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尼沙里军团（土耳其新军）
加尼沙里军团简介
加尼沙里军团：从奥斯曼首任苏丹穆拉德一世1365年左右创立，至1826年被马哈茂德二世废止，历时近500载。这支赫赫有名的部队作为苏丹的禁卫军，见证了奥斯曼帝国的沉浮与兴衰，并长期被视为土耳其军事力量的旗帜。他们伴随历代苏丹的马尾旌旗东征西讨，足迹遍布亚非欧三大洲与地中海，一度令欧洲人闻风丧胆、心生敬畏，又恨之入骨，如芒刺在背。他们曾经以寡击众，谱写过一段段传奇战例，也曾亲历过奥斯曼人惨痛的失败；他们由苏丹亲自组建，是其信赖的亲兵，但也多次发动政变，甚至参与苏丹废立……最后，他们也是被苏丹废除的。
加尼沙里军团·历史词解——
◎身穿土耳其服饰的法国驻奥斯曼大使，法国画家安托万·德·法沃瑞（Antoine de Favray，1706—1798年）作品。
误解中的新军
长久以来，出于种种偏见以及历史上对异教徒的恐惧，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及其军队一直抱持负面印象，甚至相当扭曲。双方数百年的拉锯战又进一步加深了误解。这些误解深入骨髓，已融入日常生活。迄今许多欧洲马戏团小丑的传统服饰就是明证，他们的肥腿裤和尖帽子似乎是在嘲弄奥斯曼的传统服饰。
直到今天，一些欧洲历史学家依然保持这样的看法：新军是一部对苏丹极度顺从的冷血机器，他们牺牲了亲情和家庭，取而代之的是对宗教的狂热、嗜血的冲动以及对战利品和俊男美女的欲望。不过，历史上曾目睹过新军的欧洲人却持不同意见。例如，15世纪的希腊雅典历史学家拉奥尼科斯·卡尔科孔狄利斯（1423—1490年）就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成功归于军纪严明、粮草充足、后勤得力、行军道路得到精心维护，营地的帐篷也井然有序。法国历史学家勒内·德·卢辛（1554—1615年）则在其著作里总结了土耳其能取胜的十七个原因，包括对战争的投入、主动进攻精神、训练有度的士兵、森然的纪律，既擅长计谋又擅长强攻的优秀指挥官，以及不耗费时间娱乐等，并没有涉及土耳其军队狂热、冷酷或嗜血的记载。佛兰德作家、外交家奥吉耶·盖斯林·德·布斯贝克（1522—1592年）曾经作为奥地利大使出使土耳其，新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帐营整洁——那里既没人赌博也没人酗酒，甚至还有厕所；平时充当挑水夫的小厮战时又能够扮演护士的角色……而同时期的欧洲军队则像一群茹毛饮血的乌合之众。事实上，在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和盛期，其部队的纪律和道德水准往往高出他们的西方同行。
◎欧洲传统的小丑服饰
新军受西方人鄙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理论上，他们是苏丹的奴隶，并非自由人；雪上加霜的是，他们大多都是由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后的奴隶。于是，西方人很自然地以为，新军要么是一群鸢肩羔膝的奴婢，要么就是逆来顺受的鹰犬。“低贱”的奴隶还有什么尊严可言？新军怎有资格与西方的“自由军队”比肩？
然而，在那个年代，不论是拜占庭军队还是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基督教军队，都常常在战争中将穆斯林或异教徒敌人变成奴隶——将战俘当作战利品“销售”是当时通行的准则。以“守卫信仰，援助苦难”为信条的医院骑士团还一度遵循基督教十字军的价值观，而直接杀掉土耳其战俘。14世纪活跃在小亚细亚及巴尔干，威名赫赫同时也恶名昭彰的卡特兰雇佣军团（Catalan Company）军纪更败坏，他们甚至曾将所有10岁以上的土耳其战俘杀戮殆尽。但是，土耳其人却对主动投降的敌人宽大为怀，而且原则上不伤害20岁以下的青少年。
虽然新军是苏丹的奴隶，但他们的情况相当特殊，不可与19世纪的美国南方黑奴混为一谈。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制度并非简单照搬昔日的阿拉伯帝国或塞尔柱帝国，而是兼收并蓄了突厥、伊斯兰与拜占庭传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土耳其语“奴隶”（Kul）一词充满了自豪和尊严，而不是屈辱和压迫；即便17世纪时，成为苏丹的“奴隶”也被认为是比成为苏丹的“国民”（subject）更光荣的事情。如同埃及的奴隶兵“马穆鲁克” ，奥斯曼帝国的新军一直地位崇高、受人艳羡，并且是苏丹身畔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力量。所以，仅仅因其“奴隶”的身份而轻视新军的社会地位，显然有失公允。
奥斯曼人能够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酋长国发展为横跨三大洲的帝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崛起时那强大的学习能力，以及对待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包容精神。新军也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军的威力不在于他们“异于常人的冷血”或奴隶身份，而是“新”字。他们是欧洲人面对的第一支专业中央常备军。因此，新军的职业素养、训练水平、纪律与士气都远远高于十四五世纪的多数欧洲军队。
另外，新军也吸收了东西方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他们在17世纪前就装备有第一流的火枪火炮，并且高度重视后勤补给和军事组织。在指挥艺术上，他们也善于打破常规，出奇制胜，而同时代的欧洲骑士则往往受制于各种繁文缛节。所以，无论是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还是在地中海世界，他们都无愧于“新军”的称号。因此，这只初生牛犊伴随旭日般生机勃勃的帝国，缔造了一段辉煌的征服岁月。不过令人扼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的迟暮，新军慢慢衰老昏聩，甚至沦为极端保守的反动势力。在后期，新军近乎病态地反对一切革新，哪怕革新是为了拯救病入膏肓的帝国，并多次涉足苏丹的废立。最终，新军从帝国的禁卫军变成了苏丹的眼中钉，被锐意进取的马哈茂德二世以铁腕铲除。“新军”，终被真正的“新式”军队（欧洲化的土耳其军队）所取代。
新军缘起
要说新军的缘起，自然要提到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奥斯曼人崛起于13世纪末的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当时可谓多事之秋，传统强国拜占庭的势力已衰退至小亚细亚半岛西部，另一强权罗姆苏丹国在蒙古人的多次打击下，也摇摇欲坠，命不久矣。重要的是，罗姆苏丹国作为伟大的塞尔柱王朝继承者，长期以来只注重内政、文化和商业建设，并不穷兵黩武，反而谋求与拜占庭共存共荣。这一方略虽然无可指摘，但却引起帝国内部诸多突厥王公、酋长（埃米尔或加齐）的强烈不满。因为这些赳赳武夫最关心的是，通过战争去夺取战利品、土地和人口。蒙古人的风卷残云对两大帝国或许是一场灾难，但对这些诸侯却是难得的机遇。随着蒙古人入侵，大量突厥、蒙古游牧民涌入安纳托利亚，改变了那里的政治生态。
13世纪后期，安纳托利亚半岛涌现出一批新兴的突厥国家。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南的是门特瑟酋长国，它原本树立了自己的霸权，但由于医院骑士团夺取了罗德岛并与之为敌，就慢慢走向了衰落。霸权随后转至临近的艾丁埃米尔国，后者是第一个入侵拜占庭爱琴海附近欧洲领土的小亚细亚突厥诸侯。艾丁的北部是萨拉克汗诸王公的势力，其首府位于前尼西亚帝国陪都马尼萨。在特洛伊平原则有卡拉西酋长国，黑海之滨是切列比加齐的领地（首府在锡诺普）。位于内陆的若干小国中也有两个相对较强的，即卡拉曼酋长国与格米延酋长国。两个皆以塞尔柱帝国继承人自居，并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统治。小亚细亚半岛的东北沿海地区，伫立着前拜占庭皇室建立的特拉布宗帝国，东面横亘着强悍的蒙古伊尔汗国。半岛中部苟延残喘的罗姆苏丹国已无力回天，终于在1307年后彻底消失于历史记载。就在此时，一个新兴的国家在比提尼亚（古罗马小亚细亚西北部行省）出现了。其创始人埃尔托格鲁尔是位突厥酋长，曾在一次关键战役中帮助过罗姆苏丹阿拉丁二世，所以从后者手中获得了一块封地，并由此立足下来。在小亚细亚的十个突厥公国中，埃尔托格鲁尔的势力相当弱小，最初只有430帐。“帐”是突厥游牧部队以氏族组成的经济单位，约相当于“户”。但埃尔托格鲁尔打着伊斯兰圣战的旗号，屡屡袭击“异教徒”，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国家慢慢有了气象。当他1281年左右去世后，其子奥斯曼接过了政权。奥斯曼通过与伊斯兰苏菲派长老艾德巴里之女的婚姻，逐渐积攒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据说他即位时，德高望重的岳父赐了他一把“胜利之剑”，正式授予他“圣战者”的身份。正是这一重要身份让他从安纳托利亚的诸多王公中脱颖而出，具有了某种宗教权威。奥斯曼高举这把“胜利之剑”东征西讨，开创了奥斯曼帝国此后600余年的基业。此后，在土耳其苏丹登基时授予“胜利之剑”（或称“奥斯曼之剑”），便成了帝国传统。
◎1300年的安纳托利亚诸国，奥斯曼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诸侯。
与其他突厥加齐相比，奥斯曼独具组织才能，而且善于笼络人心。他将自由散漫的突厥部落打造成了一支上下齐心、纪律严明的虎贲之师。奥斯曼毫不贪功，把大部分战利品都公正地分配给麾下将士，自己只留五分之一。此外，他还用伊斯兰教的圣战思想武装战士，吸引了大批其他部落的勇士、苏菲派教士，甚至商人、牧民和手工业者来投靠。虽然奥斯曼出身游牧民部落，且已皈依伊斯兰教，但他对拜占庭的先进文化并不排斥，还因宽容的心态吸引了不少前拜占庭官吏、教师、会计、伊斯兰法学者、神学家为他效命。积攒了足够的力量后，奥斯曼以举国之力围攻拜占庭比提尼亚行省首府、历史名城布尔萨。布尔萨，坐落在奥林匹斯山脚，地势险要，城墙坚固。虽然周边地区纷纷沦陷，该城在缺乏拜占庭支援的条件下仍坚持了近10年。但奥斯曼人的毅力更胜一筹，最终，布尔萨弹尽粮绝，于1326年4月6日开城投降。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个重大胜利。不过，此时奥斯曼已垂垂老矣，11月便撒手人寰了。奥斯曼成功将一个小小的酋长国发展成安纳托利亚地区举世瞩目的强国，为了纪念他，人们恭敬地称他为：“苏丹之苏丹，加齐之加齐，天际之诸侯，世界之英雄。”
奥斯曼年仅20岁的长子奥尔汗，继承王位后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服。1329年，经过长期围困，奥斯曼人攻占了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历史名城尼西亚。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与名臣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也曾试图收复该城，但被奥尔汗挫败。接下来，奥尔汗开始攻击重要的港口城市尼科米底亚。尼科米底亚在有海上补给的情形下坚持了9年，然而随着海上道路被奥斯曼人封锁，也于1337年陷落了。此后，以尼科米底亚为据点，奥斯曼人大肆扩张，疆域一直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1341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摄政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与新皇约翰五世互相猜疑，导致内战爆发（史称“两约翰之战”）。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向奥尔汗求援，后者名正言顺率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拜占庭的欧洲领土，并且顺势将大量土耳其移民安插到了色雷斯一带。随着约翰·坎塔库震努斯战败失势，奥尔汗获得了进一步入侵欧洲的借口。1356年，他派遣王子苏莱曼帕夏率领大军再次横渡达达尼尔海峡，攻占了乔尔卢及狄迪蒙特乔，继而占领了军事重镇阿德里安堡（今土耳其埃迪尔内）。可以说，在奥尔汗的励精图治下，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亚洲，还成功影响了欧洲。
◎奥斯曼帝国的创始人奥斯曼一世
奥尔汗不仅是伟大的征服者，也是伟大的统治者。他认识到不能依仗突厥游牧传统来治理帝国，于是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做了些许变革。他通过组建、管理阿克希（艺术家、学者、商人所属的行会）促进了城市发展，又通过拉拢、争取乌里玛（伊斯兰教士）阶层稳定了宗教事务。奥斯曼帝国也对治下的基督教臣民区别对待：如果某个基督教城镇负隅顽抗，城破之后市民将失去权利，其中的五分之一将变为穆斯林的奴隶，很多人被送往亚洲做苦工，子女则被送进军队；如果基督徒主动归降，就能保留他们自己的信仰与生活习惯。因此，很多基督徒认为被奥斯曼人统治好过被拜占庭人统治，因为前者的税率要温和许多。虽然不少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以期获得政治权利，但官方并没有强制要求改宗的政策。当然，乌里玛每到一地，便开设宗教学校，为奥尔汗培养了大批忠心耿耿的人才。
与此同时，奥斯曼也开始重组军队。过去，奥斯曼的军队几乎完全由土库曼游牧民的轻骑兵组成。这些部队由各自的贝伊（Bey，酋长）统领，与其说他们是军人，倒不如说他们是土匪。更严重的是，他们往往只知贝伊，不识苏丹，一旦帝国遭遇挫折，便可能拥兵叛乱。为了应对这种内部威胁，奥尔汗建立了一支新的封建军队来替代游牧骑兵。其中，步兵被称作“亚亚”（yaya），骑兵被称作“穆色林姆”（müsellems）。与同时期的西欧军队相比，奥斯曼人高度重视弓箭手，并组建了部队，即阿赞布（Azabs）。军队的成员既有穆斯林突厥人，也有新投诚的基督徒。这部分军人拥有一小块土地，平时耕地，缴纳赋税，战时则承担军事义务。封地被称作“蒂玛”（timar），蒂玛的领主平时负责训练部队，战时则率部为苏丹效命。更大一些的封地被称作“扎米特”（ziamet），其领主要承担更高的税，提供更好的装备与士兵。最大的领主被称作“帕夏”（pasha）。奥斯曼领主所能获得的最高头衔是贝依勒贝伊（beylerbey，意为“贝伊中的贝伊”）。蒂玛的拥有者被编成一定单位，最基本的是阿赖（alay，相当于“团”）；若干阿赖编为桑贾克（sancak，相当于“旗”），由更高级的桑贾克贝伊指挥。
◎奥尔汗一世
◎1566年参与匈牙利锡盖特堡战役的阿金日轻骑兵
◎阿赞布弓箭手
当然，除了军事使命，这些奥斯曼统治者钦点的贝伊们还要负责本地的治安、行政、税收，甚至审判工作。换言之，奥尔汗的改革为土耳其帝国引入了西方封建制度，并以此管理新征服的广袤土地。这与昔日游牧民族劫掠的作风相比，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过去的游牧骑兵则被迁徙至边疆前线，主要作为边防部队或袭扰部队。他们被称作“阿金日”（akinci，意为“袭击者”）或“德里”（deli，意为“宗教狂”），通常在奥斯曼正规军开拔前去骚扰敌军，或者去攻占一些正规军难以企及的偏僻山区，如波斯尼亚、黑山与阿尔巴尼亚。
1359年3月奥尔汗去世时，穆拉德一世所继承的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帝国，而非当初的加齐酋长国。不过，看上去蒸蒸日上的新兴强权背后却是暗流涌动。早期的那一套国家制度已不能适应国情了。
奥斯曼国在它的婴幼儿时期，本质上仅是一个松散的突厥部落联盟。虽然奥斯曼成功笼络了一批酋长为之效命，但他自己不过是一名贝伊或加齐。虽然他在诸多贝伊里被排在第一位，他的声音也很有分量，但并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甚至他使用自己的“彭齐克”（私人金库）也需要和诸位贝伊商讨。重大事情需要与国内贵族商议的传统，实际上是奥斯曼人突厥部落民主制的残留。这种突厥式的官僚机构、军事制度在奥斯曼早期历史中留下了烙印。
另一方面，奥斯曼人的国家也是伊斯兰国。理论上，它的国教是伊斯兰逊尼派。受阿拔斯王朝、塞尔柱王朝，尤其是罗姆苏丹国的影响，伊斯兰的机构、清真寺、学校与宗教法都得到了保留和发扬。例如，维齐制度、伊克塔税收制和米勒特自治制度。然而，作为游牧民的奥斯曼人最初不是通过正统的清真寺接触到了伊斯兰教，而是通过云游四方的伊斯兰托钵僧（德尔维希）。这些云游的教士往往不是正统逊尼派教徒，而带有苏菲主义倾向，甚至不少人属于贝克塔什派（Bektashis Order）。因此，奥斯曼国家的伊斯兰制度拥有自己的特色，总的来说更加温和、更加包容。
最后，奥斯曼国家也长期受拜占庭与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拜占庭帝国古老的文明，对奥斯曼人的礼仪、采邑、税收、管理都影响深远。奥斯曼早期的官僚机构或经济部门看似蒙上了伊斯兰外衣，核心却依然是拜占庭的。早在塞尔柱王朝时期，拜占庭和其他基督教国家的贵妇便通过联姻进入土耳其后宫。塞尔柱王朝阿拉丁二世的母亲，便是一个希腊王公的女儿，据说他本人也曾秘密受洗。穆拉德一世的母亲也是希腊基督徒，他的妻子则包括拜占庭与保加利亚公主。这些贵妇纷纷将自己的基督教幕僚带入突厥宫廷，使土耳其的王公贵族们不知不觉间染上了拜占庭色彩，并令很多苏丹在感情上同情基督徒。
奥斯曼帝国在文化上与亚欧不同，它实际是突厥、伊斯兰、拜占庭的混血儿。穆拉德一世算是帝国数百年基业的真正奠基者，他发现国家制度的矛盾和缺陷后，励精图治，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
穆拉德一世意识到，传统的突厥国家之所以国运维艰，一大原因是王室成员和高级军官拥有过多的权力，这种部落习气极易让一个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于是，他逐步废止了原有简陋的部落法庭和礼仪，改之为拜占庭式的法庭与礼仪；他用精致、神秘甚至繁琐的宫廷礼仪，将苏丹与臣民隔离，从而塑造自身的威严；他设置了大量借用自拜占庭的宫廷头衔，并利用这一套制度将权力尽可能集中在宫廷和政府机关，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穆拉德也完善了大维齐制度（首相制度），维齐（vezir）一词在土耳其语中原意为“助手”或“顾问”。由于帝国政务日益繁复，苏丹不可能事必躬亲，必须将一些政务交给臣子打点。这些官员就是“维齐”，他们会被赐予表示崇高地位的马尾，一般最多可获得3马尾。国库也终于同苏丹的金库分离开来，由专人管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一般由国务会议（“底万”，16世纪后改称庄严朴特）制定。在会议上，苏丹通常会指定一人全权代表自己，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维齐”（grand vezir）。1360年左右，大维齐正式成为帝国首相。
◎奥斯曼帝国首位苏丹穆拉德一世
德米舍梅制度
相对于政治改革，奥斯曼人对军事改革更为迫切。尽管通过奥尔汗的努力，帝国拥有了一批高效率的封建士兵，但如果不加节制，奥斯曼帝国可能就会像中世纪的法兰西那样出现一批地方豪强，对王室阳奉阴违。与此同时，传统的土库曼游牧贵族的实力也不容小觑。为了保证王权，穆拉德审时度势，进行了两项改革。首先，他重新划分了蒂玛的位置和面积，避免领主一家独大。新的封地产生了新的封建骑兵——西帕希（Sipahi）。西帕希领主与欧洲的领主不同，对自己的采邑原则上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仅仅是“替苏丹保管”。按规定，西帕希领主居住在自己采邑时，需要参加农活，一旦他离开封地超过7年，土地就会被苏丹收回。通过这样的制度，穆拉德重塑了一支忠心耿耿的封建骑兵队伍。传统的穆色林姆则退居二线，成为预备部队。
穆拉德的第二项改革则具有划时代意义。随着帝国在欧洲攻城拔寨，境内的基督徒数量不断增长。按照传统的伊斯兰米勒特制度，只要归顺的基督徒（包括犹太人）按期缴纳什一税，便可以享受高度自治，奥斯曼政府不会过多干预他们，不会强征他们参军，更不会强迫他们改宗。但是，如此多的臣民游离于帝国的政治军事中枢外，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为了掣肘国内桀骜不驯的土库曼贵族和封疆大吏，穆拉德一世明智地将目光投向了他的基督教臣民。最初，他仅仅是继承塞尔柱人的古兰制度（gulams，原意是“外国青年”，后来也指奴隶），在基督教战俘中挑选精英，组建自己的私人卫队。后来，他开始实行“德米舍梅”制度（Devşirme，原意为“聚集”）——定期在巴尔干的基督徒中按比例招募一定数量的男性青年或儿童，通过选拔将他们变为苏丹的私人奴隶后行割礼、改信伊斯兰教，再接受严格训练和教育，最终送入苏丹的禁卫军或进入宫廷成为侍从乃至帝国官员 。通过德米舍梅制度选拔出来的基督徒被称作卡皮库鲁（Kapi kulu，原意为“宫殿的奴隶”），包括民事官员和军事人员，有很多大维齐就是通过德米舍梅制度而平步青云的。苏丹的卡皮库鲁部队包括骑兵、工兵、炮兵、步兵等诸多兵种，其中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加尼沙里军团，即新军。
德米舍梅制度有一个耸人听闻的译名“血贡”，但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其规则和程序尚算文明，如禁止征召独子、孤儿。苏丹的初衷是为了充分发掘基督教人力资源、广纳贤才，并利用他们来制衡朝中的突厥贵族势力。由于这些年轻人多来自社会下层，在家乡没有封地，在京城没有朋党，举目无亲，唯一可仰仗的只有苏丹——自然会忠心耿耿，至死不渝。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有几分相似，都是寒门子弟“鲤鱼跳龙门”的绝佳方式——事实上，的确有大量前基督徒借着这种机会成了帝国的高级官员或将领。
◎德米舍梅制度强征基督教儿童，19世纪的希腊画家尼古劳斯（Nikolaos Gyzis）绘制。
如果说穆拉德一世创造了新军的肉体，那么，贝克塔什派则塑造了新军的灵魂。贝克塔什派为苏菲主义伊斯兰教团，因13世纪的波斯宗教圣人哈吉·贝克塔什·维里（约1209—1271年）而得名。不过一般认为其奠基人为15世纪的巴利姆·苏丹，他令贝克塔什派在仪式、组织上真正成型并固定下来。贝克塔什派主要兴盛于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及伊庇鲁斯、克里特、马其顿信奉伊斯兰教的希腊人中影响尤其大，后来在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有不少拥护者。某种程度上，它是苏菲主义和什叶派教义的混血儿，但也掺杂了部分基督教内容。在14—16世纪，贝克塔什派随着苏菲派德尔维希（Dervish，波斯语，即托钵僧）的活动而广泛传播，对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乃至普通农夫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贝克塔什派的混血特征和神秘主义，它对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德米舍梅制度征集的对象主要就是这些基督徒。因此，该教派很快便成了卡皮库鲁集团的主要信仰，甚至影响了苏丹的宫廷，据说穆拉德一世也是个秘密的贝克塔什派。从另一角度看，贝克塔什派主张的安贫乐道、克制坚韧、团结友爱等精神，也符合苏丹对优秀臣仆的期望。很多贝克塔什派教士进入苏丹的禁卫军营，成为随军牧师。16世纪时，贝克塔什派教长被固定为新军第99团的团长，令该派的地位得到了制度保证。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新军，不仅从来源、编制和训练上是全新的，在思想上也无愧于“新”字。
1365年，穆拉德一世组建了一支不到1000人的新军部队。他大概没想到，这支看上去规模不怎样的军团会在数百年间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贝克塔什派的标志之一：旋转的德尔维希
新军的招募与训练
新军的早期历史至今依然有些模糊不清。很难说，德米舍梅制度是奥斯曼人的创新，还是奥斯曼人从古老邻居那里汲取的灵感。早在11世纪，拜占庭帝国便有在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某些地区强制按五分之一比例征召儿童为兵的传统。突厥酋长们早期更偏爱从奴隶市场补充兵员。不过，随着帝国的扩张与征伐的深入，从市场上购买的奴隶显然不够用了。穆拉德的安排无疑是一个创举。然而，德米舍梅制度在土耳其帝国内部，并不是毫无争议。一些正统或有些迂腐的伊斯兰律法家坚持认为，不论德米舍梅制度的成效如何，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先知的精神，违背了基督徒的自治权利。土耳其贵族有时出于私心，也大力附和这种言论，希望取缔卡皮库鲁。亲苏丹的专家们则称，这些被招募的人都不算“被保护的臣民”——他们的祖先都是被武力征服而不是自愿归顺的。尤其是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很多都是在7世纪后，也就是穆罕穆德开始传教后才皈依基督教的，因此无权享受全部基督徒权利。奥斯曼声称它并没有强制臣民改变信仰。在苏丹看来，令少数基督教青年改宗，不是一种迫害，而是一种拯救。
◎苏丹挑选基督教儿童，来自《苏莱曼之书》。
根据可供参考的大量记载，这种招募方式虽然存在争议，但当时已成制度。最初，它每隔5年在巴尔干半岛特定的基督徒聚居区举行一次，大约每40个家庭提供1人。运转良好的情况下，德米舍梅每年能招募1000~3000名青少年，极端情况下可招募8000人。德米舍梅征募的对象原本仅限于基督徒（波斯尼亚是个例外），但16世纪后期，为了解决人力短缺的窘况和安抚穆斯林臣民，苏丹也开始允许穆斯林加入。
虽然德米舍梅征兵是从帝国的欧洲部分（巴尔干地区）开始的，但东方的基督徒也并没有完全豁免。现有的记录表明，从1512年起，帝国也开始在安纳托利亚的基督徒中征兵。但是，我们不应当将这种制度视作是在全国实施。首先，很多基督教地区在投降时都享受了不被德米舍梅征集的条款。其次，大城市与沿海地区的基督徒一般也享有豁免权。显然，苏丹喜欢农村及偏远地区8—20岁、身体健康且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少年，此举相当明智。与城市那些心智已开且游手好闲的青少年相比，农村青少年像是一张白纸，可任凭苏丹打造为自己心仪的臣仆。虽然有人指责德米舍梅制度残忍暴虐，但实际上它避开了帝国重要的成员，以免让国家的工业和贸易伤筋动骨。例如，犹太人阶层不会被征召（奥斯曼帝国给犹太人的待遇好过欧洲其他基督教国家），独生子家庭享有豁免权，城里人、海岛人、水手、矿工、手艺人等也不属于德米舍梅征召的对象。另外，居住在重要道路和关隘旁的臣民因已为国家承担了守卫国土的工作，亦无须服役。
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德米舍梅制度看上去是一种压迫，但人们逐渐适应后便发觉该制度其实是普通家庭子女升入帝国精英阶层的捷径。最初，有家长将自己的儿子毁容以逃避兵役（德米舍梅征集的对象必须是健康男子），后来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庭自愿让他们的孩子去参军服役，因为这意味着锦绣前程。据说，不少家长为了让自己孩子能被选上而进行贿赂。另外一项证据是，早期德米舍梅征募虽然主要针对基督徒，但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群体存在例外。波斯尼亚人在“征服者”穆罕穆德二世苏丹时期便归顺奥斯曼并改信了伊斯兰教，但他们意识到了德米舍梅制度背后的福利，因此，他们改宗的条件之一便是继续“享受”被苏丹征集为奴隶的权利。从波斯尼亚招募的穆斯林被称作波托儿，一般能跳过训练的初级阶段直接进入宫廷任职。
德米舍梅征募通常以奥斯曼苏丹的诏令开始。一位至少是亚亚巴希（Yayabaşı，土耳其语，原意为“步兵队长”）级别的官员带着相关文书和几个“师傅”（Sürücü）、1个秘书及相应制服，前去指定的召集地区。当地的基督教神父接到通知后，便早早地将具有洗礼证明的适龄男孩集合起来。在现场仔细测试和挑选后，亚亚巴希会将孩子们分列到两组名单。资质相对平庸的称作“突厥欧古兰里”（Turk oğlanlari），主要被分配到安纳托利亚地区和土耳其家庭从事耕作，土耳其家庭会负责这些孩子伊斯兰世俗与宗教的训练教育，并强健其体魄，然后将合格的孩子送入卡皮库鲁部队服役。比较优秀的男孩则列入“初学者”（Acemi oğlan）队伍，送至土耳其的名门望族，作为未来的内宫男侍（Içoğlan，即“伊奇欧古兰”）悉心培养。每一群新招募的男孩都有相应的师傅负责把他们安全带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如果是在亚洲招募的，则一般送到小亚细亚的布尔萨。师傅会向沿途经过的人征收特别税，作为盘缠。“德米舍梅招募委员会”的挑选过程，融合了古老的伊斯兰传统和新式科学：一方面通过土耳其面相学进行挑选；另一方面，又通过复杂的考试区分孩子，类似于现代的智商测试。当然，对孩童的军种划分并不是终生的。那些被归入突厥欧古兰里的孩子，如果后来表现优异，也有机会作为苏丹近侍团（Bostanci）成员进入皇宫，守卫宫禁或照料苏丹起居。
◎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匹皇宫的帝王厅，居中的为苏丹王位，皇宫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中枢。
◎奥斯曼苏丹的诏书
在帝国的重要城市，如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和埃迪尔内，苏丹兴建了若干宫廷学校。在宫廷学校，通过德米舍梅入选的学生将在土耳其“大内总管”（首席太监）制定的严格纪律下度过两到七年的学习生涯。首先，他们会学习伊斯兰教教义和读写土耳其、波斯、阿拉伯语，其后由教授（Hocas）传授普通知识。后续的深造则由学生先前的表现决定，或是宗教学，或是管理学，或是军事学，基本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具体的课程有：土耳其、波斯和阿拉伯文学，骑术、标枪、射击、摔跤、举重和音乐。他们极其重视诚实、忠诚和自律等品质。学习期间，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甚至不得与原有家庭联系。宫廷学校虽然靠近皇宫，但在太监的严密看守下，这些孩子并不能与女眷接触，从而过的是一种禁欲苦修生活。训练中，伊奇欧古兰（内宫男侍）总共有三次“遴选”（çıkma）机会，最优秀的人会去苏丹宫殿的金库或御厨房工作，其余的会担任卡皮库鲁骑兵（即“西帕赫”）的军官，服役若干年后复员时还有机会成为帝国的行政管理人员。
◎西方大使穿过托普卡匹皇宫第二庭院前去觐见苏丹，佛兰德画家让·巴蒂斯特·范莫尔（Jean Baptiste Vanmour，1671—1737年）绘制。
和伊奇欧古兰这种贵族化的精英教育相比，突厥欧古兰里的训练侧重于军事。首先，他们被送入普通突厥农民家中，花五至七年的时间学习土耳其语、基础军事技能和穆斯林信仰。之后，当“新人团队”有空缺的时候他们会被纳入，作为新军的“实习生”进一步被锤炼。有些幸运的新人能够在地位高贵的帕夏或贝伊家中接受教育，他们的素质能与宫廷学校毕业的伊奇欧古兰比肩。“园艺师团”、“木匠团队” 也会从突厥欧古兰里中挑选部分佼佼者到专业的军械士团、火枪团和炮兵团学习。与此同时，最普通的新军士兵也在军校接受了数学教育，且专业素质一般远超同时代的西方同行。有些新军新兵还被安排在御膳房或海军造船厂里工作。
◎土耳其卡皮库鲁骑兵的全套铠甲
整个训练一般会持续六年时间，这些“初学者”（Acemioğlan）在宦官监督下也不能和女性同居。虽然纪律也非常严格，但还是比伊奇欧古兰松一些。因为他们不当值时或训练完毕后可以悄悄外出，甚至寻花问柳，当然服役期内还是禁止结婚的。一般来说，新军部队的编制人数是固定的，因此只有出现空缺时才会让学员递补。当新兵正式加入新军时，会举行十分盛大的结业会操。他们以一支纵队前进，依次紧紧抓住前一人军服的下摆，之后在新部队的团长面前列阵，团长会给他们每人一顶别致的土耳其新军毡帽 和一张证书。接下来的夜晚做完祷告后，每个新入伍的土耳其新军士兵穿上大衣，正式成为奥贾克部队的一员。他们亲吻长官的手，长官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同袍”。传统观念认为，新军军纪严厉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不过实情并非如此，他们虽然已皈依伊斯兰教成了苏丹的“家奴”，但仍被允许同原来的基督教家庭（如父母兄妹）保持联系。
在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土耳其新军士兵会被教授运用多种武器。从传统的作战方式来看，以远程投射武器为主的步兵为轻步兵，以近战武器为主的是重步兵，但土耳其新军既不属于轻步兵也不属于重步兵，而是特殊的“复合型步兵”，即能同时使用远近武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附近有一座新军射击场，首都的新军士兵常去那里训练。由于他们是领取固定薪饷的职业军人，花在军事训练上的时间是惊人的，这也造就了他们出众的技艺。与西欧基督教国家过分倚重骑士（以法兰西为代表）不同，土耳其保持了游牧民传统，高度重视弓箭及远程武器。土耳其复合弓虽然没有英格兰长弓那样的威名，但其有效射程可达200码 ，它在精度和射击频率上都好于早期火枪。除了练习射箭外，新军还会练习投标枪、击剑和摔跤，15世纪初期后还开始操练火枪。他们用旧军帽的顶端作为标枪靶子，用地上或墙上放置的陶罐来练习步枪射击。长期苦练让他们的射击技术令西方军队瞠目结舌。法国的目击者曾表示，新军士兵居然可以单手持步枪射击并命中很远的目标。与土耳其新军交手的基督教军队也指出，新军神射手仅用月光就能精确地射中目标。即使17世纪晚期奥斯曼开始衰落时，奥地利人依然对新军火枪兵的素质啧啧称奇。
◎土耳其新军火枪手，汉斯·魏格尔（ Hans Weigel）绘制于1577年。
◎新军长戟兵，由丹麦画家梅尔希奥·洛克（MelchiorLorck，1526—1583年）绘制。
◎17世纪土耳其新军毡帽，现藏于德国卡尔斯鲁厄博物馆。
但随着时间推移，传统的德米舍梅征兵制度逐渐崩溃。原本新军成员是不能世袭的，但在1568年，少数精选的土耳其新军的后裔被允许直接进入队伍，先例一开便无法遏制了。很快，新军军营里就充满了“父子兵”、“兄弟兵”。为了扩充军队，同时也为了安抚嫉妒的穆斯林，从1582年起，普通自由民也能成为新军军官的一员，这就彻底颠覆了原有制度。甚至新军高层也倾向于逐步淘汰德米舍梅，以便给他们的子弟和亲信打开门路。到16世纪末，大部分新军新兵都是原军团成员的后裔了。1594年，新军军衔更是向所有穆斯林志愿者开放。1648年，实行了近三个世纪的德米舍梅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虽然“初学者”训练系统仍然存在，但逐渐废弛，且无法复制过去的成功，导致新军军团素质在17世纪持续下降。1703年，苏丹一度尝试在欧洲地区部分恢复德米舍梅征兵，但并未成功。自那以后，所谓卡皮库鲁部队中的“奴隶”主要就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贩卖的乌克兰、俄罗斯人，但这一来源也在1783年随着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而不复存在。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结构和编制十分繁复。15—17世纪，帝国军队大体由海军、地方部队和卡皮库鲁部队组成。海军有专门的“海军技术人员”和水兵，地方部队和苏丹的中央军则有步兵和骑兵力量。地方部队包括昔日的穆色林姆骑兵、阿赞布步兵和雇佣兵，雇佣兵包括以军纪败坏著称的巴希巴祖克。
苏丹禁卫军中的步兵被称作卡皮库鲁，土耳其新军军团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也是兵员最多的部分 。除了新军外，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兄弟部队，如“初学者”军团、军械士军团（Cebeci，即色比西部队，负责打造盔甲武器）、萨卡军团（Saka，原意为挑水夫，后来成为后勤辎重部队）和炮兵团（Topçu，炮兵团人数17世纪有5000人左右）。此外还有两个特殊兵种：布雷工兵和掷弹兵。
◎法国画家让·莱昂·热罗姆（Jean-Léon Gérôme）笔下的巴希巴祖克士兵
34个“初学者”军团（或训练营）算是最古老的卡皮库鲁团队，它们构成两个较大的训练基地，负责为整个卡皮库鲁（主要是新军）训练新兵，补充人员。土耳其新军在完整状态下由196个团队（Orta） 组成，团的指挥官叫考巴西（Çorbacl，土耳其语原意为“长柄汤勺”）。普通新军部队称作克马特（Cemaat，土耳其语原意是“人群”），共101个团；指挥官卫队博鲁克（beuluks）61个团，精锐的苏丹私人卫队塞克班（Sekban）34个团。其中，克马特部队的精英是索拉克团（Solak，第60—63团），他们通常是技艺高超的神射手，1402年首次现于史籍。博鲁克则常常作为新军军官（“阿加”，aga）的卫队，负责维持首都治安，保卫苏丹，甚至承担了宪兵的职能。苏丹私人卫队规模通常较小，作为苏丹的亲兵，一般不装备火枪和短剑。
这196个团队中有一些特殊部队，例如克马特第1团，苏丹本人也算该团的一员（虽然仅仅是挂名）。克马特第1团被称作骆驼手军团，可能是因为该团士兵最初负责搬运辎重。第35团被称作训狗师团，第64、65团是苏丹的狩猎同伴。第99团一直由贝克塔什派教长担任，第101团则由新军的财务长统领。博鲁克部队的第19团是哨兵部队，扎营时负责警戒。第54团由训练营主管掌控。第56团负责守卫金角湾，扎营时则保护新军阿加（总团长）的安全。前文提到的园艺师团也属于博鲁克，不过他们一般负责军队装备的维护保养以及治安，较少直接参与第一线战斗。有趣的是，苏丹私人卫队中的第18团被称作秘书团，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入伍前曾在苏丹宫廷从事过文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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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埃及的新军火枪手，由克拉斯·罗兰布（Claes Rôlamb）绘制。 | ◎普通新军火枪手，由克拉斯·罗兰布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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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军高级军官考巴西，克拉斯·罗兰布绘制。 | ◎新军队长，由瑞典驻土耳其大使克拉斯·罗兰布绘制。 |
每个团的考巴西还有伊斯兰伊玛目的辅助（多半属于贝克塔什派）——负责士兵的宗教和思想事务。部队司令，即新军阿加的地位极高，只对苏丹本人负责，帝国大维齐（首相）也无法指挥他。不过他的权力也有限制——按规定，只有苏丹在场时他才可以直接指挥新军，否则便只能作为部队副帅，主帅由苏丹另行指定。
新军阿加有2位副手，分别为塞克班指挥官（Sekbanbaşi）和新军副司令（KulKâhyasi）；伊斯坦布尔阿加负责新兵训练和首都的卫戍工作；奥贾克伊玛目是全军的牧师长；新军司务长（Beytulmalci）负责全军的一切开支；新军军事法庭的法官则被称作阿赞巴希（Azar Basi）。
新军的指挥结构也反映了土耳其根深蒂固的游牧传统：部落首领有责任每天给他的部下提供一顿餐食。正如苏丹在土耳其新军中以“哺育我们的父亲”闻名一样，新军将士的等级和食物息息相关，以至于乍看起来，我们似乎不是来到了一座军营，而是一家巨型“餐馆”。新军团长考巴西的名号来自于“熬汤之人”，他手下军官的头衔也多半与厨房相关，例如团长以下的军官有“掌厨”（Aşçi Usta）、“厨师”（Aşçi）和“帮厨”（BaşKarakullukçu）。在整个军营里，唯一一个只和军事相关的头衔是掌旗官（Bayraktar）。新军的军衔设计看上去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厨师”已成为高度专业化的军人。
◎新军士兵陪同穆罕默德四世出行，由克拉斯·罗兰布委托绘制。
至于普通士兵，大体上分为三个层级：最底层的是从军者（Eşkinci），中间的是老兵（Amelimanda），最高的是“资深新军”（Oturak）——这部分成员资历最老，已处于半退休状态，一般不再参加战事，甚至被特许拥有经商的权利。资历决定了新军成员的地位，他们通常每两至八年能够得到一次升迁机会，如果新苏丹登基，可能会普遍提高新军的待遇，作为嘉奖和笼络。
穆拉德一世给土耳其新军设下了十六条军规：完全服从军官，上下齐心高度团结；严格的军事行为；节欲禁奢；谨行贝克塔什派准则；只招募优中之优；严格的惩罚制度；唯上司能惩罚其部下；由资历升迁；善待下属；普通士兵禁止蓄须；退役前不得婚配；住在军营；不允许贸易；全天候军事训练；禁酒；禁赌。对士兵惩罚有关入厨房禁闭、囚禁于达达尼尔的要塞等，最高是死刑，最常见的是杖笞脚底。惩罚结束后，违反纪律的士兵还要亲吻上司的手表示他的忏悔与归顺。对军官的惩罚则是降级、流放和处决。开战后，做逃兵会被处以绞刑，不过，作为苏丹的禁卫军，能够享受较为体面的处决——尸体会被放在麻袋里，于月黑风高时投入大海或河泽，以免示众受辱。
◎新军中级军官的典型服饰，据说源于厨师的制服，现藏于伊斯坦布尔军事博物馆（Askeri Müze）。
土耳其新军作为中央常备军，每年会领三四次薪酬，领薪的日子常常是国外要员来访的日子，以保证新军士兵的士气、纪律和仪表。因为新军有时要客串苏丹仪仗队，关乎国格。此外，还有奖金赠予表现突出的新军将士，如新军敢死队（Serdengeçti）的幸存者会得到勋章和额外的军饷。15世纪中期，普通土耳其新军收到的军饷并不多，这符合新军节俭的宗旨，但他们定期能得到足够做一条裤子的蓝布、大量麻布、一件新羊毛外套、一件新衬衫、足够买弓箭和干净衣领子的钱。15世纪，供养土耳其新军的开销大约占奥斯曼帝国国防费用的十分之一。随着时间推移，新军的待遇也大大提高了。在奥斯曼帝国后期，新军已成为中央财政的沉重负担。
从某种角度看，土耳其新军和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早期，他们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普通士兵居住在新军军营的集体宿舍，高级军官才有机会入住托普卡匹皇宫。大多数军营由厨房、军械库和若干睡帐组成；帐篷的门上醒目地装饰着该团团徽。伊斯坦布尔主要有一新一旧两座新军军营，分别建成于15世纪60年和70年代。新军营是砖石结构，看上去相当气派，装饰了色彩丰富的瓷砖，拥有大理石窗栏和镀金大门，甚至还修建了一座喷泉庭院。军营附近有平民开设的作坊，为士兵们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由于被禁止娱乐，在16世纪末放松军规之前也不能结婚（升级为高级军官或退役后有资格结婚），他们只能把大量时间用于军事训练和祷告。虽然这种制度有些不近人情，但却保证了新军的虔诚和战斗力。
◎战斗中的新军士兵和军官
通常，奥斯曼士兵比欧洲基督教军队更具适应力。贝特朗东 曾说：“他们相当勤奋，破晓时便已经起身。他们非常简朴，从不挑剔食物，能得到一点面包、生肉或晒制的肉干便已满足。有时用一点炼乳、奶酪、蜂蜜、葡萄、水果、谷物和一把面粉，他们就能做出足够6~8人食用一天的稀粥。”奥斯曼军队也十分看重个人勇气，士兵们会为争夺“勇者之章”（一种羽饰军功章）而展开竞争，这种奖章十分难得，因为只有在面对敌人时极其勇敢的人才有资格佩戴。而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士兵被称作殉道者（Sahid），其家属被称作“烈属”（Fodlaharan），由国家专门拨款通过其原来的团队赡养，每周给他们一定的食物，为其儿子分配工作，帮其女儿找郎君。伤残的老兵会得到一份闲差，并且仍然是部队中光荣的一员。这些政策解除了新军士兵的后顾之忧，也保障了士气。
土耳其新军虽然贵为苏丹的禁卫军，但在草根阶层也很受欢迎，可能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贝克塔什派思想。贝克塔什派具有原始“社会主义”的成分，比较贴近劳苦大众。一些贝克塔什派的德尔维希甚至认为基督教、犹太教都不算“异教”，他们有些私底下还保留着基督教信仰。这种混血状况对土耳其新军募兵颇有好处，一些基督教少年改信伊斯兰教并非发自肺腑，有些新军士兵还随身携带着希腊语或阿拉伯语的基督福音片段作为幸运符。贝克塔什派减少了宗教文化上的隔阂，使得它受到巴尔干基督徒的青睐。贝克塔什派信仰像一座桥梁，为苏丹和非穆斯林成员建立了纽带，而新军便是瞩目的副产品。15世纪，一位耶路撒冷的改宗者在他匕首上雕刻了以下诗句，算是那个年代朝气蓬勃的土耳其人的写照：“手执利斧，奔赴征途，虽失小我，而得真主。”
通常，有8名贝克塔什教士居住在土耳其新军帐营里。他们为胜利做祷告，行军队时走在新军团长前，他们的领唱者吟诵着“Kerim Allah”（真主伟大），旁人应和“Hu”（是的）。一位新选出的贝克塔什教长会被新军团长授予一顶特殊的帽子以示尊崇，而每当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哈吉·贝克塔什·维里的名讳被提到的，新军军官都要站立致敬。新军的精神世界，从1822年第45博鲁克的军官侯赛因（Huseyin）的一席话中可见端倪：“我们是信仰传统的人，我们信仰万物归一……我们如飞蛾般追求神圣的火焰，我们是一群游荡在尘世的苦行僧，我们的信徒不计其数，并从不为失败所摧毁……”
◎20世纪初的一位贝克塔什派苦行僧
除了虔诚的宗教信仰，土耳其新军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拥有一支专业的军乐队（Mehterhane），在欧洲，这算是奥斯曼帝国的首创。一支军队乐团由若干小组构成，每一组中常见的乐器有：大鼓、双面鼓、竖笛、小号和钹。苏丹的皇家乐队有9组乐手，新军团长则是7个，具体到每团或要塞也配备有1个小型乐团。土耳其军乐团通常站成新月形，只有鼓手是坐着的。大的战鼓常在骆驼背上演奏，在行军中有时整个乐团都在马上奏乐。乐器由150~200位专家制作和维护，他们大多是住在托普卡匹皇宫附近的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游客今天在伊斯坦布尔还能看到传统军乐队的表演。1638年，土耳其旅行家埃夫利亚·切列比（Evliya Chelebi）这样形容他耳闻目睹的军乐队：“……500个小号手奏起美轮美奂的音乐，如同天籁，让天空颤抖，让金星都舞动了起来。”土耳其军乐队当然不是用来娱乐的，也不是检阅的噱头，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训练有素的乐队能够联络各军，鼓舞士气，是新军得以大放光彩的秘密武器。
和平年代，土耳其新军也要承当别的使命，比如充当军事政治要地的卫兵，维护伊斯坦布尔的水渠。经过复杂多样的训练，土耳其新军在战争中都是一流的坑道工兵。驻扎在刚刚拿下的城池时，土耳其新军会接手中心城堡，普通阿赞布士兵负责占领下城并立即着手储藏弹药粮草以防备敌人反扑。理论上，新军士兵要轮换去外省的要塞执勤，一般要服满九个月才能回首都。不过，当帝国版图急剧扩大且新军规模也随之膨胀后，这种轮换制度就慢慢废弛了。一些新军在他们的驻地永久住下来了，并接管了当地的税收和政府，最后成了地方军阀。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土耳其新军就成了当地新贵。第一拨驻兵的后裔逐渐被当地的阿拉伯人同化，导致他们最后成了中央政府的心头之患。埃及的奥斯曼部队也开始地方化了，不过总体而言，埃及总督仍对帝国忠心耿耿，到17世纪还多次离开埃及不远万里奔赴意大利（1619年）、也门（1631—1632年）、亚美尼亚（1616年）等地为苏丹作战。新军同时也是土耳其军队中的宪兵，他们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最后甚至变得比他们的军事角色更重要。例如，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新军部队不仅要负责抓出兄弟部队中违反军纪的害群之马，还要在街上日夜巡逻，保护市民，维持首都的治安，颇类似现代的武装警察。
◎17世纪初的苏丹乐队
◎现代爱好者模拟的土耳其传统军乐队
虽然土耳其有一支海军陆战队，但新军作为苏丹最宠信的步兵，也常常到军舰上服役。17世纪早期时，大多数奥斯曼船尾瞭望台上都配有8名土耳其新军和6名其他士兵，他们大多来自爱琴海的岛屿，装备了火绳枪、弓箭和一些轻型火炮。到海军服役的土耳其新军多半是从有经验的老兵里面精挑细选的。当然，军舰上的陆军还包括其他兄弟部队，如西帕希，此外还有大量雇佣兵。在遥远北非的阿尔及尔，有一支实际上独立的土耳其新军专门给海雷丁·巴巴罗萨这样的枭雄提供支援。他们最初是被招来守卫阿尔及尔和拓展奥斯曼帝国势力的陆军，但很快发现跟随海雷丁在地中海驰骋劫掠更有利可图，便纷纷过起了船上生活。在欧洲人的眼中，他们早已不是苏丹高贵的卫队，而是一群让基督徒谈虎色变的海盗。
除了驻扎在首都伴随苏丹左右的新军外，帝国其他重要城市（如巴格达、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开罗、塞萨洛尼基等）和行省也存在新军守备队。新军守备队虽然名义上是苏丹的卡皮库鲁，但渐渐成了独立部队。例如，北非的新军享有很大自主权，阿尔及尔的新军甚至还拥有自己的底万（议会）。17世纪后，尤其是18世纪，地方上的新军部队越来越自立。在大马士革，当地总督便成功将一部分新军改造成了自己的私人卫队，埃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随着驻扎在地方的中央军队逐步被封疆大吏侵蚀和吸收，奥斯曼帝国的中央集权慢慢分崩离析。
土耳其新军的服饰与装备
土耳其新军有一套自己的旗帜与标示系统，虽然欧洲军队随处可见各种军旗和纹章，但奥斯曼军的特色鲜明。土耳其新军的主要军旗被称作“伊玛目阿扎姆”（Imam Âzam），通常以白色丝绸为材料，上面书写着一些体现宗教情怀或圣战痕迹的标语，例如：“啊，穆罕默德，你给真正的信仰者带来了喜悦的消息。”现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旗星月旗实质上就是奥斯曼帝国曾经的军旗和国旗。据说，红色军旗上面绣着的白色新月是奥斯曼第二位统治者奥尔汗赐给第一批奴隶军队的，白色星星是100多年后穆罕默德二世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以后增添的——新军攻破城墙时，天际正悬挂着一颗白星，被苏丹当作了真主。此外，常见的奥斯曼旗帜图案还包括太阳、星星、匕首、“法蒂玛之手”和“阿里之剑”等。当然，在所有旗帜中最尊贵的当属马尾旗（tuğ，类似于中文里的“纛”），它源自突厥和蒙人，被奥斯曼人发扬光大。马尾旗的数量与主人的地位息息相关，一般来说，苏丹拥有6条马尾，大维齐拥有3条，埃米尔2条，普通贝伊1条。在奥斯曼帝国的不同阶段，权贵们的马尾数也不同，后期时，苏丹和大维齐的马尾数都有增加。行军时，指挥官的马尾旗往往显眼地位于队伍最前方。普通士兵则喜欢将本团队的徽记作为自己的文身图案，因为通过文身能迅速地找到友军，或鉴定阵亡者的身份。
◎土耳其各式军旗，左上为著名的马尾旗。
◎今天的土耳其国旗，曾经也是奥斯曼帝国军旗。
当然，土耳其新军最著名和最特别的标志还是“卡赞”（Kazan）——一口硕大的铜煮锅，它被每一个新军士兵视作珍宝，他们像对待眼睛那样地爱护着它。这源于新军部队古老的传统：对厨师、厨房的尊重。每个新军团队一天的口粮——通常是麦片混合奶油，都会放到那口大锅里煮，士兵们每天都聚集在它旁边等候餐食。卡赞某种程度上是新军士兵袍泽情谊的缩影，是社交中心，也象征着他们的福祉。行军时，卡赞由厨师小心地运送，它经过的每位士兵和军官都肃穆地站立以表敬意。凯旋时，他们载着这口铜锅一起游行。战斗吃紧时，卡赞能够像号角那样鼓舞士气；如果士兵遇到危险，他也可以到卡赞旁寻求战友的庇护。如果新军发动兵变（这在历史中并不罕见），他们常常“掀锅为号”。与之相似的是，新即位的苏丹一般会集体宴请新军将士，如果将士拒绝赴宴，那便是将士准备发动叛乱废黜君主的征兆。倘若在战役里丢失了卡赞，会被视作奇耻大辱，该部队将没有参与凯旋仪式的权利。
虽然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逊尼派国家，但其传统服饰更多继承的是波斯而非阿拉伯，并且从15—19世纪一直没有大的改变。每个阶级和每种职业都有鲜明的特色装束，这些与欧洲风格迥异的服装给西方访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世纪早期，贝特朗东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典型土耳其人的穿着：“外衣是一种轻便防水的呢子外套，外衣里面有两三层薄薄的到脚踝的棉质长袍。他们的长靴及膝，他们偏爱宽大的裤子。不过在行军打仗或劳作时，土耳其人会把长袍塞进去，以确保衣服不会碍事。”
土耳其新军士兵的军装大多是羊毛材质的，由塞萨洛尼基的犹太织工精心制作而成 。在整套军装中，新军那造型夸张的帽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帽子的前部贴着一个迷你小木勺作为装饰，这是土耳其新军与烹饪相关的又一个例子。与普通士兵相比，高级军官的外套更加华丽，镶嵌着一层毛边，有狐狸、松鼠、猞猁、黑貂材质，以貂毛最为尊贵。土耳其一般新军的靴子是红色的，高级军官和某些精锐团队的靴子则是黄色的，以示区别。腰带和肩带也用来彰显地位的高低，另外，通过衣服的颜色和布料质量也能看出士兵的等级。苏丹近侍团将士兵分为九级，一至四级分别着蓝色、白色、黄色及蓝白相间的粗布，第五级是精细的白布，第六级为白色丝绸，最高的三级则是精良的黑布。这些传统制服依旧能看出早年贝克塔什派德尔维希（托钵僧）对土耳其新军的影响。
◎新军士兵与卡赞，右方领军者为“拿汤匙的人”。
◎16世纪制作于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长袍
虽然祖先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长期被欧洲国家视作“蛮夷”，但在军事装备上，奥斯曼帝国持开放态度，并虚心地引进一切先进的装备和科技，且善于运用缴获的武器。虽然教皇大声疾呼要对这野心勃勃的异教国家实行“武器禁运”，但在奥斯曼人鼓鼓的钱袋面前，大多欧洲豪强都抵挡不住诱惑，教皇国所在的意大利半岛甚至都深涉其中。威尼斯共和国尽管与土耳其爆发过多次战争，但在和平年代，也乐于充当军火商人。十六七世纪，土耳其的主要军火供应商——新教国家英国和荷兰，一直与传统天主教国家不睦，长期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信条。罗马教皇出于圣战情怀在1527年发布的对土耳其帝国的武器禁令对不尊奉教廷的新教国家自然毫无效力。例如，1605年威尼斯海军截获了一艘来自英格兰的货船，上面藏有700桶以上的火药，1000多支火绳枪枪管、500余支火绳枪、2000多把刀剑……它们都是运往土耳其的，而这仅仅是其中一艘运输舰。
不过，土耳其本土的军工业并非不堪，在进口军事装备的同时，他们也向欧洲出口武器，土耳其制造的部分枪管、炮管在欧洲享有盛誉。帝国的武器制作分工很细，涉及多个行业。不过重兵器一般还是由国家兵工厂制造。到18世纪，奥斯曼火器在名称和设计上受欧洲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生产装备了几乎和欧洲相同的燧发步枪、卡宾枪、手枪、双管手枪。
与西欧的封建骑士相比，土耳其新军的盔甲十分简陋。事实上，早期的土耳其新军也是全身披甲，新军攻城部队对盔甲的重视持续了几个世纪。不过，与西方的同行相比，土耳其新军的盔甲多为“原始”链甲而非全身板甲。这并不是因为帝国的财力，而是传统原因：土耳其军队发源于安纳托利亚，该地相对炎热的气候不适合过于笨重密闭的全身板甲（医院骑士团到东方后也开始改用伊斯兰式的轻型盔甲）。另外，土耳其新军作战强调机动灵活，而西方骑士15世纪的全套装备竟达125千克，单盔甲的重量就超过70磅，这显然是新军无法接受的。换言之，新军将士宁可牺牲一部分防护力，也要保证自己的机动性，这一思路与中世纪末的西方骑士显然存在巨大区别，两种不同的建军思路在后来的交锋中也得到了验证 。新军的装备也不如自己的骑兵兄弟部队，如卡皮库鲁骑兵。和平时期，土耳其新军通常不佩带武器，他们的刀枪剑戟平日都储存在军械所，并有良好保养。开战前，他们才会前去挑选趁手的使用。
◎一把约1742年生产的土耳其燧发枪
◎土耳其镜甲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1496—1560年）的板甲，惊人的防护，惊人的重量。
◎15—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皇家兵工厂生产的头盔，现藏于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在奥斯曼刚刚崛起的那个年代，土耳其步兵最常见的武器是弓和短矛，只有少数人配备了刀剑，这也与其游牧特征相吻合。原本他们的剑和匕首是伊斯兰传统形制，随着帝国扩张，这些武器开始受到拜占庭以及巴尔干基督徒的影响。土耳其的刀剑制造业高度发达，出现了一批大师级的匠人，例如“大师”锡南（Ustad Sinan）、穆罕默德·桑库（Mehmet Sunqur）、奥格鲁（Aga Oglu）、海鲁尔丁·伊本·哈桑（Hayruldin ibn Hasan）、哈西·阿里·桑库（Hasi Ali Sunqur）等，他们制作的刀剑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甚至被当作艺术品收藏。我们最熟悉也最常见的奥斯曼军刀当属“土耳其弯刀”（Kilij）和波斯弯刀（shamshir），与前者相比，波斯弯刀的刀刃更细长，刀身弧度也更明显。土耳其短弯刀（yatagan）被普遍装备，它颇具突厥特色，剑身呈很少见的反弧形，单边开刃，且没有护手，长度在土耳其弯刀与匕首之间。此外，新军士兵一般还会身揣匕首，以备近距离格斗时用。除了刀剑，各式各样的钉头锤和战斧也很流行，对身披重甲的敌人尤其具有威力。同时，新军士兵亦经常使用各种长兵器，其中包括“哈巴”（harba，类似于西方的倒钩戟）、长柄刀（glaive）、斧枪（halberd，类似于欧洲著名的瑞士长戟）等。其中有些明显受到了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影响，而受俄罗斯影响的长柄月刃斧（bardiche，形似我们熟悉的“关刀”），看上去则和古代中国及中亚的某些武器相似。
◎苏莱曼大帝时期的一对土耳其短弯刀（yatagan），现藏于大都会博物馆。
◎19世纪的波斯弯刀（shamshir）
◎一把18世纪银质土耳其匕首
◎17世纪的土耳其战锤
◎16世纪的土耳其弯刀，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17世纪的土耳其复合弓，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弓处于松弦状态，因反曲的张力，弓臂向前弯曲。由于未知原因，图中这支弓被上弦了，但这么上弦是错误的。
早期土耳其新军部队成员大多为弓箭手，弓术是他们最重要的技艺之一，虽然随着时间推移，火枪的发展让弓箭相形见绌，但土耳其弓一直作为崇高的礼仪武器顽强存在于新军中。与西方人不同，奥斯曼人不太偏爱十字弓，尽管与他们交战的拜占庭人和意大利人经常使用。可能是因为与土耳其复合弓相比，弩的射速太慢。土耳其人很早就接触到了火器，但作为苏丹禁卫军的新军士兵一向以其整洁威严的仪表而自豪，因此对“肮脏”的枪械颇为不屑——因为开火时可能会弄脏他们的制服和胡须。但土耳其新军并非食古不化的顽石，1440—1443年在与匈牙利军的鏖战中见识到火枪的威力后，他们也开始接受火绳枪，并很快就成了令人生畏的射手。
新军士兵最初将火枪称作“tüfek”，可能来自中世纪波斯语“吹管”一词。虽然火枪并非奥斯曼人原创，但典型的奥斯曼火绳枪却比西方的火绳枪身管更长、口径更大，因此更具威力。奥斯曼重型火枪来自北非的阿尔及尔，发射的子弹重达80克；轻型的来自希腊，子弹仅重22克。一般认为，真正的燧发枪是由17世纪早期的法国画家、发明家马兰·勒·博基尔（Marin le Bourgeoys，1550—1634年）首创。但燧发枪在近东和中东沙漠尘烟滚滚的条件下一直不怎么可靠，因此奥斯曼步兵依然坚持使用相对简单耐用的火绳枪，尽管燧发枪更先进。后来，经过改良易于清洁的燧发枪自西班牙传入北非后，燧发枪才慢慢在新军中普及。
◎18世纪的奥斯曼燧发手枪
实际上，新军士兵更偏爱长枪而非手铳，很多新军都是一流的狙击手，1669年通过反复拉锯战艰难征服了威尼斯统治的克里特岛后，土耳其新军才开始广泛使用手枪。1770年，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国势江河日下，锐意改革的穆斯塔法三世苏丹邀请匈牙利血统的法国人托特男爵借助西方的经验改组奥斯曼军队。他曾试着传授土耳其新军使用刺刀，但是新军出人意料地极其排斥这种新式武器，因为他们发觉刺刀只有集体协作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这是强调个人战斗技能的新军士兵难以接受的。他们甚至嘲讽那些装备刺刀的新式部队为“机械的木偶”而非战士。此举也可以看出，18世纪末的新军是何等迂腐守旧了。
土耳其新军的作战艺术
奥斯曼诞生于安纳托利亚西北的山区，作为突厥血统的伊斯兰游牧民，他们早年常以轻骑兵发动突袭，去攻掠富庶的拜占庭城镇或乡村，让那些说希腊语的基督徒俯首称臣。在这种战斗中，骑兵是绝对主力，而步兵主要承担防守任务。
随着帝国的急剧扩张，昔日游击式的战略战术已不合时宜了。奥斯曼帝国便发展出一套惊人的军事征服体系，其策划、动员、行军与作战实现了近乎完美的融合。奥斯曼人高度重视情报工作，他们组建了一套完备的间谍系统为即将到来的战役打基础，行军路线很早前便由细作们勘探完毕，有些熟悉的路线被沿用了上百年。兵贵神速，时间对奥斯曼的大军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奥斯曼的欧洲部分冬天时路况极其糟糕，再加上很多行省士兵需要定期回家经营农庄，所以战争主要集中在4—9月。不过，战役的准备和计划通常在上一年冬季便开始了（10月和11月），当蒂玛领主回家收税和补充给养时，他们往往已收到苏丹对来年作战的具体指示，整个战争机器十分高效。如果进行的是大规模战争，需要全国动员，那么虽然通知各地领主和行省军队4月集合，但由于帝国庞大而路途遥远，所有人马备齐通常会延迟到7月初，因此真正的军事行动只能延宕至八九月份才开展，而后大部分军队又在10月解散回家。这一方面要求帝国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预定目标，另一方面也严重制约了帝国扩张的范围。
◎土耳其新军在开拔中
开战前为做到知己知彼，将领们会虚心咨询此前经历过类似战役的老兵并查阅历史记录。奥斯曼人深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数量巨大的战争储备会在战事爆发前有条不紊送到前线各补给点。如前文所说，土耳其新军高度重视伙食质量，并认为伙食质量好坏严重影响战力，因此，他们虽然也携带硬饼干作为干粮，但在战役期间通常还能吃上现烤的面包、抓饭、洋葱、新鲜的羊肉以及牛肉干……
虽然部队要在4月才开始集结，但动员令一般在上一年12月就会发往各地。如果是前往欧洲作战，按惯例大军会在伊斯坦布尔的达武特（Davut）帕夏清真寺附近集合并接受苏丹检阅；如果是去亚洲，则集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面的于斯屈达尔（Üsküdar，伊斯坦布尔位于亚洲的城区）。除了帝国首都，还有其他集合点，如塞萨洛尼基和索菲亚。
与普通欧洲基督教国家相比，奥斯曼帝国在鼎盛时期（苏莱曼大帝时期），一次性投入战争的兵力可达30万人，让西方邻居们望尘莫及。但庞大的军队也带来了庞大的后勤压力。不过，奥斯曼人解决了这些难题。作为游牧民的后代，他们行军时总是随身携带着羊群和牛群；作为惯例，沿途居民有义务提供牲畜、谷物和其他食物。但与西方军队相比，令人欣慰的是，土耳其人对民间物资的征集一般是有偿的，因此通常不至于激起民怨。政府鼓励民众在主要行军道路两旁种植庄稼，大大缓解了补给压力。苏丹对行军时的纪律也做了严格规定：惩罚破坏沿途居民财产的人，如果有人犯了这桩罪行，他会出面赔偿。相比同期西方军队的散漫，在某些基督徒地区，人们把异教的土耳其军视为解放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样大规模的行军离不开良好交通的支持。饲养在鲁米利亚（Rumelia）的公牛负责牵引大炮和货车，来自多瑙河流域的骡子与来自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土的骆驼负责较轻的货物。军队通行的道路有人细心整修。在部队抵达前，有专人检查桥梁和通径的情况。如果道路不通，工兵会以岩石、木桩搭建临时道路，并留下路标。土耳其工兵以善于开路筑桥闻名，他们的代表作便是位于奥西耶克（Osijek）附近横跨德拉瓦河（Drava）的一座木制桥梁，长达6000码。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主要的大道都会在中央把人行道和车道分开，并在两边为马夫划出专门的行道。奥斯曼人行军时还善于利用四轮马车，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北部茂密的大草原上。
◎典型的抓饭，在中亚、印度、土耳其以及我国的新疆都很流行。
土耳其军高度重视后勤保障的优良传统在新军中自然也有体现。新军中主要负责后勤的是萨卡（水夫）和军械士。萨卡在战场上照顾伤员，相当于野战护士。军械士承担制造、修理和发放武器的工作，1574年还是隶属于新军炮兵团的小部队（编制仅625人），但其后人数迅速增加，直到几乎每支部队都编入了一些军械士。新军中也有一些非战斗人员，如新军书记员、营帐书记和军营工匠，前两者共同负责部队的文书工作和日常管理。当新军参加漫长的大型战役时，会带着羊绒匠人、铸剑师、弓箭师、马具商、麻布商、补鞋匠、理发师、铁匠、制蜡烛师、羊贩子、马蹄铁匠、土耳其长袍师傅、丝绸商、面包师等，蔚为壮观。到18世纪，很多工匠声称自己也是土耳其新军的一分子，甚至向苏丹要求同等的薪水。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土耳其帝国在发动战争前也要举行复杂的典礼和宗教仪式。如果本次战争由苏丹亲自指挥，那么他的两条马尾旗将会被高挂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匹皇宫的第一庭院里；如果负责指挥的是大维齐，就会挂上大维齐的一条马尾旗。这之后的六周里，全部大军理论上应该集结完毕。
一般情况下，奥斯曼军晨晓行军，中午扎营休息。先锋部队中，通常有一队阿金日轻骑负责侦察，接下来是德里部队，然后是卡哈齐巴西（Carhacibasi，“骑兵队长”）领导的精英骑兵前卫，他们后面是压阵的土耳其新军以及炮兵、工兵等其他军团，苏丹及其大臣幕僚也在这支中军里。两翼的西帕希骑兵同时还要负责保护后卫部队的辎重。每个土耳其新军团都有一个绣着部队徽章的大帐篷作为集体军帐，每支小分队通常也有睡觉的帐篷。在少见的冬季战役中，使用帐篷时会遇到些困难，比如在1644年的冬季行军中，新军中的年轻人就由于缺乏经验，对要在冰天雪地里搭帐篷束手无策，在土耳其老兵们的指导下，他们用沸水融化一片冻土后才支起帐篷杆。
◎一名新军厨师，由梅尔基奥尔·洛克（Melchior Lorck）绘制。
◎新军帐篷，编号2-98的为普通克马特团所用，编号1B-52B则隶属于精锐博鲁克。
在土耳其军营，每天日落前半小时要举行集体晚祷，由各团的伊玛目带领诵祷告词。随后号炮发射，大家集体为苏丹及指挥官的好运和健康祝福，然后各自回帐。晚间，他们会选出骑哨，并以音乐和号令的变化来定期轮班。奥斯曼军在营地里奉行十分严格的纪律，士兵禁止喝酒，并要定期理发和洗漱以保持清洁，全体士兵需保持肃静，严禁无谓的娱乐浪费精力，只有带有训练性质的马上标枪竞技和射箭比赛能得到官方许可。奥斯曼军衣食朴素，营帐整洁，公厕干净，酒精绝迹，军容严整，与同时期基督教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简直有云泥之别，这令西方人啧啧称奇。这也是奥斯曼军取胜的重要法宝，尤其是战事不利时。
14世纪早期的奥斯曼正规军同时体现了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国家和突厥游牧民的元素，尤其是随着大量基督教领主加盟，拜占庭传统在土耳其早期的阵地设置、攻城战术、军械技术和军事制度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巴尔干战争期间，奥斯曼人从对手匈牙利那里学到了“车阵”，这有些类似于美国开拓西部时期的大篷车战术——他们将载有火枪的马车首尾相接组成环形工事，从而保护中间的大炮、辎重不被敌人的骑兵突袭。15世纪晚期土耳其的车阵大体如此：像移动堡垒一样的坚固车厢由两只骡子拉着，车上的士兵带着火绳枪和轻型火炮。车下装有弹药箱，可随时补给，而车子能迅速连在一起构成防御墙。这种车阵曾经是有效的，但17世纪后期随着火炮技术的精进，它渐渐过时，最终遭到淘汰。
16世纪苏莱曼大帝在位时，奥斯曼军队的战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凭借杰出的筑壕技术（奥斯曼人是欧洲最早开挖战壕的军队之一），奥斯曼军的阵地异常坚固，而且对火器有很好的防御能力。大量装备先进火枪的土耳其新军和苏丹其他私人卫队驻扎在他和大维齐的周围，形成奥斯曼军的大脑和心脏。中央两侧紧挨着的是重装禁卫骑兵“卡皮库鲁苏瓦里勒里”（kapikulu Süvarileri），也被称作西帕赫（Sipâh）。禁卫骑兵军团包括六支分队：前两个为乌卢菲西扬（Ulufeciyân，意为“领薪水的人”），分布在左右两翼，一般由穆斯林组成；接下来是两支古里巴（Gureba，意为“外国人”），一般由基督徒充当；最后两支被称为希拉赫塔尔（Silahtars，意为“持兵器者”）及西帕希欧古兰（Sipahi oglan，意为“西帕希之子”），他们是奥斯曼骑兵的精锐力量。
◎苏丹穆拉德三世率部向埃里温进军，来自《王中王之书》（Shahin-Shah-nama）。
阿赞布步兵团通常在炮团的火炮前列阵防御，全军后防及辎重的守卫工作也由他们担任；军队侧翼是各省的西帕希骑兵。阿金日轻骑兵在阵地前灵活游弋，负责吸引、分散敌军，他们不会与敌人硬拼，一击得手便很快四散开去，让大炮和土耳其新军倾泻火力，最后由西帕希骑兵分割、包围、消灭敌人。这期间，独具特色的土耳其军乐队会不断鼓励和指挥他们。虽然欧洲人对土耳其新军的组织纪律和战斗力交口称赞，不过，从数量上看，西帕希才是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和制胜因素。当然，土耳其新军密集火力的杀伤力和他们保护战略中枢的作用也不能被抹杀。15—16世纪，土耳其新军能势不可挡、无往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对手缺乏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另一方面，土耳其新军火枪手很少在战斗中采用线形齐射，而是依赖个人射术，讲究精确狙击。从作战模式看，这更像后来西方的“散兵”。新军中有一支“敢死队”，他们武艺精湛，往往执行那些凶险或自杀性质的任务，但仅有百人左右。土耳其新军作为精锐部队，苏丹喜欢在关键时刻，敌人已被本方杂牌军削弱后再投入使用，因此，新军不会遭到太大的伤亡。
奥斯曼的围城战术也颇具特色。1453年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占，给了西方世界沉重一击，也掀开了围城战史上新的一页。奥斯曼人高度重视火炮在围城中的作用，率先构筑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火炮阵地”，并集中使用以发挥最大的破坏力。同时，土耳其也拥有最好的坑道兵。1683年围攻维也纳失败看上去喻示了传统奥斯曼攻城战术的终结，不过，若是抛开结果只看过程，奥斯曼此役运用的攻城术同样可圈可点。土耳其新军挖掘的战壕比西欧的更深更宽，每一条战壕的尽头都预留有炮位和射击点，攻城时各小分队的集结点也被精心设置。对工事的突袭通常在白天进行。但奥斯曼人也擅长夜战，他们以信号灯和火炮照明，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派出30~100人的敢死队去突破白天侦察到的薄弱目标。土耳其新军敢死队最小可划分为5人一组的“战斗班”：1名剑士、1名掷弹兵、1名弓箭手和2名火枪手，相当合理有效的组合。虽然围攻维也纳失败多是战略和指挥原因，但它也标志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衰落。此后，奥斯曼军的西方同行在技术与战术上都慢慢超越了这个古老的对手。
◎1529年，苏莱曼大帝围攻维也纳，来自一份1588年的奥斯曼手稿。
从科索沃到维也纳：土耳其新军的辉煌战史
1389年科索沃战役
新军的创建者穆拉德一世在1360年登基时，奥斯曼的欧洲领土还仅限于色雷斯的几座城镇。他作为王子时曾指挥过帝国的欧洲军队，熟悉巴尔干诸国的情况，也深谙帝国欧洲部分的重要性。即位后，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历史名城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该城位于君士坦丁堡和多瑙河之间，控制着马里查河形成的巴尔干和罗多彼山脉之间的峡谷，也是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的行政管理中心和军事要塞。1361年穆拉德将它攻占后，立即定都于此，彰显出奥斯曼人准备在欧洲扩张的野心。此时的保加利亚和拜占庭正处于衰退阶段，塞尔维亚王国也四分五裂，而希腊和摩里亚则散布着若干拉丁公国。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穆拉德率部人于1363年又占领菲利比（Filibe），从而控制了向君士坦丁堡提供大部分谷物和税收的富饶河谷地带，并将爱琴海沿岸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分割开来。穆拉德还通过大规模殖民，将色雷斯地区土耳其化。终于，巴尔干半岛上基督教王公们醒悟了，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土耳其异教徒。1364年，匈牙利的路易一世、塞尔维亚的乌洛什五世、保加利亚国王武卡欣（Vukasin）和瓦拉几亚、波斯尼亚王公联合召集了一支超过2万人的部队，希望在土耳其人羽翼尚未丰满前将他们赶回亚洲。
此时，穆拉德一世正在围攻加泰罗尼亚军团占据的马尔马拉海滨堡垒比加（Biga），无法分身。欧洲方面奥斯曼军统帅拉拉·萨辛（Lala Sahin）麾下总共只有1万人左右，穆拉德只好命令他采取拖延战术，尽可能滞阻联军的行进。但基督教联军的速度超过预期，很快，他们便已来到距离土耳其首都埃迪尔内不到两天路程的地方扎营，奥斯曼人似乎马上就要遭遇灭顶之灾了。然而，基督教王公们犯了轻敌冒进的毛病。当天夜里，拉拉·萨辛的部将伊尔贝基不待苏丹的主力回援，便发动了突袭。联军大营对此猝不及防，监视山下河谷的岗哨形同虚设，整个大军在土耳其人雷霆般的攻势下彻底瓦解，这就是世上有名的“塞尔维亚人的溃败”。数以千计的贵族和士兵都在混乱中被杀死，很多人在试图游过马里查河逃命时被河水吞噬，其中就包括保加利亚国王武卡欣。匈牙利国王路易历经千难万险才得以逃脱。这次出乎意料的完胜严重打击了基督徒的士气，鼓舞了穆拉德开展进一步征服的决心。
1381年，穆拉德一世降服格米延酋长国（Germiyan）后，便开始计划远征安纳托利亚的卡拉曼。他命令欧洲各仆从国派军队助战。高傲的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赫雷别利亚诺维奇（Lazar Hrebeljanović）视之为奇耻大辱，便停止对苏丹称臣纳贡。一支土耳其大军迅速出动，夺取了尼什（Nish），迫使塞尔维亚人再次臣服。拉扎尔表面上虽表示恭顺，暗地却组织巴尔干各国成立联军反抗土耳其。当时，奥斯曼土耳其的战略形势非常凶险，因为帝国主力在东方激战正酣，一旦西方国家突然宣战，就要面临两线作战的窘况。由于土耳其兵力空虚，1387年在托普利特萨（Toplitsa）河畔，塞尔维亚军队取得了对奥斯曼土耳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胜。凭借此役，拉扎尔赢得了巨大威望，并顺利组织起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瓦拉几亚人和部分阿尔巴尼亚人的巴尔干联盟，要将针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圣战”进行到底。穆拉德并没有自乱阵脚，他的卡皮库鲁部队已装备新式火枪和大炮，加上拜占庭的支援，在短时间内就击败卡拉曼，占领了安卡拉城。随后，他立即挥师西还，去解决拉扎尔的基督教联盟。通过急行军，穆拉德降服了当地两位主要王公：特尔诺沃的约翰及维丁的约翰，随即进入南塞尔维亚，获取了科斯坦丁（Kiustendil）王公康斯坦丁的支持。接着，他继续北进。1389年6月，与拉扎尔的主力在科索沃平原（亦称“黑鸟平原”）相遇。
◎科索沃战役，由亚当·斯特凡诺维奇（Adam Stefanović）绘制。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当月15日，双方正式展开了一场命运对决。联军的两翼分别是拉扎尔的女婿武克·布兰科维奇（Vuk Brankovic）和波斯尼亚王公弗拉特科·武科维奇（Vlatko Vukovic），拉扎尔国王（当时已60岁）坐镇中路，瓦拉几亚的米尔恰（Mircea）和阿尔巴尼亚王公乔治·卡斯特里奥蒂斯（George Kastriotis）也在阵中；穆拉德方面除了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两省的部队外，还有保加利亚王公康斯坦丁、塞尔维亚贵族以及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王公的部队。各种文献关于参加此次战役士兵数量的记载相差悬殊，联军可能有逾10万人，而奥斯曼军在6~7万人之间。
最初，联军占了上风，塞尔维亚的重骑兵冲垮了奥斯曼军的左翼，波斯尼亚的武科维奇甚至一度攻入穆拉德的中军，但旋即被穆拉德的土耳其新军部队及卡皮库鲁骑兵拼死击退。双方僵持不下之时，武克·布拉科维奇突然率部撤出了战斗，使胜利天平发生了逆转。绝望中的基督教联军准备发起“特种作战”：他们派出一名勇敢的塞尔维亚贵族米洛什·奥比利奇（Milos Obilic）前往苏丹大营诈降，谎称有重要情报需要觐见苏丹，骗取了穆拉德的信任。结果，就在苏丹的大营中，奥比利奇用带毒匕首刺杀了穆拉德。这一切是在土耳其新军眼皮下发生的，年轻的新军士兵视之为奇耻大辱，在羞愧和狂怒中，他们纷纷扑向刺客。武艺精湛的奥比利奇三次上马试图逃走，但三次都被苏丹的卫兵拽下，最后被砍成了肉泥。幸运的是，王子巴耶济德正在中军帐里，他迅速获得了新军的效忠，并派人秘密绞死了自己的兄弟雅各布（Yakub）在战场上即位，他对其他部队隐瞒了苏丹的死讯，全力投入战斗。黄昏时分，基督教联军终于被彻底压倒。拉扎尔国王被土耳其俘虏，作为报复，他在穆拉德遇刺的帐篷前被残忍处决了。战争结束后，新苏丹巴耶济德一世与拉扎尔的女儿玛丽亚·德斯皮娜结婚，并册封她的弟弟斯蒂芬为拉扎尔的继承人。塞尔维亚国王斯蒂芬此后一直是巴耶济德最忠实的盟友，他的塞尔维亚重骑兵经常加入苏丹的部队共同征战。基督教世界在多瑙河南岸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就这样被粉碎了。塞尔维亚继保加利亚之后也沦为奥斯曼人的藩属国，欧洲东南部唯一还有实力对抗土耳其人的只剩下匈牙利了。入侵欧洲30年后，奥斯曼人在东南欧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只有拜占庭帝国还是一大隐患。
尼科波利斯战役与安卡拉灾难
奥斯曼土耳其虽然在欧洲取得了极大成功，但安纳托利亚后方的卡拉曼和残存的土库曼埃米尔国仍在反抗。因此，巴耶济德不得不率军在欧洲和安纳托利亚两线来回奔波，巴耶济德在穷兵黩武方面超过了他的父亲，并且深谙兵贵神速的道理，由此获得了“雷霆”的绰号。虽然帝国在巴尔干如日中天，战无不胜，但在东方，一个令奥斯曼人意想不到的对手出现了。于1388年征服了强大伊儿汗国的“跛子”帖木儿大帝以惊人的速度扩充着他的版图。1394年冬，帖木儿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威胁到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人和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王朝。而早先被穆拉德和巴耶济德击败、放逐的土库曼王公们抓住这一机会，向帖木儿发出了援助请求。这就给了帖木儿干预奥斯曼事务的绝佳借口。虽然帖木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他的视线还是暂时投向了东方，准备入侵印度。奥斯曼帝国有了喘息的机会，因而可以优先解决西方的问题，以免重蹈两线作战的覆辙。1395年，巴耶济德正式展开了对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围攻。鉴于土耳其人的兵威，拜占庭似乎在劫难逃了。匈牙利国王西吉斯孟德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决心援助拜占庭人，但仅靠他的兵力是无法与巴耶济德对决的。于是，他派出大量使臣向教皇、欧洲各国求援。教宗卜尼法斯九世不计前嫌，公开号召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当时，英法两国正处于百年战争的停战期，法王与麾下诸侯也愿意回归传统，响应圣战。于是，匈牙利、法国、勃艮第（法兰西的诸侯国）、德意志、意大利、波兰、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威尼斯和热那亚纷纷响应，组成了一支大军。其中，最精锐的力量是约2000人的法兰西-勃艮第骑士，其名义上的总指挥是勃艮第公爵之子“无畏的”约翰。
由于来源繁杂，这支十字军的战略目标并不统一。匈牙利国王无力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持续征战，因此他只想进行一次目标有限的短期战役，解除君士坦丁堡之围，尽量打击奥斯曼人的有生力量。但浪漫的法国人却决心像他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祖先那样，直捣奥斯曼帝国首都埃迪尔内，将土耳其人赶回安纳托利亚，甚至进军耶路撒冷。1396年7月底，十字军在布达佩斯集结完毕，在威尼斯舰队的帮助下，他们渡过多瑙河，占领了河岸城市维丁（Widdin）和奥雷霍沃（Oryahovo），屠杀和掠夺了城中的穆斯林和东正教居民，以致恶名远播。但尼科波利斯城堡这个多瑙河下游最重要的战略枢纽和港口仍在奥斯曼人的控制下，由于缺乏攻城器械，十字军组织的多次围攻都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离开布达佩斯的情报传来，巴耶济德不得不解除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北上迎敌。途中，各行省的西帕希骑兵、盟友塞尔维亚的军队依次与他的卡皮库鲁中央军会合，于9月24日增援还在苦苦支撑的尼科波利斯。此时，奥斯曼军队总人数大约为15000人，十字军大约为16000人，实力几乎相等。
巴耶济德并没有直接进攻十字军的围城部队，他知道对方拥有大批西欧精锐骑士。他审慎地选了一处开阔的高地作为战场，提前构筑了工事和壕沟，并在中央安置了大量拒马。弓箭手被安排在队列最前方，骑兵部队靠后，整个阵型中间最厚，两翼略薄，如同新月。按照传统，鲁米利亚和巴尔干骑兵位居部队右翼，安纳托利亚骑兵位居左翼。部分新军被安排到普通阿赞布弓兵方阵中，而不是和苏丹的禁卫军在一起。拒马前面还部署了阿金日轻骑兵，以便诱敌深入。巴耶济德的作战计划是将十字军的进攻引向中央正面，当其与己方步兵部队厮杀时，再派遣骑兵从两翼夹击对手。
十字军方面，阵地的右翼是特兰西瓦尼亚人，左翼是米尔恰的瓦拉几亚人，法兰西-勃艮第联军被部署于阵中央最前线。西吉斯蒙德原本打算先派出小股骑兵侦察敌方阵型，然后再发动总攻，但法兰西的骑士们心高气傲，出言讥讽匈牙利人畏敌如虎。由于法兰西骑士的崇高地位，匈牙利国王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让他们发起第一波攻击，这就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骑士的后方是匈牙利人、日耳曼人、医院骑士团，以及少量波兰、波希米亚军队依次摆成的大横列。
9月25日清晨，法国-勃艮第骑士们不顾西吉斯蒙德的反对，率先向土耳其阵地发起冲锋。可能是出于傲慢，他们居然没有把自己进攻的消息及时告知匈牙利人。法兰西-勃艮第骑士装备了那个年代西欧最好的盔甲，在中远距离对土耳其的弓箭有良好防御力，土耳其人对此深刻印象。就单兵的作战素质来说，他们确实一流。在法国人的强力冲锋面前，阿金日骑兵很快四散溃逃。随后，骑士们就遭遇了大量拒马，拒马后是虎视眈眈的土耳其弓箭手（包括部分新军弓箭手）。但骑士们以惊人的勇气咬牙继续冲锋。可以想象，他们已沦为奥斯曼弓箭手的活靶。法国布锡考特元帅的个人传记这样写道：“箭雨比小溪瀑布的水点还要密集。”但以布锡考特为首的军官不断激励部下继续向前，他们最终在土耳其士兵诧异的目光中顶着箭雨冲上了山头。
此时，虽然骑士的伤亡不大，但因战马的装甲防护并不严密，很多战马中箭，甩下骑手跑回营垒。结果，很多落马骑士选择徒步作战。这些徒步骑士在奥斯曼弓箭手的阻击下，却尽力为战友推倒拒马，使战友得以通过。十字军骑士终于冲过拒马，杀入了土耳其步兵阵中。此时接战的土耳其步兵大多为普通的阿赞布弓兵和巴希巴祖克等非正规军，面对几乎“刀枪不入”的十字军骑士，他们纷纷退向两翼。连步兵方阵后面的骑兵部队也抵挡不住，被冲得七零八落。步兵方阵如此之快即告陷落，大大出乎巴耶济德的预料，战局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法国骑兵距离巴耶济德的中军仅一步之遥，似乎胜利就在眼前了。但是，经过长时间战斗，重甲的法国骑士体力已接近枯竭。而且，他们最后面对的土耳其步兵是一群前所未见的虎狼之师——土耳其新军。后者成功抵御住了十字军强弩之末式的最后冲锋。就在此时，土耳其禁卫骑兵突然高呼着“真主伟大”从两侧树林中杀出，彻底包围了法国人。英勇的法兰西-勃艮第骑士发现获胜无望，大部分便选择了投降。而后方的西吉斯蒙德并不知道法国人已全军覆没。看到前方无人的战马不断奔来，他明白法国人必定遇到了灾难，作为联军统帅，他不能坐视法国人的覆灭，只好硬着头皮率领其余十字军出击试图挽救法国骑士。但此时，刚刚得胜的奥斯曼军队从阵地气势汹汹杀了出来，瓦拉几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明白已无力回天，为了保存实力，他们选择撤退。尽管如此，匈牙利人仍然坚持作战。巴耶济德将预备队——塞尔维亚骑兵投入战场后，匈牙利人再也无法支撑，开始无序溃退。巴耶济德的部队追击到多瑙河边后，被一小批意大利雇佣弩手阻击，同时威尼斯人的舰队也尽可能地接送溃兵。尼科波利斯的十字军总算避免了全军玉碎的命运。
此役结束后，约有6000名十字军士兵阵亡，超过3000人被俘，法国贵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目睹了十字军之前杀害穆斯林俘虏的罪行，愤怒的巴耶济德也报复地处决了五分之一战俘。法国战俘后来被送到小亚细亚的布尔萨严加看管。当尼科波利斯的噩耗传到巴黎，法国政府将这一天定为举国哀悼日，很多法国的显贵都有亲友被俘或阵亡，据说“丧礼从早上一直举行到傍晚”。最终，法国人凑齐了20万弗罗林金币的巨款作为赎金，换回了勃艮第的约翰等贵族俘虏的自由。
尼科波利斯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巴耶济德一世在伊斯兰世界的威望。土耳其新军和卡皮库鲁骑兵在与欧洲最优秀的骑士对决中获得了完胜。如前文所说，法国骑士虽然在防护力上占优势，且个人素质也不逊于新军，但他们致命的缺点是纪律匮乏，战术死板，个人英雄主义盛行——而新军则恰恰相反：他们不仅机动、灵活，而且还很团结。这场惨败对法国贵族的刺激颇深，之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与土耳其结盟，早年尼科波利斯的惨败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土耳其在西方的威胁虽然已被解除，但东方的问题依旧存在。卡拉曼埃米尔阿拉丁·阿里趁巴耶济德忙于欧洲事务的时候，努力收复失地，重新占领了安纳托利亚行省首府安卡拉，并向布尔萨挺进。1397年，巴耶济德迅速调集军队在阿克萨伊平原击败并处死了阿拉丁·阿里，但这场插曲和十字军入侵尼科波利斯客观上帮君士坦丁堡解了围，令拜占庭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苏丹决心一劳永逸消灭卡拉曼和其他土库曼国家，把帝国版图向东扩展。这令“跛子”帖木儿很担心，于是，帖木儿决定进军安纳托利亚，替土库曼王公“讨回公道”。
◎1396年尼科波利斯战役
1400年春，帖木儿恢复了他在阿塞拜疆和东伊拉克的统治。正值此时，巴耶济德夺取了尔金迦（Erzinjan）和凯马赫（Kemah），这两地都曾接受了帖木儿的宗主权，因此两大强权冲突已不可避免。8月27日，作为报复，帖木儿攻占锡瓦斯和尔金迦，接着向南挺进到马穆鲁克统治的叙利亚，10月占领马拉蒂亚、阿伊塔普和阿勒颇，12月占领大马士革。巴耶济德趁帖木儿南下之际，回到安纳托利亚东部，再一次夺回了锡瓦斯和尔金迦，希望在决战之前积累战略优势。1402年春，帖木儿又在格鲁吉亚召集了一支庞大的新军。6月，他从埃尔祖鲁姆和凯马赫进入安纳托利亚，经开塞利向安卡拉进发。帖木儿一面攻城略地，一面将这些土地归还给原来的土库曼贝伊，以此赢得了大部分土库曼部落的人心。虽然奥斯曼军队在安卡拉以逸待劳，但帖木儿抢占了水草丰美的北部通路，巴耶济德只能从贫瘠的南方寻找水源和补给，因此，奥斯曼土耳其的战略优势被大大削弱。
7月27日，奥斯曼帝国与帖木儿帝国之间决定性的战役终于打响。帖木儿知道巴耶济德绝非等闲之辈，因此精锐尽出，共投入了约14万人，主要是弓骑兵。土耳其军约8.5万人，居中的是土耳其新军、西帕希部队、阿赞布步兵（几位王子和大维齐阿里帕夏也在阵中），左翼是王子苏莱曼统领的欧洲军团，右翼是塞尔维亚国王斯蒂芬指挥的安纳托利亚军团，两翼的部队也掺杂了大量鞑靼人和土库曼王公部队。巴耶济德原本意图借助安卡拉的地利，用防御战来击败对手，但帖木儿的军队却从南面迂回，包围了安卡拉城，土耳其军只得放弃城东山区的预设阵地，在安卡拉北面齐布克平原主动迎击帖木儿。巴耶济德把部队沿基孜查科伊河展开，背靠着几座低矮的小山，东临齐布克河。帖木儿军率先对左翼鲁米利亚的西帕希发动了第一波攻势。西帕希们一面巩固阵地，一面向苏丹求援。右翼第二线的塞尔维亚骑兵很快赶来支援。塞尔维亚人的冲锋成功打乱帖木儿骑兵后大受鼓舞，自发追击残敌。但此时，鞑靼人的轻骑兵突然倒戈（他们与帖木儿同文同种），向重新集结起来的左翼发动侧面冲击，西帕希们又一次开始动摇。虽然由卡皮库鲁骑兵组成的预备队及时从后方赶来，击退了叛变的鞑靼人，但左翼阵线已支离破碎。接着，土库曼骑兵发觉形势不利，也倒向了帖木儿。帖木儿军士气大振，开始全面出击。顽强的新军军团和阿扎布步兵还在两翼苦苦坚守防线，但大势已去。出乎意料的是，斯蒂芬的基督教塞尔维亚骑兵没有背叛苏丹，而是坚持殊死抵抗，最终带着苏丹的长子苏莱曼杀出了重围。巴耶济德戎马一生，明白败局已定，便命令一部分卡皮库鲁骑兵保护他的儿子们先行撤退，自己亲率残余部队撤退到阵后的小山上坚守，为撤退争取时间。帖木儿大军重重包围了小山，但新军士兵忠心耿耿地陪伴在苏丹左右，击退了好几次进攻。战斗一共持续了14个小时，夜幕降临后，巴耶济德率领300名近卫骑兵从东面成功突围而出，但在逃亡中，他因马不幸失蹄摔倒被俘，他苦苦打造的新军部队几乎全部阵亡。
◎帖木儿出征埃及，波斯画家贝赫扎德（Kamāl ud-Dīn Behzād）绘于1515年。
安卡拉战役后，帖木儿在安纳托利亚逗留了8个月，他满足于恢复各土库曼埃米尔国的原有状态，没有进一步征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他缺乏海军。1403年3月，帖木儿返回东方，开始酝酿新一轮远征，这次的目标是中国。但还未及成行，他就于1405年2月18日病逝在途中。阶下囚巴耶济德一世已于1403年3月9日在阿克谢希尔去世（一说为自杀），他的死标志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早期时代的结束。安纳托利亚又回到了他征服前四分五裂的局面。更严重的是，巴耶济德幸存的几个儿子争权夺利，导致奥斯曼土耳其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大空位时代。1413年，巴耶济德之子穆罕穆德一世结束帝国的分裂状态，重建了奥斯曼政权，在他的励精图治下，新军得到了重生。40年后，他的孙子穆罕穆德二世成功夺取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并以此为帝国新都—土耳其新军是第一批突破城墙的部队。
◎帖木儿检视他的俘虏巴耶济德一世。
1484摩尔达维亚战役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灭亡拜占庭后，继续东征西讨，将奥斯曼帝国打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欧亚大帝国，并自称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法统。穆罕默德二世的继任者巴耶济德二世在开疆拓土上逊于自己的父亲，主要是因为帝国版图的急剧扩张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慢慢消化和调整。当然，奥斯曼帝国以军事立国，还是需要一些征伐来树立威信、震慑敌人，最终，巴耶济德二世将自己出征的对象选择在了东欧。
苏丹选择瓦拉几亚作为他最先进攻的地区并非偶然。1465年，摩尔达维亚在精明强干的统治者斯特凡大公（Stephen III of Moldavia，后被尊称为“大帝”）的领导下，摆脱了土耳其的宗主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斯特凡大公夺取了多瑙河入海口的基里亚要塞以及德涅斯特河港口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乌克兰西南部古城，位于德涅斯特河下游，距黑海18公里），控制了黑海到波罗的海的重要贸易通道——由此与奥斯曼帝国为争夺瓦拉几亚展开了长期的战争。就是在这个地区，穆罕默德二世曾经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多次进攻均被斯特凡挫败，导致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和藩属克里米亚汗国无法连成一片。1481年，斯特凡趁巴耶济德二世刚刚即位，立足未稳，强占瓦拉几亚，接着渡过多瑙河进攻保加利亚，对苏丹的权力和威望构成了很大威胁。
基里亚和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都是筑有石墙、高塔和护城河的边境要塞。要夺回瓦拉几亚，势必优先收复这些军事重镇。1484年5月上旬，巴耶济德二世在埃迪尔内集结了一支多达6万人的大军，包括精锐新军、卡皮库鲁炮兵和大量攻城器械。同时，他还召集瓦拉几亚诸侯的军队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协同作战。6月26日，大军渡过多瑙河，与一支由超过百艘帆桨战舰和平底运输船组成的舰队会合。这支舰队携带着攻城的重型火炮和军火补给顺多瑙河而上，为部队提供水路支援。从7月5日围城开始到14日基里亚要塞宣告投降，抵抗只持续了不到十天。
◎巴耶济德二世
7月19日，奥斯曼大军再度出征，进攻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他们行军四天后与前来支援的大队克里米亚鞑靼骑兵会师，当日，攻城的战斗便打响了。奥斯曼军队进行了15天的炮击，在此期间，工兵挖掘了数条地道。8月5日，步兵（包括新军）开始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互有进退，甚至开展了白刃战。但在8月7日的战斗中，别尔哥罗德守军将领不幸被攻城炮火击中殒命，守军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窘况。眼见毫无取胜的希望，居民们两天后便派出一支代表团和巴耶济德谈判，体面地将城市交给了苏丹。由此，奥斯曼土耳其取得了对黑海西部海岸的统治权，同时又掌握了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河口地区——这一地区的贸易权和丰富的物产从此全部落入土耳其人手中。
苏丹和克里米亚同盟没有进一步推进，而是满载战利品凯旋。斯特凡大公此后多次尝试夺回堡垒和商栈，但都未能如愿。1501年，巴耶济德二世与波兰、匈牙利签署了一系列条约，条约中，土耳其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终于被承认。与波兰、匈牙利同床异梦的斯特凡大公最后也宣布承认苏丹的宗主权。巴耶济德二世笑到了最后。
晚年的巴耶济德二世在诸子争位的悲惨境遇中度过。暴躁而好战的塞利姆王子凭借新军军团、鞑靼人和欧洲边疆贝伊们的支持杀死了兄弟，逼迫老苏丹让位。1512年5月26日，相对平和仁慈的巴耶济德二世离开伊斯坦布尔一个月后就神秘死去。新即位的塞利姆一世一心想恢复穆罕默德二世的积极扩张政策，构筑一番伟业。在欧洲，有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王朝哈布斯堡；在东方，新近崛起的什叶派萨法维人已统一伊朗建立萨菲王朝，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劲敌（奥斯曼人奉行逊尼派）；在南方，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人因畏惧奥斯曼土耳其已与波斯缔结同盟。对手不再是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小王公，而是疆域辽阔的强国，巴耶济德二世的守成政策已不再适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需要“恐怖的”塞利姆一世。
征服马穆鲁克王朝
1516年春，奥斯曼军队穿越安纳托利亚地区，开始了新一轮军事行动。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对这支军队的动向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是准备再一次进入阿塞拜疆攻打波斯萨菲王朝，还是要南下叙利亚并威胁埃及？无论塞利姆一世兵锋所指何处，打击的都将是马穆鲁克势力或他们的盟友。基于这种危机感，埃及苏丹甘萨伍赫·高里（Qansawh al-Gawri）不顾塞利姆一世的抗议和麾下马穆鲁克高级将领的反对，决意进军阿勒颇，干涉奥斯曼的侵略行动。
其实，塞利姆原来的计划是通过库尔德斯坦攻击伊朗，他认为萨菲王朝是帝国非常危险的敌人。但甘萨伍赫苏丹已开始战争动员，箭在弦上，他也不可能示弱。从5月9日起，马穆鲁克人的分遣队每天都在开进叙利亚，埃及苏丹本人则率主力部队于5月24日从开罗开拔，6月5日抵达加沙，两周后至大马士革，7月10日进驻阿勒颇。与此同时，塞利姆于6月5日从伊斯坦布尔渡过海峡，经由屈塔西亚、阿菲翁卡拉希萨尔和阿克谢希尔，7月1日进军科尼亚和开塞利（Kayseri），7月23日与大维齐锡南帕夏成功会师。这时，甘萨伍赫的大使前来警告塞利姆不要继续入侵波斯，甚至还提出了领土要求。塞利姆则冷静地回道，如果开罗方面坚持这些要求，那么他除了战争别无选择，谈判正式破裂。7月28日，奥斯曼苏丹进入马拉提亚平原并驻留数日，等待援军会合。8月4日，与朝臣商量后，塞利姆决定取消进攻波斯的计划，全力解决眼前的威胁——立即挥师攻入叙利亚。8月24日，两军终于在阿勒颇附近的达比克草原展开了决战。
奥斯曼人排的传统阵型：中央是塞利姆苏丹、锡南帕夏、土耳其新军和卡皮库鲁骑兵，右翼是安纳托利亚西帕希以及来自土库曼部落的轻骑兵；左翼是鲁米利亚西帕希以及库尔德部落骑兵。与奥斯曼人对阵的马穆鲁克部队约有6万人，其中1.2万~1.5万人是马穆鲁克精锐骑兵，其余是埃及和叙利亚的军团，由贝都因游牧民、土库曼人和库尔德骑兵组成，埃及苏丹坐镇中军，阿勒颇的部队居右，大马士革部队居左。虽然马穆鲁克骑兵与奥斯曼的卡皮库鲁军团一样，作为职业军队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盛誉，但此时已有些落伍，因为他们依旧是传统重骑兵部队，不像奥斯曼新军那样普遍装备了火枪和炮兵团。甘萨伍赫苏丹为保存自己嫡系马穆鲁克军队的实力，命令前苏丹的旧部去做危险的第一次冲锋。这些老兵大约有2000人，他们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骑兵的策应下，一度将奥斯曼军左右两翼的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击退，可惜好景不长，奥斯曼中军的炮兵团齐射与新军的火枪狙击给他们造成了很大杀伤。由于缺乏远程火力，他们不得不依赖近战。如果此时马穆鲁克人万众一心，坚决推进，将战斗转为白刃战，他们或许还有取胜的可能。但在此关键时刻，甘萨伍赫的嫡系部队居然依旧坐山观虎斗。苏丹心中可能期望那些靠不住的部队被消耗掉后，再由自己的亲兵去收获胜利。然而，马穆鲁克部队的士气为此受到严重影响。当奥斯曼人击溃马穆鲁克的先头部队后，便开始对其中央阵地发起猛攻。素来怀有二心并被塞利姆收买的阿勒颇总督趁机散布甘萨伍赫已经阵亡的谣言。马穆鲁克人立即开始动摇，短暂的交锋后，动摇变成了溃退。甘萨伍赫彻底丧失了对部队的掌控，在乱军中死去。
◎塞利姆一世
◎1511年，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大马士革。
于是，叙利亚未作进一步抵抗就望风而降。此时，塞利姆还在犹豫是否继续与马穆鲁克的战争：自己已占有叙利亚，成功将埃及与伊朗两大强敌分割开来，伊朗萨菲王朝才是心腹之患。但12月末，开罗传来了塞利姆派去媾和的大使被马穆鲁克的新苏丹突曼贝伊（Tuman Bey）杀害的噩耗，受到羞辱的塞利姆一世终于发誓要彻底征服埃及。1517年1月3日，留下叙利亚卫戍部队后，塞利姆和锡南帕夏再次在加沙会师，6天后开始穿越沙漠。虽然受到突曼贝伊的煽动，附近的阿拉伯部落一再骚扰奥斯曼军，奥斯曼军还是只用五天时间就把所有辎重和火炮运过西奈半岛，速度之快令人侧目。17日，奥斯曼大军第一次踏上了埃及的土地。
接连的挫折使马穆鲁克人认识到传统的战争方式不能克敌制胜，他们便开始尝试学习奥斯曼人的火炮技术。突曼贝伊上台初期也曾锐意革新，他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装备了大量火炮火枪。此外，他还训练了一支骑骆驼作战的火枪部队（传统上，骆驼骑兵对普通骑兵有克制作用，因为战马畏惧骆驼），并在埃及各大城市的军工厂铸造大炮。如果他有充足的时间，历史或许会改写。但塞利姆熟知兵法，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面对旋风般出现的土耳其大军，马穆鲁克人计划通过防御战来取得胜利。突曼贝伊在里达尼亚附近构筑了一个石造炮台，配备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大炮，并在周围挖掘了壕沟，载有火枪手的大车被布置在壕沟后面。假如奥斯曼军按以往的战术前来强攻，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被占据充分地利的马穆鲁克新军火力摧毁。
23日，马穆鲁克主力从里达尼亚出发，进入预留阵地，等待塞利姆自投罗网。但此时马穆鲁克一个埃米尔的背叛让突曼的计划化为泡影。得知这个叛徒送来的里达尼亚炮台情报后，塞利姆率军绕道里达尼亚后面的红山发起了攻击。由于后方遭到突袭，侧翼被包抄，突曼贝伊只得放弃阵地，再次以传统野战来一决胜负。马穆鲁克骑兵用长矛、剑和标枪前赴后继对奥斯曼人发起冲锋，但在土耳其新军强劲准确的火力下，他们损失惨重。虽然如此，马穆鲁克人孤注一掷的突击也给奥斯曼军队造成很大损失，大维齐锡南帕夏在此役阵亡，塞利姆也差点被突曼所杀（一位大臣被突曼错认为塞利姆而不幸做了替死鬼）。但最后，马穆鲁克的部队还是崩溃了，据说他们的损失达到了惊人的7.2万人，奥斯曼的伤亡则仅有1.3万人。
取得这场艰苦的胜利后，马穆鲁克的精锐虽然已损失殆尽，但还是在开罗又进行了四天（1月27—30日）顽强的巷战，直到被奥斯曼帝国占据绝对优势的兵力压倒。突曼贝伊带着少数残部突围逃走。得到一些阿拉伯部落的支援后，他继续以游击战的方式袭扰奥斯曼人，直至1517年3月在尼罗河畔再次被击败为止。不久后，他被奥斯曼人俘虏并被明正典刑。在埃及延续了260多年的马穆鲁克王朝寿终正寝（1250—1517年）。
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大大扩充了奥斯曼的实力，并且在精神层面，塞利姆也获益良多：开罗的哈里发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带着超过2000名埃及工匠、艺术家和宗教人士跟随奥斯曼舰队返回伊斯坦布尔，标志着伊斯兰世界的最高领袖已被奥斯曼帝国控制，奥斯曼苏丹也第一次从哈里发手中得到了“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仆人和保护者”的至高荣誉。当穆塔瓦基勒去世后，奥斯曼苏丹名正言顺地继承了哈里发的头衔，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居先权，不得不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在同马穆鲁克的对决中，土耳其新军表现出的卓越战斗力也令伊斯兰世界刮目相看，从此，他们获得了伊斯兰“第一军”的地位。
1526年第一次摩哈赤战役
塞利姆一世，绰号“冷酷者”，在位仅9年却成功将帝国疆域从250万平方公里扩充至450万平方公里。他驾崩后，接任的苏莱曼一世得到了一份巨大的遗产。与先父不同，苏莱曼文治与武功并重。在位期间，他亲自主持了社会、教育、税收和刑律等方面的立法改革，其编撰的法典成为帝国往后数个世纪的法律基础，他被臣民尊敬地称为“立法者”。在军事方面，他使奥斯曼帝国成功攀升至历史的顶峰。他一生13次御驾亲征，战功赫赫，地中海几乎成为土耳其的内湖。他即位之初便发动了对罗德岛医院骑士团的远征。1480年，“征服者”穆罕穆德二世攻打罗德岛受挫。1522年，年轻的苏莱曼率领一支由400艘战舰、10万士兵构成的大军登陆罗德岛，经过6个月鏖战，医院骑士团弹尽粮绝，被迫有条件投降，撤出罗德岛。奥斯曼人一雪前耻。
◎苏莱曼大帝
爱琴海的基督教威胁得到缓解后，苏莱曼将目光重新投向欧洲。奥斯曼在巴尔干长期的对手匈牙利王国忌惮于奥斯曼的咄咄逼人，在1520年通过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玛丽公主联姻，获得了一位强大盟友。苏莱曼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拆散这两个基督教强国，以免养虎为患。他通过庄严朴特（Sublime Porte，相当于“外交部”）两次向匈牙利提议签署和平条约，但均遭到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的拒绝。路易二世可能对本国与奥地利的联盟过分自信，同时，对所谓奥斯曼的诚意也不抱过高期望。因为之前的历史教训告诉他，即使在两国的“和平年代”，奥斯曼的边防军也常常越过边境不断蚕食匈牙利国土。发觉外交手段失败后，苏莱曼便决定通过发动一场大胆的远征来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也对奥斯曼人空前有利。1525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与哈布斯堡王朝查理五世皇帝争霸的帕维亚之战被俘，不得不签署了屈辱和约。被放回法国后，他立即撕毁协议，卧薪尝胆，准备东山再起。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弗朗索瓦认为查理五世的死敌苏莱曼一世不失为自己的天然盟友，双方一拍即合，秘密定下了盟约，准备共同对抗查理五世与他的帝国。如此一来，哈布斯堡王朝也就暂时无暇东顾，苏莱曼一世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准备入侵匈牙利王国。1526年6月，一支有五六万人的奥斯曼大军正式越过国境，向匈牙利的腹地开拔。
匈牙利对奥斯曼人的军事行动并不意外，尽管奥斯曼大军兵力上占劣势，匈牙利也有自己的对抗方略。他们将部队分为三支：一支是约翰·佐波尧（John Zápolya）的特兰西瓦尼亚军团，负责防卫喀尔巴阡山脉南部的的关隘，人数在8000~13000人之间；第二支为路易二世亲自率领的王国主力，2万余人；还有一支为5000余人的偏师，由克罗地亚伯爵克里斯托夫·法兰高宾（Christopher Frankopan）统领。由于很晚才判断出奥斯曼大军的目标是匈牙利首都布达，约翰·佐波尧的特兰西瓦尼亚军团来不及回援，加剧了匈牙利人在数量上的劣势。
匈牙利军队是一支陈腐的贵族部队，精英与法国一样，是传统的重装骑士——这些骑士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尼科波利斯已被证明无法有效对抗奥斯曼人。路易二世选择的战场位于多瑙河下游布达附近摩哈赤（Mohács）一片广阔而崎岖的平原，其中也有一些沼泽，他可能是期望利用这种地形抵消奥斯曼人的骑兵优势。为了集中兵力，路易二世并没有派部队沿途袭扰，因此奥斯曼军队在之前的行军中几乎没有遇上任何抵抗。路易二世阵中约有2.6万名士兵，大约是土耳其的二分之一。他们的优势在于熟悉地形，能够提前列阵。匈牙利人排出了两条阵线：第一条主要是雇佣兵和炮兵，两翼有精锐骑兵的掩护；第二条主要是匈牙利民兵和骑兵。与鱼龙混杂的匈牙利军队相比，奥斯曼的部队要现代得多。精锐新军（此时数量已经扩充至将近2万人）早已普遍装备了新式火枪，此外，卡皮库鲁炮兵团的水准也远高于匈牙利人。土耳其军队的两翼照例还是分别由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封建士兵组成。
◎苏莱曼大帝率部在摩哈赤战役战斗。
战斗大约在午后1点打响，如同暴风骤雨，只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就结束了。最初发起进攻的是苏莱曼的鲁米利亚军团，但他们被柏尔·杜蒙尼（Pál Tomori）所率领的匈牙利军队伏击，不得不后撤。战局似乎朝着有利于匈牙利的方向发展，他们的右翼骑兵一度成功造成前方奥斯曼杂牌军（应该主要是阿金日轻骑兵和巴希巴祖克）的混乱。但好景不长，苏莱曼派出了预备队中的正规军出战，后者很快扭转了局势。虽然匈牙利的右翼骑兵顶住新军和炮团的密集火力强行冲锋，甚至有一支箭还射中了苏丹的盔甲，但他们已是强弩之末。苏丹被袭激起了土耳其新军的斗志，他们发起反冲锋，迅速击溃了匈牙利骑兵，左翼几乎完全溃散。恢复元气的土耳其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对匈牙利阵地展开火炮、火枪齐射，像收割麦子一般给基督徒军带去了惨重的伤亡。终于，匈牙利人全军溃败，除部分骑兵逃出战场外，大部分步兵不是战死，就是沦为俘虏。黄昏时分，路易二世抛下自己的将士企图逃离战场，但不幸在过河时失足坠马溺亡。超过1000名匈牙利贵族殒命，士兵的损失至少有14000人，而奥斯曼人的损失仅在1500人左右。
摩哈赤战役对于匈牙利，如同科索沃对于塞尔维亚，滑铁卢对于拿破仑，王国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国王崩殂且未留下子嗣，首都布达几乎成为一座空城。稍后，苏丹的大军正式占领布达，并大肆劫掠，城中只有法国和威尼斯大使心怀叵测地迎接他们。不过，考虑到补给困难和奥地利的威胁，苏丹很快便撤出了布达城（1541年才真正攻占这里）。尽管如此，摩哈赤战役依旧象征着匈牙利独立王国的终结。路易二世的妻舅奥地利大公斐迪南继承了他的头衔和权力，并占据了匈牙利王国的北部；奥斯曼人则吞并了西南部。此后，匈牙利基本退出了巴尔干的政治角逐。此后，奥地利人接过了对抗奥斯曼的大旗。
1683年维也纳大围攻
苏莱曼大帝虽然将帝国塑造成地中海的超级强权，唯有哈布斯堡王室的西班牙帝国能够与之比肩，但在他统治的末期，帝国已显疲态，1565年围攻马耳他岛医院骑士团便遭到了惨痛的失利。苏莱曼去世后，1571年在勒班陀，奥斯曼帝国又败给基督教神圣联盟，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帝国便开始缓慢衰落。17世纪后，尽管也有奥斯曼二世这样的改革家企图扭转乾坤，但并不成功。1644年，易卜拉欣一世苏丹出动10万大军，发起对威尼斯控制下克里特岛的攻击，但功败垂成，最后被威尼斯和基督教盟军击退。从此，奥斯曼帝国陷入了与威尼斯长达25年的克里特岛拉锯战，首都伊斯坦布尔甚至一度被威尼斯海军封锁。克里特岛就像一部绞肉机，要绞碎奥斯曼这个巨人的肌肉。幸运的是，1656年，帝国千疮百孔之际，穆罕默德四世任命了一位新的大维齐——穆罕默德·科普鲁卢，此君在苏丹宫廷任职多年，此时已近80高龄。虽然苏丹的提拔引来了一些争议，但科普鲁卢用自己的才干证明穆罕默德四世慧眼识珠。他大刀阔斧整顿吏治、恢复税收、惩处叛乱；军事上重建海军，打破了威尼斯人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让奥斯曼帝国有了中兴的迹象。他退休后，苏丹任命其子法西尔·艾哈迈德帕夏接替大维齐之位，从此奥斯曼帝国进入了所谓“科普鲁卢时代”。法西尔在位15年，在父亲基础上进一步复兴国家和军队。1669年，他迫使威尼斯人放弃克里特岛，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克里特战争，终结了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传统势力。
科普鲁卢家族的第三位大维齐是1676年上台的卡拉·穆斯塔法——穆罕默德·科普鲁卢的养子，他继续其兄的扩张事业，与波兰和俄罗斯连年激战。1529年时苏莱曼大帝远征维也纳失败。1683年，卡拉·穆斯塔法为了一雪前耻，再次把奥斯曼人领到了这座欧洲历史名城的门外。
维也纳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中心，在当时是西方基督徒对抗奥斯曼的桥头堡，也是土耳其帝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对土耳其有利的是，17世纪后期，匈牙利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反哈布斯堡、反天主教和贵族的情绪：当地民族主义者希望摆脱奥地利的统治，重建独立的匈牙利王国。为此，他们向奥斯曼帝国求助。讽刺的是，结束匈牙利独立地位的正是奥斯曼人。作为回报，他们许诺事成之后向苏丹称臣纳贡。这一计划还得到了法国的支持，“太阳王”路易十四正在与哈布斯堡王室争夺欧洲霸权，很愿意看到哈布斯堡王室后院（奥地利）起火。1682年夏，奥斯曼军队的前锋轻易征服了奥地利控制的上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主力尚在西面抗击法国人，因此不愿与土耳其进行大规模战争。精明的卡拉·穆斯塔法原想见好就收，但法国大使为维护法国利益，极力鼓动他拿下维也纳，争取苏莱曼大帝未能实现的荣耀。大维齐最终被说服了，他相信，攻占维也纳会令他像攻占君士坦丁堡的穆罕穆德二世一样，被永远载入史册。
当奥斯曼大军在埃迪尔内集结，明显剑指维也纳时，整个欧洲都震动了。教宗英诺森十一世竭力号召对异教徒发起新的十字军战争，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四处求援，甚至寻求伊朗萨菲王朝的帮助。虽然法国极力从中作梗，但教廷、葡萄牙、西班牙、波兰和德意志诸侯还是为哈布斯堡王朝提供了大量人员和物资金钱。1683年6月下旬，奥斯曼军队开始向维也纳进军（不同史料记载的人数在9万~30万之间），7月他们就包围了这座“欧洲的心脏”。在围城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仓皇出逃，将首都留给他的爱将恩斯特·吕迪格·冯·施塔尔亨贝格（Ernst Rüdiger von Starhemberg）死守，但城中守军仅有约1.5万人。
考虑到那个年代的火炮攻击力，维也纳的城墙经过多次加固和现代化改造后，算是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之一。奥斯曼军将罗贝尔棱堡和皇宫棱堡之间的城墙作为主攻目标。要攻破它，首先要突破这里的三角堡和护城河边的反向内斜坡。7月14—15日夜，奥斯曼工兵开始从三个方向挖掘战壕，他们一边推进，一边在战壕上覆盖木板和泥土，防范要塞的火力。这是进攻法国沃邦式要塞的标准方法：先前挖掘的战壕之间用一系列平行战壕联系起来，并且每隔一段距离，就挖掘一个开阔坑道架设火炮或用来集中攻城突击人员。15日清晨，堑壕系统完成，奥斯曼军开始炮击。但他们低估了要塞的坚固程度，仅凭他们的17门中型长炮和95门轻炮根本无法撼动维也纳的城墙。密集的迫击炮火力虽然压得守军抬不起头，但奥斯曼军并不能撕开城墙缺口，步兵的几次敢死突击也无功而返。奥斯曼军只得冒着巨大风险继续将战壕向前延伸，并将挖出的土在地面上堆成掩护工事，以期尽可能接近维也纳外层防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围城战进入了拉锯阶段，土耳其工兵、步兵（包括大量新军士兵）和守军之间甚至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22日，工兵在堑壕的掩护下开始向下挖掘地道，准备进入三角堡的突出部和两座棱堡下方，用炸药予以摧毁。起初，工程进行得不太顺利，未对棱堡造成多大破坏，随后的步兵进攻也被击退。但奥地利守军的反地道战更为不力，其工兵的专业素质远不能与奥斯曼人相比，他们像鼹鼠一样乱挖乱凿，不但没有找到奥斯曼人的地道，反而损坏了己方的一些防御工事。与此同时，奥斯曼军地面的土木工事已经构建完毕。这座工事堆得很高，足以俯瞰奥地利军的三角堡。
◎大维齐卡拉·穆斯塔法帕夏
在漫长的围城战中，奥斯曼军每天的例行公事是：清晨，以猛烈的炮击宣告围攻开始；下午，工兵作业；夜晚，步兵突袭。一次次的爆破和工兵作业蚕食了维也纳的外围防御工事。8月9日，奥斯曼军前进至护城河。12日，一次巨大地雷爆炸产生的碎石土块形成了一条登上三角堡的堤道，土耳其新军蜂拥而至，部分占据了它。在长期对峙中，新军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方式：组织30~100人的敢死队展开夜袭，一次只夺取一个目标，步步为营，缓缓推进。9月2日，奥地利军被迫放弃外围三角堡，退守第二道防线。土耳其人占领外围要地后，立即把坑道进一步延伸到了主城棱堡下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奥斯曼军的进展十分顺利，城堡棱堡左侧的城墙被炸塌，周围城墙的损害更为严重。这意味着维也纳已不可能支撑太久，攻陷维也纳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波兰-奥地利-德意志联军统帅波兰国王约翰三世
但是，基督教联军此时正在集结。洛林公爵查理五世率领的超过3万人的部队一直在维也纳北部骚扰土军。8月，萨克森、巴伐利亚、弗兰科尼亚和施瓦本又各提供了约1万名援军。波兰国王索别斯基每天在克拉科夫接收各地应征的部队。得到维也纳吃紧的消息后，他来不及与立陶宛诸侯和大批哥萨克骑兵会合，便率约2.4万人向奥地利进发。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的波兰生力军抵达了前线，从而令整个基督教援军的兵力超过了8万人。9月12日，对基督教援军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的奥斯曼工兵仍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维也纳棱堡和城墙破损严重，已岌岌可危。
维也纳城外的森林里，波兰国王索别斯基的部队已同德意志诸侯的军队顺利会师。这座森林位于维也纳的西部和北部，经过商议，他们决定穿过森林，直接向维也纳城外的土耳其军发动攻击。此时，卡拉·穆斯塔法才知悉这支部队的存在，并认为这支军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于维也纳看上去随时都会被攻陷，他不愿意重整军队，以主力北上迎击波兰人，而是派遣布达总督易卜拉欣贝伊率领一支2.8万人的部队去抵抗，这意味着他们要对抗将近是自己3倍数量的对手。中午时分，基督教军队压垮了易卜拉欣的部队。约翰三世亲自率领他的精锐波兰翼骑兵冲锋，一直杀进了土耳其军的大营；洛林公爵的德意志部队也击破了外围土耳其军的侧翼，开始合围对手。此时，被穆斯塔法留在维也纳城外战壕继续攻城的土耳其新军突然发现，自己的背后出现了大量敌人。维也纳城内恩斯特·吕迪格的守军士气大振，与城外盟军里应外合，给腹背受敌的土耳其新军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伤亡。随着新军崩溃，奥斯曼大营也宣告失守，卡拉·穆斯塔法帕夏不得不集合残部仓皇撤退。在溃退中，奥斯曼军丢弃了几乎所有装备和物资，一路逃到格兰（Gran）。穆斯塔法本打算在那里重整部队，但约翰·索别斯基和利奥波德一世的大军接踵而至，他们被再次击败。奥斯曼1683年对维也纳的围攻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
这是一场奥斯曼帝国百年难得一见的惨败。奥斯曼有超过6万人阵亡、5000人被俘，帝国的精锐土耳其新军也损失惨重。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原本期望东山再起，但他的政敌不放过这一机会，新军士兵也以兵变威胁，要求严惩令同袍殒命的“凶手”。穆罕默德四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不得不弃卒保车，让卡拉·穆斯塔法承担失败的全部责任。
1683年12月15日，卡拉·穆斯塔法在贝尔格莱德被处死。奥斯曼土耳其军再也未能恢复。欧洲也开始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并非不可战胜，并开始了反攻，最终在1699年通过《卡尔洛夫奇条约》迫使奥斯曼帝国割地求和，奥地利第一次获得了与奥斯曼帝国平等的地位。从此，土耳其的国运江河日下，尽管传统改革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仍在进行，但衰败已不可挽回了。
土耳其新军的衰颓与覆灭
经历了十字军东征和蒙古人入侵的接连打击，伊斯兰诸国一度如履薄冰，势力大不如前，但奥斯曼人的异军突起重新树立了伊斯兰世界的威名，奥斯曼帝国也成功跻身地中海一等强权之列。可惜，月满则亏，福祸相依。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染上了“慢性病”。苏莱曼大帝在位后期，不祥之兆便已初现。例如，德米舍梅制度的发达虽然解放了苏丹，但也在朝中形成了相互倾轧的政治小团体；后宫干政越发频繁和严重，如苏莱曼的皇后许蕾姆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即位，不惜逼死了持反对意见的大维齐；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官僚腐败加剧；人民开始不满，各地起义、暴动此起彼伏……由于16世纪末与西班牙帝国争夺地中海制海权失败，奥斯曼帝国在西边被堵住了前往新大陆的通路，而在东边，萨菲王朝和莫卧儿王朝同样是令土耳其无可奈何的劲敌。土耳其就像一只被关入牢笼的狮子，在东西方均没了发展空间，虽然在17世纪短暂中兴，但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甚至苏丹对帝国的病根也是一片茫然。1683年和1699年的军事失败又反过来恶化了帝国的政治生态。此后，奥斯曼帝国的国运便开始急促下滑。
以军事立国的奥斯曼土耳其，其衰败首先体现在军事上。16世纪后期，土耳其新军的军纪开始废弛。1648年德米舍梅征兵的废除更是让鸡鸣狗盗之徒都混进了新军队伍。苏丹为了取悦老兵，准许他们在服役期内结婚，允许他们子女直接参军等。于是，在新军营地，父子兵成为常态，裙带风盛行。大多数新军成员事实上都不在军营，完全不进行日常军事训练，他们成了商人、地主甚至工匠，但继续领取薪饷和享受特权。换言之，新军中“吃空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16世纪初，新军规模不到2万人，17世纪便达到6万人，19世纪初更是一度达到13万人，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毫无战斗力。真正需要作战时，这些人便派下属或雇人顶替。作为中央常备军的新军尚且如此，地方封建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作为苏丹保卫者的新军却在帝国后期卷入了苏丹的废立。整个奥斯曼历史中，共有11名苏丹被废除或暗杀，新军参与了其中大部分。1618—1622年在位的奥斯曼二世看到帝国危机四伏，决心改革。他打算撤销土耳其新军，迁都安卡拉，用穆斯林农民军替代卡皮库鲁军团。关于奥斯曼二世打算另立“新军”的消息传到新军军营，立刻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当苏丹宣布要去圣地朝圣并前往安纳托利亚时，新军认为这是苏丹痛下杀手的先兆。在德米舍梅出身的官僚和宗教界人士的支持下，新军在首都举行了大规模示威。他们认为大维齐是鼓动苏丹改革的罪魁祸首，便洗劫了其居所。奥斯曼二世发现首都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不得不答应士兵们的要求——大维齐和财政大臣先后被处决。
然而，新军士兵还是冲入皇宫杀死了首席太监，经过短暂犹豫后，用弓弦勒死苏丹，改立穆斯塔法一世为苏丹。1622年的新军暴动开启了禁卫军暗杀主人的恶劣先例，此后，新军便开始在土耳其的宫廷政治中扮演越发不光彩的角色。1683年维也纳惨败后，为了息事宁人，穆罕默德四世处死了大维齐作为替罪羊，数年后，他本人也被新军罢黜。他儿子穆斯塔法二世即位后不久，同样因为尝试改革被新军推翻。他弟弟即位后如履薄冰地统治到1730年，最终因与波斯作战失利被暴动的新军抓捕，被迫退位，并在禁锢中度过了余生……奥斯曼帝国苏丹与保护他的新军渐渐陷入了死循环：当帝国遭遇重大军事失败或危机时，新军常常会发动“兵谏”，废黜他们认为无能的苏丹；然而，如果新苏丹锐意改革，尤其是军事改革，极度保守的新军又会认为苏丹想用其他军队取而代之，同样会掀起暴乱，推翻甚至杀死改革派苏丹。可一旦改革停滞，帝国却往往又会遭遇更大的危机和失败……如此周而复始，苏丹俨然已成为新军掌中的木偶。
◎塞利姆三世
19世纪初的几位统治者终于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1789年即位的塞利姆三世在王子时期曾目睹过前文所述的托特男爵为帝国训练新式军队，并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由于新军的极力阻挠，改革并不成功，但塞利姆三世还是决定继续父王未竟的改革事业。他曾与法王路易十六通信，恳请后者帮助重建新式的奥斯曼军队。继位后，他立刻提拔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官员和将领，并颁布法令要求改组帝国军队，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军军团。在塞利姆的大刀阔斧下，首都的新军被裁减了一半，只剩下约3万人，那些吃空饷或缺乏战斗力的士兵被清除，留下来的士兵恢复了日常训练和定期考核，并依据表现来发军饷。同时，他还为新军引入了欧洲来的顾问和最新的来复枪。可以想象，上述改革遭到了新军的强烈反对，在上百年的时间里，新军已成为一个高度封闭的世袭利益团体，一群军事贵族，即使明白苏丹的改革是为了国祚长久，他们也不愿意。在改革新军的同时，塞利姆也建了一支被称作“新秩序”的欧式军队，包括步兵和炮兵。这支真正意义上的“新军”很可能是压垮新军的最后一根稻草。新军与帝国保守势力联合起来策动发起一场政变，乌里玛（教士）阶层也表示支持，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欧洲化的改革有违传统伊斯兰律法。
1807年5月末，叛乱正式爆发。导火索是一群驻守博斯普鲁斯要塞的守旧派新军暗杀了一名希望他们穿上新式军服接受新式训练的军官。苏丹原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此事，但这反而给了守旧派聚集力量的时间。5月27日，叛乱新军杀入伊斯坦布尔，成千上万的首都新军、乌里玛、宗教学生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当这支大军抵达皇宫时，惊慌失措的塞利姆三世不得不同意解散刚成立的欧洲式军队。但他的妥协反而令保守派步步紧逼。穆斯林法学家提出，塞利姆三世的改革违反了伊斯兰教义，废黜他是合法的。于是，塞利姆三世的堂兄穆斯塔法四世作为保守派的傀儡被推上了王位，塞利姆三世则被囚禁在皇宫的小屋，他的改革宣告彻底失败。
不过，穆斯塔法四世的统治更加短暂。当时，贝拉克坦·穆斯塔法帕夏正率领一支塞利姆改革的新式军队在多瑙河前线与俄罗斯作战，他是一位坚定的改革派，听闻主公被废，便率领部队向伊斯坦布尔进军（当时，奥斯曼帝国恰好与俄罗斯签署了停战协定）。为了保护塞利姆的安全，他佯装对新苏丹效忠，并表示班师回朝是为了庆贺新君登基。随后，他的军队击败了已经沦为乌合之众的新军，冲入皇宫，要求穆斯塔法退位，让塞利姆三世重新登基。当时，奥斯曼皇室男性成员只剩下塞利姆、穆斯塔法及其弟弟马哈茂德三人。穆斯塔法为了保住性命，不惜铤而走险，派出忠于自己的新军卫士刺杀塞利姆和弟弟。经过短暂的搏斗，塞利姆在寓所被杀，尸体被投入皇宫庭院，以瓦解“造反者”的士气。
然而，马哈茂德却幸运地躲过了暗杀。格鲁吉亚籍宫女丝芙莉·卡尔法听见了杀害塞利姆三世的骚动，她立即明白，自己的主人也同样面临危险，就收集很多灰尘藏在手中。当新军刺客闯入马哈茂德所在的卧室时，这位勇敢的宫女便把灰尘往杀手的脸上掷去，“灰尘弹”收到了奇效，马哈茂德乘机跳窗逃走。他爬到宫殿顶部，顺势逃至托普卡匹宫第三庭院的屋顶。那里的侍卫发现了他，合力用衣服打结成绳梯让他下地。贝拉克坦看到塞利姆三世的尸体正在悲痛欲绝，这时皇子马哈茂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不禁喜从中来，当即与部下拥戴马哈茂德为君主，是为马哈茂德二世。穆斯塔法四世则被投入大牢，不久被自己的弟弟下令赐死。据说，宫女丝芙莉·卡尔法事后被任命为后宫的财务总管，以表彰她的英勇和忠诚。
◎在完成欧洲化改革前，穿着传统服装的马哈茂德二世。
◎1826年完成欧洲式改革后，穿着新式服装的马哈茂德二世。
经历了这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空前的动乱后，马哈茂德二世再也无法容忍新军。他是一位英明的君主，骨子里对塞利姆三世的改革深以为然。但是，血的教训表明，只要新军存在，任何改革都无法成功，甚至苏丹的个人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于是，彻底铲除新军的想法便在马哈茂德心里埋下了种子。
◎幸存新军被处决的塞萨洛尼基“血腥塔”
◎马哈茂德二世建立的新式军队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军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势力盘根错节，对他们下手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马哈茂德二世隐忍了近20年。这段时间，他尽可能温和地推行改革，打造了一支完全忠于自己，欧洲教官训练、装备欧洲新式武器的新军。
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准备用强力手段将改革的最大绊脚石——新军彻底抹去，但他忖量不能用“莫须有”的罪名，必须师出有名。苏丹的策略相当高明，他准备故意逼迫新军“造反”，然后再用武力“平定叛乱”。于是，马哈茂德二世向新军发了一份诏令，表示他即将全面推行新式军队。不出所料，这在新军营地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军官的领导下，他们同以往一样携带武器，准备前往托普卡匹宫武装逼宫。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忠于马哈茂德的欧式新军（“新秩序”）早已枕戈待旦。当新军走到皇宫外时，等待他们的是排枪和大炮。与此同时，苏丹也调集了新式炮兵团架设阵地，轰击伊斯坦布尔的新军军营。新军们猝不及防，顿时血流成河。据说，被杀死的新军多达4000人，其余大部分被俘，少量幸存者作鸟兽散。对待这些当年险些置自己于死地的新军，马哈茂德毫不心慈手软，他下令将新军囚犯集中到塞萨洛尼基的城堡外一一斩首示众。新军被处决的那座塔楼因此得名“血腥塔”，即今天塞萨洛尼基的名胜“白塔”。叱咤风云近500年的土耳其新军，就这么烟消云散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穆拉德创建的那支新军忠心耿耿，锐意进取，兼收并蓄，纪律严明，体现了土耳其民族上升期的智慧和意志。但在几百年的历史沉浮中，他们慢慢腐朽堕落，从苏丹的卫士变成了乱臣贼子。回想起他们昔日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姿，其凄凉的谢幕实在令人唏嘘，当然，这都是咎由自取。新军的覆灭，标志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