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之战（陈朝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吕梁之战简介
吕梁之战：南陈与北周的吕梁之战，史称“吕梁覆车”，发生于577年十月~578二月，历时五个月，最终以南陈惨败而收场。吕梁之役由南陈引发。起因是陈宣帝闻知北周灭掉北齐，遂兴师北上争徐、兖，于是战端开启。南陈太建北伐，可谓搬石砸脚，损失甚巨。陈军兵败吕梁，主帅与三万余将士被俘，“陈之锐卒，于是歼焉”；而且失去了北进的战略支撑点~淮南之地。南陈损兵折将、丧师失地，自此失去同北周抗衡的实力，“吕梁覆车（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由之”。
吕梁之战过程分析——
一、志大意逸的陈宣帝
陈宣帝太建十年（568年）三月，陈朝南兖州刺史吴明彻指挥大军乘船撤出清口，望着越来越远的彭城，他似乎心有不甘，但前有坚城不克，周军又断后路，不撤又如之何。吴明彻正在叹息时，忽然感觉船速急剧减慢，他出舱查看，顿时心惊，原来泗河水位下降，已不足以快速行驶。眼望周军在清口设置的车轮等阻碍物，吴明彻登时绝望，这次他无论如何逃不出周军的包围了。数十年征战，一朝英名尽丧，吴明彻的心理防线轰然崩溃。
建德六年（577年），中华大地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北周灭齐。北周凭借武帝的英明决策，在以宇文宪为首的将帅群的出色发挥下，以微弱的军事优势战胜北齐，令世人刮目相看。后梁主萧岿为表示忠心，亲自到邺城朝见周武帝。属国君主选择在这一时刻朝见，显示了对天子的极大尊重，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当年西周天子总领天下、万国诸侯来朝的盛景。北周一向标榜周礼，遂借此机会，恢复西周时诸侯朝君的古礼，庄重严肃地按周礼接受萧岿朝觐。自秦朝统一六国后，因为没有类似于西周时的诸侯国，朝觐大礼随之消失，汉魏以来从来没有付诸实施过，自此重新举行，北周严格按照周礼规定的步骤，一丝不苟地行礼。
这次极具仪式感的朝觐行动，实际上也是做给邺城的北齐旧臣、百姓看的。属国来朝、威服远人的气势，自是北齐从来没有过的。军事成功与政治荣誉合二为一，令北周的国威极大地强化。周武帝在大礼后亲自宴请梁主萧岿，萧岿执酒上寿，自陈归附周朝以来，两国共抗时艰，后梁上下感念周天子存亡继绝、拯危救难，词义真切，席间谈及宇文泰的旧事，令本来对后梁颇带轻视的周武帝感慨嘘唏不已。酒酣耳势之际，周武帝亲自弹起琵琶，萧岿也亲自离席作百兽之舞，把武帝比作舜帝，君臣尽欢，其乐融融。
在遥远的建康城，陈宣帝却丝毫高兴不起来。自太建五年（573年）以来，他发兵攻齐，取得淮河南北大片土地。陈与北周本来是联盟关系，此时共同的敌人已经灭亡，北周成为新的敌人，这个敌人比北齐更加强大而果决。原来的三国鼎立变成南北对峙，当年北魏力抗宋齐梁三代而不败，南朝屡屡失地，国防线不断南退，这样的局面，现在重新出现在陈宣帝面前，这对宣帝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
回顾陈朝在此前数年的对外政策，陈宣帝决定与北周联盟伐齐，起初具有一定正确性，取淮南而巩固大江，这是保卫国土安全的第一要务。但当北齐劣势逐渐暴露，甚至灭国之兆已然出现时，如果陈宣帝头脑清醒，他就该第一时间调整策略，认真考虑如何充分利用三国鼎立的局面以扩大陈朝利益。
天嘉小康给陈朝国力带来一定恢复，但毕竟总体上不如北朝，这种情形一如三国时孙吴不如曹魏。对陈朝而言，最佳策略是联弱以克强。陈取淮南、进兵淮北后，北齐实力进一步削弱，而北周则不断上升，继续执行联周伐齐的策略，违反了弱国生存的基本原则。
从军事上考虑，陈朝也不宜继续北进伐齐。东晋与汉、赵、秦对峙，历百年而不败，个中原因，除了人才济济、军力始终保持较高水准外，正确的战争策略也起到相当大作用。
据江南以抗北朝，建康是核心，荆汉是头领，江郢是腰腹，扬州是末尾，益州、淮南则是两翼肢干。失荆汉则上游危险，敌可顺江而下，包举湘广，江左无力制衡，故而东晋始终在荆州驻有强兵，即使屡有大族据荆州以自重，有晋一朝也不敢拆分荆州。失江郢则建康门户洞开，西断荆益，南绝江州，扬州之亡就危在旦夕。益州则是传统意义上的上游，所谓楼船下益州听起来很是骇人，实际意义却不甚大，但益州土沃财丰，又是威胁关中的绝佳所在，得益州退可资用，进可制敌，故而晋宋两代一旦行有余力，便举兵夺蜀以张国势。淮南对于保卫江防有重要意义，此地水网纵横，利于南军补给，进退裕如，得淮南而自守是保卫建康安全的最基本任务，也是进攻北方的基本条件。
所以，当太建北伐全取淮南之地后，陈朝最恰当的任务，近期战略目标应当是设法恢复荆汉一带，巩固这一上游重地，远期战略目标应当是攻取益州，巩固扩大国防资本。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固然存在困难，但也并非全无可能，特别是进攻荆汉，华皎之乱后，吴明彻、章昭达已然取得一定胜利。如果陈军和北齐罢战言和，反过头来联军以攻北周，说不定又是一番局面。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陈宣帝醉心于太建北伐取得的胜利，却不认真思考齐亡周强之后的事。太建七年（575年）至九年（577年），陈宣帝再命吴明彻北进，于吕梁大败北齐军，为太建北伐画上一个勉强及格的句号。然而危机已经浮上水面，陈宣帝即将吞下令人难以下咽的苦果。
二、吕梁丧师
太建九年（577年）十月，陈宣帝欲趁北周在徐兖一带立足未稳，再发大军进攻徐州。他询问心腹谋臣毛喜可不可战，毛喜坚决反对，理由有三，一是两淮之地刚刚收复，还没有完全消化巩固，不可贸然北进；二是周军挟灭国锐气，难与争锋；三是徐兖州境渐入北方，河流少而平原多，利北人骑乘而不利南人舟楫。高宗大不以为然。
进攻敌国，历来要乘其乱而制之。周武帝所谋者大，灭齐后，他大量任用北齐文武官员，尊重和礼遇北齐士人。周军破城入邺后，百姓家家恐惧乱走，著名大儒熊安生却令人扫洒家门，人问其故，他说：“周帝尊道重儒，必将见我矣。”周武帝果然亲自到其家中拜访，专门诏命熊安生不须下拜，两人执手叙话，相谈尽欢，武帝还通过他的口，把散齐宫财物于百姓的消息传播出去，此前北齐后主百般许诺却不出一分一毫的钱财，到此时被周武帝尽散于百姓，邺城民心一下稳定下来。李德林、颜之推等名士也都被武帝倾心委用，特别是李德林，周武帝多闻其善于撰文，把起草天子诏令的任务交给他，让他一依齐制尽心撰写。北齐最后一个投降的将军傅伏，周武帝不以他负隅顽抗而生气，反而以忠臣待之，武帝拿来一块羊排骨，把肉啃完后赐给傅伏说：“骨亲肉疏，所以相付。”还封授其比在北齐时还大的官。
周武帝还下诏禁止奢侈之风，宇文护执政时代在各地建造的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等宫殿，因为极尽壮丽，全部拆毁，殿中雕刻精美的器物，都赐给附近贫民。没过多久，又诏令原北齐在太原和邺城建造的华丽宫殿也依此法拆毁分赐。
北魏时俘虏的河西民户，世代为官府做奴隶，北齐代魏后，仍依其旧，这些奴隶们的生活非常悲苦。周武帝下诏悉数放免为平民，齐地百姓非常感念北周的恩德。
郑州的官员得到一条象征祥瑞的九尾狐，这条所谓的狐狸已死，官员们把狐狸骨头献给武帝。武帝斥责说，如果国家真的太平了，出现这种物件还有可能，如今天下还没太平，一定是假的，命人把狐狸骨烧了。这件小事反映出，周武帝远远没有把平灭北齐当作人生终极目标。
自古皇帝在建立大功业后，往往骄矜自伐，或是大兴土木，或是沉迷淫乐，几乎不能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和良好作风。能像武帝这么认真执着、律己严政、恢宏图远的，实在少见。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对武帝赞不绝口：“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陈宣帝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对手，但多年连胜，这位自信的皇帝已经没有兴趣去研究敌国皇帝的所作所为了。太建九年（577年）十月，陈宣帝执意下诏南兖州刺史吴明彻进攻徐州彭城郡。
北周平齐后，在徐州设置了总管府，在晋州一战成名的大将梁士彦出任徐州总管。吴明彻大军本已距彭城不远，闻诏后立即整军北进。
梁士彦率军出城逆战，在吕梁（又称吕城，在州治东50里）与陈军遭遇。
猛将宇文忻率数千骑兵突击陈军，忽见对面阵上冲出12骑陈兵，为首一员猛将手执大槊勇不可当，杀入己阵，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宇文忻是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宇文贵的儿子，出身将门，精于骑射，12岁时就能驰马左右开弓，迅捷如飞。猛将见猛将，自然见猎心喜，他率骑兵亲自围攻这12骑陈军，要活捉这个不怕死的猛将。
此人正是陈军阵中第一个惯冲头阵的猛将萧摩诃。自北伐以来，陈军所向克捷，士气逐渐打得高涨起来，萧摩诃也杀得性发，当年对阵北齐百保鲜卑他一个人都敢正面冲杀，此时有兵有将，还有什么惧怕。
萧摩诃带的骑兵也是万里挑一的勇士，12骑在周军阵中来往冲杀，威风凛凛，令人叫绝。然而北周军究非北齐军可比，鏖战多时，萧摩诃受伤坠马，周兵层层叠叠围裹上来，眼看就要生擒萧摩诃。陈军阵中猛将周罗睺望见，急忙带人冲入垓心。此公是九江人，年少时喜好飞鹰走马，骑射之技冠绝时人，成年后参军，太建北伐以来一直在吴明彻麾下，与齐人作战十分勇猛，虽然一只眼睛被射瞎，仍然随军征战。
周罗睺入阵一顿冲杀，将萧摩诃救出。这两名勇将不顾性命地冲杀，极大激发了陈军士气，他们一鼓作气，击败周军。据《陈书》卷16《蔡景历传》记载，是役俘斩周军达万余人。梁士彦收兵退回彭城，此后数次合战，均被陈军击败。自建德四年（575年）伐齐以来，梁士彦也是见识过大场面、打过狠仗恶仗的人，原以为南军质弱，不堪一击，没想到竟然被硬碰硬地杀败，实在令人惊诧。好在梁士彦慌而不乱，野战不能胜就收兵入州城，着力固守城池，用城墙来消耗陈军的锐气。
太建十年（578年）正月，吴明彻进围彭城，派大将程文季起大堰于泗河上，一如当年萧渊明北伐寒山时的做法，想要水淹城池。堰成后泗水上涨，漫过河堤，淹至城下，吴明彻遂调来水军大船，环列于城下，昼夜不息地展开猛攻。北周担心梁士彦抵挡不住，派大将军王轨率兵来救。
对于陈军说，形势一片大好。好在哪里？好在周军一战受挫，不敢再撄陈军之锋，吴明彻可以放心地退兵了。
是的，退兵！而不是进兵！月满则亏，盛极则衰。陈军能在吕梁野战击败周军，不过是仗着一股锐气。而且陈朝是以一流将帅对阵北周二三流将领，胜一两阵本是意料之中。但锐气易聚更容易散，一旦碰上遭遇战，师老兵疲，就没有锐气可言。况且，北周派来的行军总管王轨，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王轨是周武帝亲近的大将，曾参与诛杀宇文护的密谋，深为武帝所信任。晋州之战时，王轨率军逼城，里应外合，先登破城立了大功。其人深沉有谋略，是一个有帅才潜质的大将。王轨率一部分救兵到徐州后，有意避开陈军的锋锐，不与其正面交战，而是向东绕到吕梁城，在泗河入淮的河口之处做开了手脚。他令人竖大木于河口，再用铁锁联结大木轮沉于水中。内河水位一般都不甚深，把这些东西沉入水中，几乎可以阻断河道，让大船不能通过。王轨这一行动出人意料，又毒又狠，准确地掐中陈军命门。王轨还怕不保险，又在河口两岸筑城，一副不锁住河口绝不罢手的架势。至于梁士彦，晋州之战那么艰难的形势都能扛得住，还是让他继续顶一段时间吧。
陈朝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其中奥妙。吕梁之战打胜之时，陈宣帝决意让吴明彻继续北进打彭城，言语之中还要继续进图河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工部虽知边军征战之苦，却不理解皇帝开边的雄心壮志。对陈宣帝来说，前线军队究竟是什么状态他不关心，他关心的只是结果，拓定四海，一统天下，极边穷荒，莫不我有，哪位皇帝又能拒绝开疆拓土的诱惑。
中书舍人蔡景历苦劝陈宣帝说，部队连年北伐，师老将骄，军心已不可用，不能再打下去了。蔡景历是陈朝三世老臣，早年经历了侯景之乱，后来一路见证陈氏两代立国，其眼光和见地非一般人能比。但就是这样一位老臣的忠言，利令智昏的陈宣帝也听不进耳朵了，他认为蔡景历这是阻挠军心，大怒之余，把他外放到江州作豫章太守去了。
在前线的大将萧摩诃也看出形势不对头，他向吴明彻建议说，周将王轨截断我们水军的退路，我军前有坚城不克，后路又被掐断，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不如趁周军还没建好河口之城，迅速引兵击之，如此才能顺利退兵。
其实吴明彻又何尝不了解形势的险恶，但是他更了解陈宣帝对他的巨大期望，这份期望随着北伐连战连胜，已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此时退兵，淮北将再不可争，他日回到建康，怎么去面对失望的皇帝。这位年已66岁的老将焦虑不安，进退失据，急得身上都起了大疮。权衡之后，他仍然拒绝了萧摩诃的建议，为了稳定军心，他还当众斥责萧摩诃说：“搴旗陷阵，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萧摩诃吓得不敢再谏。
过了10多天，陈军围攻彭城仍然无法取胜，周军的第二波援兵又达吕梁，王轨命诸军筑起长围，阻挡陈军，又在交通要道上伏下重兵，静待陈军撤退时截杀。
萧摩诃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再度冒死向吴明彻进言，建议吴明彻率步兵在前，他率骑兵在后，一鼓冲破王轨大军，庶几能全军返回淮南。然而此时形势已然恶化到一定程度，先前陈军尚有一些主动权，此时周军援军既合，又哪里能说退就退。有人建议说不如破开大堰，马步兵都上船乘水南撤。吴明彻内外交困，疮病发作，已经没有精力去主持大计，然而到了此时，这位老将此时仍然心念陈宣帝的期望，他语带悲怆地对萧摩诃说：“老夫受脤专征，不能战胜攻取，今被围逼蹙，惭置无地。”好在他终于采纳萧摩诃的建议，命其率精锐骑兵先走，自己则率步兵在后。大军敌前撤兵，怕的就是军心散乱，一乱则极易强敌全歼。当年梁军寒山战败，殷鉴不远，吴明彻能有此胆气，也不失为名将本色。
萧摩诃率骑兵乘夜南走，他带80名骑兵先发开路，周军虽然于路设伏，仍抵挡不住萧摩诃的冲击，伏兵被冲开口子。陈军2000余名骑兵随后得以侥幸冲破周军防线，萧摩诃、周罗睺、任忠等骑将率军狂奔一夜，第二天拂晓终于逃入淮南，为陈朝保存了宝贵的骑兵力量。
吴明彻命诸军都上大船，破开大堰，乘着大水一路向南。初时水势甚大，行船倒也顺利。吴明彻想必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只要大船一入淮河，就是陈军的天下，周军人虽多也无可奈何。眼巴巴看着大船到了清口（即泗河入淮处），突然河水四散，水势剧减，大船被周军所置大木车轮阻住不能继续前进。周军四面合围，陈军惶惧不能战，被打得大溃，残存的3万人及随军辎重、器甲悉数被俘获。吴明彻、程文季被生擒，后来吴明彻被封为怀德公，但他已被北伐消磨得油尽灯枯，到长安不久，便连病带气而去世。程文季后来从长安逃跑，意图归陈，不料被周军擒获，最终死于长安狱中。
吕梁之败，陈军丧失了北伐军的大部主力，陈朝开国20余年，好不容易锻造出一支能战的部队，至此幡然成空。陈宣帝悔恨无及，空望淮北，他不由地想起毛喜和蔡景历的忠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然而后悔又有何用，比主力尽失更加严重的危机就要到来。陈宣帝不得不强压伤痛之心，把精力放在及早部署抵御北周入侵的事宜上。
三、周武帝之死与皇权危机
公元578年，北周改年号为宣政。这个颇有政治教化意味的年号，似乎在昭示武帝在武力灭国后急于消化巩固北齐占领区的意图。然而时势远未清靖，随着北齐骤然灭亡，曾经的盟友突厥，几乎瞬间变成北周的敌人，武帝的主要任务仍是武力消除边患。
原北齐范阳王高绍义进攻并州不成，逃奔突厥，突厥人立之为齐帝，声称要替他报仇。当年四月，他钵可汗率兵入寇幽州，大肆杀掠士民。周将刘雄拒战，被突厥战败杀之。代北稽胡部落本就叛服无常，突厥南犯后，稽胡人也随之俱反，扰乱西河。武帝闻讯大怒，下诏出兵北伐。令原国公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等将兵分五路北击突厥。
突厥称霸于漠北，当年趁周齐对峙，极尽要挟威胁之能事，逼得周齐两国争相赂遗，以争取其联盟。历来草原霸主都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双方早晚都有大战。解决突厥问题，或迟或早，都将摆上议事日程。武帝雄心万丈，决心趁士气方壮，消灭突厥人。不料天不假年，武帝亲率六军刚刚到达云阳，便突然重病不起。建德四年（575年）疑似中风的武帝这几年始终处于过度操劳的状态中，很可能旧病尚未痊愈。这次发病很快陷入弥留状态，水米不进，人事不知。名医姚僧垣赶来诊治，也束手无策。宣政元年（578年）五月，武帝在云阳去世，时年35岁（543—578年）。
周武帝是南北朝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深沉有远略，始终着眼于谋国强国，扎扎实实地治国建军，目标也始终以灭齐为中心，没有在后三国风云变幻中迷失方向。当然这种务实的见识，也不是武帝凭空得来。当年高欢高洋父子，前一代聚焦于平灭关中，后一代着力于消灭胡人，强大的国力不能始终投入一个战略方向，哪一个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这是极其严重的浪费与失误。宇文护执政同样也是见异思迁，伐齐攻陈，大肆用兵，他想抓住每一次时机，却每每抓不住关键，以至于多次丧败，贻笑当世。武帝的经验，想必都是从中汲取。
周武帝严格贯彻了宇文泰、宇文护的治国方针，一以贯之地削弱掌军勋贵的权力。虽然造成鲜卑勋贵阶层离心的恶果，但北周得以持续在有序、清廉、公正的环境下运行，终武帝之世，北魏与北齐肆虐近百年的贪污腐败之风，在北周几乎绝迹，这对提升整个国家的向心力作用不可以道里计。同时，周武帝持续强化天子权威，打击勋贵，这是极其有远见的措施。鲜卑勋贵与国俱兴，又是军队的核心骨干，打击他们需要极大的决心与勇气。高洋少年时固然能快刀斩乱麻，但做了皇帝后，在打击勋贵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形之下，孰劣孰优，显而易见。
从国家层面来说，武帝可以说是北周仅次于宇文泰的雄主，他将北周国运推向鼎盛，把北方归于一统，为全国再次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从宇文氏一姓来看，武帝的所作所为，却又隐伏着太多危机。勋贵阶层虽散而不党，对天子之权构不成威胁，但皇权本身，除了强力皇帝之外，并没有太过硬的保障。何以见得？
其一，政体尚未完善。北周官制一直处在剧烈而频繁的变动中，其中央官制是六官与汉魏旧制的杂糅品，天子之下没有固定的政府首脑，理论上丞相和天官府大冢宰都有可能成为实相。然而经过几代皇帝的有意打压，丞相一直缺位，大冢宰职权被限制，谁都不成其为首脑，政府权力由皇帝总揽。一旦强力皇帝去世，在新皇巩固权位的间隙，天官府冢宰和三公都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丞相，有资格参与权力竞争的人很多，这必将引发政权变乱。
其二，军制亦在持续变动。宇文护被诛后，撤都督中外诸军事府，而大司马的权位又没立即提升，事实是军权也收归皇帝所有。但武帝在短短5年内根本没有时间调整改革军权配属模式，国家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武帝动辄自将，统率府兵主力。常态调发上，以行军总管为临时统帅，战争停止后解兵归位，中枢没有一个稳定而成熟的机构掌控部队。一旦皇帝去世，军权将无所依归！在外的部队由总管府掌握，长安的禁兵则由低级将领掌握，诸王和大司马事实上都处于无兵可管的状态。这种模式的漏洞相当大，权臣有许多可乘之机。然而可惜的是，武帝锐志统一，他过分依赖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带来的便利，却没想到其中的弊端。可是我们又怎能苛责这位春秋鼎盛的皇帝，他怎会想到自己英年早逝，又怎会在统一战争如箭在弦之时，去思考身后之事？
四、淮南沦陷
周武帝死后，太子宇文赟即位，是为北周宣帝。由于周宣帝对齐王宇文宪等重臣极端不信任，自身又不学无术，毫无其父明见万里的雄才大略，导致决策层力量骤然减弱，这极大减缓了北周统一天下的节奏。
吴明彻败后，陈朝老一代将领凋零殆尽，除老迈不堪的淳于量尚在，其余十不存一。陈宣帝只好退而求其次，起用鲁广达、樊毅等才品一般的将领。具体安排上，中军大将军淳于量总督水陆诸军事，居中调度指挥。镇西将军孙玚都督荆州、郢州诸军事，平北将军樊毅都督淮河沿岸诸军事，武毅将军任忠都督合肥、霍州一带诸军事，鲁广达率兵镇守合肥。沿江三个方向严阵以待，防范周军南下。
宣政元年（578年）四月，陈军趁北周发兵北征突厥，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出淮河攻略清口一带。平北将军樊毅率沿淮之兵，在清口之南诸城，企图稳住淮北防线。但是陈朝君臣明显低估了周军的实力，北周徐州总管王轨（梁士彦因守土不力，被暂时撤职，由王轨接任），迅速作出反应并在4天后摧毁陈军筑的城池，樊毅被迫从清口退兵。《陈书》卷31《樊毅传》还特意为樊毅脆败找了借口，强调当时天降大雨导致作战不利，但大雨并非只落到陈军头上，周军也是在大雨中作战，姚察父子岂不察乎？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吕梁之败对陈朝军力造成的损害有多严重，面对如狼似虎的周军，陈军几乎没有与之对抗的能力了。
当年十二月，北周以滕王宇文逌为行军元帅，南侵陈朝。但这次南征有很多先天不足的因素，彼时周宣帝刚刚杀了宗室最善用兵的齐王宇文宪（宇文宪之死后文详述），大军乏人主持，滕王的才能也不见称朝中。其次，时任徐州总管王轨因事得罪过周宣帝，他的总管之位朝不保夕。将帅如此，南征绝无可能有所作为。大成元年（579年）二月，短短两个月后，周军还来不及出动一兵一卒，这次先天不足的南征就因为王轨的死（其事后文详述）而紧急叫停。
但就是这样虚晃一枪，也让陈朝惊恐万状。陈宣帝八月在建康举行了规模浩大的校阅活动，都督合霍蔡诸州军事任忠率步骑10万人在玄武湖列阵，水军陈景率楼船500艘出江北操练，至瓜步而返。这次校阅行动意在展示陈军的实力，提振自吕梁丧师后沮丧的军心。然而短时间内拼凑出的这10余万人的部队，究竟战斗力如何，还要靠战争来检验。
大成元年（579年）九月，周宣帝下诏伐陈，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统宇文亮、梁士彦两路兵南伐，宇文亮进攻黄城，梁士彦攻广陵（今河南息县，非扬州广陵），韦孝宽自引主力进攻寿阳。
周军选择的进攻角度很刁，没有选择从淮北南推，而是从豫州方向直插淮河上游，避开了水道，最大限度抑制了陈军的水军优势。韦孝宽率军进抵寿阳城外，《周书》韦孝宽传云周兵一到淮南，便有许多陈人甘当带路党，形势一片大好。揣其实而论之，淮南士民一贯痛恨北齐异族统治，没有可能向从来没有交集的北周送款。抑或这种记载也是故意为胜利者涂脂抹粉，姑且存疑。但不管有没有陈人带路，以韦孝宽近50年的战争经验，打这座没有重兵防守的城池，绝不会允许有意外情况出现。韦孝宽观察地形后，迅速派兵把寿阳城周围五处重要的河段守住，防止陈军出城决河，一旦大水漫延，水军不占优的周军就不好办了。
果然，陈寿阳守将吴文育果然派兵来决河，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周军一顿胖揍撵回城中。陈宣帝闻讯大惊，立即令萧摩诃、樊毅率军赴援。具体战斗过程史无明文，两将最终没有解救得了寿阳，韦孝宽毫无意外地拿下该城。随后，周军继续挥师南下东进，陈朝刚刚校阅列阵的10余万大军仿佛是空气般的存在，面对周军并不猛烈的进攻和略显单薄的兵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江北诸军像丧家之犬一样纷纷弃城南逃。太建北伐所取江北之地，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全部落入北周之手。可悲！可叹！可笑！
陈宣帝一生以重振南朝雄风自期，然而“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对南北形势的基本判断出了问题，以至自不量力招致大败。后来陈宣帝绝口不言北伐，亦未见有明诏检讨太建北伐的过失，雄心内沮，曾经志向宏远的他意志萎靡，教人叹而怜之。然而北伐失败、壮志成空又岂是陈宣帝一人的悲剧？南北形势至此更加明朗，北强南弱已成定局，南朝气运至此是为衰落的转捩，数百年抗衡争斗，数千里大好江山，已经看到末日晚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