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南北朝战争

南北朝战争(民族大融合趋势)

南北朝战争简介

南北朝战争:南北朝对峙了一百七十年,南北朝战争自然不会少。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发生在南朝与北朝之间的交战;另一类是发生在南朝和北魏内部的内乱和内战。南朝是指东晋灭亡之后,在建康先后建立的宋、齐、梁、陈四个小王朝。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南朝是中国历史传承的“正脉”。北朝是指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朝是中国历史传承的“正脉”,北朝是同一棵老树根上的“分蘖”。但北朝的生命力却强于南朝。

南北朝战争过程分析——

南朝与北朝

南朝是指东晋灭亡之后,在建康先后建立的宋、齐、梁、陈四个小王朝。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南朝是中国历史传承的“正脉”。

南朝这四个小王朝的历代君主,祖上都是从中原逃到江南来避乱的“北人”。但当他们在江南落地生根之后,很快就被江南的杏花春雨、桃红柳绿“软化”了。江南富庶,搜刮无忧,他们一旦政权到手,就都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他们的最高目标就是偏安一方、搜刮享乐,早已丧失了收复河山、重新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因此,这四个小王朝无一例外地都为争夺皇位无休无止地互相残杀,一个个都在互相残杀中走向灭亡。

北朝是指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朝是中国历史传承的“正脉”,北朝是同一棵老树根上的“分蘖”。但北朝的生命力却强于南朝。北方草原之辽阔,沙漠之浩瀚,戈壁之粗犷,长城之高峻,黄河之博大,都给北方游牧民族的血液中注入了矫健强悍的性格。尤其是辽阔北方经历了秦汉至魏晋以来民族大融合的洗礼,恰如一炉熔炼的钢水,奔涌出炉,焕发着钢花四溅的活力。两晋时期出现在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局面,既是一种裂变,也是一种聚合,是“喷发”,也是“凝结”。

骑上马背的北朝军队,具有南朝军队无法比拟的速度和冲击力。

北朝还有一个思想文化上的最大特点:他们对于中原汉文化的亲和力和向心力。鲜卑族进入中原时,是北方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之一。正因为如此,鲜卑族吸收汉族文化的意志和决心,是其他少数民族无法比拟的。北魏孝文帝元宏(拓跋宏)迁都洛阳后,除了在制度方面全面向汉族学习外,在文化上也全面汉化,这是史无前例的。南朝萧梁名将陈庆之,与北魏交战兵败,化装成僧人只身逃到建康后说了一句话:“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他突然发现,精通汉族文化经典的精英人物,居然都在北朝,就凭这一条,他对南朝的前途非常悲观。

北朝的简要历史是:北方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最终都由北魏统一了起来。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又被北齐所取代,西魏又被北周所取代。北周又打败了北齐,重新统一了北方。再后来,隋文帝就以北周为基础,篡周建隋,重新统一了中国。

南朝刘宋攻北魏

南北朝对峙了一百七十年,战争自然不会少。

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发生在南朝与北朝之间的交战;另一类是发生在南朝和北魏内部的内乱和内战。

南朝的第一个小王朝是宋,开国君主是刘裕,史称刘宋。刘裕灭晋建宋之后,忙于巩固内部,而且只当了两年皇帝就死了。刘裕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去世,刘宋政权陷入废立之乱,北魏乘机南侵,夺取了河南滑台、虎牢、洛阳、许昌等战略要地,成为刘宋王朝的心腹之痛。刘裕的三子宋文帝刘义隆坐稳天下之后,立志夺回被北魏夺走的大片土地。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十一月继位,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继位,前后相差不到一年。南北双方,两位新帝都想有所作为。但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明显强于南朝的宋文帝刘义隆。

南朝刘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三月,刘义隆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决心进攻北魏。兵力部署既毕,他先派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对太武帝拓跋焘说,河南原来是宋国的地盘,被北魏侵占,现在我们准备收复,但不想占领河北。拓跋焘一听,大怒道:“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的时候,就听说河南是北魏的土地!”他不怕刘宋来进攻,态度非常强硬。

三月下旬,宋军开始调动集结。北魏黄河沿线守将纷纷表奏朝廷,“宋人大严,将入寇”。一致建议抢先出兵攻宋,以挫尽宋军锐气;并建议杀尽黄河沿岸的流民,使宋兵找不到向导。拓跋焘“使公卿议之,皆以为当然”。唯独崔浩反对:“不可!南方下湿,入夏之后,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气郁蒸,易生疾疠,不可行师。”他认为,即使宋兵北来,也应该到秋凉马肥时再实施反击,那时宋军师老兵疲,南方的庄稼也熟了,因敌取食,此乃胜策(《资治通鉴·宋纪三》)。

在此之前,北魏刚刚进行了一次对夏国的作战,攻克了夏国的北都统万和南都长安,基本消灭了夏国,只留下一点尾巴,赫连昌之弟赫连定逃往平凉称帝复国。赫连定急于复仇,暗中遣使与宋文帝联络“合兵灭魏”,并向宋文帝许诺“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宋,以西属夏”。于是,宋文帝与赫连定结成了进攻北魏的军事联盟。其实这是赫连定不切实际的幻想,刘义隆上了他的当。

拓跋焘虽然觉得崔浩分析得都对,但也不能完全不听其他大臣的建议。他综合分析了北方柔然、西部夏国、南方刘宋这三大敌人的轻重缓急,决策如下:(一)首击柔然。北魏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统一北方,来自大漠深处的柔然仍是干扰北魏统一北方的主要威胁,必须彻底击垮柔然。(二)分化夏国。把俘获的原夏国皇帝赫连昌封为秦王,制造他与夏国新帝赫连定兄弟之间的对立。(三)对宋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由冠军将军安颉督防黄河一线;命冀、定、相三州(均在今河北境内)在漳水沿岸造舟船三千艘以做准备;调幽州兵力增加黄河一线防御。拓跋焘的上述战略部署,主次分明,重点明确,布置周密。

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四月,宋军出动。宋军大将到彦之率领五万水军从淮河进入泗水,由于泗水春旱水浅,纤拉篙撑,庞大船队像泥虫似的在河床里艰难蠕动,一天只能前行十来里。四月出发,七月才抵达须昌(今山东东平县西北),然后进入黄河西上。五万人马,窝在船里四个月,这是一种什么情况?拉屎撒尿都成大问题!一个个脸都黄了,眼都红了,说话都喷出火来了。疫病、焦躁、情绪失控、打斗、死亡、逃跑,战斗力已经大减。

北魏太武帝面对宋军的进攻,贯彻积极防御的预定方针:避其锋芒,主动后撤。还没有等宋军到达攻击地点,他就下令黄河南岸的碻磝(今山东长清县东三十里)、滑台、虎牢、金墉、洛阳等重要地段的兵力统统撤到黄河北岸驻防。

到彦之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胜”得非常轻松。他把兵力全线撒开,东起延津,西至潼关,两千里河防,分兵把守。到彦之向朝廷发回奏报,大军已经顺利收复了兖、司二州,许多人为此欢欣鼓舞。到彦之的副帅王仲德看出了问题,忧心忡忡。他对到彦之说,北魏这次主动撤退,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一则,他们主动北撤是把黄河南岸分散的兵力收拢到黄河以北去集中;二则,他们是要等待黄河冰封季节到来,再向我们发动大举反攻,“岂不可以为忧乎?”可是主将到彦之对副帅王仲德的分析判断置之不理。

八月,北魏军队开始反攻。到彦之命令裨将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今河南孟津渡西),北魏前线主帅安颉迎战,姚耸夫大败而归,损失几千人。安颉已集结重兵于黄河北岸,准备南渡黄河大举反攻。正在这时,赫连定根据“联宋攻魏”密约,在北线进攻北魏鄜城(今陕西洛川县东南七十里)。拓跋焘与众臣商议对策,崔浩分析认为,到彦之分兵把守两千里河防,每个点上只有几千兵,“形分势弱”,难有作为。两相比较,赫连定进攻鄜城威胁大、危害大,应以主力打击赫连定。拓跋焘采纳崔浩建议,命令冠军将军安颉相机夺回碻磝、滑台、虎牢、金墉、洛阳诸点,拓跋焘亲率主力北上反击赫连定。

十一月,北魏安颉从委粟津(河南洛阳东北)南渡黄河,进攻洛阳东北的金墉城。宋军金墉城守将杜骥心慌,想逃跑,又怕获罪杀头,就派人去叫姚耸夫带兵来守金墉城。姚耸夫正在领兵从洛水中打捞一口大钟。杜骥派来的人骗姚耸夫说,金墉城已经修好,储食很多,可以坚守,就是缺少兵力,请将军领兵前往协守金墉城,打退北虏进攻后再来打捞大钟也不迟。姚耸夫带兵到金墉城一看,破败不堪,根本无法坚守,一挥手又把兵带走了。杜骥于是放弃金墉城南逃,这样就等于敞开了洛阳的大门。第二天,北魏安颉就领兵占领了洛阳,斩杀宋军将士五千多人。杜骥逃回寿阳,向宋文帝告了姚耸夫一状,说他只捞钟,不守城。宋文帝大怒,在寿阳将姚耸夫处斩。金墉、洛阳陷落,虎牢关也很快失守,宋军全线告急。宋文帝急调老将檀道济率军驰援。到彦之没有等檀道济援军来到,就主动撤退。副帅王仲德曾再三劝阻,到彦之借口自己眼病发了,将士中也发生了疾疫,坚决撤退。他领兵经清水进入济水,退至历城(今山东济南),焚舟弃甲,向彭城徒步败逃。

宋军全线崩溃。

檀道济率领的援军到第二年正月十五日才抵达前线,虽然檀道济指挥部队拼死力战三十余次,但宋军败局已定,无法挽回,只能撤退。

军事史家们分析认为,宋文帝刘义隆这次北伐失败,主要原因是用人不当。檀道济是他父亲刘裕手下的一员猛将,当年刘裕北伐消灭后秦政权,檀道济充当前锋,连克许昌、洛阳、潼关,攻下长安,立下赫赫战功。宋文帝这次北伐攻魏,战略目标只是收复河南失地,作战任务并不太重,如果以檀道济为主将,这一仗不难打胜。但宋文帝顾忌檀道济威名太盛,怕驾驭不了他,不敢把兵权交给他。到彦之平庸至极,窝囊废一个。这反映了宋文帝的气量、谋略、驾驭将帅的能力,既比不上他父亲刘裕,也比不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宋文帝久病不愈,他怕死后檀道济“不复可制”,让人把驻守寻阳的檀道济召回杀掉。檀道济被捕时把帻巾扔到地上,怒曰:“乃坏汝万里长城!”北魏听说檀道济被杀,满朝大臣都说,“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南史·檀道济传》)。

北魏反击南朝刘宋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消灭了北方五胡十六国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统一了北方。

这时,拓跋焘的目光开始转向南方,谋划另一个更大的战略目标:统一中国。

在以往的二十多年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了统一北方,对南朝刘宋政权一向采取战略防御。现在他终于可以转变思路,要对刘宋展开战略进攻了。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三月,拓跋焘派遣高梁王拓跋那入侵刘宋兖、青、冀三州,掳走百姓四千余口、牛六千余头。这是一次试探性进攻,由此揭开了南北双方互相攻伐的序幕。

北魏太平真君十年(公元449年)九月,拓跋焘亲率高凉王拓跋那、略阳王羯儿两路大军北伐柔然。柔然王处罗可汗大败。北魏高凉王率军奋力追击九天九夜,处罗可汗几乎全军覆没,率残部越过穹隆岭(今蒙古国杭爱山南脉)远遁,“略阳王羯儿收柔然民畜凡百余万”。柔然从此一蹶不振。拓跋焘消除了北方柔然不断南侵袭扰的后顾之忧,开始全力南征进攻刘宋。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二月,拓跋焘亲率十万大军,南渡黄河,向刘宋政权大举进攻。刘宋陈郡兼南顿(今河南项城)太守郑琨、汝阳兼颍川太守郭道隐双双弃城逃走。拓跋焘围攻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县)。宋军悬瓠守将陈宪很顽强,以不足千人抗击北魏军强攻四十余日,坚守悬瓠不失,非常不简单。拓跋焘担心刘宋援军将至,主动撤围北归(《资治通鉴·宋纪七》)。

宋文帝刘义隆十多年前在病中杀掉了檀道济,后来自己的病倒好了。十多年下来,国力也有所回升。这次北魏来进攻,把他的复仇之心激活了。北魏军撤退后,他决心大举北伐。但刘宋军队总体上战备松弛,战斗力大不如前,刘宋朝廷的大多数文武大臣都认为北伐少有胜算。步兵校尉沈庆之分析得比较到位,他说,宋朝的步骑兵打不过北魏军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元嘉七年北伐,到彦之全线败退,檀道济出动也因粮尽无功而返。眼下刘宋军队的实力早已不如二十年前,王玄谟等主要将领的军事才能也不如老将檀道济、到彦之。面对这种现实,硬要出兵北伐,“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刘义隆听着刺耳,以训斥的口气回答沈庆之说,上次北伐失利,是因为檀道济“养寇自资”(檀道济已被他杀掉十多年了,一讲到他还是咬牙切齿)、到彦之中途得病所致。北虏强的是骑兵,夏季很快就要到了,河水陡长,虏马过河,就像鸭子,“可伐!”满朝文武只有两位书生徐湛之、江湛支持刘义隆的北伐主张。沈庆之火了,顶撞宋文帝说:“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宋书·沈庆之传》)太子刘劭也不主张北伐。但宋文帝一意孤行,坚决北伐!

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七月,宋文帝下诏出动三路大军,三箭齐发,大举北伐。东路,由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统兵六万,由东往西,向黄河沿线碻磝、滑台、虎牢、洛阳、金墉、潼关等各战略要点发动进攻。中路,由臧质统领步骑兵十万,向许昌、洛阳发起攻击。西路,由随王刘诞率部向长安发起攻击。同时,命江夏王刘义恭(宋文帝五弟)进驻彭城,节度诸军,相当于前线总指挥。

宋文帝的上述兵力部署,问题很大。其一,作战计划大而无当、不切实际。其二,兵分三路,全线进攻,没有重点,不分步骤。他究竟想干什么?看不明白。其三,每一路都有三四名将领统兵,兵力使用交叉,指挥关系重叠。其中的要害,他对各路将领都不信任,层层设防,甲监督乙、乙监督甲,互相掣肘、互不信任,叫他们怎么放开手脚去打?这叫小商小贩当皇上,没那副大心肠!

由于计划大而无当,兵力不够派遣,临时从青、冀、徐、豫、兖各州大抽壮丁,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所抽民丁,“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临时悬赏招募天下弓箭手、武艺高强之徒。用这一套去应付战争,自古以来都不行。朝廷也拿不出那么多军费,“减内外百官俸三分之一”。还不够,向富家、僧尼们筹借,说是“事息即还”(《资治通鉴·宋纪七》)。所有这一切,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胡来!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压根儿不把宋文帝刘义隆放在眼里。开战前,他先给宋文帝送去一封狂妄无比的信,信中说:“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最后一句似通非通的胡语,与汉语有差别,意思能看明白。还让信使给宋文帝捎来十二匹白鹿马和一些氈药,说是你宋文帝远道而来,如果马力不够,这十二匹围猎用的白鹿马可以充当坐骑,一旦来到北方水土不服,这些药物可供治疗(《宋书·索虏传》)。

无论拓跋焘怎样讽刺挖苦,宋文帝北伐的决心已经不可改变,刘宋三路大军一齐出动。北魏大臣们请太武帝拓跋焘派兵增援南境各战略要点,但拓跋焘自有迎敌方略。他说:“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他的方针是以退为进,将主力撤至阴山一带避敌,“展至十月,吾无忧矣”。

这为刘宋军队北伐初期取得胜利提供了机会。东路,萧斌指挥所部攻占了碻磝、乐安(今山东广饶北)。萧斌进驻碻磝,指挥王玄谟进攻滑台。中路,刘铄攻占了长社,接着围攻虎牢。西路,刘诞攻占了弘农、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并一举攻克了潼关,关中震动,羌胡“处处蜂起”。

可是,好景不长,指挥围攻滑台的王玄谟,是个无能之辈。他率领的宋军主力,装备是最精良的,粮秣供应也充足。围攻之初,众将士见滑台城中多茅屋,建议在箭头上绑火种,射入城内引火,房屋一旦起火,城内必乱,可克。王玄谟贪心极重,他认为城中百姓家产是他的财物,烧掉岂不可惜,不许。当时许昌、洛阳周围地区送来慰劳宋军将士的谷物布匹很多,王玄谟不分给部队,私分给一些亲信,“由是众心失望,攻城数月不下”。拖到十月,眼看北魏援军将至,部将垣护之建议发动强攻,王玄谟又不许(《资治通鉴·宋纪七》)。

结果,王玄谟滑台溃败,成为刘宋北伐走向彻底失败的转折点。

拓跋焘从九月开始反攻。他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手,先派太子拓跋晃领兵屯驻漠南,防止北方柔然突袭。然后亲率“百万大军”(这数字显然夸大了),大举南征。闰十月初,拓跋焘亲率的大军进至枋头。他立即派长孙真率领五千轻骑从石济津强渡黄河,抄断宋军退路。又派陆真于夜晚潜入滑台城内,抚慰将士,并登城察看宋军动静,然后连夜返回大本营向拓跋焘报告情况。拓跋焘摸清了宋军情况,第二天亲临前线,指挥大军强渡黄河,直接向滑台宋军发起强攻。王玄谟得知北魏太武帝亲临前线指挥,惊慌失措,居然弃军而逃。

北魏缴获了一批宋军战船,用铁索相连,在黄河上组成三道封锁线,阻断滑台以西宋军的撤退通道。王玄谟逃跑时,居然没有通知在滑台以西攻城的垣护之。垣护之得到王玄谟撤退的消息,黄河已被北魏军封死。好在当时黄河流速较猛,垣护之急令部队乘船急下,用大斧奋力劈开封锁船只,冲过了河面上三道封锁线,仅损失一条战船,全师撤离滑台。

宋文帝眼看东路军彻底败退,北魏军已从东线突破,正在向南深入,他认为西路军不宜“独进”,命令西路军也向后撤退。于是,已经攻占弘农、陕城、潼关等战略要点的西路军也全线回撤,所得战果前功尽弃。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认为全面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命令五路大军向南方大举进攻:(一)征西大将军拓跋仁从洛阳攻寿春;(二)尚书孙真攻马头(今安徽怀柔县东南);(三)拓跋建攻钟离(今安徽凤阳);(四)高凉王拓跋那从青州攻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五)太武帝亲率主力从东平攻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

拓跋焘把主要的反击方向放在中路(寿春、马头、钟离),直接威胁刘宋首都建康,东路作为策应。西部宋军已经主动撤退,拓跋焘也就置之不顾。

十一月底,北魏军队已抵达淮水一线。拓跋焘见彭城、寿阳两座坚城一时难以攻下,毅然采取“越点攻击”的战法,下令绕过彭城、寿阳,挥军渡淮南下。他命令拓跋那直指山阳、拓跋仁直指横江、鲁秀直指广陵,他自己亲率大军直指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瓜埠镇)。

但是,北魏军在长途急进中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未带军粮。他们原计划想依靠沿途“抄掠为食”。渡淮后,他们得知盱眙有储粮,便急攻盱眙。盱眙太守沈璞与辅国将军臧质组织顽强抗击,不克。北魏军只得再次绕过盱眙,继续南进,沿途烧杀抢掠。十二月下旬,拓跋焘率大军到达瓜步山,与建康隔江对峙。

北魏大军到达长江北岸后,大拆民房木料造筏,扬言渡江,进攻建康。刘宋朝廷一片惊慌,亡国情绪弥漫建康。双方遣使往来议和。

北魏正平元年(公元451年)正月初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会群臣于瓜步山,宣布退兵北归。北魏军回撤时掳掠民户五万余户,放火烧毁庐舍。为了获取军粮,回撤途中再次急攻盱眙,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北魏军“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刘宋盱眙守将臧质组织顽强抗击,“杀伤万计,尸与城平”。北魏军连攻二十余日,盱眙岿然不动。二月二日,拓跋焘鉴于军中疫病骤然增多,又闻宋文帝已命令彭城守军出动截断北魏军退路,并派遣水军从海上入淮攻击北魏军,遂下令回撤,派人告诉城中宋军,“食尽且去,须麦熟更来”(《资治通鉴·宋纪八》)。

这场战争,历时七个月,以北魏胜利、刘宋失败告终。

战后,对交战双方都带来了重大影响。刘宋朝经此一战,三十年元嘉之治宣告终结,损失无法估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宋书·索虏传》)。北魏军队所过之处,烧杀抢掠造成的惨状难以名状,“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资治通鉴·宋纪八》)。北魏军队的所作所为,打胜了战争,却打丢了人心,这也是北魏后来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宋文帝刘义隆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两人差不多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位都是三十年,继位和去世都是前后相差一年。两人一个占据中国南方,一个占据中国北方,展开了一场较量。分出胜负之后,又差不多同时离开这个世界。应该说,两人都干成了一番事业,宋文帝曾为南朝经营出三十年元嘉之治,太武帝统一了北方。但他们都没有能够实现另一个更宏伟的战略目标——重新统一中国。

宋文帝刘义隆最后被太子刘劭所弑,南朝从此陷入了长期内乱。从此,南朝的疆域逐步缩小,已经没有能力再次举行北伐。

北魏太武帝死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大力推行改革,国势达到鼎盛。但随后也出现矛盾,北方再次出现分裂。

但北朝的力量强于南朝,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北魏三次南征伐齐

南朝的第二个小朝廷是齐朝,开国君主是齐高帝萧道成,史称南齐。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后来他带头改用汉姓,姓元,名宏)曾三次南征伐齐。北魏孝文帝元宏是一位很有抱负和作为的帝王,他一生想做成三件大事:第一,从平城迁都洛阳——他做到了;第二,全面实行汉化改革,仿汉制、说汉语、穿汉衣——他也做到了;第三,他希望统一中国——这一目标他未能实现,留下了终生遗憾。他三次南征伐齐的军事行动,都是为实现上述三个战略目标服务的。

北魏第一次南征伐齐:

在齐高帝萧道成称帝之前,南朝刘宋内乱期间,宋文帝的第九子刘昶在徐州起兵作乱,事败,逃亡北魏,北魏封他为宋王,成为北魏的反宋工具。萧道成称帝后,北魏借口反对萧道成“篡位”,要护送刘昶回建康“继位”,举兵南征伐齐。对此,萧道成早有思想准备。战事未起,他就对兖州刺史垣崇祖说:“吾新得天下,索虏(对北魏的蔑称)必以纳刘昶为辞,侵犯边鄙。寿阳当虏之冲,非卿无以制此虏也。”(《资治通鉴·齐纪一》)他把垣崇祖调任为豫州刺史,为抵御北魏发动军事进攻预作防备。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十一月,北魏出动三路大军:一路攻淮阴,一路攻广陵,一路攻寿阳。北魏同刘昶的预谋是,北魏帮助他“克复基业”,刘昶则“世祚江南,称藩于魏”。由于萧道成早有防备,北魏这次南征,从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十一月打到建元三年(公元481年)正月,被南齐打败。其后,柔然对北魏的侵袭有所增加,北魏暂时无力南顾。萧道成也需要以主要精力巩固内部。建元三年(公元481年)七月,萧道成派车僧朗出使北魏议和,双方维持了十多年和平。

北魏第二次南征伐齐:

萧道成只当了两年皇帝就死了。他的儿子齐武帝萧赜在位十二年,也死了。由于萧赜的太子先他而死,他的孙子郁林王萧昭业继位。从此,南齐陷入了争立内乱。齐武帝萧赜的堂兄、西昌侯萧鸾起了篡位之心。他先杀掉了少帝郁林王萧昭业,改立郁林王的弟弟海陵王萧昭文。萧鸾掌握了朝政大权,开始大杀两位先帝——伯父齐高帝萧道成、堂弟齐武帝萧赜的儿孙辈。在京内的抓住就杀,封王在外地的派人去杀。然后,他又把海陵王杀掉,自己称帝,是为齐明帝。

萧鸾篡夺皇位、残杀皇家后代的不义举动,为北魏孝文帝元宏(拓跋宏)提供了南征的借口。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北魏兵分四路:第一路由拓跋衍攻淮南钟离;第二路由刘昶、王肃攻义阳(今河南信阳);第三路由薛真度攻襄阳;第四路由刘藻攻南郑(今陕西汉中南郑)。

淮南方向:北魏孝文帝元宏亲率大军从洛阳到达悬瓠,前锋已推进到寿阳、钟离、马头等地,沿途大肆掳掠南齐男女百姓(抓回去当奴仆)。北魏孝文帝元宏下令,将所掠南齐男女百姓统统释放,让其南归(《资治通鉴·齐纪五》)。在此之前,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内侵时,无论是匈奴人、鲜卑人、羯族人,氐族人、羌族人,大肆掳掠中原人口、牲畜,这是惯例。北魏孝文帝元宏是鲜卑族君主中一位杰出的改革家,他决心革除鲜卑人原有的许多陈规恶习,走彻底汉化的道路。他这道释放掳掠人口的命令,带有革命性意义——战争也要讲文明。

南朝齐明帝萧鸾对战争的反应太慢,直到第二年(公元495年)一月他才开始做出防御部署。

但这时,北魏相州刺史高闾,已经上奏孝文帝,建议北魏主动退兵。高闾认为,北魏迁都洛阳时间还不长,当前朝廷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好新都洛阳、争取中原人心方面,而不是急于发动战争攻城略地。孝文帝采纳高闾建言,下诏淮南方向退兵。

义阳方向:投降北魏的宋文帝刘义隆第九子刘昶,和北魏王肃统领“二十万大军”(实际只有几万人)攻义阳。南齐司州刺史萧诞守义阳,被打败,南齐军投降北魏万余人。南齐派王广之率军救义阳,王广之惧怕,离义阳百里之遥就停止前进。随行的黄门侍郎萧衍很勇敢,主动请求率领部分精兵前出救援。萧衍领兵夜行,登上了义阳城外的贤首山。第二天一早,北魏军发现山上出现南齐援军,不知虚实。这时城中南齐军火烧北魏军栅栏,里外夹攻,击败北魏军,义阳解围。

南阳方向:这个方向的北魏军由于互不统属,指挥不灵,滞迟百日,毫无进展,兵败而退。

梁州方向:南齐梁州郡治在今陕西汉中南郑。梁州刺史萧懿(萧衍之兄)命诸将在甘陕边境各条险谷中设置多道栅栏拒敌。北魏拓跋英作战有经验,他看出南齐军设置的这些栅栏不相统属,攻其一栅,它栅不救,被他逐一攻拔,拓跋英长驱直入,围攻南郑。南郑城坚,拓跋英围了几十天没有攻下。四月,北魏孝文帝元宏派人通知拓跋英退兵。拓跋英让老弱先走,他领精壮兵士断后。部队从秦岭斜谷险道出汉中,两侧山高,道路险窄。途中遇大雨,部队饥渴。拓跋英怕中埋伏,不敢让部队停顿。山中多竹,他命令士兵们砍竹筒装米,在马背上用火炬烧竹筒煮饭充饥。萧懿派人去鼓动氐族人抄断拓跋英归路,被拓跋英打退,成功退回到仇池境内。

北魏第三次南征伐齐: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北魏孝文帝元宏在位已经二十七年,统一中国的目标在他心中变得越来越迫切。六月初,他巡视关中,当即决定发冀、定、瀛、相、济五州二十万大军南征伐齐。八月,大军出动。北魏在东线取守势,以西线为助攻,以中路为主攻方向,意在先取樊(今湖北樊城)、邓(今河南邓州),略定南齐雍州,可与北魏的荆州(治今河南鲁山)连成一片。这样,下一步就可以由西向东,顺汉水东下,进攻南齐都城建康,统一中国。作战结果:

梁州之战。北魏南梁州(治今陕西汉中安康汉水北岸)刺史杨灵珍举州向南齐投降,把他的母亲和儿子送到南郑做人质,并派他的弟弟带兵袭击驻略阳(今陕西汉中略阳)的北魏武兴王杨集始,杀死了杨集始的两个弟弟;杨集始也向南齐投降。九月,北魏孝文帝元宏派遣河南尹李崇讨伐叛变投降南齐的二杨。南齐梁州刺史阴广宗、参军郑猷领兵救援,被李崇打败,郑猷被俘,杨灵珍逃往南郑。

雍州之战。南北朝时,南齐与北魏各有雍州。南齐雍州治所在襄阳,辖境包括今河南西部及湖北北部一小部分。北魏雍州治所在今陕西长安,辖境西至扶风,北至铜川,东至新丰,南至秦岭,均在陕西境内(见《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北朝时期雍州图)。九月,北魏荆州刺史薛真度从鲁阳向南阳发动进攻,但被南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打退。北魏孝文帝亲率十多万人南下攻宛城。南齐南阳太守房伯玉坚守宛城,北魏军久攻不下。北魏孝文帝留下拓跋禧继续攻宛城,亲率大军南下攻新野。南齐新野太守刘思忌坚守新野,也没有攻下。北魏孝文帝率领大军继续南下,攻襄樊。这时,齐明帝萧鸾感到雍州方向危急,命徐州刺史裴叔业领兵救援雍州。裴叔业建议在东线开辟第二战场,进行牵制作战,以分散北魏西线进攻兵力;齐明帝同意。裴叔业领兵进攻北魏虹城(今安徽五河县西),掳男女四千余人,但一时难以减轻雍州方向压力。齐明帝又派萧衍、张稷领兵救援雍州。这时,齐军前方传来一连串失利消息:韩秀方等十五名将军失败后向北魏军投降;北魏军在沔水(汉水)以北大败齐军;齐将王伏保被俘;宛城陷落,等等。齐明帝第三次向雍州方向派出救兵,命尚书崔慧景率两万精骑驰援襄阳,并授权他持节都督雍州诸军事,但仍未挡住北魏攻势。

涡阳之战。这是东线牵制作战的高潮。至三月下旬,南齐徐州刺史裴叔业在东线率领五万大军围攻涡阳。北魏孝文帝率军急驰东下,三十日赶至悬瓠。北魏南兖州刺史孟表守涡阳,城中粮尽,士卒吃野草树叶坚持战斗。裴叔业把杀死的北魏军尸体垒五丈高,以震慑城内的北魏军。北魏孝文帝在悬瓠派遣安远将军傅永、征虏将军刘藻、假辅国将军高聪等,均受王肃节度,驰援涡阳。魏、齐两军展开涡阳大战。交战初,裴叔业大胜,斩首万余级,俘敌三千余人,缴获器械杂畜财物以千万计。战场上最怕的一条是:自乱阵脚。裴叔业指挥的齐军由于连续作战,饥饿、疲劳,夜间撤退时很混乱,天亮发现身后来了北魏的追兵,士兵们都很恐慌,哄散溃逃,被北魏军追杀无数。裴叔业退守涡口(涡河入淮处),涡阳落入北魏军之手。

这时,战争突然出现了停顿状态,原因是北魏和南齐双方内部都出了问题。

北魏孝文帝李夫人的父亲李冲和御史中尉李彪闹矛盾,李夫人不依不饶,北魏孝文帝只得赶回去“救火”,把李彪削职为民,赶回老家,才算平息。

南齐的问题是:齐明帝萧鸾身患重病,眼看战争在短期内无法结束,儿子们都小,担心自己一旦驾崩,皇权将旁落他家。一是伯父齐高帝萧道成的儿子们(他的一帮堂兄弟);二是怕堂弟齐武帝萧赜的儿子们(他的一帮堂侄),在他死后要闹事。“时高、武子孙犹有十五”,他于南齐建武五年(公元498年)正月中旬,借助侄子萧遥光之手,把“高、武之后尽除”(《资治通鉴·齐纪七》)。

这一年七月,齐明帝萧鸾病死。北魏孝文帝元宏得到消息,下了一道诏书,称“礼不伐丧”,收兵。

这场战争宣告结束。

其实,北魏孝文帝自己也已经病得不轻。第二年四月初一,他从战区返回洛阳,半途病死在谷塘原(今河南邓州东南),时年三十三岁,壮志未酬,留下终生遗憾。

北魏与南朝萧梁交战

南朝第三个小朝廷是梁朝,史称萧梁。开国君主是梁武帝萧衍,他早先就是南齐与北魏交战时在义阳前线主动请战的那位黄门侍郎。梁武帝吸取宋、齐两朝因内乱导致速亡的教训,针对宋、齐两朝的弊病采取了许多改善措施,因而梁武帝萧衍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公元502—549年)。梁武帝在位期间,与北魏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北魏首次南征伐梁:

梁武帝萧衍篡齐建梁前夕,南齐的王公旧臣中有两个人投降了北魏。一个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同母弟弟萧宝寅,先后封南齐建安郡王、鄱阳王。萧衍计杀齐明帝诸子时,萧宝寅投奔了北魏。另一个是南齐冠军将军陈伯之,他目不识丁,萧衍篡齐建梁之初,他归顺萧衍。后经人挑拨,起兵反叛萧衍,兵败,也投降了北魏。萧衍篡齐建梁后,北魏宣武帝元恪(元宏次子)在萧宝寅、陈伯之两人的共同请求下,举兵南征伐梁。

北魏首次伐梁,从淮南、义阳(今河南信阳)两个方向发动进攻:

一、淮南方向:由任城王元澄(拓跋澄)统领,率魏将党宗法、傅竖眼、王神念等,于萧衍建梁称帝的当年,即萧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十月,从寿阳出发,对梁朝发动扇面形进攻。西起今安徽霍山县,东至今江苏盱眙以西,南至今安徽含山以东的颍川、关要、东关、小岘、大岘、淮陵、九山等梁朝淮水沿线的各个防御要点。一直攻至阜陵(今安徽全椒县东十五里)。但北魏军军粮断供,退兵。南梁阜陵守将冯道根追击北魏高祖珍,得胜而归。冯道根原为南梁州刺史(治所在汉中安康),因这次战功,改任为豫州刺史。

南朝萧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年初,北魏军对淮南方向发动了第二波攻势,主要目标夺取淮南战略要地钟离。这时梁军也采取攻势行动,梁武帝派将军姜庆真领兵突袭寿阳,魏军猝不及防。北魏任城王元澄的太妃孟氏,临危不乱,领兵守城;南齐投降北魏的萧宝寅也领兵来援,合力将姜庆真击退。二月中旬,北魏军在元澄指挥下对钟离发动攻势。梁武帝派冠军将军张惠绍领兵五千往钟离送粮,北魏元澄派平远将军刘思祖拦截,张惠绍被俘,士兵全部被杀。至三月下旬,元澄仍然没有攻下钟离。南方雨季即将来临,北魏宣武帝元恪下诏催促元澄加强进攻。四月初,钟离地区突降暴雨,淮水陡涨,梁军舟师大举出动猛攻魏军,被歼四千余人,元澄败退寿阳。元澄因这次失败,被削去开府仪同三司,降爵三级。

二、义阳方向:萧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八月,北魏镇南将军元英向义阳发动进攻。萧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镇守义阳,顽强抗击北魏军。元英指挥北魏军筑围、挖地道、造梯登城,一计又一计,都被蔡道恭所破。元英眼看义阳一时难以攻下,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攻城,分出部分兵力南下,去攻西阳、夏口。

义阳之战仍在继续。萧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二月,梁武帝派遣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等率步骑三万驰援义阳,被北魏军打败。恰在这时,萧梁蔡道恭在义阳城中病死,由他的堂弟骁骑将军蔡灵恩接替指挥。北魏军加强了对义阳的攻势。梁武帝又派宁朔将军马仙琕驰援义阳。马仙琕作战勇敢,一日三战,儿子战死,屡败屡战,终于不敌,败退。蔡灵恩坚守到八月中旬粮尽,出城向北魏军投降。北魏元英以前曾因吃败仗罢官削职,这次因攻克义阳有功,被晋封为中山王。此后,南朝萧梁将司州治所从义阳南移至今湖北孝感,后又移至安陆,改称南司州。

从此以后,萧梁、北魏进入长期战争状态,持续长达二十余年。

北魏再次南征伐梁:

南朝萧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正月,北魏元英与部将杨大眼率军十万向钟离发动进攻。萧梁守将昌义之率三千人守城,顽强抵抗。二月,梁武帝调名将韦睿从合肥救钟离。三月,韦睿和曹景宗利用淮水暴涨,出动舟师大败北魏军。北魏军溺死阵亡各十余万,梁俘北魏军五万,缴获粮秣、物资、牛马无数。钟离之围解除,遏制住了北魏军的进攻势头。

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北魏郢州(治今河南信阳)、豫州(治今河南汝阳)各地守将纷纷向梁军投降;从悬瓠到安陆,北魏只保住了义阳一城。

天监八年(公元509年),北魏元英从义阳进兵南下,在今豫、鄂交界一线攻下三关(武阳关、平靖关、黄岘关)。萧梁派名将韦睿率援军至安陆,筑城垣、挖深堑、垒战楼,加强防御,顶住了敌人。北魏元英得悉韦睿到安陆,不敢再贸然南进。韦睿瘦弱得马都不能骑,他统兵作战却厉害得很,部将服他,士兵敬他,敌人怕他。北魏军队不怕别人,就怕韦睿,称他为“韦虎”。一位将军,能以战场上打出来的声威得到敌人尊敬,这是最高的奖赏。

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正月,北魏宣武帝元恪驾崩。太子元诩(拓跋诩)继位,年六岁,是为孝明帝,胡太后临朝称制。任城王元澄把持朝政,召回攻蜀魏军。

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四月,梁朝筑成钟离浮山堰,长九里,高二十丈。引水灌寿阳,城坏,洪水泛滥数百里。北魏在八公山南筑魏昌城。九月,淮河流域大雨,淮水暴涨,堰塌,造成严重水灾,沿淮十余万口被冲入大海。北魏北方六镇戍卒困苦不堪,难以生存,出现不稳定迹象,元澄建议采取相应措施,临朝称制的胡太后不听。不久,北魏爆发北方六镇起义,这是北魏迅速走向衰败的重要标志。

梁朝乘乱北伐攻魏:

南朝萧梁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北魏各地起义蜂起。梁武帝乘机出兵攻魏。梁军屡胜。但是,北魏沿淮水一线的寿阳、涡阳、淮阳三个重要战略据点却一直攻不下来。西线,围攻郢州近百天也未攻下,北魏援军已至,梁军退兵。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拓跋法僧)在彭城称帝,北魏派兵来攻,元法僧投降梁朝,梁朝得到彭城。梁军攻克新蔡、郑城,附近小城纷纷投降归梁。北魏拓跋琛领兵攻寿阳,大败。梁武帝派皇子萧综进驻彭城。萧综一直怀疑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突然背叛梁武帝,投降北魏,彭城得而复失。

萧梁大通三年(公元529年),陈庆之领兵攻陷河南全境,北魏派元天穆来攻,大败而退。陈庆之仅带七千兵,经四十七战,取三十二城,每战必胜,在战争史上少有。

北魏依靠山西起家的契胡族首领、北魏游击将军尔朱荣,镇压了北方六镇起义,然后南下向梁军发动进攻。陈庆之得不到任何增援,由大胜迅速转变为大败,全军覆没。

陈庆之最后削发化装成僧人,只身回到建康。史书中记录下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资治通鉴·梁纪九》)。陈庆之的反思是深刻的,他对南朝的前途再不抱什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