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炽（明仁宗）
朱高炽简介
朱高炽：明仁宗朱高炽（1378年—1425），明成祖朱棣长子，生母仁孝文皇后徐氏。明朝第四位皇帝，年号洪熙（1425年）。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高炽生于凤阳府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立为燕王世子。朱棣起兵靖难期间，以世子朱高炽守北平府。朱高炽善抚士卒，仅以万人拒南军李景隆五十万之众围攻，城赖以全。永乐二年（1404年），立为皇太子。明成祖朱棣数次北征，朱高炽都以皇太子身份监国，朝无废事。其弟朱高煦、朱高燧有宠于朱棣，串通宦寺，阴谋夺嗣；后因侍郎胡濙密疏，明成祖才改变更换皇太子之意。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登基。在位期间为政开明，发展生产，与民休息。赦免了建文皇帝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在军事上，修整武备，停止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为“仁宣之治”打下基础。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朱高炽病重，不久驾崩，终年四十八岁。庙号明仁宗，谥号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葬于明献陵，传位长子朱瞻基。
朱高炽传记——
◎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1425）】
明仁宗朱高炽，明朝的第四位皇帝。他是成祖朱棣的长子，母亲徐皇后。洪武十一年（1378）七月二十三日，朱高炽出生于明朝的中都凤阳。凤阳也是朱元璋的出生地，朱氏皇室祖陵所在地，原名临濠。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以临濠为中都，五年后改临濠为凤阳。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命朱棣等人在凤阳待命，体验先辈的生活艰辛。两年后朱棣携朱高炽奔赴藩国北平。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高炽被册立为燕世子。
朱棣在位22年，朱高炽即位时已经47岁。明朝诸皇帝中，多是青壮年即君临天下，个别者甚至是幼年即位，这是明朝皇位传承的一个鲜明特点。朱高炽这种近天命之年才登上皇位的情况，在明代是十分罕见的。
◎盼皇位二十年
永乐二年（1404），几经周折，朱棣册朱高炽为太子，出征之时常令其监国。在以后的20年间，朱高炽与朱棣在权力的分享上本来就会产生诸多矛盾，而且还有朱高炽的两个弟弟暗中争夺储位，不断伺隙谗害，所以朱高炽的皇储位置坐得并不很舒服，有时几乎不保。
兄弟之争。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朱棣是一位雄才伟略的马上皇帝，而朱高炽身体肥胖，不善弓马，没有上过战场，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有些行走不便，与其父的差别较大，因此朱棣不是很喜欢他。朱高煦则能征惯战，在靖难之役中数次救朱棣于危险之中，颇为成祖所倚重，事实上成为皇位的有力争夺者。
朱高炽的母亲徐皇后是徐达的女儿，贤良淑德，喜欢读书，人称“女诸生”。在母亲的教育下，朱高炽自幼端重沉静，言行得体。他喜好学问，让儒臣给他讲授经史典籍，很少有缺席的时候。可能是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他形成了仁厚的性格。一次，朱元璋命朱高炽与秦、晋、周三王的世子分别检阅守卫四城的士兵。其他三位世子回来很久了，他才最后一个回来。朱元璋有些不高兴，问他怎么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朱高炽对曰：“清晨太冷了，我等到他们吃过早饭之后才检阅，所以回来晚了 。”之后，朱元璋又命他们分别批阅章奏。朱高炽只是将那些关系到军民利病的奏章向祖父陈奏，对于文字有错误的没有陈奏。太祖问他是不是疏忽了，没有看出错误的地方。他说没有疏忽，只是认为这些小错误不重要，君主应该关心百姓的疾苦。太祖非常高兴，夸他“有人君之识”。相比之下，朱高煦性情凶悍，为人狡诈。建文初，朱棣的三个儿子滞留京师，朱棣为解除靖难的后顾之忧，上书请求建文帝放归三个儿子，得允。朱高煦记恨舅父徐辉祖曾经训斥他行为不端，这次竟然偷走了舅父的一匹好马，逃回北平。一路上惹是生非，动辄杀戮，在涿州他还擅自杀死了驿站驿丞。
靖难兵起，由于朱棣经常率兵四出征战，朱高炽则留守北平。朱高煦随父出征，充任前锋，屡立战功。白沟河之战中，朱棣被瞿能父子紧紧追赶，情势危急万分。这时朱高煦领数千精兵赶到，奋勇厮杀，才使朱棣脱离险境。东昌大战，燕军被南军击溃，又是朱高煦率军奋力抵抗，击退了南军。正是由于朱高煦这几次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朱棣的性命，扭转了不利的战局，为朱棣夺得江山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朱棣认为三子之中只有朱高煦最像自己，因此更加受到钟爱。建文四年（1402），朱棣在渡过长江之前，曾经向朱高煦暗示过朱高炽体弱多病，事成之后有意立朱高煦为太子。
反观朱高炽，在四年靖难之役中，没有在前线冲锋陷阵的经历，一直坐镇后方，留守北平。他在这场战争中最辉煌的事情，就是建文元年主持北平保卫战。耿炳文兵败退守真定，对此建文帝很不满，命李景隆代替，合兵50万直扑北平。当时朱棣正率兵北上收编宁王的军队，北京城守备薄弱。面对这种危急的情况，朱高炽没有惊慌，而是在老将顾成的辅佐下，有条不紊地安排防守力量，制造守城兵器。他自知责任重大，经常到军民中间嘘寒问暖，深得民心军心。每天起早贪黑，睡不过四五个小时。正是在朱高炽的精心安排和鼓舞之下，全城军民齐心，斗志昂扬。
朱棣出征前曾嘱咐朱高炽只可防守，不要出战。朱高炽没有拘泥于成祖的嘱咐，而是抓住时机，派遣勇士在半夜里偷入南军军营，放火骚扰。这种做法很有效，南军因此提心吊胆，不能安眠入睡，削弱了战斗力。彰义门一度被瞿能父子攻破，幸亏李景隆指挥无方，让瞿能父子等待大军同入，丧失了扩大战果的时机。朱高炽马上抓住机会，命人连夜提水浇城。时值隆冬，滴水成冰，一夜间修复了城墙，坚不可摧。就这样，在朱高炽的组织下，北京城在数十万大军的猛攻下安如磐石，直到朱棣回军击败李景隆，并与之里外合击，打败了攻城的军队。
建文三年，朱棣差点中计杀掉朱高炽。原来，不但朱高煦对世子的位置虎视眈眈，而且朱高燧也暗中勾结太监高俨，监视朱高炽的一举一动，多次在成祖面前陷害朱高炽。方孝孺得知了这种情况，使用反间计，劝说建文帝派人送给燕世子朱高炽玺书，劝诱他依附朝廷。高俨探知这件事，偷偷向朱棣密报，说世子要私通朝廷。朱棣将信将疑，征询朱高煦的意见。朱高煦趁机在朱棣面前诋毁其兄，说朱高炽本来就与建文帝关系很好。幸好朱高炽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没有开启信封，直接命人将书信交给朱棣。朱棣看到书信，才幡然醒悟，暗叹自己几乎误杀世子。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建文朝的反间计，其实也反映了朱棣三个儿子之间的明争暗斗。
朱棣南京登基之后，没有马上册封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因此不免引起更立太子的猜测。按照常理，朱高炽早在洪武年间就已经为世子，如今册立为皇太子乃顺理成章之事。可是，朱棣认为朱高炽儒雅有余而英武不足，朱高煦随自己南征北战，屡立奇功，勇武之气与自己相仿，所以朱棣在两子之间动摇不定，确定不了立谁为太子。早在靖难之时，朱棣就曾流露过改立朱高煦为太子的言语，但世子朱高炽没有什么过错，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废掉。另外，废长立幼也不符合太祖定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而成祖即位前后处处以恢复太祖祖制相号召，如今改立太子，等于在天下人面前自己打自己嘴巴，这也是他难以下定决心更立太子的重要因素。
朱棣认为朱高炽儒雅有余而英武不足，朱高煦随自己南征北战，屡立奇功，勇武之气与自己相仿，所以朱棣在两子之间动摇不定，确定不了立谁为太子。成祖的做法引起了朝臣的担心。淇国公丘福和驸马王宁等人以为朱棣不立太子的做法是在暗示更立人选，所以多次建议成祖立朱高煦为太子。这是因为，他们多是靖难功臣，与朱高煦共同征战多年，相互熟悉。文臣则大多支持朱高炽，希望储位早定，这有助于国家的安定。
永乐元年（1403）正月，群臣上表请求册立太子。朱棣借口朱高炽正是求学上进的阶段，以后再议，暂时搁下。三月，群臣再次上表，请立朱高炽，成祖仍然未允。四月，周王亲自上书，请求册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周王是朱棣的同母弟，关系最为密切。然而，成祖依旧未允。由此可见，朱棣当时的确非常犹豫，还没有决定册立人选。
据说后来朱棣下定决心，与解缙有很大的关系。解缙，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中进士，年仅十九。青年解缙才华横溢，曾上万言书，对洪武年间的政治局势有着深刻的批评，受到太祖赞赏。开国功臣韩国公李善长因党狱得罪而死，解缙代人上疏申冤，太祖知道了也不怪罪。解缙才大气傲，在官场上往往得罪同僚，太祖为了保护他，让其父带他回家进学，说：“大器可以晚成，十年后我再大用你，也不算晚。”没等到十年，在第八年头上，太祖死去。
解缙也就做了建文朝的翰林待诏。成祖即位，解缙与杨士奇、杨荣等7人组成内阁，成为成祖的核心顾问之一。成祖曾经私下里征求解缙皇太子的人选。解缙是支持朱高炽的，就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闻言，没有说话，也没有什么表情。解缙接着说道：“好圣孙。”朱棣听此言后，连连点头，由是主意乃定。永乐二年（1404）四月，朱棣正式册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同时册封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这里的“好圣孙”指的是成祖孙、朱高炽长子朱瞻基。原来朱瞻基自幼聪颖机敏，为成祖所钟爱，后来成祖亲征蒙古时，特意带上他，有历练之意，为日后为君积累经验。解缙没有想到，正是这句话，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朱高煦得知此事，深恨解缙。不幸的是，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却常常不合成祖的心意。成祖对解缙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朱高煦却宠爱日隆，“礼秩逾嫡”，解缙劝告成祖说：“您这样做，是开启争端啊，不可取。”成祖大怒，认为解缙是离间他们父子，后来找了个借口将解缙降调外职。永乐八年（1410），解缙入京奏事，刚好赶上成祖北征，拜谒了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没有等成祖返回就离京返还。久已怀恨在心的朱高煦趁机向成祖进言，说解缙伺候成祖外出，私自觐见太子而不等皇帝回来，无人臣礼。成祖震怒，将解缙逮下诏狱，拷掠备至。十三年（1415），锦衣卫指挥纪纲进呈在狱的囚犯册籍，成祖看到解缙姓名，很诧异，说了句“缙犹在耶？”纪纲领会成祖的意思，回去后将解缙灌醉，埋在积雪中，不一会儿就冻死了，死时只有47岁。解缙对明代的文化多有贡献，主持纂修《太祖实录》和《永乐大典》。就是这样的一个才子，本来深受成祖信用，然而夹在朱高炽和朱高煦之间，无端地成了政治牺牲品。
朱高炽虽然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争夺储位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时刻窥视着皇储的宝座，暗中监视朱高炽，合谋夺取皇太子位。他们对太子身边的近臣，极力诬陷迫害。工部左侍郎陈寿，向监国的朱高炽提出过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朱高炽很欣赏他，曾经看着他走出的背影，回过头来对左右说：“侍郎中第一人也。”永乐九年（1411），汉王朱高煦向成祖进谗言，陈寿被捕入狱。他的家境实在是太贫寒了，吃饭都成问题，但他坚决拒绝一些官员的馈赠，最后竟然死在狱中，直到仁宗登基后才给他平反。与陈寿一起下狱而死的还有行部左侍郎兼辅导马京和吏部侍郎兼赞善许思温。
汉王朱高煦的封地在云南，但他不肯就藩，以军功向成祖表白，并说“我何罪，斥万里”。成祖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他留在自己身边。他为了便于监视朱高炽的举动，向成祖请求让他的儿子去南京，成祖也答应了。他还请求增加护卫，成祖也同意了，这样他就有了三个护卫。永乐十三年，朱棣将他的封地改在山东的青州，但他还是不愿意就藩。因为他知道，离开京城，离开成祖的身边，自己谋取太子位置就会更加困难，因此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拖延时间。朱棣因为他在靖难之役时立有诸多战功，对他多有放任，但对他的一些违法犯纪的事情也有所耳闻。早在永乐五年（1407），朱棣就将汉王府的属官贬到交阯，以示警告。永乐十四年（1416），朱高煦请求能留在南京。这时朱棣已经听说朱高煦的诸多不法事，将其训斥一通，拘禁在西华门内，打算废为庶人。太子朱高炽为之苦苦求情，朱棣才改变了想法，只是杀掉他身边的一些不法之徒，削去了他两个护卫。次年，朱棣将他改封乐安（今山东惠民）。这次朱高煦不敢迟缓，马上就藩，然而此后仍然在暗中等待时机，图谋夺嫡。
赵王朱高燧最为朱棣所喜爱。在被封赵王后不久，朱棣就命他驻守北京，掌管北京大小事务。永乐三年（1405），朱棣命他巡视西北边务，实际上负责西北的军务。宦官黄俨以为有机可乘，勾结一些大臣，阿附朱高燧，参与到夺嫡的行列中。永乐七年（1409），朱棣发现了朱高燧的一些不法之事，将赵王府的长史杀掉，此后也不再信任他，北京改由皇太孙朱瞻基留守。朱高燧经过此事后，并没有放弃夺嫡的野心，只是更加隐蔽。
永乐二十一年（1423），明成祖身体偶尔不适，多日没有上朝。朱高燧认为时机已到，指使黄俨等人散布谣言，诋毁太子，制造舆论，说成祖有意废掉太子，将传位于赵王。他还勾结兴州后屯卫军高以正，制造伪诏，阴谋让宦官杨庆在成祖药中下毒，事成后掌管宫中符宝，发布伪诏，废掉太子，自立为皇帝。没想到，高以正将此事告诉了姻亲王瑜，请求他参与其中。王瑜畏罪，告发此事，并向成祖献上伪诏。成祖盛怒，将高以正等人全部处死，在右顺门亲自审问朱高燧。朱高燧吓得战战兢兢，不敢说话。仁厚的朱高炽在旁百般劝解，推说朱高燧并不知情，都是下人干的。在朱高炽的劝说下，成祖才没有严惩朱高燧。
父子嫌猜。不但朱高炽的两个兄弟有夺嫡之心，而且朱棣与皇太子也存在矛盾。为此朱高炽不得不时时小心，事事留意，做太子的20年间处境艰难万状。
成祖不在南京之时，由太子朱高炽监国。实际上太子并没有什么权力，大小政事仍由朱棣亲自决定，他只是处理些常事，如祭祀活动等。永乐三年，朱棣还对太子的权力进一步限制，明确申谕太子不能治臣下罪，不得授官。而且，朱棣还特别强调，自己不在京师之时，大小官员不许私自觐见太子，违者严惩不贷。这是因为朱棣担心太子监国会损害自己手中的皇权，而且对太子不是很满意，终永乐一朝都似乎如此。
在册立皇太子时，朱棣命丘福为太子太师。丘福与朱高煦的关系非同一般，多次请立朱高煦为太子。朱棣让他为太子太师似乎有监视朱高炽的意思。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北征回师，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朱高煦乘机进谗言。朱棣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下狱，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在“靖难之役”中功勋卓著被赦免，密令他监察太子。
金忠没有按照朱棣的想法去做，而是极力为太子美言，朱棣大怒。金忠摘掉乌纱，顿首流涕，以自己身家性命担保，劝阻成祖不要废太子。朱棣最终没有废立太子，但是东宫官属黄淮等人系狱达10年之久，直到朱高炽做了皇帝才重见天日。
永乐十五年（1417）太子监国南京，当时有个陈姓千户，因害民取财被朱高炽调贬往交阯。然而朱高炽后来又意识到他曾随成祖在靖难之役中立有军功，因此宽大处理，改为输栗贷罪。宦官黄俨受到赵王朱高燧指使，谎称成祖判定的罪人，太子曲护。朱棣杀掉陈千户，并将辅佐太子的梁潜、周冕下狱致死。其实朱棣也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像这样的小案件如何判罚无关紧要，他只是杀鸡儆猴，太子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此事后不久，朱棣命胡巡视江、浙、湖、湘等地，特意嘱咐他在南京多停留几日，调查在南京监国的朱高炽的情况。胡回来后，向成祖密陈太子监国七事，说他诚敬孝谨。听到这些，成祖才稍稍放心。到了永乐二十年（1422），朱棣虽然没有了更立太子的想法，但是对太子仍有防范之心。这年九月，礼部尚书吕震的女婿张鹤朝参失仪，太子没有怪罪他。后来成祖知道了这件事情，将礼部尚书吕震和吏部尚书蹇义以在侧不言的罪名问罪，逮捕下狱。不过不久就将他们放出来了，第二年又官复原职。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蒙古的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朱棣的突然崩逝，给朱高炽即位带来一些波折。当时外有蒙古势力虎视眈眈，内有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对皇位窥伺已久，大军在外，皇位未定，如果稍有不慎，消息外泄，内忧外患随时可能发生。随军的大臣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金幼孜和太监马云等人处变不乱，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铸成一个锡棺，将朱棣的遗体装殓在锡棺里，放在龙辇中。他们担心将士知道内情后会军心不稳，特意让人每天照常进膳，使外人不知。然后杨荣和少监海寿先行，日夜兼程赶赴京师，向太子朱高炽密报成祖的丧讯，以防不测。
八月二日，杨荣、海寿回到京师，送上遗诏。朱高炽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痛哭流涕。为安定局面，他不能离开京师，命朱瞻基前往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迎丧。十日，朱棣的遗体被迎入北京城，停放在皇宫中的仁智殿内，全国开始隆重的祭奠仪式。
八月十五日，太子朱高炽奉遗诏，在朝臣的簇拥下登基，改明年为洪熙元年。朱棣的逝世使朱高炽终于走到了执政的前台，然而造化弄人，历史没有给他更多的展示才华的机会，在位仅一年，便匆匆撒手西归。
◎享大宝只一载
经历了长达20年的并不平静的太子生涯，朱高炽即位后在政治上励精图治，想要有所作为。朱高炽之前的近60年，自太祖开创基业以来，虽然战事不断，屡兴大案，但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版图已定，经济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国家逐渐走上正轨。仁宗在此前经营积累的基础上，继续采取重农、用贤、惩贪的一系列政策，加之仁宗本人仁厚，政治环境宽松，由太祖、成祖时期的严急趋向于平稳，大明王朝在平稳中呈现出上升的势头，开创了“仁宣之治”局面，进入了明朝的鼎盛时期。朱高炽在政治上的作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贤臣。仁宗即位后，选用一批品行端正、德高望重的大臣，如杨荣、杨士奇、杨溥、金幼孜等人。成祖乾纲独断，难免有些武断和粗暴，往往因为小事就将大臣逮捕下狱，甚至动辄杀戮，因此朝廷上下多不敢言。仁宗即位后，选用一批品行端正、德高望重的大臣，如杨荣、杨士奇、杨溥、金幼孜等人。仁宗仁厚，多次颁布诏令，让大臣们直言，辅佐朝政。他先后赐给蹇义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夏原吉等人银章各一枚，上面刻有“绳愆纠缪”字样，告诫他们要齐心协力参与朝政，凡是自己错误的地方，他们可以用此印密封进呈。
夏原吉是仁宗重用的一位大臣。他尽职尽责，敢于直言，不怕犯上。永乐十九年（1421）冬天，成祖准备征讨瓦剌，向他询问边镇粮草情况。夏原吉告知粮草只够边军，不足以供应大军，并借机劝谏成祖身体欠安，不宜出征。成祖大怒，将其下狱，籍没家产。当查抄他的家产时，除了皇帝的赐钞之外，别无余财，家徒四壁，只有些布衣瓦器。后来成祖在军中病逝前，想到了夏原吉，不禁慨叹：“原吉爱我！”朱高炽得知成祖的噩耗后，立即将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官复原职，共商丧礼之事。后来“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都是“从夏原吉之奏也”。郑和下西洋虽然是世界航海史的壮举，但是如此巨大规模的远行，所费人力、物力十分巨大，加之成祖五入漠北、出兵安南，国力渐有不支，因此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再下西洋，转而发展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是必要的。
杨士奇也受到仁宗的倚重，擢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他能够秉公办事，敢于直言。一次，蹇义、夏原吉在便殿奏过事情后还没有退下。仁宗看见杨士奇来了，对他们说刚任命的华盖殿大学士前来一定有事要奏，让他们一起听听。杨士奇进奏说仁宗下旨减岁供刚刚二日，惜薪司就征枣80万斤，因此请求减免。仁宗觉得有道理，马上下诏减其半。
重农恤民。仁宗之前，经历了元末战乱、靖难之役和成祖出兵安南、五入漠北，战事连连，加之修建北京，民力凋敝，百姓贫困。在他为太子的时候，就格外关心百姓的疾苦。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皇宫修建完毕，成祖命他由南京前往北京。一路上，朱高炽没有游山玩水，而是关注百姓的生活。沿途他详细地查访当地军民的实际情况，了解国家政策在地方的施行情况以及效果，不时和随行的臣属讨论政策的得与失。
当路过邹县时，他发现当地人挎着筐篮在路边捡拾草籽，就急忙停下车马，询问他们这是做什么用。原来这是当地人留作荒年当粮食充饥之用的。他听后很久没有说话，心中很不是滋味。有时他下车走进路边的贫民家中，打开锅灶，看看他们的食物，看看家中的余粮。如果遇到一贫如洗的，朱高炽总是赏赐些宝钞，让他们买些粮食度日，有时甚至将自己的食物赏赐给他们。山东布政使石执中前来迎接，他询问石执中有没有想些办法来周济这些贫民。石执中说他已经奏请朝廷停止今年的秋税。朱高炽十分不悦，认为百姓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收不收税的，要求马上开仓放粮。石执中奏请每人拨3斗，朱高炽说3斗不够要6斗，自己会和成祖解释。到达北京后，朱高炽将此事向父亲禀报，朱棣很高兴。
仁宗即位后，重视农业生产，与民休息，多次下诏宽恤百姓，减轻百姓的困苦。洪熙元年（1425）四月，他听说山东及淮、徐地区百姓缺乏食物，可是地方官员依旧征税，于是就在西角门命大学士杨士奇草拟诏书，减免当年夏税和科粮的一半。杨士奇进言应当让户、工二部事先上奏。仁宗却说：“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他认为救民如同救火，迟疑片刻不知要有多少人饿死，因此令杨士奇当即书写诏书，盖上玉玺立刻付有司遵照执行。对于遭受天灾的地方，仁宗要求当地官府马上上奏，赈济饥民。他告诫官吏，凡是地方受灾而不能马上请求赈济灾民的官员将严惩不贷。洪熙元年，隆平饥荒，户部请旨要用官府的麦谷贷给灾民，仁宗却说：“即振之，何贷为？”开封黄河决口，淹了许多地方，仁宗下诏免除税粮，派遣右都御史王彰前去抚恤。
宽刑省狱。成祖朱棣与太祖十分相像，晚年用法较重，大臣动辄下狱。仁宗受儒家学说影响较多，认为开明的君主要实行仁政，讲求法律的公正，避免滥用酷刑。
洪熙元年三月，他下诏严禁官吏滥用刑法，处理案件要依据事实，依据法律，秉公办案。诏书中说，刑法的作用是要禁止残暴邪恶，引导人民向善，而不是专门用来杀人的，所以今后断案都要依律拟罪；办案部门不得鞭打囚犯，不得使用宫刑，有敢自宫的人以不孝论处；除非是谋反大罪，其他罪行一概不许株连亲属；对于民间议论，不许以诽谤罪加以压制；如果皇帝因为过于嫉恶而法外用刑，那么法司要上奏劝阻，五次上奏不得可，须同三公、大臣联名上奏，必须等到皇帝答应停止为止。这是一道让臣下和老百姓欢欣鼓舞的诏书。
朱棣登基之初，将忠于建文帝的大臣纷纷治以重罪。许多大臣被杀，甚至遭受诛灭九族的惩罚，有些大臣的家属被充军、发配教坊司、浣衣局等地方，或者成为功臣的家奴，处境十分悲惨。仁宗即位后，多次下旨赦免这些人，“官吏谪隶军籍者放还乡”。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去世几个月后，仁宗下诏礼部：“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言事谪戍者亦如之。”同年十二月，“宽宥建文诸臣外亲全家戍边者，留一人，余悉放还”。朱棣登基之初，将忠于建文帝的大臣纷纷治以重罪。仁宗即位后，多次下旨赦免这些人。
洁身自省：仁宗爱惜民力，对自己也要求严格。礼部奏请在冬至时接受大臣的朝贺，他没有同意。他时常以历史上的明君自励，以历史上的昏君自警，曾经谕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金幼孜等人，说：“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用为戒。”
他体恤民情，担心自己的行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一次，太常寺上奏祭祀用的纯金色的羊越来越少，请求内库拨发钱钞到市场上购买。仁宗想起去年采购的官员用洪武朝的价格从市场上购买物品，使得百姓受到了损失，因此没有同意，并告诫以后必须按照市价从百姓手中购买物品，严禁低价收购，损害他们的利益。
可惜的是，他在位仅一年时间就因病去世，时年48岁。后人对仁宗朱高炽的评价很高，认为“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在靖难之役中以弱敌强，保卫朱棣的根据地北平。永乐朝为太子期间，辅助朱棣治理国家，多有惠政。在位短短的一年间，改变了朱棣的治国方策，结束了朱棣屡出大军、军民疲惫的状况，使明朝过渡到稳定发展的环境；同时在用人行政方面也有很多可以写入史书的地方。甚至许多人相信，如果他更长寿些，“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虽然他治理国家的时间只有一年，但是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继承了他的传统，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前进，迎来大明盛世的“仁宣之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