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三叛（三国归晋的序幕）
淮南三叛简介
淮南三叛：淮南三叛是三国晚期的重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魏吴两国的命运。为何同一个地区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先后三次出现反对中央朝廷的叛乱？为何发起叛乱的领导者博得了后世不少文人学者的同情与肯定？这三次叛乱还为吴国创造了大展宏图的有利局面？答案尽在这里。
淮南三叛过程分析——
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三国时期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段落。相对于三国早期的精彩纷呈，三国晚期的淮南三叛不管在小说《三国演义》还是在各种史书中，都着墨不多，似乎显得无关紧要，其实不然。淮南三叛是三国晚期的重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魏吴两国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拉开了日后西晋一统天下的序幕。
大家都知道，三国最终一统于晋。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均在北方，地处南方的蜀国、吴国在国力上与魏（晋）相比均处于劣势。因此两国虽然都曾多次北伐，却始终难以灭魏，反而先后被魏和取代魏的晋所灭亡。那么，面对强大的魏国，蜀国与吴国真的就没有灭魏的机会吗？其实也不完全是，至少对于吴国而言，魏国淮南地区的三次叛乱曾经给吴国创造了大展宏图的有利局面。不过，面对魏国内乱的机遇，吴国不能说完全没抓住，也不能说真正抓住了。
淮南三叛对于吴国而言是重大机遇，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它也有两大独特之处：其一，同一个地区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先后三次出现反对中央朝廷的叛乱，是极为罕见的；其二，在崇尚忠义的古代，发动叛乱者往往被视为乱臣贼子，而淮南三叛的领导者们却颇具争议，甚至博得了后世不少文人学者的同情与肯定，这也非常引人深思。
要详解淮南三叛，须从当时魏国的相关制度和淮南地区的特殊性开始讲起。所以接下来，先来说说背景。
背景
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之后，曹操为了防备周边的敌对势力，开始实行“四征将军”制度，即以四位将军分别统领四个军区。其中征西将军率军驻扎关中、陇山以防刘备；征东将军率军驻扎淮南；征南将军率军驻扎襄阳、沔水以防孙权；征北将军率军驻扎幽州、并州以防鲜卑。
淮南处于曹魏对抗东吴的前沿，常年有大量军队驻守屯垦，征东将军作为淮南地区的军事长官，不仅手握重兵，在行政和财政上也有很大的权力。公元249年正月，魏国政局出现重大变动：隐忍多年的司马懿趁权臣曹爽及其亲信陪同幼小的皇帝曹芳到高平陵祭祖之时发动政变，一举击垮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集团，史称“高平陵之变”。
高平陵之变后，魏国朝廷的大权落入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司马家族手中。后人总是习惯将司马懿与曹操相比，其实他们两人虽然都执掌大权，但面临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东汉王朝早已分崩离析，各路诸侯混战不休，汉献帝刘协流亡辗转，最终被曹操接到自己的地盘安置。而司马懿夺权时，魏国正处于繁荣昌盛之时，因此司马懿虽然通过政变基本清除了中央的敌对势力，但在魏国的地方势力中，仍有不少亲曹分子，尤以淮南地区最为突出。
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发动政变执掌大权，关键在于他为官、统军多年，在魏国的政界与军界均有庞大的关系网络。翻开司马懿的履历可以发现，他虽然曾经率军与吴国作战，但主要的活动轨迹在魏国西南，尤其是与诸葛亮在关陇一带长期较量。司马懿本人没有出任过征东将军，他的儿子及亲信也基本没有在淮南任职的。而先后坐镇淮南的张辽、曹休、夏侯淳、满宠等人，都是曹氏的亲信，有的甚至就是曹氏家族成员。因此司马家族在淮南没有统治基础，亲曹势力则在淮南根深蒂固。在司马懿已经掌控了魏国中央大权的情况下，淮南自然成了一个威胁司马家族权势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淮南一叛
高平陵之变发生时，担任征东将军一职的是王凌。王凌家世显赫，是东汉末年名臣王允的侄子。虽然出身名门，王凌早年的经历却非常坎坷。他的叔父王允设计诛杀董卓，结果不久后被董卓部将所杀。王凌为了避祸逃到乡间隐居，后被举为孝廉，成为发干长，可是不久后又获罪服刑。服刑期间，他受到曹操赏识，这才再次步入仕途，先后担任骁骑主簿、中山太守、衮州刺史、扬州刺史等职。除了担任地方官治理地方之外，王凌还多次参与对东吴的作战。由于政绩突出及战功卓著，到了239年，在权臣曹爽的主持下，魏国朝廷正式任命王凌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当时王凌的外甥令狐愚担任衮州刺史。一时间，淮南地区的军政大权基本掌握在这舅甥二人之手。
司马懿夺权后，有意笼络王凌，进王凌为太尉。不过，对于司马懿的优待，王凌并不领情，甚至觉得司马懿有意将他调入朝廷剥夺其兵权（司马懿很可能也正有此意）。出于对曹魏的忠诚，王凌对司马懿篡夺权力、架空皇帝的行为十分反感。他与令狐愚商议后认为，现在的皇帝曹芳幼弱，受制于权臣司马懿，而楚王曹彪年长且有才华，因此应该废曹芳、立曹彪，迎曹彪到许昌登基。
两人之所以想要扶持曹彪上位，除了曹彪年长且有才华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曹彪的封地在衮州，就在令狐愚的管辖下。《三国志》等史书上关于曹彪的记载很少，因此已经难以依据史料判断曹彪与王凌、令狐愚的关系。但从王凌、令狐愚试图立曹彪为帝来看，曹彪与他们的关系应该很好。
王凌、令狐愚议定之后，很快付诸行动。先由令狐愚派部将张式去联络曹彪。关于这次联络的具体情况，《三国志》中只是用“相问往来”四个字简单带过，而在《魏略》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大致如下：张式见了曹彪后，对曹彪说：“使君（令狐愚）谢王，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曹彪明白了张式话中隐含的意思，回答说：“谢使君，知厚意也。”等于是给了王凌、令狐愚肯定的答复。
联络曹彪之后，王凌决定听听自己儿子的意见，又派舍人劳精赴洛阳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了儿子王广。王广听后回答说：“每当要干一番大事业，应该以人情世态为本。曹爽因骄奢失去民心，何晏虚浮而不能治国，丁谧、毕轨、桓范、邓飏等人虽一并有着较高的声望，但都专心于世上的名利，再加上变易国家的典章制度，多次更改政策法令，他们心里所想的虽然高远却不下接民情，百姓习惯于旧制，没有人顺从他们。所以他们虽然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可一旦同日被杀之后，手下名士就散去大半，百姓们照旧安定，没有人为他们感到悲哀，这都是失去民心的缘故。如今司马懿的本心虽难以揣度，未来的事也难以预料，然而他能提拔贤能，广泛任用超过自己的人才，遵循先朝的政策法令，符合众人心中所想。造成曹爽名声恶劣的那些事情，他都必定加以改正，夙夜匪解，以安抚民众为先。而且司马懿父子、兄弟都掌握着兵权机要，是不容易被推翻的。”（《三国志·魏书二十八》）
从王广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不认同父亲的决定。不过王凌没有被儿子的话打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依旧决定将自己的计划执行下去。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249年十一月，令狐愚病逝，让王凌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
大致在令狐愚病逝不久后，王凌和令狐愚的密谋被司马懿获悉。令狐愚手下有一个参与了密谋的官吏，名叫杨康，有事被司徒高柔召入京城。杨康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由于别的原因，在京城时将王凌和令狐愚的密谋泄露了出去，结果自然又传入了司马懿的耳中。不过，司马懿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很清楚，王凌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仅仅凭借一个小官吏的一面之词，是无法将王凌治罪的。王凌对杨康泄密的事并不知情，仍然在暗中积极准备，静待时机起兵。时机在251年正月来临，由于吴国军队突然封锁了涂水，王凌趁机向魏国朝廷上表要大举调集军队讨伐吴国，准备借此起兵。司马懿对王凌早已有了很强的戒心，自然不同意他的请求。王凌于是又派部将杨弘前去联络新任衮州刺史黄华，希望能与黄华一起起兵。让王凌始料未及的是，不仅黄华不与他联手，连杨弘也背叛了他：黄华、杨弘两人联名上表，向司马懿揭发了王凌的图谋。
司马懿接报后，立即开始行动。他同时采取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一面亲自率领大军从水道南下，一面以魏国皇帝的名义下令赦免王凌。此时王凌也已经率军北上，原本试图打司马懿一个措手不及的他，听闻司马懿已经亲率大军南下，顿时慌了手脚。
两军很快在项城东南的丘头相遇，王凌眼见司马懿兵多将广，明白自己必败无疑，决定向司马懿投降。他让手下将自己捆绑，并带上象征自己权力的印绶、节钺，乘坐小船去见司马懿。两人相见之后，王凌对司马懿说道：“我王凌如若有罪，你当折简召我，何苦亲自来呢？”司马懿好言抚慰道：“因为你并非是可以随意折简召唤之人的缘故啊！”（《三国志·魏书二十八》）随即下令给王凌松绑，并将王凌的印绶、节钺交还给他，以示宽恕之意，又派600骑兵“护送”他到京城。
在前往京城的途中，王凌向负责押送的官员索要钉棺材的钉子，以此来试探司马懿的态度，结果司马懿闻报后派人将钉子交给王凌，等于是告诉他让他自尽。王凌自此明白司马懿不会放过自己，决定自行了断。
不久后，王凌一行人到达项城，见到了已故魏国名臣贾逵的祠堂。王凌高呼道：“贾梁道（贾逵字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接着又哀叹：“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三国志·魏书二十八》）随即饮毒酒自尽。
王凌死后，群臣为了向司马懿表忠心，纷纷建议将王凌、令狐愚剖棺暴尸。司马懿顺水推舟，采纳了大臣们的建议，并将王凌、令狐愚以及其他参与此事的重要人员均“夷三族”。楚王曹彪亦被赐死，其他曹氏皇族成员则被安置到邺城软禁起来。
由于王凌在起兵后又向司马懿投降，成了当时和后世不少文人学者奚落的对象。在他们看来，王凌出于自己的野心起兵造反，结果出师未捷身先降，实在是成就了一段千古笑柄。
其实，王凌起兵虽然失败，但他对曹魏的忠诚是不应该被否定的。很多人忽视了一个细节，即起兵时王凌的年龄。王凌出生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正值汉灵帝时期，到起兵时他已经快80岁了。古人的生命线普遍不长，“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已经如此大岁数的老人，如果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而起兵，那么即便他成功登上皇位，又能过几天皇帝瘾呢？而且作为一个与司马懿同朝为官数十年的老官僚，王凌对司马懿的才干与狠辣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他深知挑战司马懿风险极高，一旦失败，不仅自己没命，还会殃及亲属。不过，对曹魏的忠心还是让他举起了反对司马懿的大旗，就古代的道德标准而言，是十分可敬的。而王凌后来又选择向司马懿投降，应该是出于对亲属、部下和百姓安危的考虑：既然局势已经无法挽回，顽抗也就失去了意义，不如就此罢手，避免刀兵之祸。
王凌的行为虽然是出于对曹魏的忠诚，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有不少失误之处，以至于迅速失败。如果说王凌没有向吴国求援，是因为与吴国血战多年积怨很深，那么他谋立楚王曹彪，则是政治上的一大失算。曹彪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兄弟，属于当时魏国皇帝曹芳爷爷辈的人了。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而“以爷代孙”显然严重违背了宗法制度，所以王凌打出拥立曹彪的旗号，很难获得其他亲曹势力的认同，缺乏号召力。除了这一大失误之外，王凌与令狐愚行事不密、所托非人，结果两次出现泄密的情况，让司马懿有了防备。政治牌没打好，又丧失了先机，起事自然难以成功了。
司马懿则通过此事血洗了一批魏国内部的亲曹势力，巩固了司马家族的权势。不过已经风烛残年的他，生命很快走向了尽头。兵不血刃地平定“淮南一叛”数月之后，司马懿在京城洛阳去世。据《三国志》记载，司马懿一次睡觉时，梦见王凌、贾逵化为厉鬼前来索命，感到十分厌恶，之后很快就病逝了。类似的记载在中国的古书中屡有出现，司马懿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不得而知。考虑到陈寿写《三国志》是在西晋时期，作为司马氏统治下的官员，他很可能是因为不方便直接赞扬王凌起兵反对司马懿的行为，转而用这样一种委婉的方式贬斥了司马懿一把，并表达了对王凌的赞许之情。
淮南二叛
司马懿死后，其长子司马师继承权柄。魏国皇帝曹芳不甘心当傀儡，一直想夺回权力。254年二月，曹芳皇后张氏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与中书令李丰等人密谋推翻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结果事情败露，张缉、李丰、夏侯玄等人均被司马师诛杀三族，张皇后亦被废。同年秋，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统领大军对付蜀军，在平乐观举行阅兵式，曹芳亲自观兵。中领军许允劝曹芳趁司马昭辞行之际将其杀掉，接管大军讨伐司马师，但曹芳胆小不敢下令执行。不久后，许允被司马师扣上罪名流放，在流放途中死去（估计是遭了黑手）。
经此两事后，司马师觉得曹芳“不老实”，以郭太后的名义废掉曹芳的帝位，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司马师的专横跋扈引起了不少魏国官员的不满，其中就有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毋丘俭是魏国晚期重臣，曾两征公孙渊、两征高句丽，并击退吴国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252年，毋丘俭就任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毋丘俭在魏明帝曹叡时期曾担任羽林监，是曹叡的亲信，而且与李丰、夏侯玄等人关系很不错。李丰、夏侯玄等人被诛杀后，他惶恐不安，生怕自己会步其后尘。而之后司马师废立皇帝的举动，更是深深刺痛了他忠于曹魏的内心。为了大魏江山，也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毋丘俭开始在暗中积极准备，等待时机讨伐司马师。文钦是曹操部将文稷之子，历任牙门将、庐江太守、前将军、扬州刺史等职，是曹爽的同乡好友。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自然引起文钦不满。加之文钦有虚报战功邀功请赏的恶习，而司马师掌权后常不认可他虚报的战功，这更加深了文钦对司马师的恶感。对此，毋丘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厚待文钦，让文钦对自己感恩戴德，两人很快形成了反对司马氏的统一战线。
255年正月，空中突然出现彗星，这在迷信天意的古代，历来被视为国家出现重大变动的征兆。毋丘俭、文钦趁机声称得到郭太后密诏，并发檄宣布司马师十一大罪状，正式起兵。
两人起兵后，胁迫淮南各地的将士、官吏和百姓进入寿春城，并在城西铸坛，歃血称兵为盟。紧接着，毋丘俭、文钦留下老弱残兵守城，亲自率领五六万军队渡淮河至项城。之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由毋丘俭率领在项城一带坚守，一路由文钦率领在外机动。除此之外，毋丘俭还派自己的儿子到吴国为人质，向吴国求援。
司马师得到毋丘俭、文钦起兵的消息后，亲率10万大军平叛。他派镇南将军诸葛诞率豫州的军队从安风津直逼寿春；又派征东将军胡遵率青州、徐州的各路军队出谯、宋两地之间，断绝了毋丘俭、文钦的归路。司马师本人率军坐镇汝阳，又命监军王基率先锋部队驻扎在南顿抵御叛军。部署妥当后，司马师命令各军坚壁清野，不得出战。
毋丘俭、文钦知道自己根基不稳，急欲速战速决，而司马师的做法无疑让他们陷入了进退不得的困境中——进难以速胜，退又恐寿春被袭。毋丘俭、文钦手下的将士们，家属大多在北方，时间一长，军心动摇，纷纷向司马师的大军投降，只有淮南新归附的农民继续在叛军中效力。司马师见时机成熟，又派衮州刺史邓艾率1万多兵马至乐嘉，故意示弱诱文钦来攻。
心急如焚的文钦急欲打一场胜仗来提振士气，果然在夜间率军赴邓艾军劫营。结果文钦军一到，司马师立即率领大军赶到。到了第二天天亮时，文钦发觉自己中计了，急欲率军撤退。文钦的儿子文鸯，此时虽然年仅18，却智勇过人，对父亲说道：“现在敌军立足未稳，奋力突击可以突破。”（《三国志·魏书二十八》）文钦于是将军队分为两部分，由文鸯率领先锋壮士在当天夜里发起进攻。文鸯十分勇猛，不但率军拼死冲杀，还在阵前大呼司马师的名字，让司马师及手下的将士们都感到心惊。
司马师眼角原本长有一个瘤子，让大夫切除，不久后，毋丘俭、文钦即起兵，司马师不顾术后伤口尚未痊愈，毅然带伤出征。此时文鸯率军冲阵，让司马师在大营中受惊，伤口恶化。为了稳定军心，司马师用被子盖住自己，痛得连被子都咬破了。
文鸯在率军浴血奋战的同时，还下令击鼓让父亲率军来接应。然而文钦不知是因为兵少还是恐惧，文鸯连发三通战鼓，文钦都没有带兵去接应儿子。老爸不给力，文鸯的攻势难以持久。到了第二天天明，苦战不支的文鸯眼见敌军还很强盛，只得率军撤退。
司马师闻报后说：“文钦要逃了。”随即下令出击。诸将纷纷说道：“文钦是老将，文鸯年少而勇猛，现在作战并没有大的失利，是不会逃的。”司马师回答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文鸯三次击鼓，文钦都不响应，其势已屈，不逃还能干什么？”（《晋书·帝纪第二》）
文鸯退军与文钦会合后，文钦果然如司马师所料意欲逃遁。文鸯说：“不先折了敌军的气势，是无法顺利离开的。”（《晋书·帝纪第二》）随即率精锐骑兵十余人冲击魏军，一路所向披靡。之后，文钦父子率军撤退，魏军不敢追击。
司马师身边有一个叫尹大目的侍从，以前是曹家的家奴，一直心怀旧主。此时见司马师眼球突出，知道司马师命不久矣，于是对司马师说道：“文钦原本是您的心腹，又是天子的同乡，现在造反是为人所误。我尹大目昔日为文钦所信赖，愿意前去劝降，让文钦与您重归于好。”司马师于是让尹大目去招降文钦。尹大目骑马追上文钦后说：“你何苦不再忍耐数日呢？”其实尹大目心里还是向着曹氏的，只是碍于身份不方便明说而已，他的言下之意是司马师已经快死了，希望文钦能率军多等几日，战局很可能会有转机。但文钦对司马师的情况并不了解，自然没明白尹大目话中隐含的意思，反而厉声大骂道：“你是先帝的家里人，不念报恩，反而与司马师一起作逆。你这样不顾上天之意，上天不会保佑你。”接着，文钦不容尹大目再开口，就张弓引箭欲射尹大目。尹大目流着泪说道：“世事已经败了，我们各自努力吧。”（《三国志·魏书二十八》）随即离去。
司马师眼见尹大目招降失败，于是派左长史司马班率精锐骑兵8000余人追击，又让将军乐林率步兵跟进。接下来的战况，不同的史书记载有所出入。《三国志》记载：“大将军纵骁骑追击，大破之，钦遁走。”《晋书》的记载更为详细：“比至沙阳，频陷钦阵，弩矢雨下，钦蒙盾而驰。大破其军。众皆投戈而降，钦父子与麾下走保项。”从这两段史料来看，文钦在司马师派兵追击之下遭遇了惨败。《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却有所不同：“师使左长史司马班率骁将八千翼而追之，鸯以匹马入数千骑中，辄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骑莫敢逼。”按照这段史料的记载，文鸯的战斗力真是堪比项羽，单枪匹马闯入敌军数千骑兵中，杀伤百余人，还反复冲杀六七次，让追击的敌军不敢再追，笔者觉得是不太可信的。
当然不管文鸯是否有这么生猛，总体战局已经难以挽回。文钦带着儿子及残兵一路逃遁，不久后在吴军的接应下逃入吴国。
毋丘俭听闻文钦惨败的消息后，心中恐惧，在夜里逃走，手下将士四散而去。由于此时寿春已被诸葛诞率军攻占，老窝被端的毋丘俭只得往慎县逃去。当他逃到慎县时，左右亲兵也都离他而去，只得与弟弟毋丘秀、部将孙重藏在水边的草丛中。结果不久后被安风津都尉辖下一个叫张属的平民发现，毋丘俭被张属射杀，毋丘秀、孙重逃入吴国。
吴国接到毋丘俭求援的消息后，由丞相孙峻率领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出兵赶往寿春。然而还在途中时就传来了毋丘俭、文钦失败，寿春已被诸葛诞攻占的消息。孙峻于是在接应了败逃的文钦后下令撤退，避免与魏军交锋。留赞此时已是73岁的老将，在进军寿春途中发病，故孙峻让留赞率少量兵马先行返回养病。结果留赞在归途中被魏将蒋班率步骑4000追击，兵败身死。
“淮南二叛”就此平定，司马氏又一次削平了反对势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魏国的权势。由于这场叛乱在一月之内即被平定，时间太短，吴国出师除了接应文钦之外，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反而损兵折将，可是说是徒劳无功。不过，命运还是垂青吴国的，很快又给了它一个更大的机会。
淮南三叛
司马师平定“淮南二叛”后随即死去。魏国的军政大权落入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手中。诸葛诞由于在平定“淮南二叛”的过程中立下大功，被任命为征东大将军坐镇淮南。然而仅仅两年之后，诸葛诞就起兵反对司马昭，掀起了淮南地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叛乱。
诸葛诞为何会起兵反叛，是一个比较让人费解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两次淮南之叛中，他都是站在司马氏一边的。尤其是二叛时，毋丘俭、文钦曾经派使者去见时任镇南将军的诸葛诞，希望诸葛诞能响应他们一同起兵。然而诸葛诞杀了他们派来的使者，并将此事昭告天下，与毋丘俭、文钦划清界限。之后，诸葛诞更是遵照司马师之命攻占了寿春，为平叛立下大功。“二叛”的平叛功臣却成了“三叛”的始作俑者，要解释这样诡异的现象，还须从诸葛诞的生平讲起。
诸葛诞与蜀国丞相诸葛亮、吴国太傅诸葛恪是同族，诸葛家族作为一个大型士族门阀，其家族成员在魏蜀吴三国均担任要职，十分罕见。诸葛诞早年在魏国历任荥阳令、吏部郎等职。在担任御史中丞尚书时，他与邓飏、夏侯玄成了好朋友。而邓飏、夏侯玄都是曹爽的亲信，夏侯玄更是曹爽的表弟，这就等于拉近了诸葛诞与曹爽的关系。魏明帝曹叡时期，诸葛诞由于被皇帝厌恶而遭革职。曹爽掌权后，诸葛诞被再次任命为御史中丞尚书，并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可谓时来运转、官运亨通。而诸葛诞之所以能被重新起用，很可能是借助了邓飏、夏侯玄的关系。高平陵之变后，魏国政局突变，曹爽、邓飏很快被司马懿诛杀。之后，夏侯玄也因为卷入了反对司马师的图谋而被处死。面对这一切，诸葛诞的内心不可能没有不满，只是由于司马家族的势力太过强大，他不敢反抗罢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把手之后，诸葛诞的权势进一步增强，而王凌、毋丘俭这两位前任的遭遇让他如坐针毡，使他有了反叛的想法。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财富操练军队、蓄养死士，为起兵做准备。
256年正月，朝廷加司马昭大都督，允许其“奏事不名”，但司马昭“固辞不受”。六月，又进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锡，假斧钺，进号大都督，剑履上殿。八月，加假黄钺，增封三县。司马昭虽然对殊荣“固辞不受”，但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虚伪的政治把戏而已。到了司马昭执政时期，司马氏取代曹氏已基本成为定局。窥视皇位的司马昭已经开始指示手下官员制造“禅让”的舆论，为篡夺皇位提供舆论依据。
就在司马昭为篡位积极准备时，吴国军队有攻打徐堨的动向。诸葛诞趁机上表魏国朝廷，请求增派10万大军守寿春，并在淮河沿线筑城建立防线。司马昭对诸葛诞并不放心，召右长史贾充商议此事。贾充建议以慰劳为名，派人赴各地的镇守将军处刺探他们的态度。司马昭于是派贾充前往淮南“慰劳”诸葛诞。
贾充见了诸葛诞后，两人聊起时政。贾充试探着问道：“洛中的诸位贤臣都希望实施禅让，您认为如何？”诸葛诞厉声回答道：“你不是贾豫州的儿子吗？你家世代受到曹魏的恩惠，岂可想着将江山社稷输送给他人？如果洛中发生危难，我愿为国家而死。”（《三国志·魏书二十八》）贾充沉默不语。
贾充是前文提到过的魏国名臣贾逵之子，而贾逵曾经担任豫州刺史，故有“贾豫州”之称。贾充是师马昭的心腹，这点诸葛诞应该是知道的，而他这样直言不讳地反对“禅让”，等于是向司马昭发出了挑战，警告他不要试图篡位。
贾充回到京城后，告诉司马昭：“诸葛诞在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现在如果征召他，他必然不会来，但是祸小事浅；如果不征招他，则会事迟祸大。”（《三国志·魏书二十八》）司马昭听从了贾充的建议，准备找机会将诸葛诞召入京城削其兵权。
第二年，司马昭以魏国朝廷的名义下诏，任命诸葛诞为司空，入朝任职。面对这种明升暗降的政治把戏，诸葛诞的选择是立即起兵反叛。起兵后，诸葛诞立即率军杀掉与自己不和的扬州刺史乐綝，然后集结淮南、淮北各郡县屯田兵十余万和扬州新归附的士兵四五万，并备足一年的粮食，在寿春闭门自守。由此可以看出，诸葛诞吸取了之前王凌、毋丘俭、文钦起兵失败的教训，不再主动进攻，而是试图通过死守与司马昭长期相持。除了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之外，诸葛诞还积极争取外援。他派长史吴纲带儿子诸葛靓到吴国为人质，向吴国请兵。
诸葛诞起兵后，向魏国朝廷上表说：“臣受国重任，统兵在东。扬州刺史乐綝专诈，说臣与吴交通，又言被诏当代臣位，无状日久。臣奉国命，以死自立，终无异端。忿綝不忠，辄将步骑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讨綝，即日斩首，函头驿马传送。若圣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吴臣。不胜发愤有日，谨拜表陈愚，悲感泣血，哽咽断绝，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诚。”（《三国志·魏书二十八》）
从这份奏表的内容来看，诸葛诞与王凌、毋丘俭不同，他起兵虽然也有出于对曹魏忠心的因素，但已经不那么纯诚，不仅夹杂着官场斗争与个人野心，甚至在起兵之初就有了投靠吴国的打算。而这次淮南反叛，吴国也确实积极行动，有着较深的介入。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吴国的情况。
吴国第一代皇帝孙权死后，其子孙亮继位，年仅10岁，吴国的军政大权落入太傅诸葛恪手中。诸葛恪掌权后，对内排斥异己，对外与魏交战，极大地消耗了吴国国力，引起了不少吴国官员的不满。吴国宗室成员、武卫将军孙峻趁机联合部分大臣杀掉诸葛恪，接管了政权。之后孙峻升任丞相，成为吴国新一代权臣。“淮南二叛”时，他曾率军支援毋丘俭、文钦，但最终无功而返。256年，孙峻病逝，权柄被其弟弟孙綝继承。
因此在诸葛诞起兵时，吴国正值孙綝执政时期。面对诸葛诞的求援，孙綝很是积极。他派唐咨、全端、全怿、王祚、文钦等人率3万军队支援诸葛诞，并以吴国朝廷的名义授予诸葛诞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吴军临近寿春时，魏国镇南将军王基已经奉司马昭之命率军开始包围寿春。吴军趁魏军的包围圈还未完全形成，从寿春城东北突入寿春。
257年六月，司马昭亲率26万大军南下镇压叛乱。他本人坐镇丘头，命令镇南将军王基与安东将军陈骞等人构筑沟堑壁垒，建立严密的封锁线，将寿春团团围住，又派监军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人率领精兵在外围防备吴国援军。文钦多次率军出击，试图打破魏军包围，但均被严阵以待的魏军击退。
诸葛诞看到魏军在城外扎营，起初不屑一顾。因为淮南地区几乎每年夏秋之际都会大量降雨，导致淮河泛滥淹没寿春附近地区。然而257年恰好是个大旱之年，连续艳阳高照，竟连一滴雨也没有落下。诸葛诞见久旱无雨，心中越来越慌，但也无计可施。
吴国朝廷为了救援寿春，授予大将朱异假节、大都督，命其出击。朱异率军从虎林出发奔袭夏口，逐走了与孙綝有矛盾的吴国宗室将领孙壹，在夏口休整后率军3万到达安丰，随即遭遇州泰率领的魏军外围部队，两军展开大战。一番激战后，朱异落败，损失2000多人。到了七月，孙綝亲自率领大军救援寿春，抵达镬里，任命朱异为前都督，与老将丁奉等人一起率军5万解寿春之围，将粮草辎重囤放在都陆。
朱异接令后，率军驻屯黎浆，派部将任度、张震等人带兵6000，在屯西6里处搭建浮桥，准备让大军在夜间渡过淮河。为了搭桥顺利，吴军又在附近修筑偃月形壁垒，结果石苞和州泰发现了吴军的行动，率军将搭桥吴军击败。朱异又下令建造攻城用的车厢，指挥军队围攻魏军的重要堡垒五木城，结果又遭到石苞和州泰的攻击而败退。就在朱异苦思破敌之策时，魏国太山太守胡烈出奇兵，抄小路袭击都陆，焚毁了吴军的粮草。断粮历来是兵家大忌，朱异的军队立即陷入混乱中。石苞和州泰趁机率军猛攻，朱异大败，残兵四散而逃。面对败局，朱异收集残兵撤退。但孙綝不甘心兵败，再派3万军队交给朱异，让他拼死一战，遭朱异拒绝。孙綝大怒，下令将朱异处死。
就在朱异率军与魏军交战期间，吴国出现了内乱：会稽南部有百姓造反，杀掉了吴国在当地的都尉，鄱阳、新都也都出现了百姓作乱的情况。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孙綝在处死朱异后已经无心再与魏军交战，只是象征性地派弟弟孙恩继续救援寿春，自己则率军回吴国首都建业去了。
寿春城内的军民听说吴军已退，人心惶惶，不断有人出城投降。面对危局，诸葛诞手下的谋士蒋班、焦彝认为吴军援兵不会再来，向诸葛诞建议出城拼死一战，猛攻魏军包围圈的一面。然而文钦对吴国还抱有幻想，认为吴军还会来支援，劝诸葛诞继续坚守。诸葛诞听从了文钦的建议，决定继续坚守下去。蒋班、焦彝眼见诸葛诞不听劝，觉得再跟着诸葛诞混没前途，于是溜出城向魏军投降。
司马昭为了麻痹诸葛诞，故意派一些老弱残兵到淮北地区就地取食，只发给每个士兵3升大豆，并将瘦弱的士兵派到寿春城外让城内的士兵看见，还派出不少间谍谎称吴国援兵很快会到。诸葛诞、文钦果然中计，误以为魏军缺粮而吴军很快会来解救自己，于是放宽了城内的粮食供应标准，结果不久后城内粮食开始短缺。
石苞和王基建议司马昭攻城，司马昭回答说：“诸葛诞图谋叛逆，并非一朝一夕，屯聚粮食，完善防守，对外勾结吴人，自认为足以占据淮南。文钦既然与诸葛诞同恶相济，必不会随便离去。现在如果急着攻城，必然损伤我方兵力。如果外面援军突然到来，我们内外受敌，是很危险的。如今三个叛贼相聚于孤城之中，天意或许会让他们同时灭亡。我们应当从长计议来制服他们，只需坚持三面包围即可。若吴国救兵从陆路来，军粮必少，我们用游兵轻骑断绝其粮草运输，可不战而破外来救兵。等外来救兵被击破，文钦等人必然束手就擒了。”（《晋书·帝纪第二》）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昭认为诸葛诞实力雄厚，自己如果强攻必然损兵折将，更担心吴国援兵还会到来，于是对寿春实施围而不打的策略。这样既可以伺机歼灭外部援兵，又能用长期围困的方式将寿春城内的敌军困死。因此司马昭除了用计加速城内的粮食消耗外，还利用吴国的内部矛盾招降寿春城内的吴军将领，以此来削弱敌人的实力。在被派去协助诸葛诞的吴军将领中，有全瑞、全怿、全静等全氏家族的5人。其中全怿的母亲是孙权的女儿，在吴国获罪，同年（257年）十一月，全端的侄子全祎、全仪为了避祸，护送全怿的母亲投奔魏国。司马昭用钟会的计谋，以全祎、全仪的名义写信劝全静等人投降。最终，全瑞、全怿、全静等5人都率领部下向魏军投降，让城中军民大为恐慌。
到了258年正月，寿春城内已经严重缺粮。诸葛诞、文钦、唐咨组织军民制造了大量进攻用的器械，指挥军队猛攻魏军南面的壁垒，一连攻了五六个昼夜，试图打开突破口。围城魏军依托壁垒，居高临下用投石车和火箭迎击叛军，箭石如雨而下，叛军大量器械被毁，死伤者遍地，鲜血流满沟堑。诸葛诞眼见难以突围，只得又率军退回城中。
由于城内粮食快要耗尽，很快又有数万人出城投降。文钦认为应该将城内的北方人放走，留吴军守城，以此来节省粮食。诸葛诞不同意，与文钦产生矛盾。随着局势的日益恶化，两人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最终诸葛诞发怒，将文钦杀掉。
此时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鸯、文虎正在附近小城中领兵。听闻父亲被杀的消息后，他们原本带兵杀向诸葛诞，但由于手下不听使唤而战败，于是转而逃走向魏军投降。司马昭手下诸将纷纷建议杀了他们，但司马昭很有政治头脑，对大家说道：“文钦罪不容诛，他的儿子固然也应当被处死，然而文鸯、文虎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来归顺我，现在寿春城还未攻下，如果杀了他们，那无异于坚定城中军民死守的决心。”司马昭下令赦免文鸯、文虎，并让他们率领百余名骑兵绕着寿春城向城内喊话：“文钦的儿子投降后都没有被杀，其他人还怕什么呢？”（《三国志·魏书二十八》）司马昭为了进一步收揽人心，还向魏国朝廷上表，任命文鸯、文虎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城中的军民听说之后，人心瓦解，又有不少人出城投降。
到了同年二月二十日，司马昭看到寿春城上的士兵持弓却不向魏军放箭，断定攻城的时机已经成熟，终于下令攻城。魏军四面围城猛攻，不到一天就将寿春城攻破。诸葛诞骑马出城，被魏军大将军司马胡奋手下的士兵斩杀，司马昭下令将诸葛诞传首示众，并夷其三族。城内的吴军将领，除于诠战死外，唐咨、王祚、徐韶、孙曼、孙弥等人均向魏军投降。“淮南三叛”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第三次叛乱就此结束，以司马昭大获全胜而告终。
总结
“淮南三叛”都以失败告终，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一、实力悬殊。淮南虽然是军事重地，但无论是军队数量，还是人力、物力、财力，与魏国中央相比都有着巨大的差距。
二、民心不附。司马氏发动政变夺权，是典型的“只乱朝廷，不乱天下”，并没有损害广大百姓的利益。而且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人均治国有方，因此反对司马氏缺乏民意基础。
三、地形不利。淮南地势平坦，并不像关中、巴蜀那样有天险可以凭恃，并不适合武装割据。
四、外援不济。
综合以上这些不利因素，淮南之叛若要成功，必须依靠外援。由于蜀国地处西南且因连年北伐国力已衰，毗邻淮南的吴国自然是淮南叛军最有力的外援。然而面对良机，吴国表现乏力，让淮南叛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淮南三叛”对魏吴两国的国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司马氏利用平定叛乱的机会铲除了魏国内部一切敢于挑战自己的势力，坐稳了江山，由此加快了篡夺皇位和一统天下的步伐，魏国被取代已成定局。而吴国救援淮南不力，失去良机，逐步走向灭亡。
258年，出兵淮南失败的孙綝因与吴国皇帝孙亮矛盾激化，废掉孙亮，改立孙休为帝。废立皇帝之后的孙綝，更加专横跋扈，结果不久后被孙休设计杀害。孙休治国勤勉，吴国在他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期。然而时机已过，吴国再无北伐灭魏的机会。
260年，魏国皇帝曹髦不甘心当傀儡，率领宫廷卫士及仆役数百人讨伐司马昭。临行前，他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曹髦被司马昭部将成济所杀，司马昭改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
263年，魏军进逼成都，蜀国皇帝刘禅投降，蜀国灭亡。
264年，吴国皇帝孙休病逝，皇位由孙皓继承。孙皓暴虐无道，致使民怨沸腾，吴国日益衰弱。
265年，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逼迫曹奂让位，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魏国就此灭亡。
280年，晋军逼近建业，吴国皇帝孙皓投降，吴国灭亡。三国历史至此终结，西晋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