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绰（辽国萧太后）
萧绰简介
萧绰：中国辽朝女军事统帅、政治家。小字燕燕，辽朝皇太后，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在民间戏曲中被称为萧太后。辽大臣北府宰相萧思温的第三女。
生卒年：953~1009年
性格特点：开明、智谋、勇敢。
历史功过：作为契丹的一位有作为的 女统治者，她的名字将永垂史册。
名家评点：开明、智谋、勇敢。《契丹国志•景宗萧皇后传》里有记载：太后所居宫殿叫“文化殿”，“好华仪而性无检束。”“后天性忮忍，阴毒嗜杀，神机智略，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毛泽东评价她说：“宋人(指宋太宗之流)不懂军事，非契丹的敌手。契丹善于使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宋人总不省。宋太宗无能，屡战屡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萧绰独特的军事才能。
萧绰传记
北国大地 辽国崛起
公元十世纪初，在北中国的土地上，崛起了一个强大的、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国家——国号大契丹，后来改称为大辽。皇室出于姓耶律氏的契丹家族。契丹族在隋唐之时，已经生活在中国北部与东北部边疆一带，时叛时服。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之际，契丹人在他们的开国君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带领之下，乘机兴起，建国立号，称大契丹，与五代时期中原第一个王朝后梁太祖朱温在同一个年份(907)称帝。
因为中原王朝内部各个反叛者、割据者相互间常发生争斗，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削弱对手的力量，争斗的各方都想拉拢北方这个新兴的、军力强盛的少数民族王朝，作为自己的盟友和援军？他们争相向辽国的君主示好，代价是低声下气，承认契丹政权的权威，馈送中原出产的物质财富，甚至出卖土地、人民，以博契丹主的看顾。契丹的实力更因此大为膨胀，而成爆炸式的增强。
中原偏安王朝中最可耻、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卖疆土，勾结辽国的行为，是公元936年前后，后晋君主石敬瑭作出的。他为了取得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支持，以便坐稳大晋皇帝的龙椅，不但奴颜婢膝地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居儿皇帝，还同意将中原固有的、以幽蓟二州（今北京地区）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大片的土地、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人民，都拱手割让给契丹。
这十六州的名称为幽州（即燕州）、蓟州、瀛州、莫州、檀州、涿州、顺州、新州、妨州、儒州、武州、云州、寰州、应州、朔州、蔚州。地域相当于今北京、河北直到山西大同以东一带。这片地域，绵亘千里，峰高谷深，山峦起伏，东接浩荡大海，南临华北平原，北面、西面则有连绵不绝的燕山、太行山山脉为天然屏障，有古北口、紫荆关、榆关、松亭关、居庸关等雄关为交通中原与塞北的门户和锁钥。如中原王朝拥有这片土地，退可以以千里山峦与蜿蜒不绝的长城为屏障，阻止契丹铁骑的南侵；进可开关出塞，转战千里，扫荡漠北、关东，有利于中原王朝对全中国的统一。而辽国据有了这片土地，则中原王朝屏障尽失，时时地地处于遭受攻击的态势，国家的安全和发展都将遭到严重威胁。
辽太宗获得了这一大块兵家必争之地，拓展了辽国的南境，如虎添翼，其国势、军威都大大增强。他如果挺进，可以南下中原，越黄河，跨长江，直窥吴越岭表，饮马江南，实现混一中国的美梦。雄才大略的耶律德光的欣喜，自然不可名状。在辽国会同元年（938），他便毫不犹豫地下诏将幽州升格为辽国的陪都，定名为南京，让辽的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南移。此举也掀开了今天的北京作为中国千年历史古都的帷幕。
石敬瑭卖国的可耻行径遭到了万世的唾骂，中原王朝的后继者，无论爱国有识之士，还是平民百姓，无不诅咒这个可耻的儿皇帝，也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这块宝贵的土地的回归，时时刻刻都梦想着收复它。
辽太祖做皇帝二十年，辽太宗做皇帝二十一年。这两个契丹皇帝在位期间，是辽国势力最强盛的时期。可是，无奈他们之后继位的子孙并不太争气，多数没能继承他们的才能和勇气。太宗之后，先后登上皇位的辽国几个皇帝，多是昏聩懦弱、贪吃贪玩的平庸之辈。继太宗而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他的侄子辽世宗耶律阮。此人庸懦荒淫，一生沉溺于醇酒妇人之中，又不能团结本族的大臣、贵族，常常引起部族内部的反叛。他在位仅五年，最后被他的同宗贵族燕王耶律舍音弑杀。世宗之死，引起了一场皇室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混战中，耶律舍音也被人杀死，辽太宗的长子耶律璟最终抢得了帝位，庙号穆宗。
此人比世宗更昏庸残暴。史书说他“体气卑弱，恶见妇人”。他不愿接近女人，拒绝皇太后为他立的嫔妃，宫中嫔御虽多，他都不喜欢。但这并不是他真的洁身自好，而是他有“龙阳之癖”——爱好同性恋，他整天与宦官们鬼混，泡在一起。大约他的生理上是有些疾病，但他心理上的疾病更为厉害。他除与宦官厮缠外，还没曰没夜地醉溺于醇酒与沉迷于狩猎中。无论寒冬盛夏，他不是彻夜轰饮，就是终日驰聘于山林猎场，逐兔飞鹰，搏虎驱鹿。据说辽国京城上京的东北面，有一片山水秀绝，麋鹿成群的山峦，有黑山、赤山、太保山等山峰，辽穆宗一年四季多在这群山中游猎，不肯轻易离开。
他又好杀，不问政事，喝酒醉了就睡，睡醒再喝，号称“睡王”。睡得稀里糊涂，或者喝得不满意时，便迁怒于左右侍奉人员，动辄杀人。他宫廷营帐中负责漳、鹿、野猪、猎鹰、野鸡等飞禽走兽的侍从管理人员，以及奉膳掌酒的近侍人员，常常因动物的逃失死亡，或饮食不中意，或回答皇帝的询问不能让他满意，或者外出归来不及时，而遭到他的酷刑滥罚，如受炮烙（将受刑者捆在烧红的铁筒上）、用铁梳（带齿的铁刷）梳刷皮肉等，有时则遭乱刀砍死。受刑者多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裂脑碎齿，然后弃尸于野，让野狗豺狼啃食。死者不计其数。他为了长生延寿，曾经听信女巫锡库的话，将活人的胆生取出来，制造长生不老药。后来，他不相信这个女巫了，就命人将她捆绑起来，用带鸣镝的乱箭，把她射成刺猬一般，再命人骑马践踏，踩为肉泥。而对于国家朝政，他毫不在意。尽管中原王朝四周的敌对割据势力，如山西的北汉，如江东的南唐，都曾派特使，暗带着蜡丸密书来与他联络，以期联手共抗全国的统一，他也不去认真回应。辽太祖、太宗创造的兴辽大好局面，在他手中，几乎彻底葬送。
后来，他的性格变得更加残忍和猜忌。他左右的侍奉人员，人人自危，谨小慎微，谁也不敢大声说话，主动应答，不愿真心侍奉他。
应历十九年（969）三月，耶律璟在怀州猎到一头大黑熊，自以为是好兆头，他高兴得发狂，就在猎场上与随侍的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僚们开怀畅饮，又吃又唱又跳。喝得酩酊大醉，兴犹未尽，带着侍从，醉醺醺地，连夜奔驰数十百里，回到行宫。下马进了宫门，他一面歪歪趔趔，喷着满嘴酒气，一面连声叫唤：“厨官，快拿吃的喝的来，朕饿了！朕要喝酒！厨官!”
然而膳房的人员没有预料到皇帝深更半夜到来，措手不及，上食就慢了些。耶律璟怒不可遏，破口大骂，说是要将所有厨师和掌膳官员处死。幸得有人劝慰，他才稍稍息怒，叫道：“先寄下你们几颗狗头，等孤家吃过饭后再找你们算账。”
掌膳官及左右侍奉人员知道他吃饱了便会真的要杀人，便一起合计，何不如先下手为强，将耶律璟干掉！近侍小霄哥、盥人华哥、庖人锡衮等几个人密谋后（可能还有一些心有异谋的近臣暗中支持），在食物中暗藏了匕首，进膳时，乘耶律璟不备，取出匕首，数人一拥而上，将他按住，一刀直接刺人心脏，年仅三十九岁的辽穆宗，便一命呜呼。
耶律璟在位十九年，一生残暴荒淫，终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
就在辽世宗、穆宗昏庸怠政，辽国政治陷于混乱，国力衰退的同时，中原王朝几经更迭，终于进到一个恢复、发展时期。此时已经是后周的统治。后周皇帝柴荣，庙号世宗，是个有才能有胆魄，大有作为的君主。他初步统一了中原本土后，又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改革，国家的财力、物力、军力大增。一边是欣欣向荣，一边是人怠政衰，中原王朝与辽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态势发生了逆转，战略上由原来的基本处于守势，逐渐有了进攻的能力了。周世宗想乘此大好时机，一举收复燕云故地，进而完成神圣的、统一全国的绝大事业。于是，他在公元959年，即周世宗显德六年，在辽国则是穆宗应历九年，调集了大军，毅然亲征，发动北伐，直指辽的南京，即幽燕大地。此时的后周军队物资充足，斗志旺盛。接连收复了益津关（在今河北霸县）、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淤口关（在今霸县信安镇）及其南面的土地，不久，瀛州、莫州也落入后周军队的手中。在幽燕各地做官的契丹文武官员，闻风而逃。久处于契丹贵族统治下的故国父老，纷纷牵牛担酒，来迎接犒劳中原王师。周世宗获得前线战报，非常兴奋，他是带着病出征的，前线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他披着战袍，出到帐外，登上高岗，遥望远方，对着苍天祷告道：“孤家此举若能夺回燕云故地，恢复祖宗故土，一雪石晋卖国之辱，孤家也不枉带病出征一场，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子孙孙了。”
此时辽穆宗耶律璟正在位，但他整日沉醉在醇酒之中。幽州守将以十万火急的军情来报：“瀛州、莫州已经丢失了，幽州也危在旦夕。”耶律璟却带着醉意，疏懒疲怠地斥责道：“三关本是汉人地方，现在不过归还汉家，孤丢失了什么！”话是实话，但站在辽的利益的立场，这话难免被其国人认为荒谬。然而他的左右臣僚也无可奈何。他们更为担心的，是不但燕云十六州之地将为后周夺回，就是辽国的江山也将岌岌可危了。有的大臣主张及早撤出南京（即幽州），回到关外去，固守契丹的本土，不少的契丹官员贵族，连夜逃离幽州。
但可惜的是，周世宗亲征时，已带重病。在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的关键时刻，他的病情却恶化起来，终于支持不住，罢战回师，逝世于大梁（今幵封）的滋德殿，以身殉国了。后周军队失去这样一位既有胆略威望又有才能的杰出主帅，悲痛万分，一时群龙无首，如何再进行恶战？只得主动撤兵。这是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一次重要的北伐，竟然功亏一篑，遗下后来宋朝的北伐无功，数百年辽宋分冶的局面，令人惋惜。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这在后周是噩耗，在辽国却是喜讯，辽国君臣这才得以松口气，总算渡过一场战争危机。
周世宗病逝的第二年。后周内部的军事强人、高级军官、禁卫军的总司令官——周世宗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后周皇室孤儿寡母，束手无策的局面，发动陈桥兵变，佯称受到手下的将领和官员的强行拥立，龙袍加身，自做皇帝，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起大宋朝。中原王朝易了主，但新的赵宋皇帝，并没有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和固有的国家战略目标，没有完全终止北伐的军事行动。不过在宋初，宋太祖忙于安定政权，进一步扫平仍然盘踞巴蜀、岭南、湖湘、吴越的地方势力，对于辽国，没有继续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直到宋太宗即位，宋朝彻底平定了西南东三面的地方割据政权，稳定了中央王朝的统治，积蓄起了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后，才继周世宗后，进行第二次北伐，一场决定宋辽双方命运的战略决战才发生。这对辽国造成很大的军事威胁。但由于宋军方面最高军事当局的战略失误，以及战地指挥官的指挥失误，决战的结果却发生了有利于辽国的变化。不过这是后事，留待后面再讲。
在辽宋战略大决战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因为辽国相继的君主都是平庸懈怠之辈，在军事态势上，宋军常处于主动的、进攻的地位，辽国常处于被动的、防守的地位。总的形势，还是偏向于大宋朝一方的。加上辽国内部不断的内争，辽国的政治和军事局面，可以说一直处于危困境地。正是在这样的危局中，辽国统治者内部，崛起了一位杰出而又干练的契丹族女性，做了契丹王朝的强势女主，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扭转了辽宋对峙中，不利于辽国的局面。此人的崛起，虽非中原王朝之福，却是契丹人的骄傲。 这个杰出女子，就是辽景宗的皇后、辽圣宗的皇太后萧绰，肃燕燕，是通俗历史演义小说《杨家将》中那个著名而厉害的辽国老太婆——萧太后。
野心女子 施展才干耶律舍音发动政变，杀害辽世宗耶律阮时，世宗四岁（一说九岁）的儿子耶律贤也差点被人杀死。幸亏世宗属下一个忠于故主、名叫刘嘉里的御厨官员急中生智，用毛毡裹住年幼的皇子耶律贤，藏在堆垛得高高的柴禾堆中，躲了好久，才没有被政变的官兵们发现，让皇子耶律贤留下一条小命来。但由于柴禾堆里潮湿阴冷，他躲藏的时间又过长，因此染上了很难治愈的终身疾病——“风疾”，手脚麻痹酸疼，坐卧困难，行动不便。
穆宗耶律璟继其堂兄耶律阮即帝位后，念及家族情谊，将他这位幸存的小皇侄耶律贤收养在永兴宫中，抚养成人。到穆宗被害前，耶律贤已经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小伙子，只是顽固的“风疾”依然缠绕在他的身上。
耶律贤长大后，见到他的叔父穆宗整日酗酒，倦怠于政事，又好杀人，曾经与侍臣韩匡嗣议论过。但韩匡嗣赶忙暗示他不要多说话。耶律贤倒也乖巧，马上领悟了韩的意思，不再谈及政事以招祸。穆宗被害前一天，耶律贤曾进宫来叩见他。穆宗显出欢喜的样子，说：“我儿已经长大成人，应该担负一点政务工作了。”耶律贤连连答应：“是，是。”然而，第二天，就发生了穆宗被近侍和厨官杀害的事。而耶律贤也立即在侍臣萧思温、韩匡嗣、耶律斜轸等人的拥戴下，做上了辽国新皇帝。
史书在记载这些事件时，语多扑朔迷离，而字里行间，却偶尔又会留下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足以引起回味的叙述，而透露出某些蛛丝马迹。穆宗的死，除了那几个直接杀害他的官员、厨人外，与侍臣萧思温等，还有新皇帝耶律贤等，是否也有某些瓜葛呢？《辽史•萧思温传》说：穆宗射猎获熊，喝酒欢庆时，侍中萧思温就陪待在座，同时在座的还有另外几个侍臣，他们同劝穆宗畅饮，让穆示饮得酪酊大醉，终于导致被厨人杀害的惨案。萧思温，就是萧太后的父亲，与耶律贤的关系比较接近。穆宗被害后，又是这个萧思温，立即拥戴着耶律贤入宫，在穆宗柩前即了皇帝位。景宗即位后，萧思温便做了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他的女儿萧燕燕也随即入宫成为贵妃，过了两月，又当上了皇后。将这些分散的记载串联起来研读，是否能够觉察到一些痕迹或疑惑呢？这让人感觉到，穆宗之死与景宗即位，与萧思温当时的一些活动，好像有着某些联系。或者说有某种密谋，某种有意识的安排。但史书没有再多的记载，笔者也不便再作进一步瞎猜，只能写下一点感觉，供读者品味了。
耶律贤做了皇帝，庙号景宗。这位新皇帝，虽不像他的父亲、叔父做皇帝时那样荒淫残暴，却也对政务管理，没有多少兴趣和作为。这是因为，他患着严重的“风疾”，行动不便，卧床的时候多，上朝的时候少，妨碍了他对繁重政务的关心和管理。他虽然是一位名义上的帝王，皇帝的职责，他却几乎视为一种负担，而委托给他最信任的一个女人去执行。这个女人，就是萧燕燕，是他的皇后。史书说，景宗时，辽国朝廷的“刑赏政事，用兵征讨”等国家大事，“皆皇后决之，帝卧床榻，拱手而已”。这种情形，颇有点儿像长期患头风病的唐高宗，将朝廷政事都委托给武则天处理一样。如果说辽景宗时，辽国的朝政，包括军事上，还有些成绩的话，主要都是萧燕燕的作为。
萧燕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是契丹名门贵族萧氏家族的一位千金。
萧氏与耶律氏，是契丹两个最显赫尊荣的家族。耶律氏是契丹的皇族，皇帝都是耶律氏的子孙；萧氏则是贯彻于整个辽代终始的外戚家族，契丹的皇后多出于萧氏。《辽史•后妃传》所记载的十四个皇后中，只有一个出于外姓舒鲁氏的家族，五个皇妃中，只有一个出于外姓甄氏的家族，其余都为萧氏。这萧氏并非汉族的萧姓，而是道地的契丹贵族，但与汉姓却也有些联系。传说，萧氏祖上本有契丹姓氏，但因仰慕汉人文化，而改取了汉族姓氏。在选择姓氏时，他们崇仰汉代著名丞相萧和的智慧与治国才能，因而取姓为萧。萧燕燕是契丹历史上第九个皇后，也是契丹皇后中最有智慧，最具治国能力，干练老成，而且取得成功的唯一女人。就这一点来说，她实现了她的祖上对选取萧姓的预想的期望。
史书说，燕燕的父亲萧思温，很爱读汉人的“书史”，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燕燕是小字，她本名为绰。燕燕出于《诗经•邶风》的《燕燕》篇“燕燕于飞”句；绰出于《诗经•卫风》的《淇澳》篇“宽兮绰兮”句，有娴雅、舒缓、从容等含意。从这名与字的选取，也可以看出她出身的契丹贵族家庭里对汉文化喜爱的氛围。
但据史书记载，萧思温虽“通书史”，位至辽国的北府丞相，手握大权，却不像他的女儿燕燕那样有真正的治政才干和超人的胆略。《萧思温传》说，他在率兵抵抗后周军队的猛烈进攻时，以及后来抵抗宋兵的北伐时，表现都不佳，惧敌畏战，束手无策，面对强敌，不知计从所出；对于朝政，他也没有什么积极贡献，乏善可陈。舆论认为他既没有治军之才，也缺少治政能力，是个庸懦的人。然而，在玩弄权术方面，他却是还有一些智巧心机和手段的。他能在穆宗突然死去时，迅速拥立新皇帝，并及时将女儿送进宫中做上皇后，说明他在谋取个人利益时，确实有些小聪明。大约由于他行事缺少正道，因而树敌不少，所以，他在做了北府丞相不久，就在一次陪皇帝出猎时，被仇家杀死了。
燕燕与她父亲颇不相同，她胸有大局，每临大事有静气，能从容不迫地应付。行事有条理，有智谋心计，用人也比较得当。据说，她小时，在家参加清洁扫除，动作不快不慢，做事井井有条，物件摆放清洁整齐，连她父亲也不由得称赞：“我这个女儿，将来治家必有方。”他哪里知晓，他的女儿岂止治家有方，治国也有方哩。
萧燕燕与景宗的结合，应该说是他父亲一手撮合的，是一场政治婚姻。虽说萧氏女人嫁为耶律氏的后妃，是辽国的传统。但在燕燕未入宫前，她已经与一个汉人青年韩德让相好了，而且她已经答应嫁给他。
这个韩德让出身于汉人官僚家庭，但具有契丹贵族家奴身分，犹如后来清朝的曹寅一家一样，虽受封官职，却仍然是满洲贵族的“包衣”——家奴。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在唐末被契丹人俘掠，做了契丹贵族的家奴。因为受到契丹贵族宠信，做了辽国的高官，为契丹贵族治理汉人，位居南面官的中书令之职。但他的契丹贵族家奴身分并未除去，契丹将此种身分称之为“宫分人”。上文那个曾经劝说耶律贤要隐忍不要对穆宗的行为发表意见的韩匡嗣，则是韩德让的父亲。韩匡嗣也做到辽国的南京（今北京）留守、西南面招讨使，封爵燕王。可见韩氏家族久已归化于契丹了，在辽国的政治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与契丹贵族关系密切，所以萧燕燕会许嫁于他。
萧思温在新朝虽然因为有拥立之功，做到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但他在契丹贵族中的评价并不很高。大约他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出于巩固他权位的考虑，他在拥立景宗的同时，他就急不可待地让女儿废弃了与韩德让的婚约，进宫做了景宗的贵妃，进而做了景宗的皇后，开始了对辽国皇室大权的染指。
燕燕并没有反对她父亲为她所做的这些安排，她是一个有野心、有抱负的女人，很乐意地成为辽国历史上又一位萧氏皇后。因为，她已经知道，耶律贤出于健康上的原因，不会有精力过问更多的事务的。果然，他一做上皇帝，就将治理国家的重负和对权力的控制，将军国大事的决定权，都委托给了自己的皇后。而这样的安排，正好为这个干练而又精力充沛的女人，提供了一个施展她的治政才干的平台，为她获得辽国最高执政的地位，开通了一条重要通道。
不过，萧皇后也没有忘记她旧日的相好韩德让。在她的授意与安排下，辽景宗封韩德让为东头承奉官；接着又任命他为枢密院通事、上京皇城使、彰德军节度使等重要职务。
有的史书说，萧皇后之所以重用韩德让，是因为她年轻，有“辟阳之幸”，对于旧情人韩德让依然保持着感情上的往来。“辟阳”指汉代的男子审食其，因他受封辟阳侯而得名，他是著名的吕太后的男宠。“辟阳之幸”，是说韩德让实际上是萧皇后的男宠。从后来萧皇后升到皇太后之后，与韩德让亲密无间，几乎像夫妻一样行事的许多行径看来，这种男宠关系也许是有的。但在景宗在世之时，恐怕不至于已经达到了一点不避行迹的亲密程度。尽管辽景宗为人比较大度，还有契丹民族对于家庭、夫妇、男女的伦理观念，不一定像汉人那样保守、执着、认真，不会对萧、韩二人的来往，有过多的嫉妒和限制，但萧燕燕与韩德让间此时的友好关系，毕竟不能太过分，否则萧燕燕的正式合法丈夫的面子，实在也难撑持下去。史书说，韩德让“侍景宗以谨饬闻”。说明当时韩德让至少在正式的场合中，还是谨守着臣子的名分和职责的。他并没有因情人被景宗所夺，而萌生怨愤或报复心理。
韩德让也并不是个只会依靠与萧后的旧情和特殊的关系才受重用的人。他为人比较厚重沉稳，由于其家庭的教养和汉文化的深厚熏陶，他富于理智与才华，有智谋藏韬略，会治国能统军，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景宗在位的十三四年间，他在协助萧后执政，率兵作战，抵抗宋兵的征伐，改革朝政，稳定辽国的政局方面，都出过不少力，有过贡献。
景宗对萧后是比较信任和依赖的。在景宗的支持下，萧后的执政地位越来越确定。这情形从保宁（景宗年号）八年（976）二月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一道诏书中，可以看得出来。这道诏书称：此后朝臣为萧皇后起草诏书时，其格式、规模、用语都要与皇帝的诏书一样，萧皇后的自称，一律要用“朕”等字样，并将此规定“著为定式”——作为朝廷公文的正式标准。这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萧后的执政地位，与皇帝具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力。这与唐高宗时明确规定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二圣”，共同执政的情形差不多。
然而，萧后的执政地位，并不是已经到了牢不可破、不受任何威胁的地步。因为在契丹皇室与其他贵族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有权势的人，并不完全认可萧后的权位，其中一些贵族怀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一直觊觎着皇位，只是碍于景宗对萧后的信赖与支持，才隐忍未发而已。
对萧后执政地位最严重的一次威胁和考验，发生在景宗患病去世的时候。乾亨（景宗所改的第二个年号）四年（982）八月，辽景宗到云州围猎。在尚和山突发急病，便急忙赶回上京。但才走到焦山时，就在行帐中病重死去，年仅35岁。史书说辽景宗死前留下遗诏，命其长子梁王耶律隆绪继承皇位，而将实际的军政大权都交给萧皇后掌握，规定一切朝政大事，都听皇后的诏命。又委命韩德让与皇族耶律斜轸同为顾命大臣，辅助萧皇后与新皇帝执政。
这道“遗诏”是否真是辽景宗遗下的，很难确定了。但无论辽景宗真的有否这道遗诏，都不能改变景宗死后形势的危急和严重。因为此时的皇帝遗体远在行帐，萧后也随在行帐，而辽都上京的朝野上下，拥有兵权，掌握大政，或者宗室势力强大的契丹皇室贵族，有二百多家；萧皇后虽然在景宗的支持和默许下，实际处理政务多年，却还没有培养起自己强大的势力范围，她和她的亲信都还没有掌握到绝对的兵权，她的外家亲戚，也多没有什么实权，难以给她以有力的支持、援助；她最大的儿子耶律隆绪，也才十二岁。如果那些心怀叵测的、握有军政权力又有野心的宗室大臣知道景宗已经去世，在京城造起反来，不承认什么遗诏，拒绝接受他们孤儿寡母回到京中，就像南朝后周的强势将军赵匡胤乘周世宗之死，从世宗遗下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一样，抹去大辽朝的皇权，她是难于控制的。此时的萧皇后，即便握有先皇的遗诏，也难以挽救她失去政权，甚至生命的命运，她的执政地位，实在是岌岌可危。她一想起此种暗淡前景，心中就不寒而栗。
她要竭尽全力巩固而且要加强已经到手的权位。
萧后内心紧张，表面却很镇定，照常接待随从大臣，指挥侍从人员，安排日常活动，不显露一丝惊慌之色。对众人好言安慰，稳定人心。同时，她一面委派亲信，增强警卫，封锁消息，一面又秘密差人，日夜兼程奔告远驻在另一处地方的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她的最亲密的情人、助手，最忠心的支持者。韩德让获知消息，也不等待萧后有无进一步的意旨，就秘密召集十几个亲信，长途奔驰，赶到行帐，见到萧皇后。
萧皇后见到韩德让，一阵惊喜，眼中饱含了泪水，说道：“韩卿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她的一颗悬着的心，开始放了下来。她摒除了左右，与韩德让密商应急之计。韩德让道：“启禀陛下，为今之计，绝不可声张，惊动诸人，特别是京城的王公大人们。宜一面诏告随侍诸臣，照常供职，各安其位，绝不变更，但也不许任何人擅自离开营帐；一面急速起驾，带领众人，日夜兼程，赶回上京。到了宫中，再图后计。”
萧后听从了韩德让的建议，在韩德让的安排下，乘朝野上下多数人还不知情，他们一行便已迅速地回到了上京。萧皇后的车骑急急忙忙奔进了皇宫大门，由韩德让指挥，布置好宫城的警卫，初步控制了局面。萧皇后这才彻底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定心地喝了一碗奶茶。然后宣召南北两院枢密院及其他契丹族、汉族官员进宫，听候宣布大行皇帝驾崩的诏旨。
韩德让宣读了景宗皇帝的遗诏，他和契丹大将耶律斜轸便正式接过顾命大臣的名义与职权，佐辅景宗长子梁王耶律隆绪继任皇帝。新皇帝就在景宗的灵柩前即了位，后来所上庙号为圣宗，因称圣宗皇帝。遗诏同时还宣布圣宗的生母萧燕燕进位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总揽朝政，拥有一切军国大事的最高决定权。众王公听到这几句话，大多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韩德让则正式受命总管宫廷和京城的警卫，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南院枢密使，参与国家大政的议论与决策，掌管南院汉宫系统；顾命大臣耶律斜轸则被授予北院枢密使，掌管北院契丹官员系统。另外一位富于谋略、为萧太后所信任的契丹将军耶律休哥，则被任命总理南面军务，可以“便宜从事”。萧太后迅速地控制了朝政的全局。南院的汉官自不必说，北院的那些契丹大臣将军的贵族们，没有预料到萧太后的行动如此之快和果断，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乖乖地接受了萧太后称制的局面。
紧接着，萧太后又与韩德让一道，整肃那些仍然手握兵权、不甚安分的宗室亲王和大臣们，逐步剥夺掉他们爵位及实权。接着颁下诏敕，令原来聚集京师，常常聚会的亲王贵族们，立即各自回到自己的府邸，非经朝廷允许，亲王之间不许私自聚会饮宴，防范他们暗中串联，阴谋政变。不久，萧太后再诏命留在上京的契丹亲王们，将他们的家属，也召到上京来，作为实际上的人质，被太后监管起来。
经过整肃，辽国的军政大权及京城的禁卫大权，被萧太后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辽圣宗也绝对服从他的母亲的决策和指导。萧燕燕被奉为辽国的国母，成了辽国真正的最高执政者、决策者，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巩固的执政地位，为她此后进一步施展治政、治军才能，开创了新的局面。
萧燕燕的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生活的睿智与英明，也体现在她的情感生活的直率和开放。她不怕众人的非议，大胆地重用了她往日的情人韩德让，让韩德让有机会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参加辽国的治理。她对韩德让充分展现了女性的温柔，特别在景宗去世后，萧太后少去了一道形式上的束缚，她感情的表达，就更强烈和开放，无拘无束了。
辽圣宗成功地做了皇帝后，萧太后一面告诫这个才十二岁的少年，要充分尊重负有辅佐重命的大臣韩德让，要他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韩德让；一面又鼓励韩德让忠心地辅佐圣宗，将圣宗作为他的亲儿子一样看待。她对韩德让说：“我曾经答应嫁给你。我愿意延续旧日的那一分感情。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一定要尽心尽力，不能辜负他!”
为了表彰、酬谢韩德让拥戴皇室的大功，她决定赐给韩德让“铁券誓文”，以见证皇家对韩德让大功的永远铭记，和赐给他的一些特权。铁券上的誓文由圣宗亲自书写。然后召集南北院的契丹和汉族大臣做见证，参加的人都先要沐浴斋戒，在宫院中燃点香案，围聚在北斗星下，当众宣读了“铁券丹书”誓文。
为了表示给韩德让以最高奖励，萧燕燕赐给韩德让一个契丹皇族的姓氏——耶律，取名为德昌，后改名为隆运。不过，萧燕燕为韩德让取的“隆运”之名，从汉人的角度看来，有点不合规矩。因为，她既要她的儿子辽圣宗认韩德让为父亲，依照汉族的习惯，儿子与父亲的名字，是不能相同的。而辽圣宗既名耶律隆绪，再名韩德让为耶律隆运，看起来好像他们间又是兄弟一样，韩德让又成了萧燕燕的儿子了，一点没有规矩。也许契丹族在取名方面，没有汉人的这种观念，或者表明萧燕燕对韩德让的一种亲密的感情。
在萧太后的关怀下，韩德让还获得了另外一项政治上的特权。他虽然做了大官，但从身分说，他仍然是契丹贵族的家奴，这对于他和他的家族，都是一个永远的苦痛。萧太后特别加恩，解除了他契丹贵族家奴的身分，加人了皇室的谱籍“横帐”——犹如宋朝皇室族谱的“玉牒”——之中，而且承认他和他的家庭属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一族，列在辽景宗耶律贤的名位旁。
这还不够，她又封韩德让为晋王，特许他拥有上千人的庞大卫队，拥有专门的膳夫和大量的各族女奴。她要她的两个封王的儿子，每天到韩德让的营帐去问候请安。他们在距营帐两里路的地方就要下车步行。他们离开时，要并排站在帐外，向韩德让行礼告别，韩德让安然受礼。甚至规定辽圣宗去晋王营帐看他，也要在五十步内下车。韩德让出帐迎接，圣宗则先要向他作揖致礼。萧太后这样的安排，明显将韩德让当作了她的孩子的父亲，承认了韩与她的实际上的夫妇地位。
据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萧太后还常常到韩德让的府中、帐中，与韩德让并排而坐，同坐同食，谈笑风生，商议国事家事，较一般的夫妇还要亲密。他们之间这样亲密的来往，并不怕形迹，不避国人，甚至不避外国使节。宋朝官员曹利用出使辽营，商谈和议时，就见到萧太后与韩德让并排坐在驼车上，一面吃饭，一面接待宋使，进行谈判。这是苏辙的《龙川别志》中所记载的。
萧太后对韩德让的情爱之强烈，从她对偶然冒犯韩德让的契丹官员的严厉处分中，也可感觉得到。契丹贵族喜欢打马球。有一次在马球场上，一个正在打球的契丹将军，因为跨下马匹冲驰得太猛，将韩德让撞下马来，让他受了点小伤。萧太后竟勃然大怒，吩咐贴身侍卫当场将这个莽撞的将军擒下马，推出营门斩首。在场的侍臣，无论是契丹入还是汉人，都被太后的威严镇慑住了，谁都不敢出声，不敢说情。
还有一个例子，萧燕燕当年进宫后，韩德让见婚姻已无望，便另娶个妻子。可是，当萧太后与韩德让续上旧缘后，为了独自占有她心爱的人，竟然派人去将韩的结发妻子杀了。虽然她是出于对韩德让的浓烈感情，却也太专横太残忍了。
萧后与韩德让的关系，确似夫妇一般，而且非常公开。这在宋朝的官员人士中，曾引起一些议论，但在辽国，却没有引起他们的国人关注和非议，甚至连辽圣宗也接受了他母亲的这个旧情人，对他十分尊重、亲近。后来韩德让死时，萧太后已先死，辽圣宗为他举行隆重的丧礼，就像为萧太后举办丧礼一般，规模庞大，皇帝、皇后、诸亲王、公主等，以及南北大臣，都到灵堂哭奠。灵柩将发时，圣宗还亲自挽车哭送，走了一百多步才停止。将他陪葬在景宗的乾陵旁边。规定所有张挂辽景宗画像的殿室，都要同时悬挂韩德让，即耶律隆运的写真像。
这件事，在汉族主政的北宋皇朝的人士看来，是很奇特的现象，很不可理解。所以宋代有的文人对之有些另外的解释，如王偁《东都事略》评述此事时说：“然（萧太后）天性残忍，多杀戮，与耶律隆运通，遣人缢杀其妻。又幸（私通）医工特哩衮，有私议其丑者，辄杀之。隆绪畏，莫敢言。”然而萧太后在日，辽圣宗固然可能因为畏惧太后的威权而敢怒不敢言，可是萧太后死后，圣宗仍然像往常一样地尊敬韩德让，像给自己的父亲办丧事一样办理韩的丧事，就不太好理解了。从辽国方面的文献看来，并没有什么对萧太后的非议留传下来。说明在辽国的皇室朝野上下，对于萧太后与韩德让的关系，确是视为很正常的，并非由于暴力、威权而作的屈从。也许除了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与汉民族确有差异外，与萧太后个人性情、风格，与她的辽国“国母”的权势地位，与她在辽国朝野享有的巨大的威望分不开。换了别的契丹女子，产生如此的事，可能不一定会为众人所接受。不过，清人厉鹗为萧太后辩护说：“（萧后）史称贤后，隆运‘辟阳’之幸，其说（谓王《东都事略》之说）近诬。”似乎连萧韩二人的亲密关系也否定了，未免太过。
韩德让没有辜负燕燕太后对他深挚的关爱。他除在充分满足萧太后的情感外，也尽心地对萧太后与辽圣宗一朝的政治改革和军事行动，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意见和帮助。杰出的契丹女杰萧太后的崛起和成功，与韩德让的倾心辅佐，密不可分。
女主政事 勇于改革契丹本是游牧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辽国。这个国家虽以契丹族为主，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人口中也占了很大比例。以一个文化落后，且人口绝对少于汉族的民族，契丹人想要长治久安，永保耶律氏家族皇室的地位，光靠军事强力和契丹本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契丹统治者还是很聪明的，他们不拒绝接受汉文化，不将汉族的上层人物和士族完全排斥在国家的统治集团之外，而是有限度地让他们分享一部分权力。他们也想出了个“一国两制”的办法，在朝廷的绝对控制和有效管理下，建立了北院与南院两套政府，各设枢密院，各置宰相与枢密大臣，分管契丹人和汉人事务。北枢密院官员大臣，由契丹人担任，官制与法制系统，都依契丹的传统，负责对契丹本族人的治理；南枢密院官员大臣，参用部分汉族人士，官名、官制，参用汉法，负责治理辽国管辖下的汉人。这套制度相当有效，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辽国国内契丹人与汉人间的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维护了辽国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两百年间，辽国的疆土与国势，一度扩张得很大，东起渤海之滨，西至西域，北面囊括了塞外大漠地区，南面到今天北京、河北、山西一带。俄语称中国国名为“格塔伊”，应该就是契丹国名的译音。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称呼，其原因大约在于，俄罗斯位于中国北方，他向东方拓展时，正当契丹国横亘在整个北中国。契丹数百年的强大存在，让俄罗斯人较早、也是较多接触到的中国人，主要是契丹人。因此，他们便将契丹国名，当作整个中国的国名了。
契丹人参用汉法虽然较早，但是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保留着很多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法规制度。尤其作为主要统治民族，契丹人对其他民族，特别对汉族，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压迫。汉人在种族上，政治、法律上，都被压低一等。契丹贵族多延用其传统的法律和习惯，强加于汉族和其他民族。凡是契丹人与汉人或其他民族间的事务，他们都按有利于契丹人的契丹旧法和习俗处理，严重地偏袒契丹人。例如，契丹人和汉人之间斗殴，契丹人致汉人死亡，只要象征性地赔偿几头牲口了事，而契丹人一方如有伤亡，汉人则将被处斩，妻子儿女还要罚做奴婢。汉族农民的田地、牛马常被契丹贵族或政府掠夺，无偿征用，田地荒芜，家人流亡。生命、财产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即使有些汉人——尤其是那些具有“宫分人”身分的汉人——在辽国政府中，做了高官，但在契丹人的社会里，他们的社会和法律地位仍然要低一等，依然是奴婢。
前面也提到过“宫分人”这个名称，这里稍作一点解说。所谓“宫分人”，是契丹皇室贵族通过战争或其他手段虏获的家奴，他们分隶各亲王贵族的宫帐，为契丹贵族服劳役。“宫分人”之名，或许由此而来。宫分人应是契丹语的意译，音译则当为斡鲁朵，或作斡耳朵，本义为营帐、宫帐。“宫分人”，即营帐里的用人、奴婢，如此一释，意思或许更易清楚。“宫分人”中有汉人，也有契丹或其他民族的人。他们有的长期为主人服役，获得主人信任，有的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可外出做事，甚至做官等等，但因有个“宫分人”这个身籍，在没有“出籍”前，他们永远都是原主人的家奴，遭受契丹人的歧视，始终要夹紧尾巴做人。韩德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他的宫分人身分，虽然贵为南院宰相，契丹的将军们依然瞧不上他，这才会发生前文说到的在马球场上，被横冲直撞的契丹武将，撞下马来的事。而当此莽撞的契丹武人被萧太后处死时，众多契丹贵族、官员都惊呆了。（参见上文）因为从来没有契丹人为汉人偿命的事，何况韩德让只受了点小伤，并未丧命。这起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萧太后对韩德让的特别关爱，但似也含有一些有意纠正习惯法规上过于偏袒契丹人的意味。如果没有萧太后背后撑腰，韩德让说不定被契丹贵族整死了也不一定。
长期以来，此种蕃汉不平等的现象，在辽国已经司空见惯。结果不仅是汉民破产，生活困苦，契丹朝廷的财政收人也大量减少，难以维持庞大的政府和军费的开支。虽然他们可以继续用传统的暴力手段，掠夺其境内境外汉人的财产补充用度，但并不能给他们以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伴随着更多的杀伐和屠戮，生产越加破坏，财政则更加困难。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管理方式。因此，那些稍有识见的契丹人士，都希望进一步向汉族的文化和治国的方式学习，改变本族落后、野蛮的风俗习惯和管理国家的方法。在契丹政权中做事的部分有学识的汉人，也积极提出各种变革的建议，帮助耶律皇室统治者更多地采用汉法，加速汉化的过程。
萧太后便是在这关键时刻，在契丹历史上涌现的一位杰出的、勇于实行政治变革的奇女子。
她在辽景宗朝做了十三年皇后，在辽圣宗朝做了二十七年皇太后。她的变革，应该说从景宗时期就开始了的。如景宗保宁八年，曾有诏令恢复南京（今北京）礼部贡院，正是打算在辽国恢复科举取士的重要的一步，无论从政治上的用人制度，还是文化上的尊礼读经来说，都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此道诏令虽然是以景宗名义颁布的，但实际处理政务的还是萧燕燕，所以可以看做是她所施行的一次变革。不过，萧太后的大量的变革措施，是在辽圣宗时，在她做摄政皇太后，当上辽国国母，完全执掌了辽国军政大权的时候。此时的军国政事，全由她最后决定，政令由她发出，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用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而已。而辽圣宗本人在萧太后的教育下，也赞成和热心参加改革，是萧太后改革的支持者。她的施政，有极大的自由度。诸多条件，让她能够积极推动起辽国的社会改革来。萧太后的改革，可以看作是在她的主导下，与辽圣宗一起进行的。
萧太后的改革，自然也得到了她的亲信、汉人大臣韩德让、室防，以及契丹将军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人支持、参与。
她在统和元年（983）临朝称制时，即在韩德让等人的帮助下，果敢免去相当数量的契丹亲王、大臣的职位，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削弱契丹保守贵族对变革的反对力量，可以看做是她深人推行改革措施所做的准备。
作为萧太后搞变革的得力助手，韩德让提出过各种改革的建议，如提倡选贤任能，改革用人制度；如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加强崇奉孔子及其他儒家圣贤；如正式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如主张轻徭薄赋，安辑流民，鼓励开荒种地，重视农业生产，进一步改变契丹人过度依靠放牧打猎的生活习惯；如善待汉民及其他少数民族，改革法制，等等。
萧太后所信任的另一个大臣室防，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有学问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是辽国南京（今北京）人，曾中过进士。入辽后，获辽太宗的信用，曾任辽国南京副留守，参加编修过辽国国史。圣宗统和二年，他受委派，去赶修一条急用的道路。他很快就调齐了二十万民工，一天内将路修筑而成，为众人所叹服。萧太后时，他与韩德让、耶律色珍密切合作，特别关注纠谪朝政中的各种弊端，积极地参与变革，史书上说他是“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法度修明，朝无异议”。
萧太后的另外两个得力助手，主要在军事方面给了她极大的帮助。这两位都是契丹人，是圣宗即位时的顾命大臣。一个叫耶律色珍（一作耶律斜轸），是萧太后的女婿。但她并不避嫌，委以北院枢密使的重任，并统率大兵与宋军作战。色珍作战勇敢，富于谋略，屡立战功。因有他的支持，萧太后的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另一人叫耶律休哥（又作耶律休格）。此人不但富于谋略，擅长作战，累建功勋，也积极参与改革。他在对宋军的作战取得首次战役的胜利后，被委任为“总理南面军务”，全权负责辽国南京地区（幽燕等州）的防务，准备对宋军的战斗。萧太后在任命时，给了他“便宜从事”的权力，他从改革军事制度的角度，积极领会萧太后的意旨，在所辖区域内劝课农桑，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并且整军经武，创立军队的“更休法”。其法大约是将军队分为几部分，一部分参加日常防务，一部分休整蓄养军力，一部分垦荒种地。他所戍守的南京地区，农业生产有一定程度恢复，军队的给养有所保障，作战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为在后来的辽宋攻防大战中取得战争胜利，作了充分的准备。
萧太后的改革，大约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政治体制，二是农业生产，三是文化风俗和礼制。
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选贤任能，整顿吏治。辽国虽然实行南北两院制，蕃汉分治，契丹人依然掌握绝对的权力，北院官员全用契丹人，南院的重要官职亦由契丹人担任，汉官的发言权并不高，而契丹官员的任用则较滥。萧太后决心依照选贤任能的原则，不分蕃汉，一体任用，赋予有能力的汉族官员以更重要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力。如对韩德让的任用，就是一个例子。韩德让虽然是汉人，又有宫分人身分，但因武能带兵，文能治国，对改革有很多好的主意，所以萧太后不仅用他为南面枢密使，甚至让他兼任只有契丹人才能担任的北面枢密使，一个人，而且是个汉人，同时掌管南北两院。这自辽高祖以来，韩德让还是第一人。
韩德让不但力主任贤选能，网罗遗才，还身体力行，不计恩怨，力荐人才。有过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叫额布勒的武官，能文能武，有带兵能力，但就是性格粗暴倔强，得罪了不少人，长期没有得到重用。有一次，他与官员耶律杨珠激烈争执。杨珠虽是契丹人，却有“宫分人”的身分，额布勒便骂他：“你这个狗奴才!”
杨珠感到受到极大的侮辱，就告到时任北院枢密使的韩德让那儿。韩德让责问额布勒：“你额布勒凭什么骂人奴才？你有本事得到这样的家奴吗?”
额布勒也不大瞧得起“宫分人”出身的汉人枢密使，语带讥讽地答道：“那还不容易，‘三父异籍’的时候随便就可抓到几个。”
三父，古书中没有作解释，但依上下文义，似可解读为指大父、祖父。异籍，指身籍、身分变化，即指由自由民被降为宫分人、奴隶。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正是在六岁那年，辽高祖征讨蓟州时，被淳钦皇后的兄长萧欲稳俘获，后来作为淳钦皇后的陪嫁奴隶，跟着来到宫里，#典型的异籍家奴。额布勒用这句话来顶撞韩德让。很让韩德让恼火，但他面对一如此粗暴的契丹武人，也不便发作，仅轻微一笑，将心中的怒火压制下去。随后好言慰解，劝二人各回营帐。额布勒见他的挑衅并没有发生作用，也感到没趣，就悄悄地回去了。
可是额布勒没想到，韩德让后来竟推荐他做了高级统兵官。一天，萧太后要求韩德让举荐一个人做“统军使”，带兵去边境镇抚“诸蕃”。韩德让想了一下，便推举了额布勒。萧太后知道额布勒曾经讥讽韩德让，曾想惩罚额布勒，为韩德让出口气的，不想韩德让推荐了额布勒，很感意外，就问：“额布勒那样恶狠狠地冒犯爱卿。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值得爱卿荐举?”
韩德让答：“额布勒性格刚强，不畏权势，臣官至宰相，他却一丝不畏惧，其他还有什么人会让他恐惧呢？此人一定能担当大任，镇压住那些不安分的蕃部边民。臣受辱事小，国家用人事大，臣不得不举荐。”
韩德让一番答话，让萧太后赞不绝口，夸道：“爱卿能够不计嫌隙，荐进贤才，辅佐朝政，真是尽到了大臣的职责啊!”
恢复科举，从汉族读书人中，选拔人才，是萧太后的一贯主张。辽国开国以来，并不重视汉人王朝长期实行的这项制度。直到景宗保宁八年，才F诏恢复辽南京礼部贡院，保宁九年(977)，取了辽国第一个进士易州人魏璟。此时萧太后已在主政，这次的诏书应当是她颁发的。不过此后景宗一朝再未见过有关录取进士的记载。还有笔记说，圣宗统和二年(984)、五年(987)都录取过进士，但《辽史》中都无正式记载。直到圣宗统和六年，才有正式开设贡举的诏书，并“放进士高进等二人及第”。此后，科举考试便在辽国固定下来，成了常行的制度，多数时间里是隔年举行，但有段时间，几乎是年年录取进士。初期只取一二人，后来增至数十人。辽圣宗以后，直到辽天祚帝，此后的辽国皇帝，都坚持了开科取士的办法。这说明萧太后的这项改革，是取得一定成效的。
法治的整顿，是萧太后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虽然在辽太祖神册年间，在制定治理契丹及诸夷之法时，已经明确规定“汉人则断以律令”，对汉人施汉法，但在实际的执行中，依然常用契丹旧法来治理汉人。尤其牵涉到汉人与契丹人相关的案件时，更是完全依照契丹的习惯法，极端袒护契丹人，歧视和打击汉人。同一殴击致死亡的命案，契丹人可以用罚钱物牛马了结，汉人则必须处以斩刑，并罚没财产及将家属罚为奴婢。同罪不同科，大量汉民蒙冤受屈，呼告无门，深化了民族间的矛盾冲突，也危及契丹王朝的统治。萧太后深切了解此种弊病，因此下诏再次明确了神册年间所规定的治汉人用汉法的精神，并规定契丹人犯法，也应采用汉律治罚，取消带民族歧视性的契丹旧法规。新法规定，无论契丹、汉人，一律依汉律治罪，同罪同罚。这一条改革，极为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在辽国生活的大多数汉人的利益，也牵涉到契丹法律的进步。
萧太后常常教育年幼的圣宗皇帝，要宽法省刑，体恤民情。在此种教育下，辽圣宗也锐意于法治的改革。《辽史》说，当时萧太后、辽圣宗母子二人所“更定”的法令有“十数事”之多。其他重要的更定的法规，诸如统和十二年(994)颁布一条诏令，规定契丹人犯了十恶之罪，也须依汉律处斩，不像过去那样仅以杖责或罚没财产了事。又如契丹旧法规定，囚犯被处死刑，必须在街市上暴尸三天，死者家属才可收葬；而新规定则减为一天，次日即可收葬。还有，统和二十四年(1006)的诏令规定，奴婢犯了罪，即使是死罪，也必须送到官府治罪，严禁奴婢的主人私自处死。这些新规定，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法规的执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韩德让发现，辽国上京、西京、南京等地的一些官员，审案中收受当事人钱财，枉断案狱，有罪的不判刑，私自释放；无罪的而请托不到的，则受不住酷刑拷打，往往屈打成招，冤狱满市。他将所知道的情况向萧太后奏闻后，萧太后不但即派遣官员前往各地复审，还经常亲自前往审理，那个时候，这种重审案件，平反冤狱的做法叫做“录囚”或“决滞狱”。从统和元年开始，几乎每一年，萧太后都要到各地去“亲决滞狱”。
释放奴隶，奖励垦殖，适度限制游牧活动，大力恢复关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是萧太后施行改革的又一项重大的内容。
契丹人本来实行的是奴隶制度，靠掠夺财物和奴隶来维持其游牧生活。《辽史》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湮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意思是说，契丹人原来以马匹为财富，马匹既可载人作战，又可为战士提供肉食和乳汁，战士饥可食，渴可饮，而粮食柴薪，随路抢掠，即可满足，并不需要农业提供食粮财用。
自辽太祖以来，大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平民被掠为契丹人的奴婢。然而，这大大妨碍了辽国经济向农耕经济的发展。
但是随着契丹的建国，有了宗庙宫室，百官郡县，生活也讲究了，用度也多了，对钱财的需求也大了：也就逐渐对农业，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重要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辽太宗就曾诏令“有司劝农桑，教纺绩”，并将一些水草丰美的土地，交给一些将士去耕种。行军作战时，屡屡诫谕部下，不要妨碍农桑，有一次，他还发布一道诏书，诫谕各道军队，行军之中，有敢践踏农田损害庄稼的，以军法论处。
但在那戎马倥偬的年代，他的这些诏谕，是否真能执行，令人怀疑。
到了穆宗、景宗时代，辽国的国势已经衰退，对外战争掠夺的所得越来越少，景宗、圣宗、萧太后等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契丹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轻松地上马杀人，下马吃肉，衣食无忧了；只有开垦土地，种出粮食，才是财赋衣食无穷之源。因此，他们在韩德让等人的帮助下，采取了不少重视和振兴农业生产的改革措施。
第一，萧太后毅然决定改变契丹贵族无限制地掠夺占有奴隶，将大量汉族农耕民众变成契丹贵族农奴的局面和方法，于统和十三年(995)四月，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将辽穆宗应历年间(951-968)以后，被“胁从为部曲(奴婢)”的人，都还原其平民身分，归州县管辖。此后，凡在战争中捉到的敌方俘虏，或放或留，任其自便，奖励他们在辽国耕种、生活，不再当做贵族的奴婢使唤了。这项改革，基本上是针对汉族农民的。其效果是，为恢复农业生产提供了许多劳动力，为辽国政府增添了许多完粮纳税的农民。
第二，禁止契丹贵族和军队再占良田沃壤作游牧场所。保护农田，禁止妨碍农时。统和七年(989)、十四年(996)、十五年(997)，都发布诏令，契丹军队在祭祀山神、举行田猎、放牧牛羊时，严禁霸占农田、践踏庄稼、妨碍农耕操作。甚至诏令狱官加紧处理案件，以免拖延不决，妨碍农民耕种。
第三，奖励垦殖，尤其鼓励、允许农民垦殖田主因战争逃亡而荒芜的土地。还在辽景宗乾亨四年(982)，就发布诏书，令各州郡逃户的田庄，允许汉人及各少数民族农民去佃种。这些经人承租的无主土地，原主人在五周年回来认领本业的，新佃户只须将所耕种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交还原主人；十周年内回乡的，归还一半土地；十五周年内原主人回来的，只归还三分之一。有人冒认承租者的土地，从严治罪。到圣宗统和四年，经韩德让奏准，对那些深受战争灾祸和灾荒的州县，迅速采取救助措施，减免当年以至未来数年的赋税，重申允许失去土地的农民领种无主的荒地。
第四，轻徭薄赋，减免田税，减轻农民负担。如统和四年，根据室昉、韩德让等人建议，免除山西等地租赋；统和十三年，减免前一年所欠之租赋；统和十五年，减免流民的租税，等等。但是，一些地方官员，并不领会萧太后等人扶植农业生产的用心，却仍一味向农民征税。当时，辽国南京(即今北京)地区的官员竟要向农民征收一种“农器税”，就是农业生产最常备的农具如锄头、镰刀等等都要征税，其他赋税之重，可想而知。韩德让知道后，即向萧太后奏闻。此后这种不近情理的苛捐杂税就被取消了。
第五，给牛给种，扶助救济受到战争和天灾摧残的农民。如统和六年(988)，先遭霜灾，后遇旱灾，萧太后令官府除发钱物赈济灾民外，又将部分灾民迁徙到比较富足一点的州郡，发给谷种和耕牛；统和十二年(994)，赐给南京统军司贫户以耕牛，等等。
第六，春耕秋获的季节，派遣劝农官员，至各地鼓励和督促农民的耕作，养蚕植桑，严厉禁止农村中的无业游民。
第七，提倡军队中也奖劝农桑。
文化方面，第一是提倡儒家文化，学习中原礼俗。统和十三年，诏修诸州的孔子庙及黄帝、大舜等先圣先哲祭祠，以儒家的伦理、学说、思想、精神、礼制，改造契丹的文化、思想和社会习俗。第二是开科取士，诏郡邑贡明经、茂材，选拔人才。学校教材用朝廷颁的《五经》传疏。在学习中原儒家文化方面，萧太后和辽圣宗既是提倡者，又是带头实行者。萧太后对中原文化的爱好和素养，前面已经介绍过。辽圣宗在萧太后的教育下，他的中原文化的造诣也是很高的。《辽史》说他“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他好读《贞观政要》，尤其推崇白居易的诗，说：“乐天诗集是吾师”，诏令文臣将白居易的文集泽成契丹文，让那些还不懂汉字的契丹大15，也能欣赏到这位唐代大诗人的锦绣诗文。
在萧太后与辽圣宗的一系列的改革下，辽国的国力和元气逐渐恢复起来。
智勇双全 挫败大宋契丹民族起家于游牧渔猎，善于骑马射箭，介袭战阵。契丹妇女也不例外。《辽史•后妃传》说：“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辽国的许多皇后，都曾征战沙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皇后就曾率领蕃汉精兵，参与南征北讨。萧太后的军事才能，不但在契丹皇后中，就是在众多的契丹军事将领中，也是一个佼佼者。她勇敢善战.胸藏蹈略，每有大战，总是与她的丈夫或儿子一起临战阵，R率三军，决策于庙堂之上，决胜于战阵之屮。是个驰骋于金戈铁马、血腥风的战场之上的女中豪杰。
宋太祖建立大宋朝以后，南方的宋朝，就成r始丹旧最强大的敌手。为r收复长期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大宋朝继承了北周的事业，与契丹朝廷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战争，数次北伐。在与宋的军事对垒中，萧太后充分展示和运用了她卓绝的军事指挥才能，累次挫败宋朝雄师的进攻，取得战争的胜利。
但文献中缺少她在辽景宗时期，督率军队，参与战事的记载，这大约是因为景宗在位，她虽参政，但还仅仅起辅助作用，史家记载的着眼点仍落在皇帝身上之故。而考之实际，辽景宗既生性“仁懦”，又“沉疴连年”，连登鞍跨马之劳也极吃力，哪能常常亲临战阵，平常之朝政多委托皇后萧燕燕处理，而国家的战争大事，以她那刚烈的性格，干练的作风，难以想像她会不代替夫君，披坚执锐，亲临战阵，督战指挥的。后来，她做到皇太后，临朝主政后，文献中关于她戎马疆场，指挥三军，对抗敌骑的记载就较多较详细起来。这是因为，她既主政，主持军国大事，披坚执锐，临阵杀敌，自是她的职责所在。况且，圣宗年幼，难以亲自统率军队，也不能不更多地依靠萧太后，史家也难以忽略了。在景宗，特别是圣宗时期，辽与宋的多次重大的战争，都有她戎装立马，督率三军，指挥若定的身影。辽军也每因他们的“国母”的亲征，而士气备受鼓舞，屡建战功。
萧太后在主政的数十年中，经历过许多次与宋朝的战争，而其中重大的，有决定性影响的战争，大致有三次。一次是公元979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辽景宗乾亨元年，宋太宗灭北汉后，移师伐辽的战争。另一次是公元986年，辽圣宗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宋军分三路，大举进攻辽国的南京，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地的辽宋大战。这两次战争的发动者都是北宋的军队，而辽军一方则获得最终的胜利。还有一次，是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萧太后与圣宗南下侵宋，澶渊缔盟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辽方发动的，在萧太后的主导下，以有利于辽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为条件，与大宋朝廷讲和而告终。
第一次辽宋大战时，辽景宗还在位，萧燕燕还只是景宗的皇后，所以史书中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载，多只说到景宗的诏命和指挥，没有提到萧燕燕在战争中的作用和表现。但景宗实际上是个没有多少实际能力的皇帝，他喜好歌舞宴乐，不喜战阵，而且生性“仁懦”，又“沉疴连年”，连跨马登鞍都困难，要他真正亲临战阵，督率三军，指挥打仗，是很困难的。他早就将军政大权委托皇后管理。所以，这次对付宋军大举进攻的战争，名义上说是景宗指挥的，实际上，许多军事上的部署，应当出于萧皇后之手。辽国在此次战争取得的重大的胜利，应该被看做是萧皇后在军事上的初试身手。
这次战争发生时，是大宋立国已经近二十年的时候了。经过多年的军事的和物资的蓄备，宋军已对战争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宋太宗决定发动收复北方国土的战争。太平兴国四年(979)二月，他部署了大军，首先向位于今山西太原一带的割据政权北汉发动进攻，拉开了北宋朝廷第一次北伐战争的序幕。
北汉是辽国的保护国，也是辽国的羽翼。宋太宗的意思，在于先翦除掉羽翼，再进攻辽国本部，就无后顾之忧了。
当北宋大军杀来，北汉主赶紧向辽国求救。然而，辽国此时刚度过世宗、穆宗之乱不久，虽然正在景宗和萧后的治理之下，国力有所恢复，但实力尚不足，所以虽然出动军队救援北汉，半路上被宋军狙击，大败而归后，不敢贸然再向北汉派兵。
北宋大军于二月向太原发起进攻，太宗皇帝亲临前线督战，经过近三个月攻坚战，北汉主在断了外援的情况下，终于投降宋军。宋军取得军事北伐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但在军力和物资上的消耗也很大，人缺粮饷，马乏草袜，人困马乏，众心思归，哪里还想继续作战。许多将领都主张应该暂时休兵，班师回朝，让军队和百姓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再攻幽州。可是宋太宗被宋军的首战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辽国守卫幽燕地区的兵力不多，而且多是老弱残兵，容易攻取。他求功心切，想乘大胜之后，军威远震，贾其余勇，一战可下幽州，完成数代以来未完成的北伐复土大业，建下千古奇功。他决定连续作战，立即进军幽州，不给辽兵以喘息之机。他的决心，谁敢再阻挡。于是经过数月鏖战的宋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攻下太原城后的第17天，就被统帅带领，移师东进，直捣辽国占领的幽州。
新的一轮战争开始了，初期，宋军取得了一些胜利。辽国许多州郡的守军和官员，降的降，逃的逃，人心惶惶，多无守志。宋军势如破竹，顺利进到幽州城下，立即展开了攻城战役。幽州城被密密匝匝地围了三层，宋军又是垒土山，又是架云梯，又是放火箭，日夜攻城，杀声震天。幽州城中的守兵，大多是老弱残兵，但是，幽州城城墙颇为高大坚固，守城的统帅是辽国的南京留守韩德让，他在城中组织起坚强有效的防御，坚守了十五个昼夜，宋军久攻不下，白白消耗了将士们的体力，挫尽了锐气，也贻误了战机。就在宋军在幽州的坚城之下浪费时间时，辽国已组织起强大的援军，向筋疲力尽的宋军掩杀过来。
再说辽国的景宗和萧皇后得知北汉投降，宋军移师东进后，就召集众大臣和军事将领们开会，商议对策。他们决定一面通知韩德让无论如何要坚守住南京，拖住宋军，消耗其力量，一面派大将军耶律休哥率领的十万大军，驰援幽州，夹击宋军。
耶律休哥也是个会打仗的人，他根据萧后的安排，一方面命大军从西山急驰而南，星夜前进。行进中，他命军队虚张声势，夜里，每个兵士手持两把火炬，像一条火龙；白天，每个士兵手举两面旗帜，像红流滚滚。他故意让宋军侦知，以惑乱宋军将士的心，影响其士气。另一面，他选出了精骑三万，衔枚急奔，连夜从别的道路，绕到宋军的南面，再转向北，包抄奇袭宋军的后路。
此时，宋太宗还在严厉督率军队拼命攻城，他想抢在辽国援军到来之前，攻下幽州。他没有想到辽国的援兵来得那么快。
但宋太宗也有些不把辽军放在眼里，当军探报告耶律沙率领的辽国援兵已经出现在幽州城外的高粱河上时，他才调了部队去狙击。不过，宋兵虽然已经很疲乏，且事出仓促，但作战仍然很勇敢，一场凶猛的厮杀过后，耶律沙的援军竟被打败，准备掉头逃跑。但他们和宋军都没有料到，由南路包抄的辽军正好赶到，并且立即投入攻击宋军的战斗。耶律沙见宋军背后遭到本国军队的袭击，急忙稳住阵脚，返戈再战。已经筋疲力竭的宋军，哪里还经受得住敌军两支生力军的前后夹击，阵脚立即大乱，士兵们四散溃逃，将领控制不住，也跟着逃跑起来。宋太宗挥剑斩杀了几个逃兵，但哪里阻止得了这如决堤洪水般的军溃，他被溃兵们拥着，也只得跟着逃亡。他一口气逃到涿州，身后留下一万多宋军将士的尸体，这些英勇而筋疲力尽的军人们，就这样为国捐躯，永远躺在幽州城外的高粱河上，河水都被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打了胜仗的契丹军队紧追不舍，跟着追到涿州。此时宋太宗喘息未定，不得已，临时找到一辆驴车，在亲兵的拥簇下，他登上驴车，一颠一颠地继续逃命。最后总算安全逃到范阳。在范阳，他急速安排得力将领和重兵，重新部署了各关隘要塞的防务，阻止契丹的追兵。此后，他才宣布班师回京，他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战争中，宋军损失了大批身经百战的将领和士兵，遗弃了数不清的辎重粮草，铠甲器械。多年的积聚，毁于一旦。这场恶仗，称为高粱河之战。辽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此后数年，宋军不再敢提北伐的事。不过，宋军虽然吃了大败仗，人员、物资损失惨重，但元气还没有彻底丧失。此后辽兵曾大举兴兵，南侵镇州，却在镇州城下，被北宋守军打得大败，丢下一万多尸体，丧失三个大将、一万多匹战马。偃旗息鼓逃回契丹本土。宋方报了一点仇，挽回了一些面子。
对于宋军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当时有不少人认为，首先是宋太宗在战略、战术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不该先竭尽全力去攻打北汉，让辽军得以坐山观虎斗，以逸待劳。而是应养精蓄锐，扫平四海，先取幽州。幽州平服，北汉失去保护，便会不战而下。第二，既已经过多日苦战，攻取了北汉，将士们已经筋疲力尽，不应当马上就移师进攻幽州，以疲惫之卒，数百里奔袭，前往攻打以逸待劳、养精蓄锐的辽国军队，为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岂有不败之理。这些意见，都不无道理。不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幽州根本就用不着攻取，特别不应用战争手段收复，因为此种手段危害和平。这种意见有些似是而非，因为他们忽略了幽州在战略上，在传统文化上，在民族心理上，对于中原人民和中原朝廷的重大意义。宋人吕中说得比较中肯，他肯定了众人对宋太宗错误指挥的指责，但是，攻取幽燕诸州的战略目标还是对的，他说：“燕、蓟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版籍之民（国家的人民）苦于流徙，二则山河之除移于强敌。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时未有可取之机耳。”
这是就宋军一方来说的，在辽国方面，之所以取得如此胜利，也不是偶然的，第一，辽国上有萧后这样干练而富于韬略的女主，辅助景宗主持军政，出谋划策，下有韩德让、耶律休哥等忠勇有谋的将领指挥。萧后又“明达治道，闻善必从”，“群臣咸竭其忠”，“多得其死力”，君臣上下，比较一心。第二，辽军的军械战具精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军曾缴获过一批辽军的攻城战具，经察看，“皆制度精好，锋锷钴利，梯冲竿牌，悉被以铁。城上悬板才数寸，集矢二百余。”兵精器良，自然有利于取得战争的胜利。第三，他们战略战术也比较高明。他们没有派兵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刚攻下北汉的宋军，尽管筋力已疲，但锐气正盛。辽军巧妙地避开了宋军的锐气，利用宋太宗的错误，诱敌深人，将宋军拖入埋伏圈，拖得筋疲力尽，锐气尽失，然后突袭，一举而击溃之。史书上说，辽军比较善于游击作战，《辽史•兵卫志》谈到过辽军的作战特点：遇强敌，“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多伏兵断粮道”、“兵出，力不能加，驰还，勾集众兵与战”等等。这些战法，也符合游牧出身的辽国军队的特点；而加以巧妙的运用，则与萧后、耶律休哥等人在战略指挥上的高明和杰出有关。第一次交手就显示出，宋太宗在军事上，不是萧燕燕、耶律休哥等契丹君臣的对手。
第二次辽宋大战，也即是宋太宗的第二次北伐，正式爆发在太宗雍熙三年（986），但在此前四年，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就已经开始准备了。这一年，辽景宗死去，九月，圣宗即位，次年（983）改元统和，萧后以皇太后的身分临朝称制，正式主持国政。此时，契丹内部诸贵族还未完全服帖萧太后、圣宗母子的统治，而外面又面临宋军再度的北伐，所以连萧太后也发出这样的感叹：“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不靖，奈何?”
宋朝方面不少人也看到辽国此时的困境，岳州刺史贺怀浦，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人纷纷建议，乘此“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的时机，“乘其衅以取幽蓟”。这些话，说到宋太宗的心里去了，他确实想立即就发兵北伐。但此时，距高粱河之战才三年左右，宋人战争的创伤还没有完全平复，发动新的战争的工作还没有准备好，而一些权位更重、说话更有分量的大臣反对再次贸然启动战争。宋太宗也有些犹豫，因此，第二次北伐的事，就这样拖了下来。
在此期间，萧太后已经看到了形势的严重性，但她“明达治道”，又“神机智略，善驭左右”，很快地对辽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局面进行了整顿。他倚靠韩德让、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蕃汉大臣，稳定了朝廷内部的形势，压制住了贵族内部的不满和反抗；施行一些有利于安顿幽燕地区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政策，逐步地恢复了农业生产；又调整军事部署，令耶律休哥总领南面军务，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加强了辽国南京地区的军事力量。做好准备，等待着宋军的进攻。
又经过四年，到宋太宗雍熙三年，太宗皇帝感到军事上、物资上的准备，已经非常充分了。此时，守卫在宋辽边疆地区的知雄州节度使贺令图向太宗上了一道奏章，称辽国内部混乱，正是出兵的好时机。这一次，宋太宗再不听从其他大臣的劝告，毅然启动了第二次北伐战争。这一年在辽国是圣宗统和四年。
正月刚过几天，宋太宗就分东、中、西三路发兵北伐。东路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中路出飞狐口（今河北蔚县黑山岭），西路出雁门关，直指辽的山后（太行山以西）地区。雄州一路主将为天平军节度使曹彬，授职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副将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中路还有一支队伍，主将为彰化军节度使米信，授职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将；飞狐口一路主将为靖难军节度使田重进，授职定州路都部署。雁门关一路主将为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授任云、应、朔等州都部署，副将为云州观察使杨业。此外，宋太宗为防止辽军从水路救援幽州，还另派了一支军队，沿海道北上，直插平州（今河北卢龙北）、营州（今河北昌黎）。
宋太宗本来的战略意图，是想利用东路曹彬一路，制造声势，在涿州一线佯动，声言要进攻幽州，将辽军主力吸引过来，好为中、西路大军顺利夺取云、朔、寰、应等州县，断掉契丹的左右臂。然后三路军再会合一道，集中力量，攻取幽州。这大约是他吸取了高粱河之战失利的教训后，制定出来的。在大军出发前，他郑重地向东路军主将曹彬作了交代，说道：“朕让潘美的大军先进军云中，你们的十万大军，只是声言要攻打幽州，但不可冒进，必须持重缓行，不要贪图小胜，中敌圈套。敌军听到我大军将云集幽州，必然集中各地兵力前往援救。他们的西线守军必然削弱，潘美、田重进就能掠得实地，然后乘虚直捣幽州城下，敌人首尾不顾，破敌必矣。爱卿要牢牢记住!”
战争开始，中路和西路军的进展都较顺利。田重进在飞狐口大败辽军，光复飞狐、灵丘二县和蔚州州城，擒获了契丹大将冀州防御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军指挥使何万通；潘美从雁门关出兵，打败前来抵抗的辽军，光复了云、寰、朔、应四州，契丹寰州刺史赵彦章、朔州知州赵希赞等归降。东路米信在新城被契丹包围，经过血战，才带着一百多人突围而出。他会合曹彬大军，接连攻下了新城、固安二县及泳州。
前线的战报传到宋太宗那儿，他对曹彬军事进展的快速感到惊讶，正打算派人前去了解情况，曹彬的又一份奏章送到。太宗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曹彬进至琢州，想到临行前皇上的吿诫，要“持重缓行”，便犹豫起来，驻军涿州，一连十儿天，没夼动作。然而十天下来，部队所带的军粮吃得差不多了，而后续粮食，一时又运不上来，他竟下令大军退出涿州，回到宋朝境内的雄州就食。这份奏章，就是报告这件事的。太宗大怒，道：“哪有强敌在前，而大军退却寻找食物的!”他立即差遣使者赶到曹彬军中，制止他继续退兵，命令他即速率兵沿白沟河而进，与米信军会合，然后就地驻军，养精蓄锐，声援叫路大军。等潘美全部收复山后的州县后，再会合田重进的大军，东西合势，以取幽州。
然而，当曹彬部下的将军们听说潘美和田重进两路大军攻城略地，建立了不少战功时，都等不住了，纷纷叫薄彬抱怨道：“大将军手握重兵，却如此怯懦，在此驻兵，逗延时口，我等有何面目面对三军将士?”他们要求曹彬迅速进军，以抢得首先攻入幽州的头功。曹彬控制不住诸将争功抢战的情绪，大约他自己也对太宗的告滅有所不理解，于是屈从了从将的要求，命令军士带足干粮，拉起军队，再去攻打琢州。
此时，琢州城内，已积聚了不少契丹军队，做好了战斗准备，曹军在涿州城外又被阻挡。而当时已到炎暑的天气，士兵们经过这样一来一往的折腾，饥渴的饥渴，中暑的中暑，人困马乏，士气和战斗力都大大降低，军队的纪律松懈起来，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而宋军在固安地区遭遇契丹军队的狙击，军官被俘，粮食军械牛马器具被抢，粮道被截断，又面临着断粮之虞。
却说在辽国一方，萧太后闻报宋军三路来攻，气势汹汹，因为早有准备，所以并不感到意外和惊慌，而应对得非常从容。接报的当天，她就下诏急宣召将军耶律休哥、耶律斜珍等人来商议阻击宋军的事。她当众宣布，将与辽圣宗一起，率军亲征，南下与宋师对垒。并且委派耶律休哥担任主将，阻击东路的曹彬、米信大军；任命耶律斜珍率军西去，迎击潘美、杨业大军。同时，她还急切向各地派遣使者，调征兵马，来加强耶律休哥等人阻击宋人的军队。为严肃军队纪律，她授予主将们以专杀大权，以惩治那些临战畏敌、怯阵逃跑的人。
第二天，萧太后就与辽圣宗举行了严肃盛大的祭祀典礼，祭告契丹的祖宗的陵庙和山川神祗，以率军亲征大事。
祭典完毕，萧太后与辽圣宗都全身披褂，全副戎装，骑着雄俊的战马，率领着赳赳的武士，朝着南方进发了。
第七天，萧太后与辽圣宗的行帐已经进驻到琢州西北的驼骆口，这里是关外各路契丹军队南下必经的关口，也是宋军进军幽州的必由之路。萧太后坐镇此处，从容自若，指挥辽兵，可见其必战的决心与必胜的信心。
而此时的宋军，特别是曹彬的军队，却在琢州地区时进时退，折腾不止，犹豫不决。萧太后听探子来报告曹彬军队这些怪异的、违背军事常理的行为时，不禁笑了起来：谁说宋主善用兵，战将如云？曹彬是他的大将军，指挥大军如此进退无据，哪得不败！她决定先打败曹彬这路宋军，其他两路势单力薄，就容易对付了。
再说曹彬在涿州城下僵持了几天，携带的粮食又吃光了，而且粮路已断。曹彬无计可施，只得再次下令撤退。然而这次轻率的退军，给宋军的将士，给宋太宗北伐的雄心，带来又一场惨败的悲剧。
萧太后得知曹军正在退却，立即命令耶律休哥等军追击。当曹军退到歧沟关时，被耶律休哥追到，两军在关前大战。宋军饥饿疲乏，纪律不整，哪是精力饱满的辽兵的敌手，交战不到半天，便被打得大败，将士阵亡大半。余下的人马，沿着拒马河而逃，辽军紧追不舍。宋军在渡河时，被淹死的又不计其数。残部逃到高阳，再次遭到辽兵的狙击，死亡数万人，丢弃的戈矛铠甲，堆成一个大大的山丘。东路军遭到致命的打击。曹彬总算渡过拒马河，逃回宋京。
萧太后打败了东路军后，即集中兵力对付西路的潘美、杨业宋军。东路军的失败，也意味着宋太宗第二次北伐的失败，他不得不下令各路宋军迅速撤退。太宗知道，西路军所占领的云、寰、朔、应四州也保不住了，他特别命令潘、杨二人在撤军时，一定要将这四州的民众，安全转移到宋朝境内的许州、汝州安顿下来。此时，契丹十几万大军已经云集到云、朔等州，寰州已被契丹军重新占领。要将余下三州民众安全接出，是个很艰难的任务。而这个任务落到了老将杨业身上。
杨业，就是小说《杨家将》中的杨志令公，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多次大败契丹军。契丹人尊称他为“杨无敌”，远远看到杨业的将旗，便要躲开。他有很丰富的实战经验，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认为撤离三州民众，只能智取。他对潘美建议说：如今契丹兵势强盛，我军不可与他们硬拼。朝廷只是要求我军安全护送数州的民众，因此，我们应该避免与辽军直接交锋。我设计的撤离路线是，我大军从大石路撤离。撤离前，先派人密告云州、朔州守将，大军离开那天，我军佯赴应州，将契丹军引开，即让云州、朔州民众出城，引到石碣谷口，进人大宋境内。谷口则可埋伏一支千人的强弩部队，阻止契丹追兵。半路上再派支骑兵保护，三州的民众便能安全到达我大宋的境土。
可是，一些平日嫉妒杨业的将领，反对他的方案，他们说：“我军尚有精兵数万，怎能畏敌如此？大军应该从雁门关北的大路上，张旗击鼓，堂堂正正地前往接引三州民众，看他契丹兵能奈我何?”
杨业说：“绝不能这样做，如此强行，必败无疑。”
对方却反唇相讥道：“将军素称‘杨无敌’，现在却畏敌而不敢接战，是不是心怀异志呢?”杨业是个刚烈的武人，受不了他们的反激，慨然道：“杨业并非怕死，只是当前形势不利，白白让我的士兵送命，又不能建立功业，我心不甘啊。既然诸位如此说，我就勉力效死在诸位的前面吧。”
临行，杨业流着眼泪对潘美说：“此行必遭辽兵伏击，我死不足惜，但恐不能完成主上的嘱托。望诸位将军在陈家谷口左右埋伏一支部队，作为应援。等杨业转战至此，请即出动军队夹击辽兵。不然，我和我的兵士，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了。”他一面说一面指着附近的一个山谷人口。
潘美答应了他，在谷口布置了一支军队，等候杨业的归来。但从寅时（清晨4、5点钟左右）等到巳时（中午10、11点钟左右），前方的道路上，都没有什么动静。众人以为契丹军队已经被杨业打败，为了争功，众将领纷纷领兵离谷口。潘美也制止不住，也领兵跟着离开了。
却说杨业率着所部士兵北行，在朔州狼牙村果然遇到辽兵的伏击。虽然杨业与他的部下奋力杀敌，击毙辽兵不少，可是敌兵越杀越多。杨业且战且走，从午时（中午12〜1点钟左右）杀到天黑，终于到达陈家谷口。可是当他张眼望去，静悄悄的谷口，空无一人。老将军拍着胸口，伤心至极。此时，他手下尚有数十名勇士。他对他们说：“我杨业一死保国，诸君家中尚有老小，不要随我葬身，这荒漠的沙场，各自逃命吧!”勇士们流着泪回答杨业道：“愿随将军捐躯报国，死而无怨!”于是他们转身冲人辽兵队里，拼死厮杀。最后，他部下的将士差不多都战死了。他的身上，受了数十处创伤，而被他杀死的辽兵也将近百人。这场厮杀，实在壮烈。最后，因他的坐骑受了重伤，将他掀下马来，被辽兵活捉。在辽国的兵营里，他不吃不喝，绝食三天，壮烈而死。
杨业被俘，意味西路军彻底失败。潘美领着部分残存的军队退回宋境，朔州、云州、应州的宋朝官吏都弃城而逃，州城相继落入契丹之手。
只有中路的田重进，进兵稳重，所以没有遭到大的失败，全军而回。
宋太宗的数十万雄师，就这样栽在萧太后这个智勇双全的契丹女人手里了。
对于宋太宗来说，这次战败，意味着他的北伐之梦彻底破灭，也意味着北宋王朝恢复故疆的雄心受挫，终宋一朝，只能局促于一个偏安的局面，至少从疆域而言，未能臻至于汉唐的辉煌。对于萧太后来说，这次战胜，意味着她在辽国主政的地位得到彻底的巩固，意味着在辽宋对局中，辽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辽国已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守势进入了攻势。此后的形势，不再是辽国担心宋军的北伐，而是宋人担心辽军的南征了。
澶渊会盟 百年和平话说宋太宗回到大梁，回想起两次北伐失败，余悸未消，却乂少有未甘。第二年四月，他又想与萧太后这个女人再比拼一次。他派出使者，分赴河南、河北四十多个州郡，按八个丁壮男子，抽取一人当兵的比例，企图再组成一支名称定为“义兵”的军队，重征辽挽回自己的面子。然而，大宋多年集聚的精兵良将与军需物资，在两次北伐中，多已消耗殆尽，而宋太宗乂没苻认真总结军事遭到严重失败的教训，不衡量手中的实力，不顾天下人民的死活，企图驱使没有经过训练的百姓，去与辽国的虎狼之师对垒而孤注一掷的想法，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京东转运使李维清连上了三道奏疏，宣言相劝道：“依照陛下这样的抽取壮丁法，天下的田土就没有人耕种了！没有粮食吃，陛下的将七怎样还能打仗?”宰相李防等大臣也进谏：“圣人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陛下所要招募的兵丁，平素都是耕地种田的农民，从未受过军事训练，没有上过战阵，赶他们上战场去与凶狠的契丹人作战，不等于将绵羊喂进虎狼的嘴里吗?”宋太宗自知理亏，只得大大缩小征兵的范围和规模，征辽的事也不再提起了。
事实上，北宋王朝两次北伐失败下来，多年集聚起来的军力，能征惯战的宿将，损失了大半，元气大伤，短期内是很难恢复的。现在的形势，不是北宋谈论还能不能再度北伐，而是如何防范契丹铁骑南侵的问题了。
果然，随着宋兵的溃败，契丹的骑兵已经开始南下牧马了。端拱元年，契丹军队重新占领了涿州，又攻占了祁州、易州，烧毁城池，抢劫财物，将民众掳掠北去。北宋边境不断地遭到骚扰，救边的将士疲于奔命。而宋太宗也不再与群臣讨论北征的问题，而是频频下诏征求群臣的“备戎策”，将防范“虏母”，即萧太后的南侵为头等的军国大事。
后来，宋太宗采纳了众臣的建议，一而沿北部边境建置•：大边防军镇，各自统领精兵十万，控扼要塞，成鼎立之势，互相救援，以阻止敌骑的袭扰；一面选使通好，准备与辽国讲和，息兵罢战。
萧太后虽然也有讲和之意，但她感到还没有逼迫宋朝真正到了非和不可的境地，而且契丹的一些大臣们也认为乘辽军的大胜，正好抓紧南侵，以攫取更多的军事胜利和经济效益，不主张完全停止对宋朝边境地区的军事骚扰。所以契丹的君臣们一面答应讲和，一面又屡屡派兵南下袭击，攻入宋境的府州与雄州，幸得宋军守将率领边州军民的奋力反击，数次将人侵的契丹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方保得边境一时的平安。但宋人方面也仅仅防守住城镇而已，并无反攻的能力，而且宋方军民也遭到不小的损失，府州知府折御卿就在与契丹入侵军队的作战中阵亡。宋太宗对此局面，也无可奈何。
至道三年(997)，忧郁的宋太宗最终怀着未能恢复燕云故土的深深遗憾，告别他的金瓯未全的江山，“乘龙而去”了。宋真宗赵恒即位，改元咸平。辽宋间的和与战的问题，太宗留给了真宗去处理。
再说辽国方面，自破除了宋太宗雄兵三路对辽国南京地区的围攻之后，国力与威望都大大提升，萧太后的权威也升到了最高点，辽国的政治局面最终得到了稳定。在韩德让、耶律休哥等一批得力大臣的辅助下，萧太后与辽圣宗牢牢地掌握着辽国的政权。
许多契丹人认为宋人已经被彻底打垮，要消灭南朝，犹如摧枯拉朽，轻而易举，想乘此大好形势，进军大河南北，进而投鞭天堑，渡过长江，一举并吞南朝，他们主张继续对宋军作战。
萧太后何尝不想饮马黄河，立马吴山，挥鞭断流呢？何尝不想建立统一中华的不世奇功呢？因此，她支持对宋朝的人侵。终宋太宗之世，契丹军队对宋朝边境的骚扰不曾间断过。宋真宗即位后，契丹对宋的军事入侵更为加剧。有好多次人侵，还是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军亲征的。
但是，辽国对宋朝的军事攻防形势虽然发生了颠倒性的转化，它实际的军事力量仍然还是有限的，他们的多次人侵，尽管给宋军和宋境的边民造成很多很大的损失，却始终深入不到宋的内地，不能牢固地占领宋的领土。在所经过的地方，辽军遭到宋朝军民顽强的拼命的抵抗，各路入侵的契丹军，多次遭到惨重的损失。例如咸平三年(1000)，契丹大军人侵河间府，被高阳关贝、冀路都部署范廷召在莫州迎头痛击，丢下一万多士兵的尸体和所抢掠的人畜财物，狼狈奔逃出境。咸平四年，契丹军队人侵遂城，又遭高阳关都部署王显的痛击，丢下两万多士兵的尸体，逃回辽境。而宋朝一方，虽然国力有所削弱，缺少主动出击辽国的实力，但许多守边的将士们毕竟经过多年的征战，仍然保存着相当强的战斗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面对外寇的侵犯，君臣将士尚能上下一心，宋真宗曾数次亲临前线，激励将士抗战杀敌，所以契丹军队想轻易摧垮宋军的抵抗，也是一种幻想。
宋人的顽强抵抗，让萧太后处于矛盾之中，是继续与宋人作战，通过战争，取得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呢，还是与宋人讲和，让契丹国内的人民和军队也能得到休养生息呢？多年的征战，同样给契丹的民众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因此萧太后也萌生过息兵罢战念头。她想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局面，让契丹的社会也能像南朝那样发展。
而宋朝方面，自太宗北伐失利以来，与辽国讲和，早已成为朝野议论的主流。只是在契丹铁骑不断入侵面前，要一个什么样的和平？如何才能实现和平？也是不太好回答的问题。真宗咸平二年（999），曾担任太宗第二次北伐时东路军主将的曹彬年老病逝。临终前，宋真宗到他病榻前看望他，向他请教与契丹的和战事宜。
这个当年曾与契丹军队恶战的老将军，也是主张讲和的，他说：“太祖皇帝神圣英武，平定天下，还是要与契丹和好啊。”真宗连连点头道：“朕已明白老将军的意思了。朕一定委屈自己，而为天下苍生造福。只是与契丹讲和，也不能损贬国体，必须维持朝廷的尊严和百姓长远的利益。请将军放心吧。”
辽统和二十一年（宋咸平六年，1003），萧太后在归化州炭山凉殿接见了一个新俘虏的宋朝将军。此人是宋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也是个作战勇敢的人，他在望都县东北的康村与契丹军队发生恶战，由于他的副将畏缩退师，让他陷于独自与强大的敌军交战的境地，在重重包围之下，他与部下拼死战斗，直转战到白城附近，终于力尽被俘。萧太后怜他作战勇敢，规劝他投降了本朝，授予他辽南院户部使之职，赐姓名为耶律显忠。这个王继忠，后来，做了辽宋讲和的辽方信使。
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萧太后与辽圣宗，还有韩德让，再次率领大军，号称二十万人，大举南侵，一路杀来，最后打到澶州城下。
这次南侵，震动了宋朝朝野上下。大臣王钦若建议真宗皇帝逃往南方，迁都金陵，陈尧叟则主张真宗皇帝逃得更远一些，跑到成都去，把都城也迁过去。宰相寇准、毕士安则坚决反对王、陈二人的逃跑主义，他们都是主张坚决抗敌的人，寇准对真宗劝说道：“陛下能去的地方，契丹那个凶婆子也都能去呀，陛下到了成都，契丹兵如果跟踪而至，圣驾再跑到哪里去呢？为今之计，唯有陛下御驾亲征，才能鼓舞士气，将契丹人侵军队赶出大宋的疆域之外!”
但宋真宗有些儿慑于契丹人侵的声势，担心宋军最终抵挡不住，而遭到更惨的失败。对于寇准、毕士安力主的御驾亲征，他总是犹犹豫豫。
寇准为他分析了当时辽宋双方的军事态势，说：“陛下不必惧怕，契丹军队虽然号称二十万，其实为数不多，只是虚张声势。只要陛下抓紧时间，调遣精兵，任命良将，分守要害，亲率三军，申张大义，一定能打败敌人的进攻，保守住我大宋江山的。
事实上，萧燕燕的这次南征，进展也并不很顺利。她先派辽国得力大将统军顺国王萧挞览进攻宋的威虏军、顺安军、北平砦、保州等地，都吃了大败仗，丧失了几个偏将军，军需辎重被宋军俘获不少。萧太后不得已，将萧挞览的兵力与自己所率军队合在一起，攻打宋的定州，又被宋兵阻击于唐河一线，辽的大军只得困驻在阳城淀，只派出小股骑兵，四出剽掠，并无斗志。
接着，辽军又攻打了宋的瀛州城。数万辽兵集聚在瀛州城下，攻势很猛，昼夜不停。辽军在城下砍树伐木，制造了大量的攻城器械，驱使大批征发来的奚人（辽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背负挡板，手持火炬作前锋，像蚂蚁一样地靠近城墙，攀附登城。萧太后与她的儿子耶律隆绪亲自擂击战鼓，督促攻城辽兵不要命地往城上蚁附而登。鼓声与砍树伐木的声音，响彻四方。辽军射向城上的箭，像雨点一样地密集。萧太后企图借此一战，击溃宋军的意志，鼓舞辽军的士气。
宋军方面的抵抗也十分激烈，知州李延渥率领本州防兵，加上贝、冀巡检史石普率领的将士，顽强地守在城上，当辽兵蚁附而上时，城上的垒石巨木及弓箭就像暴风雨一样倾泻而下，城墙上的辽兵则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从城上坠落。
双方就这样残酷厮杀了十多天，辽军死了三万多人，受伤的还要多。可是瀛州城依然在宋军手里。萧太后与辽圣宗只得放弃了对瀛州城的围困，引兵他去。
另外一支进攻冀州的契丹军也被知州王屿打跑。
总之，契丹入侵军虽然攻进了宋境，却到处碰壁，进攻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真有点进退失据，走投无路的味道。萧太后也尝到当年宋太宗的大军困屯在幽州、涿州的坚城之下，进退失据的滋味。
寇准听到所派出去的侦察人员来报告辽军当前所处的困境后，愈加坚定了他抗击敌军必胜的信心。他急速地选派了得力的将领，率领一批精练的军队，分守住契丹军南下的各处军事要害，加固了宋军防守的态势。
节令已到夏历十月份，北方已进人寒冷的冬天，契丹军的粮草越来越快接济不上，萧太后愈加想退兵。但是，如果就此退兵，毫无所获，实在有失体面。此时，那个先已在辽营的王继忠，见到促进辽宋和平的时机到了，便向萧太后进言，分析了辽与大宋讲和的好处。萧太后本已准备讲和，立即接受王继忠的建议，派李兴带着王继忠的信及萧太后致宋帝的密表，秘密来到宋莫州部署石普处下书议和。
宋真宗得到石普报来辽方要讲和的消息，仍然犹豫不决，叫来朝臣们讨论，大多数朝臣怕负责任，也不敢随便表态。还是毕士安提出用好言回答，拖延时间，慢慢再与辽国讲和的策略。
真宗说：“辽人如此凶悍，恐怕不会真心与我谈和吧?”
毕士安答：“臣曾从契丹投降过来的人那里了解到，虏军虽然深人我境，可是频频遭到军事挫折，不能达到他们的军事目的，早就暗中打算退兵，却耻于找不到体面的理由。而且，虏母率大军长期陷在南方，难道不怕别人乘她老巢空虚，而加以偷袭吗？他们这次来谈和，定然不是假的。”
听到毕士安的分析，真宗的心放了下来。便诏令答复王继忠，转告萧太后，同意讲和。而萧太后也通过王继忠，答复宋方，希望宋方先派使节去辽营议和。
于是，真宗决定派使节讲和。经枢密院的一再推荐，真宗选中了正在行在办事的鄢延路派到朝廷来的一员小官曹利用，授予阎门祗候、崇仪副使的职衔，作为宋方的使节，前往辽营谈判。
曹利用自小就善于辩论，言辞犀利，而且为人慷慨而有节操，是个比较合适的谈判人选。他带上有关授权文书，临行时，真宗特别交代他：“契丹南侵，不是求取太宗时所收复的关南土地嘛，就是想勒索我大宋的财物。土地是一定不能答应他们的，至于财物，汉朝就有以玉帛赐单于的先例，你……”真宗话还没完，曹利用已明白了皇上的旨意，即慷慨陈辞道：“谨启圣上，虏主如有非分的要求，臣决计不再活着回来见您!”
可是，当曹利用带着使命到大名府的时候，却被大名留守王饮若扣住不让前进。他认为辽兵气势正旺，所请求的和议，恐非具情。而不久，大名府又遭辽兵围困，这曹利用既到不了辽营，又回不到宋营。宋真宗方面不知曹利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而辽营方面则久不见宋使来议和。
萧太后有些耐不住了，就命大军强行绕过宋军防守的城市，越过大名府，直迫澶州。澶州是汴京北面的门户。一旦辽军占领澶州，汴京也就难守了。
边防告急文书迅速飞往汴京，一夜连来五封。而掌管军国重事的寇准却似胸有成竹，并不为如雪片一样的紧急军书而着急，像平常一样接客待物，谈笑自若。这可把宋真宗吓了。他派人把寇准找来，问他：“虏、虏骑即将临此，卿、卿将如何处之?”说话都有点儿结巴了。寇准却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启禀圣上，只要圣上御驾亲征，莅临澶渊前线，不出五天，辽兵就可退了。”许多朝臣都被寇准的主意吓坏了，纷纷劝真宗不要轻举妄动，自冒危险，说是万一兵败，万乘之尊身陷虏手，作为大宋臣子，可是万劫不复之罪呀。这样，也就出现了上文说到的迁都金陵或成都的议论来。
寇准坚持请真宗亲临前线，以鼓舞宋军士气的意见，毕士安也坚决支持寇准的主张。他们对真宗说：“河北军民日夜盼御驾亲临，得以瞻仰圣容。以圣上的英明神武，以及军民将士的齐心协力，若圣驾亲征，虏军一定会自行逃遁。即使虏军不肯自退，我军出奇兵扰乱敌人的营寨，筑深沟高垒坚守我方城寨营盘，将粮草难继的辽军拖困拖死，我佚敌劳，是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如果此刻圣上回銮数步，河北前线的军心民心就会迅速崩溃，敌人就会乘胜深人，连金陵也到不了，大宋天下还守得住吗?”
真宗虽然觉得寇准说得句句在理，却仍有些犹豫。他对寇准说：“待朕再想一想，好吗?”
寇准也很无奈，只好退下殿来。在殿外，他恰好遇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灵机一动，就招呼高琼，说了要请真宗御驾亲征的想法，继而问道：“太尉受国厚恩，今天国事危急，太尉有什么可以报答国恩的吗?”高琼说：“愿以死相报，支持相公的主张。”
于是寇准带着高琼回到殿中。寇准对真宗说：“圣上不以臣言为然，那就听听高太尉的意见吧。”高琼即表示完全支持寇准的意见。真宗这才答应亲征。可是他又提出要回内宫准备一下。
寇准说：“机不可失。圣上一人深宫，臣再叩见不知何时。前方军情紧急，哪容片刻耽搁，望圣上即刻起驾出征。”
真宗这才痛下决心，命王旦为东京留守，点起京城兵马，趁着清晨的微光，启动了亲征的銮驾。
到了澶州南城，隔着黄河，望见契丹军势盛大，又生畏惧之心，众臣便乘机请求蓥驾就驻在黄河南岸，不要过河冒险。寇准又急了，他坚持请宋真宗即刻过河，分剖了当前形势：“军民见圣上不过河，内心益加恐慌，而敌人的气焰会愈加嚣张，不是争取胜利之道。圣上来到河边，却不去对岸，比不来澶州更加拖累人心士气。而今王超领劲兵屯驻中山，已经扼住辽兵的咽喉，李继隆、石保吉的军队已经控制了辽兵的左右肘，四方援兵来增援的，一天比一天多，圣上还有什么可犹豫、可畏惧的，而不敢进兵呢?”高琼亦帮助寇准请真宗进兵。还未等真宗点头，高琼就指挥卫士将真宗所乘的车辇推上渡船。
真宗就这样渡过黄河，到了抗击辽兵的最前线。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上，大张御盖。远近军民望见了皇帝的御盖，便都一齐欢呼雀跃，大呼“万岁”，声音响彻数十里。
契丹将士看到这一幕，也都惊呆了，士气为之大减。
真宗这时才感到寇准的意见和安排是完全正确的。他将前线的军事指挥、处置权完全交与寇准。在寇准的严明号令下，宋军获得了一股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力量。
却说此时，曹利用也已摆脱王钦若的控制，到了辽营，见到萧太后母子，递上文件信函，说明议和的来意。
萧太后与辽圣宗在一辆皇帝专乘的大车上，接见宋使。他们母子坐在车厢内铺着虎豹皮的交椅上，让曹利用坐在车下，在车轭上设一横板，板上摆了几样食器，赐给他饮食，其他辽国大臣则坐在两旁相伴。萧太后母子一面吃喝，一面与曹利用谈论辽宋讲和的条件。果然，萧太后提出了两项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索要关南的土地。这关南数州土地，是周世宗时从契丹手中夺回的，宋朝取不回燕云故地也就罢了，岂能将周世宗时取回的土地再奉送给贪得无厌的辽人？曹利用行前已向宋真宗立下保证，自然一口拒绝。于是这次和谈就告结束。萧太后派辽国大臣韩杞随曹利用一起到宋营来，面见真宗，作进一步的讨价还价。
与此同时萧太后命令加紧围攻澶州，企图在军事上先占到优势，再逼宋方答应他们索地、索物的要求。很快，萧太后率领辽军就进逼澶州。并派出大将萧挞览率领精锐之师，打算在天将明未明之际，以偷袭的手法，攻取澶州。
但萧挞览将要偷营的密谋和时间被宋军侦知。宋军守将李继隆便部署了伏兵，分据各要害地形，专等辽军来袭。
到了预定时间，辽兵果然出现在宋军营前。萧挞览见宋营毫无动静，以为奇讨-得行，不觉喜上心头，而且贪功心切，便不顾一切，驱赶胯下坐骑，一马当先，就奔宋营而来。部下精兵，也随奔于后。他们哪知，宋营左右，都布下伏兵，前头是强弓硬弩，后面是铁甲步骑兵。弓弩中有一种大弩，叫床子弩，弓与弦是架在支架（即床）上的，有一床二弩、三弩的，张弓，搭矢，瞄准，发机都有专人负责，一弩射手有三四人到十多人不等，每发可射出二三支箭矢，远可达七八百步到一千多步，一箭可连贯二三人，在冷兵器时代，床子弩的威力可说是巨大的。此时宋营中的伏兵见辽兵袭来，便万箭齐发。李继隆手下战将张环正守着一具床子弩，立即扣动扳机，那箭头如凿子一样大小、锐利的弩箭，便嗖嗖地飞向辽兵。其中一支，不偏不倚，正射中萧挞览的额头。只听他大叫一声“啊呀”，就一头栽下马来，躺在满地沙砾的战阵前。余下辽兵也顾不得生死，一窝蜂t前将萧挞览抢了，退回营寨，再也不敢出击。当晚，萧挞览就因伤重死去。主将一死，部下将士便都丧失斗志。萧挞览的死，给萧太后的打击很大，促使她痛下决心，放弃对关南地的需索，尽快与宋国讲和，好退兵回国。她担心的是，再相持下去，宋军集结更多，部署更周密，整个入侵辽军可能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命运。
却说曹利用带着契丹来使韩杞回到宋营，向宋真宗汇报了萧太后要求宋国向辽国割地和年贡岁币两个议和条件。真宗在割地条款上确实很坚决，他指示曹利用道：“契丹要求归还关南地事，极为无名。若必强要，朕当与之决战。但是，想到河北的民众因战争而遭到不小的损失，如果每年给他们提供一点钱财，弥补他们生活的不足，对朝廷倒也不伤大体，是可以考虑的。”
然而，寇准洞察到萧太后此刻急于求和的心情，感到当前军事形势对宋朝极为有利，割地自然绝不能答应，岁币也不应应允。不但不应该应允，还应该要求契丹向宋称臣，并逼萧太后交还燕云旧地。他向真宗剀切陈辞，说道：“如能获得萧老婆子同意我的条款，可以保证我大宋江山百年内无事。不然的话，不过几十年，虏寇义会产生新的侵犯我朝的欲望了。”审度当时的形势，寇准所论，未尝不是一法。燕云之地，不经一战，萧太后未必会拱手相送；宋人岁币之贡，或者可免。但无奈真宗罢战之心，似比萧太后更切，只望早一天息兵，及早班师，好回到他的宫殿中去。他对寇准说：“几十年以后的事，会有能够抵挡虏骑的人去承担。朕不忍生灵继续遭受战争的痛苦，就花点钱财，让曹卿去与契丹人讲和吧。”
寇准还想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同意就此讲和，可是，已经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谗言：说他不想讲和，是想拥兵自重。寇准深知众口铄金的厉害，不得已，只得勉强同意了年送岁币的条件。
在曹利用将再次前往契丹军营传达宋朝方面的态度时，真宗特地表态说：“只要能够不再打仗，万不得已，即使每年给他们一百万钱财也是可以的。”这个皇帝话虽说得容易，可是他不知道，这些钱财，要耗尽多少宋朝百姓的血汗？寇准在朝堂上不敢当面驳回皇帝的意旨，可是下朝后，急忙将曹利用召到他营帐中，严厉地警告道：“虽然圣旨允许你百万岁币，但你对虏母的应允，绝对不许超过三十万。否则，你回来，我要你的人头!”
曹利用领命来到契丹军营，萧太后等得有些急了，立即召见。但萧太后内心虽急于讲和，表面却仍坚持索地加岁币的强硬态度，她对曹利用说：“关南地是晋国送给我朝的，周世宗无理夺回，无论如何，现在应该归还我朝。”曹利用答道：“晋朝周朝的事，都成了过去，我朝不知道。至于每年赠送一点钱物，以帮补贵军军费的事，大宋皇上也还不甚愿意呢。割地的事，就免谈吧。”
契丹南面官政事舍人高正始争辩说：“我朝大军此番南下，就是要收复失去的故地。如果仅获得一些钱财就回去，我等实在愧对国人。”曹利用反驳道：“你为何不为契丹长远利益算计呢？如果契丹朝廷采用你的意见，那两国之间，只能兵戎再见。贵军深人我境，已陷重围，将倦兵罢，粮草不继，而我大宋勤王之师，正四路结集，恐怕对贵军不利吧。”
最后还是萧太后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从大局出发，同意依宋方的条款讲和，而所规定的岁币，也只有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比宋真宗准备应允的少了许多。而且规定，宋真宗与辽圣宗约为兄弟，真宗为兄，圣宗为弟。
曹利用与辽使回到宋营复命，获得宋真宗的旨准，宋辽和议就这样确定下来。接下来是双方通过使节，订立盟书，相互交换盟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对于辽国和萧太后来说，是占了大便宜的，第一，在当时并非有利于辽的军事形势下，人侵辽军能否全身而退，是个现实的严重问题，由于萧太后明智而果断地与宋方议和，就消除了军事上进一步遭受严重损失的危险；第二，由于盟约的签订，萧太后虽然没有争回周世宗所夺走的关南之地，但盟约规定，宋辽双方“沿边州、军各守旧疆”，实即从法律上，将辽国实际占据的幽燕地区，变成了辽国的合法疆域，断绝了宋朝恢复幽燕旧疆的理由和念想；第三，从此凭每年从宋朝取得的一批钱财，对辽国的经济和财政，有很大帮助；第四，其实也是辽国最重要的一项成就，是取得了辽的南部边境较长时期的和平，为契丹民族和契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治理和发展，加速其汉化与封建化进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辽国，终于出现了圣宗中兴的局面。
辽的部分所得，正是宋朝方面的所失：第一，他失去了一次军事上战胜辽国，以报高粱河、拒马河宋军大败的一箭之仇的机会；第二，他被迫岁岁年年向辽国进贡钱财，让宋的民众和朝廷的财政长期承受着沉重的负担；第三，实际承认了辽对燕云诸州的占有权，长期丧失了收复旧疆的权利。但宋朝也有一大收获，这就是和平，尽管这和平并不那么辉煌。自此以后，北宋的北部边疆，终于获得了百年的安定局面，对北宋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澶渊定盟后，萧太后即宣布契丹远征军退兵回国，宋真宗则下旨命大宋沿边各州军守军，不要阻挡回国辽军的道路，不要半路袭击他们。
接着，北宋军队也宣布班师回朝，宋真宗回到汴梁，好不高兴。第二年正月元旦，他就下诏大赦天下，宣布军队大复员，河北各州戍守士兵裁省二分之一，沿边守军裁省三分之二。这些裁省下来的士兵，多是农村的精壮劳力，他们回归农村，对加强宋朝北部地区农业生产，有很重要的意义。此外，宋真宗又加强了对宋辽边疆地区的管理，下诏禁止沿边军队不得出境抢掠，原来所获契丹牛马都要送归原主。
规定可以与契丹的农牧民互通有无。同时又要求沿边军政长官注意修葺城池，招抚流亡，广为储蓄，以防不测。
总之，由于和议的成功，宋辽边境两边的民众都获得了一些实际的好处，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梦想。
如此局面，维持了大约百年左右。直到宋徽宗末年，金国在契丹的北方崛起，宋朝统治者实行了短视的对外政策，联合新兴之金，毁弃盟约，攻击百年之好的辽，取得失去近二百年的燕云故地，辽宋间的和平局面，终告结束。然而北宋并无力量消化灭辽后所取得的微小的军事胜利。辽为金灭亡后不久，北宋也为金朝所灭亡。这些后话，无论是宋真宗，还是萧太后，都是逆料不到的。
澶渊之盟前后，大约是萧太后政治、军事生涯最鼎盛的时期。她在辽国政治地位及威望升到了顶点。统和二十四年，辽圣宗率群臣给萧太后上了个尊号，长达二十一个字，叫做“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法道洪仁圣武开统承天皇太后”，此时的萧太后，大约五十四岁左右。此后，她又执政了三年左右，到统和二十六七年，她已经到了五十六七岁光景，而此时辽圣宗也早已从即位时的十二岁少年，成长为三十八九岁壮年了。虽说圣宗对待萧太后，始终是恭顺有加，事事遵从母命，从不怀疑他母后执政的权威，从不与母后争夺亲政大权，但毕竟已经成长为有主见、有执政能力的皇帝。不用群臣的议论，也许萧太后自己也感觉，再如此代替儿子执政下去，不归政于皇帝，对于圣宗在群臣中的威望，将有不利影响，也许是她自立为景宗皇后以后在辽国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已长达四十年，而有些疲倦了，于是，她在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末，主动退出权力的第一线，将执政大权交付给辽圣宗。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萧太后在归政之前有何疾病。但她在归政不到一个月，在统和二十七年（1009）的十二月，从辽中京来到辽南京时，便偶感不适，到第七天，就过世了。死时不过五十七岁。她病逝速度之迅速，足以令人产生某种遐想。有人推测说是因为她在活力尚在充盈的年纪，就归政于圣宗，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他人难以体会的苦闷笼罩着她，致使她的生命迅速凋亡。这自然也有可能。但古代的宫廷内幕神秘，堂皇华丽、仁爱和平的幕布后面，到底发生了何种变故，非外人所能了解，而史书记载语焉不详。萧太后的死因为何，如不能相信《辽史》所载，则只能永远是个谜了。至于《杨家将》里说杨四郎与重阳公主里应外合，攻下幽州，萧太后愤而自缢而死，纯属小说家言，是当不得真的。 萧太后死后，辽圣宗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谥她为神圣宣献皇太后，宋朝皇帝也派出特使，吊唁她的逝世。萧太后的墓，据说在今辽宁省锦州市医巫闾山西的一个村子里，在东北，在北京，至今还留有一些有关萧太后的历史古迹。 萧太后的一生，可以说是叱咤风云的一生，萧太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曾经长期执掌国家大权的、有影响的、伟大的少数民族女性。不论你对她个人生活作风的评论如何，你都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