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反击匈奴（解决匈奴南下骚扰问题）
汉武帝反击匈奴简介
汉武帝反击匈奴：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四十四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以第一个阶段为主体。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也有人称之为五大战役），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汉武帝反击匈奴过程分析——
就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之际，在北方崛起了一个强悍的民族——匈奴。当刘邦统一中原、建立汉王朝之时，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也在北方建立起了庞大的草原帝国，并就此成为汉朝最大的边患。匈奴长期逐水草而居，行踪无定，擅长骑马作战，不时南侵，即便是高明的斥候，也很难准确掌握他们的行踪。为了对付匈奴，汉朝政府一度以和亲和通关等条件，换取边境的安宁。这种局面曾断断续续地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汉武帝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作战，才算彻底扭转。
匈奴的崛起与南侵
匈奴国的建立大约在公元前209年，它的极盛时期是在公元前209至公元前128年之间，大致相当于从秦朝末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这一阶段。在公元前4世纪，匈奴王庭位于漠南阴山以北的头曼城，距黄河河套地区已经不远。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将长城筑到阴山南麓，但匈奴势力不久就突破了长城，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地方。秦在统一六国之后，于公元前214年派遣蒙恬统军四十万北击匈奴，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区[1]。但是十多年后，当秦朝崩溃、楚汉战争杀得不可开交之际，匈奴势力又再度深入“河南”，并且多次攻掠燕郡（今河北北部）和代郡（今山西北部）。
匈奴是由许多游牧部落之间的结盟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其中的各民族都可称为匈奴。但对于其主体民族，现在学界仍有许多猜测。早在战国时期，匈奴便不断南下，骚扰秦、赵、燕等国的边境。
公元前200年左右，当汉王朝建立之初，匈奴军队突然包围了并州北部的马匹交易地马邑，紧接着又南侵太原，迫使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上反击，一直攻到平城（今属山西大同）。但是，习惯于中原作战的汉军步兵完全不适应机动性极强的骑战，一夜之间竟被三十多万匈奴骑兵反包围于平城以东十七里的白登山，最后只好以和亲作为条件，订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此为汉廷与匈奴之间的第一次大战。此后汉朝因建立初始，干戈方息，实力不逮，百废待兴，不得不在军事上采取守势，消极防御，力求以和亲与财物供奉的方式维持边境的和平。但是和亲与防御并不能真正遏制匈奴的进攻，汉朝的边患始终非常严重。
在此后的时间里，汉朝历经惠帝、吕后与文、景二帝，一方面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一方面开始调整军队的兵种结构，大力建设骑兵部队。如汉文帝时规定每一农户要养马一匹，以资军需[2]。匈奴方面则占领了河西走廊，又征服了西域，从正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中原形成包围之势，自公元前180年至前146年间，匈奴骑兵频繁地对从陇西到辽东的长城以南地区进行掳掠袭扰，边境冲突持续不断，汉军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向中原的推进之势，使战线基本上稳定在西北边境线上。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之为双方的战略相持阶段。
汉武帝像
在汉景帝执政期间，虽说匈奴未再有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但小规模袭扰一直未曾停止。为了与匈奴求得妥协，景帝不得不继续与匈奴实行和亲及“通关市”政策。但这些带有屈辱性的退让，却只能换来短暂的安宁，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继续掠夺的欲望。所以，随着国力的增强，汉政府终究会下决心改防御为进攻，改变这种不平等关系，争取真正的安宁。
等到汉武帝登基之后，他决心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积极展开反击匈奴的各种准备。军事上，进一步加强骑兵部队的建设，修筑军事要道；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如“举贤良文学”以扩大统治基础，举行封禅礼以提高皇帝权威，实行“推恩令”以削弱地方势力；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以增加战争物资储备，从而全面造就了反击匈奴的条件。
汉武帝的战争准备
汉武帝首先是对军事指挥体制进行改革。大司马等渐渐成为带有荣誉性的虚衔，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各种名号的将军，实际执掌军权。至于这些将军，都是武帝亲自提拔的亲信，全都直接听从皇帝指挥和控制。这样一来，不仅是君权得到更进一步集中，军权也可以很好地加以控制，为日后实施反击战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深知，实施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必然需要大批非常能干的将才，所以他不拘一格地大量擢升具有优秀指挥才能的将领。对于立有战功的武将，汉武帝除了破格提拔之外，还会给予丰厚的奖赏。卫青、霍去病等重要将领，就因此受到特别提拔，并在日后担负起反击匈奴的重任。汉武帝同时下令在全社会营造尚武风气，不仅要求武士和军人熟练掌握各种武艺，同时也鼓励文官练习骑射和击剑。汉武帝积极扩充军队，通过多种途径来补充兵员，并努力改善兵员结构，竭力弥补汉军不擅骑射的缺陷，为日后与匈奴决战进行准备。
生铁炒钢在西汉时出现，炒钢的生产过程分两步：先炼生铁，后炼钢。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炒钢的出现便是两步炼钢的开始，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古代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西汉初年长期推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策，从地方到中央，从百姓到官府，财政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汉武帝适时调整经济政策，推行财政和币制改革，建立专门负责盐铁的官方机构，大幅度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巩固了中央集权。这些都为发起反击匈奴的战争，打下了基础。由于有了财政保障，伴随着钢铁技术的发展，汉朝可以大力发展与改善武器装备。炒钢技术的发明，不仅使得钢产量大幅度增加，也可以制造具备更好强度和韧性的甲胄；打造更加精良而锐利的兵器，配备在新式骑兵身上，大幅度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在西汉，伴随着钢铁技术的进步，锻造出更有利于近身格斗的环首刀，既利于劈杀，又不易折断，成为骑兵的常备武器；弓弩的技术较前期有了很大进步，也在日后对付匈奴骑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铁制铠甲等防御装备不断得到改进，出现了铁衣、铁甲、铁冑、铁盾等防护装备，使得汉军的防卫能力大大提高。
在匈奴机动快速的骑兵部队面前，汉朝的车兵显得既笨拙又迟缓，汉武帝决心大力加强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骑兵部队。他命令马政管理部门必须加大军马的养殖力度，官方养马的数量就此得到了很大发展，一时间形成“马牛放纵，蓄积布野”[3]的景象。此外，汉武帝也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民间养马，扶植私人养马。为此，他下令大幅度提高马价，目的就是使人竞畜马。为了鼓励养马，汉武帝特地允许可以用马匹向官府买爵，还规定千夫、五大夫等不欲为吏者，必须向官府交纳一定的马匹。凡民养私马，政府可以征调，以补军马之不足。由于内地所养之马，不如匈奴马匹健壮和善跑，汉武帝下令四处访求宝马。当他得知大宛有汗血宝马时，决定用重金采购，在遭到拒绝之后，不惜付出战争代价武力夺取。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前101），李广利便奉命领兵十万进攻大宛，在耗费亿万之后，“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牛牝牡三千余匹”[4]。充足的马匹为汉武帝大力发展骑兵提供了条件，也令汉武帝有了变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的本钱，大规模组建骑兵集团因此成为可能，真正的骑兵时代就要到来。
张骞出使西域（王可伟作品）
汉武帝还非常注意情报和外交联络。张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派遣出使西域，任务和目标都非常明确，那就是联络大月氏和乌孙等西域国家，劝说他们与汉朝联合攻击匈奴。张骞虽没能完成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任务，却在往返西域途中，对西域诸国的山川地理等信息，有了非常细致而全面的掌握，使西汉王朝得以第一次细致了解到关于西域的真实情况。在此后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中，张骞因为熟悉匈奴地形，具有丰富的沙漠行军经验，奉命担任向导，结果他引导汉军在沙漠中找到大片水草，因此解救了大队人马，帮助卫青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后，张骞奉命再次出使西域，劝说乌孙等国联合攻击匈奴。大宛、大夏、大月氏等国也陆续派出使者来到长安。在亲眼目睹汉朝的强大和富庶之后，纷纷决定背叛匈奴，与汉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对汉朝实现打击匈奴的总体战略目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朝的反击
元光六年（前129）起，汉武帝逐步展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行动，汉军大规模深入匈奴境内，对匈奴骑兵实施严厉地打击。
元光二年（前133），雁门郡马邑的一位叫聂壹的老人向汉武帝进献伏击匈奴的计策。经过一番廷议后，汉武帝决定依计设伏。这年六月，汉武帝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率领三十余万人马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之中埋伏下来。可是，就在单于进入伏击圈之际，汉军一名尉史被匈奴抓捕，就此将伏击计划全部泄露出去，武帝精心策划的伏击战最终成为泡影。虽然战争没有打响，但匈奴至此与汉撕破脸皮，双方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元光六年（前129），匈奴攻入上谷郡地区（今属河北怀来）。汉武帝急命四名大将各率万骑予以还击，但是几路大军战斗均不理想，不是损兵折将，就是空手而归，唯有第一次领兵出征的车骑将军卫青令人眼前一亮。这位年轻的将军率部出上谷追击匈奴，一路攻破匈奴的龙城（今属内蒙古正镶白旗），杀敌七百，得胜而归。卫青的胜利，既是他个人军事生涯的第一次胜利，同时也是汉武帝反击匈奴的首捷，所以得到汉武帝的特别奖赏。卫青被赐爵关内侯，并在此后长期担任反击匈奴的主将，成为威名赫赫的大将军。
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兵分三路，大举入侵，一度突破长城关塞，杀害民众，并将汉军韩安国所部千余骑几近歼灭。卫青和李息奉命紧急救险，迎击匈奴骑兵。在卫青部斩敌数千之后，匈奴的攻势得到遏制。
元朔二年（前127）春，匈奴卷土重来。韩安国率军出战，结果负伤败走，任由匈奴骑兵掳掠人畜而去。
为了防范匈奴的屡次袭扰，汉武帝命韩安国部向东转移，阻挡匈奴向东方深入，同时命令卫青和李息率军突袭匈奴防守薄弱的河南地。接到命令后，卫青、李息率部先沿黄河北岸西进，在秦长城的掩蔽之下迅速推进至高阙塞（今属内蒙古杭锦后旗），一举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与匈奴腹地之间的联系。此后，他们迅速南下，迂回包抄，对敌发起突袭。驻守河南的匈奴军仓促应战，结果被击溃，只有白羊王和楼烦王率少数亲兵侥幸逃遁。此役，汉军歼敌数千，收复河南地，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捷。此后，汉武帝着力经营，把河南地建成为反击匈奴的军事基地，可以任意向东、西、北三面出击，单于王廷直接暴露在眼前，汉军渐渐掌握了反击战役的主动权。
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命卫青为主将，苏建等将领各率部分军马，举大军十余万人，突袭匈奴，卫青得胜归来，被汉武帝拜为大将军。由于此战胜利，使得匈奴中西部的联系更加削弱，为后来河西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元朔六年（前123）春，汉武帝为了寻歼匈奴主力，再次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他任命卫青为统帅，率十余万骑，寻求匈奴主力决战。当两军相遇之后，双方展开一场激战。起初汉军处下风，右将军苏建所部三千余骑伤亡殆尽，赵信战败后率八百余骑投降匈奴。此后，卫青指挥大军发起反击，最终反败为胜，斩敌近两万。此役，霍去病异常神勇，仅率八百骑，孤军追敌数百里，斩杀匈奴军两千余人，并俘获匈奴相国等重要官员，因此被封冠军侯。
霍去病收复河西（王可伟作品）
元狩二年（前121）春，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进攻河西，为日后大规模作战进行试探。霍去病向西北挺进千余里后，与匈奴遭遇。双方经过一番激战，都付出惨重代价。汉军虽取得战争胜利，杀死匈奴二王，但万余轻骑，仅剩三千。不久之后，汉武帝决心乘河西匈奴惊魂未定之时，发动多路大军再次发动袭击。匈奴军损失三万之众，大批官员或被俘虏或就地投降。汉军虽付出“师大率减什三”[5]的代价，仍然取得了一场大捷。
漠北之战
经过漠南、河西等战役，汉军不仅收复了河南地区，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还逐步攻占了河西走廊，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断绝了匈奴与西域的联系，并将匈奴两部切断，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至此汉军已完全拥有了整个反击战争的主动权。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匈奴主力，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遂决定对匈奴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于是发动了漠北之战。
在漠北之战中，汉武帝集中精锐骑兵十万人，组成两个大的战略集团，分别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另以步兵数十万、驭马十余万匹配合骑兵主力的行动。卫青、霍去病接受任务后，于元狩四年（前119）春各率精骑五万，步兵后勤和支援部队数十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沿东西两路北进，决心在漠北与匈奴进行会战。
匈奴单于得悉汉军将至，在转移辎重、部众和牲畜的同时，“以精兵待于幕北”[6]，企图待汉军疲惫后再歼之。卫青出塞后，得知单于的战略意图和王庭所在地，遂当机立断，率主力直扑单于大营，迅捷北进数百里，两军主力在大漠遭遇。卫青下令用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匈奴骑兵袭击，同时指挥数千精骑向单于军发起猛攻，单于当即派遣万骑应战。双方激烈厮杀，直至黄昏。这时大风骤起，飞沙扑面，两军难辨彼此，变成一场混战。卫青乘势分轻骑从左右迂回包抄，单于见战况不利，就率数百骑突围，向西北方向逃遁。卫青立即派遣轻骑连夜追击，自己则率主力随后跟进，一直推进至真颜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的赵信城，放火焚毁其城以及匈奴的积粟，然后胜利班师。是役，共歼匈奴军近两万人。
在另一个主攻方向上，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北进一千余里，渡过大漠，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尽歼其精锐部队，俘获并斩杀匈奴屯头王以下七万余人。左贤王弃军逃逸，仅以身免。霍去病乘胜追杀，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兵锋逼至贝加尔湖畔，而后凯旋。
漠北之役是汉与匈奴之间规模最大、战场距离中原最远，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次战役。在这场交锋中，汉军共歼匈奴军九万余人，严重削弱了匈奴的实力，使得匈奴从此无力再大举南下，造成了“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7]的局面，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至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战争得失和影响
漠北之战是汉军实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超远距离骑兵集团作战，充分显示了汉军骑兵的独立作战水平和后勤支援能力。此战虽然迫使匈奴放弃漠南向西北方远遁，但汉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汉史资料所记，当时卫青、霍去病两军出塞时，塞上登记的过境马匹共十四万匹，而战后入塞时则不足三万匹；步卒的死亡也多达数万名。故此战之后，汉军由于缺少战马，已无力实施追击了；而匈奴伤亡殆尽，自然也不敢再来南边。直到公元前114年，汉将公孙贺率一万五千骑从九原再次出塞，行军两千余里，竟然看不见一个匈奴人；又派赵破奴从令居出塞，直至匈奴河水（今杭爱山南麓），也看不到一个匈奴人。
十年以后，也就是太初元年（前104），汉军再次攻击匈奴右部，匈奴北退，大军西征，爆发了楼兰之战。此后近三十年，汉匈之间又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战。直至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匈奴分裂，南匈奴降汉回归漠南，北匈奴应康居国王之邀（在咸海与巴尔克什湖之间）西迁至都赖水（今恒罗斯河）上游。至此，匈奴势力才不再对中原地区构成威胁。事实上，直到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的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之战后，北匈奴的势力才最后退出中亚地区。他们先是西迁至康居，之后又离开康居，绕过咸海，一直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成为公元4世纪时伏尔加河流域匈人的祖先。
以漠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为中心的反击匈奴之战，在战略指导与战术运用上有颇多可称道之处。第一，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做到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8]，即根据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建设骑兵，选用青年将领；军事与外交密切配合，以孤立匈奴；实施战时经济体制，保障对匈奴作战的后勤供应。第二，高明运用骑兵战术，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汉军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充分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实施远距离迂回、包抄、奔袭，并且是连续进攻，不给敌手以喘息的机会，既能出其不意，又能威加于敌，给匈奴军以重创和聚歼，取得了巨大的战果。第三，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汉军在打击敌手时，先弱后强，循序推进，切断匈奴各部之间的联系，分而制之，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同时，还能注意主力与偏师之间的配合，以偏师牵制对手，以主力重创对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匈战争的重大军事学意义，它改变了传统的中原作战方式。原来只是作为军之“耳目”的骑兵部队，已经成为作战的主力；而步兵的作战对象已不再是敌方的步兵，所以必须具备抗击敌人骑兵密集攻击的能力，于是弓弩兵的配置受到重视。如武帝时的名将李陵任骑都尉时，曾受命在酒泉、张掖训练五千名步兵弓箭手，他在以步兵抗击敌优势骑兵的进攻时，便是令步兵依靠地形用弓弩给敌骑兵以重大杀伤。战车则更多地是用来防御，而不是攻击，如漠北决战中，汉军与匈奴主力遭遇后，便将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敌骑突袭。由于匈奴骑兵出没无常，汉军塞外行军也采取疏散的队形，而且把侦察部队派出很远，以便及时报警。总之，正是这样长期而又特殊的作战环境，迫使汉朝军队摆脱了楚汉战争时期以步兵为主的作战方式，开始全面进入骑兵时代。
[1]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蒙恬列传》。秦汉时期所说的“河南”，即今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套平原，位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是贺兰山、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一块冲积平原。
[2]参见《汉书·食货志上》。
[3]《盐铁论·西域》。
[4]《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5]《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6]《汉书·匈奴传》。
[7]《汉书·匈奴传》。
[8]《孙子兵法·形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