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人（塞人兴衰史）
塞人简介
塞人：古印欧人，作为最早的游牧民族，曾给定居民族带去了无尽的恐惧与劫掠。塞人作为他们的后裔，则在迁徙至西南亚的印度地区后，开始了定居、建国、扩张和衰亡的漫漫传奇。一起来看下塞人的王国兴衰。
塞人·历史词解——
提到塞人，很多读者很可能并未听说过这一民族的名字，但其实，塞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特别是对波斯人和希腊人而言。作为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时常迁徙并劫掠农耕王朝的领土，也曾被后者的军队击败甚至被迫进贡。他们灭亡了希腊人在中亚建立的著名国度巴克特里亚王国，他们的亲族——马萨格泰人甚至杀死了名震一时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他们曾一度给战神亚历山大大帝、帕提亚名王米特拉达梯二世造成很大麻烦；但是，创造了如此辉煌成就的他们自己，也曾迫于东方同族亲戚月氏人的压力，而不得不离开家乡四处迁徙，从而在西南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迁徙前的塞人
属于斯基泰人的萨伽伊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萨伽里斯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斯基泰人，却被称为萨伽伊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基泰人都称为萨伽伊人的。
——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64节
塞人，即中国古籍记载为“塞种”（Sak）、亚述人称作阿什库兹人（Ashkuz）、希腊人叫作斯基泰人（Scythian）、波斯人名之为萨伽人（Saka）的古代伊朗系（或被称为雅利安人）游牧集团，也是历史上首个给东西方诸帝国王朝均留下深刻印象的游牧集团。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长达600余年的时间内，他们广泛分布在从阿尔泰山麓到南俄草原的广阔地域上。古罗马历史学家阿里安按其所居地区的差异又将这一游牧民族划分为欧洲斯基泰人和亚洲斯基泰人，前者部落成分单一、地区分布明显，逐渐演变为狭义上单一民族的斯基泰人；后者则由于部落成分复杂、地区分布迥异而成为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阿比亚斯基泰人（Abian Scythian）等诸多部落联盟的统称，这里所要介绍的狭义上的塞人即为其中的一支。
历史学家根据《汉书·西域传》对乌孙国地理位置的记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一般认为塞人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中亚民族大迁徙前主要分布在今伊犁河、楚河流域。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 （Darius Ⅰ，公元前522—公元前486） 的波斯波利斯铭文自称，其王国疆域“从索格底亚纳对面的萨伽人领地直至库萨（今埃塞俄比亚）”，也说明塞人游牧的领地在锡尔河以外，与《汉书》所载大致相符。虽然没有古典文献的确切文字记述，但塞人的确很早就已出现于历史上——考古学家通过对中亚各地原始文明的发掘考证，认为包括塞人在内的泛伊朗系游牧民族最晚在距今3000年前即已起源于广袤的中亚草原。显然，由于巴尔喀什湖地区气候温和湿润、伊犁河流域草场肥美，非常适合放牧牛羊，塞人很早就选择了此处作为自己生活的家园。
▲ 阿契美尼德王朝与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亚洲斯基泰人分布区
▲ 贝希斯敦岩雕的戴尖帽的萨伽人形象
与斯基泰人相似，塞人一般留着长发，蓄着胡须，身穿与米底人和波斯人相似的宽松式束腰上衣和长裤，脚着马靴，头戴中亚典型的护耳尖顶毡帽——他们戴着尖顶毡帽的形象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无论是阿契美尼德诸国王的铭文，还是希腊古典作家都以“戴尖帽的萨伽人／斯基泰人”来称呼他们，并以此作为区分后者与其他亚洲斯基泰人的标志。
作为典型的游牧民族，塞人日常的生活自然与放牧息息相关。他们平时广泛放牧牛羊并以牛羊肉及其奶制品为主食，战时则骑马组成骑兵与敌交战，崇尚至上的太阳神，举行各种火祭和马祭。古罗马作家卢西安曾称“斯基泰人是拥有八条腿的人”，此处“八条腿”即指两头牛。考古学家也曾在塞人墓葬中发现了塞人通过锻 铸、镶压、雕刻等多种手法，以金、银、铜等贵金属创造出的浮雕动物模型，尤以马、鹿等动物为最多。许多古典作家都注意到早期塞人习俗独特、品德淳朴的特点，古罗马历史学家查士丁在介绍斯基泰人等游牧民族时这样写道：
“这些人没有边界，因为他们既不耕种土地，也没有房屋、住所或任何安身立命之固定场所，但他们总是忙着饲养羊群和畜群，漫游在没有垦殖的荒漠上。他们用马车装载妇孺，马车覆盖着兽皮来防雨御寒，其功用一如房子。他们身上显露出来的公平，更多的来自于人的品性而不是法律的影响。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什么犯罪比偷盗更凶残的了；因为人们将羊群和畜群散放在树林里，没有栅栏和棚圈，如果允许偷盗岂有安全可言？他们对黄金和白银蔑视的程度不亚于其他人对它们觊觎的态度。他们以奶和蜂蜜为生。他们不知道毛织品和衣服，虽然他们饱受长久寒冷之苦；然而，却穿着大大小小的兽皮。如此节俭，以至于在他们中间流行公正之风，对邻人之物毫无贪欲；因为只有财富当道之处，才会流行求财之欲。”（Justin，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2.2）
毫无疑问，古典学者对塞人的上述印象停留在游牧民族原始的公有制社会阶段，当后者与周围先进文明进一步接触、经历了阶级社会的发展后，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历史学者从阿尔泰地区的古墓中发现，自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以降，无论是墓地规模，还是陪葬遗物种类，部族首领的墓地均已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普通人的墓葬规模小且随意葬在小的山丘或石丘之下，墓中一般并无值钱的奢侈品陪葬；而部族首领则用原木建有巨大的拱形墓，有时高达20米且有4米高的围墙拱卫，墓内陪葬有贵金属制成的豪华饰物。诸如卢西安在内的古典学者也提到了草原社会的分化，他们将这些游牧民族划分为王族、军事贵族或祭司、普通民众。这一切都 表明，这一时期的塞人游牧社会的家庭和部族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斯基泰鹿形金饰
▲ 某些斯基泰国王的墓葬
大多数学者在古典资料和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下，认为在这一时期，氏族部落是塞人等游牧民族的社会基础。氏族部落平时是国王和贵族征税纳贡的基本单位，战时则成为作战集团。如同斯基泰人一样，战时塞人的兵源同样也由这些氏族提供：其军队主力由贵族首领的卫队组成，其次是有战争经验的部落民组成的支队，余者则由老弱者组成辅助部队。
塞人的军事习俗也因其尚武野蛮而闻名世界，他们为生而战、为战而生。按希罗多德之载：泛斯基泰游牧集团均喜欢以敌人的头骨为饮器，他们同样爱好剥下敌人的头皮缝成毛巾或外衣，更有甚者，将人皮剥下用木架撑着带到马背上。对他们所最痛恨的敌人，塞人会将其首级眉毛以上的都锯掉，并把剩下的部分清洗干净后，镶上各种装饰品甚至金银。当客人来访时，主人便用这些头颅饮器招待客人，证明自己过去的勇武。
让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上述塞人的尚武性格。事实上，塞人军队那优良的武器装备和适宜的军事战术更令古典学者着迷。诸如库提乌斯、阿里安在内的古典希腊—罗马历史学家均注意到，这些中亚游牧民族有将铁片制成的铠甲披挂上阵的传统，后者还使用各种形制和大小的金属头盔和盾牌。甚至在希罗多德笔下，马萨格泰人已经用胸甲为战马防护——这一举措显然标志着后世重装骑兵雏形的开端。
在进攻敌人时，塞人一般会在远程距离使用弓箭和投石器，中程距离上选择长矛和标枪，只有在近距离肉搏时才使用短剑、战斧、钉锤和匕首。考古学家根据早期塞人墓葬的陪葬器物认为，塞人使用的弓与斯基泰人如出一辙，可统称为斯基泰弓，属于典型的反曲复合弓。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如此形容斯基泰弓：“当所有民族的弓仍用一根树枝拗弯制作时，斯基泰人则将两片单弓臂组装成新月状的弓，每片末端都向内反曲。”
相比其他大型弓，斯基泰弓并不很长，弓臂只有80厘米，但因其构造特别，投掷威力并非源自弓臂长度，而取决于满弦状态的弹射力量。长期熟练操作弓箭的塞人拥有每分钟射出10—12支箭的本领。他们每人可携带30—50支箭参加战斗，完全能够在3至15分钟内将其发射完毕。可想而知，这些箭矢将给敌人造成多大的威胁。
塞人同样使用长矛和标枪。与弓箭相似，他们的长矛同样不长，一般只有1.7—1.8米，显然是既可远距离投掷，又能近距离戳刺的双重用途武器。训练有素的战 士能够用这种长矛在30米外给敌人致命打击。
按照古典历史学家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塞人军队可划分为骑兵和步兵两个兵种，前者毫无疑问乃是塞人军队的主力，其绝大部分是不覆甲或少覆甲的由较富裕的部落平民组成的轻骑兵，核心成分则是由王子、贵族组成和指挥的以纪律严明、冲锋勇猛而闻名的重甲骑兵；后者虽然作用不如骑兵重要，却依然在军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主要从贫穷的部落民，尤其是从那些被塞人吞并的被征服部落中征集。当有强敌入侵时，塞人往往会采用诸如坚壁清野、截断商路、毁掉牧场、填平水井等焦土战术，利用自己机动性强的优点引诱敌人进入广袤的领土纵深并不断骚扰，待敌人疲敝交加之际再予以反击。塞人一般会选择在开阔地域与敌交战，战斗爆发后无论轻重骑兵均首先用漫天的箭雨和石块削弱敌人，靠近后掷出标枪，然后重甲骑兵以密集阵形一轮轮地冲击敌人正面，直至敌军阵形被冲散，轻骑兵再围上去结束战斗。
凭借着这样一支战力强大、战术得当的军队和有利的广袤战略纵深，自公元前11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后，塞人就得以在锡尔河右岸从费尔干纳至伊犁河源头的广阔草原上自由放牧，直至公元前2世纪中前期的中亚民族大迁徙时代的降临。在此期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迫使这些草原游牧精英彻底屈服，即使强如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36—公元前323）也无法做到。
▲ 希腊陶罐上的斯基泰弓手形象复原
▲ 圆盘上交战中的塞人军队复原
▲ 亚历山大帝国版图
希罗多德曾记载过塞人的亲族斯基泰人中的马萨格泰人击杀入侵的波斯帝国开国皇帝居鲁士二世（Cyrus Ⅱ，公元前559—公元前530）的故事。作为马萨格泰人亲戚的塞人很可能也加入其中，至少也曾派出过一些支援部队，因为其后他们同样遭到了波斯人的报复。按照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铭文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519年，大流士曾率军渡过锡尔河打败了“戴尖帽的萨伽人”，不仅俘虏其首领斯昆克萨（Skunxa），还完全吞并其领地设置为行省。此后，大流士及其子薛西斯一世（Xerxes Ⅰ，公元前486—公元前465）在苏萨等地的铭文就开始宣称，塞人部众不得不“执行我（指波斯国王）的命令，遵守我的法律”。
毫无疑问，倘若当地确实被波斯人设为行省，人们无论如何都应该留下波斯统治过的蛛丝马迹。然而事实却是，考古学家从未在上述塞地文明遗址发现过任何波斯上层管治的痕迹，这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上述宣传是否属于一种夸张的自我吹嘘。
塞人对波斯帝国的所谓“屈服”极有可能只是名义上承认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高宗主权。他们偶尔也会在波斯国王的要求下，派兵加入后者的军事行动，但除此以外，考古学家并未发现其部族统治有任何受波斯制度掌控的现象。而且，这一附庸性质的朝贡体系的维系时间也很短暂：薛西斯死后，波斯帝国就已无法维持对塞人名义上的宗主权。可见波斯人对塞人的影响既不大也不长久。
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相比，希腊人对塞人施加的压力就更小了。根据阿里安的记 载，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东征到中亚的原波斯帝国边境小城居鲁波利斯之时，曾亲自指挥军队渡过锡尔河击败了先前在河对岸寻衅滋事、桀骜不驯的“亚洲斯基泰人”；其国王此后遣使与马其顿人议和。而按库提乌斯的说法，“萨伽伊人致使（向亚历山大）表示臣服”——显然，此处的“亚洲斯基泰人”“萨伽伊人”当属塞人无疑。而无论后者在战败后是议和还是臣服，这种行为同样仅仅是名义上的。因为亚历山大此后忙于压制被征服地的反抗，马其顿军队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对如此遥远的蛮族之地发动进一步的战争。与之类似，虽然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提到，继承亚历山大东方遗产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曾一度向东“开拓领土至塞里斯人和弗里尼人之地” ，但人们并未听闻其扩张战争中有使塞人甚至仅仅是名义上称臣进贡的表述。因此，有理由认为希腊文明对域外塞人游牧地区的辐射并不成功。
尽管塞人成功地在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威胁下保护了自己的文化和家园，但面对来自东方的民族大迁徙浪潮的打击，他们依然无能为力。从《史记·匈奴列传》中可知，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冒顿（Modu Chanyu，公元前209—公元前174）在致汉文帝（公元前180—公元前157）的国书上宣称“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说明在当年之前，月氏人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故地已无容身之处而被迫西迁。首当其冲的就是尚居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这样写道：“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虽然司马迁并未详细记载两个游牧民族之间的战斗经过，但完全可以想象：在因一心想要向西迁徙，以夺得一块赖以生存的家园，而战意十足且战略战术更胜一筹的月氏军队面前，塞人骑兵昔日引以为豪的机动性、冲击力完全丧失了优势。月氏人迅猛而轻松地击溃了塞人士兵的所有抵抗，整个中亚游牧集团为之震动。此后，战败的塞人除少部分留守并臣服于月氏及其后的乌孙外，主要部族分成两支分别向西、南两个方向迁徙。西迁的塞人最终于公元前2世纪70年代，赶走了巴克特里亚的因内乱而日益衰弱的希腊人，从此拉开了中亚民族大迁徙的帷幕。
早期印度—斯基泰国家：毛伊斯的塔克西拉王国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班固《汉书·西域传》
塔克西拉，古译
叉始罗，是印度河流域著名的古代文明城邦，也是无数王朝帝国争夺的战略要地。自19世纪中期以来，各国考古学家们在此发掘出众多震惊世界的古代文明遗物。这其中，数量最多的当属各朝各代铸刻的贵金属钱币。从钱币上提供的线索分析，当地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都被南侵印度的希腊人所统治。然而，当历史车轮进入公元前1世纪之后，在一大堆印度—希腊诸王发行的钱币中，考古学家惊异地发现了首位出身塞人的国王——毛伊斯的身影。他的出现不仅预示了希腊人在西北印度长达1个多世纪的统治开始终结，也代表着未来1个世纪里塞人掌控西北印度的辉煌功勋。
正如他在自己发行的钱币上展示的那样，“毛伊斯”（Maues）这一名字显然是希腊化的结果。事实上，毛伊斯也确实在最大程度上模仿了希腊人的文化，这表明彼时当地希腊人的势力仍然根基深厚。他的丰厚遗产同时也为历史学者提供了其统治年代的大致范围：公元前90—公元前75年。
我们不知道毛伊斯及其麾下的塞人部众是具体何时、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来到包括塔克西拉在内的犍陀罗地区的。过去人们一度坚信，塞人不可能从北方翻越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印度，必定是先向西南进入巴克特里亚和德兰吉亚纳，然后从阿拉霍西亚越过布拉慧山进入印度河流域，因此武断地认为《汉书》有关塞人南迁进入印度的记载为无稽之谈。
但是，20世纪60年代喀喇昆仑公路的修建，给考古学家提供了塞人南渡天险的重要依据：在喀喇昆仑山脉主要的河流交汇处——沙提亚尔、奇拉斯、吉尔 吉特、洪扎等地，人们发现了塞人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大量以骑兵打猎为主要内容的岩画，以及一系列宣扬塞人君主名字的
卢文铭文。此外，人们在塔克西拉曾发现了一个由“楚赫萨总督”利亚卡·库苏卢卡（Liaka Kusulaka）之子帕提卡（Patika）的名义雕刻的铜盘，铜盘上提到了“大王摩伽”（Great King Moga）的名字，一般认为此名当为毛伊斯的
卢文名字。值得注意的是，摩伽这一名与稍早时期汉武帝（公元前141—公元前87）兵伐大宛之战（公元前104—公元前101年）中的大宛国王毋寡（Mu-kua/Miua-koa）的读音非常相似——显然，该名应为费尔干纳南迁至塔克西拉的塞人上层贵族常见的名字。与之相反，历史学者几乎从未见过西迁的塞人诸部拥有与其类似读音的名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强有力地证明了班固所载内容的正确性。
▲ 钱币上的毛伊斯形象
▲ 塔克西拉铜盘铭文
▲ 塞人和月氏人迁徙路线
毫无疑问，毛伊斯能够在塔克西拉站稳脚跟绝非一时之功，他的基业显然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倘若分析塞人在喀喇昆仑山麓留下的大量岩画、铭文提供的线索，人们完全可以断定这些南迁的游牧集团曾在当地停留过很长一段时间；班固所言“休循”“捐毒”之属建立于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塞裔小国，正是南迁塞人在当地长期居留的有力证据；毛伊斯等人较为适应塔克西拉农耕习俗的事实也说明，他们那南迁的祖辈极有可能在逗留帕米尔高原期间，逐渐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过渡至半农半牧甚至纯农业劳作。这对毛伊斯一代的塞地贵族迅速攫取塔克西拉，显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也应看到，除了自身实力的积累，塞人能够出奇制胜、一鼓而下印度河也要归因于他们的敌人——印度—希腊诸国因长期内乱和纷争而削弱了国力。
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当塞人被迫踏上西迁和南迁之路的时候，西北印度的希腊人势力正臻于极盛。钱币学上的证据显示，大致在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Ⅲ，公元前222—公元前187）东征运动结束（公元前206年）不久，出身欧提德姆斯家族（Euthydemids Family）的巴克特里亚国王欧提德姆斯（Euthydemus，公元前235—公元前200）就派其子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Ⅰ，公元前200—公元前180），出兵占领了位于巴克特里亚与孔雀王朝交界处的阿拉霍西亚和德兰吉亚纳大部分地区。由于塞琉古王朝很快就在公元前189年的马格尼西亚一役中惨败，德米特里乘机进一步打败了原属安条克三世的盟友、西北印度的孔雀藩王索法伽西努斯（Sophagasenus），并占领了其地盘帕罗帕米萨达伊。不仅如此，根据德米特里发行钱币分布的范围，历史学者认为巴克特里亚国王不光夺 取了犍陀罗，还渡过了印度河，将塔克西拉收入囊中。其势力甚至一度东抵恒河中游——正是德米特里的南侵开启了希腊人在西北印度的辉煌篇章。
▲ 金币上的欧提德姆斯形象
▲ 巴克特里亚鼎盛时期的版图
此后，希腊人继续在西北印度攻城略地。到米南德（Menander）在位时（公元前155—公元前130），其功业终至顶峰。按照斯特拉波之述，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征服的印度部落比亚历山大征服的还多，米南德尤甚，“若他确实曾经向东渡过希帕尼斯河，远抵伊毛斯，至少是这样的情况”。印度古史《瑜伽往世书》也称：“那时，和般阇罗人、马图拉人一起逼近沙祗多后，在战场上表现英勇的希腊人就会到达花座之城（即华氏城）。一旦兵临帕斯帕普拉（华氏城的另一名称）城下，它那著名的土墙就会轰然倒塌，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一片混乱。”
史学界目前一般认为，打破华氏城城墙的希腊人入侵，即为米南德组织的。毫无疑问，米南德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印度—希腊国王，他甚至是唯一一位在佛教典籍中留下名字的希腊君主。当时正避居于帕米尔高原的塞人南迁诸部无疑不敢撄其锋芒。然而，米南德死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为了更稳定地管治广大新征服地域，古代希腊君王经常将地方军政大权下放至地方总督或军中悍将，但此举却非常容易导致地方割据和叛乱。事实上，德米特里一世死后不过10年，留守巴克特里亚本部的总督欧克拉提德斯（Eucratides，公元前171—公元前145），就趁欧提德姆斯王室南侵印度之际，据地自立。自此，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势力分为两部——巴克特里亚与印度—希腊，互相攻伐不已，导致受到削弱的巴克特里亚无力抵抗西迁塞人的入侵。
同样，米南德死后，原本统一的印度—希腊王国因缺乏能够慑服地方分离势力的统治者而趋于瓦解。印度学者A. K．纳拉因推测，公元前130年后印度—希腊王国分裂为七部分：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帕罗帕米萨达伊（今喀布尔山谷）、北部阿拉霍西亚（今伽兹尼地区）、西部犍陀罗（以布色伽罗伐底为中心）、斯瓦尔特河谷（或乌狄亚纳）、塔克西拉及杰鲁姆河以东地区（今查漠—锡亚尔科特地区）。在这其中，仅塔克西拉就出土过诸如斯特拉托一世（Strato Ⅰ）、阿波罗多图斯一世（Apollodotus Ⅰ）、菲洛克西努斯（Philoxenus）、安提亚尔西达斯（Antialcidas）、特勒弗斯（Telephus）等国王的钱币。显然，这些不同地区的希腊君主之间时常爆 发争夺地盘的战争，而刺杀和篡位等行径更是层出不穷。所有上述争斗无疑都极大地削弱了希腊势力在西北印度的存在，从而给正在帕米尔高原休整的南迁塞人以可乘之机。
▲ 米南德治下统一的印度—希腊王国
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毛伊斯如何乘隙攻占塔克西拉的事迹已不可考。过去英国希腊化研究名家W.塔恩曾推测，毛伊斯等人西迁经巴克特里亚、德兰吉亚纳，绕过兴都库什山抵达印度河谷地，然后沿印度河上溯，最后在塔克西拉附近的印度河上通过一场水战击败了希腊人，夺取了塔克西拉。他的这一与众不同的观点依据的是毛伊斯曾发行一种铸刻有海神波塞冬脚踩某个河神肖像的青铜币，塔恩认为塔克西拉的塞人国王是为了纪念水战的胜利才发行此类钱币。但是，毛伊斯通过西迁绕圈进占塔克西拉的假设缺乏史料的严谨证明。相反，经帕米尔高原南下的线路却因《汉书》的记载和考古的发现而更接近真实历史发展，因此塔恩的上述推测成真的可能性很小。
▲ 印度西北各地理名词范围图
▲ 斯基泰人重甲骑兵
根据钱币学上的证据，历史学者认为，毛伊斯侵入印度—希腊领地似乎并非完全依靠武力手段。塞人国王几乎堪称彻底的希腊化举措，表明其与希腊人交流的时间很长。因此他有可能最初是作为当地希腊反对者为推翻国王统治而求助的外部雇佣势力领袖，进入塔克西拉的，嗣后才反客为主、鸠占鹊巢。
这一推测并非没有前例可循，中亚希腊城市阿伊-哈努姆的考古证据就显示，希腊人在统治该城的最后一年，曾雇用塞人重甲骑兵以抵御大月氏人的入侵。纳拉因也提到过，在印度贝斯纳伽地区发现的一尊揭路荼支柱上，记载有塔克西拉国王安提亚尔西达斯因被竞争对手里西亚斯（Lysias Anicetus，公元前130—公元前120/110）击败而向巽伽王朝（Shunga Dynasty）第九代国王巴伽巴德拉（Bhagabhadra，公元前?—公元前100）遣使求援的故事。
从塔克西拉当时的背景考虑，虽然被公认为塞人入侵前的最后一位希腊国王——阿彻比乌斯（Archebius，公元前90—公元前85/80）发行的钱币曾遍布兴都库什山以北、帕罗帕米萨达伊、北部阿拉霍西亚、西部犍陀罗和塔克西拉等广大领域，但他一定有相当多的潜在敌视者。因为从发行钱币风格判断，这位国王出身欧克拉提德斯家族（Eucratides Family）的可能性很大，而此前塔克西拉的希腊君主则多出自欧提德姆斯—米南德家族。自欧克拉提德斯在巴克特里亚自立时起，这两个家族就互相敌视，为削弱对方无所不用其极。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塔克西拉的米南德家族后裔为抗衡阿彻比乌斯，借助了毛伊斯的塞人势力，后者则在击败阿彻比乌斯后取而代之。
古典时期摩揭陀地区的各大帝国
虽然远古印度文明最早起源于印度河流域，然而其真正发展壮大的根基却立足于恒河流域，而地处恒河中下游的摩揭陀地区因控制商贸的中间枢纽作用首先强大起来。哈尔杨伽王朝（Haryanka Dynasty）是摩揭陀地区第一个在佛教史籍中留下名字的王朝，其最出类拔萃的国王频吡娑罗（Bimbisara，公元前542—公元前492）依靠武力和联姻建立了一个繁荣开明的强国，甚至佛陀本人也曾到其领土宣扬教义。哈尔杨伽王朝之后，继其而起的西苏纳伽王朝（Shishunaga Dynasty）和难陀王朝（Nanda Dynasty）延续了前任的扩张政策，将其领地开拓至塔尔沙漠边缘。摩揭陀的强盛甚至传到了记录亚历山大东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耳中，以至于狄奥多鲁斯和库提乌斯都宣称难陀国王拥有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包括20万步兵、2万骑兵、2千战车和3千战象的军队。
不过，真正一统几乎全印度的摩揭陀王朝却并非由难陀家族引领——这一桂冠应戴在一个出身不明的年轻人月护王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公元前322—公元前297）头上。普鲁塔克和查士丁都曾提到他曾与亚历山大本人见面，查士丁认为正是这次会面激起了此人效仿亚历山大的雄心。旃陀罗笈多在号称“印度的马基雅维利”的著名谋臣考提利亚（Chanakya）的帮助下，仅仅在2年之内就使难陀 王朝土崩瓦解，奠定了闻名世界的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的根基。此后，他又在公元前305年击退了亚历山大在亚洲的继业者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公元前305—公元前281），以500头战象的微小损失换取了对坎大哈等阿富汗南部广大地区的统治权。旃陀罗笈多之子宾头娑罗（Bindusara，公元前297—公元前273）在其父的基业上进一步扩展疆域，征服了南印度德干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他的孙子、以弘扬佛法闻名的阿育王（Ashoka，公元前269—公元前232）继位后，更是以双方各自阵亡10万人的惨烈战争吞并了彼时次大陆上唯一有实力与摩揭陀对抗的强国羯陵伽，从而将除了次大陆最南端一些泰米尔部族聚居地的所有印度领地和阿富汗大部分地区整合在一个大帝国治下——这一壮举直到19个世纪后才被莫卧儿人所重现。然而阿育王死后，孔雀王朝就急剧衰弱，不仅羯陵伽重新独立，德干的安度罗王朝（Andhra Dynasty）也开始崛起，孔雀王室内部的王位争夺也日趋激烈。与此同时，西北地区的希腊人又恢复了1个世纪前的侵略政策，摩揭陀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迅速被他们夺取。到公元前187年，最后一位孔雀国王布里哈多罗陀（Brihadratha）被其大臣、出身巽伽家族的普士亚密多罗（Pushyamitra，公元前187—公元前151）谋杀，孔雀王朝灭亡。
▲ 难陀王朝版图
遗憾的是，摩揭陀国并未因孔雀王朝灭亡而停止衰弱的趋势，依次取代孔雀家族的巽伽王朝和甘华王朝，内不能缓和王权与臣权的尖锐矛盾，外无法抵御西北希腊人和塞人的轮番入侵；领土日蹙终至仅剩华氏城周围一隅之地，最后于公元前30年被安度罗王朝的萨塔瓦哈纳人所灭。此后，摩揭陀地区沦为诸如贵霜人等异族强权和印度本土小家族相互争夺的舞台，长达3个世纪之久，直到笈多王朝兴起为止。
笈多王朝的起源与孔雀王朝一样晦涩不清，他们或许最早起家于恒河中游的阿拉哈巴德地区，在3世纪后期，只是从阿拉哈巴德到摩揭陀西部一带的众多普通地方王公中的一员。但是，和著名的哈布斯堡家族一样，笈多家族依靠与北方强族栗占婆人的联姻奠定了帝国的基石：其首位使用“大王”头衔的君主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Ⅰ，320—335）——与孔雀月护王同名，但并无亲缘关系——通过与栗占婆公主鸠摩罗德维（Kumaradevi）联姻增强了己方的军事实力，统一了摩揭陀全部。两人的儿子萨摩陀罗笈多（Samudragupta，335—380）进一步扩展其势力。据说他曾武力消灭了北印度9位国王，战胜南印度11位国王，并迫使5位国王称臣进贡，控制了除塞人西部总督区以外的所有北印度地区。此后，萨摩陀罗笈多之子、笈多王朝史上最伟大的国王旃陀罗笈多二世 （Chandragupta Ⅱ，380—415）经过漫长的战争最终吞并了西部总督区，让摩揭陀成为继孔雀王朝之后北印度的主人。旃陀罗笈多二世的帝国强盛、开明而繁荣，前来游历的东晋高僧法显对此做了如下记载：“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但是，笈多王朝的统治根基同样遭到了来自北方异族的挑战。强大的中亚入侵者嚈哒人（白匈奴）在5世纪中期侵入印度河流域，尽管旃陀罗笈多二世之孙、笈多王朝最后的强力君主塞建陀笈多（Skandagupta，455—467）费尽全力击退了游牧民族的兵锋，但战争完全破坏了印度西北的国际贸易，使摩揭陀经济收入锐减，导致他们无力再应付嚈哒人的再次冲击。6世纪初，嚈哒人首领头罗曼（Toramana）再次经旁遮普入侵印度腹地，并在中央邦的埃朗摧毁了国王巴努笈多（Banugupta）的抵抗。其子米希 拉库拉（Mihirakula，502—530）最后吞并了克什米尔和恒河中游地区，摩揭陀残存的笈多家族此后流落于北孟加拉地区，最终于543—544年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消亡。它的崩溃也标志着摩揭陀作为古典时代大帝国起源地的结束。
▲ 孔雀王朝版图
▲ 巽伽王朝版图
▲ 笈多王朝版图
▲ 钱币上米南德一世及阿彻比乌斯的形象
和历史上所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一样，虽然成功控制了富庶的塔克西拉，但毛伊斯的眼光并未仅仅局限于该城一隅之地。在当地站稳脚跟后，他很快就对印度河流域的周边势力发动了征战。
从钱币学的证据入手，除了塔克西拉，历史学者还发现这位塞人国王曾经在哈扎拉—克什米尔和斯瓦尔特河谷两处留下大量痕迹，表明此二处极有可能也属于塔克西拉王国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克什米尔地区必定是南迁塞人进入印度河流域前的根据地。而斯瓦尔特河谷紧靠塔克西拉和克什米尔的地理位置也表明，塞人极有可能在南下印度时将其收入囊中，是以在此二处发现毛伊斯的大量钱币并不奇怪。
值得一提的是，从上述三地还发现了部分铸刻有特殊肖像、暗示有重大意义的钱币。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毛伊斯曾铸刻过雕绘有海神波塞冬的钱币，塔恩据此认为前者通过水战胜利，逆流而上夺取了塔克西拉。虽然现在已经认为塔恩的毛伊斯西迁论证据不充分，但其水战论仍然不失研究价值。倘若假设其理论属实，那么毛伊斯指挥的这场印度河大战必然发生于他夺取塔克西拉、地位稳固之后，其作战的对象无疑当为旁遮普地区的其他印度—希腊王国。法国学者F．魏德曼通过比对毛伊斯模仿德米特里一世、里西亚斯铸刻的象头造型青铜币，发现后两者都曾在征服塔克西拉后南下印度河直抵阿拉伯海。因此他大胆推测毛伊斯也曾效法这两位希腊国王，进军过信德流域，并在帕塔勒尼和苏拉什特拉半岛殖民定居——虽然这一推测缺乏进一步的考古证据，但确实能与塔恩的水战论相吻合。
如果说上述两位学者的论点取自钱币学上并不能被完全证实的暗示，那么来自古印度的史料则提供了南迁塞人确曾继续扩张的书面线索：一份年代不明的耆那教 著述《卡拉卡大师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塞人扩张的故事。耆那教大师卡拉卡因其妹被乌贾因国王伽达拉比诱拐而被迫向印度河流域的塞人求助，塞人的“万王之王”遂乘船渡过印度河击败并俘虏了伽达拉比，在当地确立了塞人的统治。但是一段时间后，马尔瓦国王维克拉马提亚（Vikramaditya）推翻了当地的塞人政权，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后者的纪元已被公认为公元前58年，那么塞人入侵乌贾因的时间无疑在此之前——显然，符合上述时间段的塞人政权只能是毛伊斯的塔克西拉王国。因此，尽管这一记载不能让我们确定塞人军队是否完全统治过信德与印度河三角洲，却足以证明毛伊斯的扩张兵锋曾踏足过旁遮普以外的西北印度地区。
▲ 马尔瓦地区地图
作为与希腊人打交道的老手，毛伊斯的希腊化程度无疑很高，这能够从其发行的钱币风格中略知一二。在塔克西拉发现的毛伊斯银币上，考古学家能够非常清楚地注意到其反面雕刻有宙斯、阿波罗、尼克等希腊神祇肖像；其青铜币则明显模仿了德米特里一世币面大象头和蛇杖的风格类型；钱币正面还采用希腊语宣称统治者的国王地位。上述特点后来又被毛伊斯之后的印度—斯基泰和印度—帕提亚诸王采纳，成为塞人统治者们通用的铸币标准。为了维护其在臣民中的正统地位，拉拢希腊贵族为其所用，毛伊斯甚至娶了一位希腊王后，并与她联合铸币作为公开宣扬——该项举措实际上也是对印度—希腊各大世家贵族联姻的模仿。在此之前，也曾有过希腊国王和王后联合铸币的先例，即斯特拉托一世（Strato Ⅰ，公元前130/120—公元前110）与阿伽提奥克里娅（Agatheocleia）。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斯瓦尔特河谷地区发现了上述钱币，在该币正面得知这位希腊王后名为马切妮（Machene），但除此之外并无其人的其他信息。不过，“马切妮”一名与公元前3世纪初的斯巴达僭主马查尼达斯（Machanidas，公元前210—公元前207）非常相似，很有可能是该名的阴性形式。从塔克西拉发现的另一份证据也表明，马切妮很可能是被毛伊斯取代的前印度—希腊国王阿彻比乌斯的王后。按希腊习惯，与前国 王的女性亲属联姻，确实能以最快速度证明现任君王统治的合法性，这也说明塞人国王确实对希腊习俗知之甚深。
可以说，早期塞人的塔克西拉王国在行政组织上也模仿了希腊人的“附庸王”或“联合王”共治体制。事实上，这一体系也非希腊人的原创，而是对阿契美尼德王朝总督制度的继承。在这一体系中，毛伊斯理所当然的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他是国王；位居其下的则是希腊裔贵族和地方总督，上文所提到的塔克西拉铜盘记载的楚赫萨总督利亚卡·库苏卢卡可能即为其中最为显赫者之一。这些地方总督的地位基本相当于印度—希腊政体中的“附庸王”，而毛伊斯在统治后期采纳了波斯国王常用的头衔“万王之王”，也表明其王国境内存在一些世袭的地方统治者；更低一级的官吏级别是“区长”，属于管理县镇级别的官吏。
值得一提的是，毛伊斯显然在其王国境内保留了相当部分城市的自治权。正如塔恩指出的那样，这位塞人国王无疑遵循了马其顿传统，显然也是为了更好地拉拢希腊贵族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事实上，上述官僚体制确实很好地维护了在被统治臣民人数中占绝对劣势的塞人统治集团的利益，至少在毛伊斯时代是如此。但是它也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即该体系需依赖于强势而有威望的君主存系；一旦中央政权的控制削弱，地方势力极易产生离心倾向。
事实上，自亚历山大大帝以降建立的诸希腊人东方帝国，到王朝中后期，无一例外地均趋于分裂瓦解，继承希腊体制的印度—斯基泰以及其后的印度—帕提亚国家同样遗传了上述致命病因。虽然学者并未在考古学上发现毛伊斯时代的塔克西拉王国嗣后分崩离析的证据，但这与早期塞人王朝昙花一现的历史史实有很大关系；有理由相信，倘若毛伊斯的王国能够延续两三代人的时间，其疆土将不可避免地陷于分裂。
可惜历史并未留给我们验证理论的机会，毛伊斯的塞人王国在传至其子后便戛然而止，其湮灭之快比之亚历山大帝国也不遑多让。毛伊斯本人固然有雄才大略，然而他的后代却不具备父辈的治世才能。我们从钱币学的证据得知，继承毛伊斯王位的是他的一个名叫阿特米多卢斯（Artemidorus，公元前80/75—？）的儿子——该名确属希腊人名无疑。此人的币面完全不似不铸王面的早期塞人风格，却与希腊人无须短发的王面侧像并无二致，因此有观点认为他应该是前希腊国王阿彻比乌斯的儿子，后为毛伊斯收为养子。但是，阿特米多卢斯在其币面背面坚称其为毛伊斯之子的事实显然与上述推测矛盾。后者很可能沿袭其父的政策，进一步希腊化以维系该王国内部塞人势力与希腊势力之间的平衡，其本人无疑并无希腊血统 。
▲ 钱币上的马切妮王后形象
▲ 钱币上的利亚卡·库苏卢卡形象
▲ 钱币上的阿特米多卢斯形象
▲ 钱币上的阿波罗多图斯二世形象
毫无疑问，由于南迁塞人的人数居于劣势，若要维持其政权的稳定，争取希腊贵族的支持就显得至关重要。但是阿特米多卢斯既缺乏足够灵活的手段拉拢麾下的骄兵悍将，也没有强势的人脉威望分化和震慑住反对势力，这就给希冀恢复昔日权势的希腊贵族以机遇。事实证明，毛伊斯死后不久（约公元前75—公元前70年之间），塔克西拉的塞人政权就重新被希腊人收复，阿特米多卢斯及其追随者不知所踪。按照钱币学提供的线索，考古学家认为夺回塔克西拉的希腊国王乃是阿波罗多图斯二世（Apollodotus Ⅱ，公元前75—公元前60），正是他重新打磨了毛伊斯时代铸刻的钱币。此外，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现的此人钱币上采用了“救星”的绰号，也能够证明阿波罗多图斯战胜阿特米多卢斯的历史事件。
一般认为，阿波罗多图斯出身东旁遮普地区。他在夺取塔克西拉后，清除了毛伊斯时代构筑的一切民族宗教遗存和影响，恢复了希腊贵族的昔日权势，使印度—希腊王权的荣耀在其手中重新得以体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印度—希腊国王虽然并未采用毛伊斯的“万王之王”头衔，却仍然保留了“大王”的称号，此举似乎表明在其麾下存有至少一位附庸国王；而他同样铸刻雅典娜的币面风格也确认了其出自米南德家族的事实。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阿波罗多图斯身故后，印度西北的希腊政局再度四分五裂， 与米南德身故后相似。上述争权夺利的斗争很快就为另一拨虎视眈眈的入侵者所利用，而这一次的侵入势力，正是毁灭了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西迁塞人主力。
▲ 公元前100年的印度—希腊诸王国
从这一角度分析，虽然毛伊斯等南迁塞人对西北印度的攻掠仅仅是一次不成功的短暂插曲，但却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锋作用，从而为嗣后阿泽斯王朝的顺势崛起铺平了道路。毛伊斯作为铸造塞人辉煌功业的先行者，无疑是此后所有南侵印度的塞人统治者的榜样。
鼎盛时期的印度—斯基泰王国：阿泽斯王朝
萨伽拉的西界乃是我们前文提到的索格底亚纳的东界，其北界与斯基泰相对，边界线以雅沙特斯河延伸直至130°E 49°N处为止。东与斯基泰相接，边界线横穿阿斯卡坦卡斯山脉直达伊毛斯山脉140°E 43°N处，再沿伊毛斯山脉向北止于145°E 35°N处。在南方，萨伽拉以伊毛斯山脉为界，边界线连接以上两点…… 游牧民族占据了萨伽拉的土地，他们适应于穴居和林居的生活，没有城郭。
——托勒密《地理志》第六卷13节
横贯整个公元前2世纪的中亚民族大迁徙是诸多民族迁徙运动中规模很大的一次，也是历史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之一。这场大迁徙的动因源于月氏人的西徙，然而自始至终在其中扮演主角的却非塞人莫属——毛伊斯等南迁塞人诸部大胆夺取塔克西拉的举措已让后人啧啧称奇，但是倘若将其经历与占据原塞地绝大部分的西迁塞人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按《史记》记载的内容推测，月氏人西迁驱逐了塞人这一事件发生于公元前176年后不久。与南迁塞人一样，由于当时强盛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存在，这些被逐走的塞人部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停留于昔日草原的边缘地带——锡尔河北岸，直至中亚国际形势再度发生变化。按照查士丁的表述，公元前145年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斯在一次远征归途中被其子所杀，这一变故很可能引起了欧克拉提德斯王室内部争夺王位的内战，进一步削弱了已经衰弱不堪的希腊人势力，为游牧民族的侵入提供了契机。考古学上的证据显示，巴克特里亚的东部边陲重镇阿伊-哈努姆在欧克拉提德斯被杀的同年被废弃，后者极有可能遭到了塞人的攻击。钱币学的证据也指出，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君主发行的硬币在公元前2世纪70年代后突然销声匿迹，意即该国此后已不复存在。而查士丁曾提到公元前139年巴克特里亚派兵加入塞琉古国王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Ⅱ，公元前147—公元前139&公元前129—公元前125）进攻帕提亚的大军，表明公元前139年时巴克特里亚王国尚存；《汉书·张骞传》则记载了乌孙王猎骄靡为报父仇而西击大月氏，迫使后者进一步西徙侵入塞地的故事，表明塞人入侵巴克特里亚一定在月氏再次西迁之前。又据《汉书·韩安国传》之述，当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与群臣策划针对匈奴的马邑之谋时，大行王恢言之曰：“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击之便’。” 同传称王恢“燕人，数为边吏，习胡事”，故其言必有依据。我们可以凭此推断公元前133年大月氏人尚在伊犁河、楚河流域，以此推之，塞人南侵巴克特里亚极有可能发生于公元前139—公元前133年间。
▲ 塞琉古王朝军队组成
▲ 巴克特里亚骑兵
▲ 月氏骑兵
总之，由大月氏人驱使引发的新一轮塞人迁徙浪潮引起了当时中亚地区局势的剧烈动荡。正如上文所介绍的那样，巴克特里亚的欧克拉提德斯王朝早已因无休止的内战而衰弱不堪，根本无力抵御游牧民族的大规模侵袭。遗憾的是，因古典史料的缺乏，我们已无法确知塞人攻灭巴克特里亚王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不过，一些古典学者在撰述其著作时仍然提到了曾参与征服巴克特里亚的几个部族——他们无疑属于塞人，但被当时的学者归为斯基泰人。斯特拉波这样描述道：“现在处于里海一带的最大的一部分斯基泰人被称为达赫人，而比达赫人分布在更东方的蛮族则称为马萨格泰人和萨伽伊人，所有这些人都被笼统称为斯基泰人，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组成蛮族世界的绝大部分。但是从希腊人手中夺走巴克特里亚的最为出名——我指的是阿西人、帕西亚尼人、吐火罗人和萨伽劳里人这四个民族，他们来自雅沙特斯河以外、毗邻早先萨伽人和索格底亚纳人聚居地的地区。”（Strabo，Geography ，11.8.2）托勒密也称：“在靠近奥克西乌斯山脉的部分地区居住着帕西卡伊人，在雅沙特斯河以北则居住着伊亚提人和塔火里人。”（Ptolemy，Geography ，6.12）而查士丁则援引其前辈、古罗马历史学家特罗古斯的摘录，不仅提到了阿西亚尼人和萨伽劳里人占领索格底亚纳和巴克特里亚的事实，还明确地指出阿西亚尼人是吐火罗人的王族，并提及萨伽劳里人的毁灭。
三位古典学者的著述中均提到的吐火罗人，与在司马迁、班固的著述中频繁出现的大夏（dat-hea）读音非常相似。事实上，古今中外不少学者均认为大夏即为 吐火罗人的中文译称，《新唐书·西域传》甚至明确直言“大夏即吐火罗也”。显然，倘若大夏确为吐火罗人的翻译，那么后者无疑在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塞人四部中占据人数优势，因为其他三部嗣后完全湮灭于世，唯有吐火罗一名留存。上述事实无疑能够成为吐火罗人在塞人内部处于支配地位的证明。
在月氏人再次西迁的压力下，塞人根本无力长期占据刚刚夺得的巴克特里亚的富饶土地，《史记》言称的所谓“西击大夏而臣之”正是双方实力对比的真实写照。于是，当塞人又一次败在月氏人手下时，他们不得不选择两条不同的道路以避锋芒：一部以被迫臣服月氏人的方式留在当地，此后逐渐融入月氏人、粟特人等中亚民族，最终建立起名震中亚的贵霜帝国；另一部则继续向西、南迁徙，将烽烟战火引入帕提亚王国。
如同塞人攻灭巴克特里亚触发多米诺效应一样，他们对帕提亚的攻击甚至影响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地中海世界。按查士丁的记载，公元前128年帕提亚国王弗拉特二世（Phraates Ⅱ，公元前132—公元前128）挫败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七世（Antiochus Ⅶ，公元前138—公元前129）再征服失地的企图后，本打算进一步入侵叙利亚，彻底终结塞琉古王朝的命运，但是恰于此时爆发的塞人入侵迫使其不得不放弃西进的图谋。弗拉特强迫先前被俘的希腊士兵加入其东征塞人的帕提亚大军，然而不甘充当炮灰的后者在阵前倒戈。帕提亚军队遂在希腊人和塞人的夹攻下惨败，弗拉特当场被杀。
毫无疑问，此战对扭转塞人的前途至关重要，因为它标志着帕提亚东部边境的门户洞开。在短短的数年内，自马尔吉亚纳经阿里亚至德兰吉亚纳——原属帕提亚统治的广大地区尽皆为塞人占据，只有帕罗帕米萨达伊地区的希腊地方势力凭借地利暂时阻止了后者的入侵。按照斯特拉波的暗示，塞人迁徙的脚步甚至曾经踏入美索不达米亚。
▲ 钱币上的弗拉特二世形象
▲ 钱币上的米特拉达梯二世形象
不过，处于上升期的阿萨西斯王朝决不会放弃其祖辈历经千辛万苦方占有的土地。虽然他们为夺回失地而付出了巨大代价——查士丁记载，弗拉特二世的叔父、继任者阿尔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us Ⅱ，公元前128—公元前124）就在公元前124年的一次与吐火罗人的作战中受重创而死，但是最终成功地在米特拉达梯二世（Mithridates Ⅱ，公元前124—公元前88）的领导下制止了塞人的扩张。考古学家在公元前119年的巴比伦泥板上也发现了有关米特拉达梯击败塞人的记述：“他们（古提人）杀了我的兄弟阿尔塔巴努斯，我整顿军队反抗并与他们交战；我在他们之间完成了一次大杀戮。”显然，当公元前115年张骞副使到达帕提亚，米特拉达梯“令骑迎于东界木鹿城”时，所有与入侵蛮族之间的战斗已经结束。帕提亚人无疑重新控制了马尔吉亚纳、阿里亚地区。只有德兰吉亚纳的塞人在被迫承认阿萨西斯家族最高宗主权的前提下，保留了在当地的居留权。而正是在日后以“锡斯坦”闻名世界的这一地域上，诞生了塞人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政权。
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在击败塞人的基础上，阿萨西斯国王将锡斯坦地区赏赐给大贵族苏伦家族（Suren Family）为封地。毫无疑问，这一政策的制定基于帕提亚中央政府对东部偏远地区鞭长莫及的实况，不过，它并不意味着被迫臣服的塞人也心甘情愿接受上述既成事实。钱币学上的证据显示，大致与毛伊斯同时或稍晚（公元前88—公元前85年），阿拉霍西亚东部地区的希腊人政权已被塞人入侵者取代，后者无疑来自锡斯坦。我们从钱币上得知，其国王有一个典型的帕提亚名字——沃诺尼斯（Vonones，公元前85—公元前65?）。然而其政权确属塞人无疑，因为他曾先后与斯帕列里斯（Spalyris）和斯帕列里西斯（Spalirises）等塞人国王联合铸币，而后两者均声称自己为沃诺尼斯的兄弟。
此外，沃诺尼斯与其兄弟联合铸刻的钱币正面通常雕刻有“国王持矛登基”图案，反面则铸刻有希腊风格的宙斯像。这些特征都告诉我们：沃诺尼斯的王国显然独立于帕提亚掌控之外，它们之间甚至连名义上的羁縻关系都不存在。日本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白鸟库吉因此推测，很有可能在米特拉达梯二世死后，锡斯坦地区的塞人反抗当地帕提亚总督的统治，在取得胜利后建立起一个包括阿拉霍西亚在内的塞人国家。但是，没有证 据表明苏伦家族曾加入组建上述塞人国家，也没有证据表明此后苏伦封地被造反塞人占据，因此，白鸟库吉的上述推测因缺乏证明而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成立。
▲ 钱币上的沃诺尼斯及斯帕列里西斯形象
▲ 犍陀罗的希腊岩雕艺术
不过，若按照上述钱币学证据的推测，塞人确实有可能趁米特拉达梯二世死后帕提亚政局混乱之际公开自立，但他们肯定没有取得丝毫战果，倒是极有可能为苏伦家族所败，不得不向东逃亡进入阿拉霍西亚。无论如何，塞人在阿拉霍西亚建立政权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也必定是在推翻当地希腊国王希波斯特拉图斯（Hippostratus） 统治的基础上成立的王国——这就是日后以印度—斯基泰王国 著称的阿泽斯王朝（Azes Dynasty）。它在《汉书》中还有一个更东方化的译称——乌戈山离。
早期印度—斯基泰王国一度蜗居于阿拉霍西亚伽兹尼的弹丸之地。除了从钱币上得到的有关沃诺尼斯及其几个兄弟的王名信息外，历史学者对公元前58年前的该国局势一无所知。显然，受周围国际环境所限，该国在最初建立的30年内并无作为。不过，和毛伊斯一样，犍陀罗地区频繁的政权更替给了他们东进的机会。毛伊斯在塔克西拉开创的塞人早期王国在一代人后就迅速被希腊人重新收复，但是当夺回此地的阿波罗多图斯二世病死后（约公元前70—公元前60年间），希腊人争权夺利的内部纷争一如既往地爆发。
按A. K．纳拉因之见，此前阿波罗多图斯为了取得其他贵族的支持，任命了多位附庸王，这些附庸王遂在其身故前后各自据地称雄——甚至有些附庸王早在阿波罗多图斯登基之初就已尾大不掉——这些国王包括查漠—锡亚尔科特地区的佐伊卢斯二世（Zoilus Ⅱ）和狄奥尼西乌斯（Dionysius）、阿拉霍西亚东部地区的尼西亚斯（Nicias）和希波斯特拉图斯（他也占据着塔克西拉）。这些国王必定曾为扩张领地而互相攻击，最明显的例证即是希波斯特拉图斯：此人最初仅仅继承了阿波罗多图斯二世的犍陀罗东部地区，但不久就将统治权拓展至犍陀罗西部和阿拉霍西亚东部一带。
这些因内斗而不断损耗国力的印度—希腊诸王国自然很难抵挡来自西部塞人的 强力侵袭。钱币学上的证据也证实了上述推测：希波斯特拉图斯之后，希腊人在塔克西拉的统治权再次旁落。大约在公元前55年，一位王号为阿泽斯一世（Azes Ⅰ，公元前58—公元前40/35）的塞人国王夺取了该城，他也是继毛伊斯父子之后第一位统治该城的塞人。
▲ 钱币上的阿泽斯一世形象
▲ 钱币上的赫尔马攸斯形象
与毛伊斯一样，阿泽斯在塞人诸国的历史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因为正是在他的积极进取下，塞人方在印度河流域站稳了脚跟。阿泽斯甚至建立起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纪元，这一纪元在印度—斯基泰王国灭亡很久后依然被贵霜人所使用。英国著名考古学家J．马歇尔爵士就曾对塔克西拉发现的银瓶铭文进行研究，认为该铭文写于“阿泽斯纪元136年6/7月15日”。一般认为，阿泽斯纪元与维克拉马提亚纪元时间一致，均为公元前58年，以此推断该铭文铸刻的时间应为公元78年——正是贵霜帝国崛起之时。
毫无疑问，阿泽斯的军队并不仅仅止步于杰鲁姆河畔。纳拉因根据钱币学的线索指出，因为统治帕罗帕米萨达伊地区、出身欧克拉提德斯家族的希腊国王赫尔马攸斯（Hermaeus，公元前90/75—公元前70/55）凭借崎岖地势顽强抵抗，阿泽斯显然首先是自西向东从伽兹尼出征攻克塔克西拉在内的犍陀罗地区，对赫尔马攸斯形成战略包围后，才进一步向北出征帕罗帕米萨达伊。
过去诸如塔恩、英国剑桥大学教授E. J．拉普森等学者，根据斯帕列里西斯发行的钱币铸刻有类似喀布尔地区希腊国王所铸刻钱币上常见的宙斯神像，认为是后者终结了赫尔马攸斯的国运。但是，纳拉因准确地总结道：“宙斯神登基像并非喀布尔地区铸币的典型风格，斯帕列里西斯铸造带有此种风格的钱币并不能证明其与上述地区有必然联系，因为这种风格更流行于安提亚尔西达斯时期的犍陀罗而非迦毕试。”
因此，当地显然是在阿泽斯时期才囊括入印度—斯基泰王国的疆域内的。考虑 到阿泽斯一世的铸币几乎从未在当地被发现过，纳拉因推测他或许是在赫尔马攸斯死后才发动的兼并战争。这是因为当地的希腊王国也要应对北方月氏人的不停侵扰，而赫尔马攸斯凭借其出众的能力支撑住了来自南北两面的压力，但当其身故后，继承者却无法抵挡阿泽斯的攻势而被迫投降。无论如何，阿泽斯夺取帕罗帕米萨达伊的可能性在印度—斯基泰诸王中是最高的。
除此之外，阿泽斯还曾以塔克西拉为根据地进一步向东、向南扩张领土：马歇尔曾在犍陀罗的华氏城、塔克西拉和印度河中游行省发现了阿泽斯一世铸刻的大量钱币，表明上述三处是后者的主要铸币场所——显然它们均在阿泽斯的王国领土内。与印度河流域较近的恒河上游马图拉地区大量的塞人文明遗迹，也证明这座古城大致在公元前60年，即阿泽斯继位前后，被东侵的印度—斯基泰诸总督占领，后者至少曾在名义上尊奉阿泽斯一世为主。
上述所有事实告诉我们：倘若将共治王和诸总督领地计算入内，阿泽斯一世时代的印度—斯基泰王国拥有西起阿拉霍西亚、东至马图拉的广阔疆域。阿泽斯一世自豪地在其钱币上铸刻“万王之王”的头衔，确实是其所组建的伟大王朝在钱币上的实力展现。
鼎盛时期的印度—斯基泰王国无疑是西南亚地区的一大霸主，其地面积广博、物产丰富，《汉书·西域传》对此介绍道：“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
、条支接……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也称其“地方数千里”。很显然，与托勒密描述的“适应穴居和林居生活”的无疑属于迁徙初期的塞人相比，阿泽斯王朝的塞人集团早已适应了农耕定居的习俗，而后者反过来加快了入侵者与希腊人、印度人之间的融合。
历史学者从这一时期塞人留下的诸多建筑遗迹、饰物留存等考古发掘物中也发现其带有典型的希腊或印度风格。最初，这些建筑希腊化色彩更为浓厚，如建造于塔克西拉的詹迪阿尔神庙就具有古希腊式的花边和爱奥尼克式的立柱。随着时间推移，印度的影响日益明显，出现了希腊、印度风格混用的例证，这些事实都能够证明塞人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经济交流，并最终希腊化和印度化。塞人在宗教上同样沿袭了后期希腊人尊崇佛教的做法，帕提卡铜盘铭文就记载了毛伊斯时代政府建造释迦牟尼舍利塔和僧加蓝的事迹。同样，历史学者也发现了相当多的撰写于阿泽斯王 朝时期的佛教铭文；这些铭文大多写于佛教的圣骨容器上，比如比马兰瓶、因特拉瓦马与拉马卡的舍利匣等等。不过，历史学者也注意到，塞人上层统治者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祆教信仰，如上文提到的詹迪阿尔神庙就是一座祆教圣庙。事实上，阿泽斯王朝在臣民宗教信仰上采取宽容策略，对所有宗教均一视同仁。这一政策后来也为帕拉瓦人和贵霜人所沿用，从而造就了西北印度几个世纪的宗教繁荣局面。
▲ 鼎盛时期的印度—斯基泰王国版图
虽然印度—斯基泰王国是历史上出现的首个塞人大帝国，但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该王朝内部的谱系传承仍然笼罩在迷雾之中。历史学者从钱币上得知，在阿泽斯一世之前，印度—斯基泰王国一共出现过以下四位国王或共治王的身影：沃诺尼斯、斯帕列里斯、斯帕列里西斯和斯帕拉伽达马斯（Spalagadamas）。沃诺尼斯是一个典型的帕提亚人名，而后三者均是典型的塞人人名，因此诸如德国考古学家E.赫兹菲尔德等学者曾认为，此人是帕提亚国王任命的锡斯坦总督，而与阿泽斯王朝其他国王并无关系；又因为这些国王在币面上都模仿了毛伊斯的“国王骑马持矛登基像”，所以如挪威考古学家S．科诺等直接将其谱系上溯至毛伊斯时代。显然，受当时技术条件简陋和考古研究视野狭隘所限，上述推测一度混淆了人们对该国谱系的正确认知。幸运的是，在嗣后各国考古学家和历史研究者的不断考据下，人们已经知道，阿泽斯王朝与毛伊斯并无关联；上述四位国王各自发行的钱币也为我们解开了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
毫无疑问，斯帕列里斯与斯帕列里西斯均为沃诺尼斯的兄弟，因为他们不仅与后者联合铸币，还在币面上宣称自己为“国王之弟”。斯帕拉伽达马斯并未发行单独的钱币，但斯帕列里斯却称其为自己的儿子，或许他从斯帕列里斯处受封某地采邑，类似地方总督。所有这些统治者（包括阿泽斯一世）均在自己发行的钱币的正反面分别雕刻“国王骑马持矛登基像”和“宙斯手持雷霆像”，后者无疑模仿自帕罗帕米萨达伊的希腊国王赫利奥克勒斯二世（Heliocles Ⅱ，公元前100—公元前 95/85），表明他们均属于同一家族。事实上，阿泽斯一世自己也曾与斯帕列里西斯共同铸币，表示他们很可能是父子。因此，沃诺尼斯、斯帕列里斯和斯帕列里西斯都是该王朝第一代统治者，他们分治不同地区并联合铸币。斯帕拉伽达马斯和阿泽斯一世则为第二代君主，在其父辈尚在时很可能获封某地为采邑，嗣后则登基为王——阿泽斯一世是其中的典型。当公元前55年他夺取塔克西拉之时，其父斯帕列里西斯很可能尚在阿拉霍西亚，因为在这一时期，阿泽斯一世的钱币很少出现于阿拉霍西亚，他们显然分享了整个王朝的共治权。嗣后，当阿泽斯成为单独统治者后，也同样任命了一位名叫阿济里西斯（Azilises，公元前50—公元前40/30）的共治者。考古学和钱币学的证据表明，后者在封地哈扎拉—克什米尔与阿泽斯共同铸币，并在阿泽斯死后继承了塔克西拉，因此他极有可能是阿泽斯一世的儿子，即该国的第三代领导者。但是，阿济里西斯一朝是印度—斯基泰王国盛极而衰的转折期，正是在其治下，这一看似雄伟的王朝开始逐渐走向崩溃。
▲ 钱币上的赫利奥克勒斯二世形象
▲ 钱币上的赫利奥克勒斯二世形象
侵入印度西北的塞人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希腊人的共治体系和任免总督制度——尽管这是过度扩张导致入侵者人口分布过于分散而迫使国王做出的权力下放趋势使然——鼓励了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事实上，即使在王朝最有力的强势君王阿泽斯一世治下，印度—斯基泰王国内部仍然存在相当部分仅仅在名义上尊奉后者的总督辖地，最著名者莫过于恒河上游以马图拉为中心的所谓“北部总督区”。当阿泽斯一世死后，继任其位的阿济里西斯及其子显然再无能力约束地方总督们的独立倾向。考古学家科诺在楚赫萨这一著名的塞人总督区，发现过一位日后自立为王的地方总督泽伊奥尼西斯（Zeionises，公元前10—公元10）发行的钱币。在钱币上他自称“总督马尼古拉之子”。从年代上推算，此人极有可能就是在阿泽斯二世统治末期独立于中央的地方统治者之一。从旁遮普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钱币也表明当地总督喀拉霍斯特斯（Kharahostes，公元前10— 公元10）已独立于国王的掌控之外。一般认为，此人即为著名的马图拉狮头柱铭文提到的尤瓦拉加·喀劳斯塔（Yuvaraja Kharaosta），其女儿阿雅西娅·卡穆伊娅（Ayasia Kamuia）则是日后以彻底攻灭印度西北杰鲁姆河以东的最后希腊势力而闻名的塞人总督拉朱伍拉（Rajuvula，10—25）的妻子。嗣后，拉朱伍拉及其子索达萨沿恒河而下，攻占了马图拉并在狮头柱上留下铭文以示纪念。
除此之外，塔克西拉铜盘上提到的大总督帕提卡·库苏卢卡，以及纳西克铭文提及的占据信德、嗣后建立塞人“西部总督区”的沙哈拉塔王朝统治者，均可能为阿济里西斯统治时期或稍晚独立的地方势力。
不过，尽管上述众多地方势力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阿泽斯王朝的权威，但他们其实并无真正取代中央政府的野心。倘若不是印度—斯基泰王室内部的争斗和与东方强国——汉帝国的外交冲突导致的致命打击，后者本可以延续更长一段时间。
钱币学的线索指出，阿泽斯一世死后，作为继承者的阿济里西斯实际上仅仅接收了其父遗产的一部分，因为有另一位与阿泽斯一世同名的国王——阿泽斯二世（Azes Ⅱ，公元前50/35—公元前12?）——发行的钱币恰于此时大量出现。欧美学者J．勒纳因此认为阿泽斯二世与阿济里西斯分割了王国的最高统治权，并且最终取代后者成为阿泽斯王朝唯一的国王——也是该国的最后一位国王。我们不知道此人与阿泽斯一世的关系如何，但他确有可能曾与阿济里西斯之间爆发过争夺王权的内战，这种争斗无疑进一步动摇了本已开始势衰的西迁塞人的国本。
然而内战并非是导致阿泽斯王朝末期急剧衰弱的唯一因素。阿济里西斯的错误对外策略招致了更严重的后果。我们已经知道，阿泽斯一世的霸业是以损害印度—希腊诸国权威为代价建立的。但是，和毛伊斯一样，阿泽斯一世固然打败了犍陀罗等地的希腊人，却并未彻底清除其根基。此外，他的军队也从未踏足过杰鲁姆河以东的旁遮普地区，而后者以锡亚尔科特为中心的富饶地带自米南德以降一直掌握在希腊人手中。由此可见，尽管阿泽斯给予希腊人比毛伊斯更沉重的打击，但后者仍然有翻盘的实力，尤其是当印度—斯基泰王国内斗日烈、统治者对外政策又出现重大疏漏之际。
▲ 马图拉狮头柱
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中，我们得以窥视到阿济里西斯外交政策错误导致的恶果：“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后军候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
在此段叙述中，阿济里西斯显然就是那位“数剽杀汉使”的罽宾王乌头劳，因为不仅只有他符合汉元帝一朝（公元前48—公元前33）的塔克西拉国王身份，且其王名也与汉文译称相对应；而“容屈”按其发音［Jiong-khiu?t ］分析则应为“Yonaki”（古印度人对希腊城镇的称呼）译称。因此阴末赴（I?m-muat-phiok）极有可能就是当地的希腊人或希腊化土著。钱币学的证据也指出，在帕罗帕米萨达伊的末代希腊国王赫尔马攸斯之后，当地又出现了一批模仿后者的劣质钱币，它们或许就是阴末赴父子在阿泽斯一世死后，阿泽斯王朝势衰之际乘机独立发行的。尽管目前学者们尚未就上述推断达成一致意见，但对阿济里西斯及其无名儿子的错误外交行为被阴末赴利用一事并无异议。显然，深受希腊文明熏陶的阴末赴一定希望抓住一切机会重新恢复其先祖的辉煌霸业，那么他与受到生命威胁的汉使文忠里应外合，攻杀阿济里西斯之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阴末赴希腊式的再征服运动似乎并未持续很久，因为人们从未在塔克西拉发现刻有与阴末赴读音相似的文字的钱币。按照《汉书》的记载，虽然这位希腊化王子在汉使的帮助下攻占了塔克西拉，但很快就因扣押杀害汉使而与汉帝国交恶。即使此后他一再于汉元帝至汉成帝年间（公元前33—公元前7）遣使向汉庭致歉，但后者均未再作回应，如此则使其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依仗。
▲ 塞人军队
毫无疑问，阿济里西斯的竞争对手阿泽斯二世一定会利用以上契机。这位阿泽斯王朝的末代君主曾在塔克西拉发行过大量钱币，该事实暗示他极有可能趁阴末赴立足未 稳之际，将其赶回了老巢。虽然如此，阴末赴及其后代一定仍掌握着帕罗帕米萨达伊，因为人们在当地并未发现过阿泽斯二世发行的任何钱币。由此可见，经过上述激烈而戏剧化的政权更替之后，晚期印度—斯基泰王国不仅无法保证犍陀罗这一心脏地带的稳定，甚至孱弱到无力彻底击灭残敌。事实上，当公元前12年阿泽斯二世死后，该家族就再无任何成员出现在当地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可以据此认为这是阿泽斯王朝最终瓦解的标志。
阿泽斯王朝消亡的时候，正是西方罗马内战最终尘埃落定、东方西汉王朝日渐衰败的时刻。与上述事件相比，这一偏居犍陀罗的地方政权崩溃似乎对世界的影响无足轻重。但在印度西北的逐鹿棋局上，一个统一的印度—斯基泰王国的灭亡不仅代表着当地地方势力的重新洗牌，也更有利于新势力的趁乱崛起。
同时，阿泽斯王朝留给后世不少宝贵的历史遗产：它的钱币建筑、造型艺术的精致都让后人为之惊叹。特别是阿泽斯一世开创的年代纪元，对历史学家辨别区分这一时段混乱的历史事件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无论如何，它都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阿泽斯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希腊势力的复兴。事实上，与毛伊斯王国覆灭后的形势不一样的是，除了仍在苟延残喘的杰鲁姆河以东的小王国，希腊化文明的再次复辟仅仅发生在帕罗帕米萨达伊一地，而包括阿拉霍西亚、旁遮普中部、犍陀罗、信德乃至马图拉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牢牢地被塞人诸总督握在手中。显然，塞人已完全在印度河流域站稳了脚跟，希腊人独霸当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更糟糕的是，又一支强大的、与塞人有血缘关系的蛮族军队，不久就自遥远的锡斯坦地区侵入阴末赴或其继承者的王国。他们将如同其塞人前辈毛伊斯和阿泽斯一般，把东方的希腊势力赶下历史舞台——这一次则是永远。
速兴骤衰的帕拉瓦人： 冈多法勒斯家族治下的印度—帕提亚王国
于是第二天他们因印度人的热情招待而盛情难却继续耽搁了一天，而他（塔克西拉国王）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带给伊阿尔查斯，下面是这封信的内容：
“弗拉奥特斯国王致其主人和同僚伊阿尔查斯，诸位安好！智者至尊阿波罗尼乌斯因为你自称比他聪明而即将到你处探讨学识。当他学得你所知道的一切、保证 你教无可教的时候才送他离开，因为他的辩论术和记忆力都是所有人中最优秀的。同样让他也看看我所坐过的王座，因为这是你，我的神父赠予我的王国。还有他的同伴仆役也因如此忠诚于这样一位主人而值得称赞。向你和你的同伴致敬！”
——菲洛斯特拉图斯《阿波罗尼乌斯传》第二卷41节
1836年，一名法国军官在今日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马尔丹城塔克提-巴希村附近，发现了一处被废弃的文明遗址，并很快在此处发掘出从公元前后直至7世纪长达几百年的文物遗存，震惊了西方世界。这就是著名的塔克提-巴希文明遗址。此后，西方各国的考古学者在该地多次发掘出许多影响历史的珍贵文物，其中有一处时间界定在公元初期的铭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该铭文自述记录于“古都法拉大王”（Maharaja Guduvhara）在位的第26年、一个未知名纪元（实为维克拉马提亚纪元）的103年。同时，当地也出土了大量以希腊语和
卢文双语雕铸的“‘万王之王’冈多法勒斯大王”钱币。显然，从发音分析，上述两个极为相似的读音都是同一人的名字，此人即为当时印度西北继承阿泽斯王朝功勋的霸主、印度—帕提亚最著名的君王——冈多法勒斯二世“伟大的统帅”（Gondophares Ⅱ Megas Autocrator，20—46/50）。
▲ 塔克提-巴希遗址
▲ 钱币上的冈多法勒斯大王形象
后世大众很可能并未听说过冈多法勒斯及其族裔印度—帕提亚人的名号，但是在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看来，后者在西北印度逐鹿大局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印度—帕提亚人——诸如《罗摩衍那》等古印度史诗称其为帕拉瓦人——与帕提亚人和塞人均有相当密切的渊源和联系。事实上，它是一支由帕提亚人、塞人和德兰吉亚纳当地土著融合而成的部族，最早起源于塞人入侵德兰吉亚纳的历史事件。
塞人在大月氏人的压力下南侵，打败了帕提亚军队，占据了德兰吉亚纳，致使该地日后以新的地理名词“锡斯坦”闻名天下。虽然他们最后被阿萨西斯王朝镇压，但上述桀骜不驯之辈能够给予强盛时代的帕提亚王国重创，迫使后者不得不专门分封总督以管治，完全可以想象这些入侵蛮族的数量一定不少。所以，即使米特拉达梯二世死后，后者曾因再度自立失败而逃往阿拉霍西亚，但逃走的塞人部族也不可能是锡斯坦塞人集团的全部。事实上，历史学者从著名中古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英雄鲁斯塔姆频繁对外征战的诗句描述里，也可以窥看到锡斯坦地区政局不稳的事实——鲁斯塔姆的征战对象阿弗拉西亚布人显然与留存塞人有关。
此外，史学界一般认为，鲁斯塔姆的原型即为帕提亚国王在锡斯坦地区的封臣、那位历史上以苏莱纳（Surena，公元前?—公元53）之名、在卡莱之战击败罗马军团而闻名西方的苏伦家族领袖。其家族势力同样与入侵塞人渊源颇深，诸如国内研究伊朗历史的知名教授李铁匠在内的部分学者就曾指出，苏伦家族实际上就是投靠帕提亚人的塞人部族首领，后者依靠与同胞作战的功勋获得国王的赏识，从而得以受封锡斯坦 。伦敦大学教授A. D. H．比瓦尔则坚持，名扬印度西北甚至西方世界的冈多法勒斯王朝（Gondopharean Dynasty）是苏伦家族的后裔。倘若这些推测属实，那么帕拉瓦人在血缘上与塞人势必有最亲密的联系，他们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塞人的分支。
由于史料的缺乏，苏伦家族治下的早期锡斯坦地区历史已不可考。但是，倘若参考《列王纪》中鲁斯塔姆及其父辈与诸蛮族之间的征战纪实，人们完全可以认定 帕拉瓦人的融合过程必定伴随着刀兵烽火。
不仅如此，上述态势一定对苏伦领袖与其宗主国王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类似润滑剂的缓冲效应。然而，随着帕拉瓦人的融合渐趋顺利，以及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帕提亚政治重心的逐渐西移，泰西封中央朝廷对锡斯坦的控制也日益削弱，导致帕提亚国王对苏伦家族日渐猜忌。显然，苏伦家族最初一定希望与国王和平相处，他们试图以从龙之功来消除彼此间的嫌隙：
从普鲁塔克的撰述中得知，在公元前54年的帕提亚王位争夺战中，苏莱纳积极支持帕提亚王子奥洛德斯二世（Orodes Ⅱ，公元前57—公元前37）对抗另一位王子米特拉达梯三世（Mithridates Ⅲ，公元前57—公元前54），不仅从其封地征召士兵，还亲自率军攻占了米特拉达梯三世的根据地塞琉西亚。一年后，他又受命指挥抵抗来自罗马“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Macus Crassus）的入侵，并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出色地在卡莱会战中取得了对罗马人的完胜。
然而，苏伦家族领袖的应对策略除了让阿萨西斯国王更加猜忌臣下的功高盖主，并未起到调和君臣关系的任何有利作用。卡莱之战结束不久，苏莱纳即被奥洛德斯二世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无疑激起了苏伦家族的怒火，他们遂决然放弃了以往一贯的愚忠国王的做法：
钱币学的证据指出，这一时期的锡斯坦造币厂铸刻了一批带有“万王之王”头衔的冈多法勒斯王币，法国学者A．西蒙内塔根据币面的线索认为此人即是印度—帕提亚王国开国君主冈多法勒斯一世“米诺斯”（Gondophares Ⅰ Menos，公元前52/51—？）。显然他因对奥洛德斯诛杀苏莱纳一事不满而带领苏伦家族与帕提亚公开决裂——这一事件也标志着冈多法勒斯王朝的创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苏伦家族成员都支持冈多法勒斯一世独立，有相当数量地位尊贵的苏伦家族成员此后仍继续活跃在帕提亚西部的政治舞台上。比如在公元前37年“后三头”之一的安东尼（Macus Antonius）东征帕提亚前夕，因受到迫害而逃往叙利亚向罗马人求助的莫纳伊西斯（Monaeses），以及阿尔塔巴努斯三世（Artabanus Ⅲ，10—38）在位期间反对国王统治的权臣阿布达伽伊西斯（Abdagaeses）和辛纳西斯（Sinnaces）就是其中代表。
毫无疑问，在围绕是否应该自立的关键问题上，苏伦家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很多成员此后迁徙至泰西封王庭。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不仅在帕提亚西部积累了名望，还逐渐在这些地区，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站稳脚跟，获得了更为富饶的封地和 更显赫的职位。是以到1世纪初，诚如美国学者M．罗斯托夫采夫所言，“几乎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总督均出自苏伦家族”。
锡斯坦的冈多法勒斯家族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最初，在冈多法勒斯一世及其继承者、另一位王号为奥塔格尼斯（Orthagnes）的国王 治下，印度—帕提亚仍然局限在锡斯坦一地而无所事事。但是上述态势在冈多法勒斯二世继位后发生了转变。
如上文塔克提-巴希铭文所述，冈多法勒斯二世约于20年登上王位。毫无疑问，这一时刻对其开拓王朝疆域非常有利：因为其原宗主国帕提亚正因内部王权与臣权的倾轧而无暇东顾；更重要的是，阿泽斯王朝崩溃后，原印度—斯基泰王国广阔的领土已分崩离析为无数希腊人和塞人的小国，他们互相攻伐，十分有助于帕拉瓦人的入侵。占据帕罗帕米萨达伊的由阴末赴及其后代维持的希腊化政权尽管仍然独立，但是对塔克西拉的不成功征伐却让他们元气大伤。东旁遮普的希腊世系此时也在斯特拉托二世和三世（Strato Ⅱ&Ⅲ，公元前25—公元10）手中走到了尽头。
▲ 钱币上的斯特拉托二世和三世形象
▲ 斯特拉托二世的王国版图
根据钱币学的证据，阿泽斯王朝末期事实上独立的查漠地区总督拉朱伍拉，大致在10年起兵攻占了希腊人的堡垒锡亚尔科特，将自己的地盘从杰鲁姆河扩张至恒河中游。但这一行动同样削弱了后者的军事实力，使其短期内无法真正整合该地区的力量。阿泽斯二世身故后的犍陀罗、中旁遮普乃至信德的广大地区，则完全落入其麾 下众多的塞人总督之手。这些分布松散的地方军阀，因为占据上述地区时日尚短和相互间的钩心斗角，根本不可能形成合力抵御新的入侵者。故冈多法勒斯二世甫一继位就碰到了发展壮大的极好机遇。
毋庸置疑，帕拉瓦人扩张的首选目标必为塔克西拉的塞人政权。不仅因为后者与锡斯坦地理位置最近，还因为其国力衰弱易于得手。阿泽斯二世身后再没有该家族成员铸币问世的事实可以证明，其后继者在当地的统治秩序一定相当混乱。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史料记载，我们无法还原冈多法勒斯二世攻占塔克西拉的具体经过，只能推测这一事件大概发生于1世纪20年代。
紧随其后，帕拉瓦大王迅速向帕罗帕米萨达伊、东旁遮普和信德的诸希腊人及塞人政权动兵。历史学者从犍陀罗巴雅乌尔出土的圣物盒铭文和钱币提供的线索发现，当地的一个出身阿普拉卡家族（Apraca Family）的塞人总督阿斯帕瓦尔马（Aspavarma，15—45）曾向冈多法勒斯俯首称臣。马图拉总督、拉朱伍拉之子索达萨（Sodasa）发行的钱币同样只字不提被其父从希腊人手中夺下的锡亚尔科特。这些都证明自犍陀罗东部至旁遮普一带的塞人地方势力曾被帕拉瓦人征服。
由佚名作者撰写的古代著名航海游记《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也写道：“明纳伽拉是斯基提亚的重要城市，现在掌握在帕提亚人手中，他们驱逐每一个外邦人离开。”表明冈多法勒斯二世的兵锋曾远抵印度河口的信德地区。因此，到1世纪30—40年代时，冈多法勒斯王朝已经东起马图拉，西至德兰吉亚纳谷地，北界兴都库什山，南毗印度洋，成为自巴克特里亚王国分裂以来最大的西北印度国家。
毫无疑问，印度—帕提亚王国能够拥有如此广阔的疆域，凭借的当然是其战力强大的帕拉瓦骑兵。先前侵入犍陀罗与旁遮普的印度—希腊王国和印度—斯基泰王国虽然也不乏这样一支冲击力强大的部队，但其规模始终无法与印度—帕提亚王国相提并论。显然，由于占据了产马要地锡斯坦，冈多法勒斯王朝以及其祖先苏伦家族能够建立一支人数可观的骑兵。
普鲁塔克就曾如此描述参加卡莱之役的苏莱纳私邑骑兵的数量：“每当他（指苏莱纳）外出出巡，总是有1000匹骆驼装载他的行李，200辆大车搭载他的妻妾，1000名全身披甲的骑兵和人数更多的轻装骑兵作为护卫，加上奴仆和侍从不下于1万人。”（Plutarch，Life of Crassus ，21）
锡斯坦地区是古代伊朗高原主要的产马地之一，按赫兹菲尔德的推测，可达80万匹。在卡莱之战结束70年后，经过长期休养生息的帕拉瓦人无疑能够出动一 支规模更大（或许能超过2万）的骑兵部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冈多法勒斯大王能如此迅速地击败各种敌人、进而占领后者的土地。
▲ 鼎盛时期的印度—帕提亚版图
▲ 钱币上的阿斯帕瓦尔马形象
毋庸置疑，鼎盛时期的印度—帕提亚王国威名赫赫，甚至连兴都库什山另一边的月氏人一部都甘拜下风。塔克提-巴希铭文曾列举了许多造访印度—帕提亚国王宫廷的臣属名单，历史学者在其中发现了一位名叫“erjhuna Kapa”的王公。从名字的相似程度推测，此人无疑是日后名震南亚的贵霜帝国创建者、彼时的月氏五部藩属之一的贵霜翕侯库久拉·伽德菲西斯（Kujula Kadphises，20/30—80）。这显然极大地提升了冈多法勒斯王朝在世界强权中的影响和地位。
不过，尽管国力强盛，一如其入侵印度的前辈希腊人和塞人，帕拉瓦人在新扩张地域的人数依然处于劣势，所以冈多法勒斯二世仍然不得不沿袭希腊人和塞人的政治组织形式，即总督管治制度。该制度无疑存在鼓励分裂的隐忧。虽然冈多法勒斯二世时期强大的中央控制让各地总督尚不敢公然自立，帕拉瓦国王直接统治的地域也远比其前辈阿泽斯一世要大，然而当其故去之后，时局显然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事实上，正如阿泽斯一世时代的故事，即使在冈多法勒斯健在时，印度—帕提亚国内仍然存有世袭统治的地方势力。其中有据可查的就有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铭文提到的当地总督提拉夫哈纳（Tiravharna）、上文提到的马图拉的塞人总督索达萨和巴雅乌尔地方王朝阿普拉卡家族，以及最著名的信德以东的西部塞人总督区。因此，印度—帕提亚王国在本质上与其宗主国帕提亚一样均为组织松散的地方联合 政体，而其根基却相当浅薄。这就成为冈多法勒斯二世死后王朝骤然衰弱的根源。
▲ 库久拉·伽德菲西斯以翕侯身份发行的早期钱币
▲ 阿波罗尼乌斯版画像
作为一位能够蜚声数千公里以远世界的伟大国王，冈多法勒斯二世依靠的绝不可能仅仅是他那支在当地颇具威名的铁骑。事实上，这位帕拉瓦大王的文学修养之高、影响之深远胜过他的武功。3世纪的罗马哲学家菲洛斯特拉图斯曾给200年前的希腊术士、来自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作过人物传记。这位作者忠实地记载了阿波罗尼乌斯在帕提亚国王瓦尔达尼斯（Vardanes，40—47）的支持下，于43—44年间造访印度的事件。其中包含有阿波罗尼乌斯与塔克西拉国王探讨文学和哲学的段落。
按照阿波罗尼乌斯的自述，塔克西拉国王——无疑就是冈多法勒斯二世——有一个典型的帕提亚名字弗拉奥特斯（Phraotes）。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自称早在12岁的时候就已接受哲学名流的教导。他的身边陪伴有当地知名的圣贤，国王也常常与他们探讨哲学教义。阿波罗尼乌斯与国王进行了深刻的哲学、神学等学术讨论。当其要启程离开塔克西拉时，国王还下令由其最好的哲学贤者陪同相送。
从冈多法勒斯发行的钱币等文物分析，虽然他模仿了阿泽斯王朝诸王的铸币风格，但是其币面明显缺少了后者常有的代表印度象征的佛教三宝印记和印度神祇肖像，而代之以纯粹的希腊特征。同时，在帕拉瓦人统治塔克西拉期间，出现了大量希腊色彩浓厚的诸如高脚杯和金属盘等器物。白沙瓦浮雕人物保留的典型希腊式的形态和姿势，也都证明了菲洛斯特拉图斯所言非虚。
冈多法勒斯治下的印度—帕提亚王国希腊化程度确实远比前朝要深。不过，有趣的是，帕拉瓦大王真正名扬地中海世界却与当时地中海世界新出现的一种一神论宗教有关。
帕拉瓦人在宗教上同样沿袭了塞人的政策，即对所有宗教信仰宽容相待。如此 则为基督教的传入提供了契机。按照基督圣典《新约》的一本记载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圣托马斯行程的伪经《托马斯行记》的表述，圣托马斯在30年4月耶稣受难后受命前往东方布道，因其擅长木工等建筑工作，遂以偿还债务的方式自卖于叙利亚商人阿布尼斯，并被带往印度为正欲建造宫廷的冈多法勒斯（行记称冈达法尔）服务。
在行记中，圣托马斯将国王拨给他用来建造宫殿的资金资助赠送给穷人。当国王指责他的时候，后者宣称自己在天堂为国王建造了一座宫殿，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此后国王的兄弟伽德在临终之时，亲眼在天堂里见识了圣徒为国王建造的美轮美奂而豪华壮观的宫殿。于是他在复活后为圣徒求情，后者遂获释，国王兄弟也因此成为耶稣的信徒而名扬四海。虽然这本启示性文学作品所撰写的内容早已被学术界定性为后世伪造，考古学家也从未发现过有帕拉瓦大王皈依基督的相关证据，将整本文书称为传奇小说显然更符合它的本质，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接受当时有零星基督教徒进入印度西北布道的推测。无论如何，冈多法勒斯二世的名号借助基督教的兴盛而为西方所知一事当为确凿的事实。
总体而言，印度—帕提亚王国在冈多法勒斯二世当政时期，很好地处理了与其内部被征服民族的矛盾。历史学者至今未发现其境内希腊人有群体反抗的证据，尽管后者此时早已势微，但不可否认，相比塞人，希腊化色彩浓厚的帕拉瓦人无疑让希腊人更有文化上的归属感。同时，它在扩张期结束后也能很和谐地与周围大小国家共存共融。比如上文提到的当时尚未统一的贵霜翕侯，以及其原宗主国帕提亚。
马歇尔认为，冈多法勒斯二世与其同时代的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努斯三世保持着友好关系，因此两国间的贸易维持着良好繁荣的态势。美国学者H．肖夫通过研究也发现，阿萨西斯王朝在公元初期开始征收从波斯湾经卡尔马尼亚至印度这一贸易路线的过境税，间接表明两国间的贸易量规模不小。再结合《阿波罗尼乌斯传》中有关瓦尔达尼斯与弗拉奥特斯之间友好交往的记载，完全可以得出印度—帕提亚和帕提亚在经济上互惠互利，甚至可能政治结盟的结论。这一切无疑都依赖于帕拉瓦大王高超的外交驾驭技巧。
一般来说，上述稳定机制似乎应该维持更长时间，至少不该如历史发展那样昙花一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冈多法勒斯死后爆发的王室内乱几乎顷刻间颠覆了局势。
从钱币学上推断，印度—帕提亚的开拓先锋很可能在46年或稍晚去世，冈多法勒斯王室的内乱随即爆发。比瓦尔根据钱币学线索推测，冈多法勒斯二世的最直 接继承者是阿布达伽西斯一世（Abdagases Ⅰ，46/50—60），后者是帕拉瓦大王的侄子。此人与35年驱逐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努斯三世的苏伦家族权臣阿布达伽伊西斯的名字几乎相同，显然两人极有可能是亲戚关系。但是出身阿普拉卡家族的巴雅乌尔总督、阿斯帕瓦尔马之子萨西斯（Sases，又称Sasan，46/50—75?）却对阿布达伽西斯一世的继位有异议。西蒙内塔指出后者曾在币面上自称为冈多法勒斯的合法继承人 。可以预见，这两位都宣称与冈多法勒斯有血缘联系的竞争者之间，必然只能依靠武力解决争端。
从二人各自的钱币分布区分析，阿布达伽西斯一世显然拥有帕罗帕米萨达伊、犍陀罗西部和查漠—克什米尔等较大地域的支持，而萨西斯则占据了从塔克西拉至信德的更为富庶的地带，双方几乎势均力敌。因此这场内战很可能持续了较长时间。
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我们不知道内战的具体经过和发生地点，但嗣后萨西斯的钱币在原阿布达伽西斯一世根据地流通的事实无疑昭示了最终的胜利者。西蒙内塔推测阿布达伽西斯一世的统治终结于60年，此时距上述内战爆发至少已有5—8年。
虽然击败了对手，但与其先辈冈多法勒斯“伟大的统帅”相比，萨西斯的才能显然与之相距甚远。因为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印度—帕提亚王国原本蒸蒸日上的国势陡然一落千丈。考古学者在这一时期（60—80年间）的锡斯坦和阿拉霍西亚发现了一系列新的萨西斯竞争者发行的钱币。这些地区国王的名单中包括：奥塔格尼斯二世（Orthagnes Ⅱ，60—70）、乌波扎尼斯（Ubouzanes，80—85）、冈多法勒斯三世“伽达纳”（Gondophares Ⅲ Gadana）、帕科勒斯（Pacores，70/80—90?）、萨佩多尼斯（Sarpedones）。
西蒙内塔认为，奥塔格尼斯二世显然是在阿布达伽西斯一世灭亡后，自立为王的阿拉霍西亚僭主。尽管他在自己的铸币上极力与冈多法勒斯王室拉上关系，但无 法否认其割据自立的本质。而其根据地嗣后被冈多法勒斯三世攫取，他的儿子乌波扎尼斯（又称奥塔尼斯）则神奇地将锡斯坦收入囊中。以上观点也得到英国钱币学家R．森尼尔的承认 。
▲ 钱币上的阿布达伽西斯一世形象
▲ 钱币上的萨西斯形象
毫无疑问，这些僭主势力将统一的印度—帕提亚王国分割得支离破碎，并在很大程度上对萨西斯构成威胁。历史学者甚至在后者的老巢塔克西拉发现过萨佩多尼斯的钱币——尽管数量极少——证明他们互相之间经常爆发冲突，然而阿普拉卡国王显然完全没有余力应付上述挑衅，因为在他统治后期，更加致命的威胁已自北方降临。
长久以来，贵霜翕侯库久拉·伽德菲西斯都在为统一故大月氏五部而搏杀。如上文所述，他曾参谒冈多法勒斯二世的宫廷，很可能对塔克西拉的富饶华丽垂涎不已，但彼时其尚不能与强大的后者相提并论。时移世易，当冈多法勒斯的后人因自相残杀而致国家分裂之际，库久拉·伽德菲西斯已完成对五部的征服，并在其发行的硬币上自称“大王”。
事实上，早在1世纪50年代，贵霜人即已从阿布达伽西斯一世手中夺取了帕罗帕米萨达伊北部地区，初步建立了南下的桥头堡。十几年后，当他们完成了所有扩张准备，最后的打击也终于如约而至。按照范晔《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库久拉·伽德菲西斯自“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马歇尔在犍陀罗地区发现的众多被库久拉·伽德菲西斯和无名王索特·美伽斯（Soter Megas，80—90/105）叠制的萨西斯钱币，也证明后者至少被其中一王击败。
人们无从得知萨西斯的最后结局，钱币学的证据显示其曾在信德避居过一段时间。不过，在贵霜人近乎摧枯拉朽的攻势面前，他的最后避难处也最终于公元3—4世纪后失守。至此，除了在锡斯坦和阿拉霍西亚的原冈多法勒斯王朝领地，即由冈多法勒斯二世开拓扩张的所有疆土都在半个世纪后丢给了贵霜人，帕拉瓦人被重新打回原形。
▲ 钱币上的索特·美伽斯形象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贵霜—帕拉瓦战争对塞人影响很大，因为此事不仅意 味着贵霜取代印度—帕提亚成为西北印度新的霸主，也标志着由毛伊斯开启的、历经2个世纪之久的塞人—帕拉瓦人扩张浪潮的彻底终结。自此之后，所有主要的塞人政治势力都步入了衰亡期。
▲ 鼎盛时期的贵霜帝国版图
晚期印度—帕提亚国家的历史大多乏善可陈，由于丢失了富庶的印度河流域，冈多法勒斯王朝已在事实上沦落为锡斯坦地区无足轻重的旮旯小国。雪上加霜的是，1-2世纪东西方贸易路线的变动给了本已失去富饶财源的帕拉瓦人致命打击。
根据H．肖夫的研究，由于海路运输的高效性和季风气候的有利影响，当时罗马人为了避开花费巨大的陆地帕提亚中介体系，加大了从红海直通印度的海上贸易量。这就使当时财政收入已完全依赖于征收陆路贸易中介税费的印度—帕提亚王国税入日益减少。
虽然缺乏史料证明，但人们完全能够推断，该国财政的窘困必然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抵御外敌的能力，最终落得分崩离析的下场。考古学家们在坎大哈等地发现的大量晚期帕拉瓦诸王的劣质粗糙青铜钱币，也见证了冈多法勒斯王朝财力的衰退。从这些掺入贱金属的劣质铜币上，历史学者可以得知1—2世纪诸多晚期印度—帕提亚国王的名字：帕科勒斯、萨佩多尼斯、阿布达伽西斯二世（Abdagases Ⅱ）、萨那巴勒斯一世和二世（Sanabares Ⅰ&Ⅱ）、冈多法勒斯四世“伽哈帕拉”（Gondophares Ⅳ Gahapara）、萨塔瓦斯特勒斯（Satavastres）、弗拉特斯（Phraates），以及一位阿巴沙赫地区（今伊朗东部）的无名王。
因完全没有外界背景的标准做参考，历史学者只能大致推测这些国王的生存年代和传承关系。阿布达伽西斯二世在币面上自称为萨那巴勒斯一世之子，由于比瓦尔认为他是与索特·美伽斯同时代的人物，那么萨那巴勒斯一世应该比他年代更早，或许就是那位锡斯坦的乌波扎尼斯的直接继承者。萨那巴勒斯二世则被德国学者C.弗洛里克认为是2世纪马尔吉亚纳地区独立的莫夫国王。而帕科勒斯同样叠制无名王钱币的现象也表明，其与阿布达伽西斯二世在位年代几乎完全一致。以上事实无疑证实了晚期印度—帕提亚王国不断分裂的推测。
值得一提的是，倘若从其姓名读音判断，萨那巴勒斯很可能是塞人族裔而非帕拉瓦人，而这也意味着这一家族与苏伦家族并无联系。他们极有可能在锡斯坦北部直至马尔吉亚纳的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王朝。
毫无疑问，日益衰弱的帕拉瓦人诸小王国能够在贵霜扩张浪潮下幸存下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并非后者的战略目标。历史学者从各色铭文、佛教典籍的表述中得知，包括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 Ⅰ，129/144—151/166）在内的早期贵霜诸王，曾常年向恒河流域的富饶之地进军。相比之下，贫瘠的锡斯坦地区显然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 晚期印度—帕提亚的劣质钱币
尽管如此，一些帕拉瓦统治者很可 能仍然曾一度被迫向贵霜帝国称臣进贡。如弗洛里克就曾根据帕科勒斯叠制无名王币这一现象，推测其曾短暂地为贵霜人服务。
▲ 钱币上的法尔恩·萨珊形象
▲ 迦腻色伽一世及其麾下将士
无论如何，帕拉瓦人的国家又成功地在当地维系了1个多世纪，但是他们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钱币学的证据显示，印度—帕提亚在阿拉霍西亚的最后一位国王名叫法尔恩·萨珊（Farn Sasan）——曾长期被误读为阿达米特拉（Ardamitra）。他在币面上自称为阿杜尔·萨珊之子、提里达特斯之孙、萨那巴勒斯之曾孙，大致执政于3世纪上半叶。讽刺的是，即使在领土只剩下阿拉霍西亚的困窘处境下，他也不忘在其头衔上加上“万王之王”的虚号，因此很快遭到惩罚。
波斯人的萨珊王朝在226年推翻帕提亚人的统治后，立即组织了针对东方诸国的迅猛攻势，印度—帕提亚无疑首当其冲。遗憾的是，因文献记载的缺乏，现在已不可能知道该事件发生的具体经过。但根据波斯萨珊帝国皇帝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242—270）的琐罗亚斯德-克尔白铭文列举的260年帝国行省名单，锡斯坦显然已在此之前被波斯人征服；这一事实也代表了印度—帕提亚王国的最后灭亡。
毋庸置疑，帕拉瓦人不仅继承了塞人的血脉关联，也传承了后者的文化遗存。这些特征让后人深深记下了大迁徙时代诸国争霸的波澜壮阔，领略到当时各个伟人的传奇资历。但，正如此前东方希腊人在西北印度日益式微那样，塞人—帕拉瓦人主宰印度西北的时代也到了落幕的时候。到了此时，塞人及其近亲建立的国家绝大多数均已销声匿迹。唯有次大陆中部的塞人西部总督区——他们是历时最久的塞人政权——仍然顽强地在当地发展壮大。他们与南印度强权萨塔瓦哈纳的征战，则谱写出了塞人荣誉的最后篇章。
晚期塞人的传奇王国：苏拉什特拉的西部总督区
在巴拉卡湾之外的是巴里伽扎之地和阿里亚卡海岸，此地即为进入纳姆巴努斯的王国和全印度的开端。它毗邻斯基提亚的内陆叫作阿比里亚，但是海岸线却叫叙拉斯特勒尼。这是一处富饶的国度，盛产小麦、大米、芝麻油、高纯度奶油，棉花和印度人穿着的各色粗制服饰也是在当地纺织。此地拥有可放牧畜群的大量牧场，土著大多是棕褐色皮肤的高个子。这个国家的中心在明纳伽拉，许多棉纺织品都是从那里被运往巴里伽扎。
——佚名《厄立特里亚航海记》第41节
以上章节逐一叙述介绍了塞人和帕拉瓦人各个辉煌阶段的大帝国。虽然这些国家兴盛时期和统治地域并不一致，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很难深入萨特莱吉河—印度河一线以东的印度腹地。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大部分希腊政权也同样遵循了上述规律。然而，仍然有一个入侵印度西北的塞人地方势力突破了这一扩张极限，其兵锋向东南穿过苏拉什特拉半岛直达纳巴达河以南，并在与当时的南印度霸主萨塔瓦哈纳人的交锋中也不落下风。这一地方割据势力就是塞人和西北印度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西部总督诸王朝。
顾名思义，西部总督区是位于印度西部、由塞人建立的地方政权，其鼎盛时期，领地从印度河口向东一直延伸到印度中部的班达拉地区，北括著名古城乌贾因，囊括了马尔瓦高原全部。和以马图拉为中心的北部总督区一样，西部总督区最初也是名义上向阿泽斯王朝称臣的塞人地方总督所建，后者属于沙哈拉塔家族（Kshaharata Family）。历史学者不知道该王朝确切起源于何处，也不知道他们具体何时来到信德地区，但这些西部总督区的早期统治者确曾在钱币上依次留下过自己的名字：雅庇拉贾亚（Yapirajaya）、霍斯庇西斯（Hospises）、希伽拉卡（Higaraka）、阿布希拉卡（Abhiraka）、布胡马卡（Bhumaka），以及其中最著名的总督——纳哈帕纳。
R．森尼尔认为以上名单中第一位统治者的称号更似一种王衔而非名字，因此得到确认的首位沙哈拉塔总督实际上应为霍斯庇西斯。后者极有可能是阿泽斯二世的同代人，辖区在哈扎拉/犍陀罗一带。毫无疑问，由于辖区相邻，早期沙哈拉塔家族一定曾与统治旁遮普乃至马图拉的北部总督们联系紧密。这一点也被拉普森对马图拉狮头柱铭文的研究成果所证实。按照印度学者D．普拉萨德的推测，或许霍斯庇西斯等早期总督正是喀劳斯塔家族的后代。他们有可能一度在拉朱伍拉死后独 立，但很快就在1世纪10—20年代入侵当地的帕拉瓦人的打击下不得不南徙信德。
▲ 鼎盛时期的西部总督区版图
由于与以希腊化为主流的塞人主体文化相隔绝，这些南方塞人转而向印度当地文化靠拢。考古学家也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从霍斯庇西斯到阿布希拉卡，西部总督的币面风格日趋印度化，不仅越来越难见到希腊神祇，甚至连篆刻的希腊文字也逐渐模糊。上述变化也与沙哈拉塔家族不断向印度内陆扩张领地、接触印度文明有更深刻的关系。尽管如此，除了钱币信息，历史学者至今对除了纳哈 帕纳以外的沙哈拉塔总督仍然知之甚少。
如上文所述，沙哈拉塔王朝领土随着北方帕拉瓦人的入侵而不断变化：他们最初分布于哈扎拉/犍陀罗，嗣后南徙信德。毋庸置疑，塞人把信德当作他们长久定居的适宜之地来经营。然而不幸的是，还没等他们立足稳定，冈多法勒斯的军队就追击而至。《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曾指出彼时（1世纪中前期）帕拉瓦人已牢固掌控了当地，如此则迫使塞人不得不进一步向东南的印度腹地迁徙。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南徙的塞人反而在其新领地上开创出了有史以来最为长寿的斯基泰国家。领导他们创立如此功业的奠基者，则是沙哈拉塔家族最杰出的君主：纳哈帕纳（Nahapana，17- 63）。
考古学家从印度西海岸附近、原属德干强国萨塔瓦哈纳人安度罗王朝领土的纳西克、卡尔勒和朱纳尔地区，发现了一系列塞人君主的碑文。其中均提到了总督/国王纳哈帕纳的名字。比如一份由总督乌沙瓦达塔（Ushavadata，63—89?）令人篆刻的纳西克洞窟铭文提到：“第42年维萨哈月，沙哈拉塔总督乌沙瓦达塔，他是狄尼卡（Dinika）之子、国王纳哈帕纳之婿，他把这个洞窟赠送给僧伽大众；他把一笔三千钱的永久赠款给予居住在这一洞窟的任何教派和任何僧伽大众用于服饰和出差经费，这笔开支已投入于戈瓦尔丹的一些行会……在卡普拉地区的钦卡拉潘德拉村，他赠送给他们八千株椰子树苗；按照惯例，所有这些都已经在市政厅注册处宣布和登记。”另外，在朱纳尔也发现了第46年由纳哈帕纳麾下大臣阿雅马（Ayama）篆刻的碑文。这些碑文都证明纳哈帕纳从安度罗王朝手中夺取了上述印度中部最富裕的省份，将从北方的拉贾斯坦到南方的马哈拉施特拉北部之间的绝大部分领地都纳入他的王国疆域。此举也奠定了西部总督区嗣后4个世纪在印度西北的大致疆界。
▲ 钱币上的纳哈帕纳形象
▲ 纳西克地区刻有铭文的石洞
过去，诸如E. J．拉普森等人认为，乌沙瓦达塔等使用的编年年历源于78 年的萨伽纪元，并以纳哈帕纳登基元年作为萨伽纪元伊始，推测后者的最晚统治年份在124年。但上述假设显然与完成于1世纪60—70年代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中，久负盛名的纳姆巴努斯（Nambanus，即纳哈帕纳的希腊名）统治着信德以东巴里伽扎地区的记载不符。
此外，如上文所示，印度—帕提亚国王萨西斯的政权在1世纪70年代被贵霜人彻底消灭前，曾在信德残存了一段时间。他曾叠制过纳哈帕纳发行的钱币，说明纳哈帕纳作为统治者的年代比他更早。因此，历史学者认为，D．普拉萨德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这位沙哈拉塔总督在位年代从17年至63年的推测更符合历史事实。
纳哈帕纳在位时期是沙哈拉塔王朝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但该家族依然无法摆脱塞人王朝晨兴宿衰的怪圈。纳哈帕纳死后不久，该王朝就在内忧外患的重大打击下迅速消亡了，直接导致其崩溃的外部敌人，正是纳哈帕纳曾经的手下败将萨塔瓦哈纳人。纳西克附近发现的安度罗王朝国王高塔米普特拉（Gautamiputra，63—87）之母高塔米·芭拉（Gautami Bala）篆刻的铭文提到，这位萨塔瓦哈纳王国的第23任君主在其当政的第19年击败了塞人、帕拉瓦人和希腊人，并歼灭了沙哈拉塔王朝的有生力量。当地的另一份碑文也自豪地宣称，国王在执政的第18年取得了对敌人的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与此同时，人们也从约格尔特姆比地区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被高塔米普特拉重新叠制的纳哈帕纳钱币，这些证据都表明安度罗国王所言非虚。
按照D．普拉萨德的推测，所有上述重大作战都发生在81—87年之间。纳哈帕纳此前在苏拉什特拉、马尔瓦以及纳巴达河以南的所有征服地均被其继承者、女婿乌沙瓦达塔丢给了萨塔瓦哈纳人。这一重大失败无疑加剧了南迁塞人内部争夺至高权力的斗争，沙哈拉塔家族显然在斗争中败北，因为此后再未发现过乌沙瓦达塔的任何信息。同一时间，西部总督区的另一个重要王朝——卡尔达马卡家族（Kardamaka Family）的崛起，也暗示了沙哈拉塔家族的瓦解。
然而上述变革并未导致西部总督区的衰败。相反，在新王朝的领导下，该国不仅迅速恢复了元气，还将国势发展臻于极盛。从钱币学等线索推知，引领这一切的是一位名叫查斯塔纳（Chastana，78—130）的出身卡尔达马卡家族的塞人将领。如今，很少有人了解这位西部总督区第二个塞人王朝的创建者的生平事迹。确实，除了钱币和铭文，查斯塔纳留给后世的文物证明寥寥无几。但是他对印度的影响即使与阿育王相比也不遑多让。
按照目前众多学者的考据，正是此人以自己的继位年代为基础创建了著名的萨伽纪元，而后者是整个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印度历代统治者选中的基础年历；甚至于1957年制定的印度年历也源自萨伽纪元；由此可见查斯塔纳的贡献之大。
一般认为，查斯塔纳创立萨伽纪元是为了纪念其带领塞人战胜印度人的战斗经历，而他继位后在古杰拉特的安德豪地区篆刻的一系列铭文也证明了上述观点。我们从这些铭文中得知：查斯塔纳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时已是其继位的第11年（89年）。正值高塔米普特拉击败乌沙瓦达塔后不久。当时他尚偏居古杰拉特北部一隅，很可能才刚刚取代后者在塞人中的正统地位。在查斯塔纳去世那年（在位第52年，130年），他已成为从古杰拉特经苏拉什特拉到马尔瓦的广大领地的主人，其中包括1个多世纪前被维克拉马提亚从毛伊斯诸总督手中夺取的重镇乌贾因。
毫无疑问，查斯塔纳收复纳哈帕纳故地的过程一定经历了与萨塔瓦哈纳人的漫长军事博弈。托勒密曾记载查斯塔纳的王国“从巴里伽扎直至奥泽纳（乌贾因）”，普拉萨德据此认为，这位塞人总督极可能直至106—114年间才击败了高塔米普特拉的继承者、安度罗国王普拉马维二世（Pulamavi Ⅱ，87—115），攻占了乌贾因并以此为该国首都。
此后双方的战争仍然持续，显然敌对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萨塔瓦哈纳人丢失了大片新收复的领土，而查斯塔纳的儿子贾雅达曼（Jayadaman）也因此早于其父王去世。因此，当贾雅达曼之子、查斯塔纳之孙鲁德拉达曼一世（Rudradaman Ⅰ，130—150）于130年继承其父祖的基业时，卡尔达马卡王朝虽然夺回了纳哈帕纳的故地，但本身也因战争消耗极大。
鲁德拉达曼一世被公认为西部总督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因为正是在他治下，西部总督区成长为能与北方的贵霜帝国、南方的萨塔瓦哈纳比肩的印度中部强国。 按照这位总督在位第20年时自己在吉尔纳尔山区篆刻的朱纳伽尔铭文所述，彼时他的辖区包括整个马尔瓦、北古杰拉特、苏拉什特拉、库奇、马尔瓦尔、信德与孔坎海岸，连居于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哈尔亚纳、当时臣属贵霜的瑶德亚人也被他的军队打败；此前塞人的死敌、安度罗国王达克什纳帕塔（Dakshinapatha） 甚至成为他的女婿。从这些带有夸耀语气的言辞中，人们很容易产生上述成就非常容易完成的错觉。但是，和查斯塔纳一样，鲁德拉达曼的所有功勋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事实上，尽管查斯塔纳收复了苏拉什特拉等地，但当时卡尔达马卡王朝的实力仍无法坚持与萨塔瓦哈纳人的长期战争。就在鲁德拉达曼最初继位之时，萨塔瓦哈纳王国的最后一位强力国王雅吉纳·斯里也在积极尝试收复失地。根据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坎赫里铭文记载，普拉萨德推测两位君主之间的较量直到雅吉纳·斯里在位的第16年（145年）才分出胜负，显然此前的战争态势对西部总督并无优势可言。
▲ 钱币上的查斯塔纳形象
▲ 钱币上的鲁德拉达曼一世形象
如果上述推测属实，那么鲁德拉达曼将其女儿嫁给雅吉纳·斯里的王位竞争者无疑是一种分化敌人的策略。他的策略显然成功了，因为同样在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由其女婿瓦西斯提普特拉·萨塔卡尼在位第13年时篆刻的纳尼格哈特铭文证明，作为两国长期争夺的要地，孔坎海岸此后已成为后者的领地——当然是在承认其岳父的最高宗主权的前提下。
毋庸置疑，西部总督区的盛世决非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就能够实现。和冈多法勒斯一样，鲁德拉达曼在文化经济方面的施政同样成绩斐然。他曾在朱纳伽尔铭文中如此炫耀自己杰出的人格魅力：“（鲁德拉达曼）正当地举起手来，对‘大法’热烈爱慕，他获得了广泛的名声，是由于研读和记忆，由于在语法、音乐、逻辑以及其他重要学科上的知识和实践；他（精通于）管理马匹、大象和战车，擅长击剑举盾、拳术格斗和其他……他每天习惯于赠送礼品、授予荣誉和避免无礼待人，他极为富有，贡赋、捐税、应得的份额使财库盈实，充溢着无数金银珠宝和珍奇，他吟诗作文，恰如其分地使用各种清晰、惬意、甜蜜、漂亮、杰出的词汇及润色。他健美的身躯极为矫健，他的身高、体格、音色、步态、肤色、精神和力量无一不优秀，他获得了‘大总督’的头衔。”
他在当地的另一些铭文还宣称他在王国各地兴修道路和水利，而其费用则完全由王室承担。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鲁德拉达曼不仅武艺超群，还精通文墨。他在政治上 沿袭阿泽斯王朝的统治框架，分封属下诸总督治理广阔领地，同时积极促进塞人融入印度文化，推扬佛法；经济上大力推动对外贸易通商，充盈国库；军事上组建骑兵、象兵和战车部队，尽可能地维持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所有这些政策均有力确保了彼时卡尔达马卡王朝的持续繁荣。
▲ 鼎盛时期的萨塔瓦哈纳王国版图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有施政维系均需要大量的财力物资供应，即使在富饶的印度腹地都显得相当惊人。那么鲁德拉达曼是如何在消费巨大的情况下保证国库充盈的呢？唯有在与罗马人有大宗贸易的基础上，这位塞人“大总督”才能创建他的盛世。根据罗马地理学家普林尼的记载，当时罗马人每年要花费1亿塞斯退斯购买来自东方的诸如丝绸、胡椒、乳香等奢侈品和香料，其中5500万流入印度。
▲ 印度战象
须知，由于季风将来自罗马的这笔巨额财源直接吹向了印度西海岸，占据孔坎海岸无疑将在第一时间吸收外资上占尽优势。这也是诸西部总督与诸安度罗国王耗费巨大精力争夺当地的根本原因。
总体而言，1—2世纪时西部诸塞人总督制定外交政策时都显得相当理性。虽然他们与安度罗王朝战事不断，但却能克制彻底毁灭对方的欲望。鲁德拉达曼就曾宣称在两次击败来自其女婿的挑衅后，“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亲戚联系而没有消灭他”。
同样，在面对北方更强大的贵霜人时，大多数统治者理性地选择臣服。考古学家在马图拉的一尊迦腻色伽一世的雕像座上发现了“沙斯塔纳”（Shastana）的臣服君主名字，无疑表明查斯塔纳曾名义上向贵霜人效忠。不过鲁德拉达曼显然与贵霜国王并无宗藩关系，因为他不仅在钱币上铸刻“大总督”头衔，还自称曾把领土扩张至信德和木尔坦。尽管后者已被公认为同时代的迦腻色伽领地，但这些宣言至少能够证明鲁德拉达曼的独立地位。
虽然南迁塞人的盛世让人印象深刻，但与历史上其他塞人政权一样，它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事实上，西部总督区的衰弱现象从鲁德拉达曼一世死后就出现了。印度学者R．塔帕尔认为“大总督”死后，萨塔瓦哈纳国王雅吉纳·斯里成功地攻占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孔坎海岸地区，此举无疑让鲁德拉达曼的后人丧失了最主要的财赋来源。同一时期或稍晚，按照拉普森等学者的考据，卡尔达马卡家族内部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数个王位竞争者，后者之间的倾轧进一步加剧了该王朝内部的混乱。
到3世纪之初，西部总督区又相继丧失了对马尔瓦和拉贾斯坦大部、库奇和古杰拉特北部的控制。即使在从苏拉什特拉海岸至乌贾因的残余领地内，地方官吏 也大多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而自行其是。这种混乱状态持续了1个多世纪，以至于卡尔达马卡王朝仅能在首都乌贾因行使政令。
▲ 钱币上的古印度商船图像
人们甚至可以从钱币上塞人诸统治者的头衔变化看出其国势的衰败程度。从295年至348年间，考古学家没有发现过任何铸刻有“大总督”头衔的钱币，统治者们显然只满足于使用次一级的“总督”头衔。由于史料和考古证据的缺乏，现在已经很难知晓西部总督区衰弱的具体经过，R．塔帕尔指出这一变化与波斯萨珊帝国在印度西北的军事征伐有关。只有当4世纪中期，波斯人陷入与新的中亚入侵者寄多罗贵霜人之间的长期战争、对印度西北的控制松懈之后，才有一位王名鲁德拉塞纳三世（Rudrasena Ⅲ，348—380）的西部总督重新僭用了“大总督”的称号。
按照钱币学的线索推测，卡尔达马卡王朝很可能于4世纪初被鲁德拉西姆哈王朝（Rudrasimha Dynasty）取代。历史学者对新王朝知之甚少，从其名字的相似性推测鲁德拉西姆哈家族与卡尔达马卡家族可能有亲缘关系。上述那位似有中兴西部总督区趋势的君主鲁德拉塞纳三世即为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历史学者认为他很可能一度重新控制了一盘散沙的地方势力，甚至曾短暂地打败过邻近的纳伽人。他的表现或许足够让其邻国回忆起塞人昔日四邻膜拜式的恢宏霸业，然而历史最终证明上述努力仅仅是回光返照而已。
正在不断壮大的新的强大印度本地势力——摩揭陀的笈多王朝阻止了任何复兴西部总督区的企图。根据笈多王朝第四任国王萨摩陀罗笈多（Samudragupta，335—380）在阿拉哈巴德地区的阿育王石柱上雕篆的颂文所称，至380年，摩揭陀的势力范围已扩展到与西部总督区直接毗邻的马尔瓦东部和古杰拉特北部，上述地区的纳伽人和阿布希拉人都向这位大王表示臣服，甚至一些塞人地方统治者也加入其中。
颂文虽然没有提及当时摩揭陀人有征服苏拉什特拉和乌贾因的军事行动，却暗示笈多王朝正向西、北两个方向，日益压迫鲁德拉西姆哈家族的生存空间。这 一事实无疑揭示了摩揭陀国王们那殄灭异族、一统天下的勃勃雄心。这一雄心很快就在萨摩陀罗笈多之子、笈多王朝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 Ⅱ，380—415）在位时期成为现实。由2个世纪后的印度剧作家维沙喀达塔（Vishakhadatta）编写的传奇戏作《王后与月护》，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以笈多王朝攻灭西部总督区为背景的充满热血和浪漫情缘的故事。
▲ 晚期西部总督区与崛起中的笈多王朝版图
戏中，继承萨摩陀罗笈多王位的本为其长子罗摩笈多，但他在战斗中被塞人击败，被迫献出自己的王后德鲁瓦德维（Dhruvadevi）乞降。国王的弟弟旃陀罗笈多憎恶兄长的软弱无能，主动装扮成王后进入塞王宫廷，最终杀死了塞王；旃陀罗笈多因此赢得了人民的拥戴和王后的爱慕，嗣后弑杀罗摩笈多成了一代雄主。
当然，尽管诸如罗摩笈多铜币的发现使上述故事有几分可信，但戏剧仍然将摩揭陀国王与西部塞人总督之间的战争简单化了。事实上，旃陀罗笈多二世发动的征服塞人的战斗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位印度历史上的“超日王”为此尽可能施行了周全的外交策略：他把女儿普拉巴瓦蒂笈多（Prabhavatigupta）嫁给了南印度强国瓦卡塔卡国王鲁德拉塞纳二世（Rudrasena Ⅱ，380—385）。这一联姻无疑为其增加了一个能共同压制塞人的强悍盟友。
尽管如此，历史学者完全能够肯定塞人对摩揭陀军队的入侵进行了顽强抵抗。钱币学的证据表明，西部总督发行钱币的最后年代为388年，而旃陀罗笈多二世模仿它们铸造钱币最早为409年，暗示笈多王朝征服西部总督区至少耗费了十数年之久。“超日王”麾下的战争大臣维拉塞纳（Virasena）在乌达亚吉里8号洞窟的铭文中宣称的所谓“旃陀罗笈多二世和我一起来到当地是为了征服世界”，则无疑将征服塞人的意义渲染到极致。但是，这一切终究无法改变西部总督区在5世纪初期才灭亡的历史事实。当然，伴随着它的崩溃，塞人也一如东方希腊人一般湮灭于历 史长河之中。
作为在南亚的塞人—帕拉瓦人的最后孑遗，西部总督政权的瓦解标志着自公元前2世纪中亚大迁徙以降，持续近6个世纪的诸塞人国家的最后消亡。但是，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民族，塞人并未立即消逝于历史舞台上。在旃陀罗笈多二世死后60多年、国王佛陀笈多（Budhagupta，476—495）在位初期，西部总督区的故址上又兴起了一个由梅特拉卡人建立的地区性王国——伐拉毗。由于其名字与伊朗神祇米特拉的相似性，人们认为该国王室起源于伊朗地区，但其统治根基无疑源自原西部总督治下的诸印度化塞人部族。
▲ 钱币上的旃陀罗笈多二世形象
这个拥有伊朗—斯基泰文化起源的王国与其先祖一样长寿，直至300年后才被阿拉伯入侵者摧毁。而那些原印度河流域的经阿泽斯王朝、冈多法勒斯王朝和贵霜人依次统治的印度化塞人，此后则屈服于来自中亚的新入侵者
哒人，最终与后者一起融入印度教种姓社会中，形成中世纪主导北印度历史的拉其普特人。毫无疑问，由于文化和组织上的落后，塞人并未如希腊人一般给印度主流社会带来诸如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类似哲学等人文科学上的重要积极影响，但他们仍然在某些文化，特别是建筑和艺术形式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这可以从笈多时代的大量继承马图拉和犍陀罗的雕塑样式上一窥其真相。
时至今日，尽管那些南迁印度的塞人部族早已因融入印度主体民众之中而不复存在，但他们的历史传奇仍然让后人为之惊叹。因为无论是他们开始被迫抛弃家园，还是创建辉煌的帝国霸业，抑或最后无声地衰亡消失，这些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经历都是世界历史不可多得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