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来是这样——子产和晏婴：春秋两名相

春秋三百年，君主成百上千，王公贵族更是数以万计，这些人钟鼎玉食，享受着人间最顶级的富贵，挥霍着属于他们的人生。不过正如曹沫所说“肉食者鄙”，这帮公子哥儿不过是投胎技术好，生在王公之家，天生就有富贵命，否则连个屁都不是。

当然并非所有的贵族子弟执政都会交白卷，李世民出身累世贵族却交给历史一份绚烂的答卷。春秋时代的执政精英以饭桶居多，但在这一堆肥头大耳的饭桶执政中，人们还是不经意间发现了两位足以震撼千古的名相，即郑相子产和齐相晏婴。先来说说子产。

春秋时代以公室身份入阁拜相的不计其数，但要论治政业绩和知名度，相信没有人能超越子产。我们都知道子产是郑国著名宰相，其实子产只是他的字，他的本名是姬侨，郑缪公姬兰的孙子、公子发的儿子。

作为郑国公族近亲，子产在政治上有天然的优势，这比像老鼠一样在底层艰难打拼的管仲强多了。据《史记》记载，子产登上郑国政治舞台的时间是郑简公姬嘉三年（前563），不过此时郑简公只有七岁，尚未成年，权力掌握在国相子驷手上，郑国政局非常混乱，诸公子之间互相撕咬，鸡毛乱飞，子产只能略显尴尬地在旁边观战。

因为郑简公年幼，所以子驷想取而代之，结果梦还没醒，就被同宗子孔一刀送上西天。本来子孔是想学习子驷好榜样，废幼主自立的，不过在子产的劝说下，子孔不再发神经，老老实实做了宰相。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子产是一名优秀的政治投资家（不是投机家），郑简公虽然年幼，但他已经能分辨黑白善恶，子产救了他一命，他自然会在合适的时机投桃报李。在公元前554年，十七岁的郑简公突然向专权十年的子孔发动袭击，“诛之”，两千多年后，十四岁的清康熙密谋擒鳌拜，应该就是受到了郑简公诛子孔的启发。

郑简公的亲政，意味着他需要一位没有篡位野心的直臣来辅政，而无论是讲亲疏、讲贤愚，子产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郑简公很自然地就把子产扶正，出任大卿。虽然子产上位，是由他的堂侄子皮（姬罕虎）推荐的，但首先是因为子产贤明，所以子皮才会推荐子产，子皮怎么不推荐其他人？

事实证明，子皮的推荐和郑简公的决定是无比英明正确的，春秋时代最伟大的名相之一诞生在郑国这个破落的前“中产阶级”，是郑国的莫大幸运，就像南斯拉夫拥有铁托这样的巨人一样。

说子产伟大并不是无聊的吹捧，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把子产与管仲并列为春秋两大名相，原因很简单，因为子产做了前人没有做过或很少有人去做的事情。

对历史来说，子产在郑国的执政是非常有开拓性的，子产执政时间可以和管仲相比，都在相位四十年，管仲的伟大不必多说，是公认的中国市场经济的鼻祖。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而子产则可以称为中国言论自由的鼻祖。

子产论言论自由，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原文大意是郑国存在着一种相当于现代政治俱乐部的组织，类似于明末的东林党，对朝政品头论足。郑国高层非常讨厌这些多嘴乌鸦，大夫然明劝子产封杀这些揭批政府的自由言论，言论自由也要有个底线，但被子产拒绝了。

子产反对封杀持异见者论坛的理由很简单，脑袋上长嘴除了吃饭，就是用来说话的，面对政府施政的不足之处，在野者有权利发表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如果政府不让百姓说话，那么百姓就有可能不再说话，但会举起锄头，用暴力发表自己的意见。

子产不但不反对封杀在野言论，反而非常看重持异见者，“其善者，吾则行之；其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按现在的政治语言讲，就是人民是政府的监督者，真正为民服务的政府是敢于让人民说话的，只有不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会封杀言论。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

关于古代封杀言论自由的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周厉王止谤”，周厉王姬胡搞独裁专制，不让人民说话，结果人民“道路以目”，姬胡自以为得计，但很快他就遭到了报应——国人暴动，将姬胡赶下台。

总有一些当政者轻视人民的力量，把人民当成会说话的奴隶，正如召公劝姬胡的那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子产也认同召公的观点，“（封杀言论自由）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

子产的观点很明确，封不如疏，单纯封杀人民发表言论的自由，是极端愚蠢的政治自杀，不如给异见者留一个说话的渠道，让异见者有发泄怒火的渠道。这就如同在洪水积蓄的主河道旁开凿一条沟渠，引流洪水，确保主河道的安全，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子产不惧怕在野议论？很简单，子产身正不怕影子斜，他执政为民，老百姓也不会指责他。子产治国，《尸子》称子产“国无盗贼，道无饿人”，老百姓安居乐业，饱腹讴歌，谁会在吃饱饭的情况下放下筷子骂娘？

《吕氏春秋·乐成》也有相同的记载，子产治郑期间，因为多施善政，他在郑国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老百姓甚至公然宣称我们的好日子是子产给的，谁要陷害子产，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此得民心，说明子产是执政为公的，他没有自己的私心，当然不惧怕言论风暴。

问题是自古以来，当官的没有几个是为民的，所以他们心虚，害怕民间非议，所以疯狂压制言论自由。以为江山万年不倒，哪知道愤怒的农民扛起锄头愤怒一呼，所谓的铁桶江山土崩瓦解，对子产来说，周厉王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子产对言论自由的远见卓识，不仅感动了然明，他狂热地拍起子产的马屁，说郑国有子产，天下之幸，更感动了几十年后的孔子。孔子感叹道：“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其实孔子称赞子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自己开脱，孔子治政严猛，惹人非议，特别是杀少正卯一事，让孔子收到了不少烂砖头。巧合的是，子产治郑同样严猛，而且也杀了一位与少正卯一样开坛讲学的思想家邓析子。

按现在的政治语言讲，邓析子就是一个持异见者，不知道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邓析子坚持“一个凡是”不动摇，即凡是子产坚持的，他坚决反对。

邓析子除了大学教授的身份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郑国最著名的大律师，经常承办司法诉讼业务。如果说有些品行不好的律师被骂为讼棍，那邓析子就是不折不扣的郑国第一讼棍，专和子产唱对台戏。

邓析子不管是非曲直，谁出高额律师费，他就替谁说话，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结果导致“郑国大乱，民口喧哗”，被首席执政官子产定性为郑国头号捣乱分子，严重影响了郑国的社会稳定，所以子产不顾别人会指责他压制言论自由，强硬地杀掉了邓析子，“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实行刚猛之政，是子产治郑的最大风格特点，这倒不是子产生性刚硬，而是他看到了执政宽仁是导致社会混乱的重要因素。诸葛亮治蜀，看到蜀政宽仁，豪强跋扈，所以诸葛亮痛下狠手，刚猛治蜀，结果蜀国大治。魏晋史的许多史学家都认为诸葛亮刚猛治蜀是子产治郑的三国版，比如袁准和陈寿。

子产治郑与诸葛亮治蜀还有一个巧合，就是他们身前身后各有一个反面例子，诸葛亮身前的例子是滥施宽仁导致蜀乱的刘璋，而子产身后的例子就是继子产执政的大叔。

子产知道自己执政过于强硬，会引发一些人的不满，但子产在临死前告诫下一任执政大叔：“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子产说得很清楚，政府监管是控制民心的有效手段，一味压制民心，民心就会大规模反弹，而一味放纵民心，民心就会散乱。等子产死后，大叔认为子产的刚猛之政对百姓过于严厉，于心不忍，便放宽了对社会的监管，结果有人钻空子，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强盗，郑国社会治安严重混乱。

社会上鸡毛乱飞，大叔这才理解了子产为什么要实行刚猛之治，对待百姓，宽严相济才是上策。大叔恢复了子产的严政，起兵围剿了那伙萑苻之盗，“盗少止”，社会恢复了子产时代的安定。

在很大程度上，孔子的治政思想与子产并无二致，所以孔子非常能理解子产，经常拍子产的马屁。当孔子知道子产的死讯后，痛哭流涕地称赞子产“古之遗爱也”。

诸葛亮曾经引用过一段孔子评价子产的名言：“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前秦名相王猛同样是奉子产为师，厉行刚猛之政。

虽然这三位名相都是典型的法家（虽然子产所处的时代还没有法家的概念），行事严猛刚硬，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三人都向历史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郑、蜀、秦在他们治下，几乎实现了“和谐社会”，这就是他们敢于面对历史是非定评的底气。

在这三位名相中，除了王猛是标准的法家做派，子产和诸葛亮在相当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以周公为模版）走得更近，特别是子产。子产除了刚猛之治，还经常“德”不离口，每见到一个高官，子产都像唐僧一样，喋喋不休地劝人家“修德”。

郑定公四年（前526），子产出使晋国，见到晋国执政之一的韩宣子，子产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子产警告韩宣子，如果不修德爱民，早晚必遭报应。两年后，子产又揪起郑定公姬宁的耳朵大喊“不如修德”，差点没把郑定公的耳朵震聋。

有人说儒法不两立，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很多情况下，儒法在政治上是互补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治国之道，在于宽严相济；治人之道，在于赏罚公允。儒则宽、赏，法则严、罚，就相当于胡萝卜和大棒子的关系。

孔子深谙此道，所以他不遗余力地称赞子产，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的政治思想鼓与吹。对于一个有为的政治家，无论治政宽与严，其根本目的都是爱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孔子到处宣传子产的惠政，遭到了学生子游的质问，子游问孔子，老师为什么极力拍子产的马屁，孔子很严肃地回答：惠在爱民而已矣。

爱民，是子产政治生涯最显著的标签，古往今来，宰相如过江之鲫，有些人自私自利，祸国殃民，而有些人爱民惠民，比如子产。所以子产死后，郑人无论老少，痛哭流涕三月，“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更何况能让孔子这等级别的人物痛哭流涕的，会是一般人吗？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子产的历史意义慢慢由一个具体的人而衍化成公正的化身，后世歌颂的包青天、海青天，其实都是子产爱民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北宋名臣王质出知荆南府时，用自己的俸禄帮助贫苦百姓办理离婚手续，就被当地百姓称为子产再世，可见子产的影响力。

说完了子产，再来说说差不多与子产同时的另一位齐国名相晏婴。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以子产的江湖地位，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居然没有给子产立专传，只是将子产附在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循吏列传》中，也不过区区一百多字。相比之下，晏婴比子产幸运多了，至少他可以列入正传，更让人羡慕的是，晏婴和另外一位千古名相放在同一传记里，这个人名叫管仲。

晏婴的出身没有子产的龙子凤孙那么显赫，但也不是厕鼠出身，而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贵家公子，即人们经常说的官二代。晏婴的父亲晏弱曾任齐国的上大夫，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大员，而管仲是标准的穷二代出身，和晏婴是没法比的。

晏婴的老爹很争气，给儿子拼出了一个很不错的未来，晏婴的投胎技术确实让人羡慕不已，但晏婴能在江湖上扬名立万，靠的也是真才实学。有没有真本事，不是靠有没有金爹银妈来证明的。

晏婴约生于齐灵公四年（前578），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如果从公元前556年，晏桓子（即晏弱）去世，晏婴继承爵位算起，晏婴在齐国官场上纵横五十七年，历经腥风血雨而屹立不倒，没有两把刷子是办不到的。

不过有说法认为晏婴执政长达五十多年，实际上晏婴为相，至少要在齐景公三年（前545）之后。即使如此，晏婴也在相位四十六年，这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几乎就是终身宰相。

《史记·晏子列传》说晏婴“三世显名于诸侯”，是指晏婴效力过的三位齐侯，即齐灵公姜环、齐庄公姜光、齐景公姜杵臼父子三朝。在齐灵公时代，晏婴还处在官场的外围，当时执政的是著名权臣崔杼。等到了齐庄公即位后，齐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后宫八卦事件，就是齐庄公私通崔杼的老婆，结果被扣绿帽子的崔杼大怒，发动兵变，在自己家里杀掉了准备偷食吃的齐庄公。

当时的晏婴只有三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崔杼弑君胆大妄为，彻底激怒了晏婴。身材比较“精华”的晏婴站在崔府门外将崔杼骂得狗血喷头，并要求崔杼开门放他进去，他要与国君一同赴难。晏婴说得大义凛然：“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崔杼铁青着脸把晏婴放进来，晏婴扑倒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号啕痛哭，连续三次行了君臣大礼，才泪流满面地离开。在庄公被杀之前，晏婴在齐国江湖的威望已经日渐高涨，而晏婴哭君，又为他挣得了许多来自朝野的印象分。所以有人劝崔杼杀掉晏婴，崔杼说我已经臭到家了，再杀晏婴，就臭不可闻了。

官场就是戏园子，在官场中混，没点演技是不行的。不排除晏婴抓住了崔杼性格中的某些人性化的“弱点”，冒着杀头的危险来哭庄公，为自己博取好名声，但这毕竟是拿生命赌博，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玩的，至少说明晏婴敢于担当。

其实晏婴做事非常谨慎，并不会轻易出风头，齐庄公在位时，因为好勇斗狠，晏婴经常给齐庄公上眼药，“今上无仁义之理，下无替罪诛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则诸侯行之以国危，匹夫行之以家残”。

晏婴的政治思想，和郑国子产非常相似，都注重修德，更多的接受了周公儒家思想的影响。晏婴曾经给齐景公提出了“亡国四不足”的警告，即“德不足以怀人，政不足以惠民，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国之行也”。

齐庄公不听晏婴的良言相劝，敢去勾搭权臣崔杼的女人，被杀也在情理之中，绿帽子是随便给人戴的吗？齐景公在这一点上要强于齐庄公，至少齐景公不会给人扣绿帽子。齐景公为人相对比较谨慎，在他即位初期，权力被崔杼和庆封控制，齐景公干脆袖手旁观，坐看崔杼和庆封互相撕咬，等到二人咬得两败俱伤，齐景公轻轻松松收拾了局面，基本维护了齐国公室的权威。

齐景公做事有时非常荒唐，但总体上不算是昏君，还是能听得进良言相劝的，这就给了晏婴更大的政治舞台。事实证明，齐景公拥有晏婴，是他和齐国的莫大幸运，自然也是历史的莫大幸运。

晏婴身材不高，据说只有一米四，比五短身材的曹操高不了多少，但有句名言道：浓缩的都是精华，外形不是衡量人物优秀的标准。能让历史记住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而不是外形或出身。

当时齐国的政坛格局是君弱臣强，田、鲍、高、栾四家势力过大，齐国公室相对弱一些。所以晏婴虽然身为齐相，却是典型的“弱相”，类似于三国东吴丞相顾雍，但晏婴相比于静默不言的顾雍，更多地承担了谏臣的责任。

一部洋洋洒洒的《晏子春秋》，其实就是晏婴对齐景公的谏言，从这个程度上讲，晏婴更接近于唐朝魏徵首席多嘴乌鸦的角色，因为魏徵也留下一部《魏郑公谏录》的多嘴集子。

魏徵以敢谏著称，而且字字句句皆能打动李世民，君臣同心，天下大治。齐景公远不如李世民，但晏婴还是晏婴，甚至魏徵可以被称为小晏婴，因为晏婴看问题看得太透彻了。

《晏子春秋》更像是一部晏婴与齐景公的逸事大全，也有不少晏婴作为外交名嘴在国外出使期间的嘴战记录，但在第三篇《内篇问上》详细记载了晏婴规劝齐景公的治国之道，甚至可以说这是《晏子春秋》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齐景公曾经问晏婴：“为政何患？”统治者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晏婴从用人的角度回答：“患善恶不分。”有些帝王以为自己战战兢兢，节俭爱民，就足以守住天下，其实并非如此。

君主的个人品德非常注重，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用人制度，身边全是马屁精，在信息下情上达的方式极为落后的古代，君主和社会底层之间完全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隔离掉，奸臣们完全控制社会上下层的意见沟通，导致下言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传，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所以自古以来的政治，治人就是治吏，用人制度的好与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政权的稳定与否。

晏婴非常重视建设完善的用人制度，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齐景公所关心的，晏婴的回答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用好国君身边的人。”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注定了用人制度只能由上而下层层控制，国君用对了甲，甲就会用对了乙，乙也会用对丙，层层类推下去，直到统治结构的最低一级。

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老百姓恨贪官，真实最大的贪官往往就是帝王本人，为什么李世民时代没有贪官污吏，因为李世民反贪官，所以层层都没有贪官。帝王把好经念歪了，底下的人就会层层念歪。所以晏婴警告齐景公“审择左右，左右善，则善恶分”。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情，对晏婴大加赞赏，“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进，则善无由入矣。”孔子讲得很明白，善与恶、正与邪是严重对立的，有善则无恶，有邪则无正，善恶共处一室是不可能的。

好人进入统治机构，则坏人被拒之门外，反之亦然。北宋之所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官僚系统包括军事系统已经彻底腐烂变质，北宋不亡，天理也不容。

齐景公有一次和晏婴讨论一百多年前齐桓公与管仲共同开创的齐国不世霸业，齐景公先拍了晏婴一通马屁，说晏卿是管仲再世，希望晏婴能辅佐自己实现齐国的二次称霸。

晏婴并没有接齐景公的话把子，而是把话题引向君主治国理政上面，晏婴认为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在于内政清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内政混乱而称霸天下的。晏婴提出了“六不”和“三无”，即在齐桓公时代，“贵不凌贱，富不傲贫，功不遗罢，佞不吐愚，举事不私，听狱不阿，内妾无羡食，外臣无羡禄，鳏寡无饥色”。

“六不”和“三无”，归根结底，还是回到了上面讲到的君主要以身作则上，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一种上行下效的心理暗示体制，君主的行为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臣民的思维定式，君主不贪不恶，则臣下不贪不恶，反过来也是一样。历代兴亡，百姓覆水翻舟，根子就出在帝王身上。

战国思想家墨子曾经提出“国有七患则必亡”的观点，而早在墨子之前一百多年，晏婴就率先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可以称之为“亡国五患”，即“一、厚取于民，而薄其施；二、多求于诸侯，而轻其礼；三、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諸侯；四、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五、君臣交恶，而政刑无常。”

第二、三条讲的是国家外交大政方针，第五条讲的是人事制度，第一、四条讲的是政府与百姓互依互存的关系，特别是第四条。如果政府只顾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而忽视了百姓的承受程度，只能导致“怨积于百姓”，最终迫使老百姓举起锄头造反。

晏婴非常担心政府的贪婪无厌，他警告齐景公，如果不爱民恤民，真把老百姓惹毛了，国君大臣们必将失去他们所得的一切，孰轻孰重，国君自思之。

如果论权力和政绩，晏婴可能不如子产，但仅从二人所遗留的思想记载来看，子产更像是个实干家，晏婴更像一个思想启蒙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晏婴和孔子非常接近，孔子布道天下，但问津者寥寥，晏婴足够幸运，因为齐景公愿意给晏婴一个推销自己的舞台。

齐景公自然不如齐桓公，但放在整个齐国国君行列中也可以算是中等偏上，至少他能听得进逆耳忠言。晏婴进谏向来是不给国君面子的，但晏婴所说皆有利于国，所以齐景公还是能耐得住贪玩的性子，装模作样听进去的。

晏婴的思想比较繁杂，但归根结底，可以用《晏子春秋·内问篇》中的一句话来总结，“（国君）谋于上，不违天；谋于下，不违民。”所谓违天，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谓违民，就是与民争利。

晏婴曾经出使过晋国，晋大夫叔向问了晏婴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思想最伟大，什么样的行为最敦厚？晏婴回答得直截了当，“思想伟大莫过于热爱百姓，行为敦厚莫过于让百姓快乐”。

从宏观层面讲，历代国君谋臣，只要解决了这两个战略问题，甚至就能走出哲人所说的兴亡周期率，万年执政而不衰，至少从理论上是讲得通的。后人都知道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实晏婴相比于孔子，丝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