话，那么，只有保证每个环节的正常运行，才能充分发挥这个行政机制的整体功能。作为齐相的晏婴，除了领受君命，匡君过失之外，另一重要的方面是选拔、管理百官。晏婴在其政治活动中，非常注意官吏的选拔和任用。

官贤任能

晏婴选任官吏的基本原则是官贤任能。齐景公问“莅国治民”之道，晏婴对以“奉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之策，他认为国有三不样：有贤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信。有贤不知是聋，知而不用是昏，用而不信是疑。

为了“官贤任能”，晏婴提出了辨别人才的原则和要求，主张选拔人才的方法是举之以事，考之以语。他还指出，求贤之道，在于要善于观察所求之人和什么人交往，并由此来评价此人的品行，不能依靠华丽的词藻来评定一个人的德行，也不能根据别人对他的评价来评定贤愚优劣。

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这时，晏婴向景公推荐田穰苴说：“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任命田穰直为将军。四穰直严明治国，立表斩杀景公宠臣庄贾，使三军震栗。他身先士卒，医治病痛，抚恤羸弱，深得士卒的拥护，齐军声势大振。晋、燕之师闻风而退，田穰苴率兵追击，收复了全部失地。景公与大夫郊迎劳师，尊穰苴为“大司马”。

晏婴在官贤任能的同时，也力斥那些无德、无能、无礼之人。高纠是晏婴的家臣，为晏婴做事达三年之久，不仅没有得到什么禄位，反而被晏婴辞退了。高纠怪而问晏婴，晏婴说，我有三条家法：闲暇时从容相处而不相谈论，就疏远他；出门不相互赞美，回家不相互切磋，就不相交他；国家大事不加议论，怠慢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见他。这些您都做不到，这便是辞退您的理由。在晏婴看来，一个连家法都不得要领的人，是称不上贤士的，所以，当景公想会见高纠时，晏婴便以高纠无补益于国君而回绝了。

晏婴“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公孙接、田开缰、古冶子是齐国当时有名的三位大力士，他们居功自傲，自恃勇力胡作非为，为人们所痛恨。晏婴为景公献计，意欲除掉这三个狂妄无礼之人，他让景公挑出二个大桃子，让他们论功食桃，结果公孙接、古冶子先后跳出来，认为自己功大而先食桃子。这时，田开缰出来，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二位，但由于无桃可食，觉得自己在国君面前受辱，被群臣耻笑，自己无颜立于朝廷，便拔剑自杀。公孙接一看，认为自己功小而抢吃桃子，亦羞愧自刎。古冶子一看，三杰已去其二，自己也不能苟活于世他自杀身亡。

晏婴匡正君过、官贤任能的目的是为了安国利民，稳定社稷。

爱民乐民

晏婴是齐国重民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说：“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晏婴所强调的节俭、薄赋、省刑等，都是为了国安民富。晏婴非常重视民的作用，认为民是治国、强国之本。“爱民”是“威于世而服天下”的重要保证，“薄身厚民，故聚敛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德行教训加于诸侯，慈爱利泽加于百姓，故海内归之若流水”。

要爱民、乐民，就必须为政节俭，藏富于民。晏婴主张：“关市省征，山林陂泽，不专其利，领民治民，勿使烦扰。”晏婴以其实际行动实践了其“薄身厚民”的主张。他曾经因受谗言而辞职七年。这期间齐国内部混乱不治，外受诸侯轻藐，齐景公大为惊恐，不得不重新召回晏婴，并且一次性补给晏婴一年的俸禄。晏婴把七年的俸禄仅留下一小部分自己用，将大部分分给百姓。晏婴不仅自己节用以惠民，而且也劝齐君节养顾民。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天气寒冷，景公由于身着狐白裘衣，竟说天气不冷。这时，晏婴就对景公讲：“古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晏婴的一席话使景公悔悟，“乃令出裘发票，与饥寒。令所睹于涂者，无问其乡；所睹于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岁”。

晏婴认为，厚施于民，就会得民心。景公由于厚敛薄施而导致民怨沸腾，民心离叛，晏婴谏景公说：“今君疏贤人，而任谗谀；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菽粟藏深，而积怨于百姓。”晏婴还用田氏厚施而得民，最终会得天下之事警告景公：“公量小，私（田氏）量大，以施于民。其与土文也，用财则无筐箧之藏。国人负携其子而归之，若水之流下也。”揭示了施惠于民与得天下的密切关系。

晏子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他以其机智善辩的非凡才能，在同诸侯国的外交中折冲尊俎，不辱使命。

机智善辩

在晏婴的一生中，他多次代表国君，或接待使者，或出使四方。在历次外交活动中，晏婴总是以机智的头脑，巧妙的辩才，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有一次，晏婴出使鲁国，鲁昭公问晏婴道：“我听说您的国君是一位没有德行的人，依您的才能，为什么要侍奉这样的君主呢？”晏婴听后起身退了退，庄重而恳切地回答：“按照我现在的才能事奉当今的齐王已经深感力不从心了，又怎么敢去选择国君呢？”晏子出，昭公对人说：“晏子，仁人也。”

晋平公要攻打齐国，派范昭使齐刺探情况，齐景公设宴招待他。酒喝到尽兴时，范昭故意挑衅试探，初让更换景公的备用酒器，次佯醉让奏周王之乐，晏婴识破了使者的阴谋，给以针锋相对、正言厉色的回击。“夫范昭之为人也，非陋而不知礼也，且欲试吾君道臣，故绝之。”结果“范昭归以报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仲尼闻之曰：‘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这样，晏子通过外交斗争的手段，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避免了一场战争。

有一次，晏婴出使吴国，狂妄自大、骄傲蛮横的吴王自诩为“天子”。吩咐侍从官对晏婴说：“天子请见！”晏婴一听非常吃惊，随即意识到吴王这是有意蔑视齐国，于是装聋作哑，侍从官连喊三声不见回答，飞报吴王。吴王只好亲自出来接见晏婴。晏婴见吴王出来，便首先施礼，然后问吴王：“我是受齐王之命来贵国的，我是一个糊涂人，而糊涂人常常受骗。方才听侍从官高喊天子请见。您既然以天子自称，那我今天就是踏上天子之朝了。不过请允许我大胆问一句：原来的吴王现在该放在哪里？”吴王听后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改变了称呼，行了诸侯之礼。这样，晏婴以其刚正不阿的姿态和大智若愚的方式，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和国格，赢得了这次外交斗争的胜利。

晏婴为相时，曾出使过吴、鲁、宋、晋、楚等国。在出使楚国时，他的机智善辩及无畏精神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有一年，晏婴奉命出使楚国。当时，楚强齐弱，楚国对齐使便傲气冲天，加上楚王听说晏婴身材矮小，却闻名于诸侯，楚王想趁机羞辱晏婴以显示自己的威风。楚国群臣更是随声附和，为楚王出谋划策，定计等晏婴就范。晏婴穿着破旧的衣裳，驾着瘦马拉的车，来到郢都东门。郢都守门者没有给晏婴开大门，却指着刚刚打开的小侧门对晏婴说：“相国，依您的身材出入此门已绰绰有余，何必要开大门呢？”晏婴瞧着这个侧门，明白了这是楚国君臣在设法捉弄自己，便灵机一动，大声对守门者讲：“这是狗门，不是人出入之门，出使狗国，才从狗门进，出使到人国，当从大门进，请问这里是人国还是狗国？”晏婴一番话使守门者无言以对，只好让晏婴从大门入城。见到楚王后，楚王问晏婴：“齐国是不是没有人了？”晏婴从容答道：“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七、八千户人家，人们举起衣袖就能遮住太阳，挥洒汗水就如同下雨，大街上的人肩并肩，脚跟脚，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接着问：“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派你来呢？”晏婴回答说：“齐国委派使者是因人而异，那些精明能干的使臣，就派他们到那些国君精明能干的国家去，那些愚笨无能的使臣，就派他们到国君愚笨无能的国家去。我在齐国最愚笨无能，因此就被派到您的国家来了。”楚王和群臣都叹服晏婴的机智善辩，但他们还不死心，还想找机会捉弄晏婴。

楚王设宴招待晏婴，酒至酣处，突然差役押着一个人从殿下经过。楚王装作非常生气的样子，斥责并询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差役忙跪下回答说：“这个人犯了偷盗罪。”楚王又问：“这个小偷是哪国人？”差役回答：“是齐国人。”楚王听到这里，用眼睛斜视着晏婴狡黠地说道：“嗅，原来齐国人都是善于偷盗的。”晏婴放下酒杯，反唇相讥道：“大王，我听说，橘子这种树，生长在淮河以南就能结出橘子；如果把它栽到淮河以北，它就结出枳子。它们的叶子虽然十分相似，但是果实的味道却大不相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淮河南北的水土不同。如今这个齐国人生长在齐国不偷盗，来到楚国却成了小偷，原来楚国的水土能使人成为盗贼。”晏婴的回答使楚王瞠目结舌，陷于尴尬之境。楚王心悦诚服地对晏婴讲：“先生真是圣人，和圣人是不能开玩笑的，我真是自讨没趣。”晏婴在强大的楚国，受到楚国君臣的侮辱，但他能从容不迫，凭着自己的机智，给对方以有力的反击，从而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自己的人格，更使自己名显诸侯。

晏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取得了非凡的业绩。然而，晏子的一生，却是“以节俭力行重于齐”的。

节俭力行

晏婴提倡节俭，并身体力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晏婴的品行。

其一，晏婴的衣食。据史载，晏婴出身名门贵族，自己又是身居高位，功业显赫的三朝元老，然而在物质生活方面，却异常节俭。晏婴平时穿的是：“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昔者晏子相齐，一狐裘三十载，邦民奢示之以俭，民俭示之以礼。”晏婴平时吃的是“脱粟之食，五卯苔菜”。家人也“食不重肉，妾不衣锦”。相反，晏婴却把节衣缩食所得，用来周济族人、亲友、百姓和闲士，以达为国养民之目的。晏婴常“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致使“父之党无不乘车者，母之党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国之闲土待臣而后举火者数百家”。

其二，晏婴之宅。晏婴家居闹市附近，潮湿喧嚣，条件较差。景公要给他换一所安静、宽敞的住所。晏婴辞谢说：君主的先臣原就住在这里，臣不足以继祖业，这已是过分了。况且住宅靠近市场，早晚能买到需用的东西，方便得很。怎能让百姓为我造新宅？后来，景公趁晏婴出使晋国之际，给他另造了一所住宅，而且把周围的老百姓也赶走了。晏婴回国后，发现一所富丽堂皇的住宅已经落成，拒不接受，最后，还是把新宅拆掉，恢复旧宅模样，又把周围的百姓请了回来。

其三，晏婴之车马。晏婴常乘瘦马破车上朝，景公见了，以为晏婴的俸禄太少了，以至于无力购置骏马华车，于是命梁丘据送去骏马大车，谁知一连三次都被晏婴拒绝了。景公很不高兴地说：“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婴解释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晏婴的行为教育了景公和百官。

其四，晏婴之封地。崔、庆之乱后，许多逃亡在外的卿大夫都被召了回来，返回旧邑，有的还得到许多新赏赐。有一个叫北郭佐的人，就从齐侯那里领受了60个城邑。同时，齐候也准备授给晏婴部殿边上60个城邑，却被拒绝了。子尾不解，问晏婴为什么不接受新的封邑，晏婴回答道：“吾不敢贪多。”在晏婴的影响下，子尾把接受了的城邑全部奉还，子雅只接受了赐予的一小部分城邑。

其五，晏婴之妻。在个人生活上，晏婴更是操守高洁。据史载：有一天，齐景公亲驾晏婴家中，晏婴率妻子一同拜见景公。事后，景公对晏婴说：卿之内子又老又丑，我有一爱女，年少貌美，愿意给你做妻室。晏婴慌忙谢绝，说：我的妻子虽然年老貌丑，可是我爱她很久了，而且事事托于她，倍感信任，我怎能背离她呢？一席话说得景公点头称是，自此，景公更加确信晏婴的忠诚。

其六，晏婴治丧。晏婴的父亲去世后，晏婴治丧非常简单。他穿着粗麻制成的衣服，头上和腰间系着麻布带子，手拿竹枝，脚穿草鞋，住在孝棚里，睡在草苫子上，用草作枕头。他的管家都觉得这样治丧确实是太简单了，于是便对晏婴说：“这不是大夫守丧的礼仪。”而晏婴却说：“只有卿才是大夫。”依然坚持他那简单的丧礼。

晏婴以其美好的品德和高尚情操，修身、理家、齐民、治国，从而塑造了一个为世人敬仰、后代沉歌的贤相形象，以至于太史公由衷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后人为了缅怀这位贤相的言行与业绩，将其匡君、治国、爱民、兴邦的事迹著成《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重点描绘了晏子的形象，此书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晏子自为而后人接焉”；有人认为是“晏子之后为之”。柳宗元认为这两种说法“皆非也”。今人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认为是秦始皇时博士淳于越所作，这种说法也欠妥当。该书作者有可能是稷下先生中的宋、尹之徒；特别是宋鈃。理由是：首先，稷下先生议政靠著书立说。他们不仅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还有责任整理齐国先贤的档案。现有的《管子》、《晏子春秋》都经过他们的整理。其次，他们长期活动在齐，享受着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实惠，即使不是齐国人，也是“齐国通”。他们活动的年代，上距晏子谢世仅二百多年，在档案材料之外，他们还有可能收集到晏子的轶闻轶事。再次，宋鈃、尹文学派是墨家的一个支流，他们编写《晏子春秋》，可以弘扬墨家的思想主张。最后，宋鈃的《宋子》被班固列人小说家，说明他善于以小说故事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晏子春秋》中所收集的正是有关晏子的许多轶事，对宣扬墨家思想很适宜。

尽管有人对《晏子春秋》的可信性持怀疑态度，但我们如对照《左传》、《史记》等有关晏婴的记录，可以发现，《晏子春秋》中所记虽与晏婴本人的思想与行为有些出入，但基本上反映了晏婴的思想：

（一）政治思想

1．社稷是主，民为邦本的政治观念。中国传统政治观念认为君为邦民之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都清楚地表述了这种由来已久的政治观念。与此恰恰相反，晏婴却喊出了“社稷是主”的时代强音，这一非凡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芒。首先，晏婴在君主与社稷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他认为君主与社稷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君主与社稷的利益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一致的。当君主利益与社稷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以社稷利益为主为重。其次，在社稷与君主相分离的同时，开始了与民的结合。晏婴在其政治实践中，进一步把这一认识升华为民本思想。“啤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

既然民为邦本，那么治国理政就必须坚持爱民、乐民而不刻民、害民的原则。“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德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民。”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晏婴提出了薄赋敛、减徭役，省刑罚等爱民的主张。

晏婴“社稷是主”，“民为邦本”的思想，不仅在当时的齐国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开明统治者和思想家也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这一思想，到了战国中后期，被儒家大思想家孟子发展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崭新高度。

2．社稷是养、“和”而“不同”的君臣关系论。在君臣关系方面，晏婴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臣是社稷之臣，不是君主之奴。社稷之臣的道德要求不应以忠于君主个人为己任，而应以保养国家，维护国家利益为要务。“臣君者，岂为具口食？社稷是养。”因此，当庄公被崔抒所杀，贾举、州绰等家奴殉主而死后，晏婴却作了一番特殊的表演：入门枕庄公尸股而哭，三跳出门而去，这就算尽了君臣之礼。晏婴没有殉死的理由，用他自己的话解释为：“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呢，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焉。”由此，晏婴进而提出了忠臣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的惊世骇俗的主张。

既然臣是社稷之臣而非君主一人之私臣的话，那么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应该是：“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乎外；选贤进能，不私乎内；称身就位，计能受禄；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权居以为行，不称位以为忠；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君在不事太子，国危不交诸侯；顺则进，否则退，不为君行邪也。”亦如《史记·管晏列传》所云：“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晏婴这种不以对某个国君唯命是从的愚忠为要求，而以社稷民生为己任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

晏婴的群臣关系思想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方面，就是和而不同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景公打猎归来，在遄台休息，晏婴陪同在侧。这时梁丘据驱车赶到。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他和协无隙。晏婴不以为然，认为梁丘据与景公是“同”，而不是“和”，并以羹汤和符谱的原理说明：君臣作为矛盾的两方，具有差别性和同一性，是对立统一的，而不是单一的，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晏婴“和”而不“同”的君臣关系思想是相当深刻的。虽然并不排除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带有某种理想成分，然而这一思想的提出开一代仕宦风气之先。

3．廉为政本，公正无私的政治理想。晏婴的廉政思想既是当时齐国社会的产物，又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基础。晏婴生活在乱世之秋，各诸侯国的君主和贵族大臣们无不醉心于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齐国自不例外，齐景公的生活腐化更是登峰造极。在齐景公的影响下，齐国的权贵们无不沉湎于高台深池，撞钟舞女，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姜齐的统治隐约敲响了丧钟。在这种背景下，深思、高举的晏婴，为挽姜齐大厦于将倾，提出了廉政的主张。

如果说当时的齐国社会是产生晏婴廉政思想外部条件的话，那么足欲必亡的人生哲学和清廉为美的美学思想则是产生这一思想的内部因素。晏婴在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中悟出了欲望足，祸患致的人生哲理，然而他并未消极地停留在足欲必亡、节欲无迁的认识水平上，而是更加积极地提出清廉为美的美学思想。他认为自然界中清清的河水是美的，故而长流不绝；政治若像清水那样，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因而晏婴明确地提出了“廉者，政之本也”的思想。

廉政思想施之于君，则要求国君公正无邪，薄身厚民；施之于臣，则要求臣上做一个正士，恤下爱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晏婴节俭力行，率先垂范，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廉相的典范。

4．国运靡常，明德修礼尊贤的救世方略。晏婴认为斗转星移、政权更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以齐地来说，初由爽鸠氏治理，代之而起的有季崱氏、逢伯陵氏、薄姑氏，而后太公在这里建立了齐国。这一过程，晏婴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然而他的这一本属合理的历史进化观，一旦被期望姜齐长治久安的良好愿望所障蔽，便产生了深深的“国运靡常”的忧患意识。那么怎样才能使姜齐政权免于夭亡的命运呢？晏婴竭思惮虑，为景公开出了三味救世药方：其一，明德。其二，修礼。其三，尊贤。晏婴以桓公任贤而霸，任不肖而衰的经验教训说明了尊贤的重要性，因而他主张“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

（二）哲学思想

1．非天命与无神论思想。齐景公见彗星出现，以为是凶兆，欲设坛祈天消祸。晏婴却不以为然，说：“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二其命，若之何攘之！”晏婴谏阻景公祭山神、河伯等均反映了他非天命、轻鬼神的思想。晏婴把彗星、山河等自然物，看作是没有灵性的物体，它们本来是无知，有灵有神是人们主观加于它们的，不足为信。在统治者极力用宗教天命维持其统治，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的情况下，晏婴大胆申明不信天地鬼神，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和无神论思想。

2．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思想。晏婴在其一生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事物发展皆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必有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晏婴认为，不仅自然现象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社会也有其盛衰治乱之道，如他在与叔向谈论齐国政权的归属时说：“昔者殷人诛杀不当，僇民无时，文王慈惠殷众，收恤无主，是故天下归之，无私与，维德之授。今公室骄暴，而田氏慈惠，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无获民，将焉避？”晏婴看到了“慈惠”者“获民”的社会发展趋势。

3．对立统一思想。晏婴与齐景公辩“和”、“同”的记载，说明晏婴已经认识到事物是由矛盾着的双方构成的，如清浊、刚柔、大小。长短、上下、出入、疾徐、迟速，以及哀乐、可否等，都是事物矛盾的具体表现。这些矛盾既是对立的，又具有相济相成的同一性，互相依存，互相联系。正因为这样，才构成了事物的统一体。这是晏婴对于事物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晏婴曾对齐景公说：“君若无礼，则有礼者去，无礼者至；君若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这道出了事物是随矛盾的主导方面而变化的。另外，晏婴还做到了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不同的矛盾，他的一生，能够在政治风浪的夹缝中辅政五十余年，也正表现了他能以不同方式，灵活多变地处理各种性质的矛盾的才能。

4．关于“度”的论述。晏婴否定鬼神对国家治乱有主宰作用，认为国君的施政好坏才与治乱发生直接关系。国君的施政不达到致乱的程度，国家就安宁得治，超出这个限度，就会引起动乱。他指责国君如“肆行非度”、“征敛无度”，即使求媚于鬼神，“岂能胜亿兆人之诅？”这里晏婴提出“度”的概念，带有肯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哲学意义。

（三）经济思想

晏婴的经济思想颇具特色，他将谏净与经济问题有机结合，即通过对齐统治的苛政和糜烂生活的谏净，来阐发自己的经济主张。

1．“权有无、均贫富”的经济主张。晏婴“权有无、均贫富”的经济主张，是针对齐国财富不均的社会现实提出来的，一方面统治阶级对百姓残酷压榨，骄侈淫逸；另一方面，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三老冻馁”，“履践踊贵”，“民人苦病，夫妇皆诅”。齐景公更是挥霍无度。在这种形势下，晏婴谏齐景公说：“今公之牛马老于栏牢，不胜服也；车蠢于巨户，不胜乘也；衣裘孺袴，朽弊于藏不胜衣也；醯醢，不胜沽也；酒醴酢，不胜饮也；菽粟郁积不胜食也；厚藉敛于百姓，而不以分馁民。夫藏财而不用，凶也。财苟失守，下其报环至。其次，昧财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进而自分也。”晏婴意识到社会贫富不均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向景公建议“权有无、均贫富”，以安定民心，维护政权的稳定。

2．“正德以幅之”的幅利论。首先，晏婴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具有合理性。其幅利论是限制对财利的无度追求；如果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毫无节制，欲壑难填，那么不但会丧失既得利益，而且还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其次，正德幅利，运用德、义来约束对利的追求，要像“帛之有幅”一样，有一定的界限，不可漫无限制，否则，就会导致亡败。

另外，晏婴所主张的薄赋敛、藏富于民、节俭等也都反映出他看到了经济对整个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伦理观

晏婴的伦理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即具有珍视人民利益和反映人民意愿的倾向，其主要表现为：

1．尚礼。礼是晏婴最重要的伦理范畴。《晏子春秋》谈到礼的地方很多，特别是在晏婴谏齐景公的言论里，更是如此。在晏子看来，礼不仅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而且更重要的是治民的纲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则失民。”“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所以，君子必尚礼。晏婴甚至把礼看成是“与天地并立”。可以说，在春秋时期，没有谁比晏子更重视礼的了。孔子虽重视礼，但他只把礼看成是仁的外在表现，并没有像晏子那样肥礼提到‘与天地并立”的高度。晏子的这一思想，直接开启了荀子和《礼记》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的隆礼思想。晏子本人则以重礼闻于诸侯，被称为“北方辩于辞而习于礼者”。

晏子所说的礼，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礼节、礼貌、礼仪，如《晏子春秋·内篇》谏景公“废礼而饮”。二是指处理人道大伦的道德准则，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理道德原则，“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见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晏子所说的礼，在主要意义上，与《管子》的礼有着同一意思，而与儒家把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看成是仁的特殊表现，而仅视礼为礼貌、礼节、礼义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晏婴重礼，但并不主张繁琐的礼数，而是主张“礼必便民”。在他看来，一切礼节、礼仪都必须以便于民益于事为度，过此便不可取。

晏婴主张礼必便民，这与墨家的非乐、节葬有相通之处，墨家节用非乐的根本依据，就是认为它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但晏婴重礼，与墨家在总体上又不相同，他强调的是行礼以便民，而不是废礼以便民。

2．行义。在晏婴的伦理思想中，也是仅次于礼的道德范畴。《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载：景公以“谋得事成之术”问于晏婴，晏婴的回答是行义和国民。

晏婴的行为和“重礼必便民”一样，也是以利民为先。这一点决定了他对义利的看法，是利人而不自利。这在古代义利问题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3．安仁。仁也是晏婴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首先，晏婴认为仁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品德。当庄公问晏婴“威当世而服天下之道”时，他回答说：“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倍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威当世”。汤武循仁义而行，故“用兵而不为逆，并国而不为贪”。而庄公无仁义之理，徒以勇力立世，那是谈不上威当世而服天下的。其次晏婴认为仁还是最重要的个人品德。叔向问处世之道，晏婴的回答是：世可以正则正，不可以正则曲，其正不失上下之伦，其曲不失仁义之理。晏婴强调以仁义治世、仁义修身的思想，不亚于当世的儒家。

晏婴的仁爱，其实际内容也是指爱民。“能足以赡上益民而不为者，谓之不仁。”故仁在爱民，这同他的义有着相同的意义，只是仁指爱民之心，义指爱民的表现；仁属主观情操，义属外在行为。仁义的关系是仁其内而义其外。

4．尽忠。忠是晏婴伦理思想中的又一重要范畴。晏婴的忠指的是“忠君”，是对人臣的道德要求，“君子之事君也，进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隐忠，可谓不失忠；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为臣忠信而无逾职业，则事治而身荣。”晏婴认为，忠不忠是正士与邪人的根本区别，正士“事君尽礼行忠，不正爵禄，不用则去而不议”。邪士则相反，“事君苟进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

晏婴强调，忠不是对人君的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忠不忠，要看有无利于社稷而不是看有无利于君主个人。“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于外”，才是真正的“忠臣”。晏婴的忠论，富有浓厚的古代民主思想的气息。

（五）军事思想

1．民为邦本，用兵禁暴。晏婴的军事思想是与其民本思想紧密相关的，从民本思想出发，他认为举兵的目的是为了“安国”、“征暴”，而不是为了“恃强”、“劫弱”。“上有礼于士，下有思于民；地博不兼山，兵强不劫弱；百姓内安其政，外归其义，可谓安矣。”

在春秋诸侯频繁交战、杀人盈野的乱世之秋，晏婴对军事行动的采取，是持慎重态度的。他主张为君者应以社稷安定为要务，以慈爱百姓为主旨，“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

晏婴作为一个贤臣、功臣，并不是一味地反对用兵，而是主张以正道使国威兵强，用兵是为了禁暴、屏患。一次，晏婴出使吴国，吴王问他：“长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婴回答说：“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禁暴，故世不道其志；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此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在晏婴看来，国与国相处，应当以百姓利益为重，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举兵征战，扩充领土，如果为了掠夺别国土地，最终是要自食其果的，“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

2．以智用兵，不战而胜。晏婴是个深知天文地理，精通古今之变，熟知敌我之情，善于运用智谋的人。晏婴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和对敌国的斗争中，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随机应变，机智勇敢，真正做到了合礼、有理、有礼有节，挫敌于谈笑之间。“晏子使楚”中，晏婴对楚国君臣的非礼之举，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和还击。

晋平公要伐齐，先派范昭来齐国观察刺探情况。齐景公设宴招待范昭，酒酣之时，范昭无礼地要用景公的酒杯饮酒，景公同意，范昭饮后，晏婴命人更换了酒杯。范昭装醉，起舞并让太师奏周天子之乐，被太师拒绝了。范昭走后，景公对晏婴说：“晋，大国也，使人来将观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婴说：“夫范昭之为人也，非随而不知礼也，且欲试吾君臣，故绝之也。”景公问太师：“子何以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太师回答说：“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调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乐，臣故不为也。”范昭回到晋国，对晋平公说：“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晏婴以自己的智慧，维护了齐国的尊严，使敌国不敢轻举妄动，真正做到了“以智用兵、不战而胜”。

晏婴一生，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人生的感悟、社会的观照和实践活动的体验，产生了丰富而智慧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国度，而且对今人亦具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