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民国直系军阀首领）

曹锟简介

曹锟：曹锟（1862年—1938年），字仲珊，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天津市塘沽），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华民国直系军阀的首领。驻军保定，被称为“保定王”。1890年，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任毅军哨官；1919年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1923年6月，曹锟将黎元洪逐走天津；1923年10月5日，重金收买议员，贿选而被选举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27年移居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拒绝日本出面组织新政府的要求。1938年5月17日，曹锟病逝于天津。1939年12月，曹锟被国民政府追封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曹锟传记——

中华民国初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后一任大总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由一介平民走入仕途后，利用权势，克扣军饷，滥报军费，贪污纳贿，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积累起大量财富，并以其为代表，发展成为权、势、财倾天下的豪门贵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盛极一时，富贵一世。

一

曹锟，字仲珊，清同治元年（186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直隶天津大沽口。其父曹本生以排船（即修建木船）为业，木工手艺精湛。虽育有五男两女，然而依靠手艺养家，终可勉强糊口，并尽可能让孩子们读书识字。曹锟排行老三，幼年被父送人家乡私塾读书，练得一手好字，粗通经史，终因家道贫寒四年后辍学，但这点学识却为其以后发迹打下了基础。失学后的曹锟，一时无事可做，以自己膀大腰圆、体格强壮的天资，开始练习武术。在此过程中逐渐染上了一些恶习，与一些社会无赖纠合在一起，整日游手好闲，滋事生非。待长到十六岁时，父母让其学习造船修船技术，但曹锟死活不肯，执意要去贩卖洋布。开始时肩挑手提，走街串巷叫卖，后买了辆独轮手推车，往返于天津与塘沽之间，生意尚可。因是小本经营，加之随挣随花，无法扩大经营，最终蚀本歇业，曹锟遂流浪街头。

光绪八年（1882年），曹锟二十岁时，正赶上淮军在天津招募新兵。走投无路的他依仗体格魁梧，走上了吃粮当兵的行伍之路。入伍后，因粗通文墨，且憨厚老成，被淮军管带郑谦所赏识并收为“义子”。三年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天津武备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陆军军事学校，曾为清政府训练新式陆军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淮军带有私人武装集团的性质，选拔下属军官的主要标准，依据其对首领个人的效忠程度，层层类推，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等级集团。武备学堂第一期仅招生百人，曹锟凭借为管带郑谦“义子”的关系，成为该学堂首届学生。他善于钻研，学习刻苦，光绪十六年（1890年）毕业时列为优等生，被分配到淮军提督宋庆的毅军中担任哨官职位。曹锟经由普通的副兵而入武备学堂，再入军官行列，迈出了其军事政治生涯的重要一步。

二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曹锟随毅军赴朝鲜作战。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进行新式陆军的编练。光绪二十一年（189年）十月，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开始组建新式陆军。崇信“有军则有权”的袁世凯颇为投入，事必躬亲，着意培植依附于自己的势力，使北洋新建陆军成为继淮军而起的又一个封建军事集团。曹锟看准机会，便去投奔袁世凯，不久便被委任为步军左翼第一营帮带，旋即又升至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在社会上混迹多年的曹锟，深得钻营之道。当他得知天津宜兴埠退职清军提督曹克忠与袁有世交后，即备厚礼，以同宗族孙名义拜访，经过曹的姨太太向袁疏通，曹锟立即受到袁的知遇，从此官阶步步高升。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升为武卫右军学兵监督。此时义和团运动席卷山东，清政府委任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率兵前往，曹随之进驻义和团活动最激烈的地方之一曹州府，任镇守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曹又升为武卫右军步队帮统。不久，武卫右军改编为北洋常备军，曹被委任为步军第十一营管带，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大将。三十一年（1905年），曹锟升至京旗常备军第一镇第一混成协协统（旅长），他由管带（营长）越过协标统（副团长）、标统（团长）、协协统（副旅长）三级官阶，跻身于北洋新军高级将领行列，可谓官运亨通。三十三年（1907年），曹锟又成为北洋新军六镇中第三镇统制，时年四十五岁。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迫再次重用袁世凯。此时已升为总兵的曹锟奉命率第三镇由东北入关，继续为袁效力，参加镇压革命运动。山西革命军得势，震动京畿，袁遂命曹锟率第三镇全力进攻山西。经数十天激战，北洋军攻占娘子关、太原、忻州、平阴府等地，沿途大肆抢劫、奸淫、烧杀，各地民众惨遭横祸。次年（1912年）一月，曹锟率部又镇压了滦州起义，为袁世凯稳定北方局势和登上权力顶峰再次立下汗马功劳，由此他被称为袁身边的“赵子龙”。二月，清帝发表退位诏书，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为避免到南京就职被革命势力包围，袁精心指使曹锟率北洋军第三镇发动北京兵变。当南京临时政府迎袁专使团抵京四天后，第三镇官兵在北京城内放枪放炮，肆意洗劫，并称袁走了没人管了，以造成“北方秩序不易维持”的假象，袁借机达到了在北京就职的目的。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实现专断独裁的目的，将矛头指向南方革命势力，曹锟等一批北洋部属便成为其所依赖的股肱大将。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孙中山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决心以武力消灭国民党力量，遂命曹锟所部北洋陆军第三师（由第三镇改称）进兵岳州，攻击湖南。翌年四月，袁任命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七月又赐“将军”称号，令其继续驻兵岳州，防止南方各省势力再起波澜。此时曹锟长驻武汉，大力搜刮民财，用于招兵练军，发展武力，以免在群雄纷起的年代任人宰割。曹锟聚敛财富，实际从当上陆军第三镇统制驻兵关外即已开始，其方式是克扣军饷，滥报军费。这也是当时中央权力旁落，导致军人权力和威望不断增长，军队将领依靠武运亨通谋取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实现个人发迹的惯常手段之一。

三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时，曹饷等人以直隶代表名义于九月上书袁，请求改变国体，为袁推行帝制推波助澜。十月初，曹锟被袁授予“虎威将军”称号。十二月袁接受帝制后又授曹锟等人为一等伯爵。次年（1916年）一月，曹受命督师入川，镇压护国军讨袁运动。六月袁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集团操纵北京政府实权，段出任“责任内阁”国务总理，并形成了与北洋军阀另一实力派冯国璋直系集团互相争雄的局面。握有重兵的曹锟便成为双方极力拉拢的举足轻重的头号人物。九月，段任命曹锟为直隶督军，北洋第三师遂由南方撤回北方，驻扎保定。在此群雄并起、群龙无首之际，曹锟接受心腹悍将吴佩孚的建议，采取左右逢源，从各方予取予夺，“扩大基本武力”的策略，以图发展，纵横捭阖，伺机争霸。曹升任直隶督军，占据一方，从此有了敛财的基地。为扩军增兵，曹大肆招募兵丁，使第三师迅速扩展为九个混成旅，总兵力达六万余人。民国初期的大小军阀们都深知，有兵便有权、有财，便有抗衡的实力，有向权力顶峰冲击的资本洞时也深知，军队扩张和稳定需要有雄厚的经济支撑，有兵有地盘便需不失时机地谋求财富，扩充资本。于是便出现了北洋军阀为一己私利而巧取豪夺、肆意妄为的社会现实。民国六年（1917年），“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之时，段祺瑞任命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率第三师进击北京，虽然沿途并无战事，时间不过一周，曹则借机报销军费六十万元。段为安抚笼络曹锟，命财政部如数照发。此后，为对付南方护法军政府，曹兼任两湖宣抚使，南下攻取湖南时，又如法炮制，要求发给讨伐军费二百万元，如此滥报军费，大发横财。曹锟作为北洋军阀上层人物，在中国处于分裂混战之时，成为顺势而变、借机渔利的典型。他本属直系却不与直系亲密，不属皖系却同皖系互通款曲，两头捞利，获益甚丰。

曹锟在南北战争中，左右逢源，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成为新直系的实际领袖和问鼎中央的核心人物。民国九年（1920年）七月，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曹锟直系军阀联合张作霖奉系军阀战胜段祺瑞皖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此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为安抚曹、张二人，答应给每人军费一千万元。曹锟借战事发财的事项还不止如此。皖系失败，西北边业银行被其夺占，其中安福系分子王郅隆、王揖唐、朱深等所入股本一百余万元，均落入曹锟手中。曹、张二人亦开始争夺收编皖系败兵，争夺中央和地方人员的安排及权力的分配，扩大各自的地盘。曹锟获得了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的任命，扩大了势力范围，随即任用心腹李彦青充当军需处长，让其发军饷时每师克扣两万元，言明系给他的报效。直系正规军有二十五个师，仅此一项每月就有五十万元落入曹的私囊。曹之兄弟依仗权势，个个成为敛财高手。其兄曹镇原是老实巴交的造船工，借其弟荫庇，在家乡一带专事日产掠夺。其四弟曹锐被曹锟信任，曾出任直隶省长，任职期间把直隶省的百余县县缺，按特、大、中、小等定价，随行就市不断上涨。大县万元，中等九千，小县八千，至于特缺如天津，则非三四万不能到手，定期都是一年。任期之内，仅此一项收入就有几百万元。曹锐还包办直军军用物资，如粮秣、被服等。他自己经营利丰大米庄、被服厂，从各地购买米面和被服原料，不出运费，不纳捐税，以高价售给各军，从中牟取厚利。筹办恒源纱厂时，他将直隶模范纱厂原有资产一部分定为官股五十一万元，其余升值三十九万元，全数吞没划归他名下，作为私股。其五弟曹钧经营工商，投资颇广，坐享巨利。其七弟曹瑛靠曹锟关系充当直系二十六师师长，常以办军需为名，向铁路局强素包车去汉口贩运烟土，在天津交日租界德义楼烟贩代销，获利累累，无人敢问。曹锟发迹后，其兄弟在各行各业，吸吮民脂民膏，大显捞财神通，很快聚敛起巨额财富。

四

直奉联合战胜皖系后，直奉两系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曹锟、张作霖围绕组织内阁争吵不休，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方面由于有冯玉祥军的支援，加之奉军十六师倒戈，张作霖奉系战败，撤回关外，北方政局被直系控制，形成“直系即中央”的直系统治，北京政府也就惟曹（锟）独尊了。此时，曹锟野心迅速膨胀，准备跨入总统府，过一下总统瘾了。他采用吴佩孚提出的“恢复法统，重开国会”的主张，以此驱走现任总统徐世昌，通过国会选举新总统。待驱逐徐世昌，黎元洪复位后，曹当总统的心情更加急不可耐，于是唆使党徒展开“倒阁”、“逼宫”活动，并开始收买议员，为贿选作准备。曹锟指定其弟曹锐及亲信王毓芝做主，将所有愿意投曹锟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每月发给津贴二百元，当时领取津贴的议员多达三百八十名，超过两院议员七百人的半数。农历年关，曹锟还亲赠议长吴景濂三万元，副议长张伯烈一万元，美其名为“炭敬”（冬季补助）借以收买。这时，皖系和奉系又联合起来与曹氏锟争夺议员，乘机大拆其台。议员便成为双方收买的对象，一方面“贿选”，一方面“贿不选”，丑态百出。张作霖、黎元洪等人拿出私财招揽议员。在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为南下议员们准备了招待所和办公地点。反直同盟“银弹”政策起初收到效果，议员们纷纷南下上海。曹锟为防议员继续出走，命令军警监视在京议员，不许其离开北京，但无济于事，因为即使议员在京也不去参加会议。曹锟便采用吴景濂设计的“先完后选”的圈套，诱骗议员回京，但效果仍不明显。曹锟急忙使用高价收买之法。为此，吴景濂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作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每名议员参加一次“宪法会议”给出席费二十元，每周参加常会的出席费为一百元，此外还有“冰敬”（夏季补助）、“炭敬”、“节敬”（节日补助）等名目。这样，在京的议员每人每月可捞到六百元油水，在沪的议员仅可领到三百元。此法立竿见影，大见成效，蝇营狗苟的议员们开始踏上北归路，进京领赏钱。先后被收买的议员总计五百多名。

曹锟是北洋军阀中有名的吝啬鬼，他既想当大总统，又舍不得破费。那么，收买议员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据查证，其主要来源有：一是向各省摊派。直系的督军、省长以下大员均捐大选经费。民国十二年（1923年）六月二日北京黄报上登载每人所捐数额，其中萧耀南、齐燮元、阎锡山各五十万元，田中玉四十万元，刘镇华、张福来、马联甲各三十万元，张锡元、陆洪涛各二十万元。这些数额不等的金钱也是各省督军、省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从民众身上搜刮而得。二是敲诈。直隶省长王承斌制造了一起鸦片案，在大名、广顺一带抓获烟贩五百多人，组织特别法庭审讯，将其中无钱无势的制毒犯枪毙，逼使富有钱财的交纳大量金钱赎命，仅此便捞得五百多万元。三是“借款”。直隶各县以“借军饷”为名进行搜刮，规定大县二三万元，中县一二万元，小县八千至万元，直隶一百一十七县可得数百万元。到民国十二年（192年）九月，大选经费筹足后，曹馄便要求三个月内选出新总统。

为保证大选达到法定议员人数，九月八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召开选举总统预备会，规定大选出席费加至二百元，带病参加者外加医药费二百元。十一日又将出席费提高到五百元，十二日正式召开总统选举会时，到会人数仍距法定人数甚远，议员们一哄而散。气急败坏的曹饷派出支持贿选颇卖力气的王承斌为“钦差大臣”，进京主管大选事宜。王一到北京，便向议员提出进行大选和公布宪法同时并举的方针，并决定在选举前发给议员们每人五千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票兑现。议员们在得到满足后，吴景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知，定于十月五日开会选举大总统。开会之日，原定于上午十时开会，可一直等到下午一时二十分，签到者才达到五百九十三人，这才摇铃开会。四时投票完毕后唱票，在五百九十张收回票中，曹锟得票四百八十张，超过四分之三，贿选当上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这次贿选，共用款达一千三百五十六万余元，其中补助各政党党费三百二十四万二千元，特别票价一百四十一万元港通票价三百零四万五千元，宪法会议出席费五十七万二千元，常务出席费二十余万元，特别酬劳三十二万四千元，“冰敬”、“炭敬”和马夫费一百九十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一百二十余万元，秘密费七十余万元。曹锟贿选如此污秽，实乃民国宪政史上的一大丑闻。

五

曹锟当选总统后，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通电讨伐贿选。孙中山下令通缉贿选议员。上海、杭州、芜湖等市民举行反对曹锟当选总统的示威游行。各省团体也发表了本省参与贿选议员的名单。在直系军间内部早已存在着的保定、洛阳两派，此时争权夺势日益严重。在直系外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了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军阀集团，联合皖系和奉系共同讨直的策略，形成了粤、奉、皖反直的“三角同盟”。内外交困，矛盾重重，闹得曹锟焦头烂额，使其饱尝了历届总统所受的苦滋味。民国十三年（192年）九月，爆发了江浙战争，拉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张作霖奉系以反对直系进攻浙江为由，于十五日兴兵讨直。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十八日，吴佩孚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这次战争，奉军投入兵力二十五万人，直军投入二十万人，双方均有海军、空军参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规模战争。正当双方酣战之时，直军后院起火，对曹孚、吴佩孚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久怀不满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与奉系等方面的秘密约定，于十月二十二日星夜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冯玉祥国民军的一个营包围了总统府，抓获曹锟，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乘舰逃走。曹锟被迫下达停战令，并罢免了吴佩孚的身兼各职。随后，曹锟宣布辞职，结束了任职仅一年零二十几天的总统生涯。

六

提起曹锟，民国初期的人们除知道他是“贿选总统”外，还知道他是靠搜刮、掠夺、贪污而富的百万富翁。曹锟的暴富，完全是他统军多年、有权有势、巧取豪夺的结果。他敛财的手段多种多样，主要是克扣军饷。当上总统后，更加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他任用驻兵关外时在澡堂结识的招待李彦青为军需处长，每月发饷时让其扣下五十万元报效他。每有战事，都成为曹锟大发横财的好机会。他派亲信密赴各地，向各省督军、省长勒索。慑于威势，各省无不如数交付。据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月十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对北洋要人私产的统计，曹锟有五千万元，名列首位，与其并驾齐驱的仅有奉系首领张作霖一人。其四弟曹锐有一千二百万元，七弟曹瑛有六百万元。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李彦青曾向吴佩孚说过：“曹总统的家产不下八千万，全在我手中，所以军饱一事不必发愁。”这八千万的家产系指动产与不动产，全为曹辊家族私产，大致包括以下三类：一是企业，计有恒源纱厂、同福饼干公司、北方航业公司、利丰大米庄、保定电灯公司、魁星米面庄、三星米面庄、泉立成布庄、天津大华火油公司、宝权珠宝店、大信诚五金行、天津蕴宝斋古玩店，当铺九家；二是田地产，曹锟本人除在天津一带占有大批农田外，在湖北樊城还有耕地八百顷；三是房产，曹锟在天津、北京、保定拥有大批房产和房基地，共有楼房十八所，大宅院二所，花园二个，还有大批平房，其中天津曹家花园最为宏大和华丽，共占地二百亩。此外，曹锟还有大量的现金、外钞，交曹锐保管。曹锐将其大部分存入美商花旗银行、英商汇丰银行、法商汇理银行。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锐被传讯后，舍命不舍财，服毒自杀。由于曹锐存入现金时使用假名，存入上述银行的款项死无对证，最后落入洋商之手。至于曹银的四个兄弟曹镇。曹锐、曹瑛、曹钧，依仗曹锟势力，吸吮民脂民膏，除了利用权势掠夺土地、股票外，还包揽军事、民事工程，经营证券。还以承包军需名义，经营粮食、被服、食品等买卖，利用权力，由铁路免费运输货物，不交纳捐税，相反以高价售给各军阀部队，从中牟取厚利。甚至征用铁路车辆，为其免费运送烟土，获取暴利，对此无人敢于过问。据不完全统计，曹氏兄弟财产达数千万元，占有土地二千顷以上。此外，还占有大量的盐滩、苇地、果园、海滩等。在天津有楼房九所，平房数百间。另有珠玉。翠石、珍奇、古玩、名贵皮货，不计其数。颇知其家族底细的曹锟内弟陈世如曾说：“曹锟家族掠夺、积累了多少财富，无人知其确数。”

民国十五年（1926年）五月一日，曹锟正式通电下野。此后，辗转保定、开封、济南而归隐天津。曹锟下台后，曹氏家族就以吃老本为生，逐渐走向衰败。

民国二十七年（193年）五月十七日，曹锟病死于天津本宅，终年七十六岁。国民党政府因曹锟不事日本，能够保持晚节，于同年六月十四日对其褒奖，进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