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蒙古之役（朱棣廓清漠北）
远征蒙古之役简介
远征蒙古之役：永乐七年（1409年），北元嫡裔、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擅杀明朝使臣郭骥。一个月后，明军大将丘福统军十万北伐鞑靼。不料，丘福轻敌冒进，中了本雅失里的诱敌之计，丘福等将领及一千余明军在今克鲁伦河南岸全军覆没。这次惨败，正式开启了朱棣在十四年的跨度里，对蒙古发动五次旨在廓清漠北的远征讨伐战役。朱棣五次远征蒙古之役将呈现其间的鏖战与激斗。
远征蒙古之役过程分析——
公元1402年，北元势力正式分裂成鞑靼部和瓦剌部。由于漠北草原没有一个能够号令全蒙古的大汗，鞑靼和瓦剌两部经常相互攻杀。这不仅使残元势力在较长时间内无暇南下骚扰、劫掠明帝国北方边境，还导致大量北元残卒归附明帝国。一时间，明帝国的北疆边防压力大为减轻。而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帝朱棣，正雄心勃勃地经营着帝国的边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他积极加强与漠北蒙古诸部的和平关系，屡遣中官（宦官）海童出使漠北蒙古，并通过在明蒙边境设立马市，进行互市，与之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商贸联系，由此将漠北蒙古诸部纳入明帝国的朝贡体系，促成了塞北内外出现难得的平静。
然而，好景不长。永乐六年（1408年），北元嫡裔坤帖木儿的亲弟本雅失里继承蒙古可汗之位后，明蒙之间短暂的和平迅速被打破。新汗本雅失里自恃为蒙古黄金家族的嫡亲血脉，妄图恢复元朝的无上荣光，一再拒绝明廷的和平招谕。最终引发双方战争的事件是永乐七年（1409年）本雅失里擅杀明朝使臣郭骥。这一充满蔑视和敌意的举动，使朱棣一改对鞑靼的温和招抚，1个月后即派大将丘福统军10万北伐鞑靼。不料，丘福轻敌冒进，中了本雅失里的诱敌之计，丘福等将领及一千余明军在今克鲁伦河南岸全军覆没。败绩传来，朱棣深感丧师之耻，决计亲征蒙古，从此开启了他在14年的跨度里，对蒙古发动5次旨在廓清漠北的远征讨伐战役。当然，这一切还要从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说起。
北元解体，靖难之役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大将军徐达率领北伐明军包围元大都，而元顺帝早在数日前即仓皇逃往元上都开原，大都不攻自破，统治全国范围的元帝国宣告终结。然而，北逃的元政权仍然占据着长城以北的辽阔疆域，并且尚有完整的行政官僚体系和数量庞大的骑兵（如清人谷应泰所言：“控弦之士，不下百万众也！”）。以元顺帝、扩廓帖木儿为领导核心的北元政权，妄图收复被明军占领的元朝故土，给成立伊始的明帝国造成了严重的边防压力。
为了肃清北元残余势力，明太祖朱元璋发动了八次“清沙漠”战争。洪武三年（1370年），明将徐达兵分两路北伐，皆大获成功，使北元在近塞的势力基本得到肃清，扩廓帖木儿败逃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西南）。仅过两年，朱元璋又发动北伐，史称“岭北之战”。15万明军从雁门关、居庸关、金兰三路进攻北元，结果中路军徐达轻敌冒进，在和林中了扩廓帖木儿的埋伏，惨败而归；东路军李文忠在今图拉河及克鲁伦河一带，与北元蛮子哈剌章展开激战，终使元军败却，虽然明军俘获人马以万计，但“杀伤相当”，只能算个平手；征西将军冯胜独得全功，他率领明军攻陷北元甘肃行省，打通了西域的门户。此次北伐，特别是岭北惨败具有深远意义。在此之前，朱元璋欲趁北伐一路高歌猛进之威，一举彻底消灭北元，直接统辖漠北。但自北伐失败以后，明军元气大伤，让朱元璋认识到北元实力尚存，眼下尚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朱元璋遂放弃了一鼓作气收复故元所有疆土的设想，转变为在近塞设立卫所向蒙古草原慢慢蚕食。
不过，这一战略还是要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朱元璋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发动了3次北伐，肃清北元在辽东、亦集乃、贺兰山一带的势力，使明帝国的疆域向漠南推进了数百公里。
尽管如此，明军依然没有给北元致命一击，这令朱元璋颇为不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动用15万军队，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唐胜宗、郭英为副将，出师北征。为了表示彻底消灭北元的决心，朱元璋特谕北伐将士：“肃清沙漠，在此一举。”
明军由大宁至庆州时，得知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中蒙边界贝尔湖），遂率大军星夜兼程，直捣其营。由于当时是大雪天，北元方面认为明军有后勤和恶劣天气双重压力必不敢深入，遂不设防。结果，明军在风雪中袭击了北元汗帐，北元太尉蛮子仓促应战，被明军歼灭数千人，其余部众全部投降。脱古思帖木儿携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向北遁去，蓝玉亲率精锐骑兵追击千余里，“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四人及故元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脱因帖木儿将逃，失马，窜伏深草间，擒之。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口，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币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辆。” （解缙等《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七》）
捕鱼儿海之战，是明帝国与北元的终极决战，北元遭到了自1368年以来最大的打击。经此一役，北元至少损失10万人以上，而从史料来看，明军的损失微乎其微，是一场全胜。明军虽没能活捉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但使北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从此，完整的北元皇室及官僚系统不复存在，北元政权又回到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的游牧部落生活状态。北元已经名存实亡，只差最后一击。
永乐皇帝画像
在朱元璋去世之前，燕王朱棣又发起两次北伐。建文四年（1402年），鬼力赤杀了北元最后一个皇帝坤帖木儿后，废大元国号，恢复鞑靼古称，北元彻底灭亡。
在北元灭亡之前，明帝国内部爆发了一场长达3年的皇位争夺战——靖难之役。朱元璋将其9个儿子分别派到北方镇守边塞，以拱卫国境，但塞王们手中拥有足以割据一方的军事实力。自建文帝以弱冠之年登上帝位后，“强枝弱干”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结果建文帝在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下采取一系列削藩行动。由于削藩过急过猛、处置失当等原因，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经过3年与朝廷大军的周旋和鏖战，燕王朱棣成功夺得皇位，建元“永乐”，成为明帝国的第三位皇帝。但在这场空前激烈的皇室操戈中，朱元璋精心构建数十年的北疆防线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据朝鲜《李朝太宗实录》中出使明朝的使者崔有庆说：“燕兵势强，乘胜远斗，帝兵虽多，势弱，战则必败。又有鞑靼兵乘间侵掠燕辽之间，中国骚然。” 这对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朱棣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并力招抚，驱之则矣
自北元灭亡后，漠北蒙古势力分裂成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其中，兀良哈势力最弱，分布在今天西辽河、老哈河一带，早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就归附明朝。明廷在兀良哈部所在地区设立了3个羁縻卫所——朵颜卫、泰宁卫、福余卫。朵颜卫是兀良哈部众的主要根据地，位于屈裂儿河（即今归洮河，位于内蒙古扎赉特旗境内，是洮儿河的支流）和朵颜山；泰宁卫在塔儿河（今洮儿河）流域；福余卫位于福余河（今乌裕尔河）流域。后以朵颜卫独大，故又称“朵颜三卫”。尽管兀良哈部名义上是明帝国属民，但由于其靠近鞑靼，经常受鞑靼胁迫一起骚扰明边。
鞑靼又称东蒙古，主要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一带，势力覆盖贝加尔湖以南、阴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占据了曾经是蒙古帝国和北元政权的首都和林，所以被视作是蒙古本部。在永乐年间，大部分时候都是鞑靼部威胁最大。它不仅仅最靠近明帝国，还经常联合东边的兀良哈南下骚扰明边。这也正是朱棣五次远征蒙古中有四次针对鞑靼的原因。
瓦剌也称卫拉特，位于鞑靼以西、亦力把里（今新疆中亚一带）以北，主要活动在科多河、额尔齐斯河、准噶尔盆地，远及中亚附近。与鞑靼不同，瓦剌并非黄金家族后裔，它杂糅了大量中亚草原民族血统，由于与成吉思汗世代联姻，才并入蒙古大家庭的。所以鞑靼一向将瓦剌视作蒙古别部，甚至不把他们当蒙古人看待。即便是在日后，统一全蒙古的瓦剌太师也先自立为蒙古可汗，也不久即惨遭鞑靼知院所弑。不过在永乐年间，瓦剌分裂，被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3位首领控制，而太平和把秃孛罗都是亲明派首领，所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瓦剌对明帝国的威胁不如鞑靼大。
针对漠北蒙古已经分裂成3个部分的事实，朱棣采取扶弱抑强、各个击破的政策对其分化瓦解，以期蒙古高原势力达到动态平衡。正所谓“分则易制，合则难图”，一个分裂的蒙古自然比一个统一的蒙古要好控制得多。早在隋朝，外交家长孙晟就用均势政策离强合弱，致使强大的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两大部分。要实现均势，有招抚和战争两种手段。就成本而言，战争远比招抚高昂，更何况三年靖难之役给明帝国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明军一时无能力大规模出塞。所以，朱棣在永乐初年对国内进行休养生息，对漠北蒙古则提供优厚的待遇，对投降的蒙古首领大量授官封爵，极大地扩充了鞑官体系。
据邸富生先生统计，永乐朝归附的蒙古人可能达5万人之众。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吴允诚。吴允诚本名把都帖木儿，于永乐三年（1405年）率其部众5000人归附明朝。朱棣大喜，赐其汉名吴允诚，并任命他为右军指挥佥事。日后，他曾两次参加远征漠北之役，为明帝国巩固边防立下汗马功劳。
当然，最关键的是要使蒙古诸部首领臣服。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册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如前所述，鬼力赤弑北元皇帝坤帖木儿，自立为鞑靼可汗，但鬼力赤并不具有黄金家族血统，所以在蒙古诸部没有号召力，地位岌岌可危。朱棣抓住这个机会向鬼力赤抛出了橄榄枝，因为根据势力均衡理论，扶持一个较弱的首领，有利于分裂。朱棣遣使朵儿只等前往漠北招谕鬼力赤：“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十八卷》） 尽管鬼力赤对此没有积极回应，但朱棣的招抚政策效果显著。不仅如此，朱棣还一反洪武时期“严交通外夷之禁”，在明蒙边境设立马市，允许蒙古部落与明帝国通贡互市，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明蒙关系。
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军皇帝，朱棣深知仅仅依靠和平手段是不足以控制蒙古诸部的。他还通过广泛设立羁縻卫所来实现自己的宏图伟略：东设奴儿干都司，以松散的179个卫所管辖女真人，将整个东北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纳入帝国版图，并经常派中官带领明军巡视乌苏里江、松花江及黑龙江，使奴儿干都司与朵颜三卫相互呼应，对东蒙古进行严密监视，同时切断鞑靼与朝鲜的联系；西置哈密卫以隔绝蒙古与乌斯藏的通道，以收“断匈奴左臂”之效；将大量蒙古降卒安置在漠南。这样，朱棣布置的“巨网”通过女真人、兀良哈人、漠南蒙古降卒，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漠北蒙古进行包围压制，迫使其北逃。
对于那些不识时务南下骚扰的蒙古顽固分子，朱棣则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
“向虏未入寇之时，屡敕尔等严守备，勿轻忽。今闻虏入境劫掠，此不用朕命故也。其即收集各屯人畜于近城暂住，严固守备，审度事机，可发军则发，不可即止，务在万全，慎毋轻率，前过深，可为戒矣！” （杨士奇等《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四》）
但仅仅“严固守备，审度事机”，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所以朱棣在防御的基础上适当主动出击，发动“有限战争”，出动军队“哨捕”，即捣巢战术。明军派少量精锐骑兵出塞，出其不意突袭蒙古诸部根据地，或于秋冬对蒙古草原纵火焚烧，以坚壁清野的“烧荒”使蒙古不堪其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蒙古诸部的势力，从而达到减少蒙古势力南下次数的目的。
和平始终是短暂的，永乐五年（1407年），在漠北饱受非议的鞑靼可汗鬼力赤被鞑靼掌权人物——太保、枢密院知院阿鲁台所杀。同年，阿鲁台迎立北元末帝坤帖木儿的胞弟本雅失里为鞑靼可汗；其本人自任鞑靼太师，仍掌握实权。刚即位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一样，都具有很强烈的反明倾向。这是由于本雅失里早年生活在帖木儿帝国的缘故。
当时正是帖木儿帝国的全盛时期，本雅失里想必是亲眼看见了帖木儿大帝拘留并虐待傅安、郭骥等明帝国使臣，甚至还公开侮辱明帝。永乐三年，69岁高龄的帖木儿大帝还计划亲率20万远征军伐明。要不是帖木儿大帝在征途中病逝，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的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而这一系列极端蔑视明帝国的举动，深刻助长了本雅失里对明的仇视。远在都城南京的朱棣并不清楚这些情况，依然延续一贯的招抚政策。永乐七年四月，朱棣派郭骥出使漠北，并将刚刚俘获的22个本雅失里部属送还。没想到傲慢的本雅失里非但没有领情，还杀了使臣郭骥，并准备向东攻击兀良哈。消息传来，诚心怀柔蒙古诸部的朱棣大为光火：“朕以至诚待之，遣使还其部属，乃执杀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歼除之耳！” （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
鉴于漠北草原势力失衡，朱棣已决意对鞑靼大规模用兵，这标志着明蒙关系由有限战争转变为全面战争。
与洪武时期名将如云不同，永乐年间面临着名将凋零的窘况。在武将勋贵中，成国公朱能在征安南途中病死；在征伐安南中立下大功而受封英国公的年轻将领张辅，有勇有谋，是个大将之才，可惜此时尚在处理安南事务，无暇北征；仅存的公爵是在靖难之役中立有大功的淇国公丘福。但丘福作战有个致命弱点——刚猛有余，谋略不足。尽管如此，朱棣还是选择丘福做主帅，因为其他将领品级不够，在等级森严的军中恐难以服众。
永乐七年秋七月，朱棣命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统10万（此数应有严重夸大之嫌）精锐骑兵北伐。心思缜密的朱棣特地精心挑选了4位经验丰富的将领辅助丘福：命武成侯王聪、同安侯火里火真为左右副将，命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其中，李远曾经在靖难之役中创造出以八百轻骑破敌数万的军事神话，论军事能力远在丘福之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朱棣对丘福军事能力的不信任。就在丘福出征之前，朱棣还是担心这位老将轻敌，特地告诫：“兵事须慎重。自开平以北，即不见寇，宜时时如对敌，相机进止，不可执一。一举未捷，俟再举。” 等到大军开拔，朱棣还是放心不下，又连下敕谕：“谓军中有言敌易取者，慎信之。” （《明史·列传第三十三》）
丘福于永乐七年八月率大军向漠北进发，根据情势，丘福将大队人马留在边境，自己及诸将先率一千余骑兵作前锋抵达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在进军途中遇到鞑靼游骑，明军轻易将其击败，然后渡过胪朐河继续向北挺进，又擒获一名鞑靼尚书，向其询问本雅失里的去向，鞑靼尚书说：“闻大兵来，（本雅失里）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 此时的明军如同几十年前对蒙古人追亡逐北一样，似乎任何敌人都不能阻挡明军胜利的步伐。丘福大喜，激动地说：“应当急行军去擒拿他。”李远敏锐地意识到其中有诈，立刻劝谏道：“将军轻信敌闲，悬军转斗，敌示弱诱我深入，进必不利，退则惧为所乘，独可结营自固。昼扬其伐鼓，出奇兵与挑战；夜多燃炬炮鸣，张军势，使彼莫测。俟我军毕至，并力攻之，必捷。否，亦可全师而还。” （《明史·列传第三十三》） 应当说，在这种敌我情势不明的情况下，李远的建议是最明智、最科学的，完全可确保万无一失。然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丘福反怒道：“敌酋在前，不擒何待？” 李远又劝谏：“始上与将军言何如，而遂忘之乎？” 副将王聪也力言不可，但丘福不顾诸将的苦劝，一意孤行，厉声道：“违命者斩！” 坚持率领一千余名骑兵孤军深入，将士们皆泣而从之。果然，不久伏兵四起，明军陷入本雅失里和阿鲁台早已设好的埋伏圈，鞑靼以数倍于明军的兵力将其重重包围，丘福与诸将奋力冲杀，却始终突不出来，最终丘福、火里火真先后战殁，李远、王聪率500名骑兵突围，杀敌数百人，奈何敌兵众多，最终精疲力尽而死。虽然《明史》记载此战明军前锋“一军皆没”，但根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日后丘福麾下将士多有归之者；而驻扎在边境的数万大队人马得知主帅的前锋部队全军覆没后，皆不战而还。
此次远征，明军失败固然有丘福轻敌的因素在里面；然而，面对强大的明军，本雅失里和阿鲁台对战场形势准确冷静的判断，并将蒙古人最擅长的战术——诈败及诱敌深入之计运用得炉火纯青，才是关键性的因素。他们先以少量游兵布置在明军行军必经之路上，与明军交战则佯败而逃，逐步引明军至事先埋伏好的战场，而此时明军经过长途奔袭早已疲惫不堪，以逸待劳的鞑靼骑兵迅速将明军重重围困，一举歼灭之。两百年前的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正是依靠这种战术，在战场上屡次取胜。
本雅失里和阿鲁台为这场来之不易的“大捷”而沾沾自喜时，估计没料到很快就将遭到明帝国更大的反击。届时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有勇无谋的丘福，而是被《草原帝国》的作者勒内·格鲁塞称为“明朝最好战的皇帝”的永乐帝朱棣。
的确，朱棣是明帝国最铁血强悍的皇帝，任何阻挡他建功立业的桎梏都会如蝼蚁般被踩碎。就在不久前，妄图挑战明帝国权威的安南（今越南中北部），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朱棣吞并，夷为郡县。对朱棣来说，即便是损失千余明军，也要捍卫帝国的颜面，更何况鞑靼势力的抬头破坏了他精心策划的漠北草原均势政策。“逆命者，必歼之！”朱棣决意御驾亲征。
斡难河之战，飞云壑大战
永乐七年八月，听闻丘福败绩后，朱棣勃然大怒，对皇太子说：“若不早举殄灭之，边患未已，今选将练兵，来春朕决意亲征。”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 与后来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不同，朱棣有理由相信自己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军事统帅。早年尚是燕王的朱棣，就曾两次亲自带兵远征蒙古，从此威震朔漠；靖难时更是仅凭北平一隅，颠覆整个大明朝廷，期间留下的无数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展现了他非凡的军事天赋和指挥艺术。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军事家，朱棣在对付蒙古人方面早已成竹在胸。
蒙古人作战以骑兵为主，而以骑兵起家的朱棣，深知对付骑兵的最好方法就是“以骑制骑”。要想组织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前提是有足够的战马。为此，朱棣不仅在陕西、甘肃、北京、辽东四个都司设立苑马司，还鼓励民间饲养战马，并从蒙古、朝鲜、琉球甚至远及中亚大量购进优良战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据黄仁宇先生在其著作《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对《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所做的统计，到永乐末年，全国军马数量达到惊人的173万匹。纵观中国历代中原王朝，这个数字算是空前绝后。难怪明史学者马渭源先生会惊叹道：“这是何等强大的军事帝国啊！”
作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朱棣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是对战法战术的革新，诚如黄如一先生所言：“（朱棣）不愧为军事史上从古典时代向近现代转变的一代战神。”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神机营的创建。神机营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独立火器纵队。据《明史·志第六十八》记载：“至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 关于神机营设立的时间，史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一般认为至少早于永乐八年朱棣第一次远征蒙古之役，比西方最早成建制的独立火器部队早了一个世纪。《明史》上的记载很容易使人们误解神机营所用火器学自安南，实际上，在洪武年间明军就已经在战场上投入大量火器，例如朱元璋的吉庆之战、平陈友谅及平张士诚的战役中都有关于明军使用火器的记载。朱元璋还于洪武十三年规定：“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百》） 准备火铳的铳手占到明军编制的10％。现收藏于山西博物馆的洪武十年（1377年）建造的大铁炮，全长1米，口径达21厘米，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古老的重型火炮。这充分显示了明朝领先世界的火器制造技术。
三尊洪武十年造“将军炮”
到了永乐年间，明军在征服安南的过程中，见识到了镇守云南的沐英所制的神机炮，并将此技术带回京城，朱棣据此而建神机营，并非所谓明朝火炮依靠安南“进口”而来。由此，在永乐年间，中国火器发展史又迎来一个高峰，发展出繁多的种类，有单眼铳、手把铳、盏口铳、碗口铳、大小将军筒、一窝蜂、神机箭等等。特别是对克制蒙古骑兵有奇效的手铳，不仅得到大规模生产，其作战效能也比朱元璋时期大为提高。
永乐手铳在药室的火门外，加铸了一个长方形的曲面活动盖，以防止风雨侵入药室。不仅如此，还增加了木马子。这是在药室中装填火药后，可以夯实火药的附件，火药更为紧密封闭，则极大地增加了火铳的威力和射程。根据《明代火器研究》编录，永乐年间建造的八面神威炮射程可远至155～310米；无敌竹将军炮平放时射程为310米，架放时可达1085～1240米；改进版大将军炮，射程有2146～2682米之遥。史书记载，其“神机铳”发射的箭矢，“一矢可洞穿两人”，无论是射程还是破甲能力都远远超过蒙古骑兵携带的弓箭。
对蒙作战经验丰富的永乐皇帝清楚地知道蒙古人拥有机动性极强的骑兵，其在快速冲锋时能够产生巨大的压力，神机营即为挫骑兵锐气所设。为了应付日益繁重的对外战争，朱棣增设兵仗、军器二局，大大提高了火器的制造数量。如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命兵仗局造铳一万七百，（神机）箭十有二万五千，备御边之用”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十四》） 。这只是实录中的记载，实际所造火器远超此数。
早期火器有个巨大的缺点：火药装填速度太慢。士兵在手持火铳射击敌人时，装填弹药就得花去一两分钟，待第二轮射击时，蒙古骑兵早已冲到跟前。不过，这个问题，早在洪武二十三年沐英平定云南思伦发时，已得到初步解决。沐英发明了火铳叠阵轮番射击，即闻名遐迩的“三段击”。其具体步骤是将持铳士兵分成三排，第一排射击完毕后，退至后方，专心装填弹药，由第二排持铳士兵射击，这样交替循环射击，形成密集火力，使原先的射击效率提高数倍。
然而，即使如此，在面对行动快速的蒙古骑兵时，射击速度还是不够。朱棣与将领们发挥集体智慧，发明了“束伍法”，也就是著名的“永乐枪阵”。
永乐二十一年造“天”字铜手铳，首都博物馆藏
神机队每队五十七人，队长副各一人，旗军五十五人，内旗枪三人、牌五人、长刀十人、药桶四人、神机枪三十三人。遇敌，牌居前；五刀居左，五刀居右；神机枪前十一人放枪，中十一人转枪，后十一人装药，隔一人放一枪，先放六枪，余五枪备敌进退，前放枪者即转空枪于中，中转饱枪于前、转空枪于后装药。更迭而放，次第而转。擅滥放者，队长诛之；装药转枪怠慢不如法者，队副诛之。如此，则枪不绝声，对无坚阵。
锡林浩特出土的一门永乐铜火铳，尾銎外壁刻有“功字肆仟壹佰贰拾伍号，永乐柒年玖月日造”字样，极有可能是永乐八年朱棣第一次远征蒙古时遗留之物
弓箭队亦每队五十七人，队长副各一人，旗军五十五人，内旗枪三人、牌十人、长枪十人、长刀十人、弓箭二十二人。遇敌列队，牌居前；弓箭两行，前行射多手疲，后行代射；五枪五刀居左，五枪五刀居右。如贼突入，则牌迎马而前枪左右刺击，弓箭迭射，虽贼猛马健，进无不毙矣。
马队每队亦五十七人，队长副各一人，旗军五十五人，内旗枪三人、其余枪叉刀斧随其所用长器十人、杂兵二人、弓箭四十二人。如敌退却，马即追袭，冲突往来，出奇制胜，巧在临时，不敢预定。
此乃束伍法大略也。 （李贤等《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三》）
神机队五十七人（杨翌绘）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神机营中不全是火器部队，而是配备了使用冷兵器的弓箭队、骑兵队及长牌手、长刀手等旗军的“冷热混合部队”。弓箭队与火器部队交替射击，可弥补早期火器射击效率低的弱点。
作战时，神机营迅速摆开战斗阵形。长牌手位于本队最前端，将长牌立于地上，负责本队所有人的安全防御，主要防止蒙古骑兵冲破阵形。长刀手持长刀，站在本队左右两侧，负责保护火铳手的侧翼安全，这样中间的火铳手可以从容施展“三段击”，专门负责射击。骑兵队则是在保护火器部队不受蒙古骑兵砍杀的同时，追击败逃或撤退的蒙古骑兵，扩大战果。还有专门负责搬运火药桶和管理火药的后勤兵。神机营纪律严明，队长若发现他们有擅自行动或滥放火铳者，有权当场就地正法。
据《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二》记载的永乐时神机营编制：“神机营设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中军十五司及随驾马队官军” ，可以看出依旧延靖难五军而设。
永乐枪阵阵形严密、结构科学，体现了古代中国高度系统化的热兵器战法，强调火器兵、骑兵、步兵多兵种协同作战，即持盾步兵居阵前，主力火器部队居主阵中央，骑兵分列其两翼，步兵军团居后。明代前期，永乐枪阵在战场上屡败强敌，创造了冷兵器所达不到的非凡成就。
《平番得胜图》中的明军轻装骑兵
不仅如此，朱棣还将神机营与五军营、三千营联合，创建了京军三大营，是明军中的精锐，直接归皇帝管辖。其中，三千营早期由塞北投降的3000名蒙古骑兵组成，后来军队人数远远超过3000，主体也转变为蒙古骑兵和从内地各省抽调而来的精锐汉军骑兵混合组成。五军营分中军、左右哨、左右掖，也是从各地选练精锐步骑，一般充当攻击敌军的主力。
朱棣首次北征的对手是鞑靼。明帝国在明蒙边境设置了一条漫长的经济封锁线，武器及铁器自然在禁止输出之列，这导致鞑靼无法组建一支重装骑兵，但他们拥有数量众多的轻装骑兵。鞑靼轻装骑兵承袭蒙元时代遗风，身披甲叶极细的对襟札甲，其主要武器是反曲复合弓。蒙古复合弓威力巨大，弓背由木材、牛角和肌腱复合制成，非常耐用坚韧，其中150磅拉力的蒙古弓，射程可达360多米。鞑靼骑兵一人通常携带2到3张反曲复合弓、3个箭袋，配上高超的骑射本领，作战效能更加巨大。鞑靼轻骑除了刀剑之外，有时也会携带一把狼牙棒或一根绳索。骑兵头戴简易圆形头盔，身上一般都不披重型铠甲，非常轻便，加上以耐力著称的蒙古马，乃至一骑携3到5匹从马，机动性更是独步天下。鞑靼轻装骑兵除了作战以外，平时还肩负着侦察、迂回、掩护、警戒、肃清残敌等任务。
《胡人出猎图》中的彪悍的蒙古骑兵
与蒙古人作战几十年的明军，同样拥有一支强大的轻装骑兵。明帝国的轻装骑兵装备学自蒙古，每一名轻装骑兵都佩带弓箭，箭筒放在右边。与蒙古轻骑不同的是，明军轻骑手拿长1.6米的长柄眉尖刀，既能劈砍又能突刺，是良好的骑兵用长柄武器。明军轻骑双臂外侧有用皮带编缀环形铁甲片的新型护臂；将领穿对襟锁子甲，有时会继承宋代骑兵着装外披蟒袍；普通骑兵穿对襟布面铁甲。
兵圣孙武有言：“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可见战争对后勤的依赖之高，甚至可以决定战局。中原王朝军队于塞外作战更是如此。远征蒙古高原最大的一个困难是大军深入不毛之地，不可能因敌取资，所以补给都需要自内地运输。除了要保证大军和自身的消耗，运输队还经常面临着被蒙古游骑劫掠的危险，所以动辄需要数十万的运粮队与保护部队。为此，朱棣与众大臣商讨北伐馈运之策：
冬十月，诏户部尚书夏原吉议北征粮运。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刚车，足可输运，然道远人力为难。朕欲以所运粮，沿途筑城贮之，量留兵守，以候大军之发。”于是原吉议用武刚车三万辆，约运粮二十万石，踵大军行。每十日程筑一城，斟酌贮粮，以候军还。上然之。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
每十日筑一城，用武刚车运粮的稳妥方略，也为明军此后四次远征蒙古所沿用。
为了在政治上孤立鞑靼，朱棣还遣使敕谕瓦剌顺宁王马哈木，言丘福败绩原因，并告诫瓦剌：“或本雅失里得福军旗帜衣甲，诈以攻王，慎勿堕彼奸计”，还赐马哈木等人礼物。
就这样，经过一系列复杂周全的战前准备，永乐八年二月初四，朱棣正式下诏亲征鞑靼。在诏书中，朱棣鼓励将士们北征必胜：
朕今亲率六师往征之，肃振武威，用彰天讨且朕必胜之道有五：以大击小，以顺取逆，以治攻乱，以逸代劳，以悦吊怨，鲜不残灭，荡除有罪，扫清沙漠。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一》）
二月初十日，朱棣亲率大军从北京德胜门出发。随朱棣出征的明军，据李新峰先生研究，由直属精锐、五军各营、哨马营构成。如前所说，五军各营乃袭靖难五军而来，分中军、左右哨、左右掖，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中军：清远侯王友（主），安远伯柳升（副）
左右哨：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
左右掖：宁阳侯陈懋（主），都督曹得、都指挥胡原（副）
广恩伯刘才（主），都督马荣、朱荣（副）
前哨：都督刘江
英国公张辅像（取自明王圻辑，万历刻《三才图会》）
这次远征，朱棣还特诏英国公张辅从安南班师，并敕令张辅练兵宣府，赴万全都司督运北征。据说，朱棣此次动用了50万大军。然而，自古以来，远征塞外，庞大的后勤组织人数往往是前线作战人数的数倍。若这50万大军是实际人数的话，那么光是后勤人员至少在100万以上，这样巨大的战争作业在冷兵器时代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魏源在《圣武记》中论明清兵数时，就曾对朱棣北伐时明军的人数提出质疑：“明史张辅征安南八十万，成祖征阿鲁台五十万，皆必无之事……谈何容易动言数十万出塞乎？” 在傅乐成主编的《中国通史·明清史》和《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叙述朱棣第一次北伐军的人数均采用更为合理的“十万人”。更何况，中国古代出征兵数多是虚数，三国时曹操赤壁之战号称有80万人，实际兵数不过十几万而已。那么，朱棣第一次北伐实际兵力是多少呢？笔者在翻阅多份明朝史料时，发现还是真实性最高、作为研究明史第一手资料的《明实录》中有详细记载第一次北伐明帝国所调动的军队数量：
敕甘肃总兵官宁远侯何福，选练陕西行都司马步官军一万；候有敕，即率领至京。其都督吴允诚、柴秉诚及诸来归鞑官所部，但能战者，皆令训励以俟。
敕永康侯徐忠等，选练南京各卫及睢阳、归德、武平、镇江等二十五卫步骑三万；宁阳侯陈懋选练陕西属卫及庆、秦二王府护卫步骑万九千；江阴侯吴高选练山西及晋王府护卫步骑万五千，仍命中都留宁司；河南、湖广、山东三都司、周楚二王府护卫步骑四万五千；临洮、河州、岷州、西宁、平凉诸卫选善战土官五千。各赐钞，给行粮。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九十六》）
从以上列举的史料可以看出，朱棣第一次北伐总共调兵步骑12.4万。高岱的《鸿猷录·卷八》对此次北征运粮数的记载是“武刚车三万辆，约运粮二十万石，踵大军行。过十日程筑一城，又十日程又筑一城，每城斟酌贮粮以俟回军” ；而这个数字，据文章《明成祖第一次北伐军队战兵人数考证》中的论述，也刚好只能符合12.4万人的粮草的调度和消耗。
明军在1410年的远征，前后历时5个多月、148天。直到五月正式与鞑靼军队交战前，明军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式缓慢向漠北草原挺进。
鞑靼不同于北元，没有北元时期还保留着的基本完整的行政体系、较为固定的聚集地，以及大量的官僚、贵族等扈从。鞑靼化整为零，逐水草而居，行踪飘忽不定，警惕性和机动性远在北元之上。所以在大军徐徐向漠北进军前，朱棣早已命刘江、薛禄为游击将军，率少量精锐轻骑兵急进，在漠北数百里的范围内搜集鞑靼情报。
经过两日的行军，明军渡过清河、沙河，于二月十二日抵达龙虎台，朱棣令行在太常寺少卿朱焯祭祀居庸关山川。此时，蔚州卫千户周全从鞑靼军中逃回来，朱棣从他口中得知了一些鞑靼的情报。一天后，朱棣越过居庸关，晚间驻扎永安甸。十三日夜即下大雪，下了一会儿，雪霁天晴，彩霞照耀整个山谷，岩石积雪如裹银装。观此美景，朱棣不禁大赞：“雪后看山，止此景最佳。虽有善画者，莫能图其仿佛也。” 二月十六日，明军至鸡鸣山。朱棣兴致勃勃地诏内阁大学士金幼孜等勒马登山，朱棣有感而发，对大臣们说：“此鸡鸣山，昔顺帝北遁，其山忽崩，有声如雷。其崩处汝等明日过时见之。” （金幼孜《北征录》） 二月十八日，明军驻扎宣府。
宣府是明帝国北疆重镇，为显重视，朱棣亲自巡视武营。两天后，朱棣在宣平诏见金幼孜等大臣，提出他对明帝国北疆防线的战略构想：“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 （《北征录》） 这句话鲜明地表达了朱棣雄伟的布局：通过经营塞北6个重镇，构建明帝国正北方防线，并以此为对蒙作战的前沿基地，对漠北进行战略进攻，实现一举掌控蒙古草原的大业。比起明代中后期固守长城一线，以长城作为国境，一味对长城加高加固，致使明军在明蒙战争中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来说，朱棣的扩张战略无疑要高明得多。
三月初九日，朱棣在鸣銮戍举行了阅兵大会，史称：“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 一旁观看的瓦剌使者十分惊愕骇然：“天兵如此，孰敢撄其锋者？”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二》）
朱棣如此高调地暴露大军踪迹，是有深层的战略考量的，绝非传统史学界所批评的那样是其好大喜功的天性使然。朱棣一是希望通过展示帝国强大的武力恫吓鞑靼，迫使其投降，以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二是使明朝的“盟友”瓦剌受到震慑，从此更加臣服。
三月初九日，明军离开兴和，标志着明军开始进入蒙古草原。次日，明军到达漠北的门户小伯颜山。越深入漠北，鞑靼的踪迹逾显。三月十八日，明军在锦衣碛发现了鞑靼的踪迹，朱棣立刻下令全军戒备。行军四天后，朱棣敏锐地意识到敌人迫近，一扫以往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告诫游击将军刘江：“清水源，虏所往来之处，恐彼有伏。汝等趁夜速往，掩捕之。如不见虏，即先据山顶泉源以俟。”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二》）
为了充分彰显廓清漠北、彻底消灭鞑靼的决心，朱棣多次刻石记碑，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广武镇（今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翁贡县）的刻石碑：
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鸿猷录·卷八》）
朱棣第一次北征途经今苏尼特左旗昌图锡勒苏木境内的刻石
四月三十日，明军到达胪朐河，朱棣改胪朐河为饮马河。次日，明军驻扎在饮马河附近的平漠镇，并祭祀了饮马河山川。五月初五日至苍山峡，明军哨骑捕获了5名鞑靼间谍、4匹战马。从鞑靼间谍处得知，本雅失里听闻明军出塞非常恐惧，欲和阿鲁台向西逃窜，阿鲁台不从，部众遂乱。目前本雅失里已西奔，阿鲁台东奔，其余部众也已离散。而五月初八日，本雅失里已到达兀儿古札河（今蒙古国乌勒吉河），将继续西逃投靠瓦剌。根据鞑靼分裂两部的现状，朱棣当夜命诸将渡过胪朐河，并驻营与众将领商议分兵追击本雅失里，五月初九命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率步骑兵在胪朐河附近筑“杀胡城”。从这个时候开始，明军北征由初期步步为营、缓慢压迫的稳妥战术转变为轻军急进、千里奔袭的军事冒险。
五月初九日，为了能及时追上本雅失里，朱棣将大队人马、拖延行军速度的行政人员、大臣等扈从留守杀胡城，自己亲率2万精锐轻装骑兵，循着胪朐河西北方向昼夜星驰。与此同时，都指挥使娄鬼力俘虏了一批鞑靼人及牲畜，朱棣命其送往杀胡城，敕令王友妥善安置之。
两日后，明军到达平虏寨，朱棣以一名鞑靼百户为向导，就本雅失里奔逃的情况与诸将讨论追击方案：“今径趋驱兀古儿札（河），虏岂坐待于彼？虏闻朕来必西走，大军东北行则于虏相右，若西北要之，虏何所遁？今径往，我一程，虏已二程，恐难及也。” 鞑靼百户却持相反意见：“兀古儿札（河）四塞之地，彼何所往？至则可擒之矣。”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四》）
尽管朱棣仍坚信很难在兀古儿札河追上本雅失里，但本着用人不疑的精神，他同意了鞑靼百户的意见。果然，明军追击到兀古儿札河时，本雅失里已经遁去。朱棣在将兀古儿札河赐名“清尘河”后，毅然于当夜兼程倍道追击本雅失里。最终在斡难河畔（今俄罗斯赤塔州鄂嫩河）追上了本雅失里的鞑靼部队。
本雅失里见无路可逃只好背水一战，亲率部众应战。朱棣登山布阵，指挥先锋数千精锐轻骑直冲本雅失里军阵，一举击溃鞑靼骑兵。最后，惨遭毁灭性打击的本雅失里几乎全军覆没，仅率7名骑兵渡过斡难河远遁，明军俘获了一批男女、辎重及牲畜。朱棣仍然没有放过本雅失里，命游击将军刘江、骠骑将军梁福等将领渡过斡难河继续追击，然未及而还。
之后，朱棣命军队驻扎斡难河附近的灭胡山。次日，诸将把俘获的把秃帖木儿等鞑靼男女百余人领到御营面见朱棣。朱棣说：“朕所讨者，凶渠耳；彼亦吾赤子，为贼所困久矣。” 为显示宽大为怀，他下令将这批俘虏全部释放，并“人给口粮、羊马，仍下令禁官军勿侵害，皆顿首万岁” 。朱棣对鞑靼不分彼此的怀柔政策很快传遍了蒙古草原，从那时起，鞑靼“降附者益众”。
五月十五日，明军驻扎五原峰。刚刚击败鞑靼可汗的朱棣颇感自豪，于是做了一件彪炳史册的壮举：祭祀斡难河山川，并赐名玄冥河。斡难河乃成吉思汗龙兴之地，1206年成吉思汗正是在这里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在其后数十年间，蒙古势力席卷欧亚大陆。斡难河之战是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原王朝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将武力推进至漠北草原深处，不得不说这是朱棣的一大功绩。
斡难河风光
随后，朱棣下令回师。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东奔的阿鲁台率领的才是鞑靼主力，明军唯有在战场上击败实权人物阿鲁台，此次征伐方可告成功。朱棣遂令清远侯王友挑选精锐骑兵往征阿鲁台。
此时，明军已经深入漠北数月，粮草开始不济。五月十九日，朱棣在杀胡城命成安侯郭亮运粮赶赴应昌，命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率领一部分明军先驰还开平休息。恰好谍报称，鞑靼知院失乃干向西奔逃至广武镇，欲率其部众投降。朱棣特地派遣蒙古籍指挥使廓廓帖木儿前往招降，但他也深知蒙古人狡猾多诈，于是命令王友，途中如遇失乃干，真降则善待之，不降则杀之。
之后，朱棣向东沿着胪朐河搜索阿鲁台，于五月二十六日抵达定边镇。定边镇位于胪朐河南岸，是永乐七年丘福等一千余名明军全军覆没之地。由于时隔不过一年，战死明军的骸骨还依稀可见，朱棣遂遣梁福祭祀去年陷没将士。次日，去年随丘福陷入鞑靼军中的将士，听闻皇帝亲征至此，大多逃了回来。
此后，明军的行军速度并不算快，恢复至初期步步为营的战术。六月二日，明军到达斡难河东北方向的飞云壑（今中俄边境额尔古纳河北岸附近）时，得知阿鲁台就在不远处。朱棣立即亲率数万精锐骑兵，倍道急进。次日黎明，有哨骑报阿鲁台及其部众驻扎在前方山谷中，朱棣遂令诸将列阵迎敌。朱棣亲率几十名骑兵登高俯瞰地势后，说道：“吾已悉破虏之方矣。”
三眼铳瞄准示意图，根据古画绘制。铳手左手持铳身，右掖夹持三眼铳杆，同时右手点火（杨翌绘）
飞云壑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形平坦开阔。于是，朱棣指挥全军结成巨型方阵前行，左右相距数十里，慢慢向阿鲁台挺进。阿鲁台见明军方阵坚固，无懈可击，只好派鞑靼游骑在山谷间出没，以窥明军动向。之后，阿鲁台想出诈降之计，派使者往明军大营“请降”。但被朱棣识破：“虏多诈，此欲缓我师，为自脱之计耳。” 朱棣于是将计就计，接受了阿鲁台的“投降”，同时传令全军严阵以待。与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明军不同，阿鲁台方面乱成了一锅粥，鞑靼军中欲降者甚多，战与不战，阿鲁台犹豫不定。
明军中多位将领请战，但朱棣认为不可操之过急，令诸军暂时休整。之后，朱棣先遣数百名骑兵前去挑战，接着明军右哨开始与敌军厮杀。阿鲁台被激怒，亲率数千鞑靼骑兵直驱明军中坚。“马上皇帝”朱棣也不甘示弱，亲率千余精锐骑兵直冲阿鲁台反击。在明军凌厉的攻势下，鞑靼骑兵崩溃。神机营趁机连发神机铳、弓弩，齐射鞑靼溃军，明军骑兵顺势发起总攻。鞑靼大败，狼狈不堪的阿鲁台更是失色坠马，骂其部下：“不从吾言至此，今无及矣。” 仓皇携家属远遁。由于天气炎热，明军将士饥渴不堪，只好鸣金收兵，驻扎于静虏镇。
两天后，朱棣率前锋先行，诸将率大队步骑后行。至长秀川时，明军发现鞑靼所弃辎重、牛羊布满河两岸，绵延百余里，明军收其牛羊，焚毁其辎重。
六月十二日，朱棣在回曲津追上鞑靼残余部队，命安远伯柳升发神机铳克制敌军锐气。刹那间，神机火铳炮弹齐发，声音响震数十里，有时一矢可击毙两人，被打中的战马立马倒地死亡，这给那些从未见过火铳的鞑靼人极大的心理震慑。鞑靼人大乱，策马而走。朱棣见状立刻指挥精锐骑兵追击，鞑靼军迅速败下阵来，明军“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
经过回曲津之战的围剿，鞑靼已无力再对明军组织成规模的进攻了，但仍有少量鞑靼残余冒险对回师的明军展开骚扰，妄图劫掠明军辎重。对此，朱棣早已预料。他在广漠镇敕谕诸将说：“虏性贪，至死不易。今虽溃散山谷，必有窥伺我后者，须擒之。”
朱棣的对策是用粮草诱敌。早在靖难之役时期，朱棣就曾使用粮草诱敌之计，多次大败良将盛庸及平安。朱棣命军队先渡河，于河曲柳林间埋伏好数百骑兵，神机火器步兵十余人紧随其后，将粮草用皮囊装载在马上以诱敌。朱棣叮嘱诸将：“虏至，则引入伏中，举铳伏兵闻铳即出。” 他亲率一千余精锐骑兵殿后。
之后，果如朱棣所料，鞑靼骑兵见明军渡河，贪骑兵所驮粮草，皆竞趋而至。明军且战且退，引他们至柳林埋伏圈。突然，持铳步兵齐射火器，吃过火铳大亏的鞑靼骑兵立刻掉头溃逃，而朱棣率骑兵正好赶到。鞑靼骑兵无路可走，只好仓皇渡河，却陷入沼泽，明军生擒数十人，其余鞑靼骑兵都死在明军的钢刀下。据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前集》记载，在整个回曲津之战中，明军“伏兵破其追者，斩获又千余”。至此，遭受明军轮番打击的鞑靼骑兵再也不敢窥伺明军。
在审问生擒的数十名鞑靼俘虏时，发现都是兀良哈部的，这批兀良哈人还曾被明廷授予官职，居然又归附了阿鲁台。朱棣对兀良哈部的首鼠两端十分震怒，将其全部斩首，这也为朱棣第三次远征中对兀良哈部的屠杀埋下了伏笔。
此后，明军回师一路顺风。但在回师途中，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负责督运粮草的王友、刘才，因怕失乃干拒不投降而躲避，迂回至应昌，致使许多明军饿死。这是一向视军法如山的朱棣所无法容忍的，他不仅在全军面前责骂王友、刘才的懈怠，还将其处以斩刑。
永乐帝朱棣第一次远征蒙古之役，作战范围达五六十万平方公里，横跨今中、蒙、俄三国。明帝国的兵锋深入蒙古高原，予鞑靼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不久以后，战败的阿鲁台遣使明廷表示归顺；而西奔投靠瓦剌的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一年后被瓦剌顺宁王马哈木所弑。衰弱的鞑靼与瓦剌势力均衡，漠北重新恢复均势。明帝国北疆暂时获得了宁静。
此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朱棣灵活多变、指挥高超的战术运用。正如朱棣本人对孙子兵法的化用：“兵形犹水，水因地而顺流，兵因敌而作势。水无常形，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 在北征初期，未见敌军时，朱棣大军步步为营，堡垒式行军，保持徐徐压迫的同时，还对茫茫大漠进行情报收集，这也十分有前瞻性。情报系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朱棣每次大规模作战前必定派少量游骑先行搜集敌方谍报，在分析情报的基础上制定作战方案。一旦侦知鞑靼踪迹，明军则倏而转变为隐蔽突袭，以精锐骑兵远程急速前进。比如在斡难河之战中迅速绞杀鞑靼有生力量；在有决定性意义的飞云壑大战中首次使用了火器与骑兵紧密配合的战术，打了场漂亮的歼灭战；在回师途中，朱棣又出奇谋，以粮草诱敌之计围剿鞑靼游兵扫除后患。
最出彩的是，朱棣创造了炮兵军团与骑兵军团相结合的近代化战术，并成了蒙古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深刻影响了明军此后200年对阵游牧政权的作战原则。难怪明代火器专家赵士祯由衷地赞美道：“（朱棣）延置神机营，专习枪炮……是以武功超迈前王。”
忽兰忽失温大会战
尽管明帝国在第一次远征蒙古之役中大获全胜，但由此得益的却是瓦剌。瓦剌趁明帝国与鞑靼两强相争，坐收渔翁之利，本就处于势力上升期的它更加强大。本来一分为三的瓦剌，被最好战、实力最强的绰罗斯部首领马哈木统一起来。他联合太平、把秃孛罗，野心勃勃地向四面扩张。他们连年发起东征，致使势力渐衰的鞑靼部更加衰微，领地日蹙，甚至占领了东蒙古的核心——和林。不仅如此，在明军北征后一年，如日中天的马哈木竟然擅杀本雅失里，并立本雅失里的儿子答里巴为傀儡大汗，自立为太师，掌握实权。阿鲁台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从此他对明帝国的态度越来越恭顺，连年向明廷进贡马匹，派遣使节。永乐十一年（1413年），阿鲁台被明朝册封为“和宁王”，地位与明朝册封的瓦剌三王一样高。
漠北两部先后接受明朝的册封，明帝国由此确立了对全蒙古地区的宗主国地位，雄才大略的朱棣以天下共主的姿态睥睨蒙古高原。华夷秩序的扩大没有使朱棣丧失警惕，相反，他依旧冷酷、缄默地注视着蒙古草原势力的此消彼长。针对瓦剌的强势崛起，朱棣敏锐地意识到漠北均势政策有被破坏的危险。朱棣未雨绸缪，加强了北方防御瓦剌的力量。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命安远伯柳升镇守宁夏，命都督刘江镇守辽东。
势力膨胀的瓦剌首领马哈木骄横跋扈，在搞定了鞑靼后，将利刃对准了南边强大的明帝国。一时，明帝国的边境再次变得危机重重。永乐十一年，开平侯郭亮等奏报，从瓦剌间谍口中得知，马哈木率军队至原阿鲁台领地饮马河，声言袭击阿鲁台，实际则是计划南下攻击明帝国。
面对马哈木的挑衅，强悍好战的朱棣再次被激怒，决计发动对瓦剌的远征。这并非朱棣丧失理智，而是因为马哈木大有统一蒙古之势，漠北均势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维持。但朱棣也并非战争狂人，没有立刻发动大规模的征伐，而是在积极防御的基础上进行大战前的调兵：
敕边将谨守备，命五军各励兵士；召恭顺伯吴允诚、都指挥脱欢台等选所部精锐赴京，命浙江都司选临山定海等五卫鞑军之壮勇者从征。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五》）
站在明帝国同一阵营的阿鲁台，得知大明皇帝即将发动对瓦剌的征伐，积极向朱棣报告瓦剌动向，马上派遣使节向明廷奏报瓦剌军队已经渡过饮马河南下至哈剌莽来（广武镇），并扬言要攻击明帝国重镇开平、兴和及大同。朱棣于是令边防将领严加守备，若是哨骑及守将没有收集好情报和做好守备，就立即处死。
阿鲁台如此关心明帝国与瓦剌的战争是有深层原因的。衰弱的阿鲁台已经无力对瓦剌展开反击，他想借助明帝国的力量压制瓦剌，以收复被马哈木占领的失地。
一个月后，朱棣正式下达了亲征诏：
瓦剌残虏，既弑其主，又拘杀朝使，侵掠边境，违天虐人，义所当伐。尔等秣马厉兵，以俟大举。作尔志奋尔勇，共成大功，毋或慢令以干军法。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六》）
与上一次远征不同，瓦剌远比鞑靼强大，瓦剌首领马哈木的军事能力也比阿鲁台和本雅失里要高出一大截。马哈木是绰罗斯部出身，绰罗斯部是瓦剌三部中军事实力最强的一部，也最喜好征伐扩张，后来建立盛极一时的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就是绰罗斯部的后代。瓦剌三部经过马哈木的统一，变得更为强大。鞑靼部以轻装骑兵为主，而瓦剌由于远在明帝国西北，得以避开明帝国的铁器武器贸易封锁，向中亚购买了大量铁器，组建了一支数量庞大的重装骑兵队。重装骑兵古称“具装甲骑”，冲锋能力和作战效能都远较轻装骑兵为高。具装甲骑不仅身披重甲，连战马也覆盖铠甲。作战时，重装骑兵会手持3至4米的长枪，平伸向前，依靠战马快速奔跑的动能，发动雷霆万钧般的冲锋。故而重装骑兵在战场上一般充当决定性的打击力量。瓦剌重装骑兵受帖木儿帝国军队的影响，着全身札甲，配合锁子甲及部分布面铁甲，甚至还有一些板甲加强部件，如板札式腿甲、护臂甲和胫甲，其战马也披金属铠甲，有明显的中亚突厥风格，装备比一般蒙古装束的重骑兵要精良。但蒙元时代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瓦剌重装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矛，每个骑兵腰间还携带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不仅如此，还有作为前锋的重型弓骑兵，他们往往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充当击溃敌军的角色。
一般认为，明帝国在骑兵方面承袭蒙古人大规模轻骑兵集团作战的战术，明军骑兵应该以轻装骑兵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明帝国没有重装骑兵。事实上，明初经济实力雄厚，使得大规模打造一支造价昂贵的重装骑兵成为现实。只不过，明帝国的北方边防压力主要来自以轻装骑兵为主的鞑靼人，所以重装骑兵在明军中的比例的确要低于轻装骑兵。明帝国初期的重装骑兵继承并发展了宋代重装骑兵的铠甲形制，负重可达20公斤，在装备上与瓦剌没有大的区别。由于明帝国重装骑兵在战场上亮相较少，此次明与瓦剌的战争，堪称明蒙百年战争史上唯一一次双方都大规模投入重装骑兵的罕见交锋。
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十七日，朱棣率明军从北京出发。此次北征，明军还是号称50万大军，实际人数应该在10万人上下。作战部署如下：
从明人绘的《宣宗行乐图》中可以看出，受其祖父永乐帝的影响，明宣宗颇具尚武之风
大营：安远侯柳升（主），都督马旺、陈翼、程宽、金玉（副）
中军：武安侯郑亨（主），兴安伯徐亨、都督马英、都督章安（副）
左右哨：宁阳侯陈懋（主），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副）
丰城侯李彬（主），遂安伯陈英、都督费瓛、都督胡原（副）
左右掖：成山侯王通（主），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
都督谭青（主），新宁伯谭忠、都督马聚（副）
前锋：都督刘江、都督朱荣
有意思的是，为了锻炼皇太孙朱瞻基，朱棣命其随往从征亲历战阵。
考虑到蒙古人行踪鬼魅，朱棣在亲征大军开拔前即命都督刘江、朱荣等先率精锐轻骑出兴和百里外，凭高瞭望敌情。明军骑兵往往分为两队或三队一组，隐蔽深入前进，搜索瓦剌军的行踪。亲征大军则在之后随行。
与首次北征一样，明军在交战前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推土式前进。不同之处在于，朱棣没有上次北征指点江山的兴致，行军全程充满严肃的气氛。这固然是马哈木军事素养高于阿鲁台的缘故；更重要的是，马哈木跋扈嚣张的气焰是以“盛世名王”自居的朱棣无法容忍的，他只想尽快在战场上击败瓦剌。
明军经过20天的跋涉，于四月六日在兴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3天后，朱棣颁布了严格详细的赏罚号令，以此鼓舞士气。由于史料过于繁杂，取《中国历代战争史·明代卷》中的归纳：
奇功：（一）凡交锋之际，杀败贼众，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
（二）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
首功：（一）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
（二）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败贼者；
（三）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
次功：除以上列者外，其余均为次功。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瓦剌以重装骑兵为主，一般的箭镞是刺不透厚厚的重型铠甲的，只有火器的炮弹才能击毙重装骑兵，所以此次征战神机营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为了防止瓦剌铁骑偷袭，朱棣命令士兵在行军途中发现任何风吹草动都要一一奏报，不可谓不殚精竭虑：
凡见鹿及黄羊、野马诸杂兽等惊走、突入奔营及入队伍者，务须报知；望见尘起，不问旋风扬沙及野兽腾踏尘起及见死马、死牛羊等物与牛羊驼马等粪，并驼马牛羊踪迹，俱须来报；如拾得物件或男子妇人衣服、首饰及一应文字等项，不问久远新定遗下之物，随即报知；行军在道，不许打围；远望似马非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亦即来报；白日见烟，入夜见火，不问是火非火、人火鬼火，俱须报知。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
朱棣之所以在此次北伐中对军纪三令五申是有深刻原因的。在第一次远征中，督运粮草的王友、刘才违背军令，致许多将士饿死。军旅出身的朱棣明白，一支没有纪律的军队就是一盘散沙，故而对明军军纪进行了一大整改，使明军的战斗力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上。
四月十九日，明军抵达小甘泉。此地是一个小沙漠，朱棣遂命全军改变阵形，分列成若干小队，渐次行军。四月二十一日，明军从清水源出发。皇太孙骑马随行，朱棣在马上向他指点山川险易及将士之勤劳，并问他：“汝知吾所以为此者乎？” 皇太孙回答：“陛下岂为图其土地，利其资畜而勤远略哉。顾此虏禽兽之性，虽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暂服而遽叛，非狝剃之久，亦难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矣。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岂不自乐而仰劳？圣躬跋涉远外者，无非欲驱除此虏于遐荒绝漠，今一骑不敢近塞下，使子孙臣民长享太平之福耳。” 说罢下马叩头。朱棣叹息道：“孙之语，吾之心也。”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
自幼便聪颖非常的“好圣孙”朱瞻基，一语道出了朱棣征伐蒙古的终极目的并非想吞并蒙古，而是通过战争将蒙古势力驱逐到漠北穷荒之地，使其不再对明帝国构成威胁，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远征瓦剌的同时，朱棣也始终对鞑靼人保持着警惕。尽管自明军出征后，阿鲁台多次派使节向朱棣通报瓦剌动向，甚至还让自己的儿子亲自到明廷贡马，但从未派一兵一卒协助明军北伐。这一举动清晰地表明，明与鞑靼的“联盟”只是名义上的。朱棣深谙此点，在五月二十七日抵达擒胡山时，他特地告诫都督刘江说：“骑士哨了，若遇寇，东走，即瓦剌之人诣阿鲁台者；西走，即阿鲁台部下往瓦剌者，须并执之。盖虏情多诈，不可不察。”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一》）
五月十五日，明军到达至善川。根据瓦剌在饮马河的情况，朱棣命前锋都督刘江先率轻骑急驰饮马河侦知马哈木踪迹。行军6天后，驻扎在通泉泊的明军终于等到了蒙古人的情报，都督朱荣奏报“寇数千人东行”。朱棣立刻意识到这是瓦剌的军队，令朱荣派精锐轻骑前去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临行前，朱棣还特地交代道：“如寇果东行，宜速从直路报来。朕明日径趋饮马河休息士马，虏至必成擒矣。”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一》）
果然，哨骑报瓦剌部队向东移动，朱棣按计划直趋饮马河，同时命前锋都督刘江急追，并鼓励说：“虏驱辎重行，未必轻捷，尔遇之即战，战必胜。” 于是，朱棣拨给刘江1000轻骑，令其先行赶至，他自率大军后行，并告诫刘江，如果遇到瓦剌军，要与朱荣相机行事。
六月一日，明军行至饮马河附近的清流港。敏锐的军事嗅觉使朱棣意识到大战在即，为鼓舞士气，他对五军说：“今深入虏地，一二日必破虏。临阵之际，齐力奋勇，所诛者惟首虏，毋夺财物，毋掠妇女，毋虐老稚，毋杀降附。违者斩！”
朱棣率大军沿饮马河倍道而进，3天后，抵达成吉思汗龙兴之地双泉海，即撒里怯儿（今克鲁伦河上游右岸噶老湖附近）。在此，朱棣得知，前锋都督刘江等率军在几十公里外的康哈里孩（别称三峡口，位于今蒙古国肯特省巴嘎诺尔附近）与瓦剌军队交锋，明军斩瓦剌军数十人。朱棣不是丘福，他一眼看出瓦剌是佯败而逃，其目的是将明军引入决战地点。朱棣不由得叹息道：“虏必大至。” 他立即下令全军要警惕瓦剌中精通汉语者假扮明军趁夜劫营。
很快，明军从刘江擒获的瓦剌间谍处得知，瓦剌首领马哈木等驻军在双泉海西北方向的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朱棣听后不禁大喜，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
朱棣是一个天生的战士，战斗的血液在他的胸中沸腾，他兴奋地对将士们说：“朕固知虏不远矣。” 令诸军厉兵秣马以待。朱棣亲率精锐重装骑兵向忽兰忽失温急速奔袭。为了锻炼皇太孙朱瞻基的尚武之风，朱棣专门拨500铁骑予其作护卫，令其同行。
六月七日，明军杀至忽兰忽失温。瓦剌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携傀儡大汗答里巴正屯兵山上，“恭候”明军多时。忽兰忽失温是马哈木精心挑选的决战地点，此时的他有足够的信心战胜明军。就战场态势而言，马哈木成功地将明军引入决战战场。更何况，为了与明军的虎狼之师一决高下，马哈木带了瓦剌的全部家底，包括瓦剌最精锐的3万重装骑兵，并且每名骑兵还携带从马三四匹，光是战马就不下10万匹。
面对强敌占据先机，朱棣毫无慌乱之感。他亲自带领直属精锐铁骑驻兵山巅，瞭望地形，有条不紊地作战规划。
朱棣望见瓦剌已兵分三路，便令数名重装骑兵下山与之对阵。于是瓦剌骑兵皆奋力冲锋，而马哈木企图趁重装骑兵冲下山时的巨大声势一举击溃明军。不过，朱棣对此早有准备，命安远侯柳升领神机营应战。
柳升指挥神机营连发枪炮射击瓦剌铁骑，密集的火力使前面冲锋的瓦剌重装骑兵纷纷中弹落马，当场被击毙的瓦剌铁骑就达数百人，剩余的瓦剌铁骑很多因为控制不住被铳声惊吓到的战马而跌落马下，遭铁蹄践踏而死。很快，瓦剌前锋已经有了溃败的迹象。武安侯郑亨立即率兵追击，瓦剌也不甘示弱，立即进行反击，郑亨本人不幸被流矢击中，不得不暂时率军后退。之后，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击瓦剌右部，瓦剌不为所动。这时，都督朱崇、指挥吕兴领神机营叠发神机铳炮，瓦剌铁骑死者无算。
之后，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率兵攻击瓦剌左部，而瓦剌铁骑拼死抵抗，显示出极其顽强的战斗力。双方在重装骑兵激烈的对冲砍杀中互有死伤，明军中勇猛的蒙古籍军官满都更是力战而死。屯兵山上的朱棣遥望山下，明军与瓦剌的交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尤其明军在东线和西线的战斗更是处在合刃的关键时刻。于是朱棣身披重装骑兵甲胄，亲率数千直属精锐重装骑兵，从山巅直冲瓦剌主力中央。直属精锐是明军中的王牌部队，是明军重装骑兵精锐中的精锐，分为重型弓骑兵和重装重甲的铁甲骑兵，将士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连配备的战马也是精挑细选。已在激战中体力消耗殆尽的瓦剌铁骑，突然遭到朱棣直属精锐铁骑这支生力军的一记重拳，开始全线溃败。明军见瓦剌开始后退，士气大振，立即全军突击，连步兵都开始投入战斗，“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尽收其牛羊驼马十余万而归”。马哈木仓皇率剩余瓦剌军向西逃窜。明军乘胜追击，马哈木只好率军队反击，仍被明军击破。明军一直追击到土剌河（今蒙古国中部图拉河），生擒瓦剌军数十人，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此时已近黄昏，见明军还未收兵，皇太孙朱瞻基遣骑兵四处侦查，得知瓦剌败走。朱棣刚还军帐中，皇太孙即入见，爷孙俩就是否继续追击展开讨论。朱瞻基认为经过白天的打击，瓦剌早已被吓破了胆，目前已经败走，都没有地方休整，必然不敢反击，应当及时班师。朱棣竟然接受了皇太孙的建议。第二天，诸将请命追击瓦剌残余，但被朱棣以“寇穷矣，何用远追”为由拒绝。
以明军强大的实力，足以对瓦剌展开更为深入的追击，那么朱棣为何会主动放弃全歼瓦剌的良机呢？这可能是因为朱棣对漠北的战略一直是维持蒙古诸部势力的平衡，只有如此，蒙古才能永远保持分裂。忽兰忽失温大会战后，瓦剌已经元气大伤，如果彻底消灭瓦剌的话，东边的鞑靼会迅速填补瓦剌的空白，继而统一蒙古。这是朱棣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保留一个中衰的瓦剌对明帝国是有好处的。
当然，一向用兵审慎的朱棣是不会对瓦剌丧失警惕的。在回军时，他早已料到瓦剌残余会潜遁到山谷之中，遂命令全师严阵以待。大军开拔后，果然有瓦剌残余登高窥伺明军。朱棣命人前去肃清，瓦剌骑兵自知不敌，只好都散走了。自此，明军在回师中再也没有发现瓦剌骑兵的踪迹。
值得一提的是，在回师途中，朱棣曾驻扎饮马河西岸，欲见阿鲁台一面，阿鲁台却以生病为由拒绝。可见阿鲁台对明廷从来没有真正恭顺过，不过为表怀柔，朱棣不仅不怪罪阿鲁台，还赏赐众多驴羊、粮食等加以招抚。
就这样，再次在漠北草原上取得大胜的朱棣，斩获甚于前，颇有几分得意，亲自撰写班师诏宣布战争结果：
朕不得已，躬率六师讨之。师至撒里怯儿之地，贼逆战，一鼓败之，迫至土剌河，贼首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不度智能，扫境而来，兵刃才交，摧枯拉朽，追奔逐北。兽狝禽戮，杀其名王以下数千人，余虏宵遁，遂即日班师。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二》）
朱棣的确有理由为此次远征的战果感到骄傲，忽兰忽失温大会战是明帝国征伐蒙古诸部历史上少有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日本著名明史学者和田清更是将其与洪武五年的远征同等看待。此战明军仅仅是斩首数就达“数千级”。在战场上，一般来说，斩首数远低于毙敌数。尤其是像蒙古这样的游牧民族，往往会把战死的同伴尸体带走，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死者一半或全部的财产。所以塞外远征作战得到首级是极其困难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忽兰忽失温大战中，明军歼敌在1万人以上，瓦剌方的伤亡应超过2万人，可以说在此战中瓦剌的3万精锐几乎损失殆尽。正如《卫拉特三大汗国及其后人》对瓦剌惨败的总结，“卫拉特几万人战死，几乎是灭顶之灾”。当然，明军的伤亡也不小，一来瓦剌战斗力要比鞑靼强；更重要的是，在重装骑兵与重装骑兵的正面对抗中，双方都很难占到便宜。
在这场明帝国和瓦剌最高统治者的对决中，双方都显示出了极高的军事指挥能力。马哈木先用蒙古人惯用的诱敌深入之计，将明军引入事先精心挑选的战场，设伏歼敌。待明军抵达设伏地点时，瓦剌方以重装骑兵发起宽正面密集队形冲击，想利用重装骑兵强大的破阵能力，一举冲散明军主力，将明军分割成几个部分，各个击破，最终将其全部歼灭。如果马哈木的战术得逞，明军很有可能难逃被瓦剌军围歼的命运。可惜，马哈木遇到的是不世出的“马上皇帝”朱棣。而朱棣在战术上也更胜马哈木一筹。朱棣将近代早期的火器兵、骑兵、步兵多兵种协同作战运用得游刃有余。他先是将计就计，进入瓦剌布置好的战场，在发现瓦剌军队分成三路进攻后，制定了诱敌而出、火器伏击的作战方案。马哈木果然中计，认为明军不堪一击，遂放弃有利地形冲到对明军阵形有利的空旷平地。明军神机营先击溃瓦剌先锋铁骑，趁其后军亦出现不同程度的慌乱时，明军诸将即刻率重装骑兵实施正面突袭和两翼包抄。待到两军厮杀到胶着时，朱棣亲率战斗力最强的直属精锐重装骑兵俯冲而下，攻击瓦剌军主力，在瓦剌铁骑中来回切割，使瓦剌军全线溃败。之后，明军长枪步兵军团加入战场与骑兵配合攻击敌军。所以在明军一整套组合拳的轮番打击下，瓦剌伤亡惨重。
当然，这不得不归功于朱棣对战术的创新：“战斗之际，首以锐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敌不足畏也。”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二》） 与中国传统思维定式中的“重谋轻器”不同，朱棣大力发展火器的作战效能，十分重视火器在战场上的作用。在士兵操练中，朱棣明确要求“二分习火器，三分习刀矛，五分习弓箭”，并第一次将火器运用到骑兵作战中。“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可以说已经初具近代多兵种复合攻击模式，朱棣不愧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军事统帅。
瓦剌在忽兰忽失温的惨败，对其整个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在战败后的第二年，瓦剌三王——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联袂遣使向明廷谢罪。从此，自永乐十二年到正统十四年（1414—1449年）土木堡之变的35年间，瓦剌与明帝国基本和谐相处。其次，在绰罗斯部首领马哈木丧失几乎全部精锐后，原本就是勉强臣服的太平和把秃孛罗开始与马哈木分庭抗礼，瓦剌又一分为三，直到马哈木之子脱欢再次统一瓦剌。最后，当称霸蒙古的雄图被朱棣无情地摧毁后，马哈木只能将经略的目标转向中亚。1416年，势单力孤的马哈木在里海地区阵亡，一代枭雄就这样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朱棣第二次远征蒙古得胜后，鞑靼、瓦剌再次臣服于明帝国，明帝国作为东亚宗主国的地位再次加强，漠北草原势力又恢复均势。永乐中期，暂时解除了北顾之忧的明帝国，达到了极盛期，帝国的版图面积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东达库页岛及外兴安岭；西至西域哈密，统治触角深入青藏高原；北方边界推进至漠南；南极今越南中部，西南诸土司几乎囊括整个中南半岛。“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毁灭兀良哈：屈裂儿河之战
在漠北草原均势维持了6年之后，平衡再次被打破。忽兰忽失温之战后，阿鲁台趁瓦剌新败之际，不仅迅速夺回了被瓦剌占据的领地，还连年发动西征，使中衰的瓦剌气若游丝。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鞑靼已今非昔比，人口、畜物数量都迅速上升。做大做强的阿鲁台愈加嚣张跋扈，对明帝国的态度越来越骄蹇，明廷派去的使臣不是被轻侮就是被扣留。而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开始，阿鲁台不断骚扰明帝国北方边界。永乐二十年（1422年），阿鲁台进攻重镇兴和，守城都指挥王唤战死。更令朱棣揪心的是，作为明帝国藩属的兀良哈三卫居然与鞑靼联合侵掠辽东。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三卫达贼（兀良哈）摽掠辽东，杀三堡人，都督巫凯等率兵逐之，又签军防御。” 尽管朝鲜人的史料一向以夸张著称，但辽东遭到兀良哈的侵袭却是不假。《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五》也载：
礼部尚书兼都察院事吕震奏效：总兵官都督朱荣镇守辽东，不谨斥堠，致虏乘间犯边，杀伤军民，劫夺孳畜。荣及辽东都司官并广宁备御都指挥王真、周兴等，俱合付法司治之。上命姑记以罪，令立功以赎。
面对鞑靼及兀良哈的反叛，朱棣迅速做出反应。这位花甲之年的老皇帝依然不减当年豪情，决定再一次亲征。
永乐十九年冬十一月，经过3个月的准备，朱棣正式下诏亲征。不料，大军未动，阿鲁台便察觉了明军将要征伐的消息，很快向漠北远遁。纵观明初对蒙古的征伐，大部分在春夏季，这并非偶然。朱棣此次北伐已经是冬季，秋冬季正是游牧民族兵强马壮的时候，本身就对明军不利；更何况鞑靼远遁，毫无消息，朱棣于是决定暂缓北伐，将亲征军遣散，待来年春季再行更大规模的远征。
为了便于控制蒙古地区，朱棣于永乐十九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通过增加新的边界关卡、构建一条新的防御内线拱卫京师，并浚通元朝时已拥塞不堪的京杭大运河，明帝国大大压缩了大规模军事远征所耗费的时间及人力、物力。
经过数月的备战，朱棣征调了辽东、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及甘肃六都司78800步骑，加上从岷州、洮州抽调的西藏土兵，以及奴儿干都司挑选的精锐女真骑兵，总数在9万人左右。明军还动用了驴34万头、运粮车117573辆、挽车民丁235146人、粮草37万石。可当朱棣召集大臣商议亲征时，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以粮草不足为由，坚决反对对阿鲁台大规模用兵，盛怒之下的朱棣将夏原吉打入天牢，方宾则在一天后因畏惧而自杀，朱棣将其尸首处以鞭笞之刑。
永乐二十年三月，朱棣正式率师北征。作战部属如下：
中军：安远侯柳升
左右哨：武安侯郑亨、阳武侯薛禄
左右掖：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
前锋：都督朱荣
当大军抵达鸡鸣山时，入寇兴和的阿鲁台得知明帝亲征的消息，便连夜向北远遁。诸将纷纷请战追之，但被朱棣拒绝：“虏非有他计，能譬诸狼，贪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劳。少俟草青马肥，道开平，逾应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七》）
不过，朱棣也没闲着，率大军驻扎塞外等待时机。
四月初八，明军驻扎龙门，戍守城门的将士说阿鲁台仓促远遁时遗留了两千多匹战马，朱棣令宣府指挥王礼尽数收入城内。四月二十二日，朱棣在云州举行大阅兵。五月四日，鉴于丘福轻敌冒进导致覆亡的教训，朱棣禁止将领擅自出战：“虏至……毋远出各屯堡，无要害可守者，悉徙入城。” 他还传令大军加强阵形的练习：“今先使之习熟行阵，猝遇寇至，麾之左则左，右则右，前则前，后则后，无往不中节矣。”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朱棣对明军作战阵形的重视，毕竟只有在熟悉阵形的情况下才能用兵自如。为了防止敌军偷袭，朱棣下令在宿营之时，“步卒居内，骑卒居外，神机营在骑卒之外，神机营外有长围各周二十里” ，即以神机营—骑兵—步兵的长围、内外圈层结构，形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
五月七日，明军行至威虏镇。朱棣令前锋都督朱荣等率5000轻骑向北先驰，在数百里范围内侦查阿鲁台踪迹。六月四日，大军经过通州甸时，朱棣又命都督吴成领500轻骑驰赴应昌侦查。可见朱棣作战时对情报的重视。毕竟塞外远征，侦查清楚了敌军位置，就是打赢了一半的战争。
3天后，明军出应昌，地形开始愈来愈平坦。朱棣下令结方阵行军，并命令全军注意保持战斗序列：“神机马队必序列整肃，不得搀错。” 经过威远川时，朱棣接到了一个重要情报：阿鲁台率军侵犯万全。朱棣立刻与众将商议对策。将领们都认为应该分兵击之，朱棣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阿鲁台的疑兵之计：“此诈计也。虏虑大军径捣其穴，故为此牵制之术。然其众不多，知大军北行，必已丧胆，况敢攻城哉？不足虑也！” 于是继续率军向漠北挺进。
这一次，朱棣再次依靠自己精准的军事判断力准确地预言了阿鲁台的行动。一日后，明军到达阳和谷时，就得到了阿鲁台见牵制明军之计不成于当晚便退兵远遁的消息。六月十二日，明军进抵玉沙泉，已深入虏地。于是朱棣遣都督朱荣等各率300名精锐骑兵，每人带2匹从马、20天口粮，宵行昼伏，刺探阿鲁台的声息；另调都督吴成领1000骑兵跟随朱荣，以缓急策应。两日后，明军便探得阿鲁台踪迹。机不可失，朱棣即刻命将士们倍道而进，同时派轻骑四处侦查巡逻。
七月四日，明军抵达杀胡原时，前锋朱荣把俘获的一批阿鲁台部属送至御营。朱棣从朱荣的情报中得知，阿鲁台及其部众听闻皇帝率大军亲征，十分忧惧，每天都有部下离阿鲁台而去。阿鲁台的母亲也指责阿鲁台道：“大明皇帝何负尔，而必欲为逆天负恩事？尔死固宜，而使吾属骈首就缚为俘囚，将死无葬身处。” 众叛亲离的阿鲁台无奈，只得将其马驼牛羊及辎重尽数弃于阔栾海之侧，自己携家属向遥远的北方远遁。但朱棣仍然对阿鲁台保持极高的警惕：“兽穷固走，然此黠虏未当遽信，或挟说谋示弱以误我，不可不严备。” 之后，朱棣认为，漠北如同沙海，追之徒劳，于是下诏班师。
永乐帝作战时戴的头盔
但此时班师未免劳而无功，于是朱棣在当夜召集将领商议移师兀良哈：“所以羽翼阿鲁台为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今阿鲁台狼狈远遁，而兀良哈之寇尚在，当还师翦之。”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 兀良哈本为明帝国设官世守的羁縻卫所，作为监视东蒙古和北方边境的屏障，却时常与毗邻的鞑靼暗通款曲。早在朱棣第一次远征蒙古时，就发现有部分兀良哈人参加鞑靼部骚扰明帝国的敌对行动。而自永乐十九年起，强大起来的阿鲁台又胁迫兀良哈加入劫掠明边的阵营。朱棣认为，值此大军出征阿鲁台之际，兀良哈必定放松警惕，突然移师围歼兀良哈，定能给予毁灭性打击。于是朱棣下令分兵前进，他亲自挑选2万精锐步骑，分五路进攻兀良哈，并且授诸将作战方略：“兵贵神速。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也。” 命诸将倍道而行直捣兀良哈巢穴。
七月十四日，大军抵达捕虏川，明军将领开始驰赴兀良哈。朱棣预计了兀良哈的逃亡方向，做出战略部署：“官军至，彼虏必西走，朕以兵从西要之，虏可获也。” 朱棣亲率精锐骑兵长途奔袭，要赶在大军至兀良哈根据地屈裂儿河之前迂回到兀良哈后方，以截断其后路。同时，令武安侯郑亨、成安侯王通等率剩余明军后行。
仅过一天，朱棣便闪电般绕到兀良哈的巢穴屈裂儿河。很快诸将开始率领2万骑兵从正面进攻兀良哈。兀良哈部见明军如神兵天降，仓皇驱牛马车辆向西奔逃，结果却陷于山泽之中，于是只得仓促率军迎战。朱棣与诸将配合，指挥骑兵前后夹击。兀良哈部见明军势大，欲拼死突破明军包围。朱棣见状，亲率机动骑兵部队冲锋，“斩首数百级”，而兀良哈骑兵因落马遭战马踩踏致死的更是数不胜数。其余的兀良哈部卒被明军骑兵逼到一处“背河，前左皆山”的河谷中，依山结成军阵。朱棣登高远眺，见兀良哈部卒再次聚集起来欲反击明军，乃指挥轻骑快速绕出其右十余里；又急分轻骑渡河断其后路。有数百兀良哈骑兵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下左突右冲，作困兽之斗，最终还是难逃被明军全歼的厄运。
朱棣又指挥精锐轻骑绕出其左十余里。他先命神机营火器兵及弓弩兵埋伏于深林之中，并要求将士们把握好战机，“寇经此则发”；同时命令山下的骑兵部队严阵以待。兀良哈军见明军早有准备，自知不敌，便弃其辎重向左奔逃。朱棣见状立即指挥直属精锐骑兵，联合山下骑兵一起追击，将他们赶到埋伏好的深林中。之后明军伏兵四起，神机火铳配合劲弩叠阵齐发，形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敌军大溃，死伤不可计数。
最后，经过明军几番围歼，数万兀良哈军只剩下数百残寇驰马而逃。朱棣没有善罢甘休。根据他对蒙古人几十年的了解，逃走的残寇“必有首虏其中，须击之”。朱棣亲率精锐骑兵极速追击三十余里，如一支利箭直插兀良哈老巢，“斩首虏数十人，生擒其党伯儿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驼马，焚其辎重兵器”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 。不久后，朱棣又挥军直趋屈裂儿河以西，搜捕兀良哈残余，杀获甚众。溃散在山谷的兀良哈残余见走投无路，多至明军大营投降。朱棣下令释放了他们。但他仍然不能原谅兀良哈部的反叛行径，欲将兀良哈叛党一网打尽。
七月十八日，明军搜寻至闻喜冈。据兀良哈降者言，在屈裂儿河东北方向的深谷中，尚有千余人。朱棣令宁阳侯陈懋率5000精锐骑兵前往追击，同时把屈裂儿河之战俘获的十万余牛羊分给将士们。当明军至紫驼冈时，深谷中的兀良哈残寇见陈懋的骑兵追来，皆轻骑远遁，慌乱间把千余男女及数万牛羊马留给了明军。陈懋将其中兀良哈侵掠明边所劫的百余汉民送至明军大营。
八月，明军回师祥云屯。陈懋追击兀良哈残寇至山泽中，分兵两道夹击之，残寇很快败下阵来。此后，朱棣又命陈懋领1000精锐轻骑与武安侯郑亨配合，“郑亨收辎重先，尔（陈懋）以兵伏要险处，寇若追袭武安侯，尔从后夹击，机不可失” 。陈懋按计划设伏于要险处，郑亨先行，兀良哈残寇果袭其后方。明军伏兵跃出，前后夹击，兀良哈残寇大败，死者过半，剩余少量残寇远遁。后明军继续深入寇穴，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
八月十四日，明军至玻璃谷。诸将向朱棣汇报了半个月来扫荡兀良哈的战果：“已入寇穴，寇悉众来敌，大败之。斩首数千级，余众溃西而走，尽收其人口孳畜。先道大宁，入喜峰口俟驾”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 。
九月，明军还师北京。至此，历时7个月之久的朱棣第三次远征蒙古之役方告结束。
此战，虽然因阿鲁台远遁，明军没能在战场上真正击败鞑靼，但使其“盟友”兀良哈遭到空前沉重的打击，苟延残喘的兀良哈再次向明帝国输诚。鞑靼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巨大窘困：东边和南边是强大的明帝国；西边是虎视眈眈的瓦剌。无奈之下，阿鲁台只能向荒凉的极北苦寒之地迁徙，势力也间接受到削弱。
纵观朱棣的五次远征蒙古之役，第三次远征战果为最。仅在屈裂儿河之战中，明军就歼敌数万之众，在后续的扫荡中又毙敌超过一万。这对本身人口就不多的兀良哈部来说，无疑是一场浩劫；整个部落人口损失大半，牛羊丧失十有八九。朱棣为什么对兀良哈赶尽杀绝？为什么其用兵策略一反往日的缓慢压迫式，而对兀良哈进行暴风骤雨般的闪电式突袭？这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的不同，背后有着很深的战略格局考量。
朱棣毕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控制全蒙古，其战略核心即蒙古本部鞑靼。兀良哈向来首鼠两端，大多时候仅在名义上接受明帝国统治，实际上与同样是蒙古人的鞑靼部联系更为紧密，为鞑靼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战略缓冲区。最关键的是，兀良哈与鞑靼不同，受中原影响，兀良哈的根据地是具有农耕基础的经济组织，并非纯游牧部落组织，能为鞑靼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和经济上的供应。朱棣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摧毁兀良哈根据地，就是为了毁坏耕地，切断鞑靼的“生命线”。
明中期所绘《北京宫城图》。1421年永乐帝迁都北京，被认为是明代天子守国门的开始
对于朱棣来说，1422年的远征是他个人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将骑兵迂回战术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堪称当时骑兵战术的经典范例。在屈裂儿河之战中，朱棣先遣骑兵正面突袭兀良哈老巢，自己则亲率机动性最高的轻骑兵长途急趋，以风驱电扫之势迂回奇袭兀良哈后方，与正面部队前后夹击，打了场漂亮的围歼战。这种向敌军后方实施远程机动迂回而形成合围态势的作战方式亦称“口袋战术”，是骑兵迂回战术运用的最高层次，完全可以和1213年成吉思汗三路迂回包围金朝中都相媲美。
早在靖难之役中，朱棣就把骑兵迂回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这种战术的难点在于正面部队与迂回部队的时间要契合。这需要一支强大实力的军队才能实行。朱棣正是凭借一支训练有素、作战勇猛的精锐雄师完美地衔接好会战的时间，成功地在计划时间内迂回到敌军后侧与正面部队配合，进而夹击围歼。在世界历史上，将此战术在战场上运用娴熟者，都是其所在时代的顶级军事家，像霍去病、亚历山大、拿破仑皆因是这方面的高手而载入史册。在围歼兀良哈的战役中，朱棣更是创造性地将骑兵千里奔袭迂回与当时最先进的火器步兵军团结合，给兀良哈以毁灭式的打击，可谓精通《孙子兵法》的正正奇奇之术。
经业未遑，雄主陨落
第三次远征没有遇到阿鲁台，始终是朱棣的一块心病。已过耳顺之年的朱棣不顾年迈的躯体和病痛的折磨，又继续筹划新的远征。至于朱棣为什么总是针对阿鲁台，颇为费解。尤其是自永乐二十年以后，失去兀良哈的鞑靼遭到明帝国及瓦剌的双重挤压，势力衰微，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于是很多人把朱棣一而再地发动对阿鲁台的大规模征伐，解释为朱棣晚年情绪失控。但实际上，鞑靼作为全蒙古的正朔，在蒙古高原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极高的政治影响力。晚年的朱棣为了在他有生之年，给后世留下“万年无疆”的基业，才连续不断地发动旨在消灭鞑靼的远征行动，以拔除全蒙古的“精神领袖”。即便未能吞并鞑靼，他至少也要击垮鞑靼称霸蒙古的战略野心，这样才能使明帝国北疆永无边患，百姓亦可享太平之福。
但发动大规模征伐需师出有名，朱棣急需一个开战的理由。很快，他就等到了启动战争的借口。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七月，据蒙古降卒奏报，阿鲁台可能将要侵犯明帝国北方边境。朱棣遂把这个“可能犯边”升级为发动战争的旗号，召集诸将，说：
去秋，寇犯兴和，朕躬率捣其巢，冗寇仓皇远遁，遂尽收其马牛辎重。复东剿贼党兀良哈之众，擒戮其人，获其马驼牛羊，寇之穷甚矣。今必以朕既得志不复出，故敢萌妄念，朕当率兵先驻塞外以待之，虏不虞吾兵已出而轻肆妄动，我因其劳而击之，可以成功。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一》）
诸将深以为然。朱棣遂集结号称30万亲征军（实际在10万人以下）。作战部署如下：
中军：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
左哨：武安侯郑亨、保定侯孟瑛
右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
左掖：英国公张辅、安平伯李安
右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
前锋：宁阳侯陈懋
像往常一样，朱棣先遣前锋陈懋趋塞外攻击阿鲁台西部，两天后朱棣抵达土木堡集结亲征大军。与此同时，从鞑靼军营中逃回来的明军边卒，传来了阿鲁台将要侵犯大同、宁夏的战报。于是，朱棣令大同、宁夏的守将谨守岗哨，严备御边，并把当地居民都遣入屯堡。
七月三十日，明军抵达宣府。八月，明军至万全。朱棣鼓励五军大营道：“朕不惮劳勤，屡率将士以驱除虏寇者，非志于用武，盖为中国生民计也。尔诸将宜协心奋力。夫有精兵十万可以横行天下，一人奋驱，千人莫敌！今以三十万之众当残虏，何患不克！况大义既正，又有天助，汝等勉之。”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二》）
在八月二十七日抵达沙城前，朱棣命令明军大营驻营布阵，“各营外布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令军士暇闲操习”。明军炮兵与骑兵的布置与战斗序列一致，这样既可以防止鞑靼偷袭，又可在最快时间内投入战斗。特别是在遭遇战时，明军可先人一步发起进攻，可攻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朱棣还重申了阵形对作战的重要性，以及炮骑结合才是明军克敌制胜的利刃：“阵密则固，锋疏则达”；“战斗之际，首以锐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敌不足畏也”。
九月十日，明军驻扎西阳河。这时传来了阿鲁台为瓦剌所败的消息：
虏中伪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妻子来降，备言阿鲁台今夏为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所败，掠其人口马驼牛羊殆尽，部落溃散无所。又曰：“彼若闻天兵复出，疾走远避之不暇，岂复敢萌南向之意。”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三》）
自1416年马哈木去世后，其子脱欢就承袭了明朝册封的顺宁王之爵。脱欢也是锐意进取的一代枭雄。趁这次明帝国与鞑靼敌对之机，他向东发起进攻打败了阿鲁台。阿鲁台既已穷困远遁，朱棣自知追之徒劳，便暂时驻扎在北方边塞。“虏寇今虽困于瓦剌，狼狈失势，大军可不劳远出，然寇谪诈，边备不可不谨” ，朱棣遂命令武安侯郑亨、安平伯李安等分别率军巡视边关，对损坏的关隘进行修补加固，积极巩固北方防线。
不过，朱棣仍然没有放弃对阿鲁台的搜寻。当时，朱棣命恭顺伯吴克忠等率3000轻骑出塞外数百公里，侦查阿鲁台的动静。临行前，朱棣还以唐朝名将李靖以3000轻骑克复定襄、威震北狄的事迹鼓励部下。
从九月到十月，驻扎边塞的明军接收了大量自漠北前来归附的蒙古人，朱棣将他们安置在漠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十月七日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的归降：
甲寅（七日），驻跸上庄堡，宁阳侯陈懋等奏，迤北鞑靼王子也先土干来归。时陈懋为前锋，探知虏在饮马河北，为瓦剌所败，追至宿嵬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属来归。懋遣人驰奏，仍附进也先土干奏书。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四》）
也先土干的身份向来疑点重重。其实也先土干并非“鞑靼王子”，这可以从《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八十三》中关于宣德六年也先土干去世的记载看出：“太保忠勇王金忠卒。忠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孙。” 显然，他并非蒙古皇室出身。而他在永乐年间成为“鞑靼王子”的原因极为微妙，关于这一点，日本明史学者和田清在《明代蒙古史论集》做出推断：
万历抗倭援朝时明军全身重铠图，现藏于韩国博物馆
把他（也先土干）勉强称作“鞑靼王子”，赐给他无与伦比的降者的王号，倒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盖成祖当时发动无名之师而毫无战功，在边境上停留了好几个月，正苦于没有理由班师。恰在此时擒住了也先土干，他是虏中的大酋就夸大说成是“鞑靼王子”，把他的投降捏造成无比重大的事件，用来作为差强人意的面子，找到班师的口实。
和田清先生所言可谓一语道破了朱棣的尴尬处境。朱棣作为一个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顾一切地发动大规模亲征，却未与敌方有一丝一毫的交战，的确有损帝国颜面。也先土干的归降正好给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朱棣送来了“救命稻草”，所以他对也先土干的赏赐可谓空前。也先土干不仅被立刻赐汉名金忠，还被封为忠勇王，赐冠带、织金袭衣，从此倍受朱棣宠爱。在明军班师时，朱棣特命其为骑马随从。也先土干倒也不负众望，不仅在永乐朝忠心耿耿，临死前还为明宣宗立下战功。
十一月，明军入居庸关。亲征归来的朱棣穿上衮龙金绣袍，乘玉花龙马入关。只见军队连亘数十里，中外文武群臣及缁黄之流、耄耋之叟、四夷朝贡之使百十万人，跪道相迎。朱棣的心中升起几分得意。但朱棣第四次远征蒙古之役终究没有遇到敌军，不得不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北伐。
当然，1423年的征伐也并非完全徒劳无功。朱棣在驻扎边塞的数月里收编了大量蒙古降卒，并将这些依附者安置在便于明帝国控制的漠南，与鞑靼以西的瓦剌、以东的兀良哈三卫和奴儿干都司，从三个方向挤压鞑靼的生存空间，逼迫阿鲁台在只能往西伯利亚方向北逃的过程中越来越虚弱，几乎处于灭亡的边缘。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穷困的阿鲁台为了过冬，不得不铤而走险侵掠大同及开平。因受阿鲁台忌惮而投降明朝的忠勇王金忠，对阿鲁台十分仇视，趁此机会挑动朱棣出兵征服阿鲁台：“屡言阿鲁台弑主虐人，违天逆命，数为边患，请发兵讨之，愿为前锋自效。” 朱棣并非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他深知连年北征对百姓来说是极大的负担，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导致亡国的教训殷鉴不远，更何况此时的他身体大不如前了。于是他拒绝了金忠的提议：“兵岂堪数动？朕固厌之矣，何况下人？” 金忠又言：“虽天地大德，无物不容，其如边人荼毒，何时可已？” 朱棣又以汉文帝之事反驳。之后在朝堂上，朱棣把金忠的意思与文武群臣讨论。由于在第三次远征时，有大臣因反对亲征而遭入狱或鞭尸一事给大臣们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慑于皇帝天威，群臣一致支持朱棣亲征：“忠言不可拒，逆贼不可纵，边患不可坐视，用兵之名不得避也。”
既然群臣支持，朱棣便再也没有理由拒绝，遂命边将整兵以待。正月初九，朱棣调动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大都司的步骑，总人数与第三、第四次远征相当，大概在10万人以下。三月二日，朱棣在北京举行大阅兵。此次出征，作战部署如下：
中军：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
左哨：武安侯郑亨、保定侯孟瑛
右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
左掖：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
右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
前锋：宁阳侯陈懋、忠勇王金忠
他鼓励将士道：
为君以奉天爱人为本。朕临御以来，视民如子，内安诸厦，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逆贼阿鲁台始以穷蹙来归，抚以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积久生慢，反思力雠，侵扰边疆，毒害黎庶，违天负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师捣其巢穴，焚其积聚，寇之微命，危如丝发。当其时，从将士之志，寇岂有复生之理？但体上帝好生，驱而逐之，亦冀其能改也。而兽心不终焉不变，今朕必伐之。朕非好劳恶逸，盖志在保民，有非得已。尔等从朕，诚能奋勇成功，高爵重赏，决不汝吝。如方命失机，则军法亦不汝贷，汝其懋哉。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九》）
这是朱棣生命中最后一次亲征，也是大明帝国276年历史中最后一次主动发起的大规模远征。在这份敕谕中，病重的朱棣清晰地阐明了发动战争不是穷兵黩武之举，而是“志在保民，有非得已”。
永乐十二年（1414年），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沈度作《瑞应麒麟图》，描绘1414年郑和下西洋时榜葛剌国进贡的长颈鹿。这头长颈鹿被明廷认为是古代神兽麒麟，昭示了帝国万邦来朝的盛世图景
四月四日，朱棣从北京出发，经过居庸关、怀来、土木堡，于四月二十五日出独石，抵达隰宁。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挥同知巴里秃从俘获的鞑靼间谍口中得知：阿鲁台去年秋天听闻朝廷出兵，惊惧之下，“挟其属北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渡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 。答兰纳木儿河即今天呼伦贝尔草原西南缘的贝尔湖一带。朱棣认为这是鞑靼人用“远遁”来迷惑明军退兵的小伎俩，于是把这名鞑靼间谍遣送回去，并做出阿鲁台“去此不远”的推测，立刻命诸将领率轻骑急速向漠北挺进。
经过10天的行军，明军抵达开平。适逢天降大雨，塞外气温还很低。朱棣见将士们只能哆哆嗦嗦地冒着冷雨前进，于心不忍。为鼓励士气，他对将士们说：“古人有言，‘视卒如婴儿，可与赴深溪；视卒如爱子，可与之俱生死。’今方用之为国家除残去暴，奈何不恤。” 当日，内受病痛折磨，又因无阿鲁台确切消息而感到丧气的朱棣，召见兵部尚书杨荣、内阁大学士金幼孜，向他们讲述了自己昨天夜里梦到一位神人对他说：“上帝好生。”朱棣问杨荣是否是上天站在鞑靼那边。大臣们认为：“陛下好生恶杀，诚格于天。此举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 这个回答令朱棣转怒为喜：“卿言合朕意。岂以一人有罪罚及无辜？” 遂下令今后如有投降的蒙古人，一定要加以抚绥，决不能令其流离失所，“非持兵器以向我师者，悉纵勿杀，用称朕体天爱人之意”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一》）
五月十三日，明军从开平出发，二十二日抵达清平镇。当天又降大雨，致使庞大的运粮车队速度严重滞后。朱棣下令大军分兵前进。六月，明军抵达龙武冈，根据此地离答兰纳木儿河不远的情况，朱棣命前锋陈懋、金忠率轻骑先驰答兰纳木儿河，且告诫他们说：“若遇贼，宜审机行事。如两锋相当，彼投戈下马者皆良民，勿杀；如其来敌，先以神机铳攻之，长劲弩继其后。获阿鲁台亦勿杀，絷之以来。”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三》）
六月十七日，明军至天马峰。行军数十里后，前锋陈懋派人带回来的消息令朱棣万分失望：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惟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亦多漫灭，疑其遁已久。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二》）
原来，阿鲁台得知明军又要讨伐，确实早在数月前就已向北逃走。但朱棣自知时日无多，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可以在战场上打败阿鲁台的机会了，于是他不屈不挠地分派张辅、王通率精锐轻骑，在方圆数百里的山谷开展大搜索；又命前锋陈懋、金忠前去觇察鞑靼踪迹；自己则率明军大队人马驻扎答兰纳木儿河畔。
两日后，明军离开答兰纳木儿河，抵达白邙山。这时张辅一行引军而还，却没能找到阿鲁台：“臣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一人一骑无睹，必其遁久矣。” 六月二十日，陈懋、金忠也带回来相似的消息：“等引兵抵白邙山，咸无所遇，以粮尽而还。” 张辅见朱棣绝望的表情，自告奋勇：“愿假臣等一月粮，率骑深入，罪人必得。” 可是重病缠身的朱棣已不复当年杀伐好战的决心，以“今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早寒，一旦风雪有变，归途尚远，不可不虑” 为由拒绝。
朱棣最后望了一眼无边无际的大漠，失落地感叹道：“譬如求一粟于沧海，可必得焉？” 遂下令班师。
这位性格乖张倔强的老皇帝，还是不甘心自己最后一战就这样草草收场。他将怒气撒在了兀良哈身上。在回师途中，移师东行，绕至兀良哈老巢屈裂儿河及涛温河附近，进行大扫荡。明军把兀良哈赖以为生的耕牧之地翻了个底朝天，使之尽为废墟。朱棣这才正式旋师，并诏诸将议分兵南归。最终方案是朱棣亲率骑兵东行，武安侯郑亨率步兵西行，相期会师开平。
永乐帝五次远征蒙古之役，摘自《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七月七日，明军回师至清水源。朱棣见有山崖数丈，便命杨荣、金幼孜刻石纪行，“使后世知朕亲征过此也”。10天后，朱棣移师榆木川，这时他的生命终于走到了终点。明太宗、永乐皇帝朱棣于七月十七日驾崩。为了防止敌军偷袭，大臣们秘不发丧，直至明军安全回师北京。
这是明初最后一次远征，标志着明帝国对蒙古战略进攻阶段的结束。由于阿鲁台的远遁，明军再次扑空。但至少在战略上，明军仍保持着心理优势：使鞑靼始终处于被动。
永乐帝朱棣以64岁高龄在远征途中悲壮地死去，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对于素有“马上皇帝”之称的朱棣来说，死于征战途中无疑是最高等级的功勋。对此，蔡石山先生在《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中描述朱棣之死时，动情地写道：随着这位让人畏惧又有权势的统治者的驾崩，大明国失去了一位值得朋友和仇敌尊敬的人物；一位在遇到迫在眉睫而又明显的危险时，屡次表露伟大决心的人物。
那么，朱棣五次远征蒙古的壮举给后世留下了一份怎样的遗产？
三犁虏庭，廓清漠北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自带兵横越沙漠戈壁，寻求与游牧政权军队主力作战的皇帝，朱棣获得了极高的赞誉。日本汉学家那珂通世在其著作《东洋小史》中这样描述朱棣的远征：“昔汉武、唐宗者虽屡破北狄，但均系遣大将而非亲征；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唯成祖一人。”
明人对朱棣五征漠北的评价是“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即朱棣在前三次北征中对蒙古诸部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毁灭性打击。尽管有其溢美之处，但大体还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永乐一朝，蒙古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均遭到了明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被削弱，特别是兀良哈三卫，几乎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有明一代的武功，也正是在朱棣五次远征蒙古之役的推动下达到了巅峰。
在精神方面，朱棣不仅继承了洪武时期对蒙古的积极经略，对蒙古诸部保持高强度的武力压迫，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开创了明代前期君主亲征的传统。后世的明帝在内心大多都想效仿先祖的亲征之举，如明宣宗亲征兀良哈，明英宗北狩，明武宗的应州之战，连仁柔的明孝宗也一度有意御驾亲征。身为一名深具卡里斯玛 魅力的军事统帅，朱棣将进攻精神熔铸于领袖气质之中，深深地影响了明军的作战信念。他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术灵活、智勇兼备、令人生畏的虎狼之师，实现了有明一代对军队有效控制、组织系统及信息效率的巅峰。因此，帖木儿大帝在东征明朝的途中病逝，与其说是明帝国幸运，不如说是帖木儿的运气好。只可惜，朱棣子孙不济，没有将他的进攻精神好好地传递下去，一支失去灵魂的军队必然是不堪一击。此后，明帝国再无大规模主动出塞进攻之举，而是龟缩于长城以南被动防御，之后更是遭遇了土木堡之变的奇耻大辱。后来虽有回升，却未能重现明初战略攻击的雄风。
总之，永乐帝无愧为一代伟大的军事家，在具有代表性的五次远征之役中，从战术运用、武器装备、实际执行、战争规划到情报收集与装备等，都体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战争禀赋和超前的战争思维。其火器兵、骑兵、步兵等多兵种、多层次、多变化协同作战原则，更是深刻影响了后世明军的战术思想。明中后期，很多致力于改进火器的专家，正是在永乐枪阵的基础上改进了火器战法。比如，于谦就提出了和瓦剌军作战的新方法：“驰马来攻，则我军火铳火炮飞枪火箭弓矢齐发。若贼势不动，又以大将军击之。待贼势动，分调精锐马军用长枪大刀劲弓射砍。”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 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神机营的基础上，火器兵、骑兵、步兵的基础上，增加了车兵，创造了著名的车营战术。其后孙承宗、熊廷弼在对抗后金骑兵的过程中将车营战术发扬光大，而多兵种作战的原则和火器兵—骑兵—步兵的战斗序列则延续了下去。可见朱棣的战术思想即便在其百年后依然有价值。
尽管朱棣五出漠北收获颇丰，也确实在短期内收到了“廓清漠北”的效果，但在战略上却未见深远。朱棣奉行的是“漠北草原均势”政策，通过拉一方来打一方的传统御夷之术削弱蒙古势力，使之对明帝国不再构成威胁。可是在具体维系均势政策时，他更多时候是单纯诉诸武力。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中对此有过精辟的描述：“为了保持力量平衡，永乐帝被迫时不时地转变支持态度，并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以设法阻止卫拉特或东蒙古中任何一方实现统治整个草原的目标……永乐帝的去世标志着明朝对游牧力量的终结，他的进取性政策使王朝陷于困境之中。” “困境”指的就是军事远征耗费了帝国的大部分财力，这实在不是实现均势战略的最佳方式。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均势是一种关于权势的艺术。均势强调用非暴力以保持紧张的国际关系，所以它是显示武力的艺术，而不是运用武力的艺术。” 朱棣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大规模远征，高昂的军事费用即便在国库充裕的明初也仅仅是勉力维持。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在规模上要小于前两次，就是因为粮草不济。正如夏原吉在谏止朱棣第三次远征时所指出的那样，连年北征使得明帝国陷入“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内外俱疲”的窘况。于是在宣德朝以后，瓦剌开始逐渐强大，明廷囿于财政吃紧，采用更为廉价的招抚来绥靖瓦剌，眼睁睁地坐视瓦剌统一全蒙古。在距离朱棣去世仅仅25年后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的近20万亲征军遭到瓦剌袭击，几乎全军覆没，连皇帝本人也被掳走，直接造成了明帝国的由盛转衰。因此，不得不说，朱棣的蒙古政策存在严重缺陷。
另外，在“以夷制夷”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远征不仅使朱棣疲于奔命，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蒙古鞑靼部和瓦剌部所利用。明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夷狄相残，中国之利。本雅失里戕我使臣。至于王略。今瓦剌马哈木等乘其弱灭之，是代我洩愤也。鞑靼阿鲁台请复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则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剌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台之叵测，适足噬于瓦剌也。
所以近年来有不少著名学者诸如毛佩琦、马渭源等指责朱棣远征蒙古是好大喜功、华而不实之举，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也没有彻底消灭蒙古残余。但公平地说，这种指责这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与游牧政权的较量，从来就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匈奴的灭亡是汉朝经过百余年的战争加和亲才得以最终实现；唐朝尽管一度将东、西突厥纳入自己的羁縻统治，但不久后突厥即降而复叛；清朝的蒙古问题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努力，才最终将蒙古地区纳入帝国版图。因此，客观而言，笔者十分认同《明成祖五出漠北刍议》中的观点：“朱棣五出漠北最起码解决了明朝前期的蒙古问题” 。朱棣通过战争优势保持蒙古分裂，使蒙古势力进一步衰弱，确立了明帝国对蒙古诸部的宗主国地位，保障了明帝国北部边疆数十年的安宁，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为明朝盛世“仁宣之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