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阿尔苏夫会战双雄对决）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简介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在阿尔苏夫会战中的双雄对决，一直是十字军东征里最伟大的传奇，在当时就成为欧洲吟游诗人的绝佳素材。此战是自灾难性的哈丁会战以来，基督徒军队第一次与萨拉丁在旷野对垒。那么，身为英国国王的理查是如何远赴千里与宿命般的对手萨拉丁一决雌雄的呢？两雄相争，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呢？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一起来见证下这所有的历史谜团。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过程分析——
1191年6月8日，为了光复耶路撒冷王国，基督教十字军已在海滨重镇阿卡城下与埃及苏丹萨拉丁率领的穆斯林军鏖战了将近两年之久。久拖未决的围困、犬牙交错的阵线、肆虐不止的瘟疫，令双方都精疲力竭，但又不得不苦苦坚持，等待转机。就在这一天，西面的地中海上绰约出现了一支庞大舰队的身影，船头飘扬的白色十字宣告来者是英格兰十字军，以及他们新近登基的国王理查一世。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对决，即将打响。
源起
1095年11月末的一个早晨，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1088—1099年在位）进行了一次将改变欧洲历史的布道。他的慷慨陈词鼓动了聚集在法国南部小城克莱蒙（Clermont）外一小块原野上的人群。此后的数月中，其檄文传遍西欧，揭开了将持续数百年的十字军东征的序幕。
乌尔班声称，基督徒因外敌入侵和骇人的迫害而身处危局。圣城耶路撒冷如今陷入穆斯林之手——“上帝的敌人”正致力于酷刑与亵渎。他号召拉丁欧洲以“基督战士”的名义，起来反抗这些传说中的蛮夷，光复圣地并解放遭受“奴役”的东方基督徒。因受投身这一正义之战将会被赦免灵魂罪愆的承诺所蛊惑，数以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此后离开西方，踏上了讨伐伊斯兰世界的征途……
十字军东征的导火索是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Ⅰ Comnenus）为了在小亚细亚击退来势汹汹的突厥人而向罗马求援。当皇帝的使节于1095年春季抵达意大利时，乌尔班二世正在皮亚琴查主持一场宗教会议。原本阿莱克修斯仅仅期望教皇能召集一支小而精的西方雇佣军，但后者却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藏的机遇。拜占庭人原本试图达成某种战术性的目标，而教皇却决定发起一场战略性的浩荡东征。接下来的数年中，阿莱克修斯的帝国被前赴后继的西方人潮所淹没。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的血战，十字军屡屡逢凶化吉，攻城略地，最终于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拉丁人的成就远远超出皇帝的估算，被征服的领土本应交还拜占庭，但他们却很快成为一方诸侯，建立的四大十字军国家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深刻地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生态，亦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西方拉丁人，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锲而不舍地奔向耶路撒冷，而伊斯兰世界也一次次地尝试着夺回圣城。或许在现代的读者看来，这有些令人费解。这座古 城并非如传说中的那样充满黄金与蜂蜜，论人口与规模也无法和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相比。对犹太人而言，它不仅仅是其故都，更是供奉约柜的圣殿所在地。虽然圣殿已被罗马人毁坏，但残留的西墙（亦称“哭墙”）依旧是犹太民族至圣的遗迹。对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则是耶稣殉难及复活之地。于“耶稣坟墓”上修建的圣墓教堂，早已成为万千基督徒向往的朝圣地，在基督教世界的诸多教堂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至于穆斯林，则将耶路撒冷视为仅次于麦加、麦地那的第三圣地。这既是由于伊斯兰教继承了对亚伯拉罕的敬仰，也是因为人们相信这里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之处，以及将圣城定位为未来“审判日”焦点的传统。638年，穆斯林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同时埋下了数百年后十字军东征的种子。
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北非主教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的著作首次奠定了十字军观念的基础。圣奥古斯丁主张，在严格的条件下，战争可以是既合法又正当的。其复杂的理论稍后简化归纳为“正义战争的三大前提”：由合法的权威发动（如国王或主教），正当的理由（如抵御敌人进攻或收 复失土），带有正当的意图（意味着最低限度的暴力）。奥古斯丁的三项原则初步支撑起十字军东征的理念，并用于证明某些正当战争在上帝眼中可被容忍，而欧洲后罗马时代的蛮族统治者加快了将战争神圣化的进程。他们皈依基督教后，将日耳曼式的尚武精神注入了拉丁信仰。例如，在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下，主教们开始宣扬甚至亲自参与并指挥征服东欧异教徒（或令其改宗）的血腥战役。千禧年之交（1000年），基督教教士为武器盔甲祝福已变得司空见惯，各种武士出身的圣徒也纷纷被纪念和推崇。
1581年德意志新教神学家海因里希·宾廷（Heinrich Bünting）所作地图，耶路撒冷位于世界的中心（三大洲交汇处）
至11世纪的后半期，拉丁基督教开始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圣战”。在中世纪天主教会改革运动的早期，教廷已开始意识到维持一支军事力量，对实现其决议和意愿大有必要。这促使教皇进行了号召基督教支持者为了保卫教会而参与战争的一系列尝试。作为回馈，后者将得到语焉不详的精神“奖赏”。在格里高利七世教皇（Gregory Ⅶ，1073—1085年在位）的铁腕下，关于“神圣暴力”的教义与实践有了重大发展。由于决心召集一支忠于罗马的教皇军队，他重新诠释了基督教的传统。数百年来，神学家已将“基督的战争”定义为基督徒为洗清罪孽而进行的内在、精神上的斗争，修士们有时也被描绘为“上帝的战士”。格里高利为了他的目的，改变了这一观念，他宣告全体世俗社会有一项高于一切的义务：作为“基督的战士”以实际的武力保卫拉丁教会。虽然格里高利七世有些操之过急，并因此不得不狼狈地流亡南意大利，有些晚节不保。但他大胆的举措，为其日后的继任者（也是其曾经的顾问）乌尔班二世登上讲坛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奠定了基础。
站在西欧王公贵族的角度，他们参与十字军东征也有着合理的内在动机。比如11世纪的安茹伯爵富尔克·内拉（Fulk Nerra, 987—1040），作为一介武夫，他不仅曾东征西讨，四处劫掠，甚至还将自己的妻子送上了火刑柱，可谓双手沾满鲜血。即便他如此暴虐，英雄迟暮之时，竟也对将堕入地狱的结局夜不能寐。于是他先后三次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洗涤罪恶的朝圣之旅。在最后一次朝圣时（当时伯爵已垂垂老矣），据说他脖子被套上了狗绳，赤身裸体，由仆人拳打脚踢地牵入圣墓教堂——他的忏悔之举连同时代的编年史家也为之瞠目。富尔克·内拉作为一个例子或许有些极端，但从他身上的确可挖掘出中世纪贵族内心深处的某些想法。经过教会近千年的耕耘，基督教的教义早已深入人心。
中世纪的欧洲与现代世俗化的欧洲大相径庭，它属于一个高度宗教化的时代。从出生、死亡，到睡眠、饮食、婚娶，基督教的信条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爱、慈悲、责任、传统等观念，均有助于促成中世纪人的宗教热忱，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还是恐惧或敬畏。正是这种恐惧令富尔克·内拉相信他的灵魂面临极度危险。11世纪的拉丁教会训诫说：每个人死后都将面临审判——“灵魂称重”。纯洁者将得到奖赏——升入天堂，而罪人将堕入地狱永受折磨。对那时的信徒而言，通过宗教艺术及雕塑获得的直观印象，已经令上述危险变得刻骨铭心，罪人们将受到惩罚——他们被魔鬼扼住脖子，或者被恶魔拖入地下的烈火之中。
在此背景下，中世纪的拉丁基督徒因其罪孽和迫在眉睫的“审判”而备受煎熬。因此，他们急切地寻求各种救赎之道。追求纯洁、完美的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极端表现是修道院制度。在那里，修士、修女们许下“三愿”（即“安贫”“禁欲”“听命”）， 保持秩序井然的集体生活，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如法国东部勃艮第的克吕尼隐修院（Abbey of Cluny）提倡的宗教改革运动（教皇乌尔班二世也曾是一名克吕尼修士）。但对王公贵族而言，要他们完全放弃世俗生活遁入修道院隐居，有些强人所难。因此，他们对远赴东方参与针对异教徒的“圣战”显得情有独钟。尽管前路凶险，但解救（保卫）耶路撒冷的目标，能令贵族们的灵魂得到洗涤，在未来的审判中免遭地狱之苦，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同时，教会为了控制这批桀骜不驯的贵族，并“祸水东移”以使欧洲内部免于生灵涂炭，也进一步推波助澜。
德裔尼德兰画家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 1430—1495）绘制的《审判日》，图中天使长米迦勒正在进行“灵魂称重”
耶路撒冷圣墓教堂
总之，十字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劳师远征，更是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武装朝圣”。其中的贵族固然掺杂着私心杂念，但也不乏宗教情怀。例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名将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为了筹集军费，便抵押掉了自己的整个公国。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当时也是相当宽容的。允许“有经人”在缴纳人头税的前提下保留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要求其彻底臣服并立即皈依伊斯兰教。因此在穆斯 林统治圣地的大部分时期中，基督徒付出一定代价（如缴税）后，依然可大体不受阻碍地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甚至在此定居生活。当然，伊斯兰教从早期开始便不排斥战争。7—8世纪它的惊人扩张也主要依赖军事征服。穆斯林学者们从《古兰经》与“圣训”（hadith，记载了穆罕默德的“传统”或言论）中获取理论上的支持。上述经文提供了大量关于先知主张“为真主而战”的实例。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初，人们曾探讨过这种“圣战”（或称“吉哈德”，字面意思为“斗争”）的确切内涵。其中的一些人，如穆斯林神秘主义者（苏菲派）主张最重要的（或称“高级圣战”）是洗涤罪孽和过错的内在修行。但在8世纪晚期，逊尼派法学家发展出一套正式的理论，声称斗争应该是拿起武器，用战争手段对抗异教徒（有时也称作“初级圣战”）。最后，伊斯兰法学家们正式将世界划分为两部分——“伊斯兰之家”（Dar al-Islam，即穆斯林统治和实施伊斯兰律法的地区）与“战争之家”（Dar al-harb，世界其余地区）。“吉哈德”的明确宗旨是通过对“战争之家”发动不懈的“圣战”，使全人类皈依伊斯兰教或服从穆斯林的统治。理论上，与异教敌人达成非永久的和约是得到许可的，但任何停战协定的时间都不应超过10年。
当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很难被视作基督徒的“自卫反击”。耶路撒冷固然曾属于基督徒，但那是500年前的旧事，当地穆斯林已繁衍生息了数十代。拉丁人对圣地“姗姗来迟”的入侵，也很难让人相信是为了替昔日的拜占庭帝国讨回公道。另一方面，穆斯林发动“圣战”的火焰尽管尚未熄灭，但在11-12世纪，已相当微弱。没有明显证据表明，整个伊斯兰世界正在策划一场对基督教世界的大规模远征，换言之，西欧的拉丁人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自661年第四任哈里发阿里（Ali, 601—661，先知的堂弟和女婿）被刺杀后，“四大哈里发”（Rashidun Caliphate，又称“正统哈里发”）的统治宣告终结，穆阿维叶建立了倭马亚王朝（Umayyad dynasty）。这便在伊斯兰世界中播下了不和与分裂的种子。因阿里的不幸遇刺，穆阿维叶的登基有些名不正言不顺。阿里及其后裔的支持者形成了什叶派（Shi'a，字面含义为党派、宗派），他们坚称只有阿里与他的妻子法蒂玛（Fatima，穆罕默德之女）的后代才有对哈里发之位的合法继承权。最初什叶派致力于从正统逊尼派手中夺取伊斯兰世界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在神学、宗教仪式、律法方面走上了不同道路，二者的分歧也上升至教义层面。此后的4个世纪中，穆斯林世界的分化不断扩散、加深。750年，一场血腥的政变后，倭马亚王朝遭到倾覆，阿拔斯王朝取而代之。他们将逊尼派的中心进一步迁离阿拉伯故土，在伊拉克特意打造 了一座壮美的新都——巴格达。它宣告了逊尼派统治在精英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全面转向，从近东转向美索不达米亚。后者曾是两河流域的古文明摇篮（有时被称作“新月沃土”）。阿拔斯王朝的资助亦令巴格达成功跻身当时世界的科学、哲学学术中心之列。接下来的500年中，逊尼派的中心不再是叙利亚或圣地，而是伊拉克与伊朗。然而，阿拔斯王朝的掌权却伴随着那个曾经统一的伊斯兰国家的四分五裂。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统治者（有时被称作“摩尔人”）于8世纪脱离控制，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裂痕也日益加深。什叶派团体大致和平地继续生活在近东、中东的逊尼派中。但在969年，一支踌躇满志的什叶派夺取了埃及的控制权。在法蒂玛王朝的庇护下，什叶派拥立了自己的哈里发，拒绝承认巴格达逊尼派的权威。通过从阿拔斯王朝手中征服大片近东土地（包括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东地中海沿岸部分地区），法蒂玛王朝被证明是前者的劲敌。至11世纪后期，阿拔斯王朝与法蒂玛王朝已经势同水火。因此，到了十字军东征时期，伊斯兰教已基本分裂。这断绝了埃及和伊拉克的穆斯林统治者同仇敌忾，联手对抗基督徒入侵的一切可能。
逊尼派、什叶派的敌对削弱了哈里发的权威。11世纪，突厥人的到来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更深远和戏剧性的变化。大约从1040年起，这些以尚武和骑射著称、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民开始渗入中东。其中的一个特殊部落塞尔柱人（Seljuqs，来自咸海以外的俄罗斯大草原）成为突厥人迁徙的先锋。在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这批令人生畏的塞尔柱人宣布将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忠心不贰。他们很快取代了伊拉克、伊朗本地阿拉伯和波斯贵族的统治。1055年，塞尔柱诸侯图格鲁尔贝伊被封为巴格达的苏丹，从而得以对逊尼派发号施令。之后，他的王朝继任者世袭这一权力超过百年之久。塞尔柱突厥人的降临一度为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勃勃生机与统一。旺盛的精力与强大的武力令他们很快横扫四方。在南方，法蒂玛王朝被击退，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再度被夺回。在小亚细亚，他们对拜占庭帝国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一支塞尔柱人在安纳托利亚最终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苏丹国（罗姆苏丹国）。可惜好景不长，在塞尔柱帝国苏丹马利克沙阿（Malik Shah）于1092年去世后，由于继位的纷争，塞尔柱王朝陷入了分裂甚至内战的边缘。南部的法蒂玛王朝则趁机收复故土。伊斯兰世界再度呈现出分崩离析的面貌。几年后，拉丁人的十字军便开始通过拜占庭领土向圣地进军。这可以说是“乘人之危”，亦可以说是幸运地把握住了天赐良机。因此，四大十字军国家的相继建立，固然有基督徒浴血奋战的因素， 但也是拜穆斯林内讧之赐。
第一任“圣城守护者”——布永的戈弗雷（Godefroy de Bouillon, 1060—1100）虽德高望重，但在位仅一年时间，继任者是他的兄弟、首位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BaldwinⅠ，1100—1118年在位）。他利用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南征北讨，成功地将新生的耶路撒冷王国打造为中东强权之一，并扩大了它的版图。1118年，鲍德温领军远征埃及，却在尼罗河畔与骑士们用长矛捕鱼时旧伤复发，最后病逝于边境小镇阿里什（El-Arish）。据说，他的死不仅令本国臣民哀悼，甚至其敌人都惋惜不已。
鲍德温一世的葬礼，法国插画家让·科隆布（Jean Colombe, 1430—1493）绘制
此后执政的鲍德温二世，在战功上无法与其前辈相提并论，但十字军国家的局势尚且稳定。当来自安茹的富尔克（Fulk, 1131—1143年在位）继位后，形势急转直下。
当时，伊斯兰世界出现了12世纪的第一位政治强人——伊马德丁·赞吉（Imad ad-Din Zengi，约1084—1146）。他自称“圣战斗士、无神论者的驯服者和异端的摧毁者”，从而成功吹响了穆斯林反击的号角。1044年，他攻占并血洗了埃德萨伯国，整个欧洲为之震动。随后引发了虎头蛇尾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对基督徒而言幸运的是，两年后赞吉在远征伊拉克途中，被其身边的太监弑杀。剩余的三大十字军国家获得了喘息之机。虽然赞吉之子努尔丁后来成为圣地基督徒的心腹之患，但至少迫在眉睫的穆斯林入侵暂时得到了遏制。
12世纪西欧的经济与人口都获得了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上的进步和日益膨胀的自信。更多的财富在流通，统治者和贵族们可以用这些资金雇用装备精 良的职业军人。这意味着主要基督教强国军事实力的上升。意大利的几大海上共和国（如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几乎瓜分了地中海的制海权与重要商路，发达的商业提供了扩张的资本，也成为不断向圣地十字军国家输送物资的动脉。
虽然伊斯兰世界传统上在这些领域一直领先于西欧，但拉丁人紧追不放，尤其是在船运和贸易方面，甚至已有反超穆斯林对手的趋势。当时意大利商船已经统治了地中海，但欧洲的通讯效率与鼎盛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相比还逊色不少。而且欧洲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依然匮乏。地理上的无知不仅对商人来说是个问题，十字军将领们也很少冒险在前辈们打下的地盘之外活动，他们更倾向于循规蹈矩。
另外，虽然拉丁人的确掌控着地中海，但从耶路撒冷至西欧有数千公里之遥，信使往返需要数月。当十字军国家遭受突然打击时，西方的援军常常缓不济急。加之伊斯兰世界施加的压力与日俱增，因此圣地的基督教王公们在11世纪中期以后，更倾向于采取守势。
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西墙与圆顶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
12世纪欧洲的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圣地十字军国家的普遍富裕。与昔日乌尔班二世天花乱坠的宣传不同，在炎热的近东，多数欧洲移民生活颇为艰辛。现代考古学家通过对古城佩特拉（Petra，位于约旦）之外的乌艾拉（al-Wu'ayra）城堡遗址中16座岩凿墓穴的挖掘、分析，从残存的骸骨中发现拉丁移民缺乏足够的果蔬以平衡饮食。与本地人相较，他们相对白皙的皮肤更加剧了叶酸的匮乏。例如，其中一个生于12世纪、6—9个月大的婴儿的一块头盖骨残片几乎呈海绵状，表明这个不幸的孩子死于极度缺乏维生素C而引发的败血症，而这恐怕并非个例。迥异的气候、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战乱制约了欧洲移民数量的飞速增长，在十字军诸国中人口占据多数的一直是本地穆斯林。
当然，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与伊斯兰国家签署和平协议的机会，十字军国家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至12世纪后期，耶路撒冷的人口达到了10－12万人，加上郊区居民（穆斯林居多），总数接近40万，可谓十分繁荣。
同时，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显著变化。上流社会依然通行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多数政治和军事精英或具有突厥血统或已经突厥化了。与半个世纪前一盘散沙的局面相比，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整合的趋势：北面是努尔丁的赞吉王朝（逊尼派），南面是埃及强权法蒂玛王朝（什叶派）。赞吉已成功唤醒了穆斯林的“圣战”觉悟，然而多数穆斯林对圣地的基督徒并无特别的恨意。因为即便是十字军的后裔，通常也在中东生活了数代人之久，双方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穆斯林将拉丁人称作“法兰克人”，认为他们是半开化的“野蛮人”，但勇敢、强壮，在战场上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十字军国家中的基督徒也对穆斯林邻居产生了独特的认识。比如很多初来乍到的西方贵族惊讶于穆斯林武装对弓箭的倚重，认为这违背骑士精神，有胜之不武的嫌疑。本地的十字军贵族却并不视之为怯懦之举，甚至还给出了有些匪夷所思的理由——那是因为穆斯林生活在热带地区，身体内血质较少。和平时期，耶路撒冷王国境内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确能够相安无事。圣城基督徒区随处可见叫卖的穆斯林小贩，圣殿骑士团的银行也常有穆斯林客户光顾。
1163年，刚刚登基的耶路撒冷国王阿莫里一世（Amalric Ⅰ，1163—1174年在位）发动了该国在12世纪的最后一次主动开疆拓土的战争。以法蒂玛王朝拒绝兑现进贡耶路撒冷王国的年金为由，他在医院骑士团的鼎力支持下，出兵埃及。法兰克人很快在培琉喜阿姆（Pelusium）击败了大维齐（首相）沙维（Chaver）率领的埃及主力部队。绝望中的穆斯林不惜凿开尼罗河大堤，以洪水泛滥来暂时延缓基督 徒的攻势。阿莫里被迫暂时退兵，沙维则借机前往叙利亚向努尔丁求援。后者派出大马士革名将谢尔库赫（Shirkuh）于1164年驰援埃及。
之后，阿莫里一世再度发起了攻势，并成功将谢尔库赫逐出埃及。但由于王国主力南下，同年努尔丁在十字军国家北翼大动干戈。8月爆发的哈来姆战役中，基督教联军耻辱地战败，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三世等显贵，均沦为努尔丁的阶下囚。阿莫里只能匆匆回国处理危局。1167年，谢尔库赫与阿莫里先后回师埃及。
不过，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情势变得相当微妙。因为大维齐沙维敏锐地发觉，谢尔库赫有可能成为努尔丁的代言人，危及自身的权力，便转而向阿莫里抛出橄榄枝。后者得以在开罗城外扎营，而谢尔库赫夺取了历史名城亚历山大港。双方在战场上一时难分高下，最终谢尔库赫同意休战并撤离亚历山大，阿莫里则获得了一笔不菲的金钱作为犒赏，满意地回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要筹备与拜占庭公主玛利亚·科穆宁娜（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的曾孙女）的婚礼。通过联姻稳定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盟后，阿莫里于第二年撕毁停战协定，又一次入侵埃及。
这给了努尔丁干预的口实。同年，谢尔库赫的大军也出现在尼罗河畔。拜占庭援军迟迟未到，阿莫里自忖并无必胜的把握，远征虎头蛇尾地画上了句号。1163—1168年的埃及战役，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些许成功，在战略上却极为失败。法兰克人缺乏周密计划和长远目标的远征未能扩张王国领土，反而令北部重要的两个十字军国家的领袖身陷囹圄。
不过，埃及政局也陷入一片动荡。1169年，谢尔库赫刺杀了沙维，自立为新一任大维齐。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沦为努尔丁的傀儡。第一次，叙利亚与埃及处于同一穆斯林政权的掌控下，这导致了耶路撒冷王国安全局势的恶化。谢尔库赫去世后，他的侄子尤素夫·伊本·阿尤布（Yūsuf ibn Ayyūb, 1137—1193）继承了其职位，不久后，他将以萨拉丁（?alā? ad-Dīn，意为“信仰之善”）的名号被载入史册。
王国的危机
1174年，努尔丁与阿莫里先后去世，他们分别留下了一个11岁和13岁的儿子——伊斯梅尔（As-Salih Ismail al-Malik, 1163—1181）和鲍德温（Baldwin, 1161—1185）。伊斯梅尔很快沦为父亲臣属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被带往阿勒颇， 宦官居米什特金（Gümü?tekin）成为其“摄政”。然而，各地诸侯并不承认他的权威，纷纷觊觎着王位。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时年37岁的萨拉丁。
萨拉丁出生于提克里特（Tikrit，位于今伊拉克境内）一个库尔德人家庭。其父纳杰姆丁·阿尤布（Najm al-Din Ayyūb）与叔父谢尔库赫最初为塞尔柱苏丹马利克沙阿效力。后来，因谢尔库赫犯下命案，他们不得不投奔摩苏尔的赞吉。此后，他们又得到赞吉之子努尔丁的重用。萨拉丁的青年时代在大马士革度过，据说他马球技术过人，是努尔丁球场上信赖的伙伴，两人私交甚笃。1164—1167年，萨拉丁追随谢尔库赫进军埃及对抗法兰克人。在巴尼亚斯、亚历山大等战役中，萨拉丁崭露头角，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1169年3月，其叔父去世后，萨拉丁在政坛开始青云直上。在其成功获得大维齐一职后，哈里发已经徒具虚名，萨拉丁成为埃及真正的主人。
他通过重赏赢得了麾下军队的忠心，而他的弟弟图兰沙阿则成功“清洗”了开罗的法蒂玛步兵兵团，铲除了后患。1171年埃及的哈里发去世后，努尔丁与萨拉丁的关系日趋紧张，前者甚至酝酿领兵前去讨逆。但努尔丁的离世赐予了萨拉丁良机。由于赞吉王朝国主年幼，部将们人心浮动，不到一年时间，萨拉丁便夺取了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等大城，仅阿勒颇与摩苏尔仍掌握在赞吉王朝手中。因此萨拉丁自封为伊斯梅尔的“摄政”。1175年，萨拉丁正式被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册封为埃及苏丹，开启了阿尤布王朝的历史。从此，耶路撒冷王国多了一位劲敌。
萨拉丁肖像，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克里斯托法诺·德尔·阿尔蒂西莫绘制
赞吉王朝没落了，耶路撒冷王国也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阿莫里的独子鲍德温年仅13岁，不得不由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摄政。雪上加霜的是，这位少年还身患绝症——麻风病。有人认为麻风病 是一种“天谴”，这样的病人没有资格承担“圣城守护者”的重任，但他还是于1174年7月15日加冕登基。没人想到，日后鲍德温四世将以“麻风国王”的称号名垂青史。
因疾病缠身，鲍德温的统治充满坎坷。从少年时代起，他便不得不接受中世纪的各种治疗。由于行动不便，国王还学会了单手骑马的技术。雷蒙德三世、提尔大主教威廉、两大骑士团忠心耿耿地辅佐他，其生母阿格尼丝（Agnes of Courtenay，阿莫里国王的第一任妻子）也回到了儿子身边以帮助他处理国政。但太后的出现为耶路撒冷的政坛带来了一股寒流。雷蒙德伯爵时年34岁，其家族已在圣地居住了数代，对圣地错综复杂的形势了如指掌，他甚至自学了阿拉伯语，主张与穆斯林和平共处，奉行一种稳健的外交政策。耶路撒冷王国统帅托隆的汉弗莱（Humphrey of Toron）、伊贝林（Ibelin）家族、西顿的杰拉尔德等显贵支持雷蒙德的政见，医院骑士团也是他的盟友。雷蒙德的势力可算作十字军国家中的“本土贵族党”。同时，以阿格尼丝为首，还存在着另外一支“太后党”。他们多是新到圣地的西方贵族，其中的代表人物是1175年刚刚获得自由的沙蒂永的雷纳德（Raynald of Chatillon, 1125—1187）和徒有虚名的“埃德萨伯爵”乔斯林三世（Joscelin Ⅲ，1159—1190，太后阿格尼丝的弟弟）。前者刚刚结束长达15年的牢狱之灾，被重金从穆斯林的监狱中赎回。后者则自幼便失去了埃德萨伯国的领土，从5岁起即遭努尔丁囚禁，一心想要光复故国。他们连同圣殿骑士团，主张对伊斯兰世界采取攻势，开疆拓土。除了政见不合，两派的一些显贵间还存在复杂的个人恩怨。这些钩心斗角严重消耗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实力。所幸鲍德温四世精通帝王之道，一方面重用雷蒙德三世，一方面任命乔斯林三世为耶路撒冷王室总管，勉强维系着脆弱的平衡。
耶路撒冷宗主教为鲍德温四世涂油加冕，法国插画家让·科隆布绘制
鲍德温几乎注定不会拥有后嗣，确定他的继承人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同父母姐姐西比拉和同父异母妹妹伊莎贝拉（为拜占 庭公主玛利亚·科穆宁娜所生）是未来王位的天然候选人。法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表亲蒙费拉的威廉（William of Montferrat）在1176年顺利与西比拉完婚。人们对这场联姻寄予厚望，期盼着未来路易七世与腓特烈能够对王国伸出援手。可惜好景不长，同年威廉便因疟疾撒手人寰，仅留下一遗腹子，即未来的鲍德温五世（Baldwin Ⅴ）。
当鲍德温四世忙于整顿内政时，萨拉丁也在扩张自己的势力。他首先将矛头指向昔日曾侍奉的赞吉王朝。当时，阿勒颇与摩苏尔尚处于赞吉后裔的掌控之下，对萨拉丁的正统地位是个潜在威胁。面对如日中天的萨拉丁，阿勒颇、摩苏尔与阿萨辛派刺客团结成了攻守同盟。然而萨拉丁以高超的手腕予以分化瓦解，既多次在战场上击败对手，也幸运地逃过了阿萨辛派的数次暗杀。作为精明的政治家，萨拉丁尤其注重收买人心。每次击败阿勒颇或摩苏尔的军队后，他都会慷慨仁慈地释放全部俘虏，不加任何条件。这在当年是绝无仅有的善举，令他获得了崇高的人望。经过大约一年的征战，虽然并未攻下阿勒颇，但他成功地迫使该城统治者居米什特金臣服，并以外交手段促成了与阿萨辛派的和解。就此，摩苏尔的赛义夫（努尔丁的侄子）被彻底孤立，不再对叙利亚构成威胁。萨拉丁于是将目光转向了他最重要的对手——耶路撒冷王国。他听闻其国王身染沉疴，认为这是收复圣城的天赐良机。
1177年，鲍德温四世年满16岁，开始亲政。同年，佛兰德伯爵腓力一世（PhilipⅠ，Count of Flanders, 1143—1191）来到耶路撒冷朝圣。在国王的劝说下，他同意率领王国主力北上进攻哈玛（Hama）。萨拉丁闻讯后趁机于11月从开罗出兵入侵耶路撒冷王国，据说兵力达2.6万人，其部队很快进逼南部重镇亚实基伦。腓力一世无法及时回援。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毫无军事经验的鲍德温四世决定御驾亲征。
11月25日，在拉姆拉附近的蒙吉萨（Montgisard），鲍德温率领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军队（375名骑士、数千步兵）对松懈的萨拉丁大军发动了奇袭。这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蒙吉萨战役。鲍德温以带病之躯，身先士卒，策马冲锋，沙蒂永的雷纳德、圣殿骑士团大团长奥多·德·圣阿芒、王室总管乔斯林、伊贝林家的鲍德温与巴利安等部将皆以死效命。萨拉丁猝不及防，溃不成军，他本人骑骆驼于乱军中仓皇出逃。虽然有说法称萨拉丁精锐的马穆鲁克禁卫军几乎全军覆没，但根据记载，1181年，也就是此战3年后多一点的时间，萨拉丁军中共有8529名马穆鲁克，说明他在此役中并没有伤筋动骨。
当然，酣畅淋漓的大胜为鲍德温奠定了崇高威望，使各地诸侯对他刮目相看， 王国政局也暂时趋于稳定。但萨拉丁实力尚存，返回埃及后，便耐心等待着复仇的机会。1179年，鲍德温四世试图主动进攻叙利亚，但先后于巴尼亚斯、迈尔杰欧云被萨拉丁挫败。两人均意识到无法在战场上彻底压倒对方。于是，1180年，两国签署了一份为期2年的停战协定。
不过，迈尔杰欧云战役中，虽然耶路撒冷王国的损失算不上惨重，但一个插曲却对未来的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役伊贝林家的鲍德温被萨拉丁俘虏。为了赎回自由，伊贝林家的鲍德温欠下了巨额债务，事实上已经一贫如洗。而在蒙费拉的威廉去世后，国王与太后便计划为西比拉物色第二任丈夫。原本她青睐伊贝林家的鲍德温，倘若好事成真，这一联姻将有效地弥合“贵族党”与“太后党”的矛盾，造福社稷。然而鲍德温结束囹圄之灾后，西比拉嫌弃他糟糕的财务状况，不愿下嫁。人们不得不转向新的候选人。最终获得垂青的是法国贵族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 1150—1194）。与伊贝林家的鲍德温相比，他似乎既缺乏能力，又难称家世显赫。但太后阿格尼丝极力推荐，西比拉本人也心仪这位美男子。于是鲍德温四世只好应允了这门婚事，并赋予他摄政的地位。但这为之后王国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作为太后举荐的人选，居伊在婚后自然也成了“太后党”的一员。此时鲍德温四世的病情开始恶化，已无法骑马，视力也大受影响。由于国王的控制力开始下降，“太后党”便逐步打破了先前的政治平衡。第二年，阿格尼丝中意的希拉克略击败竞争者提尔大主教威廉，成为耶路撒冷宗主教，这导致了两大政治派别矛盾的激化。“太后党”中以沙蒂永的雷纳德为代表的强硬分子，借机挑衅萨拉丁，抢劫阿拉伯商队，甚至两度尝试远征麦加，希望能毁灭伊斯兰最高圣地。他们虽并未得手，但这已然超越了萨拉丁容忍的底线。后者重新开启了对耶路撒冷王国报复性的进攻。此时鲍德温双目失明，已无法行走；而对雷纳德引发的危机，居伊却显得束手无策。1183年，萨拉丁的大军兵临雷纳德封地卡拉克城堡。重 病中的鲍德温四世让部下用担架将他抬上了战场，雷蒙德伯爵也不计前嫌，从的黎波里领军驰援。萨拉丁自忖并无必胜把握，与鲍德温达成和解，班师回国。这也是“麻风国王”生前参与的最后一次战役。
鲍德温四世授予居伊摄政之位，让·科隆布绘制
鲍德温四世预感自己大限将至，于卡拉克城堡战役后解除了居伊的摄政职务，将西比拉之子、8岁的小鲍德温加冕为共治国王。同时，他再度委任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为王国摄政，以掣肘“太后党”。然而鲍德温五世自幼体弱多病，为稳妥起见，“麻风国王”在其遗嘱中表示如果鲍德温五世在10岁前去世，耶路撒冷王位究竟应授予姐姐西比拉还是妹妹伊莎贝拉，由西方四大君主（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与英格兰国王）仲裁，此间的政务则由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继续管理。在病榻之前，王国的贵族大臣纷纷发誓将履行国王的遗愿。1185年5月16日，“麻风国王”鲍德温四世在高烧中走完了23年的人生历程。虽然他生前励精图治，死后青史留名，但萨拉丁一直等待着他的离世，耶路撒冷王国已危机四伏。
鲍德温四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萨拉丁维系着与十字军国家脆弱的和平，而忙于驯服伊斯兰世界中潜在的对手和桀骜不驯的诸侯。1183年，他成功夺取了阿勒颇。3年后，他又试图攻占赞吉王朝后裔仅存的重要据点摩苏尔。虽未能如愿，但赞吉家族已很难威胁他的地位了。此时雷蒙德三世利用难得的和平间隙，竭力辅佐鲍德温五世。可惜小国王在位不到1年便夭折了。耶路撒冷王国来到了决定生死的十字路口。
鲍德温五世去世前，守候在其病榻左右的重臣分别是“贵族党”与“太后党”的代表摄政雷蒙德三世与王室总管乔斯林三世。依据昔日“麻风国王”的遗嘱，此时本应由雷蒙德继续摄政，同时等待西方四大君主对王位继承的仲裁。但乔斯林虚情假意地诱骗雷蒙德前往太巴列（Tiberias）召开王国会议，由自己负责护送国王灵柩返回耶路撒冷。雷蒙德不知有诈，欣然应允。在他离开后，乔斯林立即出兵控制了阿卡、提尔与贝鲁特等重镇，并宣布推举西比拉为耶路撒冷女王。这不啻为一场政变，于是支持雷蒙德的贵族与“太后党”成员之间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不过，乔斯林、雷纳德与圣殿骑士团已经掌控了首都，对加冕仪式拥有独特权威的耶路撒冷宗主教希拉克略亦是太后阿格尼丝的心腹。最终，西比拉在1186年如愿加冕为女王，其丈夫居伊也成为共治君主。
雷蒙德及其盟友一度准备推举伊莎贝拉为王，并与西比拉兵戎相见，但因伊莎贝拉的丈夫汉弗莱的倒戈而功亏一篑。之后，雷蒙德选择了归隐。他表面不问政事， 但内心依旧期待着东山再起。而耶路撒冷王国看似恢复了平静，可多数本地贵族与国王已经离心离德。
萨拉丁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他不会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令他忌惮的鲍德温四世已经离世，西比拉不过女流之辈，而居伊对十字军贵族并无绝对的号召力。同年，雷纳德冒失地袭击了一支穆斯林商队，给了萨拉丁重启战端的充分借口。雪上加霜的是，“赋闲在家”的雷蒙德对自己的失势仍耿耿于怀。为了夺回权力，他不惜同萨拉丁暗通款曲。后者表态愿支持伯爵未来称王，而雷蒙德则同意若穆斯林与耶路撒冷王国发生冲突，的黎波里伯国将恪守中立。
居伊听说了雷蒙德通敌的传言，准备与圣殿骑士团一道讨逆。大敌当前，王国竟险些再度爆发内战。万幸的是，伊贝林家的巴利安挺身而出，从中斡旋，终于促成了居伊与雷蒙德的谈判。
1187年4月29日，一支规格极高的使团（包括巴利安、圣殿骑士团大团长、医院骑士团大团长、提尔大主教等人）从耶路撒冷出发前往雷蒙德所在的太巴列。第二日，萨拉丁也对雷蒙德提出要求，希望能借道他的领土，派遣一支“侦察部队”进入巴勒斯坦。由于此前与萨拉丁的密约，雷蒙德难以回绝。结果，担任此项任务的大将穆扎法尔·艾德丁·库布里（Muzaffar ad-Din G?kb?ri, 1154—1233）麾下兵力竟有7000之众——他们显然不是去进行普通的侦察的。尽管雷蒙德也派人通知使团留意，5月1日早晨，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拉尔德与医院骑士团大团长罗歇的小部队还是与库布里在克雷森泉附近遭遇。杰拉尔德鲁莽地要求主动进攻，于是爆发了“克雷森泉战役”。虽然骑士团作战英勇，无奈实力相差悬殊，罗歇壮烈战死（近1年后医院骑士团才选出他的继任者阿门戈尔·德·阿斯帕），杰拉尔德仅以身免。耶路撒冷王国与萨拉丁的战争再次爆发了。
萨拉丁从各地集结了一支约3万人的部队，兵临耶路撒冷王国边境。居伊也下令全国动员，要求各地的领主封臣率部与他在阿卡会合。十字军诸邦精锐尽出，甚至雷蒙德三世也主动表示了悔改之意，率部前来支援，王国的总兵力超过了2万人。但的黎波里伯爵与居伊即“太后党”早已心生罅隙，而医院骑士团大团长战死，群龙无首，也令伯爵失去了重要盟友。在7月初的战前会议上，雷蒙德理性地建议以逸待劳，采取防守态势，利用夏季的炎热消耗对手，等待萨拉丁知难而退，但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拉尔德与沙蒂永的雷纳德高声表示反对。他们希望一雪前耻，像骑士那样与萨拉丁正面交锋。最终，居伊采纳了后者冒进的策略。
1187年7月3日，耶路撒冷国王居伊率领耶路撒冷王国军主力、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土科波骑兵和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的部队踏上了征途。当天下午，他们在哈丁之角（Horn of Hattin）陷入了萨拉丁的圈套。萨拉丁切断了十字军的水源，将他们彻底包围。第二天黎明，哈丁之战打响了。耶路撒冷王国的步兵试图突围，首先覆灭。剩余的骑士虽然饥渴难耐，却打退了穆斯林的多次进攻。但拉丁人人数处于劣势，战局不断恶化。在居伊的请求下，雷蒙德三世成功突围而出，去寻找后援。不过据史家记载，这更多是仰仗萨拉丁网开一面。除此以外，伊贝林的巴利安与西顿的雷纳德也奉命从另一侧杀出了一条血路。可惜居伊的主力已经无法坚持到援兵到来了。最终，“真十字架”被夺走，国王与手下贵族因疲惫和脱水而瘫倒在地，沦为萨拉丁的战俘。萨拉丁宽恕了大部分基督徒显贵，但亲手处死了沙蒂永的雷纳德。除杰拉尔德以外，大部分拒绝归顺的两大骑士团成员也惨遭屠戮。清扫战场后，萨拉丁携带大批俘虏与战利品班师大马士革。
哈丁会战之后，耶路撒冷国王与大部分贵族被俘，“真十字架”陷入敌手，王国主力几乎全军覆没。萨拉丁面前已没有旗鼓相当的敌手，唯一的障碍便是若干十字军要塞与城镇，伊斯兰世界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用阴谋诡计架空雷蒙德伯爵的 乔斯林三世此刻镇守阿卡，面对萨拉丁的浩荡军威，他很快于7月8日开门投降。
哈丁会战后萨拉丁检视战俘
9月4日，萨拉丁攻占另一重镇——亚实基伦。
16天后，他开始对耶路撒冷发动围攻。由于王国主力已经在哈丁损失殆尽，城中最有名望的领导人是毫无军事经验的耶路撒冷宗主教希拉克略，看上去圣城已经唾手可得。此时萨拉丁的侠义风范却为战事带来了一丝变数——从哈丁之战突围的巴利安向萨拉丁请求进入耶路撒冷以接回家眷，后者慷慨地为他打开了包围网，条件是只能停留一日。入城后的巴利安顿时被市民们看作了救星，纷纷乞求他主持大局。巴利安不忍抛弃基督教同胞，临危受命担任主帅一职。他抱歉地派出信使向萨拉丁解释原委，苏丹展示了惊人的气度，他不仅原谅了巴利安，还派出卫队护送其眷属前往提尔避难，免除巴利安守城的后顾之忧。伊贝林家的巴利安久经沙场，在他的指挥下，耶路撒冷军民抵抗了整整9天，萨拉丁付出了不小的伤亡。然而，9月29日，城墙已被打开巨大的缺口，守军兵力不足，难以为继。第二天，巴利安不得不只身来到萨拉丁军营与之谈判。
按照那个年代的标准，萨拉丁开出的条件算得上相当宽厚：拉丁人必须交出圣城，而城内的约2万名天主教徒在缴纳10万第纳尔赎金后，可携带个人财产自由离开，穆斯林保证其安全。巴利安手中只有3万第纳尔，仅能赎回7000个穷人。剩余的居民若不能自筹赎金，就有被变卖为奴的风险。最终，萨拉丁又一次显示了慷慨大度——他下令无条件释放了所有不能缴纳赎金的俘虏。一座像耶路撒冷这样的大城被穆斯林攻占后，竟几乎无人沦为奴隶，在中世纪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可谓空前。萨拉丁的义举甚至得到了基督教编年史家的交口称赞。
耶路撒冷沦陷之后，十字军诸国已是风雨飘摇。萨拉丁的战争机器仍在徐徐运转，各地都传来他攻城拔寨的消息。安条克公国与的黎波里伯国勉强幸存下来，但它们的国土已然是残山剩水，所能掌控的重要城市仅有安条克、的黎波里与港口圣西梅翁。此外，基督徒控制的重要据点还包括圣殿骑士团的托尔托萨城堡与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堡、迈尔盖卜堡、贝尔沃城堡；南方则孤悬着重要港口提尔。
国王被俘，首都陷落，但耶路撒冷王国一息尚存。提尔的基督徒还在坚守，而这座港口是驰援而来的西方十字军的天然落脚点。
1187年7月，蒙费拉的康拉德为了逃避一桩命案的指控，从君士坦丁堡乘船悄然驶入阿卡。他对萨拉丁辉煌的胜利一无所知，进入港口后，才发觉该城已向埃及苏丹投降。康拉德立即起锚转投提尔。提尔行政官西顿的雷纳德本也准备投诚， 康拉德的来临给了全城军民希望，他们废黜了雷纳德，推举康拉德为城防司令。阴差阳错之下，血气方刚的康拉德领导守军，于当年11月在意大利人的海上支援下击退了萨拉丁的进犯，保住了耶路撒冷王国最后的光复希望。
不过，圣地幸存的十字军力量无力独自夺回失地，耶路撒冷王国的重生更多的要依赖西方的外援。这一年夏天，提尔大主教乔西乌斯横渡半个地中海，抵达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的宫廷，为祖国请求援兵。同时，他也向西方世界带去了令人震惊的噩耗——耶路撒冷失陷了！
西援到来
早在鲍德温四世订立遗嘱之时，他便将王国未来的稳定寄托在西方四大君主的扶持、干预上。而此刻十字军诸国已命悬一线，对萨拉丁的反击更只能依靠西方盟友的良心。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立即行动起来，他暂停了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事，派出一支由5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及300名骑士，火速驰援黎凡特。
乔西乌斯抵达教廷，也开始寻求教皇的支持。接连获悉哈丁的灾难与阿卡投降后，心力交瘁的罗马教皇乌尔班三世（Urban Ⅲ）在10月20日撒手人寰。接任的格里高利八世（Gregory Ⅷ）稍后又听闻了圣城沦陷这一噩耗，他匆忙派出信使将圣地的悲剧传遍基督教诸国，并尝试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但他的努力还未见成效，便因病追随乌尔班而去。拯救圣地的重任便落在了新教皇克雷芒三世（Clement Ⅲ）肩上。原本教皇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ossa，约1122—1190）关系紧张，但情势危急，克雷芒三世主动表达了和解的愿望。腓特烈投桃报李，1188年3月27日，他在美因茨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公开领取了十字，宣布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青年时代，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的侄子，腓特烈曾经参加过失败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如今耶路撒冷的陷落激起了皇帝作为一名基督教骑士的热忱。腓特烈纵横沙场多年，此时已年过花甲，他准备将夺回耶路撒冷作为自己一生的收官之战。1189年5月11日，腓特烈一世率领德意志十字军从雷根斯堡出发，准备经陆路穿越巴尔干、小亚细亚，进入圣地作战。皇帝的部队来自于帝国各路诸侯，共有约1.5万人，其中包括3000名骑士（传统记载认为其兵力达到10万之众，但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他们都是悉心挑选的精兵，很多人已经同腓特烈一道身经百战，是 一支令人生畏的劲旅。除了皇帝本人，同行的还有他的王子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Ⅴ），以及2位侯爵、26位伯爵、8名主教。腓特烈一世是西方强国中第一个用实际行动响应教皇号召的君主，而在英法两国，情况却相当微妙。
腓特烈一世与两位皇子
自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于1066年征服英格兰以来，英国国王便与法国国王存在“瑜亮情结”。威廉及其后裔仍保留着在法国境内的大片领地，既是一国之主，理论上又是法王的封臣，自然令渴望加强中央集权的法王如鲠在喉。1187年，英格兰在位的国王是来自法国安茹家族54岁的亨利二世（HenryⅡ，1133-1189，金雀花王朝首任君主），他位于大陆的主要竞争对手则为年仅22岁的法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即腓力·奥古斯特，1165—1223）。亨利二世执政逾30年，他才思敏捷，励精图治，曾多次击败腓力二世之父路易七世，使自己几乎拥有了法国的半壁江山。但此时老国王已自觉英雄迟暮，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腿部残疾，步履蹒跚，与年轻的腓力相比，继承人问题更是折磨他的一块心病。亨利二世与王后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 1122—1204）育有五子，长成的共有4位，分别是王储小亨利、理查、若弗鲁瓦和约翰。4位王子互相争权夺利，甚至公然与父亲为敌。1183年，在小亨利、理查和若弗鲁瓦之间便爆发了内战。“所幸”同年小亨利因痢疾病逝，双方才化干戈为玉帛。领有阿基坦的次子理查亦与父亲不和，因为后者希望他交出自己的封地，让与“无地王”幼子约翰，作为补偿， 他将获得王储之位。理查拒绝父亲的指令，从而打乱了王室的继位部署，而他的弟弟若弗鲁瓦则与父亲的死敌腓力二世过从甚密，暗地希望自己在权力斗争中获得强力外援。天不遂人愿，1186年，若弗鲁瓦在一次比武中意外身亡。亨利二世接连丧子，大受打击，他的继位人选仅余次子理查和幼子约翰两人。从法理上说，年长的理查是当然的人选，然而亨利二世迟迟不公布立储的结果，令理查如坐针毡。同年，腓力二世与亨利二世的关系也开始恶化，英法两国接连爆发边境冲突。腓力在经验与实力上还不能与老谋深算的亨利二世相提并论，于是他选择利用计谋来削弱对手，其方略是在英王父子之间挑拨离间。25年前，理查已经与腓力同父异母的姐姐艾丽斯订婚，新娘虽长期居住在英国，但婚礼一直未能举行。亨利二世恐怕是在等待时机，以便向法王索取最丰厚的嫁妆，而民间已有传言说，老国王私下玷污了法国公主的清白。这就更令父子心生罅隙。
1187年夏天，理查到访巴黎，得到腓力二世盛情款待。据史家记载：“腓力二世对理查极为尊崇，他们每天在同一张桌子上用膳；夜间，他们在同一张床上入眠。法王爱他如同爱自己的灵魂，他们互相之间的爱如此深厚，令英格兰国王陛下瞠目结舌。”两位各怀心事的年轻人，结成了政治上的同盟。理查唯恐自己被父亲剥夺继承权，腓力二世则对此添油加醋，甚至暗示，亨利二世有可能将他的未婚妻改嫁给约翰。
于是，当耶路撒冷王国陷入水深火热中时，英法两大天主教强国却龃龉不断。在提尔大主教乔西乌斯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亨利二世与腓力二世表面上同意冰释前嫌，共同参与十字军东征，光复耶路撒冷。为此，两国决定增加赋税，这项税被世人形象地称为“萨拉丁什一税”，棘手的征收工作则交给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执行。结果，仅英格兰一国，便获得了10万镑的巨额军费。
血气方刚的理查则更加渴望在东方建功立业。1187年秋季，他宣布响应教皇的号召，率先在衣服上缝上了象征十字军运动的白色布十字（表示英格兰十字军，法国人则采用红色十字）。亨利二世执政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他对亲赴圣地作战实际上并不热衷。而倘若未能获得王储之位，理查也不能心无旁骛地踏上征程。
1188年11月，英法两国再度爆发了战争。而在一次双方首脑参加的和平会议上，亨利二世与腓力二世发生了激烈争吵，几乎挥拳相向。此时理查竟向父亲要求立自己为王储的保证，亨利二世以沉默应对。于是，理查转而当面向腓力二世宣誓效忠（以阿基坦和诺曼底领主的身份）。此举标志着父子间的彻底决裂。
腓力二世（左）与亨利二世领取十字，表态加入十字军东征，中世纪插画
1189年夏天，当腓特烈一世的德意志十字军浩荡开拔之时，腓力二世却在联合理查与亨利二世激战。亨利连战连败，心力交瘁，最终在7月初同意了腓力二世的全部要求，返回驻地希农。随从们递上了倒向“逆子”理查的权贵名单，名列榜首的便是他最宠爱的小儿子约翰。国王悲痛欲绝，一病不起。7月6日，亨利二世在众叛亲离中与世长辞。
至此，横亘在理查身前的阻碍终于烟消云散。1189年9月13日，理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王，是为理查一世（Richard Ⅰ，1189—1199年在位，后以绰号“狮心”而闻名）。他正值盛年（32岁），一头红发，身材魁梧，气质优雅。多年的戎马生涯为新国王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崇高人望。理查一世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十字军备战工作。据一位13世纪传记作家的记载：理查的舰队装载了大量金银财宝、白鼬和松鼠皮毛、大量精致的服装和餐具、各式武器。给养也十分充足——烟熏火腿、葡萄酒、小麦、面粉、果冻、海员常用的硬饼干、各种香料以及上乘的药糖剂……为了订购如此多的军需品，1189年9月一个月中，理查一世就破费了1.4万镑。
地中海的另一端，耶路撒冷王国与萨拉丁的生死之战还在持续。第三次十字军主力尚未抵达，但一批批先遣队已经来到圣地。提尔依然牢固地掌控在基督徒手中，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先后数次挫败了萨拉丁对其城堡的强攻，十字军诸国的形势稍有好转。1188年7月，在西比拉女王的恳求下，萨拉丁释放了居伊国王，条件是后者宣誓永不反对穆斯林并返回欧洲。陆续被释放的还包括耶路撒冷王国统帅阿莫里、蒙费拉侯爵威廉（驻守提尔的康拉德之父）、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拉尔德等显贵。萨拉丁的高风亮节固然令人称道，不过此举亦体现出他在政治上的狡黠。 他深谙耶路撒冷王国内部两派激烈的权力斗争，放回居伊等人有可能重新激发十字军内部的党争，利大于弊。
理查一世加冕为王
哈丁会战及耶路撒冷陷落以来，“贵族党”与“太后党”依旧内斗不止。“太后党”将灾难归咎于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的通敌，而伊贝林的巴利安及医院骑士团则对雷纳德、圣殿骑士团的刚愎自用和居伊的优柔寡断义愤填膺。虽然雷蒙德伯爵和沙蒂永的雷纳德此时皆已不在人世，但裂痕并没有即刻痊愈。被释放的居伊几乎 是一个没有自己国土的国王，耶路撒冷王国唯一尚在基督徒控制下的大城便是提尔。当居伊带领几百名亲信来到提尔城下准备接管它时，却吃了闭门羹。巴利安为首的“贵族党”将声望日隆的康拉德视作本派领袖，而康拉德认为居伊应为一系列失利负责，拒绝为他打开城门，表示王位归属要留待西方三大君主（腓特烈一世、理查一世和腓力二世）裁决。居伊无法承担挑起内战的后果，只能悻悻地返回的黎波里。不过，雷蒙德伯爵去世后，伯国境内渐渐集聚了一批居伊和西比拉的拥趸，成为“太后党”复国的基地。1189年秋季，居伊已重新召集了一支多达9000人的部队，在比萨共和国海军的配合下，开始围攻阿卡。此举违背了他对萨拉丁许下的诺言，而教会却为国王辩护说，与异教徒订立的协约原本就缺乏效力。
居伊此举可谓孤注一掷。他根基不稳，反对者甚众，对阿卡的围攻也十分冒险。因为穆斯林守军的数量居然超过了法兰克人。听闻居伊出尔反尔后，盛怒中的萨拉丁很快做出了回应。他本可立即率领亲兵在居伊行军路途中予以截击，但他更加谨慎地选择了集结各地部队后增援阿卡，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双重包围——法兰克人围住阿卡，萨拉丁又包围了他们。1189年10月，耶路撒冷王国军队在阿卡城外遭受重创，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拉尔德再次被俘。这次萨拉丁没有手下留情，将他处决。此后，罗贝尔·德·萨布莱接替了杰拉尔德的职务。幸运的是，提尔的康拉德顾全大局，领军驰援阿卡；比萨与西西里的舰队则保障了海路的畅通，阿卡的十字军总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这一年的秋冬时节，又有大约1.2万人的十字军先头部队（来自佛兰德、丹麦、英格兰等地）陆续从欧洲到达。双方的实力趋于均衡，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阿卡大围攻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1189年圣诞节之后，理查一世在诺南库尔与腓力二世举行会晤，并签署了一项互助和约。英法两国君主均庄严宣誓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为了避免后顾之忧，二人承诺互不侵犯，保护所有十字军将士的财产，通力合作，一致对外。但多年的交往令两位国王对彼此知根知底，昔日的情谊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共同的敌人亨利二世之上。如今亨利已经入土，他们难免心生猜忌。与腓力不同，“无地王”约翰依然是理查的一块心病，国王赠给了弟弟大片封地，但不赋予实权，以此作为掣肘。出征前，理查将国务托付给两位主教——休·德·皮伊塞和威廉·郎香。他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则从丈夫多年的软禁中重获自由，成为理查一世重要的顾问。
数量浩大的战备物资和军队很快集结完毕。1190年7月，理查一世再度与腓力二世于勃艮第会面，两人发誓将精诚团结，平分所有的战利品。7月4日，英法 两国十字军开始一同开拔。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亲密无间。然而，在里昂，他们便分道扬镳了：英王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选择南下马赛登船出征；而腓力二世决定前往热那亚，利用意大利人的海军赶赴圣地。先行出发的德意志十字军虽然选择了更加艰险的陆上行军，却士气高昂。在“红胡子”腓特烈的带领下，他们一路披荆斩棘，通过拜占庭的领土进入小亚细亚，并击溃了塞尔柱突厥人的多次拦截，于当年5月攻占了罗姆苏丹国首都科尼亚（Konya）。整个伊斯兰世界为之震惊。
腓力二世出发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让·科隆布绘制
可惜造化弄人，6月10日，腓特烈的大军在胜利的喜悦中，开始横渡萨列法河（Saleph，如今被土耳其人称作格克苏河）。由于酷热难耐，皇帝不顾属下的反对，决定游泳过河，不料被卷入漩涡，溺水身亡（一说心脏病发作）。神圣罗马帝国并非中央集权国家，而是松散的诸侯联盟，政治强人腓特烈一世的意外驾崩令整支联军开始分崩离析。虽然皇子腓特烈五世尚在阵中，但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无法掌控全局，德意志十字军的士气每况愈下，逃兵与日俱增。当残兵失魂落魄地抵达安条克时，已经沦为强弩之末，再也不是去年那支意气风发的生力军了。萨拉丁尚未获悉“红胡子”的死讯，无法从阿卡抽身的他不得不分兵至北部边境抵挡潜在的德意志人进犯。而事实上，拯救耶路撒冷王国的重任，已经转移至两个年轻人——理查一世和腓力二世的肩上了。
双方军事实力
第三次十字军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群体：军事贵族、城市精英和自由农。传统上，只有那些能担负起东征费用的人（即“自由人”）才有资格领取十字。但其中也间杂着一些农奴和奴隶（在德意志十字军中尤为普遍），甚至还有少量罪犯以参与十字军作为赎罪的代价。各路部队的核心是王公贵族，其下是随同主人出征的扈 从仆役，以及城市市民、工匠和农夫。大部分民众依然出于宗教动机投身十字军运动，而非为了经济利益。不过，东征耗资巨大，许多贵族、骑士都因此破产。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各界踊跃捐款的情形已不复存在，因此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更依赖特别征收的赋税和金主的资助。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常常被归咎于成员的骄奢淫逸。为了吸取教训，在第三次十字军出发前，举行的勒芒会议要求任何人都不许穿昂贵的皮草和鲜红色服装。同时，除了贵族的家眷及名声良好的洗衣妇外，禁止一切妇女随军。当然，这样严格的规定在王公面前常常沦为一纸空文。
传统上认为，十字军是一支典型的封建军队。但12世纪欧洲经济的进步令一些大国君主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麾下的诸侯、领主作战，雇佣兵的数量和地位都得到了提升。最知名的佣兵多来自英格兰、阿基坦、佛兰德等地，主要由枪兵而非弓兵组成。弓箭手和弩兵地位依然低下，虽然其作用越来越得到将领的认可，但骑士阶层与教会对他们十分轻视。12世纪40年代开始，弩开始在意大利半岛流行，这里逐渐涌现出欧洲一流的弩手，他们也常常作为佣兵在十字军中服役。面对穆斯林军队，弩手的作用更加重要，因为前者历来具备骑射的传统。现代研究表明，12世纪的重型弩（射手两脚都压在弓弩上辅助上箭）拉力可达150千克，可发射昂贵的方镞箭或普通箭，威力惊人。西欧人的战争模式与十字军国家相差甚远：欧洲流行的是对敌人领地进行突袭、扫荡或围攻某座城堡要塞，战役规模不大，时间也很短促；中东地区常常会投入庞大的兵力，战事旷日持久，基督徒的对手崇尚投射武器和机动作战，当地炎热的气候也常常令初来的拉丁人不适应。
为了应对弓弩的威胁，这一时期基督徒的铠甲也出现了变化。头盔能将易受弓箭袭击的颈部包裹，昂贵的全套马铠也开始复兴。按照传统史书的记载，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人的盔甲具有明显优势。十字军精良的锁子甲能够抵挡使用轻型箭头的复合弓的远距射击，但对于近距离的密集射击依然力有未逮。幸运的是，多年征战的经验令拉丁人也发展出一套娴熟的战术。当穆斯林弓箭手靠近时，十字军步兵亦以弩应对。理论上，弩在射击频率上不如穆斯林的复合弓，但实战中训练有素的弩手通常轮番上阵——三分之一装弹，三分之一准备，三分之一射击。此外，十字弓的射程通常也超过穆斯林骑兵弓。因此，弓骑兵虽拥有机动上的绝对优势，但撒出一波箭雨后，就不得不后撤以躲避拉丁人十字弓的还击。
参与本次东征的三大天主教国家中，来自英国的军队实力最强。然而，将理 查一世的部属称作“英格兰人”是不确切的。毕竟金雀花王朝相当一部分领土从地图上看位于欧洲大陆，理查麾下将领和骑士不少人来自法国的安茹地区。随同理查出征的贵族大多声名显赫，不过其中也有第三代德比伯爵威廉一世（William Ⅰ de Ferrers）这样的异类。威廉所属的家族曾参加1173—1174年反对亨利二世的叛乱，在国内颇受歧视。最后，德比伯爵在圣地跟随理查英勇奋战，壮烈殉国，为整个家族一雪前耻。
至于普通士兵，亨利二世于1181年起草的《武备条例》仍然是金雀花王朝招募他们的基础。英国在12世纪后期已逐步发展出一套相对成熟的征兵体系。不愿服兵役的人可缴纳“兵役税”，而政府则可用这笔款项召集佣兵。此外，地主和领主一般还承担着提供一定数量弓箭手的传统职责。部分行政官员也随同理查踏上了东行之路，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掌玺官罗杰·马鲁斯·卡塔鲁斯（Roger Malus Catulus）。但不幸的是，他于1191年4月24日在塞浦路斯溺水身亡，国玺也随之丢失，理查不得不下令打造一枚新品。
理查的军队中缺乏现代意义上的“随军医护队”，伤病员通常送往就近的友好市镇救治，在圣地他们还能得到医院骑士团的帮助。
腓力二世的军队在招募、组织和构成上与理查一世的大同小异。然而，由于亨利二世的努力，金雀花王朝在政治、经济管理上较法国的卡佩王朝更为高效。法国同样广泛征收了“萨拉丁什一税”。政府同时规定，凡参加东征的士兵都自动于2年内免于偿还债务。很多法国人为了参加十字军抵押了财产，还有不少领主将自己的土地变卖给修道院。理论上，法兰西可调动庞大的兵力，1192年的一份法国封建主列表记载了约1900个骑士的姓名。但实际跟随腓力二世出征的骑士大大少于这个数字——其总兵力仅有2000人左右，远逊于理查的9000人。这一点令穆斯林间谍十分诧异，因为按照传统印象，法国一直被伊斯兰世界视为西欧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
尽管如此，法国的知名贵族大多还是响应了国王的号召，从军的包括：勃艮第公爵、佛兰德伯爵、特鲁瓦伯爵、布卢瓦伯爵、桑塞尔伯爵、德勒伯爵、讷维尔伯爵、克莱蒙伯爵、蓬蒂约伯爵、佩尔什伯爵等人，还有一批主教。唯一留守的重要贵族是图卢兹伯爵。这批东征的法国贵族在身先士卒方面倒不逊于英国同行，其中以佛兰德伯爵、布卢瓦伯爵、特鲁瓦伯爵为代表的显贵均死于此次东征。
与英法两国相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去世前的部队声势浩大（超过 1.5万人），而最后德意志十字军的战绩却乏善可陈。主要原因当然是皇帝的意外离世，但神圣罗马帝国本身也存在缺陷。与英法两大强权相比，神圣罗马帝国在经济与军事上都远远落后——尽管兵源看似可观，但松散的联邦制度影响了十字军的筹备。神圣罗马帝国并未出现类似于英法“萨拉丁什一税”的特别税收，但有一项以皇帝名义征收的所谓“炉捐”（Hearth tax）。在资金方面，其实并不充裕。
另一方面，腓特烈一世麾下的部队长年在外征战，军事经验十分丰富。而德意志军队中的中坚力量被称作“扈从”（ministeriales），法律上他们属于“奴隶”，但实际上往往拥有自己的采邑，形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特有的“奴隶骑士”阶层。参与战争的德意志“扈从”会自带战马、驮马、锁子甲、武器、粮秣和步兵。但与西欧的普通封建骑士不同，他们与主君的依附关系更强，因此往往无须承担远征的所有开销，反而会从他们的主君处得到一笔资金。
当然，与法国人相仿，德意志贵族在第三次东征中也几乎精锐尽出。1189年腓特烈一世携子开拔时，据说名单上贵族的名字足足有5页之多。腓特烈一世也吸取第二次东征时的教训，大力加强军纪。早在部队进入匈牙利境内前，他便颁布了特殊战时法规，对违反军令、劫掠扰民的行为严惩不贷。首先遭受惩罚的并非普通十字军成员，而是一批擅自抢劫的贵族。腓特烈对他们没有网开一面，将其当众明正典刑。因此，当“红胡子”健在时，德意志十字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当然这一切随着他的去世而成为泡影。
中世纪德意志“扈从”阶层的代表人物乌尔里希·冯·利希滕施泰因，来自《马内塞古抄本》（Codex Manesse）
另外，虽然在12世纪末，意大利仅仅是个地理概念，半岛上诸侯林立，几乎一盘散沙。然而意大利人仍旧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做出了 重要贡献。热那亚、比萨、威尼斯等共和国掌控着地中海制海权，而且意大利商人在圣地经营多年，自然无法坐视耶路撒冷王国的沦亡。他们的海军成为保障十字军顺利登陆以及后续补给的中坚力量。部分意大利船员亦曾登陆作战，而西西里王国的舰队在1188年成功地帮助康拉德守住了的黎波里，阿卡围攻的持续也离不开意大利人的支持。此外，意大利人掌握着第三次十字军中最先进的攻城技术，伦巴第是欧洲攻城科技的中心，大量的投石机等设备由意大利人负责设计打造，他们的弩手也是十字军阵容中的重要一员。
还要提及的是，虽然耶路撒冷王国的主力在哈丁会战中几乎损失殆尽，其领土大部分也被萨拉丁收入囊中，但各地领主多少还留存着一些兵力，若干城堡也驻扎着一批守军。因此，居伊才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征募近万人的部队。而且，两大骑士团已经是十字军国家军队中的脊梁。作为天主教修道团体，他们虽然拥有“骑士”之名，却许下了“安贫”“禁欲”“听命”的誓言，在军事纪律和宗教虔诚上远胜于普通的封建骑士。此前，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固然损失惨重，但他们尚能提供数百名精锐骑士，加上军士以及土科波（Turcopoles）部队，约有数千人规模。与萨拉丁铁蹄下偏向谨慎保守的本地贵族相比，骑士团成员更愿意发动大胆的进攻； 与远道而来的西方十字军相较，他们对穆斯林知根知底，提出的作战方略又不乏理性。
12世纪插画展现的十字军与穆斯林交战的场面
尤其是1190年上任的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加尼尔·德·纳布卢斯（Garnier de Nablus），因早年曾担任医院骑士团英国区修道长及法国区司令官，在英法两国拥有广泛人脉，成为联系本地贵族与十字军贵族的桥梁。他深受理查一世信任，被后者视作自己的核心谋士之一。
12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作战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塞尔柱突厥人旋风般地入主中东，为当地穆斯林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传统上突厥武装力量的支柱是轻装骑兵，骑乘快速的矮种马，以强力复合弓为武器，能够在马背上施放阵阵箭雨。当然，他们也会装备轻矛、单刃剑、斧头或匕首等近战武器。这样的军队主要仰仗速度与机动性以击败对手。突厥人惯用两种经典的战术：包围——敌军被高速盘旋的骑兵从四面八方围困，并遭受无尽箭雨的袭击；佯败——在战场上突然后撤将诱使敌人产生追击的渴望，追击的混乱无序导致阵形被破坏，从而令他们在突然的反攻面前毫无抵御之力。这令西欧的封建军队倍感陌生。
至于萨拉丁的部队则来源复杂，其战术融合了突厥人色彩与阿拉伯—波斯传统。除了弓骑兵，重甲骑兵、步兵与攻城器械同样得到重视。因此，他的军事力量显得更加均衡。
除了武功，萨拉丁在文治方面的功绩也可圈可点。他重视学术，优待知识分子。在军事方面，萨拉丁尤其鼓励军事理论家的创作。12世纪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三部军事著作均完成或撰写于萨拉丁统治时期。其中哈拉维的著作完成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这位学者当时居住在巴勒斯坦，亲历了各主要战役。他本人甚至从事过为萨拉丁搜集军事情报的工作。故而，其作品对后人了解第三次十字军时穆斯林的作战方式大有裨益。
萨拉丁的个人军队是从他最初驻扎在埃及的一支非常小的部队起源的。获得埃及的统治权后，他解散了大部分原法蒂玛王朝的军队，因为它明显心系旧主。这番“清洗”的后果是埃及军队中以努比亚人为代表的非洲元素急剧淡化，亚美尼亚人、柏柏尔人也慢慢从军中销声匿迹（负责为萨拉丁镇守阿卡的宦官加拉古什似乎具有亚美尼亚血统，可算作一个特例）。阿拉伯军队依旧存在，但地位大不如前。于是萨拉丁的军队核心主要由突厥人和库尔德人构成。突厥人与库尔德人之间也有些宿怨，但在萨拉丁时期二者都视自己为伊斯兰的战士。
萨拉丁部队的精英当属奴隶兵“马穆鲁克”（Mamluks）。这种被招募的方 式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期。在漫长而严酷的军事训练结束后，他们会收到一份书面证书并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与欧洲的封建骑士（需要自筹装备）不同，马穆鲁克新兵在正式加入部队前会得到一匹战马、崭新的制服还有全套军备。优秀的马穆鲁克对曾是其主人的指挥官忠心耿耿，通常要比西欧骑士更加可靠，也更遵守纪律。
训练中的马穆鲁克骑兵
萨拉丁时期常备军的人数已不得而知，但他的继任者留下了阿尤布王朝常备军的数字——分布在各个行省，大约1万人。1191—1192年第三次十字军激战正酣时，萨拉丁的部队人数远远超出这一规模。因为依然有部分黑人（努比亚人）、柏柏尔人作为雇佣军参战。他们往往被统称为“埃及兵”，是萨拉丁惯用的“炮灰”部队。
与经历过“清洗”后的埃及不同，在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当地主要城市仍然拥有自己的“守备队”。这些民兵为数众多，对城市战颇有心得。还有不少突厥部落先后向萨拉丁宣誓效忠。作为苏丹的封臣，他们有提供军队的义务。这些部落首领很多是地方诸侯，其军队或许骁勇善战，却难以获得萨拉丁完全的信任。
由于法兰克人对伊斯兰军队的传统印象根深蒂固，即穆斯林长于骑射，萨拉丁阵中的步兵反倒常常被史家忽略。事实上，步兵在萨拉丁的战术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在围城战中举足轻重，甚至在此后的阿尔苏夫会战里表现也可圈可点。萨拉丁的战术体现了某种“步骑协同”的倾向。步兵用于维系阵形和防御，而骑兵则用于撕开敌人的防线和骚扰。哈拉维的军事著作中，有大量篇幅论述如何有序地组织步兵与骑兵配合作战。萨拉丁的步兵中有训练有素的雇佣兵，还有大量出于宗教情怀的“志愿者”。这批志愿者的素质良莠不齐，有人称他们为乌合之众（harafish）甚至“乞丐”。但他们在宗教的激励下十分狂热，如果得到恰当的指挥，同样不可小觑。
萨拉丁阵中的另一支特殊部队由贝都因人组成。大部分贝都因人援兵来自“新 月沃土”南部、巴勒斯坦、西奈半岛、红海沙漠、利比亚沙漠以及尼罗河三角洲。这里的贝都因人民风彪悍淳朴，仍然保留着阿拉伯游牧民的特质。他们吃苦耐劳，适应中东炎热的气候，常常被用于伏击或突袭。一些贝都因人甚至是土匪出身，对游击战、劫掠战驾轻就熟，给远道而来的西欧十字军制造了不少麻烦。
阿卡的转机
自从夺取提尔受挫并在阿卡遭受基督徒反攻以来，萨拉丁似乎失去了早前所向披靡的势头。面对不断涌来的十字军，萨拉丁原本也不指望一蹴而就，他的策略是尽可能牵制住入侵者，然后再予以驱逐。为此，他与拜占庭皇帝依沙克二世互赠礼物，竭力拉拢这位君主，使之至少恪守中立（曼努埃尔一世之后，拜占庭帝国与十字军国家的关系原本便日趋冷淡）。后者在腓特烈一世的大军横穿其国土时，的确给德意志人制造了不少麻烦，两国甚至险些兵戎相见。但另一方面，萨拉丁与宗主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的关系也有些紧张。哈里发对萨拉丁的一枝独秀难免心生疑 虑。1188年2月，两大伊斯兰强权就因为朝圣者的纠纷爆发了军事冲突，这牵制了萨拉丁的不少精力。
博福尔城堡遗址
除了在阿卡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对其他十字军城镇和要塞的围攻也消耗了穆斯林的军力。例如，萨拉丁对医院骑士团掌控的贝尔沃城堡的围困，竟持续了18个月之久（1187年7月至1189年1月）；对黎巴嫩博福尔（Beaufort）城堡的强攻亦从1189年春延续至1190年7月方才得手。很多穆斯林士兵背井离乡已超过2年，归家心切。这都影响了萨拉丁的持续作战。不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经验告诉他，西方的法兰克援军终不会久留，时间在穆斯林一方。
然而，1190年3月，来自提尔的基督教舰队在阿卡港外彻底击溃了穆斯林舰队。至此，十字军完全掌握了附近制海权，阿卡守军遭到全面封锁，处境越发艰难。但基督教联军的兵力亦不足以击退萨拉丁的反包围网，也无法突破阿卡的城墙。1190年夏天，当腓力二世还在与理查一世会商东征事宜时，已经有若干支十字军队伍进入阿卡战场。除了腓特烈一世的残部（由其子腓特烈五世和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领衔），还包括法国、英格兰、意大利的部队，其中的代表人物为香槟伯爵亨利二世 （Henry Ⅱ，Count of Champagne, 1166—1197）。
贝尔沃城堡遗址
亨利二世出身名门，是腓力二世与理查一世的外甥。其父亨利一世早年曾追随路易七世参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亨利的到来大大鼓舞了十字军的士气，据说他花费1500第纳尔重金建造了大型投石机和若干攻城锤，随即便投身于对阿卡的强攻中。在腓力二世与理查一世抵达圣地前，他一直是西方十字军称职的总指挥。
这一年秋天，阿卡战场爆发了瘟疫，耶路撒冷女王西比拉和她的两个女儿均染病不治。这一不幸的意外给耶路撒冷王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因为居伊称王是因为与西比拉的婚姻，二人未留下子嗣，此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非鲍德温四世的妹妹伊莎贝拉莫属了。伊贝林的巴利安和妻子玛利亚共同迫使伊莎贝拉与无意称王的丈夫汉弗莱离婚，转而嫁给了耶路撒冷贵族所看重的康拉德。康拉德据此提出了对王位的要求，而居伊拒绝退位，两人互不相让。结果阿卡激战正酣，耶路撒冷王国却出现了两位“国王”。两位贵族都不乏支持者，但毕竟萨拉丁的威胁迫在眉睫，他们决定暂时搁置王位的纷争，留待理查一世和腓力二世抵达后再做定夺。
萨拉丁为了防备“红胡子”腓特烈的大军，不得不将阿勒颇等地的部队部署在北方关隘，这客观上为居伊和香槟伯爵在阿卡的围攻减轻了压力。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五世率领德意志十字军残部于1190年年末抵达阿卡战场，但他本人却很快病故。所幸另一支德意志十字军部队由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五世（Leopold Ⅴ，1157—1194）领导自威尼斯从海路出发，在克罗地亚扎拉度过冬天之后，于1191年春参与到阿卡围攻之中。利奥波德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德意志十字军的最高领袖。德意志十字军接连遭受打击（皇帝与皇子先后去世），而这位年轻的贵族承担起了身先士卒、鼓舞士气的重任。据说，一次当利奥波德从阿卡前线返回营地时，已经血浸战袍。他换下衣服，侍从们发现主公竟然只有腰带位置的皮肤还是白色。这一壮举很快在十字军中流传，利奥波德便选择用红底白色横条的图案作为自己的旗帜，这也是今天奥地利国旗的雏形。
阿卡双层包围还在持续。萨拉丁位于埃及和黎巴嫩的海军舰队承受着十字军海军越来越大的压力。他预感到，一旦腓力二世和理查一世的主力舰队到达，其海军便有全军覆没之虞。为此，埃及苏丹不惜屈尊向摩洛哥穆瓦希德王朝哈里发曼苏尔（Abu Yusuf Yaqub al-Mansur, 1160—1199）求援。可惜伊斯兰世界并非铁板一块，后者对他的请求置若罔闻。雪上加霜的是，出于商业利益，曼苏尔甚至允许萨拉丁的对手热那亚舰队，在他们东征途中，在自己控制的北非港口休整补给。
奥地利国旗
因此，萨拉丁渴望速战速决。1191年2月13日，他的部下一度短暂地突破了围城战线，给阿卡送去了援军和补给。但对于守城者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穆斯林已经开始尝到兵力不足之苦。经年累月的消耗战令许多战士（尤其是大量“民兵”与宗教狂热者）黯然返乡。虽然萨拉丁的弟弟和副手萨法丁（Saphadin，即Al-Adil, 1145—1218，后成为阿尤布王朝第三任苏丹）坐镇后方，不断向前线输送物资，但甚至萨拉丁的一些至亲也动摇了。例如苏丹的侄子名将塔基丁（Taqi al-Din，被册封为哈马埃米尔）便没有按照约定在春天及时率部参加阿卡围城战。他对萨拉丁的命令阳奉阴违，热衷于在小亚细亚东南部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塔基丁最终还是不太情愿地返回了阿卡参战，但姗姗来迟，黄金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191年初，阿基坦的埃莉诺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山口，匆匆前往意大利半岛。她此行的目的是将纳瓦拉公主贝伦加丽亚送往理查军中与他完婚。同年3月30日，母亲与准新娘终于在西西里的墨西拿与理查相会。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已于1189年驾崩，继位的是其堂兄坦克雷德（Tancred）。理查一世与新君关系紧张，英国舰队抵达西西里后，他擅自下令军队攻占了墨西拿，并在城头升起了英格兰国旗。理查的举动并非毫无理由，威廉二世迎娶了英国公主琼，是理查的妹夫，但此时琼却被坦克雷德监禁。经过反复交涉，坦克雷德释放了琼，她自1177年远嫁西西里以来，第一次与母亲和兄长团聚。理查一世则承诺出征后将墨西拿交还坦克雷德，并正式认可后者的合法地位。
虽然与西西里王国恢复了和睦，但英法两国十字军在西西里休整期间，理查一世与腓力二世的关系却明显恶化了。贝伦加丽亚的出现令法国国王得知自己的妹妹艾丽斯已经被抛弃。理查一世在与腓力的会晤中，直白地告知他自己不会迎娶艾丽斯，因为亨利二世曾经诱奸了她且有了一个私生子。最后，理查的补偿条件是1万马克，而腓力二世只能忍气吞声，法国王室为此名声扫地。在愤怒和懊悔中，腓力二世在贝伦加丽亚进入墨西拿前数天率部扬帆提前驶向了阿卡。
短暂相聚后，阿基坦的埃莉诺奉命返回英格兰监国，以免除理查的后顾之忧； 琼则承担起贝伦加丽亚监护人的重任，与国王的舰队一道前往下一站目的地——克里特岛。结果天有不测风云，舰队遭遇了风暴，有25艘船只漂流至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名义上属于拜占庭帝国，割据该岛的诸侯是拜占庭贵族伊萨克·科穆宁。此人在地中海声名狼藉，绰号“暴君”，但之前与十字军国家的外交关系尚算和睦。鉴于塞浦路斯重要的地理位置，它本可以成为十字军东征的补给、休整基地，但科穆宁对意外闯入自己领地的英国人态度异常粗暴，一批理查的船员在海岸受到了其部下的欺辱。令理查一世怒发冲冠的是，伊萨克·科穆宁竟企图虏获正在塞浦路斯利马索尔港外下锚的王妹琼与准王后贝伦加丽亚的座舰。
理查一世于1191年4月22日在罗德岛登陆，很快获悉琼与贝伦加丽亚的险境。他的回应是用武力教训伊萨克。虽然从理论上说，后者是十字军的盟友。5月5日，理查的主力在利马索尔登陆，国王身先士卒，麾下将士用命，经过一场巷战，他们占领了这座港口。5月12日，英王理查一世在当地拜占庭式的圣乔治教堂与纳瓦拉公主贝伦加丽亚喜结连理。到场的嘉宾中有一位特殊人物——吕西尼昂的居伊，那位地位岌岌可危的耶路撒冷国王。他特意从阿卡战场抽身而来，想必是为了获得英王在政治上的支持，以对抗强有力的竞争者康拉德。若是亨利二世，恐怕会选择将塞浦路斯变为英格兰的海外领地，但理查一世一心要尽快赶往圣地建功立业，便把这座岛屿卖给了圣殿骑士团。6月8日，英王的部队终于出现在阿卡城外。
与理查一世遭遇风暴并意外地夺取了塞浦路斯相比，腓力二世的征途要顺利许多。自3月30日拔锚启程后，法国人心无旁骛，于5月20日顺利登陆圣地。作为第一位进入阿卡战场的西方大国君主，腓力二世的到来引起了轰动。十字军士气高涨，附近奇里乞亚亚美尼亚（Cilician Armenia）国王列奥一世（Leo Ⅰ）闻讯也亲自领兵前来共襄盛举。腓力得知理查还滞留在塞浦路斯后，认为是表现法兰西国威的机会，他亲自督造了巨型投石机，起名为“坏邻居”，旋即投身于对阿卡的强攻中。然而，腓力二世不到3000人的兵力难以立刻改变双方实力对比。在两年的战斗中，守军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穆斯林从拜占庭人处学习借鉴了希腊火，开发出自己的燃烧武器，称之为“纳法”。当十字军的攻城塔靠近时，常常被付之一炬。另一方面，萨拉丁不断指挥军队偷袭十字军大营，甚至向敌人的营帐投放数百条毒蛇，使法国人不能全力以赴。夏日中东炎热的气候下，战场上尸骸满地，恶臭袭人，瘟疫流行，食物短缺，双方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当理查一世在阿卡会晤自己的法国盟友时，发现他们在战场上几乎一无所获。
这对雄心勃勃的理查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对腓力·奥古斯特来说，却意味着屈辱。理论上，理查仅仅是腓力的封臣，不久前还曾当众表示向他效忠。如今，理查的兵力是腓力的数倍，军费也更为充裕。英国士兵军饷丰厚，渴望胜利，甚至在招募佣兵方面，理查也能开出更高的价码。这一切都令腓力二世烦恼。两人虽然表面上称兄道弟，却又暗地里互相竞争。在事关重大的耶路撒冷国王人选方面，腓力二世支持康拉德，理查一世便故意力保居伊。圣殿骑士团、德意志人、热那亚人与法国人站在一起，比萨人和医院骑士团则加入了理查的阵营。这几乎酿成十字军内部的二度分裂。所幸大敌当前，两派同意暂且搁置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战况惨烈，但三位君主（腓力、理查、萨拉丁）之间并不乏风度。三国使节往来于两军大营，送来了各自主公的礼物、问候和祝福。理查因水土不服很快患上了某种坏血病，他发起了高烧，头发大把地脱落，指甲和牙齿开始松动。出人意料的是，病中的“狮心王”依旧坚持工作，更写信给萨拉丁希望他能送来帮助退烧的水果和冰块，并展开秘密谈判。萨拉丁如约送来了救命的礼物，但拒绝与十字军媾和。令史家津津乐道的是，二人通过书信往来，开始建立起了某种惺惺相惜的情谊。
7月初，基督教军队加强了对阿卡的攻势。制海权已经丢失，兵力居于劣势，守军的处境十分恶劣。英王与法王有些意气用事的竞争，也促成了两国将士争先作战，死战不退。理查一世因身体虚弱，无法骑马，选择乘坐轿子亲临前线。据说理查手持弓弩，亲自射杀了多名敌兵。腓力二世的部下则在城东挖掘地道，并成功突破了一段城墙。7月12日，守军自觉已无力支撑，便擅自向十字军提出了投降。有人泅渡出城向萨拉丁通报了这一消息，后者无力回天，只能咽下苦果。
经过协商，十字军与阿卡的穆斯林达成了一致：穆斯林将归还“真十字架”，缴纳20万金币赎金，交出阿卡的所有船只（这重创了萨拉丁的海军），释放约1500名战俘（包括100位贵族）；而十字军则担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阿卡守军徐徐走出城市，2年的英勇抵抗，他们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但自由尚未马上来临，因为还需等待萨拉丁偿付赎金以及交换战俘。当最后一个穆斯林士兵离开阿卡后，康拉德第一个步入它的大门，身后高举的是诸位国王的旗帜。理查和腓力成了阿卡的解放者，前者选择驻跸在昔日的皇宫中，后者则不得不居住在海边的圣殿骑士团分部内。关于如何计算贵族们的战功以及分配战利品，十字军内部出现了新的纷争。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自忖为神圣罗马帝国在十字军中的代表，将 个人的旗帜与理查一世的并列。英格兰士兵将此举视作忤逆，他们拔掉了公爵的旗帜，将它掷入护城河中。对奥地利公爵和全体德意志人而言，这都是奇耻大辱。双方险些兵戎相见。关键时刻，利奥波德选择了忍辱负重，但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归国之后，便酝酿着借机报复理查。阿卡的财富被交与两位国王分配。昔日居住在 阿卡的基督教贵族和商人，希望能重获自己的财产，他们大多为康拉德的支持者，因此云集在腓力二世的驻地，希望法王主持公道。这又引发了理查一世的不快……
英法联军共同进入阿卡城，来自于樊尚·德·博韦（Vincent de Beauvais, 1190—1264）的《历史之镜》
最后，在教皇特使阿德拉德（Adelard）的主持下，十字军贵族们在阿卡光复后立即着手裁定耶路撒冷王位的归属。经过激烈辩论，他们达成了协议：居伊可以终生保留国王头衔，但死后需将王位传予康拉德、伊莎贝拉及其后裔；康拉德正式获得提尔、贝鲁特、西顿等地作为封地；王国日后的岁入由康拉德与居伊平分——这事实上已将耶路撒冷王国的半壁江山一分为二。
康拉德顺利成为王储，算得上腓力二世一个小小的胜利。自踏入圣地以来，他一直疾病缠身。由于腓力心思缜密，有些少年老成，而十字军中的赳赳武夫们更崇拜热情、浪漫、好斗的理查一世。所以与英国国王的竞争，他总是处于下风。现在阿卡已经收复，他对国人和教皇也算是有了个交代。因此，腓力二世筹划着班师回国。他留下了大部分法国十字军，任命勃艮第公爵休三世（Hugh Ⅲ，Duke of Burgundy）负责指挥。理查一世徒劳地进行挽留，希望腓力二世与自己并肩战斗至少3年。但是他得到的是冰冷的回绝。腓力仅仅许诺，当“狮心王”于圣地苦战时，自己将不会侵犯他位于法国的领地（日后也并未得到完全遵守）。
7月31日，在康拉德的陪同下，腓力二世离开阿卡前往提尔（康拉德的借口是邀请法王参观自己的封地，实际上是不愿与理查一世并肩战斗）。8月1日，从阿卡传来了参与东征的佛兰德伯爵腓力一世病逝的消息，这更坚定了腓力二世回国的决心（腓力一世未能留下后代，法国国王一直觊觎着富饶的佛兰德，希望能借机将该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三天后，法王的船队启程驶向布林迪西（Brindisi，意大利东部港口城市）。至此，理查一世成为第三次十字军当之无愧的最高指挥官。
“狮心王”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与萨拉丁的谈判。萨拉丁被迫接受了阿卡的投降，并不得不为此准备巨额赎金。当十字军忙于修补城墙和塔楼时，萨拉丁则忙于清点手中的基督徒俘虏，征收特别的税金。8月2日，理查的使节造访了萨拉丁的营地，提议后者分批付清款项和交付俘虏，拉丁人也相应地分批释放战俘。萨拉丁表示赞同，为体现善意，他还特意对使节展示了保存完好的“真十字架”。11日，第一批赎金和俘虏被送到了基督徒手中。意想不到的是，理查一世的部下汇报说，虽然赎金分文不差，但俘虏与名单并不完全吻合。理查一世据此拒绝兑现承诺。经过数轮交涉，基督徒立场强硬，双方谈判最终破裂。
理查一世急切地希望向耶路撒冷进军，大批穆斯林战俘（及其家属）无疑是个 累赘。此时，他获得了除掉包袱的借口。8月20日，理查以萨拉丁违反协定为由，下令公开处决了约2600名穆斯林俘虏。穆斯林的妻子儿女在男人们脚边被屠戮殆尽，随后倒下的是丈夫和父亲。只有极少数具有价值的显贵和壮丁得以幸免。这一切是在萨拉丁军队的眼前进行的。萨拉丁尝试着出兵挽救自己的同胞，但直到日落，其部下依旧无法突破理查一世的防线，只能眼睁睁看着阿卡城外沦为屠场。
“狮心王”理查一世下令处决穆斯林俘虏，让·科隆布绘制
在理查一世写给克莱尔沃的阿伯特的信中，他承认“相当体面”地处决了2600名穆斯林俘虏，仅仅留下了少数贵族，以换回“真十字架”和拉丁人显贵。许多十字军编年史家为理查一世的行为辩护，称这不过是为阿卡的基督徒死难者讨回公道。但在穆斯林的史籍中，这样的屠杀可称不上“体面”。巴哈丁（Baha'al-Din）如此写道：“近3000名穆斯林俘虏被五花大绑带出城外，随后他们被敌人冷 酷地刀劈剑刺，纷纷倒在血泊中。穆斯林士兵目睹此情此景，却手足无措，因为他们鞭长莫及。”的确，萨拉丁亦曾在哈丁会战后处决了雷纳德与两大骑士团的俘虏，但数量不可同日而语，大批被俘的贵族，如耶路撒冷国王居伊，都在日后获得了自由。攻占圣城之后，他对战败的基督徒的处置尤为宽大，甚至其对手也交口称赞。理查一世对阿卡战俘的屠杀，令他在与萨拉丁的此番比较中相形见绌。
双雄对决
8月22日星期四，理查带领十字军主力（超过2万人）从阿卡开拔。据巴哈丁记载，有两位贝都因人向他透露说，萨拉丁的军队十分虚弱，而且士气低迷，拉丁人的南下不会遭遇多少阻碍。然而，康拉德与许多他的支持者并未随同理查一世出征，勃艮第公爵对英王的独断专行心生怨怼，他和法国人十分勉强地跟在大军末尾，成了殿后部队。实际上，很多普通士兵也不愿离开阿卡这座温柔乡。在1个月的休整期里，与早先艰苦的围城战相较，大部分将士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慕名而来”的各地娼妓也满足了他们久蓄的欲望（一旦行军开始，唯一获准进入兵营的女性只有洗衣妇）。如果是平庸的指挥官，恐怕根本无法驱动这样一支鱼龙混杂的大军。但理查一世以无可辩驳的威望和娴熟的手腕驯服了他们。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行军。萨拉丁的部队正驻扎在不远处的谢法拉（Shefar'am），扼守两条主要道路——一条通向大马士革，另一条经拿撒勒直抵耶路撒冷。他的斥候获得了十字军出发的消息，苏丹便开始筹划在中途进行阻击。
理查一世的行军体现了他卓越的指挥能力。他预料到萨拉丁必定会出兵拦截，天气炎热，西欧人对地形亦不熟悉，为了避免重蹈哈丁的覆辙，他严格命令部队紧贴巴勒斯坦海岸行军，同时一支意大利舰队如影随形。由于十字军掌握了制海权，此举避免了部队两面受敌被分割包围，并且士兵随时能从海上获得补给。为了应对萨拉丁在机动性和骑射方面的优势，行军过程中理查采用了西欧贵族间很少见到的阵形。通常情况下，欧洲步兵一般位于中央，骑兵被放置在两翼。而理查的右翼紧贴海岸布阵，左翼则是大量的步兵，骑兵居中，处于双层保护之下。步兵扮演了某种人肉盾牌的角色，骑兵能在步兵（尤其是步兵弓箭手）的掩护下发动冲锋，一击不中则可安全撤回本方阵营。这样的阵形并非理查一世首创，拜占庭人也常常用步兵掩护骑兵列阵，稍后阿拉伯和波斯的兵法家也推荐过类似的战术。但不可辩驳的 是，理查一世拥有娴熟运用这一战术的惊人能力，将原本一盘散沙的多国联军打造为移动堡垒，这也体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不容置疑的权威。
当然，执行理查的策略需要严格的纪律。幸运的是，两大骑士团作为值得信赖的精英部队，轮番担任部队的前锋和后卫，维持秩序。从英格兰追随理查而来的亲兵对理查也忠心耿耿，起到了宪兵的作用。此外，行军路线得到精心挑选，刻意绕开了丘陵、山区等复杂地形，既可发挥欧洲重骑兵冲击的特长，又能避免落入萨拉丁的圈套。
8月24日起，萨拉丁开始分兵几路（总兵力约3万人）尾随十字军前进。苏丹本人在骆驼山一带扎营，他的长子阿夫达尔（al-Afdal，约1169－1225）带领一队骑兵负责袭扰勃艮第公爵领导的后卫部队。自30日开始，他利用轻骑兵发动了多次试探进攻。勃艮第公爵险些遭到分割包围，法国人顽强地抵抗到了最后时刻。一开始，萨拉丁对阿夫达尔的战果一无所知，未能加入其中，最后理查亲自领兵救援，赶走了敌人，挽救了法国部队。为了吸取这一教训，自此以后，十字军部队的前锋与后卫便分别交给了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他们是理查一世麾下最具战斗力和纪律性的骑兵。
“狮心王”了解酷暑和饥渴对士兵的损耗，因此下令减慢速度，每天定时休息，保持各部之间的紧密距离。他们沿巴勒斯坦海岸缓缓向南行进，意大利舰队保证了部队的右翼不会遭到海上攻击，因此理查将大部分精锐骑兵与辎重部署在中路，两翼由步兵掩护。尽管连日遭到萨拉森轻骑兵箭雨的袭扰，但居中的骑兵部队损失轻微。当左翼充当肉盾的步兵遭到较大伤亡，也变得疲惫不堪时，理查便安排他们与海岸一侧的步兵进行轮换，从而保障了整支大军的士气和秩序，令萨拉丁的轻骑兵一筹莫展。饶是如此，依然有大批西欧士兵因中暑倒毙或掉队。据说将士们在休整时常常祈祷：“圣墓，拯救我！”（Sanctum Sepulchrum adjuva!）而落单的士兵遭到阿夫达尔与萨法丁麾下骑兵的无情屠戮，只有其中的洗衣妇得以幸免。穆斯林将此举视作对阿卡大屠杀的报复。
9月1日，十字军行进至距凯撒里亚（Caesarca）仅数公里之遥的扎尔卡河附近，双方都在密切关注对方的动向。小规模的试探性战斗一直在持续。萨拉丁的优势在于高度的机动性与卓越的骑射技能，他的部队来去如风，撒下一阵箭雨后便立即与基督徒军队脱离接触，令后者鞭长莫及——十字军中的游吟诗人形象地将穆斯林部队比作“会咬人的苍蝇”。但理查的部下也有自己的优势——欧洲的重骑兵与重步 兵往往全身披甲，在防护力上远胜过他们的穆斯林对手。萨拉丁的秘书伊马德丁·伊斯法哈尼曾记载道：“十字军步兵列阵于骑兵前方，好似铜墙铁壁，人人都披挂锁子甲和软甲，以至于我们的弓箭经常失去效果——我曾亲眼看见有士兵身中10箭却依旧若无其事地行军。”
9月2日，双方的接战骤然升温。巴哈丁写道：“十字军的左翼步兵，在遭受多次攻击后已精疲力竭，但他们很快与右翼沿海的步兵进行了轮换；其中军的巨型旗帜迎风飘扬，看上去就像一座座灯塔。穆斯林持续倾泻着箭雨，希望能撕破十字军的防线。然而法兰克人默默忍受着伤亡，井井有条地维持着阵形，依旧稳步沿着行军路线迈进，他们的舰队也在海上与之遥相呼应。为了照顾步兵，每一段行军的距离都不长，十字军不时停下扎营休整。在此期间，由于缺乏驮兽，一些士兵就忙着搬运辎重。”
当天的战斗除了惯常的远程射击，萨拉丁第一次尝试着进行大规模近战，结果双方都蒙受了不小的伤亡，但胜负并未见分晓。穆斯林阵中有一位名叫塔维勒的名将在此役战死了，他被苏丹厚葬在其营地附近。
9月3日，两军依旧处于对峙中，萨拉丁开始挑选适合与理查一世决战的战场。他最终选中了位于凯撒里亚以南34公里的阿尔苏夫（Arsuf）。这里拥有一片巴勒斯坦罕见的茂密树林，非常适合伏击十字军。当天黄昏，萨拉丁的部队陆续进入阿尔苏夫林地扎营，但来自周边地区的援军还在不断开来，为了集结和整顿军队，筹备迫在眉睫的决战，萨拉丁需要转圜的时间。9月5日，“狮心王”理查突然派遣使节要求谈判，这令萨拉丁大喜过望。他委托自己的兄弟萨法丁与理查会晤，并特意叮嘱他尽量拖延时间，因为还有一批突厥援军正在路途中。血气方刚的萨法丁听闻理查的条件（要求穆斯林归还整个巴勒斯坦）后，一怒之下立刻终止了谈判，打乱了兄长的整个计划。同一天，理查也下令处决了此前 为他带来“好消息”的2名贝都因人，他们谎称萨拉丁的军队已不足为虑，但多日的行军证明后者是值得尊敬的对手。9月6日，萨拉丁的斥候回报说基督徒准备第二天清晨开拔，萨拉丁终于下定决心在此刻发动总攻。被永远载入史册的阿尔苏夫会战即将打响。
阿尔苏夫城堡遗址
9月7日晨，理查一世也敏锐地判断出萨拉丁即将发起大规模攻击，他争分夺秒地进行了相应部署。理查背靠巴勒斯坦海岸布阵，部队被大体分为五个部分——前锋、中军、后卫以及两翼外侧的步兵。圣殿骑士团作为前锋被安排在沿海的右路，稍后是来自布列塔尼和安茹的部队，由耶路撒冷国王居伊指挥。中军由理查亲自坐镇，主要是英格兰部队和诺曼人，他们身后是阿韦讷的雅姆（James of Avesnes, 1152—1191，法国阿韦讷、孔代等地领主）指挥的佛兰德人、本地贵族军队以及勃艮第公爵休领导的法军。医院骑士团处于左翼末尾，扮演殿后的角色，香槟伯爵亨利带领部分步兵负责守护辎重车队。在他们的前后方，大量的步兵建立了一道“矛墙”，弓弩手也严阵以待。布阵结束后，理查一世和勃艮第公爵休三世骑马巡视全军，不断鼓励他们。
上午，萨拉森人利用机动上的优势，以轻骑兵接近十字军军阵，发射一波弓箭，旋即离开，然后再次接近，周而复始，箭雨蔽日。普通部队很难长时间抵御如此密集持续的射击，但理查麾下的将士却岿然不动。左翼步兵方阵的前列是装备长矛和盾牌的重步兵，其身后则是弓弩手。步兵弓弩射程超过穆斯林的骑兵弓，从而令敌方不能过于逼近，而当他们装填时，前方的步兵即以硕大的盾牌提供掩护。穆斯林的袭扰战术无法收到满意的效果。
阿尔苏夫附近浓密的树林阻挡了十字军的视线，令他们无法窥见萨拉丁排兵布阵的全貌。根据留存下来的零星史料，苏丹本人选择在主阵后方指挥，身边仅有少量禁卫军，禁卫军首领为一名叫萨利姆的马穆鲁克。在他的前方，是王子阿夫达尔名义上指挥的中军（主要是叙利亚人）；右翼由萨拉丁的弟弟萨法丁负责（兵员主要来自埃及）；左翼则由摩苏尔的伊兹丁率领（兵员主要来自伊拉克北部）。萨拉丁同样安排步兵位于阵线前列，精锐骑兵隐藏在其身后，以交替掩护。此外，在阿尔苏夫城堡中，萨拉丁可能还驻守着一支预备队。萨拉丁是一位谨慎的军事家，目睹理查一世的军阵，他明白难以一击得手，便决定暂时等待，希望在十字军移动时觅得机会。
9月7日黄昏时分，经历了一整个白天的互相试探后，理查一世大胆地命令部 队离开驻地，缓慢有序地沿着海滨和农田向南行军。他们的开拔持续了数小时，由于队伍规模庞大，步骑混杂，前锋与后卫之间难免拉开了距离。至9月8日上午9时许，十字军左翼前锋接近了阿尔苏夫附近的果园。此时，萨拉丁的主力部队已经在阿尔苏夫的树林后整装完毕。
阿尔苏夫战役布阵图
萨拉丁决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命令全军出击。
穆斯林方面，巴哈丁记述道：“苏丹从各部中抽调出一批精锐的散兵，当十字军进入阿尔苏夫附近的果园后，这些散兵开始放箭，之后主力部队开始试图分割包围敌人。苏丹将部队投入短兵相接之中，同时还保留了一批后备力量。十字军遭受了不小的伤亡，但他们并未溃散，而是加速行军期望找到一个适合扎营的地点。基督徒情况危急，陷阱正在合拢。苏丹不停地在左翼和右翼间穿梭，鼓动将士们投入‘吉哈德’。我多次在战场上与他相遇，他仅仅带了2名骑士，我也在类似情形下见过他的兄弟（指萨法丁），而箭矢就在他们身边飞过……”
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则说：“饥渴的十字军前锋正纷纷涌向阿尔苏夫附近的水源，却遭受苏丹的当头一击，其中有些人慌不择路，竟被迫跳海自保。”
阿尔苏夫战役中的“狮心王”，古斯塔夫·多雷绘制
基督徒方面，会战亲历者法国吟游诗人、历史作家安布鲁瓦兹（Ambroise）写道：“在行军的第3个小时，突然有上万突厥人向我们猛扑过来！伴随着难以言状的呼号，他们投射出一阵阵箭矢和标枪。在他们之后，是一群皮肤黝黑、穷凶极恶的士兵（努比亚人）；此外还有惯于在沙漠中活动的萨拉森人，即贝都因人，他们带着弓箭、箭袋和圆盾，精力旺盛而又狡猾机敏，是最可怕的步兵。敌人死战不退，对我军造成了很大威胁。在这批前锋之后，还有密集的突厥人列队通过旷野向我们开来。他们旌旗飘扬，队列有序，有不下2万之众。在萨 拉丁的军乐队奏鸣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已经出发了。穆斯林中有人用小号、长笛、喇叭铙钹、战鼓等各种乐器发出巨响，以打击我军士气……” [18]
最初的交锋以远程射击为主，十字军左翼已经停止南行，转向东侧正面对敌。辎重部队甚至在战场上支起了帐篷，并用马车作为掩体和工事。贴近海岸一侧的十字军步兵继续缓缓向南移动，以保护本方侧翼，在整个会战期间，他们移动了大约3公里。突然，穆斯林步兵和轻骑兵闪出一条通道，突厥重骑兵开始发动第一次冲锋，他们的马刀和战斧在阳光下闪烁着恐怖的光芒。他们主攻的方向是医院骑士团、佛兰德人与本地贵族所在的十字军左翼。医院骑士团勉强守住了阵地，因为铠甲的保护，他们的骑士伤亡并不严重，但很多战马却倒下了，十字军左翼被完全压制，几乎动弹不得。大团长加尼尔·德·纳布卢斯认为无法被动地与萨拉丁主力消耗，他数次要求位于中军的理查一世准许他率部发动反攻。但理查却予以拒绝，他认为必须等待全军做好准备并且萨拉丁的预备队也投入战场后，才能进行反击。最终纳布卢斯决定亲自来到中军游说统帅，但理查依旧告诫他必须耐心等待。
此时，萨拉丁发觉十字军左翼陷入困境，便命令萨利姆率领精锐的马穆鲁克卫队投入了战场，留在苏丹身边的，只剩下军乐队、信使与少许侍卫。阿尔苏夫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根据基督徒方面的史料，当加尼尔·德·纳布卢斯觐见理查一世之时，医院骑士团元帅（Marshal）与另一位名叫鲍德温·卡鲁（Baldwin Carew）的骑士终于对被动挨打的局面忍无可忍，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起了冲锋。这究竟是元帅的僭越之举，还是出于误会——例如在喧嚣的战场上，他可能误以为理查下令冲锋的号角已经响起——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当然，冲锋的结果是激动人心的。安布鲁瓦兹豪情满怀地写道：
“两位骑士——医院骑士团元帅与鲍德温·卡鲁（他是理查一世的追随者）以上帝的名义呐喊着发动了进攻！圣乔治指引他们的战马向敌方冲去……”
这场突如其来的冲锋一度给左翼的步兵制造了混乱，因为他们来不及为骑兵让出位置，弓箭手也正在行军途中，无法给予充分支援。理查一世在事后写给阿伯特的信件中对这一事件有些轻描淡写：“我们的前锋继续开拔并在阿尔苏夫设下了营帐，这时萨拉丁和他的部下对我军后卫发动了猛攻，承蒙上帝眷顾，他们被与之对垒的四队骑兵击退了。”此处的“四队骑兵”显然指的是医院骑士团与相邻的法国骑士。
综合各方记载，理查一世恐怕过于自谦了。当他得知左翼突发的战况后，当机立断，下令中军和右翼也立即发动冲锋。与此同时，国王和自己的骑士也赶去支援医院骑士团。但负责守护王旗的卫队并没有轻率地投入进攻，他们缓缓地跟随着主力部队，其醒目的旗帜成为十字军骑兵每次冲锋过后的集结点。老谋深算的理查一世还命令莱斯特伯爵率领一队骑兵朝着大海的方向冲锋（与大部队的方向相反），以避免侧翼与后方遭到萨拉丁的切割包围。
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巴哈丁如此记述道：“敌人的形势越发不利，穆斯林认为自己已经占据上风……突然他们（敌人）的骑兵重整旗鼓共同发起了冲锋，因为他们担心战败，寄希望于一次绝地反击。我目睹他们在步兵中集结，步兵们高举长矛，齐声发出战吼，旋即为骑兵让出通路，他们便沿着整条战线向我们扑来。”
当时，萨拉丁的部分军队已经与十字军左翼纠缠在一起，不少穆斯林骑兵为了提高命中率甚至下马射击。潮水般突然袭来的重骑兵冲锋令萨拉丁的部下猝不及防，他们的步兵无法逃开，骑兵无力反击。这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并导致萨拉丁的大军无序地后撤。
理查一世并未料到本方仓促的突击竟能取得如此战果。实际上，当穆斯林纷纷逃向身后的丘陵时，他们正处于溃败的边缘。叙利亚编年史家阿布·沙马（Abu Shama）对基督徒的胜利毫不避讳：“大批法兰克人猛烈地冲锋，压倒了面前的敌人并令他们四散奔逃。”巴哈丁的记载则提供了更多细节：“一队敌兵冲击我们的右翼，另一队冲击左翼，第三队直扑中军。我们的将士开始溃散。事发时我正处于中军，它已经分崩离析了。我的本意是投奔左翼，因为它距离我更近，但当我抵达时左翼也被击破了，于是我思忖着加入右翼，却发现它是全军中受创最深的。我只能前往苏丹所在的中军，按惯例这里应该留有一支预备队。当我来到苏丹身旁，发现他只留有17名卫士，其余亲兵都被送上了战线。然而苏丹的王旗依旧屹立不倒，战鼓还在照常奏鸣。当士兵纷纷逃亡的时候，苏丹仍与卫士站在一起，誓死不退，他还要求鼓手们继续擂鼓，片刻不停。他命令我尽力召集逃兵向他靠拢，然而平心而论，穆斯林已经溃不成军了。”
另外两位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阿西尔和阿布·菲达则记录了萨拉丁阵中非战斗人员的命运。按照传统，伊斯兰军队中往往跟随着一批商贩，他们一方面负责向军人出售装备补给，一方面也收购各种战利品。当萨拉丁的主力部队纷纷后撤之时，军队市场里的商人与顾客却来不及逃脱，他们几乎被十字军骑士屠戮殆尽。
阿尔苏夫战役中十字军骑兵的冲锋，插画家茹斯托·希梅诺绘制
大厦将倾之际，萨拉丁挑选的战场地形拯救了他们。穆斯林最初在阿尔苏夫树林背后集结列阵，因此他们也自然地遁入密林中。十字军骑兵唯恐林中藏有埋伏，便暂停追击，重整队形。他们身后的步兵也赶到了战场，开始收集俘虏和战利品。此外，在中东干燥炎热的气候下，双方大队人马激起的烟尘几乎遮天蔽日，令人不辨东西，十字军也不得不暂时停下脚步。
这都给了萨拉丁喘息的机会。虽然很多士兵丧失了斗志，但大多数军官（尤其 是萨法丁及卫队长萨利姆）依旧镇定自若。他们利用战斗间隙竭力重整部队并取得了成效。当十字军骑士后退时，萨利姆领导穆斯林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冲锋。安布鲁瓦兹声称有超过2万名敌兵挥动着钉头锤向他们扑来，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
如果是普通的对手，恐怕早已惊慌失措。但理查麾下的十字军将步骑协同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大量装备弩、长矛和盾牌的步兵在骑士身前组成了一道防线，为骑兵的再次部署提供了时间。理查一世也亲自上阵，领导第二次冲锋。他的爱将威廉·德·巴勒斯领导精锐骑兵对阵马穆鲁克。双方都有些孤注一掷，战况十分惨烈。阿韦讷的雅姆在混战中被抛下了战马，他选择作为步兵继续战斗，英勇地杀死15名敌军后，倒在了血泊里，这是十字军的一大损失。穆斯林的伤亡更为巨大，他们选择且战且退，再度遁入阿尔苏夫的树林。通过第二次出击，理查一世原本有希望彻底击溃萨拉丁，然而当溃兵们进入树林后，羞愧地发现苏丹本人和他的军乐队依旧坚守着阵地，于是又纷纷在萨拉丁身边集结起来。最终，整支部队竟奇迹般地恢复了秩序。
由于树林背后敌情不明，理查一世明智地要求部队徐徐后撤，返回阿尔苏夫南部的水源地扎营。或许是为了阻止十字军驻扎，或许是为了避免被困于阿尔苏夫城堡，萨拉丁指挥部队发动了第三次攻击。理查一世立即针锋相对地领导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反冲锋。这番进攻彻底挫伤了穆斯林的锐气，他们再度狼狈地奔逃，直至返回阿尔苏夫城堡内。理查一世对目前取得的战果感到心满意足，对继续追击并无把握，也就选择鸣金收兵。
双方对阿尔苏夫会战结果的记录不尽相同。以阿布·沙马、伊本·阿西尔为代表的穆斯林史家往往强调双方均遭受了巨大损失，尤其提到名将阿韦讷的雅姆的阵亡。而巴哈丁作为亲历者提供了更加客观细腻的记载：
“苏丹返回林地，但并未扎营。我当时正侍奉在他左右，安慰他，但他仍难以接受现实。我们用方头巾为他遮阳，给他带来一些清淡的食物，但他只吃了少许……伤者被带到他面前，他下令悉心照顾他们。当天伤者众多，步兵中有很多人阵亡。萨法丁和萨利姆还保持着镇定，来自摩苏尔的阿拉丁也坚守了下来。苏丹之子阿夫达尔脸上的一个疖子破开了，血流满面，但他对未来尚心存乐观。苏丹向他们表示感激。我们互相打探消息，得知很多知名人士都殉难了。其中最尊贵的当属穆萨克（Musak，猎营指挥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查一世在致阿伯特的信件中流露出的乐观情绪：“承 蒙上帝的眷顾，我们那天并没有损失太多人员，除了优秀的雅姆，他的美德对整支队伍都显得弥足珍贵。”实际上，理查并非表示十字军方面伤亡轻微，而是强调在贵族中几乎无人阵亡。
夜晚，十字军的清道夫返回战场清点本方将士遗体，意外邂逅了他们的穆斯林同行，但双方相安无事，并未爆发冲突。据十字军方面的记载，他们共在战场上发现了超过7000具穆斯林的尸体，包括32位埃米尔（可能有所夸大，但无疑萨拉丁的损失更多）。第二天白天，萨拉丁重新列队在十字军眼前集结，没有发动任何攻势，理查也未做出强力回应。萨拉丁此举的目的很可能是展示实力，表明自己尚可一战，不容小觑。但穆斯林已经无力继续对峙。稍后，苏丹率部南下迈季代勒，与自己的辎重部队顺利会合。
富有传奇色彩的阿尔苏夫会战就此告一段落。双方具体的伤亡情况，迄今已难以考证。现代考古学家并未发现阿尔苏夫会战的大规模墓穴，但在20世纪90年代曾在瓦杜姆附近发掘出部分萨拉丁军队此役的遗骸。挖掘结果显示，因刀剑劈砍造成的断肢现象远远多于同期欧洲战场，这似乎证明了穆斯林在装甲方面的明显劣势。此外，前臂的剑伤深度往往异乎寻常，大概也反映出穆斯林剑术与武器跟欧洲同行的差别。
阿尔苏夫会战很快成为欧洲吟游诗人的绝佳素材。在他们的作品中，“狮心王”理查智勇双全，所向披靡，俨然是骑士们的楷模。然而，正如斯蒂文·朗西曼爵士评价的那样，阿尔苏夫会战“并无决定意义，但的确令基督徒踔厉风发”。
自灾难性的哈丁会战以来，这是基督徒军队与萨拉丁第一次在旷野对垒。结果证明萨拉丁本人并非不可战胜，这令很多本地十字军贵族一雪前耻。平心而论，穆斯林军实力尚在，阿尔苏夫的胜利没有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捷径。基督徒在人员方面固然损失轻微，可战马损失巨大，一时间亦难于补充（十字军诸国的战马多依赖从欧洲进口）。相较于在阿尔苏夫树林令萨拉丁受挫，攻陷阿卡从战略意义上看对十字军更具价值。萨拉丁为之虚耗两年光阴，最终损失了大量精英部队，尤其是海军，几乎毁于一旦。这导致他无法阻止从海上源源不断进入圣地的十字军，而被迫采取守势。阿尔苏夫的战败也极大地削弱了苏丹在伊斯兰世界积累的威望。尽管如此，萨拉丁绝不会将早前取得的战果拱手相让，等待理查一世的，依然是连绵不绝的战斗。
以战止战
9月9日，清点战场后，理查一世率部开始继续南下，萨拉丁麾下的一些埃米尔曾试图将十字军引入伏兵之处，但“狮心王”处事谨慎，不为所动。第二天，萨拉丁与高级军官们举行了作战会议，商讨的重点是判断理查一世的下一步目标——耶路撒冷，还是亚实基伦？前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后者作为联通巴勒斯坦与埃及的枢纽，一旦被夺取，就可能切断穆斯林军的后路。
萨拉丁的兵力不足以同时驻守两座城市，他最终决定放弃亚实基伦，全力防守耶路撒冷。为此，其部队迅速拆除了亚实基伦的城墙，迁徙该城全体居民。这样即使十字军进入该地，面对的也不过是一座无法久留的空城。萨拉丁当时身体抱恙，作为一名以仁慈宽厚著称的君主，被迫将一城百姓逐出其家园令他尤为痛心，甚至加重了他的病情。萨法丁则驻军于雅法（至10月末），试图将它打造为一座牢固的要塞，假如理查一世执意向耶路撒冷进军，雅法会成为横亘在中途的阻碍。
亚实基伦被放弃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理查一度希望趁势占领这座名城，但熟悉情况的本地贵族和骑士团团长们均表示反对。9月23日，萨拉丁退回到拉姆拉，他开始系统地采取坚壁清野策略，下令将拉姆拉的城墙也全部拆毁，当地的存粮则被移至圣城。
双方都在按兵不动。理查深知倘若贸然南下耶路撒冷，漫长的补给线将成为萨拉森骑兵绝佳的猎物，沿途多数居民点已人去楼空，无法就地补给和驻守。此外，法王腓力二世已经回国，凭借理查对他多年的了解，其不伤害英王利益的承诺颇为可疑，留守国内的王弟约翰也令“狮心王”如鲠在喉……
当然，萨拉丁自身也存在软肋。其王国版图内的一些诸侯其实暗藏二心，一旦苏丹接连受挫便可能发动叛乱。萨拉丁的侄子塔基丁（驻守于哈马）在此时竟擅自向美索不达米亚进军，希望为自己攫取更多领土。10月19日，他死于交战期内，为萨拉丁制造了一场外交上的危机。阿尤布王朝与阿拔斯王朝原本就关系紧张，此刻关系更加恶化，这分散了萨拉丁大量的精力。
10月初，理查一世派遣托隆的汉弗莱与萨法丁在卢德（Lod）进行谈判。谈判旷日持久却并无突破性进展。理查一世最初要求萨拉丁割让约旦河以外的全部巴勒斯坦土地，并归还“真十字架”。后来，他转而游说萨法丁改信基督教，并迎娶自己的妹妹琼，由夫妇二人共同统治圣地。萨拉丁半开玩笑地“同意”了（因为他知 道此事绝不可能成真），但理查在琼面前碰了钉子，后者发誓说绝不嫁给一名异教徒。10月末，提尔的康拉德也派出了自己的使团，这彰显出十字军高层内部分裂的现状。谈判期间，在卢德附近两军爆发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关键时刻，竟有相当一部分十字军擅自返回了阿卡，理查一世的兵力因此有些捉襟见肘。“耶路撒冷国王”居伊返回阿卡劝说部将重回前线，却应者寥寥（可见他已人心尽失）。最终理查一世不得不亲自出马，才取得了成效。
古斯塔夫·多雷画笔下的萨拉丁
11月，分别由理查一世和康拉德委派的两组使团继续与萨拉丁协商，气氛颇有些微妙和尴尬。据说，康拉德表示只要苏丹交出西顿和贝鲁特，他就愿意同十字军决裂，但底线是不会和理查兵戎相见。康拉德对“狮心王”支持居伊耿耿于怀，他开出的价码也更加“平易近人”。11月11日，萨拉丁与幕僚们开会商议究竟应与哪一支使团交涉。最终多数人选择了理查而非康拉德，因为理查终将回国，而康拉德代表本地贵族，是更棘手的麻烦。有一瞬间，在萨拉丁的大营，互相对立的基督教使团竟远远地看见了彼此。康拉德的大使为曾经保卫耶路撒冷的英雄巴利安，理查的部下毫不掩饰对他“变节”行为的厌恶。吟游诗人安布鲁瓦兹便描绘巴利安“伪善胜过哥布林”。
冬季来临，萨拉丁有意识地收缩防线，先后放弃了拉姆拉与雅法，率军撤至拉特伦。十字军接管了上述城市，但它们几乎沦为一片废墟。
同时，小规模的战斗从未停歇。在一次雅法城外的狩猎中，理查本人险些被俘，所幸他手下一位骑士通晓阿拉伯语，他高喊“我是国王！”——此举挽救了国王的性命，令后者成功逃脱。另一场遭遇战中，莱斯特伯爵也被俘虏，但萨拉丁很快仁慈地释放了他。按照圣地的传统，冬季是天然的休战期。不过圣城近在咫尺，多数欧洲贵族（尤其是勃艮第公爵）鼓噪着继续推进。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则不断提醒理查注意恶劣的天气和后勤上的困难。理查采取了折中的方案，一方面他不愿意轻兵冒进，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整个冬天都无所事事。
12月22日，一批来自埃及的穆斯林援军进入耶路撒冷城外扎营。作为回应，三天后十字军便攻占了拉特伦。萨拉丁被迫继续后撤。然而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气温骤降，道路泥泞不堪。28日，十字军再次前进，而穆斯林竭尽所能地袭扰他们。理查军中士气依然高昂，但面对恶劣的气候与交通条件，国王敏锐地察觉到补给线被切断的风险。
1192年1月3日，十字军跌跌撞撞地抵达贝特努巴城堡。此处距离耶路撒冷 仅有12英里。营地内，普通英法士兵情绪高涨，虽然条件艰苦，伙食奇差，他们依旧枕戈待旦，坚信圣城唾手可得。但两大骑士团与本地贵族不断向国王进谏。他们说，萨拉丁的埃及援军已经抵达，贸然出击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即使理查重现阿尔苏夫的奇迹，若不能和苏丹达成某种妥协，耶路撒冷也难以坚守。因为欧洲的十字军终有回国的一天，耶路撒冷王国本地军队尚未恢复元气。
经过长达5天的考虑（想必对理查也是一种煎熬），理性终究战胜了浪漫，1月8日，“狮心王”下令全军放弃贝特努巴，向海滨平原后撤。一些当代历史学家对此颇为不解，认为理查错过了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教皇西莱斯廷三世也对理查的“优柔寡断”十分不满。然而此刻劫后余生的耶路撒冷王国急需的是生存，而非赌博。
十字军退回了拉姆拉。尽管有着合理的原因，许多士兵仍对此感到难以接受。英国人低声抱怨，但出于对国王的敬重还保持着纪律，而法国人的回应则是大面积地开小差。勃艮第公爵休也率领亲兵擅自回到了雅法，一些人甚至径直逃往阿卡。理查意识到自己必须重振军队的士气，他的方案是着手重建亚实基伦。
国王四处奔走，鼓励士兵与工匠，并亲手搬运石块和瓦砾。1200名穆斯林俘虏也参与到施工中。在理查的表率之下，心生羞愧的一部分法国人终于重返“狮心王”的阵营。勃艮第公爵执拗地拒绝和解，于是“狮心王”便断绝了对他的财政支援。腓力二世只给公爵留下了很少一部分军饷，他们之前主要依赖英国人的接济。提尔的康拉德也与理查就亚实基伦问题爆发了公开的争吵。1192年2月，阿卡城内，居伊和康拉德各自的支持者甚至发生了械斗。
但在整整4个月中，理查还是以惊人的毅力推行着这项工程，最终令亚实基伦再度成为巴勒斯坦沿海最坚固的要塞。令人意外的是，萨拉丁未曾骚扰过理查的施工。这可能出于他的骑士精神，也可能是因为他需要积攒力量，等待埃及、伊拉克等地的援军。
十字军与阿尤布王朝的谈判并未破裂。理查委派的新任使节是英国人斯蒂芬，他风尘仆仆地前往耶路撒冷，拜会萨拉丁和萨法丁，却在城门处与康拉德的使节——“哥布林”巴利安不期而遇。如前面所说，巴利安与萨拉丁私交甚笃。耶路撒冷围攻期间，后者曾善待他的家眷。这次邂逅可能是萨拉丁的精心安排，用以对“狮心王”施加压力。
3月20日，萨法丁回访理查的大营。理查一世给予了高规格接待，甚至破例 授予萨法丁的一个儿子骑士身份，更为了尊重其信仰，特意省略了仪式中基督教色彩浓厚的部分。这是至高的荣誉。
耶路撒冷王国的纹章
萨拉丁投桃报李，开出了相当宽厚的条件：基督徒可以占据他们迄今为止征服的所有土地，“真十字架”将被归还，穆斯林将尊重和保护拉丁人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权利。谈判的气氛十分祥和，主要的争议是，穆斯林不同意十字军控制亚实基伦。当萨法丁于4月返回圣城时，看上去两位君主距离达成一致仅剩咫尺之遥了。
几天后，理查收到了来自英国的坏消息：他出征前任命的摄政威廉·郎香被弟弟约翰推翻了，后者取而代之，成了英格兰的摄政王。这对理查的统治是个严重的威胁。他立即派遣林肯主教回国稳定局势，希望能调解约翰和郎香的关系。另一方面，理查也预感到必须提前回国。为此，他召开了贵族会议，以便在离开前确定未来耶路撒冷国王的人选。出乎他的意料，几乎所有与会贵族都希望由康拉德取代居伊成为国王，尽管康拉德曾在多场战役中作壁上观。
纵使理查一世是居伊的支持者，也不得不顺应民意。为了安抚居伊，理查安排他成为塞浦路斯国王。4月中旬，康拉德从香槟伯爵亨利口中获知了这一喜讯，他在与居伊长期的竞争中终于笑到了最后。
4月28日晚，康拉德原计划和妻子伊莎贝拉公主共进晚餐，后者却因沐浴无法准时赴约，他便临时决定前往老朋友博韦主教家中用膳。宴席结束后，他在卫兵的护送下策马回家。当走进一条小巷时，有两人自称信使，拦住了康拉德。他大意地在马背上伸手接信，不料“信使”竟拔出匕首，向上刺入耶路撒冷国王腹中，另一人则跳上马背，刺中他的身侧。康拉德跌落马下，当场身亡，此时距离他当选国王还不到两周。两名刺客，一人当场被杀，另一人则被生擒。他事后招认，自己属于阿萨辛刺客团，由大名鼎鼎的“山中老人”拉希德丁·锡南指派。
关于幕后真正的主使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康拉德此前的海盗行为触犯了锡南的利益，也有人认为是萨拉丁贿赂锡南刺杀耶路撒冷国王，甚至有传言说理查一世才是真正的黑手。香槟伯爵亨利得知噩耗后立即赶赴提尔，康拉德的遗孀伊莎贝拉将自己锁在城堡内，拒绝交出城门钥匙。但香槟伯爵亦是东征期间的风云人物，他年轻、英勇，出身高贵，深孚众望，提尔市民纷纷要求亨利与伊莎贝拉成婚，并继承康拉德的遗产。这番撮合取得了奇效。仅仅两天后，亨利（26岁）与伊莎贝拉（21岁）宣布将喜结连理。即使按照现代的标准，这桩婚事也显得有些唐突。亨利急于在圣地获得地位，而伊莎贝拉虽然年轻美貌，却已有过两段婚姻，还怀着康拉德的遗腹子——这可能是两位年轻人迅速订下终身大事的原因。1192年5月5日，在为康拉德守丧一周后，两位新人隆重地进入阿卡，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狮心王”理查亲自主持了婚礼。自己的外甥成为耶路撒冷国王，显然更令他心满意足。亨利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选，这次政治联姻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理查的后顾之忧。令人欣慰的是，亨利与伊莎贝拉在婚后情深意笃，两人的生活倒也幸福甜蜜。
“狮心王”理查一世，约瑟夫·布隆德尔绘制
亨利的婚礼与登基为劫后余生的王国注入了新的希望。然而，很快从英国传来让理查夜不能寐的消息：约翰正在和腓力二世互相勾结，密谋颠覆理查的统治——腓力二世显然将当初的庄严承诺抛到了脑后。理查一世亦曾与腓力合作反对自己的父亲，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他必须尽快回国。然而耶路撒冷尚未收复，十字军国家只恢复了半壁江山。因此他决定在返回英国之前，再做最后一次军事上的努力。这意味着背弃与萨拉丁初步达成的一切协议。
5月中旬，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了萨拉丁的某位侄子举兵叛乱的消息，理查一 世趁机向穆斯林控制的最后一座巴勒斯坦沿海城镇达鲁姆（Darum）进军。或许是认为此举颇不光彩，亨利与法国十字军滞留阿卡，对理查的召唤置若罔闻，于是理查决定独自行动。5月23日，经历5天激烈的战斗后，守军最终投降。这宣告了“狮心王”与萨拉丁战端再起。
达鲁姆的胜利激励十字军再度尝试收复耶路撒冷。萨法丁正在替兄长恢复美索不达米亚的局势，他带走了一批精锐部队，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尚未完全修复。耶路撒冷国王亨利最终率领本地军队和法军与理查一世会合。
6月7日，联军正式从亚实基伦开拔。4天后，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的门户贝特努巴。令人费解的是，理查的大军在此驻扎了足足一月之久。据说国王本人在一次驱逐穆斯林轻骑兵的行动中，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耶路撒冷的塔楼和城墙。与此同时，萨拉丁则在圣城源源不断地接收来自杰吉拉（即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摩苏尔等地的援军。
6月20日，当理查一世与将领们商议是继续向耶路撒冷进攻还是南下埃及时，接到情报说一支萨拉丁的辎重部队正由南向北开往圣城。“狮心王”当即决定进行拦截。3天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痛击了由萨拉丁同父异母兄弟法拉克丁（Falak al-Din）带领的这支部队。法兰克人获得了大批补给物资和上千驮兽，并几乎毫发无损地返回了贝特努巴。
眼见形势严峻，萨拉丁心急如焚。为了延缓理查一世的进军速度，他不惜派人堵塞或污染了贝特努巴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全部水源。7月1日，萨拉丁召集耶路撒冷的全体指挥官共商对策。虽然埃米尔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和信心，但普通士兵已经开始担忧重蹈阿卡的覆辙。此外在库尔德人和突厥人之间也爆发了冲突，萨拉丁对军队此刻的凝聚力也感到忐忑。
萨拉丁并不知道，十字军营地中也发生了争执。既然补给充足，法国贵族高声要求立即向圣城进军。而理查的斥候传回情报说，周围的水源均已无法使用。考虑到哈丁会战的教训，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此外，如何在攻占耶路撒冷后长期坚守依然无解。7月4日，不顾法国人的反对，理查一世下令撤出贝特努巴，全军退往相对安全的雅法。
这一命令让萨拉丁如释重负。苏丹亲自策马来到耶路撒冷城外的小山，目送理查一世缓缓离去。就在此时，萨法丁也顺利地从美索不达米亚回师耶路撒冷——圣城终于暂时安全了。
中世纪插画家想象中理查一世与萨拉丁对垒的场面。实际上二人一直通过书信和使节联络，从未见面，更遑论比武决斗了
几天后，理查一世以新任耶路撒冷国王亨利一世的名义再次派出了使团。原本血气方刚的亨利企图向萨拉丁索取整个巴勒斯坦，可理查告诫他，萨拉丁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不能过分挑衅。于是经过修改的条款温和了许多：保障拉丁修士在圣地传教的权力，归还巴勒斯坦沿海地区。萨拉丁也对连年征战心生倦意，他原则上同意这样的妥协。双方争执的焦点还是亚实基伦——苏丹要求拆除它的城墙。新亚实基伦凝聚着理查的心血，他因此断然拒绝，甚至苏丹提出额外割让卢德也不能令他回心转意。
谈判陷入了僵局，而理查一世已归心似箭。他甚至准备不待条约签署便提前登船回国。为此，他和英格兰部队撤回了阿卡。但“狮心王”不能容忍平淡无奇地离开，他计划通过一场奇袭夺取贝鲁特，带着胜利的荣光从该地启程返航。与此同时，萨拉丁也有自己的计划。他敏锐地发现雅法兵力空虚，便于7月27日率领部队离开耶路撒冷，于当晚将该城团团围住，旋即发动强攻。经过3天投石机的轰炸，雅法城墙出现了巨大的豁口，穆斯林士兵如潮水般涌入城内。守军陷入绝境，便向萨拉丁有条件地投降了，后者许诺将保障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然而萨拉丁的士兵们却失去了理智和纪律，他们疯狂地抢劫战利品，并杀死每一个试图阻止的市民。萨拉丁对守军心怀怜悯，特意通知他们可暂缓交出内城，待他恢复军队秩序后再履行投降的约定。这却引发了意外的结果。
理查一世接到雅法被围的消息后，立刻准备发兵救援。为了争分夺秒，他本人与部分精锐选择搭乘比萨、热那亚舰船（共15艘桨帆船）从海路进发，十字军主 力则从陆上行军。不幸的是，理查的舰队连续遭遇逆风，直到7月31日才抵达雅法附近海域，而陆上部队因没有获得国王的消息，竟在凯撒里亚逡巡不前。当理查的舰队进入眼帘时，萨拉丁刚刚整顿好军队秩序，内城守军（49位骑士）也将财物打包，携带家眷，准备开门投降。千钧一发之际，骑士们意外地瞥见了理查的王旗，他们大受鼓舞，当场决定拿起武器再次投入战斗。49位骑士发动了自杀式的冲锋，痛击了错愕不已的穆斯林士兵，随即退回内城闭门死守。萨拉丁对逆转的局势还一无所知，因为他正在营帐内和守军代表商谈最后的交接事宜。起初，目睹雅法城中萨拉丁的旌旗，理查对登陆进攻有些踟蹰，但他突然听到一片喊杀声，进而得知内城还在基督徒手中。受此消息鼓舞，“狮心王”身先士卒，第一个涉水登上雅法滩头。由于整个舰队只有3匹战马，理查此役基本上是以步兵的身份在作战。据记载，“狮心王”奋勇当先，势不可挡，身后仅有他信赖的80名骑士（皆下马作战）和约400名弓手。目睹“狮心王”的英姿，2000名意大利水手也加入了战斗。萨拉丁的部队因此前大肆劫掠，散布在雅法各个城区，面对“狮心王”的雷霆一击，他们肝胆俱裂，无力抵抗，残存的基督教守军也与十字军里应外合，很快，穆斯林便完全失去了斗志，四散奔逃。虽然萨拉丁还在阵中，但已经无力回天。亲眼注视着理查夺走自己手边的胜利，想必萨拉丁的心中五味杂陈。苏丹和少数马穆鲁克骑兵还算体面地撤退了，而多数穆斯林士兵一路狂奔至5英里外的阿西尔才停下脚步。
一幅12世纪的萨拉丁肖像画
第二天清晨，萨拉丁的使节阿布·贝克尔便来到了“狮心王”的住处，带来了一份新的和约。贝克尔惊奇地发现，理查一世正在和一批被俘的埃米尔有说有笑，丝毫看不出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面对贝克尔，理查一世收起笑容，表示 愿意与苏丹停战。但双方再度因亚实基伦的归属问题争执不休，谈判未能取得满意的成果。
萨拉丁得知，十字军主力尚在从凯撒里亚前往雅法的中途，而理查一世兵力不足（近3000人），战马奇缺（15匹）。由于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他决定用武力逼迫“狮心王”就范。8月5日拂晓，他聚集了部队，准备发动一场奇袭。
幸运的是，当天清晨，一名热那亚士兵碰巧在军营外游荡，他听到了穆斯林战马的嘶鸣和大军移动的脚步声，明白这是一次突然袭击，便飞速地奔回营帐禀告理查一世。因此，当萨拉丁的部队出现在十字军军营外时，后者已经有所防备。虽然得到预警，时间依旧紧迫，十字军只能仓促地拿起手边的武器，很多人来不及披甲，在理查麾下的骑士中，仅有54人能够立即投入战斗。理查一世处变不惊，他下令在军营外设置了一道木栅栏，以阻碍敌方骑兵，位于战线第一列的是装备盾牌的长矛手，他们保持半蹲的姿势，用盾牌护住整个身体，长矛倾斜着伸向前方，身后是两两配对的弩手，一人射箭，另一人装填——这是教科书般的抵御骑兵的阵形。理查本人则骑马不停地在军中巡视，鼓舞他们的士气。萨拉丁的骑兵从清晨至下午一共发动了7次冲锋，但无法越雷池一步。几小时的鏖战令穆斯林骑兵精疲力竭，理查一世抓住时机，命令弩手代替矛兵进入最前线，尽其所能地倾泻箭雨，随后又迅速退回阵内，长矛手重新搭建起“盾墙”。这一战术给萨拉丁的骑兵造成了惨重的伤亡。苏丹目睹“狮心王”的英姿，有些恼怒，但更多的是钦佩。当他发现理查的战马倒毙后，风度翩翩地派遣马夫为英王送去了两匹良驹。理查笑纳了萨拉丁的厚礼，继续投入指挥作战中。这罕见的一幕成为双方诗人多年的素材。当天夜间，萨拉丁明白强攻无望，率部一路退回耶路撒冷。他下令紧急加固圣城城墙，唯恐理查会乘胜追击。
萨拉丁不知道，雅法战役将是理查在圣地的最后一场胜利。十字军以劣势兵力竟能虎口拔牙，并击退穆斯林主力部队，捷报传来，圣地的基督徒无不欢欣鼓舞。此战充分体现了理查一世的指挥能力、战术素养和个人英勇，在穆斯林中也树立起他的威名。萨拉丁担心圣城不保，有意媾和；理查一世则对弟弟约翰忧心忡忡。
之后，理查再度患病，发起了高烧。萨拉丁送来了退烧的桃梨和冰块，也送来了和谈的使节，而理查一世已经决定要尽快启程回国。8月28日，两人终于达成了和约：基督徒可以保有之前收复的国土；耶路撒冷由穆斯林掌管，但对基督徒开放；十字军国家与伊斯兰国家互开商路；双方停战5年。9月2日，耶路撒冷 国王亨利一世、医院骑士团团长加尼尔、圣殿骑士团团长罗贝尔，以及伊贝林的巴利安代表十字军各方与萨拉丁缔约——《雅法和约》。第二天，萨拉丁正式批准了协议，轰轰烈烈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在刀光剑影中开始，却在谈判桌上悄然落幕了。
尾声
理查一世于1192年10月9日从阿卡登船回国，临别前他给萨拉丁写信说，有朝一日将重回圣地，收复耶路撒冷。萨拉丁接受了这一挑战，他彬彬有礼地回信道，除了理查，欧洲没有第二位君主有资格担此重任。理查的离去与停战令萨拉丁如释重负，据说他率领信众于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进行周五礼拜时，因对自己险些放弃圣城深感自责而当场流下了泪水。几个月后，他便病倒了。1193年，萨拉丁在大马士革皇宫中病故，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他为人狭义慷慨，对臣民乐善好施，仆从们清点苏丹遗物时，发现他只留下了1块金币和40块银币。虽然身无长物，但耶路撒冷本身就是苏丹留给伊斯兰世界最宝贵的遗产。他被厚葬于大马士革倭马亚大清真寺（Umayyad Mosque）旁，这是极高的荣誉。萨拉丁共有17个儿子，继承问题困扰着阿尤布王朝。他的长子阿夫达尔占据了大马士革，次子阿齐兹控制着埃及，第三子加齐则拥有阿勒颇，一场内战在所难免。鹬蚌相争之下，萨拉丁的弟弟萨法丁最终剥夺了侄子们的王位，登上了苏丹的宝座。他或许缺乏兄长的人格魅力，也并非吟游诗人的宠儿，但的确是一代英主。在他的励精图治下，阿尤布王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他也成为十字军国家敬重而畏惧的对手。
与萨拉丁相比，“狮心王”理查的归途更加惊心动魄。离开圣地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欧洲已声名狼藉。先前回国的十字军带回了很多风言风语。在他们的眼中，理查一世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他撕毁了与法兰西公主的婚约；他废黜了塞浦路斯的基督教统治者；攻占阿卡后他侮辱了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拒绝分享战利品……
甚至有传言说，理查正是刺杀康拉德的幕后凶手。许多欧洲的君主都对他恨之入骨，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和新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Henry Ⅵ，1165—1197），再加上理查的弟弟约翰和奥地利公爵。而他归国的所有大路几乎都要经过敌境。
在亚得里亚海岸登陆后，理查一世与少数随从乔装打扮为朝圣者，开始徒步前进。然而在距离维也纳50英里的地方，这位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明星人物被认出和告发，当地的领主正是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可谓冤家路窄。1193年2月，利奥波德把他当作商品一般卖给了亨利六世皇帝。后者以谋杀康拉德、私自与萨拉丁缔约等罪名将他关押，等待审判。
击败萨拉丁的英雄就这样身陷囹圄，他的弟弟约翰对此大喜过望，公然开始谋划夺权。他向腓力二世宣誓效忠，并声称将会迎娶法国公主艾丽斯。而理查一世在软禁地创作了一首名为《没有一个囚徒》的诗歌，其中最著名的一节写道：
“没有一个囚徒能将自己的故事 讲得完美，佯装自己并不忧伤； 作为慰藉，他可以吟诗作赋。 我有许多朋友，但他们的馈赠都很糟糕； 如果为了等待赎金，我必须被囚禁两个冬天， 那么他们真够可耻。”
3月，理查被送上了法庭。人们总认为他不过是一介武夫，不料理查在法官与旁听的权贵面前慷慨陈词，他的辩解如此有理有据，许多贵族当场感动得涕泪横流。最后帝国法庭无法证明理查有罪。理查亦挫败了腓力二世希望将他引渡至法国受审 的阴谋。但要重获自由，必须向亨利六世缴纳高额的赎金。虽然约翰从中作梗，但大部分英格兰贵族依然支持自己的国王，他们为了凑齐赎金可谓殚精竭虑——征收了高达25%的特别税款，这远远超过当年的“萨拉丁什一税”。英国各地教堂的贵重餐具几乎被搜刮一空，甚至西多会的修士们也交出了自己全年的羊毛产出……
位于大马士革倭马亚大清真寺旁的萨拉丁陵墓
一幅中世纪插画描绘出理查一世遭到逮捕的情景，约完成于1196年
虽然英格兰为此几乎破产，但也侧面反映出理查一世在国民心中的地位有多么崇高。1194年2月4日，在分两次缴纳15万马克巨款后，理查一世终于恢复了自由。伦敦市民热烈欢迎王者归来。民意难违，约翰也不得不向兄长投降称臣。
在理查一世远征海外及遭软禁期间，腓力二世不断蚕食英格兰王室在法国的领地，回到英国后，理查便向这位昔日的盟友正式宣战。若论排兵布阵，腓力不是理查的对手，然而年轻的法国国王在权术谋略方面拥有惊人的天赋。理查一世与之对垒数年，未能占到上风。1199年3月，理查在围攻法国利摩日子爵艾马尔五世（AimarⅤ of Limoges）城堡之战中身先士卒，却不幸肩头中箭。箭伤本身似乎并不致命，但伤口却发生了坏疽。1199年4月6日，理查一世在母亲埃莉诺的怀抱中与世长辞，时年42岁。
按照现代政治家的标准，理查一世远不如腓力二世成功。大卫·休谟在《英国史》一书中甚至称他为“英格兰历史上最糟糕的君主之一”。爱德华·吉本则有些 尖刻地评价道：“如果将冷酷无情和匹夫之勇定为评判英雄业绩的标准，那么理查无疑能够凌驾于所有时代的伟人之上。”斯蒂文·朗西曼爵士则将理查描绘为“英勇而杰出的战士、一个不孝子、一个不合格的丈夫、一个失败的国王”。然而，中世纪的史学家却常常将“狮心王”与亚历山大、奥古斯都、查理曼和亚瑟王等英雄人物并列。
埃及国徽上的“萨拉丁之鹰”
理查一世之墓
西方同时代作家将1187年萨拉丁攻克耶路撒冷视为一场亚非联军进攻欧洲的战争，而阿卡围城战则被视为来自欧洲的回击。腓特烈皇帝的意外身亡、腓力二世的三心二意原本可能彻底葬送十字军诸国，而“狮心王”理查的横空出世，令基督教世界变得如此团结，甚至连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这对宿敌也能为这一共同事业齐心协力。
尽管理查存在性格上的缺陷，但其领导的十字军为他提供了展示自己卓越将才的世界舞台。理查的绰号正来自当时军中的吟游诗人安布鲁瓦兹，他在描述理查首次目睹被围攻的阿卡城以及遍布城边山丘的那些“怀有摧毁基督教之心”的萨拉丁士兵营帐的情景时，第一次用了“狮心”（coeur de lion）这个传诵至今的绰号来称呼理查。此后，“狮心王”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一系列传奇事件开始为人所知。萨拉丁和理查两人间单骑决斗的图景也在文学作品和装饰艺术中出现（虽然这纯粹是艺术的夸张）。
尽管“狮心王”与萨拉丁或许并非各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然而在中世纪那个充满宗教情怀与骑士精神的时代，两人的交锋不仅仅是文明的碰撞，更寄托着双方民众的憧憬和理想，并给他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
凭借理查力挽狂澜，耶路撒冷王国（定都阿卡，也被称作阿卡王国）的国祚又延续了一个世纪。萨拉丁夺回伊斯兰的“第三圣地”（耶路撒冷），也不啻于为穆斯林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令原本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再度整合。1898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造访耶路撒冷时，特意参观了萨拉丁陵墓。出于对这位传奇人物的尊敬，德皇捐赠了一具崭新的大理石棺椁。现在它仍与最初的木质棺椁并列摆放，供各国游人凭吊。迄今公认的英格兰最古老的酒馆“耶路撒冷之路酒馆”（The Trip to Jerusalem Inn）宣称建于1189年，那正是理查加冕和第三次十字军的发起之年。多年以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诗人T.S.艾略特还如此评论说：“毕竟我们的国王在阿卡打了场漂亮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