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伊托堡森林会战（Battle of Fort Tojto Forest）

托伊托堡森林会战简介

托伊托堡森林会战：托伊托堡森林会战，日尔曼人是印欧种族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末才首次出现在罗马历史中。他们也跟过去的高卢人一样曾经大举入侵，使罗马人产生了极大恐慌，但在公元前一○一年终为马略和加图卢斯所击败。差不多三十年后，住在裘拉河和孚日之间地区的一个高卢部落塞库尼人，向莱茵河对岸的一个日尔曼部落求援，以对抗住在撒尼河以西的邻近的爱都部落。这个日尔曼部落的酋长阿雷奥斯图斯接受了要求，在马格托布里加之战中击败了爱都人。作为酬劳，他和族人被允许占据上阿尔萨斯地区。根据辛格尼特《剑桥古代史》上的说法，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后果，最后终于使凯撒侵入高卢中部。

托伊托堡森林会战过程分析——

托伊托堡森林会战

日尔曼人是印欧种族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末才首次出现在罗马历史中。他们也跟过去的高卢人一样曾经大举入侵，使罗马人产生了极大恐慌，但在公元前一○一年终为马略和加图卢斯所击败。差不多三十年后，住在裘拉河和孚日之间地区的一个高卢部落塞库尼人，向莱茵河对岸的一个日尔曼部落求援，以对抗住在撒尼河以西的邻近的爱都部落。这个日尔曼部落的酋长阿雷奥斯图斯接受了要求，在马格托布里加之战中击败了爱都人。作为酬劳，他和族人被允许占据上阿尔萨斯地区。根据辛格尼特《剑桥古代史》上的说法，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后果，最后终于使凯撒侵入高卢中部。

差不多又过了十年，即为公元前五九年，有两个事件发生，使高卢东北边疆问题开始受到注意。第一件事是阿雷奥斯图斯正式被罗马元老院承认为“国王”和“罗马人民的朋友”，但友谊却很短命。他被承认为王之后，就劝诱其他日尔曼部落越过莱茵河，这就对土地产生了新的要求。第二个事件是外阿尔卑斯高卢省交给凯撒统治。当时赫维克提人因为日尔曼人侵入了他们的国土(大约在今之瑞士)，不得不向西进入高卢以避其锋芒。凯撒解决了赫维克提人之后，马上就把注意力移转到阿雷奥斯图斯身上。他在《高卢战记》中这样写道：

“其次，他预料到日尔曼人今后会逐渐习惯渡过莱茵河，当他们大批进入高卢后，对罗马即将形成威胁。他并不认为野蛮人凶猛到能够占领全部高卢，而是相信他们会像过去的辛布莱人和条顿人一样分批渗入，然后再向意大利推进。总而言之，他觉得应该马上设法应付，不可再有片刻迟误。”

公元前五八年，凯撒命令阿雷奥斯图斯停止日尔曼人移民，阿雷奥斯图斯拒不奉命，凯撒就领兵用强行军前进到维松提奥来强制执行命令。他从那里前进到贝尔福缺口，阿雷奥斯图斯的军队正在那里宿营，等候一个斯瓦比亚部落渡河。这个部落正集中在莱茵河东岸，是渡河的先声。

九月中旬，凯撒诱使敌人出战，经过血战把他们击溃。虽然阿雷奥斯图斯幸免于难，但在惨败之余，不久也死了。

凯撒认识到如果现在撤回原地，日尔曼人的移殖毫无疑问还会继续下去，所以决定把莱茵河作为中部和北部高卢的东疆，使它变成一道天堑。

然后他出发征服比利时族，他们大部分也属于日尔曼种族。他们所在地区大致在今天的比利时。公元前五七年，他从维松提奥率领八个军团向北进发击败了尼维人，使他对科隆以下的莱茵河岸获得了有效控制。两年后他到了桑顿，利用诡计把日尔曼人的酋长一网打尽，再对这些失去领袖的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当他把从桑顿到贝尔福之间的莱茵河全部占稳之后，又决定渡过莱茵河，他自己的记载上是这样说的：因为看到日尔曼人极易受到诱惑而侵入高卢，他希望使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害怕，使他们知道罗马军队也一样能够越过莱茵河，攻入他们的故乡。现在当他已为罗马帝国建立了一条“最后的极限”之后，就在科布伦茨以南架桥渡过莱茵河，在东岸进行武装示威。在把苏格布利族的领土蹂躏了一番之后，他才撤回高卢。

以下是罗马人眼中看到的日尔曼情形，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对他们评论如下：

“他们的全部生活是由狩猎探险和军事行动所组成；从幼时起，他们即惯于吃苦耐劳。保持童贞愈久的人愈能获得族人尊敬。”

“他们对农业缺乏兴趣，食物的大部分为牛奶、酪油和肉类。任何人都没有固定的土地所有权，他们的酋长每年指定每个部落或家族耕种某块土地，过了年又强迫他们调换地方。这种方法的实行有许多原因。第一他们担心安居乐业会影响其作战勇气。其次他们害怕有了私产之后会引起内部争端。最后他们希望大家财富平等，可以使每个人都感到满足。”

“他们认为扩充疆界是一种最高荣誉。他们认为驱逐邻近部落，没人敢住在他们附近是勇敢的真正表现，此外他们也觉得这样才安全，不怕受到突然入侵。国家发生战争时才临时推选主将来指挥他们，并赋予以生杀大权。平时并无政府组织，各部落酋长分别对族人行使司法权或解决纠纷。他们很好客尚义，为任何理由投奔他们的人都可以受到保护，一切食宿都愿与朋友共同享受。”

从这些详细记载中看来，或许就可以判断日尔曼人实为半游牧民族，属于本书导论中所说的“车骑”民族。虽然凯撒没有说明他们拥有用牛马拖拉的车辆，但若没有车辆，决不可能进行那样大规模的运动。我们知道赫维克提人是有车辆的，因为凯撒曾提到这一点，而且他说他们曾用车辆为作防御壁垒。由此看来日尔曼人的迁移是受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不是由于人口过多的压迫。（注：斯塔波对日尔曼人有更详细的说明：因为这些民族既不耕种又不累积财富，日食所需都靠牲畜，他们经常把全家装在大车上，赶着牲口逐水草而居。）

塔西佗说他们身材高大，碧眼金发。他们只能偶尔地勇敢奋发，而不能忍耐长时间劳苦。虽然他们是凶猛的斗士，但军事组织却极其粗糙，他们的连营是由家族和部落自动组成。很少用剑或长枪。他们携带一种短矛，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叫作“Frameae”，上面装着一支狭窄短小的铁头，很尖锐也很轻便，他们无论是在远近距离的战斗中都使用这同一种兵器。骑兵使用一个盾牌和一柄短矛，步兵还携带有标枪，能够投掷很远的距离，他们不穿外衣，最多不过罩一件轻斗篷。他们毫不考究服装。很少有人穿胸甲，偶然有一两个人会戴着金属或牛皮头盔。马匹的外表和速度都不足称道，训练方式也与罗马不同。大致上来看，其步兵的战斗力较强，所以他们的步骑兵在战斗中总是混为一体。第一线全为步伐迅速的步兵，是从全体战士中挑选出来的。其战线成楔形，若遭到压迫即向后撤。他们认为这是战术性问题，并不认为退却就是懦怯。斯塔波在《地理学》里又补充了一点说：对这些人，不信任实为最可靠的防御；因为若信任他们则一定会吃大亏。（注：塔西佗生于公元五五年，活到公元一一七年以后。他把日尔曼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足以表示他对当时罗马文明的不满。）

他们的领袖是以勇敢为条件来选择的，他的指挥方式不是靠权威强迫，而是要以身作则。塔西佗说：在战斗中，所有士兵都以能与将领看齐为光荣。此外一切作战用的兵器和马匹也都由各连连长供给以代替薪饷。这些东西又靠战争和劫掠来供给。

以上所说就是罗马人认识的日尔曼民族，他们散住在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中，那还是一个未知的地区，充斥着深山，森林和沼泽。大约从公元前一二年开始变成罗马帝国的北疆。

从战略上来说，这实在是个极不完美的疆界，因为那两条河流交汇成一个巨大的突出地带，交点就是贝里。在这个突出地区内，日尔曼人可以拥有内线的便利，而罗马军团却被迫采取外线作战方式。只要他们愿意，日尔曼人可以任意选择莱茵地区或多瑙地区之一加以攻击；反之，罗马却要同时防御两个地区。而且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增援时，必须绕过一个三角形的两边。此外，莱茵河也与大流士一世时的爱琴海一样，不是种族性边界。在莱茵河以西，有许多居民也属于日尔曼族，一旦罗马与莱茵河东岸的日尔曼人发生纠纷，他们就会对同族表示同情，正如欧洲希腊人同情爱奥尼亚希腊人一样。早在公元前一七年，苏格布利等族侵犯河西地区，并乘罗马守将马尔卡斯·洛利乌斯不备，将其击败。（注：罗马古籍认为这是一次很可耻的惨败。）除这些弱点以外，奥古斯都认为高卢是西方的埃及，对莱茵河上的大军是最重要的补给基地。尽管由于蛮族尚未学会架桥技术，所以莱茵河可算是一个巨大障碍，但因为高卢的内部还未完全平定，在中欧再听任敌对势力滋长，对罗马而言亦非良策。

虽然对这几个问题并无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奥古斯都却认识到，由于现在伊利库姆的兵力已可自由抽动，可以用来把莱茵疆界首先推进到威悉河，再进一步推进到易北河上——他没有再向东进展的意图。但是果能如此，在北疆方面可以获得下述改进：这个突出地区被消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大致平直的河流界线，从汉堡直到维也纳。从汉堡起经过莱比锡和布拉格，可建立一条直达维也纳的横行交通线，以作为科隆——贝里——维也纳之线的补充。虽然向前推进后还是不能获得一条种族疆界，但由于现有边界已向东推进了二百哩到二百五十哩，所以高卢感受日尔曼攻击的安全度当然也相对增加了。事实上，奥古斯都心中所考虑的似乎与拿破仑差不多。拿破仑在一八○六年建立所谓“莱茵联邦”时，其目的是想在法国与假想敌普奥两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法国人至今仍然还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公元前一五和公元前一四年，德拉鲁斯正与他的哥哥提比略同在巴伐里亚南部作战。此后他升任了三个高卢的总督。他出生于公元前三八年，在英雄世家长大，是个充满活力和雄心的人。他一心只想立功建业。在决定对日尔曼人加以严惩后，他心里的计划不仅是洗雪洛利乌斯失败的耻辱和痛惩苏格布利族，而且还想切除夹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的舌形地带，以缩短高卢与伊利库姆之间的交通线。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的第一步就是到到易北河上游，征服沿途蛮族。

德拉鲁斯首先在莱茵河上建立了一条冬季宿营线，其中两个主要营地，一在维特拉（可能是今之威悉），面对利珀河谷；另一在摩孔第库姆（即今之美因茨），面对着美因河谷。其次在公元前一二年，在蹂躏了威斯特伐里亚后，他就在拉库斯·弗里沃湖集中了一支巨大的舰队（即为今日的须德海，当时还是一个湖），航行到埃姆斯河口，赢得一次海军大胜，再进至威悉河口，并与弗利西亚人缔结同盟。占领海岸之后，到公元前一一年，他才开始侵入日尔曼本部。他经过苏格布利的领土进到威悉河中部，在那里停留了一下又回到莱茵河。第二年，他离开美因茨侵入查提人的领土，经过海西森林，从美因河前进到威悉河，在图林根打击了马科曼尼族。由此向北，穿过切诺希，可能在马格德堡到了易北河岸。他在公元前九年凯旋时坠马受伤，不治身死。继任者是他的哥哥提比略，比他大六岁。在提比略继续指挥下，战争终于成功结束。此后在公元前七年，提比略离开日尔曼到东方去接受新的任命。

可是德拉鲁斯的征服太快了，所以难于持久，到了公元前一年，切诺希人开始反叛，等到公元四年，日尔曼的全面情况就已经变得很严重，于是提比略又奉命到那里去重建权威。

在第一次战役中，他追逐敌人到威悉河，接受各部落迎降，直到北海海岸为止。他在利珀河谷中宿营过冬，公元五年，他对日尔曼北部进行了一次距离最远和规模最大的远征。在莱茵河他集中了两支军队，一支用大船载运，驶出海去绕过弗利西亚海岸以进入易北河口。另一支则自莱茵河向东行军，在击败朗戈巴第人后与那支海运部队会合。后者此时已扫过日德兰海岸，向北直到施格拉克为止。征服了北面诸族之后，他就准备转向南面去征服摩拉波杜，他是马科曼尼族的国王，在公元前九年已率领该族从图林根迁移到波希米亚。

对这个公元六年的战役，他的计划是用钳形攻势取胜。莱茵河上的军队在萨图尼努斯指挥下，从美因河向纽伦堡或艾格尔进攻。而伊利库姆的军队则在他亲自指挥下从坎伦坦向北进攻。一共使用了十二个军团，按说这个计划是一个杰作，在军事艺术史上应有光荣地位。但当两军进到波希米亚中部，距离最后目标不过几哩远时，突然有坏消息传来，说在伊利库姆发生了严重叛乱。提比略立即与摩拉波杜讲和，率领他的军队赶回南方。

事情的真象是这样的：达尔马提亚人由于忍受不了人员和物资搜刮突然反叛了。因为驻兵均已撤走，所以一点约束也没有。叛乱传播得极为迅速，整个伊利库姆和潘诺尼亚都势成燎原。叛军总数有步兵二十万人，骑兵九千人。罗马大为震惊，因为既无预备兵力，而召募兵员又极感困难，因此不能立即编成新的军团。虽然如此，提比略对这场大乱的处置却甚为技巧。他并不与叛军交战，只是把他的部队分为许多纵队，占领所有要点，用坚壁清野的方法，迫使这些叛乱者因为饥饿而投降。公元八年，潘诺尼亚投降了，第二年达尔马提亚也平定了。提比略留下格曼尼科斯去稳定这些收复的地区，自己回到意大利。当乱事平定五年之后，罗马又接获一个惊人的报告：在日尔曼发生了一个巨大灾难（注：格曼尼科斯是德拉鲁斯与安东尼娅生的儿子，出生于公元前十五年，做了他伯父提比略的义子。安东尼娅是安东尼与屋大维娅生的女儿。）

公元六年，提比略离开日尔曼去对摩拉波杜作战时，萨图尼努斯也改由瓦卢斯接替。此人过去曾任叙利亚总督，据说在那里发过大财，这在当时并没什么了不起。他秉性温和，举止文雅，心智也和体力一样迟缓，惯于室内工作而不能胜任打仗。他曾与奥古斯都的孙女结婚，所以事实上他能获得这个任命完全是裙带关系。不过此时莱茵河上已平静无事，野蛮人都开始被罗马人同化，愿意和平相处，双方建立了市场。高卢太平安定，日尔曼已经群龙无首。在这种平静无事的状态下，所有驻军也都变得懒惰软弱。

瓦卢斯对这种情况本应加以矫正，虽然并不容易做到。虽然他的过错很多，尤其是他失败之后，错误更是全部堆在他身上，不过他最主要的弱点还是愚蠢而不是暴虐。很明显，他太缺乏想象力，不能区分凶猛的日尔曼人与柔弱的叙利亚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狄奥的《罗马史》上说：他除了把他们当作罗马人的奴隶以外，就是向他们榨取金钱，好比他们是被征服的民族一样。维拉斯是个有敌意的批评者，说他受任之始就认为用武力不能征服的日尔曼人是可以用法律来安抚的。似乎这个人的官僚成份多于军人，且他的统治比较软弱，倒不是有计划的压迫。

真正的祸源是起于用金银为作贡物。在西方也和东方一样，罗马要索取被征服民族的黄金，但在东方因为购买奢侈品，黄金可以流回，而在西方则不然，他们根本就不出产奢侈品。结果是贵重金属的来源日益枯竭，而日尔曼人主要是用它们来制造饰物。因为黄金是那样稀少，使各族的贵族都极感不满。

瓦卢斯手下一共有五个军团，两个驻在摩孔第库姆，其余三个在冬季中驻在利珀河上游，而在夏季则驻在威悉河。（注：这个分布不一定准确。）因为现在太平无事，所以驻军并不集中，分散在各地从事伐木，筑路和造桥工作。和惯例一样，驻军中也包括许多女人和孩子。

公元九年的夏天平安渡过了，到九月间，瓦卢斯正准备从夏季营地移往冬季营地时，突然听说有个邻近的部落发生了叛变。他立即决定不直接返回阿里索，而是先经过叛乱地区再回到冬季营地。他出发前本应把所有妇孺先送回阿里索，但很可能他是把叛乱当作一个局部事件看待，决不会想到在路上等待他的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之一。

事实上他接到的叛乱消息是一个安排得极为巧妙的诱敌计划中的第一步。设计计划的是一个切诺希青年，名叫阿米尼乌斯，他曾在提比略军中服役，参加过潘诺尼亚和伊利库姆的戡乱战争。毫无疑问，在这些战争中，他对罗马的一切有过极深刻的研究。他本是切诺希酋长西吉米尔的儿子，已经获得罗马公民资格，并升任骑兵军官。他调到瓦卢斯司令部服务时还不过二十六岁。从个性方面来说他是冲动型的。塔西佗说他有“狂热精神”，是“日尔曼的火种”。他对罗马人有极深的仇恨。很明显他是想使在南方失败的叛乱在北方成功。此外，他似乎也是为了向其叔父报私仇。他叔父是西吉斯提斯，是瓦卢斯的忠实拥护者。他的女儿苏丝尼达本来与阿米尼乌斯私通，但他却不许他们结婚。最后，他对瓦卢斯本人极其藐视，因为照他看，瓦卢斯是一个文官而不是一位将军，这一点也许他是对的。

他的计划安排得非常谨慎。他利用瓦卢斯的疏忽大意作为进行阴谋的好机会，他机警的认识到一个人如果毫无畏惧时就最易将其击倒，而一切灾难的最普通起因莫过于安全感。当瓦卢斯正准备回阿里索时，阿米尼乌斯就制造了这个叛乱来引诱他经过一个似乎安全但又很困难的地区。于是他可能会松懈警戒，等把他引到了森林深处后就可以将他刺死。

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要想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西吉斯提斯听到风声后立刻报告瓦卢斯，劝他把所有阴谋叛变人员都加上锁链。瓦卢斯没有听信，也许他认为西吉斯提斯是挟嫌诬告，想害他侄子。到公元九年九、十月之际，瓦卢斯率领第十七、十八和十九三个军团，一共约两万人，后面拖着绵长的行李纵队和军属，开始出发。

这次行军最后阶段的详细情形我们无法知道，虽然有几个现代作家对这场灾难作过完整叙述，但多属臆测，因为两个最可靠的权威——维拉斯和狄奥——对此并未留有详细资料。但我们知道阿米尼乌斯一直随伴着瓦卢斯，而他的亲信则散布在纵队之中，直到准备起事前夕，他始终在瓦卢斯身边。西吉斯提斯再次向瓦卢斯提出警告，但又遭到拒绝。接着，当罗马军团正在沼泽和森林中艰难行进时，阿米尼乌斯和他的党羽突然失踪。同时也接获报告说前哨士兵已经遭到杀害，这就是叛变开始的信号。于是瓦卢斯似乎就立即回头，打算取道多伦隘路通到阿里索的路线。

因为带着大量辎重和军属，所以情况当然不太乐观，但比起过去凯撒和德拉鲁斯常常面临的情况却并不算太恶劣。不过他们是军人领袖，而瓦卢斯不过是刀笔之吏。真正会战的起点在那里也已不可考；塔西佗说以后格曼尼科斯是在托伊托堡森林之中发现瓦卢斯和其部下的白骨。这个森林位于埃姆斯和威悉河之间，当年应该覆盖着一片非常广大的地区。有些权威专家认为实际战场是在狄特莫德附近，另有一些人则说是在蒙斯特附近。很可能狄特莫德为战斗的起点，而蒙斯特为终点。因为假定明登是瓦卢斯夏季营地的位置，所以他撤退时毫无疑问是会趋向多伦隘路，以后听到阿里索已经被敌人包围，那么他的最好退路当然就是沿着埃姆斯下游趋向蒙斯特。不过究竟悲剧是在哪里上演，在专家之间还是争论不决。

狄奥说当罗马军正在森林中砍树找路前进时，突然碰着一场大暴雨，地面溜滑不堪，简直寸步难移，树木的顶部不断的折毁落下，造成极大混乱。罗马军队已经丧失了秩序，车辆和非武装人员夹杂在一起。于是阿米尼乌斯突然发动攻击，对这一群毫无秩序的人们投掷标枪。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暂时撑住并构成一个设防营地。

第二天上午，当他们把大部分车辆焚毁之后，秩序也略为恢复，于是罗马人且战且走，到了开阔地上。可是不久又进入了森林，接着再次受到惨重损失。那天夜间，他们又暂时停息了一下，第二天上午继续前进，又遭遇到空前的大雨，不仅阻止他们前进，而且连立足都很困难，更糟的是使他们无法使用兵器。弓箭标枪都无法使用，盾牌也完全被浸透了。阿米尼乌斯的机会又来了，他冲进毫无组织的敌人当中，使他们完全崩溃。主管骑兵的努姆尼乌斯首先逃走。瓦卢斯和其他较高级人员怕被敌人俘虏或杀害——因为他们早已负伤——于是勇敢地做了一件可怕而无可避免的事情，集体自杀了。最后据维拉斯记载说，在森林沼泽中，所有罗马人都被敌人消灭殆尽，不留一人。过去他们对这些敌人象对牲畜一样尽情屠杀，现在却轮到他们自己来品尝这种滋味。

所有被俘人员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或是当作祭神的牺牲品。几年后，当格曼尼科斯去凭吊这个古战场时，发现白骨成堆，到处都是标枪的碎片，马匹的肢体，骷髅被钉在树干上面。对这种悲惨场面，塔西佗有过极生动的描写。

尽管瓦卢斯遭到了这样一次惨败，可是卡狄修斯却坚守阿里索，利用弓箭多次击退来攻的敌人。后来又能乘黑夜突围而出，带了许多妇孺退到维特拉，在那里与阿斯普里拉斯率领的两个军团会合在一起。于是阿米尼乌斯的乌合之众不敢穷追，自行退去。这样的惨败有这样的结果，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从罗马帝国境内到处传播的流言来看，可以知道这次惨败的影响是多么广泛。据狄奥记载，当时有许多谣传的凶兆：例如战神庙为雷所击毁。阿尔卑斯山好像彼此崩塌在一起。在日尔曼境内有一座胜利女神塑像，本是面对敌人的，现在却已改变面向意大利了。这当然都是谣言，可是在人心士气上来说，却是真正的凶兆。罗马国威受到致命打击，从此野蛮人知道罗马军团并非无敌，阿米尼乌斯能做到的，旁人也照样可以做到。更糟的是罗马人本身也知道了。所以难怪奥古斯都听到了这个坏消息后，撕开衣襟大声痛哭，他也怕敌人会直向意大利进犯，甚至直攻罗马城。在意大利境内，适合兵役年龄的公民人数实在太有限。虽然如此，他还是振作精神立即开始准备工作。因为适合兵役年龄的人都不想入伍当兵。所以只好抽签，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民中五个抽一个，在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民中十个抽一个。凡规避逃走的人则没收财产，取消公民资格。最后，因为大家还是不肯当兵，所以他甚至对某些人执行死刑。即使这样的严刑峻罚还是效力不大，在他有生之年，这些丧失的军团始终没有补充起来。这在所有凶兆中应该是最可怕了。他甚至气得让头发和胡子长了几个月都不修饰一下。他常常用头碰着门柱喊道：“瓦卢斯呀！还我的军团！”

尽管这些记载并不一定完全可靠，可是这三个军团从此不再编组起来却是事实。这并不是瓦卢斯能够丧失的，而是罗马已经丧失了活力。这次惨败后，提比略又再接管日尔曼的指挥权，到公元一三年，格曼尼科斯又继承他的职务。在一系列战役中，他们又再度到了易北河，并且屡次击败日尔曼人。尽管如此，事实上这条河却已经成为罗马人的希达斯皮斯河。所有战役的尾声还是撤回到莱茵河，从此以后，莱茵河即成为拉丁文明的东北疆界。

不过这里还有一层更深的理由，比罗马活力的丧失还要深入，这却要在奥古斯都的个性中去寻找。尽管他在那个时代威名赫赫，可是他却有点名不副实，并非真正的英雄人物。虽然他并不缺乏勇气和坚强意志，可是作为一个人类领袖而言，却并不能与凯撒相比。他是高明的投机份子，利用巧妙手段，变成了他这个帝国的“总经理”，而不是真正的“帝王”。他是把罗马当作一个大企业，一个大型专利事业看待，而把各省和疆界当作是它的股票和保险。他缺乏象磁电一样的感人力量，不能迫使旁人去完成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一点就是天才与仅仅是伟人之间的区别。一句话，他是一个超级的“有产阶级皇帝”。所以尽管他所征服的地区颇多，但在精神上却都是防御性的投资。等疆界完整之后，所有心理和精神的进取心也就随之消蚀。物质上的冒险与精神上的冒险是共存亡的。

最后由于这种精神上的刺激丧失了，迫使他对东北疆界就只是墨守前业。这一事实在历史上造成的结果又怎样呢？想象回答这样一个玄妙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许多“想当然”的假设，不过就整体而言，却也并非不可猜测。虽然日尔曼人并非高卢人，因为他们要比高卢人野蛮得多，但由于帝国既然注定还要再延续四百年之久，那么我们作这样的假想也似乎是合理的：若罗马帝国的东北边疆是在易北河而不是在莱茵河，本书下面的一章也许就要完全改写，再进一步说，连以下各章也都会有不同内容。克里塞在《世界上十五次决定性会战》一书中也正确指出：如果罗马人守住了易北河一线，则“我们”这个岛永远不会叫作“英格兰”；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再也不会是英国人了，英国人的整个历史都会改头换面。再说到在易北河以西的日尔曼地区，若在以后四百年中不断受到罗马化并建筑好道路，那么西欧只会剩下一个文化，而不是两个永远冲突的文化。所谓法德两国之间的问题可能不会再有，或至少会与现有情形完全不同。查理曼、路易十四、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可能完全不会出现。

据说奥古斯都在亚历山大城，曾命令把亚历山大大帝的石椁打开，以便他将一顶黄金皇冕戴在亚历山大头上，并在他的遗体上满布鲜花。此外在奥古斯都的戒指上也刻着这个伟大马其顿英雄的头像。可是心理上他们两人之间大有区别，亚历山大的心灵中除了大洋以外再无其他疆界，而奥古斯都的“伟大观念”却是有限的。所以，尽管在以后历代皇帝的统治下，实质上疆界仍然有所扩张，可是在精神上却已固定了。已经由一个帝国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当奥古斯都以76岁高龄于公元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诺拉逝世时，他遗留给帝国的就是这样一种“伟大观念”。继承他的是义子提比略。

大事记：罗马的和平

共和国转变成帝国就引发了权力问题，这个问题自始至终成为罗马的大害，也是促使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因为奥古斯都的权力理论上说还是元老院和人民授与的，所以在他死后，权力也应自动消灭。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奥古斯都想到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就是设法使其他人与他共享大权。首先是阿格里帕，以后是他的养子提比略。他在公元十四年逝世时，虽然由于他的威望使提比略成为继承人，可是却不能构成“先例”，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因为皇帝权力的最后基础仍为军队，所以拥立皇帝的权力首先到了近卫军手里，然后再转到军团手里。

以后，提比略因为皇帝继承人的选定超出其权力限度，所以只能暗示性的指定孙子提比略·格米卢斯和侄孙盖尤斯·凯撒作为他的私人财产的继承者。他在公元三七年逝世时，格米卢斯却被搁在一边，因为盖尤斯获得了当时近卫军唯一的将军马可支持。盖尤斯在公元四一年被刺——这一事件也与近卫军有关——提比略的侄子克劳狄开创了恶劣的先例，给予近卫军一笔巨额赏金，被他们拥立为皇帝。盖尤斯的侄子尼禄在公职上的升迁要比盖尤斯的儿子布列坦尼乌斯迅速。当公元五四年克劳狄逝世时，尼禄的母亲就煽动近卫军拥立她的儿子为皇帝，条件是给他们一笔和克劳狄给予的一样厚重的赏金。公元六八年，尼禄又受到近卫军反对，只好自杀。

尼禄死后，举国骚然，若非名将韦斯巴芗（公元六九——七九年）被埃及军团和多瑙河部队拥立为帝，那么罗马帝国就可能会发生另一次长期内战。他战胜了维特利乌斯，又重建了“罗马和平”。虽然如此，这个“四帝时期”却留下了可怕的回忆，连军人的心中也感到畏惧。（注：四个皇帝是奥托，加尔巴，维特利乌斯和韦斯巴芗，他们都是军人拥立的皇帝。奥托打倒了加尔巴，维特利乌斯打倒了奥托，最后韦斯巴芗又打倒了维特利乌斯）。所以当公元九六年韦斯巴芗的幼子图密善逝世时，虽然他没有后代，军人们却愿意将继承人的选择权让给元老院。直到公元一九三年，皇位继承问题才再成为内战起因。

韦斯巴芗之后，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公元七九——八一年)和图密善(公元八一——九六年)相继嗣位，使罗马帝国获得高度的繁荣，图密善于九六年逝世后，继承者为内瓦，以后在九八年由图拉真继位。他是西班牙人，可能是凯撒以来最有能力的名将。在他统治期间，大部分时间忙于边界战争。在公元一○一年到一○六年之间，他在多瑙河下游地区作战，征服了达西亚（即今之罗马尼亚）并使其变成殖民地。然后他把注意力移到黑海东端，在一一五——一一七年之间，他击败了安息人，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亚述都收入版图。

他的继承人是哈德良(公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又是一位名将兼政治家。在他的时代，罗马变成了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他紧守达西亚，但放弃了图拉真在东方获得的领土，他使军人忙于修筑夹在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以及不列颠境内的长城，此外他还建筑桥梁，水道和其他公共工程。他死于一三八年，安东尼努斯·庇护继位，他的时代是如此太平无事，几乎无可纪录。公元一六一年，他的女婿奥雷利乌斯继位，他的女儿就是臭名昭著的浮斯提娜。

在这两个皇帝的统治下，罗马的和平时代达到了顶点。但它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地中海国家，不出奥古斯都所料，意大利已经降级成了一个省区。导致这种情形的许多因素之一就是普遍性法律的建立。正如罗宾逊所说：

“这告诉人们，他们不再是一群群的民族或部落，各有自己的领土，而是天下一家，包括在一个伟大帝国之内，并接受单一法律系统管制，这种法律的基础就是公正和理智。”其他因素是发达的道路系统，使帝国在文化上、经济上和战略上都连成一片；拥有共同货币，共同的度量衡；建立了银行制度和支票制度；海上盗匪绝迹，贸易直达印度和中国。在西西里岛以西，文明社会使用的共同语言为拉丁文，在该岛以东则为希腊文。最后，整个帝国由军团围绕保护，从苏格兰边境直到幼发拉底河以及非洲，有如堤防一样阻挡着蛮族潮流的侵袭。

公元一七五年，一位希腊诡辩家亚里斯提德在一篇对奥雷利乌斯皇帝的颂词中，对当时的情况描写道：

（“现在整个世界好象渡假一样，脱下了古代铁甲，穿上了自由欢乐的锦袍。所有城市都已放弃旧有的争端，只想在一件事上获胜，那就是都希望使自己变得更快乐和更美丽。到处都是游戏场、林园、神庙、工厂和学校。城市充满光明和美丽，整个大地都好比是皇帝的花园。友好的烽火从平原上升起，而战争的狼烟随风飘逝到了九霄云外，代替它们的是说不尽的美景和欢娱。如今希腊人和外国人都可以空着手或是满载金钱到处自由旅行，好比在自己家里一样。只要做了罗马人或是陛下的臣民，就可以有安全保障。荷马曾说大地是属于大家的，而您使这句话成为现实，因为您已经测量了整个世界，在河流上架了无数桥梁，把山地开成驿道，在沙漠中建立基地，让万象文明，到处井井有条和充满活力。”）

亚里斯提德歌功颂德时，并未认识到所谓“罗马的和平”时代，已经到了深渊边缘。早在公元一六二年到一六五年间，奥雷利乌斯就已在与安息交战，战争结束后，他又被迫忙于修补北疆。此时，马科曼尼人，朗戈巴第人和科阿第人等之蛮族纷纷由多瑙河根据地扫过帝国北疆，进到依利里亚边境。公元一六七年，他们冲入意大利北部，向南骚扰直到维罗纳，这是两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此外亚里斯提德也未提到，当这些野蛮人被逐退之后，奥雷利乌斯又采取了另一个危险政策：允许他们中的许多人移居疆界之内。

除了外在危险外，农业的衰颓也加速了内在的腐朽，而这是从共和国时代就开始的。兼并之风盛行，小地主都为大地主吞食。早在尼禄时代，阿非利加省的一半土地就分别掌握在六个大地主手里。据说他们的奴隶知道主人姓名的不到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其数量众多。

这种大田庄被称为“Villas”，在所有省区都有。最初，工作人员主要都是奴隶，但以后因为不再向外征战，劳动力来源开始枯竭。于是只好强迫自由农民变成佃农，实际上变为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连这也不够用时，劳力市场只好开放，让野蛮人——主要是日尔曼人来补充。此外兵源也同样困难，也早已召募野蛮人来补充军团缺额。

另一个使农业衰颓的主要因素是土壤逐渐贫瘠。耕地面积持续不断减少，使帝国无法供养日渐增多的人口。因此大量的人口集中到城市，结果那里更成为人民的坟墓，因为只有乡村才有生产，而城市却专谈享受。城市人口的增加成为一种与日俱增的财政负担。这些人不事生产，还要吃饭，当农村日盆贫困之后，也就无力购买城市产品，于是工业工人也失业了，靠救济度日的下流社会人数大大增多。农业的衰颓又导致工业破产。

与这种生产低落同时发生的就是降低金钱品质，来使工商业和贸易能有足够流通的货币（注：即变相的通货膨胀）。在奥古斯都时代，货币由纯银铸成，到奥雷利乌斯时代，变为含银量四分之一的合金，再过两代，含银量只剩下百分之五了。奥雷利乌斯为发军饷，已找不到足够的金钱，只好用谷物代替。最后又改用屯田制，发给军人以定量的土地，使他们自己耕种。名义上称为“边防军”，实际上却成为由农民组成的兵民，战斗力大为降低，比起图拉真和哈德良时代的精锐军团已是有名无实。因为边防军中的野蛮人日益增多，最后终于取消了军团组织。等军团组织取消之后，罗马压制野蛮人的能力也就随之消逝，于是由蛮族组成的军队反而成了国内的最高权力。

促成罗马帝国丧亡的另一原因是传统宗教迅速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不同的新宗教。很早以前，罗马的上等人(知识阶层)就已不相信他们的旧神转而研究哲学，下等人则改信东方宗教，其种类很多，主要教义为克服死亡，长生不老。在这些新宗教中，较晚出现的是基督教，具有一神观念，与埃及古教相似。其起源具有共产意味，所以深为罗马城市中无产阶级欢迎。因为他们对上帝与对凯撒之间具有实际界线，所以不久发展成为一种“第三种族”，介于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在和平时代的第二个世纪中，基督教发展得很快，打倒或吸收了其他宗教而成为主流。因为他们的信徒不服从现有秩序，排斥异端，拒绝参加祭典，甚至不肯服兵役，不承认皇帝的近似神圣性，公开预言帝国的崩溃。所以当年罗马人看待他们，很像今天西方人看待共运。举例来说，苏东尼乌斯说它是“新的邪教”，塔西佗说它是“一种外来的死硬迷信”，而普林尼在他的上图拉真皇帝书中，也说它是“邪恶危险的迷信”。

罗马和平时代的第三个世纪也是送终的世纪，其开端为奥雷利乌斯在一八○年逝世，经过一段无政府状态后才由塞维鲁所继承。他是个成功的军人，在一九三年由军团拥立为帝，到二○二年才使罗马国内恢复秩序。他的儿子加拉卡拉(公元二一一——二一七年)对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人均给与公民资格，使罗马人和野蛮人完全处于平等地位。到二三五年，塞维鲁的世系断绝，风潮再起，各省的野蛮部队纷纷拥立自己的傀儡皇帝，不久又纷纷将他们打倒。从康茂德皇帝于一九二年逝世时起，以后八十年中一共有二十六位皇帝。除了奥勒利安朝代(二七○——二七五年)略有停息，这种无政府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八四年为止。此后戴克里先(公元二三四——三○五年)又建立了近似永久性的和平。

他取消了元老院，变成了绝对专制的君主，使国家完全军事化和东方化。布里斯特德说：“这些发展使我们认识到东西合流又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种合流是在六百年前由亚历山大大帝开启的。”把皇帝当作东方的太阳来崇拜，戴克里先被正式称为“永恒的太阳”，他的生日被定为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他统治期中，一直被迫与波斯人交战——他们现在已经取代了安息人——为了当他不在朝时也可使西方行政不受影响，同时为了使皇帝死亡不至再引发内乱，戴克里先又建立了一种新制度。他设立了一位副皇帝与他共享统治权。他们两人都具有“奥古斯都”头衔，此外每个人都有一个助手，称为“凯撒”。虽然他本意并不想把帝国分为两个，可事实上这却是走向分裂的第一步。因为现在有了两个皇帝和两个“凯撒”，而罗马省区的总数又已增到一百个以上，所以为了便于统治又划分四个大行政区： (一)高卢，包括摩洛哥、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 (二)意大利，包括非洲、西西里、撒丁、科西嘉、意大利和今天的南斯拉夫及奥地利。 (三)伊利库姆，包括达西亚、马其顿和希腊。(四)东方，包括色雷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因为每个奥古斯和凯撒都有自己的宫庭，所以这个腐化帝国的行政费用实在太大，只好采取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

经济资源日渐枯竭，租税日益提高，政府的负担逐渐压向弱者头上，对人民严刑峻罚，并雇用军人充当执法吏和秘密警察。富有阶级和有产阶级都逐渐消灭。因为物资征发过度，所以物价高涨，结果人口由七千万人减到五千五百万人。为了补充人力损失，除拥有特权的统治阶层以外，其余所有人民不分阶级都被迫变成政府的雇工，被束缚在他们的职业上。于是私有经济制度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在国有农场和工厂中工作的强迫劳动制度。

这个时代的一个附带现象就是封建经济的抬头。在三世纪时，又出现了一种“新富人”阶级，形成他们这个阶级的有军人、官吏、承包商、暴利者、投机者以及其他靠国家社会制度发财的人。等到他们的势力变得足够强大时，就敢于与政府为敌了。这些人舍弃了垂死的城市，住到乡间，在他们的田庄中称霸称王，于是这里变成了生产中心，而弱者也投奔他们以躲避政府的压迫。于是帝国初期的有产阶级城市文化一下子变为后期的封建农村文化。

公元三二四年，在戴克里先逝世继之以长期混战之后，君士坦丁大帝获得了最后胜利。（注：戴克里先拟定的继承制度实际上未能阻止内战发生）。他在位时期从三○六年到三三七年。他选定拜占庭为首都，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因为首都移动，君士坦丁的铁腕稍有放松，帝国的东西分裂也就成为定局。此时，基督教也已获得巨大权力。早在公元三一一年，格勒利乌斯皇帝认清了对罗马的威胁主要是外来危险，而且对内在的基督教徒也感到无可奈何，于是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天神崇拜处于平等地位。虽然君士坦丁本人直到垂死时才接受洗礼，

可是在他指导下，帝国教会的第一次大会已于三二五年在尼西亚召开。正如伯恩斯在《剑桥古代史》中所说：当他坐在这些基督教主教中时，他也凭着其个人力量展开了欧洲中世纪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