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颠崛起（大英帝国征服史）
大不列颠崛起简介
大不列颠崛起：大英帝国并非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但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一个。直到今天，其制度、文化和语言仍影响着众多曾被其征服过的土地。那么，一个地处欧洲边缘的岛国是如何维系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的呢？大不列颠崛起，一起来见证这段历史。
大不列颠崛起过程分析——
2016年6月23日，在复杂的政治博弈推动下，英国进行了举世关注的“脱欧公投”，最终以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而告终。不过可以预见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欧盟与英国之间仍将保持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历史上英国与欧洲大陆各主要强国之间也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实际上，从大不列颠群岛走来的英国并非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日不落帝国”，但它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一个。直到今天，其余辉依旧笼罩着波涛汹涌的南大西洋和广袤无垠的南部非洲。其制度、文化和语言更渗入了众多曾被它征服的土地。那么，是什么力量最终令一个地处欧洲边缘的岛国维系了一个世纪的霸主地位呢？而号称“童贞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又如何借助西班牙的内忧外患最终完成了英格兰的崛起？克伦威尔治下的共和国又如何在满是敌意的欧洲打开局面？三次英荷战争，伦敦如何利用“上兵伐谋”的战略最终一举战胜了“海上马车夫”荷兰？而来自荷兰的君王又为何最终能够征服不列颠群岛？“光荣革命”是否真的兵不血刃？英荷最终合流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大陆战略”，甚至最终葬送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霸权？在欧洲大陆频繁的“王位战争”中，英国如何做到周旋于各派势力之中却一次次险中取胜？面对竞争对手法国的内部崩溃，小皮特的外交政策又是否遏制了拿破仑的崛起？在今天英国举国公投宣布脱离欧盟之际，不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些欧洲大陆合纵连横的历史。
伊丽莎白一世的腹黑外交
伊丽莎白加冕之时英格兰正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尴尬时期，用一位枢密院书记员的话说：“女王经济拮据，王国耗尽财源，贵族贫穷没落，军队缺少优秀官兵，民众混乱，法纪废弛，物价昂贵，酒肉和衣服滞销，我们内部互相倾轧，对外同法国和苏格兰同时作战，法国国王一只脚站在加莱，另一只脚站在苏格兰，横跨在我们的王国之上，我们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没有坚强忠实的盟友。”但幸运的是，此时英国的主要对手——苏格兰和法国也正处于社会动荡的转型期。1559年4月，随着《卡托—康布雷西条约》的签署，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意大利战争”宣告终结。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法王亨利二世将女儿嫁给刚刚丧偶的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但就在婚礼现场，来自苏格兰的卫队长蒙哥马利突然冲出，以短矛刺入了亨利二世的头部。
加冕为王时的伊丽莎白一世
蒙哥马利行刺的动机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显然就算向来敌视英格兰的苏格兰人也不认可法国长期驻军于自己的国土之上。亨利二世去世之后，其年仅15岁的长子弗朗索瓦二世继位。作为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丈夫，弗朗索瓦二世无疑有权以苏格兰国王的名义加冕，但是此时法国内部天主教势力与信奉加尔文教的“胡格诺”派剑拔弩张，自幼身体孱弱的弗朗索瓦二世还没来得及一展拳脚，便因耳部感染撒手人寰。16岁便成为寡妇的玛丽·斯图亚特面对自己强势的婆婆——法国太后凯瑟琳，最终选择离开巴黎，重返苏格兰。
身为教皇克雷芒七世的侄女，法国太后凯瑟琳是一个极端的天主教信徒。对于法国国内的宗教改革势力，凯瑟琳的态度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因此有人怀疑，弗朗索瓦二世的离奇去世便是因为试图与“胡格诺”派妥协而遭了亲生母亲的毒手，而同样面临苏格兰国内宗教改革呼声的玛丽·斯图亚特自然不敢在法国常驻。摆脱了凯瑟琳的控制之后，玛丽·斯图亚特试图在苏格兰完成一场温和的宗教改革，同时与英格兰缓和关系。
在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两个女王的虚与委蛇之中，英国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伊丽莎白甚至亲自替玛丽和自己的宠臣罗伯特·达德利做媒。而玛丽·斯图亚特则试图以表外甥女的身份窥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毕竟伊丽莎白此时已经宣布将“终身不嫁”。如果两位女王能始终保持这种良性的互动，那么在伊丽莎白无嗣的情况下，玛丽将无可争议地头戴英格兰、苏格兰两顶王冠。但是1565年，她却选择下嫁自己同母异父的兄弟——苏格兰新教领袖亨利·斯图亚特。玛丽女王此举或许并非缘于爱情，因为即便在婚后她仍同自己的私人秘书——大卫·瑞里奥保持着情人关系。但这场政治联姻并没有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
由于亨利·斯图亚特的新教背景，苏格兰的天主教势力随即展开了强烈的反弹。而在苏格兰全境内战连年的同时，玛丽女王的宫闱之中同样一片腥风血雨。1566年，不甘心被戴绿帽子的亨利·斯图亚特刺杀了自己的情敌——大卫·瑞里奥，结果不到一年他本人也离奇地死在位于爱丁堡的别墅。很多人猜测凶手是玛丽女王的新欢——詹姆士·赫伯恩伯爵。
玛丽·斯图亚特的倒行逆施最终换来了被废黜的恶果，尽管她年仅1岁的儿子詹姆士成为苏格兰的新国王，但惹来天怒人怨的女王却不得不流亡邻国——英格兰。此时的伊丽莎白对玛丽已经毫无香火之情，经过3个月的审判，玛丽·斯图亚特及其丈夫——詹姆士·赫伯恩被分别囚禁于谢菲尔德城堡和丹麦。不过对于伊丽莎白而言， 威胁并没有真正解除，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西班牙都视宗教改革后的英格兰为异类，一时间各种废黜伊丽莎白、拥立玛丽·斯图亚特的阴谋在伦敦反复上演着。不过此时的法国已经深陷宗教战争的泥潭，而幅员辽阔的西班牙帝国也由于尼德兰地区的新教徒和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胜头疼。相反，伊丽莎白治下的英格兰此前已经完成了宗教改革，天主教和新教达成了微妙平衡，而货币改革和大西洋三角贸易的拓展更令英格兰的国民经济得以稳步提升。因此尽管周围各种“险情”不断，但是这位孑然一身的女王却始终稳如泰山。
1570年，由于向伊丽莎白求婚失败和英格兰北部天主教势力叛乱失败的双重打击，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悍然操纵罗马教廷开除了伊丽莎白的教籍。但是此举对这位女王并无实质性的伤害，反倒是以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这对表兄弟为首的英国私掠船主始终令西班牙人如鲠在喉。有趣的是，霍金斯和德雷克出道之时并非海盗，而是通过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运送奴隶牟利的商人，尽管这条从非洲西海岸捕获黑奴前往加勒比海换取“兽皮、生姜、糖和珠宝”并最终返回英国的三角航线，充斥着血腥和暴力，但是其巨额的利润依旧令伊丽莎白公开为之背书。
西班牙帝国对霍金斯的所作所为又妒又恨，他们首先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施压，随后又出动海军在墨西哥湾炮击霍金斯的船队。英国船只遇袭的消息传来，伊丽莎白随即扣押了在英国港口避难的一支西班牙船队，至此都铎王朝与西班牙帝国的关系由昔日的姻亲逐渐滑向了对立的深渊。1577年，约翰·霍金斯正式成为英国海军的财务官，而他的表弟德雷克则在同一年扬帆出海，沿着麦哲伦的航线展开了英国人的第一次环球航行。
弗朗西斯·德雷克的座舰“金鹿”号的复制品
尽管德雷克一路在美洲沿海四处打劫西班牙商船，但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二世却并不急于撕破脸皮。伊丽莎白很清 楚英国在正面挑战西班牙这头巨兽之前仍需要韬光养晦，而菲利普二世则认为推翻自己的小姨子伊丽莎白只能让老对手法国渔翁得利，毕竟第一顺位继承人玛丽·斯图亚特有一半法国血统。但这种从大局出发的隐忍姿态并没有妨碍双方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在鼓励更多的私掠船主窜入大西洋的同时，伊丽莎白大力资助西属尼德兰的革命浪潮，而西班牙则暗中鼓励爱尔兰的独立热情。
1582年，“荷兰国父”威廉一世在宣布荷兰独立的两天前遇刺受伤，群龙无首的尼德兰革命者面对西班牙名将亚历山大·法尔内塞麾下的6万大军只能向英国求援。英国刚刚于两年前歼灭了一支试图潜入爱尔兰的西班牙“特种部队”，此时伊丽莎白大方地向荷兰派出了一支由心腹爱将罗伯特·达德利指挥的远征军。至此英国和西班牙之间漫长的暗战终于浮出了水面，菲利普二世决心先摧垮荷兰共和国，然后派出舰队封锁英吉利海峡，掩护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地面部队攻入伦敦。
菲利普二世的战略很轻松地走完了第一步。经过13个月的漫长围困，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所指挥的西班牙陆军不仅攻占了荷兰重镇安特卫普，更设伏击溃了英、法两国的援军。1587年罗伯特·达德利不得不撤军回国，准备本土保卫战。但德雷克指挥的英国海军却在这一年突袭了西班牙最重要的军港——加的斯湾。客观地说，德雷克所取得的战果还不至于让西班牙海军伤筋动骨，但对手来去如风的攻击模式却令菲利普二世不得不正视西班牙海军大量装备的桨帆战舰在风帆战舰面前的速度和火力劣势。
西班牙人之所以能够长期横行地中海，并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中重创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海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所处战场的风平浪静和一支训练有素的舰载步兵。在历次战役之中，西班牙海军以类似陆战的阵列，缓慢地靠近对手后展开接舷战。舰炮在西班牙海军的字典里只是用来削弱对手的辅助工具，而非一击致命的主战兵器。德雷 克的突袭尽管令菲利普二世看到了风帆战舰和火炮的威力，但无法改变一支海军的“光荣传统”。1588年5月，一支由130艘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终于集结完毕。尽管这支舰队远比不上17年前高举十字架扑向异教徒的“神圣同盟”，但并不妨碍菲利普二世雄心勃勃地将其称为“无敌舰队”。
“荷兰国父”威廉一世
面对来势汹汹的西班牙人，伊丽莎白女王的备战步伐也几乎从未停歇。为了防止国内反对势力的异动，1587年2月，被囚禁了19年之久的玛丽·斯图亚特在伦敦被处决。由于这位苏格兰女王在受刑之时身穿红衣，以表明自己忠于天主教的信仰，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她的形象被罗马教廷不断拔高，以至人们逐渐淡忘了她拙劣的施 政能力和并不检点的私生活。
玛丽·斯图亚特虽然政治生涯命途多舛，但在天主教的包装下依旧成了诸多文艺作品的主角
在将其他天主教贵族送往伊利岛囚禁起来的同时，对英国各阶层的动员也在稳步进行。一支2万人左右的陆军在伦敦地区集结，他们的指挥官是伊丽莎白女王最为信任的罗伯特·达德利。为了鼓舞士气，伊丽莎白女王甚至亲自前往提尔伯利阅兵，并发表了那篇著名演讲：“我知道自己是个女人，力微体弱，但是我有国王的心胸，尤其是有英格兰国王的心胸，藐视胆敢犯我国土的帕尔马或任何欧洲君主。”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口中的帕尔马（公爵）便是曾在荷兰击败过英国远征军的亚历山大·法尔内塞。一旦西班牙陆军成功登陆，鹿死谁手便殊难预料。因此伊丽莎白女王更多地把宝押在英国海军的身上。
为了阻击“无敌舰队”，英国人动员了几乎所有可以使用的舰艇。来自沿海各港的私掠船主凑了197艘船，但是其中真正有战斗力的还是34艘战舰。为此德雷克曾提议放弃在英吉利海峡决战，以“围魏救赵”的方式突袭西班牙控制下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但这个过于冒险的方案最终被舰队司令查理·霍华德否决了。
英国海军主力位于普利茅斯港，一支分舰队则前出监视西班牙陆军的行动。但这种枕戈待旦的行动一直到7月19日傍晚才被证明有意义。由于遭遇风暴的袭击，两艘千吨级主力舰受损，西班牙舰队姗姗来迟，出现在英格兰最南端的利泽德岬角。得到消息的英国舰队赶忙顶着逆风从港口出击，但此时西班牙舰队已经到了普利茅斯港外。如果西班牙人能抓住这一有利的战机，那么等待英国舰队的将是一场关门打狗般的屠杀。但是西班牙舰队司令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却刻板地遵守自己出发时的使命，指挥着整个舰队浩浩荡荡地沿着英吉利海峡向北驶去。面对吨位远胜于己的西班牙双排桨大帆船，英国舰队小心翼翼地紧随其后，不断利用舰炮射程上的优势削弱对手。
在长达9天的追击战中，英、西两国的舰队展开了3次小规模的交火，但双方都没有取得像样的战绩。毕竟西班牙人的重型舰炮射程太短且射速不快，根本无法命中快速航行的对手，而英国人的轻型弹丸在远距离上则无法击穿对手的舰体。不过巨大的弹药消耗最终逼迫劳师远征的西班牙舰队在抵达会师地点之前，前往中立港加莱下锚。西班牙舰队司令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派出信使向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求援，希望后者能尽快赶来，但此时西班牙陆军由于受到荷兰的牵制根本无法按期抵达。在法国加莱总督不友好的态度下，西班牙舰队只能继续顺着西南风驶向敦刻尔克。
相比加莱港，敦刻尔克的水文条件更差，西班牙舰队只能在港外抛锚。英国舰队显然不会放过这一有利战机，以8艘满载炸药的火船为前锋，7月28日傍晚，英国 海军突袭了敦刻尔克。弹药有限的西班牙舰队根本无力抵挡，只能用小型舰炮和滑膛枪来对抗英国战舰的抵近射击。当年勒班陀海战中，土耳其海军用弓箭来抵御西班牙人火器的惨状，现在降临到了西班牙人自己身上。激战持续了8个小时，占尽优势的英国舰队最终也面临和对手同样的困境——他们的弹药用完了。目送西班牙人向着北海方向夺路而逃的查理·霍华德不无感慨地写道：“他们的舰队浩浩荡荡，气势汹汹，可是我们终于把他们的羽毛一根一根地拔下来了。”
“无敌舰队”航线图
真正摧毁“无敌舰队”的并非是英国海军的舰炮，而是西班牙人所不熟悉的高纬度海域以及其糟糕的战备情况。在绕行整个不列颠群岛重返温暖大西洋的道路上，西班牙人损失了将近一半的舰艇和兵员。但这一点损失对财大气粗的菲利普二世来说似乎并不算什么，他甚至自信满满地表示要“再来一次”。相反，英国海军在战后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战略机遇期。在失去制海权的情况下，西班牙人调整了其横跨大西洋的海上运输方式，大批200吨的小型武装商船取代了过去大而无当的西班牙宝船。面对这种航速和火力均不弱于自己的对手，英国的私掠船主们显得很不适应。传统的英国贵族阶层则更热衷于攻城略地，为此英国舰队频繁地冲入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希望能在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圈内打入一个楔子，但这种远程突击对羽翼未丰的英国海军而言往往得不偿失。1595年，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这对表兄弟再度联袂出击，率领27艘战舰冲向波多黎各，但是西班牙人早有准备，最终这两位英国海军的开山祖师双双病死于自己的战舰之上。
“无敌舰队”遭遇英军火攻后的惨状
相比霍金斯和德雷克这对表兄弟的离世，更令伊丽莎白痛惜的是罗伯特·达德利的故去。击败“无敌舰队”之后，伊丽莎白和罗伯特·达德利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两人之间曾经的那些醋海风波和权力纠葛似乎都已烟消云散。但是就在1588年的9月4日，罗伯特·达德利，伊丽莎白口中的“另一个朕”却意外死在牛津附近的科因伯利庄园里。痛苦万分的伊丽莎白为此闭门不出，最终还是“三朝老臣”威廉·塞西尔破门 而入，带出了伤心欲绝的女王。
驶离英国海岸的西班牙舰队
罗伯特·达德利死后，伊丽莎白重用其继子罗伯特·德弗罗。罗伯特·德弗罗也有没有令女王失望，1596年，他联手热衷于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探险家沃尔特·雷利，扫荡了西班牙最重要的港口加的斯。尽管此举并未获得太多经济上的收益，但是年轻的德弗罗就此名声大振。1597年，这位年仅31岁的统帅以西班牙人即将“卷土重来”的名义，率领舰队直扑堪称大西洋枢纽的亚速尔群岛。但事实证明西班牙海军的主力 根本不在亚速尔群岛，而是再度兵临英吉利海峡。如果不是菲利普二世健康状况恶化和一场不可预测的风暴，英国很可能将在第二次“无敌舰队”的远征中沦丧。
德弗罗从亚速尔群岛无功而返令他失去了女王的信任，但是面对爱尔兰人的揭竿而起，伊丽莎白还是给了德弗罗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1599年，德弗罗率军前往爱尔兰平叛。但是这位埃塞克斯伯爵显然已经武运不再，精锐的英格兰陆军被爱尔兰人的游击战术打得满地找牙，而自作主张与爱尔兰休战更令德弗罗与伊丽莎白的关系彻 底破裂了。被软禁在家中几个星期之后，德弗罗选择向伊丽莎白宣战，但一个33岁好勇斗狠的将军显然在政变领域敌不过66岁老于世故的女王。1601年2月，罗伯特·德弗罗在伦敦塔授首，他的政治盟友沃尔特·雷利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不久之后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了监狱。
伊丽莎白一世曾经的首席重臣——威廉·塞西尔
伊丽莎白一生最终倚重的还是老谋深算的财政大臣——威廉·塞西尔。这位跟随都铎王朝一起成长起来的老官僚，不仅在平衡英国国内各派势力方面颇有手腕，在外交领域同样长袖善舞。利用法国深陷宗教战争及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去世的有利契机，威廉·塞西尔努力促成了英西两国的媾和。正是威廉·塞西尔的外交努力，最终使英国军队在西班牙正式介入之前平定了爱尔兰人的起义。出于对威廉·塞西尔的能力和忠诚的肯定，伊丽莎白在其死后委任其子罗伯特·塞西尔为国务大臣。
1603年，70岁的伊丽莎白身患神经衰弱、风湿、慢性黄疸等多种疾病，对于自己的王位继承人，终身未嫁的伊丽莎白选择了与自己有表亲血缘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斯图亚特（即詹姆士一世）。这固然是人丁单薄的都铎王朝的无奈之举，但却有利于英国摆脱长期以来与苏格兰紧张对峙的局面。况且詹姆士·斯图亚特此时已然迎娶了丹麦公主，英国的资本家相信由他执掌不列颠将有助于开拓环波罗的海的贸易圈。
3月24日，病入膏肓的伊丽莎白默默地忍受着常常持续几小时的疼痛。罗伯特·塞西尔向她建议说：“陛下，为了满足人民的意愿，你必须躺到床上去。”得到的回答却是：“臣子，对君王难道可以用‘必须’这个词吗？”带着属于王者最后的荣耀和孤独，伊丽莎白离开了人世。总结这位传奇女王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她的确开创了一个属于英格兰的辉煌盛世，从接手玛丽一世留下的300万英镑的债务和一个四面受敌的外交困局，到最终击败“无敌舰队”，坐拥大西洋和波罗的海两个贸易圈，英国的国运在伊丽莎白手中实现了逆转。但是1588年之后，英国在与西班牙的漫长海上 战争中并未讨到什么便宜，爱尔兰人的游击战更令那座岛屿成了“英格兰国库的漏洞”。伊丽莎白虽然竭力补救，甚至不惜出售土地和官职，开增专利权税，但在她逝世时英国依旧负债300万英镑，可谓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伊丽莎白女王的继任者詹姆士一世的全家福，其子查理一世日后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君主
伊丽莎白一世真正留给英国人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战胜“无敌舰队”几年以后，莎士比亚在其名作《约翰王》中说：“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只要英格兰对它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都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除此之外，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政府成功地从爱尔兰人身上学到如何统治和管理殖民地，以特许公司为单位的英国商业资本开始涌向美洲和印度。1582年，沃尔特·雷利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1592年，英国海航家詹姆士·兰开斯特跟随荷兰人的脚步抵达被称为“东印度群岛”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地区。或许都铎王朝的先祖亨利七世和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都不会想到，当年亨利八世迎娶凯瑟琳时，“日不落帝国”的梦想竟也同时完成了传承。
克伦威尔时代的强悍外交
1648年12月1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忠于国会的“新模范军”在怀特岛登陆。流亡当地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此时竟还认为自己有谈判的筹码，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任由对方将自己带往不列颠本岛，囚禁在赫斯特城堡。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部下已经控制了伦敦，普赖德上校率领全副武装的士兵控制了国会入口。根据克伦威尔所罗列的名单，45名不懂得趋炎附势的议员被直接逮捕，另有96人被挡在门外，史称“普赖德清洗”。
残存的议员和“新模范军”的主要将领都支持审判查理一世，但克伦威尔起初并没有坚持一定要判处国王死刑。在他看来，废黜或软禁国王同样足以将他推上英格兰主宰的位置。但克伦威尔的老领导——费尔法克斯积极地为国王求情，最终令克伦威尔不得不痛下杀手。费尔法克斯的理由是处决国王之后，其流落于荷兰的王子必然会 成为国会新的对手，而且英国历史上也没有公然处决一位合法君王的先例。此举随即引来“新模范军”军官团的一片嘘声，显然在军人的思维里，“血债”必须“血偿”。克伦威尔同样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因此他便成了向查理一世复仇的最佳人选。
被议会赶出伦敦的查理一世一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图中着蓝色饰带者为查理一世
着戎装的克伦威尔
后世的英国史学家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将克伦威尔与查理一世描绘成天生的死敌，甚至杜撰说他们童年时便曾大打一架，克伦威尔抓破了查理一世的鼻子云云。但事实上，在荷兰律师艾萨克·多利斯劳斯按照古罗马审判暴君的先例，召集135人的委员会公开审判国王之前，克伦威尔始终要求部下给予查理一世一个国王的礼遇。甚至在查理一世走进法庭时，克伦威尔仍不免心虚地向部下询问：应该以何种名义对其进行审判？最终有人给出了“以国会和所有善良的英国人的名义”这一经典答案。
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在国王轻蔑的态度下进行了7天，由于查理一世不承认该法庭的合理性，拒绝为自己辩护，因此如何量刑便取决于陪审团的国会议员们。日后许多在死刑书上签名的议员都宣称，自己是在“新模范军”的压力下才被迫妥协的，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是克伦威尔抓着自己的手进行了画押。但事实上克伦威尔本人又何尝不承受着来自军队的压力呢？毕竟处决国王便意味着与苏格兰乃至整个欧洲的王室决裂，意味着他将从此站在英国传统忠君思想的对立面上，但克伦威尔已经无法回头了。
1649年1月30日，与自己年幼的子女告别之后，查理一世在这个寒冷、多雾的早晨走向了断头台。在受刑之前，他追忆了曾被自己抛弃的能臣温特沃斯，向围观群众宣称自己是“人民的殉难者”。这种颇具君王气质的落幕为他赢得了诸多加分，有人回忆行刑之后“新模范军”靠出动骑兵才驱散了悲怆的民众。对于国王之死，克伦威尔在“遗体告别”时说了一句同样值得流传千古的名言：“残酷的必需。”
纵观英国内战的进程，克伦威尔的个人能力的确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他并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这是一场新兴的资本力量战胜了传统的忠君观念，城市民兵和自耕农击败了贵族和佃农，清教徒派战胜英国国教的战争。因此克伦威尔虽然处决了国王，但他却不能取而代之。国会虽然不再“高朋满座”，但依旧主导着这个国家，而背负所有骂名的克伦威尔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在一个全新的共和国体制内，他依旧不能卸下戎装。既然内战结束了，那么“新模范军”就要接受裁员。为了保住这支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克伦威尔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战争。
好在处决查理一世所引发的一系列内外矛盾都急需用武力解决：爱尔兰出现了旨在复辟王室的“保王党—天主教”同盟；苏格兰人则拥戴查理一世之子威尔士亲王查理二世为新任国王，大有举兵南犯的架势；英国王室的传统盟友——荷兰、丹麦拒绝承认英格兰共和国的合法性；西班牙和法国更趁势在海上大肆劫掠英国商船；甚至连遥远的俄国沙皇也借机囚禁了英国商人，没收了他们的货物。当然，在一一出兵惩戒之前，克伦威尔首先要面对的是名为“掘地派”的公社运动。
所谓“掘地派”是指以伦敦破产商人温斯坦莱为首的一干无地农民，他们打着“平均地权”的旗号在各地圈占土地，集体耕种。尽管“掘地派”最初的目标只是无主的荒地，但是他们“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的口号，以及“新模范军”的退伍老兵也加入其中，引起了克伦威尔的警觉。在大举镇压“掘地派”的同时，克伦威尔也开始整训出现厌战情绪的“新模范军”，不愿前往爱尔兰征战的士兵被开除军籍，拖欠的军饷也不再补发。
克伦威尔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因此他在征讨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时刻意煽动“圣战”情绪。在攻坚战中，克伦威尔不仅身先士卒，攻陷要塞之后还疯狂屠戮。在事后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克伦威尔称自己的行为是“上帝给予这些野蛮人应得的惩罚”。但无论从个人威信还是“新模范军”财政的角度来看，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行动都不那么单纯。伴随着“新模范军”的挺进，克伦威尔也鼓励英国自耕农向爱尔兰移民。他驱逐爱尔兰人向西北迁徙的口号——“不想进地狱就滚到康诺特去”，成为著名的“克伦威尔诅咒”，并在日后爱尔兰的民族争端中持续发酵着。
1650年5月，克伦威尔在爱尔兰战事仍未完全结束之际便将指挥权移交给自己的女婿亨利·艾尔顿，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回伦敦。因为此时来自丹麦和荷兰的大批雇佣军已经开始在苏格兰集结，国会迫切希望能先发制人。最初国会议员并不希望克伦威尔独领风骚，他们委任托马斯·费尔法克斯为帅，远征苏格兰。但自查理一世被处决之后，费尔法克斯便对政治和战争失去了热情，而克伦威尔从爱尔兰前线赶回来“规 劝”他领命的举动，更坚定了费尔法克斯急流勇退的信念。6月26日，克伦威尔正式成为英格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对此，克伦威尔不无虚伪地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示：“我并不想担任这些职务，这是上帝召唤我去做的！”
以步兵为主力的苏格兰人
克伦威尔在邓巴尔。凭借着清教徒军队的锐气，也许还有运气，克伦威尔屡挫强敌
7月底，克伦威尔统率105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进入苏格兰境内，但志得意满的他并没有想到这次远征竟险些令他上演“败走麦城”。由于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地区早已因反复拉锯而变得荒芜，在苏格兰人的高沟深垒和后勤压力之下，克伦威尔的军队很快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8月，在疫病和饥饿的折磨之下，克伦威尔先是退守马塞尔堡，随后又撤往沿海的丘陵地带——邓巴尔。此时苏格兰统帅大卫·莱斯利坚壁清野的战略目的已接近成功，但是把持苏格兰政权的长老会却失去了耐心，他们认定克伦威尔已然穷途末路，勒令大卫·莱斯利“追杀穷寇”。
1650年9月3日，克伦威尔生命中最为艰险的一战正式打响。手握2.1万名苏格兰雄兵的大卫·莱斯利计划在清晨给予英国军队致命一击。但是仅有1.1万名部下的克伦威尔却决定先发制人。午夜时分，克伦威尔先在左翼发动佯攻，随后6个中队的骑兵突然杀入苏格兰人的右翼。猝不及防的苏格兰军队虽然用长矛顶住了对手的第一轮进攻，但是随着克伦威尔亲率3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的预备队投入战场，大卫·莱 斯利的战线彻底崩溃了。
由于大批部队被克伦威尔的骑兵驱赶至战场西侧的深谷地带，苏格兰军队的兵力优势根本无从施展，结果陷入了合围。最终带着上万名俘虏，克伦威尔策马扬鞭冲入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尽管战争还在继续，但是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至此再无一支武装力量可以挑战克伦威尔的权威了。日后丘吉尔颇有诗意地写道：“英格兰垂手顺服，爱尔兰俯首慑服，苏格兰悚然屈服。这三个王国统一起来，处于伦敦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不可抗拒的力量填写了英国历史上最难忘的一页。”1651年9月，克伦威尔在伍斯特攻陷了查理二世据守的最后一座“王室堡垒”。为此，国会不仅慷慨地支付给他4000英镑的年薪，更将号称“英国凡尔赛”的汉普顿宫辟为他的私人府邸。一时间，关于克伦威尔即将自立为王的传言在英国甚嚣尘上。
军队之中自然不乏“劝进者”，而国会中一些识时务者也开始公开发表英国需要“君主制”的言论，克伦威尔身边稍有政治头脑的幕僚则建议克伦威尔可以先册立查理一世12岁的小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为国王作为过渡，但克伦威尔却深知时机尚未成熟，因为他要面对的敌人不仅存在于英国国内。当时庞大的军费开支令英国财政日益恶化，尽管在内战中没收的保王党土地还可以支撑一阵，但如果没有海外贸易的利润，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所绽放的资本之花最终只会慢慢枯萎。要打开贸易航路便需要一场海上战争，而这恰恰是克伦威尔仍需要国会的最佳理由。
在内战时期，英国海军的建设几乎停滞不前。因此克伦威尔出任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之后，随即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海军改革。一方面大批新型舰艇下水服役，另一方面一个由“新模范军”将领组成的海军委员会取代了昔日私掠船主和贵族把持的海军元帅制。尽管海军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对海战一窍不通，但是充足的物资供应、光鲜的军衔以及鼓励缴获或摧毁敌舰的“奖金”还是令英国海军士气如虹。1651年10月9日，英国颁布旨在排斥“海上马车夫”荷兰的《航海法案》。该法案宣布英国在海上进口的货物只能使用英格兰船只，或是卖方的船只运送，而不得使用除此以外的其他船只。与此同时，英国海军开赴地中海等地打击以鲁珀特亲王为首的保王党私掠船。
英国海军对保王党舰队的打击很快便蔓延到其依为巢穴的欧洲港口，以及英国的海外殖民地。1650年，英国海军封锁葡萄牙沿海。曾在英国的帮助下摆脱西班牙获得独立的里斯本方面，无奈地宣布放弃支持鲁珀特亲王。1651年1月，共和国军队收复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据点，3月保王党控制的美洲殖民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宣布向伦敦投降。1652年春，克伦威尔大张旗鼓地宣布要越过海峡远征敦刻尔克，正在 与西班牙人作战的法国首相、枢机主教马萨林被迫与克伦威尔展开谈判。随着1652年9月英国海军重创法国舰队，被西班牙军队围困的敦刻尔克随即陷落。不过此时英国最主要的对手是控制着波罗的海的贸易和印度群岛的香料，并垄断鲱鱼捕捞的荷兰人，因此克伦威尔并没有前往法国一展其陆战才华的野心。随着路易十四的特使抵达伦敦，宣布无条件承认英国的共和国体制，英法之间结成了战略同盟。此时英荷两个海上强国已经在辽阔的北大西洋和地中海大打出手了。
第一次英荷战争的起因是一起无足轻重的外交纠纷。1652年5月19日，一支由荷兰海军名将马顿·特罗普指挥的荷兰舰队，保护着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货物通过英吉利海峡。他们恰巧与罗伯特·布莱克麾下的英国海军遭遇。眼见荷兰舰队没有向自己致以“升旗礼”，布莱克秉承着“藐视我就是与英国为敌”的宗旨要求对方停船进行检查。由于此时英国海军正与法国处于敌对状态，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坚持有权没收荷兰商船所承载的法国货物。以“海上物流”为生的荷兰人自然不甘受辱，于是一场海上冲突由此展开。
克伦威尔虽然宣布自己不支持战争，但恰如荷兰人所说，“英国海军在攻击一座金山，而荷兰人则在攻击一座铁山”。荷兰海军虽然在地中海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其在波罗的海、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贸易航线却不堪英国人的滋扰。英国海军的损失不过是一些“铁屑”，而每一艘被击沉荷兰船只都是“金山”上掉落的财富。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间，荷兰的经济便濒临崩溃了，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杂草丛生，乞丐遍地。1653年8月的斯赫维宁根海战中，马顿·特罗普的战死更令荷兰海军痛失支柱。荷兰政府迫切希望和英国讲和。
与荷兰相比，英国的财政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维持庞大的海军令英国政府一年需要支出100万英镑，其中还不包括建造新型舰艇的30万镑。巨大的财政赤字令英国国会不得不重新推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面对社会上不满的声浪，冷眼旁观的克伦威尔随即挺身而出，“代民请命”。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以国会正在审议的基于财产分野的议员选举办法为突破点，带着军队的满腔愤怒出现在国会上。起初克伦威尔若无其事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当国会宣布对新的选举法进行表决之时，他却突然起立以不指名的方式呵斥国会议员们的腐败堕落。当情绪上升到顶点时，克伦威尔大声怒吼道：“我不让你们再胡说八道，你们根本不能代表国会。”随后大批士兵冲入国会大堂，将议员们赶到了街上，连带那个被克伦威尔斥责为“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议长小槌也被扔了出去。
第一次英荷战争中的斯赫维宁根海战
面对空空如也的国会大楼，伦敦人俏皮地在门上贴上了“本宅出租——不附带家具”的字条。但是权力的宝座却没有被空置，英国的街头不仅出现了“12个议员只值1便士”的弹唱，也出现了头戴王冠的克伦威尔画像，下面还出现了这样的注脚：“登上三个王位的宝座，伟大而神圣的将军，这是上帝的旨意，狮子纹章应该属于你！”但是克伦威尔最终在王座面前停下了脚步，有人说他是良心未泯，心中已经有着共和的信念，也有人说他无法平息军队中的不平声浪，只能退而求其次。同样曾位极人臣 的丘吉尔则说：“他是个土里土气的都铎王朝绅士。他只希望看到苏格兰和爱尔兰俯首归顺，看到英格兰成为西方世界所畏惧的强国，有顽强的自由民、正直的地方官、博学的牧师、蒸蒸日上的大学和无敌的舰队。”这些因素或许都存在，但都非决定性因素。因为克伦威尔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大不列颠可以闭关自守的时代，他无法像“无地王”约翰和亨利·都铎那样躲进一统山河的迷梦之中。没有英国各阶层的支持，他无法结束与荷兰的战争，更无法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欧洲。
1653年7月，克伦威尔重新组建了以军官团和清教徒为主的国会。与此同时，克伦威尔则获得堪称“无冕之王”的护国公头衔。可笑的是，这个新的国会成立伊始，便宣布将参选议员的门槛由40先令的地产提升为200英镑的不动产。克伦威尔对此颇为不满，最终他咆哮道：“你们似乎打算制造分裂，而不是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他再度宣布解散自己组建的小型国会。不过此时英国已经于1654年4月15日与荷兰签订了《威斯敏斯特和约》。根据和约，荷兰承认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拥有与自己同等的贸易权，同时支付27万英镑的战争赔款，并割让大西洋上的圣赫勒那岛。另外，在英国水域，所有荷兰水手都需要向英国船只致敬。
《威斯敏斯特和约》
王政复辟与第二次英荷战争
晋升为护国公的克伦威尔并没有停止他对外扩张的脚步。1655年，英国海军不宣而战，攻占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重要据点——牙买加，由此英国正式介入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对此英国政务院秘书约翰·瑟洛曾不无忧虑地指出：西班牙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而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正冉冉升起，日后必将成为英国的潜在威胁。但克伦威尔更重视眼前的利益，在随后的两年里，罗伯特·布莱克多次闯入西班牙辽阔的海外殖民地。仅在1657年4月20日的战斗中，他和他的舰队便摧毁了西班牙人的6个珠宝转运港、10艘护航舰和6个炮垒。
布莱克的成功得益于他在海军战术领域的创新，作战时他将所有舰只以一定间隔排成一个纵队。这种队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舷侧炮火的威力，同时海军指挥官也可根据自己的作战意图对井然有序的舰队实施最有效的作战指挥。这一全新的战术配合英国海军3层甲板、密布火炮的重型战列舰，以及英国水手5分钟内实施5次舷炮齐射的战术素养，使英国海军不但在海上所向披靡，甚至不再畏惧工事完备的岸炮堡垒。
不过，常年的海上生活也极大地损害了布莱克的身体健康。1657年夏，重病在身的他返回英国。一心渴望在去世之前能够靠岸的他，最终还是在战舰抵达朴茨茅斯海湾进口处时溘然逝世。但是在他身后却留下了一支“英舰千艘霸海天，夷艇垂篷表恭谦；军威远震如风吼，四海扬帆漫无边”的强大海军，以及一度被后世奉为金科玉律的《永久战斗条令》。
与海军的高歌猛进相比，英国陆军在克伦威尔成为护国公之后的处境有些尴尬。1655年3月，保王党“余孽”约翰·彭鲁达克上校发动叛乱。尽管这次武装政变很快便被镇压，但是来自秘密警察的报告却令克伦威尔在众多未遂的阴谋面前选择了高压姿态。他随即将英格兰和威尔士划分为十一个区，每个区派驻一支骑兵和一队经过改编的武装民兵。身为封疆大吏的各区军政长官除了维护治安之外，还要向公认的保王党人征收特别税金，并推行清教徒的宗教观念。一时之间，英国各地赌博、酗酒、通奸等社会恶习被一扫而空，但一些如斗熊、斗鸡、赛马和摔跤在内的体育活动也遭到禁止，颇显因噎废食。甚至出于对圣诞节的反感，克伦威尔纵容士兵在圣诞夜闯入民宅，抢走烤箱里的肉。
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海军名将罗伯特·布莱克
尽管对国内的整肃消耗了克伦威尔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但是1657年他依旧接受了路易十四的邀请，派出一支3000人的地面部队前往法国北部与西班牙作战。因为路易十四许诺，一旦收复格拉沃利讷、敦刻尔克和莫迪克三座重镇，法国政府便将敦刻尔克割让给英国。为了应付这场战争，克伦威尔不得不重开国会。此时克伦威尔年事已高，他重组国会显然不只是为了获得战争经费，正如他的支持者所说：“护国公的称号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而国王的称号则不同。”但是最终在军官团的反对之下，克伦威尔只能勉强保住护国公世 袭这一权利，王冠依旧与他无缘。心怀不满的他于1658年1月突然第三次解散了国会。
出兵法国是克伦威尔个人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次成功。在海军舰炮的支援下，英国陆军成功地在敦刻尔克东北的迪讷战场牵制住了西班牙军队的右翼及预备队骑兵，法国人这才从容地完成了对敌军左翼的迂回。为了感谢克伦威尔的帮助，年轻的路易十四履行了承诺。在失去加莱整整一个世纪之后，英国终于重新在欧洲大陆获得了一个桥头堡。但是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收获更多，获得了相当于今天比利时全境的西属尼德兰之后，一个强大的法兰西在欧洲日益抬头。
1658年9月3日，在邓巴尔战役的5周年纪念日里，克伦威尔在大风暴的怒吼声中逝世。据说他的遗嘱是“上帝和祂的人民在一起”。这句话尽管充斥着共和精神，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克伦威尔所享受的一切待遇都与国王并无二致。在最后一届国会的开幕式上，议员们为他奉上一件貂皮镶边的、紫红色的丝绒袍，并献上黄金制成的权杖，一支160人的卫队则拱卫在他的四周。而他死后，更享受到如詹姆士一世一般的王室葬礼，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站满了身着带黑色纽扣的崭新红色制服的士兵。君王的虚名对克伦威尔而言确实如“帽子上的一根羽毛”，但就是这“一根羽毛”的差别，最终将其继承者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事实上，在1657年强迫国会同意护国公世袭之前，克伦威尔并未认真考虑过让他的儿子继承这一位置。因为在内战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克伦威尔对剩下的子女照顾有加，并没有刻意去培养他们在政界和军界的威望。其长子理查德被认为是一个“温和有礼”的农夫，甚至连自己的庄园都经营不好。长期以来被认为最有可能继承克伦威尔衣钵的是他的大女婿——亨利·艾尔顿。但是在爱尔兰执行反游击战的艾尔顿最终败给了病魔，克伦威尔随即将他的遗孀和爱尔兰地区的军务交给另一位颇具才能的将领查尔斯·弗利特伍德照料。
作为曾经和克伦威尔在苏格兰战场上一起浴血拼杀的老部下，弗利特伍德颇受信任。弗利特伍德也对克伦威尔表现得忠心耿耿，他拒绝了克伦威尔提名他为继承人的提议，全力支持克伦威尔的长子理查德。事实上，克伦威尔的次子亨利·克伦威尔倒是颇有乃父之风，他从一名骑兵上校起步最终继承了弗利特伍德的岗位，成为共和国期间最后一任爱尔兰总督。因此有人认为克伦威尔如果能够“废长立幼”，那么共和国的危机仍有机会安然度过。
克伦威尔尸骨未寒，其继任者理查德便不得不面对来自国会和军队的双重压力。赋闲在家的议员们指责政府在护国公葬礼上花费太多，而军中老将则根本不买理查德 的账，他们抓住总司令一职不可世袭的法律漏洞，要求理查德将军权交给他的姐夫弗利特伍德。这场危机表面上看是由理查德个人威望不足引起的，但事实上却折射出共和国在经济和军队建设中长期存在的隐忧。克伦威尔统治时代，英国财政年收入约为190万镑，相对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王室仅60万镑的年收入可谓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仅军费开支一项便轻松耗尽了共和国的国库。包括来自尼德兰和牙买加雇佣军在内的6万常备陆军需要110万英镑来滋养，而活跃于辽阔大西洋、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英国海军则每年至少需要花费50万镑用于维持运转。如需进行海上战争，海军军费将上涨至90万镑。
理查德·克伦威尔
查尔斯·弗利特伍德
克伦威尔不是没有想过裁军，在他的生命燃烧殆尽之时，英国陆军已经削减至4.8万人。但是要维护爱尔兰和苏格兰地区的稳定，这样的陆军规模已经是底线了。在裁军的同时，克伦威尔也有意摒除有反政府倾向的军官，这一举措令共和国陆军的上层基本都是克伦威尔的老部下，他们对克伦威尔本人效忠却对政治漠不关心。昔日的“新模范军”士兵在更新换代之中也逐渐视军队为谋生手段，不再热衷于分辨君主和共和之间的异同。如果说克伦威尔是一位国王，这样的军队或许仍将追随理查德，但是恰恰在西班牙还有一位“正统”的国王——查理二世虎视眈眈地关注着自己祖国的异动。
查理二世长期都在策划刺杀克伦威尔，而在新任护国公被迫重新召集国会以压制军队势力之际，保王党人趁势而起，但“新模范军”军威仍在，克伦威尔远征苏格兰时的副手约翰·兰伯特轻松镇压了保王党在各地的反叛。这次军事行动也最终宣布了军队在共和国的决定性位置。克伦威尔已经证明了没有国会的共和国仍能运作，但没有了军队的支持整个共和国体系便将轰然倒塌。1659年10月，迫于兰伯特的压力，国会再度被解散。但兰伯特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谋划着与查理二世结成儿女亲家，在复辟君主制之后谋得家族的荣华富贵。
军队名义上的领袖弗利特伍德对兰伯特的阴谋洞若观火，一时间英国陆军之中形成了以兰伯特为首的英格兰方面军与弗利特伍德、亨利·克伦威尔指挥的爱尔兰方面 军对峙的局面。新的内战一触即发，而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在于驻扎苏格兰的乔治·蒙克。蒙克出身贵族世家，早年还曾跟随白金汉公爵南征北战。在英国内战中他曾加入王室武装与国会军作战，但时运不济，被国会军俘虏，送入伦敦塔中接受“改造”。在被关押的两年里，蒙克笔耕不辍，写下了雄文《政治及军事情况分析》。克伦威尔对他很是赏识，不仅令他重获自由，还委以重任。在苏格兰战场之上，克伦威尔与蒙克在邓巴尔并肩作战，事后论功行赏，克伦威尔委任他为苏格兰的封疆大吏。其后蒙克虽曾指挥海军参与第一次英荷战争，但对苏格兰却始终不肯放手。克伦威尔倒是用人不疑，在出任护国公后任命他为苏格兰总督。手握不列颠半壁江山的蒙克自然不是泛泛之辈，在国会与军队陷入分裂之际，他表面拥护共和，在苏格兰重组地方议会，但实际上却忙于排除军中异己。1659年11月，在获得苏格兰普遍支持的情况下，蒙克高举“恢复国会和法律原则”的旗帜率7000精兵南下。此时雌伏已久的国会军元老——托马斯·在约克郡公开支持蒙克，兰伯特曾试图率军抵抗，但却发现自己的威望根本不足以调动军队和民众。在伦敦百姓的欢呼声中，理查德、弗利特伍德被迫下野，兰伯特则被送入了伦敦塔。在掌握了英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柄之后，蒙克宣布重组国会，并提议迎回流亡海外的查理二世为英国合法君王。
国会随即给滞留西班牙的查理二世送去大笔金钱，过去敌视国王的舰队奉命保护查理二世回国。1660年5月5日，蒙克将军恭敬地迎接“王者归来”。在查理二世前往伦敦途中，各阶层的人熙熙攘攘，人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噙着泪水尽情欢呼，仿佛终于从地狱中得到解脱。面对“新模范军”整齐威武、寒光闪闪的阵列，查理二世或许还会想起昔日被他们追逐到走投无路的时光，但是此刻他们却成了王权的坚盾。伦敦的市长和议员带头欢庆这一节日。国会上、下两院表示忠于国王本人，承认他的权力。各阶层的民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保王党还是圆颅党，此时都表现出和解的精神，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欢乐场面。丘吉尔不无感慨地称这一天为英格兰的极乐之日。而这一天恰恰又是查理一世的11周年忌日。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个国王归来并不能为债台高筑的英国带来实质性的收益，相反国会需要替查理二世流亡时打下的白条埋单。因此解散常备军便成了缓解财务危机的唯一出路。好在近5万之众的英国陆军此时也厌倦了战争和对内镇压，几个月之内，这支力量无限、不可战胜、随时可能吞噬不列颠王国和社会的军队中90%的人重归平民行列，几乎没有任何的躁动。因为克伦威尔已经教导了他们服从和自制，如同勇猛和狂热一样。与普通士兵不同，昔日共和国军队的灵魂人物兰伯特被判处了 死刑。为了替父报仇，查理二世又授意对昔日内战中打垮王室武装的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莱克三人进行“鞭尸”。
查理二世加冕像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查理二世将克伦威尔等人已经腐烂的尸体挂在绞刑架上24小时，然后枭首示众的行为当然颇为残酷，但恰如英国史学家事后所总结的那样，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查理二世此举属于“抛出死尸而挽救活人”。克伦威尔的两个儿子并没有受到生命威胁，理查德被放逐了30年之后于1712年回到英国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亨利则由于拱手交出了爱尔兰的军权而受到了政治上的优待，保全了家族在剑桥的产业。因此英国民间长期流传着示众的尸体并非克伦威尔，护国公的遗体早已被秘密转移的故事。
表现克伦威尔被暴尸的木刻画
历史的车轮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倒转整整一圈。查理二世的归来不仅是王政复辟，也是国会的复辟。国会在战场上打败了国王，同时也控制了为此目的而建立的令人生畏的军队。在纠正了过激的思想之后，国会最终成为不可抗拒、无可争议的英国统治机构。新的君主观念已经形成，但是英国距离完整意义上的君主立宪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关于国王、国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最终要在大西洋彼岸的另一场“英国内战”之中才会重新引发争论。
英国军队和民众之所以鄙弃雄才大略的克伦威尔，选择接受查理二世这个花花公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护国公严格要求整个社会按照他所认可的“清教徒”模式运转，令人倍感压抑和无趣。而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确没有选错人：查理二世风度翩翩、生性幽默，其风趣的言谈使之获得英国民众的爱戴；多年流亡海外，寄居各国王室的生活更令他成了声色犬马领域的行家里手，源自英国、日后风靡世界的赛马都是他亲手制定的规则。民众称他为“快活王”并无一丝讽刺之意。在这样一个国王的引领之下， 英国社会各阶层都倍感轻松，有人不无惋惜地总结道：各个阶层赞成罪孽者的松散统治，却不喜欢圣人的严格管束。其实当时的英国人都愿意充当上帝的选民，可是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清教徒所崇拜的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
由于有限的陆军需要驻守不安分的爱尔兰和苏格兰，查理二世在1662年将克伦威尔在法国圈占的据点——敦刻尔克，以4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路易十四。不过上帝似乎很眷顾这个败家的花花公子，这一年他迎娶了葡萄牙公主卡特林娜，又轻松地获得了80万英镑的嫁妆以及葡萄牙重要的海外贸易据点——北非的丹吉尔和印度的孟买。当然查理二世的老丈人——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并非老年痴呆，他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将女儿嫁入英伦，主要还是出于国家战略方面的考量。自1640年重获独立以来，葡萄牙在欧洲便始终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世仇西班牙虽然日益没落，但对于葡萄牙而言依旧是不可力敌的“庞然大物”。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野心勃勃，葡萄牙与之结盟也无非是被捆绑在“太阳王”的战车之上。而真正对葡萄牙构成威胁的则是当时的海权强国——荷兰。
1640年6月，荷兰海军开始封锁葡萄牙在东南亚的核心贸易据点——马六甲。经过半年的围攻，葡萄牙守军付出了超过7000人的死伤，最终不得不开城投降。随后荷兰又在印度洋连续拔除了葡萄牙人建立的科伦坡和讷加帕特南，昔日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创的印度洋贸易圈只剩下果阿仍在苦苦地坚持。为了“止损”，更为了借助英国的力量对抗荷兰，若昂四世只能忍痛割爱，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用情不专的查理二世。
尽管风流成性的查理二世在宫廷里全然不顾影响地招蜂引蝶，一度气得正牌王后卡特林娜鼻孔出血，昏迷不醒。但对岳父馈赠的两处殖民地，查理二世却颇为上心，他不仅拿出国库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去巩固遭受北非摩尔人围攻的丹吉尔，更在孟买的葡萄牙总督拒绝移交的情况下，大力扶植英国商贾进入印度洋。伊丽莎白时代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正是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进入了孟加拉湾，并在查理二世特许其“自主圈占土地、铸造钱币、组建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约”的5条法律之下日益壮大。
随着查理二世将英国对外扩张的重心由克伦威尔时代的欧洲大陆转向了辽阔的海外殖民地，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关系更趋恶化。此时的荷兰已经从第一次英荷战争失败的阴影中恢复了元气，开始在各个领域挑战英国的权威。荷兰渔船频繁出没于苏格兰沿海捕捞鲟鱼。1626年以相当于24美元的价格买下的曼哈顿岛，日益成为荷兰在北美殖民地的中心，威胁着被称为新英格兰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为了在海上一举击败荷 兰人，英国国会拨款250万英镑用于加强海军建设。与此同时，英国内战时期的百战老将——鲁珀特亲王和乔治·蒙克也联袂出征，不过英国海军总司令的桂冠还是戴在了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士的头上。
身为王弟的詹姆士倒不是一个纨绔子弟，在流亡海外期间，他曾以客将的身份活跃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之中，并得到了法国名将杜伦尼的赏识。应该说英、荷两国海军在开战前整体战力不相伯仲，但是此时的荷兰殖民地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免呈现备多力分的局面。1654年荷兰被迫放弃对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的入侵和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出台湾，都显示了荷兰海军在全球战线上的兵力不足。因此约克公爵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正式爆发之前，决定首先拿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开刀。1664年8月，4艘英国海军战舰驶入赫德森河入海口，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殖民地无力抵抗，英国人随即将这座据点改名为“新约克”（即“纽约”）。英国人在北美的不宣而战，以及频繁骚扰荷兰西非殖民地的举动，令荷兰政府忍无可忍。1665年2月22日，阿姆斯特丹正式向伦敦宣战。
英荷之间的第二次交手在开始阶段几乎是第一次战争的翻版，英国海军扼守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迫使对手展开毫无胜算的决战。在1665年6月13日爆发的洛斯托夫特海战中，英国海军成功地重创对手。但是查理二世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先是解除了不肯追杀残敌的弟弟詹姆士的指挥权，随后又命令英国舰队冲入中立国的港口攻击荷兰商船。此举随即引发了丹麦与英国的敌对，路易十四也趁势向英国发难。至1666年1月，英荷战争已经演变成了三大西欧强国对英国的围攻，尽管英国海军在战场上仍保持着进攻姿态，但国内蔓延的“黑死病”和1666年9月的伦敦大火却令查理二世不得不与荷兰展开和谈。
应该说，英国和荷兰此时都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再继续下去只能是令法国这个“渔翁”从中得利。但是在和平条约商洽期间，荷兰海军却于1667年6月19日夜晚涨潮之时闯入了泰晤士河。荷兰军舰的炮声随着泰晤士河的波浪传到伦敦，隆隆作响，震耳欲聋，令整个大不列颠为之震动。荷兰海军展开此次奇袭是为了报复“霍尔姆斯篝火”事件：1666年8月8日，英国海军纵火烧毁了停泊于弗利兰岛的150多艘荷兰商船。荷兰人虽出了一口恶气，却也令英国上下无不怀恨在心。英荷于1667年7月31日签订的《布雷达条约》墨迹未干，查理二世便开始为一举摧垮荷兰而进行备战。
事实证明，查理二世不是一个可以在战场上披坚执锐的统帅，却是工于心计的君王。第二次英荷战争刚刚结束，查理二世便以共同防御法国为名组建了英国、荷兰和 瑞典三方同盟。之所以拉上瑞典，是因为此时的瑞典为争夺北欧霸权与丹麦势同水火，三方同盟的缔结无疑是将英国作为一个楔子打入了荷兰与其传统盟国丹麦之间。事实上，查理二世根本无心将这个同盟长久地维系下去，他所有的外交动作无非是在法国人面前自抬身价。一心想要称霸欧陆的路易十四果然坐不住了。这位亲政不久的少年君主一边与西班牙媾和，一边向查理二世暗送秋波。1670年，堪比《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英法《多佛条约》签订，和苏德瓜分波兰一样，英法将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荷兰。
第二次英荷战争中的洛斯托夫特海战
“三方同盟”无疑是查理二世手中最大的筹码。为了收买英国和自己站在同一战壕，路易十四不仅开出了200万利佛尔的军费以补助英国海军，同时还为查理二世奢靡的宫廷生活埋单——每年向英国王室提供16.6万英镑的赞助。当然路易十四也并非全无索求，作为天主教势力的新生代旗手，路易十四要求查理二世“在对他的王国无害的时候加入天主教”。
1672年3月，法国向荷兰宣战，在路易十四的亲自指挥之下，12万法国陆军浩浩荡荡地越过莱茵河，而此时的荷兰仅有2.7万常备陆军。查理二世随后跟进，秉承着他“同他们（荷兰）决裂，然后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的旨意，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公然向荷兰舰队挑衅。第三次英荷战争随即拉开了序幕。
面对兵力雄厚的法国陆军，荷兰人在地面战中且战且退。但是在海战中，荷兰海 军却秉承着先发制人的宗旨，直接将战舰驶入了英法联合舰队的锚地——索莱湾。面对众志成城的荷兰海军，英法两国同床异梦的弱点显露无余。坐拥35艘战舰的法国海军借口风向不利仓皇避战，丢下由约克公爵詹姆士挂帅的英国海军独自承受荷兰人的火船冲击和炮火。
第三次英荷战争中的索莱湾海战
据说身为王弟的詹姆士在海战中两易旗舰，但最终坚持到了英国海军的援军抵达，逼迫荷兰人退出了战场。索莱湾海战尽管从战术层面来说可以算是平手，但却为荷兰赢得难得的喘息之机。在荷兰海军将英法联合舰队阻击于英吉利海峡的同时，昔日“荷兰国父”威廉一世的曾孙威廉三世（查理一世是其外公）被公推为荷兰“最高行政长官”。这位22岁的年轻人上台伊始便效法先祖在1574年对抗西班牙人的手段，掘开了保护荷兰免受海侵的穆伊登堤坝，汹涌的海水不仅吞没了众多不及躲避的法国士兵，更令莱茵河两岸成为一片泽国。路易十四通过“闪电战”鲸吞荷兰的计划至此彻底破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的反对势力也开始行动起来。以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为首的德意志联军开始跨越莱茵河中游威胁法国本土，西班牙人则在法国控制的意大利地区四处“点火”。此时英国国内反对与法国结盟入侵荷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1673年5月，在又一次撤换了自己的弟弟詹姆士之后，查理二世委任自己的表哥——鲁珀特亲王为海军司令。英法联合舰队开始尝试着夺取制海权，并将法国陆军直接运送到阿姆斯特丹附近登陆，但是荷兰海军在战场上的优异表现却令这一计划一再流产。鲁珀特亲王事后称：“法国舰队对这次失败应负全责。”但英国史学家坎·贝 尔却中肯地表示：“荷兰，因其舰队司令精明强干，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使完全被封锁的港口重新开放，并战胜了一次可能的入侵，使敌人放弃了所有入侵的思想。”
英国海军在战场的失利加速了国内的政治分歧。英国商贾们不满频繁的征战导致进出口衰退，他们攻击国王为路易十四的走狗，清教徒们则指责《多佛条约》出卖了不列颠的自由和信仰。无奈之下，查理二世只得于1674年与荷兰单独媾和。根据双方签署的《威斯敏斯特和约》，荷兰以80万克伦（荷兰盾）的战争赔款买来英国的中立。对此，疲于和德意志、西班牙交战的路易十四自然怒不可遏。他随即向欧洲披露了《多佛条约》的秘密条款，一时间英国国内反对“天主教复辟”的声浪空前高涨。由于长期没有子嗣，查理二世只能将詹姆士之女玛丽嫁给荷兰执政威廉三世，以暂时缓解民间对于其弟詹姆士继位的担忧。詹姆士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英国民间甚至流传着其第二任妻子——意大利城邦摩德纳的公主玛丽亚是教皇安插在英国的奸细。
詹姆士着军官制服像
英国社会对詹姆士的不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酵，查理二世尝试过解散国会，将自己的弟弟流放，但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毕竟自王政复辟以来，英国国内便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之下，关于詹姆士是否应成为王储的问题不过是各派政治势力的一场博弈而已。有趣的是，由于内战的血腥记忆并不遥远，敌对双方都不为自己命名，而是给对方贴上标签。反对詹姆士的清教徒和苏格兰长老派被称为“辉格党”（意为马贼），而支持詹姆士的一派则被讥讽为“托利党”（意为土匪）。在各种阴谋和持续的动荡之下，查理二世的生命逐渐走向了尽头。在英国人看来，查理二世并非是一个无能的君主，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和登基后的内忧外患使得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堪称老成持重。尽管他的光芒被路易十四无情地掩盖了，英格兰似乎也不复昔日伊丽莎白和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的强盛。但是恰恰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英国在印度洋沿岸、非洲沿海打下了一系列坚实的基础，并将领土扩展到遥远的北美。恰如《神圣的不列颠》 一书中所说：“那里阳光灼热，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部分，它得到迅速发展，将比本土拥有更加雄厚的力量。”
“光荣革命”和英国介入欧洲争夺的内幕
1681年，查理二世驻军牛津，以武力逼迫“辉格党”放弃与詹姆士敌对的立场。此后的5年时间里，英国表面上平静如初，但反抗的力量却在暗中集聚。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之时，甚至没有人公开反对詹姆士继承大宝。一心想要效仿路易十四，建立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詹姆士二世随即错估了形式，他开始在国内推行蓄谋已久的“天主教复辟”。但这位习惯了戎马生涯的原约克公爵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论神学修养他难望其祖父詹姆士一世的项背，论军功他又岂能赶上克伦威尔？这两位都未能改变英国传统国教的统治地位，詹姆士二世的改革也就不难预测了。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这位新任国王的是其侄子——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在苏格兰人于北方发动叛乱的同时，寄居荷兰的蒙茅斯公爵率领一干志同道合者杀回英国。登陆伊始便大肆造谣说詹姆士二世“弑兄篡位”的蒙茅斯公爵，虽然成功纠集了数千心怀不满的农民，但却迎头撞上了詹姆士二世放弃北非丹吉尔要塞后调回的一干虎狼之师。打着黑色军旗的蒙茅斯公爵随即溃不成军，授首于断头台上。
不过蒙茅斯公爵之所以敢于铤而走险，很大程度上缘于他自恃有一个颇具实力的堂姐夫——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威廉三世表面上不建议蒙茅斯公爵回国夺位，但暗中却表示将派出3个荷兰步兵团支援自己的小舅子。当然蒙茅斯公爵不仅成了投石问路的棋子，他的死更为威廉三世扫除了继承英国王位的一大障碍。随着詹姆士二世对蒙茅斯公爵的支持者展开疯狂的迫害，在国内变本加厉地推行独裁统治，威廉三世开始筹划进军英国。
1687年1月，众多查理二世时代的老臣被詹姆士二世罢免。威廉三世随即以规劝之名向英国派出特使，开始秘密联络英国国内的反对派。经历了一次血腥的内战之后，英国军队普遍不愿同室操戈。于是在威廉三世的鼓动之下，军队上层很快便形成逼迫国王退位、拥立新君的共识。1688年11月，在授意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为首的德意志联军牵制路易十四之后，威廉三世率领一支精锐的荷兰海、陆军向英国进发。
获悉威廉三世登陆英格兰时，詹姆士二世似乎还相当淡定。毕竟在位3年以来，他始终在强化军备以巩固自身统治，每年60万英镑的军费为他豢养了一支近3万人 的常备陆军，詹姆士二世还经常巡视军营，他自认在军中颇具威望。詹姆士二世计划用两倍的兵力将自己的女婿围困于英格兰西部，然后再出动海军破坏对手的海上补给线。但是两军刚一接触，英国陆军便倒戈成风。詹姆士二世企图以逮捕军官来控制局面，最终却换来了更大规模的崩溃。无奈之下詹姆士二世只能逃亡法国。威廉三世从容地进军伦敦，史称“光荣革命”。
荷兰执政威廉三世登陆英国，揭开了“光荣革命”的序幕
“光荣革命”之所以被英国史学家津津乐道，并非在于它是一场“不流血”的改朝换代。事实上，在詹姆士二世及其继承人的鼓动之下，“光荣革命”的余波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所引发的“流血冲突”不亚于克伦威尔的杀戮。1690年，为了驱逐盘踞在爱尔兰的老丈人，威廉三世亲率4万大军出征都柏林。直到1691年7月，他在奥格里姆大败法国、爱尔兰联军才最终稳定了局面。苏格兰人的暴动更是此起彼伏，一直延续到1745年。
1688年发生在英国的这场鼎革中，所谓的“光荣”，完全来自于普通民众和国会议员们的心理满足。自伊丽莎白一世以来，英国终于迎来了一位在宗教上放任自流，对国会尊崇有加的君主。当然，威廉三世不是不想强化自身的王权，而是面对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的扩张，这位身兼英国国王和荷兰执政的君主实在分身乏术。
1661年亲政的路易十四可以说是上帝的宠儿，他接手的法国经历了黎塞留和马 萨林两代“红衣主教”的励精图治，已经成为独步欧洲的庞然大物。其1900万的人口是英国或西班牙的三倍，接近荷兰的八倍，这意味着法国拥有远超任何一个对手的战争潜力。装备精良的法国陆军在名将杜伦尼、孔代亲王等人的率领之下可谓横行无阻，而在管理与经济天才科尔贝尔的精心组织之下，法国海军通过规模化生产，在短短5年间便建造了65艘战舰，其海军总吨位迅速攀升至欧洲首位。但是握有满手好牌的路易十四却不是一个精明的统治者，他好大喜功的个性令法国军队在一场场劳而无功的战争中耗尽了气血。
第三次英荷战争虽然于1674年便落下了帷幕，但法国和荷兰及德意志诸邦之间的厮杀却持续到了1679年。在名将杜伦尼战死、国内经济日益吃紧的情况下，法国虽然与荷兰、西班牙及德意志诸邦签署了《奈梅亨条约》以结束战争，但路易十四却并不满足。条约墨迹未干，他便在国内成立所谓的“复合法庭”，开始向缔约国追缴割让的土地。德意志诸邦此刻正面对匈牙利人反德起义和土耳其入侵的威胁，自然不愿与路易十四正面冲突，一时之间法国的版图之辽阔可谓前所未有。
1683年，15万土耳其大军由贝尔格莱德沿多瑙河北上，于7月17日合围维也纳，一时间整个欧洲为之震动。波兰国王约翰·索比斯基不顾国土动荡和与俄国的连番战事，毅然率军驰援。在法国宫廷中，鼓动路易十四率军加入圣战行列的也不乏其人。出生于巴黎的意大利少年贵族弗朗索瓦·欧根由于母亲和路易十四关系暧昧，主动向路易十四请求率一个步兵团前往维也纳参战。不过幸灾乐祸的路易十四非但没有为这位少年的拳拳之心所感动，反而讥笑他身材矮小。正所谓“打人不打脸”，小欧根一气之下独自前往维也纳参战，日后在奥地利军中声名鹊起，成了路易十四晚年的克星之一。
维也纳之战最终以波兰翼骑兵与德意志联军大破土耳其大军而告终。但在追击的过程中，德意志诸邦军队却远不如波兰人热情，因为他们深知在其身后还有一头名为法兰西的猛兽正在虎视眈眈。在此后的几年里，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军队在匈牙利、捷克和塞尔维亚地区与土耳其恶战连连。1688年9月6日，奥地利军队攻克土耳其深入欧洲的前哨据点——贝尔格莱德。但德意志诸邦还来不及庆祝，数万法国军队便攻入了莱茵河流域。路易十四也许想更早发难，但是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令他在1685年颁布了著名的《枫丹白露敕令》，撤销了其祖父亨利四世以信仰宽容为宗旨的《南特赦令》，重新挑起了法国国内的宗教对立。此时法国国内的“胡格诺派”新教徒已经无力再与法国王室对抗。不过“惹不起”还“躲得起”，在随后的几年里，20万 法国新教徒移民海外。除了英国、荷兰和普鲁士之外，大西洋彼岸的“新英格兰”也成为他们的选择。由于法国的新教徒大多是崇尚科学精神的能工巧匠，因此这些人的背离对法国而言是损失，但无形中却促进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繁荣。
法国军队攻入德意志地区后的烧杀掠夺，令松散的联邦迅速团结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身边。法国军队虽然不断地攻城略地，但始终进展缓慢。路易十四此时又不明智地介入英国的王位争夺，向西班牙宣战。原本就与之对立的威廉三世于是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德意志诸邦的反法联盟，因此这场战争又被称为“大同盟战争”。威廉三世除了亲自率军前往爱尔兰之外，还授意英国海军广泛袭击法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除了非洲和印度洋之外，北美成了英法在海外的主要战场，不过此时的英属殖民地羽翼未丰，双方围绕哈得孙湾反复争夺，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在“大同盟战争”初期，表现最为抢眼的并不是英国的传统优势力量——海军，而是由昔日查理二世的宫廷侍卫——约翰·丘吉尔（后成为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指挥的英国陆军。约翰·丘吉尔是路易十四的老相识，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丘吉尔就因在战场上表现勇猛而获得了路易十四的亲自接见。然而路易十四对他的评价却是：“小白脸式的人物，日后终难成大器。”在1689年8月的沃尔考特之战中，丘吉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敬了路易十四。
战场上的失利令路易十四龙颜大怒，他随即派出了自己并不信任的老将——卢森堡公爵领军出征。卢森堡公爵是路易十四的主要政敌——孔代亲王家的养子，两人并肩作战时曾给路易十四制造了很多麻烦。所以尽管他在战场上始终表现出色，但在1679年与荷兰的战争结束之后，他还是被以亵渎罪投入了巴士底狱。幸好孔代亲王从中斡旋他才脱离了牢狱之灾。62岁高龄的卢森堡公爵出马果然“一个顶俩”，他先是在弗勒律斯以微弱的伤亡重创了德意志、英国、荷兰、西班牙四国联军，随后又在战场上连挫从爱尔兰赶来的英、荷两国国主——威廉三世。威廉三世不仅在野战中不是卢森堡公爵的对手，最后甚至连掘壕死守也做不到。如果不是路易十四频频干涉前线军务，令卢森堡公爵错失了多次追亡逐北的有利战机，“大同盟战争”可能于1693年便画上了一个句号。
与法国陆军高奏凯歌相比，法国海军的战绩只能用平平来形容。在开战之初，法国海军曾在1690年的俾赤岬海战中重创英荷联合舰队，但路易十四并没有抓住有利的战机登陆英国本土。他在掌握制海权的情况下，仅满足于向爱尔兰的英国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最终英、荷两大海上强国在两年后卷土重来。面对准备一举夺取英吉利 海峡的法国舰队，英荷两国集中了99艘战舰和38艘火船，而法国海军由于分兵地中海战场而仅能出动44艘战舰。以两军旗舰“太阳王”号和“不列颠尼亚”号为中心，双方恶斗4天，最终法国舰队率先撤出了战场。据说流亡法国的詹姆士二世亲眼看见了英国舰队摧毁搁浅的法国战舰，虽然自己复辟的梦想随之破灭，但他仍为自己祖国的水手喝彩。他的女儿——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则将格林威治地区一所未建成的宫殿改成海军医院，从而得到了反感战争的民众拥戴。
俾赤岬海战中法国海军击败英荷联合舰队
频繁的海上交锋令英、法两国都无力维持。法国人虽然在1691年这一年之间便建造了10万吨的主力战舰，但是国内的饥荒和陆军的膨胀，令法国海军缺乏足够的人手和火炮。而英国方面却缺乏足够的海军军费，国会不得不通过发行国债和成立英格兰银行以融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都不敢轻易展开主力决战，改由招募私掠船主在大洋之上角逐。尽管以让·巴尔为首的一干法国私掠船主干得也是风生水起，但无力进攻英国本土和切断英国及其主要盟友交通线的事实，最终令法国在持久战中日益衰弱。
1695年1月，卢森堡公爵在凯旋巴黎后不久病逝于凡尔赛宫。那些悬挂在巴黎教堂中的敌军战旗展现在了这位沙场老将在战场上的辉煌，以至于孔代亲王之子称其为“我们夫人的布料商”。卢森堡公爵的去世彻底带走了法国陆军的武运，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法国与反法同盟均无决定性的突破。1697年双方签署了《瑞斯维克条约》，法国归还所有自1679年以来获得的领土，9年的征战最终又回到了原点。
英国人对这场“大同盟战争”缺乏热情，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无非是 “荷兰人保全了面子，法国人取得了优势，而英国人得到的只是耻辱”。上层贵族对性情孤僻、粗暴无礼的威廉三世更是嗤之以鼻，称其为“荷兰矮熊”。只是在法国军队可能登陆英伦拥护詹姆士二世复辟时，他们才团结于女王玛丽二世的身旁。不过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夫妇感情并不和睦，从后来披露的一些书信中人们发现，玛丽二世另有爱人——王家鹰苑管理员的女儿弗兰西丝·阿斯普利。威廉三世的身体也远不如他在战场上表现的那么强大，他自幼患有肺结核和气喘病。因此这对夫妻要想为英国孕育一位新国王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玛丽二世于1694年去世后，英国国会便开始谋划通过立法来阻断詹姆士二世及其继承者詹姆斯·爱德华卷土重来的可能。
1701年，英国国会通过“嗣位法”，这一法案明确了英国王位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继承顺序。无嗣的威廉三世将传位于自己的小姨子——安妮。作为詹姆士二世的次女，安妮虽然于1683年便嫁给了丹麦王子乔治，并保持着多达17次的怀孕纪录，但却没有一个继承人可以免于夭折的。基于这一情况，“嗣位法”特意指明，如果安妮女王无后，那么英国王位将传给德意志地区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德维格。
英国与汉诺威虽然看似天遥地远，但安妮和乔治·路德维格还是有血缘上的联系的。乔治的外祖母与安妮的祖父是亲兄妹，乔治的母亲是莱茵选帝侯腓特烈五世的小女儿——索菲亚。“一冬之王”腓特烈五世正是因为迎娶了詹姆士一世的千金伊丽莎白，才令英国也卷入了德意志地区的“三十年战争”之中。腓特烈五世虽然在“三十年战争”之初便失去了领地，但其家族还是与斯图亚特王室荣辱与共，乔治的舅舅鲁珀特亲王便是最好的例证。何况为了表彰汉诺威在“大同盟战争”中的表现，1692年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将其新增为第9个选帝侯公国，也就是说如果迎立乔治为英国国王，也许有朝一日英国的国王还能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不过更为现实的因素是，1700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腓力四世之子）终于死了，这个被称为“中魔者”的西班牙国王遭遇了欧洲王室近亲通婚的诅咒，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正常。因此欧洲各强国早已磨刀霍霍，准备瓜分昔日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帝国虽然风光不再，但依旧在意大利、德意志拥有诸多飞地，因此站在英、荷两国国主的位置上，威廉三世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城邦作为自己的盟友。
最早盯上西班牙这块肥肉的无疑是路易十四，他的母亲是卡洛斯二世的姑妈，他自己是哈布斯堡王朝倒数第二代皇帝腓力四世的女婿。卡洛斯二世生前立下的遗嘱也明确提到将王位传给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腓力。据说，卡洛斯二世临终前曾 感概说：“这是上帝给予又夺走的帝国。”的确，哈布斯堡王朝通过联姻和武力构筑了欧洲第一个超级大国，此刻被路易十四以同种手段夺走无可厚非。西班牙的贵族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更是认定只有傍上法国这棵大树才能保障其领土完整。1700年11月1日，按照西班牙和法国方面的约定，在安茹公爵腓力宣布放弃法国王位的继承权后，他被正式加冕为西班牙国王，是为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始祖——腓力五世。
卡洛斯二世，他的死触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路易十四独吞哈布斯堡王朝遗产的举动随即引来了欧洲王室一片“羡慕妒忌恨”的目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率先挺身而出。利奥波德一世的母亲也是卡洛斯二世的姑妈，他也是腓力四世的女婿。抱着“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的心理，利奥波德一世提出自己也有权分上一杯羹。此时“大同盟战争”刚刚过去4年，欧洲各国普遍不愿再动刀兵。因此在英、荷两国国主威廉三世出面调解时，法、德两国一度接受了将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遗产交给巴伐利亚选帝侯约瑟夫·斐迪南打理。约瑟夫·斐迪南是利奥波德一世的外孙，同时外交上又奉行亲法政策，因此一时被认为是调和矛盾的最佳人选。不过未等到双方谈妥条件，约瑟夫·斐迪南便于1699年撒手人寰。于是利奥波德一世又推出自己的次子——卡尔大公为卡洛斯二世的继承人。
在卡洛斯二世生命的最后时光中，法、德双方商定了一系列的分赃协议，法国曾一度同意由卡尔大公继承西班牙本土，而安茹公爵腓力则接收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但是利奥波德一世并不满足，恼羞成怒的路易十四干脆吃起了独食。面对聚集在欧洲上空的战争阴云，身为英、荷两国国主的威廉三世处境颇为尴尬，一方面，英国国会不愿意为荷兰打仗，1699年通过的《裁军法案》规定英国的常备陆军不得超过7000人；另一方面，从1701年开始，法国陆军开始进驻今比利时境内的西属尼德兰地区，战争一触即发。随着法、德两军在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脉正式交锋， 威廉三世被不可避免地绑在了反法同盟的战车之上。
英国陆军少有的远距离机动——挺进多瑙河
尽管威廉三世于1702年3月8日去世后，荷兰国会拒绝执行其遗嘱，导致英、荷之间短暂的联邦解体，但是继承英国王位的安妮还是遵循其姐夫的外交政策，于当年5月15日向法国宣战。然而率领1.2万英国远征军协防荷兰的约翰·丘吉尔却发现，这个国家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热情。由于不再有一言九鼎的执政总揽全局，荷兰政府和军队均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境地。约翰·丘吉尔虽然在西属尼德兰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最终还是被兵力雄厚的法国人赶回了荷兰。
鉴于荷兰政府缺乏合作的诚意，约翰·丘吉尔率军转向多瑙河流域。由于此时法国前线指挥官均缺乏主动进攻精神，因此2.1万英荷联军得以从容地沿着双方犬牙交错的战线纵向移动400公里。这一英国陆军少见的远距离战场机动日后被温斯顿·丘吉尔满怀激情地形容为“一条红色的爬虫，在万众瞩目之下，日复一日地拖着战争，穿过欧洲的地图”。在抵达目的地时，约翰·丘吉尔的部队不仅没有受到损失，相反还沿途吸纳德意志诸邦的军队，扩充至4万人规模。此举彻底改变了德意志南部战场 的力量对比。与法国结盟的巴伐利亚公国本是路易十四威胁维也纳的一把尖刀，此刻反倒成了一个亟待救援的缺口。
1704年8月13日，约翰·丘吉尔与德意志新生代名将——欧根亲王携手，将6万法国—巴伐利亚联军诱至多瑙河北岸的布伦海姆展开决战。此役，英国陆军主攻左翼，不仅成功拖住了法国陆军的预备队，约翰·丘吉尔更亲率精锐骑兵冲垮了敌军的中央阵线。背水列阵的法国—巴伐利亚联军在溃败中损失近4万人，而英、德方面仅有4500人战死，7500人负伤。除了战场上的胜利，布伦海姆会战更在战略层面上为反法联盟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巴伐利亚落入了德意志帝国手中，这使反法同盟有足够的兵力用于荷兰和意大利战场。
在取得地面战辉煌胜利的同时，英国海军也在大西洋上四线出击。1703年5月，葡萄牙加入反法同盟，在此之前，英国舰队还只是满足于劫掠往来的西班牙商船。随着里斯本成为英国海军主要的前线据点，英国海军不仅更为放肆地攻占西班牙人经营近300年的要塞直布罗陀，袭扰法国在地中海的港口和船只，更将德意志方面拥立的西班牙国王——卡尔大公和大批陆军运送至伊比利亚半岛。在利用直布罗陀要塞牢牢牵制住法国舰队的同时，英国海军从海上源源不断地向葡萄牙增兵，并最终于1706年由葡萄牙方向突入西班牙腹地，攻占首都马德里。
1706年可以说是反法同盟最接近胜利的一年，除了西班牙战场上的胜利之外，返回荷兰战场的约翰·丘吉尔攻占了法军在西属尼德兰的一系列要塞，而欧根亲王则横扫意大利北部。一系列的失败令路易十四心灰意冷，他开始尝试通过外交途径来结束战争。但恰在此时，反法同盟内部出现了严峻的分歧。在大陆战场之上，英军主帅约翰·丘吉尔力主直捣巴黎结束战争，而德意志各路诸侯却热衷于借助这场战争打击异己，扩大地盘。因此整个1707年，尽管反法同盟在地面战场上占据优势，却未能成功结束战争，反倒令法国军队成功地将卡尔大公赶出了马德里。但英国海军对法国土伦军港的长期封锁，最终逼迫法国地中海舰队的50艘舰艇自沉于港内。此举不仅为反法联盟舰队夺取制海权奠定了胜局，更令法国海军一家独大成为历史。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巴黎虽然也打造过强盛一时的庞大舰队，但其规模和战斗能力始终无法与老对手英国正面抗衡。不过在从土伦返航的途中，英国舰队也遭遇了风暴的洗礼，损失了包括克劳德斯利·肖维尔在内的1500人。
经过1707年的碌碌无为之后，1708年反法同盟终于决定集中兵力于荷兰一线打开局面。约翰·丘吉尔和欧根亲王联手将法国军队赶出了西属尼德兰，战火开始向法 国本土蔓延。此时英国国内开始浮起急躁的情绪，民众渴望一举割断敌人的喉咙，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于是在1709年9月11日，11万反法盟军在蒙斯以南的马尔普拉奎特平原与9万法国军队展开决战。此役尽管约翰·丘吉尔再度成功施展出两翼迂回、中央突破的故技，但是却遭遇了对手的顽强抵抗。在好不容易将法军步兵防线击溃之后，部署在纵深的260个法国骑兵中队又展开了反冲锋，两军总计超过4万的骑兵一直厮杀到黄昏，之后法国军队有序撤出战场。
马尔普拉奎特战役双方布阵图。北线为反法同盟，南线为法军
关于马尔普拉奎特战役的胜负，约翰·丘吉尔事后心情黯淡地写道：“我们今天进行了一场血战。我们在上午打败了他们的步兵，继而战胜了他们的骑兵。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可以任意确定和平的条件了。”而由于在战场之上给反法同盟造成了远大于己方的伤亡，法国统帅带着一丝得意地向路易十四汇报：“如果我方再遭受两次像这样的失败，那么联军本身也将毁灭。”而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路易十四不再寄希望于和谈，而是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
毫无意义的拉锯战又进行了两年，171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更迭彻底终结了早已同床异梦的反法同盟。一心想和路易十四分庭抗礼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 一世死于战争爆发时的1704年，7年之后其长子约瑟夫一世又死于天花，皇冠随即落在了反法同盟长期支持的西班牙国王——卡尔大公的头上，他继位后被称作“查理六世”。眼见这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削弱法国的目的已经达到，英国政府随即于当年年底解除了约翰·丘吉尔的指挥权，并从荷兰撤回远征军。随后孤掌难鸣的欧根亲王兵败德南，反法同盟中除了奥地利之外均选择了与法国媾和。根据1713年签署的《乌得勒支和约》，英国人不仅在北美获得赫德森湾、纽芬兰、圣克里斯托弗岛等地，更得以长期占据战略要冲——直布罗陀。
尽管欧洲大陆之上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但英国女王安妮的注意力却已经转向内部。鉴于女王没有子嗣的现实，渴望延续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贵族开始与流亡法国的詹姆斯·爱德华联系。但此时这位“老王位觊觎者”已经失去了法国的支持，根据《乌得勒支和约》的要求，路易十四将詹姆斯·爱德华赶往罗马。与之相比，被“嗣位法”确定为下一任英国国王人选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德维格麾下却是兵强马壮，不仅德意志诸邦支持他，就连被指控挪用军费而被迫流亡海外的约翰·丘吉尔也统率留在荷兰的英国老兵为其张目。约翰·丘吉尔甚至宣称如果乔治·路德维格不能顺利继位，他们将掀起第二次“光荣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1714年9月在得到安妮女王逝世的消息后，乔治·路德维格大摇大摆地抵达伦敦，顺利加冕为“乔治一世”。
乔治一世在英国人眼中是个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的德国佬，其反对者中有人讽刺说“在查理二世时代，统治我们的是一群法国妓女，在威廉国王时代，统治我们的是一群荷兰步兵”，以预言英国即将落入日耳曼人的手中。但事实上乔治一世本人对英国没什么兴趣，他不会说英语也没有学习这种语言的热情，君臣之间长期靠蹩脚的法语和拉丁语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的实际运转便掌握在了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等本土官僚的手中。在乔治一世很少参加内阁会议，对于翻译成法文的书面报告也是一签了之的情况下，沃波尔得意地宣称：“我用蹩脚的拉丁语和可口的混合甜酒控制了乔治。”
乔治一世时代，巴黎和维也纳作为欧洲的两大政治中枢依旧彼此敌对着。1715年，路易十四病逝，临终前他告诫自己的继任者——曾孙路易十五说：“不要像我一样喜欢建筑和战争。相反，设法与你的邻居和平相处。”但庞大的战争机器并不是说停止便不再运转的。路易十五登基不到3年，便与其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叔叔——腓力五世刀兵相见。由于英国、荷兰和奥地利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与法国结盟，这场战争又被 称为“四国同盟战争”。尽管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敌对关系随着1720年《海牙和约》的签署，腓力五世放弃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而终结，但英国和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归属问题的争执和冲突却一直持续到1729年，最后以西班牙签署《塞维利亚和约》正式承认直布罗陀为英国属地而告终。
相比英国的海外利益，乔治一世显然更关心自己的故国汉诺威的安危。以1716年奥地利正式与威尼斯结盟以对抗奥斯曼帝国为标志，德意志诸邦再度与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展开了拉锯。不过此时的土耳其已经日薄西山，一个新兴的军事强国正在中欧日益崛起，它便是由勃兰登堡选帝侯国进化而成的普鲁士王国。作为曾经同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的附庸国，普鲁士的任何一个宗主国在强盛时都可以轻松掐断其自立门户的妄想，但此时的波兰早已在和瑞典、沙俄的战争中耗尽了气血，奥地利也忙于和法国争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乔治一世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汉诺威的防务问题之上。对于英国的统治，乔治一世更多地仰仗自己的独子乔治二世以及他的两个情妇——达灵顿女伯爵基曼塞格和肯德尔女公爵舒伦堡。但乔治一世和自己的儿子关系不睦，两个情妇又贪婪无度，于是英国第一场金融危机——“南海泡沫”在乔治一世统治时期悄然上演。
金融危机的雏形——“南海泡沫”事件
事实上在“南海泡沫”危机之前，欧洲便有过荷兰人爆炒郁金香球茎引起的“郁金香泡沫”和法国“密西西比开发计划”引发股市暴涨却最终崩盘的金融危机。英国的“南海泡沫”与前两者有相似之处却也有所区别。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证明了著名的“博傻理论”，即大多数参与郁金香炒作的人都知道一株再稀有的球茎也不能价值40头公牛，但人们总心存侥幸地认为，会有一个更大的傻瓜花更高的价格从自己手中将它买走。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和英国的“南海泡沫”的根源都在于经营海外殖民地开发及贸易的企业所发行的股票。由于对辽阔的海外市场抱有不切实际的回报预期，加之一些达官显贵介入其中，这些公司的股票往往一夜暴涨。
有人曾形容“南海泡沫”巅峰时期的英国：“政治家忘记政治，律师放弃打官司，医生丢弃病人，店主关闭铺子，牧师离开圣坛，就连贵妇也放下了高傲和虚荣。”甚至连科学家牛顿都坐不住了，他在第一次小赚7000英镑之后，再度在高位大量买入南海公司的股票。但恰在此时，英国政府及时介入并颁布了著名的“泡沫法案”——《1719年皇家交易所及伦敦保险公司法案》，严厉打击试图浑水摸鱼的“题材股”和“概念股”。尽管此举导致英国股市连遭重创，许多中产阶级血本无归，牛顿也损失了2万英镑，不得不感叹：“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但与法国“密西西比泡沫”破灭时一片哀鸿遍野，无数家庭由于投机失败和通货膨胀而破产相比，英国政府由于介入及时且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最终不仅令南海公司免于破产，更维护了政府形象。但是乔治一世却由于自己的两位德国情妇牵扯其中而名声扫地，倒是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收获了民心，成为英国第一位有实无名的首相。
1727年6月，频繁往来于汉诺威和英伦之间的乔治一世终于病倒了。英国人对这位国王素无好感，在“此乃吾君也，何其声之不似我也？”的嘲讽声中，乔治一世病逝于其出生地——奥斯纳布吕克。尽管乔治一世只有一个独子，但是在继承人问题上，这位国王还是一度希望能将英国和汉诺威分别交给自己的长子乔治二世和长孙弗雷德里克·路易斯。此举固然有复杂的家庭矛盾在内，但乔治一世更多的考量还是避免汉诺威选帝侯的继承权被德意志诸邦拿来大做文章。只是最后，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仍都由乔治二世继承。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乔治一世的担忧不无道理。在他逝世之后不久，欧洲大陆便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王位继承战争。1733年，来自德意志萨克森选帝侯国，曾两度出任波兰国王，并以阅女无数、坐拥365个情妇的“强力王”之名永垂史册的奥古斯特二世去世了，空悬的波兰王位随即引发了法国和德意志诸邦之间的新一轮混战。尽 管在战场上欧根亲王等德意志名将依旧老当益壮，但是由于在波兰问题上与沙俄结盟，奥地利不得不同时面对法国和土耳其两个对手。最终双方都理性地选择了握手言和。波兰的王位落入了奥地利所支持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之手，但对奥地利来说，却不过是为沙俄日后控制波兰做了嫁衣。
罗伯特·沃波尔
在这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乔治二世虽然以汉诺威选帝侯的身份支持奥地利，但英国政府却始终严守中立。以罗伯特·沃波尔为首的英国官僚们无心在一场欧洲王室的恶斗中花钱，他们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加勒比海。根据1713年签署的《乌得勒支条约》，英国有权在西班牙特许的情况下，向其位于南美洲的殖民地“出口”黑奴。和所有的双边贸易协定一样，英国人只看到了“有权”，而西班牙人则注重“特许”。一场打击英国走私船的贸易战争因此在加勒比海上展开。面对西班牙缉私舰频繁拦截英国商船的外交纠纷，两国最终于1739年1月签署了旨在消弭两国贸易争端的《普拉多公约》。
罗伯特·沃波尔一手操办的《普拉多公约》显然无法满足英国商贾的胃口，于是一个连续8年投诉无门的“上访户”——罗伯特·詹金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商船“丽贝卡”号的船长，詹金斯本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但是当他拿着自己据称是被西班牙海岸警卫队割下的耳朵出现在英国国会之时，他便成了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资本家的代言人。在高人的指点之下，詹金斯在国会慷慨陈词。在所谓“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把我的事业交给祖国”的鼓动之下，《普拉多公约》墨迹未干，一支由海军上将爱德华·弗农指挥的英国舰队便扑向了加勒比海。
在充沛的财力支持下，英国海军此时已然独步欧洲。因此弗农一到加勒比海便轻松拿下了西班牙的白银出口核心——贝约港。一时间英国国内欢欣鼓舞，日后著名的英国国歌《天佑吾皇》便是在这一时期首次于伦敦响起。但此时的英国海军还没有足够的两栖作战经验，离开战舰深入西班牙殖民地内陆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很快便被后勤 和热带疫病所拖垮。为此英国政府开始在英属北美招募辅助兵员参战，“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长兄劳伦斯·华盛顿便在此时投身军旅，成了弗农远征军中的一员。
在英国对西班牙环加勒比海及菲律宾地区的据点展开漫长围攻的同时，欧洲大陆正发生着一场惊天动地的裂变。1740年10月20日，奥地利国王查理六世病故，由于生前没有男性子嗣，查理六世很早便将其女玛丽娅·特蕾莎立为继承人。应该说此时的欧洲并不乏女性元首的先例，但查理六世留给女儿的并非只有奥地利，还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共主之位，以及匈牙利、捷克的王位。因此早在1713年，查理六世签署政治遗嘱——《国本诏书》之时，便招来了一片反对之声。面对德意志九大选帝侯的虎视眈眈，查理六世一方面通过政治、军事种种手段要求欧洲主要强国书面承认自己的《国本诏书》，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政治联姻来巩固爱女的威权。关于玛丽娅的结婚对象，查理六世首先考虑的是俄国雄主彼得大帝的嫡孙彼得二世，但这位短命的罗曼诺夫王朝继承人14岁便一命呜呼了，查理六世于是又相中了普鲁士王储腓特烈。
身为德意志诸邦中日益崛起的新星，奥地利与普鲁士联姻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考虑到腓特烈的母亲还是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的掌上明珠，如果这桩婚事真的能成，那么玛丽娅女王的继承权可谓稳如泰山。但不幸的是玛丽娅钟情于其表哥弗兰茨·斯特凡，腓特烈则一心想和入主英国的汉诺威王室联姻，加上老将欧根亲王的竭力反对，最终奥普联手压制德意志诸邦的计划彻底流产。结果是，玛丽娅不得不面对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艾伯特和已经成为波兰国王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的挑战。
查理六世去世之初，刚刚接掌普鲁士的腓特烈（即腓特烈二世）曾向焦头烂额的玛丽娅伸出过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奥地利打击反对者，但这个忙不能白帮，腓特烈早就看中了膏腴之地——西里西亚。客观地说，长期以来新教泛滥的西里西亚地区早就与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离心离德，外加民族矛盾尖锐，玛丽娅如真能以之换取普鲁士这一强援也不失为驱虎吞狼的上策。但在“祖宗基业，岂容轻弃”的思想作用之下，普鲁士最终成为奥地利的第一个敌人。1740年12月，玛丽娅尚未加冕，腓特烈便率军突入西里西亚。
1741年4月，奥地利与普鲁士两军会战于西里西亚境内的莫尔维茨。尽管双方死伤相当，但巴伐利亚勾结法国攻入捷克，瑞典则打着支持普鲁士的名义向奥地利的盟友——俄国宣战，以致兵力捉襟见肘的玛丽娅只能选择与腓特烈媾和。应该说腓特烈与奥地利王室毕竟还有几分香火之情，何况他深知奥地利一旦崩溃，普鲁士便将成为巴伐利亚和法国的下一个目标。由此普鲁士中止了与奥地利的敌对关系，坐看奥地 利军队将在布拉格加冕为查理七世的巴伐利亚选帝侯打得到处流亡。
身兼英国和汉诺威两国国主的乔治二世于1743年加入了这场战事，他打着拥护《国本诏书》、维护玛丽娅继位合法性的旗号纠集了一支由英国、荷兰及汉诺威军队为主的联军。但联军却没有赶往混战的中心——巴伐利亚和西里西亚，而是沿着莱茵河向法国进军。本就对英国向同为波旁家族的西班牙宣战而心怀不满的路易十五，随即调集了数万陆军前去围堵乔治二世。与此同时，法国和西班牙也试图组建一支联合舰队，向英伦三岛发动入侵。
为了阻击对手，英国海军再度围攻法国在地中海沿岸的重要军港——土伦，不过此时英国海军内部陷入了必须以“正阵之师”对敌的《永久作战条令》的桎梏。提前突围的法—西联合舰队打了英军指挥官托马斯·马修斯一个措手不及，英国舰队不仅未能完成封锁任务，还导致整个舰队受了不必要的重创。但土伦之战也并非全无价值，在海战中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意识到了自己与英国海军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因此，尽管在1744年法国海军至少有两次机会从布勒斯特—瑟堡这条线路护送部队入侵英国，路易十五还是选择了更为稳妥的方法：1745年，他将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查理·爱德华（詹姆斯·爱德华之子）送往苏格兰，让这位“小王位觊觎者”鼓动他的追随者在苏格兰起义。
应该说路易十五这招的确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了应对苏格兰高地部落的南下劫掠，乔治二世不得不从欧洲大陆抽调爱子坎伯兰公爵威廉·奥古斯都麾下的精锐野战部队回国平叛。不过此时的苏格兰已经正式与英格兰合并，低地居民敌视高原部落，商贾阶层把打着斯图亚特王朝旗帜的“起义军”视为土匪，而爱丁堡等主要城市更是早已习惯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因此“小王位觊觎者”虽然一度控制了苏格兰的绝大部分地区，但其复国之梦犹如昙花一现。1746年4月16日，坎伯兰公爵麾下混合了荷兰和德意志黑森雇佣兵的野战军在卡洛登沼泽重创苏格兰人。由于坎伯兰公爵在苏格兰不留俘虏地大肆屠戮，“坎伯兰屠夫”之名很快就传遍英伦。
和历史上大多数失意的政客一样，查理·爱德华不仅被其追随者描述为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还颇有女人缘。在被坎伯兰公爵一路追杀、走投无路之际，他受到了苏格兰沿海赫布里斯群岛女酋长——弗洛拉·麦克唐纳的庇护。如此大恩，已婚的查理当然不能一谢了之，于是两人私订终身。在离开苏格兰重返法国时，查理曾许下日后必定回来的誓言。但查理·爱德华离开苏格兰后的境遇只能用每况愈下来形容，他先是被路易十五驱逐出境，随后又遭罗马教廷抛弃，最后连他的妻子都嫌弃他而另 投他人怀抱。这位自称“查理三世”的王子于1788年病逝于罗马。对于这位颇具游侠气质的王子，法国文豪伏尔泰总结道：“在金钱决定一切的年代，他的这种冒险无法指望能成功。”可怜的弗洛拉则被英国政府投入伦敦塔，最终化为雕塑矗立在她挥别爱人的斯凯岛上。
苏格兰高地民族最后的反抗——卡洛登沼泽之战
1745年4月，奥地利与巴伐利亚正式媾和，这场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位引发的战争悄然转换成欧陆宿敌之间的捉对厮杀。英、法围绕尼德兰地区展开对峙，奥地利则纠集萨克森等德意志诸邦，向普鲁士所控制的西里西亚进军。应该说此时羽翼未丰的普鲁士仍不足以倾一国之力对抗德意志诸邦，但是腓特烈优异的战场指挥令普鲁士骑兵和新颖的“斜形战列”大放异彩。最终玛丽娅女王只能忍痛承认普鲁士领有西里西亚的现实，以换取腓特烈支持她的丈夫弗兰茨·斯特凡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过这顶皇冠早已不代表德意志共主的权柄，普鲁士的崛起令维也纳威风扫地。恰如伏尔泰所说，经历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不在罗马，更不是帝国”。
英国、荷兰及奥地利与法国的战争状态直到1748年10月18日《亚琛和约》签署，方才画上了一个句号。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詹金斯耳朵战争”要到1750年双方签署《马德里和约》，西班牙赔款10万英镑才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爱德华·弗 农收兵回国，大批来自英属北美的殖民地辅助兵解甲归田。
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欧洲大陆频繁的王位争夺引发了固有国际秩序的全面崩溃。曾经作为“欧洲警察”对抗伊斯兰世界的西班牙和波兰彻底沦为二流国家，其辽阔的疆域成为新兴列强瓜分的蛋糕。长期独霸中欧的维也纳集团也在与法国的消耗战之中日益衰弱，在面对普鲁士的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走过了“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如日中天，法国开始从对外扩张的激进轨道转向收缩和防御。在欧洲大陆及海外殖民地的角逐中，英国、普鲁士和俄国正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重新瓜分利益范围的趋势之下，所谓的“和约”不过是整兵再战的中场休息而已。
小皮特和拿破仑的大博弈
1760年，乔治二世逝世，其子乔治三世继位。
比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年长一岁的爱德华·吉本曾是诺斯伯爵内阁中一名坚定的主战派，他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支持对英属北美的每一项高压政策。尽管由于生性腼腆，吉本在此期间并没有当众慷慨陈词的记录，但是诺斯伯爵连续三年委任他为殖民地贸易专员，足见对他的信任。不过吉本对这份薪俸颇厚的工作却谈不上尽心尽责，因为自1770年开始，这位酷爱史学的官员便一直忙于撰写他的恢宏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
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七年战争”之后的英国已然成为世界霸主，英国政客自诩说：“罗马征服世界用了三百年，我们征服世界只用了三次战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罗马时期扩大了一倍。”正所谓盛极而衰，在吉本看来，昔日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之所以走向衰败，皇帝与元老院的权力之争堪称祸首。正是由于罗马帝国的当政者不满元老院的掣肘，过度依赖以近卫军为首的武装力量，才最终导致帝国法律形同虚文，而失去了制约的军队又反噬君王，令帝国陷入了连年的纷乱和内战之中。尽管由于自身的性格，吉本没有将罗马帝国的历史经验与当时英国国内的政局作更多的联系，但在压制英属北美独立运动中，乔治三世的独断专行和过分依赖德意志雇佣军的行为很难令人不作这样的联想。最终一场失败的战争令不列颠从错误的道路上回到了正轨。为了体面地撤出北美，更为了走出四面楚歌的困境，乔治三世虽然一度叫嚣要跑回汉诺威老家去，但在王位和尊严之间，这位性格执拗的君王最终还是理性地选择了前者。
血气方刚的乔治三世
要继续维持汉诺威王朝在英国的统治，乔治三世首先要做的是与辉格党妥协。当然在正式将国家移交给自己不喜欢的政党之前，乔治三世还需要一个体面的过渡。于是在野16年的罗金汉侯爵查尔斯·沃森·文特沃斯出山，充当国王与辉格党之间的政治桥梁。此时的罗金汉侯爵早已不是昔日35岁的年轻首相，尽管赋闲多年，这位翩翩公子却从未淡出过政治。不仅其故乡约克郡以及在爱尔兰的采邑被他经营得有声有色，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这位侯爵还在爱尔兰组织义勇军抵御法国可能发起的入侵，并率约克郡舰队与美国海军传奇英雄——约翰·保罗·琼斯交手。
岁月的历练令罗金汉侯爵的政治手腕炉火纯青，他重返政治中枢不仅成功将大批精英引入内阁，更将英国政府长期沿袭的北方大臣、南方大臣的过时配置调整为内务大臣和外务大臣，分别将其交给辉格党人威廉·佩蒂和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其中出任英国首任外务大臣的福克斯曾是美国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更曾与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有过私下接触。在他的推动之下，英国政府正式开始与美国的媾和。
尽管之后由于罗金汉侯爵的突然离世，英美媾和的步伐出现了短暂的停滞，但是在威廉·佩蒂的主持之下，英国最终还是于1783年与美国、法国及西班牙签署《巴黎和约》，正式中止了敌对关系。英国虽然痛失了富庶的北美十三州，但总算在加拿大站稳了脚跟，而四五万被华盛顿驱逐的“联合帝国效忠分子”移民也多少为英国挽回了损失。
威廉·佩蒂和福克斯虽然是罗金汉侯爵的左膀右臂，但相互之间却没什么好感，甚至可以说是世仇。威廉·佩蒂主导的外交工作被福克斯看成是贪己之功。于是《巴黎和约》墨迹未干，福克斯便联合被他嘲讽为“一败涂地的舵手，将国家带到如斯险境”的诺斯伯爵，将威廉·佩蒂赶下了台。辉格党起内讧，乔治三世自然乐见其成，不过无论是威廉·佩蒂还是“诺斯—福克斯联盟”都并非乔治三世眼中执掌政权的合适人物。 千挑万选，乔治三世最终选定了一位年仅24岁的青年才俊来重整河山，他便是老皮特的第四个儿子——威廉·皮特。由于与其父同名，因此史学家一般称之为“小皮特”。
乔治三世之所以提名小皮特出任首相，除了看重其父的余威之外，很大程度上是欺小皮特年少，在辉格党中缺乏威望，容易操控。果然小皮特的提名一出，国会内一片反对之声。有人甚至讥讽说此举是“把国家委托给一个小学生来管理”，不过在乔治三世授意之下，大批贵族议员出面为之护航。小皮特成功当选首相后，大胆地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将大批老牌政客请出了国会。乔治三世和诺斯伯爵等人这才发现，年轻的小皮特背后有强大的资本力量作支撑。
政客与资本结盟在英国历史上并不乏先例，但小皮特能够如此年轻便拥有一夜间将国会洗牌的能力着实令人瞠目结舌。他就任首相之后，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令英国迅速走出了“七年战争”以来的财政困境。无怪乎爱德华·吉本颇为诚恳地写下：“一个青年，靠天才的力量和品行高尚的声誉上升到掌管一个帝国的地位，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事情。这是他本人的荣光，也是英国的荣光。”但客观地说，小皮特没有所谓的天才，他自幼身体孱弱，在家自学成才，全凭着贵族的身份才进入剑桥大学；更没有高尚的品行，与他同时代的政客认为他“对女性毫无依恋，不喜欢孩子，对自然景色无感，但喜欢放纵地宴饮作乐”。小皮特之所以能够重振英国经济，全靠多年的历练。
小皮特
皮特家族虽然凭借着从印度汲取的财富一度富可敌国，但是老皮特的挥霍无度最终令自己的儿子步入政坛时已经沦为“破落户”。面对区区300英镑的年收入，小皮特不得不精打细算。他并非不向往婚姻和家庭，但在贫穷的他眼中恋爱已经成为奢侈品。正是长年累月的艰苦理财令小皮特成了英国政坛少有的“省钱达人”。在出任首相之前，威廉·佩蒂便曾任命他为自己的财政大臣，让小皮特为英国开源节流。
在小皮特看来，英国政府并不贫穷，之所以欠下高达2.5亿英镑的债务，完全是用钱不知节制造成的，仅军费一项便有4000万英镑用途不明。小皮特首先在政府开支中引入了“预算”制度，借由一个新部门——账目检查署的屠刀，英国政府“自我瘦身”砍掉了诸多闲职，并缩编了自己的海、陆军。但是公务开支的缩减并不能完全解决 英国巨大的财政压力，于是小皮特创造性地设立了一个名为“偿债基金”的户头。英国国会每年从国库中拨款100万英镑存入“偿债基金”，小皮特内阁以之进行投资，利润用于偿还国债。此举一出立即遭到了英国朝野的广泛抨击，好事者纷纷指责小皮特是变相在用国库的钱替英国王室还债。但10年之后这个基金户头依旧运转良好，尽管小皮特的投资并非每笔都有丰厚的收益，不过这个“偿债基金”的存在却大大提升了英国的形象，给国内外留下财政稳定的印象。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华盛顿的心腹汉密尔顿也着手创建了美利坚的国家信用体系。在宏观经济视角之下，信心往往重于黄金。
小皮特执政之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经出版了7年之久，自由贸易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除了通往美洲和印度的航线之外，在著名航海家詹姆斯·库克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正奔向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沿岸。奉行“重商主义”的小皮特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推翻了陈旧而复杂的关税壁垒，合并了海关和国内税务局，以新的形式组建了商业部。这些举措尽管令英国政府的税收有所减少，但却刺激了国内工商业的全面繁荣。
正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小皮特所推行的财政改革虽然令英国实现了收支平衡，但却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全面收缩。1785年，法王路易十六挟扶助美国独立之威，介入荷兰国内摄政威廉五世和爱国党之间的纠葛。原本与法国共同对抗英国的荷兰随即转投伦敦的怀抱，小皮特与荷兰及其盟友普鲁士建立了“三头同盟”，算是为英国未来重返欧洲大陆打下了一个基础。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同盟的存在，小皮特最终无法在欧洲大陆的剧变中保持中立，被迫卷入了混战的漩涡之中。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揭竿而起，攻陷了被视为法国王室专制统治象征的巴士底狱，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由此拉开了血腥的大幕。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朝野对此反应不一，将帅财阀欢庆强劲竞争对手的倒下，激进的学者则高唱民主的凯歌，而王室和贵族们则忧心忡忡地关注着路易十六及其家族的最终命运。与之相比，小皮特始终保持着乐观淡然的心态。他在首相官邸的一次宴会上对满座高朋表示：“英国的形势将会继续维持现状，直到最后的审判日。”小皮特之所以有如此自信，完全得益于他看透了法国革命的本质。
世人常认为法国大革命前的波旁王朝腐朽不堪，路易十六挥霍无度，导致国家破产。但现实并非如此，与他的祖父路易十五相比，路易十六可以算是相对节俭的了。这位据说有些腼腆的君王，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机械设计，除了摆弄各种锁簧之外，他 还亲手改进了断头台的样式。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由于来自一向以奢靡之风著称的奥地利王室，而被称为“赤字夫人”，但很难想象一个女人购置衣服、装点花园便能打乱一个欧洲强国的收支平衡。何况迎娶这位奥地利公主让巴黎和维也纳之间实现了和解，随之而来的“和平红利”远远超出供养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妇所需的支出。
真正导致波旁王朝倒台的因素，除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代留下的巨额债务之外，更多的是法国畸形的社会结构。路易十四为了统一法兰西，不得不豢养起遍布全 法的40万骑士和贵族。这些流连于凡尔赛的王孙贵胄们不事生产，他们只负责从不再亲自管理的采邑收取大量免税的地租。与之享受同样政治优待的还有法国的教会势力，大革命爆发之前，全法有14万教士、修士和修女，这些人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有交纳过任何财产税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悉数转嫁到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头上。
“赤字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
路易十六并非没有意识自己王座下的火山即将喷发，他在1774年继位之后便任命贵族精英阶层的代表——雅克·蒂尔戈为自己的首席财务总监。可惜蒂尔戈既无力约束早已习惯了奢靡生活的贵族同僚，更镇压不住遍布法国的商业行会，最终他的改革仅仅持续了2年便以失败而告终。随后路易十六又问计于瑞士银行家内克尔。有了蒂尔戈的前车之鉴，内克尔致力于缓解社会矛盾，但是他所设立的地方议会成了新兴资产阶级攻击王室的主要阵地。路易十六对其深感失望，仅仅6个月便解除了他的职务。
连续两任重臣的落马令法国的改革走入了死胡同。1785年，新任财务大臣——红衣主教布里昂纳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竟然想起了已经175年没有召开的“三级会议”。所谓“三级会议”，指的是在百年战争期间，法国举国共赴国难的一种筹款大会。这种大会往往以王室开增新税为起点，以国王罢免不称职的官吏、让渡部分权力为结局。正是由于这种几近钱权交易的大会太过直白和赤裸，自路易十四执政以来便未再召开过。此时的法国正值百年难遇的饥荒，路易十六病急乱投医，竟然同意了这个将所有矛头集中于自己身上的建议，最终落得个下不了台的局面。
客观地说，与市民和新兴资产阶级这些第三等级代表站在对立面的，并非是国王本人，而是不愿割舍特权的贵族和教会势力。但是第三等级代表退出大会，自组“国民议会”之后，路易十六无疑成了他们夺取权力的最大障碍。1791年6月21日，在大批贵族和教会成员纷纷出逃的情况下，路易十六及其妻子儿女被民兵武装“国民警卫队”囚禁在凡尔赛宫中。指挥这些武装暴民的正是昔日前往美洲大陆替华盛顿训练大陆军的拉法伊特侯爵。
此时整个欧洲大陆对法国的局势都保持着密切的关注，身为路易十六的大舅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长，奥地利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显然最为起劲。1791年8月2日，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会盟于萨克森的皮尔尼茨，正式宣称要以武力恢复法国的君主制。此时的奥地利与普鲁士已经走出了“七年战争”时代的龃龉，瓜分波兰的共同利益令两国冰释前嫌。在波兰和土耳其身上捞到大把好处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在西欧问题上跃跃欲试。一时间，俄国、瑞典、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均加入了围攻法兰西共和国的行列，当然所谓“君权神授”的大旗背后是趁火打劫 的现实考量。
“七年战争”后的欧陆第一名将——不伦瑞克公爵
与欧洲大陆君王们的热忱相比，小皮特执政下的英国显得格外冷静，不断在国会发表中立声明的同时，这位年轻的首相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在稳定国内之前，英国并不急于贸然出手。1792年4月20日，在高涨的民族情绪影响下，法兰西共和国率先向奥地利宣战，数万义勇军冲入奥地利控制的比利时境内。不过缺乏组织和训练的法国军队旋即被德意志名将卡尔·斐迪南击溃。
身为不伦瑞克公爵的卡尔·斐迪南可谓“七年战争”后名将凋零的欧陆第一老帅，如果他能够抓住法兰西共和国羽翼未丰之际直捣巴黎，那么路易十六成功复辟并非镜花水月。但此时反法盟主——奥地利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恰巧病逝，一时间本就各怀鬼胎的联军内部暗潮汹涌，不伦瑞克公爵于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顿兵数月之久。反法联盟的大军压境令巴黎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此时如果反法联盟有足够的外交手腕的话，局势本对法国王室有利。但不伦瑞克公爵却鬼使神差地向法国民众发布了所谓的《不伦瑞克宣言》，公然威胁法国人民说：一旦羞辱法国王室的暴力行动付诸实施，联军将把巴黎夷为平地。
显然这份宣言非但保护不了深陷暴民围困之中的路易十六，反倒有火上浇油的作用。如果这份措辞嚣张的宣言真的出自流亡于不伦瑞克公爵军中的法国贵胄——孔代亲王之手的话，一切倒似乎顺理成章得多。不甘受辱的巴黎民众指责路易十六夫妇里通外国，群情激愤之下，他们冲入塞纳河右岸的杜伊勒里宫，将本已沦为阶下囚的路易十六夫妇推向了断头台。
杜木里埃
在路易十六夫妇尚被拘押和审判期间，不伦瑞克公爵统率的反法联军的确是向巴黎进军了，不过其推进速度之慢，实在令人咋舌。尽管此时法国方面军心浮动，连长期执掌军权的拉法伊特都深感沮丧，投靠了奥地利人，但反法联军仍将1792年秋季的目标局限于攻占法德边境的洛林地区。不伦瑞克公爵对此的解释是：“补给的问题好像 是一个死重量，挂在我们的腿上。”虽然理应是法国东大门的隆维要塞在象征性的一轮炮击之后便敞开了大门，但仅从集结地科布伦茨到法国边界，反法联军便花了20天的时间。总之，正是利用这段宝贵的时光，巴黎的国民议会推举出了他们新的军事领导核心——杜木里埃。
与老于军旅的不伦瑞克公爵相比，杜木里埃的从军简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出生于康布雷一个贵族世家的他，在“七年战争”中虽然有过参战的记录，但是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此后作为路易十五的谍报人员，杜木里埃混迹于西欧各地。其中在波兰组织民兵对抗沙俄入侵的经历，对杜木里埃可谓影响深远。在那次失败的行动中，杜木里埃学会了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用于战争，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他出任法兰西国防大臣之后，共和国会颁布一系列严苛的战争法令：“青年人应该战斗；已婚的男人应该铸造兵器并运输补给；妇女应该制造帐幕和被服，并在医院中服务；儿童们应将旧布制成绷带；老人们应被抬到公共场所，以鼓励战斗人员的勇气，并宣传共和国的团结和对国王的仇恨。公共建筑物应该改成营舍，公共广场应改成兵工厂。一切具有适当口径的火器均应被移交给部队，在国内的警察应使用短枪和刀剑。一切配鞍的马匹都应集中以供骑兵之用；一切挽马凡不作耕种之用者，都应用来拖曳炮车和补给车辆。”
在不伦瑞克公爵攻占凡尔登要塞，并缓慢地穿过阿尔贡森林之际，杜木里埃已经纠集了一支相当可观的兵力占据着色当要隘。老于谋略的不伦瑞克公爵此时选择了暂缓推进，择地宿营过冬，以备来年再战。但此时的反法联军已经被前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甚至亲临前线，催促德意志大军像洪水一样冲入香槟平原。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经过连日暴雨，普鲁士军队踏着泥泞艰苦前行，最终在一座名为瓦尔米的小山丘附近遭遇失败。普鲁士人通过吹捧对手来解释这一切，被法军俘虏后，普鲁士国王的私人秘书写道：“杜木里埃表现出他的将才。他选择了优良的阵地，旧有的法军甘心受他驱策。新的志愿军也增大了他们的数量，当配属给老练的部队时，也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他们的轻骑兵都是优秀精壮的。他的军队不缺乏什么，而我们感到什么都缺乏。”
对于俘虏的吹捧，杜木里埃显得很受用。他不仅将这位名为隆巴德的马屁精放回 了普鲁士国王的身边，还慷慨地赠送了12磅的咖啡和糖块。当然杜木里埃并不是真的关心对手，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深知脆弱的法兰西共和国无力对抗整个欧洲，离间奥普同盟是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就在自己率军与不伦瑞克公爵相持的同时，杜木里埃也在积极地鼓动法国军队向奥地利统治下的比利时进军。这一战略被他引经据典地形容为：“当汉尼拔还留在罗马的城门之外时，罗马人民已经把战争带到非洲去了。”果然普鲁士军队无心保护维也纳名下的财产，于是杜木里埃利用不伦瑞克公爵撤往马斯河右岸过冬之际，率军北上，不仅解除了奥地利军队对里尔的围困，还趁势攻陷了布鲁塞尔。
局势的逆转令巴黎的国民议会陷入了空前的狂热之中，将无数贵族送上断头台的雅克·丹东不仅悍然宣布吞并比利时，更要求法国军队以追击奥地利的名义冲入荷兰境内。随着法国海军炮击并攻占安特卫普，在荷兰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英国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小皮特首先通过外务大臣召见了法国大使，警告对方不要“以自称的合法权利为借口”侵犯他国主权。但法国政府随即将路易十六推上了断头台，并以对英荷宣战为答复。
此时的英国虽然没有足够的陆军用于远征欧洲大陆，但在海军方面，英国人还是有信心收拾老对手的：老对手的职业军官团被清洗，水兵也因一连串兵变的干扰而沦为乌合之众。1793年8月27日，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冲入了法国最大的军港——土伦。港内停泊的69艘法国战舰随即成了英国人的战利品。由于土伦城内盘踞着大批保王党人，英国舰队统帅萨缪尔·胡德打消了捞一票就走的念头，他在土伦大兴土木，准备将其化为欧洲列强干涉法国革命的南部桥头堡。但胡德显然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心经营竟然无意中促成了欧洲未来海陆双雄的崛起。
萨缪尔·胡德在近代远没有日后那艘以他名字命名的战列巡洋舰有名，以至于世人常将他与其胞弟——亚历山大·胡德混淆。客观地说，萨缪尔·胡德的战绩确实略逊于其弟。在“七年战争”中，亚历山大·胡德参与了著名的基伯龙湾海战，此役之中，法国海军针对在大洋角逐的屡战屡败，启动了一个孤注一掷的计划：集中大批运输舰于卢瓦尔河一线，以大西洋舰队护航，掩护5万法国陆军登陆英国本土。为了阻止这一疯狂的计划，亚历山大·胡德及其同僚不顾暗礁和强劲的风速，满帆追击对手，最终于基伯龙湾海战击垮法军主力，令英国本土免遭入侵。
与基伯龙湾海战这样的主力对决相比，萨缪尔·胡德在“七年战争”中长期扮演着“打酱油”的角色，唯一值得一提的也不过是一场海上骑士般的单舰对决。而在美 国独立战争中，萨缪尔·胡德更是先兵败西印度群岛，随后又在切萨皮克角之战连续两次被法国人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好在这两场海战萨缪尔·胡德都不是舰队司令，因此也不用承担领导责任。
在萨缪尔·胡德崭露头角的时代，英国海军真正的明星是布里奇斯·罗德尼。有趣的是，罗德尼曾分别领导过胡德兄弟。亚历山大·胡德跟随罗德尼打赢了著名的“月光海战”，此役中，英国海军利用夜袭一举摧毁了围困直布罗陀的西班牙舰队。而罗德尼与萨缪尔·胡德并肩指挥的桑特海峡战役虽然同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两位指挥官却在战后将帅失和，官司一直打到英国国会。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胡德攻击自己的长官指挥失误并无道理。正是罗德尼率领6艘战舰冲垮了法国舰队的阵营，才导致对手的最终溃败。而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放手让胡德追击溃敌，很大程度是上罗德尼的性格使然。在罗德尼的身上，世人还能看到英国传统私掠船主的影子。他们只为酬金而战，并没有将征战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日后罗德尼一度由于没有得到牙买加总督的职位而愤然跑去法国，险些成为凡尔赛座上的海军元帅，便是这一心态的最好体现。
萨缪尔·胡德虽然没有罗德尼“两年之内连败西班牙、法国、荷兰诸多海军名将”的能耐，却深谙海权之道。因此在罗德尼退休之后，萨缪尔·胡德一跃成为英国海军的领导核心。进占土伦之后，萨缪尔·胡德随即从直布罗陀调来精锐的英国要塞守备部队驻守对港内大、小停泊场威胁最大的布伦海角炮垒、埃吉利耶特炮垒和巴拉去耶炮垒。不过英国陆军此时兵力有限，在远征荷兰的同时无法分出更多的兵力协防土伦，无奈之下萨缪尔·胡德只能邀请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城邦分享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其中被派往那不勒斯的是战列舰“阿伽门农”号的舰长——霍雷肖·纳尔逊。
纳尔逊和胡德出身相仿，都是牧师之子。此时的英国正处于人口急速膨胀的时代，需要养育8个孩子的纳尔逊父母最终选择通过关系，将12岁的纳尔逊送入了海军。好在纳尔逊的舅舅——莫里斯·索克令此时已是战列舰的舰长，纳尔逊加入海军之后，端的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连番北上挪威、南下印度之后，19岁的纳尔逊便顺利地通过了海军上尉的考试，成了一艘巡洋舰的舰长。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纳尔逊和胡德同处西印度群岛战场。不过年轻的纳尔逊和他的战舰此时仍难堪重任。纳尔逊在远征尼加拉瓜的行动中病倒，回国休养到1782年才重返战场。尽管战功寥寥，但是这段往来于战场和伦敦之间的航程却令纳尔逊交友广阔，不仅结识了王储威廉·亨利，更在牙买加邂逅了富有的寡妇——法兰西斯·伍 尔沃德。亨利王子当时恰巧路过牙买加，便出任了纳尔逊的伴郎，一时被传为佳话。可惜的是纳尔逊常年征战在外，鸿雁传书最终难敌寂寞之苦。纳尔逊前往那不勒斯求援，自然免不了要与英国驻当地的大使威廉·汉密尔顿打交道。一来二去，纳尔逊不仅和汉密尔顿交情匪浅，还勾搭上了对方的妻子——艾玛·里昂。要说这艾玛女士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早年便惹下过不少风流债，直到32岁时才嫁给62岁的汉密尔顿，难免红杏出墙。纳尔逊对艾玛女士此时也谈不上专情，不久之后他便在意大利城市来亨包养了一个交际花，甚至还将她带上了自己的战舰。
纳尔逊在意大利风流快活的同时，那不勒斯、皮埃蒙特两大意大利邦国的6500名援军已经开赴土伦，另外还有6900名西班牙人和2000名英国陆军。反法同盟在土伦一时倒也大军云集，颇有一番气象。与之对阵的则是法国阿尔卑斯军团和意大利军团的两个师，尽管双方兵力相差不大，但是法军是本土作战，士气正旺。在1793年9月初的交战中，法国军队顺利夺取土伦外围据点，将联军压迫在军港附近。不过此时法军炮兵前线指挥官马尔田少校负伤，急需炮火攻坚的法军统帅卡尔托将军随即听从了国民议会特派员萨利希蒂的推荐，聘用了萨利希蒂来自科西嘉岛的小同乡出任攻城炮兵的指挥官。这个来自科西嘉的年轻军官有一个霸气的意大利名字——拿破仑·波拿巴（意为“荒野雄狮”）。
年轻时的纳尔逊
作为地中海的第四大岛，科西嘉岛自15世纪以来便从属于意大利城邦热那亚的统治。科西嘉人为此展开了漫长的独立运动，但直到1755年才初见成效。可惜号称“科西嘉国父”的巴斯夸·帕欧里还没过够岛主的瘾，热那亚人便在1769年将科西嘉岛卖给了法国。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海、陆军，巴斯夸·帕欧里狼狈逃亡，而这一年拿破仑恰巧出生。
法国大革命前的拿破仑可谓籍籍无名，甚至当杜木里埃率领一干日后法兰 西第一帝国的元帅冲锋陷阵之时，拿破仑本人也不过在科西嘉岛以志愿兵中校的身份压制着岛民的独立热潮。可惜未来的欧洲霸主此时远不是老将巴斯夸·帕欧里的对手，1793年6月拿破仑举家逃亡法国。在当时的拿破仑看来，衣锦还乡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拿破仑刚刚接手之时，土伦前线的法国炮兵可谓惨不忍睹。但是作为昔日的炮兵强国，法兰西共和国依旧拥有着欧洲一流的火炮工业。在拿破仑这样的巴黎军官学校科班出身的内行手中，法国军队很快从法国各地搜罗来大批的军械，甚至在前线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军械所。凭借着源源不断的物资供给和援兵，法国军队最终成功地将以英国为首的反法盟军赶出了土伦。而在此次战役中，拿破仑尽管以炮兵军官的身份参战，但其发挥的巨大作用远不限于组建一支强大的攻城炮群。在总攻方向上，拿破仑力主先夺取可以炮击港区的克尔海角与小直布罗陀，以强大的岸炮群将英国舰队驱逐出战场。在夺取这两个战略要冲的行动中，拿破仑也作为预备队指挥官身先士卒，以迂回战略一举夺取了坚固的要塞群。
面对法军在克尔海角与小直布罗陀迅速部署的强大炮群，萨缪尔·胡德只能选择张帆起锚。毕竟在其胞弟亚历山大·胡德所指挥的直布罗陀攻防战中，一种全新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战舰与岸炮对决的结果。长期以来，大型战列舰凭借着机动和火力的优势可以毫无顾忌地穿行于岸炮的火线之内，即便挨上几炮也不至于伤筋动骨。但是直布罗陀的英国炮手们创造性地将弹丸在炉子中加热，然后用钳子夹着捣入炮膛发射。风帆战舰一旦被这种“炽热弹”击中，往往会立即起火燃烧，失去战斗力。
土伦前线的拿破仑
英国舰队的撤离令土伦城内的法国保王党和反法联军陷入了空前的恐慌之中。为了撤走更多的有生力量，萨缪尔·胡德委派纳尔逊往 来于土伦和来亨之间，将大批沦为难民的法国人撤往意大利。这一段时间里，身为海军将校的纳尔逊没有取得太多的军功，反倒在出兵科西嘉岛、扶植当地独立势力的行动中，不幸被石块砸瞎了右眼，可谓流年不利。与之相比，拿破仑在法兰西共和国却是声名鹊起。巴黎各派政治力量连番内斗后，军人集团占据了领导地位，并成立了军政合一的督政府。督政府的首席领导人恰是拿破仑在土伦战役中的老领导——保罗·巴拉斯。
没落贵族出身的巴拉斯私生活糜烂不堪，政治上还任人唯亲。不过据说巴拉斯之所以重用这个科西嘉的小个子，并非缘于土伦战役的袍泽之情，而是因为他和巴黎社交名媛、拿破仑此时深恋的约瑟芬·德博阿尔内交情匪浅。拿破仑也没有让巴拉斯失望，在1795年3月巴黎爆发的保王党叛乱中，拿破仑杀伐决断，交上了一份血淋淋的投名状。一年之后，巴拉斯任命拿破仑为意大利方面军统帅，匆忙与约瑟芬成婚的拿破仑随即奔赴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新战场。
此时的欧洲战场，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已经度过了危险的襁褓期。北线法国军队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最终鲸吞了比利时和荷兰。1794年的冬季，法国骑兵甚至挥舞着马刀缴获了被冰封于得克塞尔河中的整个荷兰本土舰队。莱茵河两岸的战斗虽然始终以法国和普鲁士互有胜负的形式进行着，但是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无力维持这样的战争消耗，最终于1795年4月开始陆续与巴黎媾和。南部战线之上的西班牙人也在法国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之后选择了放弃敌对。纵观第一次反法同盟，此时唯有英国仍在苦苦支撑。1795年6月，英国陆军发动了跨海登陆。但是以法国流亡贵族为主力的登陆部队在布列塔尼遭遇了法国军队的迎头痛击，自此英国陆军视直接在法国登陆为危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拿破仑挥师进入意大利，可谓所向披靡。
拿破仑横扫意大利南北的赫赫战功，极大地刺激了巴黎督政府的一干政客。毕竟连梵蒂冈和瑞士都匍匐在这位年轻统帅的脚下，一旦他得胜回国，难免有功高震主的嫌疑。于是在拿破仑与奥地利阵前媾和之后，督政府要求他返回国内，主持对英国本土的进攻。拿破仑深知在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远征英国本土无异于自杀，于是提出了远征埃及的建议。理由是埃及是通往东方的十字路口，控制了埃及将有效削弱英国在印度洋的势力。
拿破仑的计划可谓天马行空。且不说此时的埃及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地方军阀手中，远离本土的法国远征军能否讨到便宜，仅是英国海军仍掌握着地中海制海权的事实，便足以令拿破仑的远征军葬身鱼腹。但此时的法国督政府只想让拿破仑继续领军在外， 于是1798年4月拿破仑重返土伦，指挥4万法国陆军在13艘主力舰的护航下奔赴东方。
拿破仑展开这次海上冒险之旅时，英国海军正忙于与法国的新盟友——西班牙和荷兰的海军交锋。应该说18世纪末的西班牙和荷兰拥有着欧洲仅次于英、法的强大舰队。随着1796年西班牙选择与法国结盟，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便是阻止其与法国人合流。1797年2月14日，英国海军于圣文森特角击溃了试图前往布勒斯特与法国人会合的西班牙地中海舰队，8个月之后英国海军又深入得克塞尔河，几乎全歼了为法国人效力的荷兰本土舰队。正是由于英国海军将注意力集中于英吉利海峡附近，拿破仑才一路畅通无阻：先是扫荡了属于宗教组织“圣约翰骑士团”的马耳他岛，随后大张旗鼓地在亚历山大港登陆。
在历经了千年风沙的金字塔旁，拿破仑大胜数百年来被西方视为亚洲劲旅的马穆鲁克骑兵。不过就在拿破仑雄心勃勃地占领开罗，冲向叙利亚之际，尼罗河入海口传来了法国海军被纳尔逊全歼的消息。应该说为拿破仑护航的法国舰队实力不俗，加上海岸炮台的掩护，足以与纳尔逊统率的英国海军一战，但是拿破仑在地面战场的势如破竹多少令其海军同僚麻痹大意，当纳尔逊在临近黄昏发动攻击之时，许多法国船员还在岸上度假。纳尔逊集中火力逐舰攻击，到黎明时分，法国海军仅有4艘战舰逃脱。
不过纳尔逊实在运气不好，此前在西班牙沿海作战时痛失了右臂，这次在对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竟也意外地被流弹击中头部。虽然第二天伤势有所好转，但纳尔逊仍不得不让舰队先行回国，自己则乘坐同样伤痕累累的战舰前往那不勒斯疗伤。之所以选择那不勒斯，是出于英国外交领域的需要，尼罗河战役令雌伏于拿破仑军威之下的欧洲各国再度联手，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
尽管第二次反法同盟中，名义上执牛耳的是被赶出了梵蒂冈的教皇——庇护六世，但真正令欧洲诸国敢于团结一致的却是英国充沛的财力和海上优势，以及沙俄从巴尔干前线调来的百战精锐。沙皇保罗一世之所以加入反法联盟，一是急于趁普鲁士、奥地利被法国重创之际在西欧扩大地盘；二是拿破仑远征埃及令沙俄与宿敌奥斯曼暂时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沙俄陆军的加入无疑弥补了英国在大陆战场上的短板，由乔治三世的次子弗雷德里克亲王指挥的英俄联军成功突入荷兰，一度将法国占领军驱赶到莱茵河以西。已经年逾七旬的俄军老帅苏沃洛夫更是气势如虹地横扫了意大利北部，拿破仑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功绩可谓功亏一篑，这头雄狮此时仍被困在中东的荒原之上。
1799年8月，拿破仑冒险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偷渡回国。由于地中海此时已是英国海军的天下，手握重兵的拿破仑也只能轻车简从。数万法国远征军被交由拿破仑的 副帅柯莱柏指挥。应该说柯莱柏继承了拿破仑在埃及的全部产业，甚至包括其被称为“法兰西埃及艳后”的小情人——宝林弗里斯，但远离本土、缺乏后援的困境，还是令柯莱柏在组建法国自己的马穆鲁克骑兵之余，积极谋求与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单独媾和。
击碎拿破仑东方之梦的尼罗河战役
生性浪漫的法国人在谈判桌上向来不是近邻英国人的对手，柯莱柏也不例外。在得到了准许法军撤回本土的许诺后，柯莱柏便轻易地放弃了重镇开罗。然而撤出坚城的法军随即遭到了对手的海陆绞杀，如梦初醒的柯莱柏虽然展开了反攻，但在痛失先机的情况下，法国远征军最终回天乏术。在拿破仑弃师回国两年之后，据守亚历山大港的法军最终竖起了白旗。不过就在此前柯莱柏战死于埃及的1800年6月14日，执掌法国政权的拿破仑于意大利的马伦哥大败奥地利军队，第二次反法同盟已呈现分崩离析之态，英国人也不敢太过为难放下武器的法国军队。最终拿破仑的东方远征军中有近26000人安全返回了自己的家园。
拿破仑之所以能够成功瓦解欧洲列强的联盟，得益于法国国内的政治局势。面对不断的败师丧土，巴黎民众对腐败无能的督政府充满了厌恶之情。因此拿破仑回到国内，非但没有被视为临阵脱逃的懦夫，反而得到了救世主降临般的欢呼。在政坛权贵 西哀士、巴黎大银行家巴洛等人的支持下，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率军控制了督政府，是为“雾月政变”。
第二次反法同盟的瓦解在英国同样需要有人负责，1801年小皮特辞去首相之职，明面上的理由是，首相与国王在爱尔兰发生暴动之后就是否善待当地的天主教徒这一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客观地说，英国此时急需改弦易张，与势头正劲的拿破仑修复关系。因此当皮特家族的私人医生之子——亨利·阿丁顿接掌相位之时，英国国内普遍称之为“和平首相”。事实证明，阿丁顿不负众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802年3月25日英法正式订立《亚眠和约》，暂时停止了彼此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敌对状态。不过《亚眠和约》从一开始便注定是一个彼此敷衍的产物，拿破仑希望诱骗英国吐出直布罗陀，英国政府则想着不费一枪一弹便换取那不勒斯和梵蒂冈的解放。这样的与虎谋皮，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不过有趣的是，真正引发英法两国最终相互指责的反倒不是这些核心利益区域，而是地中海的小岛——马耳他。拿破仑远征埃及时顺手攻占了马耳他岛，但是岛上的居民对法国人并不买账。恰逢纳尔逊在尼罗河重创法国海军，马耳他民众随即揭竿而起。在那不勒斯养伤的纳尔逊立即指挥英国海军对这座小岛展开封锁。法国驻军本就孤立无援，此时只能乖乖缴械投降。不过随后拿破仑的陆军便将那不勒斯占为己有，纳尔逊只能保护着那不勒斯王室和英国大使汉密尔顿夫妇逃往西西里。
据说由于在那不勒斯养伤期间，汉密尔顿夫人对纳尔逊的照顾无微不至，两人的感情很快由昔日的露水情缘升华为了相濡以沫的爱情。有趣的是，汉密尔顿先生竟对妻子红杏出墙不闻不问，在西西里岛期间三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倒也其乐融融。但世人显然无法包容这段惊世骇俗的感情，很快纳尔逊“男小三”的骂名不胫而走。为了维护英国皇家海军的颜面，英国政府选择将纳尔逊和汉密尔顿夫妇召回国内。不过由于海军部拒绝派军舰接纳尔逊回国，三人只能假道巴尔干半岛先拜访维也纳，随后再沿易北河抵达汉堡。原本出于遮丑目的的召回结果成了大半个欧洲的谈资，乔治三世的愤怒自然可想而知。不过英国民众对纳尔逊还是致以了英雄的欢迎。
回到国内之后，纳尔逊和汉密尔顿夫人的感情丝毫没有降温的趋势，纳尔逊还向长期分居的妻子法兰西斯提出离婚的请求。海军部无法干涉纳尔逊的私生活，只能想方设法地安排纳尔逊出海作战。此时英国虽然与法国媾和，但却在波罗的海方向与沙俄龃龉不断。针对英国对欧洲海上贸易的粗暴干涉，沙俄与普鲁士、瑞典、丹麦组成了“武装中立同盟”。伦敦方面对这个同盟并不陌生，美国独立战争中正是莫斯科打 着“武装中立”的旗号，率先打破了英国对北美的禁运，最终导致英国的镇压行动功败垂成。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英国政府决心以武力摧毁这个同盟，纳尔逊此时正憋着一股邪火，于是高调提议直捣俄国海军主力所在的塔林。好在本土舰队指挥官海德·帕克比较理性，英国海军最终选择了拿丹麦海军开刀。
英国海军的单方面施暴——哥本哈根海战
实力上的悬殊令1801年4月2日的哥本哈根海战成了英国海军单方面的施暴。丹麦海军主将都已焚毁了旗舰逃亡，担任先锋的纳尔逊却杀性正浓，竟然不顾海德·帕克停火的要求，准备炮击丹麦首都的市区，还颇为嚣张地公然抗命说：“我只有一只眼——有时失明是我的权利。”好在英国海军还未染上纳尔逊的疯狂，最终与丹麦达成了停火协定。此时沙俄正陷于保罗一世猝死后的皇位更迭期，因此哥本哈根海战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武装中立同盟”随即瓦解。
纳尔逊在战场上的表现令英国海军上下都对其敬畏有加。为了安抚这个刺头，英国政府先是让他阵前接手了海德·帕克的指挥权，随后又册封他为“诺福克郡希尔伯勒及尼罗河男爵”。随着《亚眠和约》的签署，功成名就的纳尔逊终于迎来了19个月的快乐时光。在这段时间里，纳尔逊与自己的发妻正式离婚，不久之后汉密尔顿爵士也以72岁高龄卒于伦敦。如无意外，已经孕育了一个私生女的纳尔逊和艾玛女士似乎终于可以结为伉俪，但突如其来的战争却最终令他们天人永隔。
应该说英法之间所谓的和平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停火而已，拿破仑利用这段时间理顺了法国长期以来的纷乱政局。1802年，拿破仑正式修改宪法，出任无冕之王——第一执政。与此同时，法国海军也到处搜罗并新建战舰。1803年5月18日，英法之间关于马耳他岛最终归属问题的谈判以破裂告终，拿破仑随即以宣战相威胁，甚至大言不惭地表示：“他们想我们跳过去，我们就跳过去。”不过法国人虽然在英吉利海峡一侧集中了2000艘运输舰，但港口疏浚和扩建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在最理想的天气条件下，法国陆军的两栖突击也必须分两个波次完成，而期间相隔的12个小时将会成为英国人将拿破仑大军各个击破的绝佳时机。
为了防御拿破仑可能发起的入侵，乔治三世不得不请小皮特出山主持大局，曾一度被视为“和平首相”的阿丁顿此时则成了庸医的代名词。令小皮特颇感庆幸的是，由于拿破仑在德意志诸邦中招降纳叛，奥地利正对其充满了反感。1805年7月，第三次反法同盟宣告成立。不过此时的拿破仑敢于在自己的加冕典礼上公然以自戴皇冠向整个欧洲挑衅，自然不惧对手的来势汹汹。针对奥地利—沙俄联军准备先合围意大利北部的法国驻军，再进军法国本土的计划，拿破仑亲率20万大军掩师东进，先于多瑙河畔的乌尔姆成功围歼了奥军主力，随后轻松攻占了维也纳。
拿破仑无疑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战略机动大师，但他的才华仅仅局限于地面战场。就在他于莱茵河、多瑙河之间纵横驰骋时，他设想的一场海上会战却以悲剧告终。拿破仑的如意算盘是集结于土伦的法国海军先行西进，解救被英国人封锁于卡塔赫纳和加的斯港的西班牙舰队，然后大摇大摆地开往大西洋彼岸的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法国海军将与另一支来自布勒斯特的分舰队会合，重新开回欧洲海域。按照拿破仑的预期，此时英国海军已经奔赴西印度群岛支援，本土防御薄弱。集中优势兵力的法国海军应该能夺取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掩护法国陆军完成一次史诗般的两栖突击。
拿破仑的这一计划可谓是其地面战中“声东击西”谋略的延续，但从未指挥过海战的他显然忽视了长途奔袭对舰艇和水手状态的影响。法国海军统帅皮埃尔·维尔纳夫虽然成功完成了这次远航，也骗过了身为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的纳尔逊，但英国海军良好的舰艇性能和训练有素的水兵最终弥补了战略上的误判，纳尔逊的舰队只用了24天便完成了横渡大西洋的往返航程，赶上了比维尔纳夫晚出击1个月的时间。同样是经历了大西洋风雨的洗礼，纳尔逊舰队马不停蹄地往来于直布罗陀和英吉利海峡寻找战机，而维尔纳夫麾下的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却不得不丢下3艘受损的战舰和1200名病员，一头栽进加的斯港休养生息。应该说局势发展至此，拿破仑的计 划已经彻底破产，如果他选择就此收手，好歹还能保存下一支令英国望而生畏的联合舰队。但攻占维也纳的胜利令这位自负的皇帝忘乎所以，他命令维尔纳夫率舰队杀回地中海，去夺取英国人控制的那不勒斯、西西里和马耳他岛。
拿破仑成功地引诱纳尔逊在大西洋上大兜圈子
拿破仑的命令无疑断送了自己的舰队，纳尔逊从容地从加的斯港开始尾随对手。法国和西班牙的水手们时刻警惕着英国人可能发动的侧舷齐射，而纳尔逊却悠闲地和几个海军军官候补生共进晚餐。10月21日清晨，养好精神的纳尔逊在自己的旗舰“胜利”号上挂出旗语：“为了英格兰，全员恪尽职守！”随即杀气腾腾的英国舰队以两路纵队乘着西风杀向敌阵。应该说维尔纳夫的应对从战略上看可圈可点，他迅速命令舰队转向，以相反顺序组成战斗纵阵，此举可以令整个舰队以单列横阵对敌，最大限度地发挥侧舷的火力，即使会战不利也能撤回加的斯。但是在大西洋上杀了个来回的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在加的斯根本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整，反倒又增加了1700名病患。缺少水手令联合舰队的舰艇转向缓慢，原本有利的阵位反倒成了被英国海军双刀斩断的长阵。
特拉法尔加海战
尽管这场发生在特拉法尔加海角附近的战斗仅持续了两个小时，但辉煌的胜利仍使回国报捷的拉皮罗提尔中尉一刻不停地累倒了19匹马。在海军部，这位万分疲惫的信使喊出的第一句话是：“报告！我们获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是却丧失了纳尔逊！”作为这场战役的胜利者，纳尔逊在战斗临近结束时，被敌舰“敬畏”号帆缆处的一名狙击手射中。由于子弹穿过肩、肺和脊骨，留在了背上的肌肉里，纳尔逊并没有马上断气，而是在自己的船舱内支撑了3小时15分钟后才最终辞世，享年47岁。关于这位英国海军历史上威名赫赫的统帅最后的遗言，浪漫者说是“照顾可怜的汉密尔顿爵士夫人”，虔诚者则说是“为了主和我的祖国”。但无论如何，纳尔逊一生的光辉并不会被他的感情经历所掩盖，在他的灵柩运回伦敦之时，他生前的两位领导——胡德、海德·帕克及好友威廉·亨利王子亲自为其守灵，可谓风头无双。
尽管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中，英国海军以几乎未损一舰的代价摧毁了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33艘主力舰中的29艘，但是海上角逐的失利并不能改变拿破仑帝国高歌猛进的势头。就在纳尔逊战死的一个月之后，法军于维也纳附近的奥斯特里茨大败奥地利—沙俄联军。法国军队的辉煌胜利，令拿破仑坦然地接受了弗朗茨二世的乞和要求。拿破仑不仅要求奥地利放弃在意大利和德国南部的大片土地，还要求对方自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自此维也纳800年来德意志诸邦共主的地位荡然无存，欧洲大陆中部出现了一个以法国马首是瞻的“莱茵同盟”。
尾声
长达20年的拿破仑战争对英国而言无疑是一场辉煌的完胜，那么在未来欧洲的政治版图上，英国自然应该发挥舵手乃至主宰者的作用。但现状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海陆军军费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拿破仑封锁欧洲时期的贸易战造成了更为惨重的损失，由于进出口额的锐减，英国本土工业凋敝，制造业发达的北方和中部地区尤为明显。低廉的工资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骚动，如果再遇上荒年歉收，骚动便随时可能升级为暴乱。不过在拿破仑入侵的威胁面前，事态还比较容易平息。但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硝烟散尽，战时状态已经难以再压制英国社会的普遍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国本土大批极端主义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英国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很快便束缚了其在外交上的行动。被拿破仑复辟一度打断的维也纳会议，可谓是西方世界最早的“联合国”雏形，除了同样由英、俄、奥、普、 法五强主导之外，维也纳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更像是一场欧洲王室的豪华大派对，以至于主持会议的奥地利亲王梅特涅自嘲说：“开会不决议，开会只跳舞。”但表面的一团和气之下，欧洲各国却各有盘算：不惜屈尊降贵、亲自到场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迫切希望吞并波兰，并将俄国的势力扩展到欧洲西部；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努力阻止俄国西进的同时，也在暗中争夺德意志诸邦的宗主权；本应作为战败国任人宰割的法国，也希望凭借职业外交官塔列朗的长袖善舞，重回欧洲大国的行列。
塔列朗以外交大臣的身份历经了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帝国和复辟后的波旁王朝，自然是八面玲珑的国际“老油条”。他启程前往维也纳之前，首先着手制定会谈方案，然后找来了年轻貌美且对丈夫不满的侄媳多萝赛充当自己主持大小聚会的贤内助。果然，凭着塔列朗的巧舌如簧配合多萝赛的风流多情，法国代表团在维也纳非但没有成为过街老鼠，反倒是如鱼得水。这一颇为滑稽的局面背后究竟是如何藏污纳垢的，世人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代表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在维也纳对法国的扶持，更多的是出于平衡欧洲大陆势力的考量。
滑铁卢战役之后的欧洲，普鲁士已经再次从拿破仑压迫之下崛起，成为莱茵河流域的主宰。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和多瑙河两岸重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度重获自由的波兰再度雌伏于沙俄大军的铁蹄之下，亚历山大一世甚至狂妄地宣称：“我有20万军队在波兰，谁来试试把我赶走吧！”与上述三大陆军强国相比，英国在欧洲大陆仅有区区3万人马。显然要维持欧洲的和平，一个富庶而强大的法国是无可替代的基石。
如果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是近代英国海权帝国崛起的起点，那么“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俄国人的大国情怀。1815年11月20日，随着路易十八代表法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腥风血雨至此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外交战场上无形的较量还在延续着，打着主权平等的幌子，英国希望通过建立一个长效性的国际会议机制来解决欧洲的各种分歧。仅从形式上来说，英国的建议的确得到了尊重，但与英国所提倡的“集体协调”制度相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招数更为传统和直接。利用盘桓于维也纳的机会，这位沙俄雄主暗中串通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执意打造一个肆意欺凌弱小的军事同盟。为了彰显自身所代表的正义性，这个完全秉承弱肉强食原则的组织打造了一个“君权神授”的“神圣同盟”金字招牌。
站在国人的角度上，俄、英之间的外交战略与中国战国时代的“连横”与“合纵”思路可谓不谋而合。亚历山大一世所建立的“神圣同盟”不仅在地理上打造了一条东 西向的“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巴黎”轴心线，而且奉行的也是“事一强以攻众弱”的思路。秉承着这一宗旨，“神圣同盟”不仅在中欧频繁干涉意大利和德意志小邦的内政，更将矛头对准了积贫积弱的奥斯曼帝国。1815年，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虽然由于南斯拉夫人固有的内部矛盾，这次起义最终为土耳其军队所镇压，但是塞尔维亚却以土耳其卫星国的身份获得了独立。邻近的希腊人见此倍受鼓舞，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大半个希腊成了阳光明媚的“解放区”。在希腊东正教徒和穆斯林报复性的相互屠杀背后，是来自沙俄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但可惜的是，沙俄的这一宏伟战略蓝图，最终随着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的离世而归于幻灭。
面对亚历山大一世以来沙俄“连横”欧洲的外交战略，英国政府的策略基本可以概括为“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之策。通过拉拢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处于低谷的法兰西，英国首先稳定了其在西欧和地中海的战略基本盘，其后逐步瓦解沙俄与普鲁士、奥地利的同盟关系。当面对英、法要求沙俄停止对奥斯曼的进攻时，沙皇尼古拉一世曾傲慢地回应说：“你们不要以战争威胁我，我可以依仗柏林和维也纳。”殊不知，此时普鲁士和奥地利已经悄然站到了莫斯科的对立面。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传统海权强国英国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战场上给予了沙俄沉重的打击，面对战场上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尼古拉一世最终选择了服毒自尽。
除了在克里米亚围堵沙俄之外，两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也令英国成为“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强国”。然而，自19世纪下半叶起，在远东，英国受到来自欧美列强的政治渗透和商业竞争压力，这引起了英国的不安。1872年2月5日，英国《伦敦中国电讯报》发表社论说：“只要把事实摆在议会和公众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很快听不到那种说英国人对远东利益冷淡的反复叫喊了。”对此，英国在远东的基本政策是“维护现状”，即维护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竭力防止出现危及英国既得利益的新的竞争者。在这一政策中，英国支持满清政府，把满清政府作为执行这一政策的一颗有分量的棋子。
甲午战争结束以后，由于中国战败，英国很需要在抗俄南下方面得到新的同盟，如何处理英日关系便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重要内容。英国所推行的新的远东政策是英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此，英日开始接触，并逐渐发展为同盟。在亚洲，英国借助日本之力成功打击并遏制了俄国，尤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使英国大获渔翁之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全赖日本忠实于同盟条约，才保证了其远东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安全。因此，英国长期对这只“亚洲警犬”抱以好感和幻想。同时， 日本对俄国的削弱和牵制又大大确保了英国在欧洲推行均势政策。
但英国苦心经营的全球战略并没能维系多久，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连同发生在布尔战争一年之前的美西战争和两年之后的日俄战争一道，宣告了旧有战争形式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从遥远的南非大草原上传来的星星火光，依稀照亮了未来的战场，然而欧洲地平线上正在阴霾四合。
第二次布尔战争给几百年来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画上了一个明显的句号。军事征服的胜利、公众的沙文主义热情，不足以打消保守派和自由派对维持一个庞大海外帝国的开支的焦虑。英国的上层社会出现了信心危机。越过在比勒陀利亚上空猎猎飘扬的米字旗，大英帝国一些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前景：同时保卫大英帝国海外领地和英国本土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不可行的。因此英国不应当再保持孤立政策——它应当与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些欧洲帝国们，达成广泛的交易和协议。第二次布尔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便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将部分海外势力范围转托给加、澳、新等白人自治领，英国本身的战略重点则转回风云动荡的欧洲。
第二次布尔战争是英国最后一场为了征服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本身没有使根深底厚的大英帝国伤筋动骨，甚至还让它有所收获，可是英国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这场战争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同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一样，意味着英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进步、最繁荣的时代结束了。在英国本土，爱尔兰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欧洲，野心勃勃的德国开始向远洋派出征服的舰队；在南非，一个来自印度的律师——莫罕达斯·甘地开始崭露头角。布尔战争标志着英国自光辉灿烂的维多利亚时代，向着未来不可预测的黑暗时期过渡。在它之后，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已经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