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德生（面粉大王 棉纱大王）

荣德生简介

荣德生：名宗铨，字德生，号乐农居士。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1952 年7月病逝于无锡。

生卒年：1875年～1952年

性格特点：爱国有正义感。

历史功过：早年经营钱庄，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至民国11年（1922年）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4家纱厂（后申新纱厂增至9家）。

名家评点：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荣德生传记

荣氏企业 申新搁浅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搁浅了。

这一年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20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申新搁浅”。他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从1915年的1个厂。1.29万枚纱锭起步，前后不到20年时间，已拥有9个厂，纱锭总数超过55万，还有6万多线锭、5000多台布机，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20.6％。申新的发展之快、事业之大，完全当得起“突飞猛进”四个字。

按其生产能力，每日夜可出纱一千件，出布一万四五千匹，消耗棉花三千二百担，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研究荣氏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9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1. 0236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55圈。

其实申新并不是1934年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四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面不好，自1921年以来整个花纱市价起落极大，16支“人钟”牌标准纱也不例外，上下落差如同波峰底谷。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20支“人钟”纱为例，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价却只有204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本14.33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不大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说：“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物……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经济学家马？初对“花贵纱贱”如此解释：花贵是因为国产棉花不足，纱贱是因为日本棉纱倾销。

申新搁浅的另一原因是税赋太重， 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但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在华的外国厂家。申新被抽去的特税达到1500多万元。

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体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然而，荣德生大女婿、主持汉口申四福五（即申新四厂、福新五厂）的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新税加重企业困难时，他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特税规定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而未实行特税的地方，每袋只征6～7分。特税开征后，各地仍巧立名目，加税、加捐的情况不断发生。面粉已征了统税，面粉袋还要另外征税，1931年2月12日，荣宗敬以福新面粉公司名义写信给宋子文说，面粉袋用的都是华商机织布匹，这种布袋印上彩色商标以后就是废物，袋皮只是面粉的附属物，希望能够免税，这样既合乎一物一税的原则，也合乎提倡国货的宗旨。为要求小麦免税单全国划一，面粉特税全国一律平等，他多次给麦粉特税局写信，呼吁对本国民营面粉业不要重征，对进口面粉无论如何要重征。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身为荣氏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1200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就在500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了。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一“ 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出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不过，有一个原因荣毅仁没有讲到，他姐夫李国伟说，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氏企业一贯通过借债来扩大规模，所以经常陷入高利贷的债务拖累，经济基础并不稳固，一旦遇到金融变动，或市场不景气，便会捉襟见肘，周转为难。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几乎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了，赶紧提取存款。荣家这次经济危机比刘鸿生企业略早一点，他们的企业扩张也差不多，都是发展得太大、太快了，不同的是荣家主要集中在两个行业，不像刘鸿生在许多不同行业都有投资。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16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6375。9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时也不肯放款。荣宗敬常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陈光甫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光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家贷款就有1 200多万元，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的抵押款。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总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二点。15年后他不无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申新系统之外，茂新面粉有4个厂，福新面粉有8个厂，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提出退职，由福新元老之一王禹卿接替总经理，王禹卿时任福新七厂经理兼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王尧臣（王禹卿之弟）为福新一厂、三厂经理、六厂副经理、七厂厂务经理。自从申新不断扩大，福新面粉系统的业务除了订购外麦每月财务结算月报，实际上都由王禹卿掌握，虽然福新8个厂除了一厂、三厂，荣家都有控股权。

1927年以后面粉业的扩张步伐缓了下来，但在稳健的王氏兄弟手里，面粉这一块常有盈余。金融业的债主都希望荣家能以面粉厂＾来补贴纱厂的亏空，在他们眼里王禹卿有信用，申新如要再借款非王禹卿出面担保不可。但荣宗敬、王禹卿之间有矛盾，荣宗敬认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创下的子孙万世之业，王禹卿则认为他纵子投机，损害股东利益。但这个时候，荣宗敬不得不向王禹卿求援，尽管他内心不愿放手。荣宗敬、王禹卿会谈几次，都没谈成，两人经常大声争吵，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因此，荣宗敬又想找纺织专家李升伯出来代理。

一天凌晨4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荣宗敬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我做不下去了） ，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6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

”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李升伯不仅是棉纺专家，还是申新债主之一荣丰钱庄老板的儿子。8 。

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10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升伯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听了他们回来的汇报，荣宗敬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

当时，申新9个厂只有无锡的申新三厂情况还好，无锡还有茂新面粉厂有点力量，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德生求援，但荣德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够，没敢答应。6月底的到期款有五百万元之巨，没有二三百万现款是没法解决的。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亲面商，到无锡已是晚上，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话说得很坚决，”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荣家创业之艰难一浮现眼前， 1934年并非他们第一次遇险 ，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三次遇险，1922年冬，他们的债务达300万元以上，遇到上海”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人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350万8元（折合220多万两规银） ，条件非常苛刻，年利息1分1厘半，比一般高出近4倍，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为抵押品， 以转移三个厂所有权作为设定抵押的手续。后来荣德生自述：”借款成功，签字，人人安心，喜形于色。“然而，没有一次危机能和眼前这次相比，考虑再三，他决定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年荣伟仁早逝，荣德生痛苦地说上次挽救荣氏企业是荣伟仁的功劳。）荣德生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11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与张公权商量，得到回话是：”有物可商量“。他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赶凌晨4点的火车去上海，到上海只有7点多。9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两家银行押解500万元。

16家往来钱庄的老司务或学生，一夜没有离开上海江西路申新总公司的大门口，知道荣家有了办法，才各自散去。人们当时普遍认为申新资负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太多，无力清偿，再加之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过去举债扩厂，全力发展，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 切都完了。荣德生魄力虽不及乃兄，但脚踏实地，说话可以算数。

王禹卿只干了几天，就感到申新这个摊子难以维持。他当时个人资产大约一二百万，担心连累自己，不愿继续做下去。为此，他和荣宗敬在总公司吵了起来，荣宗敬认为王禹卿既然答应了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吵到后来，愤怒的荣宗敬手击桌子，击碎了玻璃台板。正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李芸侯过来，连忙把他们劝开。

对于申新开出来的支票，银行方面一定要有王禹卿签字才肯认账，然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两家银行只付到280万元，王禹卿就拒绝签发支票，其他贷款就此止付，申新开的支票都吃了退票，这一天就是1934年7月4日，申新搁浅。

7月13日，《新闻报》正式发表《荣宗敬启事》，年过60的他自称年迈多病、精力不继，从7月1一日起请王禹卿为总经理，李升伯主持纺织部，陆辅臣主持面粉部，深恐外界不明真相，特此启事。

这个启事虽然见报，但王禹卿和李升伯还是不愿干。无奈之下，荣宗敬只有复职，7月20日，他给各钱庄去信，表示自己不得已复职：”从事整理工作，对于前欠款项不论抵押、信用，自当一律偿还。“

荣家与《申报》老板史量才有交情，《茂福申新总公司卅周纪念册》首篇序言就是史量才写的，对荣家事业评价很高。申新总公司会计部有个职员陈述昆，经常与史量才一起看戏算是戏友，荣宗敬就让他找史量才，想通过史量才向金城银行等”北五行“借款。史量才当即打电话和金城银行经理商量。过几天，他约荣宗敬去家里谈，提出资金由他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北五行“协商解决，但申新得在组织上彻底改组，废除总经理，改设董事会，荣宗敬为董事长，上述银行及各钱庄各推一个常务董事，共同处理日常重要事务，其他一般董事由申新股东及各债权行庄推选。厂务方面物色一个总工程师来统一领导 ，做到统一品质、降低成本。

他还劝说荣宗敬让两个儿子出国深造。史量才说：”企业如果不能公私分明，破除面情，困难就难以彻底解决。“

事后，史量才对陈述昆说：”荣宗敬的家族观念很深，没有革除旧一套的决心，所以要求北五行支援资金也没有成为事实。“荣宗敬把企业看做是自家王国，他所津津乐道的无限公司组织形式，其实就是家族统治。史量才的意见，他当然不会接受。（以后银团接管申新，荣宗敬本来只处于监察地位，但他认为体面攸关。当年12月18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棉业研究会开会得出结论，荣宗敬家族观念太深，他的子侄辈分掌各厂实权，难以交出。）

对于荣氏企业为什么不能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荣伟仁告诉代表中国银行参加申新银团的姚崧龄，申新之所以有今天，全靠荣氏兄弟声誉，才有号召力量，如果改组为有限公司，荣氏不能整个负责，申新对外信用，不免减色。

可怜大王 艰难创业

从1934年6月以来，荣宗敬不断向南京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都写过信。薛明剑奔走宁、沪，与汪精卫、陈公博折冲，遍访各界要人，请他们支持维护民营工业，并得到吴稚晖、史量才等人的帮助。荣家希望能发行公司债券来渡过难关，荣德生到南京当面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出这一要求。汪精卫答复是交给实业部办，实业部则说派人到上海调查之后再说。

当年7月，实业部提出《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由李升伯执笔的报告书对荣家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报告书认定申新已资不抵债，负债总额达6376万元，全部资产约5903万元（其中固定资产3723万元全部作了抵押借款的保证品），过去都是以借债还债、利上滚利的手段应付债权，近年借债困难，则靠签发远期本票和预约栈单来周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困难越来越大。报告书严厉批评申新无组织、无管理，经营毫无系统，结论是：”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面甚多。长此以往，为害更烈。“报告书提出两条应对方针：一是由政府责成该公司速行清理，以6个月为限，如果清理不成，由政府派员清理；二是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各厂，以6个月为限。6个月后，依据公司法成立新公司，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政府应借给申新300万元作为营运资本。

实际上是实业部长陈公博想乘人之危，盘算由财政部拨款300万元接管申新，变成国营企业，其理由很冠冕堂皇，维持荣氏是一事，维持申新事业又为一事。申新如今已资不抵债，荣宗敬信用已失，如果仍以他为中心，无法维持。

荣宗敬对实业部不说”救济“而说”整理“大为不满，得知这一消息，更是气愤难忍，”实业部想拿三百万元来夺取我八九千万元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他给孔祥熙、蒋介石写信，发出”民商何罪，申新何辜“的呼号，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还有一句硬话：”在民商毕生致力于此，为不忍坐视事业之崩溃，鞠躬尽瘁，又何敢辞？“

对于这个报告书，荣宗敬当然不服，1934年8月6日，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

”平心论之，组织不健全，管理不妥善，无可讳言；岂有无组织、无管理，而可创办二十一厂，奋斗三四十年者？“

同一天，他给薛明剑写信说：”创业易，守业难，三十余年如何过去，不可专家一评而前功尽弃。我做事专家尚未入学，可笑，可笑。“要强的荣宗敬面临一生中最严峻的一次存亡危急关头，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同情他的实业部商业司司长张翼后说：”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此时，无锡籍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再次拔刀相助，亲自给汪精卫、陈公博孔祥熙等人写信，而且直接写信给蒋介石。1934年7月18日，正在牯岭避暑的蒋介石复电，对于维持荣氏兄弟实业事，已告知孔部长，孔祥熙已回复：”荣宗敬事极表同情，自当设法维持。“财政部确实派人到上海调查，并且与实业部意见不同。7月27日，吴稚晖给汪精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弟以成败论英雄，觉营业之开展有如荣宗敬、陈嘉庚诸君，其才必非寻常，维持其业，并当维持其人。棉业而有荣先生，为值得维持之一人。“

对于实业部想借”整理“之名将申新收归国有，无锡纺织厂联合会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表示反对，且对实业部的估价也表示异议，认为其低估了申新资产。无锡申新三厂、天津市纱厂业同业公会河北省各纱厂都公开表示，人民毕生惨淡经营的实业，如果政府乘人之危收归国有，于法于理都令人心寒，以后还有什么人再敢投资实业？

如果不是财政部、实业部之间出现分歧，孔祥熙不愿陈公博得到申新这块大肥肉，不给实业部拨款，这些反对或许统统都会归于无效。”此事，实业部最终没有在行政院会议上正式提出讨论，汪精卫只是口头说：“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

申新侥幸逃过了被国有吞没的一劫，但巨额债务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银行要组织银团来管理申新一、二、五、八这4个厂，消息传到荣宗敬耳朵里，他非常气愤，把一本账簿往桌上一甩，说：“就让他们来管好了！”不过，他心里不服也没有办法，债欠下了，8月15日银团与上述4厂签订“补充应运借款合同”，除了监督资金使用，银团从人、财、物三方面进行全面控制，连经营管理包括买棉花这样的事都抓在手里。荣宗敬当然很不高兴，每天到总公司来上班，自己创立的4个厂却不能做主了，他情绪很坏，常发脾气，一次看到送来印有银团字样的栈单，他竟把栈单撕掉，愤愤地说：“我没有办法管了，一切让你们管好了！”8月31日，他在写给陈光甫的信中抱怨说：“眼光手段，各人不同，以支配一二万纱锭之眼光手段支配二三十万纱锭，其不能游刃有余者情也，亦势也。”

参加过银团的姚崧龄回忆，中国银行派花纱业出身的朱树吾专管购买原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派留日学纺织工业出身的童侣青管理棉纱推销，“总公司最初并不十分合作。”所谓“总公司”就是指荣宗敬。

申新六、七、九这几个厂，虽然也由银团垫款营运，但银团只处于监督地位，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情况有所不同……

创业不易，守业也难。1934年8月1日申新内部组成“申新改进委员会”。8月4日，荣宗敬在写给吴稚晖的信里黯然说：“以后唯有埋头苦干，死里求生，一身做事一身当，不敢再作种种幻想。”申新的制度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上海当时最有名的会计学家、创办立信会计事务所的潘序伦受托，花两年时间给申新总公司和各厂查账，从会计专业角度出具过一份《改良申新纺织公司会计制度意见书》，提出四条具体办法：一是组织改良会计委员会，二是实行成本计算，三是划一记账方法，四是设立主计处，申新既无严格的成本核算，记账方法也新旧混杂，没有财务审计制度。

但面对金融枯竭，即使有新组织新管理，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荣宗敬认为只要有300万元，自己就可以舒展自如，于是，他不停地想办法，通过史量才找“北五行”的路没有走通，他又安排薛明剑通过黄炎培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钱表示为难，客气地拒绝。他又试图向外商银行借款，也不成。他想通过叶琢堂向蒋介石求助，连回音都没有，他不死心，1934年8月16日直接给蒋介石写信，另外也给汪精卫、孔祥熙等写信，在给汪精卫的信中他提出具体要求，希望统税能准予记账，发行公司债券或由政府担保向银钱业借500万或300万元。结果，统税催逼如故，公司债券毫无眉目。从此荣家对政府不再存有幻想。而各方要债不断，他只有到处请求宽限。1934年12 月17日，“申新改进委员会”主任荣伟仁给华栋臣写信诉说实情：“弟自七月间来总公司，空拳赤手，应付八方，此中苦况，绝非局外人所知。

现在虽到山穷水尽地步，然不得不竭力挣扎，冀打开一条出路。'

到1935年1月下旬，按合同，银团对申新一、二、五、八4个厂的垫款营运期满，如果要继续，银团要作为主体管理工厂， 忍耐了半年的荣宗敬不肯答应，认为银团只能监督财务，不能过问生产，最后妥协，按原合同维持申新一八两厂，二、五两厂暂时停工，4000多工人一下子失业。这是荣氏企业最艰难的日子，此时离他们兄弟筹办第一家工厂 已有35年。

生产面粉 石磨起家

荣氏兄弟为什么会走上实业之路？荣宗敬说自己年轻时崇拜张謇，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茂福申新卅周纪念册》中有一篇《总经理自述》说到他的创业动机，主要是受到洋粉、洋纱倾销中国的刺激，认为衣、食是人生基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就是多办面粉厂、纺织厂。

荣氏兄弟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待遇都是压岁钱2元，月规钱200文。

1896年，他们父子三人和他人合资，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广生钱庄，股本只有3000两，其中荣家占一半。这年哥哥宗敬24岁，弟弟德生22岁。1898 年，3个合伙人因为3年无利而退股，广生钱庄从此成为荣家独资，他们兄弟以后把这一年作为纪念荣氏企业周年的起点。荣德生希望四子毅仁能成为他衣钵的继承者，管教很严，荣毅仁童年时，晚上常陪着父亲乘凉或烤火，父亲把创业的经过讲给他听。

他们为什么会首先选择面粉？

荣德生做了几年钱庄学徒，之后到广东的税务机关当差（在厘金局做帮账） ，来往于广东、香港，看到办新事业有大利可图，于是萌生出自办的念头。经过留心观察，他确定，红一火柴，黑一煤，白一面粉和纱，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其中做面粉最好，因为他发现在204种商品过境税中，只有面粉进口可以免税，处处受到特别照顾，说是供应外侨的“洋人食品”。而且，面粉免征营业税。

往来香港对他的影响不可小看，初到香港如同到了外国，满山灯火、马路、上山的吊车、夜不拾遗的社会风气都在他年轻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1900 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北方大乱，他正好回乡，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埠头都是一片雪白，是装卸面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不如自己来办。

与此同时，在上海经营广生钱庄的荣宗敬发现，在上海和江南各地的汇兑业务中，绝大多数是买卖棉、麦的汇款，其中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和华商阜丰面粉厂办麦的汇款又占大半。“八国联军”进京，上海市面萧条，只有北运的小麦、面粉畅销无阻。长期在荣宗敬身边工作的荣得其问过他，为什么不办别的厂，而要办面粉厂和纱厂？他回答：第一，民以食为天，每个人都离不开；第二，周转快，原料今天进厂，明天就有成品出来。人家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不做米生意呢？他说：我从前做过米生意，曾贩米到天津，蚀去2000元。因为米不同于面粉，没有加工过，所以不容易赚钱。

荣氏兄弟从不同角度得到一个共识， 就是办新事业“吃、着两门最妥”，面粉业可为。

在开办面粉厂前夕，荣德生偶遇一个和尚，给他看相：“你不宜读书做官，气色已露，不是官，不是商，地位高于道府，但是无印。廿五至卅五露头角，四十五大佳，名利双收，以后一路顺风。”其实，真正使荣家事业发展的“不是气色或祖坟，而是战争”。庚子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抗战、内战，都带来市场景气，成全了他们的发展。

庚子年（即公元1900年）的“八国联军”事件，成为荣家办实业的起点。这一年广生钱庄盈余有4900两。有一天，荣宗敬偶然路过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看到荒地20多亩，一水潆洄，交通便利，是个较为理想的厂址，商得弟弟同意，着手购地集股。1928年，他回望创业起点时感叹，如今到无锡西郊，见有烟囱干云、机声轧轧，谁不知茂新一厂，可是，有谁能想到30年前这里还是荒烟蔓草、人迹罕至的太保墩？追忆前尘，不禁有沧桑之感。

做过广东税务局总办的朱仲甫是荣家世交，正好卸任闲居，也想做点事，他们商定集股3万两，各认一半。以3 000两为一股，兄弟各以3 000两人股，另外再集9000两。实际招到了13股，取厂名为保兴面粉厂。当时全国面粉厂只有区区四五家，他们去参观取经，连主要的轧粉车间都不让进。到1902年保兴正式投产时，全国开工的面粉厂也只有12家，其中属于民族资本的8家，保兴是规模比较小的一家，只有4 部石磨、3道麦筛、2道粉筛，但是以法国石磨配英国机器，价格比较便宜，可以互补不足，而且有60匹马力的引擎当时也是较为先进的。办厂之初，荣德生在这方面就显示出过人天赋。1921 年～ 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称荣氏是中国面粉工业的创始人。

无锡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山有水，山有锡山、惠山、龙山、灵……有太湖、京杭大运河，西南面紧挨烟波浩渺的太湖，大运河穿城而过，其他各种河道交错（现在有许多河被填了修路，成了死水），水道畅通，加上地处苏南，是长江三角洲最好的位置之一，交通便捷，无锡自古繁华。1905 年，荣氏兄弟办企业不久，沪宁铁，路沪锡段通车，一下子缩短了两地的距离。无锡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不仅有地理原因，无锡人性格中喜欢独立、创造、爱好自由的精神，也自然地变成企业精神，加上无锡有长久的商业传统，容易形成风气。吴稚晖有个说法，无锡人富于“两发主义” ，第一是“发痴” ，第二是“发财”。要成一番事业，如没有发痴的坚决毅力，必致中途失败；任何事业不抱有“发财”希望，即无百折不回的意志。这就不难理解，南通只有一个张謇，而无锡不止荣氏一家，至少还有杨家、唐家、薛家、周家等企业家族，它赢得“小上海”之誉并不偶然。

但是当荣氏兄弟在1900年创业时，无锡风气未开，先是地方士绅告他们擅自将公田、民地圈人，官府查对并无此事。这些人又告保兴面粉厂的烟囱妨碍文凤，还有谣言说烟囱要用童男童女祭造，才竖得起。官司从无锡打到常州，又从常州一路打到南京，靠了合伙人朱仲甫的官场人脉，最后两江总督批示：“土为四民之首，立论尤当持平，烟囱既隔城垣，何谓文凤有碍？”保兴面粉厂不仅获得10年专利，听说无锡知县还为此被摘了顶戴。

1902年2月，保兴面粉厂正式生产，一个日夜可出面粉300包。当时无锡土粉行很多，本地面粉需求只有一二百包，但浙江、上海一带酱园业需要的面粉都到无锡装船，外销面粉量很大。因为市井传言机器粉颜色很白，里面掺和有毒的洋药；所以，他们还要加上土粉才能销出去。1903 年，面粉厂没有大的起色，合伙人朱氏见无利可图，提出退股。荣氏兄弟表示荣姓股份绝不出让，反而增股到2。4万两，占了近半数，成为最大的股东。此时股本扩大到了5万两，又添了新机，改名为茂新面粉厂。到1905年，每天有500两的盈余。弟为经理，在无锡管厂。兄为批发经理，常驻上海，主要管广生钱庄。荣德生每天只睡6个小时，早起晚归，心情却很愉快。

荣氏兄弟的事业从4部石磨开始，等到石磨改成钢磨，大如圆桌的石磨才宣告退休。1910 年拆下后，先放在厂里，梅园建成，就被移了过去。4部石磨，一共8爿，设在豁然洞旁的小广场，正好是8张茶桌。1964 年，其中4爿分别为南京和北京的博物馆收藏，留在梅园的4爿“文革”中被砸毁。2007 年2月初，我在梅园“乐农别墅”前看到的三张石桌，就是幸存下来的十四片碎片按原样用铁箍箍成的三爿石磨。它们不仅是荣家事业的见证，也成了中国企业史上的重要文物。

茂新最早的厂房已被日军炸毁，现存建筑是1946年重建的，包括麦仓、制粉车间、粉库和灰色的三层办公楼。车间外，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两台圆筒状的扬麦机（除尘器），以及两条依墙而立、高达9米的螺旋形转梯，这是当年从英国进口的原装设备，面粉打包后就是通过转梯从五楼滑到一楼，然后用小推车推走。厂区紧挨码头，遥想当年，闻名退迩的绿“兵船”面粉就在这里装船，运往全国甚至世界各地。

茂新面粉厂旧址，作为民族工业的发祥地，现在已成为“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只是已变得浑浊不堪。

面粉大王 异军突起

从1906年到1908年，茂新连续三年巨额亏损，主要原因是国内麦收不佳，美国面粉倾销，麦贵粉贱，无利可图。1908年，荣家面临第一次经济危机，荣宗敬因卷入投机风潮，亏本5万两，牵动钱庄资本，广生钱庄摇摇欲坠。摆在他们兄弟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求助朋友，帮助苦渡难关，但这条路很难，债主纷至沓来，往来行庄都不信任他们，荣德生自称这是入市以来最困难棘手的一次。二是将钱庄歇业，集中力量办工厂，兄弟两个商量，决定保茂新、振新（ 1907年他们与别人合伙在无锡开办的纱厂） ，不保广生。他们从此发愤用力，专心办厂。作出这个选择毕竟是痛苦的，钱庄是与父亲一起创办的，是他们创业的起点。

1909年，茂新虽然还能开机，但有些股东不相信这个厂还有转机，就将票面价100两的股票以10多两出售，荣宗敬只用200两就买下14股。

到1910年，茂新因为机器新，面粉品质好，营业出现转机，开始使用“兵船”商标，还在这一年于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得了三等奖牌，荣宗敬深感荣幸。（直到1923年5月，“兵船”商标才在商标局正式注册。）1912年，茂新再次因资金周转困难、原料跟不上，陷入困境。荣德生自述这是创业以来的第二次风险。正在危急之时，听说无锡到了大批川麦，各厂因市面不好，不敢放手进货，货主急于回川，愿意赊欠，等面粉卖出再付款。靠这批麦子，他们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这一年，面粉业兴旺，茂新扩大生产，又添新机，又建厂房。“兵船”牌开始走俏，成为面粉市场的名牌，价格超过阜丰出产的名牌“老车”。

当人人为茂新面粉叫好时，往往只想到是美式机器好，而不知荣氏的奧秘是在选麦子上，他们把熟坏麦都剔去了一年下来，茂新大大贏利，还清历年所有欠债，还盈余数万两，荣氏在面粉业的蹿升由此开始。茂新面粉在开机生产10年后异军突起，从此信用大著，销路大增。

在上海创办的福新面粉厂， 继续沿用“兵船”商标。荣家之所以把面粉企业从无锡开到上海，起因是1912年的面粉旺市，茂新负责办麦的浦文汀、负责销粉的王禹卿两个人，一个办麦很有经验，在麦号中有信用，一个销粉很有办法，他们都是荣氏面粉厂的得力干将，不愿长期做伙计，私下合计另外办厂， 但资金不足，和各自兄弟（王尧臣、浦文渭）一起只凑起2万两，在上海看好了一块地，光是厂房建筑费就要4万多两，还要买机器和流动资金。事为荣宗敬所知，他没有责备浦之汀、王禹卿，只对他们说自己愿意合伙投资，和他们一起办新厂。

以后，荣氏企业集团的“三姓六兄弟”之说由此而来。荣氏兄弟共同出2万两，一共4万两，还是不够，荣宗敬出面向熟悉的茂生洋行订购机器，分期付款。福新就这样在上海办了起来，1913年开机，品牌借用“兵船”，牌子硬，货没出来，就已被订购出去，货款预付，周转金不用愁。办麦也和茂新搭在一起，信用、关系一切现成，购进麦子，付的是上海7天期的商业汇票，小麦当天装船运到上海厂里只要一个晚上，再有一天就变成了面粉，此时批发部已收到预付的货款，兑现汇票在时间上还绰绰有余。所以，福新一开厂就很顺利，几个月就赚了4万多。荣浦、王三姓六兄弟合伙的福新系统在上海滩迅速扩张，福新二厂三厂、四厂接连出现，1916年开始筹办福新五厂，伸展到了汉口，在上海则一直开到八厂为止。

源出太湖、穿越整个上海市区的母亲河苏州河沿岸，荣氏企业的烟囱一个又一个地冒烟，福新各厂商标沿用“兵船”为主，加了一些其他品牌，比如福新五厂的“牡丹”，福新七厂的“天竹”、“渔翁”，福新二厂的“寿”等。荣德生以后在1917年的记事中不无得意地说，昔日老友此时都当上了经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带来的空前机会。荣氏兄弟嗅觉敏锐，荣德生到70岁时回想起来内心还很满足。大战一起来，他在1916年就认定可以放手做纱、粉，原因很简单，都是必需品。

也正是世界大战给中国面粉提供了出口机会，国外向茂新订购“兵船”面粉，一次就是几万包甚至几十万包，“兵船”走向英、法、澳大利亚和南洋各国，“兵船”面粉成了中国出口的标准粉。因为供不应求，价格大大上涨。1926年，“兵船”面粉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奖状，上海面粉交易所规定以“兵船”为标准粉。

荣氏兄弟遇上了一个天赐良机，在他们创业之初，中国面粉企业只有寥寥几家，到1915年之前也只有73家，而从这一年到1921年的7年间一下子出现了81家。中国从一个面粉输人国变成了输出国。1914 ～ 1918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以租办收买、扩建等方法，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之后，这个势头才慢慢缓下来。

1913年，茂新拥有美机钢磨24座，日产5 500包，1918年又添了12座，日产达到8 000包。因为生产不过来，他们还租用了无锡惠元面粉厂， 称为茂新二厂， 1919年又自己办了茂新三厂，另外还租过泰隆和宝新2家面粉厂。整个无锡一共才5家面粉厂，有4家是荣家的，占资本额的80％。山东济南靠近原料产地，他们又新开茂新四厂，仍以“兵船”为商标，只是加上黄、绿、红、蓝、白等不同颜色。为了拓展市场，他们在每个环节都动足了脑子，比如提高代销佣金，比如在面粉袋里放铜圆，作为“彩头”。就是他们用的粉袋也要比其他厂的大而且布质好。

到了1921年，荣氏兄弟已有茂新、福新共计12个面粉厂，从最早的4部粉磨增加到301部，每日夜可出面粉7。6万多袋，占全国面粉产量的23。4％、全国民族面粉业资本的31。4％ ，生产能力扩大了250多倍，发展速度之快，放在整个中国企业史上都是空前的。（到1936年，茂新、福新12个厂每日夜可出面粉9。65万袋，占全国（关内）的32。7％。）

1916年，荣德生自印《理财刍议》，主张多办工厂与世界经济竞争，国人已经把他们看做大实业家。进入1919年，茂新福新成为中国面粉业的龙头，“面粉大王”

（“麦粉王”）的名声就是这时传开的，但荣氏兄弟丝毫也不敢懈息，荣德生还是和以前一样低调，毫不自夸，而且勤俭不改，事必躬亲，了解他的人都很推崇他。他常说自己并无大资本，更没有依赖他人，完全靠兄弟同心合力，靠勤劳耐苦，专心事业，力谋扩充，造福人群，才有今天。他说办企业是为社会造福，不是为自己享福。

他本人与同事。工人同甘苦，大家无不敬服。

他们在本国的竞争中已处于绝对优势，每年冰冻封港前，北方粉庄向上海大量抢购面粉，一次就要一二十万包，小厂根本没这个能力，即使阜丰这样的大厂有时也应付不了，加上“老车”牌在北方不如“兵船”牌吃得开，所以北方的大订单常常是他们的……上海靠海，水路运费比陆运便宜得多，面粉北销从上海装船到天津，再转华北、东北各地，反而比靠近天津的济南运费更低。本国麦子不够，要从国外进口洋麦，他们要的量大，整船运来，成本也便宜得多，出口面粉时整船运出，同样水脚便宜得多。荣氏企业之所以一路扩大规模，有他们的精心考虑。

纺织大王 当之无愧

荣氏兄弟在面粉业大展身手的同时，在纺织业也得到起飞的机会。早在1905年，他们就和同族荣瑞馨等人合伙，在无锡办了振新纱厂，1907年2月开机，所产“球鹤”纱曾经风行无锡、常州等地，可以与日纱名牌“蓝鱼牌”相匹敌。荣德生担任振新经理，有意扩大振新，甚至想办4个纱厂，从无锡发展到上海、南京、郑州，将3万纱锭扩大到30万。1914年秋天，他到原料产地郑州选好了厂址，但他没有决策权，董事会上听了他的想法，其他股东惊慌地说，照这样赚钱，股东永无希望拿到现钱。

他回答：“要拿大钱，所以要生产，照3万锭能赚几何？”而当时的纱厂还没有一家超过3万锭的，所以在大多数股东眼里已经很大。此事堪称企业史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故事。就在此时，大股东荣瑞馨指控他账目不清，甚至打起了官司，虽然荣德生打赢了，但合作很难继续下去，最后荣氏兄弟选择退出振新。

申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全称是“申新纺织无限公司”，资本以他们兄弟为主，共投资30万元。1915 年，他们买下苏州河边周家桥24亩地，一个废油厂的旧址，四周一片荒地，没有街市，连马路也没有。等到申新出现，附近才陆续有了店铺，土路也变成了柏油路，周边的繁华从老照片上可以感觉到，厂门前两旁的行道树虽然新种，店面楼房却很气派。

1916年，申新开机时只有12960枚纱锭，规模不如振新，但是，正如申新大门口的“业精于勤”横额所说，荣氏兄弟有信心。他们采取无限公司形式，就是吸收振新的教训，痛感有限公司股东的束缚太大，一旦意见分歧，没办法发展。无限公司没有董事会，股东会没有大权，总经理掌握全权，也就是权力集中于荣宗敬一个人。

无限公司股东的股份只能转让给内部的股东，章程规定“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于其他人。”而且企业可以随便改组，有利于他们兼并其他股东，特别是小股东，运作完全以荣家为中心。

申新开办，赶上了中国纺织业乃至整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开机就贏利。1917年，他们买下日商“恒昌源” ，改名申新二厂。中国自有纱厂以来，华资企业被外资买下的屡见不鲜，外资纱厂被中国人买下，荣家几乎是唯一的，这也是中国棉纺工业史上华商纱厂购并日商纱厂的唯一例，成为当时华商纺织界的荣耀。1919年，他们集资150万在老家无锡筹办3万锭的申新三厂，因为荣瑞馨不希望振新纱厂的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从中作梗，费了一番周折，靠了张謇的帮助，江苏督军齐燮元关照无锡当地县长，好不容易才办成。却因为世界大战，他们订购的机器姗姗来迟，到1922年1月31日才正式开机出纱。申新三厂横跨无锡的梁清溪河两岸，东岸是纱厂、布厂，西岸是公事房、职员宿舍，及发电、轧花修机等部，有桥相通，南通太湖，北邻运河，离铁路线很近，位置很好，设备精良，鼎盛时有工人6000、职员120多人，许多管理制度的创新、劳工自治区等都由此试验。

有人说，面粉和棉纺对于荣家，如同车的两轮、鸟的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903年保兴改为茂新时，资本不过5万，到1922年已拥资1 043万，19年中增长207。 6倍，其中荣氏兄弟俩占全部资本的70％以上，面粉厂从一个发展到12个，有员工2025人。截至1921年，荣家的纺织厂也从1个发展到了4个，有10850名员工，19万枚纱锭，日出纱500件，布6000匹。与1918年相比，1922年全国棉纺业的纱锭数增加了1。1 倍，申新是9。4倍，全国织布机台数增加了1倍，申新是1。7倍，占有全国民族资本纱锭的20％，布机的28％，成为中国纺织业当之无愧的首席代表。

1919年，荣宗敬在上海江西路58号买下2。8亩地，1921年造起一座英国城堡式的办公大楼，称为“三新大厦”。建筑耗费35万巨款，由各厂分派。此前，茂新批发处先是附于南市的广生钱庄，后迁到三洋径桥临江里，没想到20年后，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有如此气派的办公楼，这在当时还是少有的，大概只有大生集团在上海建的南通大厦可以相比。2008年1月的一个黄昏，我在江西路上找到这幢见证了荣氏企业盛衰的三层办公楼，即使今天看来规模仍不小，因为顶上插公司旗的小塔楼消失了，我一时心存疑虑，仔细对比了老照片才敢确定。

《茂福申新卅周纪念册》上说，总公司的地位如同人体的头脑，各厂是“五官百骸”，总公司对各厂一视同仁，希望它们平均发达。他们的关系比唇齿还要密切。

总公司下面主要有两个账房，一个外账房，办理进货、出货的手续单据，并向各厂汇报，另一个银账房则专管银钱出纳和资金周转。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分别经营，会计独立，各有股本，照股分红，厂长总揽厂务，分别负责，但各厂的采购和销售成品，都要通过总公司，总公司简直就是申新的花纱布市场和福新的麦粉市场。那时的电话号码很杂，无锡茂新一厂、三厂是两位数，二厂是三位数，济南茂新四厂是四位数，福新、申新各厂的电话有三位数，也有四位数。茂新面粉、福新面粉、申新纺织总公司的电报挂号是5399，总经理室电话1053，总办事室和储蓄部2538，五金部6293，银帐房4584，规模和做派上俨然都已是一家现代型企业。苏州河畔，荣氏企业星罗棋布，市场遍及全国，远到海外。

每天中午，上海的各厂长一定都要到总公司向总经理请示，总公司说到底就是荣宗敬个人集权的体现和他威望的化身。48岁的荣宗敬第一次在可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厅开会时，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国内舆论界把荣氏兄弟誉为实业界的“骑士”，日本的小学课本中有专文介绍荣宗敬自强不息的创业故事他豪气万丈地说：

“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一贯低调谦虚的弟弟也不无骄傲地说：“事业几满半天下。”

1921年以后，中国的纺织业开始走下坡路，从这一年到1931年的10年间，华商纱厂改组、出租停工、出售、归债权人接管的共有52家，荣家却不断收购或添资扩厂，从1925年到1931年的6年里，申新从4个厂扩展为9个厂，我称之为中国企业史上独具魅力的“荣宗敬速度”。1925 年4月，穆藕初创办的德大纱厂归了他们，改为申新五厂。1929 年1月，他们购进英商东方纱厂， 改为申新七厂。同年，他们在申新一厂旁边新建申新八厂。1931 年初，他们又买进有6。9万枚纱锭的三新纱厂，改为申新九厂。同年10月，买进上海厚生纱厂，补了申新六厂的缺，原来的六厂是在常州租用的。申新9个厂纱锭达到52。15万枚，布机5000多台，雄居全国纱业首席。这一年荣宗敬59岁，离他50岁50万锭、60岁60万锭的宏愿已不远。

几十年后，黄裳到无锡采访荣德生，还在访问记里感叹：“申新已经有了九厂，振新却还是振新，寂寞地留在了无锡。”

申新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是荣家“面粉大王”地位已确立，老牌的“阜丰”等都被甩在了后面，加上原料小麦不足，国产小麦只能满足半年生产，洋麦供应也只能维持两三个月，本国的面粉厂生产力已经过剩，这一块不再发展。福新曾计划办第九厂，在上海买了100多亩地，靠近铁路，水陆交通发达，厂房图纸也出来了，但计算下来，还是原料供应不上，最后放弃。纱厂方面则还有发展空间，而且竞争激烈，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在中国开了许多纱厂，外资纱厂的纱锭远多于本国资本，喧宾夺主，雄心勃勃的荣氏兄弟有意顶上去，不断扩大申新规模，增强跟外商的竞争力。

申新的“人钟”牌棉纱成为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标准样纱，人钟纱、人钟布、人钟线一度风行，申新的自办刊物就叫《人钟》。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学生参观交易所时，目睹以“人钟”牌纱为标准。“人钟”牌受到欢迎，市场上出现了假冒，申新曾发表启事抨击鱼目混珠、以伪乱真的恶劣行为。申新厂多，有的好货色不愿用各厂公用的“人钟”商标，纷纷自创品牌，“宝塔”、“铁锚”、“龙船”、“仙女”、“美人”、“四平莲”、“好做”、“特别好做”等相继出现。申新三厂的“好做”牌，用花、拼花、用料，都是荣德生亲自配准，其拉力、颜色上乘，受到各布厂欢迎，价格高，不与纱布交易所出入。到1924年，因为“人钟”牌质量下滑，纱布交易所决定改以统一纱厂的“金鸡”牌为标准纱。

借鸡生蛋 以蛋孵鸡

李国伟回忆，荣宗敬常对他们说：“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李国伟将自已主持的汉口申新四厂，清花、粗纱、精纺、摇纱四部门日夜两班，分别以“和衷共济，力求进步”这八字作为班名，以之支持荣宗敬的经营作风。

荣德生自述多年用功研究西方经济学说，调度经营超过一般工商界人，能预见市场的变化，稳妥地对付各种情况。辛亥革命前后，荣氏兄弟北上南下，考察湖州、杭州、蚌埠、济南以及苏北、河南、湖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处，对小麦、棉花的生产，面粉、纱布的销售都进行仔细调查。荣德生经常自诩，自己经营的事业得力于选择原料，在选择麦子、棉花上都很讲究。

茂新面粉的质量就是从原麦抓起，凡是受潮、可能起霉变的小麦全部不要，在比较了全国小麦之后，他觉得四川麦子质地最好，所以主要选用川麦做原料。选麦子的秘诀他是偶然发现的。1911年各地水灾，他有一天在无锡惠山喝茶回来，偶尔看到夕阳返照，墙上水痕有三四尺高，马上想到堆栈里有些麦子可能变坏了，取样一看，果然如此。从此，荣家麦庄和粉厂不收。不用潮坏麦，就是掺杂石砂的麦子，也要雇人逐粒剔出，绝不苟且。

从1903年在江苏产麦区姜堰设立第一个麦庄起，荣氏企业先后在安徽蚌埠、山东济宁、江苏泰州东台、扬州、常熟、镇江等地设立麦庄。面粉规模扩大后，一旦新麦登场，就会大量收购，规模小的企业只能随购随做，等到市场上没有麦子，就只能停产，而茂新、福新不会有这个问题，可以长期生产。

国内小麦的市价行情也要看他们的出价，如果小厂先开价，等他们开价更低，厂就吃亏了。如果他们开价低，各地粮行不肯卖，行情定不下来，他们可以指示不收货，迫使降价，因为内地粮行大都资金不多，不能大批存货，长期兜行情，小麦又源源而来，每天大量吃进，必须放出，否则会把资金搁死，周转不动。所以，他们最多观望几天就会屈服。茂新面粉厂早就联合上海、无锡的7家面粉厂，组织了“办麦公会”，1908年他们集体确定“办麦规条”，一直保持共同进退，控制麦价和粉麦换价。

每当新麦登场时节，他们就有意抛售面粉，来压低粉价和麦价，上海的粉价一跌，各地粉价、麦价随之下跌，他们就可以买到廉价的原料。这是当年福新一厂 厂长浦松泉透露的生意经。福新在各地设有自己的麦庄，但什么时候开始收麦，价格、数量都要等上海总公司麦务部的电报，麦务部对各地麦庄的指示则根据上海面粉市场的起落，有利时就指示收，不利就指示停。收麦一般通过当地粮行，佣金不过1％ ～1。5％ ，粮行则通过乡行，也不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因为需要量大，他们对乡行、农民又不够了解。

申新公司收棉花也是如此，在江苏太仓、常熟等产地都设有收花处。荣宗敬的一个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出别人的弱点，抓住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市面银根紧时，他大量抛棉花，月底交割时逼对方收现货。如果手中没有现货，他便调大量车辆到申新各厂的仓库运存棉来交付。上海市场棉价 一跌，全国行情跟着下滑。这时，他命令各地分庄大量收花。上海抛出一万担， 各地收进几万乃至十万担。到1929年以前，荣氏企业办麦处、办花处和批发处遍布无锡、苏州、常州、镇江、南京、太仓、杭州、平湖、常熟、扬州高邮、姜堰、泰州、济南、九江、汉口等地。

“建厂要力求其快”就是前面提到的“荣宗敬速度”。“设备力求其新”，就是时时重视更新机器，这一点即使实业部在 1934年7月以贬为主的调查报告书中也承认，荣家无论是自办厂还是收买的厂，起初都规模不大，设备简陋，这是时代的原因，他们却能随时代的进化，逐渐更换。恒源昌、东方纱厂本来设备老旧，多年后再来看由它们改造而成的申新二、七两厂就大不一样了。荣宗敬本人虽不懂新设备、新技术，但他相信外国机器，早年他曾为振新纱厂买了先进的发电机，装的马达在当时内地工厂中是第一家，安装后效能非常好。追随他多年的荣鄂生说：“宗先生脑筋新，真是了不起。”在荣氏兄弟心目中，原料好，机器新，就能赚钱。

荣宗敬经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订购机器。由于早年订购机器能严格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分期付清，绝不拖欠，建立起了良好信用。以后，他们就用这个办法大量买机器，不断更新设备、扩大规模。1916 年，荣家派荣月泉到欧美实地考察面粉、纺织工业，在美国订购了最新式的面粉机器。荣德生说哥哥“添机成癖”，其实两人在这一点上想法一致， 他也喜欢新机器，他们都觉得与其留着现钱，不如多添机。

他女儿荣漱仁回忆：“我父亲和伯父都具有兴办工业的信心和决心，所办各厂大多由小而大，从租地、租屋、欠机、添机人手。平日财无私蓄，一切资金除拨出一部分作为地方公益和建设之用外，全部放在企业的营运上面，一有盈余就力图扩大再生产，从没有其他置产、谋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他们两位老人家都时时刻刻不忘记添机建厂，更新设备，使用新式机器，同时又常常注意机械的维修保养。事实教训”了他们，机器新、管理好、成本低，才能赚钱，否则就要亏本。就是使用外国机器，也要悉心研究体会，懂得它的性能，才能发挥机械的全部能力。“在引进外国设备上，荣氏兄弟动足了脑子，重大项目一定派技术员前去考察，再三比较设备优劣，价格高低。

和哥哥相比，荣德生求稳健，不赞成全部用外国的，认为都到外国买新机器那是买不起的。为了节约，一般成套设备只引进外国的主机，配套的辅助设备力求自造。甚至按实际情况改进外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往往比原来效果还好。比如使用美国产的面粉机产量、质量都上不去，荣德生组织工程师研究，发现设备是针对美国小麦杂质少、清麦设备要求不高的特点设计的，而中国麦杂质泥灰多。于是他们自己进行改进，加添5号直立打麦机和风箱等装置，同时加添自行仿造的圆筛，增置荞麦机。面粉日产量从2400包提高到3400～3 500包，质量也提高了。1937 年4月，荣宗敬在元锡申新三厂股东会上提议添机，荣德生知道财力不足，又不便当面违背兄意，就说预备自造。他在无锡自办了一家公益机器广。

”扩展力求其多“，是指荣氏企业滚雪球一 样壮大，并无雄厚的大资本作后盾，而是靠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靠他们在金融界的信用。1914 年荣宗敬42岁生日时，弟弟到上海祝贺。荣宗敬说办厂就和滚雪球一样，只能往前滚，不能停，这样，别人还在犹豫，自己已发展壮大。他的愿望是自己50岁时拥有50万纱锭，60岁时有60万锭，70岁时有70万锭，80岁时有80万锭。弟弟也认为”要拿大钱，所以要大量生产“。

办钱庄出身的荣宗敬，不断向行庄借款来扩大企业。他曾对金融界的人说：

”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他至少以个人名义在7个钱庄、2家银行、1家保险公司有投资，以公司名义在3家银行有投资，多的几千股，少则几十股，包括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他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始投资20万，后来增加到45万，成为大股东。他也是中国银行的董事。对他喜欢在银行、钱庄搭一点儿股份，他弟弟和其他人都不太理解。他对身边的人说：”他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还早呢，我搭上一万股子，就可以用上他们十万、二十万的资金。“有一事可以说明，1928年2月23日，因为荣宗敬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有一些误会，但两人毕竟交情不是泛泛，陈写信给济南分行经理、后来做了福五、申四副经理兼营业部主任的华栋臣说，当初约荣宗敬人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银行与实业家的这种结合完全是纯洁的，不存在其他念头，更不是交易，事实上，自己多年来对荣氏企业的越权帮忙太多了，七八年中的放款已超过本行资本一半就是证明。按银行章程，以本行股票在本行用款是大忌。如在国外，一查出，就要受法律处分。

除了寻求银行、钱庄的支持，荣宗敬解决资金的另一个秘诀，就是”肉烂在锅里“。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人家关厂， 而你却一片片多起来？他回答：”我是有钱就要开厂，人则有钱就分掉。“这其中道出了荣氏企业发展的奥秘之一申新总公司会计部的荣得其证实，申新除了股息，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余不断滚下去，用来扩大再生产，就像烧肉，老汁水永远不倒出来。别的厂就不同，红利都分掉，所以积累不起来。

1913年福新一厂开办时就议定：三年不提取红利，用来扩充企业，股利也存在；厂里生息，以扩大资本。福新系统其他厂以后也按这个规则办。扩充企业基本上没有添什么新投资，就是靠滚雪球的办法。

申新一厂最初只有30万元股本，到1918年为止，把全部盈余红利30万元都加入到股本，只是给股东发了个收条；1919年的盈余红利有80万元，分掉了30万元，另50万元人了股本；1920年盈余红利有97。5万元，只提出7。5万元的零头分派，其他90万元都加了股本；1921年盈余60万元全部添了股本。

这与申新的无限公司形式有很大关系，荣氏兄弟对有限公司的弊端有切肤之痛，荣德生到老都主张无限公司，坚决反对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一旦股东有分歧，就不能发展，而企业经营要迅速抓住时机，容不得半点迟疑和拖沓。荣氏企业后来都采取无限公司形式，荣氏企业能不断扩大和这个组织形式密切相关，重大决策荣宗敬一个人在沙发床上就能决定，有限公司的集权不可能做到这样的高度集中。

1927年，荣氏企业发出《劝告同仁储蓄宣言》，筹集100万银元作为基金，自办”同仁储蓄部“，吸收职工和外界存款，充分运用生息资本。储蓄部采取定期储蓄、定期复利储蓄、定期取息储蓄、零存定期储蓄，零存整取，以及通知储蓄存款、活期储蓄存款、礼券储蓄存款、活期流通存券等存款形式。到1928年，在南京、汉口、无锡、济南等地共设立了37个分部。

1921年后，棉纺业的黄金时代迅速消逝，棉贵纱贱，许多企业包括穆藕初的德大、张謇的大生等纷纷衰落，被银团接管甚至倒闭拍卖。面粉业一度也出现了滑坡，1922年茂新、福新各厂都有亏损（约50万），1923年茂新各厂继续亏损。从1922年到1924年，申新亏损累计已有130多万。在纺织业不景气的时代，荣家反其道而行，申新继续扩大，到1931年达到项点。市面不好，为什么他还要买别人办不下去的厂＾？ 不少人想不明白，荣宗敬却自有想法：第一，收买旧厂比新建厂便宜；第二，对申新来说，添了一家厂，总公司只要添一本账即可，人手 也不用添，工程师、职员都只要从各厂抽调，负担反而可以减轻（买下老厂，旧职员归原主资遣） ，小职员提升几个，薪水又不必马上提高；第三，对总公司来说，只要添一本账簿 ，也不要另设一个经营管理机构；第四，减少一家纱厂也可减少竞争对手，申新并进一家厂，力量更大，竞争更有利。因为产额越多，进料、销货越便宜，管理、营业的费用也越节省。

另有一点，他没有说出来，规模越大，就越不可能倒掉，因为牵动社会越深。

1931年11月1日，厚生纱厂正式移交，当月23日就能开工，这就是申新厂”多的优势，从其他厂分一些职员、技术人员过来，物料甚至连报表之类都可以随时揶移。何况，在收买或租用老厂时，荣氏企业实际上没有付出多少现钱，主要是通过债务转移过户的办法，在银行钱庄账上转一个户头而已。被租办和收买的企业往往都经济困难，可以杀价。1929 年买东方纱厂向汇丰银行贷款200万；1931年买三新纱厂，对方开价40万两，可以欠款，但要先付5万两佣金，荣宗敬手头没钱，就找开钱庄的亲家孙直斋贷款，孙直斋说，多没有，只有5万两，他说正好就要5万两。同年买厚生纱厂，厚生急于出手，出价很低，他手头没钱，同样向原债主几家钱庄押款，实际上没有付款，只是转了个账户。钱庄老板为什么相信荣家，不相信厚生？因为荣家企业多，这个厂不好，还有别的厂， 而厚生老板只有一个厂。

荣宗敬在买下三新纱厂后，常说：“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虽然没有钱，人家肯欠，我就要借。”“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这句话早就成了他的一句名言。在负债扩大这一点上，兄弟俩有共识，荣德生早年就提出“欠人赚下还钱”的想法，这和荣宗敬说的“先借后赚再还”是一致的。1931年底总公司负债超过了4 000万，荣德生将负债扩张称为“借鸡生蛋，以蛋孵鸡”。许多人不理解荣氏兄弟拼命扩厂，他的解释冠冕堂皇：“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况吾国人口众多，而工业生产落后，产品不敷供应，仰求外洋。近年失业者增多，无法找到工作。如此一想，非扩大不可。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

1932年申新的营业报告书说，自1929 年以来，艰难困苦中仍添了25万枚纱锭，2 400台布机。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不知荣宗敬有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没有说破，申新规模越大，银钱业就不得不给它放款。有人说，对于银行、钱庄，申新“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申新困难时，有一家银行借给它40万元，还不敢对外人讲。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给茂新的款非但不收回，还继续借钱给它发工钱。

即使1934年的那次大危机，银行其实也没有按借款合同严格执行，只是想维持申新不倒。申新债务官司最多时，法院给申新贴了很多封条，贴多了，也就没人当一回事。法院为什么不敢把申新关门？因为申新厂多人多，一旦倒下，那么多工人失业，这已经不是荣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会牵动整个上海。

但是拼命扩厂，负债经营，有利也有弊。申新到1931年负债已达4000多万，其中原因，荣宗敬在4月18日中国工商管理协会的聚餐会上说得很清楚，纺织业和面粉业近年来和日、英等国竞争日见剧烈，艰难备尝，加上税项负担过重，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过高。原料品质不佳，工厂管理不科学，还有金融方面利率太高等因素，企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其实，荣氏企业的自身因素也不能忽略，申新短短十几年从一个厂扩大到九个厂，不是有充足的资本，而是靠借债，一旦金融不再输血就会出现重大风险。这是造成申新1934年搁浅的根本原因之一。

申新搁浅 拍卖风波

1934年申新搁浅令荣宗敬元气大伤。此后，他的生命只剩下4年。这要比7年前遭蒋介石通缉的那一次严重得多。

1927年5月，国民党势力抵达长江流域，摊派“二五”库券，要求上海华商纱厂认购50万元。作为上海纱厂联合会主席，荣宗敬不愿接受，表示“各厂营业不振，经济困难，实无力担负”。他们在5月4日的紧急会议上议决，决定勉强认购12。 5万元，由他和吴麟书出面向钱庄暂借，各厂按纱锭数分摊。他还想以10万元了事。

结果蒋介石恼怒，以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平日拥资作恶、劣迹甚多”等借口，密令无锡县政府立即查封他在无锡的产业、荣巷的家产，通令军警缉拿……5月15日下午到晚上，荣家在无锡的企业，车间、磨房打包间、账房、栈房，连煤堆都贴上了封条，在荣巷回字形的建筑里，一家十六七口人被赶到天井。好歹最后荣德生这一边没有被封，封条一直到晚上11点才贴完。刚从上海回来的荣德生又急着赶往上海，劝说倔强的哥哥：“权当火灾，烧了一家工厂，50万相比之下不算多。”

荣宗敬住在上海租界，还可以安然无恙，天天到江西路的总公司上班，租界工部局派出巡捕保护。1925 年12月16日，他在自己家招待孙传芳吃饭是事实，那时孙传芳居有最繁华的长三角，如日中天，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以纱联会名义在家设宴招待孙传芳一行，史量才等作陪。当夜，孙传芳就登轮去了南通，仅此而已。此事，当时的《纺织时报》有过报道。此前3月29日，作为上海29个工商界代表之一，蒋介石曾和荣宗敬握手言欢，承诺要保商惠工，蒋介石只不过找个借口，给点颜色看罢了。

5月17日，上海总商会第二次临时会议讨论了荣宗敬家产被封并遭通缉一事，决议进行援救，推穆藕初、王一亭为代表前往南京。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都出面为他说话。5月21日的《申报》报道，吴稚晖以无锡老乡身份致电蒋介石说，未曾听说荣宗敬依附孙传芳，也无为富不仁之事，何况他首倡实业救国，兴办工厂，历尽艰辛，无锡人的许多优点集于一身。蔡元培在蒋介石面前剖白：“元锡荣氏身为商界巨擘，非为个人谋财致富，而致力社会公益，尤其是兴办教育，称誉海内，堪称张謇第二。荣氏是关心国事、热心社会的实业家，政府理应大力保护，方能安定商界局面。”据说，张静江也为他说了好话。

最后，“库券”如数买了，6月4日，蒋介石下令对无锡荣家启封，并撤销通缉令一天阴云随风而散。荣氏兄弟以后几乎不再提起此事。

到1935年4月，申新的负债总额达到6527.3万元，全部资产只有6219.6万元。债、税交逼，荣宗敬穷于应付，四出告贷，焦头烂额。各厂每月按例交纳的贴费也常拖欠或不交，总公司连日常开支都没有着落，陷人了困境。荣宗敬几次想以面粉厂盈余来支持申新，受到王家兄弟抵制，王禹卿几次写信给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为申新和荣宗敬担保债务，荣宗敬给吴昆生写信，抱怨自己管不了福新面粉系统。

此后，债务讼案不断，荣宗敬采用律师的意见，不断上诉，实际上就是以支付诉讼费来拖延时日，等待转机。他呈请行政院，要求密令司法部转达上海各法院，遇到这类诉讼，设法缓和，不要让他为债主所迫宣告破产。申新企业毕竟牵连10万根烟囱，一旦破产，大批工人失业，会造成社会不稳，这一点南京政府自然明白，1935年7月4日行政院真的给司法部下达了这样一个密令。

就在此时，又发生申新七厂拍卖风波。申新七厂是1928年买下的英商东方纱厂，当时以全部厂基、房屋、机器等价值500万的产业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200万银元，1934年底到期，申新还不出本利，请求转期，愿意交全部利息和押款的一部分，汇丰不答应，不顾第二债权人（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13家钱庄组成的银团，这个厂也抵押给他们了）以及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假扣押的布告，不按中国法律程序向法院申请拍卖，径自以225万的低价拍卖，据说买主有日商背景。

汇丰的理由是按合同到期不赎取，它就有权不经过中国的法律手续任意处置。申新法律顾问过守一认为，按中国的民法，拍卖要向法院申请。按国际法原则，汇丰在中国境内，应受所在国的法律约束，所以拍卖是非法的。法院在汇丰的封条上，再加了封条。

申新七厂共有5.6万纱锭、7100线锭，有2 300多工人赖此为生。荣宗敬说，我们兄弟不能坐以待毙，唯有奋力抗争，才能力挽狂澜。荣德生的看法是，官也可，商也可，内外要分清，就是不能落人外人手中。荣宗敬对记者说，中国实业到此地步，前途实不堪设想，自己一个人的损失事小，对于工人和整个实业界前途的影响事大。他甚至痛心地表示：“不如将各厂一齐停闭，金钱、精神，反少损失。”

拍卖事件发生时，荣家向金融界巨头、国民党当局求助，希望中央银行垫款200多万元赎出。荣宗敬后来感叹：政府漠视，银界旁观。其实，中央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讨论过此事，就是赎出之后改为国营。上海的报纸就政府是否应该拨款资助荣家展开公开争论，唐有王公开批评荣宗敬缺乏现代管理，吴稚晖和陈公博之间另有一番针锋相对。薛明剑等奔走各处，申新各厂职员联合会、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纷纷出来说话。申新七厂工人在1935年2月28日的《申报》发表宣言，誓死反对，并集会表示不惜任何牺牲，要与工厂共存亡。

上海各报社论一致谴责汇丰，社会舆论普遍激愤，黄炎培等知识分子发表文章，从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讨论申新七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派人到上海和汇丰银行磋商，事情就拖了下来。买主本想把厂址改建码头，不料激起众怒，退缩了，汇丰银行最后妥协，拍卖没有成交，与申新重签合同转期到1940年还清，年利息从8厘降为7厘。

逃过劫难 扭亏为盈

到了1936年初，市场上仍是花贵纱贱，漫漫黑夜，看不到头，多出一件纱不过多亏一些本，不出纱，停工又不行。荣宗敬常到中国银行诉苦，要求帮助。有一天，宋子文对他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 你家里每月2 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原来宋子文早已计划好了，想趁机吃掉申新，改组成有限公司，增加资本，然后发行公司债，旧债以债券来还，这是1935年5月就谋划过的。宋子文想把债务分成五等，第一等是营运借款，第二等是不动产抵押借款，第三等是行庄无抵押借款，第四等是个人储蓄存款，第五等是荣家和其他股东的存款，按等依次偿还，所有银行利息减为5厘。连申新总经理的人选都选好了，即中国银行总稽核霍宝树。

荣宗敬不敢当面拒绝，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去，说自已不能接受宋子文的要求。该行副经理李芸侯看到他非常痛苦，像要哭的样子。这是1934年申新搁浅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1936 年2月11日，荣伟仁量给李国伟的信中很担心：“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前功尽弃。事关股东血本，生死问题，非努力理争不可。”同一天，荣宗敬给宋子文写信，不敢直言以免得罪，只是说：“弟于一、三、四、八等厂，因系股份公司，未经适当手续，似难一时独断。

其余各厂系弟个人事业，并无股东关系，自宜酌听尊裁，不敢多持成见。”并把荣德生的来信转交，曲折表示自己不同意。另一方面，荣德生恳请吴稚晖出面，婉转向宋子文拒绝。

宋子文找陈光甫谈了一次，陈光甫当面不好反对，回去和李芸侯商量，李芸侯说：“我们行里负担客户存款为年息八厘，借给申新一千几百万元，利息是年息一分，如果减为五厘，则我行非亏本不可，计每年要亏五十万到六十万元，这是不能接受的。”陈光甫说：“我没有办法反对宋子文，你负业务。上的责任。明天宋子文在他家开会，你代我出席应付，他问起我，说我有病好了。”

次日下午2点，在宋家开会，与会共五人，宋子文、代表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代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李芸侯、另有中国银行的霍宝树等两人。桌上摆了个大蛋糕。宋叫霍宝树把打印好的整理申新的英文文件逐段念，念一段，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后，李芸侯发言：“这个办法，敝行不能同意。”宋子文惊问：“光甫已同意了！”李芸侯说：‘这笔款子是我放的，所以归我负责。照这办法，我行肯定要亏本，还望宋部长大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宋子文说：”那么如何办呢？中国银行也是同意的。“李芸侯说：”或者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给申新的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我们行就承担不了。“众人听了，脸色骤变，宋子文说：”这样就不能再谈下去了。“会不欢而散，桌上的蛋糕也没有人碰过。

荣家再次逃过一劫。

情况一直到1936年秋天开始发生变化，棉花丰收，价格下跌，纱、布价格上扬，市场转好，申新各厂由亏转盈，停工的申新二、五两厂也开工了，虽然还在银团控制。

下，但荣氏兄弟很开心，信心十足，抓住机遇”做生活“。洋行避开银团，暗中来兜售纱锭、机器，一心扩大规模的荣宗敬力主添机，公司门庭若市。讲究节约的弟弟则专心在无锡公益铁工厂自造机器，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儿子荣一心也力主仿造，预计每月可造纱锭5000，每天可造新式织布机8台，性能比日本、英国的同类机器还好，价格却便宜一半。1936年是荣氏企业转机的一年，申新陆续添新机，各厂的规模比1932年扩大，尽管大笔的债务没有还去。

可惜，不足一年，”七七事变“的枪声响了。

工业先觉 梦想断灭

荣家创业时代，企业管理都以工头制为主，工厂管理系统一般分文场、武场，武场负责一切技术责任，包括试验、装机、修机、加油、保全等，管技术和生产，以总工头为首。文场负责行政工作，包括人事、工资、领料、记工账、记录产品数量等，管行政后勤，以总管为首。文场从总管到领班都是不懂技术之人，身穿长袍大褂。文气十足地来往于各个车间，武场懂技术，看不起文场，工人中流行”文场是饭桶，老的是老饭桶，小的是小饭桶“的说法。文场的权限只管得了女工和小工的进出，权力都掌握在武场手里，工头如同厂王，这种管理方式弊端很大。

申新三厂总工头沈阿富在厂里权势煊赫，进车间，一般职员和女工头都要起立。另外， 一切五金材料、煤炭的购进、老师傅的进出，都要经过管电气间的工头，连老板也不能过问。全厂”一共两部包车，一部是荣德生的，还有一部就是电气间工头屠阿兴的。

1924年，荣宗敬化装参观几家日商纱厂后，心有所动，想在申新三厂推行学生制（技术人员）来代替工头制，有意辞退总工头和几个工头。从上海到无锡，快下火车时，他又改变了主意，对工业学校毕业的申新三厂领班楼震旦说：“你们最好能互相合作，理论和经验结合起来，各用所长，就更好了。我们总公司的账务，就是这样用两班人的。”钱庄学徒出身的荣宗敬习惯的还是旧式账簿，即使采用新式簿记，也是新旧并用，新的为表，旧的为里，互相抄转，他常说：“从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最合时宜。我不采用银行的纯新式，我们是旧账新表，中外咸宜。”他所津津乐道的新旧并用，其实在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查报告看来，申新各厂会计制度各自为政，没有统一记账方法，总公司财务科用旧式簿记，会计科用新式账册，工作重复，这样的财务制度很不健全。“

厂里去一工人，马路上多一游民。”荣德生担心出事，荣氏兄弟决定采取折中方案，新、老两派分头管理，比较利弊得失，由新派管理生产效率低的老式美式纱机，由工头掌管新的、出货好的英式纱机。结果，不到一年，新派系统面目一新，通过管理等方面的革新，生产效率赶上并超过了老派。于是荣氏兄弟决定取消文场与武场的管理组织形式，工头发生恐慌，煽动工人打职员，引发流血工潮，荣宗敬亲自到无锡解决，态度坚决：“你们不要学生子办不到，否则我情愿关厂，你们不干算了。”荣德生主张走中庸之道，在人事上不排斥新派，也不立即取消工头制，而是逐步淘汰，先冷一冷。由新派主持在技术方面进行改革，根据泰罗制原则，仿照日本纱厂操作法制定出一套清花一钢丝一 粗纱一细纱一洛摇 全过程的“标准化工作法”，总工程师汪孚礼自编小册子，授课讲解，指导工人具体操作。

1932 年2月，汪孚礼在《人报》月刊发表文章称，三厂工潮解决后，“虽无多大的成绩可言，而环境却已改良不少。总经理昆仲睹此气象，颇觉可喜。”短短几年，改革成效显著，1934年得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独立调查报告的肯定。以后，申新四厂、一厂、二厂都有程度不同的改革。

荣德生认为，工I厂办得好不好主要靠工人，工人的生活安定与否，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生产。他自许“恩威并用”，如果说推行严格的《工务规则》是“威”，那么惠工政策劳工自治区无疑就是“恩”。1923 年，他在申新三厂开始推行职工福利措施，1926年倡办“劳工自治区” ，到1933年正式推行，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作，在劳工教育和改善福利两方面下手。教育方面，相继开办了不收费的职工子弟小学和工人晨、夜校，有一千六七百人参加过识字班。此外还办过多期工人养成所，分女工养成班、机工养成班，以及艺徒训练班。从1928年秋天到1932年，办过三期申新总公司职员养成所，从1929年3月正式开办，由留学英、日归来的纺织专家沈泮元主持，半天上课，半天实习。

惠工政策包括发生活补贴，上班期间工人免费在厂就餐；垫支服装费用，统一为工人制作服装、被褥，分期扣款；除花柳病外一律免费医疗（一直实行到1936年）；增加假期，每人每月例假3天，假内放电影、演戏等；还有带薪年假制度，只要职工服务满一年， 经主管同意就可以休息两星期。服务满十年，就可以休息三星期，休息期间照发工资。妇女产假、职工生老病死、因公致残等都有规定。因公致死发抚恤费、安葬费50元，一般死亡发丧葬费6元。有人说，申新三厂的制度文化富有人情味，但它也有严格的一面，比如规章规定职员要戒鸦片、戒赌博、戒酗酒、戒斗殴、戒调戏妇女，一旦违反立即解雇。

劳工自治区分为单身女工、男工以及工人、职员家属四个宿舍区，其中单身女工区可容上千人，房租则由副业生产、膳食下脚、工会补贴等收入拨付。分区、村、室三级，工人自己推选各级负责人进行管理，室有室长，村有村长，区有区长。被褥、铁床枕头、席子、衣箱等都由工厂供应。在单身男女工人区，每室都选举知识较高的工，人作为小导师，休息时间教大家粗浅文字。自治区辟有园圃，有鱼塘、鸡场、鸽场，工人业余可以种花果蔬菜，养鸡鸽兔鱼。河北高阳两个实业家苏秉璋、李福田详细参观了劳工自治区，食堂、浴室、菜场、运动场、公园、戏院、代笔处、职业介绍所、民众茶园、合作社、职工医院、劳工图书馆、公墓，以及劳工储蓄、劳工保险……让他们目不暇接。自治区还设有“自治法庭”，由工人推出5个裁判委员，解决相互之间的纠纷。隔壁有个“尊贤堂” ， 供奉关羽、岳飞、戚继光等人，遇到有人不讲理，就叫他去这里宣誓。另有一个“功德祠”，因公受伤殒命或在申新三厂服务十年以上而有功绩于工厂的，可以人祠，接受全厂公祭。

社会各界和新闻界纷纷到无锡来参观，国内外报刊报道很多。国际劳工总局特派员伊士曼赞叹不已，称之为“工业界先觉”。1935年7月6日上海《新闻报》发表记者陆诒的报道，称之为“劳动界仅见之成就”：“离开隆隆机声的所在，踏进环境新鲜的自治区，触人眼帘的，是整齐的树木，清洁的道路，娇丽的花草。我们置身其间，好像在达官巨商的园庭中，绝不会想象到这原来是工人的居住区域。”苏秉璋他们在参观日记中说：“劳工自治区，称得起组织周详，管理得法，俨然是超出现社会的一个优良小社会。所以该厂职工，都能安其居，乐其业。”抱着取经、学习心态前来的他们感慨“无论哪一种 企业的成功，必须先从加惠工人着手。因为工人是工厂的基本势力，也就是工厂的生命线，要使他们的精神有寄托，能安居乐业，事业方面自然随之改进。反之未有不失败者。”

申新三厂总管薛明剑提供了一个数据，1936年生产的每件纱、每匹布，与1933年劳工自治区开办之初相比，成本大大下降、产量却增加了。

李国伟在汉口申新四厂也做了一些改革，比如引入懂技术的学生，申新四厂、福新五厂给工人提供福利保障也比较早，包括补贴膳食，暂垫衣服费用，办消费合作社、储蓄所，每月放假三天，放电影、演戏，在医疗卫生和抚恤方面也学申新三厂：。

1936年，申新三厂的劳工自治区初告完成，荣德生很高兴。从1937年起，荣德生在申新三厂推行成本核算法，天天结账，他不无得意地说自己发明了“日结”、“周结”和“月结”制度，盈亏一览无遗。此外，划一记账方法，会计科目绝对划一，损益计算方式乃至传票格式和付款单据的保存也都划一荣德生有个打算，到1939年，他们兄弟创业50周年时，要在无锡开一个盛大的纪念会，将所办工厂、学校和自治慈善事业的历史、各种纪念实物一陈列，请人参观，在太湖山水之间建博物馆、大会堂，地皮都陆续在买了，路基也动工了，树已在种秧苗。对于企业的发展，他有很多打算，想由面粉而扩大到各主要食品，由纱布扩大到印染、丝绸、麻葛等，机器从翻砂、铁工扩大到重工业，能自造各种母机，办学从小学到大学，筑路则环太湖接通。他要使无锡不仅成为工业中心，而且成为市政建设的模范。对无锡的城市化，他早就有过构想，1912年写的《无锡之将来》，1915年8月发表的《无锡宜拆城以改良地方说》中，建议无锡向太湖边拓辰，把锡山、惠山都涵盖到城中。

1927年，他提出“太湖实业港”建设计划，疏浚运河，将濒临长江的江阴、濒临太湖的宜兴、长兴、吴兴、吴县、吴江等地连成一体，变成繁盛的大商埠。

这些计划不幸被残酷的战争打断，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梦想，1946年，荣德生又起草了《今后之无锡》，这个小册子至今还没找到，但大致内容可以从同年4月14日他接受《人报》记者采访的《谈建设大无锡》中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意见是把江苏。无锡常州打成一片，成为一个人口数百万、雄视京沪的大都会；修建由江阴港直达无锡的主干路，作为大动脉，开辟新工商区和住宅区，修建舒适的旅馆；由社会和政府共同努力，计划在五年内实现这个目标。他的“大无锡”之梦再次被内战打断。

经济先驱 功在华夏

1928年1月，荣宗敬自述从事实业30年，不敢说对国家社会有多少贡献，但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自已做得到的，任何艰难困苦在所不辞，也是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而已。

1934年8月4日，他在申新搁浅危机中写信给吴稚晖，自称是一个纯粹商人，绝无政治意味，然爱国之心，未敢后人。早在晚清立宪运动中，荣氏办的企业尚无大起色，但已进人江南新兴实业家行列，在“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名单上可以看到他们兄弟的名字。

每次抵制外货，他们总是很积极。1919 年“五四”运动中，上海罢市响应，6月中旬，荣宗敬宴请上海的欧美商家，有个书面讲话，谴责日本违反世界公理，政府不良分子措置不良，不顾民心，所以才引发各界一致抗议 ，他称之为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之奇特”，连微不足道的贩夫走卒都表现出爱国诚意，罢课、罢市、罢工十多天仍安静如常，没有一丝暴动。他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世界文明国家的感化的缘故。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荣宗敬当即以总经理名义在三新系统各厂、各部门发出布告，呼吁所有荣氏企业同仁使用国货，自6月1日起一律不买舶来品，以此来纪念“五卅”惨案。他在上海总商会的《罢市宣言》上签字，给罢工的工人照发工资。当然，在商言商，他不能忍受长期的罢市，所以他向纱联会提出结束罢市办法，即由商会推举的代表协助外交当局，参照穆藕初提出的条件，和各国领事、工部局据理力争，如果对方接受了条件，应该劝说商家开市……1929年陕西发生大旱，荣宗敬和穆藕初等人发起，上海纺织界捐赠大量应急棉种。

“灯泡大王”胡西园的回忆录说，有一次他从南京回到上海参加“中华工业总联合会” ，报告和财政部交涉工业税的情况，说几经折冲，终于迫使财政部让步。会后漫谈，荣宗敬指着他说：“我们工业界是要有这样一个年富力强而有头脑的人来干事，这样工业界才可以少受不必要的牺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荣宗敬多次呼吁抵制日货，草拟计划书递交南京政府。当年10月20日，他写给李济深的信里说，爱国为国民分内之事。12月13日，荣德生等103人在无锡发起“国难自救会” ，相约三条，其中第二条是：“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对于一切有碍社会利益、违害民权之势力，共抗争之。”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上海停市3个月，申新在上海的7个厂先后停工，其中申新九厂停工759小时，损失惨重。无锡申新三厂给前线将士送去香烟5万支、面包600只，茂新面粉400包。当年4月，上海各界名流给洛阳国难会议接连发了两份电报，提出革新政治、抵抗外侮的要求，荣宗敬、刘鸿生、穆藕初这些实业界头面人物都列名其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荣氏兄弟把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以记账方式给第三集团军做军粮。“八一三”事件后，他们第一～批捐出 5万袋面粉及大量慰劳品。无锡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荣德生以“乐农氏”之名首先捐助面粉1万包，后来又捐出2万包，其中1万包用来救济难民。

卢作孚受迁厂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之托，赶到无锡面见荣德生，希望荣家将工厂迁到大后方，最后只迁出了一家公益铁工厂。10 月9日起，日机不断空袭无锡，堆栈被炸，工厂停工，看着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毁于一旦，以节俭守成著称的荣德生流下了痛苦的泪水，他不断写信给上海的哥哥报告无锡方面的损失。

上海没有迁出一台粉磨、一枚纱锭，这是荣宗敬的决定。申新八厂号称“五新”，新厂房、新机器、新人才、新出数、新产品，拥有126台最新式的英国精纺机，日商最为嫉恨，日军轰炸机投下了18枚炸弹，当场炸死70多人，伤350多人。无锡、上海两地企业设备被毁纱锭187484锭、布机2726台、粉磨36部，分别占了32。

9％、51.4％、10.4％ ，2／3的荣氏企业没了。12月，茂新一厂、申新三厂被炸，荣家的发祥地茂新变成一片瓦砾。

在孙子荣智权的记忆里，爷爷荣宗敬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虽然很忙，事很多，但是他睡觉的时候，很快就能睡着。不像有些人有很多烦恼的事，就容易睡眠不好。”但真正大难临头，他也未必能安睡。在废墟和灰烬中，他悲愤交加，有一天读着弟弟从无锡寄来的信，他突然脑溢血倒下，挡车工人出身的三太太处理得当，侥幸脱险一醒过来，他就马上派人到日占区查看厂房、机器设备的受损情况。

12月29日，上海租界沦为“孤岛”之后，出现一个宣称完全慈善性质的“上海市民协会”，荣宗敬是发起人之一，他申明自已不属于任何党派，纯系一商人，这个新组织没有政治性质，只是想自救，并帮助租界难民回到家园，重操旧业。正是这种迫切愿望使他走出了这步险棋，当时，有朋友担心这个协会是否有“维持会”性质，劝他莫坏了一世清白。他认为只要宗旨纯正，不问结果。“我的事业这样多，而且大部分在战区，我不出来维持叫谁来维持？”第二天，“协会”中最活跃的南市电气公司总经理陆伯鸿遭暗杀，“米大王”顾馨一受到威胁。 随后，荣宗敬也收到一封署名“一个不愿做亡国奴者”的来信，这实际上是警告，他的住宅周围也被监视起来。儿子荣鸿三成天陪着他，朋友、弟弟都劝他不宜再留在上海。

1938年1月4日夜，65岁的荣宗敬悄然出走香港。

荣氏兄弟都喜欢吃汤圆，而且喜欢荣家风味的，哥哥喜欢小汤圆，弟弟喜欢大汤圆。荣宗敬去世时离元宵节只有五天，他还没来得及吃一碗他最喜欢的小汤圆。

病倒的那天，他微觉头晕，四肢无力，流泪哭了，身边的人写信到上海向荣家亲人汇报。没想到他竟一病不起，1938 年2月10日（正月初九） ，他在香港不情愿地合上了双眼。

一星期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发布褒扬令：“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著，民生利赖。是次日军侵人凇沪，复能不受诱迫，避地远引，志节凛然，尤堪嘉尚3月8日，他的灵柩运回上海，直到1943年9月才下葬无锡。2007年初春，我在梅园一带辗转打听，终于在太湖大道边上找到了他的墓地。站在荣宗敬的安息地，太湖就在眼底，湖中的小岛、岛上的塔尖都清晰可见一位村民告诉我，”文革“时红卫兵把墓掘开，还要砸独木棺，守墓人拼死保护，才得以保全，她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这一场景。荣宗敬之墓在面向太湖的半山上， 1982年在原地修复，1994 年再次整修过，占地很大，沿着高高的台阶上去，墓前有联：”民族经济先驱，创业精神楷模。“横批是”功在华夏“。

烟波水月 知己梅花

荣德生在汉口得知哥哥噩耗，放声痛哭，一连昏厥两次。哥哥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他常常通宵失眠。他们兄弟一直相处得很好，从未对金钱斤斤计较，甚至连一些新开工厂的股权都没有明确划分。

噩耗传至上海，金融界纷纷前来索债，16家钱庄同时起诉，法院批准传人，荣氏企业岌岌可危，远在汉口的荣德生，采取的应对之方是逐件和解，承诺分期归还。

由于寝食难安，忧虑过度，他在汉口病了一场，1938年5月24日才来到上海租界，次日他到总公司办公，想起哥哥在日的一切，不觉黯然神伤。他与银团达成共识，将申新每月盈余分为三成，一成还银团，一成还诉讼和解的各钱庄欠款，一成还无抵押的零星欠款及维持总公司开支。

但是，他回上海后没有顺理成章地接任总经理，是他自己不愿，还是大房的侄子们不想由叔叔继位？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他本人只隐约透露过一点，”侄辈都能自立，须防小人离间。“而且他寻思当时的环境，纵有经济长才也难展抱负，决定不问公司事务，并暂时不问世事，一切都等待战争结束。

抗战进入第三年，日本人威胁利诱，要申新三厂与他们合作开工，他始终不答应，说：”宁可毁灭搬空，绝不合作。“1943年，日军要强行收购申新一厂八厂的产权，他严词拒绝，说：”我是中国人，绝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并写下一副自勉的对联：”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

1939年，荣德生在租界高安路的一个弄堂里建了一幢三层小别墅，主体建筑都是黄色粉刷，装饰线条和柱式为白色，转角都是圆形，外观简洁而柔和，朴素而大方，远没有他哥哥的别墅那么奢华和气势，如同他们不同的性格。别墅现在为徐汇少年宫使用，门前有一块文物保护的牌子。庭院里有几棵少见的百年雪松，其中一棵大雪松，松针繁茂。

他在这里深居简出，或面壁静坐，锻炼养生，或一丝不苟地写毛笔字。他开始收购古董字画，不仅是欣赏消遣，更不是附庯风雅，他说经过兵火蹂躏，中国古代文物一定大量散失毁坏，如果不收集保存，日后恐怕就来不及了。他甚至想在太湖边建一个博物馆，保存这些收藏。

他说自己从小做钱庄学徒，以办厂、事业为重，但他未尝忘农，别字就叫”乐农“。他在”梅园“修的别墅取名”乐农别墅“，那是一幢简朴的半中半西的二层小楼，三间二进，外表毫不起眼，里面也不奢华，遮掩在一片梅花和绿树之中。豁然洞读书处的学生、江南大学的教授曾先后把这里当宿舍。

梅花是他的最爱，1912年，他在离太湖边不远的山坡上买下一处旧时的私家花园，并陆续在周边买地扩大，几年间种下梅花3000株，加上其他花木，到1914年粗成规模，他自称”一生低首拜梅花“，亲手题写”梅园“二字。近百年后，梅园初建时他在大门口手植的紫藤仍在，梅花依旧年年盛开。张謇有诗”梅花早说梅园好“ ，荣德生没有把梅园据为私有，关起门来独自享受，而是免费对外开放，梅园从此成为无锡重要一景。小商小贩在梅园穿梭来去，荣德生不但没有将他们挡在外面，反而为梅园能给他们带来生计而高兴。当年有人甚至称他为”梅园孔圣人“。多年后，作家郁达夫来梅园，曾在里面的太湖饭店（ 1926年建）小住，他在《感伤的行旅》中说：”我在此地要感谢荣氏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实现而造成这一个梅园，我更要感谢他既造之后而能把它开放，而又能在梅园里割出一席地来 租给人家，去开设一个接待来游者的公共膳宿之场。“

梅园有一副对联：”万顷烟波宜水月，一生知己是梅花。“1949年梅花开时，荣德生看见游客满园，有人折花，他心中忧虑，这种公德心何时才能普遍改进？ 1955年9月，荣毅仁根据父亲遗愿，将梅园送给当地政府，只保留乐农别墅一部分作为父亲纪念处。

1929年，荣宗敬用茂新的分红11万元，也在紧靠太湖的小箕山建了一个”锦园“，一切由荣德生设计安排，和梅园一样不收门票，终年开放，不加任何限制，锦园平时不如梅园热闹，只有每年夏天荷花开时，游客才会多一些。

1943年初，69岁的荣德生听说无锡的先人墓木被偷砍，抗战后第一次返回故乡，荣巷家中已6年无人住，门窗残缺，屋内布满蛛网和灰尘，连一个落座的地方都没有。只有门前的河水还是那么清澈。梅园门口的一对大梓树不见了，园内建筑门窗都无，匾、对皆空，只有老梅开花分外精神，暗香浮动，疏影横斜，比起往日更胜，6年不见，久别重逢，梅花仿佛在含笑迎接他。登临山项，环顾太湖的湖光山色，依旧美好。他在梅花和细雨中凝望徘徊，不知不觉布衫已湿。

荣德生又悄悄去了荣家的发祥地茂新面粉一厂，眼前只有一圈围墙，以及幸存的水箱、烟囱，现场一片狼藉。他还悄悄去看了受到日本人大肆破坏、当时仍被占着的申新三厂，自治区房子已拆去一座，其余七座还在，门窗皆无。车间，机器虽有损失，但日本人还能开出一万锭生产。这里的车间、工场、货栈、电气间，都是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他一遍看下来，就已清清楚楚，什么机器少了几台，什么设备被毁了，什么还在。同年8月，日军将申新三厂交还荣家自管，事实。上还不可能去整理生产。

荣德生只读过五六年的私塾，但中国文化的教养不浅，有传统道德修养的根基，他自己广泛印刷送人的《人道须知》可以为证。1942 年他完成《乐农自订行年纪事》，回顾了前60年的人生历程，创业的欣喜和艰辛（以后续编写到70岁为止），无锡籍学者钱基厚在序言中称之为一部中国实业史。这一年，儿女们要为他庆祝70岁生日，他力拒，认为国难家忧哪里谈得上庆。四子荣毅仁出资刊印《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为他祝贺生日。不过，到生日那天还是很热闹，昆曲名家俞振飞等来唱堂会。这也是他和丁夫人的金婚纪念，已有孙男孙女25人、外孙男女37人。回想当年，他致力事业，家务全由妻子主持，流光匆匆，忽已50年，20岁结婚时的爆竹声还在他的耳畔回响，当时他在广东三水河口的厘金总局当差，同事送了有名的佛山鞭炮”一万响“两串，长有二丈，值银12两，燃放时要搭一个毛竹架，花轿抵门，劈劈啪啪响了足有一个小时，无锡人当时还没见过这样的鞭炮。他后来虽娶了一个家道中落的小姐为二房，但与丁夫人的夫妻情分很深。1945 年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个”双十节“，他和老妻走上喧腾的上海街头， 一起感受胜利的气氛。

老成持守 力主从俭

荣宗敬少时得过一场伤寒，头发尽落，后来长出一些头发，扎一把小辫子，被邻居叫做”小辫子“。荣德生幼时迟钝，4岁才开口说话，8岁还没上学，被叫做”二木头“。

兄弟俩性格不同，经营作风上也有许多不同。

荣毅仁说：”我伯伯和父亲的经营思想作风各有特点。我伯伯重业务，主张做交易所，我父亲反对交易所，重视生产成本。伯伯重洋，喜欢请外国人，重视科学知识；父亲重土，比较保守些。他办茂新时，就相信工头，对外国人有敌对心理，他相信自己厂里培养出来的人。如对待汪孚礼和薛先生（小学教师出身的薛明剑，申新三厂总管）就有所不同。薛先生的意见，言听计从；汪孚礼的建议，就要肚里算笔账了。伯伯着重上海，开工厂集中于上海，认为上海是交通、 金融中心，经济调度便利，电力没有问题；父亲着重内地，他计划向南京、徐州、连云港、郑州发展，买了一批地皮，认为内地这一带出产原料，工人工钱便宜。“这与薛明剑的回忆基本一致 ，他说，荣宗敬相信外国人，重视新设备、新发明、新技术；荣德生重乡谊，重土器，相信土工程师、匠人、工头，不赞成子女全都出国留学，相信延请专家传授技能，更相信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同乡和亲属，而且常说，”我们只好向外国人借钱来用，切不可把我们的钱存在外国人手里。借钱或借机器来供我经营事业，可以赚出来还他。如果把有用的钱存在外国人手里，无异自杀“。

所以他始终只愿借外汇，从未存过外汇。

当然，荣德生不是排斥完全外国的新生事物，对新设备、新技术、新思想和新的行为方式，他还是能接受的。民国元年以来，他一再呼吁政府派学生出国，他自己也送多个儿女出国留学，回来参与企业管理。

荣宗敬个子不高，比弟弟矮了几乎半个头，但眉毛特别浓。因为他魄力大，做事大刀阔斧，一往无前，富有冒险精神，有人称他为”无锡拿破仑“。1934 年7月27日，想吞掉申新的实业部长陈公博给吴稚晖回信说，自己和荣宗敬不熟，只是交谈过几次，认为他主观稍强，不大听人劝谏，但他的冒险精神颇有过人之处。其观察是准确的。

但他的冒险并非蛮干，他办事灵活，善于开拓，遇到大事，就是处于困境都能做到内心镇定、沉稳应付。经济学家方显廷的英文回忆录中说，他常常躺在沙发床上一边品茶 、一边深思熟虑，然后作出他生意上的重大决定。

他生前就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他虽然是有头脑、有毅力的企业家，只是囿于时代环境，有时难免急功近利，不够稳健。他对交易所冒险大有兴趣，他深知弟弟办事稳健，不肯冒险，认为其不懂市场。他的生意经是，交易所变化万千，无非多头、空头。做空头，就是等行情下跌吃进来，但他买了棉花并不在交易所重复抛出，而是运往各地批发处推销，上海市场老是不饱和，届时就逼空头交现货，他们只能从市场收购补进，纱价因此上扬，他就赚了。按他的经验，无论做空头、做多头，都要有资本，银根吃紧他就大量抛棉花，等多头们吃不住了，就让各地收花处大量买进。他的经验别人无法复制，因为他有32个收购站，16个批发处，分布各地，网络遍及全国，而且他是无限公司，资金、原料、成品都归总公司，大权集中，办事便捷。

他常做的是稳扎稳打的花纱套做，只见他手拿算盘，口中念念有词，花价多少，多少斤制成一件纱，合原料成本多少，再加工资多少利息多少，再以纱价比较，有厚利，他就大批进棉花，同时抛出相应数目的棉纱。算盘和毛笔是他一生最熟悉的东西。

有一个时期，他也买过房地产，但房屋出租常常收不到房租，他就说：”算了吧，还是卖掉的好。“后来就把这批房产卖了， 即使房产走势一度很好，他未再涉足。

弟弟佩服哥哥的魄力和果敢，承认”事业之大，实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也“，但认为哥哥不够稳重，办事冒险，大举借债扩厂，企业受银行、钱庄控制，他心里常有过虑，担心资金周转上出现问题。他一贯不主张买破烂的老厂。对哥哥的投机，他也不满，认为风险太大，一旦失利会牵累整个事业。他认为这两点是哥哥的不足。

在他看来，人才可以自已培养，机器可以自己制造，然后放手大做，否则就不容易办好。薛明剑记得他还说过，事业不宜集中在上海，上海叫”上海滩“ ，总有一天要坍，办厂要分散到全国，有一天能出国，到南洋去，那才是真正的事业。

在荣氏企业内部，人们称哥哥”宗先生“ ，称弟弟”德先生“。下属曹启东说，”德先生稳健，宗先生冒险。人家不能发展，而宗先生能发展，这是带冒险性的。记得当时收买三新纱厂前，我曾陪他去参观。我说：’人家都说买三新不大好。‘宗先生说：’你要知道，凡事不进则退。‘“三新纱厂前身是李鸿章1888年创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织厂， 产权几经变迁，五易其名。1931 年，荣家以40万两买下，改名申新九厂，后来是贏利的一家。

兄弟俩一个冒险，一个稳健。不过，他们发展事业的进取心是一样的，即使极其困难时，荣德生也主张扩充，他说：”人家看见我们还在不断开厂扩展，欠给我们的钱也就放心了。“这是办企业的一种策略。

稳健自有好处，荣宗敬毕竟有看走眼的时候。1917年他在上海看中恒昌源纱厂，是个老而破旧的厂，想买下来，弟弟认为旧机器不好，不应该买，不如在无锡新办一家，哥哥说”地好“，紧靠苏州河，水陆交通都极为便利。弟弟认为，仅地好无益，不如地偏而机新。他劝不动哥哥，最后以40万两买下，就是申新二厂，结果连年投入了六七百万两银子，弄得焦头烂额，吃了不少苦头，一直没有赢利。

申新七厂也一直没能上轨道，荣德生到71岁时还在感叹，自己当年劝哥哥”地段好无用，还须人事好“这句话应验了。东方纱厂在杨树浦路上，前临马路，后通黄浦江，大小船舶可以直靠栈房码头，交通极为便利。这是个老厂，原名瑞记纱厂，德商办的，一战后归英国人，改称东方纱厂。荣宗敬要买这个厂时，正好江浙军阀之间发生”齐卢战争“，荣德生和长子伟仁、四子毅仁等都在荣宗敬家里避居，叶琢堂跑来兜售东方纱厂，哥哥认为沿浦地好，要买，叫侄儿伟仁陪同去看厂。弟弟不赞成，认为外国人都搞不好，买下来不会有好处，所以不许伟仁陪去，弄得伟仁左右为难，只能偷偷陪伯伯去。

当年申新九厂工程师龚树标80岁时对记者说：”荣德生也不是说不要发展企业，他主张稳扎稳打，赚了一块钱，搞一块钱的事业，再赚了两块钱，再搞两块钱的事业。哥哥就不是这样，他有一块钱，要做十块钱的事。所以他们两个兄弟的特点正好是相辅相成，哥哥是雄才创业，弟弟是老成持守。“还有人评价：”荣德生的守业敬业精神与荣宗敬宏观上的高度指挥，心心相印密切配合；荣宗敬的敢于创新冒险，荣德生的善于守业稳妥，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终成一代伟业。“荣毅仁也说，父亲不是不赞成扩厂，主要是认为经济困难，应该先把已有的几片厂办好，然后再发展。他伯伯则认为，多一厂，就多一个赢利机会， 也就多一个还债机会。他一天不看见锭子，心里就不舒服，常常轻松地说：”债多勿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

兄弟俩个性、风格不同，想法也时有不同，甚至有争论，感情却始终很好，父亲故后更有相依为命之感。有重要事情，荣宗敬会从上海赶回无锡，与弟弟商量，谈得很热烈。荣毅仁当时年纪小，却清楚地记得。大体上，创业之初，从茂新、振新到申新一厂时期，以荣德生的意见为主，到福新、申新大发展时，以荣宗敬主张为主，他的冒险精神开始全面显露出来。大多数时候，弟弟总是服从哥哥的决定。所以，荣德生在申新二厂有占4成股份，在申新七厂，兄弟俩各占3成股份。只是在1921年集股30万在汉口办申新四厂时，他不同意，认为”财才两缺“，不应该举债办厂，最初没有人股，直到1933年火灾后重建才人股，这是唯一的例外。

在祝贺兄嫂60岁的文章里，荣德生说，家兄一生营业靠的不是充实的资本，而是充实的精神，精神才是立业之本。他解释，这个”精神“，就是《易经》里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幼时被叫作”二木头“的荣德生，为人稳重、踏实，考虑问题精密细致，一步一个脚印，相信种瓜得瓜。外界对他的印象是乐善好施、为人宽厚，做事谨慎诚实，说话算数。在下属眼里，他做事稳健，对人和顺，和蔼可亲。荣毅仁说，他经常和职工交谈，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 在厂里午餐，他和一般职员同桌就餐，除非有客，从不另外加菜。他从不无端发火，也不动辄训人，但下属犯了错误，有渎职行为，他会不分亲疏一律严处，就算至亲也照章办理，乃至辞退。

他办企业成功，本来口袋里从不装钱，后来因为遇到没饭吃的人需要救济，所以总往口袋里装些钱。（当然无锡的荣氏族人对他有不满，认为他抠门，不如他哥哥的印象好。）他说自己的事业是日积月累而成，不能只用于个人吃、穿、游戏，而于社会生产无补。办工厂解决社会就业，就是最积极的慈善，要胜于一般善行。所以，他倡导世人有余力要多办厂。

在荣毅仁眼里，父亲节俭自奉，生活俭朴，平日一袭长衫，布衣布鞋， 一顶普通的瓜皮帽，饭食简单，只是夏天喜欢吃西瓜，熟悉《诗经》的荣德生会想起”七月食瓜“等诗句。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喜欢宴会，晚年完全素食。他连一张白纸都不舍得浪费，练字时，他常在一张纸上先写小楷，再写中楷，然后写大楷，最后把纸积成捆给仆人去换烟。他甚至用香烟壳写便笺。

一发现子女有挥霍现象，他就会严词苛责。对儿子的要求尤其严格，要他们从基层做起。次子荣尔仁19岁进申新三厂实习，在车间和工人一样日夜翻班，做了三年多工务员，然后派到日本考察学习，回国做申新三厂助理，跟总工程师汪孚礼学习，24岁以后到上海申新系统做厂长。四子荣毅仁：是学面粉的，从15岁起，一到寒暑假，他父亲就会安排他到茂新面粉二厂去实习体验，和职员一起食宿，经常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在厂，有时还会顺便到厂里来查看。1956年4月荣毅仁在《人民画报》发表《申新纺织厂的命运》一文说：”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他的衣钵的继承者，管教很严。“

1947年，这位怀抱实业救国、衣食救国理想的实业家对《江苏民报》记者说，自己还不够称”大王“，生平致力面粉、纺织事业，不敢稍有懈怠，如今已年迈，好在已把下一代分配得”势均力敌“，7个儿子，除过世的长子外，老二、老三、老五专力纺织，老四、老六、老七悉心面粉。记者感叹，一个事业家自有其成功之处。

荣宗敬一心都在企业，上，他弟弟在怀念文章中说：”先兄气魄宽广、大度磅礴，遇事勇往直前，自奉俭约，除生活必需外，全部资财放在扩充事业上，不足则借款为之。余时加力阻，主稳扎稳打，兄辄不顾，力图扩大。因此，一遇逆风，即难收拾。“即使全盛时期，荣宗敬仍会直接抓企业管理，连生产环节都要过问，三太太就是他在纺纱车间遇到的，每次看到总经理来，她总是紧张得手忙脚乱，还会断头，但他并不训斥，而是动手帮她接断头。后来她就做了他的三太太，两人相处甚笃。

1924年夏天，他化装成工人，到上海的日商丰田纱厂现场考察，看日本人怎样管理，后来同意申新三厂改革工头制的念头，最初就是这样萌芽的。

筹办申新三厂在无锡买地时，荣德生常常不肯放盘，对方如果出价高，宁愿不买。荣宗敬则认为，只要地好，贵一点甚至高一倍两倍都要，一再叮嘱薛明剑，遇到这种情况，就将涨高的价钱瞒了他弟弟，付在他个人账户上，让他弟弟知道仍旧是老价钱即可。申新三厂”办劳工自治区，荣德生主张因陋就简，只求实用、不求形式。荣宗敬每到无锡，见到办事人总是说：“很好，很好，快些大力扩充为第一”接下去一句：“我弟不肯用的钱，付在我私人账户内好了。”

和弟弟不大一样，荣宗敬认为“排场是公司经济实力的外场表现” ，他用的车是1918式林肯牌黑色轿车，1921年他在江西路建造气派的办公大楼，他弟弟心里就有不满，觉得用人既多，耗费日增，而且从此多事。有下属回忆：“宗先生买西摩路住宅，也是欠钱买的，但不是为了享受。因为当时一般银钱业都讲究场面，有没有自己的住宅，关系到信用问题。还有如订购洋麦、洋花，请人家到家里来吃饭，他们看到有这样好的住宅，就会产生好的印象。”

他买下英国人的一幢三层 花园大洋房，门楣、窗沿都有美轮美奂的雕花，窗户。

全是当年进口的彩色拼花玻璃，高大的立柱、整齐的石级，钟塔般的楼角在绿荫中隐现，其中有个大餐厅，可以招待上百亲友、下属，壁上有一幅硕大的上海地图，沿着苏州河和黄浦江，用红圈标注总公司和所属各厂的位置，他指点自如，意气风发。

“荣公馆”靠近繁华的南京西路，现在是陕西北路186号，繁茂的樟树枝伸出了高大的石砌围墙。这和高安路18弄荣德生旧居的反差一目 了然。

荣宗敬讲究排场，但个人日常生活仍比较俭朴，荣公馆的大餐厅据说是维多利亚风格装饰，英式高靠背椅，够奢华的，荣家吃饭的人多，经常要开五桌，八人一桌，每桌不过两荤两素一个汤，许多时候也不过是咸菜肉丝汤。他自己每天的早餐，是他喜欢的白汤面疙瘩，加一小碟白糖，他吃得有滋有味。

1932年，荣宗敬夫妇60岁双庆，他担任着21个企业的总经理，正处于人生巅峰。1932年9月1日下午，穆藕初、刘鸿生、陈光甫、张公权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等四百多人，从上海乘专列到无锡祝寿，曾为《茂福申新卅周纪念册》写序的穆藕初送他一首诗，前两句是：“商场事业孰如君，果敢精神矫不群。”发表在9月4日的《大晚报》上。荣巷、梅园、锦园，三处寿堂，盛况空前，无锡城中万人空巷。当时物价便宜，一席菜不过10元，但酒席也花费了5。04万大洋。

两年后荣德生60岁生日，就没有这样做，他说灾祸频仍，哀鸿遍地，不愿铺张浪费，力主从俭，只想和亲友故旧小叙一日，所发请柬数额有限，结果上海、无锡等地仍有一二千人来祝贺。寿堂设在荣宅承德堂，早晨吃寿面，中午设宴。他自己则到梅园避寿，终席不见。有记者在“三乐堂”前见到荣宗敬，见他精神很健，扬着浓眉说：“这次诸事都办得简单的，前年他们替我浪费了六七万元，太无意思。现在我们递减费用，至多不过四千元。将来环湖马路动工建筑，几座大桥梁，就预备由个人捐助的。”

兄弟脾性不同，荣德生的座右铭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沈兆霖1852年写的这副隶书对联现在挂在梅园的“诵豳堂”大厅，听说他晚年起居室挂的即是此联。他常说粗茶淡饭、布衣长衫足矣。他把60岁生日收到的亲友寿银大约6万全数捐出，建造沟通蠡湖和太湖的大桥一宝界桥，汽车可以对驶，正好有60个桥洞，被称为“江南第一大桥”。 1948 年春天，无锡籍著名学者钱穆应邀到江南大学任教，住在荣巷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

钱穆问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他回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这番话可以看做一代实业家的财富观。他说一生唯一可 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座桥。其实又哪里只是此桥，不说别的，抗战胜利，荣氏企业陆续复工，无锡人中就传出：“德生先生又回来了，他的大烟囱冒烟了，我们的小烟囱也可以冒烟了。”

有一次，荣德生对钱穆谈起自已兄弟俩年轻时和同乡友人游杭州，在西湖楼外楼晚餐，席散下楼，被乞丐包围，不胜感慨。无锡城外各酒家也有这样的现象，乞丐都是壮年失业。他们办厂的最初动机之一就是救助社会失业，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

钱穆观察他的个人生活，饮食、衣着、居住都很节俭，住宅虽然比较宽敞，但也质朴无华，佣人不多，不像是富豪气派。而且，他的日常谈吐也是诚恳忠实，没有丝毫沾染交际场合那种应酬套路，更不像文人作假斯文态，俨然是一个不识字、不读书的人，每句话都是直抒胸臆、如见肺腑。钱穆说他的人生观和实践一致，在他身上可以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一面。

总揽全局 扩大企业

荣氏兄弟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长住上海，一个留在无锡一个擅长决策，有开拓冒险的能力；一个善于守成，有很强的管理能力一个性格上有几分霸气，是拿主意拍板的角色；一个性格谦恭，甘当配角，处处维护兄长权威。哥哥大权独揽，办厂添机成癖，举债扩厂是常事，弟弟处处让兄，哥哥殁后，荣德生说过：“回想先兄在日，余无一不推兄为先，由兄总揽全局，企业得有今日之扩大。”

荣德生平生厌恶为富不仁、专为私利的人。对于办企业成功，他自认为，无非遇到了有利机会，集腋成裘，以致有成。在他看来，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资本家有可能累积黄金至二千八九百条而不做任何事，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事业迷。他深感从事企业的人大都仅以企业作为发财的过渡，一旦发了财，就不想再谋企业的发展。无锡除了他们兄弟是“事业迷” ，唐家、薛家等创业者也都是。他说哥哥是“大迷”，自己是“二迷”。

他们兄弟的经营作风有许多不同，但在企业管理方面仍有不少共同之处，荣鄂生这样概括：

“第一，他们两位先生，是老板，也是工作人员，事无大小，都要直接过问。与其他大企业主有一种大老板作风，凡事不亲自过问，是不同的。两位先生来自民间，生活方式始终不变，德先生为尤然，他不赞成住洋房，甚至不赞成用抽水马桶。第二，两位先生对人一片至诚，银钱业相信他们这种诚心，知道他们不是靠欺骗度日的。故从光绪三十四年以后，经历了三四次极大的风波，都能挺过去，还是由于得到银钱业的帮助。第三，用人、行政方面，对厂经理完全信任，厂里用人，行政归厂经理负责，不来掣肘。”

自创办申新三厂以来，荣德生的主要心思就放在这个厂，他自认缺乏纺织知识，所以终日观察、力、事，不敢疏忽，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到申新三厂和茂新办公，还常去批发所向客户了解情况，没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长期追随他的薛明剑说，荣氏兄弟创业时，非午夜不睡，早晨6点就起身，终年如此。事忙时，往往只买粗点充饥，绝不稍自宽假，数十年如一日。自律严，对下宽，有过失，也每多原谅，但对子侄辈要求则很严格。荣德生最推崇“仁”，把“仁”当做立身之本，七子二女的名字中都带一个“仁”字。 一次申新三厂失火，附近职工纷纷赶来救火，他交代门房把这些人的姓名一记下，却不让进厂。他说：“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忠臣。厂烧了，保险公司会赔偿，可以再造。忠臣烧死了，就不好找了。”这些人以后都受到提拔、重用。

他们兄弟的用人，旁人往往不大看得懂，总公司会计主任许叔娱投机失败，亏蚀了公司七八十万，荣家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特别严厉的措施。申新的技工跳槽到别的厂做工程师、技师，从不阻拦，如要回来也可以。薛明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筹建申新三厂时，荣德生对栈房的司镑人员说：“到年底结账，如果栈房比账上多了东西，我是要停你生意的’。司磅一定要公平，是多少磅多少，不能少磅多进。少磅多进，这是偷窃行为。你能偷人家的，也就能偷我的。”

只有初中学历的小学教师薛明剑有真才实学、品德高尚，1919年9月筹办申新三厂时，荣德生一再邀请这个比自已小20岁的年轻人出山，委以总管重任（后来叫总管理处处长），主持日常厂务，长达18年信任不减。薛氏果然不负所托，对申新三厂贡献卓著，劳工自治区等都是他经手完成的。1933 年以后，荣宗敬多次要薛明剑去上海任申新二厂经理等职，荣德生认为薛明剑是自已的左右手，坚持不肯。

兄弟俩再忙，每天也要看几种报纸，对世界大势很留意，有所心得就会转陈政府，前后不下数十次。1912 年民国初兴，荣宗敬不无激动地写下《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提出纱布为民生必需品，不能仰仗他人，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二百多万枚纱锭，不能满足国人需要，发展工业是当务之急。同年9月，全国第一次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举行，荣德生作为无锡商会代表与会，提出扩充纺织业、兴办制造机器母厂、选 派留学生学习实业工艺等三项议案，北京各报全文转载，工商总长刘揆一很重视这一提案，国务院秘书长约见他，商谈具体实施办法。与会的各省代表100多人，提交议案80多件，他的3个议案全获通过。

1922年12月，荣宗敬以华商纱厂联合会名义写信给北洋政府，请求暂行禁止棉花出口，并免征花纱布税厘；1924年，荣德生再次到北京参加全国实业会议，提交保障纱厂营业和规范交易所买卖两个提案，虽获通过，但因时局关系未能实施；1925年9月关税会议之际，荣宗敬联合同业向北洋政府提出两个提案：第一，洋货进口一律征税，外侨食品不得除外；第二，洋粉进口，如需运往内地，一律征收落地税。

荣德生喜欢读书、写字，他自订的行年记事多次提到“每日闭门看书”、“每晚必看书至十时后”。1900 年，26岁的他在广东常到书店找书，惊喜地发现了《事业》杂志、《美十大富豪传》等书，年过古稀时他对记者说：“自念平生，颇得力于美国十大富豪之传记。此十人之传记，计有八种传记，至今尚能背诵无讹。”

1934年4月1日，他在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同学会”成立会上说，读书不仅是学校时的专业，应该养成一种习惯， 做到老，学到老。历史，尤其是元、明、清的历史离得近，不可不读。

72岁那年他脱险归来，对记者说：“本人每日从不空闲度过，埋头做事，暇时读书写字。人家以为我是工业中人，其实本人半生即消磨于文字之中。人生观效学美国，分内所入薪金、分红、官利，全部消耗用去。家中不藏金子，仓库别人管理。

对于钱的观念，认为随地可取，随地可用，已感知足，金条吃下，梗塞喉咙，数十年如一日。”记者说：“荣氏谈话，语多哲理，且富有朝气。谈话时，先坐后立，自称立时气顺，坐则气促。唯语音低微，娓娓若与家常叙旧。‘1949年，黄裳到无锡采访荣德生，访问记发表在10月17日、18日的《文汇报》上，黄裳看到他”上身穿着白粗布的小褂，下面是灰土林布裤子，扎着裤脚管，一双布鞋，精神很好。“他的房间里，”从地上堆得高高的一包包用报纸包着的旧书“。

那年他已75岁。荣德生信佛，也信方士、巫术，既敬和尚，又尊”仙人“。他早年想以堪舆为业。

每次遇到大事，他都要到寺庙进香。每逢大兴土木，他要请”仙人“宣示动土时间、方位等。他属于过渡时代的人物，”他相信中国旧的一切。在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风水、相面、梦示、扶乩的记载“，一次他生病，如果用西医打针的方法，马上就会好，但他却坚持用中医治病，结果挣扎了3个月才起床。

风水、扶乩是他特殊的喜好，他还会夜观天象。钱庄学徒满师后，他最想做官，父亲荣熙泰认为他走不了这条路，总共只读过几年书，考是考不取的，捐又捐不起。

做大官必须科举出身，做小官对上要奉承，对下要搜刮，很不好，于是一再告诚他”小官不可做，大官无此才具，安心商业，亦能发达“。他见到有位马医门庭若市，很是羡慕，一度大读医书，但他父亲认为学医不容易，未必能成，即使有成也要等到中年，不如开店容易发展。他对风水堪舆大有兴趣，想当风水先生，开钱庄后一有空都看这类书，自称读过的书不下数百种，见过的有名地图不下数千，而且受过名师指点。对风水地舆之道他有几十年经验，办企业后四方奔走，对风水仍处处留心。

50岁后，每当春秋佳日，他有空时，常会约上同好数人，外出寻地，足迹几乎遍及江南名山。父母的墓地是他选定的，许多厂址也是。他在选厂址时要反复查验古籍，根据《杨公堪舆记》的一句诗”吴淞九曲出明堂“，他找到远在上海市区外的周家桥，买下当时荒芜一片、周边到处是坟墓的废油厂，在这里建起了有名的申新一厂。

不遗余力 贡献社会

荣氏兄弟常对子侄辈讲”有力量要贡献社会“，这里面既有父亲荣熙泰对他们的影响，父亲临终前嘱咐他们；如有余力，要尽力于社会，从一家到一族一乡推至一县一府。更有张謇这个榜样对他们兄弟的影响，荣德生平生推崇并处处仿效张四先生。1914年，他在北京初见张謇，谈及中国商人多不研究法律，所以和外商订立契约往往吃亏，遇到交涉，自己的立场也都站不住，商会以后应注意倡导研究法律。

30年后，他仍清楚地记着这次谈话的内容。

张謇以大生纱厂为起点，建设家乡南通，荣家同样以实业为基础，开发无锡也是靠近荣巷的开原乡一带。梁启超说起中国的地方自治，常以无锡与南通并举。

1943年，荣德生70岁时，钱厚基将无锡与南通、荣氏兄弟与张謇兄弟相提并论。张謇在1919年谦虚地表示，南通不如无锡。1928年3月，虞洽卿为《茂福申新卅周纪念册》写序，开首就是：”吾国之所以实业名家者，南通张氏外，端推无锡荣氏。“1920年，荣宗敬与张謇等合组左海实业公司，有过宏大规划，想在上海新开商埠、建立工厂、经营航运，最后都没有成功。

1921年张謇已68岁，荣德生到南通参观各种社会事业，心有所感。他说，南通成为模范县，就是因为有一个张謇，如果全国各地都有张謇这样的人，则不愁国家不兴，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所以，只能从家乡做起，逐步推广。1928 年，他与人合作组织垦殖公司，在江阴、常熟的长江沿线修堤坝，垦殖沙田，计划种棉花等（到1937年已开垦上万亩）。1931 年，他在连云港种了很多白杨，计划开火柴厂，还想开发连云港。

1946年9月，荣德生七子荣鸿仁、九女墨珍和孙子智明出国留学，临行前，他再三叮咛：”在外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 一生受惠矣。“他留意观察过回国的留学生，大凡致力于办事业的往往有成就，走入仕途的多学非所用，不但对国家社会无益，而且自误，至为可惜，还不如做农工有益于生产。

荣德生个人生活虽然俭朴，但他对公益事业比较慷慨，特别是办学。1912 年他就有意在无锡办图书馆， 1913年开始大量收书，1915年在荣巷建房，1916年”双十节“正式开馆，取名大公图书馆，免费向社会开放。这是整个苏南第一家由私人开办的公共图书馆。在他看来学问是天下公器，不分阶级，所有读者都是朋友。藏书从最初的9万多卷，到抗战前增加到18万卷，其中有大量古籍乃至珍本、孤本、绝版书。（1920年，南洋大学建图书馆，他们兄弟曾捐款万元。）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无锡，大公图书馆损失惨重，目睹一片狼藉的书柜，他痛心疾首：”毁去有用之书，等于摧毁人才，即置之重典，亦不为过。此种文化上之损失，实较企业上之损失更严重也。“（现在无锡图书馆的”荣氏文库“还保存着大公和他私人藏书幸存的10多万册图书，经史子集以外，乡贤著作和地方志、医书尤多。）1920年，他资助李石曾、郭秉文周游各国，呼吁退还”庚子赔款“。

1926年，重修始建于北宋的无锡南禅寺妙光塔，荣氏兄弟捐款5000大洋。

1933年，荣德生将梅园附近浒山脚下20亩地赠给开原寺，并捐资建寺。1947 年修复著名的历史遗迹东林书院时，他一次就捐了50万元，现在还能在石碑上看到记载。

造桥修路、兴学育才更是他一生耿耿在念的。从1916年起，他们兄弟发起资助修建荣巷直达梅园、全长9公里的开原马路，1918年出资修了无锡火车站到锡山、惠山的通惠路，长3。8公里，1922年他们兄弟因造桥修路受到过北洋政府内务部褒奖。此外还有环湖马路、城乡各支路包括申新路、德溪路等，到1929年合计已有80多里。1922年他参与组建江锡长途汽车公司，最早的”开原公共汽车公司“也是他们在1928年发起的，到这一年，他们在造桥修路方面的捐资已在20万元以上。

1929年，荣德生独资发起”千桥建筑会“（简称”千桥会“，又称”百桥公司“），在无锡常州丹阳、宜兴等地城乡，捐资建造的大大小小的桥至少有上百座，现在找到的有102座，其中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就有42座，最有名的是1934年造的宝界桥。同年，荣毅仁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校区横跨苏州河，没有桥，往来靠木船很不便，他父亲捐款5000美元建造了一座人行木桥，取名”学堂桥“。

这种追求本身已不是传统的善举、回报社会那么简单，两位无锡学者张铁民、陈明生提出了很好的见解，这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工业化时代企业家带动社会转型的体现。

他们知道人才是事业的基础，人才的盛衰关系到国运的隆替，而中国人才不多的根本原因就是教育不普及。1906年，荣氏兄弟在无锡梁溪河畔的荣巷创办第一家公益小学时，创业未久，并无大钱。荣德生认为立身处世，30岁是负责任的开始，当时正好提倡新学的风气起来，他就把荣家私塾改为小学。两年后，又办了第一所竞化女子小学。从1906年到1915年的不足10年间，他们在荣巷、梅园等处，共办了8所男女小学。最初还有其他人的捐助，后来他们兄弟独立承担常年经费。

公益第一小学规章开首明确：本校由荣宗敬、德生昆仲独资创办，故定名为荣氏私立公益第一小学校，贫寒子弟可以免费。他们的办学成绩受到社会肯定，曾获得教育部的一等金质褒章，1915年3月13日，《新无锡》报上刊登消息《荣德生捐资兴学得奖志闻》。1918 年，教育总长亲自给荣氏兄弟题匾。1921 年8月26日，陶行知陪同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来参观。”安得如君千万辈，全华儿女作干城。“康有为以这两句诗赞美荣氏办学。

1926年春天，公益、竞化联合举行20周年纪念会，近千人参与。合影中可以看出学生校服齐整。他们在游艺会上表演京剧、舞蹈、歌唱，有英文会话，还有歌剧《葡萄仙子》，以生动的形式演绎雪、雨、太阳、风露和植物的关系，展现植物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果子成熟的过程，以及几种鸟、兽、虫对于植物的需要。我曾到过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公益小学，现在叫无锡市荣巷中心小学，风雨操场依稀还能想见当年的情形，其中有一块特别的石头，刻着”天降山海“四个字，见证了荣家祖先迁居无锡梁溪河边600多年的历史。水池仍是当年，只是浮满了青苔，已经不是活水。”山清水碧古荣巷……独开风气为众望“，校歌中回望百年，荣氏办学之功绵远不灭。

1919年，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公益工商中学，前后用去25万元。两兄弟每年捐赠都在上万元，这部分钱主要是茂新面粉厂的利润。开校时，钱基厚在祝词中称他们兄弟不尚空谈，以实业家办教育，可与南通张謇相比。学校重实践，荣德生手书”和平耐劳“四个字作为校训，勉励学生”求实学为实用“。为了给工科学生提供实习制造机械的工场，荣德生开办了公益机器厂，还有给商科学生实习的商店、银行。第二届毕业生到上海参观华商纱布交易所、面粉交易所、商品陈列所、总商会、商业图书馆，以及大名鼎鼎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商务印书馆总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交通大学、商科大学。当然也看了申新、福新各厂一位叫安文奎的学生在《参观及旅行笔记》中逐日记下行程，喜忧交加地说，商品陈列所的光怪陆离，商务、南洋兄弟的规模宏大，华商纱布、面粉两交易所的营业昌盛，申新、福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事者的眼光魄力，永安、先施两大公司的五光十色，这一切都让他欣喜，然而沪上繁华几乎全在租界，又令他忧虑。

看看当年商科学生的论文题目，可能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都会惭愧惊讶，宏观如：《解决今日中国实业问题》。《关税自由权》、《进货出货概论》《论中国实业不振之原因及救济之方策》、《银行与实业之关系》《我国货币制度亟须改革议》。《生产论》等，微观如《旧式簿记与新式簿记之比较》、《商标浅说》、《广告论》、《推广商品销路之方法》、《无锡兴办商埠论》《宜兴之陶业》、《银行实习谈》。当然也有与商业本无直接关系的论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自由平等真解》等。

这些论文出自中学生之手，荣德生大概不会失望。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都是公益工商中学的学生。公益校友活跃于无锡工商、新闻、教育、劳工各界，无形中形成了当地很有影响的”公益派“。

而梅园的”豁然洞读书处“则有旧时书院性质，始自1927年，终于1937年，办了10年，分甲乙两班，各两年，分别相当于初中和高中，除了荣氏子弟，还有外姓子弟，前后毕业的学生近百名。豁然洞在梅园高旷之处，山下梅花千树，远处太湖在望，荣毅仁的作文《豁然洞记》中说，泛舟五里湖，远望浒山苍郁，如同炮台，在百千梅花丛中，豁然洞就在炮台的腋下，夏可避暑，冬可保暖。1929 年在豁然洞边上的”经畲堂“建成，读书处移到那里上课。读书处注重人格训练与陶冶，课程设置以国文为主，尤其重视作文，加上英文算术、国术、修身等，都请名师执教。

我在”经畲堂“看到过陈列的《梅园豁然洞读书处文存》复印件，从1929年到1935年，共印过4集，收入41个学生的几百篇作文，还有不少诗词、对联，其中有荣伊仁、荣毅仁等的作文，都是手稿复印的。荣德生在序言中说，自己不是科学家、文学家，但由经商阅历而知，为人常识不可不充足，文字不可不通顺。梅园里的读书声曾是一道独有的风景，吴稚晖等每次游园，都要来豁然洞听课听读，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太湖饭店养病半年，每天都来听读书声，他对人说，读书声医好了他的神经衰弱症。多年后，荣德生回顾自己的办学生涯，最自豪的就是公益工商中学和豁然洞读书处，认为后者毕业生多精研学理，品德优良。

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吴稚晖等人建议将复旦大学迁到无锡扩建，荣德生得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太湖边风景宜人的大力嘴，几乎胜过有名的鼋头渚，只是尚未开发，他买下上千亩山地，捐赠给复旦大学作校址。1937 年3月28日，吴稚晖钱新之和复旦校长李登辉、教务长章益等再次到大力嘴勘察，荣德生在梅园设宴款待。三个多月后抗战爆发，复旦迁锡之事成了泡影，但他并没死心，1945年11月到1946年3月，他又为此事奔走，积极准备校舍，迎接正准备从重庆东迁的复旦来无锡上课。不久内战爆发，此事最终未成。1938 年、1940年，抗战烽火中，荣家仍在上海办了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以及三年制的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 1946年变成四年制的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

自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荣德生早有这个心愿，他觉得子孙留学费用太大，如果国内大学好，就不必出去。在太湖边办私立大学成了他多年的心结，1947年10月27日，江南大学开学典礼在荣巷临时校址举行，他致辞说，远在1916年到1917年间，他和吴稚晖同游太湖，吴稚晖认为在湖滨兴学最理想，他很赞同，过了20年，这个理想才得以实现。校址选在湖滨的后湾山，处于梅园、锦园之间，春有梅花，夏有荷花，湖山之胜可以与杭州的之江大学相媲美。这是荣家独资创办，完全私立性质，是无锡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分文学、理工、农学三个学院，有农艺、食品、电机机械。数理等系，次年8月新校舍落成，专门增设了全国首创的三年制面粉专修科（以后办了第一本面粉专业刊物《面粉通讯》），1949年还增设了超前的工业管理系。

为办好江南大学，荣家重金聘请教授，上海、南京不少教授到这里兼课，每周风尘仆仆地赶来。专职的如钱穆（文学院长）、金善宝、牟宗三、韩雁门、唐君毅（教务长）、朱东润等教授，他们待遇优厚，授课钟点费比一般大学高出两倍，还有小车接送，荣家把荣巷、梅园的宅子给教授住。邹秉文、金善宝是有名的农业科学家，自1920年起，上海面粉公会和荣德生每年资助5000元，给东南大学农科研究所106亩地，让其开辟小麦试验场，作小麦品种的研究。金善宝在这个试验场工作近6年，到过江苏不少地方，收集各种小麦种子，做科学试验，选出”姜堰黄皮“、”武进无芒“等优良品种，深受农民欢迎。荣家的茂新、福新面粉企业在姜堰、武进这些地方也都有自己的麦庄。

江南大学采用学分制学（课）程制、学时（期）制三结合的”三学“制度，强调启发式教学和坚实的基础课、专业课并重，其办学特色就是一个”实“字 ，荣德生给学生讲话，希望他们学以致用，不必好高骛远，力戒好大喜功，要脚踏实地，从头做起。

事实上，”实“并不是简单地叫学生追求狭隘的实用，江南大学的人文气息就非常浓厚，从1948年3月8日开始，在学术讲演周会上，学生有幸聆听钱穆演讲的《文化及人生》。《中国文化之精神》，还有唐君毅、牟宗三等教授讲文化、哲学和人生，先后办了12次。许多理工学院和农学院学生选修了钱穆的《中国通史》《秦汉史》，唐君毅的《哲学概论》、牟宗三的《逻辑学》等。哲学家许思园教授夫妇一直住在梅园著书立说，每月领500元薪俸（一般教授只拿三四百元） ，他们从来没有上过课。

江南大学里清寒学生可申请全免或半免学费，学校还提倡他们勤工助学。记者在开学当天看到，学生的伙食每人一盘菜，半碟青菜，半碟茭白炒蛋，与当时飞涨的物价相比所收的伙食费着实便宜。

当年学生回忆，1948年春天，校董主持进行全校性的统考，不分院系专业，统一题目，统一考试，只考英文、语文，考卷由校外教授命题，不难不偏，但数量多、涉及知识面广。统考成绩优异有奖，不及格的，这门课就要重读。每天晚饭后，江南大学附近，太湖畔、田埂小路上、鱼塘边，学生三五成群，散步谈心，爱唱歌的有骆驼歌咏团，爱京剧的有江社，爱运动的有一个个球队，还有读书会、诗社等，《春潮》、《原上草》、《世纪风》等壁报也很活跃。左翼的思潮也影响了这个校园。但太湖边不是世外桃源，时局动荡，物价飞涨，一天一个价，急风暴雨迫近江南，荣德生虽也不无担忧地说过”唯费用过大，不易维持“，但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他仍表示”江南大学理工、文、农三院照开“。

1952年10月29日，存在了5年的私立江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消失，此时离荣德生生命的终点已近。

三足鼎立 矛盾凸显

1936年底，荣氏企业共欠债8000万元，从1938年到1940年，上海租界的”孤岛“经济有过一个畸形的黄金时代，申新二厂、 九厂出产的”金双马“大大获利，福新面粉二、七、八厂也连年赢利。申新九厂成了当时最大的华商纱厂，” 双马“棉纱成为市场标准纱，”双马“栈单成为投机市场的交易筹码。从1939年到1940年，申新福新几个厂已还出6000万元债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申新二厂、九厂的花纱仓库被日军封闭， 1942年启封时遇到物价暴涨，币值下跌，汪精卫政府以1：2回收法币，2000万元只作1000万元，申新乘机还清所有债务。1942年7月2日，银团在《新闻报》刊登公告，宣布全部退出，申新完全回到荣家手里。

荣德生大为喜悦，”陈年积欠，至此全扫，可谓无债一身轻矣。“然而，自荣宗敬逝世后，笼罩在债务危机、战争阴云下的荣氏企业内部，渐渐出现了裂痕，大房、二房之间矛盾浮现。1940 年，大房和二房因为申新九厂股权发生冲突，本来申新九厂的股权证一直存放在英商麦加利银行保管箱里，要打开保管箱需要大房鸿元和二房伟仁两人的印鉴。据说，原来两房的股权相差不多，但发放股息和红利时，二房少得多，荣德生对此不满。大房的人在荣伟仁1939年死后曾向其妻子要过图章去开保险箱，二房因此怀疑大房修改了原有股权比例。开过保险箱一事，银行口头承认，却不愿意出具书面证明。

荣德生毕竟还能顾全大局，当申新四厂订购的1。9万纱锭运到上海，却没有办法运往武汉时，他决定按原价给申新九厂，不愿意让纱锭躺着。女婿李国伟等人不太愿意，他函电交加，说服他们。对此持有异议的华栋臣也承认他有”远谋计划“，是出于对荣氏企业的公心。

失去荣宗敬这位主心骨之后，荣氏企业的瓦解是早晚的事。实际上，在1934年的申新大危机之后，荣宗敬在公司的绝对权威也发生了微妙变化，王禹卿主持的福新面粉系统不受他的领导，连荣德生也有过上海、无锡分立的想法，吴昆生掌握的申新九厂，荣宗敬女婿王云程（王尧臣的儿子、王禹卿的侄子）掌握的申新一厂，荣德生女婿李国伟主持的申新四厂、福新 五厂都开始有了离心倾向。

抗战将终时，二房荣尔仁提倡”大申新主义“，拟订一统荣氏企业的”大申新计划，但在荣家的内部会议上就通不过，大房荣鸿元当场反对：“我喜欢掮着瓜子做买卖，高兴时去卖，不高兴时自家吃吃。”就是荣德生也不支持儿子的“大申新”计划，他自己想通过定股权数的办法统一申新的思路，也未能推行。1944年10月16日，在美国留学的弟弟荣研仁写信给荣尔仁，反对他的“大申新”计划，认为应该“加强”而不是“扩展”。因为资金缺乏，要集中力量积累流动资金，何况荣家经验只限于面粉、纺织，就算有了资本，也缺人才和经验。加上荣家经营企业的方法大多过时，总公司已有名无实。

股东中有人提出申新是无限公司，无限公司的总经理没有世袭的，是不是改为有限公司？对此内部也有分歧，王禹卿赞成，荣德生坚决反对，儿子荣尔仁和他不统一，在代他出席福新股东会时表示赞成。他在无锡得知，来信否定自己委托过荣尔仁，令他儿子十分难堪，几乎要脱离父子关系。荣鸿元应其他股东之请，把申新一厂改成有限公司，他坚决不同意，拒绝拿津贴。

战后，荣氏企业自然形成了三足鼎立局面。大房第二代以荣鸿元为代表，名义上掌握申新一、六、七、九及福新一、二、三、四、六、七、八厂，称为“申新总公司”。其实，大房荣鸿元能控制的只有申新六、七厂，福新系统在上海的几个厂都是王禹卿主持，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是开厂元勋，又是荣宗敬老友，鸿元兄弟都得执子侄礼，实际上是半独立状态，申新一厂是王云程主持，独自发展。二房以荣德生为代表管着申新二、三：五和茂新四个厂，以及新创的天元等厂，称“申新二、三、五厂总管理处”，一共12个厂。抗战胜利后，他在废墟中重建无锡茂新一厂 ，那是荣家发迹的企业。二房因为父亲在，大体上统一，只是各兄弟分别有自己主持的企业。李国伟的“申四福五”系统，成立了“申四、福五、建成、宏文、渝新五公司总管理处”。

抗战时西迁的这一支，迁川之前，全部上海股东、部分汉口股东都极力反对，甚至说“宁弃之江中，不愿迁之于川”。这个系统后来在重庆、宝鸡发展壮大，纺织、面粉以外又发展出机器、造纸、煤矿等，尤其在荒僻之地的宝鸡创造出了一片新工业区一秦宝工业区，各界名流、要人、将军、外国代表团纷纷前来参观，惊叹一片荒凉中创造出的战时奇迹。林语堂从美国归国参观，申新厂方请他给全体职员演讲，他赞许他们生产的纺织品质量好，由此做的中式衣服保暖、舒适、简便，以后外国人也许不穿西服改穿中式服装了。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著作《枕戈待旦》，特别介绍这里的窑洞工场，称这是他见到的中国抗战期间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企业的摊派严重，仅1942年，就连续三次向申新四厂、福新五厂＾摊派军粮、公债，收走面粉1 430包，公债50万元。1944年，向宝鸡的申新四厂摊派不下百余次，特别是地方军政机关，经常强借强要或面粉或棉纱。但企业仍有厚利，李国伟掌握的“申四福五”系统急剧膨胀，发展到11个企业，抗战胜利时仅美元就积存了300多万元。李国伟改变“申四福五”的分红制度，原来荣氏企业分红一直按13成分派， 10成归股东，3成归总经理、经理及其他职员。自1939年内迁后，李国伟改为14成分派， 10成归股东，4成归职员。这个办法直到1941年才获荣家勉强同意。他还鼓励高级职员人股，老丈人不赞成增加新股，担心冲淡老股，认为无限公司只能股东升股或股东间让股。老股东中怨声四起：“你招了许多新股东进来，将我们的汤冲淡了。”“一只橘子八瓤，从前是八个人吃，现在橘子仍旧是八瓤，要十六个人吃了。”荣家与李国伟的矛盾凸显，到1941年翁婿几乎要翻脸上法庭，协调的结果是，由荣家保持申新四厂、福新五厂60％以上股权，其中大房占31％二房占29％。

在对外交涉、购买原料、出售产品等方面，荣家大房、二房还能配合，一个拳头出击，毕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是，当1948年标购汉口的“军政部纺织厂。”时，大房、二房达成了一致，李国伟志在必得，并不买账，不肯放过近水楼台。

1947年，荣氏企业纱锭占全国15％，占民营的22。9％；粉磨生产能力占全国25％，都未恢复到战前的规模。国民政府接收所有日伪纱厂，组成庞大的国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荣德生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民营纱厂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对于国营企业的与民争利，和国民党一味取财于民的沉重税赋（累进所得税高达85％），他斥之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充满愤慨地责问：“国何能裕？民何以安？”

他说，一个政权只要让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收税即可。如果能充分发挥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如果不能使用民力，即使一切官办，也没有用，只是徒增浪费而已。当然，他一贯认为，赋税不合理，只能力争，不可私偷或逃漏，一切都要循序渐进，不能求速效。

1947年4月，荣鸿元等4个民营纱厂代表联名辞去“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委员：“既不能为政府贯彻政策，又不能为同业图谋生存。”此时包括荣氏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逐渐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这种困境局外人并不清楚。这年5月10日。

《大公报》报道，傅斯年在参政会。上质询行政院长张群，申新纱厂每年赢利可观，为何政府又贷款200亿？荣鸿元给傅斯年发去专函，澄清两点，一是申新从未得到政府贷款，平时周转都靠商业行庄，利息很高；二是申新纱锭战前60万，只有一半开工，加上市场困难，处境并无优越。此信同时在15日的《商报》上刊登。

绑架事件 死里逃生

1946年4月24日上午，荣德生突然在上海被绑架，先被劫到小车上，几经转折到了一条小船，他只能蜷伏在里面，大小便都不能自由。第一天只给了他一块硬饼干，知道他牙齿不能咀嚼，第二天给了他三块软饼干、一块蛋糕，夜里转到一个石库门楼上，没有窗户的小黑屋，硬木铺板，白天也没有光线，不准点灯或蜡烛（只有写信等必需时才点）。在黑屋的伙食还比较优待，早上给他两个鸡蛋，中午和晚上一碗饭、一碗粥，菜是豆腐咸菜、黄豆、鲫鱼鲥鱼、炒蛋，周而复始。

他回忆，在这一个多月里，“除了我有痔疮毛病，每天不能换布和睡硬木床不舒服外，其他一切还可以”。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绝对不许咳嗽吐痰，绑匪说“痰咽到肚里去，可以收到润肠的效果”。这一招果然见效，他后来对记者笑着说：“我原来患着便秘毛病，在那里天天一堆恭，痰能润肠，这倒是我在匪窟里生活得到的教训和收获。”

他身上带的东西都被细细检查，5个图章的用途被再三盘问，他逐一解释，一个是应酬文字用的，一个刻着“往生是寿”是喜庆文书用的，一个刚铸了不久，有年月可证。他们问得最细的是一个小银章，他回答：“这印章是重要的，但并不能单独领钱用，厂里要向银行支钱，协理、经理盖了章，还要我盖了这个章才发生效力，但单有我的图章，根本是领不到钱的。”

案发后，1946年8月4日的《大公报》、9月7日的《文汇报》9月10日的《新闻报》都曾公开报道。荣德生在黑暗世界中34天，不能看书，也没有纸笔，终日无事，吉凶未卜，思潮翻滚，从世界、国家、社会到事业、家庭，一想过， 念平生经验，如万一不幸，未能传至后人，至为可惜。时值蒋介石60岁，他在黑暗中，生死关头还拟了一副寿联：“战绩空前甘四史，胜利联盟五大洲。”他想自己如果能脱险，要刻两个印章，一是“曾人地狱”，一是“再生之德”。午夜睡不着，他说自己多次看见白光，所以他心里很安定，觉得有神护，不至无救。匪徒住在隔壁，只隔一层薄板，他骗他们自己耳朵不好，重听，其实都听得清清楚楚。大约第19天，警察、宪兵检查，已敲开大门，绑匪也子弹上膛，预备警察一上楼，就采取最后手段，结果化险为夷。

因为绑匪组织严密，有女人，有小孩，警察敲门，女人在小孩屁股上一拧，小孩就哇地哭了，女人装着叫骂，开门的装得泰然，对警察说：我们是住家，将警察哄了回去。

第24天，有人敲开门，高声问：“三厂袁世凯在里面吗？”结果也被开门的应付过去了。（“三厂”就是申新三厂，“袁世凯”是指荣氏。）他在小黑屋给家人共写了5封信，家人只收到2封，字句都经过绑匪逐一研究，连最后“灯下”两个字都被涂了。

绑匪最初开价勒索百万美金，他回答：“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经常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就要发生影响。所谓资本家，是将金钱放在家里，绝对不想做事业……诸位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不信你们去调查。'

绑匪的调查结果和他说的大致吻合，他身上带的一个手折也可证明，他家庭和个人收支都记录在上面，绑匪详细核算过，每月支出600多万，收入400多万，虽然表面上富可敌国，实际上当时每月人不敷出。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赎金降到50万美金。他作了最坏打算，向绑匪要来纸笔立下遗嘱，要求他们无论如何送到荣家，内容共四点：一是叙述兄弟创业的艰难经过；二是绑匪要50万美金，这笔钱照他的事业而论，本来无所谓，但企业流动资金不多，如果拿了这笔钱将影响整个生产，使大批工人失业，所以他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三是告诚子弟要绝对重视先人所创事业；四是嘱咐家庭琐事。这个遗嘱对绑匪震撼很大，简直就是”原子弹“，有一个看守竟在最后关头知难而退，借故脱逃。这是他本人脱险后的自述。

他以为，这次绑架是有黑心商人起意，利用匪徒，本意想将他灭口，因为匪徒爱钱，他才能生还。警备司令部破案后，说是荣家派人把款秘密交给绑匪，荣德生才获释，这完全是谎言。此案扑朔迷离，从各种迹象看，无疑有着更深的背景，后面有军警特，是一次警匪勾结的绑票案。绑匪出示的逮捕证，赫然是”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绑架用的汽车是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借的，而且司机直接参与，破案后缉获的罪犯就有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毛森手下。交款地点就选在警备司令部隔壁，5月25日，荣家派人送钱时被警备司令部拦截，随即发还，27日，又是警备司令部标记的车把两大皮箱美金取走，车上只有一个司机。第二天晚上，荣德生被系住双眼，由绑匪雇车（先三轮车、再汽车、再人力车），送到其女婿唐能源家。

荣德生发现，绑架他时，撑篙的”船工“一天看完《宪法草案》。《政治协商会议记录》，看守他的人眉清目秀，写一手好字，两天看完《青城十九侠》，不同于一般绑匪，估计有初中以上程度。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知情人回忆，是毛森下令逮捕荣德生，时值毛人凤新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授意毛森和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一起破案，向社会宣传，又将敲诈的巨款做赏金。毛森和陶一珊除了自己拿奖金，还送了毛人凤和司令宣铁吾各一份，替宣铁吾买了一辆豪华的美国轿车。被缉捕的都是从犯，共15人，处决了8人。

荣德生归来后发还的十二三万美元赃款，先给警备司令部送去破案赏金两笔共8万。剩下的钱又被警备司令部索要走了，还不够，荣家只好到市上收了10多万美元，前后总共付出了60多万美元，由申新各厂按纱锭数分摊。

鬓发全白的荣德生死里逃生，骨瘦如柴，腿软不便行走，在家休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慈善机构学校、社会团体要他捐款、借款的函电雪片般飞来，光上海就有50多个团体，外地的更多，有许多都是各路军政要人出面，得罪不起的（包括江苏省主席、无锡县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 ，还有自称”失业军警人员“的，带有恐吓勒索性质的有数十起。有人多次找上门来，起因就是他脱离险境后对记者说的那句话，领回勒索余款捐给慈善机构。威震商界数十年的荣德生几乎成了惊弓之鸟，他在1947年2月的私信里感叹说，即使得到金窟也难办。

在此之前，1940年夏，时为申新二厂经理的荣尔仁曾被驻扎浦东的伪军头目丁锡三组织匪徒绑架，关了58天，花了50万法币（约合当时3万美元），是大房荣鸿元设法筹的款。1941 年7月27日，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和儿子吴中一双双被日伪绑架关押1个多月，付出了几千件”双马“牌棉纱。

抱负未抒 无锡谢世

荣宗敬故后，大房第二代和第一代毕竟不同，熟悉内情的人回忆，1949年前，大房荣鸿元一家从华贵的大轿车到旅行轿车、吉普车、货车，应有尽有，去中外富人常去的虹桥俱乐部玩乐不过瘾，在虹桥路自建了大花园，几乎每天下午和周末都要到花园别墅去，常在那里请客，请客的杯盘、菜肴都是在市里准备好了派专用汽车送去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李芸侯目睹荣鸿元、鸿三兄弟当时的奢糜生活，荣公馆里整天都是赌钱跳舞，大开酒筵。研究上海老房子的宋路霞说，现在淮海路上的美国总领事、日本总领事官邸分别是荣鸿元、荣鸿三的住宅。

1948年9月4日，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在提篮桥的特种刑事法庭上当庭放声大哭。当时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实行外汇管制，申新六厂要买印度棉花需外汇甚急，因此犯规。当时蒋经国在上海整顿经济秩序，案发之后，荣家风声鹤唳，申新各厂都不敢存外币、金银，荣家上下私房钱藏的金银外币也都换了金圆券，最喜欢玩钞票和金银币的荣鸿三，收集世界各国的纸币、金银币，吓得把所有收藏拿出来换成几乎是废纸的金圆券。在荣鸿元被拘前，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大通纱厂经理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永安纱厂副总经理郭棣活等相继被捕，花费巨额美金才得获释，金城银行部经理周作民也曾被传讯。

荣家虽然请了章土钊等三位名律师，但关键还是靠行贿。因为通货膨胀，对方要的不是纸币，基本。上都是棉布、棉纱、面粉栈单，还有房子，大约折合50万美元，荣鸿元关押77天，幕后交易就进行了70多个晚上。到11月18日开庭，荣鸿元被判刑6个月，缓期2年。荣鸿元元气大伤，出来不久就去了香港。经此打击，大房掌握的企业、资金1948 年后几乎都迁出了大陆。现在他家在上海唯一的纺织企业一中美 合资上海申南纺织有限公司，还只有十几年历史，厂门前挂着美国星条旗，大门内有董事长荣鸿庆手书的厂训，今日的申南已不复申新当年的气派。

宋子文做行政院长时，荣毅仁主持的茂新面粉厂曾代粮食部收购小麦加工成面粉。宋子文于1947年下台。1949年5月，荣毅仁突然以”军粉霉烂案“被上海地方法院起诉，罪名很多，包括”侵占公有则物“、”盜卖公有财物便利人私“等等，甚至说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吃了他的霉烂面粉才打败仗。原定5月25日开庭，也就是上海”变色“那天，结果没有开成，但还是在收监威胁之下，被敲去10根金条、5000美元。

直到古稀之年，荣德生还有雄心勃勃的”天元计划“，要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天元实业公司“系统。他说自己不是资本家，而是事业家。1942年他替国家拟订”大农计划“，主张在甘肃、青海等西部地方首先推广，工、农牧学并举。午夜梦回，他常常含泪：”计划未成，抱负未抒，深觉痛心。“

对于成功，他有自己的理解，1934年，他在”豁然洞读书处同学会“成立会上说，百工百业都可以成功，并非只有挤在政治一条路 上，成了达官显贵才算成功。他在1946年绑架脱险后说，国人说他是大实业家，他说自己不敢当，如果能再尽力10年，将理想一实现，或许可以言大。大多数国人没有远大目光，以为他饱暖坐食，终生都已足够，何必再赚钱，而不知他的抱负，就是要办大规模的事业。所以，他一辈子都不骄矜，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1949年春天，以画梅闻名的画家周怀民送他一幅《梅园 主人赏梅图》，他手书”妙笔天然“一幅回赠 ，如今 匾额还挂在梅园” 诵豳堂“。周怀民在梅园对他说：” 德老，你何不自己也大笔一挥，把你所久练的画梅，画一枝起来，供大家欣赏呢？“他回答：”谈何容易，书画一事，非有真实的功夫，聪明的天资，决不可为。所谓七分功夫，三分天资。不要说我对书画不够资格，并且也没有资格做商人。“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他说：”这不是虚言，也不是自谦，现在做生意，真不比战前了。“他的感慨是沉重的，也是严肃的。其实，不光是抗战后，多数时候，他都保持着这种心态。

荣德生坚决不离开故土，荣毅仁则坦言自己当时曾左右徘徊，举棋不定，”听了谣言，对共产党也是害怕，怕留在国内生活自由没有保障，但跑到国外去做白华要受尽白眼，而且事业又都在国内，感到前途茫茫。再三思量：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国……我想我还是留在祖国的土地上，等着瞧罢！“”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况且荣德生认为自己一直服务工商界，从未参加过政治。1948年下半年，申新三厂部分机器正准备拆迁台湾，他一听说，就亲自赶往码头，把机器搬回来。1949 年2月，他秘密派人到苏北解放区考察。无锡易手前后，他每天乘包车在街上露面，表示自己还在无锡。儿子荣毅仁说他不走的原因很多，一是从未出国，创业以来与外国资本竞争，对外国没有好感；二是他不愿拋开手创的事业；三是绑票的伤痕尤在；四是他对国民党政府战后的一些措施不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1回收伪币，他积存的370多万教育基金、50多万慈善基金一夜之间被贬值。1947年，他曾愤然写下”课税横征猛于虎“的诗句，1948年12月8日的私信中，他表示对国民党的”抽税之狠，不知人困“深恶痛绝。

所以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

1952年，荣德生在无锡谢世，墓地是热衷风水的他亲自选的，背靠孔山，面向梅园，周围种了他喜爱的梅花，随葬品是一套线装的地舆学书、一只他随身多年的镀金壳钢机芯打簧怀表。比起他哥哥的墓地，显得有点寒磣，占地、气派都不可同日而语”文革“期间荣德生之墓被毁，遗骸无存，两件陪葬品下落不明，1984年按原样重修的只是个衣冠冢，墓碑上是画家刘海粟题的：”中华实业家梅园主人荣宗铨先生之墓“，里面放着一件荣德生穿过的衣服，一册他手书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