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唐朝政治家）
姚崇简介
姚崇：字元之，祖籍江苏吴兴，因先辈世代在陕州为官，遂定居陕州硖石（今属陕县硖石乡）。父姚懿，曾任硖石县令。
生卒年：650 ～721年
性格特点：不敬神，不信鬼，不以官高而凌下，不以位尊而专横，但好弄权术，为人权谲。
历史功过：姚崇吏事明敏，是吏治派的代表人物，他先相武则天，再相睿宗、玄宗父子。凡三次入相，皆兼兵部尚书，熟于边政，善于条理。 每次拜相，都有所针对。他的施政纲领，就是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弊政，在睿、玄两朝犹为明显，随机应变，不事拘泥。开元前期的整个政策，都是在他的协助下确定下来的。因而有“救时宰相”之誉。
名家评点：“自小及长，从微见著。唯以直道为业，非以曲路相通。”（见《全唐文》卷二O六） “剖析如流， 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 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新唐书●姚崇传》）
姚崇传记
则天当政 善于政事
皇后武则天也不例外。没有人比她自己更清楚这一年对她的意义有多重要。她是文德长孙皇后死的那年进的宫，那时她才14岁，而今掐指算来已经过去38年了。这么多年的宫廷生活，已经把她磨练成了一个精明能干、果敢有为的政治家。
她自信没有谁是她的对手，长孙无忌和上官仪不都落了个惨死的下场？她也愈发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不过她下决心要突破女人的限制。丈夫虽贵为皇帝，却深受风疾之苦，自显庆（656～661年）年间以来，苦于头晕目眩，政事常阙。故而她渐渐获得了参预政事之权。
武皇后在想，也许是所有人都看错了自己的丈夫，他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孱弱。他在利用制度钳制着自己，军国大事都交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自己却根本没有人事权，尤其是宰相的任用权。自从李义府、许敬宗罢相之后，她再也无法插手其间了。这一点他们夫妻二人肚子里跟明镜儿似的，却谁也不去点破。丈夫的病已是沉疴，虽不至立刻撒手人寰，却是日甚一日。他自己也晓得，已经开始在安排后事。咸亨四年（673年）八月，他因为疟疾发作，下令太子李弘在延福殿接受诸司启事，渐生禅位之心。
提到自己的大儿子，武则天是一肚子怒火。自已苦心将他扶上储位，谁知他竟不跟自己一心，果然是李家的好儿孙。这点使她无法容忍下去，她要出击了。毕竟几十年的夫妻了，她对高宗的脾性一－ 清二楚，不能明着来。咸亨五年（674年）四月，在她的努力下，武承嗣迁为宗正卿，掌管王室宗籍。四个月后，她又建议追谥高祖太武皇帝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太宗文皇帝为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同时改元，以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
这套先予后取的做法，也只有武则天这个铄古震今的女人才能想得出来。她知道，高宗已是皇帝，改称天皇意义并不大，但自己改称天后，则从名义上获得了与丈夫同等的地位。所谓名正言才顺，这有利于她以后的计划。
这一年就要结束了，她要再加一－把劲儿。十二月壬寅，她上表建言十二事，其中一至五事为息兵、息役、轻徭薄赋，主张改变高宗即位以来的对外战争的基本国策；六至九事，一－方面表明自己是李唐王室的忠实维护者，另一方面又提高妇女的地位，暗含她要突破礼制对女性的限制；十至十二事，则是增加八品以上京官的俸禄和勋官的利益，要求提拔才高位下的官吏，并保障在此前的战争中产生的大量中下级勋官的利益。
这种顺应现实要求的纲领性意见，高宗是不会拒绝的，他下诏褒奖武则天，并令有司施行。但高宗的病情又加重了。他想把皇位禅让给太子，却不知朝臣意见如何，便假意欲使武则天摄政，遭到了宰相的一致反对。这坚定了他禅位的心意。
武则天哪能答应。上元二年（675 年）四月，身体一直不好的太子弘暴死合壁宫，有传闻是武则天暗中使人用毒酒杀死的，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虎毒不食子。高宗心中非常哀痛，为了让儿子还能够享受生前未得到的地位，他这个做父亲的竟追赠李弘为孝敬皇帝，并下令简选品官子弟充任挽郎。这是中国古代第－ －例追赠儿子为皇帝的事情。前嵩州（今四川西昌）都督姚善意之子姚元崇便通过考试成为了孝敬皇帝的一名挽郎。
姚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以字行，玄宗时，避开元年号之讳，改称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他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小的时候不喜进学，好畋猎为乐。年逾弱冠，尚不知书。后来才折节向学，颇以文华著名。等他得以荫补为挽郎，已是26岁，不过这与他的志向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仪凤二年（677年），他应制举下笔成章科，果然判入高等，授濮州（今山东鄄城东北）司仓参军事，后又迁为郢州（今湖北钟祥）佐吏。
元崇虽有文名，但更善于处理政事。历佐二州，颇见才华，遂入朝为司刑丞（即大理丞）。天授（690～691年）之际，正是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关键时期，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屡兴大狱，罗织罪状，打击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元崇既为司刑丞，却执法平允，保全了很多人。后进官为夏官员外郎（即兵部员外郎），更迁为夏官郎中即兵部郎中）。从仪凤中制举人仕以来，已是整整二十年了，元崇才由从七品上阶的濮州司仓迁为从五品上阶的夏官郎中，不过升了八级，可以说他没有把握住高宗武则天之际的风云际会，没有获得某些人那样的迅速升迁。他是一步一步干上来的，吏治才干得到了充分锻炼。对于元崇这样的人来说，不怕等待，只是怕没有机会。而机会也正在这个时候降临到元崇的头上。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契丹族的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率部众举兵反叛，连陷河北数州。战事－－起，军书纷飞，元崇作为夏官郎中，却是指挥若定，剖析形势，受理文书，随意而决，无不切合事宜。这一下子被武则天注意到了。
武则天见其如此能干，就决定要提拔他。十月，元崇便升迁为夏官侍郎（即兵部侍郎）。改朝换代之际，武则天任用酷吏，诛杀无数，确实打击了唐室宗亲和反武力量，使得武则天顺利控制了政权。待形势稳定下来，周、来之辈仍循旧例，恣呈其意，罗织罪名，陷害大臣，逐渐与武则天安定局势的意旨不合，最终自罹其祸。其后，“谋反”之人锐减。神功元年（697年）九月，武则天与身边的大臣议论时事，问侍臣说：“以前周兴、来俊臣按狱，多牵连朝臣，称其谋反。国有常法，朕怎能不依法查问！中间朕也疑其不实，使近臣到监狱鞫问，都得到了他们自己写的供认状，朕也就不再疑心了。
不过自从他二人死后，朕就再没听到报告说有人谋反，那以前处死之人难道就没有被冤枉滥杀的吗？”姚元崇回答说：“自垂拱（685 ～ 688）以来，家破身亡之人，都是受酷刑自诬而死。周兴等人自以为功，天下之人却号为罗织，甚于汉代的党锢。陛下令近臣案问，近臣也自身不保，怎敢据实回奏。被问之人想要翻供，又怕再遭毒手，不如速死。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寐，诛灭凶党，朝廷定安。今日以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为保：现在内外官员更无反逆之人。如果陛下得告发之状，乞愿但存之于内廷，不须推问。如果后有征验，反逆是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大喜：“以前宰相皆以顺承其事，陷朕为滥用刑罚之君。闻卿所言，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赐元崇钱千缗。
圣历元年（698年）十月，元崇以夏官侍郎、同凤阁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到两年，就由郎官擢为宰相，开始了他三出三人的宰相生涯。大足元年年）三月，元崇自夏官侍郎拜为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依旧知政事。
时突厥频有动作，朝廷欲防备其人寇。四月，遣元崇往并州，检校并州以北诸州兵马。六月返回，又兼知夏官尚书事（即知兵部尚书事）。这一连串的改换职事都因为元崇熟悉边事之故。
然而突厥恃其强盛，默啜可汗多次侵扰北边，久视元年（700年）十二月就袭击了陇右道牧监，夺去战马万余匹。大足元年八月，默啜又寇边，武则天命安北大都护相王李旦为天兵道元帅，统军抗击，未及行而突厥已退却。十月，武则天下令西巡，从神都洛阳至京师（长安） ，改大足元年为长安元年，其目的即是要加强关中力量，防止突厥入侵。不过，也正是突厥人侵之故，才使得元崇与相王，即后来的睿宗，连在一起，两人开始相识相知。十一月，元崇检校相王府长史，成为王府属僚。
长安二年（702年），突厥又连连人侵盐、夏、代、忻四州。九月，武则天又命相王为并州道元帅。元崇又以曾经检校缘边军州兵马，熟悉形势之故，充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既为王府僚佐，又兼为行政属官，两个人的关系又进一步拉近了。然而相王连连典兵，着实夺人眼目，不知什么原因，此次任命又不成行。十月，元崇仍以本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当然他仍旧检校相王府长史。
长安三年（703年）六月，默啜可汗遣其臣莫贺干至长安，请求与唐和亲。边事渐趋安定。十月，武则天便返回了洛阳。然而在此期间，朝廷局势却是更加混乱。
武则天已是80出头的老人了，她的精力。身体都大不如前。她所宠信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欲图长久富贵之事，谋划要夺取朝政。九月间，他们诬称宰相魏元忠与太平公主所宠的司礼丞（即太常丞）高戬想要谋乱，拥立太子李显。结果，魏元忠贬为高要县（今广州高要）县尉，高戬配流端州（今广东肇庆）。
自从武则天将儿子李显从房州（今湖北房县）召回，复为太子，已早定下传位之意。只要顺利完成过渡，二张必不得善终。但朝中如此混乱，任谁也不免头疼，尤其是位处台衡的宰相。长安四年六月，元崇上表，以母亲年老，请求武则天除其相职，以便侍养母亲。言辞非常地哀切，武则天难违其意，遂罢相，拜相王府长史。
王府长史本为从四品官，武则天特诏其秩位并同三品。她深感政事不便，是月，又使其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元崇深知非常时刻，为相已是易于取祸，若再典兵；兼以自己王府官的背景，非但自己难保，连相王也会被牵连，于是上书：“臣已事相王，再知兵事非便。臣并非爱惜自己，而怕于相王不利，伤陛下母子亲情。”武则天深以为是，改命其兼知春官尚书（即礼部尚书），余官如故。时突厥部落首领名叫叱利元崇反叛，武则天不欲使大臣与之同名，于是令元崇以字行用，称元之。
被逼退位 悲泣而哭不久，元之便因得罪张易之而被贬官。易之在定州（今河北定州）私自建置寺院，想从京城调大德高僧十人去定州充使。所选诸僧都不愿意去定州，便至元之处申诉。唐制，僧尼簿籍之事，归礼部下属的祠部司管理。元崇作为春官尚书，正当负责属司事务，他在文书上批复：“此事宜停”，断了易之的念头。易之屡以为言，元之始终不听。
易之恼羞成怒，进言于武则天，改命元之为司仆卿（即太仆卿），知政事如故。不久，改授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知群牧使，兼摄右肃政台（即右御史台）御史大夫。是时，唐与突厥和亲之事已经结束，突厥也已归还了被囚的淮阳王武延秀。此时新命行军大总管兼知群牧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于是改命灵武道安抚大使，权充左肃政台大夫。孰不知，这正合元之心意，他根本不愿趟朝廷这股浑水，于是他向武则天推荐了张柬之堪为宰相后，便轻装赴任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出所有人的意料。武则天的病情急转直下，深居寝殿之中，只有二张侍于其侧。两人深知朝中大臣对自己多有不满，意欲为乱，自秉大政。
而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一批大臣也在积极谋划，控制禁军，以诛去二张，迎太子即位，拨乱反正。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姚元之也从灵武赶回洛阳，张柬之等人遂以谋告知元之，随后便发动禁军，如愿事成。中宗复位，元之以功进封为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并拜为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然而元之见中宗忠厚有余，反而显得有些懦弱，在这个拨乱反正的时刻实有难堪其位之虞。皇后韦氏又过于不安分，才不过中人却有非份之想，这政局必当再乱。元之实在不愿意久留朝中，适逢武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领宗室百官至上阳宫问太后起居。王公以下尽皆欣跃称庆，只有元之一人呜咽流涕不已。张柬之等说：“今日怎是涕泣之时！恐公之祸由此始。”元之答道：“元之事武则天皇帝多年，突然离别，情发于衷，悲不能忍。昨预公等之谋，诛凶逆，是尽臣之道，怎敢自以为功？今日辞违旧主，悲泣不已，也是尽臣子之节。如果因此获罪，实所甘心。”是日，元之便被贬出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刺史。远离政治中心的他，后来终于没有落得和其他参与政变之人一同被处死的命运。
接下来的几年，正是武则天下台后中枢政治的动荡时期，政变连续不断。而姚元之一直在地方任职，先后任亳、宋、越、常、许五州刺史，基本上是一年迁转一 次。
至景云元年（710年）六月，睿宗－ －即位，便将他从许州刺史任上召还，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次担任了宰相。两人果然是故交，睿宗知道他善于处理军政，而兵部事务这时也正需要姚元之这样的能吏才能应付。七月，元之又兼为中书令。至十一月，睿宗正授元之为中书令而兼检校兵部尚书。这个时期的中书令开始掌握最高政务的裁决权，实际上处于首相的地位。与元之几乎同时召回的是洛州长史宋璟，睿宗用以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元之对掌文武大政。
不仅如此，睿宗还令元之兼太子左庶子，而璟兼右庶子，分掌东宫启奏，多有驳正，亦与在东宫的李隆基（后来的玄宗）倾心结纳。
面对中宗以来的弊政，尤其是选官的混乱，姚、宋二人首先着手处理的是文武铨政。韦后擅政以来，安乐、长宁公主及皇后之妹邸国夫人等依势用事，请谒受赇，凡出钱至三十万，即可授官，出钱至三万即可给度牒，成为僧尼。韦后也企图用禄位收取人心，但又不愿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往往另外以墨敕除官，斜封交给中书，宣付有司。官名则有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之名，人们则统称为“斜封官”，人数多至数千人，致使官员大为伪滥。而斜封官多有仗势与正官争权夺势，弄得政事迟滞。
景云元年八月，姚元之、宋璟与御史大夫毕构共同奏请将这几千斜封官一。概停废罢免。旧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则由尚书省奏拟，文归吏部，武属兵部，尚书、侍郎分为三铨。然而中宗之末，铨政无伦，选举混淆，有些白身无出身）的人也要到吏部、兵部冒称有出身人参加科目选，无复纲纪。至是，宋、姚二人为吏部、兵部尚书，赏罚尽公，请托不行，进忠贤，退不肖，纲纪修举。当时以为有贞观、永徽之风。
接着，两人试图处理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姑侄相争的问题。太平公主与太子共同策划平定武韦之乱，立有大功。公主聪明多智，又是皇帝亲妹。凡其所请睿宗无有不应。朝廷中就形成了太子与太平公主两大派系。睿宗处在至亲之中，万般小心，求得平衡，以免激起大变。宰相若要奏事，他都要先问：“与太平商议了没有？与三郎（即太子）商议了没有？”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才放心处理。
然而，太平公主经营多年，势力远大于太子，国家政务的裁决方面丝毫不让于太子，又以太子英武，一心想要更换一个暗弱可制之人代为储君。睿宗也很是无奈，只能暗中助儿子一－臂之力。他用姚、宋为太子左右庶子，又用太子亲信张说、郭元振为相，都是此意。
景云二年（711年）初，太平公主邀宰相会于光范门内，微露出要易置储君之意，众相失色。宋璟抗声说道：“东宫有功于天下，确为宗庙社稷之主。公主怎能说这种话！”公主之意既公开，为了安稳政局，姚元之与宋璟暗中建议睿宗：“宋王是陛下长子，豳王是高宗长孙，而太平公主交构其间，致使东宫不安。请陛下出宋王、豳王为刺史，罢岐、薛二王所典掌禁军，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及其夫武攸暨请安置东都。”睿宗非常明白，这是必要的，但又不可操之过急，就先下了一道制书：“诸王、驸马自今不得典禁军，见任者皆改转他官。”不久，他又采纳了张说的建议，令太子监国，定君臣之分。随后又下制，将先前暂停任的斜封官，一一量材叙用，以为太子监国之恩。
在所有准备工作安排稳妥之后，睿宗才以宋王李成器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豳王李守礼为豳州（今陕西彬县）刺史，左羽林大将军岐王李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李隆业为右卫率，太平公主安置蒲州（今山西蒲州镇）。之所以将太平公主安置蒲州，也是睿宗考虑到兄妹之情才就近安置的。太平公主闻知，大怒，以姚、宋之谋责问太子。太子无奈只得上奏，称元之与璟离间姑、兄，请处以极刑。睿宗有些后悔，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便急于处理，以至牵连辅相，但此二人又绝不能杀，只得将元之贬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南）刺史，璟为楚州（今江苏淮安）刺史。
这次姚元之出刺外州，时间更短，前后不足两年，他又连转徐、潞、扬、同四州，调任如此频繁，说明睿宗、玄宗根本无意让他安于地方，只是在等待时机。很快，玄宗便将太平公主一党尽数平定，独掌朝政。完成了权力交接的睿宗便乐得安享清闲，到百福殿做他的太上皇去了。姚元之人相机会又出现了。
佐成开元 盛世名臣在诛灭韦后、平定太平公主的过程中，玄宗身边积聚了一批有功大臣。这些人多没有门第背景，全靠个人才能和政绩在武则天时被逐步提拔上来。为了保持已有的地位，甚至更进－－步，他们把帮助玄宗夺取和巩固皇位看作是一种巩固自己权位的手段。其中以张说和郭元振为代表。
张说在玄宗即位之初担任中书令的两个月里，除了将那些功臣拉进朝廷，没有什么大的建树。玄宗也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包围，他不能忍受这种情况长久存在，因为他有着很大的抱负，怀着开创盛世的梦想。他迫不及待地将姚元之从扬州（今江苏扬州）调至同州（今陕西大荔），原本就准备着用为宰相，这下正好作为突破口。
玄宗心意已定，张说几次阻挠都不成功。
开元二年（713年）十月，玄宗任命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以代郭元振。元之亦知玄宗心思，为相之初，便建议玄宗以法惩治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纲之人，并请玄宗对亲信大臣也要持之以礼，矛头直指那批功臣。玄宗见他能如此，颇为高兴，十二月，又令元之兼紫微令（即中书令）。元之为避上月群臣为玄宗所上“开元神武”尊号，遂复旧名，单名一个崇字。玄宗又进封姚崇为梁国公，崇固辞实封。玄宗不得已，只得停其旧封，特赐新封一百户。
中宗时，公主外戚大量奏请度人为僧尼，也有人出私财建造寺庙。而富户强丁，为求躲避赋役，多削发为僧，大肆伪讹。姚崇前为春官尚书，即不允张易之所请，既为紫微令，开元二年（714年）正月，崇又上奏：“佛不在外，事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保全石赵；鸠摩罗什多艺，不能救将亡之姚秦。何充、符坚皆遭败灭齐襄、梁武不免灾殃。只要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陛下即是佛身，何必妄度奸人，使坏国家正法？”玄宗便令有司沙汰天下僧尼，查处伪滥僧尼－万二千余人，并令还俗。二月，又敕，自今以后所在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需要修葺，地方需要上报，检视如实之后，听其修缮。
薛王李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弹奏。李业向玄宗求情，玄宗敕令紫微、黄门省（即中书、门下省）覆按。姚崇、卢怀慎等奏称：“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容。”玄宗从之，由是贵戚束手。为了帮助玄宗稳定皇位，姚崇复申前奏，将宋王、申王等出外为刺史，但又只让其负责大纲，具体政事，都由本州，上佐代劳。再加上之前张说等功臣也都被以各种借口贬放到了外地，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结合起来，再生大乱，保证了政局的稳定，才有利于政事的开展。
整顿吏治，是开元初政的重中之重。姚崇执政之后，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玄宗下敕：“都督、刺史、都护每将赴任，皆引见面辞之后，侧门取候进止。”二年正月又下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除京官，使出人常均，永为恒武＂。这对纠正官员重内轻外和使在京百司官员具有地方工作的实际经验都有一－定意义。五月，又以岁饥之故诏罢员外、试、检校官，除非确有战功及特别任命的，吏部、兵部不得注拟。而在此前，又复置十道按察使，整顿地方吏治。
经过姚崇一年 大刀阔斧的整顿，开元气象为之一新，这 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到来。
当时与姚崇同为宰相的是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即侍中）卢怀慎。怀慎虽清谨俭素，不营资产，但自以为才不及姚崇，每事推让，由姚崇决定，时人称他为“伴食宰相”。开元三年（715年）正月，姚崇因为儿子病故，请假十余天，政事委积，怀慎不能决断，惶恐不定，向玄宗谢罪。玄宗也不恼，只是说：“朕以天下事交由姚崇，只是让卿坐镇雅俗。”等姚崇回来，片刻工夫，裁决俱尽。
姚崇对自己的行政能力也颇为得意，对属下的紫微舍人（即中书舍人）齐潮说“我为相，可比何人？”擀还在考虑之中，崇又问：“比之管仲、晏婴如何？”擀说：“管、晏之治虽不能尽行于后世，但犹能终身行用。公所为，应事而已，似有所不如。”崇又追问：“到底比之二人如何？”擀答道：“公可以称得上是救时宰相。”姚崇大笑而说：“救时宰相，也不易得。”
开元三年六月，山东之地蝗害为灾，百姓或于田边设祭，焚香膜拜而不敢捕杀。
姚崇奏请遣御史分至诸州，督促州县地方官率百姓捕杀蝗虫。言事者以为蝗虫众多，不能尽除，玄宗亦以为然。
姚崇说：“今蝗虫满山东，大河南北，百姓流亡殆尽，怎能坐视蝗虫食苗而不救即使不能除尽，也比养以成灾为好。”玄宗这才准奏。
卢怀慎担心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反驳说：“昔楚庄王吞蛭而疾愈，孙叔敖杀蛇而致福。怎能不忍杀蝗而忍心看着百姓活活饿死呢？如果杀蝗有祸，崇请以自身承担。”当年，田有收获，民不甚饥。
谁料到，开元四年，蝗虫复大起。姚崇又奏请玄宗遣御史分道督捕，只有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执奏说：“蝗虫是天灾，自宜修德以除之。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姚崇大怒，以牒责问若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蝗虫修德可免，汴州必是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疑，自招悔咎。”若水不得已，只得捕杀蝗虫，得十四万石，投于汴河水中。时朝廷喧议，皆以为驱蝗不便，玄宗又问崇。崇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今山东蝗虫遍地，仍听其繁息，实在罕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必至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膠柱。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劳陛下出敕，容臣出牒处分即可。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玄宗懔然，便听由姚崇以宰相的名义下文处置。由是，蝗虫渐渐止息，百姓不至大饥。
开元四年（716年）十一月，黄门监卢怀慎病故，玄宗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紫微黄门章事（即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姚崇也因洁疾告假，寓居舍罔极寺养病。玄宗遣使问其饮食起居，每天都有数十人。凡大政事并令源乾曜至寺问姚崇。乾曜奏事若称旨，玄宗辄说：“此必姚崇之谋。”若不称旨，辄说：“卿何不与姚崇商议。”源乾曜往往叩谢称是。乾曜遂移崇至四方馆（属中书省）养病，仍听其家人人馆侍疾，玄宗答应了。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玄宗说：“设四方馆，正为官吏所置；使卿居之实为社稷。恨不能让卿居于禁中，此何足辞！”
是时，玄宗务修德政，军国庶政，多访于姚崇。姚崇亦独挡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然其子光禄少卿姚彝。宗正少卿姚异，恃其父势，广接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起初，他的二子分司东都，时宰相魏知古摄吏部尚书，知古曾受姚崇引荐，以至同为宰相。姚崇二子恃其父有恩于知古，肆意招权请托。知古回到长安，全部奏明玄宗。他日，玄宗问姚崇：“卿子才性如何？现为何官？”崇揣知其意，具以实对。玄宗本以为他必为其子隐瞒，不想竟以实奏，大喜，赦其二子之罪。但二子不肖，犹效前法，不知悔改。崇亦放纵不管。
姚崇手下的胥吏中书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受胡人赂，事发后被捕下狱，崇多次为其上下营救。玄宗不悦其所为，正值曲赦京城，赦书上特意点了赵诲的名，杖之一百，流岭南。崇由是忧惧，几次请求让贤去位， 推荐广州都督宋璟代替自己。
闰十二月，姚崇罢为开府仪同三司，而宋璟拜为吏部尚书兼黄门监（门下省长官与苏颊共执大政。
个多月以后，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玄宗将至东都，而太庙受到了损坏。玄宗素服避正殿，召宋璟、苏颊查问缘故。宋、苏回奏说：“陛下三年之制未毕四年六月睿宗去世），诚不可行幸。凡有灾变发生，皆是上天所警示，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政，以答天意。请停幸东都。”
玄宗不乐，又召问姚崇。崇答道：“太庙屋材，是前秦苻坚时之物，隋朝改建，仍用其材，岁久而坏，恰好与行期相撞，不足为异。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而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于天下。只要迁太庙神主于太极殿，重修太庙即可。陛下自应如期而行。”玄宗大喜，赐其绢二百匹，遂命崇五日－ －朝，内殿朝参，仍人阁供奉，朝廷大事亦多问于崇。
右散骑常侍褚无量进谏说：“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怎会取符坚旧物建造太庙！这只不过是谀臣之言。愿陛下克诺天戒，纳忠谏，远谄谀。”玄宗不听。然而姚崇也毕竟年迈，已不能再对朝政有过多干预。宋璟代之，守法执正，并不逊于姚崇。开元八年（720年），玄宗拜姚崇为太子少保，以疾不受。次年九月，姚崇病故于家，年72 ，赠扬州大都督，谥文献。十七年（729年），又赠太子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