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朝鲜战争）
万历朝鲜之役简介
万历朝鲜之役：有一种观点对万历援朝做出了相当负面的评价，认为明朝为此丧师数十万人，直到丰臣秀吉死亡，明朝才得以免去这场灾祸。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万历朝鲜之役，这里通过梳理历次大战役的结果，以及对比日、明双方的兵力和损失人数，探讨日军取胜后依旧后撤这一现象所暴露的问题。
万历朝鲜之役过程分析——
近些年以来，由于受日本战国时期题材的游戏、影视剧、小说等的影响和渗透，民间业余爱好者中刮起了一股“日本战国风”，对日本战国这一个时代大为推崇，认为这一个时代十分辉煌。而发生于1592年到1598年的文禄·庆长之役（中方史料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是战国时期四分五裂的日本被丰臣秀吉统一以后，以倾国之力侵略朝鲜的一次对外战争，同时也检验了战国时期日本的真正实力。在以往的说法中，万历朝鲜战争让出兵救援朝鲜的明朝陷入战争泥沼，付出了沉重代价，正如清朝编纂的《明史·朝鲜传》云：“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这一番话也成为以后数百年来的定论。然而，真实的万历朝鲜战争并非如此，暴露的反而是战国时期日本的虚弱本质……
小西行长的猛进
“日本战国”这一个词汇在当下有着非常多的争议。今人常揶揄“日本战国”是“村长、乡长、县长打架”，不客气一点的，则更进一步揶揄它是“日本战村”“村长械斗”。不独国内如此，即便是美国学者玛丽·伊丽莎白·贝里，在其学术专著《秀吉》一书中，也认为用“战国”这一个词汇来形容敌对小领主之间的内战，可谓是用词不当。
就事实而言，战国时期的日本，领土只有本州岛、九州岛、四国岛，即所谓的“三岛之国”，并不包括后来被日本兼并的琉球、北海道，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同一时期的明朝，也因此对日本抱有战略上的藐视，认为日本全国加起来也不过只有明朝一个省份大。如《经略御倭奏议》称：“日本六十六岛，至多不过抵中国之一省”；《皇明法传录》《昭代武功编》又皆声称：“倭虽六十六州，实止及中国一大省”。
虽然是个只有三个岛屿的小国，但当时的日本就已经产生了侵略中国大陆的野心。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在其著作《日本史》中记载，在1582年时，社会上便传说织田信长计划在“平定毛利，成为日本六十六国绝对君主后，组成一支大舰队，以武力征服支那，再将诸国分封给儿子们”，显示出织田信长有侵攻明朝的巨大野心。不过，在同一年，日本发生了著名的“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部下明智光秀叛乱，信长死于此次变故。有关信长计划征讨明朝的传闻是否为真，自然也就无法验证了。
◎秀吉在名护屋海滨吹响法螺，发出侵略朝鲜的号令
无独有偶，在明人徐光启的记录中，也留下了织田信长对明朝怀有侵吞野心的说法。徐光启在《海防迂说》一文中提道：“信长为人雄杰，多智略；前是六十六洲各有君长、不相统一，至信长征伐四出略，皆臣伏，无敢异。此人智计叵测，十倍秀吉；假之数年，必为我大患”，“秀吉承信长之后，其欲逞志于我，无异信长”，“假令信长而数年不死、秀吉而经营数年，邦国大定，其为我患，岂以绝市而止乎”。鉴于徐光启也是耶稣会士，他对织田信长侵略明朝野心的这一认知，很可能也是从与织田信长有过接触的耶稣会传教士那里听来的。
无论是弗洛伊斯的记录，或者是徐光启的记录，都表明了在耶稣会士的认知中，织田信长有着征服明朝的抱负，很可能对明朝构成巨大的威胁。但随着他的死，这些也就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
1590年，继承织田信长事业的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列岛，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成了“三岛岛主”。但丰臣秀吉是一个有吞食天地野心的人，他并不满足于只主宰日本这一个小国。早在1585年，丰臣秀吉在攻打九州岛的时候，就已经流露出想渡海攻打明朝的想法，但是当时被人劝阻，没有施行这一个想法。此后多年间，侵略明朝的想法不断在丰臣秀吉的脑海中冒出。事实上，丰臣秀吉对当时的已知世界都怀着侵略的野心。等到了1592年，丰臣秀吉终于开始将这一个想法付诸施行，他的计划是先渡海征服朝鲜，进而以朝鲜作为跳板，进攻明朝。
为了打好侵略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发起了举国动员，一共动员了30万兵力。最后的决定是，以10万人马留守日本的名护屋，以13万人马为首批渡海的侵朝部队，剩下的约7万人马分多批次陆续渡海，最后实际渡海的人马有约20万。被丰臣秀吉任命打头阵的，是九州岛的大名小西行长（他还是一名基督徒）。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小西行长是商人出身，在侵朝战争中充当日军的先锋实在是匪夷所思。事实上，日本史书对小西行长的军事能力评价并不差。小濑甫庵的《太阁记》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行长刚勇有机警，好读兵书，长于策略。”江户时代末期的德山藩藩士饭田忠彦在其所著汉文纪传体史书《野史》当中，也评价小西行长“好兵善斗，从军屡有功”，可见小西行长并非仅仅是简单的一介商贾。而在日本的葡萄牙传教士也在《耶稣会日本年报》中称赞小西行长是“羽柴的海军司令官”，认为他是丰臣家的水军大将。
即便是作为敌人的朝鲜李氏王朝，也对小西行长的军事能力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例如朝鲜左议政尹斗寿在向国王李昖报告时，评价“行长与清正皆日本骁将”，将小西行长与另一日军悍将加藤清正相提并论。李氏朝鲜的备边司在后来给明朝的报告中，则认为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是侵朝日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评价称：“（小西行长）所领贼众最为精锐，诸贼莫及。摧锋陷阵，皆赖此阵。”
从日本、朝鲜、葡萄牙传教士三方的评价可以看出，小西行长的军事能力本不容小觑，在侵朝日军中显得尤为突出。
除了这些评价以外，小西行长在日本本土也有很多行军打仗的案例，可见他不仅是一介商人。早在丰臣秀吉发起侵朝战争十一年前的1581年，小西行长便已归属织田家的阵营，隶属秀吉麾下。当时织田军在播磨、备前、备中与毛利氏作战，有一次毛利方的200艘警固船出现在海上，小西行长知道后，乘着安宅船从室津（今兵库县御津町室津）出发，将毛利军驱逐到了家岛（今兵库县姬路市）。因为此举，小西行长得到了织田信长的赞扬。
1582年信长死亡后，小西行长便一直在秀吉麾下担任水军将领。1584年三月，根来·杂贺众袭击秀吉势力下的大阪·岸和田，小西行长第一时间率领70余艘船只赶赴大阪湾，在此将敌军击破。其后，在同年六月的尾张竹鼻城（位于今岐阜县羽岛市）之战、1585年的纪伊太田城（位于今和歌山县和歌山市）之战中，小西行长作为秀吉舟手众的其中一员，率领水军跟随秀吉参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一年，秀吉军渡海攻打四国岛，小西行长为此准备船舶，输送了大量的兵士和物资，并且和宇喜多秀家、黑田孝高、仙石秀久参与了讚岐方面的陆战。1587年三月，小西行长率领水军参与征讨九州。
以上这些案例，体现了小西行长除了商人身份以外，也是一名具备丰富军事经验的将领，尤其擅长率领水军。因此，丰臣秀吉任命小西行长在侵朝战争中担任先锋大将这一点，并不奇怪。
在日军登陆朝鲜以后，朝鲜八道相继望风奔溃。小西行长的日军第一军团表现最为卖力，尤为突出。他率军长驱直入，先后占领朝鲜的都城王京（属京畿道）、陪都开城（属京畿道）、平壤（属平安道）。朝鲜国王李昖一路仓皇北遁，跑到了朝鲜和明朝边境的义州，一度想请求内附，进入明朝境内避难，但没有实现这一想法。最后，明朝万历皇帝决定不再坐视不管，先派遣一支明军进入朝鲜试探日军虚实。
这第一批次的入朝明军，由祖承训、史儒等辽东将士率领。在1592年的七月份，祖承训等明将统领的3000骑兵对小西行长驻守的平壤城发动攻击，由于事先得到的情报不足，明军误判敌军兵力过少，因此此战败北，明军将士仓皇逃窜。游击史儒、千总张国忠、马世隆，皆在平壤之战中被日军铁炮射杀。
据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记载，明军在平壤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3000人当中活着回去的只剩下数十人。其他明朝的记录大多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的两处记载，都提到了明军在平壤之战的阵亡人数只是300，死了十分之一。
◎日军侵略朝鲜的进军路线
第一处记载是朝鲜国王李昖与大臣尹根寿的对话，李昖询问尹根寿明军在平壤之战登城战死的人有多少，尹根寿回答说：“登城者皆精兵，而点阅则三百失亡矣。”第二处记载，是李昖自己在听说明朝传言3000辽东军全数阵亡的消息后，指出实际死亡人数远远没有这么多，尹根寿又说：“败归时，天将点兵于控江亭，则马失千匹，人亡三百，而追来者亦多，岂至于如是之多乎？”
日本史料《吉野觉书》《福智山文书》则提到明军在平壤之战中被斩首千余，其数量虽是朝鲜人所说的300人的三倍之多，但同样不是明朝人自己说的3000人全军覆没。根据岛津亮二《小西行长》一书的介绍，小西行长在朝鲜作战时，有过虚报战功的案例——将斩首数量从300虚报到了1000。由此，将日本史料中的千余人缩小到三分之一，正是300多人。故，这一数字应是明军阵亡的真实数目。
祖承训在平壤之战败走以后，日军非但没有松懈、轻视明军，反而对明军骑兵的顽强战斗力产生了极大的畏惧。击退祖承训的小西行长所率日军第一军团，在事后心怀畏惧地说：“熟云天兵无勇？胜负在天。今虽败归，其实甚勇难当云！”对战败的明军做出了非常高的评价。明军骑兵的善战甚至极大程度上消磨了日军的进取心。日军非常不自信地询问朝鲜人金应灌日本是否可以征服明朝，结果金应灌回答：“中原以石灰涂城，决不可攻，难以进犯。”这番对话更进一步动摇了日军入侵明朝的想法。此时的小西行长，虽然刚打了胜仗，但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日本与明朝的实力差距，萌生了退意，不再怀有进一步侵略明朝的想法。于是小西行长让他的弟弟回日本报信，列举多种理由，当面向丰臣秀吉上报，说日本侵犯大明是绝不可能的，劝告秀吉打消征明的念头。
王京军议
小西行长的日军第一军团被朝鲜人评价为“最为精锐”，小西行长本人也被朝鲜人评价为“日本骁将”，被日本人评价为“刚勇有机警”“长于策略”“好兵善斗”，可见其军事能力确实有一定水准。但即便如此，小西行长在平壤之战打胜了的情况下，依然对明军产生了极大畏惧，进而生出退意，还劝告丰臣秀吉断绝侵犯明朝的念头。由此可见，日本战国军队在本质是上脆弱的。
不仅小西行长如此，在平壤之战结束以后，在朝鲜的日军高层都意识到明军再度派遣大军援救朝鲜是迟早的事情，在朝日军必须立即拿出对策。于是，在平壤之战下一个月的八月，日军侵朝总大将宇喜多秀家召集在朝的日军诸大名于朝鲜都城王京开会，商讨下一步战略，是为王京军议。
八月七日，小西行长从平壤南下前往王京，与小西行长同属第一军团的宗义智留守平安道。差不多同一时间，其余在朝日军大名也先后动身，前往王京开会。可以确定，参加会议的在朝日军大名至少还有小早川隆景、黑田长政。此外，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前野长康、加藤光泰这五位奉行众，以及木村重兹、长谷川秀一、黑田孝高等后续进入朝鲜的日军援军将领，也都参加了会议。加藤清正、锅岛直茂当时仍在朝鲜的咸镜北道与朝鲜人作战，因此没有回到王京参与会议。
日军诸大名集结于王京以后，作为侵朝总大将的宇喜多秀家向诸大名询问应对明军的策略，率先发言：“朝鲜百城荡平，朝鲜人不战自溃，这都是诸君的功劳。然而，朝鲜是大明的属国，大明定会派出援兵。考虑到日本军队也会攻入大明，大明为了自卫，也肯定会派出大军。这个时候，当考虑与大明作战的方法”（《黑田家谱》）。
这个时候日军面临的境况是，尚未完全征服王京以南的全罗道、忠清道、庆尚道。由于在未完全平定、巩固后方的情况下过于深入，日军已经出现了补给困难、兵粮不继的情况。此外，从朝鲜沿海地带的釜山浦到王京这一条漫长的路线上，不断有朝鲜人蜂起反抗，使日军的后方极其不稳固。此外，日军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就是明军可能再度调遣大兵进入朝鲜，因此日军诸大名皆表现出了对前途的担忧和畏惧。
作为领教过明军实力的日军大名，小西行长在会议上表达了难以侵犯明朝的想法，直言日本不可能战胜明朝。考虑到现实情况，在朝日军诸大名的进取之心大为消退，小早川隆景甚至提出了弃守王京、诸将集体退据朝鲜最沿岸的釜山浦这一议案，显示出了极为消极的态度。在会上，小早川隆景发言说：“朝鲜是大明的属国，听闻其遭受进攻，大明肯定会发兵赴援。我们兵少，而且朝鲜人不服我们，粮食吃完后就没有余力继续战斗，将有后顾之忧。不如趁现在我们刚打完胜仗的余威，退守釜山浦，增添兵力，囤积粮食。等明军进入朝鲜以后，好和他们长久作战。”（《日本地势辩及击朝鲜论》）小早川隆景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了日军诸将的支持，他们相继表示愿意退守釜山浦，甚至连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也有所动摇。
但是参加会议的另一奉行加藤光泰对日军诸将的消极姿态非常不满，发表了强硬言论反对他们。加藤光泰发言道：“大明将会出兵，又何足畏惧？且釜山浦距此有数百里的路途，若诸军悉数退据釜山，则京城将为敌所有，到时候还有什么脸面？”持退守釜山浦观点的日军诸将听了加藤光泰的一番话以后，无奈地说道：“兵粮不继，为之奈何？”但加藤光泰还是不肯屈服，回击道：“粮食吃完后，就吃沙子！”同样身为奉行的石田三成看不下去，质问加藤光泰：“人怎么可以吃沙子？”加藤光泰笑着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吃沙子，如果诸君愿意离开就离开，我个人留下。我活着的话，就回来和你们会合。”这句话让日军诸将非常尴尬，于是不再提撤守釜山。
如果当时没有加藤光泰的一再反对，侵朝日军很可能在王京军议结束以后，就从王京撤走，退到釜山浦。这也显示出了当时的日本战国军队，在本质上是虚弱的——在刚打了胜仗的前提下，就想着退兵了。
参与会议的黑田孝高见场面非常尴尬，就出来打圆场，顺便提出了他的议案。黑田孝高说：“朝鲜战败，大明必定会派出援军大举攻来。从王京至釜山浦有十余日的路程，是非常长的一段路途，而且通往日本的路途更加遥远，运送物资确实不方便，但舍弃王京也很可惜。因此，秀家与诸大将应固守王京，以一日路程为限，在王京以北筑造几处城砦，分派将士屯守。明兵若来进攻这些城砦，就及时从王京派出援军，尚有制胜之可能。如果在远处构筑城砦的话，则难以及时从王京调遣援军，可能会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黑田家谱》）。
黑田孝高提出的是战线缩小议案，让日军放弃王京以北的较远城池，集中力量固守王京，只限在距王京一日路程的地方筑造几处城砦，明兵若来进攻，则分兵救援，迎击明军。小早川隆景听了黑田孝高的发言，觉得也不失为良策，因此对此表示赞成，附和道：“我认为，正如孝高所讲的那样，在王京的远处驻扎存有后患。虽然鸭绿江会成为大明派出大军的障碍，但是明军的军粮可以通过朝鲜南面的海路运送。而且虽说有大河，但是只要准备船只，渡河也并非难事。我认为此时明军不会立刻着手，趁现在加强防御方为上上策”（《黑田家谱》）。
虽然王京军议中途发生了争执，但军议的最后结果是日军诸将一致认为征讨明朝是不可能的。在王京军议结束后，原先经略全罗道的小早川隆景军团1万人从全罗道调防到了京畿道最前线的开城，放弃了对全罗道的占领；同时，经略黄海道的黑田长政军团也放弃了之前打下的黄海道海州，将兵力移动、配置到了靠近京畿道王京的黄海道白川城。这两个举措，都是按照黑田孝高提出的战略设想，加强、巩固王京前线的防卫力量。这说明黑田孝高在会议上提出的相关战略计划，最后大体上得到了参会的日军诸将的认同，并得到了部分施行。王京军议，是日军改变自身战略短板的唯一一次机会，但日军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黑田孝高画像
日军诸将没有完全听从黑田孝高的话，没有放弃王京以北、不止一日路程的开城、平壤，仍想占据朝鲜三都，本质上依然没有做到收缩战线，日军在朝鲜的战线依然是拉得过长、过深，没有革除弊病。这为后来明军再次大举增援朝鲜以后，日军一泻千里的溃败之势埋下了伏笔。
农业社会时代的日本，以区区三岛之地跨国远征异域，已远远超出其实际所能承载的负荷，显示出疲态。可以说，在王京军议以后，日军在朝鲜就已经逐渐陷入败局。正如池内宏在《明将祖承训败走以后我军的态度》这篇论文中得出的结论一样，虽然日军表面上在平壤之战中打败了明军，但此战对日军的态度造成了至关重大的影响，文禄征战的“壮举”，以平壤之战为分水岭，已经陷入了“半上落下”（指半途而废）的颓势。
几乎与王京军议同一时间，在日本本土的丰臣秀吉写信给在朝鲜的黑田孝高，指示侵朝日军在今年年内将战线限制在鸭绿江以内，不要越过鸭绿江。这一姿态，也显示出丰臣秀吉已经意识到侵略明朝是不可急于求成的，或者说他侵略明朝的想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
到了同年十一月十日，丰臣秀吉写信给小早川隆景，信中提到了他对朝鲜战况的担忧。他指出，从釜山浦到王京之间，再从王京到平壤之间的兵站线，面临着蜂起的“一揆”（指反抗日军的朝鲜人）的威胁，往往有被切断的危险。再者，秀吉担忧小西行长孤军深入，或有被明朝大军包围的危险。秀吉起初妄想一气呵成攻入北京，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攻打明朝的不切实际，与最初时的意气风发相比，秀吉此时亦不免有昨是而今非之感。由秀吉的这一信件可知，最迟在这一个时间点，秀吉已经知道征明是不可能的了，并且他对明朝大军将会迫近平壤城已经有了察觉和警惕，其一开始的志得意满演变为了当下的担忧。
应该说，丰臣秀吉不愧是统一“日本战国”的枭雄，他虽然不在朝鲜战场，但对日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劣势已有了深刻认识，和朝鲜人的观察视角不谋而合。朝鲜大臣柳成龙在《倭不知兵》一文中提到了侵朝日军在战略上存在的重大失误，其看法与丰臣秀吉完全一致，他说：“昔张叔夜言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而能善其归者？此即壬辰之势也。平行长独以数千兵，据平壤半岁。沿途连营，不过一二百。两边皆我人，若能出奇横截，则后路即断，而平壤之贼自退矣……”
碧蹄馆之战
自祖承训败退以后，明朝朝廷对肆虐朝鲜的日军才开始真正重视起来，于是起用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负责收复朝鲜失地，开始对朝鲜派遣第二批次的援军。自1592年年底至次年年初，实际进入朝鲜的明朝援军一共有3.8万余人。
1593年一月初，李如松率领3.8万明军和部分朝鲜官军，开始攻打小西行长驻守的平壤城，发起了第二次平壤之战。此次战役一共持续了3天，李如松使用火器加骑兵协同作战的方式，终于在第3天的时候攻克了平壤城，斩首日军1647级。小西行长的日军第一军团受到重创，放弃了平壤城，一直往南逃向王京。在王京以北的日据诸城，受到小西行长败北的影响，全都望风奔溃，相关日军大名相继逃到王京——大友义统放弃了凤山城，黑田长政放弃了白川城，立花宗茂放弃了牛峰城，小早川隆景放弃了开城——日军于王京前线构筑的防线瞬间瓦解。
小早川隆景在从开城逃向王京的途中被明将李如柏追及，为了脱身，隆景下令部将以铁炮、弓箭射击明军骑兵的战马，明军的战马由此死亡颇多，让小早川隆景成功逃脱李如柏的追击，逃回了王京。这一战是开城之战，一般并不太为人所注意，但明军在事实上也取得了斩首百余级的战绩。
◎第二次平壤之战示意图
平壤、开城是朝鲜三都中的二都，收复两城以后，提督李如松便准备一鼓作气，直捣朝鲜王京。预计收复王京以后，朝鲜其余诸道皆可收复，日军也会撤离朝鲜，就此结束援朝战争。但明军在打下平壤城的同时，自身亦受到一定损伤，战死至少千余人，因此决定先派遣一支侦察队，前往查探王京日军的虚实。承担这一任务的是李如松的家丁查大受，他统领了500骑兵。而王京日军当时也不知道明军的具体动向，也由持强硬主战态度的奉行加藤光泰派出了侦察队。
◎查大受侦察路线
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历一月二十四日），加藤光泰的侦察队与查大受的骑兵侦察队在王京城外的慕华馆遭遇，两军由此发生战斗。在这次遭遇战中，加藤光泰的侦察队被查大受打得溃不成军，铁炮众63人被杀死，残余的军队逃回了王京。在半年前的王京军议中，加藤光泰展现出的是一副非常强硬的姿态，正是他的强烈反对才阻止了日军撤至釜山浦的议案得到通过。但经过此战被明军教训后，加藤光泰收敛了自己的锋芒。在此战过后，王京日军将先阵从加藤光泰替换成了立花宗茂，并且排列好了迎战明军的次序。
据成书于1924年的《日本战史·朝鲜役》记载，王京日军排出的阵形如下：
一月二十七日（日本历一月二十六日），李如松派出第二批军队，使祖承训、孙守廉、李宁、张应种、高升、胡鸾诸将率领3000骑，继查大受之后南下，加上原先查大受的500骑，合共3500骑。当日，明军在碧蹄馆南面的砺石岭这一个地方遭遇了日军先阵立花宗茂，与立花宗茂交战。立花宗茂虽然在后世有“西国无双”之美誉，但他并非辽东骑兵的对手，很快便败下阵来，逃窜到了附近的小山丘休息。这一阶段战斗结束，立花军一共战死了至少300人，被明军斩首100到130级。立花宗茂的先阵十时传右卫门等部将，也在此战斗过程中身亡了。
日军先锋队总指挥小早川隆景见第一队的立花宗茂战败，立即接替他作战，出动自己指挥的第二、第三队，一共约1.3万人，悉数列阵于砺石岭，直逼明军。据《吉见家朝鲜阵日记》记载，此时在小早川隆景的后方，还有吉川广家、黑田长政、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宇喜多秀家等人的部队，对明军虎视眈眈。明军只有3500人，见日军黑压压一片出现在阵前，不由大惧。祖承训、胡鸾、高升三将见到日军的大队伍，不敢与之交战，首先带头撤军。这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明军将领也全都跟在他们后面跑，一直从砺石岭后退到了碧蹄馆。
◎碧蹄馆之战地图（一）
日军先锋队总指挥小早川隆景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将军队分为三部分，他自己和粟屋景隆、井上景贞二将作为中军，将兵力配置在砺石岭和碧蹄馆中间的望客岘，又使第一队的立花宗茂列阵于望客岘西边的丘陵，使第三队的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列阵于望客岘东边的丘陵，进逼退屯碧蹄馆的明军。
听说前方战事危急，李如松此时也亲自率领1000骑兵赶到了碧蹄馆的战场。他见前方将士因贼势大而迟疑，于是喝令他们上前交战。明军在突围过程中使用了神机箭、三眼铳、天字大将军炮等火器攻击日军。凭借天字大将军炮的威力，明军打败了小早川隆景的先阵粟屋景隆、井上景贞，但小早川隆景纵左、右两翼，使两翼迂回到明军后方，自己复以中军正面迎战李如松，对明军形成包围之势。
战事胶着之际，除了小早川隆景指挥的先锋队，日军其余后备队也陆续登场。据《吉川家谱》记载，在吉川广家参与战斗以后，黑田长政、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前野长康、加藤光泰、小西行长等所率日军预备队相继杀出。《松浦家记》记载，石田三成令宗义智攻击查大受的裨将张亮、荀文翼，宗义智以铁炮乱射，敌军披靡。《太阁记》记载，坐镇最后方的宇喜多秀家不顾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三奉行的劝阻，也参与到了战斗中。从这几份日本史料的记载来看，到了碧蹄馆之战的最后阶段，王京城内的日军是倾巢而出，包围明军了。此时，明军是4500骑对战约4万日军。
明军在劣势下拼死突围，但由于日军势大，明军的反抗奏效不大。正当李如松处于危难时刻，原先被留在后方的明将杨元率领1000骑兵前来支援，使李如松等杀出重围，往坡州方向逃窜，但王京日军依旧苦苦追击，于是李如松亲自殿后，掩护明军撤退。在明军撤军路上，甲胄、军粮弃置狼藉，有两门天字大将军炮被小早川隆景俘获，一门天字大将军炮被吉川广家俘获。日军对逃跑的明军乱砍乱杀，使明军战死200余人。李如松的心腹将领李有升为了保护李如松而战死，但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也射杀了一个身份不明的金甲倭。
王京日军一直追击明军到惠任岭（在坡州南、碧蹄馆北），此时留屯坡州的明军大部队出现在惠任岭上。日军远远看到惠任岭上的明军大军，心生畏惧，不敢追击，于是掉头撤走，李如松等人也由此脱离困境，碧蹄馆之战至此结束。
是战的前一阶段，是明军侦察队以3500人对战日军先阵立花宗茂约3000人，杀死立花军至少300人，斩首100至130级之间；后一阶段，是明军侦察队加上李如松、杨元的增援部队一共5500人，被王京日军约4万人围攻，一路上明军用尽各种手段脱围，最后在惠任岭摆脱追逐。最终王京日军倾巢出动追击明军，但在绝对兵力优势之下，还是让明军逃走，未能剿杀李如松。而李如松经过碧蹄馆之战的挫折，心境也跌倒了谷底，从坡州退兵回到了开城，之后又退到了平壤，不再有进取之心。
在碧蹄馆之战中，明军和日军出动的兵力，以及双方伤亡，一直存在各种争议。
日本人对碧蹄馆之战的记录都非常夸张，在明军出动的兵力方面，江户时代成书的《安西军策》《柳河明证图会》都说明军出动108万骑，数字少一点的“史料”也说明军出动了百万骑、40万、30万、20万、十余万、数万，都远远超过明军实际投入的5500兵力。在明军的伤亡情况方面，日本人的记录同样很夸张，数字记载最大的是伪书《天野源右卫门觉书》，说日军杀死明军30万，再小一点的是《史料稿本》收录的一则伪造文书，说日军杀死明军51701人。不过这两份资料都是后人伪造的，姑且可以不论。但在非后人伪造的史料中，日本人的记录还是很夸张：毛利家臣志道广行的《毛利家记》同样写明军在碧蹄馆之战死亡5万人；小濑甫庵在《太阁记》中引用的《宇喜多秀家注进状》则显示宇喜多秀家在碧蹄馆之战以后，向安威摄津守报告杀死了明军3.8万余人。这两份都是当时参与此战的日本人的记录，尚且如此之夸张。在后世成书的各种日本史料中，有关明军的伤亡数字说法更是五花八门，但都超出明军的实际兵力。
事实上，日军当时是认识到了明军的实际损伤的。丰臣秀吉在写给立花宗茂的感谢状中，就提到了明军在碧蹄馆战死人数只有数百人，可见当时是收到了正确的情报的。李如松自己的报告则提到明军在碧蹄馆战死人数为264人，这个数字应该是真实的。
在日军的兵力方面，各说法的人数在2.45万到8万不等，《日本战史·朝鲜役》推算兵力是4.1万余，李如松自己的报告是五六万，但实际人数不明，没有很准确的记录。至于日军的损伤，李如松自己的报告提到斩首日军167，但是这没有包括未及斩首以及因负伤而死亡的人数，因此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多。一般日本史料都只记录了立花宗茂部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在一两百到五六百不等。《松浦家世略传》提到日军战死39人、受伤743人，可见负伤的人数同样很多。德富苏峰在《近世日本国民史》一书中提到，日军在碧蹄馆之战损伤的人数一共有2000人，这是阵亡和负伤的总人数，泄露了日军的底子。
所以实际上，明军在碧蹄馆之战的主要阶段，以5500人对战约4万人的日军，在一路溃退的情况下，以自身阵亡264人的代价，使日军付出了死伤2000人的代价，可见其惊人之战斗力。这还要考虑到，日军在碧蹄馆之战精锐齐出，立花宗茂、小早川隆景、黑田长政、吉川广家、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日本战国知名人士全部出马，尚且无法奈何兵力处在绝对劣势的明军，仍旧使明军逃逸而去。由此可见，日本战国军队在实质上确实是非常脆弱的军队，在大好形势下，其作为仍旧非常有限。尽管日本人将碧蹄馆之战吹得天花乱坠，但这一战暴露的正是日本战国军队的无能。
从最后结果上看，碧蹄馆之战虽是日军的一次胜利，但战术上的胜利弥补不了战略上的劣势。当时数万日军集结于王京，后勤补给困难，即便日军战胜明军，在战后也无法向前推进，无法对明军形成反攻攻势。
于是，在僵持了短短的3个月以后，日军在四月十八日退出了朝鲜王京，集体撤到了朝鲜沿岸地带。碧蹄馆之战和第一次平壤之战一样，都是明军打了败仗，而日军不但没能够向前进取，反一再退缩，这说明了当时日本战国军队的严重局限性。此后，除去日军退据的庆尚南道以外，朝鲜其余七道和庆尚北道尽被收复。丰臣秀吉发起的第一次侵略朝鲜战争，就以这样虎头蛇尾的方式告终。
稷山之战
在王京日军退据朝鲜沿海以后，日本便和明朝政府进入谈判议和阶段。在丰臣秀吉开出的议和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侵略明朝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只是想以体面的方式结束在朝鲜的战争。但谈判过程是漫长和曲折多变的，到了1597年，由于明朝和日本之间的议和谈判破裂，丰臣秀吉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第二次派兵侵略朝鲜（日方称之为“庆长之役”，朝方称之为“丁酉再乱”）。明朝也起用邢玠为经略、杨镐为经理、麻贵为提督，再次出兵救援朝鲜。
关于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的原因，杨海英女士在《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纪实》一书中认为：“责备朝鲜实际上不过是个借口，一代枭雄丰臣秀吉不可能被这样的小事牵着鼻子走。正如接替李宗城为正使的杨方亨所说，‘倭奴狡诈百端，志在蚕食’。统一日本之后的丰臣秀吉，不再甘居人下，欲与明朝一决高低，再争雄长。从这样的角度看丰臣秀吉不惜倾国与战之举，应该还是靠谱的。”但是，杨女士的这一个解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过于想当然。
《近世日本国民史·朝鲜役》记载：“然其后役何为乎？秀吉抛却最早征服明国之雄图，彼只为征服朝鲜。其后役比之前役，规模小，目的亦小。”明确指出，相较于文禄之役，丰臣秀吉在发动庆长之役时，志气已经大为消减，已经不敢再打明朝的主意，只敢打朝鲜的主意了。岛津亮二的《小西行长》一书说得更加干脆，认为丰臣秀吉在庆长之役时，连拿下整个朝鲜的心思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战略目标变成了只是打下朝鲜半岛南部四道。也有说法认为，丰臣秀吉二次侵朝的本质，只是为了面子问题来朝鲜烧杀抢掠的，根本连占地都不想占了。
由于战略目标和第一次侵略朝鲜时已经大为不同，日军几乎放弃了“支配”朝鲜的目的，只把朝鲜视作“他物”，因此不必再“吝惜”。于是，日军第二次出兵侵略朝鲜时，军纪比第一次还远远不如，连一点象征性的安抚群众工作都不做了，占领一处便屠城杀戮、劫掠一空，完全是在搞破坏。即便居民逃窜到高山深谷之中，也难以逃脱日军的魔掌，惨遭洗劫和屠杀。
◎日军第二次侵略朝鲜的进军路线珍岛
此次侵朝，日军兵分两路，分为左军和右军，左军大将为宇喜多秀家，进兵全罗道；右军大将为毛利秀元，统领黑田长政、加藤清正、太田一吉等将，进兵忠清道。八月十六日，日军左军攻陷明军驻守的全罗道南原城，守将杨元弃城逃走，城中的3000守军几乎被日军全歼。在南原陷落后，日军乘胜长驱，侵入忠清道。九月七日，日军右军先锋黑田长政率军从忠清道天安北上，准备一路杀向朝鲜的都城王京，像第一次侵朝战争一样，再度占领朝鲜首都。他故意使黑田军士卒穿着朝鲜人常穿的白色衣服，伪装成是朝鲜人的样子向前进发，希望以此骗过明军和朝鲜军。
当时明军提督麻贵派遣解生、牛伯英、杨登山、颇贵四将率领2000骑，埋伏在稷山、天安之间，以迎击日军。解生、杨登山、颇贵出自宣大系统，牛伯英出自蓟镇系统，统领的都是精锐的北方骑兵部队。当这些伪装成朝鲜人的黑田军士卒漫山遍野前进时，埋伏在稷山、天安之间的明军一开始还没有察觉到这些“朝鲜人”是由日军伪装的，因此并没有动手。但黑田军出于不明原因，放了几发铁炮，这下才让明军觉察到这些“朝鲜人”的真面目，于是纵锐骑突击日军之阵。
◎稷山之战地图
黑田长政的先锋栗山善助、后藤基次率领50人，被明军首先围住，他们二人左冲右突才好不容易溃围而出。黑田长政望见，亲自率领2000人与明军接战。日军右军大将毛利秀元的先阵宍户元续此时也从天安赶来，一同加入战斗。宍户元续在庆长之役率领的兵力是2953人，如果2050人是黑田长政在稷山之战投入的全部兵力，则两者相加的总兵力约有5000人。而如果黑田长政将庆长之役时的黑田军团5000人全部投入战斗，则两者相加的总兵力约有8000人，在人数上对明军占据优势。但这些都是推测，实数不明。
在战斗过程中，明军使用了弓箭、棍棒、火器等多种类型的武器，当阵斩杀穿戴金盔、金甲的“金甲倭”数人。金甲倭在碧蹄馆之战也现身过，稷山之战被斩杀的金甲倭被明军将士们推测为“贼酋”。后来被俘虏的毛利军士卒也承认，日军在稷山战死的较高等级将士有20多人，可见日军此战死伤颇大。
是日，明、日双方一直激战至下午，明军骑兵不断驰突日军，一共杀死日军士卒五六百人，但此时战场上的局势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有日军士卒登上山头，举起白旗作为信号，顷刻间日军大部队云集——由于黑田长政在稷山的失利，在天安的日军右军大将毛利秀元不得不亲自率领大军团奔赴战场进行救援。在庆长之役，毛利秀元军团的兵力共有3万人，黑田长政军团则共有5000人，若毛利、黑田两军团的所有兵力全部投入稷山的战斗，日军在战场上的总数量当有3.5万。在日军取得了足够的兵力优势后，解生、杨登山、颇贵、牛伯英四将认为明军人数太少，不能抵抗人数众多的日军，于是便辟易而逃，一路向北撤，退回了振威（属京畿道），之后又北遁至水原（属京畿道）的明军本营。此时已近日暮，日军因此也没有追击明军。
对于明军在稷山之战没有击退日军，反而率先撤退一事，部分朝鲜史料予以了巧妙的掩饰。比如，赵庆男的《乱中杂录》在用许多华丽的辞藻记录明军骑兵疯狂蹂躏日军后，只说日、明“日暮各敛兵屯聚”，回避了明军是因为日军势大而率先退兵这一事实情节；申钦的《象村稿》也只说明军最后“还军振威”，同样回避了退兵的原因。在明军撤退的问题上，朝鲜史料《宣庙中兴志》的记录最为忠实，没有回避，原文记载称：“贼大阵应时四合，四将度不可支，即敛骑还振威。”明白说明了解生等人自忖敌不过日军才主动撤退的，这是最客观的一个记录。对于解生等将当时的心理，日本史料《岛津世家》也有较为准确的记录——“解生等惧逃走”“解生大惧急退”。这番话虽然以明人立场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听，但是反映的也是现实情况。
对比明、朝、日史料，不难发现三方史料都确实提到了解生因不敌而撤兵，只是表述的语气不同。部分明朝、朝鲜的史料会使用比较委婉的措辞，也会使用春秋笔法，部分朝鲜、日本史料则说得相对直接。共有如下不同的表述：
稷山之战，明军初始以2000骑兵对战兵力在5000至8000之间的黑田长政、毛利秀元先阵，杀死敌军五六百人，拥有绝对的优势；后一阶段，日军援军大举出动，明军兵力开始处于劣势，于是便主动撤退。无论一些朝鲜、明朝文献对此战的结果如何润饰，都无法掩盖此战是明军先撤退的事实。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明军并未能在此阶段击败日军，且《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解总兵等四将去夜发稷山前来，唐兵亦多死者云”，可见明军也有较大的伤亡。
明军的震恐
明军在稷山之战以主动逃离战场收尾，而日军右军并没停下脚步，仍旧继续北上，进犯京畿道的安城、竹山一带，迫近朝鲜的都城王京，这使得“都城震恐、军民皆散”。当时进入朝鲜的明军还只有一小部分，大军尚未出动，兵力薄弱，无法与逼近京畿的日军抗衡，朝鲜人因此非常忧虑，担心日军会长驱直入。
朝鲜司谏院的报告就透露出了这种焦虑，报告称：“（日军）其势必由阳安城，绕出阳智、竹山无人之境。不待智者而知，既出竹山而由龙仁大路，扼天兵之后，则事不可测。由利川直向京城，则其间无一扞御之处。”朝鲜国王李昖也对此忧心忡忡：“贼锋已及京畿，而天兵尚未齐到，已到兵马该数不多，欲隄备稷山一路，已恐不足。若清州之贼，由镇川出于竹山；忠州之贼，由原州出于龙津等路，则更将何兵可备各路？”朝鲜掌令李钺则在报告中指出，日军已经迫近京畿，虽然天兵在前线搏战厮杀，但没有朝鲜将士堵截于中路，虽然派遣了李卿濬前往抵御，但他带领的兵力不多，而且不肯与天兵合势，尚且滞留在果川（属京畿道，在前线明军屯驻的水原的后方）一带，实在无颜面对天兵。朝鲜司谏院和国王李昖、掌令李钺的话，都暴露出明军在稷山之战后无力全线堵截进逼王京的日军右军，日军仍然可以经由忠清道到京畿道之间的广大开阔地域直犯王京。
对日军右军在稷山之战以后没有退却、仍旧继续北上的迫切局势，明人在当时已经有深刻的认识。提督麻贵意识到日军可能会往西北方向进军，进逼前线明军屯驻的水原，也可能往东北方向进军，经安城、竹山路线，直犯朝鲜都城王京，但是具体如何还难以预料，他认为当下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坚守水原。但是明军诸将士听说日军迫近的消息后，都非常害怕，以明军兵力不足为辞，皆希望立即从前线水原撤兵。
为了打消前线明军的退兵念头，九月十一日，经理杨镐准备从王京动身南下、前往水原，以振奋前线的士气，向诸将示以不可退缩之意。次日，麻贵在王京的南大门外追上杨镐，苦苦劝谏他说：“贼兵已迫近水原，也可能通过其他路径绕出于后，届时明军将进退失据，经理此行只会徒损军威，因此请求经理不要动身南下水原。”杨镐听了麻贵的话后，放弃了南下水原的想法，但还是坚持渡过汉江（在王京南面），在江南举行阅兵仪式。麻贵无奈，只好跟着杨镐。
◎日军在稷山之战后进军安城、竹山
此时朝鲜王京人心汹惧，士大夫、庶民皆荷担而立，随时准备逃走。为了安定王京的人心，杨镐和麻贵又逼迫朝鲜国王李昖一同前行，巡视于汉江。李昖不得已，只好与他二人一同出行。
杨镐一行人在渡过汉江后，抵达江南的冠岳山一带，举行阅兵仪式。杨镐和麻贵调拨麾下骑兵千余，分成两个队列，分别列阵于两处山峰上，使这些骑兵耀武扬威地驰骋。之后下山，令明军在汉江边上放虎蹲炮，声震天地。杨镐很高兴，就此向朝鲜国王李昖炫耀，李昖只能向杨镐说奉承话。杨镐夸耀道：“如果多设大炮于此，日军断然不敢渡江北上。”
日暮，杨镐、麻贵、李昖一行人都回到了王京。朝鲜百姓看到国王没有逃走，都喜极而泣。杨镐通过此次巡视汉江，亲自在前线展现武力，遏制住了明军将士继续北逃的趋势。而明、朝鲜双方都担忧的日军将继续北上、侵犯王京，此后并未发生，日军在数日之后，突然就南撤了。
对于日军突然撤兵的原因，后来成书的一些朝鲜史料，例如赵庆男的《乱中杂录》，把明军主动撤退的稷山之战，给描绘成胜仗，解释说是因为稷山之战日军被打败以后，不敢北上，所以仓皇南遁了。但事实上，朝鲜国王李昖在日军退兵以后非常不解，他认为日军毫无理由就突然撤兵，有可能是想以一支部队引诱明军南下，牵制住明军，另外的部队趁机直接远出其后，直捣王京。这一说法，显示出当时的朝鲜人并不认为明军在稷山之战击退了日军。经过后世朝鲜人重新“塑造”的稷山之战，实际上已与历史事实完全不同。
日军的退却
日军右军在兵锋迫近王京、明军无力堵截的情况下突然撤走，原因并非朝鲜人重新塑造的“稷山之战”所讲的那样。事实上，日军右军的毛利秀元、加藤清正都是强硬派，秉持的想法一直是继续北上、攻陷王京，所以稷山之战以后，毛利秀元仍旧进兵至安城、竹山一带，有直捣王京之势，当时明军吓得都想从水原撤军。但丰臣秀吉屡次派人向在朝日军传达撤兵命令，因而诸将最后只能放弃继续北上的想法。据朝鲜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加藤清正麾下有一名叫作福田勘介的小头目，他在日军撤退的路上被朝鲜人俘虏，据他交代，加藤清正的本来意愿是分兵三路直冲朝鲜王京，但丰臣秀吉派人来传达不准进犯王京的命令，限九月之内在其所到之处厮杀，十月之内退到西生浦、釜山浦一带；所以日军在距离王京只有三日路程的时候，撤退了。
以上这一个说法能够得到日本史料《毛利家记》的佐证。据《毛利家记》记载，毛利秀元在稷山之战以后，有打到明朝辽东边境的想法，但这个时候丰臣秀吉的书信到来，传令诸将悉退守釜山、坚守诸城。结合福田勘介的供词，可以明确是丰臣秀吉本人做出决策，下令日军南撤至朝鲜沿岸，禁止他们进犯朝鲜王京。又据太田一吉的家臣、从军僧侣庆念的《朝鲜日日记》的记载，日军左、右两军在稷山之战前十几天的八月二十日，于全罗道全州举行军议，日军诸将在会前本欲直冲朝鲜王京，但丰臣秀吉派遣使者来传达命令——退军；再加上天气寒冷等原因，日军诸将决定在分兵掳掠一番之后，就执行秀吉的撤退命令。原文记载：“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在全州，留数日休士马、治伤。会秀吉使者来命退军，诸将初欲直冲京城，以天渐寒，且有秀吉命，停前议，欲分徇郡邑而后退。”
而其实在更早之前，在庆长之役的一开始，丰臣秀吉在刚派兵渡海的时候，就明确提到过他的战略目标，命令诸将把战线限制在半岛南部的赤国（全罗道）、青国（忠清道）。从以上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丰臣秀吉在庆长之役一开始，就把战线限定在了朝鲜半岛南部，并没有进军朝鲜王京的想法。
可以说，丰臣秀吉在庆长之役开打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日军的局限性，因此把战线严格限制在朝鲜南部，命令日军诸将见好就收。但不少日军将领不理解丰臣秀吉的战略意图，仍然有长驱直入、攻陷朝鲜都城王京的想法，为此丰臣秀吉不得不多次派人传达命令，严格禁止日军诸将继续北上、推进到王京一带。从《朝鲜日日记》来看，至迟在1597年八月的全罗道全州军议上，丰臣秀吉就派人给日军诸将传达了退军的命令，这是稷山之战发生前十几天的事情。在稷山之战以后，日军兵锋近抵王京，但由于丰臣秀吉的多次传令，加之天气寒冷等原因，日军右军诸将也就接受了这一命令，随后便渐次南撤，退兵至朝鲜庆尚道了。
因此，可以明确的是，无论稷山之战是否发生，日军右军在九、十月份内撤军到朝鲜沿岸是必然的事情，这是丰臣秀吉早先的战略计划就已经决定了的。稷山之战，明军实际上并没有对日军占据绝对优势。相反，当时占据绝对优势的是日军，以兵力优势在稷山之战逼退了明军，之后一路北上，迫近朝鲜都城王京，弄得朝鲜人和明人都人心惶惶。但日军还是跟文禄之役的时候一样，最后只能退守朝鲜沿岸筑城自保，进入到与明军长期相持的状态。由此可见日本战国军队的局限性，即便是侵朝的日本战国军队打了胜仗，他们也无法长期推进作战，只能被局限在朝鲜最偏僻的一隅之地。过去的第一次平壤之战、碧蹄馆之战，日军都是如此，不败而败。而这一次，是丰臣秀吉自己主动做出的最高战略决策。
丰臣秀吉之所以在庆长之役限制日军的作战区域，一再传令退兵至朝鲜沿岸，是因为他想将日军兵力集中于补给稳定的后方，和明、朝鲜长久相持，是一种持久战的战略。文禄之役的时候，日军在还没完全打下后方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的情况下过于深入，结果自釜山浦至王京之间，不断有朝鲜人蜂起反抗，导致日军兵力分散、补给跟不上；即便是在第一次平壤之战、碧蹄馆之战击败了明军，日军也没有换来战略优势，最后只能退据朝鲜沿岸，与明议和。有了过去的教训，丰臣秀吉在庆长之役做了很大战略变动，将其战略调整得极为被动保守，严格限制日军的作战区域。而丰臣秀吉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从根本上意识到了自己不可能轻易对抗明朝，这是日本当时的国力决定的。
青山之战
在日军右军南撤以后，明军终于解除危机，随即展开追击。九月十六日，朝鲜接待都监报告：“摆、柴两游击，追击斩贼十八级，方乘胜追击云。”至九月十八日，又报：“提督吩咐摆、彭、柴三将，追击倭贼于锦江之边，昨日又斩四十六级。且镇川之贼，已过荆川而去云。”从这两份报告来看，最迟在九月十六日，提督麻贵就已经命令摆赛、彭友德、柴登科三将南下追击南撤的日军右军，而且明军追击到了锦江边。
除了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外，锦江之战在其他的明朝、朝鲜史料中并没记载，但此战却意外得到了日本史料的印证。根据《毛利家记》的记载，毛利秀元在稷山之战以后，本想继续一直打到明朝辽东，但接到丰臣秀吉要求退守釜山浦的命令，于是开始从公州撤军。而从朝鲜古代地图《海东地图》来看，公州边上正是锦江。由此可见，《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提到的“追击倭贼于锦江之边”，当是指追击正在撤退的毛利秀元军，也就是日军右军的本队。而负责追击日军右军的摆赛、彭友德、柴登科三将，期间也取得了一些首级。
《毛利家记》记录毛利秀元从公州撤退以后，到了忠清道的文义这一个地方，结果朝鲜、大明四五万军队紧追不舍，毛利秀元因此自卫还击，击杀敌兵数千人。这一描写虽然不免夸大实情，但透露出两个重要的情报：一是毛利秀元在公州撤退以后，被明军追击确实是事实；二是毛利秀元从公州撤退后，又与明军在文义打了一仗。据朝鲜《同春唐集》，锦江的边上是荆江，荆江属文义地；又据《宣祖昭敬大王实录》记载，彭友德、摆赛、柴登科三将在追击日军于锦江后，又“追贼至荆江，接战连捷”，可见确实是杀到了荆江流域的文义，与毛利秀元在此交战。在文义之战以后，明军又一路南下，追击日军右军于青山，是为青山之战。
青山之战在史料上留下的笔墨并不多。明朝官方史料《明神宗实录》记载：“经略邢阶奏报倭情……嗣是九月，副将解生中等挫倭于稷山，参将彭友德等追倭至青山，共获级一百五十二颗，军声渐振。”而朝鲜官方史料《宣祖昭敬大王实录》并没有明文提及青山之战，只记载了在交战地点和斩级数目上高度疑似的荆江之战：“（九月二十日）接待都监啓曰：当日彭、摆、柴三将先回，而追贼至荆江，接战连捷。柴游击军得十四级，摆游击手斩四级，军丁获三十六级，彭中军军丁得三十六级，提督内家丁斩三十五级，及他将军丁，亦有所获，合诸营一百五十五级。”参以朝鲜《八道地图》，文义和青山都在荆江流域，青山在文义的东南部。由此可见，《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所谓“追贼至荆江，接战连捷”，当是指明军追杀日军右军到荆江流域后，在文义、青山等处对日军发起的一系列追击战，青山之战被包括在了其中。
《明神宗实录》说明军在稷山之战和青山之战“共获级一百五十二颗”，那《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中的“合诸营一百五十五级”，应该是包括了明军在稷山之战，以及在锦江、荆江流域一连串追击战中取得的首级数目，不仅仅只是青山之战一战的斩首数目。而青山之战的意义，是这一连串追击战的收尾之作，故明人对此战有特笔记录。
但青山之战又衍生出一个问题，即与明军在此交战的日军将领是谁。对此，笔者认为，毛利秀元、黑田长政、加藤清正三将都有可能，但无法确定。
稷山之战以后，毛利秀元的撤军路线是公州—文义，再往南撤退，肯定会经过青山。据朝鲜史料《乱中杂录》记载，在稷山之战以后，日军右军将领在忠清道清州分三路南撤：一军经过青山、黄涧，由星洲而下；一军自咸昌、尚州，经过仁同、大丘而下；一军由闻庆、军威、比安而下。北岛万次在《丰臣秀吉朝鲜侵略关系史料集成·第三卷》中指出，日军的右军本队是经由青山、黄涧撤退的，而本队大将正是毛利秀元。因此毛利秀元有很大嫌疑，但是《毛利家记》对此没有记载。
至于黑田长政，可以知道他在稷山之战结束七八天之后的九月十四日到十六日期间，在忠清北道清安郡一带杀戮朝鲜人，先后割取150、457个鼻子。再之后，黑田长政又在忠清北道沃川郡青山杀戮朝鲜人，割取242个鼻子，时间应是在九月十八日之前。从朝鲜《八道地图》《海东地图》看，清安郡在沃川郡的青山北面，这反映的是黑田长政南下撤军的路线，而他在撤军途中经过了青山这一地方，因此可能与明军在此交战。不过，黑田长政逗留青山杀戮朝鲜人，应该是在九月十八日之前的一两天，之后就继续南撤了，而明军在九月十八日的时候只追击日军到锦江一带，追杀的应该是毛利秀元军。因此从时间和空间来说，在九月十八日时，当黑田长政已经从青山继续南撤的时候，明军尚未追击到这个地方，因此两者并不可能交战。再者，《黑田文书》在记录稷山之战割取了多少敌人鼻子时，明确标注了割取的是“汉南势”的鼻子，也就是明人的鼻子；但是在青山屠杀中割取的鼻子，《黑田文书》却并没有特别标注是割取的明人，因此只可能是朝鲜平民。从这些迹象看，明军并不太可能与黑田长政在青山交战，从时间、空间、记录习惯来看都不太可能。
剩下有可能在青山和明军交战的，是加藤清正。据朝鲜史料《宣庙中兴志》记载，加藤清正在撤退的路上，于忠清道的报恩赤岩一地与朝鲜将领郑起龙相遇，郑起龙因为只有400人，不是清正对手，所以最终逃走；之后提督麻贵又派遣参将彭友德追击加藤清正于青山，在此地将其击败。《宣庙中兴志》的记载，是白纸黑字写明了彭友德在青山之战打败的日军将领是加藤清正。但《宣庙中兴志》属于后世成书的史料，有时候会将敌军主将弄错，例如铁岭之战的日军主将是毛利吉成，此书写成了加藤清正；稷山之战的日军主将是黑田长政、毛利秀元，此书又给写成了加藤清正。因此《宣庙中兴志》所言加藤清正是青山之战的日军主将，并不能视作决定性的证据。
笔者认为，彭友德、摆赛、柴登科追击日军右军的青山之战，实际交战对手无法确切得知，在毛利秀元、黑田长政、加藤清正三个军团当中，黑田长政可以排除，毛利秀元、加藤清正都有一定的嫌疑。但无论对手是谁，青山之战在事实上都不会是一场大战，只是一次小冲突。
◎加藤清正画像
在1597年的九月份，日军右军在稷山之战击退了明军，之后兵锋直抵京畿道的安城、竹山，迫近王京，明和朝鲜都无力堵截，人心惶惶。但日军右军因为丰臣秀吉的多次传令，以及忍受不了朝鲜的严寒天气，开始从忠清道撤退到庆尚道。明军之后对日军右军进行追击，在青山追杀一股零倭，事后向明朝朝廷报告时，极力声言稷山、青山两战是大捷。这便是历史上真实的稷山、青山之战。
蔚山之战与其影响
日军右军撤退到庆尚道以后，日军左军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撤军。在左右两军撤军以后，日军在朝鲜仅能够保得全罗道的顺天城，以及庆尚南道的一些城池和岛屿，已经是在朝鲜的边陲地带了。庆尚南道的蔚山城（加藤清正守）、彦阳城（浅野幸长守）、梁山城（黑田长政守）三城，构成了日军抵御明军南下的第一道防线。1597年十二月，明军组织大军，动员4万多人马，分军为三协，经理杨镐、提督麻贵皆披甲上阵，督军围剿加藤清正所在的蔚山城，发起了蔚山战役。
◎日军在庆尚南道构成的蔚山—彦阳—梁山防线
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攘录》一书记载，明军为发起蔚山战役，投入了大量的火器，一共有“大将军炮一千二百四十四位、火箭十一万八千支、火药六万九千七百四十五斤、大小铅子一百七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七斤，皆辽阳分守张登云运。至于三眼铳、铁须筤、闷棍、火炮、火筒、团牌、佛郎机等器，皆倭所深畏者，无一不备，其粮饷足供一月”。不过，这一个记载严重夸大了明军在火器投入上的数量和种类，并不能视作事实。一个可以拿来参考的例子是在1593年的第二次平壤之战前夕，宋应昌指示李如松攻打平壤城时，要配备十几门大将军炮。况且，每门大将军炮至少需要20名习惯使用火器的铁炮手。如果蔚山战役投入1224门天字大将军炮，则明军至少需要炮手24480名，几乎占4万多明军的一半，这一数字显然太夸张了。
蔚山战役从1597年的十二月打到1598年的一月初，时间总共持续了十几天。在这一段时间内，蔚山城被明军攻陷，城内日军退据蔚山城后方的岛山城。此城不比蔚山城，明军仰攻难克，在长期攻坚战中付出了较大损伤。至1598年一月初，日军援军自西生浦集结，从陆路和海陆出发，救援坐困孤城的加藤清正。在此之前十几天的时间内，加藤清正被明军长期围困，缺乏粮食、水，城内的士兵们只好杀死马匹、喝马血，再不济的，就只能饮雨水，甚至是自己的尿水。据朝鲜人的记载，加藤清正当时甚至到了将要自杀的地步。
但日军援军登陆以后，杨镐错估了日军兵力有6万人（实际上是1.3万人），且认为明军长期攻坚已经很疲惫，如今又面临日军腹背夹攻的威胁，于是下令明军撤军。日军援军当中打先阵的是黑田长政、蜂须贺家政，他们二人不敢进逼明军，没有与明军发生实质性的战斗。杨镐的主力部队最后安然无恙，得以撤退，没有太大的损伤，但仍然有一部分来不及撤走的明军别动队受到日军攻击，损伤较大。而日军在长期的守城战中，也付出了相当大的损伤。关于明军和日军在蔚山战役的损失，存有许多种说法，经笔者统计如下：
在明军的损伤数字中，以死亡2万人的说法最为出名，这是由于《明史·杨镐传》的广泛影响，原文记载：“诸营上军籍，士卒死亡殆二万，镐大怒，屏不奏，止称百余人”。这一数字来源于后人阅读《明神宗实录》时添加的眉批，后被《明史·杨镐传》的作者给引用了，并非《明神宗实录》原本就有的记录。事实上，连弹劾杨镐的言官丁应泰，也只说蔚山之役阵亡了1万人，没有说2万人。即便是日本人的记录，普遍的说法也是明军阵亡了1.3万多人，没有2万人那么多。在蔚山战役结束以后，朝鲜人就特地调查过明军的实际损伤数字，替杨镐辩诬，他们当时计算出的数字是阵亡千余人、受伤约3000人，这一数字应该最为真实。
至于日军的损伤情况，朝鲜史料《宣庙中兴志》的记载最夸张，称日军被烧死、斩首的一共有1万多人，但1万人已经是当时加藤清正军团的全部兵力，这一说法自然不是事实。明朝经略邢玠在官方报告中，提到整个蔚山战役，明军一共斩首日军1200百级，这一数字应该体现的是事实。日本方面，在《大河内秀元朝鲜记》的记录中，提到了日军在蔚山战役中一共阵亡2800人，这一数字超过了邢玠的报告，应该是将城内因缺粮乏食而死的日军也计算在内了。日本人自己都做出如此之高的损失人数报告，没理由不相信这是事实。
明军在蔚山之役败退以后，撤退到了庆州。战败的明军，军纪变得难以约束，将卒多不检点，开始到处生事。驻扎安东的宣、大兵马和提督麻贵麾下的鞑兵，军纪尤其败坏，他们以向朝鲜人索取马草为名，四出掳掠街巷，甚至抢劫、强奸朝鲜妇女。因为这一部分明军的暴行，远近的居民闻风而逃，三四十里之内，居民人家一空，极为骇惨。也有的明军窜入村落，搜刮民财、强奸村妇，甚至无端杀害朝鲜百姓，与日军的暴行毫无二致。有村妇号哭道：“自己忍饥挨饿、提供军饷，就是希望能看见平定贼乱的一天，今天反而看到这样一副场景，哪里还可期盼有求生之路？”闻者不禁为之恻然。
但战争中的朝鲜人也非全是正义之辈。约同一时间，日军派出一些细作侦察明军的动向。明军副总兵吴惟忠及时发觉，捕获了日军细作数人，将这些人押解到经理杨镐处，由杨镐亲自审问。据日本细作供称，日军在之前蔚山战役派出的援军并非全部都是真日本人：陆军援军是由数千名朝鲜人协同数百名日本人，多张旗帜、以作声势而已；水军援军则除了大船上有五六个日本人以外，其余都是朝鲜人。杨镐反复审问被俘虏的日军细作，对此感到震怒，怒斥道：“高丽可恶！”
在杨镐的这一声怒斥中，蔚山战役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对明军在蔚山之役的结果，明人诸葛元声在《两朝平攘录》一书内有段非常差的评价，认为：“是役也，谋之经年，已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而卒无成功，贻笑远人，可慨已。”《明史》也沿用了诸葛元声的这一个说法。但是，这一种评价是极其不正确的。尽管日军在蔚山之役获胜，是达到了解救加藤清正、击退明军的目的，但此战还是对日军造成了极其之大的心理震慑。
在蔚山战役依旧是“获胜”的前提下，在朝鲜的日本诸大名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日军撑不了太长时间了，为此诸大名提出了全面收缩战线的议案。一月九日，在朝大名派遣使者渡海，送信给丰臣秀吉，信件中提出了撤守全罗道顺天城、庆尚道蔚山城的议案。顺天城为此时日军在朝鲜最西部的据点，蔚山城为此时日军在朝鲜最东部的据点，侵朝日军已经感觉到保不住这两个城了。
同月二十一日，丰臣秀吉收到信。他对在朝日军大名提出的这一个议案感到非常不满，在写给毛利秀元的回信中，直斥这一提案是胆小、怯懦之举。但由于现实的打击，在朝日军大名并没有放弃这一诉求。同月二十六日，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蜂须贺家政、生驹一正、藤堂高虎、胁坂安治、菅三郎兵卫尉、松岛彦右卫门尉、菅右卫门人、山口宗永、中川秀成、池田秀雄、长宗我部元亲等十三位在朝大名联名写信给石田三成、长束正家、增田长盛、前田玄以这四位奉行，通过他们将相关意见转达给丰臣秀吉，第二次向秀吉提出了在朝鲜缩小战线的议案。
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等人由于“蔚山、顺天、梁山斗出敌地，难以守御”这一原因，对日军当前面临的局势非常不乐观，在书信中向石田三成、长束正家、增田长盛、前田玄以这四位奉行说道：
去年赤国之役，会议于井邑，拟定各人守城及兵数，得旨而施行。及明兵攻蔚山，始知其广阔难守。且蔚山道险，隔绝山河，赴救甚难。至于顺天，加以海湾水浅，船不达岸，海陆皆阻。故欲弃二城，徙岛津父子（指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父子）于固城，而使清正守西生浦，行长守泗川。
西生、固城，城垒不固，请留安艺宰相（指毛利秀元）众五千人，修筑西生；备前纳言（指宇喜多秀家）、藤堂佐州（指藤堂高虎）之众修筑固城。顺天既弃，南海不须防备，使宗对州（指宗义智）坚守唐岛足矣。又梁山之与釜山，中间阻层岭，往来尤艰。而加德浦当东西交通之冲，大河入海之口，而从无城垒。不如弃梁山，使安艺宰相城于加德，徙黑田长政使守之。唯三城之弃，行长、义智不可，故欲得旨而后决之，伏乞裁决。如各城堑垒，初以为峻固。及受明兵，知其有缺，使守将服工役之半，努完缮之，勿有蹉跌。
这套议案的中心内容是：守蔚山城的加藤清正放弃蔚山城，后撤至西生浦；守顺天城的小西行长放弃顺天城，后撤至泗川城，在弃置顺天城以后，也弃守了靠近顺天城的南海岛；守泗川城的岛津义弘，则从泗川城后撤至固城；守梁山城的黑田长政放弃梁山城，后撤至加德岛。在这套议案中，宇喜多秀家等人计划放弃庆尚道最前线的蔚山城、梁山城两城，还有全罗道仅剩下的顺天城，以及靠近顺天城的庆尚道南海岛，全面撤退至朝鲜庆尚南道最沿岸、最靠海的地带。
除了上一次提出放弃的蔚山城、顺天城外，此次提案又建议放弃梁山城、南海岛，可见日军侵朝的势头至此已经大为消退，陷入了事实上的败局。
丰臣秀吉第二次得到在朝大名提出的战线收缩请求后，仍非常不悦，回信说：
审来意，欲撤蔚山、梁山、顺天三城。不先取旨，而先有陈请，甚无谓也。往年朝鲜因沈游击（指沈惟敬）谢罪，虑将士劳苦，方使退据沿海城砦，厚蓄其力，两三年一出兵焚掠。至于后役，禀请守备事宜，其地未尝目击，故使随宜措置。今察其所为，初乘敌弱，广设区域，忽复减绌，欲弃前功。夫杨镐之攻蔚山，合明韩二国之兵，攻堑垒浅单，粮仗竭乏之，孤城犹且不能克，自溃而走。以我兵之勇，当乌集瓦合之众，正当飙驰电击，以歼灭之。今乃致其逃逸，且欲弃守自退，何其萎靡不振之甚也！深湟高垒，以严防备，将士之任也。至于军中所须，粮食兵仗，照数支给。既已发送，又有功将士，皆沾厚赏。然则出力城守，岂得不自任？守备既固，将士自任，一二城砦何难保之有？其梁山城，存之无益于势，撤而徙于加德其可也。
丰臣秀吉的大致意思，是对宇喜多秀家等人提出的撤守蔚山城、梁山城、顺天城这一议案感到非常不满，认为在朝日军不仅没能对明军穷追猛打、将其歼灭，反而欲弃守自退，实在是自灭威风。秀吉还认为，将士守城是本分，保得一二城砦并没有什么太大困难。但面对朝鲜战场的不顺利，他多少还是有所动摇，最终同意了撤守梁山一城，将驻守此城的日军徙至更后方的加德岛。
虽然蔚山战役从战术上的最后结果看是明军败退，但是在战略角度上，日军不但没能因此战的结束取得优势，相反有一路溃退之势。在事实上，这也暴露出了日本战国军队在远离本土作战时的不堪一击。更直白地说，这反映出日本战国军队总体还是很虚弱的。即使明朝军队打了败仗，日本战国军队也只能非常被动地收缩战线，仅能保得朝鲜沿海数城。
不过，正由于丰臣秀吉驳回了在朝日本大名请求的撤守蔚山、顺天议案，让明人在蔚山战役后，对日军依旧不敢大意，误认为日军大势依旧，仍能与明军相持很长时间、坐困明军。正如海防边备参议梁祖龄对经理杨镐说：“照今倭奴蔚山之败，虽遭大挫，而行长、清正等酋尚雄据全庆，负山依海，联络坚城，以缓局老我。”由此说来，宇喜多秀家等人也可谓阴差阳错，没让明军发现日军的底子。
虽然在蔚山之役结束以后，明军又与日军相持了很长时间，此后发生了无数小规模、中等规模的战斗，和第二次蔚山之战、泗川之战、顺天之战、露梁海战等大型战役，一直熬到了1598年的年底，才终于将日军完全驱逐出朝鲜。但实质上，蔚山之役已经奠定了日军从朝鲜退兵的基础。即便是丰臣秀吉本人，当时也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丰臣秀吉原先已经破例允许日军弃守梁山城，将此城守军后撤至朝鲜最南端的加德岛，在同意弃守梁山城几个月以后，丰臣秀吉干脆下令将加德岛也放弃了，可见其已经灰心丧气了。
同年五月，丰臣秀吉又下令将侵略朝鲜的日军总大将小早川秀秋和毛利秀元等将召回国，只留下一部分军队继续待在朝鲜。可见，在丰臣秀吉尚且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准备从朝鲜撤军的事情了。3个月后的八月，丰臣秀吉，这一个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日本“三岛岛主”，离开了人世。据岛津家的《征韩录》记载，直到临死之际，丰臣秀吉还惦记着从朝鲜撤军的事情。年底的十二月，在朝日军尽数被明军驱逐，扬帆归航，渡海逃回了日本，万历朝鲜战争也就此结束。
清朝编纂的《明史·朝鲜传》云：“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这段话在当今广泛流传，使人们对万历援朝做出了相当负面的评价，认为明朝为救援朝鲜而死亡数十万人，直到丰臣秀吉死亡，明朝才得以免去这场灾祸。但这一番话是完全错误的，不但明朝没有在朝鲜“丧师数十万”，而且丰臣秀吉对他侵略朝鲜的行为感到难以为继，准备结束在朝鲜的战争，也是他活着时候的事情。在死亡之前几个月，丰臣秀吉就已经着手逐渐从朝鲜撤兵了，并且同意弃守梁山城和加德岛，这些都是退缩的姿态。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奠定日军败局的，并不是最后的露梁海战，而是蔚山之役。再往前追溯，早在1592年的第一次平壤之战，侵朝日军就已经露出失败的兆头。
丰臣秀吉的招魂幡
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的野心完全破碎以后，日本人并没有停止向海外扩张的野心。丰臣秀吉死后，主宰日本三岛的丰臣政权被德川家康开创的江户幕府取代。1609年，萨摩藩的岛津家向江户幕府提出了入侵琉球的要求，得到幕府许可。于是萨摩藩以桦山久高为大将，率领100艘战船和3000士兵侵略琉球，最后无甚困难地将其打败。此后，琉球便同时臣属于明朝和日本，成为两属国家。后来直到清朝光绪年间，在公元1879年，才完全被日本给兼并。
德川家康亦对中国台湾地区怀有侵略的想法，先后在1609年和1615年派兵侵略台湾，所幸两次行动皆以失败告终。日本再一次侵略台湾，得等到清朝同治年间的牡丹社事件爆发，那已经是256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江户时代，日本人回顾朝鲜出阵，有不少正义人士认为丰臣秀吉的举动完全是不义之举，全面否定了出兵朝鲜。典型者如上田秋成，他在1792年完成的《安安集》中即对丰臣秀吉持完全批判的态度，声称：
丰国公征伐外国，对朝鲜的兴师问罪搁置不谈，其实是要征伐明朝，经朝鲜攻打北京，然后占领南京。这种想法非常可笑，一大世界如人之九脏，区别分置，即便掠夺了他国，也不会属于你，而将复归自然原样……武力镇压也只是一时之事。正如清朝推翻了明朝以后，联合已有的力量飞扬跋扈，但清朝亦无可能统治数千年。
再如江户时代的某不知名日本人，也在其所写的《日本地势辩及击朝鲜论》一文中，认为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是一场不自量力、以小博大的灾祸，称：
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敌强。”孙武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秀吉公不明于此，而欲远伐大明国……秀吉公以庆长三年八月薨，遂尽班暴露之师，脱我邦于危难之域，呜呼幸矣！秀吉公未有治国安民之术，徒发无益之师远伐邻国，而杀无罪之人；转输千里，凋敝我生灵，故得罪于神明。其身以死，不越三年，倭邦大乱，嗣子秀赖公竟没于元和之役。故曰：“以小举大者，殃也。”
但是，在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还有另一部分日本人仍陶醉于丰臣秀吉外征的“赫赫武功”，在各自的私家著述中对丰臣秀吉大肆吹捧，夸耀他的“雄才大略”。如赖山阳在《日本外史》一书中对丰臣秀吉评价道：
呜呼！使太阁生于女真、靺鞨间，而假之以年，则乌知覆朱明之国不待觉罗氏哉！盖其为人酷肖秦皇、汉武，而雄才大略远出其右。夫汉武乘丰富驭区宇，不论可也；秦皇挟六世之余威，蹶衰残之六国，熟与太阁之徒手奋起、制服群雄！
在赖山阳的眼中，丰臣秀吉把秦始皇、汉武帝都给比下去了，认为如果丰臣秀吉出生在女真部落的话，那么明朝的灭亡也不用等爱新觉罗家族出马了。与此论调相似者，还有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策》中所说的“若秀吉长寿，有支那应为日本属国之势”。
在大槻磐溪的《删修近古史谈》一书中，也有与赖山阳、本多利明完全类似的论调。书中评价丰臣秀吉道：
太阁征韩之役，世多议焉者。余则谓，以盖世之雄，立无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则外征耀兵，亦势之所至。特主将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龄亦从颓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亲征之劳，则转瞬灭韩，旦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在觉罗氏之先也。故余尝历论宇内英雄，定曰四杰，曰丰太阁，曰忽必烈，曰历山王（亚历山大），曰那波烈翁（拿破仑），而秦皇、汉武不与焉。
大槻磐溪认为丰臣秀吉亲自出马的话，朝鲜、明朝都能顷刻覆亡，没爱新觉罗家什么事儿了。大槻磐溪也看不起秦始皇、汉武帝，认为丰臣秀吉的丰功伟业远在他们之上，在世界历史上，能够与丰臣秀吉相提并论的，只有忽必烈、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三人。
除此外，山县祯的《国史纂论》一书对丰臣秀吉也有一番高调的吹嘘：“而世有以其（丰臣秀吉）胆勇善战，起自匹夫，骤至霸业，比诸项王者，何耶？项羽气度狭隘，素无人君之度，何可与我丰关白同年而语哉？”在山县祯的眼中，即便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也没有资格和丰臣秀吉相提并论。
部分近世、近代的日本人通过文字上对丰臣秀吉不断鼓吹，寄托埋藏在他们心中的野心，仍旧希冀日本能耀兵于异域，征服东亚，称霸世界。随着中国明清易代后逐渐势衰、日本在近代以来的国力不断提高，终于在万历朝鲜战争结束的公元1598年过去296年后，也就是在公元1894年，日本明治政府借故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再次出兵朝鲜，与清朝爆发了国家级别的冲突。这一场战争，中国称呼为“甲午战争”，日本则称呼为“明治廿七八年之役”。在这一次的中日国家级冲突当中，清政府无法重现近300年之前明政府在万历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反而输得一败涂地，以至于日寇突破朝鲜这一道屏障，踏入中国境内，实现了从前丰臣秀吉一直未能实现的野心，并在中国境内制造了第一场日军针对华人的屠杀事件，是为“旅顺大屠杀”。清政府由于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输掉了大国的尊严，被逼割让台湾岛以啖日寇。此后近代中国一直备受日本欺凌。直到50年后的1945年，中国才再次击败日寇，并收复了象征过去屈辱的台湾岛，重拾了昔日的尊严。此时，距离明朝万历朝鲜战争结束的1598年，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47个年头。