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八王之乱（西晋政治、军事乱局）
西晋八王之乱简介
西晋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是一场发生于西晋末期的著名皇族内乱。它连续引发了至少6场政变（含未遂）和4次大规模战争，直接导致了南北朝对立，使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动乱与分裂。这里将以淮南王司马允集团为主线，针对“八王之乱”前期的政治、军事乱局进行具体梳理。
西晋八王之乱过程分析——
“八王之乱”发生于西晋惠帝时期，是一场著名的皇族内乱。它是在皇帝严重缺乏理政能力的情况下，因皇后、外戚、远支宗王与皇子皇弟，争相谋夺中央最高权力而发生的连续大乱斗。它引发了至少6场政变（含未遂）和4次大规模战争，以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地域之广、对社会经济与民生破坏之巨，甚至造成数百年动乱分裂的毁灭性结果而深为世人熟知。关于造成“八王之乱”的直接原因和具体过程，学术界曾有过广泛的分析讨论，因此得以确立其大致框架。围绕曾经掌握过最高权力的几名宗王，原则性的问题也已经基本解决。不过，除此之外的宗王，如看似只是随时俯仰的梁王肜、几乎全程神隐的琅琊王伷一系，乃至《晋纪总论》所提及诸王里最为正面的形象、本文核心人物淮南王允，在“八王之乱”过程中的作用，依然显得暧昧模糊。事实上，在“八王”竞逐的时候，这些人也都没闲着。某种意义上，贾南风和“八王”的很多政治决策，正是对他们各种动作的回应。忽视他们的存在，恐怕会对“八王之乱”前期政局的把握以及其因何愈演愈烈的分析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而且，“当时还残存一两朵白莲花”之类的错觉一旦形成，也容易影响对西晋高层的深度批判。
西晋淮南忠壮王（272—300年），名允，字钦度，是晋武帝司马炎之子，真实排行不明，不计夭折的兄弟则排行第四，次于惠帝、秦献王柬与楚隐王玮；生母李晔，晋武帝夫人，同母弟为晋愍帝司马邺（300—318年）的生父吴王晏（281—311年）。咸宁三年八月癸亥（二十一日，277年10月5日），他赶上了咸宁二年司马炎大病一场、朝臣各怀心思之后的第一轮大规模宗室改封与皇子新封，受封濮阳王，邑5万户，时年6岁 。
同批受封或徙封的宗室王有汝南王亮、琅琊王伷、赵王伦、河间王颙等，皇子王有南阳王柬（太康十年改封秦王）、始平王玮（太康十年改封楚王）、濮阳王允（太康十年改封淮南王）、清河王遐等，其中汝南王亮、赵王伦、河间王颙、始平王玮，皆在“八王”之列。琅琊王伷则是本次徙封朝廷主要针对对象之一，他是后来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祖父。虽然早早地与这批人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出现，但在那一年，司马允还远未成年，他所担任的越骑校尉，和兄长司马柬的左将军、司马玮的屯骑校尉一样只是挂名，实际的军事指挥权，掌握在辅佐他的人手里。在晋武帝统治的绝大多数时候，司马允只能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皇子王，按部就班地接受晋朝对皇子的教育，由此有了第一批辅佐他的人员——王国教育官、国吏和军事幕僚。
咸宁三年（277年）八月，晋王朝五王出镇
在当时，王国教育官主要由师 、友、文学组成。受命负责教导司马允的王傅和王友分别是谁，目前很难查到记载，但所授内容猜测以儒学为主，辅以司马家所谓的“名教”。在司马允的教育官中，真正令他宾友相待、经常朝夕相对的王国文学则比较引人瞩目，文学这一职位也是当时名家子弟偏爱的起家官。
濮阳国首任文学，很可能由后来东晋的首任尚书令刁协出任。他是汉末魏晋时期著名世族颍川荀氏——更确切地说，是以西晋佐命之一荀勖为代表的荀爽支系——的姻亲。大约在太康三四年（282—283年）间，颍川荀氏另一著名支系大宗——汉末名臣荀彧的嫡系玄孙荀崧（263—329年），接手出任濮阳王文学，并一直担任此职。在司马允改封淮南之后，荀崧更是随其到封国就任，直到司马允被杀的惠帝永康元年（300年）。此外，约在晋惠帝元康后期，司马允母弟司马晏以吴王身份迎娶王妃，对方为荀勖的女儿。荀勖这一支荀氏和荀彧一脉一直来往密切，甚至持续到愍帝时期乃至渡江之后。到这里，我们已可以判断：“辅佐司马允的人”和“颍川荀氏”这两个群体，一开始就有密切的关联。
诸荀均有很高学养，行事风格与所得风评却各有不同。荀勖是西晋佐命之一，有学识和才能，然而与贾、郭结党，又因私怨在背后插过同僚刀，中伤过齐王攸，所以在当时的清流眼中，有着比较恶劣的风评（《晋书·荀勖传》）； 荀彧支系的荀顗同样被认为是有才能而阿附贾充、荀勖等辈（《晋书·荀顗传》）。 荀彧支系大宗在魏晋两朝都有人尚主（迎娶公主），在权贵圈里有着广泛的人脉积累。荀崧除和自家人及父亲生前好友往来以外，并不必带着任务参与社交，而他素有“孝义和爱”之誉，个人行止并无瑕疵，与之友好者，均为一时风标——在司马允日后的班底中，本时期荀氏家族公众形象最正面的荀崧，将扮演重要的枢纽角色。
司马允在太康末年以前的国吏和军事僚佐，留下的记录几不可见，由此可以看出，本阶段司马炎对这两部分人的选择，并不似对教育官这般在意，略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倾向。换句话说，司马允最初所依赖的辅弼核心，或许并不局限于荀家人，但荀家的排名一定很靠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淮南王允集团”更准确的表述，应是“淮南王允—颍川荀氏集团”。
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年）像
同时，司马允生母李晔，应该来自西晋司徒李胤家族，有可能是李胤的女儿或孙女。她在泰始九年、十年左右拜为贵人，后来晋为夫人。这位夫人生平无传可查，李胤的传记也很短，李胤诸子仕履寥寥数字，于是该家族的人脉分布状况并不清晰。为行文便利，我们暂时不将这一近似司马允天然盟友的家族列入考量，因为记载缺乏本身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即他们当时的影响力（或“能折腾出动静的能力”）并不强大，当然也不会主动添乱。
需要注意的是，荀勖死党冯紞的长子冯播，娶了李胤的女儿，两家形成了姻亲关系。而冯播和李氏所生的女儿，又入宫为九嫔之一。安平冯氏和淮南王外家辽东襄平李氏，在司马炎宫廷内外形成了天然的同盟。李胤去世于太康三年（282年），冯紞死于太康七年（286年），但冯紞家族中，至少幼子冯熊后来仍与淮南王派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谋动：屏卫帝室，制衡后党
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至元康元年（291年）
在西晋建立之初，贾充就被视为魏晋嬗代中极其重要的人物。（《晋书·贾充传》） 西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八月，已故的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在世的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于铭飨”。（《晋书·武帝纪》） 列名者多为晋之佐命，郑冲、荀顗、石苞、裴秀、王沈当时已亡，何曾、羊祜死于咸宁四年（278年），陈骞死于惠帝元康二年（292年），但在咸宁三年已致仕还第。羊祜、齐王攸等与贾充、荀勖等也并非一党，按徐高阮先生《山涛论》的划分方式，羊祜、贾充分别为两朋党之核心。这里则更愿意将其表述成西晋佐命中的两个相对松散的贵族集团，一个“亲司马师”，另一个“亲司马昭”，因为当时的朋党政治，远没有后来晚明之酷烈和典型，未必非常适合使用“朋党政治”相关术语。不过，羊祜等人所在的“亲司马师的西晋佐命”集团，确如徐先生所言，在当时普遍有较高的能力与道德风评，也受到贾充与其合伙人的明显排挤，甚至在伐吴决策上也有相当醒目的表现。因为贾、荀等始终反对羊祜等提议的南征，直到战事势如破竹的太康元年（280年），在孙皓投降之前，杜预还需要从前线紧急上表，意图和贾充、荀勖等辩论战争是否需要继续的问题。
咸宁二年（276年）十月，司马炎立杨芷为继后，并有意尊扬外戚，以制约佐命功臣、宗室远支。太康之后，被制衡人员名单里增加了平吴大将，后父杨骏及其家族成员遂以此渐登显贵。太康元年初，灭亡孙吴之后，司马炎自以为天下不复有大事，于是以他为代表，满朝文武自上而下地迅速走向了奢靡腐败。杨氏家族则借佐命大臣先后死去的机会，掌握了朝廷要权。
太康四年（283年）四月，贾充死去，太康十年十一月，荀勖死去。领头人物的相继死亡，也令往日以贾充为中心的佐命朋党，短期内难以与杨骏为首的后党正面争锋。但二者因为亲族关系 在支持惠帝为太子上有共同利益，此时杨后尚有意暗助太子妃贾南风，曾劝止司马炎废太子妃之意。另外，杨骏本人权力欲很强，在朝中党同伐异，但其施政能力又与野心不匹，遂令大臣郭奕、褚?纷纷上表，称其才能和器量都小，不足以担任要职。（《晋书·杨骏传》） 若说郭奕是贾妃舅党，或夹杂私心，褚?则当纯粹出于公心，但司马炎并未采纳，只是使用了一些制衡手段。例如，尊扬宣帝在世诸子中，除“有笃疾”的平原王之外年龄最大、人望最高的汝南王司马亮，赋予他总领禁军和“录尚书事”的权限，通过加强远支宗室的力量，希望他们在不威胁帝室的前提下，对外戚构成反制。
然而，太康十年十一月，司马炎因生重病，失去对朝政的实际控制。杨骏遂以近身侍疾为由，隔绝其他大臣和司马炎的联系，并矫诏进行人事任免，提前在朝中树立自己的心腹。（《晋书·杨骏传》） 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二十三日，289年12月22日），他以司马炎的名义，发布了一连串有关诸侯王的人事任命与新封王公决定。提出此建议的，据《晋书·王峤传》所言，是王峤的父亲王佑。王佑是太原晋阳人，被认为是杨骏的智囊和腹心，他与从弟、司马炎的女婿王济大为不睦。本次任命的主要针对目标，正是司马炎用于牵制外戚的汝南王司马亮。杨骏集团希望借此先行剥夺司马亮对禁军的实际控制，以及其作为行政首脑“录尚书事”的权力，并将其赶出京城。王佑本人则出任禁军首领北军中候，以此加强杨骏一党在中央的控制能力。同时，这一任命涉及三位已成年（或将冠）皇子，皆令“之国”，各统方州军事。
太康十年十一月对诸侯王的新任命
太康年间东吴旧人较大规模起事
其中，秦王由南阳王徙封、楚王由始平王徙封、淮南王由濮阳王徙封，三者封国均由中原地区改向中原外围。这之中，太子母弟秦王出镇的关中，是司马氏自司马懿、司马孚时代开始经营的根据地，除可针对西南监控季汉政权故地，查看有无潜在的暴动可能外，它也是西晋政府直接面对西北氐、羌、鲜卑等族起义的指挥中心。从泰始六年（270年）的秃发树机能起义算起，该地区曾承担过将近十年的秦凉战事前进基地任务。楚王玮、淮南王允所负责的荆、扬二州，则是旧吴国的中心势力范围；尤其扬州在太康时期，仍不定期出现东吴旧人的小规模起事，频率比其他地区更高一些。
太康三年前与太康十年后，均为平吴大将周浚任职扬州刺史时期。周浚二度出任扬州刺史，可能与他在扬州东吴故人中的良好声誉有关。同为旧日东吴要地的荆州，则表现得相对平静，《晋书·武帝纪》中可见的境内起事并无一例。这或许得益于太康元年至太康五年的荆州刺史杜预恩威并重的治理手段，也可能由于平吴之役令荆州损失过重，抑或兼而有之。换而言之，在司马炎三个儿子的任职安排上，出现了类似后来王衍“三窟”式的结构：太子母弟（杨家外甥）秦王柬执掌西北大区指挥中心、自家老根据地，同时看守西南，是暂时最安全的位置；楚王玮负责的大区，在相对平静的新征服区荆州，不上不下；淮南王允负责的大区，则是相对而言麻烦最多的地方。此时的扬州，颇类惠末怀初的青州，稍不留意就事故不断。而按照《晋书》有关刺史周浚之子周顗的记载来看，周浚可能在第二次到任后不久就去世了。
此外，三位皇子王中，《晋书》提及楚王玮在获得镇南将军这一官职前，曾短暂地担任过平南将军。由此猜测，秦王柬、淮南王允或许也经历过同样的转任过程，即由平西将军升为镇西将军、由平东将军升为镇东将军。按晋朝武职一般通例，四征＞四镇＞四安＞四平，但惠帝永平元年（291年）二月，楚王玮、淮南王允已分别为镇南、镇东将军，历时不过一年有余，可见三位皇子升职之迅速。秦王、淮南王传记或因此略过始任官职。
元康元年（291年）二月，三王进京。可看出杨骏提出、司马炎认可的三王出镇具体方位，及其与帝国首都洛阳的相对关系
司马炎在某次病情稍有缓解的时候，得知了包括前述任命在内的诸多杨骏自作主张的安排。之后，他对杨骏明确表示了不满，并亲自下达书面命令，以汝南王亮与杨骏夹辅王室。（《晋书·杨骏传》） 司马炎关注的重心，仍在于保持中央政府内部宗室与外戚的制衡。司马炎看重武官，尤其是禁卫武官，因此经常将之授予皇亲国戚或其他高级贵族。（《晋书·杨济传》） 但在汝南王亮的任命之外，杨骏以原本任职禁军的皇子，分司关中与长江中、下游军事，而腹心王佑接掌禁军，司马炎均表示认可，这一点显示出司马炎有顺势算计杨骏的考虑。极有可能正如《晋书·武帝纪》所言，他是在发现儿子们确实可以镇守要害、屏卫帝室的基础上做出决定的。在这一情况下，将错就错，使用杨骏所颁行、王佑所提议的方案，对司马炎此时最关心的问题——自己死后惠帝宝座牢固与否，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在司马炎看来，对惠帝皇位最直接的威胁，来自血气方刚的亲兄弟，令这些皇子王领兵外镇，惠帝在朝中的压力也会相应减轻，就像当初他自己迫令亲弟齐王攸领兵之藩一样。
司马允正式登上西晋皇族的政治舞台，正是在杨骏、司马炎各怀心事，朝廷如黑云压城一般的背景下，当年他18岁。作为这场争斗的外围风圈，新封诸王公的情况，大致如下：
太康十年十一月新封诸侯王公
其中封给司马羕的西阳县公，按《晋书·汝南文成王亮传》，可以肯定为杨骏集团的意思。对汝南王母弟诸子的分封，到底是司马炎的意思，还是杨骏一党的意思，则不能很明确地判定。不过，这些都并未遭到司马炎本人制诏修正，至少可以认为司马炎不反对。西阳县属弋阳郡，在汝南国偏东南方向，紧邻郡界，但并不属于汝南国。换言之，司马羕的封地，并非得自其父封国的一部分。同样，司马繇受封的东安县、司马卷受封的东莞县，确属徐州司马伷的封地不假（前者归琅琊国，后者属东莞郡），但司马漼所封的广陵县，属徐州广陵郡，不在司马伷“封琅邪王，以东莞益其国”的封国范围内，其间至少隔着一个东海郡。更过分的是，司马澹受封的东武县，属青州城阳郡，县界未与司马伷封国地界相接不提，甚至已超出了徐州的政区范围。这并不完全等同于司马伷为消除司马炎本人疑忌，而在临终上表时提出的“乞分国封四子”（《晋书·琅琊武王伷传》） ，并且此时距离司马伷去世的太康四年五月己亥（初一，283年6月12日）也已6年有余，并不能算是司马炎的立即回应。
同样，前扶风嗣王畅一方面失去了与秦王封地相接的旧封国，一方面则获得了荆州地界本名南乡的顺阳郡，地理面积有所缩水，户数由23000户调整到20100户，对国秩 可能有影响但估计没伤筋动骨。他的弟弟则因“武王薨后，兄畅推恩请分国封歆”（《晋书·新野庄王歆传》） ，获得毗邻此郡的义阳郡新野县（东汉的南阳新野）。同母弟与同堂兄弟，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在当时几乎是天然的盟友。
不过汝南国并未被真正肢解，而汝南王亮的两个同母弟支系中，真正被肢解的也只有琅琊国，而且肢解程度还比司马伷自己事先预想的更轻；并且汝南王、琅琊王、扶风王的支系，可能都因増封公爵的缘故，还获得了一些王国之外的土地，从而在总体上获得了更多国秩。如果这几支继续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他们的国秩就能相互支持，国吏也能相互呼应。这显然是汉武帝推恩令的一种变体，但表现得更欲拒还迎，在削弱诸侯国方面，见效也更缓慢，折射出杨骏对司马亮及宣帝伏夫人一系想打又不敢使劲，司马炎对这一支想扶植也不敢用力的矛盾心态。
另外，由于楚王一子过继给了长兄毗陵悼王、淮南王一子过继给了另一位兄长始平哀王（改封汉王），而这两个孩子都还非常小，之后也和生父生活在一块，于是属于两位兄长的“飞地”同样出现在了楚王和淮南王的权限辐射范围内。
始平国与秦国接壤，惠帝即位后，“改扶风国为秦国”，徙其都（《晋书·地理志上》） ，考虑到秦王封户之众，这条记录实际上意味着扶风国被并入秦国，秦国国都无特殊说明，应是长安。于是三国的地理变为：汉国（原始平国）与秦国相邻，顺阳（原扶风国）则否。在西晋，诸侯王对自己封国内的文武官员都有任免权（《晋书·职官志》） ，可以对当地实现政治影响，于是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杨骏势力刻意将始平国和扶风国这两个诸侯王早于秦王进入关中的王国改往他处，目的是强化秦王在本处的存在感，并尽量排除已成年的前始平王、现楚王玮（司马炎子）以及扶风王（司马亮侄）对相关地区继续施加影响。继嗣前前任始平王，即始平哀王的汉王迪，此时尚幼，且户封远不及秦王，因此在杨骏和司马炎双方看来，他对秦王柬远不能构成威胁。
总的说来，上述格局可同时被杨骏和司马炎利用，且利于杨骏的成分更大于司马炎。秦王柬、楚王玮、淮南王允，就在这样一种父皇和国丈各怀心事、彼此算计的诡异氛围中，分别启程前往自己的封国兼所镇。
司马炎与杨骏一党，则继续就司马亮是外镇还是居中辅政进行拉锯，最终在司马炎临终意识不清时，由杨芷主导了遗诏：杨骏辅政，司马亮出镇。太熙元年（290年）四月，司马炎去世，谥号武皇帝，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改年号永熙，司马炎最为担心的杨氏专权由此开始。
作为杨氏的外孙，秦王最先被召回，从骠骑将军一路升迁到“录尚书事”的侍中。杨骏、杨芷内外呼应，总揽朝政。杨氏亲党控制禁军、排挤宗室，且执政无能，为人短视，赏罚不明，迅速激起朝野上下尤其是宗室的强烈反弹，而司马亮此时并不敢直接讨伐杨骏。然而有意干预政事的惠帝皇后贾南风，因为嫉恨杨氏专权，同时误以为杨芷在司马炎在世时曾构陷过她，一心寻找机会摧毁杨氏集团。
在被司马亮婉拒之后，她转而联络了楚王司马玮，并得到了楚王玮的同意，楚王玮遂上表请求入朝。杨骏这时又记起该害怕楚王所掌握的大州兵权，于是有意让他到中央担任闲职牵制地方武力，便同意了其入朝请求。这里要提到的是，不确定是贾后出面，还是楚王玮出面，但这时在贾后—楚王玮的联盟中，一定有人联络了司马炎安排的另一个负责制衡后党的大区军事指挥官，即淮南王允。因为在《晋书·惠帝纪》中，永平元年二月癸酉（二十日，291年4月6日），镇东将军淮南王允，是同镇南将军楚王玮一同入朝的。随他入朝的，还有淮南内史 刘颂。
三月辛卯（初八，4月23日），楚王玮等到达京城洛阳；针对杨氏家族的政变随即连夜发动，配合他们行动的，是前文提及的东安公司马繇。结果杨骏被杀，三族被夷，数千人被株连。
西晋“镇南将军章”金印，1991年刘弘墓出土，湖南省安乡县文物管理所藏
次日大赦，改元元康。司马亮被征还朝，留秦王柬为大将军，但他的执政方式依然不惬贾后与众人之意。尤因司马亮忌惮楚王玮，希望剥夺他的兵权，而与政变后掌握禁军的楚王矛盾突出。这种情况很快被人利用，贾后也从中借力，于当年六月甲子（十二日，7月25日）密诏楚王除掉汝南王司马亮和与他政见一致的太保卫瓘，由楚王进行又一轮大清洗。次日，贾后立即以“矫诏”的罪名处死了楚王，进行第三轮大清洗，彻底完成一石二鸟之计。到此，贾南风完成了其日后专权的全部准备。
这是“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对这3个多月起落跌宕的事变细节，前人研讨成果颇丰，本文不再赘述。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贾后以惠帝名义颁发给楚王玮的最后一道诏书原文中，第一个被点名要求必须参与楚王行动的，就是“淮南”，即淮南王允。
在六月十二日的政变中，长沙王乂为步兵校尉，守东掖门（《晋书·长沙厉王乂传》） ；成都王颖时为越骑校尉（《晋书·成都王颖传》） ，位置不明；淮南王允此时还在京城，并与前述两位分别带领禁军一营的亲王协同行动，位置同样不明。
此外，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是，楚王临刑前的记载：与他流泪相对，听他诉冤但无能为力的监刑者，是尚书刘颂。
我们应该还记得这位刘颂，他是淮南王允的首位国相，曾是淮南国臣之首。按《晋书·刘颂传》记载，他在任上颇有声望，政绩突出，心怀国政，也陪着淮南王入朝参与诛灭杨骏家族的政变。当夜他即被任为三公尚书，主持朝廷法制，很快又获得高度赞誉，以至于在这个彼此都不愿意的场合，与楚王最后一次相见。由刘颂的升职，我们可以大体推断出，在对付杨骏之时，淮南王阵营所起作用，除了配合战斗，更多的应该是参与善后处置，毕竟直接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并不是他们。贾后显然也并不觉得他们如楚王一样，是必须立即除去的威胁。
晋王朝洛阳城
另外，按《荀岳墓志》记述，颍川荀氏家系不明的荀岳 ，太康十年五月十七日出任始平王屯骑司马，永熙元年（290年）担任楚王玮的镇南参军。他在楚王玮入朝之前的永平元年二月初三被朝廷（杨骏集团）解职，授任山阳令，但直到诛灭杨骏的政变尘埃落定之后，才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任。山阳、洛阳相去未远，而荀岳行程如此之迟，其间极可能随楚王参与过政变。政变结束之后，奉命将太后杨芷送往永宁宫监禁的，是荀崧的从叔后军将军荀悝，这是司马家的外孙。
可以推测，在整个诛灭杨骏集团的过程中，颍川荀氏有代表性的各房支，都有基本没闲着的成员，他们甚至还可能继续追随荀勖支系和贾充家族、荀氏家族其他房支展开频繁互动。
本阵营的谨慎和荀氏的配合，遂令淮南王允在连续参与贾氏诛杨氏和楚王攻灭汝南王亮、卫瓘两场重大政变之后，成为还能全身而退的唯一一位近支亲王。他确实和楚王玮一起实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许——制衡宗室与外戚，乃至制裁以杨骏为首的后党，替宗室夺回权力；但汝南王亮和楚王玮的死亡，尤其是后者，昭示了贾氏一族已成为新的后党，而且比杨氏更难对付。此时的淮南王阵营，因为迭起的诛戮，也已经失去了不少最初的伙伴。如果还想要继续承担父亲的希望，淮南王司马允，将不得不承受更多的隐痛，也必须做出更多的改变。
现在，我们来重新梳理一下元康元年之后，西晋的皇族政治版图发生了哪些微妙变动？
这年四五月间，楚王过继给毗陵王的儿子因故去世。（《晋书·惠帝纪》） 六月，楚王被诛，母弟长沙王被贬为常山王，受遣之国，户数由33000户降为24000户。（《晋书·惠帝纪》《晋书·地理志》） 楚王兄弟子侄名下三国，两国被除，一国被削，皇子王中的楚系遭遇重挫。七月，晋政府从扬州、荆州分出10郡，设立江州，其中扬州7郡为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3郡为武昌、桂阳、安成，目的是细化地区行政，对潜在的暴动加以防范。（《晋书·地理志下》） 而且从之前扬州地区的东吴旧人起事可知，其暴动区域就在建邺（建康）周边的三吴地区和此次划归江州的南康。淮南王进为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江、扬二州，等于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对原荆州三郡的军事领导权。九月，秦王柬去世，无子。作为秦王柬年龄最长的在世弟弟，淮南王允仿佛顺理成章地将又一个儿子司马郁过继给了秦王柬，嗣封秦王。这时候皇子王中淮南系的国秩来源地，涵盖了秦国、汉国（汉中郡）和淮南国。需要注意的是，雍州全境有7个郡国，含39个县，太康时期户数约为99500户（《晋书·地理志上》）， 而秦王柬太康十年徙封秦国，邑80000户（《晋书·秦献王柬传》） ，户数在封于西晋政权核心地区诸王中最多，几乎全食一州。
淮南王初封濮阳时，其国已有50000户，即便改封淮南后仅仅全食一郡，户数降至33000户，但在其两个年幼儿子的食邑——汉王迪的至少15000户、秦王郁的80000户的先后加持下，他能掌控的经济力量，仍然相当可观，元康元年之后合计已近13万户。与此同时，淮南系中淮南王允的母弟吴王晏此时毫发无伤。吴王同样于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阳、吴兴、吴三郡（《晋书·吴敬王晏传》） ，其中丹阳51500户、吴兴24000户、吴郡25000户，实际封户已逾10万户。江左诸封国“三分食一”（《晋书·地理志上》） ，可见国秩在地方赋税中占有的比例极高。当时南方的开发虽不全面，但吴王所封三郡，生产力和中原的差距并不会像岭南等地区那么大，其国秩总量可想而知。《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曾载一故事：裴楷每年都向梁王、赵王请求提供二国租钱，其额达数百万，以赈恤内外亲戚中的贫困者。《晋书·裴楷传》记载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该版本中所涉金额虽较少，但也被记为“百万”。梁、赵皆为次国，食邑不过1万户之上、2万户之下，每年两国租钱亦足以承担裴楷的大额有借无还。淮南系诸王的年入水准，借此当能大致推算下限。
拥有如前所述的经济实力，无论淮南王还是吴王，分头进行任何行动，资金保障都足够充分。并且吴王此时年仅十一二岁，尚未之国，还在洛京，因而可以与留京的荀氏家族成员一起，同淮南王允、荀崧等互通消息，但远离洛阳的地缘格局，仍然使得淮南王鞭长莫及。
元康元年三月庚戌（二十七日，291年5月12日），刚刚由公晋封为王的东安王繇正在准备废后，却被亲兄谗害免职，流放到辽东带方。在此之前，消息已经走漏，因此引起了贾氏的严重忌惮。
四月癸亥（十一日，5月25日），在杨骏家族败亡已将近两月，汝南王亮还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时候，晋朝以征东将军梁王肜为征西将军，领西戎校尉，接替秦王都督关中，很快又让其加督梁州，头衔也被晋升为征西大将军。汝南王亮、卫瓘、楚王玮都被除去之后，当月司空、陇西王泰获得“录尚书事”的权限。（《晋书·惠帝纪》） 司马泰是宣帝司马懿的侄子，在“楚王玮案”中间接支持了贾南风一方，所以得到了司马亮、卫瓘空出来的权限，便于贾南风继续控制朝政。
八月庚申（初九，9月19日），赵王伦为征东将军、都督徐兖二州诸军事；河间王颙为北中郎将，镇邺；长沙王乂被贬。己巳（十八日，9月28日），汝南王次子司马羕晋封西阳王。辛未（二十日，9月30日），司马泰的世子司马越被另封为东海王。可以看出，此时汝南王亮诸子的经济实力并未明显受损，8岁的司马羕更被安抚性地晋爵为王，但无论汝南王亮一系，还是琅琊王伷一系，在中央的存在感，都随着司马繇的被谮放逐、司马亮及其世子的被害，以及两支大宗都由始封王年轻的嫡孙（汝南王祐的年龄不详，但推测他尚未成年；琅琊王睿16岁）“小鬼当家”的现实，而迅速被削弱了。扶风王骏一系的影响力本不及这两支，自然迅速地淡出了核心暴风圈。作为意欲专权的皇后，贾南风除掉楚王，又将淮南王礼送还镇，并不愿意让皇弟们掌握中央大权。
她一方面尊崇宣帝兄弟所出的旁系远支宗室司马泰，作为愿意与宗室合作的一种政治表态；一方面在与皇室血缘相对接近的宣帝大系中，有意疏远曾备受司马炎关注的汝南王系和多年颇受疑忌并切实威胁过她的琅琊王系。故而她干脆绕过宣帝伏夫人一系，以免这些曾拥有影响力的宗室支系卷土重来。她也不敢重用与皇室亲缘最近的平原王（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同母弟）一系，最后可供她拉拢、援为羽翼的宣帝诸子，就只剩下年龄次小的梁王肜和最小的赵王伦。
九月甲午（十四日，10月23日），秦王柬去世。辛丑（二十一日，10月30日），贾南风召征西大将军梁王肜入朝为卫将军、录尚书事；又以赵王伦为征西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并很快晋升其为征西大将军。至此，贾后专权时期的宗室框架基本成型。可以看出，这时贾后关注的重心，仍是死死抓住关中。同时，她也没忘了继续在中央安插自己人。梁、赵二王在朝中缺少羽翼，实力远不足以抗衡借力皇权的贾南风，而且相对诸皇弟而言，他们又属远支，对贾后的威胁性较小。在愍怀太子嗣位稳固时，他们并不会轻易做出挑战帝室、问鼎至尊的动作，这便是贾南风所看重的。
前述格局，也带来了宗室力量短时期内无法撼动贾后的效果。在进行如上安排之后，贾后于次年初剥夺了废太后杨芷的侍从和正常饮食，使其在二月初一（292年3月6日）“绝膳而崩”。
如此血腥的政治斗争，突然集中在一年内爆发，也令贾家旁系人员感到了恐慌。贾后从兄弟、侍中贾模因此约请贾后姨弟、时任左军将军（或侍中）的裴頠和贾后从表姊妹的丈夫、时任黄门郎（或北军中候）的王衍，再次试图废后，但因王衍半途反悔而不得不作罢。西晋朝廷内外，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元康二三年基本没有大事载入《晋书·惠帝纪》。
此时，淮南王派系最有力的财源与人力资源地——关中，持续由贾后一党的军事长官坐镇。而淮南王的兄弟大多凋零，还在世的有：清河王遐，但他好色无能，因为对元康元年政变中卫瓘灭门负有重大责任，而得不到以士族为主的舆论拥戴，在元康元年之后就不再有仕宦记载；长沙王乂，他被贬赴常山，尚在河间王颙的可监控范围之内；14岁的成都王颖和11岁的吴王晏虽有官职，却未获得实权，并且吴王的智力与身体状况都很令人担忧（《晋书·吴敬王晏传》） 。远在东南的淮南王允可谓孤掌难鸣，这几年内需要足够谨慎和小心。
元康元年（291年）七月，西北、华北、东南大区的宗室持节都督
元康元年（291年）九月至元康六年（296年）五月，西北、华北、东南大区的宗室持节都督
不过，在荀崧等王国官以及镇东府幕僚的协力辅佐之下，出镇江州、扬州的淮南王允，虽然年轻，但至少保持了在镇平稳，旧东吴势力在这几年里并未起兵。此外，他对贾后势力，或者以贾后为代表的西晋当朝势力，还表现得相对比较恭敬，是以相安无事。太康十年，跟随他之国的班底中，如他的镇东府参军潘尼，元康初也正常任满回京。
定型：淮南镇东，坐断江、扬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至元康七年（297年）
淮南王允出镇扬州之初，随同他赴任的淮南内史刘颂，曾为文帝司马昭、武帝司马炎在魏时的幕僚。刘颂在司法、律政方面有丰富的学识和经验，治郡有方，颇有政绩，很快在任上传出了极佳的口碑。淮南国及其首府寿春是三国曹魏、西晋长期控制的地盘，因此有着较好的民意基础。不过此地与东吴故地接壤，东吴战亡大将的家眷在吴亡后皆迁徙于寿春，且淮南王所督镇的扬州，有很大一块地方，即吴王所封的吴、吴兴、丹阳三郡，正为东吴的首善之区，非常便于观察此时东吴旧人的情况。刘颂很快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上表，奏达当时的皇帝司马炎案前。
在这封表章之中，他指出三吴民风悍烈，扬州驻军又精且多，让未成年的吴王现在就到封国去，容易被人挟制和利用。他又指出：由于痛惜亡国，江、扬二州地区基层对西晋政府的认同感，始终存在某种疏离，“吴人不附”。这个判断非常合乎事实，因为“吴人不附”直到怀帝永嘉初年，还是一个棘手的现象，虽然原因略有不同。针对前述问题，刘颂提出的处理方案，是希望朝廷另封一位20岁以上（恰恰与淮南王允年龄相若）的同姓诸侯王来镇抚东吴故地，以期“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虽然他对皇帝解释说，他的目的，是希望“内兵 得散，新邦乂安”，但这个方案执行起来的效果，将是东吴旧人完全服务于受封吴国的诸侯王，只做王国官，而不用去谋求中央朝廷命官的职位。那么，援用、征辟江东士人的恩惠，就将来自这位诸侯王，而非皇帝；江东士人一旦出仕，所建立的君臣关系，其对象也将是和自己的国王，而非中央的皇帝。它等于提议让吴王国截断中央从吴国地域吸引、延揽人才以绥抚当地的正常路径，生生再仿造出一个坐断东南来。在太康中期已下诏征用江东旧人的司马炎，面对这种提议，内心不知有怎样的风云变幻。而更加要命的是，刘颂提议的计划，需要一位20岁以上的吴王来执行，但司马炎已经没有这个岁数的儿子，也不可能容忍一个旁系宗室来扮演“坐断东南”的角色。所以司马炎批复的时候，根本没提这条；但在实际执行中，倒是相当程度上，由淮南王允在职权范围内处理扬州地域内的新人事任命。
刘颂又提出：国王内部的军事建设，优于王国内部的礼制建设。他同时提议增强诸侯王对封国境内的人事任免权。在他看来，除内史之外，其他一切王国官以及王国内部事务，诸侯王都应有权全权处置，因而王国必须首先保证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王国的国相，刘颂弄出这样一条明显有利于诸侯王但不利于中央的提议，自然很容易引起君主的疑虑。司马炎当时的批复是“封国之制，宜如古典”，意即“你少给我折腾新花样”。
从刘颂上面几条建议可以看出，淮南王允的阵营，从主君出镇扬州开始，心思就非常活络，甚至引起了司马炎的警觉。年长者如刘颂已然如此，年少者可想而知。在进入惠帝元康年间之后，刘颂所提出的设想，仍然是他们努力的方向。由于淮南王权限的扩大，他们有了更多机会。当然，在贾后当朝时期，这些设想实现起来，需要更加谨慎。
淮南王允在元康二三年间的幕府状况不甚明确，这显示除荀家之外的北方籍幕僚后续发展没有大的亮点；同时可以推测他本身仍然缺乏扬州当地顶级门第士人的支持，是“吴人不附”的一种表征。此外前面已经提过，太康三年到太康八年，扬州地区的东吴旧势力发起了3次起事，领导者分别为旧东吴下级军官、基层干部与普通民众。再从太康八年算起，倘若东吴旧人还有余力起兵，则下一个爆点，可能就在元康二三年间，抑或因前两次打击被削弱了实力，而导致稍晚一些。所以对淮南王允来说，他处在一个有点麻烦甚至处置不当可能存在一定危险的境地，他需要一个足够稳妥的转机。
晋平原内史陆机（261—303年）像，刻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清孔继尧绘，石蕴玉正书赞，谭松坡镌，为《沧浪亭五百名贤像》之一
转机很快就到来了。在藩的西晋诸侯王，按理需要3年一入朝。元康四年（294年）正月的淮南王入朝，不同于元康元年的提前自请入朝，因为纯属照章办事而显得波澜不惊，没有在《晋书·惠帝纪》中留下痕迹。本次入朝对淮南王的意义，应该仅止于再次观察朝廷动向，并且探望已近15加冠之年的母弟吴王晏，但在此之后局势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元康四年，吴王晏“出镇”淮南；其年秋，太子洗马陆机调任吴王郎中令，接替从吴王郎中令调任尚书郎的姐夫顾荣。陆机本人的回忆是：“朝廷欲抽引远人，绥慰遐外。故……殿下东到淮南，发诏以臣为郎中令。”（《诣吴王表》） 可知此次外任在其理解中，正是出于绥抚吴人的目的，且发生在吴王晏到达淮南之后。任命来得比较突然，同样据陆机本人事后回忆，他这次调职，愍怀太子甚至来不及设宴为他饯行。（《皇太子赐宴诗序》） 此行之前，他在《元康四年从皇太子祖会东堂诗》《祖会太极东堂诗》中表示：本年上半年未有高层人事变动，恐此宴即为随愍怀太子侍从惠帝赠别吴王。他本人离开洛阳时，东宫则未置宴，这令他颇悬情于心，且迫使他不得不“夙驾寻清轨，远游越梁陈”（《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 ，匆匆追随吴王的足迹而去。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得到西晋官方更多的解释。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推知，临时征调陆机，应是淮南王允、吴王晏兄弟此番相见后商定的计划。
陆机为东吴丞相陆逊之孙、东吴大司马陆抗之子，同时也是东吴长沙桓王孙策的外曾孙。其家本系江东大族，兴起于东汉，而其本人因祖、父、兄三代余烈，在旧东吴军方人士眼中，具有特殊的象征地位。同时太康元年，西晋将旧孙吴政权的战亡大将的家眷集中徙于寿春，监视居住了一段时间。寿春正是淮南国都，也是淮南王允幕府所镇。无论淮南王允兄弟是出于绥抚吴人还是结援吴人的考虑，陆机成为首选对象，都完全可以理解。陆机本贯扬州，因此这也是对刘颂上表司马炎所提愿望的曲线实践。另外，陆机与淮南王文学荀崧的订交 ，最晚当不迟于此时。无论考虑家学、爱好还是先辈声名，这都是一场堪称门当户对的交游。荀崧以自己和陆机稳固的私人关系为基础，令淮南王允快速地在扬、江二州（尤其是旧东吴的首善之区扬州）深入扎根，以获得更多可供互为倚赖的资源。
它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十余年后的永嘉元年（307年），还是安东将军、琅琊王的晋元帝，移镇建邺时，其高级军事助手王导所采用的策略，正是以此为母本。彼时对这一策略的改进和灵活运用，使元帝幕府仅仅在数年之后，便能在九州乱离、四海土崩的背景下，强行支撑起后来成为东晋的半壁江山。而在暂时“海内晏然”（《晋书·张华传》） 的元康中前期，这一布局从容施展的空间，显然更为有保障。在逐步展开的过程中，它至少有助于西晋对占领仅十余年的旧东吴核心区域施加更为深广的影响力，从而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身为西晋政府在本地区最高军事存在的淮南王允，也可以在当地迅速培植起人望。
从另一方面讲，无论淮南王允还是以荀崧为代表的颍川荀氏家族，在洛阳都有充分的人脉和政治影响力，陆机与他们合作，可以进一步推动旧东吴士人向西晋地方到中央政权的渗透，且令自己独在异乡漂泊的负面感受不再那么强烈。淮南王允—颍川荀氏集团，则可借此加深他们对东吴故地的掌控，扩大和巩固实力。
需要一提的是，诸葛亮孙诸葛京，最终任职为“江州刺史”，江州正是淮南王允假节都督的二州之一。淮南王离镇之后江州刺史大多可考，但均非诸葛京。按诸葛京年龄推算，他与淮南王允有过合作的可能性极大，并且时间在元康中前期的可能性大于中后期。如此，在淮南王允所负责的军区范围内，出现了至少3家（可能4家）三国名人子孙扎堆的戏剧性插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师联盟。但诸葛京相关记载太少，本文无法深入讨论，只能姑且系于此。况且对身处吴国故地的司马允而言，争取顾荣、陆机合作的重要与急迫性，显然大于争取诸葛京。
元康四年至元康六年间，扬州刺史是蜀郡郫县人何攀；江、扬二州刺史与本大区最高指挥官淮南王，至少有行政互动关系。至于本时期二州刺史，是否同时有将军头衔以兼领州郡兵权，从而在军事方面成为淮南王的直系下属，则暂时不得而知。
对上述这些情况，曾任淮南王镇东参军的太子舍人潘尼十分敏感。所以在赠别陆机时，他便已指出：“祈祈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国之纪。帝曰尔谐，惟王卿士。俯偻从命，爰恤奚喜。”（《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 除了强调陆机一族在旧东吴势力中声望、地位之高以外，末二句用典出自《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有关孔子家风的评价，俨然以陆机比作儒家圣人孔丘，赞美陆家“每受重任而愈恭”的德行。本诗起兴用典为延陵季子，前后各章也几乎从头恭维到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客气；陆机答诗遂投桃报李，颇致丹诚。数年后嘲讽陆机此行为“左宦”的贾谧、潘岳，此时未有发表任何相关言论的记载。
出自河南洛阳的西晋灰陶牛车
俞士玲老师的《陆机陆云年谱》及刘运好先生在《陆士龙文集校注》卷九《国起西园第表启》的批注，都判断陆机此行主要是为协理吴王生母（即淮南国太妃李晔）的丧事。俞老师的观点，来自《国起西园第表启》的相关文句，谨将此节文句抄录如下：
昔淮南太妃当安厝。臣兄比下墨机时为郎中令从行，太妃令追称先帝养生送终，事从节俭。令宜奉用遗制，不事丰厚。令旨恳切，言归于约。
解读此段文字的关键，在于对“下墨”如何训释。刘先生判断“墨”为墨绖，即丧服；俞老师则只泛言“与丧葬有关”，未做具体判断，是为存疑。其实晋人文章之中，“下墨”为“落笔”之意，如王羲之《书论》：
先学执笔，若真书，去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头三寸一分。执之下墨，点画芟波屈曲，真草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
此处“落笔”之意甚明。“比”可训为“临近”或“及”，则“臣兄比下墨”句，恰恰可以和下文相结合，说明淮南太妃薨于陆机到淮南后。“机时为郎中令从行”，文气难与前后衔接，此节文字辑自《艺文类聚》，恐非原貌，而为本集原注阑入。谨将原文重新标点如下：
昔淮南太妃当安厝，臣兄比下墨（机时为郎中令从行），太妃令追称先帝养生送终，事从节俭；令宜奉用遗制，不事丰厚。令旨恳切，言归于约。
因此可知淮南太妃有关自己身后丧葬规格等遗令，是由陆机执笔上奏的，而陆机数年后所追述的“臣本以笔札见知”（《与吴王表》） 云云，可落实于此。
淮南王允为吴王晏母兄，按理太妃去世，应为丧主，而吴王晏的王国官却在此时表现得如此抢眼，实为吴王甚至淮南王器重的旁证。如前所述，这对兄弟如此急调陆机任职吴王的王国官，首要目的是借助他在本州的声望与特殊身份，并非看中他的文才。这与陆机入洛之后的仕履极为相似。在担任吴王郎中令前，陆机先为录事太傅杨骏祭酒，后为太子洗马，仕履看齐西晋名臣卫瓘之孙卫玠，充分显示出元康初期西晋朝廷对部分东吴高层的江东大族进行绥抚（或称拉拢）的政策倾向。而具有这般身世的陆机，自然不甘心仅被当作诗人，或被当作某位诸侯王的代笔人。在当时，重要人物的记室（秘书）往往与闻机密，多被看作心腹之人，是以“以笔札见知”之类，恐怕只是陆机的谦辞或个人感受，但是这足以说明：他的“笔札”之能，即处理各种应用文的能力，在他和淮南王、吴王合作关系建立之初，发挥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司空张华（232—300年）像，取自清同治年间修撰的《江苏吴江张氏宗谱》
另外，以顾荣仕履推论，他入补尚书郎，很有可能正是此年。两位有通家之好的东吴名门之后，至此得以在西晋中央政府和地方，各自展开自我规划。初时即对吴人入晋之后前途、命运密切关注的陆机、陆云兄弟，到此也有了更进一步联络故旧的空间。
元康五年（295年）二月，裴頠兼任吏部尚书。同年三月，陆机还京，原因可能是随从吴王送丧归洛，并受到了愍怀太子迟来但依然热情得足以令他表示振奋的宴会关怀（见《皇太子赐宴诗》及其序） 。几件事情看似毫无瓜葛，不过本年裴頠又动了废后的念头。他找来商量的，是上次约过他的贾模和他所信赖的前辈——中书监张华。此时贾模已潜执权势，且利用这些权势贪污受贿，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故而明确提出了反对。
张华的意见因与贾模基本相同，而被史官特意记在了一起。张华表示：惠帝并没有废后的意思，如果大臣专擅而行，惠帝内心会有不同意见（意指会被秋后算账）；并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倘若贸然行动，恐怕会累及自己，甚至危及国运，并没有一点好处。（《晋书·裴頠传》）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诸王方刚，朋党异议”。先说“诸王方刚”。“方刚”意指人壮年强盛，如稍晚些时候的王豹致齐王冏笺：“河间树根于关右，成都盘桓于旧魏，新野大封于江汉，三面贵王，各以方刚强盛，并典戎马，处险害之地。”时为永宁二年/太安元年（301年） 。其中河间王颙、新野王歆当时年龄未明，然而受封时尚称为“少”，此时当不满40岁，而成都王司马颖则为24岁。稍早些时候，曹魏董寻谏魏明帝书言“陛下春秋方刚”，时为景初元年（237年），曹睿32岁。陆机《百年歌》则谓：“四十时，体力克壮志方刚，跨州越郡还帝乡。”20岁尚称弱冠，由此可大致锁定“方刚”年龄区间，在20—50岁之间；且《百年歌》是谓“志方刚”而非“年方刚”，则指代年龄的“方刚”更应以20—40岁为宜。司马懿诸子中，琅琊王伷、扶风王骏等均在曹魏正始元年（240年）受封亭侯，时琅琊王14岁，扶风王8岁；司马懿诸孙中，司马炎以曹魏嘉平中受封亭侯，时年应大于14岁；梁王、赵王均于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受封亭侯；至元康五年，所列诸王按理已称不得“方刚”，当可排除在外。
再论“朋党”。当时陇西王泰一支尚未形成大的势力，远支宗室唯河间王颙等为方镇大员，汝南、琅琊、扶风（顺阳）等系一则诸侯王大多年少，二则封地位置也较外围，未必令张华如此忌惮。皇弟年20岁以上者，淮南王之外，唯有清河王，但清河王早已出继叔父，性情懦弱，遇事不表态，唯一的爱好就是渔猎女色，他也不跟外人尤其是士族、朝臣多接触（《晋书·清河康王遐传》） ，根本形不成朋党。有朋党者未必方刚，方刚者未必实有朋党，同时满足有关条件者不多，必定包括但可能不局限于时年24岁、盟友含颍川荀氏家族的镇东大将军、扬江二州都督淮南王允。
《女史箴图》，（晋）顾恺之绘，大英博物馆藏
此时淮南王在江淮，河间王在河北，所形成的局面，可姑且套用王豹谏齐王冏的句式：淮南树根于江左，河间盘桓于旧魏，秦王大封于关中，二贵王乃各以方刚强盛，并典戎马，处险害之地。差别只是秦王郁年龄还小，不可能典兵。日后赵王篡位，齐、成都、常山、河间四王等起兵与之相争：河间王初时首鼠两端，发兵至潼关时战争已结束；常山王兵弱，为成都王后继部队；成都王当时镇邺；齐王所任恰是镇东大将军。实际上，日后的起兵主力正来自元康五年时淮南王、河间王所在的江淮、河北两个方向，而围击洛阳，可以3月功成。诚然赵王篡位不得人心，但贾后元康前期的专权，也已不得人心，由此，张华基于其多年政坛沉浮的经验，对诸王颇怀戒备，可以理解。
淮南王的盟友荀氏家族，台面上尤以荀勖一支最为引人注目。荀勖的为人颇受时人舆论恶评，且张华曾遭遇荀勖暗算，与荀勖家族素有恩怨。荀勖与贾充有过互为表里的配合，太康后期荀勖似乎稍还占优；一旦除去贾后，荀勖家族就有可能取代贾、郭二族，与淮南王允内外相应，从而坐大。元康朝张华得以驰骋才智，有赖于贾后倚重，裴頠、贾模也是贾后亲族，会不会在废贾过程中受到冲击，实在难以逆料，而万一他们被取代，后继者未必有他们的能力；所以张华博闻多能，出于自信而担心除去贾后情况更糟，本在情理之中。
“诸王方刚，朋党异议”的事实如此明显，即便一心废后者如裴頠，也不得不承认，贾、张的判断有道理。张华进一步劝说裴頠放弃废后计划，建议他尝试和贾模劝说贾后改变性情，这与《女史箴》策略一致，更令人深疑贾、张先前对裴頠的反对意见，主要还是张华的看法。
此后张华作《女史箴》，贾模频言祸福以谏贾后，裴頠则日夜劝说贾后之母郭槐，希望她劝诫贾后着眼长远、善待愍怀太子；郭槐也确实如裴頠所望，甚至频频训责冒犯愍怀太子的外孙兼嗣孙贾谧。但贾后与贾谧都拒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贾后甚至因此逐渐疏远贾模。
元康五年底，张华的危机感达到了新的高峰。当时武库因故起火，张华担心有变乱发生，所以先派军队控制了现场和洛阳各重要单位，再组织对火灾的扑灭工作。这件事在《晋书·惠帝纪》和《晋书·张华传》上都有记载。吊诡之处在于《晋书·张华传》将第二段文字放在张华对赵王伦的抵制事迹之后，这容易令人产生一种误会，即张华是担忧梁、赵二王生变。但赵王相关一系列事件中，发生最早的所谓“氐羌反叛”也在翌年，如此书法恐怕是唐代史官为贤者讳。张华此刻所忧虑的，绝不是当时同属贾氏阵营的梁、赵，而在不便明言的其他。
与此相对，前淮南内史、现三公尚书刘颂的弟弟刘彪，则对救火表现得非常积极（《晋书·刘颂传附刘彪传》） ，显示出淮南系人员对如何处置武库起火一事，有着和张华并不一致的判断。并且，在此任京官任期满后，刘彪还将出任荆州刺史。
到了元康六年，由于赵王伦是个文盲，坐镇数年，赏罚失当，少数民族频起暴动，尤以齐万年起事为烈。西北告急不说，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是：郭槐去世了！
郭槐的去世，使得贾后与贾谧对愍怀太子的恶意，失去了最有效的牵制。但此时贾谧不得不居丧在家，双方的矛盾暂时还未有严重激化。据陆机本人回忆，他回到朝廷，应该在当年关中羌人起事以及他本人担任尚书中兵郎之前。（《思归赋序》） 当时尚书省共有35曹、23郎（《晋书·职官志》） ，也就是说有些尚书郎可能同时兼管好几个曹。而原则上，每个州至少应有一个郎的名额。这些情况我们后面还会再次提到。
晋清河内史陆云（262—303年）像，刻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清孔继尧绘，石蕴玉正书赞，谭松坡镌，为《沧浪亭五百名贤像》之一
35曹中，有左、右中兵二曹，陆机所任应为这二曹共同的主官，具体执掌不明。以《北堂书钞》卷六十九干宝引《司徒仪》所记的东晋司徒府中兵参军的职权相参照，这2曹或许分领中央军装备与人员两类之一。羌人首次起事在五月，齐万年领导的起事则在八月，因此陆机在“与闻军政”同时，情绪极纠结地判断自己这次无法顺利请假回家。以《思归赋》正文及序参证，陆机在洛时间可能超过半年。同样在元康六年，贾氏一党的石崇，从太仆卿改任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石崇《金谷诗序》）。 从地理位置上看，其监军范围，适在淮南、河间二王都督范围之间。最晚在同一年，石崇妻子的伯父兼石崇姊夫苏绍，出任吴王师。苏绍父祖两代，分别有“忠义有智意”和“刚直疾恶”的声誉，本人在当时可能还有较高声望，因此如陆云等吴王卿佐，一二年后仍以为他是最适合这一职位的人才。陆云此前为浚仪令，因受上司排挤弃官还家，该年接替其兄出任吴王郎中令。淮南系诸王与江东大族的联系借此进一步加强。陆机对自己出任尚书中兵郎的追述，则是“殿下以臣为郎中（令），命转中兵郎”（《与吴王表》） 。可知他担任此职，是承担了吴王的某些意图，亦即淮南系的某些意图。淮南系四国之中，最大的封国是秦国，此后西北战事大起，越多自己人在朝廷内任职，则越有助于淮南系对自身利益的把控。
此外，在与荀勖家族、淮南王外家李胤家族关系皆非常密切的冯紞家族中，与陆机交好的冯紞之少子冯熊，当时担任着兼领左、右外兵曹的外兵郎（《文选》卷二十四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李善注引《晋百官名》） ，可以与担任中兵郎的陆机里外照应。冯熊本人与陆机相识于元康二年左右开始的东宫任职期间，也已形成数年的私谊，并且在此后一直维持了下去。
该年裴頠尚在吏部尚书任上（元康七年，领导权曾短暂地由其岳父王戎接手过）；张华接任司空；淮南系向贾氏示以服从。而二陆为江东旧人鸣不平、希望推荐他们得到更好职位的书信表章，在元康六年之后密集出现，形成了一个高潮。以往研究多认为，二陆至此已获得了比较好的话语平台，所以可以反过来关照其他东吴旧人，并成为江北东吴旧人的领袖。判断诚然非常准确，但低估了二陆所获得平台的影响力。
元康六年（296年）五月至元康九年（299年）正月，西北、华北、东南大区的宗室持节都督
裴頠先前曾令荀勖之子荀藩完成其父修治钟磬礼乐的遗志，甚至提出过以荀勖所用周尺为准改造全国度量衡体系的不可能计划，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荀勖身后在朝中影响力的淡化速度。另外，以吴王让陆机去做中兵郎，他还就做成了这点来看，裴頠对淮南系起码没下什么绊子，甚至还有所配合。此后二陆推荐东吴故人的笺表书议等仍然不断，从陆云以吴王郎中令身份致函太常，到陆机对贵为司徒的王浑或王戎任用人员方案提出观点明确的不满；相当部分的东吴旧人，因此能够在西晋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尤以扬州士人居多。他们以淮南王与淮南系为依靠，但反过来又增加了淮南王允在镇的威惠，且能被培养成支持淮南王与淮南系的另一支后备力量。
西晋王侯婚龄与加冠大致接近，多在15岁。考虑到淮南太妃去世和吴王纳妃不知孰先孰后，而淮南太妃有很大概率在元康四年即吴王14岁时去世，那么荀勖一个年龄较小的女儿被立为吴王妃，最迟应该在元康七年或八年，因此本阶段吴王大兴土木可能与其新婚有关。此次婚姻更加强化了颍川荀氏台面上最强的荀勖支系与淮南系诸王的关系，由此“朋党”之势更煞有介事。然而本阶段吴王一方面忙于享乐，称病不朝；一方面放任部属尤其是国兵滋民扰民、破坏纪律，引起了洛阳治安问题。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吴王的声誉，因此激起陆云的极大不满和忧虑，频频上启抗议，但吴王虚心接受却坚决不改，令陆云在一部分启文中流露出失望之情。与此同时，贾后也令宦官加紧引诱愍怀太子沉溺于游戏和享乐，以破坏他的名誉。
试水：荀、贾破局，国史激辩
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年）
西北战事尚未结束，元康八年（298年），秘书监虞濬以陆机学问与文笔出众为由，请他转任总领史职的著作郎。同样来自扬州的褚陶因此接替陆机，担任尚书郎的职务，其才能出乎张华意料之外，使张华显露出对陆机的笼络之意。同样在此年，贾谧丧期未满，便起复为秘书监，接替虞濬，于是本年朝廷中一件闹得很大的事情——《晋书》限断争议，即将上演。与之伴生的花絮，则是两年前贾谧令潘岳代笔赠诗陆机，而陆机也随即作诗回复之事。
晋黄门郎潘岳（247—300年）像，取自清光绪年间修撰的《浙江萧山潘氏宗谱》
《陆机陆云年谱》判定这次诗作赠答事件发生于元康八年，理由是贾谧方面赠诗有“自我离群，二周于今”等句，俞老师认为它直接对应贾谧丧期未满而起复的事实，虽然《文选》所收录的陆机原序自称作于元康六年，但俞老师认为其中可能有删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类书文献如《北堂书钞》等，将“优游省闼，珥笔华轩”等本诗的句子选入“尚书郎总”条下，显示出南朝后期到初唐，对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个相对一致的判断，即陆机担任尚书郎期间。陆机曾两任尚书郎，一次是在元康六年，一次是在元康八年或九年。在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文选》原序有删节的情况下，我们姑且仍将此诗系于元康六年，陆机刚刚由淮南入京任职未久。此外，我们并不能真正确定，本年贾谧令潘岳代笔赠诗陆机，其具体时间节点是在郭槐去世之前还是之后。尽管如此，从来回交锋的诗句中，已可基本肯定，后来的《晋书》限断争议，和这个事件实有关系。
赠诗事件恰恰发生在此前一二年张华的各种反应之后。而陆机的答诗也意味深长，因此在文学领域颇受关注，有时还掺杂了关乎潘、陆交恶的分析和讨论。前人研究，多半集中在双方客气话中对三国历史夹枪带棒的回顾上。因为潘岳诗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贾谧方面“晋政权正统来自汉魏，孙吴政权纯粹是伪政权”的立场，而陆机方面则以比他更长的篇幅，回复出“三国都是霸朝，没有一个正统，但你晋因为并吞三家，所以还算形成了正统”这样鱼死网破式的内容，且不动声色地来了一句“吴实龙飞”，弄得在霸朝当中乍看上去似乎还是吴国更像样一点；而在后半段陆机则又顺势向贾谧致意。双方激烈的言辞交锋，使关于陆机对东吴、对贾谧态度正反的讨论由此展开。
实际上当我们细读这两首诗，会发现两个细节：一是两首诗的收尾都落实到“淮南”，而不是“吴”，这非常微妙；二是“三国皆霸朝而无正统”并不是陆机内心最希望证明的观点，他后来在《吴书》稿的《顾谭传》中，明确称孙权为“天子”，和他在《辨亡论》中的情感、用词高度一致，跟本诗中的“龙飞”同样契合。“三国无正统”极其接近当年荀彧的观点，也是对淮南王允、荀崧、陆机甚至诸葛京等而言，最便于保持彼此立场平衡的一种“不容易伤和气”的表述。荀彧因尊汉为正统、反对曹操加九锡，与曹操关系最终出现重大裂痕，绝大多数人至今认为，荀彧之死与此密切相关。淮南王文学荀崧正是荀彧玄孙，本人还在荀彧墓所处的寿春；而潘岳家族长辈、潘尼祖父潘勖，当年曾作《册魏公九锡文》。陆机未必当时即知道贾谧赠诗是潘岳代笔，但陆机肯定知道潘岳和贾谧关系不一般，而他和荀崧已有数年交谊，这个时候选择祭出一个就算荀彧有灵也能接受的观点，就尤其令人玩味了。
“淮南”在这两首诗中，成为双方共同的话语落脚点。潘诗刻意提出“淮南之橘，度北为枳”的典故，但令人发噱的是，潘诗不知出于何故把橘换成了柑，把枳换成了橙。原典中橘是好吃的，而枳只合药用，并不中吃，因此“逾境”带来的转性是令人不喜欢和不愉快的，对“逾境”的警示效果凸现。把橘换成柑，或许可以解释成刻意提示陆机想起淮南怀橘的陆绩，但把枳同时换成橙，却会使得柑橘“逾境”变性这一意象的负面意义，变得似乎不那么突出——因为橙和柑都是美味，有的人甚至更喜欢橙，因为其具有独特而浓郁的香甜。于是在保留原句式的情况下，对水果品种的这一偷换，似乎有着“你虽然会变，但即便变了我们依然打算爱你，请你好自珍惜”的暗示意味。
陆机从著作郎升任尚书郎
《北堂书钞》卷五十七“著作总六十”中“陆机议晋书”条，引王隐《晋书》：“陆机字士衡，以文学为秘书监虞濬所请，为著作郎，议《晋书》限断。”（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433页）。案“总”即有总说之意，可知按虞世南基于隋代（乃至初唐）文献的判断，陆机议《晋书》限断，是以主持编撰者的身份参与，但陆机的这一身份，可能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如《文选》卷十九《补亡诗》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束皙，……尝览古诗，惜其不补，故作诗以补之。贾谧请为著作郎。”（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272页）。此外，《北堂书钞》卷六十九“公府舍人”中“陆机以高贤”条，所引陆机《表诣吴王》（指另一封《诣吴王表》）有“相国参军，率取台郎；臣独以高贤见取，非私之谓”等句（523页），可知陆机任赵王相国参军前为“台郎”，即尚书郎。按唐修《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转殿中郎。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1473页）。又同书卷四《惠帝纪》：“夏四月……癸巳，梁王肜、赵王伦矫诏废贾后为庶人，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贾谧及党与数十人皆伏诛。甲午，伦矫诏大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如宣文辅魏故事，追复故皇太子位。”（96页）。相参可证贾家败亡前陆机已非著作郎，而在殿中郎任上，因其职务之便，方可“豫诛贾谧”。陈君先生认为：“据《北堂书钞》卷六十九引陆机《诣吴王表》云：‘相国参军，率取台郎，臣独以高贤见取，非私之谓。’殿中郎属尚书省，亦在台郎之列。陆机在表文中将自己和台郎区别开来，则相国参军显然不是转自殿中郎，而当徙自著作郎。”（陈君：《释“伫中区以玄览”》，《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121页）。然引文标点或为陈先生所加，它实际上也可以如前文所示标点，有两层意思：一、相国参军人选皆为台郎，（我是随例被选）；二、赵王征辟我的理由只是我人太好，不是我跟他关系好。依文意及《晋书》本传事件相关性揆之，恐怕这样标点更为合理。那么陈先生所引“《资治通鉴》卷八十三则云相国伦以‘殿中郎陆机为参军’”云云，司马温公当实不误。
不过陆机的回复更加绝色，他使用了《诗经·鲁颂》中淮夷战败之后进献给鲁公的“南国之金”来自拟。当我们不考虑淮南王的存在，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潘诗在暗讽陆机不要变心转性，而陆机则报以更加恒久的“南金”，以示自己意志坚定。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淮南王的教育官是陆机的朋友，而且他已经做过淮南系诸侯王的三卿之首，就会迅速意识到“南金”真正的意涵。他想说的其实是两点：第一，自己是淮南王的人，是淮夷所有的“南国之金”；第二，淮南王并不想现在就和贾家翻脸，愿暂居下风，所以让他来做个代表，“进献鲁公”，可能还要和典故本身的出处一样，载入鲁国公贾谧家族的新“鲁颂”。陆机在本诗之中，频以《鲁颂》典故来比鲁公贾谧，堪称全程一以贯之，低调近乎顺媚。他本人与淮南系的微妙关系成为贯穿全诗相关典故的一条线索，所用的典故和编织典故以成文的逻辑，都有着搬演历史的现场感。然而这样的姿态，与其说像是陆逊写信给孙权，不如说像陆逊写信给关羽，文酒交陪的谦卑背后，隐藏着又一场白衣渡江——随后更多扬州士人北上。他强调淮南之橘和汉南之橘一样受命不迁，与“南金”的多重含义相辅相成，悄无声息地把潘岳直陈其本义的用典，偷换上自己更加复杂的内涵，于是形成了一个更冷的笑话。贾谧方面对陆机曾任淮南系重要一员吴王晏的卿显然非常介意，陆机对此也很明白。因此我们可以越发深入地体会到，为何潘诗着意拿“王国官”这项任职经历挖苦陆机，而陆机根本不予置评。
在调整一系列部署的同时，陆机和在洛随侍吴王的陆云，同入贾谧“二十四友”之列。我们需要注意“二十四友”所怀目的各不相若，其中包括清河王遐的岳父周恢、贾家表亲兼赵王伦世子的妻舅刘舆与刘琨兄弟，他们替各种诸侯王利益圈子与当轴的贾氏一族保持日常联谊，顺便观察政治风向，陆机、陆云亦为此类。而在《晋书·惠帝纪》很少有大事记录的元康八年，国史即《晋书》的限断争议，无疑是朝廷即将发生重大变动的风向标。
西晋所谓本朝国史“限断”，在其最终形成的官修《晋书》文本上，会影响至少两个关键问题的表述：首先，以哪个年号“起年”，或曰“起元”；其次，亲历魏晋之替的朝臣，是列名《魏书》，还是立传于《晋书》——前者侧重君主的威权如何形成、“天命”从何而来，后者则侧重大臣是“义止前朝”还是“志在创立”。对后者的判断标准，常能与当时人们观念中“天命”何往相互诠释，因此第二个问题又客观上依附于第一个问题。
陆机《答贾长渊》书影，收录于《文选》卷二十四
西晋“二十四友”群体成员籍贯。“二十四友”包括雍州、司州、豫州、并州、冀州、徐州人士，图中南阳属荆州，吴属扬州；不过，“二十四友”成型时间，学术界目前还有争议，一般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是在元康六年（296年）之后，才以群体成员身份频频活动的
这一时期的官修史书，在体例上，帝王本纪的目录比列传部分的目录表现得更为充分、明晰，其文本是清晰而成体系的“年号+某年+某月+某日”模式，并以干支记日的形式首次出现。实际上，陈寿《三国志》的《魏书》本纪部分已经产生了这个格式，而陈寿之前的班固《汉书》则直接以刘邦入关中起元，因此可以判断这个格式应是六朝人的创举。
西晋的国史限断问题，《晋书》卷四十《贾充传附贾谧传》有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甫一提出，荀勖的观点就是“正始起年”，将晋朝官修史书的本朝起点，定在曹魏幼主齐王芳登基之初、晋宣帝司马懿刚受魏明帝顾命的正始元年（240年）；与他观点分歧的王瓒，则选择发生“高平陵政变”的齐王芳嘉平元年（249年）。
本阶段两派朝臣争执的重点，仅是司马懿何时“受命”，或云“天命”在魏晋间何时发生了“转移”。荀勖是曹爽的故吏，提议“正始起年”，语意微妙，有他对自己舍魏到晋转投阵营的行为开脱之考虑 。元康八年，贾谧忽然提出——应以泰始起元，这就把司马炎的历史地位也引入了讨论。原先已存在争议的晋之“天命”，在贾谧的观点中，是不是落实在司马懿身上，恐怕都很成问题。如此，情况变得更加微妙。因为涉及陆机，于是文学研究界关注此事件的前辈同样不少。
沈玉成先生的《“竹林七贤”与“二十四友”》即曾提出怀疑：
如果从晋武帝立国的泰始元年起算，从“正名”的大原则来看，就和篡夺毫不相干而是应天顺人的“禅让”。晋武帝既然是开国之君，司马懿的其他子孙包括齐王攸一子在内，就不大可能在统系这点上寻找借口来动摇这个弱智皇帝的统治地位，贾氏家族就连带而永葆荣华。
顾农先生在《陆机生平著作考辨三题》中也曾指出：
无论是从正始开元还是从嘉平起年，都是要把晋王朝的开端放在司马懿这一代领导人手上，只是算法略有宽严之不同而已。贾谧等人的新主张，则另有其宫廷政治上的深刻考虑，只有这样限断才能使出嗣司马师的齐王司马攸（武帝司马炎的弟弟）根本无缘染指皇位，从而确保司马炎之子惠帝以及惠帝接班人（已经内定为贾谧的胞弟韩慰祖）的地位。这一点对贾南风、贾谧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西晋越窑青瓷胡人俑，现藏于萧山博物馆
此外，贾谧外祖贾充与晋文帝司马昭关系密切，与晋武帝司马炎则相对微妙，突出武帝之天命，客观上有利于塑造贾充当初明确支持司马昭立长子的政治敏感者形象；断在泰始，则三祖宣、景、文不必立纪，又在回避“高平陵政变”的同时，回避了对“高贵乡公事件”的书写，客观上有利于贾充和司马昭。惠帝朝贾后专政、愍怀太子处境堪忧、贾谧作威作福甚至擅自拘押黄门侍郎等高级近侍官员之后，方生此议，很难令人不疑心其个人目的。
与此同时，贾谧所明确挑战的荀勖家族，是淮南系在朝中最有力的盟友，以国史限断为突破口，可谓一石二鸟，必定能引起荀家和其他人的明确抵制。站在贾家的立场上，如果对荀勖一系发动攻击，则可以看清对方出来援救的队友都有谁，大体确定自己可能面对的对手实力，并进行有针对性的举措，所以未必没有高人指点。客观上，这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斗争中的火力侦察手段。
荀勖与贾充相与多年，甚至曾为自保，与冯紞援立贾南风为太子妃，并数次阻止司马炎废太子妃的决定，试图在身后延续彼此的同盟关系；及至贾后上位之初，两家也还合作除掉了杨骏家族。但当贾家不断扩张权力范围，和近支宗室及其他贵族屡屡发生冲突时，荀勖的子孙却因为选择了皇弟阵营而非外戚阵营，走到了贾家的对立面，命运实在充满了尖刻的戏剧性。
不得不说，作为武帝朝各种贵族朋党争端的高手，荀勖并没想到，当初一系列基于朋党利益的决定，并没真正照顾到他的子孙，反令子孙和后辈卷入朋党中人随时随势分合变化所带来的波澜中，招来了相当大的麻烦。此时他的对头张华和他的前盟友贾家正站在一起。
元康八年，贾谧匆匆起复未久，争斗开演。
贾谧奏议同样由潘岳代笔。虽然文辞由潘岳起草，然而系“岳之辞”却非“岳之谋”，完全认为这是潘岳的观点，或许对贾谧并不公平。此次争议，贾谧方面完全是有备而来。
支持贾谧观点的官员阵营
姻戚、故人与门荫不足而合作的名臣，鼎足而三，互为呼应；玄、儒领域皆见代表，三公有其二，门下占四分之一。这样一个成体系、有组织的团队，的确比较容易形成舆论声势，并且他们确实办到了。乐广和嵇绍的加入，主要因为和王戎关系密切。嵇绍支持贾谧的观点，约莫有争取嵇康不入晋朝国史的可能。谢衡的出现，则指示了本时期的王谢关系：此时谢家密切联系的，并不是过江之后和其子孙时常并举的琅琊王氏支系（本阶段相对边缘化）。
更为引人深思的是，虽然王戎介入此局，但令他和贾、郭产生各种亲缘关系的女婿裴頠，身为贾后表弟，同时具有很高的朝望与政治实权，却和时为侍中的贾模一样，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没有任何表态。常常身处政治风暴核心的裴頠似乎在回避什么。
相较而言，反对贾谧观点者，即便是荀氏子弟内部，也存在观点分歧。其内部结构，在华混加入后，显得更加微妙。晋武帝在位时，华混之父华廙曾拒绝了荀勖替其子向女儿提亲，以致他落难后，荀勖借故落井下石。到了晋惠帝初期，他又得罪了贾谧的父亲韩寿。由此，在旧冤家和新冤家之间，华混远交近攻，表态反对新冤家。而荀勖一家的外围（含宗亲和姻亲），则折中地选择了不同于荀勖，更不同于贾谧的“嘉平起年”。
反对贾谧观点的官员阵营
| 《晋书》限断意见 | 荀氏子弟 | 荀氏姻戚 | 荀氏旧敌 |
| “正始开元” （同于荀勖） | 骑都尉济北侯荀畯（荀勖嫡孙）、侍中荀籓（荀勖之子） | — | 黄门侍郎华混 |
| “嘉平起年” （同于王瓉） | 博士荀熙 | 博士刁协 | — |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位高权重的争论参与者，集中在“泰始为断”和“正始开元”两大阵营；第二，荀勖方面的力量，看起来相对比较单薄，而贾谧最后则几乎是靠外力强制推行自己的观点。另外，贾谧的观点也并没有被当时和后世广泛接受。
直接负责国史修撰的著作郎陆机，在唐修《晋书》对朝堂争论的记载中，并未被直接点名，其《晋书限断议》看起来也像在为国史制定具体的凡例。除如今仅存的片言残句“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另有北齐时期李德林答魏收书的间接转述“陆机称纪元立断，或以正始，或以嘉平”（《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 ，可见陆机事实上倾向荀家观点，只是在荀勖家族和荀熙的意见之间，取舍有所不确定。这当然是在两个“不得不为之”的曲笔方案中，选一个看起来糟糕程度偏轻一点的；而从论敌一方看来，则显然带有鲜明的淮南系色彩。
贾充和荀勖都是朋党争斗的专家。当他们的子孙将朝堂变作战场时，很难避免彼此以朋党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而不是将历史书写本身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想而知，作为淮南系扎根扬州关键一环的陆机，此时做出这样的表态，有如火上浇油，必然引起贾谧的严重不满 ，甚至展开一系列报复举动，包括阻止陆机所推荐的贺循升迁。
这里我们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贺循的情况，来和二陆、顾荣做一个参照，以便体现入晋吴人有无“朝援”对其仕途可能造成的影响。
贺循，吴中书令贺邵之子，家族为会稽著姓之一。其父任职吴郡太守期间，因处事严明，曾与顾、陆等吴郡大族发生过较大冲突，后又因他事引起末主孙皓忌恨而终被虐杀，家属远徙，直至吴亡方归。贺循入晋“举秀才”是因嵇喜的推荐，且无拒仕不就的记载，被任为阳羡令不会比此晚太多，可系于嵇喜卸任徐州刺史而转任扬州时，即太康六年至九年（285—288年）间。嵇喜的后任是周浚，陆云即因周浚征辟而仕晋为州府吏；未久周浚过世，而陆氏兄弟入洛。10年之后，二陆、顾荣已名满洛阳，贺循则仍为一县之令。
晋骠骑将军顾荣（？—312年）像，刻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清孔继尧绘，石蕴玉正书赞，谭松坡镌，周秉锠补刻，为《沧浪亭五百名贤像》之一
入洛10年期间乃至之后，二陆仍与陆云故主周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前述周恢同列“二十四友”为一旁证，周恢为周浚叔父之子，即其从兄弟（《晋书·周浚传》） 。永康元年（300年），陆机、陆云好友戴渊入洛也曾拜会周浚长子周顗（《晋书·戴若思传》） ；此外，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仍以敬称提及“周侯”，即周顗，其时已为永宁二年/太安元年。由此可知，二陆“朝援”资源不止初入洛时引荐过他们的张华，除淮南系（含颍川荀氏）以外，还包括以汝南周氏为中心的另一圈子。周恢除了是清河王遐的岳父之外，同时也是陇西王泰姊妹的夫婿、东海王越的姑丈（《晋书·东海孝献王越传》） ，六朝重视府主故吏关系，因此他们可以形成二陆乃至顾荣在洛发展的隐性人脉。
此外，吴亡之后，贺循才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但他与顾、陆等何时开始频繁往来的，我们目前无法找到确切起点，但可以获得一个时间下限。《晋书·陆玩传》提到陆玩“弱冠有美名”，还得到过贺循的赞叹。陆玩为陆机、陆云从弟，生于公元278年，行冠礼应在元康七八年间，那么贺循与陆玩之间有记载的交谊，时间约在陆机、陆云荐贺循的当口。考虑到双方入晋仕途反差过大，二陆、顾荣表荐贺循，仍可认为是东吴灭亡之后，吴郡、会稽士人的相互扶持。
陆机荐贺循表有两个不同版本的记载，一个见于《三国志·吴书·贺邵传》刘宋裴松之注引东晋虞预《晋书》，另一个见于唐修《晋书》的《贺循传》。明代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陆平原集》、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时，都把两段记载中的荐表当成了一个文本，并题为《荐贺循郭讷表》，其实未必然。细读之下，这两段文本间的差异，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涉及贺循德、才、际遇的内容，文字基本一致，但表文其他部分则不同。完全可以认为，那是陆机执笔第二表时，出于某种不甘心，而把第一表相关文字又抄了一遍。
陆机荐贺循二表异同
① 原文作“三城”，与唐修《晋书》的“二城”有出入，按裴注与唐修《晋书》均只记贺循曾任阳羡、武康县令，疑“二城”应为正。
西晋天子号越窑青釉堆塑大谷仓
两表结句，一是比较委婉的“是以不胜愚管，谨冒死表闻”，一是公事公办的“谨条资品，乞蒙简察”。在表章奏议之类文章中，结句承担收束功能，通常为不长的套话，只有一句，不可重复、不可省略、不可替代，因此结句的明显差异，完全可以指示出两表并非同一文本。贺循是会稽人，从属顾、陆等“州党”，而郭讷是荆州人，其“州党”如何，已不在顾、陆所能时常关注到的核心区域。且虞预《晋书》所引之表言“州党愚智所为怅然”，唐修《晋书》所引则言“所为恨恨”，其忧愤情绪又甚。虞预《晋书》所引之表，重点在贺循长年不得升迁，容易让读者认为是在为贺循求情索要官职而已；唐修《晋书》所引则大言荆、扬二州必须有人担任尚书郎的政治必要性，恐即承此而来。
为了增强此说的说服力，陆机在推荐名单中加上了来自荆州地区的郭讷，试图将表文的荐才目的，更清晰地锁定于“替东吴旧人谋利益”的内在和“替晋朝长治久安考虑”的外在。这一变化也有助于淡化单纯推荐扬州籍士人可能带来的淮南系色彩，提高推荐的成功率。虞预《晋书》所引之表语意雍容，只说贺循“以他们之见”是一上选，唐修《晋书》所引则附上贺、郭二人档案与政绩材料，“谨条资品，乞蒙简察”，不再借助虚假的人情，而选择逐条凸显最冰冷的数据。显然，陆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淮南系背景，在贾氏把持的中央，已经成为某种可能拖累亲友的东西。之前，自己身列“二十四友”的经历已不足以继续取得贾家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亲友本人的档案说话，以看似理智客观的中立态度写推荐信，显然会增加胜率。我们由此可以注意到陆机此时犹言“在我下者，则扶持之；进善，不进不休”的强韧风格。当然，以唐修《晋书》可知，此表递上后很久，贺循才“召补太子舍人”。可见，贾家一方面拖延处理，一方面并没有采纳陆机的建议任贺循为尚书郎，而是抑制贺循，授命时间则可能在元康九年。
西晋官修《晋书》考
以《晋书限断议》言及三祖本纪与纪、传文体等来看，西晋官方所修国史，应该采用的是纪传体。由此，被《隋书·经籍志》著录于史部古史类，《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于史部编年类的陆机《晋纪》 ，应是西晋官修国史的补充，而非其草稿。唐修《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1432页）“皙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遇乱亡失。其《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文集数十篇，行于世云。”（1434页）其遇乱亡失的著作，无一例外皆属史部，可见对束皙的史学才能，当时学者普遍持怀疑态度，以致著作流布不广，过江无存，《隋书·经籍志》更无著录，《隋书·经籍志》《五经通论》亦不见著录。《发蒙记》倒是同时入经部小学类和史部地理类，是为“载物产之异”（983页）的字书，《束皙集》入集部别集类，《补亡诗》则列于《文选》卷十九诗类之首，可见六朝人对束皙学问的存舍。前述可知贾谧曾请束皙难陆机限断云云，束皙所著《晋书》纪、志，很有可能是西晋官修国史的一部分。西晋官修国史或由束皙执笔。
再说回国史限断，贾家的观点靠的是外戚强权推行，既有现实政治争斗的考量，又与当时史家普遍取向不同，自然不能长久。不过那是后话，在此不多提。不过，在此番国史限断争议中，扬州士人的立场引起了贾家注意，并严重干扰到这批人继续进入朝廷的计划。针对这部分在晋朝根基最为薄弱的人，也就是淮南系在洛阳的薄弱环节，贾家很快做出了反应。假若俞士玲老师的观点成立，贾、陆赠诗作答事件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内，那淮南系紧随而至的回击则不可谓不迅速。
高潮：竞争储副，抗御赵王
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至永康元年（300年）
元康八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势击退淮南系主力的阻击后，贾家的权势看似将要摆脱牵制冲向顶点。《晋书》限断争议之后，贾谧显然获得了更为良好的自我感觉，他迅速组织了讲《汉书》的集会（潘岳《在贾谧坐讲〈汉书〉诗》） ，来进一步加强对其观点的宣传。
如前所述，《汉书》的起元方式，与陈寿等人不同，是可以被贾谧援为远祖的。当时，相当部分的学者、文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包括西晋文化界最有代表性的中生代人物，如潘岳、左思、陆机，由此形成了更大的舆论声浪。另一方面，他对愍怀太子更为无礼，与太子的矛盾也更为表面化，乃至于太子刻意冷落他的到访而专注于后园玩乐。贾谧在东宫陪太子博戏时，也因为对太子的冒犯，而引起在场旁观的皇弟、成都王司马颖的强烈不满，当面呵止，其结果则是贾谧“言之于后”。
元康九年正月，亲贾后一派的孟观击败齐万年之后，贾后借调梁王回朝录事之机，将镇邺近9年、看起来还算老实的河间王颙调往关中，甚至为此破坏本朝已有的制度而将司马颖派往邺城，接替他担任华北大区的镇将。（《晋书·河间王颙传》） 给河间王颙找的“以贤举”固然称得上是一个理由，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即使贾后想要迫令司马颖离京出镇，但她宁愿对方出镇魏时“邺都”，也不愿他接替梁王到关中。自始至终，贾后对关中都盯防甚紧，即便不能安排自己人，也不可能安排自己的对头。在本时期，关中乃至西北大区，仍是贾后心头大患。由此也可以从侧面揆知，元康五年张华所担心的“诸王方刚，朋党异议”，不应该包括河间王颙在内。
西晋“关中侯印”金印，1976年12月30日由煤炭部第十工程处在河北邯郸市南郊的三堤村北约200米处发现，原主疑为孙资，现藏于邯郸市文物保管所
和华北、西北的人事调动相隔不久，元康九年春贾谧加领侍中，且刻意在校猎广会中发出通知，授予职位的仪式却又避人耳目，不按规章办事的作风引起了朝野观察人士的普遍怀疑。原本为贾后亲信的贾模，此时已因为多次劝谏贾后收敛而被贾后嫌忌，更频遭人落井下石，遂至忧愤而卒。贾家在朝中的倚靠——鼎足而三的贾模、裴頠、张华，此时顿失其一。裴頠此时已晋升为尚书左仆射，后改为尚书仆射，接着又被贾后下诏专任门下事。可见贾谧的“侍中”，看来只是纯粹为了方便和贾后里外配合，取代贾模，保证贾家有人能获取门下主官的政治权力，而非真正承担在门下的行政职责。而裴頠的行政能力，不论他立场如何，都是贾后无法舍弃也找不到人替代的。虽然裴頠屡屡上表，试图拒绝如此集权限于他一身的任命，但得不到贾后许可，因此导致同为侍中者如淮南系的荀藩，失去直接接触门下最高权力的机会。
在此之前一月有余，作为远支宗室在朝中高层某种象征的陇西王泰去世，这使此时的西晋朝廷，彻底地回归到宣帝系（梁、赵二王）与外戚（贾氏）对峙的局面，而这两派形式上还是同盟。它带给愍怀太子巨大的压力，而愍怀太子对此似乎抱持了某种自暴自弃的态度，旁人也颇有觉察，甚至开始寻找出路。譬如靠侄女——武帝充华赵粲在宫廷中与贾后的盟友关系而获得中护军这一中央军高级职位的赵俊 ，此时便明确提醒愍怀太子考虑废后，因为他有配合太子发动政变的条件，但愍怀太子拒绝了。东宫武官、负责四分之一东宫宿卫的左卫率刘卞，以个人名义联络张华，试图争取他哪怕名义上的合作，废后而保护太子，但被张华拒绝。从东宫的人想到找张华而不是裴頠，我们可以看到其步调已乱、各自为战的趋势。
当时的太子詹事叫裴劭，正是裴頠的族人，也对太子的境遇非常忧心。如果愍怀太子真心要联络朝臣，应首先考虑联络裴頠。由此可以反证，愍怀太子对如何组织力量反抗贾后乃至贾氏家族，并没有真正上心。而张华经过多年政治风浪的冲击洗礼，他希望保持的是东宫和中宫哪怕暂时的形式平衡。当年贾后权势未及如今，废后机会更多，但才能更高、影响力更大的裴頠，都不曾说服他同意废后，元康九年的刘卞当然更不可能。
拖延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动乱到来的速度正在加快。
本年左右，吾彦出镇交州，并任刺史。吾彦是二陆之父陆抗当年所提拔的旧东吴大将。惠帝曾问吾彦，陆抗与其从兄弟陆喜孰优孰劣，而吾彦的回答令二陆相当不满，因此对他颇有负面评价，并拒绝接受他以交州刺史身份所赠予的礼物。此时有人提醒二陆节制言行，不然“吾恐南人皆将去卿，卿便独坐也”（《晋书·吾彦传》） 。这句话提示了两个信息：其一，当时存在以二陆为核心的“南人”，即东吴旧人群体，这点前辈多有讨论，不赘；其二，这个集团并不稳固，至少在此时并不稳固，因此会由于二陆对其中一些重要成员的态度不够友善而发生分裂。我们可以从这个提醒者（长沙孝廉尹虞）的敲打，以及频呼二陆为“卿”而非北方士人对二陆常用的敬称“君”，察觉到这个团体初形成又面临分化的危机，并且二陆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尚未达到占压倒性优势的程度。这与本时期二陆看起来无法继续对“南人”仕进方面提供足够助力是有关系的。令情况稍有好转的是，八月裴頠升任尚书仆射，淮南系的刘颂随后接任吏部尚书。如果说裴頠一般是做到“不添堵”的话，那么刘颂会更为直接地执行淮南系的用人思路。贺循任命方面迁任太子舍人的转机，当由此而来。
事实上，刘颂上任未久，就提出了对官员升迁考核的改革方案，要求减缓官员升迁速度，任职、提拔都需要通过严格考核。论其目的，实质是制止贾、郭势力往朝廷官员的岗位中过快、过于随意地安插自己人，这与《晋书》限断之议后，贾氏一面阻止扬州士人迁转，一面其他人事动作不断的表现，针锋相对。因此，以贾氏为主的势力，也不可能令提案通过，双方矛盾更为公开。（《晋书·刘颂传》）
西晋骑马仪仗陶俑，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陆机方面的回忆，有“殿下以臣为郎中（令），命转中兵郎；复以颇涉文学，见转为殿中郎”（《谢吴王表》） 等语，可知其两任尚书郎都出于吴王（及背后的淮南系高层）的意志和安排，诚然弥补了前一年“扬州无郎”的遗憾，且陆机由此成为裴頠的直接下属 。另有得到较多人赞成的猜测则认为，陆云成为尚书郎，也在本年。
我们需要注意到，本阶段还有另一对兄弟，也同时为尚书郎，即来自冀州中山国的刘舆、刘琨兄弟。他们是贾后的表亲，也是赵王的姻戚，并且他们在此时代表贾、郭的利益，要多于代表赵王集团的利益。其证据之一，在于他二人对赵王心腹谋主孙秀，表露出颇多的不恭、不满与不屑；证据之二，则在贾后倒台不久，孙秀就挟私使他二人同时失官。（《晋书·刘舆传》） 虽然由于赵王世子与刘舆、刘琨有郎舅之亲，他二人失官时间并不长，但可以看出，本时期赵王集团的决策核心赵王、孙秀，主要将他们作为与贾后集团之间的纽带，甚至认为他们就是贾后集团的人，才会导致孙秀在贾氏倒台之后，立即误判他们已失去利用价值。
我们并不确定本年有无其他兄弟并为尚书郎的案例，但20州（相比太康朝的19州，增加了江州）中理论上应该各州都有人的尚书郎，曹数（35）和员数（23）的差额是12，州数（20）和员数（23）的差额只有3。曹数和员数的差额，远大于州数和员数的差额。如前所述，肯定有尚书郎需要兼管2个以上不同的曹，而能多塞进来的尚书郎名额只有3个。这3个名额就成了香馍馍，也成了各派系与地方利益争夺的焦点之一。而有两人当代表的州肯定比只有一个代表的能多抓几个部门，至于一个州的两个尚书郎是兄弟，还都在要害部门任职，那这个州及其关系户，要做什么就比其他人方便得多了。在同一年中，出现一对甚至两对亲兄弟各自至少占了2曹，其中还有一个是“鵷行之首”即35曹之首殿中郎的配置，未免过于少见，足以令人迅速感受到棋入中盘的激烈绞杀。
在陆机出任“礼乐所出”的殿中郎之后，扬州方面非常配合，立即推荐了与陆机有着多年私交的纪瞻为扬州秀才。于是当年或来年初，出现了陆机本人命题策试纪瞻的戏剧性场景，当然这是后话。吴王晏方面，腐败和国兵的混乱军纪，似乎并没有明确改观的记载。最晚当在本年，贾谧的亲叔叔韩鉴出任吴王晏教育官之一的吴王友，可以视其是贾氏集团安插在吴王身边的一个眼线，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扮演钉子。贾后堂妹夫邓攸则为吴王文学，邓攸学养与品德，都符合当时人眼中的优秀标准，其岳父贾混也在贾后专政时期没有留下什么活动痕迹。这一家人有些近似裴頠，是贾后的亲戚，但未必是贾后的党羽。由邓攸担任此职应该是双方折中的结果。
争斗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交缠迹象。愍怀太子方面所受到的压力也在持续增长，乃至路人皆知贾后有不利太子之意。淮南王允则在本年提前入朝，他并没有像元康元年楚王入朝约请他一样，约请另一位在外担任镇将的皇弟成都王颖共同入朝。这可能因为成都王颖在正月刚刚出镇，也可能因为本年四月，即司马颖出镇3个月左右，邺城发生过一次数千人规模的起事。虽然起事迅速被镇压，但可以认为那个区域并不安稳。此外，不确定淮南王允是自请入朝，还是应贾后之召入朝。如果是前者，淮南王大约是如惠帝登基之初楚王玮自请入朝一般，怀着获取权力和清肃外戚的目的。如果是后者，则贾后方面，大约揣着惠帝登基之初杨骏对楚王的心思，希望把他和麾下将领分开，免得在京城弄出大动作的时候，淮南王采用其他更为激烈的方案——譬如直接起兵江淮。同时，也不能排除淮南王是看似正常地为次年正月初一的正式朝觐做准备，提前几天抵达了京城。无论如何，淮南王的《晋书》本传记载有“元康九年入朝”，显示出本次入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常态。
元康九年（299年）正月至永康元年（300年）八月，西北、华北、东南大区的宗室持节都督
贾后基于自己除掉杨骏家族上位的经验，很清楚淮南王入朝意味着什么。贾谧也在之前威胁和吓唬过她，说如果惠帝死去而太子即位，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像当初贾后对付杨骏一族那样族诛贾家，同时逼死贾后。最后，他成功地以此说服了贾后。（《晋书·愍怀太子传》） 对贾后来说，除掉愍怀太子的行动必须加快，才能令她感到安全。淮南王入朝让她有了更为紧迫的压力，所以她选择在元康九年的腊月二十八日动手，二十九日完成绝杀，而在除夕（壬戌，300年2月6日）这天正式以惠帝的名义废黜了愍怀太子。
愍怀太子被废的过程，在很多文章里都被提到过，这里简单复述一遍。
贾后借愍怀太子为其病重的长子求封王爵以冲喜之机，频频假称惠帝欲见愍怀，使愍怀在二十九日晨未及饮食便匆匆朝见。她又先令属于自己派系的黄门侍郎潘岳模拟太子语气，准备了一篇向恶神北君请求庇佑自己攻杀帝后成功、谋反顺利的祷神文。在愍怀来朝之际，贾后与身边侍女共同逼令他饮醉，随后在他神志不清时，急令他将前述祷文抄写一遍，完成对其“谋反”之意的“取证”。接着贾后将此“书证”上呈惠帝，被激怒的惠帝紧急以此在式乾殿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赐死愍怀。这一决定也最符合贾后的利益诉求。会议与会者，据《宋书·蔡廓传》中蔡廓答傅亮书所引陆机《晋惠帝起居注》，有侍中彭城王植（高密王略、东海王越等的堂兄弟）、荀组、潘岳、嵇绍、杜斌，“然后道足下所疏四王……四王之下则云大将军梁王肜、车骑赵王伦，然后云司徒王戎耳。梁、赵二王亦是皇子，属尊位齐，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复不通。”由于赵王伦任车骑将军的时间必在其前任（成都王司马颖）出镇邺城之后，所以此次君臣集会不出意外是为了“愍怀太子事件”。名单中彭城王植为侍中，潘岳、嵇绍、杜斌为黄门郎，荀组必属二者之一，此为门下近侍班底；其后四王，推测为淮南王、清河王、吴王（或常山王） 、豫章王（怀帝），成都王颖在镇，不可能到场；再之后是宣帝系宗室远支长老梁、赵二王；最后是重要的大臣，包括司徒王戎、司空张华、侍中兼尚书仆射裴頠等。
据《晋书·愍怀太子传》记载，文帝之女、惠帝姑母长广公主，也可能以某种方式列席，遂令贾后得以诈托她的意见介入会议。面对惠帝将杀愍怀太子的局面，淮南王、吴王、荀组等与其他大多数朝臣一样，均未表态。由淮南系的后续反应推测，他们对此结果已然另有应急预案。但当时即便贾后阵营已备好不利于愍怀太子的“书证”，裴頠依然力争，张华也以“废黜国家嫡嗣，将会引起大动乱”为由坚决不同意废杀太子。双方一直僵持到日暮，仍没有得出最终结果。最后，贾后为避免自己与裴、张当场决裂，主动退而求其次，向惠帝要求先废太子而不杀，得到惠帝许可。腊月三十日，惠帝废太子为庶人。（《晋书·愍怀太子传》）
执行废太子诏书的人员组成结构是：
惠帝代表：贾谧“二十四友之一”的尚书和郁（持节）；兄长与荀勖家族素来不对盘，本人在近几年结怨赵王伦及孙秀的尚书解结（为副）；
宗室代表：在世年龄最长的皇叔祖梁王肜；年龄最长的皇弟淮南王允；可能是年龄最长的皇从叔东武公澹（皇叔们已经不在了）；
东宫代表：太子太傅赵王伦 ；
朝官代表：太保何劭。
西晋铁戟，1953年江苏省宜兴市周处墓出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此后一月内，贾后授意宦官继续诬告愍怀太子意欲谋反，而后令东武公司马澹率军押送太子，转而将他幽禁到许昌宫中冷僻的处所，并派人持节监视他。（《晋书·愍怀太子传》） 如果淮南王允是单纯的愍怀太子一党，此时已经失去旗帜，但淮南王所承担的使命是屏卫帝室，而非参与太子和皇后（外戚）的党争，因此虽然遭遇重挫，却能迅速做出更激烈的反击：朝中马上兴起舆论声浪，要求册立淮南王允为皇太弟。（《晋书·淮南王允传》）
这当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太弟”之议，甚至不是晋朝历史上的第一次，但它是对争立太弟者阵营相对比较有利的一次：掌握尚书、门下实权的裴頠，对淮南系的态度基本都是“放行”；侍中荀藩等人可以造成外围舆论影响；而对争立储君有一定间接经验的陆机，正在有权参与廷议的殿中郎任上。更兼贾后本人并无惠帝嫡嗣，她只有一个养子——贾谧的亲弟韩慰祖。韩慰祖于惠帝元康初年即被收养，假称惠帝之子，生于武帝刚刚死亡未久的时候，“故而不敢太高调”（《晋书·惠贾皇后传》） 云云。
韩慰祖名义上为贾后所出，继承序列上应先于惠帝庶长子愍怀太子，且愍怀太子为杨骏当政时所立。从技术上讲，贾后完全可以在更早的时候，就托言愍怀太子为杨骏一党而废黜他，进而册立名义上为“嫡长”的韩慰祖，也不至于拖延到后来，令愍怀太子与贾谧成为连襟，以致投鼠忌器。贾后迟迟不敢做出更合理可行的动作，唯一的解释就是心虚。其心虚拖延的结果就是令韩慰祖的真实身份满朝皆知，从而更加阻碍了贾后的其他行动，迫使她必须采用明显不合法的手段，在多年后才强行废黜已成年的愍怀太子，激怒朝野，失去舆论优势，将自己置于极端的被动之中。
在韩慰祖顶着“嫡长子”身份的情况下，淮南系敢于提出以年龄较愍怀太子更长的皇弟淮南王允接任惠帝储副，淮南王允更是干脆留京不归镇，明显表现出他们在这方面强大的情报系统和舆论自信。
事实上，贾后一党始终未敢明确提出韩慰祖这个人选，只是和淮南系争论拉锯。当年齐王攸争立太弟失败，一则晋武帝有众多皇子，即便惠帝被废，从宗法上也不会立即轮到齐王攸（除非承认司马昭夺掌大权，客观上对兄长司马师的房支有所辜负）；二则当时荀、贾协力，在党争中可以互为羽翼。如今荀、贾对立，惠帝无真正的嫡嗣，而淮南王于惠帝诸弟中年龄最长。单就此格局论，胜算实际上更偏向淮南王一边。再则，由于贾后一党必须咬定韩慰祖是惠帝所出，他们甚至无法从惠帝其他兄弟处过继孩子来阻止淮南王被提名。
此时西晋在台面上已堪称举朝中分。反对贾后的朝臣，此时必然会偏向贾后的敌人。另外，裴頠一贯在客观上对淮南系有所偏向，史书也没有记载张华在这时候做出维护或反对贾后的表态。此时东宫和中宫的平衡已经不可能存在，而贾后一党随时将启动的进一步李代桃僵计划，极可能导致之前努力维持平衡的张华，在如何对待淮南系、贾后党的态度上，转向更明确的中立。在上述背景下，真正确属愍怀太子嫡系人马的，显然会深切感觉到太子复位无望。他们当然不可能坐视故主成为荀、贾对局中被牺牲掉的那颗棋子，但又缺乏真正能一锤定音的力量，因而不得不寻求其他人的援助。
曾任职东宫的禁军军官司马雅、许超，联络殿中禁卫武官士猗等，找上了赵王亲信谋士孙秀，再借其联络上太子被废后降领较高级禁卫武官右军将军的赵王，并很快获得了另外几名低级近侍官员和禁卫军官的支持。他们求援的理由包括“国无嫡嗣，社稷将危，大臣将起大事”（《晋书·赵王伦传》，《晋书·愍怀太子传》文字略同） 。换言之，对立阵营的高官（“大臣”）随时可能有进一步大动作。此时淮南系及其盟友全力争储，淮南王的母弟吴王晏正在后军将军任上，职权略与赵王的“右军将军”相当。既然这些东宫旧人能想到请赵王发力援救太子复位，也自然可以在一转念便知道：和赵王职权相当的人，随时可能抢先一步。因此他们必须抢先出击，但就在发动政变前夕，赵王出于本人的利益考量，转而接受了孙秀临时改变的策略：先散布宿卫人员中东宫旧人有废贾后、迎太子计划的风声，诱使贾氏一党因忧惧而害死废太子，再利用贾氏做事太绝、遭到舆论强烈谴责的机会诛灭其党羽，顺便剪除异己，令赵王一派取代贾氏成为朝中最有实权影响力的存在。
由此东宫旧人行动暂缓，赵王党的活动则很快展开。不过，这些活动必须好好利用贾氏对愍怀太子的恐惧之心，仔细隐藏真实目的，同时不引起淮南系的注意。于是在整个新计划筹备过程中，淮南王一系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与贾后养子韩慰祖争夺储嗣之位上。贾氏一党身处淮南王和废太子带来的巨大压力之间，不得不两线挣扎，最终决定先解决力量弱小而宗法方面威胁更大的废太子。永康元年三月癸未（二十二日，300年4月27日），贾后矫诏处死废太子，舆论声望值几乎探底平生最低。此时是赵王一派的机会，也是淮南王一系的机会。
高台县地埂坡4号墓前室北壁壁画特写：魏晋时期赤帻髡发的掆鼓舞者
赵王在主动联络他的几名东宫旧人因害怕贾后报复、称病退出行动的情况下，迅速联系上了新的合作伙伴——宿卫武官，并谈妥了具体行动方案。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联络赵王的旧东宫人员和赵王后来联络的宿卫武官。联络赵王而称病退出最后行动者，司马雅为“左卫司马督”，许超为“（左卫）常从督”，皆在左卫帐下；中间充当赵王阵营联络人员并随即转而作为反间之用的路始，为“右卫司马督”；而赵王阵营最后联络上的合作者闾和，为“右卫佽飞督”。禁卫武官（含宿卫，即“殿中禁卫武官”）在本次政变中的作用，以及在此前贾后夺权、专权过程中的作用，张金龙先生在《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三编第九章头三节所言甚详，此处不赘。
再看淮南王方面，虽然其母弟兼盟友吴王晏，此时同样具有一定禁卫兵权（后军将军），但我们并不能确定有哪个参与废贾诛谧行动的禁卫军官直属吴王。淮南王允似乎并没有考虑过由自己（而不是赵王）出面组织政变的可能性。淮南王允本人非常清楚，自己出面使用禁卫军发动政变，带来的收益和造成的舆论风险是成正比的，他必须设法矫诏，不然很容易被冠以谋逆的恶名。淮南王允成长于西晋皇权稳定时期，此时仍是青年，声望如日方中，足以与贾氏一党提名的人选争立储君。拥有如此强大的既得实力，他并不欲（通常也不必）贸然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去冒险，承担如贾氏这般的恶劣风评。淮南系主要成员均为高级贵族圈子成长起来的青壮年官员，这样的集团组成，处于表面上相对承平的时期，显然更愿意选择体制内斗争。然而，对这个集团而论，其悲剧性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行动成功之后，愍怀太子一系，可能与赵王合作，抑或被赵王挟制，而重新成为东宫的主人。这是堪称淮南系成型以来，首度出现的如此重大的误判。
本年四月癸巳（初三，5月7日）三更时分，赵王党的废后行动如期展开。赵王伦自称得到惠帝敕命，因愍怀太子被害，连夜入宫废后以复仇，要求殿中禁卫部队（“三部司马”）配合，并借此指令作为禁卫军官“翊军校尉”的齐王冏带兵入殿，执行废后命令。陪同他行动的有梁王肜。由于贾氏之前所作所为已突破当时人的心理承受底线，大多数军人认为这个决策理所当然，因此一路未受质疑，长驱直入，成功将贾后废处别殿。
此后，赵王继续以所谓的“敕命”为依据，一方面下达收捕、杖杀废后贾南风女性同党的处死令，一方面则命令尚书台召集其高级长官（尚书令、仆射、六曹尚书，即“八座”）与中书、门下长官一同夤夜入殿，擒杀贾谧等人。陆机方面“豫诛贾谧”，极可能是因其作为尚书郎之首的便利，与同派系元老、六曹尚书之首刘颂取得合作。刘颂是诛贾谧系列行动的实际指挥者，《晋书·刘颂传》：“永康元年，诏以颂诛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此外，赵王伦还徇私报怨，将张华、裴頠、解结等人一并处死，引起了尚书台其他人员的怀疑，但为时已晚，提出质疑者也被诛杀。
贾南风乳母徐义墓志（局部），1953年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北五股路小学院内徐义墓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赵王这一杀戮行为爆发得极其突然，令同盟者措手不及，且赵王一切行动均自称奉诏，其他盟友或不知情，或即便知情，也无法当众、当面将其拆穿，可谓投鼠忌器，掩面难救。抱病指挥诛贾行动的刘颂为此非常痛心，当即明确表示出对张华的惋惜。陆机也在包括《惠帝起居注》在内的重要文本中，以春秋笔法的形式留下了对故人的追念。至此，可以结合之前元康五年末武库起火时张华和刘彪的不同反应，基本确定张华对“淮南系诸王和梁、赵二王，何者更为危险”存在致命误判，甚至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贾南风，但毕竟逝者已矣。淮南王、赵王两派裂痕，在合作废贾后、诛贾谧的当晚即已浮现。
翌日，赵王伦再次矫诏，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其待遇参照司马懿、司马昭在魏执政时期；册复愍怀太子，继续搜杀、处分贾谧父族和其他贾氏盟友亲族，并将废后贾南风送往囚禁有罪皇族人员的金墉城。奉命持节押送贾后的又是和郁。
一连串行动迅速而有效，贾后离宫，见到贾谧尸体时已欲哭无泪。
册复愍怀太子是行动中的又一重要环节。梁王方面转呈了愍怀太子被废后的两封书信，分别写给前太子妃王惠风及其父王衍，目的是陈说其被废的案情始末，提交书证的人是王衍。赵王接纳了这一书证，并以王衍收信之后不能及时公开书证为愍怀太子鸣冤，只是强迫女儿离婚自保，并在此时交出证物放马后炮的正当理由，顺势将王衍免官禁锢，从而将又一个与其关系不好的贾后旧党驱逐出中央政府，并且剥夺了其再次担任官员的资格。
废贾行动第一阶段到此结束。
愍怀太子册复之后，丧葬礼仪等一系列待遇随之恢复，其次子臧于四月获得王爵。
丁酉（初七，5月11日），赵王矫诏：以梁王肜为太宰、守尚书令（王衍免官后出缺）；荀崧父执、左光禄大夫何劭为司徒，补裴頠被杀、王戎连坐免官之后的空缺；右光禄大夫刘寔为司空，补张华被杀之后的空缺；淮南王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并领中护军（赵俊被杀后出缺）。这一侍中职位，显然来自裴頠和贾谧之一留下的空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都督如故”和“中护军”，淮南王允的兵权此时明显扩大，在继续保有扬、江二州的军事权限同时，另外获得了负责宫城之外和部分禁卫部队的指挥权。近支亲王在京兼任高级近侍与禁卫武官，同时遥控外州兵权，自西晋建国以来，都不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且淮南系核心二王封地都在扬州。这样安排，显然是淮南王一党参与行动的斩获。
《平复帖》，西晋陆机所作的一份私人信函，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己亥（初九，5月13日），赵王矫诏赐死废后贾南风，废贾行动到此完成。
之后，由于利益诉求不可调和，废贾行动参与者之间迅速出现严重裂痕。
在自为相国、都督中外当日，赵王伦便动手建相府、置僚佐《晋书·赵王伦传》 ，对其参军、掾、属人数的记载，只及《宋书·百官志上》记载的一半。其人数对不上的原因，后文会有一个说明，不过“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已经突破了晋朝建国以来的全部先例，且“兵万人”，赵王威权已盛极一时。此时荀组被任用为左长史，为赵王相府上佐；殿中郎陆机，则在被引为相国参军的众尚书郎中，事在四月初四，陆机完全来不及向淮南王或吴王请示。当年他在太子洗马任上时，淮南系突然以他为吴王郎中令一幕，似乎重演。这令他非常不安，乃至后来就此还向吴王以上表的方式，做出澄清与解释。赵王伦的一系列行动不免令人怀疑，此时赵王阵营是否已然开始考虑，如何继续扩大既得利益，并肢解眼前的盟友阵营。
同样在这几天内 ，刘颂成功阻击了孙秀等人希望赵王伦自加九锡的企图。自王莽以来，九锡几乎成了权臣假言禅代篡位之前的标准配置。因此，九锡之议，非常容易引起当时人的警惕，何况淮南王的首要盟友颍川荀氏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死过人。刘颂是废贾行动具体执行层面的实际指挥者，占此功勋，发声反对赵王甚至比荀藩、荀组等人更为得力，因此驳议可当场发动。
从刘颂的反应和成功阻击的结果来看，淮南系代表人物应是注意到了赵王阵营的动向，其首要政敌已迅速从贾氏调整为赵王。也可以看出，本时期淮南系只要发声，还能够阻止赵王此类过于张狂的行为。
尝到矫诏独持权柄便可肆行杀戮的甜头，赵王阵营一发不可收拾，其内应张林甚至提议连刘颂一并杀死，但被赵王谋主孙秀阻止。孙秀为人睚眦必报，很多时候不计后果（《晋书·赵王伦传》） ，且对刘颂暗怀深恨，此时他不敢立即对其加以报复，台面上的理由虽是恐“伤时望”，实际应有顾忌刘颂身后淮南系诸王的成分。随后刘颂论功受赏，待遇自然提升，然而此时已然病重，未久过世。中书侍郎刘沈提出追赠刘颂开府仪同三司时，孙秀则立即挟私予以驳回。可以认为刘颂阻击赵王加九锡之后，淮南系引起了赵王党的持续介意。
赵王一党由此发现：拥立淮南王，也不可能肆行所欲；而愍怀太子已死，报复赵王先前党附贾氏的可能性基本归零，其二子尚幼，前嫡母一族几乎全面淡出中央政坛，力量薄弱，相对比较容易控制和利用。于是在当年五月己巳（初九，6月12日），赵王一党矫诏立皇孙臧为皇太孙，愍怀太子前妻王惠风复为太孙太妃，赵王伦行太孙太傅，孙秀为太孙右卫率。
废贾次日即册复太子，杀贾一月之后乃册立太孙，其中心机暗涌，贪婪、犹豫，盘算计较，不可具知。淮南王允因此失去其参与废贾行动最期望得到的太弟之位，而赵王则将自己装扮成愍怀太子的真诚旧臣，顺利再次跃居东宫台前。
此时有关愍怀太子与东宫的声音，则因阎缵的上表，再次形成了小高潮。
阎缵为河间王西戎校尉府的司马，曾因为有功受封乡侯，但最晚从愍怀太子被废开始，他就一直在洛阳，而非远在长安的河间王幕府，原因不得而知。愍怀太子被废后，他曾以个人名义舆棺上书替其鸣冤，但以贾后为首的西晋中央政府对其置之不理。贾后被废，张华、裴頠等人被害时，他仍在洛阳，对事件同样以个人身份发表过意见。直到愍怀太子册复、太孙被立，事历四月有余，他再次针对东宫重建和对贾氏旧党的处理，提出成系列的个人意见。六月壬寅 （十三，7月15日），愍怀改葬，“帝感阎缵之言，立思子台，故臣江统、陆机并作诔颂焉”（《晋书·愍怀太子传》） 。
此时江统为博士，乃朝廷官员；陆机为赵王相国幕府成员。当下环境中，陆机很难在诔颂中凸显出淮南王不同于赵王的意志，由此两阵营至少在对愍怀太子的盖棺定论上保持了一致，或者说出现了叠合。在面对公众的舆论宣传上，赵王因其在任僚佐的出色文采，再次强调了其与愍怀太子、与东宫的“相关性”。此僚佐即便有淮南系背景，但淮南王允年初的争立储嗣行为，虽属应势而变，却也使外界形成了对本阵营不利的舆论，即淮南王与东宫的关系，看起来并不似赵王与东宫那般紧密。
不久之后，上述舆论风向，甚至可能干扰到了太孙太妃王惠风的判断。
太孙作为“正嫡”已然册立，赵王和淮南王双方，倘若可以在形式上继续保持相互忌惮的平衡，那么西晋朝廷内部便还存在恢复稳定的可能。即便淮南王意图针对赵王有所动作，也要在赵王侵害到太孙时才显得更为师出有名。反之，赵王针对淮南王，也要在淮南王明确挑衅太孙时，方可更为张狂。然而，表面上的均衡，很快就被打破了。
时势并没有让淮南王允等到赵王让他师出有名。因为唯恐天下不乱者始终有之，还未被杀的、原来的贾郭旧党，此时出于自保等目的迅速靠拢到淮南王身边。
当时的黄门侍郎潘岳、前卫尉石崇等，均为贾谧死党，甚至有“拜尘”之恶评。尤其石崇从贾后之母郭槐一路拜到贾谧，可称一以贯之，坚持不懈、始终不渝。贾谧等被杀之后，石崇以党附贾谧之由被免职，剥夺了此前身为卫尉的参与禁卫之权，曾参与废杀愍怀太子的潘岳则仍在任上。石崇外甥欧阳建与赵王伦先有嫌隙，孙秀在贾谧被杀之后，遣人向石崇索要爱姬绿珠挑衅，然被严拒；至于潘岳，则是早年曾因厌恶而多次挞辱孙秀。如今赵王、孙秀当轴，多行杀戮，这群失去了靠山的人，便害怕如张华、裴頠等一般遭到报复，潘岳甚至作《闲居赋》自言心绪（《晋书·潘岳传》） ，一生争竞反而萌生出退意。
但退隐显然无法免祸，前述阎缵的几封上表，最后一封更是直接点名潘岳，要求对潘岳等人严加处置，给赵王递上展开进一步行动的梯子。于是这群人转而联系淮南王允和废贾之后对自己所获职位并不满意的齐王冏，希望能由他们来出面除去赵王。亲历过父亲和伯父失和、母亲和姨母对抗，并目睹父母先后失败的齐王冏，对他们保持了谨慎的距离，没有留下有所回应的记录。但淮南王允对他们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接纳，称疾不朝，密养死士，潜谋诛赵王伦。（《晋书·淮南忠壮王允传》） 赵王伦“有篡逆志”是否始于此时很难确定，毕竟他明面上还在试图尊崇太孙、排挤淮南王。但有人告知淮南王允“赵王有篡逆志”这一消息，使得淮南王担心皇权从武帝系旁落到宣帝系诸王，开始秘密筹备与赵王的正面决战则是不争的事实。这应该说是淮南王阵营本阶段做出的第二次重大误判。
西晋四叶八凤佛兽纹青铜镜，1975年湖北鄂城出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其实石崇这批人半年多前还与淮南王针锋相对，又素来慕势，因此当淮南王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甚至成为他们的靠山后，从如何组织政变的技术角度分析，淮南王这个目标在赵王眼中已经太大了，并不适合成为展开行动的领袖。从石崇等人的病急乱投医可以看出，淮南王阵营继与赵王合作废贾之后，再次接纳了可能不是非常靠谱的盟友。这是非常有荀家气质的一种误判，乃至多年之后，还会在愍帝对麴允 、荀崧对杜曾 等事件上成系列地重复出现。前者造成了愍帝在关中的立足不稳和最终覆亡；后者则导致荀崧不得不惊险地独守空城，将未成年的女儿派上战场求援，万幸没有造成更加惨烈的后果。
论其行为模式溯源，可能至少要追至东汉末期。因为荀彧守鄄城的时候，对率军数万兵临城下、可能是敌方（吕布、张邈、陈宫等）盟友的豫州刺史郭贡，也有类似举动。但荀彧当时是基于如下情况做出判断的：郭贡和吕布等人没有长期联盟关系，因此内心存在动摇，甚至可以被其对手争取（详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淮南王与赵王的合作尚可套用此计模式，而对石崇、潘岳等人的采信只能说微妙成谜，因为这些人并不真正具有相当于前辈故事中“帅众数万”的实力。淮南王一系或许过高估计了可供借助的贾氏外围残余力量。此外，他们也错误判断了别的潜在敌友。
在本时期的局面中，淮南王允一系虽然颇有不利之处，但仍然存在可以争取的机会。
由于淮南王允之前曾争立储嗣，东宫及其他未参与赵王行动的愍怀太子旧党，对他的立场显然会存有疑问。但淮南王本人并无对愍怀太子落井下石的举动，而贾后为构陷愍怀太子也做了“证据准备”，导致现场众人难以从证据链上当即提出有力反驳，由此式乾殿御前会议上淮南王的缄默，完全可以被合理解释。即使随后的争立储嗣，也可认为是在愍怀太子复位无望的判断下所做出的举动。
东宫此时的主人是太孙司马臧，实际主持者是太孙太妃王惠风。王惠风的父亲是王衍，母亲是贾后从舅之女，伯姊为贾谧之妻。其父母多年来一直仰仗贾后威权，是铁杆的贾后一党，以致罔顾王惠风感受而将之嫁与对她并无好感的愍怀太子，又在愍怀太子落难后无视王惠风的抗议，主动上表请求二人离婚。
诛贾行动之后，王衍虽为梁王等人奏请而禁锢终身，但由于他受其从兄王戎所示，对孙秀早有私恩，遂得在赵王挟私大行杀戮之际，反而与王戎一道未随女婿被杀，从坐之余尚得全身而退。尤其王惠风复立为太孙太妃后，形式上无异于倘若惠帝即刻死去，王惠风有望成为太后，而王衍即可凭借外戚身份回到权力中枢。
这些因素，加上赵王对己方阵营和东宫的有意捆绑宣传，极易造成旁人对赵王与王衍关系的误判。事实上，王衍极其鄙薄赵王，而赵王专擅杀戮，已经激起了舆论反感。
如果淮南系愿意争取东宫，则可获得相应情报。他们可以合理解释之前争立储嗣的动机，并借如今赵王专擅之名与东宫重新商定权力分配方案，乃至成功争取东宫信任之后，获得针对赵王行动更为有力的支持。王衍此人口不言钱，却极其恋慕权势，可为之迫使王惠风接受其决定，是为一旦展开说服行动的重要助力。然而淮南系人员既未争取东宫，也未利用好王衍，留下了致命的短板。
当时主掌宿卫的领军将军，为琅琊王系宗室、东武公司马澹。此人同样为贾后舅家女婿，然系赵王死党。作为宣帝系一员，赵王显然比淮南王更接近司马澹的身份属性，而且他也需要赵王为其开拓宣帝系宗王的辅政空间，去形成所谓的“成例”“故事”。这必然与淮南系诸王追求的武帝系近支宗王利益最大化相冲突。两系利益诉求的巨大差别，使领军、护军之间的行动不可能形成配合，而领军直接负责宫廷卫队，相比护军，尚有政变时的行动优势。从淮南王后续行动来看，似乎淮南王也没有准确掌握到这条情报。缺乏对这点的认识，显然会严重影响淮南王一系接下来的布局，而且非常遗憾的是，他们确实被干扰了。
西晋武吏陶俑，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武帝系核心“正嫡”愍怀太子一系未曾争取，外围宣帝系诸王无法争取，作为武帝系的首席外围，淮南王允的位置显得颇为微妙和尴尬。
他称疾不朝，密养死士，乃是基于自己身处劣势、并无友方这一过于悲观但情有可原的判断。他对石、潘等人有保留的接纳，符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的原则，然而糟糕的是，淮南王和他的幕僚们忽略了一件事：石崇当初作为贾家死党，却在负责宫门宿卫的卫尉任上，对赵王矫诏、夤夜入宫毫无鉴识和防御能力，可见其政治敏感度与团队协作能力之低下。显然，这个特性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拖累他的主公，因此理智的做法，应该是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对头，或任其自生自灭。
石崇等人有所谋划的消息此时走漏，而赵王虽专擅但反迹未彰，于是孙秀倒打一耙，给石崇等人冠上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的罪名，处以夷族以上的灭门之刑。
“为乱”指的是谋反，即反对皇帝。谋划反对身任二宫、擅行威福的权相，和谋划反对皇帝，行为上只有微细的区别，要点在于能否证明权相先已谋反，与皇帝利益不一致，不然容易被粗心的观察者忽略不计。但在政治定性上，两者则有巨大的差异。赵王曾经多次矫诏，为争取己方阵营的主动权，显然不会介意再一次让自己的意愿成为惠帝的意愿。当然之后，赵王篡位的意图逐渐明晰。
虽然石崇等人试图同时借助淮南王允和齐王冏翻盘，但淮南王允曾竞争储君，必然先于齐王成为赵王阵营的首要目标。历史亲历者王隐的《晋书》更进一步指出，孙秀等人杀石崇“以惧允”，本意即是向淮南王允示威。此时淮南王允“阴养死士”尚不曾暴露，但赵王对他已心存忌惮，所以矫诏将他转任太尉，表面上以示尊崇，实际上则彻底解除了他在中央和地方的全部兵权。
到目前为止，淮南王允的盘面可以说变得极其被动。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在此之前，他或许可以以自请远避流言的名义归镇，目的是避免在赵王篡位前过多吸引他的注意力。这样，到赵王专擅至篡位、己方师出有名之时，他仍拥有起兵相抗的能力。在此之后，他或许可以像叔祖梁王肜一样，安静而低调地接受任命，暂时保存自己，同时掩护本阵营的其他人暂居虚位，等待赵王伦的注意力转向攻击他人，直到自取灭亡。
但从淮南王允的角度来看，他竞争储副的经历使他无法相信自己放弃既有地位，还可保证安全。在此之前他不曾放弃，在此之后他更不敢放弃。由此他兵行险着，抗命不遵，“称疾不拜”，激发了赵王伦集团的第二轮行动，即矫诏迫令淮南王允放弃权力，派遣御史带人到他的护军府，逮捕他的全体部下，指控这些人和石崇拥戴淮南王、齐王“谋反”的案件有联系。双方对立彻底表面化、公开化。淮南王允出于激愤，当场做出了极其激烈的反应：他发现诏书上是孙秀的笔迹之后，当即下令逮捕御史及其部下，意图斩杀他们。虽然御史逃脱，但其副手——两名令史并未幸免。
而后淮南王允仍然难掩盛怒，对身边的人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赵王欲破我家”，即赵王伦集团的行为，是针对他的“家”也就是淮南一国乃至淮南系的，亦即针对他。于是他带领随同入京的淮南国兵和帐下死士冲出护军府，高喊“赵王反，我将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得到了颇多将士的投靠和拥护。
时代稍晚的干宝在《晋纪总论》中称此为“淮南之壮”，但仔细分析的话，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
第一，虽然诏书明显是不具备作诏资格的孙秀手笔，但淮南王哪怕声言赵王谋反，也没有抢先指控赵王矫诏为本阵营争取道义方面的更大主动，这是淮南王的思虑短板。
第二，淮南王声言“赵王反”却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并且淮南王虽然参与多次政变，但仍然没有学会临场矫诏这种在当时已被多次证明行之有效的烂招。这导致归从他的人多半出于对他个人的敬爱、拥戴，而非法理上的师出有名。
第三，淮南王把关注点落在了“赵王欲破我家”，从一开始就把终极目标锁定在维护“我家”，即淮南系的利益上。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彻底区隔开赵王和其名义上还代表着的惠帝、太孙二宫，此言一出便很容易被解释成对抗中央，事实上赵王阵营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第四，斩杀传话令史，本身也是专擅行为。淮南王不欲矫诏但已专杀，这一瞬还是将自己降格到和赵王一样的政治流氓形象上。
第五，突然发动，同盟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发生更进一步的突发事件，非常可能导致协同脱节，继而引发不可逆的致命结果。
总之，此时他只有奋力突击，用最短的时间解决战斗，以保证前述危局不至于发生。
参与淮南王允行动的，有其帐下本为奇才剑客的国兵和另外服从他命令的死士。此外，也有愿意追随他的护军府下辖营兵和部分军官，以及来支援他的后军将军吴王晏及其部下。淮南王允过继给兄弟的两个儿子，也参与了本次行动。
可以推测，汉、秦两王麾下驻京的国兵，应该也在“归之者甚众”的队列里。既然淮南王允已判断事关本阵营存亡，则淮南系诸王的直属力量必然倾壁而出。本次行动的前锋将军叫孟平，是孟观之子。孟观除却攻灭齐万年起事，还曾参与贾后诛杀杨骏一族的行动，并且是发动行动的一员干将。
但淮南王允在行动之初入宫争取惠帝手诏时就遇到了障碍：当时在台省的尚书左丞王舆关闭了东掖门，使淮南王允等人无法入宫，只得转而包围赵王伦的相府。
西晋青瓷神兽尊，1976年宜兴周墓墩周处家族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这个王舆后来投靠了赵王伦，又在其他宗王围攻赵王伦时反戈，是个反复摇摆的角色，并不是铁杆的赵王阵营成员。在此时，显然王舆先前并没有被淮南王所争取，因此他的第一反应，是“保护宫城”，迅速撇清自己，“你们两边打架跟我和皇帝并没有关系”。这令淮南王失去了争取皇帝手诏，使自身行为合法化的有效途径。在他弟弟长沙王乂之后的类似行动中，因为曾任其教育官的杜预之子杜锡担任尚书左丞，使长沙王成功突破了这一关，得以“奉天子”以攻打执政宗王，其后势如破竹。而眼下淮南王无法具备这个优势。
首轮行动受挫后，淮南王允在未获得以惠帝名义“合法授权”的情势下，仓促转向更加赤裸的夺权行动。这已然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不过仍然留有几分胜算。他的部下都有较强的单兵作战能力，现场的作战指挥也还算过得去，于是开始渐渐占据上风，相府卫队则战死千余人。但我们不太清楚淮南王允方面投入的总兵力，因为至少后军将军吴王晏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却没有留下参战兵力的记载。东宫的左卫率陈徽带领东宫兵，在东宫内鼓噪以声援淮南王允，而淮南王允的部下则在东宫正门承华门前结成战斗阵列，并以高密度的持续箭雨对被包围的赵王伦相府形成压制。
《晋书·淮南忠壮王允传》记载，这个过程从辰时持续到未时，换句话说双方从一早打到下午两三点，激烈交战了七八个小时。赵王伦的幕僚大多数躲在树后，每棵树上几乎都插着数百支箭，而试图用身体遮蔽赵王伦的人则纷纷后背中箭而死。
孟平在此过程中阵亡，但没有影响淮南王方面的渐占上风。不过相府防御仍然足够坚实，以致这么大阵仗仍没有打进去。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东宫的反应。左卫率陈徽系颍川陈氏，是陈群的从侄孙，倾向为诸荀所环绕的淮南王可以理解。然而他们冲不出来，可见虽然没被右卫率孙秀干扰，但也没有针对右卫率展开任何行动。显然这都是因为没接到王惠风的命令，说明王惠风也在观望。
陈徽的兄长陈准当时是中书令，在台省中见此情形，派人拿出了驺虞幡，以天色将晚为由，要求双方停战。（《晋书·淮南忠壮王允传》）
在淮南王占据上风的时候，使用代表皇帝的驺虞幡喊停，实际上对淮南王是不利的。同样的方法也曾经出现在元康元年，当楚王攻灭司马亮、卫瓘并意图兵指贾南风时，张华提议使用驺虞幡，成功使追随楚王的士兵就地解散。在淮南王允与扬州士族迅速打成一片的这五六年间，荀家和其他颍川士族却似乎出现了某种脱节，尤其在陈徽还明显倾向淮南王的情况下。这甚至令人怀疑，除了淮南王和赵王两阵营以及在外的路人，朝中的很多人，都仍不能十分确切地知道刚才外面这么大动静的真实起因。
另外，数年之后，在长沙王乂攻打齐王冏的战例中，当晚双方并未休战，反而箭如雨下，流箭满天，到处有人兴兵放火。皇帝在宫中待不住，跑到洛阳城东北的上东门楼上暂住，结果箭雨纷纷飞到他跟前来。（《晋书·齐闵王冏传》） 他们，尤其是长沙王乂，绝不容忍以天色将晚为由暂时休战，这应该是在淮南王的棋谱上做了调整和改进。
在疑似不明真相的陈准祭出驺虞幡的同时，本阶段担任侍中的赵王伦之子司马虔，正好在门下省值班，于是秘密邀约禁卫军将士对付淮南王，并许下了极高的报酬。接下来，宿卫军官“司马督护”伏胤带着400名骑兵从宫中出来，手举空文，宣称这是惠帝襄助淮南王允的诏书。司马虔为赵王伦第三子，所派遣的禁军军官、士兵，可以说是搭了陈准的便车。已经见到驺虞幡的淮南王允，并没想到后面跟着的宫城禁军会攻击他，于是他大开阵门，迎接这拨人马，并下车 接受所谓的诏书，哪知突然间遇刺身亡，时年29岁。
步调脱节的可能盟友，此时成为被对手利用来进行自我掩饰的烟幕弹，于是多米诺骨牌式的成串错误一气呵成。之后淮南王允三子——淮南世子、汉王迪、秦王郁皆被害，受此案牵连被杀甚至夷族的有数千人之多，一败而不可收拾。陈准被调任远离三省实权部门的三公职位，陈徽则因为涉入此案而可能遭到解职。乃至赵王伦倒台后，博士蔡克还曾追述陈徽同赵王伦有“射钩之隙”，导致其兄陈准在赵王伦篡位前后借故称病辞职。
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竞争储副失败之后，失去老道、有经验的刘颂，这个主要由高级贵族子弟组成的少壮派集团，迅速地失去了以往沉稳的落子节奏。先前为与贾氏抗衡而展开的布局，并不能及时地调整为针对赵王的布局，可见其领导者正直有余而灵活不足。而最后仓促与赵王正面动手，并在一连串配合脱节的局面下最终落败，则可折射出领导者年轻气盛带来的冲动之弊。在剧烈变动即将进一步展开的惠帝中后期，这样的性情和决策风格，确实极为致命。此次失败让淮南系一次失去三个诸侯王国，而大清洗还在后面。
淮南系人士的后续走向
赵王篡立到“江左中兴”（300—317年）
淮南王允落败之后，赵王伦集团立即给他冠上“谋逆”的罪名，并希望借此将淮南系诸王一网打尽，诛杀参与行动的吴王晏。但此举遭到中书监傅祗领衔的群臣联名上书阻止，于是吴王晏只是被贬为宾徒县（今辽宁锦州一带）王，齐王冏被借故外放为平东将军，出镇许昌。中书令陈准改任光禄大夫，又为太尉，顶替被杀的淮南王允，而孙秀则晋升成了中书令。将要外任接替淮南王允都督兵权的宗室王——彭城王司马植，因听闻外界疯传他与淮南王案有牵连，忧惧而死。除“坐允夷灭者数千人”的记录外，《晋书·顾荣传》还记载道：赵王伦杀死淮南王允父子之后，将淮南王允的幕僚统统捕送往廷尉狱，想要把他们处死。但顾荣当时担任廷尉卿的副职廷尉正，有职务之便，于是借依照律法办事的由头，保护了很大一部分人。作为扬州吴国人，顾荣以最大努力保护淮南系人员，很是尽了淳诚厚道的前盟友之义。
另外，因为淮南王允的败灭，赵王伦想要的九锡，终于不受阻碍地取得了。其诸子与党羽，也都加官晋爵，且扩大了在禁卫军中的兵权。
次月，有人告诉孙秀：散骑常侍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尊奉梁王肜，诛灭赵王伦。这一消息让赵王伦集团再次感到恐慌，但同样只有流言，并无证据。这个时候正好有星变，于是赵王伦就以梁王肜为丞相，居司徒府，让杨准、刘逵外任。（《晋书·赵王伦传》） 他以梁王肜为丞相，目的是让梁王肜替作为相国的自己挡灾，但实际上梁王活到了他倒台以后。
装神弄鬼为篡位舆论造势的行动也随之展开，此后赵王伦的参军、掾属人数均翻了一番。前淮南王文学荀崧也作为相国参军，出现在增补人员的名单里。
陆机好友戴渊举孝廉入洛应在本年，无论其时淮南王在世或不在。本年陆机境遇连续遭变，颇为尴尬，但他仍上笺赵王伦推荐戴渊，赵王伦也予以征辟。不过，戴渊显然很清楚本阶段局面的复杂性，并不就任而是迅速离京，名为探父，实或不愿因为自己而令陆机所面临的舆论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但赵王伦对收编原淮南派系人员，仍然很有兴趣。
本年年底，赵王在篡位前不久，特意转陆机为中书侍郎，而陆机为避免与其篡位相关文件扯上关系，诈发妻丧而在那段时间告假归家。待赵王于永康二年（301年）正月初一篡位之后，其长子的太子中舍人为陆云，其次子的护军司马为荀崧，其三子的大将军长史为顾荣，来自扬州的贺循也得到了进一步升迁，为侍御史，但贺循并不愿意为赵王服务，遂称病还乡。随同贺循入洛的张翰、新近接受策试的扬州秀才纪瞻，则并未接受任何职务。除与荀崧关系亲密的顾、陆等人，扬州士人对赵王伦表现出明显的疏离。
赵王伦对原属淮南王允都督范围的江州、扬州地区，尤其是扬州地区，乃至与其相邻的荆州地区，抱有极高的警惕。等他正式篡位后，他还特意将好友郗隆派往扬州接任刺史。与此相对的是，成都王颖负责的地区，如兖州，他只希望派遣官员策反刺史。然而，郗隆的履职极其不顺利，因其自以为是和过于严苛，遭到扬州地区乃至州府人员的严厉抵制。与此同时，他为了拉拢齐王冏，晋升他为镇东将军——这原是淮南王的职位。虽然孙秀特意选择自己的亲故党羽或赵王伦的故吏，担任齐、成都、河间三王的幕僚和三王所负责战区的郡国守相（《晋书·赵王伦传》） ，但并没有成功阻止齐王冏斩杀其司马，领衔传檄诸王及各州郡起兵反对赵王。而其治下，扬州主簿赵诱、前秀才虞潭、别驾顾彦等诸多扬州士人，无一例外希望刺史郗隆起兵响应。在郗隆犹豫的情况下，其参军陈留人王邃将其攻杀，送首于齐王冏，扬州驻军随即投入反对赵王的大军。
永康二年（301年）三月，讨伐司马伦前夕的全国军事形势
当时，淮南国人自发组织起来，参与齐王冏攻打赵王伦的军队，人数逾万，相当可观，而且对淮南王允父子全灭以致无人嗣业，大都痛心疾首，言则流泪。（《晋书·淮南忠壮王允传》） 这给齐王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充分显示出淮南王身后在扬州尤其是封国的遗爱和威惠。淮南王故吏、前镇东参军潘尼原本刚以回乡扫墓为名，告假离开了京都洛阳，听说齐王冏起兵后，立即奔赴许昌，成为齐王冏的参军和机要办公厅主任，在赵王伦倒台之后，论功受封安昌县公。
荆州、江州方面，在赵王伦篡位时，以新野公歆为南中郎将。齐王檄至，新野公参军孙洵当众声言宜大义灭亲，反对赵王。最后齐王冏所率军队进入洛阳，其引导军团正是全副武装的新野公歆一部。新野公歆本人事后以功进封新野郡王，邑2万户。（《晋书·新野庄王歆传》）
此役最关键的一场战斗为成都王部拿下，而齐王冏部毕竟有首倡之功。之后洛阳驻军反水，诛杀孙秀等赵王党羽，迫令赵王放弃帝位，迎惠帝复位。而后梁王肜领衔上表要求杀死赵王伦父子，西晋朝廷内的官员纷纷附议。（《晋书·赵王伦传》） 齐王冏掌握执政要权后，立即延揽还在京城的扬州士人，如以顾荣为主簿，以纪瞻为东阁祭酒，以张翰为东曹掾。但顾荣刻意终日醉酒，不问公事，还给乡人杨彦明写信说：“我做齐王主簿，总担心惹火烧身，见刀与绳，每每想要自杀，只是旁人不知道罢了。”（《晋书·顾荣传》） 纪瞻对东阁祭酒反应平淡，对随后的任用亦兴致缺缺，“不之官”（《晋书·纪瞻传》） 。张翰干脆选择弃官回乡，留下“莼鲈之思”的著名典故。洛、扬的士人群体对齐王冏离心的缘由，当与齐王冏执政初期一些容易被认为是针对淮南王派系余部的行为有关。
赵王被诛，吴王晏随之复封，淮南王允也被追赠司徒并改葬。不过吴王虽然不止一个儿子，且他的儿子按理是过继给母兄的首选，但淮南王的国统承续并没有被立即确定下来。因为齐王冏也希望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淮南王，他看中了之前淮南国人爆发出的追怀与力量，希望间接获得这些力量。感佩与垂涎只有一念之隔，而吴王也恰恰有需要忌惮齐王的地方，这使得齐王有动机，也有能力向吴王施压。
《晋书·傅祗传》载：
初，伦之篡也，孙秀与义阳王威等十余人预撰仪式禅文。及伦败，齐王冏收侍中刘逵、常侍驺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以禅文出中书，复议处祗罪，会赦得原。后以禅文草本非祗所撰，于是诏复光禄大夫。
请注意“会赦得原”。据《晋书·惠帝纪》，此处所“会”之“赦”，当在六月戊辰（十五日，301年8月5日），与吴王晏复封同时。作为曾在关键时刻援助过吴王晏、保住淮南系诸王最后一线希望的人，北地傅氏的重要成员傅祗在赵王篡位期间任中书省最高负责人——中书监，只需要经过一次大赦，他便可重获自由，而时任中书侍郎的陆机并无如此幸运。《晋书·陆机传》：
伦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
实际上，陆机经过的是两次特赦。虽然陆机一再抗辩自己与加封赵王的九锡文及禅诏无关，除却不在岗证明之外，甚至要求比对笔迹 ，但齐王仍然坚持对其问责以死。在所部取得关键战役胜利并帮助齐王冏部取得过关键胜利的成都王颖施以援手，吴王晏也积极参与的情况下，陆机只争取到“减死徙边”。可能从东晋（最晚从南朝）开始，陆机和成都王颖的关系被频频强调，这应该与他感念成都王颖的相救，最后却死于其手的人生戏剧性密不可分。但我们在这里必须看清的是，成都王颖为他争取到的只是免死，而并不是重获自由。
后一次大赦的时间非常微妙，《晋书·惠帝纪》为我们标注了前后重要关节点：
秋七月甲午，立吴王晏子国为汉王，复封常山王乂为长沙王。八月，大赦。戊辰，原徙边者。……十二月，……封齐王冏子冰为乐安王，英为济阳王，超为淮南王。
东晋陶女俑，1955年江苏南京出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汉王为淮南王允之子迪曾经嗣封的爵位，而此处受封汉王者，是吴王晏的第四子，名字在《晋书·吴敬王晏传》中写作“固”，未知孰为正，或此人曾用过两个名；吴王晏次子祥，在齐王冏覆灭之后才成功过继给淮南王；第三子邺（即愍帝）生于永康元年，在齐王冏覆灭前后嗣封秦王。
在齐王冏刚刚掌握大权的时候，吴王晏在除世子之外至少还有3个儿子的情况下，将他的第四子过继给了异母兄长、始平哀王裕，而非同母的淮南王，也非过继给有着8万户封的大国诸侯王——秦王。秦国的继承者，此时还遥遥无期。吴王晏留着两个大一点的儿子，似乎仍然坚持为将来继承这两个诸侯王国、恢复当年淮南系的规模，象征性地留出了空间。
立吴王之子为汉王的这道诏令颁布的时间是七月甲午（十一日，8月31日）。随后，八月戊辰（十六日，10月4日）朝廷再次颁发大赦令，宽恕徙边者，陆机重获自由。十二月，朝廷认可齐王冏在赵王被杀之后的上表陈请，封齐王冏之子为淮南王的诏书终于颁下。
数月之内，双方势力反复拉锯，一人抑或一家人的悲喜不过是插曲。吴王及其集团为此失去淮南系鼎盛时期的几乎所有地盘，包括核心兵源地淮南国与重要财源地秦国，只留下吴国和汉国。如此不惜血本地力保陆机自由，应当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吴王的身体和智能都远不如当年的淮南王，而吴王诸子年纪尚幼，单靠他们，对封国的控制力几乎可视作浮云。保下陆机，他们还能争取吴国士人的感恩，换句话说至少能保住吴国；放弃陆机的话，他们可能连吴国都控制不住。事实上，按《谢平原内史表》来看，陆机不仅重获自由，甚至还保住了他的关中侯爵位，这令他近两年后言及此事，感激之情仍溢于言表。在晋朝已经面临大乱的情况下，二陆坚持不肯还乡，恐当与感念故主之恩有密切关系。此外，我们有必要对比一下成都王颖取胜那场关键战役的对方指挥官——刘琨。
《晋书·刘琨传》《晋书·成都王颖传》等记载：刘琨从赵王伦执政初期开始，就因为他姐夫是赵王伦世子的关系，父子兄弟都深受赵王伦信任，刘琨本人更在赵王伦篡位之后，担任姐夫的太子詹事。齐、成都、常山三王起兵，刘琨作为指挥官，和孙秀之子孙会一起率3万禁军对抗成都王颖，但被反攻回来的赵骧和有效增援的王彦联合打败。值得注意的是，齐王冏夺取执政身份之后，对刘氏全族于赵王伦掌权时期的所作所为都宽宥不问，甚至还给刘琨和他的兄长刘舆都安排了清显的职位。如此彻底的赵王派系人员被宽恕，居然都不需要一次官方大赦，这更能说明齐王对中书省特定人员的问责并非出于公心，而只是一场有目的的政治作秀。
由于他所选重点攻击对象的籍贯之故，他对原淮南系人员中的扬州籍士人，必然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让这部分人难以被他真正收编。他的专擅与自我膨胀，也得罪了还在世的诸位皇弟，这部分亲王暗中形成了利益同盟。
当时，顾荣千方百计离开齐王幕府，调任与冯熊同僚的中书侍郎；中书侍郎陆云应成都王颖专门上表请求，出任清河内史，并成为大将军幕府的幕僚；纪瞻抵制对他的两次县令任命，并在次年或再后一年离开洛阳，返回家乡；在纪瞻之前，张翰已然弃官回乡。
同情和声援过淮南王允针对赵王伦那场军事行动的陈徽，此时正担任着扬州刺史。回到洛阳担任东海王司马越军咨祭酒的戴渊，与顾荣、张翰等，观察到山雨欲来之势已成，皆一再劝陆机离开洛阳，但陆机予以拒绝。与此同时，齐王冏对诸荀的笼络也并不顺利，因为虽有荀籓之子荀闿在他的大司马幕府担任了某曹的掾，但其余诸荀似乎对他并无兴趣。荀崧此时在给事中任上，或调任尚书吏部郎，荀组则为侍中，两人均属朝廷命官。
荀籓一直不声不响，直到后来在长沙王乂针对齐王冏的军事行动中获得武勋，受封县公。在同系列的军事行动中，顾荣也立功受赏，获封嘉兴伯。在此背景下，荀闿坚持以故吏身份，为之后被长沙王下令斩杀、暴尸的齐王冏营葬，似乎只是一种胜利者的慈悲。
而后，随着长沙王乂击败齐王冏，齐王过继给淮南王允的儿子被剥夺王爵幽禁起来。吴王晏的次子正式嗣封淮南王，吴王晏本人也已拜上军大将军、开府，加侍中。淮南系在形式上恢复了旧有的版图，但无论考虑外部形势，还是吴王晏本身的统率能力，这个派系想恢复鼎盛时期的影响力已经极其困难。尤其在太安二年（303年）扬州的石冰起事中，陈徽指挥失灵，以致大败，并由此失去了对境内各郡的有效控制（《晋书·惠帝纪》） ，显示出此时淮南系相关中原籍人才的缺乏。
太安二年（303年）十二月，江淮一带反抗石冰起事示意图。需要注意，石冰起事在七月，周玘等人挟顾秘起兵则在长沙王乂死后的十二月，且“三吴”之中，唯独吴郡令人意外地保持了平静，可见吴王势力核心区对晋朝的认同存在明显的分化
紧接着，本年下半年，成都王颖受河间王颙撺掇，为和当时身为皇太子的清河王覃竞争储嗣之位，联兵攻打在洛阳执政的长沙王乂。吴王晏被任命为防御方长沙王乂的前锋都督，顾荣为长沙王乂长史，荀籓之子荀邃为长沙王乂参军，而成都王颖方面的前锋都督正是陆机。
这一战事以极其惨烈的方式拉开了撕裂北中国的序幕，当然也彻底摧毁了刚刚重建的淮南系版图。它完全暴露出吴王在剧烈动荡的大局面前软弱无力，甚至连自己都成了棋子。至年底，周玘、王矩、顾秘等起兵攻打石冰，令石冰从临淮退往寿春（《晋书·惠帝纪》） ，贺循也抱病参与此事，并成功将石冰势力逐出会稽（《晋书·贺循传》） 。
扬州本地人的强悍与中原盟友的孱弱对比鲜明，二陆被皇族内部权力斗争频频利用，继而被构陷夷族，使得当地大族对日趋混乱的中原愈加丧失兴趣，顾荣不久也弃官还乡。扬州士人此时已经无人可拥戴，却又心中不甘，遂有顾荣、甘卓、周玘、纪瞻等人与陈敏暂时合作，最终将其击灭之事。此后顾荣与纪瞻、陆玩等一度试图围绕戴渊主公、东海王司马越重建扬州士人在京堡垒，但未及同司马越会面，就因为对其缺乏信心而再次返乡。
当时，受困于主公琅琊王司马睿无法摆脱东海王司马越阴影的王导，正是注意到上述全部情况，抓住顾荣、陆机与从兄王敦有旧交这微弱的一线生机，孤注一掷，强行逆势而动，建议司马睿移镇建邺。他还迅速承担起元康时期荀崧的角色，在琅琊王睿幕府内外，重新拟构出淮南王在世时乃至淮南系鼎盛时期的南北士人结构。其眼光之敏锐、态度之激切、手法之强韧坚决，令司马睿自己都有鸠占鹊巢之感，慨叹“寄人国土”。
此时吴国与淮南系真正的主人吴王晏，正在洛阳持续的乱局中碌碌无为，诸荀兄弟则官居要职，但当时东海王越势盛，怀帝欲与其相争，于是诸荀担心在随时爆发的政治风暴中遭遇清洗，因此最多只能旁敲侧击，并不敢提出实质性建议。（《晋书·荀组传》） 吴王晏死于永嘉五年（311年）的洛京倾覆，而琅琊王睿此时羽翼渐丰，其子秦王邺已无法回归吴国。
从洛阳失守后荀籓传檄天下以琅琊王睿为盟主，到他决定西奔长安，这中间有一段明显的时间差。就在荀籓和荀组尚在犹豫西奔还是南渡之时，西土大族阎鼎等人索性劫夺了吴王晏之子秦王邺，拥戴他出奔长安，登基为帝（313年），是为愍帝，然而他们很快不得不授权司马睿都督中外诸军事。
琅琊王睿的镇东大将军府，自永嘉末屡屡动兵，攻周馥以全扬土，击华轶而夺江州，平割据以收交广，破流民而定荆湘，勉强维持了半壁江山。
长安此前屡经战乱，已经残败不堪，而建康尚称晏安。虽然王导此计本意所针对的是司马越而非愍帝。但客观上，他也使得愍帝失去了在其父国土上建立东晋的可能性，而不得不去承担西晋败亡的死劫。命数轮转，令人浩叹。
愍帝在位数年难以为继，而琅琊王睿在彼时局势之下即位登基，是为元帝。西晋终结，东晋建立，就此揭开历史新的一页。淮南王允集团所奠定的南北士人合作格局，就此贯穿东晋乃至南朝始终，虽然有诸多变形，但大框架始终未变。此一框架，传统上认为是王导为南渡而建。关于王导对此格局的构拟之功，前辈学者亦早已多有言及。但在此基础上，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个格局的创立者，实际上并不是王导，他是一个政治模型的“用典”者，而不是原创者。我们不应该因为他走得更远，就否定在他之前其他人所进行的尝试、所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也需要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点细节方面的补充。须知一个成熟的政治模式，除非真正建立，否则每向前探索一步，都可能需要极其珍贵的生命作为代价。
“八王之乱”大事记 （以淮南系诸侯王国为主视角）
第一阶段：流血事件发生于洛阳城内，形式以政变为主
? 惠帝元康元年三月初八（291年4月23日）
贾后集团、皇弟楚王玮与淮南王允，共同摧毁辅政的杨骏—杨太后集团。杨骏及其亲党皆夷族，杨太后被废，继而被杀，受牵连者数千人。
? 惠帝元康元年六月十二（291年7月25日）
贾后借楚王玮之力，诛灭汝南王亮、太保卫瓘，并在次日以“矫诏”罪名处死楚王玮，受牵连者同样甚众，楚王同母弟长沙王乂徙常山。贾后专权形成。
? 惠帝元康九年腊月三十日（300年2月6日）
愍怀太子遹因贾后诬陷被废。
? 惠帝永康元年三月二十二日（300年4月27日）
贾后矫诏处死废太子遹。
? 惠帝永康元年四月初三（300年5月7日）
赵王伦、梁王肜、齐王攸入宫废黜贾后，并诛贾谧等贾氏族人及其党羽，淮南王允派系人员、吏部尚书刘颂为执行指挥。次日，赵王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独擅大权；愍怀太子遹得以册复。初七，三公、诸卿及高级禁卫武官大体调整完毕。初九，废后贾南风被杀。
? 惠帝永康元年五月初九（300年6月12日）
皇太孙臧册立。赵王伦及其党羽兼领东宫官，进一步扩大权力，逼压其他宗室。
? 惠帝永康元年八月（300年8月31日—9月29日，具体日期不明）
淮南王允举兵攻赵王伦，不克，被杀，三子（淮南世子、汉王迪、秦王郁）同死，受株连夷灭者数千人，同母弟吴王晏徙宾徒。赵王伦加九锡。
? 惠帝永康二年正月初一（301年1月26日）
赵王伦篡帝位。初九，杀前太孙臧。
第二阶段：大规模动乱和会战接踵上演，中原地区遭遇重创
? 惠帝永康二年三月至永宁元年四月初七（301年3月26日？—5月30日）
齐王冏、成都王颖、常山王乂及河间王颙等联合起兵，攻灭赵王伦政权。惠帝复位。
? 惠帝永宁元年五月（301年6月23日—7月21日，具体日期不明）
册立皇太孙尚。
? 惠帝永宁元年六月十五日（301年8月5日）
复封宾徒王晏为吴王。
? 惠帝永宁元年六月二十一日（301年8月11日）
齐王冏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成都王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河间王颙为太尉。
? 惠帝永宁元年七月十一日（301年8月31日）
立吴王晏之子国（或名固）为汉王，复封常山王乂为长沙王。
? 惠帝永宁元年十二月（302年1月15日—2月13日，具体日期不明）
齐王冏之子冰为乐安王，英为济阳王，超为淮南王。
? 惠帝太安元年十二月初二（303年1月6日）
河间王颙上表送达洛阳，声言将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虓联军攻打洛阳，要求齐王冏放弃执政权，并称约长沙王乂为内应，意欲令齐王冏、长沙王乂两败俱伤而坐收渔利。长沙王乂连夜奉惠帝之命与齐王冏交攻，次日得胜（一说激战3日），杀齐王冏及其党羽，幽其诸子，遂自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因此不满，矛盾又成。
吴王晏之子祥嗣封淮南王、邺嗣封秦王，当在本年。
? 惠帝太安二年八月至永安元年 正月二十五（303年8月29日？—304年3月17日）
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联军攻打洛阳，与长沙王乂方面多次交战，在太安二年九至十月间连遭惨败，但仍重围宫城，与长沙王乂形成僵持。十一月，洛阳粮食告急。太安三年正月，战火延烧至关中等地。正月二十五日，东海王越与部分禁卫军官扣押长沙王乂，迎接城外军队入京，战争结束。二十七日，长沙王乂被杀。河间王颙部将张方大掠洛中而还长安，成都王颖为丞相。
? 永安元年三月十一日（304年5月1日）
成都王颖为皇太弟，丞相如故。
? 建武元年七月初一至二十三日（304年8月17日—9月9日）
原属长沙王乂派系的禁卫军官发动政变，以惠帝名义出兵攻打在邺城的成都王颖，二十三日惨败于荡阴，战争结束。惠帝被挟至邺城。
? 建武元年八月（304年9月16日—10月15日，具体日期不明）
安北将军王浚发兵攻打成都王颖，夺邺城。成都王颖挟惠帝奔洛阳。
? 永安元年十一月初一（304年12月14日）
河间王颙部将张方挟惠帝西奔长安。
? 永兴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305年2月3日）
废成都王颖，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以河间王颙都督中外诸军事。
? 惠帝永兴二年七月至光熙元年六月初一（305年8月7日？—306年6月28日）
东海王越起兵徐州，攻打河间、成都二王。永兴二年七月至九月末，成都王颖所部活跃于华北，攻掠郡县，一度恢复对旧有地盘的控制。十二月，范阳王虓出兵援助东海王越。翌年正月，河间王颙杀张方求和，东海王越不许，当月攻占洛阳。五月，东海王越攻破长安，麾下鲜卑兵大掠。六月初一，惠帝自长安回到洛阳。
此时关中扫尾战事仍有起落。在东海王越大军挟惠帝离开长安之后，河间王颙旧部一度拥戴其重整旗鼓，但很快就只能控制长安一城。
? 惠帝光熙元年八月（306年8月26日—9月23日，具体日期不明）
以太傅、东海王越录尚书，骠骑将军、范阳王虓为司空，东海王越执掌大权。“八王之乱”到此基本结束。
? 惠帝光熙元年九月（306年10月24日—11月21日，具体日期不明）
成都王颖被擒送邺城。
? 惠帝光熙元年十月（306年11月22日—12月22日，具体日期不明）
成都王颖为范阳王虓长史刘舆所杀。范阳王虓暴亡。
? 惠帝光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307年1月8日）
惠帝暴亡，或曰为东海王越毒杀。
? 惠帝光熙元年十二月（307年1月20日—2月19日，具体日期不明）
河间王颙为南阳王模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